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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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

一、科技革命的推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面对挑战和质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既不能断言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虽然国家作用在增强，技术进步在加速，但这些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新阶段’言论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评价和对其未来的估计”。S.都留重人同样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却是以巨大的浪费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不会改变。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有组织的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罗德否认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强，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然不能避免。就在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和繁荣发展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平稳而快速的增长被“滞胀”所替代，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以信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价值危机等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危机的爆发和劳资关系的破裂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潮，英美等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都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国左翼代表人物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和周期性，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总量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决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客观趋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虽然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即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变到“灵活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困扰，但这种转变更像是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或历史条件，虽然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能改变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目标，因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克服不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更改变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顾海良教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和路径，显然可能有多种选择。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已经并将更快地改变生产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给现阶段及其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换，并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徐崇温教授认为，“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要从总体上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但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地认识到：俄国还不具备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它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小生产自发发展的必经阶段。列宁未能见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因此，斯大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半商品经济论”，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首次论证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运行和作用的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通过模拟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的方法为企业确定必须遵循的基础价格；除兰格外，其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如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等；原苏联经济学家中“，西伯利亚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关于所有制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中的理论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苏东剧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警醒，仅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美国罗耀拉大学施威卡特教授认为，既然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市场经济就成为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之路。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以国家所有制或工人集体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可以消灭剥削和雇佣劳动，而保留一定的市场机制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短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且还能克服中央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集权化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劳勒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论述，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而需要通过公有制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来取得财产，因此，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可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日本经济学家伊藤诚指出，中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模式之一，它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领路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大胆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必须借助市场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一切方面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与经济制度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在邓小平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仅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而且是最优结合。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既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之利，也存在“市场失灵”之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不仅能扬市场经济之利，而且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之弊。因此，社会主义不但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宋涛教授肯定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但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不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市场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基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在经济具体运行中如何处理市场与计划（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却产生了颇多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就必须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体性地位，政府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宏观调控也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政府的功能在于做好服务，建好环境；另有观点认为，“我们的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尊重市场价值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公有制下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即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则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

三、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虽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的经济全球化，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已经形成。面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马克思也力求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释，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最初的写作计划中，也预留了两册来写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最近3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有关时代特征和人类发展趋势的重大问题，也是每个国家必须在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做出对策和选择而无法回避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国际分工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和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主权与主权国家的矛盾和对立都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几乎蔓延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和走向，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再次彰显出它强大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受到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向全球扩张的趋势，并就其本质、动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巴兰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和卡多佐、法籍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埃及经济学家阿明对“边缘资本主义”起源、发展阶段、发展途径等问题的思考，比利时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关于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包含了经济全球化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学者威廉•I•罗宾逊指出，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阶段，其特点是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也使社会再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贫穷乃至生态灭绝。”日本学士院院士伊藤诚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自我调节、理性、高效率的经济秩序的延伸。然而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经济动荡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田纳西大学教授阿•斯科特•弗瑞通过国际石棉贸易的考察，研究了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与外围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他认为，外围国家和核心国之所以会形成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主要是因为，核心国依赖其在资本、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优势而使外围国家对其产生不平等的依赖关系，从而减少了外围国家选择的余地，在经济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欧文•马奎特教授就全球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发达国家的工人卷入到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即面临着不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排挤和各种社会福利的降低。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化，解决国际工人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教授认为，“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剥夺了个人和民族参与全球社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新的交往手段和更多可供支配的资源也为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希腊学者萨瓦斯•米切尔•玛特萨斯同样认为，应把经济全球化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影响的认识，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看法是趋于一致的，但国内学者更着眼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去看待经济全球化。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目前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结果，大多数的国际规则都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和颁布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接受和服从的选择，因此，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那么，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实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呢？这是关系一个国家荣辱兴衰的大事。对此，武汉大学陈恕祥教授认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迎接挑战、防范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和争得自身发展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程恩富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主导阶段是暂时的，全球经济最终将指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是由“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中国社科院何秉孟教授同样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虽然是资本主义在更高层次上向全球的扩张，但从长远看，它也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奠定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指出，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上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具有历史永恒性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要对全球化有全面的足够的认识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参与其中，“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四、西方经济思潮的冲击与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西方经济学对立面的理论姿态被世界无产阶级所掌握，因此，它的成长历程也必然伴随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种种非难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斗争中不断地成长壮大，从理论发展为运动，从运动走向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而，苏东剧变后，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些国家的消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逐渐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即使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地位。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冲击，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国从战备状态进入了战后修复和建设阶段，作为两大对立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进入了比较平和的发展时期，并出现了力图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通过寻求共同的主题形成对话和沟通。例如，罗•米克通过考察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多布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保罗•巴兰通过探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经济剩余”等范畴，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话搭建了重要的平台。然而，平静的海面下通常是暗流激涌，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难和攻击，他们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恶意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领导者的方式，阻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发展，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使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瞬间倒向了资本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也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甚至在俄罗斯，开设了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被停止，课程内容被所谓的“economics”的“经济学”所取代。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巨大冲击，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捍卫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权利的同时，对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认为拯救国家和人民于苦难之中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和全民所有制道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性危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对危机根源的透彻分析而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21世纪最响亮的呼声。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却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地位问题认识上的严重偏差。这种严重偏差的集中表现就是，在经济学教学上，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课时不断被压缩，甚至在一些高校已经被砍掉，而西方经济学在课程设置中却越来越凸显；在理论研究上，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无用论”和“取消论”，倡导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在意识形态上，淡化主义，强调普世性。长此以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逐渐被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地位发生动摇。对此，刘国光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然而有些人士在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妄想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以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经济学界的遭遇为鉴，警示中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和被贬为“教条”和“空想”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以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例如武汉大学陈恕祥教授提倡，要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学阵地，同时也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努力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指出，目前在中国高校和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被边缘化，如何防止这一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保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其根本途径就是在发展中坚持，在实践中发展，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本质。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这一问题上，吴易风教授指出，对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吸收，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囫囵吞枣，更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应该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结论及展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如前所述，在当代，社会、经济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都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迫切的课题，都需要我们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予以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在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现实解释力的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目前对于当代中国，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建设。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根本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庸俗经济学的本质所在。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第二，必须坚持融合发展广泛借鉴的创新之路。随着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经济学已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研究领域，出现了生态经济学、地缘经济学、美学经济学、经济学心理等交叉性学科，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必要从相关学科中广泛借鉴和积极汲取可用的知识和方法，提高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力。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中，必须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过去我们无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建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都过多地偏于定性分析，而缺乏对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等方面的量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被边缘化、在实践上被束之高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必须克服以往忽视运用量化分析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文精神与数理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往我们由于过多地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而忽视了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导致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自由思潮在我国理论界和高校的泛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同西方庸俗经济学者相比，不仅同样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且他们坚持马克思的立场和世界观，虽然身处资本主义阵营，但却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针砭入理的分析和批判。因此，中国学者在未来的经济理论工作中，应更加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

作者：孙立冰 刘晔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新乡学院政法系

经济学论文:新政治经济正义及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探源及内涵解析

对经济正义的探讨，源远流长，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是前人思想之树的果实。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范畴进行探析，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概念的特定内涵进行解析，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的思想。

1.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是对前人经济正义思想的继承和深化。

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他把万物的始基比喻为货物和黄金，说明了经济生活对希腊生活的特殊意义。特拉西马库斯则说“正义满足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正义即强权。与此相反的权利观和正义观都是愚蠢的天真表达。”他将正义与利益相挂钩，并关注其现实的存在，将正义与一定的权力结构相关联，达到了一种深度。柏拉图说“一个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满足相互需要的社会：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节制者生产。”这种在社会分工上的各得其所，可以说是对经济正义最早的明确表达。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交易平等的正义和分配平等的正义，他把经济正义具体化了。中世纪将上帝看成正义的化身，并认为使人获得财富是一种正义的奖赏，而且还要求富人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财富。这是用神学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诉求。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推进了经济正义思想的跨越式发展。洛克强调了财产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同等重要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是一切自然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洛克将经济正义提升到人的权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原则和斯密为首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原则。康德强调正义是基于人的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实践活动，从而通过实践的概念给正义以不断生成的样态。黑格尔对精神劳动及其异化的强调，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产生做了理论铺垫。马克思是由“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正义这一问题，并形成了经济正义思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用“经济正义”这一概念，且出于对资产阶级虚假正义的反感，也很少使用正义一词，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其经济正义思想的光辉。

2.马克思经济正义这一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独特的含义，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地解析。

对“经济正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多集中在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讨论中，这是经济正义的核心内容。张雄教授在《经济正义，被定义了的话语》中，强调“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他精准地抓住了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的实质和核心，并进行了通俗化和现代化的语言转换。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的内涵，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他强调经济正义实现的现实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即以国民财富的高效率的迅速增长为前提。从而给人们提供尽可能大的可供分配的蛋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一个正义的经济制度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推进生产力的增长，产生“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在此意义上，处于异化劳动状态的工人要比封建社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要好得多，这是由个体所拥有的经济正义受到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现状的制约的事实决定的。第二层面，经济正义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一种合理化的分配和总体上的均衡。张雄教授在其文章中对这个“帕累托效率”进行了具体地阐明，他指出：从柏拉图所强调的契约正义看“，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正义作为社会德性的性质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因此，“它意味着既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损害他人而致利于自己的一种德性张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上的正义来说，它是“矛盾冲突的有效协调”；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和制度正义来说，平等和自由的优先地位不容置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允许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他还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内部的经济正义的实现受到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这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经济正义强调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地位的平等和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关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机会和分配机制中分享劳动成果份额的对等性和差异化的合理限度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或西方均质化抽象化的正义，而是在承认个体天赋差别和努力程度差别的基础上，使个体的劳动获得符合其心理期待和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吻合其付出的公正待遇。马克思一直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平。但是，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给人以尊重和尊严，达到社会历史发展限度内的最大程度的和谐，则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将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并且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3.马克思将经济正义作为其正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来使用。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正义理论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内核上，强调经济正义是实现政治正义、文化正义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尤其是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正义的核心和实质是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尊严地按应该享受的国民待遇活着，让其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制度建设，并获得人格自信，而人民自信的现实前提是让广大劳动人民富起来，像有钱的资产阶级一样拥有“口袋里的权力”。恩格斯也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学成为唯一的一门科学”，而他则是致力于对这门科学的前提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鼓吹的“经济正义”虚假性的揭示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经济正义，从而将经济正义的理论提升到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的高度。总之，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内涵，将人们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推到新的境界。

二、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新采掘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既是我们深刻理解和批判各种各样的虚假正义观尤其是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理论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以“经济正义”为核心的正义体系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有机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深刻理解和剖析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现实价值。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基石：基于“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纬度的正义原则

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是评价现实生活中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原则和标尺。

1.正义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性，却都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基础。

张雄教授指出“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同理，从不同角度和理论视野提出的正义原则也有相对的特征，但却会有深层次稳定的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家，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正义变成了总量的算计；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则强调自由的重要价值是他的正义原则；康德强调对基于自由意志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三种正义观各有特点，却都以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考量为基础。因此，基于人性的科学认识并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考量，是所有正义理论产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种正义理论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

2.马克思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性本身随着历史的波动处于流变状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现实的考察人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人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可以确认“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和交往状况相关。更为重要的这个现实的人所处的世界，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在不断地生成之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特别强调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强调其历史性。“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这无非说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而基于这种现实的经济活动基础上不断以肉体的自然形式和交往等社会形式生成的现实的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正义，正义的价值和原则都随着不断生成的实践在不断地生成中。

3.马克思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理解人性，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层次性，正义也具有层次性。

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就是人”，经济正义的重要内涵是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用带有嘲讽意味的笔触写道，“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因此，获得生产自己物质生活本身的权力是最基本的经济正义。马克思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又与人的需要相关，人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和生产，一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和必须的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二是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生产，包括超出必要生存之外的诸如奢侈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三是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后代。维持基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产，是人与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愤怒道“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因此，他说整个无产阶级遭遇了普遍的不正义，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权利，而是作为人的权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他曾对人是类存在物作过解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现在人比动物依赖生活的无机界更为广阔，自然“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才能“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生产”，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作为类存在物，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超越自己所属的种属的尺度而按任何尺度进行生产，而且不仅仅按生存需要进行生产，更按美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确证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高贵之处就是，他不仅仅是动物般的肉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和超越动物生存本能限制的自为和主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正义的社会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犀利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变成工具而造成普遍异化现实的“非正义性”，工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人有意识地将自己沦为生存手段。

4.正义价值观念和原则的相对性又与历史性紧密关联，从社会历史时间意识上，不同的正义观是立足于不同的时间坐标，具有鲜明的历史纬度。

海德格尔写道，“从将来返回到自身，决心就以当前化的方式把自己带入到处境中。曾在来自将来，其情形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释放当前。我们把这种作为曾在着的———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称为时间性。”现代哲学的最大进步是全领域地贯通过去、现在、将来的新的时间坐标系的确立。以现在的时间坐标来看，康德的道德律令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抽象，而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正义观，因此，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缺乏未来和过去的纬度。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来考量正义和经济正义，基于现实中作为历史绵延环节的现实存在对经济正义进行分析，因此，具有深刻的辩证色彩。如对异化劳动，马克思看到了其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看到了其不合理性，他把对经济正义考量放入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隧道，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二）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核心：从宏观层面关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制度正义

罗尔斯特别强调制度的正义，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具体而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而“主要制度”无非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它们“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则更早的对制度正义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正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眼中的制度指的是“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一方面，从历史的普遍性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一般标准，并对所有的经济制度形态进行了纵向考察。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正义意味着“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契合。“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对生产方式的符合，有两个层面：从生产力角度看，正义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在生产力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大大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人们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从生产关系上，正义的经济制度要有符合人类进化的增益目标，要彰显人的高贵存在的特有的价值，要人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地活着和发生交往等社会关系为前提。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给予了辩证分析。资本主义曾创造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奇迹，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启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彰显了人类主体翻天覆地操控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惊叹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此意义上，伯曼指出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激烈批判的人，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热情赞扬的人。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义进行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处于普遍异化的现实存在，探究了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根源。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转引布雷的话说，“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这种反常情况”，“政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而财产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马克思强调说“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的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进一步具体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呼吁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在公有制大家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经济正义，通过自己的劳动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而消除异化的生活困境，自己拥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类生活、掌控自己独特的类活动劳动，才能与社会的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基于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经济制度的正义分析，把人的解放看成了人们不断打破不合理制度模式尤其是经济制度这种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并探求新的制度模式以实现人的幸福的历史过程，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

（三）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具体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原则的论述，具有现实性历史性的特质，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提供了范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活的现实性是人类存在的现实前提，他同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正义实现的前提，强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前提。在此意义上，他将共产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并强调“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不同，按劳分配具有走向更合理的按需分配必要环节的特征。一方面，他强调与历史和生产力状况相契合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更强调要辩证看待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作为对按资分配的扬弃，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有其局限。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理性，马克思反对将“按劳分配”做教条化理解。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强调，从来都不存在着“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很多对劳动的扣除是必须的。因此“，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唯一标尺和照耀万物的“以太”，但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按劳分配”却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重要纬度。总之，马克思历史地看待经济正义问题，将经济正义的解决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流变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其经济正义的框架，都必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积极的“易”，确定其合理性。这为我们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马克思站在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尤其西方经济学开辟的现代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发出了“不是资本创造世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的本质无非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物化”的历史评判，从而把经济正义的深度和广度推到了新的境界。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在阶级立场上，对经济主体利益的关注，由“少数人”到“多数人”进行了价值标准的转换。二是，对经济正义的考察从现实中现象出发，而历史地深入到根源本质的考察即社会所有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的考察上。三是，对经济正义进行了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如内容上经济正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的正义、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正义、劳动过程的正义以及劳动者用自己的获得自由的兑换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正义。四是，从人的本质的高度审视正义与非正义，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空间坐标下考量经济正义问题，因此赋予经济正义更广阔的视阈。

三、新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关键：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

理论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有威望。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挖掘本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呼唤。中国需要不同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的意义，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为指导。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体系的现实的选择，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以其深刻性构成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正义理论，有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有西方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有康德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律令的义务论正义观。他们各有优缺，可谓是各执一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和人的本质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上双重去考量这些事情，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会有更明智的结论。马克思强调人有其为人的意义上的崇高性，要基于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来进行正义的评价，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自愿”等为不正义的行为开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其核心是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中国化的深度推进。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必须坚持人民经济正义的主体立场和价值维度。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基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理论立场的选择。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人民的经济正义的价值纬度作为基本原则，指导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行为抉择。人民的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社会的成功人士看到自己的幸运背后的庞大群体的默默的支持，而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成功和财富；人民经济正义纬度，会使得政府机构和企业决策者超越所属组织的特殊利益，而基于社会发展的高度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更高的价值目标；人民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对强拆等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更快更强地达到舆论的一致声讨，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有利于对互联网金融等有利于更多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创新制度和举措，消除一定的阻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安排，对于个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相应地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出一个不断生成且一旦生成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统摄作用并呈现出刚性稳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制度作为形式规定整合着个人，并成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自由限度，因此对于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动力的激发与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传统、人民的个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转型中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国多样的制度模式的利弊，因此，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建构的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认清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介阶段，处于与资本主义诸国的普遍历史联系中并面对自己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困境，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放的心态，大胆地对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融合，并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系列制度，为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和创造性地发挥以及在经济正义基础上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4.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全面分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正义理论提供了范本，要坚持历史纬度和人的本质的纬度，并随时代的发展实现理论的突破创新。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劳动人民经济正义的制度保障“。按劳分配”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有机结合，人与人成为彼此协作的同志，使得劳动者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的物质财富，按照自己的努力程度分享社会财富大蛋糕的份额。“按劳分配”保证了广大劳动者对价值源泉的真正占有，作为国家公民分享社会财富的权益，有力地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享受教育的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等其他宪法所规定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按劳分配”的实行，是以社会自然分工的存在为前提的，由于个人禀赋的差异，按罗尔斯正义论的说法，势必产生：如果强调结果的平等，会造成牺牲效率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用机械的统一代替丰富的个性，势必使得个体的现实性存在成为虚幻，因此，个人的激情和欲望也变得没有意义，如此会使社会缺乏动力机制；如果严格“多劳多得”按程序公平进行分配，实际上是在取消天然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力。程序的正义和结果的正义，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二律背反。而且无论是程序的正义还是结果的正义并不显示主体个人精神自由和自觉选择的纬度，即并不意味着对劳动者心理和精神等主体现实状况的关注。马克思更是全面地看到了“按劳分配”的局限性，其存在是以劳动还是生存手段为前提的，是维持生存的片面发展，是基于自然分工的不自由状态。此外，劳动之外的生活才是人的本质的存在的开始，而精神生活的丰富要以不受物质匮乏所困的物质丰饶和获得的自由为条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社会主义和按劳分配看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对按劳分配的优势和不足有全面的认识，并探索新的分配制度和模式，这也是我们对待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其他方面应有的态度。

作者：赵海瑞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经济学论文: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药物经济学论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本院2011年1月~2014年12月收治的60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符合《实用内科学》中的相关诊断标准,均经B超、肝穿活检等证实原发病为肝炎后肝硬化,并继发上消化道大出血,均依据临床表现并经内镜检查证实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均有一定程度的呕血或黑便。其中,男40例,女20例,年龄24~68岁,平均年龄(48.3±7.2)岁。按照生长抑素用药方案分为常规剂量组和双倍剂量组,各30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给予常规剂量组患者常规剂量生长抑素治疗,即静脉微量泵泵入维持注射250μg/h生长抑素(每支剂量为3mg),连续注射1周,患者停止出血后继续用药2d；给予双倍剂量组患者双倍剂量生长抑素治疗,即静脉微量泵泵入维持注射500μg/h生长抑素,连续注射3d,患者停止出血后将剂量缩减到常规剂量,连续注射4d,如果1d内没有有效控制出血,则运用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或给予患者外科急诊手术或内镜下治疗。对两组患者进行对症治疗,包括运用凝血酶止血等,同时对其进行营养支持治疗,让患者禁食、为其抑酸等。依据血红蛋白水平适当为有需求的患者输注新鲜血浆及红细胞悬液。用药过程中运用多功能监护仪对两组患者的血压、心电进行持续监测,同时对其大便颜色、血红蛋白水平等变化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

1.3统计学方法

运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分析两组患者的成本-效果。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对本研究中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止血时间比较

双倍剂量组患者≤72h的有效率93.33%(28/30)显著高于常规剂量组70.00%(21/30)(P<0.05),但两组患者≤24h、≤48h的有效率及止血时间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的成本-效果分析

双倍剂量组患者的成本效果比显著低于常规剂量组(P<0.05),两组患者的成本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是门脉高压症的一个主要临床表现,极易引发上消化道出血。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内科的常见急症,在上消化道出血中占总数的1/4。发病时具有较大的出血量、较为凶险的病情及较高的病死率。有效控制出血,降低血液中舒血管物质的浓度,或使舒张的阻力血管收缩,从而降低门静脉压力和控制出血,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药物治疗、内镜下及手术治疗是临床对其治疗时采用的主要方法。现阶段,在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治疗中,药物治疗仍然是临床采用的一种主要的方法,该方法能够促进门静脉压力的显著降低,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配合应用抑酸、止血药物等选取出来能够有效为患者止血,临床采用的主要治疗药物有生长抑素及其类似物、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等,这些药物均能够促进门静脉压力的显著降低。其中生长抑素是近年来用于肝硬化食管及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主要药物之一,可通过抑制过高的胰高血糖素而发挥降低门脉压力作用；除对体液作用外还可能改变内脏交感神经活性对肝流出阻力有调节作用,并对静脉血管床有直接收缩作用,可直接收缩门静脉增加血管阻力,降低门脉去甲肾上腺素,使门脉阻力有所下降,并能减少奇静脉的血流,从而降低侧支循环血流量而达到早期止血效果,其在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治疗中确切效果已得到大量临床实践证实。此外,目前用于临床的人工合成的生长抑素的结构和生物效应与天然生长抑素相同,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因此在临床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双倍剂量组患者≤72h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剂量组(P<0.05)；两组患者≤24h、≤48h的有效率及止血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倍剂量组患者的成本-效果比显著低于常规剂量组(P<0.05),充分说明了从药物经济学角度来看,双倍剂量生长抑素用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中更具成本-效果优势,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作者：陈静贤 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经济学论文:强直性脊柱炎药物经济学论文

1检索策略与检索结果

在去重后，共有生物制剂治疗AS的疾病负担改善的相关英文文献14篇，根据研究的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在阅读题目与摘要后，剔除12篇文献，在阅读全文后共得到2篇合格文献。共有生物制剂治疗AS的经济学评价相关文献54篇，根据研究的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在阅读题目与摘要后，剔除50篇文献，在阅读全文后剔除1篇文献，因此，与经济学评价结果相关的文献共有3篇。

2对疾病负担的影响

目前针对强直性脊柱炎的药物经济学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共纳入3篇文献。纳入2篇与疾病负担相关的文献，结论均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使用英夫利西单抗可以减少某些重要的费用，降低疾病负担。Listing等通过一项为期12周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以及2年的开放试验，将使用英夫利西单抗治疗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住院时间和因病休工时间与使用前进行比较，从而分析英夫利西单抗对强直性脊柱炎疾病负担的影响。共有70例患者参加此次试验，其中49例完成为期2年的试验，并在参加工作的38例患者中进行休工成本分析。在进行试验前，完成2年试验的49例患者中共有20例（41%）入院，而在试验后，患者入院率降至10%，入院率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平均住院时间也明显减少，1年后住院时间从11.6d降至0.6d（P＜0.01），2年后住院时间为2.9d（P＜0.01）。平均每例患者在第1年和第2年中可分别节省3200欧元和2500欧元。而退出组的平均住院时间则无明显差别，平均每例患者可节省600欧元。第1年所有职工因病休工的比例从57%降至36%，每例患者的平均休工时间从31.3d降至12.5d。第2年职工因病休工的比例降至14%，每例患者的平均休工时间为4.7d。由此可见，英夫利西单抗可明显减少患者的入院率、平均住院时间和因病休工时间，对强直性脊柱炎所引起的疾病负担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Kobelt等进行了一项回顾性横断面研究，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使用英夫利西单抗治疗的成本-效果进行了分析。利用回归模型对平均成本和效果进行估计，解释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病程、疾病严重程度和功能状态、疾病进程。共纳入70例AS患者，随机分配到英夫利西单抗组和安慰剂组，每组35例。安慰剂组患者的平均成本为25128英镑，英夫利西单抗组患者的平均成本为17240英镑，比安慰剂组少了约30%，大大降低了疾病负担。

3经济性

共纳入3篇对英夫利西单抗的经济学分析。Listing等认为，英夫利西单抗治疗1年或2年后，明显降低入院率及因病休工时间。这导致第1年和第2年平均每例在职患者可分别节省因病休工而损失的1700欧元和2400欧元。平均每例患者每年因避免住院和休工而挽回的损失约为4900欧元。表明使用英夫利西单抗长期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能明显改善疾病，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Kobelt等在英夫利西单抗组进行3个月的临床试验和1年的开放试验，并使用超过30年的假设性模型对长期治疗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平均总成本为（6765±166）英镑，直接医疗成本占总成本的57.9%，非医疗成本占16.5%。英夫利西单抗的使用增加了0.175QALYs，第1年每QALY的成本为35400英镑，第2年的每QALY成本为32800英镑。结论是强直性脊柱炎非药物治疗成本和劳动力损失成本所占比例较大。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所带来的疾病成本减少，可以部分抵消英夫利西单抗的药物治疗成本。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短期的ICER为30000～40000英镑，而长期的ICER为10000英镑。Fautrel等研究不同剂量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成本-效果分析，得出结论为每6周固定剂量更具有经济性，但其ICER非常接近阈值。因此，在做英夫利西单抗相关研究时，同样需要考虑服药时间的长短以及用药剂量。

4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对疾病负担的影响以及经济学评价的英文文献，共纳入了3篇文献，涉及德国、瑞典、法国和英国4个国家，时间跨度为2004—2009年，货币包括英镑和欧元。3篇有关英夫利西单抗的研究均得出了其对强制性脊柱炎的疾病负担具有改善作用，并且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抵消了英夫利西单抗本身的药物成本，具有很好的经济学意义。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各研究无法获得各种医疗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只能使用费用水平作为成本的替代，并且，各研究所分析的成本项目各不相同，因此，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本研究所纳入的研究均不是近期的文献，且涉及不同国家、时间跨度较大，各国各地区所进行研究的成本范围、价格、费用、样本量、数据来源等因素也不尽相同。尽管得出的结论并无太大分歧，但是对于目前英夫利西单抗使用近几年的中国来说，其参考价值可能有限。中国的药品定价机制和价格水平同国外有较大差别，而且目前还缺乏以中国人群为基础的证据证明英夫利西单抗的经济性。第三，本研究所纳入的文献中缺乏对同类药物、不同类药物之间的经济性比较，纳入研究只是根据前后对比或安慰剂对照的结果得出结论，缺乏和不同替代药物之间的比较分析。还存在英夫利西单抗比其他药物经济性差的可能，因此，仅从现有研究证据可能还不足以得出英夫利西单抗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优选药物。因此，建议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英夫利西单抗等生物制剂给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改善，但目前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研究证据证明其经济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医保决策。

作者：何江江 胡善联 茅艺伟 张崖冰 岳宁 刘蕊 单位：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经济学论文:价格垄断行为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价格垄断问题的行为表现

(一)企业价格联盟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性，因此，在市场中企业总有协调生产和定格行为的动机，通过合谋限制产出和提高市场价格，最终增加自身的利润和共同的利润。公开协调定价和产出行为的企业联盟被称为卡特尔，包括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卡特尔实际上构成了垄断，成员企业分享垄断利润。这种价格联盟行为实际上造成价格垄断，掠夺了消费者的利益。2011年，宝洁、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等知名日化企业集体对日化产品涨价，这四家企业占据全国日化产品八成以上份额，虽然没有公开的价格垄断协议，但它们利用市场的优势地位，集体涨价行为仍然属于价格协同行为，涉嫌价格联盟。

(二)价格歧视行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无法制定自己的价格策略，是市场价格接受者。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市场是难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往往是常态，这就给企业实施自身的价格策略以“可乘之机”。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采用非统一定价，价格歧视是企业常常采用的手段。所谓价格歧视就是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来最大化利润的非统一定价策略。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非统一定价形式是三级价格歧视，即企业对购买不同数量同一产品的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当前在服务业领域价格歧视现象非常普遍，例如餐饮、娱乐、医疗、服装等领域，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购买不同数量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相差甚远。无论何种价格歧视最终都是掠夺了消费者剩余，使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政府对价格歧视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处理价格歧视的典型案例就是2011年4月，国家发改委根据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所接到的举报，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是否利用自身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价格歧视。这一反垄断调查在社会上引到了积极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

当前，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不仅表现在消费终端，在企业生产的中间品市场也逐渐出现价格垄断行为。这类中间品厂商往往具有某些方面的市场支配地位，它们为谋取超额利润，往往对下游厂商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最终导致终端消费品价格扭曲。这种价格垄断行为不仅造成中间品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对整个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这类价格垄断行为。例如: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调查认定山东潍坊顺通医药有限公司和潍坊市华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曾因非法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药、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导致相关制药企业停产。被国家发改委分别处以687.7万元及15.26万元罚单，被认为是我国自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后的“首起垄断重罚案”。同样，2014年，国家发改委针对豪车进行反垄断调查，一个主要的证据就是豪车“零整比”过高，反映了豪车生产企业通过控制零部件等中间品实施价格垄断行为。

(四)排他性协议行为

在现实经济的价格垄断行为中，除了直接与价格相关的行为外，还有一类行为虽然不直接与价格有关，但它排除、限制竞争，间接对价格施加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排他性协议行为。排他性协议常常在买卖双方之间约定特殊条款，从而排除或限制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获取同等待遇，使自身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创建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有利于实施自己的价格策略。近年来，这种排他性协议行为在销售渠道争夺上越来越显现，例如:2011年7月，工信部公布《关于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的意见》，规定今后运营商不得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也不能在录取通知书中夹寄手机卡等;2012年，康师傅、统一两企业为争夺终端销售渠道，对销售商进行补贴，采取排他性协议，这些都属于排他性协议行为。

(五)平台价格垄断行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各种平台企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台企业可分为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实体平台诸如大型商场、超市等;虚拟平台诸如各种B2B、B2C的电子商务网站、团购网站、支付平台等。近年来，随着国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平台企业发展迅猛，然而面对双边市场，很多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从而使平台企业的双边市场客户“苦不堪言”。这种平台价格垄断行为虽然能为平台企业带来暂时的超额利润，但对平台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使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这一平台价格垄断行为予以高度重视，亟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为约束。例如:2011年10月10日，淘宝商城公告，大幅提高技术服务年费和商铺的违约保证金，引起中小卖家不满，淘宝商城受到数千自称“中小卖家”的网民集体攻击，商务部就曾表示“淘宝事件”源于我国网络管理的法律基础薄弱，网络零售领域法律缺失以及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另外，大型商场和超市的“进场费”在国内零售业已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一些大型零售商凭借市场优势地位，对中小供应商收取进场费、条码费、陈列费、节庆费、返点等数十项费用，这些费用大多不写入合同，随意性极强，商务部等部门在治理这一乱收费现象时也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而受到诸多阻碍。

二、价格垄断行为产生一般解释及其缺陷

价格垄断问题一直与市场经济发展“如影随 行”，传统经济学对于价格垄断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出了多种解释。

(一)“市场失灵”论及其缺陷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然而现实中市场也常常“失灵”，导致市场均衡状态偏离帕累托最优配置，而这就为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埋下了“伏笔”。从市场失灵角度来看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而无法影响价格。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种种约束条件，使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技术、规模经济等原因，企业要进入一个市场必须支付一定成本，特别是要支付一定的已进入企业不需支付的成本，从而形成了进入壁垒，产生垄断，给垄断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以“契机”。第二，不完全信息。自由竞争理论假定市场活动的主体拥有市场全部充分的信息，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往往无法完全掌握市场全部信息，而企业往往拥有产品(包括服务)生产的全部信息，从而拥有更多信息主动权，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当有效需求增长、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因而大大超过自然价格时，运用其资本以供应这种市场的人常常小心翼翼地对这种变化保守秘密。”可见，“市场失灵”论认为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是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的原因。“市场失灵”论解释了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产生的客观原因，阐明了市场功能性的失灵为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条件，但这更多是从企业外部角度考虑，因而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市场失灵无法解释在某些充分竞争的领域，诸如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商品等行业，企业依然企图通过价格联盟，谋求价格垄断;另外，市场失灵也没能解释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究竟是企业主动行为还是受外部环境诱使所为，以及为何企业面对市场失灵没有自我约束行为。

(二)“利润最大化”假说及其缺陷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另一种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的集合，是一个生产计划集，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基于“利润最大化”假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会采取以下行为:第一，尽可能降低成本。企业会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各项生产要素成本，努力使自己的平均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并使企业产量扩大到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获取租金;第二，谋取垄断地位。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总是有谋取垄断地位的动机，因为垄断者可以自己设定价格而不需要担心竞争对手会压低价格，垄断者可以设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获取更多的生产者剩余，获得垄断利润。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垄断者通过使市场经常存量不足，通过绝不使有效需求得到充分供给，就可以将其商品大大超出自然价格出售，使自己得到的报酬(不论为工资或利润)大大超出其自然率。“利润最大化”假说说明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利润最大化”假说把企业只是作为一个“黑箱”，没有把企业看成一个组织，也没有关注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它的行为就并非仅仅是生产函数的集合，企业的交易成本被“利润最大化”假说掩盖，而企业大量交易成本的存在对价格影响不容忽视;再者，“利润最大化”假说也没能回答企业追求利润行为对外部环境有何影响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价格行为又有何影响。

(三)“市场结构”论及其缺陷

面对“市场失灵”论和“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解释共同的缺陷———忽视企业内部行为的考察。有一种“市场结构”论试图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行为。在SCP范式中，一个产业的绩效———为消费者提供利益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卖者和买者的行动或行为，而这些行动又取决于市场结构(卡尔顿，佩罗夫，2009)。“市场结构”论认为:第一，企业的价格行为与市场结构紧密相关，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因此，企业在制定自身价格策略时不仅会考虑外部市场结构以及产业集中度的状况，还会考虑自身成本收益问题;第二，绩效也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企业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定价关系，最终取决于市场结构;这就说明了市场集中度越高，垄断程度越高，企业越有机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两者往往是正相关的。SCP范式对于分析价格垄断行为把企业内部决策与外部环境以及绩效相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市场结构”论也存在明显缺陷:SCP研究者始终无法说清结构与价格之间的系统关系;另外，产业集中度本身就是由产业的诸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它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解释定价和其他行为的产业特征。

三、价格垄断行为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前文所述的几种价格垄断行为的一般解释，各有侧重，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些解释都存在缺陷，无法完全解释现实中价格垄断行为层出不穷的现象。现实中，企业价格垄断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价格垄断问题趋向于用理性的、稳定的、简单的数理式的解释，但往往难有功效;行为经济学理论关注人类的心理动机和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心理调整过程，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分析。

(一)预期理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具有稳定一致的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往往背离理性，尤其在所处环境发生变化时，更是非理性行为凸显。在企业产品定价行为上，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通过成本收益等分析方法很容易决策，而实际上却大大忽略了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的预期，而这预期反过来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产生非理性定价。Kahne-man和Tverskey(1979)提出的“预期理论”认为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追求风险”的。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问题，所谓的“获得”和“损失”都是有一个参照点的，不同的参照点所产生的“获得”或“损失”的心理感受是大相径庭的。在价格垄断问题上，企业往往选择的参照点是政府反垄断的惩罚以及惩罚的概率大小，从而决定企业是否会采取冒险行为。假设企业有A、B两种定价策略:A策略采取垄断价格，可以盈利300万，但有50%的可能被政府反垄断惩罚100万;B策略采取竞争价格，50%的可能盈利2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因此这时就要看企业的盈利目标定位，假设企业盈利目标是200万，那么A策略即使被反垄断惩罚也要完成盈利目标，而B策略可能刚好完成，也可能完不成目标，按照“预期理论”观点这时企业会“追求风险”选择A策略;而如果企业目标为100万，则A、B策略都能达到目标，这时企业会“风险规避”选择B策略。按照企业逐利的本质属性，企业一般会把盈利目标就高不就低，因此采取垄断价格成为企业的冒险行为，但也是企业在主客观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二)心理账户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钱是可替代的，也就是说不论取得方式，同等的钱是同价值的，没有任何区别。然而，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们对不同的钱有着不同的“心理账户”，也就是说不同的钱是不可替代的。企业之所以积极谋求价格垄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有其自己的“心理账户”，企业作为行为人对于不同的企业收入并非同等看待。企业对待正常利润和经济利润在心理上是有区别的，是分别列入不同的“心理账户”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正常利润视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并且计入企业的成本中;而经济利润则为企业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差额，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实就是指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而在实际企业经营中，即使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企业仍然可以获得全部的正常利润，但企业是不会仅仅满足于获得正常利润，因为正常利润只是企业家的机会成本而已，这时“心理账户”问题就出现了。企业会把不同的利润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对于正常利润企业家会认为这是因其才能报酬所得，而对这一账户企业家会认为是“辛苦所得”，并非经营企业的最终目的，即使获得了正常利润企业也不会再有扩大生产的动力。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建立任何一种新的制造业、任何一种新的商业部门或任何一种新的农业措施总是一种投机，设计人期望从而获得特别利润。”而这特别利润正是企业另一个“心理账户”———经济利润，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会体现在价格上。亚当•斯密(1776)指出，资本的利润随用它来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变化而变化。通过价格垄断有利于获取超额利润，而对超额利润这一“意外之财”，企业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反过来又会扩大生产，维持市场的支配地位。可见，“心理账户”理论有力地解释了企业总是谋取价格垄断行为的心理动机。

(三)自我约束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效用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改变的。然而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偏好往往随时间、地点、条件等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就产生了“自我约束问题”。行为经济学认为“自我约束问题”普遍存在，那么如何使当事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存在一个“自我约束问题”，企业明知道价格垄断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是受自我约束的局限，企业却总有谋求价格垄断的冲动。Rabin(2001)根据对“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程度的不同，分为成熟型、幼稚型和偏幼稚型。这三种类型都会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出现。第一，成熟型企业充分意识到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并且倾向于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行为。当企业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企业会认为自己是价格制定者，并认为垄断价格可以为其获取超额利润，并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构筑进入壁垒。当前许多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大型企业采取各种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二，幼稚型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因而会错误预测自己将来的行为。这类企业认为垄断价格在市场竞争中终究会回归竞争价格并等于其产品边际成本，从而产生拖延行为，企业最终仍然是采取各种措施维持垄断价格。当前企业价格联盟、排他性协议等价格垄断行为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第三，偏幼稚型企业虽然能够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但低估了其造成的影响。这类企业虽然认识到价格垄断违背市场规则，但认为其行为对市场影响甚微，因而忽视“自我约束”。当前许多企业采取平台垄断行为、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一类型。可见，“自我约束问题”有效地解释了价格垄断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四)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行为

传统经济学以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认为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可以天然满足供求双方的需求。然而科斯认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随后新制度经济学家以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分析企业价格、谈判、契约以及合同执行等问题。从而打破企业“黑箱”，更加微观地观察企业一系列行为。Kreps(1990)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谈判各方具有私人信息)，无效率的结果就会出现。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种无效率，而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易产生“道德风险”。由于买者对产品的信息相对于卖者总是处于劣势，这就为卖者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卖者会声称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以及限制产量等行为以提高价格;第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易产生“不可验证性”问题。同行业的企业间对彼此生产状况是了解的，相互间看似没有什么私人信息可以隐藏，但是这些信息只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当一方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由于相关信息的不可验证性或者验证的费用高昂，另一方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这就导致企业间往往存在价格垄断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三，企业与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导致发生“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对企业的生产、组织以及销售等信息往往无法完全掌握，监管疲软。企业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认为即使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政府也会难以知晓，即使知晓调查取证的费用也是高昂的，因此遵纪守法就成为企业的次优选择，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企业纷纷谋求价格垄断。可见，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四、利用行为经济学规制价格垄断行为

行为经济学为解释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面对这些内外部因素，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更是源起心理变动的影响，而面对这些复杂的企业经营心理活动，传统经济学的外部规制政策往往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必须利用行为经济学从内部改变企业经营心理，从根本上约束企业相关行为。

(一)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

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文简称“国家发改委”)负责“查处价格垄断行为”。2011年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两部规章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为依法加强反价格垄断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从目前反价格垄断实践来看，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应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在社会上创造积极影响，从而改变企业价格行为的“参照点”。假使企业价格垄断的收益为A，巨额罚单为B，当A≤B，企业就会意识到遵纪守法并不吃亏，这时企业就会“风险规避”，从而使企业建立合理预期，自觉摒弃价格垄断的图谋。

(二)建立惩罚机制，改变企业“心理账户”

正如定罪可能性和惩罚轻重受到社会控制，惩罚形式也受到社会控制。法律通常规定某种违法通过罚款、缓刑考验、教化，还是通过某种综合形式予以惩罚。反价格垄断最直接的惩罚就是根据价格垄断的情况不同进行罚款，近年来，我国反价格垄断实践中主要采取的就是罚款措施。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仅仅罚款惩罚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一套综合惩罚机制，诸如:责任追究机制、市场禁入机制、举报奖励制度以及补偿机制等。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反价格垄断惩罚机制，促使企业改变“心理账户”，企业不仅在心理有收入账户，而且也会增加损失账户，而这些损失账户在企业采取价格垄断行为时就会随时转化为沉没成本，除非永远无法被政府发现或被举报。现实中，面对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和不确定的沉没成本，企业往往是“损失厌恶”的，企业价格垄断的冲动就会得到遏制。

(三)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促进企业自我约束

价格竞争是企业竞争最直观的表现。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不仅要熟知国内反价格垄断的法律法规，更要知晓国际反价格垄断的法规制度。为了使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均设有自己的反垄断法规体系。很多企业设有专门的竞争法律和竞争政策研究组，时刻关注和防范本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交易方面可能存在的反垄断法律风险，包括制定本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南、组织企业员工进行专门的反垄断合规培训，以及在合同、交易条款上进行反垄断合规审查。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积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逐步在企业内部建立反垄断合规组织框架体系，从组织和制度上促进企业自我约束。可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提高企业反价格垄断合规意识，可以促进企业自我约束，改变企业价格行为心理。

(四)加强市场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信号的正确显示是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前提条件。然而这一点很难由市场自身提供，需要政府通过对市场信号显示机制的规制来形成。因此，政府必须要加强市场监管，健全监管体系，保障市场信息公开透明。在反价格垄断市场监管方面:第一，规制企业相关行为，保障买卖双方信息对称。诸如:广告、售后服务、产品信息披露等;第二，建立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政府作为第三方应定期公布相关市场信息，诸如: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以及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等;第三，政府应建立价格违规举报举证以及奖励等市场监管配套制度。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政府很难实时准确掌握，而同行竞争对手相互监督、消费者监督等都有利于协助政府进行监管，从而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

作者：邹俊 徐传谌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论文:网络组织经济学论文

一、网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机理

(一)个人假设基础

确定基本假定是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假定首先是对人的行为特征的假定。这个假定至关重要，是经济学的根基。对个体的探讨无法脱离个体行为的假定，长期以来各个经济学派都进行了人性分析。Smith在1776年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每个经济行为人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市场的完美性”和“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从来不存在未来预期的不确定，这样每个经济人都是“完全孤立的”;Marshall(1890)也曾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但经济史学家Karl(1957)曾说过:“人类经济永远是介于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这样上述假设就存在问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假设分析，主体之间的合作显得多余，而网络关系就更显多余。但Smith在其1776年的《国富论》中的劳动分工理论中认为分工带来了专业化，而且通过合作可以提高组织效率;紧接着1890年Marshall《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继承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源于“应然”逻辑思维起点，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一系列严格而苛刻的人性假设之上，而这恰恰与Smith所提出的分工思想是矛盾的，足见其对人性假设的不合理。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相比，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人”更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Coase(1937)指出要从人的实际出发去研究人的活动，现实制度对人的行为有约束性;Arrow(1951)提出人行为的“理性有限性”;North(1971)认为应该跟随制度演进的轨迹去研究现实中的人如何做决定;在承认特定环境会影响人的选择的同时，Williamson(1987)提出了“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承认了“经济人”的投机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本质做出了一个重新判断，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市场交易的风险由此而提高。新制度经济学通过这一概念，指出了只有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才能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石是个人主义，他们以个体行为研究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他们视个人和技术为既定不变，合作是不需要的，即便存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可见，主流经济学回避了对网络的分析，要想对网络组织进行科学分析，就必须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微观基础进行修正。以Veblen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独立的“经济人”假设持批判态度，他提出了“制度人”(HomoInstitutionalis)假设。认为“制度人”的行为偏好会受制度影响而发生改变，“好奇心”驱使人不停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就是学习;Hayek(1952)指出由于每个人从环境中所获刺激的不同，人们会在各自的“理性机构”中形成非同质的知识和有限能力，同时强调要通过学习提高个体能力的有限性;Atkinson(1987)提出“学习不是人类行为的特殊范畴，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Marshall(1994)提出由于个体学习的有限性，通过特定机制把单个人的学习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理性结构”，那么个体学习就变成了组织学习;Nelson和Winter(1997)、Steen(1999)强调人是个“学习者”。因此，演化经济学在提出人的有限理性基础上，强调学习创新的作用;Hayek是在严格拒绝构建理性的前提下来解释自发秩序的真正内涵的，强调学习在提升个人理性中的作用。而“合作产生新知识”恰恰是网络存在的重要原因;Podolny(1998)、朱海就(2004)提出要从有限理性和个人认知两方面考虑合作的必要性;林孔团(2007)认为，要分析网络组织，网络中的个人行为假定应不同于新古典的理性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假定，而应该是有限认知的个体;MarianaMazzucato和TommasoCiarli(2014)提出通过创新来研究产业的变化，促进网络形成及演化的一个中心力量就是学习。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说明合作是必须的。人学习的必要性，说明合作的可能性。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网络组织中的个人假设基础。

(二)企业理论基础

经济学分析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给出制度安排。基于个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相应给出特定的游戏规则，目的就是研究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理解为生产函数，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企业的产出只受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得到多少生产要素，就将会有多大的产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唯一的企业外部协调机制，企业生产要素的获得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取的。但这种理论并不能充分说明现实中的问题，为什么投入相同的企业产出却不同?企业之间生产能力的差别仅仅通过市场交易就可以获得?根据现代企业的发展可以看出，这种能力的获得除了要依靠自身发展是不够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组织之间的合作、组织变迁是持回避态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不断批判与继承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前，在对网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中，新制度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市场的替代物。Coase(1937)提出企业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构成的“契约集”;Alchian和Demsetz(1972)提出企业是一个多种资源联合生产的集合契约体;Williamson(1987)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将所有交易还原为契约，不同的契约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随后，以Grossmann、Hart和Moore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研究剩余控制权配置问题的GHM分析框架，这构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Basil(1981)是团队理论的重要发展者，他也主张把企业还原为契约。在Basil看来，组织是治理多种资源所有者经营契约的集合，它产生于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的管理的需要;张五常(1999)提出企业与市场是同质的，都是契约的集合体。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企业本质的阐述是: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Coase(1937)指出，市场是有成本的，作为节约成本的结果，企业取代了市场;Williamson(1985)、张五常(1999)认为最有效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方法是不同类型的交易类型对应不同的规制结构;Robertson(1995)提出企业是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有动力实施垂直一体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以交易成本的高低作为企业对不同规制结构选择的依据。演化经济学对企业的分析趋于动态，更加现实(马涛、龚海林，2012)。强调企业是一个资源与能力的集合。Richardson(1972)、Dosi(1994)把能力作为界定企业边界的重要要素，提出在动态、非均衡的状态下，企业的边界不是固定的;Nelson和Winter(1982)提出当企业利润降到企业可“容忍”水平之下，则会触动企业对更好技术的“搜索”;Eliasson(1990)把企业称为是具有异质性或特质性能力的经济当事人组成的团队，强调企业的学习性;Foss(1996)从集体学习的角度提出企业存在的有效性;Nonaka和Ryoko(2002)认为企业在知识(特别是意会性知识)的生产上有着市场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杨锐和黄国安(2005)提出演化范式，从个体学习、企业内部知识的生产、传播角度解释企业的异质性;Ibrahim和Galt(2011)提出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企业的异质性。在其理论中，企业是一个知识和精神的储存库，由于知识、精神具有内在的意会性和路径依赖性，这就造就了不同企业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演化经济学赋予了组织更多的特征。企业不再仅是交易成本的粘合集，还是有效地生产、储存和利用知识的集合，强调相互学习和沟通。

(三)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网络组织分析

Coase最早提出企业与市场两分法，认为企业与市场是彼此存在替代关系的两种机制。后来他自己承认存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没有对其进行研究;与Coase相比，Williamson(1978)进了一步，他认为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Williamson的理论是建立在“契约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由于人是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所以William-son把企业作为避免机会主义的装置。同时，在这一人性假设基础上，Williamson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把规制结构分为:企业、市场和混合制三种规制结构。Williamson认为中间组织是比市场有效、比企业更灵活的一种协调方式。然而，在Williamson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中间组织却并没有取得与市场和企业相并列的概念化地位，他更多地把这种中间组织看作是不稳定的组织形态。Williamson所认为的网络组织只是一个连续“谱系”的中间状态。所以他用Hybrid(混合制)来表示网络组织。张五常(1983)在《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用契约表示市场和企业，认为市场和企业只是若干契约中的一种，而在这两种契约之间存在各种其他契约安排;王询(1998)、仇保兴(1999)提出企业与市场中间存在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在这一模糊地带中既存在经济联系也存在非经济联系;陈昆玉(2001)、何雄浪(2006)、徐忠爱(2009)认为:现存三种组织治理模式:市场、混合制度与企业或管理机构。混合制度是企业与市场的“中间状态”，其边界是模糊的。对市场而言，它可以视作“市场企业化”。对企业而言，它可以视作“企业市场化”。综上，这些研究都是对Williamson观点的延续与拓展。演化理论促进了“网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Nooteboom，2002)，其强调从“个体群”的思维对组织进行思考(张敬川，2005);从内部结构上，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JulieM.Hite等(2001)，SGWinter(2014)提出学习是企业成长的需要，企业进入成长阶段早期其网络关系的演变更加基于其内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网络成为了企业的身份标签;从外部空间维度上，演化经济学提出创新的多样性促进了经济系统的变迁(贾根良，2004;于斌斌，2013)，认为产业集聚是企业在自组织及协同演化基础上形成的。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网络组织是一种不同于企业和市场的独立的一种组织形态，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认知和学习欲望，形成了这样一个以经济主体合作为载体，不断学习创新、协同演化的实体。

二、基于演化增长理论的网络组织优势分析

企业网络是一个企业打破传统组织边界，实现技术、产品、市场和组织融合的过程。通过对点(个人)、线(企业)、面(网络)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网络组织是一个比较契合的角度。这种契合表现在本质的契合，即其人性假设基础是一致的;过程的契合，即企业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用演化的观点准确解释;方法论的契合，即网络组织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自组织过程，而演化经济学强调的就是动态和过程。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与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静态均衡论相比，演化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过程。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他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演变成三个支流:从技术知识积累研究经济增长;从制度知识积累研究经济增长;从技术与制度协同互动研究经济增长。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网络组织是一个“知识集”，通过知识、技术的集聚来实现网络优势，所以本文从技术知识积累角度来探讨网络组织的集聚优势。根据演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干中学”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投资或资本的一个副产品，随着投资的增加和资本的扩大，人们边工作边学习，知识和技术不断进步。租金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土地租金，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扩大，租金的主体也从具体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扩展到组织形式上，从而得出网络租金的概念。网络租金是指在网络组织环境下，每个网络成员在网络环境下所获得的利润与其单个经营时所获取利润的差额，这个概念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超额利润”。它表现为交易费用的减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协同而获取的资源共享价值效应。网络租金的来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李嘉图租金。基于价值链的整合，处于同一价值链的不同企业根据在网络中的不同位置，都会进行特定的专用资产投资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某种核心价值的掌控而获得的优势我们称之为李嘉图租金;其二，熊彼特式的创新租金。网络组织中的成员建立于信任机制的基础上，而且组织内部能够提供平台使不同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通过网络组织这一平台，再加上知识的外溢性，知识在网内形成了一定的知识流，网内企业成员可以及时吸收、消化并学习来自于其他企业的知识技术，从而提升自身的知识价值，通过知识共享的外部增值性而获取的租金就是熊彼特的知识创新租金;第三，张伯伦租金。由消费者剩余的减少而转嫁到生产者剩余上的增加额是张伯伦租金的实质。随着企业之间结网的完成，网内的生产规模在增大，由规模经济所导致的成本下降是网络组织给企业带来的特定“垄断”租金利润;第四，理查德租金。理查德租金强调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的积蓄。随着网络组织的形成，网内企业的知识、技术、能力等通过企业之间特定的联结而产生了跨边界共享，这种由网内的资源整合所形成的租金给企业带来了收益。所以网络关系的形成加速了企业获取租金的速度。

三、结论

随着网络组织的发展，网络组织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日益突显。现有的关于网络组织的研究很多，对各种网络形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但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已有的理论并没有深入地从经济学视角对网络组织进行研究，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构造网络组织的分析框架更是少之又少。网络组织理论最早的起源就来源于经济学，所以从经济学视角对网络组织及其优势进行分析能促进网络整体分析框架的形成，及进一步对网络组织理论进行归纳和提炼。

作者：张慧敏 孙国强 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论文:资源稀缺性经济学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制度起源的原因，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旧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人以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为基点，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诺思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产权制度的起源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史前人类的研究成果，分析得出最初的产权起源于公有产权，随后才出现私有产权，而产权界定的需求则来源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就没有激励机制去承担因建立和行使产权所产生的费用。只有在稀缺度增大的过渡时期内，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需的费用。产权才能够限制资源开发的速度。”“从历史上看，产权的演变过程包括，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资源，然后是制定规则，限制内部人员开发资源的程度。”诺思以人口增长作为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因此诞生的产权制度却被认为是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外生因素，对人口增长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约束性。那么产权制度的出现对限制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性，便直接关系到在理论上对制度起源做出合理解释的可能性。与诺思对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理解不同，康芒斯将人的自私本性作为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他对利益冲突的解决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用以约束人的自私本性，产生于资源稀缺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由此将制度与其约束标的，即人的自私本性相关联，一并纳入到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中去。无论是“演化”还是“构建”，制度起源的两种路径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制度的起源是自发演化与设计过程紧密的互动，若自发演化的习俗和惯例由法院裁决或凭以解决争端，便带有某种人为设计的性质。然而，资源稀缺性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绝对概念？若是，则即便制度是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的，又怎会具有其存在的终极价值？缺乏对资源稀缺性本质涵义的清晰理解，是诺思与康芒斯未能分别以“人口增长”和“自私本性”两个主要因素加以充分阐释的根本原因。那么，制度起源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其约束标的究竟何在？制度在其约束标的与资源稀缺性矛盾协调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创生的？本文立足于佛教的经济学观点，依据《大藏经•阿含部》的相关经典，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起源于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基本论述之上，进一步探析资源稀缺性的本质以及由此起源的制度的约束标的，旨在明确制度创生的一般形式和路径。

二、资源稀缺性：生态循环失律

佛教在《长阿含经•世记经》（又称《起世因本经》）中揭示了资源稀缺性的本质内涵，即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不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在人类生存早期，自然生态呈现良性循环，资源相对于一定人口的需求而言是高度丰盛的。“彼等众生余福力故，不须耕种，而有自然粳米出生。若有欲须，日初分取，于日后分，即复还生；日后分取，日初还生；成熟一种，若不取者，依旧常在。”由于早期人类适时而取、适度而取，在一定时期内对资源的采掘率远低于资源自身的可再生率，生态良性循环得以持续，因而并未出现资源稀缺的状况。《长阿含径•世记经》中指出，生态循环失律产生于人不自觉的“懒惰懈怠”，而康芒斯所认为的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人的自私本性，也便由之而生。“时彼众生，福渐薄故，懒惰懈怠，贪吝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不曾耕种，何用辛苦，日初日后时别各取，徒自困乏，我今宁可一时顿取，遂即并取。”由于最初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状况下，资源的生产是自然富足的，以至于人类不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取所需，因而逐渐滋生长养了懒惰的习性，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在能够满足一日所需之后，还可以提供数日所需，以避免多次采掘的辛苦困乏。过多的采掘是为日后的消费需求预备供给，必然要对剩余数量的资源进行贮存，这就又使人滋生长养了贪吝的心性。在早期人类的群居生活中，个体的懒惰习性会发生传递效应，使他人竞相效仿。如《世记经》中讲到：“时余众生，唤彼人言：‘食时节至，可共相逐，收取粳米。’彼人报言：‘我以一时，为日初后，顿取将来，汝欲去者，可自知时。’彼作是念，此众生等，善作快乐，于日初后，一时顿取，我今应当为两三日，亦可并收。即便悉取。尔时更有别众生，唤彼众生言：‘我等可共收取粳米。’彼即报言：‘我前总已，取三日分，汝自知时。’彼众生闻，复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为贮积故。”由此可见，在一定时期内，个体的懒惰习性虽然初始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可以满足数日所需，但由于在诸多个体之间的传递效仿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导致受影响者一次采掘所要求的预备供给较之影响者出现成倍递增。于是，“时彼粳米，即生皮糩，裹米而住。被刈之者，即更不生；未刈之处，依旧而住。其此稻谷，即便段别，丛聚而生。”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可再生率不变的情况下，群体采掘率成倍累加，均次采掘率急剧下降，使资源可再生能力迅速遭到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循环失律，造成资源稀缺的严重后果。佛教对资源稀缺性本质内涵的揭示，从理论上预示了制度起源的意义和存在的终极价值。正是因为资源稀缺并非一个绝对概念，制度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才具有恢复资源可再生能力进而扭转生态循环失律状态的可能性。

三、制度的约束标的

正如前所述，人的懒惰习性是导致生态循环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因此，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必然用以约束人的懒惰习性，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的懒惰习性促使人类的产权形态发生演变。《世记经》中展示了人类最初的产权形态，即把有资源附着的土地作为公有产权或共同产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朴素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在公有产权的形态下，个体对自然资源保持适时、适度的采掘与索取，是生态良性循环得以维护和持续的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对个体而言，资源的消费是缺乏成本约束的，懒惰习性的长养与贪吝心性的滋生使得“为贮积故，一时竞相并取”，导致生态循环出现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虽然恩格斯也认为私有产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了“贮积”（即剩余财富），但在佛教看来，这是一种自然起源，并非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初始形态仅仅是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并不涉及个体对土地的所有权。随着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人类需要正视生态循环失律下的生存状态，以往非劳动索取的生存方式将逐渐向劳动生产的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而这恰恰说明了私有产权的出现对人类生产力起步与发展的迫切要求。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条件在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本身能够为每一个体支付生存成本。然而，生态系统在某个特定的阈值内，并不意味着能够为每一个体因懒惰习性而滋生的贪欲膨胀支付相应的成本。在生态循环失律状态下，每一个体都必须要为私有产权的取得而付出合理的代价，这种代价无非在于通过劳动生产来获得生存所需及其之上的剩余财富。问题在于，私有产权的自然起源本身是一种无序状态，劳动生产也并非是每一个体的自觉行为。在私有化无序发展、加剧深化其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又如何才能确立和保障劳动生产成为每一个体必要的谋生手段呢？可以说，制度就是作为协调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产物而创生的，制度创生的目标在于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世记经》中讲到：“我等今者，宜应分疆结作界畔，并立谪罚。彼是汝许，此是我分，侵者罚之。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这其中，所谓“界畔”即是按群体人数划分公有产权———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并对每一个体的财产权利进行初始界定，它使每一个体在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采掘与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成本约束，各自独立承担因懒惰习性而采取“一时并取”和“贮积”等行为的后果。“界畔”推进并实现了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使私有产权的形态由“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向“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发生变化，通过将资源稀缺的风险进行分割与摊派，有效缓解了因过度采掘而造成整体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恶性状况。其次，所谓“谪罚”即是针对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所实施的强制约束，它以“界畔”为前提，进一步保障了私有化的有序性，使每一个体不再像先前那样能够随意占用公有产权。个体在面临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的生态循环失律状况时，只能通过劳动生产这一途径来解决自身的资源稀缺问题，而原来的非劳动索取行为在公有产权被划分界定之后将视作偷盗。

四、制度的创生

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在协调由懒惰习性所引起的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过程中，制度是通过“界畔”和“谪罚”这两种形式将私有产权以“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形态确立下来的。而在此之前，公有产权虽是无形存在的，但并未被意识到，只有当私有产权以“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形态自然起源，并且其无序发展已威胁到整个群体的存亡时，公有产权的存在才开始被意识到。这也就是个体理性会引致集体非理性的所谓“囚徒困境”，它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是一种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演化趋势，当“囚徒困境”中群体福利损失表现为生态循环失律时，人类的认知才得以进化，对制度的需求也异常强烈，此时这种演化趋势为私有产权制度的建构设定了标准，使之具有适应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制度总归是要通过建构创生的，它伴随着经济社会状态的演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进化，是历史进程中的驻点。有关“囚徒困境”的出路，一般认为可以引入制度的生产者———国家或者政府，通过直接构建一种合作性的制度，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来调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然而佛教认为，国家或者政府的引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创生，其初始作用不在于生产额外的制度，而是要确保当前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正如“谪罚”需要一个具备公信力的主体来加以实施，否则就不能保障以“界畔”的形式维护私有化的有序性，以致造成私有产权制度应有效力的缺失。那么可以说，在私有产权制度的构建背景下，国家制度是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需求而创生的。这一点在《世记经》中有充分的说明：“尔时别有余一众生，自惜己稻，盗他稻谷。余人见已，即告彼言：‘谓汝众生，汝恶作也，汝恶作也，云何自有，盗取他稻。’呵已而放，更莫如此。而彼众生，已复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犹不改悔。麤言呵责，以手打头，牵臂将诣众人之中，告众辈言：‘此人盗他。’而彼众生，对于众前，拒讳争斗，语众辈言：‘此之众生，麤恶言语，骂詈于我，以手打我。’时彼众辈，聚集忧愁，悲哭叫唤：‘我等今者，相共至此，困恶处也。我等已生恶不善法，为诸烦恼增长未来生老苦果，当向恶趣。’现见以手共相牵排，驱遣呵责：‘我等今应求正守护，为我作主，合呵责者正作呵责，合谪罚者即正谪罚，合驱遣者即正驱遣。我等所有田分稻谷，各自收来，彼守护主，有所须者，我等供给。’大众如是共平量已，时彼众辈，即共推求正守护者。”可见，若“界畔”未能使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受到行之有效的“谪罚”约束，那么在群体中就需要一个具有道德威望的主体来主持公正，以保证“谪罚”实施的有效性，进而保障“界畔”确立的稳定性。于是，“……为作正主，诃责谪罚，驱遣平正，无有侵凌。众敛稻谷，而供济之，不令短阙。如是依法，为作田主。以从彼等众生田里，取地分故，因即立名，为剎帝利（剎帝利者隋言田主）。时彼众生，悉皆欢喜，依诫奉行。”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制度起源于“田主”制度的确立。“田主”自身不再占据私有产权，他有别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必须从劳动生产中脱离出来，行使管理者的职能，即凭借自身在群体中的道德威望，维护现有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余个体将各自产权收入中的一部分支出供养“田主”，以维持“田主”的生计，由此便出现了“税收”的雏形。对每一个体而言，税收支出等于产权收益与生存成本的差额乘以税率，但税收总额用于维持“田主”的生计，至少要等于个体的平均生存成本。总之，制度是按照其需求层次的不断扩展而逐步得以构建、完善，最终形成一个有机体系的。私有产权制度创生于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中，进而以国家制度的创生为需求来保障自身的稳定性。国家制度的建构是以税收为必要的生产成本的，而税收的来源反过来又是以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为前提的。

五、结语

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研究范畴，而佛教在其三藏经典中对此却早已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主要观点有：第一，制度起源于人的懒惰习性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持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第二，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是以人的懒惰习性为约束标的的，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第三，制度是作为协调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产物而创生的。伴随着经济社会状态的演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进化，制度按照其需求层次的不断扩展逐步得以构建、完善，最终形成一个有机体系。在一个制度体系中，私有产权制度创生于人类无意识状态下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无序发展所发生的演变之后，进而以国家制度的创生为需求来保障自身的稳定性。国家制度的建构以税收为必要的生产成本，而税收的来源反过来又以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为前提。在佛教看来，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对生态循环失律的有效弥补。这其中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迫使人类生产力得以起步与发展，并在原有的框架下不断推进制度体系的扩展和完善。但这却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为人类生产力越是发达，制度体系越是完善，甚至“梦想一些制度完美到不需要任何人都是好人的程度”，意味着生态循环失律已加剧恶化，资源稀缺性也更为严重。归结起来，根源在于人的懒惰习性与贪吝心性所发生的传递效应在群体中造成了普遍的道德缺失。当群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个体仍保持着原有的道德理性，并能引起其余个体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时，便可凭借其公信力维护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那么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就是群体道德普遍缺失过程中的特定产物。

作者：姚文捷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经济学论文:共有产权环境经济学论文

一、方法论：能力和权利视角

在研究环境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问题：谁将从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中受益？谁承当了环境破坏的成本？为什么受益者能够将破坏环境的成本转嫁给受损者？如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教授所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存在明确的受益者，不存在明确的受损者；受损者存在，但是他们不能获得将要被迫承当环境成本的完全信息；存在具有完全信息的受损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样的环境破坏发生。环境问题是个“开放通道资源的悲剧”（Open-accessResourceTragedy）问题。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开放使用资源的特性，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使用它，也有平等的权利去污染和破坏它。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行使这些权利。法律规定如果某人偷走了他人的东西，无论这个人是穷人还是百万富翁，都会受到处罚。此时，按照法律的逻辑，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住在化工厂下风向的穷人拥有和工厂主一样的权利去污染空气。但是穷人却没有机会去这样做。此时，他们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使用带来了两个悲剧性结果：一是对环境资源的滥用，二是有权力和有财富利益的人对共有环境资源的“偷窃”，而这种“偷窃”行为是以牺牲其他人付出代价为前提的。从能力视角去分析环境问题是一个较好的方法论。因为可以利用能力视角去分析不同的经济主体如何去占用自然和环境资源，如何去污染环境，如何去保护环境。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认为五个能力维度值得重点关注：（1）购买力（PurchasingPow－er）。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如同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一样，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购买力是对环境产品和服务估价的基础。购买力是影响环境决策者的经济因素。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逐渐增加。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人，愿意为高质量的环境支付较高的价格。（2）决策力（DecisionPower）。它是指不同的人偏好不同结果的竞争中获胜的能力。决策力是一项非经济性的能力。比如，政府决定怎样的污染物应该受到规制、规制的严格程度等不是建立在对污染控制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而是会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游说力量大小的影响。非正式的决策能力和规制能力也会对环境保护发生作用。如1989—1990年，面对严重的工厂废水污染问题，印度尼西亚国内一些社区的居民和工厂进行反复的谈判，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效果。（3）议题能力（AgendaPower）。这一能力将决定哪些环境问题议题将会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考虑范围。在决策力发挥作用之前，议题的设定能力将会是一项弱能力。如一项空气污染的法律法规，可能会被一些大的污染企业阻止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会得以纳入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内。（4）价值判断影响力（ValuePower）。它指影响其他人思考、选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如一些环保组织宣传各类的环境保护知识，以求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方式；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宣传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付出的代价。（5）事件能力（EvenPower）。它的要点是改变人们做出选择的环境，而不是改变选择本身。事件能力要求设置一个可供想象和体验的决策环境，以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这五类能力的不平等在环境破坏和保护的政治经济因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能力权重作为环境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决定环境被破坏的程度。环境破坏过程中的受益者可以从中得到净的收益，受损者需要负担净损失。另外，重视权利也是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的以财富为基础方法的特别之处。以财富为基础的方法以购买力为基础，认为提供多少量的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提供给谁等问题是由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来决定的。与此相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环境。

二、价值诉求：平等和正义

以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会转化为环境权利的不平等。Bullard等的研究证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低收入者等面对更多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的底层民众通过组织、教育以及权力赋予等方式争取平等的环境和健康权力。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已经提高了自己的环境和健康状况。不过，他们依然面临着以下问题：环境、健康和公民权利等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家里、学校、公共场所等一些人群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毒化学物质、农药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危害。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导致了更多的环境恶化问题。为什么呢？Boyce认为原因有三个：第一，拥有更多权力的受益者对环境施加的破坏行动不能被受损者的抵御行动所阻止。以权力权重作为社会决策的基础，如果受益者的权力大于受损者的权力，那么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环境；如果受损者的权力大于受益者的权力，那么巨大的权力不平等可能会降低环境的破坏程度。第二，不平等增加了富有和有权者从环境中得到收益的价值，而贫穷和无权力者则被迫承担环境恶化的成本。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影响了人们购买力的分布、偏好的形成和技术改变的路径。反过来，这又会影响到穷人和富人对环境问题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第三，不平等改变了穷人和富人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时间偏好率是交换现期利益（成本）和远期利益（成本）的意愿。破坏环境的行动会产生短期的收益和长期的成本。具有高的环境时间偏好的人，给予现期更高的权重。他们愿意用短期的利益去交换长期的成本，而不愿意用长期的利益来交换短期的成本。不平等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使得他们更多关注现在，而不关注未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越不平等，这个国家富人的环境时间偏好越高。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独裁者会剥夺或再分配他们的财富，他们会竞争性地攫取自然资源等财富，然后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国际交换，以本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去换取国外的资产。能力和财富的不平等是环境恶化和社会成本分布不均等的原因。更均等化的财富分配和更民主化的能力分布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以社会经济、种族等差异为基础而产生的环境适宜与环境不适宜之间的有效性和差异性，而且需要考虑不平等对环境正义的影响。如何实现环境的正义？需要建立类似于公共健康保护的机制，在环境危害发生前能够阻止它；建立谁污染谁承当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原则；消除内在的歧视；对重要的环境和健康问题给予重点的关注和补偿支持。

三、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

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假设是指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会上升；之后经过治理和污染企业的转移等，环境压力逐渐降低。Grossman等认为这种关系依赖于三种效应：（1）规模效应（ScaleEffect）。如果总产出的污染强度在一个地区和国家是一致的，那么产出规模越大，污染也会越严重。（2）复合效应（CompositionEffect）。国民收入中三次产业的比例不同，行业比重不同，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如果一个国家当期的国民收入中，一些重污染的行业，若采矿、化工业等占比大，那么污染就会严重点。服务业占比很高的国家中，污染会相对轻些。（3）技术效应（TechnologyEffect）。如果企业采取了更多的技术来防止和处理污染，那么污染会逐渐降低。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性技术，可能是内生性的技术，如为了面对日益增加的资源成本，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外生的，面对巨大的环境规制成本，不得不采用环保技术。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说明随着一个国家财富的量的变化，环境质量会发生相应变化。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质量会恶化，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环境质量会逐渐提高。Dinda认为这一变化过程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从清洁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过渡，正是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过程；而从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向清洁的服务业生产方式过渡，是环境质量又提高的过程。Stern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正是以前发达国家曾经所经历过的路径。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之路。这样形成了英国的“伦敦雾都”，空气等被破坏的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增加了环保意识，全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治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重点发展无烟工业，环境质量越来越好。相反，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还是走一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挑战。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仅仅是个假设。有学者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会给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带来危害。GDP的增加会带来环境的恶化适合于贫穷国家。Grossman等的研究发现当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可能会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而经济较繁荣的国家，环境质量还是可能进一步恶化的。不过，只有“环境的适宜性”才与收入相关，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结果与能力的平等有关。Torras认为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网络覆盖率等权力和能力高的人群，可能享受到更好的与健康有关的环境，具有较好的健康状况。如果一个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分布是非常不平等的，富人等享有绝对权力，拥有较高的能力（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等），那么他们可能通过掠夺资源，污染弱权力区的环境，变相地剥夺穷人的环境权利，而享受较高的利益。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和国家权力和能力是分布均匀的，那么人们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达成保护环境和享受高质量环境的社会共识。有效的环境保护既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先恶化，后提高与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变化有关。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是通过政治体系来传递的。如果一个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有所提升，那么人们对环境质量也可能会要求进一步提高。Barrett等认为对于提高环境质量来说，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重要。经济改革通过提高收入来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政治改革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来获得高质量的环境要求权。同样，保护环境不仅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且需要社会和政治机制发挥作用。

四、环境评价问题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对环境的保护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故环境评价具有一定的难度。各种各样的方法被用来估计环境的价值，包括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不过，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如果结构性的需求和可评价的中立性等其他额外要求增加，那么使用这一原则的分歧也会增加。因为这涉及到简单的可用性和普遍的接受性之间的权衡。Sen认为成本收益方法是直接或类比性利用市场分配逻辑进行评价的特殊方法。对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可以利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剖析其直接和间接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从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角度看，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谁是环境问题的受益者，谁是环境问题的成本承担者？按照“谁使用谁支付”和“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需要发现现实中谁是真正的使用者和破坏者？同时通过市场交易和公共规制政策来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降低其负外部性。Princen指出这样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市场扩展和要素流动增加了很多方面的距离，使得补偿生态和对环境负责的决策变得不可能。通过隐藏成本和资源的分散使用决策，使得公司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断扩展市场和产生的边界。面对代表性群体的压力，环境问题则通过公司的环境替代性策略转移给了其他群体的生态系统或非代表性群体。另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评价环境保护运动和政府公共政策方面也被广泛使用。Clowney的研究发现，为了提高环境保护投资的实际效果，人们开始关注自利的游说集团，帮助规制者克服认知的失败，阻止政府浪费，公平地分配资源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存水平。不过，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可能违背了环境伦理、公平性、不确定的方法论等原则。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偏见和误导。因为它在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福利提高和环境保护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一些优势。相比其他方法而言，成本收益方法评价环境保护和规制的优势和劣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将生命、健康和自然环境转化为货币形式，将人健康的伤害和环境的破坏对未来进行折现。成本收益方法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在制定环境保护公共政策时容易出现失误。Heinzerling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违反了公平、平等的正义原则。因为人类应该享受平等的环境资源权利，不能因为财富、权力、能力、种族等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意愿支付和意愿补偿是对环境价值评价的两种方法。意愿支付价格是购买者对环境产品和服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意愿补偿价格是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意愿接受的最低价格。意愿补偿方法往往会低估环境的价值。这两种估价方式往往会产生差异。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者产生差异呢？经济和心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经济因素包括收入效应、交易成本、隐含价值和利润激励，心理因素包括禀赋效应、合法性、模糊性和责任。

五、环境问题的产权因素

环境等资源是属于人类共有的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阳光、空气、森林和其他植被带来的福利。人类共同拥有的环境资源却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环境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以DeAlessi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除了寻租、缺乏治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外，最主要是与环境的私人产权缺乏，以及高交易成本有关。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它们的共有产权以及开放的使用途径，使得人们没有动力去保护它们。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界定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认为政府的规制性解决方案由于缺乏激励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可能会失败。现实中私有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且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故市场机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侵入式的环境管理和开发战略表现出的不理想结果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社区在资源使用和保护中的作用。以前的研究认为社区是进步性社会变化的阻碍，而现在的研究认为社区带来了社会分权、有意义的参与和保护。Ostrom&Hess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如农业中的灌溉系统，共有的森林、草地和沼泽等自然资源，现代居民住宅区共同享用的绿化、排水等共用设施。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主要依靠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与国家、市场等治理模型并列的治理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Bowles认为社区治理的激励不是来自对私人的利益激励，而是来自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忠诚、互惠、声誉、个人荣誉、报复和惩罚。利用社区治理可以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社区都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只有那些空间单元较小、社会结构同质和共享行为规范的社区才能有效实施对环境的保护。具有有效制度支撑的社区型环境保护和管理机制会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Gordon认为共有产权问题以及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问题，可以采用管理和法律措施来解决。虽然有时候环境保护效果并不好，但是稳定的社区和外部压力等演化性的制度已经维持环境保护几个世纪了。共有产权状态下，有效的环境保护需要利益方的对话和协商，更多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及方便体验、学习和改变的机制设计等。

六、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与全球治理

公共政策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谁污染谁支付原则（PolluterPayPrinciple）。1972年OECD委员会在对环境政策国际经济学评价中提出了“谁污染谁支付原则”，其目的是鼓励良好的环境管理和合理分配污染成本，使得进入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格不会被扭曲。为了保持好的环境状态，这一原则要求污染者承当公共权力机构实施阻止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性支出。如果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会产生环境污染，那么这些实施政策的成本应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中。谁污染谁支付原则中的成本，起初只包括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政策实施成本，后来就逐渐涵盖了环境补偿金、环境税费以及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支出。（2）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在演化性知识背景下，谨慎性原则需要考虑我们不知道什么，以及对于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元规则：如果不可预测知识的改变会导致不可预测规则的调整，那么决策就是预防性的。Kriebel认为预防性原则是进行环境决策的一个新原则，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在不确定性前采取预防性行动，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某种活动的支持者，对可能的危害性活动指定多项备选方案，公共决策中公众的积极参与。预防性原则要求环境科学家要考虑其研究结果使用的社会责任，同时要求公共决策要平衡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3）生物多样性原则（BiodiversityPrinciple）。生态系统和资源储备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它们给人类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福利，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Costanza等预测，如果开发和利用得当，仅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每年就可以为全球创造至少33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培育生物的多样性，是为了降低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风险。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就需要保护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4）弹性原则（ResiliencePrinciple）。弹性原则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工程性弹性方法关注于效率，依赖于不变性和可预测性；生物性弹性关注于持久性，尽管存在着变化和不可预测性。第一种方法强调维持效率的功能，第二种方法强调维持存在的功能。有效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和生物系统不仅要求接近均衡的效率，而且要求多重均衡。因此，弹性原则应该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得到充分考虑。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公共政策中，除了环境立法规制外，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是普遍被采用的政策措施。实现支付责任的最直接方式是征收环境税。向污染者直接征收环境税，然后补偿受损者或对环境进行治理。Bovenberg认为环境税不仅仅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而且会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分配以及公平性问题。可交易的污染配额制度也是一种较好的规制制度。政府规定一定的污染配额给企业，允许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企业可以买和卖这些污染指标。不过，Nash认为污染配额的买卖应该采用拍卖制，而不是传统的分配制。建立科学的环境质量认证体系也是保护环境的公共政策。环境认证最早被森林管理委员会推行，主张木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要考虑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木材产品要获得环境许可认证。后来产品的环境认证逐渐被其他行业采用，美国等国家还立法要求某些行业的产品必须取得环境认证资格。环境认证体系的实质是要通过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在生产和消费产品中注意环境保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国家间贸易壁垒的降低，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全球流动。在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的推动下，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全球生产布局，全球市场的形成极大扩展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规模。全球化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Mol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给全球的环境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在制约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过程中，为什么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之一是全球市场的失败。在全球市场中，一些产品的价格不能将第三方受损或受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在全球市场中，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然纤维被合成纤维的替代，但是合成纤维巨大的污染成本却没有内部化在它的价格里。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品，墨西哥等地的农作物基因的多样性遭到了破坏。全球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开始逐渐变暖，给全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如何解决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Ackerman指出我们需要转变开发和使用能源的方式，使用非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公共交通，使用碳减排技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拍卖碳排放配额以调剂碳排放权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学者主张建立碳金融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每个国家应该拥有平等的温室发展权，基于人权和发展阶段的需要，一些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免除部分减排义务。虽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之一，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全球行动却步伐缓慢。主权国家之间，就碳排放的规模、碳排放配额、碳排放价格、承担的义务和形式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使得全球性的碳减排行动陷入了“囚徒困境”。

七、总结与简评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重视从能力和权利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是其重点关注的能力和权利。由于收入、能力和权力的不平等，拥有力量对比优势的个体和利益群体往往会获得破坏环境的好处，而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主张公平和正义的环境价值取向，赋予每个个体和群体平等享有高质量环境的权利是一种较好的价值诉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曲线是否真正存在？不同的实证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不过这类关系却给我们辩证的认识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环境问题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带来的治理困境。在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背景下，人们竞相攫取环境价值，而将污染物排放到了公共域中，不承担治理成本。如果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要解决好环境问题，需要对环境价值做出正确评价，坚持谁污染谁支付、预防性、弹性以及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政策决策原则，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通过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来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需要各个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环境经济学主要用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环境问题，重视环境污染过程中收益和受损方的收益和成本分担问题。不过，由于环境的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市场，环境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即重视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用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构建分析维度，拓宽了分析视野。从这一视角来说，要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赋予不同个体和群体平等的权利，提高他们的能力。其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政治分权和民主化程度等途径可以实现能力和权利的平等。环境问题生产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发展对应于产权属性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和市场治理，以及三者的有效结合可以逐步提高环境治理的水平。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采用的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值得国内环境公共决策部门借鉴和采用。不过在公平和正义价值理念的感召下，要提升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过程，需要不懈的努力。环境治理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它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关，与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平等化程度有关，还与其环境规制的强度和措施的科学性有关。因此，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和解决需要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市场治理等治理方式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作者：韩文龙 李海宾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论文: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经济学论文

一、国内小贷公司发展现状

一是关于小贷公司功能、作用研究。夏秀渊以小贷公司在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开研究，认为受制于亲缘、地缘和业缘的传统民间借贷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小贷公司正是一个良好的补充。二是关于小贷公司性质及运营研究。欧梦柳就小贷公司的法律定位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小贷公司是以企业法人之名、行金融机构之实，法律性质的混乱导致其法律适用不明确，应该将其纳入金融机构行列。董晓林等以江苏省227家农村小贷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数理模型实证分析小贷公司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资金规模、贷款利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以及平均贷款额度与运营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等结论。三是关于小贷公司未来发展研究。张正平等选择小贷公司发展相对成熟的五个典型地区，对其政策设计和发展状祝进行比较，总结出小贷公司发展面临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主体虚置、后续资金短缺等障碍，并提出相关建议。谭敏总结了小额贷款的国际起源及其主要模式，分析了小贷公司存在的意义、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及其对策，认为应运用适当的企业文化及激励机制来促进小贷公司的发展。

二、小贷公司特征分析

小贷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规定范围内经营发展，同时作为最基层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其实际业务经营又具特殊之处。由此，为全面把握小贷公司的整体特征，这里先对各地政策相关条款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比较以了解政策层面的特征，再根据对江西省小贷公司的考察情况总结其在治理结构、资金来源、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特征，最后分析小贷公司的重要作用。

（一）小贷公司地方政策

一是监管与设立。在监管主体上，除福建、贵州分别以经贸委、中小企业局为主管部门外，其他省份均以政府金融办为主管部门。在股东人数上，多数省份与《公司法》相同，即有限责任公司在50名以下，股份有限公司在2~200名之间，而闽青渝将股东人数的下限分别提高为8名、10名、10名。在注册资本上，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有限、股份），其下限一般在500万元至2亿元不等，其中粤桂豫黑湘苏赣宁鲁沪川新滇浙根据地方行政级别或者经济发展程度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而闽粤豫湘苏辽鲁津浙还设置了1~5亿元不等的上限。二是经营与管理。在业务范围上，皖京闽粤冀琼鄂苏赣辽宁青鲁晋陕沪川新滇规定只能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甘桂豫湘吉浙增加了企业咨询业务；贵州允许经营小额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重庆则增加了资产转让业务；业务范围较大的省份有：黑龙江允许开展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等业务，内蒙古则是小额贷款、中间业务、资产租赁、信用担保等业务，天津为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贷款转让、结算、担保、咨询等业务。在贷款集中度上，对单一客户的贷款占比，除宁陕的1%和北京的3%之外，其他省份均为5%,而闽粤苏陕沪川津浙青鲁在额度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限定。三是融资及投资。在融资上，多数省份都沿用央行、银监会的规定，而甘肃、福建规定质量优良的小贷公司的融资比例可放宽至资本金的100%，且福建还没有限定融资机构的数量；青海除允许向若干银行融资以外，还允许向小额贷款公司再融资中心融入不超过资本金100%的资金。在贷款投向上，多数省份鼓励投向“三农”及小微企业，京甘宁规定该类贷款要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0%以上，江西、青海对于70%以上的内容还增加了额度要求。

（二）小贷公司治理运营

一是股权特征及组织架构。首先，各地均有规定要保持小贷公司股权结构合理的分散性，法人和自然人持股比例均有上限。其次，小贷公司基本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了“三会一层”的组织架构，其中客户业务部、风险控制部、财务部和综合部是常设部门。最后，据考察，江西省小贷公司股东中涵盖企业和自然人，发起人或大股东多是当地有实力的实体企业，这些企业设立小贷公司主要是其多元化经营的需要。二是贷款以“小额、分散”、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为主。首先，“小额、分散”是小贷公司发放贷款的基本原则。目前，江西省小贷公司单笔贷款以30万~50万元为主，占全部贷款余额的80%以上。其次，从深入考察的两家小贷公司看，均没有向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发放贷款，也没有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主要投向养殖业、种植业、林业、加工制造业、生态农业以及商贸业，其中农业种植、养殖户贷款占比在50%以上。三是贷款期限以短期为主，利率以浮动为主。从贷款期限看，小贷公司的贷款以3~6个月为主，3个月的贷款比重最大，达到60%以上。利率水平按规定基准利率的0.9~4倍执行，整个江西省小贷公司的实际平均贷款利率为25%左右。

（三）小贷公司资金来源

一是银行融资难度较大。首先，银行出贷主动性不强。出于经营“三性”的考虑，银行对抵押物少、经营风险较大的小贷公司的融资政策相对严格，且整借整还的贷款方式与小贷公司灵活的贷款期限难以匹配。其次，市场竞争和成本因素使得小贷公司获取银行信贷支持的可能性不大。据考察，江西省只有个别小贷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有少量融资业务，而后者也有收缩存量、控制增量的倾向。二是内源融资规模有限。首先，发展时间不长。以《指导意见》以来的时间计算，小贷公司发展至今不过五六年时间，且多数小贷公司成立于2010年以后，发展时间十分有限。其次，可盈利资本规模有限。由于注册资本门槛不高，小贷公司可用于贷款的资金规模不大，导致业务收入难以快速增大。总之，受制于发展时间短及业务收入有限等因素，小贷公司经营所得净利润不高，导致其难以依靠内源融资的方式迅速扩大资本规模。三是小贷公司成立时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金是其主要资金来源。首先，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可以保证小贷公司的生存。各地对小贷公司注册资本的要求一般在500万元以上，基本上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营。其次，目前股东对小贷公司的增资不多。小贷公司的大股东多为实体企业，在小贷公司的分红收入不是其主要的利润来源，因而大股东对小贷公司增资扩股的意愿不强烈；此外，增资扩股需要经过小贷公司内、外部流程耗时较长，难以满足小贷公司不定期的资金需求。

（四）小贷公司风控方式

一是风险控制以“熟人连带”为主。小贷公司的贷款客户基本是商业银行筛选过后的客户，大部分不具备足额、优质的担保抵押物。小贷公司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获取贷款客户“软信息”，利用自身及股东在当地形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网，对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考察评价，由此形成了以“熟人连带”为主的风控方式。二是利用股东优势优化风控措施。由于小贷公司的股东多为当地实力较强的企业集团，业务经营范围较广，小贷公司可以利用股东的经营优势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像股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小贷公司，可以构建小贷公司对供货商的贷款、承建商对供货商的欠款、开发商（股东）对承建商的欠款这样一个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贷出资金能保持在小贷公司及其股东共同构成的现金流圈中，为贷出资金的安全回收提供保障。三是利用多种评价方法提升风控质量。虽然没有先进的风险评估防控体系，但小贷公司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比较成熟的估值评价方法对具有抵质押物的贷款客户进行评价。此外，对于已经获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小贷公司，可以借助这个有力工具大大提升对客户的信用评价效果，降低贷款本金及收益的回收风险。

（五）小贷公司重要作用

一是小贷公司与“影子银行”本质不同。影子银行引起系统性风险主要关注的四个核心因素为：流动性转换、期限转换、信用风险转换和杠杆运营。而对于小贷公司：资金是依靠自有，尚不具备流动性转换功能；期限是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进行转换，影响范围较小；信用风险上，现有业务经营范围有限，没有从事信用风险转换业务；杠杆上，鉴于监管要求及实际困难，只能低杠杆经营。因此，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小贷公司，有明确的经济功能和严格的监管政策，与“影子银行”本质不同。二是小贷公司正外部性明显。首先，小贷公司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最底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已成为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其次，按照现有税收政策，小贷公司缴纳的税收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对实体企业的支持也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最后，小贷公司对普通员工的业务技能及知识水平要求不高，在引进人员时门槛较低，能够直接解决很多应届毕业生及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三、小贷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关于小贷公司的研究很多，在本文第一部分有所归纳，但少有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制度安排是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以及能动有效的制度安排实施机制构成，制度安排的绩效主要取决于这三个环节是否完善和相容。以下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小贷公司面临的问题。

（一）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小贷公司面临多种发展窘境

在法律法规方面，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中，没有关于小贷公司的法律、条例，仅有一些监管部门出台的意见、办法，其权威性和法律效力相对较弱。在身份定位方面，政策规定的“只贷不存”的经营特点与非金融机构的身份定位已经成为小贷公司发展的主要瓶颈，导致其面临严峻的融资问题。在行业监管方面，现行的监管体制导致监管区域化现象严重，各地在监管主体、权限设置、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监管体系，不利于行业整体发展。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不配套影响小贷公司的快速发展

在社会信用体系方面，全社会诚信意识、契约精神参差不齐，导致了以“熟人连带”为主要风控方式的小贷公司面临极大的贷款回收风险，同时社会征信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小贷公司在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时普遍面临准入难问题，阻碍了小贷公司客户信用评价能力的提高。在社会认知度方面，受非法集资、民间借贷的普遍影响，合法经营的小贷公司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由于其股东准入在行业要求上相对宽松，容易形成“谁都可做小贷公司”的错误认识，导致对小贷公司在认知上的偏差甚至是误解。

（三）制度安排实施机制乏力难以成为小贷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在辅助机制方面，虽然各地均允许小贷公司向银行融资，但实际效果较差，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及业务竞争等方面的考虑，难以给予小贷公司实质性支持，而其他金融机构与小贷公司的合作更加困难。此外，关于小贷公司行业发展配套的评估、担保等业务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在交易服务方面，有助于小贷公司资产转让的市场机制仍处在发展初期，虽然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推行类似业务，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小贷资产交易机制。

四、促进小贷公司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一）调整正式制度安排

调整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的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上存在的各种缺陷和问题。一是出台专门法律真正赋予小贷公司名副其实的法律地位，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小贷公司的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条例》或《小额贷款公司法》。二是有效增加小贷公司制度供给，尽快解决制度供给不足与滞后的问题，在当前无法改变小贷公司非金融机构身份的前提下，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渠道、专项扶持基金等方面不断增加有效的制度支持。三是以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明确全国统一的监管主体，例如央行或者银监会，逐步改变由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划区监管的监管状态，同时不断提高行业监管的专业性，针对小贷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形成有力的监管体系。

（二）优化非正式制度安排

完善小贷公司制度安排，还要提高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性，以非正式制度安排来保障正式制度安排的正常运行。一是大力开展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经济诚信道德教育，完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习俗，特别是要在县级以下区域推广，为小贷公司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二是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完善市场声誉评价传导机制。从法律法规制定、政府职能履行、行业模式选择、数据系统建设等方面推进征信行业的发展，尤其是要进一步扩大央行征信系统的覆盖面和使用权限，逐步提高小贷公司系统接入比率；此外，要不断完善市场声誉评价传导机制，提升各类经济主体的市场声誉维护意识以及对他人违约失信行为的举报意识，使得每一位主体都能得到合理、公正的市场评价。三是强化社会舆论引导，树立良好正面形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小贷公司协会等组织要加大对小贷公司的经济社会职能、合法合规经营等方面的正面宣传，改变社会固存的负面看法，让更多有融资需求的“三农”和小微客户了解和关注小贷公司。此外，小贷公司自身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合法经营，致力于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实际行动彰显行业的良好形象。

（三）强化制度安排实施机制

要继续发挥小贷公司制度安排的经济功能，除了积极改进和完善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外，还必须要强化小贷公司制度安排实施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法院机制。这是小贷公司健康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特别是要加强法院在小贷公司类诉案办理过程中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在案件集中的部分地区可尝试设立或配备该方面的专门机构或人员。二是健全和完善正规金融合作机制。各类金融机构可将小贷公司作为其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通道，银行要加大在资金支持、客户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其他如信托、基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要积极探索与小贷公司合作的渠道和方式。三是健全和完善小额信贷资产流转机制。包括金融资产交易所在内的相关交易市场可尝试提供小额信贷资产收益权的转让服务，可以将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的相关经验加以推广，同时为提高小额信贷资产流转的效率和效果，要大力发展配套服务，如特定资产流转担保、小贷公司主体评级以及特定小额贷款债项评价等。

作者：钟勇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工作站

经济学论文:重点课程教学中工程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随着国民经济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走向多样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即不仅要求他们精通本专业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还应掌握能适应市场多元化和国际化趋势相关知识和技能，如经济、管理、社会、法律、生态等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基本学科及其基础知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给教学改革带来了机遇。《工程经济学》作为工程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现代化建设更势在必行，必须在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作为建筑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应局限于长期以来一脉相承的实体空间图面操作上，还应将自己的视野延伸向社会、经济大舞台和自然界更广阔的天地。这是21世纪新型建筑人才的使命，是中国建筑教育界改革与创新的方向之一，也是本课程建设项目的宗旨。本重点课程建设首先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目前我们选用的是“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王右军主编的《工程经济》（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4年1月第1版）。但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讲，而是紧密结合我国建筑业发展趋势，针对本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程度，在继承我国多年来工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已有内容进行调整与拓展，同时适当吸纳国外工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做到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又具有普遍适用性。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贴近实际，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又具有普遍适用性，与本校应用开发型人才培养模式相一致的补充讲义和习题集。根据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重新编写了贴近实际的教学大纲，充分体现本课程特色。教学日历科学、合理，按知识结构、科学性、难易程度安排日历。同时为学生提供了《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中咨公司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技术经济手册》（李京文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市场预测理论与应用》（屈援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工程经济学》（李相然，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等教学辅导材料。

二、教学手段改革

本重点课程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讲授基本内容，对于一些复杂的工程实例，学生无法想象、教师也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东西，采用多媒体手段生动、形象地进行演示。同时本课程采用多媒体课件和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采用教、学互动式，教学、科研互动式等新型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老师指导学生完成科技创新，并让部分学生参加到老师的研究课题中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让学生参与了“整合营销在房地产企业中的应用”课题，学生到房地产企业实习，搜集相关资料，掌握了很多实际知识，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和创新性管理人才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本课程教学中被充分运用。在讲到资金时间价值时，为了让学生认识到其重要性，介绍了一个案例：1626年，有一荷兰人从印第安人那里花了24美元买下了曼哈顿岛。据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合算的投资，而且所有的红利免税。24美元真的很便宜吗？如果当年的这24美元没有用来购买曼哈顿岛，而是用作其他投资了呢？假设每年8%的投资收益率，不考虑战争、灾难、经济萧条等社会因素，这24美元到2004年会是多少？让学生一起来计算结果，最后的结果让学生大吃一惊，24美元在经过378年后，按8%的利率计算，竟然可得到103万亿美元。通过这样有趣的案例分析，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记忆。同时本课程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用了大量实际工程进行案例教学，例如在讲授工程项目财务评价时，就采用了案例教学法，以杭州“亲亲家园”小区工程项目为例进行财务评价，通过对这个案例的教学，让学生掌握了如何编制财务报表，如何计算投资回收期、投资利润率、偿债备付率等评价指标，以及如何对项目进行风险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通过对实际工程的案例分析，学生掌握了理论知识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的综合运用。本课程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网络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更新网络课件，新编了特色明显、适合我校教学使用的网络课件，丰富教学资源。教学内容已全部上网，并使《工程经济学》教学逐步过渡到网上教学，建立互动式工程经济学教育网。

三、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本重点课程建设主要从以下各方面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对一个实际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的经济评价部分的工作。通过课堂上对项目可行性研究经济评价部分进行系统分析和内容构成的讲授，让学生对所学过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复习和综合，以大作业的方式完成实际项目的经济评价。

2.在学生完成上述实际项目的经济评价工作之后，安排学生对在经济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讨论和分析，进而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3.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实习考察、参观学习增强了其感性认识和实际动手能力。

四、教学评价改革

本重点课程重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核，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部分的考核实行考教分离，流水阅卷和主考负责制；对讲座形式讲授的内容采用写文献综述的方法考核，文献综述的格式要求和毕业论文的格式相同。考试统一命题，其难度、深度、广度符合教学大纲要求，评分标准严格合理，学生成绩分布合理。重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核，试题与本课程的定位相符。本重点课程建设在现有基础上，更新试题内容，完成试题库建设，提高试题质量，真正做到教考分离，提高教学质量。考试的方式灵活多样，除了从试题库中抽取试题考查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外，还外加开放性题目，以考查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情况。开放试题可以是小论文，也可以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思路。

五、师资队伍建设

本课程现有五名主讲教师，都毕业于土木工程相关专业，同时已经大都具有从事《工程经济学》教学的经验。从师资结构看，本学科的主讲教师中：教授2人，讲师3人；博士2人，硕士2人，学士1人。该师资结构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职称和学历梯度。由上述情况可知，本课程已经具有一支学历、知识结构合理、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师队伍，五位教师已经基本可以满足本科教学和考研指导的需要；同时，已完成的《建筑经济学》教学改革项目，对改善本课程的教学手段、方法，提升教学效果、教学水平大有裨益，大大更新了原有的教学理念。课程建设考虑工程经济学教学力量的新老交替，为此加强了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在教研室内进一步加强并完善了传帮带制度，明确责任，严格考核，使青年教师尽快成长起来。

六、结论

本重点课程建设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加强了实践教学环节。本重点课程建设具有以下创新点。

1.紧密结合我国建筑业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同时适当吸纳国外工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针对本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程度，对教学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与拓展。

2.充分运用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采用教、学互动式，教学、科研互动式等新型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其学习兴趣，并开展了网络教学。

3.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指导了学生2项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习考察、参观学习和对实际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者：王凡 车金如 王康君 程国强 王星 单位：宁波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经济学论文:实验教学下计量经济学论文

一、经济学类各专业实验性教学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1.过分重视理论教学，

忽视实验教学。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类各专业课程设置具有较大的共性，专业课中分为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方向课，理论课程过多过繁，实验教学课程比重较小，且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这种培养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学生重理论、轻实验，重书本、轻能力。经济学类的金融与贸易专业都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其理论与实验应该紧密相连。

2.教学目标不明确。

教学是一种有目的、环环相扣的链条，从而达到系统的功能。专业实验性教学的一些具体环节由于缺乏明确的子目标，从而影响着这方面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如经济学类各专业都对计算机操作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相关的实验环节如果仅限于单纯的电脑打字、数据库操作等内容，没有结合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就容易导致实验内容单一、教学方法落后、评价方法不科学、控制措施失效，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3.实验教学形式单一。

目前，经济学类各专业的实验性教学主要是以上机模拟的形式出现，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效果难以得到保证。究其原因，是现有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导致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积极性不高，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我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环节教学改革的回顾

改革经济学类各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对建设同济品牌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我国金融与贸易领域亟需的专业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三门学科的结合，其理论和方法是多门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注重定量实证分析的特征，非常适合将该课程的教学作为一个平台，强化课程的实验教学，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因此，本课程教学团队着力于改变观念，研究、探索和实施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各项改革设想，采用先进的手段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改革课程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构建了基于实验教学的教学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实验教学成果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具体而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教学培养目标明确。

针对本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定位，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设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一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求学生善于将各门经济课程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三是通过实验性教学环节使学生进一步扩大知识视野，拓展研究能力。学生从大量的实验中摸索规律，有助于将专业基本理论加以整合并与实践紧密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验中进一步升华所学的理论。因此，在该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该课程的应用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配合相应的计量软件应用来进行实验教学，保证了实验教学在整个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2.教学内容丰富。

计量经济学课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课堂教学中也较难直接接触到很多实例，使得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困难。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通过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参与分析和决策，活跃课堂气氛，进而产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欲望。

3.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通过对全国各重点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情况的调研，发现各校均于近年来加强了该课程的实验教学，主要的形式一是配合教学内容，上课时进行相关软件的演示；二是运用相应的计量软件，安排学生直接上机实验。另外，有些高校自己进一步编写仿真实验或编制相关的课程教学软件。根据本校的实验教学条件，采取了根据所用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自己重新编写了该课程实验教学的大纲和实验教学手册、教学指南以及相应的案例，提出相应的实验要求和内容，安排学生在实验室完成各项实验操作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课堂交流和讨论。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亦纳入对学生的最终课程评价成绩。从近年来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进行改革以来，有效地将计量课程的专业理论、技术学习与实验教学融为一体，既丰富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能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因为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其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定量分析能力。本课程实验教学的实施，使得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专业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能力，在定量分析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以及进一步的深造提供了有力支撑，适应社会对研究型专业人才的需要，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进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由于2013年刚开始尝试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比如，实验的指导人员不够，实验的数据不够丰富，不同专业的学生怎样设计不同的案例来提高专业的针对性，怎样开发编写适用的仿真实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实验课程建设中加以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的因素是教师，要提高教师的能力使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适应。其原因在于教学方法一般是由教师选择、设计，教师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主体。只有教师准确、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负责实验教学的教师应通过加强学习、收集新资料，来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能将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掌握科研成果的前沿，并把前沿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技能，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建立激励机制。

把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真正落到实处，在制度上真正鼓励教学方法的创新。为此，尤其重要的是，在教学配套上要做相应的调整，在课程设置、成绩评定标准、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等方面应加强对实验课程的支持。

3.加强教学设施的建设。

在网络时代实施实验教学必然要涉及到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及其应用环境问题。因此，必须结合专业教学的长远发展规划，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以及环境，保障实验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作者：楼永 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论文:三本院校微观经济学论文

一、三本院校学生在微观经济学学习中特点

1.缺乏学习主动性，很难调动学习积极性

从高中应试教育和高压中走出，学生更倾向于社会实践、社交和个性释放，学习积极性下降；部分学生走进教室是迫于教师考勤的压力、应付考试，或仅仅是听从学校教学安排，而非自己想听课、想探索未知。这种被迫式、无意识的学习，容易使学生产生无所谓的态度，缺乏学习主动性和探索性。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仅做知识点的讲解，未能引导学生认识课程的重要性、实用性，导致学生只是被动接受和记忆知识点，也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丧失。

2.数学基础差，排斥定量模型分析

三本院校生源基础知识架构不健全，知识水平相对偏低；而且历届招生情况显示，经济与管理类专业文科学生偏多，这部分学生中多数数学基础较差。然而微观经济学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数学模型、定量分析以及公式、曲线，这对三本院校学生形成了很大挑战。由于数学成绩不好，学习微观经济学时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和潜在的自卑，高估微观经济学的难度而产生惧怕和排斥心理。

3.理论知识薄弱，缺乏自信

三本院校录取分数线较低，虽然存在一部分学生发挥失常，但是大部分学生在学业方面是不尽人意的。这部分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一是出于高考成绩带来的心理阴影，二是出于社会对民办高校的偏见。微观经济学与高中知识点虽然联系不是特别紧密，但是对数学和逻辑思维的要求，会让部分学生缺乏自信。

4.轻理论、重实践，注重实用性

互联网使用率的提高，为学生了解外部环境和参加社会实践提供了便捷通道；学生早熟的心理、对工作实践的渴望以及实用主义心态，使他们对应用性较强的专业性学科较为关注，而对理论性基础学科嗤之以鼻。而微观经济学理论较抽象，且大多建立在多个假设前提和理想的经济环境的基础之上，比较抽象，无法对现实中比较特殊的经济现象给出具体的解释。这与三本院校学生追求实用性和重视实践性的观念很难同步，若部分教师仅仅解释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模型，就会加剧这种矛盾。

二、教学实践与探索

根据三本院校学生的特殊性，在讲授微观经济学时需要对方法和形式做出一定的调整。根据笔者教学经验和对其他三本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师及学生的访谈，对三本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实践提出如下建议，作为改善微观经济学教学成果的实践与探索。

1.绪论部分，重点激发学生兴趣

大多教师不重视第一节课的教学，认为绪论不重要，简单带过而直接进入均衡理论讲解，这样就会使学生没有目的性而简单接受纯理论的灌输。而第一节课对该课程的印象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建议在这部分讲授中告诉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微观经济学，对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微观经济学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是他们以后会遇到的。例如，可以连续用几个现实中比较典型的且学生应该知晓并感兴趣的经济现象提出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类似于饥饿营销。然后告诉学生微观经济学可以让他们做出最优的行为决策，防止吃亏上当等等并加实例证明。从教学经历看，对于这种会对学生自身产生影响的内容，他们很乐意听且愿意互动。从而让他们知道，微观经济学不是高深莫测的学科，而是与自己生活紧密相关且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学科，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简化微观经济学内容，为学生树立信心

对于学生基础薄弱、排斥模型和定量分析以及缺乏自信的特点，在教授过程中要经常鼓励他们：经济学不需要任何专业基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起点，大部分定量分析只需要中小学水平即可，通过学好无需起点的微观经济学等等，通过这类激励，让学生重拾信心。教学实践效果显示，这种方式对学生是有效的，但需要用后期教学内容证明，所以也要求教师在讲授时要深入浅出。在微观经济学中，均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较简单，可以利用这部分内容为学生树立信心。然后由易及难，逐渐深入，效果较好。此外，鉴于微观经济学的课时量和学生的基础不够，对教学目标的制定不宜过高，不能苛刻要求学生掌握所有微观经济学内容，建议选择核心章节重点讲授。

3.增加案例教学和课堂练习

案例教学能够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在案例的选择方面，要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相关，或者当下的热门话题和新闻，总之应该是学生关心的话题和现象。如此才能拉近微观经济学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例如，在讲解机会成本时，可以以学生进大学读书为案例，与学生互动，计算他们读大学的机会成本；算出的机会成本很高时，再让他们思考如何从学校获得收益、做出最优决策等等提高学生积极性。讲到资源配置时，就可以以学生复习期末考试的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分配为例。在此基础上引申到企业，再以企业生产经营为例，逐层深入。如果时间允许，理论和案例讲解结束之后，及时跟进课堂练习，让学生理解知识点的应用和考查方法，减少学生对考试的担心。

4.多做情境模拟，让学生身历其境做决策

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Treicher）做的关于知识保持即记忆持久性的实验表明，人们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听到内容的20％，看到内容的30％，听到并看到内容的50％，在交流过程中自己所说内容的70％。这就说明如果采用既能看到又能听到并经过讨论交流最终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方式教学，将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质量。在经济学中有部分内容类似于生活常识，可以根据生活经验和直觉做出判断与决策，对于这部分内容，可以让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体验和决策，在互动中引着学生进入理论部分。对于供求定理和均衡价格的讲解，可以分别让学生扮演供求双方，模拟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在讲解消费者行为理论时，让学生进入自己是消费者的情景，去感受效用的变化，让他们自己做决策，引导他们进入消费者均衡。从生产理论到成本收益理论，让学生转换角色，以厂商的身份作判断，模拟生产过程，正确理解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和成本、产量。把学生口语化的表述与理论结合，然后提升讲解相关理论和曲线。在市场结构理论方面，为学生设定场景，分别模拟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让学生了解各种市场的特点和价格决定因素。其他内容可以根据需要模拟相应场景，即使是让极个别学生模拟，其他学生观看，也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结语

三本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改善，需要教师密切结合三本院校学生的特点对教学方法做出调整，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在提高自身微观经济学专业素质的基础上，时刻关心经济学前言和经济热点，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适当引入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提高三本院校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知识的吸收程度和应用能力。

作者：张丹丹 单位：武汉工商学院知识管理研究所

经济学论文:热经济学论文

1热经济学的原理与优势

目前存在的能量评价方法包括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能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虽然操作简单，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评价值侧重于“量”而没有评价“质”。另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论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能量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顾及经济因素。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将热力学分析与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热经济学分析法也称火用经济学分析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工程、最优化技术以及决策理论等基本思想，兼顾能量使用的“量”与“质”，并将系统的火用流价格数据化，能够评估兼顾能量使用效率与经济价值的综合结果，这种分析法在复杂的工程分析、诊断、优化、改进中，都有重大作用，技术优势非常明显。热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全面辅助系统的优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进行系统优化时，确定考虑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约束条件和决策变量，最后用数学手段描述出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够对项目设计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包括对可行方案的选择、对改进措施的评价、对成本的真实计算以及单元系统的维护与更替。

2热经济学的应用

热经济学是分析现代工程系统中一切与能力相关的系统的热力学方法，一般来说，从原则上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方法，一是在卡诺和克劳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统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善程度，通过把被研究系统与卡诺循环理想循环系统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统的完善程度。二是以吉布斯理论为框架，采取热力学势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统中能量转换过程，以热力学势为分析重点，进而分析各种形式之下功的数值。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评估被分析系统任意一点上的物流与能流所做功的性能。这一点能够无视系统的机构复杂程度而直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这种方法，首先在化学热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他领域一般仍沿用第一类方法。在我国热经济学分析法被引入到热力系统，我国学者首先主要通过概念模型来分析热力系统，并实际通过绘制结构图对实际操作进行了指导，热经济学理论并且被用于分析复杂的能量体系，模拟故障诊断，并用于计算成本。在系统的优化方面，热经济学被用于对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燃料、产品流的成本，和最红产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计算编辑火用成本的变化能够建立能量损耗分析模型，实现了在线诊断系统性能的目标，随后热经济学概念引入到火电机组，建立了加热器故障诊断指标的通用数学模型，实现了加热器故障诊断的可能性。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火用流的计价和费用分配问题，对把输入的火用流进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级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计价策略，并将此原理应用于热电联产热力系统之中。生态系统的求解问题通常会遇到非线性问题和Lyapounov含义的稳定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求解，必须使用微分几何与张量代数、步骤较为繁琐，且这些方法难度较大。再忽略精度细微误差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热力学方法去求解，网络热力学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计算方法，虽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3结语

目前，能源问题是我国发展的重点问题，而热经济学研究目的就是把能源效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为企业发展制定长期的宏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兼顾节能效益与经济效益，为企业或者其他社会单位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所以，研究热经济学对于我国能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李永华 甄鹏洋 李婷婷 单位：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

经济学论文:体验探究式教学经济学论文

一、政府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21世纪初，我国各高校相继把政府经济学作为大学课程开设，可以说它是我国近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该课程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来研究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学生的经济学专业基础要求比较高，对教师综合素质和组织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该课程在教学中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授课内容庞杂。

较之于传统专业的课程，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知识体系尚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中，不像经济学或其他的学科那样有成熟的体系、稳定的架构。课程的教材尽管有不同的版本，但实践性和应用性不强，政府经济学中的最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最新成果未能及时纳入教材体系中来。因而对于任课教师来说，无论是选定教材，还是开展教学工作，无形中难度都大大被提升。同时，政府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应用性、交叉性、边缘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要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因而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组织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授课方式单调。

由于政府经济学课程内容既涉及经济学理论，又涉及公共财政、公共管理的理论等，这对学生的知识背景与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各高校基本采用多媒体教学，尽管信息量较大，但课程教学基本上是以讲授为主，原理借助图形分析只通过一张简单的PPT来展示，推理演绎过程被省略了；也进行案例教学，材料事先布置给学生准备，学生课业较重，每门课都有案例分析，很难对提供的材料进行阅读和分析，因而课堂讨论也只停留在事件本身，由于未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在被动地接受知识，很少主动去发现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另外，由于课程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都存在交叉领域，加上学生选修课程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学生的学科知识体系参差不齐，学生与老师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很多时候，授课的效果并不理想。

3.考核形式单一。

在课程考核方面，很多高校都要求教师必须以某种形式进行考试，这样便于最后的归档管理；期末考试的期末卷面学生的成绩要呈现近似正态分布，否则就认为考试中存在问题，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过程缺乏综合性的考量。这种知识性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对特定专业知识的记忆能力，学生往往以死记硬背的形式应付课程考核，不利于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很多课程缺乏能力性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理解程度、应用能力、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未能充分评价。

二、体验探究式教学模式在政府经济学课程的实践运用

1.体验探究式教学模式。

“体验探究式教学模式”是基于“体验”和“探究”的结合。体验探究式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感知，在教学中根据课程内容，科学选取一些现实的案例，进行情境模拟，引导学生进行不同角色扮演和角色体验，从事件的现象透视其内在的根源，进而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此锻炼学生的多元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使体验探究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教师要在课程知识体系的更新、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手段的多元化等方面下功夫。其次，教师在课堂讲授知识的同时，及时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聆听学生的想法，进行有效的沟通。第三，把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根据授课老师设计的论题进行合作学习，案例分析和讨论以小组形式进行；第四，适时安排学生进行基地见习、暑期实践，既围绕教学内容又紧密结合实际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达到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究的目的。

2.体验探究式教学模式在政府经济学课程的实施建议。

①科学调整教学内容。

我们在传授知识时，应根据实际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加以拓展和完善。目前政府经济学教材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侧重点不同，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吸收各版本的精华，结合自己对课程体系的理解，结合学生专业的特点重构内容框架体系。例如在“政府与市场”这章，主要讨论的是“市场失灵及纠正”，我们可以结合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我国政府40000亿投资等现实情况，深入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采取的措施及产生的效果等，使学生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存在的缺陷性，对帮助学生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正确认识和思考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现象是有好处的。

②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有机结合。

当前高等学校主要利用多媒体课件形式进行教学，以图、文、声音、视频等多样化方式向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教学信息，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方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但对于理论逻辑性较强的内容仍适合传统讲授的方法。例如，外部效应这一章节的内容，对于外部效应的产生和产生的效率损失，就需要教师一步一步地绘图分析并详细讲解，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消化。这是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接受程度和教学内容的特殊性来选择教学手段。

③案例分析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大学教师在课堂讲授基础上，设置更丰富、得体的教学案例，突出问题意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和教师一道探索问题，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积极地引导、启发和讲评，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启发学生采用不同角度去分析问题，探究原因，提出解决的对策，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学生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成果，使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④运用情景式教学。

作为授课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适当地运用情景式教学能提高学生学习和参与的兴趣。通常我们先播放一段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视频，由学生扮演视频里故事中的角色，进行现场“演习”，让学生在这种既定的情境中，思考现实的问题，分析问题所在，提出可行性解决办法。情景式教学能够使一些枯燥的理论借助于“景”的存在而变得浅显易懂，能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从而使学生通过切身体会感知现实，领悟理论知识。

⑤社会实践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政府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交叉学科，要使学生深刻理解政府的经济行为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就必须让他们到实践中去体会理解。在社会实践环节，一方面要组织学生到相关政府部门实习；另一方面，根据课程内容设计调研选题，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或假期时间展开社会调查，撰写调研报告。这不仅可以使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获得感性认识，并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同时，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独立科研的能力，这也是高等院校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⑥探索多样化的考试模式。

课程考核和成绩是学生和老师在知识传播上的交汇点，考试评价作为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由教师主导来设置，应保证教师在专业领域内根据专业标准、学术标准和教学目标下的自由裁量权。除了有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老师可根据课程的特点来布置期末论文、研究报告、成果答辩等形式，以此代替闭卷考试，这样学生容易接受，教学效果明显、考核结果也会相对公正，从而体现考试的本质意义。

三、结语

政府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教师循序渐进，不断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和创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来，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广泛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作者：孙群 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逻辑产儿

1．从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家庭背景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RayCanterbery)说:“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属于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不久后被‘马克思主义’憎恶的资本主义中等阶层。马克思在一个相对自由、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他本打算从事学术性职业，但是一些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恩格斯属于资本主义上等阶层”，“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Manchester)，让他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RobertL．Heilbroner，1919－)说，恩格斯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制造商的家庭。“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气量褊狭，是莱茵兰的一个制造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埃里克•罗尔(EricRoll)也说:“恩格斯出身于莱茵地区的一个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厂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传的企业———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厄曼－恩格斯棉纺企业公司。”中国学者何正斌的译著《经济学300年》中也这样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一个思想保守的正统教派家庭，父亲是工厂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一个出生在律师家庭，一个出生在制造商家庭。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2.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并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而恩格斯的父亲，“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见解，宗教和谋利两者是对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疗法。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坎特伯里说:虽然“恩格斯天生对文学和音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尤其喜欢波西•比西•雪莱(1792－1822)的诗……正如边沁所言，恩格斯在阅读雪莱诗句的过程中，痛苦并快乐着”。但是，“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让其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经济学300年》中也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他中学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校经商，18岁时已成为一位能干的商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年)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虽然如此，恩格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大量的实际观察和自学考察也获得了许多知识。坎特伯里:“恩格斯目睹了许多怀孕女工最终沦落为妓女，很多孩子五六岁就进入工厂劳动(就连狄更斯都是在年满12岁后才被送进工厂劳动的);由于孩子的母亲也整天在工厂劳动，因而这些孩子很少能得到母亲的照顾，每天重复进行着机械操作，过着单调的生活，因而也就无法受到教育。”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却得到了很好的系统的教育。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所以，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WilliamSpiegel)说:“马克思生于莱茵省，在他年轻时，他的思想倾向是在几个德国大学中形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大学。”而且，“作为柏林的学生，他被黑格尔哲学迷住了，这种哲学那时俘获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想像力。马克思从未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始终没有摆脱他所具有的德国背景的一切痕迹”。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从其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来看，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3.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都是在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形成的，并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对此，西方经济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绍。美国经济学家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一标题。《预测和策略》的主编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用“激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这一标题。坎特伯里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中，用了一个专门的小标题“黑格尔的影响”这一标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利•L．布鲁(StanleyL．Brue)兰迪•R．格兰特(RandyR．Grant)著的《经济思想史》第10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小标题“影响马克思的各种学术思想”专门用来介绍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坎特伯里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着彻底的认知。”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不同政见始于他与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的第一次会面之后。黑格尔哲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点事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指出:“除了恩格斯之外，还有几个人影响了马克思，主要有李嘉图、早期社会主义者、达尔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仅如此，他们还接着进行了具体的逐一分析。他们认为:“1．李嘉图的影响。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他尤其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感兴趣。他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有几个缺陷，于是着手勾画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2．社会主义者的作用。马克思对前一章讨论的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宣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赞同他们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道义愤怒、对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评、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憧憬。3．与达尔文的联系。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而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又影响了马克思。4．黑格尔的影响。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乔治•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提出的辩证法。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根据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但他用修改了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论替换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更重要的是，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强调唯物论———物质现实的重要性———反对黑格尔的唯心论。”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恩格斯词条”中说:“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把他培养成商人。然而，上学以后，他逐步树立了激进的远大志向，最终使他在1841年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取得了联系。”《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不久抛开这些东西，而去研究左派知识分子团体‘青年黑格尔派’所阐述的黑格尔哲学，这使他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为富有战斗性的无神论者。他在不莱梅还用笔名‘F•奥斯渥特’发表一些文章，显示出尖锐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文体。1841年到柏林炮兵团服役。……他经常到柏林大学听课，并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以讨论宗教问题为主的哲学论战中，他被公认为有力的领袖。”由此可见，在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正如熊彼特在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这本在西方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所说:“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但这种环境未能维持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把他变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急进派和一个学者———这种急进主义是属于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这种学者的学问是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类型，而与数学和物理学类型不同的。”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西方经济学者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并且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真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说:“恩格斯精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从而他促使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吸取精华。”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Roll)直接指出:“恩格斯早就熟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曾发挥了对它的批判。……恩格斯在一篇由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短文《对国民经济的批判》里阐述了他的看法。”《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恩格斯急切地抓住前往英国的机会，表面上则是为了在曼彻斯特自己家的棉纺厂中继续学习经商。……然而在业余时间从事真正感兴趣的活动:……阅读有关英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书籍和国会记录，……为计划写作的英国历史搜集资料。”熊彼特说，虽然马克思“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他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无疑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比以前快得多的进展。在巴黎，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他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这对于一个原来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1843年去过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济学(这他在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从1849年起他长期定居在伦敦，对于他这样一个酷嗜书本的读者来说，这就差不多等于是说，他长期定居在大英博物馆附设的图书馆”。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而且，他们对古典经济学是非常熟悉的。

2．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而且，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并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热拉尔•迪梅尼和多米尼克•莱维说:“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这个时期正好与英国工业革命处于同一时期，出现了三个重要的人物: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这三位经济学著作家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斯密，反对重商主义、赞扬工业经济以及试图在市场和资本积累方面划定一个国家干预的复杂边界;李嘉图的著作为了在关于玉米的价格和贸易的争论中为资本家反对地主进行辩护;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雏形以及他们关于历史发展的乐观展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下剥削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人们对马克思也采取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强化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化为劳动价值论以及与之对应的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分析。实际上，马克思也是一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A)说:“正好在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这棵大树分成了两个枝干。一个枝干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另一个枝干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85、1894年)以及他的被人重新发现的早期经济学著作。”E．罗尔说:“现在普遍地承认马克思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古典学派树干上的接枝。古典学派尽管看到它的学说结出了奇怪的果实可能感到惊异和愤怒，但不能否认用自己的血液哺养了它。”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坎特伯里说:“虽然马克思赞同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研究更为彻底。”熊彼特说:“只有马克思是唯一给予魁奈以正确评价的第一流经济学家。”E．罗尔说:“然而，毫无疑间，在学术界中对马克思的反应一般是完全否定的。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理由不在于马克思经济观点的细节上，也不在于他的社会学上，而在于他试图在它们之间树立起联系的特殊性质上。也许，经济学者们本该最善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予以评价。但是马克思对于古典理论的解释(源自他的假拟的社会学而不是该理论本身)和流行的解释(完全基于不同的前提)相抵触得那么利害，以致长期以来无偏见地考虑成为不可能。有一点说的很对:马克思揭露出经济古典主义中的某些矛盾。”总之，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没有离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大道，是在这一路线基础上的否定性发展。

三、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界碑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西方经济学者首先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和地位。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而且是经济思想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

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个领域扩展为社会史，它对围绕人的生活的社会条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们属于最早借助于新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工具书蓝皮书即政府文献，包括工厂视察员、济贫法当局、政府信访部门以及关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相关信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普雷斯曼将“马克思、凯恩斯、斯密列为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福斯菲尔德将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3部关键性的著作”。斯考森2007年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坎特伯雷的《经济学简史:沉闷科学中的巧妙方法》一书封面上排列了四位经济学家的头像，其中就有马克思。甚至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和斯密、李斯特、马歇尔、凯恩斯并称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在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马克思就是“少数几位博得奇特声誉的人物”之一。熊彼特也在《经济分析史》这一著作中将马克思称之为“第一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被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中说:“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象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此。这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认真听取马克思的意见并且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

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有着重大的贡献。

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说:“即使是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也同意马克思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分析作出了贡献。第一，在为经济学创建一个适当的价值理论的努力中，马克思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第二，马克思是最早注意到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常见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第三，马克思正确地预测了大规模企业和垄断力量的增长。第四，马克思将替代效应应用于劳动节约型资本的研究，突出强调了替代效应。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新的资本可以替代劳动。他还比他的先辈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劳动节约型创新的观点。最后，马克思还通过强调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分析，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后来的制度学派、增长学派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动态分析。”小罗伯特•埃克伦德和罗伯特•赫伯特说:“经济学的独特性质是它在市场联系中研究人类行为。市场是一种培育贸易或交换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现代经济学是对市场如何运行的研究———例如，它研究价值是如何决定的，投入品如何在生产中互相联系。但它还涉及到更大一组问题，即:市场来自何方?它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惟一途径吗?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行?……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KarlMars)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这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大的成果。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预言上建立起它的高楼大厦的。”正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历史的巨大贡献，因此，西方经济学者在编写经济发展历史著作时都要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并形成了惯例。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其代表作《经济思想史》中说:“在每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给予马克思一席领地并为他专设一章，这是一个合理的传统。”在20世纪初出版的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和美国经济学家韩讷的《经济思想史》等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总之，西方经济学者正是在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看成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产儿”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四、启示

笔者认为，完整、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进而推动我国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经济学的时候，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人物首先置于历史背景之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逻辑产儿”，并在这一背景下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这一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理论，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因此，任何理论都是在那个时代的基础上出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也是如此。正如熊彼特所说:“一个人如果不正确地估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文化背景所具有的含义，他就不能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头脑的产物、一个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根子中成长起来的产物的理由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理由。”这一见解是十分深刻且有道理的。第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经济学的时候，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讨论，并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看成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超越。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理论研究视角和观点无疑是对的，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通常注重的是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性研究，即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中对于古典经济学的一般性批判研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真正内在逻辑关系即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一种内生性关系的研究是不够的。这样一来，导致了我国理论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倾向，仿佛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不仅游离于西方文明之外，而且是游离于古典经济学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式虽然独树一帜，但其理论体系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行互补，二者可以相互借鉴、共融发展。第三，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经济学的时候，将马克思经济学看成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并在他们的所编写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形成了专章介绍和论述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对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与西方经济学者所编写的经济思想史不同，在我国经济学者们所编写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无论是冠名为《经济思想史》还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教材中，往往将马克思经济学独立于整个西方经济学之外，只讲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正因为如此，使得我国学界长期未能解决好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总之，正确地把握和理解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纠正我国在理论研究中所产生的误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资产阶级文化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内生性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我们“摆正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而促进我国的理论研究。

作者：王志林 田思思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学论文:研讨式教学视域下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困境分析

1、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宏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利用图表、函数等数学方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理论性极强是其典型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庞杂，学派多，也是其典型特点。而在独立学院的教学中，宏观经济学的课时安排很多时候只有32个，与内容多相比体现出课时少的特点。

2、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宏观经济学理论性强，内容庞杂，课时少，加之独立学院学生基础弱、自律性差等特点，使得独立学院的宏观经济学处于一种“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困境。笔者认为，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要走出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的困境，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运用研讨式教学法。

二、研讨式教学法在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在将研讨式教学法应用于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实践中，我们结合教材和现实经济现象设计一系列的问题供学生研究和讨论，再通过教师的点评和总结引导学生，加强学生对经济学知识和分析方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具体分为五步：一是确定主题；二是独立探索；三是小组讨论；四是全班交流；五是点评总结。

1、确定主题

教师首先讲解基础知识，在基础知识讲解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问题、疑难问题、热点的经济时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或案例，作为研讨的主题。例如：在讲解用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四部门经济国民收入构成与凯恩斯消费理论这部分内容时，先讲解两大理论，然后以我国为例，列出我国近两年的GDP数据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排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我国GDP中四部门所占比重各为多少，通过最近10年的数据评价四部门经济对GDP各自的贡献如何、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2、独立探索

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如何搜集整理资料、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阶段。学生关于研究是缺乏方法和经验的，因此在进行调研之前，需要教师专门开设专题，让学生了解研究的工作过程和关键环节，特别是对前期文献资料的搜集、资料的整理以及观点的提炼进行指导。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调研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利用互联网搜集与数据相关的实证资料；第二是到图书馆查阅文献、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等。在这个阶段，经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学生最终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发言稿。

3、小组讨论

课堂讨论首先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组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在时间上能保证每个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每组人数保持在5-8人比较适宜。小组内每个成员都要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小组内讨论，形成小组观点，并选出发言人。

4、全班交流

小组形成观点后派每组的发言人进行发言，这个时间段，教师应鼓励有想法的学生畅所欲言，教师应抓住时机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进一步思考。以本文中研讨主题为例，可以在学生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问题：你如何评价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应该如何改进。这个阶段教师应放手把时间交给学生，讨论越激烈，思想碰撞越多，效果越好。

5、点评总结

教师的点评和总结是至关重要的。教师在此阶段，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总结补充，对于好的观点予以提升，引起学生更深入的思考，甚至可以鼓励有思想的学生将观点撰写成学术论文进行发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研讨式教学法是一种能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它将学生作为主体，通过学生自己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总结观点，引导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而学会解决问题，最终从“学会”走向“会学”。

作者：王雪娟 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经济学论文:教学创新模式下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较为陈旧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新时期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要求“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是由于教师有着对宏观经济学基础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全面把握，而学生在学习之前却对其不甚了解，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利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引导和启发学生理解并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框架，但课堂教学的这种“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改革要求并不矛盾。“以学生为主体”要求学生在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有更多的参与，教师要围绕着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来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二）教学目标不明确

传统宏观经济学更加注重教学计划和教学任务的完成，忽视了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培养。虽然偶尔穿插课堂提问和课上训练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但是其问题答案大多为唯一、封闭和定型的，不能较好地开拓学生的发散思维、活跃课堂气氛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这种被动的、机械的学习方式，消极的学习情绪和枯燥的学习氛围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最终造成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学习主体缺位。

（三）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单一，大都沿袭“填灌式”的陈旧的教学方式，虽然教学手段已经由原来的板书教学转变为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本质上并未改变。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把握也只能通过课后作业及期末考试来测评，而无法实现课堂即时的了解。此外，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课堂上，教师更多是单调地讲授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模型，虽然其中也有相关案例的讲解，但是大多数案例已陈旧过时，带有明显的时滞性，大部分是反复被引用的国外的经典案例，而对于国内的热点、焦点问题和比较前沿的经济动态则很少提及。并且，系统的理论学习之后也没有相关的实践教学部分，使得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存在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因此，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一）提高小组讨论在课堂中的比重

教师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而课堂讨论正是一种简单、快捷、见效快的方法。通过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能有效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讨论的分组工作尤为重要，由于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教师应当充分了解学生对经济的理解程度，根据学生的能力高低来划分小组。在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学生以小组的形式来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进而得到问题的解答方法，不同观念的碰撞也容易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虽然肯定了学生相互讨论的重要性，但是教师的主导性作用不容否定。

（二）开展课堂教学研究工作

由于学校的自身条件有限，在教学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开展教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教学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课堂互动，将课堂教学提升到了科学研究的阶段。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设立一个以研究为主的教学团队是必不可少的，确保教学与科研不冲突。另外，教学研究要有科研精神，要善于结合海量的数据来解决经济学问题，提升教学质量。

（三）开展仿真式教学

所谓的仿真式教学，主要是通过构建真实经济事件的方式来验证课堂上的理论，在真实的实践当中分析经济人的行为。这种方式简单有效，能最直白地展现出经济事件背后的规律，并借助计算机等先进的学习工具，推导出此经济事件背后的经济结论。仿真式教学要求教师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能迅速并准确地推导出经济事件背后的本质。仿真式教学还需要教师进行足够的引导，定性与定量分析经济事件所揭示的道理，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起经济事件的具体化模型，进而有效开展经济学实验，分析经济事件背后的本质，这就是仿真式教学的主要内容。教师可以单独完成仿真式教学的前几个步骤，或是与有能力的学生共同完成，以提升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教师要能准确地剖析经济模型所表达的含义，熟悉仿真过程中所有的步骤并能亲自演算，还要有清楚地描述上述经济模型的能力，确保自己的讲解能让学生听懂并吸收。

作者：张媛 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国际教育系

经济学论文:研讨式教学中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研讨式教学法在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1.确定主题。

教师首先讲解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选择重点问题、疑难问题、热点的经济时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或案例，作为研讨的主题。例如：在讲解用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四部门经济国民收入构成与凯恩斯消费理论这部分内容时，先讲解两大理论，然后以我国为例，列出我国近两年的GDP数据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排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我国GDP中四部门所占比重各为多少，通过最近10年的数据评价四部门经济对GDP各自的贡献如何、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主题的确定，是研讨式教学的第一步，它为整个研讨指明了方向。

2.独立探索。

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去独立搜索资料、整理资料、独立思考、解决问题，最终以发言稿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整理出来。在此阶段，针对学生缺乏查阅资料经验和研究经验的情况，教师应对学生进行指导，特别是对前期文献资料的搜集、资料的整理以及观点的提炼进行指导。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调研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利用互联网搜集与数据相关的实证资料；第二是到图书馆查阅文献、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等。独立探索阶段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3.小组讨论。

讨论首先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组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在时间上能保证每个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小组内每个成员都要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小组内讨论，形成小组观点，并选出发言人。

4.全班交流。

小组讨论后派每组发言人代表本组发言，尽量让有话说的学生都能上台发言，观点不同的小组或个人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各抒己见，支持学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观点。

5.点评总结。

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总结补充，对于好的观点予以提升，引起学生更深入的思考。

二、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中教师角色定位

在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下面我们将一一进行分析。

1.确定主题阶段---出题者。

确定主题是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的第一步。教师结合教材和现实经济，选择重点问题、疑难问题、热点的经济时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或案例，作为研讨的主题。主题的确定有一定的难度，主题不仅要能引起学生深入地思考，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理论结合实际，并且要能引起学生讨论的兴趣。研讨的主题是由教师确定，因此教师在这个阶段的角色是出题者。

2.独立探索阶段---提供帮助者。

独立探索阶段的主角是学生，要求由学生独立完成，但并不是说这个阶段就不需要教师。学生对于调研和做研究是缺乏经验的，因此在开始独立探索之前，学生肯定是很茫然的，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教师提供帮助，教师可以就如何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等问题对学生进行辅导，因此在这个阶段，教师是提供帮助者。

3.小组讨论阶段和全班交流阶段---平等讨论者。

小组讨论阶段和全班交流阶段，教师应放手将时间交给学生，但也并不是说这个阶段不需要教师。在这个阶段，教师可以以平等的普通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讨论，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担任对于错误观点的质疑者、对于创新观点和独特见解的支持者、对于胆小学生的鼓励者，以及把握整个讨论节奏、调解讨论气氛的协调者。

4.点评总结阶段---裁判。

在这个阶段，教师的角色是一位裁判，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整理归纳、总结补充，指出正确的观点，并对正确的观点予以提升，引起学生更进一步的思考。综上所述，总结整个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的过程，学生在其中是主角，而教师的角色是“导师”。在确定主题阶段，“导”明研讨的方向；在独立探索阶段，是为学生提供咨询指“导”；在讨论阶段，控制整个讨论方向，将讨论掌控引“导”到主题方向；在点评总结阶段，总结归纳、指出正确观点，引“导”学生进行进一步思考。

三、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

本文认为,研讨式教学的主角是学生,然而研讨式教学能否实施以及实施效果如何是取决于教师的能力和素质的。研讨式教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给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专业素质。

专业素质包括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和趋势，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一定的研究成果，以及具有运用专业知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讨式教学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上。首先体现在选题上，研讨的问题要难易适当、有研讨的价值、贴近学生生活、富有吸引力、最好能体现当时经济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其次对研讨过程的实施，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要参与多方面的讨论，使研讨教学有深度和广度。教师对于错误的观点要提出质疑，对于正确的观点要予以支持，并引导学生进入更深入的思考。

2.课堂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

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相比，研讨式教学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研讨式教学的课堂讨论阶段，可能会出现冷场，讨论也可能会很激烈，会出现偏离主题、节外生枝，也可能会因一些问题占据了较多时间使后面的问题没时间讨论等等，这些都需要教师能掌控好，将学生的思维和兴奋点引导到主题上，并能对整个讨论收放自如、掌控有度，使参与讨论的学生能发挥最大的潜能。

3.职业素养。

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研讨式教学对于教师来说，工作量以及工作的复杂程度都增加了。从课前的选题，到给学生独立探索前的辅导，到为课堂可能出现问题的准备，以及对整个研讨过程的总结归纳，无疑对教师的要求比单纯的备课讲课要高。除此之外，课后需要教师不断思考和改进，如何更好地掌控课堂。这些都对教师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王雪娟 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经济学论文:旅游购物与市场开发经济学论文

1.問題的範圍

一次完整的旅游购物活动涉及到各个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概括为三大要素：旅游商品、旅游购物设施及人员，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旅游购物活动。首先，旅游商品是购物旅游资源的核心，也是吸引旅游者购物的根源。只有那些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才是旅游者欣赏、购买的对象。其次，旅游购物设施既是商品销售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又是吸引旅游者的一个要素。最后，旅游购物提供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企业管理及服务人员相互交流的一种机会，这也是旅游者观察和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旅游购物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对旅游购物品市场研究必须树立一个整体概念。

2.分析問題

2.1澳门旅游购物市场现状

澳门，占地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人口约55万人，2008年访澳人数达到30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游客占到58%；旅游总收入为165亿美元，其中，博彩收入是134亿美元，占81%[2]。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指引下，澳门政府除了优化博彩业外，还致力于大力发展多元旅游和会展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澳门有识人士清楚地意识到，一味发展博彩业不是方向。澳门中旅董事长陈志杰认为，澳门是一个多元社会，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在澳门共同交融成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澳门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以吸引包括内地居民在内的世界各地游客来澳门旅游观光。虽然澳门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旅游市场，但内部的一些突出问题不解决，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使旅游购物产业创效。

2.2交通方面问题

影响旅游购物市场发展的因素很多，交通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对于旅游城市来说，首先应该解决的就应该是交通问题，这样才能接待更多的游客，方便客人的出入。澳门的交通构成有航空、公路和水运。但在看似齐全的交通方式背后依然有许多问题。航空方面，机场位置偏远，与国内外主要旅游城市缺少对开的班机等。公路交通方面，澳门市内旅游景点颇多，但比较分散，而澳门市内各景区之间的旅游道路建设以及市内景区间旅游公共交通的设施却很不完善，经常令外来游客叫苦不迭。水路方面，虽然澳门滨海，但目前还未有较为完备的水路旅游路线规划，对于发展水上旅游未起到促进和拉动作用。旅游与交通的关系非常紧密，交通方面的这些问题很大地制约了澳门市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很难相信澳门的旅游业发展和旅游商品流通会顺畅得起来。

2.3旅游商品的提供问题

尽管澳门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旅游商品的发展却很不尽人意，这与长期以来只重博采与忽略旅游事业有关。长期以来，澳门在发展旅游上，有较重的重博采经营，轻旅游商品开发的倾向。在开发旅游项目中，没有真正树立大旅游观念，没有把旅游商品的开发列入旅游业重要内容来研究落实，甚至没有纳入当地旅游发展建设规划，因而缺乏具体生产组织配合以及成型的销售渠道，造成旅游商品的开发、销售脱节，创造不出真正成熟的名优品牌。

2.4旅游购物环境问题

旅游购物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旅游者购物的多少，良好的旅游购物环境可以增加旅游者的购物欲望。旅游购物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澳门市的旅游商品市场发展缓慢，跟它的购物环境差也有密切的关系。硬环境方面，澳门市的购物场所少而散，比较集中的购物场所是官司街，而且是经营食品的街道，在其中经营的商户良荞不齐，未形成有规模的旅游购物中心。软环境方面，旅游业作为服务行业，要求旅游从业人员具有服务意识，但澳门市的旅游从业人员收“回扣”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在旅游过程中，导游有目的的引导游客消费，增加购物次数和时间，从而导致游客对购物产生抵触情绪，反而降低了旅游消费中的购物支出。

3.研究資料(文字及圖像數據)

3.1澳门具备良好的旅游购物市场开发基础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至2008年底，澳门拥有三星级以上酒店57家，平均房价101美元。近两年，金光大道板块的1400间客房的银河度假酒店和2300间客房的梦幻之城都将建成开业，澳门旅游的推广口号是“缤纷世界，澳门就是与别不同”，目标是旅游产品和客源市场的多元化，特别是要以庆祝澳门回归10周年为契机，大力刺激澳门会展旅游。另外，威尼斯人酒店2楼的大运河景点十分合适家庭游，中心广场内的街头演艺表演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运河两侧的国际一线品牌的专卖店也能让人流连忘返。澳门官也街是一条长不到100米、宽不到3米的“老街”，但积聚了众多的澳门食品店，包括杏仁饼、紫菜蛋卷、猪肉脯等价格大众化的旅游商品，也是澳门的一大旅游资源。自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澳门旧城区的大三巴牌坊、妈祖阁、郑家大屋、何东图书馆等20多处历史建筑日趋成为众多游客的寻访之地。

3.2澳门具备雄厚的旅游购物市场开发潜力

澳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珠三角，大力推介粤港澳“一程多站式”的主题旅游路线，并以此做为吸引，可以辐射到大陆内地、台湾以及周边的中东及俄罗斯和越南等地。同时，澳门在世界旅游城市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有东方的拉斯维佳斯之称，澳门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已经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强烈的现代城市气息，让游客们流连忘返。有了游客就有了可能的市场，这是开发澳门旅游购物市场的基础。同时，旅游者普遍的强烈购物心理更为澳门购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支持和源泉[3]。事实上，每个出来旅游的人都有购买纪念品及特产的愿望，哪怕是平时很节省的人也不例外，关键是纪念品本身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有没有特色，具体实用不实用倒是次要。据调查，绝大多数在旅游景点非常冲动去购买的纪念品，在时过境迁之后却被弃之一旁，但下次再去旅游时又忍不住再去购买。

4.評估解決問題方法

4.1完善城市交通，重新规划设计，以方便游客为目的

航空上要与国内外主要旅游城市或旅游中心城市通航，为更多的游客入澳提供快捷通道。公路上主要是完善临街的美感，方便游客在各大旅游景点之间的通行，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行时间，保证游客的出行需求。水路交通应是城市开发的重点，应统一规划水上旅游的路线和景观，开发钩鱼岛、阳光海滩以及水上餐厅和宾馆，让更多亲水的游客能在其中获得更大的乐趣，并以此促进澳门旅游业的纵深发展。

4.2开发旅游商品，丰富购买选择，以形成消费的吸引

上文中提到，澳门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乃旅游之魂，是旅游产业的内核和推进力[4]。文化与旅游结合的难度在于其商业化的运作，旅游产业是经济产业，它必然要用文化作为载体制作成产品来销售。但文化又是一个民族千年文明的沉淀和表征，它不是、也不能作为简单的商品进行纯市侩式的交易。所以当旅游与文化结合、并走向市场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旅游文化产品既不能低俗地贱卖，又不能高雅得脱离现实太远而无人问津，这就需要寻找两者最佳的结合点，这是澳门旅游文化开发成功的关键。为此，澳门应把旅游商品的开发定位于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形成具有澳门独特城市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文化产品。可以开设画廊、办画展等，让游客更多的了解澳门。并要着力挖掘澳门的深厚文化内涵，在澳门中心街道建成一条历史街，把澳门的历史和今天用图文或建筑的形式向流客展示。并要大力开发澳门的美食和服饰，形成澳门的特色景观，并尽快打造多个商业购物中心区域，让游客产生更多的消费场所和购买欲望。

4.3扩大旅游资源，体现城市特色，以提高城市知名度

澳门的旅游资源在上文中已有提到，包括历史古街等，澳门还应把着眼点放远于城市发展和规划，设计更多的人文景观和建筑，并重新设计城市的发展主题，欲望都市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澳门的历史和发展，时时处处都充满了欲望的弥足，在这里可以实现游客们更多的梦想。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国策本身就能对大陆游客产生一定的吸引，再通过欲望的勾勒，使城市更加充满了幻想的色彩。同时，澳门应尤为重视城市建筑风格和城市色彩的丰富，营造欲望城市的梦幻之美。

5.總結

本文主要明确了旅游商品、旅游购物、旅游购物市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培育旅游购物市场体系的观点。把旅游购物作为旅游市场的一部分，进行从政府到企业，从管理到生产，从设计到营销全面的剖析，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微观方面，在设计、生产、销售、营销方面提出具体的策略，在宏观方面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运作、旅游投资的管理办法、政府的宏观调控具体方向等。

经济学论文: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中国金融市场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假说提出与理论阐释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梳理了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因素，并系统研究了地方政府行为、国有经济、腐败等制度性变量对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当地金融市场化改革;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倒逼地方政府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越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上述结论对今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合理界定政府与金融机构的边界，纠正国有企业、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不当关系，切实清除地方行政权力干预金融机构的渠道及机制。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行政机构，积极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型政府，最大限度的消除行政管制，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那样，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定好二者的边界。此外，还要积极完善和推进地区反腐败制度建设，减少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邵传林 窦维国 单位：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 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