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4 04: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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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1.1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水源地保护区的补偿主体有两类：当地政府。由于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和环境保护的公益性，政府有义务调整保护区生态建设者的生产发展权和受益者的自由权；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包括水源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水资源消费者及其它生态效益的享用者。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的客体应包括为环境保护、涵养水源、水质保证而付出代价的区内全部相关者。具体包括失去发展机会的相关企业和各城镇居民，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保护区相关政府，保护区内水源涵养林的种植者，各项保护、恢复工程的建设者和相应管理者，及生态保护宣传者。
1.2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1.2.1面向上游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建设补偿将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各项生态建设的投入作为水源地生态补偿，上游水源地地区既是生态贡献区又是生态受益区，下游地区是单纯生态受益区，应共同分担上游地区的生态建设成本。
1.2.2面向下游的基于上游发展权限损失的补偿水源地保护区为了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而放弃一部分产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获得相应效益的机会，下游受益地区必须对上游水源地保护区人民的发展权损失予以一定补偿，可选择不同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生态补偿核定方法采用机会成本法，
2汾河水库生态补偿实例分析
2.1汾河水库概况汾河水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境内，距省城太原市83km。坝址以上控制流域范围包括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静乐县，吕梁市岚县和太原市娄烦县四县，流域面积为5268km2，占四县总面积92.5%。汾河水库库区水域面积32km2，总库容7.2×108m3。此外，自2003年山西省引黄工程南干线开通以来，平均每年引黄河水约9000×104m3，并向省城太原市供水，汾河水库作为引黄入并工程的调蓄水库，已成为山西省最大的饮用水水源地。
2.2汾河水库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汾河水库生态补偿的主体应当是太原市主城区的300×104多个市民、企业事业单位等用水主体及市政府。而补偿对象包括因保护水质、涵养水源付出成本及影响经济发展的水源地农民、水源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
2.3汾河水库生态补偿额度和核定方式生态补偿核定方法确立可从两方面衡量。水源地相应主体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即环境整治、生态建设、污染治理等工程项目所需资金）和机会成本（即由于保护生态而导致的发展机会丧失）两部分。投入成本可准确测算，而且机会成本可用水源地居民收入与全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测定；通过保护水源所产生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部分。其中，经济效益可根据输送水资源量按不同价格（包括政府补贴部分）扣除输水成本及加工成本而带来的效益；生态效益一般依据水资源的娱乐、旅游、休憩和调节水量、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废物净化等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测定其生态效益。确定补偿核定方法要综合考虑水资源保护成本和效益两方面因素，实现补偿效果与补偿意愿相协调。
2.4汾河水库生态补偿计算方法
2.4.1汾河水库水源地保护的直接成本核算按照娄烦县“十二五”期间省城水源地汾河水库环境治理保护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县规划实施水保造林、污染治理、基础设施改善、发展及民生保障、循环经济五大工程。水保造林工程。新增林地200km2；配套建设林地节水灌溉工程31处；占地补偿15.3km2；汾河水库库周塌岸治理21.4km；汾河湿地公园建设32×104m2；污染治理工程。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厂1座，实行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建设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22座；河道治理新筑堤坝122.6km，清淤疏浚98km；涧河源头治理4km；基础设施改善工程。县城旧城改造安置4033户17844人，库周小城镇建设安置4992户19444人；建设公路58km；产业发展及民生保障工程。兴建养殖小区100个；发展日光节能温室3000栋、温室大棚6000栋；开发生态公益性就业10116人。以上项目每年需生态保护资金10.84×108元。
2.4.2汾河水库周边地区保护水源经济发展损失补偿根据太原市、娄烦县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测算。机会成本=（参照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镇居民人口+（参照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地农业人口＝（17258-10667）×27589＋（7611-3109）×97538＝620955175≈6.21×108元。综上所述，依据水源地生态涵养成本－效益测算生态补偿核定方法模式，对汾河水库生态保护区总体补偿额应确定为每年17.05×108元。
3结语
通过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认为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以当地政府和生态保护建设的受益者为主体，补偿对象为水库上游的地方政府和居民，及以水库管理单位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建设者，基于生态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确定水源地保护的补偿核定方法；以汾河水库为研究对象进行实例分析，汾河水库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体是太原市主城区的300×104多个市民、企业事业单位等用水主体及市政府。补偿对象包括因保护水质、涵养水源付出成本及影响经济发展的水源地农民、水源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根据对汾河水库水源地生态保护成本和损失的评估及生态效益的测算，对汾河水库库区生态保护的总体补偿额在每年17.05×108元以上确定较为适宜。
作者：郝晶徐明德张挺东单位：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研究区域概况
哈尔滨市位于东经125°42''''～130°10''''，北纬44°04''''～46°40''''，位于东北平原东北部地区，黑龙江省南部。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长夏短。2013年全市土地总面积53068km2，其中市区面积10198km2，总人口995．2万人。全市辖9个区、7个县、2个县级市，是全国省辖市中面积最大的城市。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是我国的商品粮生产基地。201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5010．8亿元。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数据来源于哈尔滨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环境状况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并且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本文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2．2指标体系建立本文构建了两个子系统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一级指标7项、二级指标21项。指标选取主要遵循真实、可靠、资料获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则。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分相结合确定权重
2．3评价模型与标准，评价模型。本文的评价模型采用杨士弘提出的协调发展度模型，用于定量评价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D)，并且找出其制约因素。
3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
3．1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根据式，研究表明:1999年—2008年间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整体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发展度从1999年的0．594上升到2008年的0．709，说明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日趋良好，但未达到优质协调阶段。根据协调等级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之前协调发展度0．594，处于勉强协调等级;2000年—2007年从0．613上升到0．691，处于中度协调等级;2008年协调发展度0．709，处于良好协调等级。
3．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指数结果分析依据式，研究表明:哈尔滨市的城市化评价指数由0．319上升到0．457，生态环境评价指数由0．408上升到0．578，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在2000年—2002年3年间有缓慢下降，主要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城市化水平f(x)均小于生态环境水平f(y)，说明哈尔滨市在1999年—2008年间属于城市化滞后型。
4结论与建议
1)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经济，实现生产要素集聚。建设高效节约友好型城市，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2)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是城市化水平。哈尔滨市加快城市化进程应着力推进农村城市化。扩散城市文明，提升人口素质，实现技术、制度、观念的创新。强化中心城市要素、发挥中心城市社会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
作者：胡囡张守忠赵岩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矿业工程学院齐齐哈尔市地产管理所
1对象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在我院口腔科就诊的错颌畸形患者共51例，入组标准:(1)符合错颌畸形的诊断标准，(2)无活动性龋齿或缺失牙;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2)伴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肺部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3)伴有严重的牙龈或牙周黏膜疾病，(4)患者或家属不愿接受固定矫正器治疗。其中男30例、女21例;年龄10～15岁，平均年龄(12.8±1.8)岁。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研究前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治疗方法采用常规的固定矫正器矫正错颌畸形，疗程时间半年至两年。分别在矫正前与矫正后1个月、2个月、4个月、6个月对口腔菌斑进行采集及培养，观察并比较矫正前后口腔微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
1.3细菌培养方法采集的标本选择两侧中切牙位置，使用无菌纸条进行采集，将采集的菌斑稀释10倍后以2500r/min低温离心20min，取上清液接入培养基，在37℃下培养1周，观察细菌菌落形态，统计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核酸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及衣氏放线菌的检出率。
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矫正治疗后1个月口腔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的检出率较矫正前升高(χ2=3.99、4.74、4.32，P均＜0.05)，而口腔核酸杆菌、衣氏放线菌的检出率与矫正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4、1.22，P均＞0.05)。矫正后2个月、4个月、6个月口腔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核酸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及衣氏放线菌的检出率均高于矫正前(χ2=6.04、4.74、4.32、5.30、3.99，6.04、5.72、6.33、4.32、3.99，10.67、7.83、5.30、5.30、7.14，P＜0.05或P＜0.01)。
3讨论
固定矫正器由带环、托槽和弓丝三部分组成，矫正时根据不同的矫正目的选择相应的矫治弓丝，将矫治弓丝插入带环的颊面管并结扎在所有的牙面托槽上，弓丝的弹力会形成矫治力达到矫治的作用。固定矫正器治疗儿童错颌畸形具有很好的疗效，但固定矫正器需要长期的固定在患者的口腔中，患者口腔清洁时由于受到矫正器的干扰，极难清理干净，长期的食物残渣残留容易造成大量的产酸、耐酸的菌斑在口腔内聚集，严重破坏口腔微生态平衡。人口腔为各种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合适的环境，各种细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在口腔内达到共生状态，形成一个完善的微生态系统，为人的健康和发育提供必要的支持。口腔微生态一旦遭到破坏容易导致龋齿、牙龈炎、牙周炎等口腔疾病的发生，有研究表明口腔微生态受到破坏后不但可能造成口腔异味的出现，还可能使患者出现食欲减弱、消化不良等并发症影响患者的健康。找寻固定矫正器矫正治疗后口腔微生态环境的改变情况成为近来研究的热点。本次研究结果发现矫正治疗后1个月口腔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的检出率较矫正前升高，矫正后2个月、4个月、6个月口腔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核酸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及衣氏放线菌的检出率均高于矫正前。正常人的口腔中以球菌为主，而杆菌常具有较强的致病性，从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固定矫正器矫正错颌畸形后患者的口腔微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核酸杆菌、产黑色素类杆菌及衣氏放线菌明显增多。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杆菌、核酸杆菌是造成牙周炎的的特异病原菌，这三种细菌的检出数量与牙周炎的发病率及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产黑色素类杆菌、衣氏放线菌则与根尖周炎、牙髓坏死及龋齿等疾病密切相关。早期干预治疗成为减少固定矫正器矫正后口腔疾病发生的关键，笔者认为采取以下措施可以有效的减少矫正后口腔疾病的发生:首先应该调节弓丝直至合适松紧度，以免弓丝太宽造成大量食物残渣残留，其次应该培养良好的刷牙习惯和方式，必要时可加用氯已定漱口液清除刷牙时难以清除的异物，最后必要时可以加用药物或中医治疗。总之，采用固定矫正器矫正治疗错颌畸形会造成口腔微生态的改变，破坏口腔内环境的平衡，容易引起口腔疾病的发生，应早期进行预防及干预治疗。
作者：刘伟祺单位：浙江省松阳县人民医院
一、物质需要的无限扩展与生态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物质需要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就能够得到满足，可人的精神需要则除了精神生产的满足之外，还有精神本身、精神活动过程的满足，即精神满足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事实上，人的物质需要也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人的肉体并不仅仅是为了生产的，生产只是人的肉体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生产活动也并不一定只是为了产品的生成，它还包括人自己的内在活动性的实现与满足。精神需要是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自内而生且不断发展着的需要，是在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与思维、情感、认识、意志等因素相关联的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状态。马克思认为，即使一些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类常见事物，在人那里不仅可以成为物质需要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精神需要的对象。如果我们把物质生活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对于人来说，内在的精神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不仅是因为这里天地最为广阔辽远，而且是因为在这里盛开着生命本质之花、体现着人全部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要进行精神生产。广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狭义的精神生产指高级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以精神产品为其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生产，但它却必须以物质化形式去表现或存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后来才分化出来的一种生产形式。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形式，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对象。通过精神生产，人的精神需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同时也通过消费精神产品而得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愈增强，精神生产的动力就越大，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就可能越高。当然，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往往内含着相应的精神成分，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要也就同时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人们常常将人的物质需要等同于动物的物质需要，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物质需要自人的精神产生之时起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需要了，而是掺和着精神要求的物质需要。人之需要的发展空间是由自己开拓的，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具有精神性的和不满足于现状的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寻求发展。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不仅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虽然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但人一旦倚仗精神、依仗社会文化从自然中站立起来，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者。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倚重依赖，使得自然界不能像当初那样直接地为人类提供必需品，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一步依靠精神、依靠社会文化来对自然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人的这种自然需要的不断扩展其实是通过文化的参与而实现的，无论是需要种类的增加还是需要品格的升级，本质上都是由于其中之文化因素的发酵所致。所谓消费升级，表面上表现为物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提升，实质上则是体现着人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精神的开放与不断满足。所以，人的精神、文化不仅打开了人的自然需要的界域，而且现实地参与构建着自然需要的内容，离开了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自然需要便立马回归锁定在它动物式的封闭范围之内。所以，人的精神不仅管理着人的精神需要的形式与内容，而且管理着人的物质需要的形式与内容，两种需要因共同的精神本质而相互贯通，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二重属性的统一。
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完全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证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后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绝对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培养精神存在意识，另一方面是加重精神活动的实践比重。培养精神存在意识，首先得树立“人本质上是精神存在物”的信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奥伊肯提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它来自于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精神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体现。这种精神生命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不是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可以在日常经验活动中可以得到的东西。它虽然十分内在和深刻，但我们却可以唤醒它，因为宇宙精神的显现与我们的精神追求过程是二而一的进程。他说：“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我们则认为，精神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内在本质，精神生命充斥于整个宇宙之中，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对象之中，也内含于我们每一个体的生命之中，人的精神与宇宙的精神是相互贯通的。人必须且只能以精神的方式与自然对象真正融为一体、化为一炉，从而实现自我精神本质与宇宙精神本质的统一，完整地将整个精神生命世界的博大、精深、圆满及永恒表现出来。人只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他才会感觉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也才会升达于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当然，人本质上以精神的方式存在并非意味着人要脱离现实生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精神本质。精神存在意识的生活践行，并不是将精神意识进行个体固化，而是促使精神存在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同样认识到，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践行精神存在意识是具有一定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扬弃，使人们从物质主义统领下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和大众结构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技术进步的后果，就其关系到日常生活而言，在于形成了生活必需品的可靠供应。但是供应的方式使我们在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它们仅仅是物品，可以在我们注意到它们的片刻通过支付货币而获取”，技术结构使人框套在它的生产—消费环节上，人的精神按照它既定的步骤运转，自由因为被打上了物质机器的技术钢印而无法动弹。而社会的结构化统治，又使人被归结为既定社会位置的存在者。庞大的社会结构使人变成某种适应社会结构的单纯功能者，人们瞄准生活中的各种地位，以丧失品质、压抑个性的方式嵌入社会所规定的理想位置，人的存在精神被置换成社会存在的位置意识，而这样的社会位置却不过是走向物欲满足的暗道。同样，大众化统治也使人失去其内在的个体精神本质。“在群众中的人们看来生活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同时，群众的影响使人不再是独立的自我。一方面个人不再是他自己鼓励的自我，而是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
另一方面个人也不再张扬其自处时的独立状态，而是将自我意识融化在群众意识之中。人被这些结构统治着，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不懂得自己的本质，看不清自己的真正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具有精神本质的存在者，就必须从这些结构中寻求自我解放。所谓解放，并不是要将这些技术、这些社会管理模式和大众化生活方式完全抛弃，而是要在一种更高的“精神统领的生存”视野中重新安排这些生活，使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被安放在它们应处的合理位置，从而使人过上一种真正像人的、属人的生活。人是人的创造者，人应当且必然过自己的生活。因此，生活的结构化只不过是人的生活自由展开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人在哪里跌倒，人就会在哪里爬起。最终，结构化、模型化的生活方式必将被超越，它将成为人们走向精神性存在的一个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满蛛网的小小驿站。
作者：唐凯麟易岚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一、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1.水利工程建设对地质的影响在新型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如果施工单位技术不够硬，修建水利工程以后没有进行恰当的处理，就可能存在工程质量问题，该地区就有可能出现塌岸和地震等地质灾害。如果水体的压力过大，就会早知地壳应力急剧增加，对于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由于出水量比较大，地壳的应力会更加大，从而可能会出发地震灾害，在水库蓄水以后，水库周围的环境的土地环境也会受到一定的污染。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修建水利工程以后，会造成水库周围的环境浸没化。土壤中的通气状况会下降，空气也会减少，土壤中的微生物也就随着减少，从而导致土壤营养成分过少，直接影响到了农作物的生长。第二，水库周围的土壤还有可能出现沼泽化。随着水库水位的升高，水库周边的水位也会随着升高，当水库中的水溢出来以后，侵湿周围的土壤，使得土壤中植物的根系衰败。第三，会造成周围土壤出现盐碱化。当水库中的水位上升之后，就会渗透到土壤中，从而导致地下水水位上升，在蒸发的过程中，地表水中的盐分主要集中在土壤上面，就会造成土壤盐碱化。
2.水利工程建设对河流生态环境的影响水利工程建设会后影响到天然河流的水温，进而影响到河流的生态环境。首先，从水质上来说，水利工程建设直接影响到了水汽界面交互的速度、污染物的扩散能力，使得污染物的沉降作用不断增加，水体中重金属的沉降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水质中的重金属严重超标，进而影响到了水质的自净能力。其次，从水温上来说，在水利工程建设以后，水库因其的面积大、水体宽以及水流缓慢的特点，在受到太阳光的辐射以后，水温会逐渐的升高。当水库蓄满水以后，陆地对阳光的反射率大于水库水面对阳光的反射率，使得水库的水温不断的增高，影响河流下流鱼类的产卵，最终影响到渔业的发展。最后，水利工程建设还会影响到自然天气。在大型水利工程中，水库的面积是相当大的，会加大水汽的蒸发量，使得该地的原始气候得以改变，产生暴雨等天气，进而诱发各类泥石流灾害。
3.水利工程建设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在水利工程修建好以后，当水库蓄满水以后，就会溢出来，从而浸湿周围的土地，土地变得湿润以后，就会使得蚊虫不断增加，繁衍出各种细菌和病菌，这些病菌通过蚊虫会传染到人，从而造成周围的人出现伤寒、细菌性疾病。另外，水利工程建设好以后，会减慢水流速度，容易使得钉螺等有害水生物繁衍到水库，造成更多的环境问题。
二、实现水利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1.建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在水利工程建设施工之前，对水利工程周边的环境进行调查和检测，并对水利工程建设中和在水利工程建设以后有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评估，在完成评估以后，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拟定相应的防治措施。实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就是要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建设的结合。对于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水利、生态环境以及经济。通过对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结合水利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预算评估，对水利工程建设中又可能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起科学合理的方法措施应对。在进行综合的评估以后，就可以有效的解决水利工程建设选址问题，避免水利工程因为布局结构不合理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2.做好水利工程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要做好树立工程施工阶段的环境，首先，在水利工程施工承包的合同里，就要限制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污染物，把施工中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其次，还要加强对施工阶段环境保护的监督和管理，对施工阶段的大气、噪音以及水质进行检测，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就要及时的制止，对于污染物排放不达标准的，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标以后再让施工单位继续施工；再次，在施工人员施工的过中，还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建立卫生防疫机构，防止疫病产生和传播。最后，在工程建设中，还要加强对周围环境的保护，在建设好以后，还要对破坏的植被进行修复。
3.实施生态补偿措施在水利工程建设以后，要做好生态补偿措施，以“谁破坏、谁来修”为原则。当前，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对当地的经济、生态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如果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后，单纯的依靠当地力量是很难维持生态发展平衡的。因此，实施生态补偿措施，可以有效的缓解水利工程建设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建设在促进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严重的影响到了生态环境，给生态环境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实现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就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赵宇海单位：吉林省防汛机动抢险队
1“生态-环境-经济”治沙措施的思考
由于荒漠地区森林资源匮乏，森林覆盖率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土地生产力不高，防灾减灾、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这就使得我们需要研究和探讨荒漠化地区土地治理与开发对改善生态环境，控制风沙危害，充分发挥土地资源能效，以及加快该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经济收入等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十一五”期间工程建设以恢复和扩大森林植被为中心，以减少风沙危害为目的，因地制宜，进行综合治理和开发，并建立以农田防护林和防风固沙林为主体，防、治、用相结合的、高能效的治沙工程体系，从而改善沙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改变沙区的自然面貌和经济条件，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说法是“防治用相结合”，然而，我们在实施中主要以防治为主，忽略资源建设中的合理利用问题。我们还要从资源的观点出发，合理利用资源，这样才能通过产业拉动作用，走科学利用条件下的防沙治沙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的防沙治沙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模式。近些年我们在防沙治沙工作中总结出很多新的理念，其中重要的理念即需求决定思路———需求观，或者是分割分块进行治理的模式。在沙漠资源客观的指导下，人们到哪里，道路就到哪里。同时，防沙治沙建设工程是跟着实际需求推进的，而不是为防沙而治沙。我们实现资源利用前提下的治沙观念，就是解决了沙区交通，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以及物质运输治理等问题，并在沙区形成了若干个“绿色生态岛”，同时在公路两侧通过综合的沙地治理措施，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实现了人进沙退的目标。
2防沙治沙总体目标探索
防沙治沙工作需要面对的问题，即究竟是消灭沙漠还是控制其危害？沙漠、沙地做为客观的存在，主要是历史自然体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需要解决旧问题，又要接受新问题，这两者是辩证的关系。因为沙漠既有危害的成分，又有保护资源的价值；既缺乏水资源，也能涵养水源；因此，减少沙漠危害程度是目标，科学利用沙漠资源、服务社会才是根本，而保留不对环境造成危害的部分沙漠未尝不是对人类有益的事情。通过近几年笔者的亲身经历，退耕还林中很多湿地、洼地、集雨水地死亡率很大。国家近几年对公益林补助的加大，牧户对生态认识的提高，为了自身利益关系，格外的重视自家生态林的保护。而这些生态公益林正是生长在缺乏水资源，又能涵养水源的沙漠性土地上的灌木林。正所谓“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治理，保护与利用并重”。
3加强建设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由于人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防沙的目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天然林是自然生长的林木，没有必要计算其价格，因此天然林就遭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各级部门和政府在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也造成天然林的建设，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因此，加强对天然林的保护和重视是势在必行的。在这种全部是天然灌木林的地区，人工种植很难成林，土地沙质，降水少，因此在开发的时候，需要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工作的重点，还要各部门全力配合协作，并制定出有效计划，及时进行恢复补种，加强天然林的保护力度。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作保证，要把那些生态比较脆弱又相对集中，且正在受到破坏的区域，作为工程的重点，坚持以天然林资源保护和恢复为中心，保护和恢复森林资源为前提，以此建设好我国的生态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编制工程实施规划，搞好森林分类区划工作，为保证工程实施能够科学、合理、有序和统一地开展做好准备。通过科技教育、种苗繁育、基础设施、森林保护和信息管理体系的建设，为工程实施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各级管理和实施人员都要端正态度，认真负责地采取科学办法，提高工程实施质量。
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依法防沙治沙意识
为了提高全社会依法防沙治沙的意识，就需要我们重点进行防沙治沙工作的学习和宣传。我们只有认真学习相关内容深刻领会，才能全面进行防治治沙工作的宣传工作，才能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才能确保这部法律能够全面贯彻实施。而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就要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出发来全面认识防沙治沙的工作，并带头宣传、学习好造福人民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法律。沙化重点地区需要各级政府相关组织部门利用广播、电视以及报刊等多种形式，深入到基层进行广泛的宣传，让人民能够了解防沙治沙的内容。促使广大干部群众尽快地了解和掌握这些内容，并能够进行自觉行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化对防沙治沙重要性和紧迫感的认识，这就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防沙治沙的目标和考核奖惩制度。政府相关部门更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依法办事，密切配合，并能够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掌握、认清防沙治沙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关系，使之能够积极主动进行防沙治沙。
5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森林是生态系统的主体和核心。因此，我们要重视林业生态环境的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具有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净化空气、保护农田、防沙固沙的作用，因此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天然林，其结构比较稳定，自然生长力要超过人工的速度，而且因为天然林中储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失去森林，人们也难以生存。所以，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保护森林资源，使森林更好地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6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实行科学防沙治沙
科学技术和教育培训在防沙治沙工作中的作用极为重要。各地要高度重视科技支撑工作，组织选派专家和技术人员到沙区进行技术指导，大力推广运用先进的防沙治沙技术。要通过建立防沙治沙示范县、示范区、示范点，总结成功经验和方法，以点带面，努力提高防沙治沙工程建设的科技含量，使其充分发挥最大效益。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是保护和培育林草植被，提高土地植被覆盖率。在恢复和建设林草植被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气候地带性规律，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条件，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乔、灌、草相结合，带、网、片相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措施相结合，依法制止滥垦、滥牧、滥樵，实行封禁保护。切实讲求科学，注重实效。
7结语
防沙治沙是我国一项长期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在此基础上也是我们利用资源产业属性，结合财力、物力、人力，制定各种措施，做到机制创新和体制改革，并能够激活工程建设的原动力，形成可持续的生态建设机制；并通过依法治沙，提高执法水平，保护工程建设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增加工程建设的科技含量，以此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通过发展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能力建设的提高，为新农村建设做出新贡献；通过项目拉动，促进社会资金和各种生产要素向工程区聚集，增加林业建设投入；通过强化管理和监督，严格工程建设制度，确保工程快速健康推进。一个高质量、高稳定性的生态防护体系，必将优化生态环境，保障工程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作者：刘勇单位：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林业工作站
1学校生态环境的特征、结构与功能
欧阳明（1997）运用教育生态学的原理，把教育的生态环境大概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通过以教育为中心，并且综合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所组成的；二是反映教育体系内部相互关系的系统，主要以单个学校为中心构成的；三是以学生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多种外部环境的组成系统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因素。教育生态环境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有着巨大的教育辐射作用，这就是一种教育“场”。周君华等人认为学校体育的生态系统与一般的生态系统不一样，在《学校体育的生态环境探析》一文中提出，学校体育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因素、复合的网络系统，围绕着三种生态环境，分别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从中获取能量、信息和物质，通过以体育教育及其结构层次作为主体，并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从而做出反馈性的影响。蔡传明（2007）根据学校生态环境概念及其内涵，理论推断结合实际访谈一线的中学体育教师的感知，结果表明了中学体育教师的学校生态环境由以下几大要素组成，分别是校长领导行为因素、组织学习氛围、物质环境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及政策法规制度因素和教改教研，并在学校工作过程中对他们成长起重要作用的。学校生态环境的特征有导向性、动态性、多样性、互动性，这些学校生态因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吴福鼎在《教育生态学》中提出了学校生态系统中的三大功能团，即引导保障群，传导反馈群，继承、开拓群，其相互作用的机制都是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的传输和转化。所不同的是，学校生态系统还有价值流、知识流和能力流的富集递增，从而使体育教师工作的学校生态系统在整体上实现促进体育教师成长的“育才”目的。苏峻（2008）对于学校生态结构与功能的诠释是学校生态结构由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及学校文化，生态主体是学生和教师。生态环境规范是维持着生态主体的主要发展方向。适应、改造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生态主体实现自身的成长。两者共同构成学校的生态结构，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在对学校生态主体的能力培养上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以及学校文化构成的学校生态环境结构具有定向、维护和滋养三大功能。
2学校生态环境的理论模型
蔡传明构建的学校生态环境感知的理论模型由政策制度感知、校长行为感知、物质环境感知、人际关系因素、教改教研氛围等5个维度组成修正为领导行为感知、教学条件感知、政策制度感知、工作待遇感知、人际关系感知、教改教研氛围6个维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3学校生态环境的测量
关于学校生态环境的测量的主要研究学校组织系统中的各构成要素。许松芽在研究《新手——熟手——专家型教师成长的生态观》，自编了《教师成长的学校生态观问卷》主要分为三个维度，领导水平、物质支持、人际关系，认为在对教师教育过程中，必须要提高领导水平，加速“校长的职业化”进程；努力提高学校的经济条件，从而为教师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物质支持；改善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教师之间的合作学习。早在1991年Cheng编制的《学校环境气氛问卷》，主要包括四个维度：离心型、投入型、控制型、无首型，对香港津贴中学的组织环境进行研究分析。郑燕祥在研究校本管理倾向，编制的《学校组织气氛问卷》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教师表现、校长领导和组织表现。程正方在《中小学校长行为类型与学校组织气氛的研究》人文社科基金课题中，通过借鉴郑燕祥教授的研究理论，从校长与教师的关系、教师事业信守、教师团体心理及教师个体心理四个方面内容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孙卫参照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辛涛等人所编制的《学校环境量表》自编了学校环境问卷，将学校环境因素分为五个维度共19个题目：校长的影响、人际关系、工作提供的发展条件、物质环境及教风。蔡传明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仅从一般的学校环境角度对体育教师的成长的研究意义不大，但从特定的学校体育生态环境感知的角度来看待，能为进一步研究学校生态环境特质及其关系奠定基础，自编的《体育教师工作的学校生态环境感知问卷》，六个维度共有41条，教学条件感知（7题）、领导行为感知（12题）、工作待遇感知（3题）、教改教研氛围（9题）、政策制度感知（5题）、人际关系感知（5题）。
4学校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
经过对参考文献统计后我们发现，截止到2011年：我国科研工作者已发表相关教育生态的研究论文共计2781篇、出版相关教育生态的专著7部。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其中宏观研究包括教育理念、教育环境、学校制度等，微观研究包括大学学术、课堂教学、课程和教学环境等。生态学的研究遵从四个方面（环境和主体、变异和遗传、失衡和平衡、竞争和共生）的视角，研究对象的状态、关联、本质与规律则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开放性、平衡性等方面来审视，获取被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并找寻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黄兆龙认为现代学校社会生态环境是以人为主导的社会与个性关系的有机融合,难以把握与确定。每一所学校都有自身特殊公众对象,拥有外部与内部公众群体,并在管校办学活动中形成社会与个性关系，从而构成了现代学校的社会生态环境。学校公众具有可变性、同质性以及多维性的特点,所以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状态是由学校内外部公众及其在办学管校交往中所形成的,具有不确定性特征。魏国孝认为宽松、正常、有序和协调学校生态环境，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发展，因次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政策的相配套、经济的相适应、社会的相融合、自身的相发展。在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成的教育生态，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想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必须把各个因素团结起来，共同组成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不间断地、全面地交换。
5结语
通过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整理，得知影响体育教师的学校生态环境的感知形成是长期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除了客观的实际的环境反映，还有教师本身的主观感知，才能最终影响教师的实际工作。而事实说明，客观世界是影响人的行为，主观世界是决定人的行为，学者们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普通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现状进行研究探讨分析，缺少对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工作环境系统和多角度的研究，特别是成长的学校生态环境。国内研究关于运用生态学、教育学对学校生态环境的界定不一，研究多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或微观与宏观等笼统的分类进行探索。而真正把教师工作的学校生态环境和满意度的各个维度结合起来研究文章只有1篇蔡传明关于中学体育教师成长的学校生态环境研究。如有研究中提到学校环境只是单纯的作为物质方面，辅助满意度进行建议或对策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感知上提高教师对所工作的环境有一个好的评价，是教师对学校的认可，从而更直观的找寻出影响方面，更有针对性的解决目前产生瓶颈问题，少走弯路、错路，为体育教师谋求更多福利。
作者：蔡月如单位：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城市防洪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1工程占地对农业生态的影响工程部分堤段永久性占用农业用地，将给沿线区域农业生态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降低农业产出能力。部分临时性工程、施工便道等对农业用地的临时性占用，也将导致局部农业生态的破坏。
1.2工程占地对林业生态的影响对林地资源的永久性占用，将造成评价区域内植物生物量的降低，林业生态的改变及林业产出能力的下降。
1.3对堤线沿线野生陆生动物、水生生物的影响项目建设中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对土地的永久性占用，施工人员的活动等将对评价区范围内的野生动物产生不利影响；项目沿线水系发育，工程施工中生产污水、施工人员生产、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放，将造成水环境污染，对水生生态造成不利影响。
1.4水土流失项目建设规模较大，土石方工程量大；施工中可导致水土流失发生与加剧；项目主要水土流失发生源为：（1）堤基开挖、填筑等施工改变原有地形地貌，并形成裸露地表，遇雨水冲刷易引发各种形式的水土流失；（2）弃渣处置不当所产生的水土流失；（3）裸露的临时施工营地、施工便道、弃土（渣）场等区域的水土流失。
2保护对策
2.1设计阶段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土地资源及基本农田保护措施①堤线的布设和施工营地、取弃土场的选取，应重视对当地农田等优良土地资源的保护。施工营地应尽量选择荒地或非耕地，并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设计，局部经过农田处应在满足设计需要的前提下，选择合理的道路边坡比和路堤高度。②设计时应注重土石方平衡，尽量减少取土方量，避免占用新的土地资源。在充分论证取土坑复垦利用方向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取土场和取土方式。
（2）动植物的保护措施①设计应对料场、渣场开挖形成的裸露地表进行绿化布置或尽快实施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地破坏、减少水土流失。绿化设计应做到乔、灌、草结合。②设计中应对施工单位提出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要求，并在施工招标中以合同的方式列入。③设计中应参考项目水土保持报告，对施工环节提出水土保持要求，也应在施工招标中以合同的方式列入。
2.2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城市防洪工程施工期水土保持工作是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可采取的措施如下：
①主体工程水土流失防护措施施工前将主体工程区河堤绿化所需的表土进行剥离，堆放在临时堆土区，并采用临时防护措施，随着工程不断的进行，逐渐使用表土进行景观绿化。在主体工程设计中，河堤可绿化处均进行了草皮护坡。
②渣场水土流失防护措施弃渣前，先将弃渣场的表土剥离，将剥离后的表土使用装土草袋挡墙拦护，临时表土顶部使用防尘网覆盖。弃渣时应对弃渣面分层压实。弃土弃渣结束后，应利用废弃的土石方进行凹坑回填，弃渣平推处理。弃渣场四周以及边坡台阶处布设浆砌石排水沟，并在出口处设置浆砌石沉沙池，及浆砌石挡墙。施工结束后，进行表土回覆，并撒播草籽。
③料场水土流失防护措施取土前，先将料场的表土剥离，将剥离后的表土应堆放在取土场低洼处临时堆放，周边使用装土草袋挡墙拦护，临时表土顶部使用防尘网覆盖。料场四周以及边坡台阶处布设浆砌石排水沟，并在出口处设置浆砌石沉沙池，及浆砌石挡墙。施工结束后，进行表土回覆，并撒播草籽。
④施工场地水土流失防护措施施工前期，对取土场区的表土进行剥离，对施工便道两侧边坡撒播草籽，进行植被防护。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在施工营地区周边修建临时土质排水沟，排水沟出口各布设1座土质沉沙池，并用装土草袋拦挡、覆盖防尘网。
（2）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应严格限定在核定的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内，禁止额外破坏地表植被的情况。
（3）加强对施工人员教育，提高其保护野生动物的环保意识，使其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杜绝在施工区及其周边肆意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
（4）严禁在堤坝附近的农用地取土、弃土，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其它废弃物不得向农用地倾倒。
（5）施工过程中，严禁在岸边乱取砂石料，保护好河滩生态，同时也保护防洪堤本身的稳定性。
（6）在施工期就要做好绿化建设，绿化树种要选择那些不妨碍行洪，又符合美化环境的树种，并不断地提高绿化档次。
（7）城市附近河流河滩地目前普遍用于种菜，水利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对可能影响行洪的地段不得再开荒种菜，以保持河滩生态的稳定性。
2.3与景观设计及恢复相结合的环境保护措施
（1）对于因施工而受影响的堤线两旁、施工临时用地、临时道路、料场及其周围等，要根据堤防的总体规划及其管理区的管理要求，进行局部地形地貌改造和合理利用，使施工场地的景观得到恢复并有所提高。
（2）城市防洪工程完工后，周围环境会发生一定变化，由于其属于城区河堤工程，因此堤防工程的防护、绿化应与环境美化统一，要与城市规划相协调，与城市环境景观相一致。堤防建设可结合城市道路、绿化、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筑风格、体裁、色彩应与城市建筑相协调。
（3）在满足防洪功能的前提下，堤防的绿化设计应有一定的寓意内涵和生态美观作用，因地制宜选择树种，使整体堤线的绿化形成一条绿化带，为城市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其成为市民休闲地。
作者：简华丹单位：来宾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1航道整治施工工程对河流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1航道整治施工工程如何影响浮游动物分析有研究表明，目前水域中的浮游动物成为经济鱼类和幼鱼饵料的重要来源，这些浮游的动物的优点及特点是含有较为丰富的营养物质，一旦航道整治工程开始启动，就会因为施工的各种原因导致这些浮游动物与浮游植物数量的急剧减少，要在施工结束后才会逐渐的恢复。
1．2航道整治施工工程如何影响底栖生物分析底栖动物一般来说是长时间生活在水域底部泥沙里面、石块里面或者其他水底物体上生活的动物，有研究表明，底层杂食性的鱼类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自然水体中底栖动物的品种及数量。底栖的动物会随着逐渐挖出来的底泥，从挖泥区被人为无意识的地慢慢转移到深水区中再进行抛泥，这样的做法会减少挖泥区的数量迅速的减少，抛投区底栖生物因遭疏浚弃土和礁石的覆盖而发生底栖生物死亡率增加的原因。
1．3航道整治施工工程如何影响渔业资源分析航道施工工程中的必要的疏浚工程和抛投工程在影响鱼类的途径方面非常的相似。一般来说，水域中的鱼类的游泳活动能力非常强，在疏浚的机械器具和施工船舶的扰乱的作用下，大部分的鱼类都会被迫的赶出施工水域，这样发生的死亡率较小，但如果疏浚和抛投工程影响的底质的面积较大时，将会严重影响底部的水域质量及影响水域生态环境的恢复。
1．3．1工程炸礁对水环境影响分析在水下发生爆炸情况之后，由于强力的爆破会大大提高江中水中重金属的浓度，通过调查，沉积物中原本的重金属本身含量较低，在发生爆炸后，一旦沉积物中重金属与江水混合在一起的话，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含量会直接影响爆破后重金属的变化及有机物的变化，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1．3．2工程炸礁对水生生物及水产养殖的影响分析
(1)工程炸礁对水生生物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高浑浊水团中的这类生物，这类生物的鳃部会因为悬浮物质的充塞而导致呼吸困难的问题，影响鱼类的发育，严重的更会死亡。
(2)工程炸礁对鱼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资料及数据的记载，如果4千克左右的炸药在浅海水下发生爆炸的话，并且距离爆炸中心20m以内，150g左右的鱼类死亡率可以高达100%，等于说150g的鱼类全部都要死亡，但如果能把爆炸距离控制在40m左右或者以内的话，鱼类的死亡率就是34%左右，大大减少了鱼类的死亡率，在50m以外发生爆炸鱼类基本上无死亡率。
(3)工程炸礁对底栖生物的影响。水下爆炸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导致爆炸中心附近的底栖生物及贝类当场发生死亡，由于爆炸的强声压致死外那些致昏而处于半死状态的这些底栖生物，如果再遭到由爆炸激起的大量泥沙石块掩埋之后，在短时间内会窒息死亡，影响底栖生物数量。
(4)工程炸礁对养殖区的影响。在航道整治工程施工前期，施工单位要详细的调查和了解可能会影响施工范围内的所有养殖片区，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施工活动对捕捞区产生的不利的影响，施工单位务必要做好施工安排工程，重点工作是把航道施工工期尽量的安排在水河枯水期内，同时还要加强和周围村民的沟通工作，密切联系周围的村镇，做好作业区内捕捞迁移，避免和村民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2航道整治工程如何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措施分析
2．1合理的安排施工进度
(1)航道施工工程的重点是要科学合理的安排施工进度，最好在枯水季节完成水下施工作业，同时还要选用装载能力较强的船舶，这样能有效的降低船舶的往返频率，减少由于水体的扰动、悬浮物的增加进而影响水生生物和鱼类的生存的情况。为了确保航道工程爆破作业的施工安全，并减少炸礁震动会影响江上作业船舶与人员，施工单位使用的爆药量应控制在所引起的爆炸的地震速度在所规定的安全范围之内，在施工过程对爆炸产生的地震效应进行监测，科学合理的掌握好爆炸的用药量。
(2)要尽采用导爆索串并联的传爆网络和毫秒延期的爆破方法，这样能减少一些冲击波、飞石及淤泥对周围水环境、生态环境与水产养殖区的影响。要尽量的避免对鱼类，尤其是珍稀水生生物产生不利的影响，笔者建议在正式施工前首先要以少量炸药试爆，接着分段进行对需炸礁的河段实行点炸，将鱼类的死亡量减少到最低程度。
2．2采取合理的生态修复措施航道整治施工单位加强与当地的渔业部门协商沟通，笔者建议在炸礁和爆破作业的前一天，在距离炸礁点和爆破作业点中心的上下游400m处放好拦网。在航道整治过程中，要全面的开展全程环境监理和监测工作，控制好好炸礁、抛投对水环境、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状况并能及时有效的调整作业方案，防止对河流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生态航道环境污染控制措施分析
3．1控制污染水质的清洁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航道生态效益的发挥。从航道生态环境保护的出发点来说，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要抓好水污染治理，治理长江污染，要全流域共同治理。治理污染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
3．2加强生态航道理论研究我国内河航道的规划控制起步较晚，航道整治建设、资金投入的力度和难度等差异较大，因此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适应长江航道特点的生态航道研究如生态护岸试验研究，总结有关的工作经验，加以推广并且广泛应用。
3．3加强配套维护管理生态工程航道生态工程由于其生态因素的特殊性，如同养花和养鱼一样，必须加强其配套维护管理，才能使其避免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发挥其效益，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防止人为因素对生态工程的破坏，保证航道整治工程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作者：万琪单位：江西省路港工程局
一、公示语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几乎随处可见的公示语的翻译质量也关注了起来，对于公示语翻译的研究也更加全面、深入。公示语，顾名思义，其目的是为了把某类信息以简洁、有效的方式传达给公众，因而具有易于理解性、普遍接受性、广泛应用性等其自身的特点。公示语，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公示语与标识语、标志语、标示语有某些相同的应用特点，但公示语应用更为广泛。凡公示给公众、旅游者、海外宾客、驻华外籍人士、在外旅游经商中国公民等，涉及食、宿、行、游、娱、购行为与需求的基本公示文字信息内容都在公示语研究范畴之内。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公示语几乎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所熟悉，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公示语的翻译质量则更是成为一个国家、地区或是城市的名片，因此公示语翻译是否恰当、贴切就会直接影响其形象。
二、公示语翻译的宏观生态环境
生态学作为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近年来，全球都开始关注生态环境保护，追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对于生态学的各种关注也逐步渗入到其他的领域，包括医药、食品、健康、科技、经济等。而与此同时，生态学对于人文学科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大，其中就包括对于翻译学的影响。在胡庚申教授的主导下，翻译生态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交叉学科，或者叫做翻译学的生态观，正在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引起了大家普遍的关注。“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翻译是译者不断自我适应、优化选择的循环过程。这一循环过程的内在机制是:适应的目的是求存、长存，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由此可见，翻译的生态环境，就和普遍意义上的生态环境相似，是指对翻译的过程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的总和，包括宏观生态环境和微观生态环境。就宏观生态环境而言，又包括很多影响因素，包括政治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翻译的宏观生态环境，互动、共生，制约着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对翻译活动产生着影响。
(一)政治环境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对翻译的内容、质量、趋势、倾向、侧重点、语言选择等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例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政治环境是否稳定，各项政治政策是否公正、公开、合理、透明，领导层是否重视教育及翻译事业，对于翻译等学术行为是否有支持、奖励或限制政策，是否允许或鼓励学术自由等。以上列举的这些因素都会对翻译行为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也间接地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喜好和倾向。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稳定，政策公正、合理、透明，对于学术研究支持力度较大，那么这种政治环境下的翻译研究必会蓬勃发展，广大译者也能够客观、积极地开展翻译活动，从而创造出更多优秀的翻译成果，并促进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和文化的大繁荣。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战乱频仍，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那么各项学术研究也根本无法有效进行，翻译者更无法安心从事翻译研究，翻译的内容会随之发生变化，翻译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例如，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各地战火不断，人民的生活无比艰苦，很多艰苦地区的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很多有志之士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中，翻译了很多苏俄、欧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和政治作品，目的在于用这些文字和思想来改变现状，保家卫国。而此时期的翻译作品除了纯文学的作品外，还有很多翻译作品也都具有政治色彩，或为拯救人民于水火的肺腑之作，或为介绍先进政治制度的宣传之文，或为号召人民自立自强的觉醒之谈。而这些翻译作品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世界，同时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也确实发挥了其精神导向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做出贡献。到了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的重点工作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这个时期的翻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介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作品，有引进先进技术的文章，有传播文明、文化的作品，更有很多的教育、医疗、环境等其他方面的翻译，这些翻译也是顺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求在不断地改变着、更新着。除了翻译国外的作品，我国的译者也更多地把我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出去，包括我国的四大名著，以及很多的其他文学作品。可见，政治环境因素对于翻译研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其作为翻译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因子，影响着系统中的其他因子，同时也受其他因子的影响，而其本身也将一直对于翻译活动产生影响。
(二)经济环境因素影响翻译研究的经济环境因素也极其重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翻译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果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会增多，翻译的内容会更加丰富，翻译的研究也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例如，一些企业寻求更大规模的发展，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从海外聘请资深的行业专家，而这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等内容往往都是原版的外文，和专家的交流和沟通也需要借助翻译来实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的翻译就会很好地发挥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果也需要广大的译者把它们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个人了解，从而吸引更多的经济投资和发展机遇，并进一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就从我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我国的经济落后于西方国家，闭关锁国，不了解自身也不了解世界。这时期我们的翻译也致力于引进西方的一些思想和发展成果以拯救当时落后的王朝，也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口号来谋求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美好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我国人民也因此经受了无尽的苦难。现在，随着新中国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重新站立了起来，翻译的研究也开始寻求如何更好地为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服务。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很多项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也需要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这样，翻译研究就可以来完成这一使命，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先进成功推介出去，为世界人民服务，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助力。不难看出，经济环境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其影响也将不断延续下去。
(三)社会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文化因素是一个复杂的、广泛的概念，根据网络字典的解释，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对翻译产生影响，反过来，翻译也是对文化的翻译。因此，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从而产出不同的翻译结果。因此，不同的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翻译研究和活动也在不断的影响和促进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为文化的传播和繁衍提供了可能性。
(四)自然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同样是一个复杂和广泛的范畴，包括围绕生物界并构成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如大气、水、土壤、阳光、森林、矿藏及其他无生命物质。自然环境是生物的生存环境，而自然环境中作为主体的生物，则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而很多自然环境因素，其本身也是自然资源，人类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要合理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虽然有些自然资源属于可再生资源，但是绝大部分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人类无节制地浪费和使用，终有一天这些资源会枯竭，后代子孙将一无所有。这些自然环境的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翻译研究和活动产生影响。例如，在英语表达中，形容非常饿，可以说Icaneatahorse．而在汉语中，这种表达是不能接受的。由于我国的自然环境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以农业为主要的产业，同时都以马为运输、耕作的主要助手，所以中国人不轻易吃马肉，尤其是草原上的人们，更是重视马的作用，把马看做是人类的伙伴，是有灵性的动物，而成语里也有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等来寄托情感，所以汉语的表达是“我饿得可以吃下一头牛”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三、结语
不难看出，在翻译过程中，维持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关注翻译的宏观生态环境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广大译者和研究者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要保持翻译生态环境动态的平衡，使翻译相关的各因子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实现最有效的翻译。
作者：张艳艳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1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是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的本土翻译理论。它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进行综观和描述”，是一种生态范式的译学研究。该理论视阈下的翻译是一种“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译者进行翻译时，需要从“三维”（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着手，使译文能够达到最佳整合适应选择度。
翻译生态学最初是爱尔兰著名翻译理论家Mi－chaelCronin在《TranslationandGlobaliza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指出，全球一体化引发了语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一些语言前所未有的消亡速度。因此，翻译应该维护语言多样化，传递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Cro－nin虽然提出了翻译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并没有做系统性探索。许建忠受此启发，建立起一套具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特定研究领域的独立理论体系，于是有了《翻译生态学》这部专著。和生态翻译学以适应选择论为原理不同的是，翻译生态学依据的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和机制，以此来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及其成因。该理论主要涉及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因子、翻译生态结构（包括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翻译生态的层次分析、翻译水平结构、翻译生态的分布模式，同时还探讨了“限制因子定律”、“最适度原则”、“局部生态效应”、“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翻译生态的边缘效应”等一系列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翻译生态的基本规律，如平衡与失调、良性循环、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迁移和潜移规律、富集与降衰规律等。
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同为生态学和翻译学交叉的产物，名称上又很接近，不免让人产生混淆之感。有学者认为：2项研究有一定的交叉性，但更多的是互补性差异，是一种“背靠背”的关系。二者交集之一就在于翻译生态环境这个概念。胡庚申将翻译生态环境视为生态翻译学九大研究焦点之一；而许建忠认为翻译生态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可见，2项研究都将翻译生态环境视为核心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与其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
2翻译生态环境
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最早是胡庚申在2001年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提出的。他将其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有学者质疑，这个概念“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静态的、物化的环境概念和动态的、主体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用‘即’相连，显得不是十分合适”。随着研究的深入，翻译生态环境的含义进一步宽泛，成为“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的集合体”。而“‘翻译群落’指的就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人’，以译者为代表”。在其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中，胡庚申将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外延更加准确、综合地界定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加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即‘翻译群落’。而外界环境可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翻译生态环境由各要素交织而成，是翻译活动发生、存在、发展的各种自然的、人文的因素的总和”。
胡庚申还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有层次的，“可初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大到包括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语言政策、翻译政策等在内的宏观环境，小到翻译研究本身的内部结构，如理论、应用、批评、历史等微观环境，甚至还可以更细到不同个体的翻译生态环境。许建忠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是“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的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具体地说，可分为翻译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环境，前者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诸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哲学、道德、传统习俗等，对翻译产生渗透或交织、促进或妨碍等作用和影响。后者包括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生理包括年龄、性别等因素，心理一般包括智力、社会性、群化、德性、情绪与性格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同声传译。与胡庚申一样，许建忠也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有着不同层次，他从3个角度和3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翻译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或复合的翻译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翻译现象、某个翻译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翻译系统；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翻译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因素所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在内的环境因素”。上述各种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交错，组成n维复合的生态环境，称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镶嵌性”。
2项研究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界定，有同有异。相同点其一在于，二者都强调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翻译的外部环境和翻译活动中的人，也就是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外界条件”和“外部生态环境”虽然措辞不同，但异曲同工，都对应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客体因素。它可以是宏观的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地理、政治、经济、历史、艺术等无所不包，也可以是微观的内部的翻译理论、翻译原则、文本功能、翻译规约等。方梦之也曾经就翻译中的客体环境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翻译生态环境由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共同构成，其中的翻译环境就是“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外部环境（客观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文化语言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等的总和”。而“翻译群落”和“内部生态环境”指的就是主体因素，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以译者为代表的诸者。对于客主体因素同时出现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中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持赞同态度，觉得并非偶然。因为翻译生态环境与进化论中的环境并不完全一致。进化论关注的是自然属性的环境，而翻译学所研究的是翻译中各个要素及其行为，其中恰恰包括作者、译者、读者这些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对象。因此，主体因素存在于翻译生态环境中是必然的。相同点其二在于，2个定义也都强调了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在不同的情境下，翻译生态环境是具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而“任何一种翻译生态因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任何翻译主体都是一个统一体，不可超脱、不可逾越”，否则就“破坏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整体要求”。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体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它具有多维度、多层次，是一个整体的大系统之下内嵌着子系统，继而又嵌有子子系统的复合生态环境。
区别其一在于对主体因素的界定不同。许建忠的“内部生态环境”是狭义的，仅仅局限于译者和翻译研究者。而胡庚申的“翻译群落”是广义的，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对主体因素的界定，反映出2位学者对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参与者构成了一个翻译生态场，包括“在翻译活动中有不同分工的生命体”。方梦之认为，“翻译生态场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都是完成翻译活动不可或缺的”。自然生态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同样存在着原文生产者（作者）、原文消费者和分解者（译者）、译文生产者（译者、编辑、出版商、营销商等）、译文消费者和分解者（译文读者和翻译研究者）等。因此，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主体因素应该有广义的理解，不应将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其他人排除在外。当然，译者是诸者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许建忠还将内部生态环境细化到了生理和心理环境2个层面，为翻译生态环境的主体因素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区别其二在于，胡庚申侧重从微观的角度，细致地列举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并将之置于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与翻译的操作层面直接关联。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就是适应与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2个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前一个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所存在的源语环境，实施对译者的选择。后一个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这里的译者是接受了前一个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的、特定的译者，从而可以代表后一个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而许建忠侧重宏观层面，从总体生态概念出发，指向翻译活动涉及的外部和内部诸多因素，帮助人们认识和认清文化环境与翻译、科学技术与翻译、民族性与翻译、伦理道德与翻译、哲学思维与翻译、民主法治与翻译等方面的生态、生理和心理环境，理解翻译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相互联系。
3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翻译生态环境解读
翻译生态环境主要由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组成，并且其构成具有多样性，甚至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在某个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笔者认为，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翻译生态环境包含以下要素：一是客体因素，包括景点原名（原文）、景点名称的功能（文本功能）、译名原则（翻译原则）、文化因素（规范环境）等；二是主体因素，包括译者、景点命名者（作者）、游客（读者）、景点译名审核单位（审稿人）、景区标牌制作单位（出版商）等。这2个子环境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相互关联，共同对翻译产生影响。胡庚申认为，“要求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全部和所有因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不同的翻译境遇下，各个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译者只能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最突出因素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其它因素的方式完成翻译。现从7个最突出因素出发，解读苏州园林景点名称的翻译生态环境。
3．1客体因素
3．1．1景点原名景点原名，也就是原文本，在生态翻译学中被认为是选择译者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典型要件。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典型要件，笔者曾实地调查过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9座苏州园林，共采集了133个景点原名。字数从最短2个字（如：留园），到最长8个字（如：半潭秋水一房山亭）。其中，3个字名84个，占63％；4个字名20个，占15％；5个字名15个，占11％；2个字名12个，占9％，其它占2％。旅游景点名称一般可分为冠名、专名、属性名和通名等，园林景点也不例外。从语法结构上分析，一般可表示为偏正词组形式，专名、属性名在前，通名在后；专名以双声或多声词居多，通名则一般多为单声词。在收集到的133个景点名称中，其结构包括以下3种：专名＋通名，如：涵青（专名）亭（通名）。这类景点名称占绝大多数，共113个，比例高达85％；专名，如：翠玲珑，共9个，占7％；专名＋属性名＋通名，如：东莱（专名）＋草（属性名）＋堂（通名），共11个，占8％。
3．1．2景点名称的功能景点名称作为公共标识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具有标识功能。名称与景点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具有指称唯一性。标识功能还体现在游客之间的交流和概念指向中。其次，景点名称具有美感功能，通过音美、意美和形美吸引游客。无论是沧浪亭的叠韵声效，还是卅六鸳鸯馆象征的成双成对，都能引起游客无限遐想，继而激发游览欲望。再次，景点名称肩负着宣传功能。精心构思的景点名称本身就像一张名片，起着宣传景点的作用。苏州园林里很多景点的名称还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文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宣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
3．1．3译名原则景点名称属于专有名词，应遵循专有名词翻译的一般原则。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专有名词，国内多位学者曾就此进行过探讨。乌永志认为文化遗产类景点名称翻译时要遵循“模糊对等翻译、直译和意译、专名音译、增译、减译和顺译”这六大原则。桑龙扬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规范性原则、译名统一的原则、‘名’副其实的原则”。朱小美等也提出过“通名准确，专名达意”的原则。据上文调查可知，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多数由专名＋通名组成。通名的含义相对具体和确定，数量也有限，翻译时应遵循准确、统一的原则；而专名往往是高度概括的文学性文字，浓缩了景物的个性特征、主旨情趣、美学意蕴和周围的环境气氛，翻译时应在准确的基础上，兼顾美感功能。
3．1．4文化因素许建忠认为，“文化是翻译生态的主要规范环境”。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渗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中国古典诗文。狮子林里的见山楼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意境。留听阁用李商隐“留得孤荷听雨声”诗意造景。退思园的闹红一舸，取得是姜白石《念奴娇•闹红一舸》上阕的意象。除此之外，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还体现了中国神话、历史典故、宗教、人伦等文化因素。留园的湖心小岛取名小蓬莱，是古人幻想中神仙的住所。传说梁朝道教领袖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拙政园中的听松风处就是以他的爱好置的景。道家代表庄子认为要成就真善美，必须达到虚静空明的境界，网师园的集虚斋就是富于道家思想色彩的读书养心之所。耦园取谐音偶，意为“夫妇并耕”，体现了“耦园住佳偶”的夫妻情爱。这些文化因素成为苏州园林景点名称翻译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2主体因素
3．2．1景点命名者苏州园林属于私家园林，园内景物多为主人所命名。而园林的主人，有的是失意被贬的官吏，有的是无心作官的文人雅士，有的是崇尚风雅、修养有素的富商。这些造园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命名景点时或引经据典，或题诗作赋，以表达自己的情趣、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几乎每座园林都是主人的灵魂展示和内心独白。以拙政园为例，拙政二字取自西晋潘岳的《闲居赋》中“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园主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而还乡，筑园以明志。他曾表示：“我之所以要起‘拙政园’这个名字，就是要像潘岳一样隐退于林泉之下，像陶渊明一样守拙归田园”。因此，这里的“拙”字不能简单解作笨拙之意，而应译做humble，同时兼有谦虚和卑微两重含义，以反映王献臣当时那种无可奈何，又想自我解嘲的复杂心态。
3．2．2游客“读者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辜正坤曾把英文读者划分为：外语盲、语言专家及一般语言工作者、外语通、纯学术工作者、一般业务性需要读者、一般娱乐性读者、获取新知的读者这7个层次。景区的外国游客，也就是景点译名的读者，大多属于后2种。他们的阅读需求，从浅层次来说，往往是借助这些“导读性”的名称了解景点的信息，指导自己的游览行为。他们还透过译名展开想象，获得超乎景物直观美感之上的享受。从深层次来说，虽然并非所有外国游客的游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不同的文化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旅游活动必然会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其跨文化性毋庸置疑。因此，阅读译名的同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会进一步加深，自身的思想情操、文化修养、审美素质等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3．2．3译者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中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要素。胡庚申认为，首先需要接受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通过选择之后，便成为译者选择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典型要件，选择并操纵译文。在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情境下，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译者，除了必备的双语能力外，还必须对景点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熟知这些名称背后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洞悉游客的阅读需求，才能更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继而在景点译名原则的指导下，参考景点名称功能，译出符合游客阅读期待的译文。
4结语
在详尽对比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对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界定之后，该研究发现二者都认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并且这些要素具有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不同的是，前者的定义重微观，后者重宏观，并且对主体因素的认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基础上，结合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实践解读了其翻译生态环境的七大最突出因素，包括景点原名、景点名称的功能、译名原则、文化因素、景点命名者、游客和译者，以期对进一步明确这一术语的概念外延产生积极意义。
作者：陶潇婷单位：三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乡村土地综合整治概述
（一）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概念土地综合整治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通过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增加耕地数量，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集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项系统工程[1]，最终形成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集中化居住，工业聚集化发展的和谐景观。
（二）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形成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不仅耕地数量降低，耕地质量也明显下降，已形成“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其高效收益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工业技术发展迅速，土地资源在工业生产中的价值大大提升，具体表现为利用资本、科技以及人类的劳动最终产生工业收益。因此，大量农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耕地减少，荒地以及工厂废弃地增多，耕地与粮食问题局面严峻。为了巩固粮食安全，维护农业的中心地位，达成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持续推进土地的整理整治，并逐步迈入土地综合整治阶段。
（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意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日趋严峻的人地矛盾提供了破解方向，为资源配置与利益格局的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制约的瓶颈问题，推动了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集聚发展，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研究区域概况
（一）自然条件1.气候固城镇属暖温带季风区中的大陆性气候，主要特点为冬寒夏热，温差大，降雨少。年平均气温12.8℃，年平均温差达30.3℃，极端最低气温为-24.8℃，极端最高气温为42.5℃，年总日照时数达2674.3h，年平均无霜期为195d。夏季降水集中，冬季干燥少雨，年总降水量为523.9mm，年总蒸发量为1872.9mm。2.地形、土壤固城镇位于河北省隆尧县北部，地处冀中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西部较东部略高，平均海拔30米。土壤类型以褐土、潮土为主。3.水文境内有午河流过。午河自柏乡县县城南入境，由西而东，入西潘村北，经过前岳、后岳，奔宁晋县汦河，境内河道长7.7km，宽120m，通过流量80m3/s，流域面积50.3km2。
（二）社会经济条件固城镇地处隆尧县北部，东接大张庄乡，南连山口镇，西邻柏乡县，北接宁晋县。南距隆尧县城12.5km，辖18个行政村，人口4.5万余人，总面积64.6km2。1.经济发展农业是固城镇的基础产业，是固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石，确保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鼓励村民规模化经营，对于固城镇的经济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当地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麦、玉米，经济作物包括棉花、香菇等，另外，蔬菜种植以及禽畜养殖也是村民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粮食播种面积4556公顷，总产达71221万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乡镇工业化进程进展迅速。固城镇的传统工业产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配件的生产、销售，其产品种类多、销量大、销路广，部分产品出口海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汽车制动鼓配件生产基地。2012年固城镇工业生产总值5.3亿元，拥有汽配企业100余家，职工8000余人，年创利润6000多万元。2012年，固城镇国内生产总值7.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2亿元，占到1.6%；第二产业产值5.3亿元，占到71%；第三产业产值0.99亿元，占到13%。全年财政收入12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985元。
（三）固城镇土地利用现状2009年末，全镇土地总面积为6444.5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5556.8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6.23%；建设用地面积为753.4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69%；其他土地面积为134.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08%。农用地中，耕地5445.9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4.50%；园地1.4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林地4.9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8%；其他农用地104.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62%。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730.3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33%，交通水利用地21.4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33%；其他建设用地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其他土地中，水域主要是河流水面为74.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5%；自然保留地主要为荒草地60.0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93%。
三、土地综合整治对固城镇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土壤问题
1.耕地面积较少，耕地质量下降随着固城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一体化建设也逐步深化，各类非农建设用地（农民新建住宅用地，工业建设项目、交通服务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需求不断增加，固城镇整体趋势呈现为人口逐年增多、耕地逐年减少。要使有限的耕地养活逐年增多的人口，只能向耕地索取更多的粮食，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为追求提高耕地产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垦殖力度或不顾土地适宜性要求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反而会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和生产力降低，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灾害过程的发生（如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等），进一步加剧土壤养分的流失。在乡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高效率的大型工程机械被大量使用，在挖填土方的过程中，表层土层被压实，土壤水封空气减少，团粒结构变差，最终导致土壤板结，生产力降低。
2.土壤污染加剧，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主要原因包括大量施用化肥、滥用农药及除草剂、随意排放垃圾和污水、不合理的灌溉行为等。传统的培肥费时费力，化肥作为廉价、便捷的提升产量方式，广受农民喜爱。大量化肥的施用使土壤板结现象加剧，有机质含量降低，整体肥力下降，以此恶性循环，结果是耕地有机质含量逐年降低，部分耕地有机质平均含量仅3%。固城镇每年农药的平均使用量在9kg/公顷，一些高产农田的施药次数近10次，高达1kg/亩，造成农业产品及农副产品残留农药严重超标，这不仅使人畜农药中毒事故发生率上升，还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乡村居住区生活垃圾数量巨大，没有垃圾有效处理，没有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农民环保观念欠缺，大量使用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随随风飘舞。乡村居住区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村庄附近水坑，缺乏排水渠、污水处理站等必要设施，村民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水污染造成土地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耕地减产。一些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土壤盐渍化现象出现。
（二）植被问题——林地覆盖率极低，缺乏农田林网村镇迁并、耕地垦殖率的提高、荒地开发等一系列土地整治活动的实施，对地表植被及其相关生态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数量结构与空间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林地面积急剧减少，田间和道路防护林带基本消失。近三十年，固城镇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建设、交通、商业、住宅等用地增加，土地复种指数提高，使得当地原有的榆树、槐树、柳树和杨树几近消失，荆条、酸枣已经消失。目前，固城镇林地覆盖率仅为0.08%，大多道路农田周围已无林地可言，宜林地因各种占用情况、非法砍伐、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病虫害的影响还在继续减少。
（三）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简单化固城镇在实施土地综合整治中，偏重于耕地大面积整齐划一。一方面利于机械化收获翻耕播种；另一方面易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耕地大面积平整进程中，影响和破坏了生物栖息地，农田常见的蟾蜍、麻雀、野兔、蚯蚓等生物减少。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增加了农田害虫的抗药性，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使土壤微生物含量减少，病虫害的危害性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整治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简化，必然会使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繁殖环境受到影响。
（四）大气问题——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汽车配件是固城镇的传统工业，在过去30年，固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建立100多家汽车配件企业。这些企业分布散、规模小、技术力量弱，且均使用冲天炉，将大量未处理的废气直接排出。硫、氮氧化物以及小颗粒粉尘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时有雾霾。同时，在乡村土地整治过程中，村村水泥公路的铺设、田间沟渠的水泥化、荒地与废弃地的垦殖等都使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植物的净化作用减弱，局部空气质量下降。乡村村民环保意识薄弱，乡村缺乏垃圾处理站等基础设施，村民焚烧白色垃圾、农作物秸秆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容易引起火灾，还对当地大气造成污染。
四、为改善固城镇生态环境，土地综合整治应采取的措施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土地资源与土地效益的平衡配置，在保证农业发展、生态建设优先的前提下，促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在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宏观设计、监管、督查，探索社会化途径与市场化机制，建立乡村特色的土地整治理论体系、规划体系、实施运行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包括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等。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实践，才能真正解决乡村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金山银山，难买绿水青山”，必须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来。通过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固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矫正地方政府的“政策惯性”，改变其为了经济牺牲环境的短视行为，将固城镇的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土地格局优化结合起来。协调人地矛盾，提高生态修复能力，优化土地综合整治空间分区，实施差别化土地整治，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的安全格局。
（一）大力发展固城镇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实现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增高农民收益。1.保护耕作层，增加土壤肥力。土地整治工作中，针对不同地形和类型的地块，选择合理方案。利用小型机械局部平整，避免把土层压实；把土壤浅层剥离、回填，保证土壤结构，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施加禽畜粪便发酵产生的有机肥，降低工业化肥施用，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从而保持农田地力。对于新开垦耕地和复垦耕地，可通过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增加土壤腐殖质，改良土壤结构。2.增加耕地数量，整合农村建设用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针对“空心村”现象，制定总体土地资源规划，颁布各项政策、奖励措施等，在政府引导下退宅还田，集约用地，鼓励村民建立新型住宅、多层住宅，发展迁村并点。鼓励工厂企业优先使用废弃地，逐渐缩小民居占地、建设用地，加速土地复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有效结合。规划到2020年，固城镇耕地复垦项目可开发补充耕地705亩。
（二）合理发展固城镇生态工业1.改进生产工艺，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缓解大气污染。固城镇的空气污染已经投入整治。设立相应实验基地，针对汽车配件铸造工艺进行研发升级，在资源集约的同时，完成产业的改造与升级。增加产业链效益，减少工业三废的产生。规划拆除100多家汽车配件铸造工厂所用的“冲天炉”，建立工业废物处理站，对废气、废液的集中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预计年可削减二氧化硫排放400余吨，有效改善大气质量和当地生态环境。2.改善固城镇工业布局。对于宁鸡线两侧的城镇村建设用地，尤其是户曹至午河段，将汽车配件产业按照产业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村镇规划区内组建或新建生态工业集中区。集中供水，集中采用电炉，对于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统一集中处理，企业向环保转型，企业生产效率也将大大提升。
（三）改善固城镇生态居住环境
1.建设生态人居，居民生活生态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生活生态化。生态人居建设就是建设生态化、绿色化的村镇居民居住区（住宅、小区）及公共活动空间（街道、活动广场等）。固城镇在农村居住建设方面，规划建设了占地139亩，投资7800万元的一里庄新民居，集中建设多层楼房9栋，总建筑面积9219平方米。其中投资320万元，用于修建水泥道路、完善水、电、网络通讯等基础生活设施；投资80万元，配备健身器材、娱乐设施，改良村民居住条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全镇投资600余万元，完成了一批深井集中供水、道路硬化建设、危房改造、村民健身活动广场和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等项目；投资180余万元对一里庄商业区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街道两边进行了绿化、亮化、硬化。全镇形象明显改进，城市功能日趋完善。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实施，使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进而提升了全镇的整体面貌。
2.加强垃圾分类与处理，减少垃圾污染。固城镇成立了专职保洁队伍，在每300-500人中落实1名专职保洁人员，对乡镇公共服务区的配套设施进行日常清理、保洁，节假日期间更是重点清扫。固城镇在每20～30户间建立1个垃圾池，要求居民定点投放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垃圾。对于可回收垃圾要有环保意识进行分类回收，并安排专人定时清运垃圾池垃圾，保证村镇干净、整洁的形象，严厉杜绝脏、乱、差，响应政策规划，逐步形成“集中收集、集中处理”的联动机制。3.骨干通道、骨干河流绿化。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增加植被覆盖，优化生态环境。以县道、乡道、村道等骨干通道为轴线，进行线状绿化，田间地头营造农田防护林。按照“一次规划，分年组织实施”的原则，充分利用境内干沟、公路、沿河发展速生杨丰产林、经济林，沿路实施通道绿化工程。绿色通道补植10万株，四旁植树6万株。严格控制个人、企业向午河内排放污水，加强监管措施，并采用生态技术修复午河河道内受污染水体，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加强午河河堤、河堤背水坡以及部分干河槽绿化工作，提升河道生态服务功能。
（四）推行绿色文明的生态文化
1.促进固城镇居民的环保意识形成，转变生活观念。固城镇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严谨施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进行环境保护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村干部尤其要做好动员工作，带动全体镇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降低白色污染。宣传并推广无氟冰箱、无磷洗衣粉等。使城镇人民人人环保，人人节约，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2.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捕杀、买卖野生动物。做好宣传、监督工作，加大打击力度，一经发现严重查处，共同保护生态多样性。
五、总结
总之，固城镇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土壤、植被、大气、生物多样性四个方面，主要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及配套的政策支持，直接原因是在乡村土地整治过程中，忽视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土地综合整治有效结合，才能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上达到土地收益的飞跃。各级政府应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与生态政绩观，必须服从自然生态规律，确保自然资源持续再生，理解生态文明并应用到土地综合整治中去，才能更好的提升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保障农民权益。实现经济发达、生态优良、人民安居乐业的美丽乡村，健康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作者：曹香芬汤占中单位：邢台学院地理系
作者：程钰刘雷任建兰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红军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张曙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眼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眼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结论
经济转轨带来生态环境效应的变化。判定经济体制是否与区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标准在于：一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高效；二是生态环境系统是否健康；三是生态环境系统是否能实现良性循环。实现生态环境正效应的持续，不能沿袭传统的制度机制和管理方式，必须建立完整的与区域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在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中，要根除计划经济所遗留的消极烙印，积极实施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改善包括戒除“公地悲剧”；产业结构合理化；公共资源管理政府、市场综合化；微观经济问题管理机制与宏观经济问题调控协调化等具体问题。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生态环境负效应带来的压力，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增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完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规章制度，节约能源，改变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体制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1项目概况
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为240668m2，总建筑面积为440676m2。本项目拟建设24条自动或半自动动力电池生产线，总生产能力约为年产210000万Ah，产品主要用于电动交通工具市场，为电动巴士、货车、卡车等提供动力；产品也广泛用于电能储存应用市场，如风力发电站、太阳能发电站。
2环境现状
本项目位于宁德高新技术产业园内，规划用地面积为240668m2（折361亩），场地为工业园区工业用地，主要土地类型为荒地。项目还未开始土地平整。（1）西陂塘及养殖情况。西陂塘汇水面积为24.4平方公里，容量约为500万立方米。与外海的交换方式为：涨潮前关闭闸口，不让海水倒灌；退潮时开放闸口泄洪。西陂塘主要功能是纳洪，现还存在养殖生产，养殖的品种主要为南美对虾和蛏；（2）植被现状。工程拟用地块原为工业园内规划建设用地的灌草地，没有经济作物分布。主要植被为芦苇为主的灌草丛，零星分布乌桕、黄瑞木、盐肤木等灌木，草本主要以五节芒、芦苇、苍耳等居多。根据实地调查，本项目周边范围无涉及名木古树资源分布，无发现涉及有珍稀、或濒危野生植物资源的自然分布，无涉及原生性或林木古老的森林群落分布，主要为各片区内现存灌草丛植被；（3）野生动物资源。工程所在区域现有的陆生动物以适应、灌草丛生活的种类为主，主要有田鼠等普通兽类和一般昆虫类、蛙类以及麻雀、家燕等鸟类等，陆域动物属于广布性物种，没有地方特有物种和重点保护动物分布；（4）水土流失现状。根据2000年福建省卫星遥感普查，蕉城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15570hm2，占总土地面积的10.1％。其中轻度流失(500-2500t/km2)10140hm2，占流失面积的65.13％；中度流失(2500-5000t/km2)4930hm2，占流失面积的31.66％；强度流失(5000-8000t/km2)493hm2，占流失面积的3.17％；极强度流失(8000-150000t/km2)7hm2，占流失面积的0.04%。本工程所在的漳湾镇水土流失所占比例较大，水土流失面积1976hm2，占全镇土地面积的39.3％。项目所在区的植表条件较好，主体工程区土壤侵蚀模数为300t/(km2·a)，土壤流失容许量为500t/(km2·a)。
3建设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1）土地格局利用分析。工程土地占用导致局地土地格局发生改变。工程建设永久占用土地约361亩，主要为灌草丛。永久占地导致工程区附近局地范围内原有的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改变，区内原有以灌草丛为主的生态西系统被工业场地所替代。本项目位于宁德高新技术产业园内，因此符合区域土地利用格局规划。工程用地不涉及当地的农业土地资源，项目建设不会导致农业土地资源减少，对该区域现有的土地利用现状影响不大；（2）水土流失分析。工程在施工阶段需将征地范围内的地表植被清除，进行场地平整，工程所在地区多年平均降雨量为2024mm，年平均风速0.9m/s，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工程的水土流失敏感区域为工程拟建厂区征地范围内区域，合计0.24km2。根据估算，本工程施工阶段的土壤潜在侵蚀强度为26812t/km2·a，以施工耗时1年计算，本工程施工期间的土壤侵蚀总量为6439t。工程建设引起水土流失，若不采取防护措施，不仅影响工程建设进度，而且流失掉的泥沙作为一种废弃物和污染物排向施工场地以外的环境，会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通常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项目西面邻西陂塘、东面邻养殖池塘，南面邻疏港道路，若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一旦在暴雨季节，水土流失携带的泥沙将对西陂塘和临近养殖池塘的水质造成影响，砂土还会随水流漫流到道路上，对交通、卫生和景观产生影响；2）通常表层土壤中含有大量腐殖质，工程建设导致水土流失引发表层土壤流失，将造成土壤肥力下降，不利于项目建成后绿化复垦和植被恢复；3）项目区雨季集中，降雨量和暴雨强度较大，土料开挖和临时堆置都会形成不稳定边坡，如果防护不当则有产生滑坡、崩塌等水土流失侵蚀形态的潜在危险，一旦发生，将延误工期，并给工程本身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4）项目施工土石料运输过程中管理不当，将沿途泄漏，并产生扬尘，尤其在雨天施工，施工产生的砂土会随水流漫流到周围，被车流、人流“拖泥带水”带到各处，影响了道路、卫生和景观；5）工程在挖方、填方和土建施工等过程中，扰动土壤，导致土壤松散和裸露于空中，为干旱季节施工地土壤风力侵蚀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研究，在干燥状态下，一般当风速大于4m/s时，就可能发生沙粒移动流失。（3）植被影响分析。施工期间粉尘和车辆废气排放对陆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此类污染物排放对周边植被的影响。粉尘和烟尘会在植物叶片表面沉降，使叶片表面积尘成层而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造成减产。通常粒径大于1�m的颗粒物在扩散过程中可自然沉降，吸附于植物叶片上，阻塞气孔，影响生长，使叶片褪色、变硬，植物生长不良。颗粒物与SO2的协同作用可增强SO2的毒性，加大叶片受害症状。另外，粉尘落到田间会影响土壤透水透气性，不利于植物吸收土壤养分，间接造成植物生长缓慢，导致农作物减产。本项目施工期粉尘和烟尘排放量有限，其影响范围也有限，因此在正常排放情况下，项目废气排放对周边植被生长的影响有限。
4生态保护措施
（1）在雨季施工时，应搞好施工场地截水、排水工作，确保截水、排水系统畅通，以减少土壤水蚀流失和重力侵蚀。在干热季节施工时，应对裸露、松散的干燥土壤喷洒适量水，使土壤表面处于湿润状态，以减少土壤风蚀流失和尘土污染危害；（2）建议建设采取植被恢复和厂区绿化措施，以缩小松散土壤的裸露面，缩短土壤裸露的时段，降低因土壤暴露于空气中受到风蚀和水蚀造成的水土流失影响；（3）建设单位必须采取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措施，实行工程措施和植被措施并举，确保水土保持设施安全、稳定运行，达到控制水土流失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作者：黄莹 单位：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独具保险特色的文化理念真正贯穿于保险公司新产品设计、承保、理赔、服务等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行业的经营与管理始终;完善失信惩治机制，建立起一整套和保险市场主体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保险公司诚信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维护和培育良好的保险市场信用秩序;完善公司考核制度，保险经营主体在保费规模和经营利润为基本考核指标的体系中引人诚信评价机制，将诚信真实与业务员晋升和公司经营指标挂钩，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四是建设优秀文化队伍，引导广大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感恩客户、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通过诚信文化建设促使保险业内部、行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顺畅，交易成本更低，资源得到有序开发，推动保险生态环境地改善和净化。以保驾护航的资任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其为社会大众保驾护航的责任使命，从生态环境角度来说，就必须形成浓厚的责任文化氛围。一是发挥好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提升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全社会的风险抵御能力，形成“服务大局，勇担责任，团结协作，为民分忧”的行业精神，真正在社会危难之际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二是提供优质服务，实现和维护好被保险人利益，对客户负责;三是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成才立业平台和环境，对员工负责;四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扶危济贫、回馈社会，对民众负责;五是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对股东负责。
保险行业通过弘扬责任文化实现对社会、对大众、对自身的责任履行，提高行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更好地促进行业生态的动态均衡。以遵规守法的合规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合规经营已经成为当代保险公司的核心经营原则，建设合规文化，倡导合规价值至上，是优化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实现人人合规，这不仅需要从高层奠定公司合规文化的基础，更需要将合规理念贯彻普及到每个员工和每个岗位之中，将合规制定成为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渗透进工作流程的每个细节;二是要强化以守法维权为主导的合规文化，始终把防范经营风险放在各项经营工作的首要位置，切实完善风险控制体系，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树立维权意识，避免部分不诚信客户利用法律空子破坏损害保险公司利益;三是构建完善的合规文化制度体系，利用健全的制度巩固合规文化内涵、设计严密的合规流程管理，形式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对合规经营进行严格把控。各保险主体只有在合规的基础上建立起良比的生态环境，进而扩大业务规模，才能够保证业务发展更加持久健康。
以合作共橄的经曹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要建立以健康、持续、科学发展为远景的经营文化，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推进保险生态环境优化。一是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共赢。保险业要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加快发展策略转型，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用更健康持续的发展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二是保险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机构之间要有行业意识，实现资源共享，扩大保险覆盖面，深化保险业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度，以推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积极推进产品细分和差异化管理，积极开发新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四是保险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坚持依法经营，严格落实监管制度要求，不断减少销售误导和理赔不到位;五是保险企业内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氛围，促进员工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现。保险行业树立起合作的经营意识，实现保险行业和社会、行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和谐共赢，最终会推动保险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市场的不断开放，消费者对保险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让弘扬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成为实现保险生态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树立客户至上的服务准则，日益成熟的保险市场竞争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和价格上，而是更多的体现到了服务品质上，保险企业要始终坚持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坚持把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作为不懈的追求，始终坚持把维护好、实现好被保险人的利益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二是提升服务品质，要形成崇尚专业的良好风尚，努力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客户为中心细分市场、清分渠道，构建起“区域一产品线一渠道”三位一体的销售组织架构，并通过实施销售人力资源改革，逐步实现产品、渠道、人员与客户的精准对接，开展第三方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内外部测评，有力支持公司客户服务举措的持续创新和客户服务承诺的不断升级，发挥服务价值链传导作用，实现后台与销售服务前端的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最终提高客户端口的响应速度和服务效能。作为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最终价值来源于客户价值，弘扬客户至上文化，有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和推动保险客户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既是破解当前行业发展困局、改善行业形象的客观需要，也是优化行业生态环境，实现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创新是保险业发展进步的源泉创新文化的建立，一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各保险机构要树立集约化经营和以效益为中心的市场观念，切实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全行业的共识，努力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要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的广泛需求，不断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要从粗放开发资源向和谐利用资源转变，注重公司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诚信、优质和高附加值的保险服务;二是着力调整结构。
作者：赵芳喜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环境却变得越来越恶劣，自然环境被污染和生态环境被破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限制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各国一直在不断努力，其中，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便是努力的重点。而不论是在生态环境改善还是绿色产业发展中，都离不开环境监测评价。本文以有效解决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为主要目的，对环境监测评价在改善生态环境与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
2环境监测评价在生态环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4结语
自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之后，世界各国就开始高度重视其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绿色产业的发展，并一直在为此努力。而环境监测评价，其不仅具有对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价功能之外，其对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推动绿色产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王雪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环保局环境监测站
1引言
众所周知，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管理的基础，尤其在近年我国陆海统筹与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海洋功能区划在指导与管制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等方面的战略意义更趋突显。随着《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以及沿海省市县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相继颁布，我国海洋功能区划体系日益完善，有效地保障了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日益突显，作为协调各种用海方式的基础性制度，海洋功能区划本应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统筹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实际上，近年研究却发现，海洋功能区普遍面临生态环境问题。不少研究针对特定地区或特定海洋功能区展开，对山东、江苏、等的研究发现，以往设立的海洋功能区划潜藏生态风险，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使海洋生态容量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下降，不仅无法满足原本的功能需求，其长期影响甚至在功能区划调整后也难以根除。对长江口、珠江口、渤海湾等的观察也发现，尽管港口航运、海水养殖、滩涂围垦等大部分资源开发性的功能区通常可达到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但海洋保护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与要求相距甚远。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大量体现在区域层面的研究中，全国沿海地区的综合评价结果同样令人担忧，对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状况进行评价发现，在海洋功能区划推进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趋势并未有效缓解。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相关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囿于大部分研究或是聚焦较小空间尺度的实证分析，或是基于较大空间尺度的定性讨论，对全国范围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展开。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具有典型性的11类国家级海洋功能区，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110个国家级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的空间关联，探讨导致海洋功能区划陷入生态环境难局的主要症结，进而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2海洋功能区划与海域生态环境的空间关联
海洋功能区对不同类型功能区的海域生态环境进行严格限定，特定的海洋功能区必须满足相应的生态环境要求，因而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的空间关联分析至关重要。自2002年起，国家海洋局历年的《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均高度关注“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成为本研究的重要支撑，文中采用的海洋功能区数据、海域生态环境指标等均来源于2013年《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在此基础上，将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尽管在全国尺度和大比例尺下，图像配准和投点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并不影响本研究的基本判断。通过叠加比对发现，我国国家级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之间的空间关联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海洋功能区大量分布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海域。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用海活动高度集聚于近海，因而海洋功能区划主要在近海展开，大部分国家级海洋功能区分布于毗邻陆地的近海地区，而近海恰恰是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海域。受此影响，不少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污染区域空间重合，某种程度上，较差的海域生态环境基底严重影响海洋功能区的正常运转。第二，以开发为主导的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达标情况相对较好。海洋公园、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洋牧场示范区、集中集约用海区，以及因缺少相关标准而无法测算的海洋倾倒区、海洋石油探矿区域等是达标情况相对较好的海洋功能区，其共性特点就是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要功能。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该类区块的功能实现往往对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要求，因而在功能区划定时就以一定的生态环境质量为前提。第三，以保护为主导的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超标情况较为严重。海洋特别保护区超标最多。例如，80%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超标，尽管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功能在于协调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但当前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规划和设立中，地方政府仍然更倾向于特别保护区的开发功能，加剧生态环境影响。又如，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超标程度也达到65%，而这一功能区直接关系到人类食用水产的安全，在日后海洋功能区管理中应引起重视。当然，保护性的海洋共更趋超标情况严重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出于引导、规制的作用，其标准大多较为严格，不过，如此高的超标比重必须高度警惕。综上，空间关联分析表明，我国海洋功能区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容小觑，应当引起广泛重视，对海洋功能区划进行优化调适，为此，必须进一步对导致问题的主要诱因加以剖析，这也构成本文进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3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环境难局的双重维度
空间分析直观展现了我国海洋功能区不容乐观的生态环境质量，对其中关键因素的分析将主要从空间与体制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维度展开。
3.1空间维度：毗邻功能区相互掣肘
不同类型的海洋功能区在空间布局上却彼此交错叠合，但其功能取向却可能极具差异。一般说来，相近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区，彼此功能冲突相对较少。例如，不少海洋自然保护区包含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可以对生态环境和水产种质进行共同保护；又如，许多滨海旅游度假区往往又是风景名胜区，既起到风景保护功能又起到旅游开发功能，一些地方更将两功能区的管委会合署办公从而发挥集合作用；再如，不少国家海洋牧场示范区中又设有多个渔业增殖区，两者的功能取向都是为了鱼类增殖，因而可以共存。然而，倘若不同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区空间叠合或毗邻，就有可能产生冲突，甚至加剧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海洋倾倒区与其他海洋功能区的冲突较为典型。海洋倾倒区的功能在于协助管理倾倒疏浚物，而疏浚物本身就具有污染性，所以倾倒区应选址在水体交换活跃区，具有较强的自净能力和较大的环境容量。尤其重要的是，海洋倾倒区必须与海洋保护区等保护性的海洋功能区设置一定距离，后者对海洋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质的要求极高。例如，对烟台市的海洋倾倒区研究发现，倾倒区与海洋功能区相距必须在2km以上，倾倒物才不会进入芝罘湾的海水养殖区、港区及海滨休养区沿岸和养马岛附近等[7]。如果海洋倾倒区与海洋保护区的距离过近，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例如，珠江口原本设立有海洋倾倒区，伴随着港口海运等的迅速发展，倾倒物和疏浚量不断增多甚至存在乱倾倒现象，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压力，特别是淇澳岛东南倾倒区与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相叠合，疏浚物增加海水浊度、影响白海豚种群的正常繁衍，最终该海洋倾倒区于2005年封闭。不仅如此，在一些海洋功能区密集交错的地区，功能区间潜在的空间冲突也应引起重视。山东省正是典型区域，沿海岸带分布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特别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海洋保护区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占有较大比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2011）》指出“重点打造海州湾北部、董家口、丁字湾、前岛、龙口湾、莱州湾东南岸、潍坊滨海、东营城东海域、滨州海域九个集中集约用海片区”，这些集中集约用海区大多邻近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海洋牧场等，尽管努力改变以往较为粗放的用海方式，但仍有可能对其他功能区潜藏生态环境影响。例如，规划指导下首个获批的烟台龙口湾港高端制造业聚集区，是全国获批的最大人工岛群项目，规划填海面积35.2km2，拟建造6个人工岛和1个突堤式人工岛，如此庞大的集中围垦和填海工程是否会对相邻的龙口黄水河口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等带来影响，必须在长时间的海洋监测加以关注。
3.2体制维度：功能区管理尺度错位
海洋功能区分属沿岸区县级政区的不同专业部门管理，但大多数海洋功能区的管理都并非某地某业能够独立承担的，因而近年为化解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体制摩擦问题，不少地方积极探索管理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等协调机制。然而，在协同能力方面，有的联席会议每年只会晤一次，缺乏长效机制甚至避重就轻；在执行能力方面，国家和地方众多相关法规条例相继出台，但滨海开发的利益驱动牵制了执法动力，有的城市虽然严格推行联合执法，却面临执法人员素质、执法装备、执法效率、执法方式等问题；在创新能力方面，相关技术创新的原始性、集成性及产业化程度较低，难以适应当前海洋功能区生态修复、整治、保护等的新变化与新要求，等等。与此同时，以往沿海城市的滨海地区大多是乡村和农场，社会诉求相对单一，近年人口与产业等不断向海集中，社会构成趋于复杂，随着海洋功能区划的确立，如何协调海洋产业、生态环保等与沿海社会治理间的关系问题突显。遗憾的是，目前不少地方重产业发展轻社会管理、重工程项目轻公共服务，难以回应日益多样的社会诉求。加之城市向海蔓延挤压滨海农民、渔民的发展空间，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失海渔民的就业问题。不仅如此，在海洋功能区规制作用以及近海生态恶化影响下，一些渔民远赴他国管辖海域捕捞，甚至导致国际纠纷。显然，上述问题不断累积，势必加剧海洋功能区划的生态环境风险，极有可能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的“生态羁绊”，优化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效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4破解海洋功能区生态环境难局的策略建议
4.1促进海洋功能区划与城市规划等的衔接
沿海城市是海洋功能区编制的基本主体，海洋功能区划应努力实现三方面转变：首先，从重经济总量向重生态容量的转变，确立“反规划”理念，以海洋环境容量与陆域生态承载为双重约束，规范滨海新城、新区、开发区的开发强度，促进海岸带及近海资源的集中集约利用；其次，从重陆域协调到重陆海协调的转变，加强沿海城乡规划、海岛规划、海洋经济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等的相互衔接与协调；再次，从重土地潜力到重综合潜力的转变，尤其是海洋功能区集中设置的深水岸线、海洋旅游、生态环保等多方面的潜力。
4.2强化海洋功能区的规范引导与协同治理
规范引导与协同治理是优化海洋功能区划的重要支撑，一是从技术创新到集成创新，在不同功能区治理关键技术攻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管理、政策等集成创新等；二是从专项示范到综合示范，目前已有海洋功能区的水环境监测、综合管理等专项示范，但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加快建立综合示范点，示范产业方式、社会管理、考核指标、灾害应急等多方面内容；三是从项目主导到标准引导，项目主导注重海洋功能区管理的当地特色但推广价值有限，要在示范项目基础上，加快研制“海洋功能区划的标准和技术导则”并进一步推广，保证功能区管理的过程优化和质量控制；四是从部门规范到公民规范，将规范引导进一步落实到公民自身行为，有的国家颁布《海岸带公民指南》取得了很好效果，为此，要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的宣传教育与科学普及，增强公众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4.3加强海洋功能区的法规与制度体系建设
法规制度是海洋功能区划优化的重要保障，至少应加强三方面建设：在完善立法方面，加强沿海城市海洋功能区划的立法研究，尤其是重视海洋及海岸带相关的现行法规条例之间的协调；在制度体系方面，在海洋功能区划框架下探索沿海城市海岸带及海洋资源的使用许可、有偿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生态补偿等制度；在综合执法方面，在现有海上联合执法机制基础上，加强海洋功能区的跨地区跨部门综合执法。此外，加强沿海城市海洋功能区管理的执法依据、过程、结果全公开，建立外部监督机制，接受社会监督，提升执法公信力。海洋功能区划与海域生态环境具有密切的双向作用，海洋功能区既依托于特定的海域生态环境条件又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无需赘言，当前我国海洋功能区陷入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尤其随着沿海省、市、县海洋功能区划的不断修编完善，对引发海洋功能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诸多诱因应当予以关注。如果说，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水平与执行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海洋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那么能否超越生态环境难局，构建海洋功能区划与海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我国深入推进陆海统筹与海洋强国等战略必须回应的重要命题。
作者:虞阳申立武祥琦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生态环境特征
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乳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政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裸露。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2014年，环保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规定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脆弱区的保护工作被纳入其中，环渤海地区的山东、辽宁、天津以及河北等地区陆续开展了生态红线的划定工作。以山东为例，此次划定的红线区范围覆盖全部渤海海域，红线区共计73个(禁止开发区23个，限制开发区50个)，红线区总面积达6534．42km2。在实际工作中，采油区的拓展极有可能涉及到红线区内的限制开发区，因此，油田应该尽早建立生态脆弱区域保护措施，在开采过程中尽可能减小对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扰动;同时，如果出现突发事故，应建立更为严格的修复措施，消除污染物，使被破坏区域尽快恢复原有生态功能。
作者:郭书海王加宁高永超李婷婷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山东省应用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1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3）环境治理的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对环境加大治理投入，不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环境治理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作者:丁浩宋琛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一、2013年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情况
（一）县域经济增长加快，结构逐步优化。2013年，全省县域GDP总量为7243.6亿元，同比增长11.5%，是2007年的3.1倍；县域人均GDP为30281元，同比增长12.8%，是2007年的2.8倍。已有超过80%的县（市）摆脱了单一依靠农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格局。县域经济正向特色产业主导型、园区建设牵动型、产业集群引领型、中心城市辐射型、口岸经济带动型等为主要类型的工业模式发展。
（二）县域金融运行态势良好，金融支持“三农”力度加大。2013年，64个县（市）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1.1%，与全省各项存款同比增速持平；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3%，较全省各项贷款同比增速低1.4个百分点。存贷比的平均水平为64.8%，较全省全口径存贷比高出2.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县域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90.6%，较2012年高出2.6个百分点。超半数的县（市）该指标数值在80%以上，有16个县（市）涉农贷款比重超过90%；从涉农贷款增速上看，涉农贷款同比增长14.7%，高于县域地区各项贷款增速1.4个百分点。县域金融资源基础逐步改善，64个县（市）万人银行类机构网点布放为2.1个，较上年增长16.7%；每个行政村POS、ATM、电子终端布放数平均值为14.2个，较上年增长50.8%，是2011年的2.3倍，整体县域金融服务便利性与前两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加大，社会信用环境有所改善。各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公众征信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诚实守信的意识，让信用意识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对信用记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人民银行建立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量迅猛增长，在贷款审批、拓展信范围和产品创新、防范信贷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调查问卷显示，近年来，各县（市）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地区信用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社会公众对信用环境满意度有所提升。
（四）中心城市辐射作用较强，特色县市综合排名靠前。在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总体排名（见附件）中，哈尔滨地区和牡丹江地区分别有4个县（市）排名在前20名，说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影响，起到了带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发展均衡的作用。同时，国家级农村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总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克山县坚持“政府主导、央行推动、多方参与、共赢受益”的工作机制，建立全省首家县域信用信息中心，信用环境洼地效益凸显，2013年，位居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排名第一位，较上年相比较有大幅提升。口岸城市绥芬河市、全国百强县肇东市金融生态综合排名均位于全省前20名。
二、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环境相对薄弱，限制其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支撑。近几年，县域经济虽然能够保持一定比例增长，但经济总量占比偏小。2013年，64个县（市）GDP总量仅占全省的48.9%，县域公共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21.7%。县域经济以农为主，二、三产业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心城市，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较落后，部分地区水利设施存在利用率低、防灾减灾能力差的现象。受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二）金融发展环境欠佳，制约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组织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多层次、多类型的融资需求。县域金融市场不发达，投融资结构单一。大部分县域企业自有资本金不足，资金来源大量依靠银行贷款及少量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农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着保险品种少、风险的覆盖范围小、赔付率低、对风险的分担能力不足等问题。
（三）行政环境建设有待提高，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作用尚须加强。各县（市）普遍没有出台债权保护方面的法规或行政规章，对逃废债的打击力度不够。金融案件及民商事案件执行标的实际到位率较低，执法效率低下、司法执行难、执行周期长。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司法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不够充分，影响对金融债权的维护。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农村金融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稳步定发展。
（四）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引导作用不强。县域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中介服务不规范，部分现有中介机构服务不规范，手续繁杂，收费偏高，存在指定评估、重复评估、重复登记的现象，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障碍。资信评级机构的资信证明可信度不高，缺乏公信力，使金融机构无法甄别评级报告的合理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制约了农村信用环境的改善。
三、改善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领导作用，助推金融生态环境战略建设。发挥地方政府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广泛开展“金融生态模范县”建设工作，出台有利于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地方法规或行政规章，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依法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奠定物质基础。因地制宜，以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契机，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建立以工富县、以商活县、以旅游强县等为特点的适合自身发展的多样格局，奠定金融生态环境中县域经济这一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大金融服务力度，提升金融生态环境优化质量。逐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放宽民营经济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条件，创设和重组一批县域小型金融机构，逐步提高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化程度；创新农村金融业务，在产品、利率、融资便利等方面提供服务。有效发挥央行的窗口指导作用，运用信贷评估促使县域金融机构将增量存款用于县域地区，约束农村资金的外流，引导金融机构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四）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加强对社会公众诚实守信意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推动建立诚信监督管理和失信惩戒机制，形成重诺守信的良好信用文化。借鉴“克山模式”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推动各县（市）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信用体系，完善政、银、央行三方协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推进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改善。
作者: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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