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1 0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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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天津滨海新区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城市和工商业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2006年5月被国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后，作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其发展战略已由城市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高度，有望成为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之后，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作为国家经济重点开发区，其良好的地缘优势、商务投资环境和巨大的发展机遇，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热点地区，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对促进滨海新区当地产品出口、创造就业、技术创新和提升管理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截至2010年，滨海新区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累计已达239家，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09家，2010年全年新区实现招商引资实际利用外资70.4亿美元，同比增长22.2%。滨海新区完成生产总值5030.11亿元，增长25.1%，占天津市比重的一半以上[1]。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天津及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滨海新区发展的统计数据归纳总结，重点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对滨海新区如何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对滨海新区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外商直接投资在滨海新区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扩大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开发建设步伐的加快，滨海新区近年来利用外资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表1可以看出，2003年到2010年，滨海新区外商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额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不断增加。其中2003年到2005年期间，海新区外资项目合同数不断上升，项目数从458个增长到625个。但是2006年后，项目合同数开始减少，外资合同额却不断增加。这表明单位项目合同的外资规模在扩大，外商投资中的大项目增多，整体上看外商在滨海新区直接投资呈逐年增长趋势。资料来源：通过对《天津统计年鉴2004-2011》数据整理得出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发生变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看，滨海新区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从图1可见2005、2006、2009年的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都在70%以上，而合资企业所占比重整体呈减少趋势，2005年合资企业占外商投资的25%，到2009年其仅占外商投资方式的1%。这说明随着滨海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减少了对本地企业的依赖程度，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经营方式，以保持其技术领先的优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或地区主要来源分布根据近几年滨海新区利用外商直接的国别和地区来看，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成为滨海新区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如表2所示）。表2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国别（地区）分布情况（单位：万美元）2006年至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为递增趋势。亚洲国家或地区由于地缘优势，是滨海新区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2009年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的FDI投资额分别为34.2613、5.1317、4.9191亿美元，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FDI总额为12.17亿美元，美国08年以前一直是滨海新区外资主要来源国，因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其对滨海新区的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欧洲地区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是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但在投资金额上不占据主要份额[2]。（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广，并向服务业转移。从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投向于商品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地质勘查业和制造业；其次投向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对农业投资较少。从表3可以看出，2007年，投资项目最多的数是制造业达到135个，占到滨海新区外商投资项目数的34%。2009年投资项目和外商直接投资额最多的数是租赁和服务业达到109个，其引进外资额为达到27.8亿美元，而制造业的投资项目数减少到30个，仅占到总项目数的10%。这说明随着投资环境与政策的日趋完善，外商企业的投资方向也由最初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银行、保险等第三产业服务业,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美国大通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已逐步进驻天津并设立代表处，服务业正逐渐成为滨海新区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的大规模进入，促进了滨海新区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对新区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主要体现对滨海新区GDP、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发展等的影响。
（一）对滨海新区GDP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上。外资依存度可以作为衡量外资利用效率的一个相对指标。其实质表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GDP的直接贡献程度。该值越高就可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越大，外资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起了越强的作用，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强。其计算公式为:C=FDI*r/GDP*100%其中，C为各年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FDI为该地区各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单位为亿美元；r为我国历年年末中间汇率；GDP为该地区历年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人民币[3]。根据此计算方法，可以得出表4所示：滨海新区2003-2010年外资依存度情况。从表4统计数据可知，2003年-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滨海新区GDP的比重平均为11.19%，这说明GDP中有11.19%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08年后受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滨海新区外资占GDP的比重也在降低。由图2003-2010年滨海新区FDI、GDP变化趋势图可知，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两条曲线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大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和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对滨海新区经济贡献度越来越大。04-09年，滨海新区外商直接投资依存率都在两位数字以上，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滨海新区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二）对滨海新区外贸出口的影响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和对外窗口之一，伴随城市自身以及周边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额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外贸出口商品总额。图3为滨海新区自1999年起至2010年的外贸出口商品额情况：滨海新区1999年外贸出口贸易额只有30.01亿美元，到2010年已达到了232.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为了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某地区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本文引入统计学指标“贡献率”:该含义是指某因素的增长量（程度）占总增长量（程度）的百分比，贡献率越大则表明该因素的贡献和作用就越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贡献率是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增长贡献的最为直接的指标。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贡献率(%)=（FDI企业当年出口额一FDI企业上年出口额）/（当年某地区出口额一上年某地区出口额）[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滨海新区龙头，是天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下面表5通过数据整理计算得出05-09年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情况，反映出该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由表5可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规模扩大的贡献极大。2005-2009年的外资企业年均出口额占全区出口额的96.2%，其年均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00.08%。尽管08、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该区域出口额增长率增长率持续下降，但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118.92%、98.74%。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该区域域外贸易增长过程中已经成为推动滨海新区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三）对滨海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也给滨海新区带来技术外溢的效应。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外资企业不断在新区设立研发中心并快速发展。先后引进了美国霍尼韦尔（天津）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富士通天研究开发（天津）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天津松下汽车电子开发公司、罗姆半导体（中国）公司研发中心、飞思卡尔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研发中心、LG电子(天津)研发中心等世界500强企业。外资企业为了更好地利用当地技术研发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加大了对当地技术研发项目、专利申请、研发经费的投入，极大地促进了滨海新区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从表6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滨海新区的科研发展状况。2008年-2010年外资企业在滨海新区设立的企业科技活动研发项目由583项增加到1181项，申请专利由1105件增加到1420件，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09年下降为21.54亿元，但是2010年缓慢回升到34.71亿元。理得出经过多年发展，滨海新区已形成以跨国集团为龙头企业的五大优势产业，成为整个天津的经济重心和支撑天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它们是摩托罗拉、通用电器、韩国三星、松下电子公司等外资企业为主导的电子通讯业；天津丰田、SEW、铂金斯动力、霍尼韦尔、施耐德电气制造等外资企业为主导的汽车与装备业；中石化、中石油、壳牌、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的石油开采和海洋化工业；天士力、诺和诺德、史克必成、葛兰素史克、挪威新、中新药业、天津药业，外资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的生物制药业；统一电池、劲量电池、德达捷能等外资企业主导，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的新能源材料业。目前，电子通讯业和汽车与装备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具备较强竞争力，其他产业链或配套正初具规模，未来形成较好的产业集聚效应，提高集群竞争力和创新水平。
（四）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引导新区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的同时，也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带动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集聚滨海新区。通过图4所示可以看出滨海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构成的变化趋势：2008-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职工占滨海新区社会从业人员很大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2007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为26.43%，到了2009年比例下降为的20.23%。而到2009年，集体经济企业人数仅占社会从业人数的1.01%。由此可见，国有经济企业和集体经济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而私营经济企业、个体经济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却越来越大。
三、滨海新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一）应逐步健全法律法规，不断改善商务投资环境许多著名跨国企业如摩托罗拉、三星等落户滨海新区，得益于其超前、优惠、开放的政策。但仅靠最初的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是不够的，应转变为提高滨海新区投资的软环境建设如加强后续服务、提供国际化医疗、教育等，努力为外商一个规范、健全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同时也应注重提高滨海新区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2010年2月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旨在规范和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简化行政办事的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逐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积极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经过多年的发展，滨海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在总规模上己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每年天津滨海新区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滨海新区的外资主要来源集中在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了滨海新区利用外资总额的70%。，今后在滨海新区应在继续保持从这些地方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加强从欧盟、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的力度，使得在天津投资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态势。另外，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率较低，《天津统计年鉴2004-2010》数据显示，2003-2009年滨海新区年均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只占直接利用外资合同总额的53%。今后滨海新区应优先考虑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滨海新区投资，他们投资规模大、资金到位率高、具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对滨海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力培养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积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区域内的竞争发展格局，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三）积极引导外资投资方向，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是发展产业集群的重中之重，滨海新区在引入国外资本时应考虑对当地产业、就业、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要侧重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天津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拥有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劳动力价格比北京、上海地区低20%-40%，如此低廉的成本也是外商在滨海新区投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因素之一。《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10》统计，2009年滨海新区从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产业的企业数共为179个，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高达157家。由此可见，外资在滨海新区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占主导地位，今后滨海新区应该把外商投资逐步从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引向高新技术行业、新能源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目前，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虽然近几年大多数外资企业增加了对滨海新区的投资，与之配套的本地企业有所增加，但大多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完整的产业链中核心部件和技术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产业整体仍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因此，今后应引导外资企业加大在本地的生产和研发，提高本地化程度，加强技术扩散效应，使得当地企业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避免将来出现珠三角地区企业因为长期以来均从事贴牌生产，缺乏具有自我知识产权的产品，而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服务业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因此，滨海新区应加大对投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文化业、娱乐业、旅游业、环保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引导力度。《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09》显示，2008年滨海新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产业吸收外资为265847亿美元，占同期全市合同外资总额的29%，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制造业外资合同金额，这折射出滨海新区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随着国际服务产业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
（四）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形成人才集聚效应。技术人才优势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滨海新区的人才优势是十分突出的，除了拥有国家干细胞研究中心，国家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级重点研究中心外，还有摩托罗拉、霍尼维尔等多家大型企业研发中心，对滨海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应继续加大对高校和职业院校的投资力度，在新区开办学校，建立实习基地，直接为新区培养人才。同时由于距北京较近，更可依靠北京研究院所和高校集中的优势培养人才，引进人才。2010年1月，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动漫园展开合作，高校与外资企业间达成“人才订单培养”意向，并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加强合作，动漫园内的企业员工可到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再培训，轻工职业学院的学生可在动漫园的实训基地参与真实的动漫设计制作，毕业后可以直接到动漫园工作，率先形成产业与教育对接，促进产学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紧密合作，全面提高滨海新区专业人才的素质。
另外，应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吸引高科技人才流入滨海新区。留住优秀人才，除了高薪，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价值观，一个激励、创新、宽容的人文环境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滨海新区应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产业优势以及巨大的发展机遇，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吸引大批国内外具备拥有先进技术背景的人才流入滨海新区，形成人才集聚效应。2011年6月新区政府建立了滨海新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举办了首届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发展论坛，并且设立“滨海新区创新创业团队培育计划”项目，以此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研发机构，参与滨海新区今后的规划、开发与发展。
结束语：综上所述，2006年国务院把天津滨海新区由城市发展战略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滨海新区在我国整体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区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产业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四大优势，吸引了外来资本，提升了技术进步，提高了人才的素质，改善了商务投资环境，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但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个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是新区政府在今后利用外资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完善引资环境、改善和优化引资结构等，持续有效地推动新区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吸引和利用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经济系作者简介：温庭莉（1975-），女，四川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经济系，讲师，英国莱斯特大学MBA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王淼（1989-），女，天津人，现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经济系08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
摘要：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年到1999年的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区分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通过企业本身较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的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当前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论文百事通到1999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FDI则成为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1998年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1996）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
四、五部分分别就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结论并作简要评论。
二、FDI的技术溢出
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事实上，FDI对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呢？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渠道。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指由于MNE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technologygap)，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国内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公司仅仅通过观察学习邻近的外资公司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indlay,1978；Koizumi和Kopecky,1977；Das,1987）。第二，竞争效应（competitioneffect）。这一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intra-industry),Das认为这一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MNE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相互影响。文献中此类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影响的研究认为，竞争效应一方面指MNE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MNE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Caves(1971)、Kokko(1992)都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Wang和Blömstrom(1992)构建了关于MNE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证明由于溢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而MNE为在竞争中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第三，联系效应（linkage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inter-industry），包括MNE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2000)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有关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Ariken和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FDI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发展的促进也被认为是前向联系的表现之一。第四，培训效应（trainingeffect）。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如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和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对当地人员进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工作甚至研发活动；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得出正溢出或有限正溢出结果的，如澳大利亚（Caves,1974）、加拿大（Globerman,1979）、墨西哥（BlömstromandPersson,1983）、乌拉圭（Kokko,1996）；也有一些研究得到无溢出甚至负溢出结论，如墨西哥（Blömstrom,1986）、摩洛哥（HaddadandHarrison,1993）、委内瑞拉（AitkenandHarrison,1999）。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呢？Blömstrom等（1994）发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影响就越显著为正。Blömstrom，Globerman和Kokko（1999）认为,竞争程度和当地技术能力是产生溢出最重要的两大决定因素。FredrikSjöholm（1999）利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Index）对印尼FDI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竞争较充分的产业内，溢出效果较为明显。Dahlman等（1987）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若劳动力在新项目开始前先培训以加强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则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在各种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中，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争议无疑是最大的。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溢出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FDI技术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以赶超策略（catch-up）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越多。为此，FredrikSjö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等（1998）和Blö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thresh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何洁（2000）在对中国28个省份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结论是各省引进FDI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和安辉（2002）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所建立的计量模型都是借鉴Feder（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如何洁（2001）、汪立鑫和曹江（2000）、张兆杰（2000）。这一建模方法的优点在于较好地突出了外资与内资的差异性，阐明了FDI外溢效应的原因。其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以TFP为因变量，FDI为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测量技术外溢系数，模型中不包括其他资本项，也就不用考虑资本的要素投入贡献；另一种仍以GDP增长率等传统增长指标为因变量，而解释变量选择总资本K和FDI两项，将FDI与国内资本无差异的纯要素投入作用分离，与国内资本合并到K的系数中，则FDI一项的关注系数量度的就是纯溢出效应。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姚洋，章奇，2001）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作了区分。本文也将两者作出区别，以便更准确地分析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根据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借鉴MiguelD.Ramírez（2000）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其中，为内资企业总产出，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为内资投入，为外资投入，是残差项，我们假设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假定。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系数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技术外溢作用；如果<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没有发挥新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外溢效应，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
三、数据描述
纵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FDI影响的经济模型，多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分省数据的研究。由于我国FDI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的性质，使得许多中西部地区城市吸收的FDI金额过小，难以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无疑会对外溢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力图将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拓展到省的层面，选取FDI较密集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发展门槛效应”的影响；同时将研究细化到省内不同行业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以研究在这一层面，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从1992年才开始有真正大的进展，目前可资利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而历年数据的统计口径又往往并不一致。如1997年以前，在统计“工业总产值”时，一般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年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划分，一般统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因此，在本文分析中，选取宏观经济大环境相似的三年（1997年到1999年）为数据取用区间，数据来源是1998－2000年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从广东省外经委所获的一些补充数据。本文选择工业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根据广东省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尽管近年来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比重有一定增长，但重点仍在工业，因此，选择工业类来考察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总体状况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工业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为完整的，其他行业的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不连续，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整个工业的产出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外资企业的产出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之和来代表。内资企业的产出则为两者的差值。同理，其他有关内资企业的变量亦由全部工业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与三资企业数值之差代表。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
本变量忽略了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此类资产正是内资与外资质量差异的关键所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总是存在于上述某种资产中并通过各种资产的共同运作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甚至采取以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因此，本文拟采用1997年后开始统计的“年末资产总计”计量企业资本投入，以求更准确地描述内资与外资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果。该值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1998广东统计年鉴》）。劳动投入用每年的“职工平均人数”来衡量。在《广东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市分行业的从业人数，而没有单独公布工业的从业人数。本文按照工业的定义，将其中的“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者之和作为工业从业人数。将“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和“港澳台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数之和来近似代替外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四、行业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行业的总体外溢效应在本节，我们首先将1997年到1999年广东省工业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自来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全部39个行业的各个行业的数据视为一个整体，研究总的FDI外溢效应；接着，根据不同的溢出渠道选择相关变量将39个行业划归各个独立的次级样本组，具体分析FDI的外溢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模型因变量取工业增加值，而不是工业总产值。因为实证所用的是分行业横截面数据，而行业总产值可能因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一般高于用于生产此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值。以增加值为因变量则无此偏差。相较于总产值，增加值更能体现生产率变化的增长效应。（4-1）0.1530.7050.131(2.568)***(10.89)***(1.694)*＝0.897，＝0.894，＝1.913，＝296.665（4-2）0.2180.6800.081(2.953)***(11.329)***(1.165)＝0.829，＝0.824，＝2.043，＝164.893其中，方程式下方第一行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系数的t检验值；***，**，*分别表示置信度为99%，95%和90%；，分别是F-统计量和Durbin-Watson统计量；和分别是模型的相关度和修正过的相关度。（4-1）式以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取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为因变量，各行业企业总资产为资产投入，各行业企业职工年平均人数为劳动力投入，各行业外资企业总资产为FDI投资变量。可以看到，（4-1）式所得的相关系数为0.131，t检验值为1.694，与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相关系数包含了两部分效应：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外部性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由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当我们单纯以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排除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后，（4-2）式得到的溢出系数仅为0.081，t值也由1.694降至1.165，与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可见，（4-1）式高估了FDI的技术外溢水平，方程（4-2）是对FDI技术外溢的一种更恰当的描述。虽然我们从总体数据回归中得到了正溢出系数，但所得结果的t值偏低，仅接近0.1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对所得的总体效应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在以下将根据外溢机制对样本进行更细致地分类，考察外溢的各个发生机制，从而得到进一步的结论，说明外溢主要是通过那种渠道产生的。（二）FDI的技术差距效应与竞争效应表1是对不同外溢渠道的研究结果，回归模型仍沿用方程（4-2）。一般而言，技术水平可以采用劳动生产率或是人均资本占有量代表。我们分别以这两种技术指标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组回归。表1中（1.1）和(1.2)代表了以外企劳动生产率/内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较高和较低的分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FDI的溢出系数为0.212，置信度达到98％，有显著的正溢出；而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溢出系数的t值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证明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内资企业技术模仿的潜力越大，收益越高，FDI的外溢效果越明显。然而，当我们以人均装备率之比（即外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内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指标分组时，回归结果参见(1.3)和(1.4)，虽然得到了与前一组回归符号一致的溢出系数，但t值很小，无法满足统计要求。这可能是由于以固定资产人均占有率为技术指标时，由于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折旧率等固定资产财务处理上的差别，使得技术差距的衡量产生偏差。(1.5)和(1.6)是我们以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比率（即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收入/全省该行业的总销售收入）为竞争程度指标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外资企业的销售比率越高，表明外商投资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越强，对该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当该值大于1时，表明外资企业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即外资企业在该行业具有竞争优势。计算中我们发现，在有外资企业进入的36个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销售比率超过50％的占一半。结合外商投资专门化指数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进入的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到，（1.5）和（1.6）的实证结果并不理想。分类后两组的外溢系数t值都很小，外溢效应无论在竞争性强或是竞争性弱的情况下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缘故。为此，我们将竞争力指标与外资的乘积的交叉变量作为自变量之一加入方程（1），得到回归（1.7）和（1.8）。FDI与竞争力指标的交叉变量在缺少FDI项的（3.3）式中表现为显著正值，说明竞争效应对溢出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我们同时加入外资变量时，交叉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可见，竞争效应对FDI外溢的作用方向仍有疑问，需要更细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三）FDI的联系效应与行业聚集效应FDI产生的产业联系效应可以用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的高低来衡量。一般来说，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联系效应也就越明显。而另一方面，凡是产业关联系数高的项目，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高；同时，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因素决定，这些产业卷入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大力引进此类高关联度项目，对一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当今世界以汽车、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航天工业等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的关联系数都很高，分别达到10.1、11.5、9.0和8.5（房汉廷，1996），而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本文所采用的产业关联性指标是根据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30个经济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中，影响力系数指i行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对为i行业提供投入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后向联系程度的指标；感应度系数为其他行业均增加一个单位i行业的最终使用时，i行业为其他行业的生产提供的产出量，在这里用来作为
分析行业间前向联系程度的指标。当i行业影响力系数>1时，表示i行业的生产对其他行业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则该行业的后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同理，当i行业感应度系数>1时，表示i行业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则该行业的前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表2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关联系数强的产业内，外资的外溢效应显著；反之，外溢不明显。同时，后向联系效应（以影响力系数为代表）比前向联系效应（以感应度为代表）对溢出的作用更重要。FDI在城市带或在某行业的聚集现象是显而易见的，FDI存量越大的行业和地区，每年新增加的FDI投资额也越高。据调查，东莞市1999到2000年新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六成以上的项目是通过以商引商进来的。也就是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将其母公司、子公司、协办公司引进东莞。例如雀巢咖啡公司引入的速冻点心、美极酱油项目，都是以商引商的例证。我们不难看出，FDI的产业聚集的向心力大大促进了产业聚集的形成及其外部效应的实现。聚集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也加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这一氛围造就了溢出效应所需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当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聚集区域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生态圈”，使其中的外资和内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行业三资企业总资产占所有三资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代表FDI在行业的聚集程度，将行业数据按聚集度高低分组进行计量检验。（2.5）和（2.6）式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在FDI聚集程度高的一组，FDI外溢效应为显著正值；而在聚集不明显的一组，FDI外溢系数及其显著性都大大降低。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聚集效应的分析。然而这一结果也有可能归咎于FDI偏好投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而此类行业的潜在溢出效应可能比其他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大。进一步的分析有待于更为详细的数据支持。
五、城市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总体回归分析本节以广东省下属的21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为依托，检验FDI所在地政策及经济特征差别对FDI溢出的影响。我们仍然由对全体数据的总回归开始，沿用回归方程式（4-1）和（4-2）。这里，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全部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为全部工业企业总资产；为内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内资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为内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为外资工业企业总资产。（5-1）0.0000.4900.488(0.000)(4.232)***(5.058)***＝0.914，＝0.909，＝2.029，＝208.275（5-2）-0.0990.8510.176(-1.505)(8.956)***(2.301)**＝0.871，＝0.865，＝1.917，＝133.285我们看到，对城市数据的检验结果与上一节对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一致，而且外溢系数的显著性还有所提高。这就说明，就全省整体而言，内资、劳动力和外资的投入对内资企业产出均存在正面效应。若考虑外资企业高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沿用方程式（4-1）所得的结果显示，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的大小与总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不相上下，而且t值甚至比后者更为显著。（二）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与FDI的外溢效应根据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思想，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是东道国技术能力自身积累的两大途径。因而在分析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溢出的影响时，这两方面特征无疑是两个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特征选取不同变量进行分组回归，以求更深入地了解FDI外溢与东道国自身特征的关系。表3是对各市科研投入差异进行考察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内企业R&D能力和技术水平会影响FDI技术扩散的效果。如果内资企业的设备老化，科研能力弱，则要想与跨国公司合作以达到吸收其先进技术的目的，就必须对原有的生产设备、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并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在本文中，我们分别采用各市政府部门R&D经费占总投资的比例，以及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对各市数据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高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为正0.266，显著性水平接近0.01。相反，在低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则根本不满足显著性要求。对更新改造投入比例的考察亦是如此。这一结果充分说明，要发挥FDI外溢技术应有的高生产率，东道国需要投入一定的研发和设备改造成本以加强自身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市一级的企业R&D投入的数据，我们所用的R&D变量为政府部门的投入金额。就数量上而言，我国研发投入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广东省全省R&D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政府R&D投入强度可以代表地区R&D的投入强度。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广东省非国有内资经济较强，且此类经济实体的R&D投入产出效率往往高于政府部门的R&D投入。因此，我们又运用包含了政府与企业投资在内的更新改造投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3.3）和（3.4），并在高研发投入水平的一组（3.3）得到了比（3.1）更为显著的溢出结果。可见，从政策面来看，为企业提供R&D投资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佳。表4是我们就人力资本投入指标（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和人才素质指标（总人口中高校在校学生的比例）分组回归的结果。在两种不同的分组方式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一组所得到的溢出水平都较高。而且无论人力资本水平高或低，外资投入对内资企业总产值产生的正面效应都非常显著。这说明，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对促进经济增长总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溢出效果越好。从表5所得数据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首先，人才培训效应的正效应是明显的。在培训比例高的组，外资溢出效应为0.424，且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培训比例低的组，溢出降为显著负值。这说明，要实现FDI对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需要对劳动力实行一定的培训，使员工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人才交流机构的分组回归则始终呈现了显著的外溢正效应。一个地区所拥有的挂牌人才交流机构多，表明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较弱，人才流动性较好，因而保证了以培训效应为基础的FDI外溢的实现。我们看到，在人才交流机构多的一组，溢出的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都高于机构少的一组。然而，当我们以参加人才交流会的应聘人数比例分组回归时，却意外地得到了负溢出值。显然，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形成的技术扩散效应在这里并未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得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的流向失衡（王振中，1995）。虽然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日益活跃，但90％以上的人员是在外资企业之间流动的，极少回流到国有企业。这批在我国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人员，在跳槽时所选择的换一家外资企业的做法，显然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但却意味着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功效，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措施是重塑国企用人机制。（三）对外开放度、外资类型与FDI的外溢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回归（6.1）和（6.2）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不尽相同。在当地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一组，FDI的外溢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而在开放度较高的一组，FDI对当地企业的溢出贡献不仅没有增大，反而变为负值，但t值不满足显著性要求。这说明，通过单纯提高对外开放度并不一定能提高FDI对本地企业的正向外溢效应。也可以这么说，在开放初期，外资流入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较好地发挥外溢效应；当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FDI外溢效应的大小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FDI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一般认为，FDI的来源地不同，其技术含量（质量）也有所差异。综观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可以发现，广东省FDI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占绝对优势，比例在80％左右。港澳台资金的大量流入，加快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但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中小项目为主，投资规模小，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使规模效益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相对于发达国家技术层次偏低，其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实力并不雄厚，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之下，在华的其他外资企业更注重投向能源、医药、农业、电子行业、重工业和服务业等为中国市场服务的行业（Casson等，1991），如位于深圳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美资）、朗讯科技公司（美资）、西门子公司（德资）、三星公司（韩资）、三洋电机公司（日资）等。根据魏后凯（2000）的研究，在欧洲七国对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仅占9.9%，而以上海为代表的中部沿海和以辽宁、山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分别占到了36%和45%。美日投资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可能影响到广东省FDI外溢效应的程度。为此，我们将FDI细化为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两类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5-3）-0.0810.8090.1100.139(-1.281)*(9.537)***(1.223)(1.769)*＝0.886，＝0.879，＝1.969，＝113.140其中，表示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表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来源的资产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港澳台投资的外溢系数小于其他外商投资的外溢系数，显著性也低于后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面得到的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后的初步推断，FDI的质量及其带来的FDI外溢效果还可能受到不同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进一步得到了(6.3)(6.4)(6.5)(6.6)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外资企业规模较大的组，溢出系数较大；但无论规模大小，溢出系数都呈显著正值，说明外资企业规模的上升总是有利于FDI溢出的实现。而且规模越大，对溢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内资企业规模的检验结果则仅在规模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显著为正的溢出系数。较小规模的内资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对FDI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而且更易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冲击。(四）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与FDI的外溢效应地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对于经济增长也有较大影响。以下我们就各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进行分类回归。（7.1）和（7.2）式是依据产业结构差异分组回归的结果，划分指标为各市工业企业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重工业的产业后向联系性强，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大，因而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潜力大，溢出效果更好。然而，我们虽然在重工业比重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比重工业比重较小的一组更大的正溢出系数和更高的t值，但两组回归所得溢出系数的t值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重工业企业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设备老化，效率低下有关。这一点也可以从的回归系数比较中看出来：（7.1）式的贡献率及其显著性都小于（7.2）式的结果。在（7.3）和（7.4）式回归中，我们将各市按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产值的比例进行分组。与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反，实证结果表明，FDI在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较高的城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城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FDI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在中国，FDI一般选择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而不是私人部门的企业。几个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都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例证。原属电子部的深圳赛格公司，自80年代末起，先后通过与日本、香港等地客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90年代初又通过股份制改造，先后推出了多家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总资产近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有净资产11年间增长了36倍。又如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采取灵活的参股方式，通过与外商的合资合作，成为下控100多家小公司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广州国企脱困的经典范例，1998年广州汽车与本田合资，使原广州标致每年5亿元的亏损得以遏制。2000年，广州本田产销3.2万台，实现利税40亿元，成为广州工业的有力支柱。从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发现，1999年深圳市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30.73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49.41亿元。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两种统计值之间有较大的重合。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同时也是接受FDI的三资企业。这可能是对FDI在高国有经济比重的城市的溢出贡献较大的一种合理解释。此外，我们发现在基础设施水平较好和较差的组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7.5)和(7.6)的回归结果表明：FDI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市具有相当显著的正溢出值，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组则在0.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这使我们相信，FDI在基础设施较好，而不是较差的省，深化了经济增长；而且，要使FDI有效率，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存量。
六、总结与评论
本文利用广东省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结果：首先，无论采用行业数据还是城市数据，回归都证实了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排除了外资企业的高产出对经济增长总量的影响，FDI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在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中，FDI对内资经济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超过了外资企业高生产率经由外资企业产值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可见，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影响的潜力很大。第二，广东省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是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FDI的聚集效应。广东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开放前各市经济结构多以农业为主，没有一个长期、稳固的工业发展背景，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都较弱。相较于工业基础较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广东省对跨国公司及较大规模FDI的吸引力不强，聚集在广东的外商投资大多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此类行业的外资企业多采用成熟技术，易于模仿，且加工制造业的内部分工和产业联系也较为紧密，所以易于产生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而竞争效应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竞争压力促使更高水平的技术的使用，因此这一效应在广东省表现得不那么显著。同理，培训效应也不甚突出，仅就业培训的效应较为突出。然而，我们的实证也表明，作为外溢主渠道的模仿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弱。因此，要扩大外溢效应则必须注意根据当地的发展状况提升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第三，相对而言,FDI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明显大于在行业中的效应.在各市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着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各地在提高自身技术吸收消化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人力资源素质方面的改善，都与FDI外溢效果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这强调了东道国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在吸引FDI，有效地发挥他们对东道国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中的重要意义。第四，简单强调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达到促进外溢的效果。FDI的外溢程度更多地取决于FDI的质量高低，而非数量大小。这也使我们对某些地区一味强调扩大经济开放规模，尽最大可能吸收外资的政策效果提出怀疑。进一步的研究还将涉及到对外政策中非国民待遇条款的合理性。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因为大部分进入广东省的FDI都是港澳台资本，而回归表明，港澳台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偏低，其溢出效果小于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另外，其他因素如企业规模、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将正向影响FDI的质量和外溢的效果。针对广东省引进FDI的具体情况，我们进一步得到如下政策建议：（1）在保证港澳台FDI质量的同时，注意吸引更多的欧美日FDI，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2）将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引导FDI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3）为企业提供R&D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好。相关政策应从这方面入手，如完善专利保护措施、奖励研发成果、为技术交流提供方便等。（4）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大力推广国有控股企业通过与FDI进行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完成国企改制脱困的成功经验。由于可获数据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加强。（1）由于得不到更好的数据，无法选用更恰当的变量描述企业竞争，尤其是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对FDI外溢的竞争效应的分析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2）人才流动性以及人才结构的分析尚不充分。（3）近年来，FDI在形式上呈现独资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FDI外溢效果的影响也是外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4）研究没有给出许多制度因素对FDI外溢的限制。一方面，官僚主义，歧视，低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策的非连续性和制度规则的随意性等，都会对外资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的作用，尤其是其长期影响仍有待商榷。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标准的引入和执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要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解决好经济增长与就业这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高度重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另外，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国家关注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对外投资创造的各种效应来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于是，下文拟从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两方面来探讨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
1.经济增长效应
(1)生产要素配置效应。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比例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于是，必须通过国际交换，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此，对外投资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耕地和水，石油天然气、森林、橡胶、铜铁矿、等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稀缺资源，现在已经在大比例地进口，有人估算到201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将接近或超过50%（江小娟，2004），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因为它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外投资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那些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能力的国家合作，并且拥有对稀缺资源的股份，以保证我国重要资源供给的长期安全性。②更好地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还是比较低的，人均技术水平也急待提高。到目前为止，我国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引进资金与技术，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仅凭国外引进已远远不够，对外投资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一种是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到海外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中心或者设计中心，这不仅可以利用和发展原有的技术优势，还能够保持和寻求新的技术优势（马亚明等，2003）。另一种是到海外收购或兼并有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通过利用已有的核心技术、顾客资源和品牌优势，我们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竞争优势，从而缩短时间、降低风险，迅速获取经济效益（李蕊，2003）。③获得更多国外资本。中国对外投资极大地拓宽了利用国外资本的渠道，因为它不仅增加了我国的外汇收入，而且从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大量资金，由于实现了资本积累，从而突破了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结果企业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促进技术升级，实现企业良性发展。
(2)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于我国还未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抓住对外开放的契机利用对外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①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现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效益不好，企业发展滞缓，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所致，并非完全归因与产品的质量、层次与水平。其实传统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将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减轻国内企业困境。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面对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国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发展水平，而高新技术则是其集中体现。然而，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许多生产项目需要巨额投资，如果小批量生产，不能弥补前期的大量投资，企业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我国国内市场虽然容量巨大，但相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国内需求不足，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和经营。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到国外市场与对手一起竞争将加速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国外企业的技术扩散也为我们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2.就业效应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外投资则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它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刺激效应，二是置换效应。前者是指对外投资导致国内就业增加，后者则是指国内就业被国外替代造成就业减少。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增长出口来刺激就业，它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它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企业的跨国经营特别是对外投资办厂首先会带来资本品的出口，从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出口，这必然会给国内就业产生拉动作用；第
二、对外投资中的境外加工贸易中，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大多是从国内进口，增加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关联产业的就业需求增加；第
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际化竞争力增强，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扩大了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从而会拉动对母公司产品的出口，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第
四、我国对外投资多以制造业为主，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而在国外投资的竞争压力将会提高我国的服务水平，由于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就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伴随对外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将对我国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就对外投资的置换效应而言，目前在我国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对外投资对就业置换效应的强弱与母国对外投资的动因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带动出口和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使生产要素配置更趋合理，再加上我国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长期内不会改变，这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不会舍近求远，而会充分利用这个比较优势。所以对外投资对我国就业的置换效应很小。总之，对外投资不会减少国内的就业需求，相反会因为对出口的带动和服务业的刺激而扩大关联行业的就业需求，所以对外投资有明显的就业正效应。
二、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1.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国家及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所以许多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急于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但它们在企业制度、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品牌优势等方面均未达到进行国际经营的实力。政府在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同时对企业到国外投资的资格认定、业绩评估、过程管理等方面也还有许多不完善，造成了对外投资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企业未达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2.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仍很大，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直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发挥；另外工作人员少，大多数企业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很少有几十人的，致使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导致企业很难沿着正常轨道顺利发展。
3.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由于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资本相对稀缺，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并不充裕，特别是对外投资主体多以资源开发和贸易性开发投资为主，它们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另者，我们对海外企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够重视，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结果我国对外投资行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水平、国产化程度并不高，核心技术仍来自于国外，自身没有升级换代的能力，这意味着要受制于人，且在市场形式变化时没有回旋余地。
4.企业管理水平偏低
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所以对海外投资的管理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在人事管理中往往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及人员变换机制，多数民营企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其次，对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不严格，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再次，企业投资决策欠妥。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缺乏足够市场调研，对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模论证不够，投资企业的产品存在着市场需求较小或生产规模不经济问题，对重大事项的定夺缺乏影响力，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经验不足；最后，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往往存在着经营者谋取私利而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
三、促进中国对外投资良性发展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规划和管理，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防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方式，避免盲目发展、一哄而上，政府要做到真正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为目的，讲求实效；同时政府要简化审批手续，完善登记制度，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
2.制定和完善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来规范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国外投资状况的不确定性，我国的企业还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风险。国家应鼓励支持国内有实力的各种投资主体开展对外投资，并在企业融资、税费负担、权益保护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另外要为企业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前去投资。
3.加强企业自身建设，积极推进企业改革要实现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且急迫的是提高企业自身素质，从根本上增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要至少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准强化企业制度建设，形成企业多方利益主体的制衡机制，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经验，逐渐改进完善企业制度；
二、加大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将自我技术创新同技术模仿改进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形成人才选拔、任用、转换、培训等一整套良性循环机制，使我国在同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人才优势。
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公司内贸易是当前世界经济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两者的结合点即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议定以及中日韩三国关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商谈，我国经济已开始实质性地融入一体化进程。我们认为，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国家层次的主观行为，是一定区域的国家通过某种制度形式与组织安排，克服由国家政策导致的市场扭曲的过程与状态，它以消除阻碍货物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根本标志，从本质上而言是市场的统一与扩大，反映了区域性国际分工的深化与资源在区域市场范围内利用效率的提高。随着贸易障碍的降低与消除，区域内外的跨国公司必将利用新的贸易格局与区位优势调整其生产布局与投资方向，由此形成的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流向体现了国际分工的调整过程与分工新格局的形成趋势，本文在总结与分析国际经济学关于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对我国参与一体化可能产生的投资效应提出相关建议。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03年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鉴。
投资过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业(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低估投资成本。
长期以来，“唯经济增长”的考核标准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往往给予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例如，受高额利润的驱动，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继续高位增长。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对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费，因此往往低估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就谈不上良好的传导机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证券市场仍不够规范，企业融资主要源自国有银行，使我国企业融资形成了“居民储蓄—银行信用—信贷投资”的模式。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投资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称，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尚未普遍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大大滞后，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信贷资金效率低下，借贷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呆坏帐率高，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需大量新增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较高。这点与日本比较相似，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应大力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使居民的金融性投资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使商业银行成为更有效率的中介系统。
【摘要】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国际分工、通过生产资本的跨国转移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被广大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与此相对应，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也获得迅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本文指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战略选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谈到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期望这些粗浅的分析对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帮助。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
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
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
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
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
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跨国投资主体的选择。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国发展跨国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大型工贸企业集团。对于大型工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应采取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美国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选择实力雄厚的工贸企业集团为基础，按照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银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要求，联合科技、金融等经济组织，从事跨国投资和商务活动。目前，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一方面鼓励这些集团大力发展跨国经营活动，并给予贷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这些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组织企业综合、深度开发某个市场，连片开发，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2.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不应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多元化发展的观念，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技术水平和实力来考虑目标市场或投资区位战略，在此基础上则可对投资市场有所偏重。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我国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及有利于绕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壁垒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相近，投资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政策优惠，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借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作“跳板”，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捷径。另外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大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政策，提供投资者各种低息贷款，这为我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提供了大好时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这便为我国企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这些国家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区域集团的贸易限制，有利于企业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3.跨国投资产业选择。对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行业的相对优势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企业要科学地选择跨国经营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讲，资源开发行业投资仍然是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中间性技术产业，许多行业国内已经出现过剩，而这些产品扩大出口又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因此，这类技术应尽早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更低一档的发展中国家，或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标准技术产业，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并向第三国出口。对于科技开发行业，可以通过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与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或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另外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古典园林、中国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传统食品等可以转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还可以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向全球市场拓展。
4.跨国经营投资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以及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对于目前国际上最为盛行的跨国并购不宜广泛使用。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能较大程度地控制其风险，并能在较大程度上掌握项目策划各个方面的主动性。而通过合资经营有利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和长处，弥补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不足，另外还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
目前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2.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偏小
目前中国海外企业平均投资不足140万美元，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由于规模偏小，中国的跨国企业很难获得规模优势，难以进行有效地研究和开发，无力支持销售和售后服务，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即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小规模生产较高的生产成本低质量低价格较低的市场占有率更小的规模制造。
3.是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
与前些年相比，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科技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如在非贸易性海外投资项目中，近40%属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资源开发及初级加工等)。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4.是企业对外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从而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5.是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海外企业中赢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其中以生产性企业居多。这与国际上工业类企业在跨国公司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和巨大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甚合理，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事实上，我国具备更多的是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梯度转移”的条件，这种投资在与利用各国贸易政策如普惠制的相互结合中，更能发挥现有比较优势；而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地区，则应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1983—2000年间我国FDI与GDP、进出口总额T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实际测算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笔者也发现FDI/GDP的值从1994年就开始下降，FDI/T的值从1994年开始停滞不前并从1998年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由于我国实际利率水平及宏观经济环境、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衰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自1994年以来有所下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进出口总额（T）
一、引言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国际间流动就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发展比较缓慢。战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尤其是60年代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及生产国际化趋势的急剧加强，资本国际流动开始加速，规模空前扩大。与战前不同的是战后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对外直接投资（FDI）居主要地位且发展迅速。关于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论述。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最具代表性。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的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因此，钱纳里等人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也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东道国迅速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促进出口增长，以换取本国发展所需的外汇；二是提升东道国的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转变；三是提升进口商品结构，由消费型进口转变为生产型进口（江小涓，1999）[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从零起步，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外资已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和推动中外经贸交流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在总量分析的层面上，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贡献的问题。
二、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基本态势
样本区间为1983—2000年，这18年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83年的6.36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07.72亿美元，增长了63.1倍。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最新资料还表明2000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表1我国FDI与经济增长、进出口概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0年的数据为笔者根据国家公布数据添加。
注：将GDP换算成美元时用贸易平均汇率。
1、FDI与经济运行态势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1983年到1987年，外商在华投资发展缓慢；1988年到1991年，我国引进外资迅速发展；1992年到1994年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高速增长；1994年到1998年增长速度显著放缓，1999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00年我国初步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回升迹象。与此同时，可以看到，FDI与GDP的增长态势基本相似：经济形势较好时，FDI增长迅速，如1992-1994年；经济形势恶化时，FDI的增长速度也相应的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如1997-2000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以前，我国FDI增长的绝对额基本上是上升的；1994年以后，我国FDI的增长速度和增长绝对额显著放缓。如1993-1994年FDI增加了62.52亿美元，而1994-1995年仅增加了37.45亿美元，增长绝对额放缓了近一倍。
图1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混合直方图和折线图
说明：GDP以左方纵坐标衡量，FDI以右方纵坐标衡量。
2、FDI与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
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都同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发展起来的，因而二者从一开始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表1和图2展示的二者关系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FDI与T的运行轨迹基本上是平行的：20多年来，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均从零起步，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呈现出比较一致的发展轨迹。
图2进出口贸易总额（T）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混合直方图和折线图
说明：T以左方纵坐标表示，FDI以右方纵坐标表示
3、FDI/GDP、FDI/T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我国FDI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对外贸易趋势基本一致，或者说是平行的。但是，这是否说明FDI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大，是否说明是FDI的特殊贡献。基于此，我们将FDI的增加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的扩大加以对比，进一步探索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相互关系。
图3FDI/T和FDI/GDP的变化趋势图
说明：FDI/T以左方纵坐标表示，FDI/GDP以右方纵坐标表示
表1以及图3反映出FDI与我国GDP、进出口总额的比值在1983—1994年间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991年至1994年，FDI/GDP、FDI/T几乎呈直线上升；1994—1998年FDI/T的值在14%上下小范围波动，1998—2000年FDI/T的值急剧下降，而FDI/GDP的值从1994年起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这说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就有所下降，对我国进出口的贡献量从1994年开始停滞不前并在1998年呈急剧下降趋势。
总而言之，从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基本态势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态势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轨迹基本相似，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但是在作FDI/GDP、FDI/T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从1994年开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下降，对进出口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也停滞不前，并在1998年呈急剧下降趋势。为了定量地测定FDI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实际贡献，并对1994年开始出现的FDI贡献量下降的的现象作出解释，下文将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并作计量检验与分析。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从1994年开始，FDI的绝对额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从相对额来看FDI/GDP的值呈下降趋势，FDI/T的值也停滞不前并最终在1998年开始急剧下降；二是在考虑FDI的时滞效应并将FDI（-2）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后，FDI、GDP和T的相关系数显著提高。
第二个问题很容易理解，这也正好印证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在当年可以为东道国带来需求效应，在滞后年份将带来供给效应。
图4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卷，2000年的数据为笔者添加。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可能是由如下一些原因所导致的。第一，如图4所示，1994年我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存贷款利率水平达到最低点；1994年以后，国家采取“双控”，实际利率不断上升，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投资需求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即由于机会成本的提高，投资需求会随着实际利率的上升而下降，因而从1994年开始FDI出现了增长放慢的趋势；第二，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随即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进入2000年美国经济又出现衰退，全球经济不景气，这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以致1999—2000年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下降情况下仍不能迅速回升。
综上，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FDI与我国经济运行、对外贸易的轨迹基本平行，从一定程度上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贡献显著的反映。（2）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不引入时滞变量FDI（-2），FDI与GDP、T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672和0.8630，如果引入时滞变量FDI（-2），相关系数可分别高达0.9493和0.9147。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确实存在着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3）根据我们利用的线性型式和对数型式的多元滞后分布模型所作的测算，FDI每增加1亿美元，可在当年带来3.74亿美元GDP、2.39亿美元T增长的需求效应，在滞后两年可带来10.77亿美元GDP、4.10亿美元T增长的供给效应；FDI每增加1%，可以在当年带来0.094%GDP、0.210%T增长的需求效应，在滞后两年带来0.210%GDP、0.228%T增长的供给效应。（4）由于受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的衰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自1994年以来有所下降。
摘要：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随机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最后分析了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乡村总人口达到7968.77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82.0％，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3.15元，在全国排第19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积极探索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变农业大省为农业强省的途径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对58个国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公路修建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农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成年人的识字率上涨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54％。樊胜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进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村扶贫，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投资收益因投资的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的说明
由于数据的限制，官方公布的各地市用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数据年度不长，本文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l）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横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并对这些样本数据进行建模。与单纯的横截面或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模型的优点表现在，提供了更大的样本点以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以及更深入地分析问题。从时间序列看，可以描述不同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横截面数据看，又能描述某个时点各个个体的状态及个体间的差异。
一般来说，农村公共物品按用途可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大类（楚永生，2004）。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部分大中型农用机械设备、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平台建设等；农村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包括基础教育、文化娱乐设施、电网、自来水设施、卫星接收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行政服务、治安等。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基本素质，为农民提供信息、交通通讯等便利的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根据《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本文将扣除了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看作是公共资本投资（李桢业等，2006）。
其中：下标it表示第i个城市（即代表河南省18个地级市）农村在第t年（2000－2004）的项目；Y代表农业总产值，单位为亿元；β0为常数；β2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L为农业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β3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G为公共物品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量（1999年为基期），单位为亿元；u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计量检验时，分别对上述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上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2000－2005）和《河南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5）。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主要考虑两种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不同的模型变量回归系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一般来说，因为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横截面因素和时间序列因素，所以参数估计值可能会同时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一种是不同组别数据之间的差异，称作组间效应（betwee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另一种是同一组数据内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称作组内效应（withi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同一个地区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的组间效应都已经通过固定影响消除掉，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尽管考虑了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只有当地区之间的差异服从正态分布时，回归系数才会完全不受组间效应的影响，否则，回归系数也会受到组间效应的影响（王红领等，2006）。
三、检验结果及说明
为了检验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和农业总产值（Y）之间是否有较大的相互影响，依次分别对变量G与变量Y的关系和L与Y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组Ⅰ和组Ⅱ），然后将变量G与L同时与L进行回归分析（组Ⅲ）。回归结果见表1，方程中D.W.的有效范围是dL＜D.W.＜(4-dU)，即对于组Ⅰ和组Ⅱ来说，1.16＜D.W.＜2.61，对于组Ⅲ来说，1.05＜D.W.＜2.57，故可认为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在组Ⅰ中，我们首先就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对农业总产值（Y）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无论是组内效应还是组间效应，农村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均为正，即促进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在组Ⅱ中，我们又检验了农业从业人员（L）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中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递减，农业总产值是增加的，这和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逐渐替代了劳动，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效率得以提升。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显然这里随机效应模型既考虑了地区间的差异，也考虑了一个地区内不同时间的差异，其回归系数同时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农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由农业从业人员决定，农业从业人员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播种面积也较大，因此其农业总产值就比较大，与我们的统计数据一致。
在组Ⅲ中，我们将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和农业从业人员变量放在一起对农业总产值进行回归，两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组Ⅰ、组Ⅱ相同，且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公共物品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即公共物品投资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总产值也会较大（假定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其他变量均相同的前提下）。从随机效应模型来看，公共物品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随着同一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总产值也不断增加。
从组Ⅰ和组Ⅲ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从组Ⅲ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124元。
四、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且结构不合
从财政支农统计数据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财政性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从1990年的10.8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8.38亿元，但实际上财政用于支农的比例在整体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1），由1978年的15.5％，下降到2003年的6.8％，且从1994（1995年除外）年开始河南省的财政支农比例开始低于全国的财政支农比例，其中1998年差距达到2.69个百分点。显然，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显得尤为不足。
从财政支农结构上看，当前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其他等（见表2），其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所占比例较高，如2003年为74.6％，2004年达到80.3％，并且这一比例也高于全国的比例，由于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各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事业费支出，所以这些名义上属于支农支出，实际上大部分却流向了城市，农业投入的“非农化”现象较严重。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支出比例过低和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匮乏或不足。
2.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从表3可以看出，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与其他地区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如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开封的4.70倍，到2004年扩大到6.14倍，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商丘的4.75倍，到2004年扩大到6.09倍。由前述可知，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地区差距的加大，可以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因此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应向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对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投资。
（二）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因此，针对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平衡快速发展。
第一，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具体包括：（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同时要提高河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至少要不低于全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2）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首先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流入结构，即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的比例，降低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例；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地区结构，即加大对信阳、周口、驻马店等人均公共物品投资较低地区的支出力度。
第二，走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即建立以公共财政和国债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融资体制，以解决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问题。
第三，建立省、市、县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政府应处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都应建立起相应的负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具体负责农村公共物品资金投入的筹集和使用，收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划。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安全投资行为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经济组织系统、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建立完善的安全法规体系、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是企业为了达到保障生存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企业安全投资是求得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文就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状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在安全投资方面的不足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产量而放弃目前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投资是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安全水平，增加产量，获得收益。本文就目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状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在安全投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安全投资行为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某种定义上来说，安全投资是为了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预防各种事故伤害、消除事故隐患和治理尘毒等有害作业环境的全部费用，包括为了保护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所支出的费用。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系统安全性，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生产经营持续顺利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安全投资主要用于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消除物的不安全状态及改善环境三方面。
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经济组织系统，为了求得发展，应根据自身素质与收益结构和外部环境条件作出各种选择与判断，开展各种自觉活动，即发生现实的企业行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对生产经营安全需求和外界环境变化的刺激，所作出的现实反应，它是由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安全投资资金主要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提取，其比率一直为10%至20%，对于矿山、化工等企业则大于20%。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获得自主经营权，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而忽视安全与健康。企业往往把资金集中于直接生产性投资而忽视安全性投资，甚至是明知会造成严重后果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致使安全投资不足，安全措施不力和安全装备严重不足，有的企业对项目中配套的安全卫生设施随意削减。在新建、改建、扩建、引进工程项目时，不按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要求设计、施工，致使安全隐患大大增加，使安全生产出现了不少问题。
当今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安全生产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如果只是将有限的资源全都投资到生产规模的扩大上，忽视安全投资，那么事故和职业病就会增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反过来就会降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企业的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日益成为了我国政府、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做好安全工作，规范和引导企业主动的安全投资行为、杜绝企业的非理性行为，是我国目前企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企业安全投资研究多侧重于安全经济效益、安全投资的决策方法和安全管理体制方面，而忽视了对安全投资活动中最基本、最关键和最富有积极性的因素——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研究，缺乏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规律的系统总结。从这点出发，我们有必要借鉴行为科学、经济学、风险学、心理学等理论，从多角度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增强企业的安全投资意识，调动企业依法进行安全投资的积极性，规范和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三、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针对我国企业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的现状，如何规范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引导企业理性的安全投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于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改变，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设立的近期目标是尽最大可能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远期目标则是强调企业的内在素质建设，从“心理”上感化企业，使其打消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念头，建立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长效机制。因此企业的安全投资要从法律和经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解决。
1.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建立完善的安全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自利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结合心理学家勒温的研究，本文认为在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时，应当按照“服从”到“内化”的过程，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在这个阶段，应当提高安全监察水平、加大安全执法力度，严厉处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并用，使违规企业的违规投资行为在经济收益、政治前景、社会声誉等方面都得不偿失，从而使投资违规行为的动机得以有效控制。
要建立“规则”层面上的“和谐”社会，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安全立法是强化安全监督监察的重要基础，也是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重要基础。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在整个安全立法上应突出“严”与“明”，加大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通过建立完善的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建立一个立足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法规体系是依法治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它的实现理所当然是目前安全监督管理的中心任务。2.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1)安全费用提取制度
企业要建立提取安全费用制度，根据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分别确定提取标准，由企业自行提取，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在确定安全投资的计提标准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对企业的安全投资资金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防止专款费用挪作他用或低效使用，对专项资金的实际用途、安全投资计划、资金使用效率、生产安全环境改善状况等方面进行检查监督，将企业安全投资的措施落到实处。企业一次性安全投资成本大，不可能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安全设施的配置上，所以就要多渠道筹集安全投资资金，如建立风险抵押金制度等。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用于整治安全隐患和抢险救灾。积极争取国家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国债资金、财政贴息贷款及职工个人交纳安全保证金，征收事故或危害隐患源罚金，建立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工伤保险差别利率制度，用于事故隐患整改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等。
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不能仅仅单从产品的销售额或产量中提取，这就意味着企业产量大经济效益好就应该多提取安全费用，这势必造成大型企业提取过多的安全费用，小型企业提取过少的安全费用的现象。这种安全费用的提取法不考虑企业的安全状况，显然是有所违背安全投资的本意的。所以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应该针对行业、企业的特点建立起安全投资的指标体系，包括企业的规模大小，产品销售额，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等来确定安全费用提取比例。最后要建立企业安全投资资金的监督机制，依法确保专款专用，建立企业安全生产设施长效投入机制。
(2)风险抵押金制度
安全风险抵押金，在煤矿己经实行。煤矿企业先交一笔风险抵押金放在银行，专款专存。一旦发生了事故，政府用这笔钱抢险救灾。在风险抵押金的约束下，企业自身必须加强对安全保护的重视，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的监察成本。借鉴风险制度在保险业及相关领域的实践，在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收取风险抵押金，既是防止企业发生事故的保证金，又是保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执法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能有力地防止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资格后，又对安全法规政策“阳奉阴违”的现象。
实行风险抵押金办法，从准入门槛对企业把关，从制度上建立企业自我约束的违规行为防范机制，有利于强化安全监督，对保障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能起到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是，安全风险抵押制度的推行和实施，应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应通过立法形式将该办法确定下来。同时，立法要广泛调查听证，以确立一个合理的提取和返还额度。对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该制度实际上是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化，安全监察的外部化转化为企业自身管理内部化，制定合理的风险抵押金提取和返还制度对于促进企业安全投资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3)事故赔偿制度
目前一些企业对发生事故、死几个人不太在乎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的事故赔偿标准偏低，企业赔得起钱。企业在受收益驱动超负荷生产时，很容易诱发灾难性事故，因此，必须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有关地方已出台的事故赔偿政策及标准，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事故赔偿方面的法规，大幅度提高事故伤亡的赔偿标准。提高事故的赔偿标准，可以增加矿难的经济成本，依法加大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追究，能激励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主动性。企业必须认真执行工伤保险制度，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及时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提高生产安全事故伤亡赔偿标准，建立起自觉保障安全投资、努力减少事故的机制。赔偿标准的提高是希望在提高企业事故成本的前提下，促使企业重视安全投资，真正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
四、结语
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是企业为了达到保障生存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目的而将一定资源投放到安全领域的行为。做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完善企业的安全投资法律，杜绝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文作者：李靖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股权高度集中是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的一个“通病”。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中小企业，我国的中小企业普遍不愿意让出其控制权。这种股权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使中小企业形成了行政化或家族化的治理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阻碍了中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成为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基于这一“通病”，中小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成为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进入则可以加快我国中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进程。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进入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改善股东结构。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可以授权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制订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方案，推动其向现代企业转变。民营中小企业可以在保留相对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情况下，适度引入私募股权投资等外来资本，逐步淡化家族色彩（江振华、王聪，2008）。
（一）私募股权投资激励的特殊作用机制与途径
与一般企业运作机制不同，私募股权投资进入中小企业后，首先，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作为集所有者与经营者身份为一体的积极投资者，会引进社会资本，即增加中小企业经理人掌握的资源L，来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绩效Y。其次，中小企业经理人的上岗激励α可能不变（不会轻易撤换中小企业的经理人），而是通过提高经理人的利润激励R，来激励中小企业经理人的努力水平X。这种运作机制显然弱化了中小企业经理人上岗竞争的激励效应，强化了中小企业经理人的利润激励效应，并放大了中小企业治理结构转变后的激励效应。这完全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中小企业激励机制的认识，利润激励与引进私募股权投资后的协同效应，在提高中小企业绩效、改善中小企业治理结构上有积极意义。
（二）私募股权投资激励与约束的内容
在私募股权投资中，对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激励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股权、期权、共同投资机会和实现关键业绩指标后支付的奖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小企业内部经常展开高效的业绩管理谈话，撤换业绩不良的管理团队，聘用外部专家。还会通过股权调整来减少管理层的股权，使管理层感受到来自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压力。和一般的上市企业相比，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的中小企业薪酬激励水平更高，管理层拥有更多份额的股权，这使管理层的利益和中小企业的经营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管理层努力工作，最终实现中小企业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利益一致。与之相对应，激励与约束机制在于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迫使管理层不断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为了方便分析，假设某中小企业已有资本为K0，创新倾向为R0（即单位资本产生的创新数为R0），现在中小企业获得了私募股权投资P，获得私募股权投资后其创新倾向为R1。下面来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第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入前，企业的创新为：I0=R0×K0；第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入后，企业的创新为：I1=R1×(K0+P)；第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带来的创新变化为：I=I1-I0=R1×(K0+P)-R0×K0=K0×(R1－R0)+R1×P=K0×(R1-R0)+(R1-R0)×P+R0×P=(R1-R0)×(K0+P)+R0×P上式中，R0×P称之为投资增加效应，(R1-R0)×(K0+P)称之为创新倾向提高效应。这样可以把私募股权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分解成投资增加效应和创新倾向提高效应两者的总和。下面分三种情形来将上述公式进行具体分析：第一种情形，私募股权投资是企业唯一的资本来源，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入后，企业的创新倾向没有改变，即R1=R0，这样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只存在投资增加效应。即I=R0×P。
第二种情形，如果私募股权投资没有投入，也会有其他形式的投资投入。也就是说私募股权投资是其他类型投资的替代，不是唯一的投资来源。此时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只存在创新倾向提高效应。即I=I1-I0=R1×(K0+P)-R0×(K0+P)=(R1-R0)×(K0+P)。
第三种情形，私募股权投资是中小企业唯一的资本来源，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后，企业的创新倾向改变由R0提高到R1(R1＞R0)，此时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等于投资增加效应和创新倾向提高效应之和。即I=(R1-R0)×(K0+P)+R0×P。
以上讨论的是一个市场上已存在企业在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后产生的效应，事实上这些分析对新生企业也同样适用。即K0=0时的情形，此时：I=R1×P=(R1-R0)×P+R0×P其中，R0×P为投资增加效应，(R1-R0)×P为创新倾向提高效应。此处的R0理解为其它投资替代私募股权投资时的创新倾向（朱孝忠，2008）。
综上所述，上面的一般化公式对私募股权投资支持企业创立和企业发展两种情况都是适用的。私募股权投资的市场化运作，以中小企业技术成长潜力和效率作为投资选择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如果能迅速发展壮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而言，推动作用将不可估量。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帮助中小企业选择创新投资项目
私募股权投资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首先体现在选择项目上。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项目选择困难。一方面，我国传统产品生产已经普遍过剩；另一方面，受人才、信息以及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中小企业难以找到有价值的项目进行投资。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汇集了金融、科技、投资、管理、财务以及营销等方面的专家，在技术创新项目分析、论证和选择上具有较高的专业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应帮助中小企业选择优质的投资项目，这是中小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应帮助中小企业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投资项目，在私募股权资本的支持下嫁接成熟的、市场前景看好的技术成果，使之成为中小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第二，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而我国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里有大批的科技成果还没有商业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帮助中小企业选择项目时，重点应该是支持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以促使其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第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一般可分为研究开发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从前到后风险是递减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选择切入点时重点宜放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二、三阶段。
（二）参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工艺产品等“硬件”的创新，它更应该包括深层次的企业经营战略以及企业文化等“软件”的创新，这种创新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最持久的推动力。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通常情况下持有所投资中小企业股份的30%左右（张焱林等，2000），两者的利益紧密相连，利益上的一致使得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命运连在一起。因此，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向中小企业投资后，还要派专家参加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私募股权投资给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专业人才和技术。
外国投资在最近十年的匈牙利经济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所有匈牙利人，不论其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赞成还是反对吸引外国投资，都承认的事实。匈牙利的私有化模式是以公开出售国有资产为主的，或者说是基于市场竞价的私有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确定，意味着有吸引力的匈牙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认购者必需拥有雄厚的资本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出最大的价钱，买最好的企业。事实也是如此，在匈牙利私有化的过程中，大中型企业出售或拍卖时，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所面对的谈判对手和竞买者基本是外国公司和财团。在目前匈牙利的大中型企业和商业银行的所有者结构中，外国所有者也居于主要地位。匈牙利自1994年开始的经济回升，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都与外国投资者的参与有关。当然，匈牙利经济中的矛盾，群众中的不满也与此有关。
一、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
研究今日的匈牙利利用外资政策，离不开对其70年代到80年代利用外资政策的考察。匈牙利是东欧国家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其利用外资政策可追溯到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在1966年5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就规定："首先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促进国际经济和科技关系的发展，但也要力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这种关系。"
从60年代到70年代，匈牙利积极地建立或恢复了与主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与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同74个国家签定了科技和文化协定。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的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最高，它的国民收入的50%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
1972年和1974年，匈牙利先后推出了《匈牙利和外国资本联合经营权限》和《国外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企业在匈牙利投资可占联合投资企业资产的49%，所得利润可汇回国。
70年代末，匈牙利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相当于1957年的13倍。它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1/2销往西方国家。除苏联外，匈牙利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联邦德国，1978年，匈牙利对联邦德国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10.6%。再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法国和美国。匈牙利还在东欧国家中率先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
从1972年开始，匈牙利开始引进外资，但以间接利用外资，即吸收外国贷款为主。这种政策模式使投资风险主要在匈牙利方面。而匈牙利也恰恰没有很好地利用外国贷款，改善产业结构，加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上70年代石油危机，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影响。从1972年到1989年，外债从10亿美元发展到210亿美元。而同期匈牙利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5.7亿美元。
从1988年开始，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发生了变化。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公开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这在匈牙利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法律，为国有企业的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6号法律，即《经济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国人投资。1989年的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1989年的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自由汇出，利润可以返回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规定，特别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1990年社会制度改变以后，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进一步明确为引进外资，推动私有化的加速和完成。政府在制定私有化政策时，也注意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和保护。1990年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推动私有化的法律和政策都重视发挥外国投资者的作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匈牙利法律，外国人在匈牙利不需许可证就可开办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依法获得不动产权，依法处置企业产权，可以从事生产、商业和外贸经营，执行匈牙利的质量管理规定。可获得贷款和筹措资金。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还有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匈牙利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电子、机车、通讯、车辆及零配件、节能技术等12个领域投资的外商可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合资企业也有优惠政策：如果公司资产超过25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公司收入的一半来自企业生产、开设饭店、旅馆，公司可享受10年优惠待遇，前5年免税60%，后5年免税40%。如果公司注册资本超过50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企业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匈牙利政府规定优先发展的部门，公司在前5年可享受100%的税收优惠，后5年享受60%的税收优惠。
外国投资者对匈牙利的投资环境也是满意的。在1999年由著名的Healey&Baker国际不动产评估咨询集团组织的，由欧洲502家最有影响的公司总裁评选的欧洲"最佳办公地点"中，布达佩斯居第6位，在"最佳工业生产基地"中，匈牙利居第6位，在欧洲"重要经贸城市"中，排在罗马之后，居第25位，在东欧国家中，居第二位。
二、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经济中的作用
从1989年开始，外国资本进入匈牙利的速度加快了。在私有化政策出台后，随着私有化的高潮迭起，外资流入的数量也起伏不定。1995年为最高峰达到33.7亿多美元，在东、中欧国家中，包括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在内，匈牙利人均引入外国投资1268美元，居第一。据统计，到1998年，匈牙利共有外商投资企业26527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3865家。世界知名企业，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德国大众公司、日本铃木公司都加入了匈牙利的投资冒险活动。外国资本的介入，对匈牙利私有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外资的参与加速了私有化的完成。
匈牙利的私有化是以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尽管匈牙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匈牙利人购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措施，诸如"赔偿券"购买、私有化优惠贷款、职工参与、厂长经理买断等形式，匈牙利国内的购买力终归是有限的，只能购买中小企业、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和上市公司的散股。对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推出的私有化企业，匈牙利人基本是无力问津的，即便是问了一下，也绝对无力与腰缠万贯的外国大亨们抗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人将匈牙利最好的企业一家家的收购了去。
从另一方面看，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匈牙利政府的私有化目标是难以完成的。从匈牙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出售，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出售，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面对的谈判对手和竞买者几乎都是外国公司和财团。是他们使财产出售的计划得以顺利完成。1995年和1997年是匈牙利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而这两个年份也是匈牙利银行私有化的高潮，1995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所有者结构中所占比例上升了20.1个百分点，1997年比1996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60.3%。[1]
在1990年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时，匈牙利共有国家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公司1858个，在实行国有资产托管期间，由国家私有化和托管公司组建和从其它所有者处接受企业和公司438个，共计2296个。经过私有化、改组和破产清算，到1998年底，国家保留所有权的公司和企业93个，可继续实现私有化的125个；全部私有化的1188个，继续实行托管的2个；破产和清偿和撤消724个；转移到其它机构和所有者手中114个。[2]经过8年的私有化，国家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已降低到20%以下，与西欧混合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相似。可以说，外国资本的介入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次，外资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得到改善。
自80年代起，匈牙利一直处于外债的困扰之中，1989年人均1000美元的外债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府陷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低头的原因之一。1990年开始，经济转轨使匈牙利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滑坡，虽然在1994年经济开始复苏，但直到1997年，GDP也只相当于1989年的90.4%。经济如此困难，拿什么去还外债？外资的流入，尤其是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无疑救了匈牙利政府的急。
1990年到1997年，匈牙利国家财产托管系统的私有化收入为14437.5亿福林，其中现金收入11523.4亿福林，占79.8%，含外汇收入9005.9亿福林，占现金收入的78%。在私有化高潮的1995年，私有化收入为4810亿福林，其中95%是现金，现金中87%是外汇。[3]
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外债占GDP的比例在经济滑坡最严重的1990-1994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97年以后，外债减少，净外债在GDP中的百分比比高峰时降低了26.38个百分点。外债的减少与1995、1997两年外国投资的大量增加有直接的关系。
再次，外资的流入，刺激了匈牙利出口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出现复苏。
出口产业在匈牙利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出口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出口的增长，并带动了经济的复苏。
匈牙利的外国投资主要来自德国、美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与这些主要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1990年以后，匈牙利的外贸地理方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过去与经互会国家为主，转变为与欧盟成员国为主。其中，1989-1996年间，匈牙利对德国的出口从出口总额的17%上升到33%；对奥地利的出口从6.5%上升到11%，对意大利的出口从4.7%上升到7%。出口总额从1989年的96亿美元，发展到1996年的160亿美元。1997年比1996年增长29.9%,1998年比1997年增长了22.1%。主要出口方向为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美国、法国，与主要投资国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GDP在1995-1998年都有所增长，分别为1.5、1.3、4.6、5.1；工业生产也呈增长趋势，分别为4.8、3.4、11.1、10.6。这与1992年开始的外资的大量增加有一定的联系。
当然，外国投资者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匈牙利人为大量外资的引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匈牙利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和银行系统已被外国投资者所控制。从1992年到1996年，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采矿业总资本中的比例从15.5%上升到49.6%，在加工工业中的比例从23.4%上升到51.1%，在机械工业中的比例从0.3%上升到21.4%，在建筑业中的比例从21.3%上升到41.4%。
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匈牙利银行业的私有化自1994年正式开始，自1994年至1998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5.1%上升到60.4%。在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外国投资基金组合也是支配大盘走向的决定力量。
仅凭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因为外国资本所控制的是匈牙利各行业的优质资本，而匈牙利人手中掌握的是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上市公司的散股。
经过私有化，匈牙利的住宅、商业银行、保险业、医药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业、烟草工业、啤酒工业、食品工业、旅游度假业、印刷业、造纸业、包装业、食品制造与零售业已完全或绝大部分是私营企业，或外商投资、合资企业。国家只保留了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
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对于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私有化收入，也为了增加透明度，一般采用了公开竞价出售的方式，而有影响的大企业、大公司、大银行的购买者都是外国人。后来匈牙利政府为了鼓励匈牙利人购买，推出的小投资者参股购买计划，适用范围也只是企业的51%以上的股份已由职业投资者购买的企业。参与者的条件是匈牙利永久居民，有10亿福林的资金，或者是"赔偿券"的合法持有者或法定继承人。
对资产在10亿福林以下，职工在10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一部分实行了职工参股的私有化，对一部分经济效益不好，不适于公开竞价出售的，采用了厂长经理买断的私有化方式。政府推出了优惠贷款、赔偿券购买和分期付款等优惠条件，鼓励匈牙利人购买。但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要先支付2-25%的第一期付款，才能申请国家银行设立银行优惠贷款。"生存贷款"是专用于匈牙利居民购买出售的国有资产和企业股份，最高年限为15年，年息7%。购买500万福林的国有资产，可获得2%的"生存贷款"，其余部分也可用"赔偿券"支付。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的购买者基本是匈牙利居民。
因而在私有化中，匈牙利人能够参与的实际上只有中小企业。除按照产业政策由国家保留的企业外，有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基本是控制在外国人的生中。
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基本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长此以往将会如何，现在谁也说不清。
三、匈牙利民众对外国投资的态度
对于大量的外国投资，匈牙利人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赞成，有反对，有不置可否者。TAYLORNELSONSOFRESMODUS经济社会市场咨询有限公司自1992年起一直对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跟踪抽样调查。[4]公司在每年的3月或11月对1000个左右的匈牙利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992年999份，1993年982份，1994年1020份，1995年1004份，1996年1002份，1997年1080份，1998年1039份。
该公司调查的结果很能反映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和思想感情。我们选取其中的几组问题和调查结果，包括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者的总体看法，对在外国投资企业就业的态度等，通过它可以了解匈牙利居民在最近几年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及其变化。
是否同意外国人获得匈牙利企业的股份？
调查显示，持完全赞成态度的人在7年中是从多到少，由35.2%降到12.3%，在1996年只有8.4%；持反对意见的人在7年中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从16.2%上升到29.9%，其中，在银行私有化高潮的1995-1997年，反对的比例最高，达35%以上。这说明，在大量外资涌入，收购匈牙利企业，特别是收购匈牙利商业银行的情况下，1/3以上的匈牙利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不安，对大量引进外资产生了疑虑，因而持反对态度。
匈牙利的企业允许外国人持股的最高限应当是多少？
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主张对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资本中的份额不加限制的匈牙利人是少数，随着外资收购匈牙利企业的增多，这个比例还在降低。主张企业和公司的50%以上的资本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的超过1/3，主张将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中的份额控制在1/4以内的超过1/3。主张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股的比例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在外国投资量最大的1995-1997年比例最高。但这一组数据与上一组对照，持反对态度的比例略低一些，说明有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只要严格地将外国投资的比例限制在24%以下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而上一组数据中，认为有条件的赞成的条件是要将外资的比例控制在49%以内，最好在24%以内。
是否愿意在外国人持股的公司中工作？
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而且涉及到匈牙利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的自己切身利益考虑。数据显示，50%以上的匈牙利人愿意到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理由自然是明摆着的，这些企业原来就是匈牙利的好企业，再注入外国资金，无论工作条件还是工资待遇都会比一般的匈牙利企业要好一些。但是，也有1/3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工作。与上一组数据对照，大约有17%的匈牙利人，尽管理智上赞成有条件的允许外国人投资，也知道在这样的企业工作的待遇可能好一些，但从个人感情上，还是不愿去这样的企业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总的是减少的趋势，而不愿意的呈增加趋势。
是否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不是匈牙利人的岗位上工作？
这个问题进一步考察，如果是在一个外国投资企业里，顶头上司是不是匈牙利人，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这组数据显示，40%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是外国人的岗位上工作。与上一组数据相对照，有些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如果顶头上司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了。说明有些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顶头上司要是匈牙利人。在最近几年的跟踪调查中，愿意的基本是逐年递减，不愿意的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在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不愿意的增加比例最高。这个问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问题上的民族感情。
外国投资在最近十年匈牙利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从私有化的完成，到经济的回升，外债的减少，预算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改善，都离不开外国投资者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人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中吸引了最多的外国投资，经济较早走出了谷底，出现回升；匈牙利在最近十年中，通货膨胀率在东欧国家中也是最低的。然而，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对此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也在增加。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对靠变卖家产换来的一切感到忧虑和担心，前几年有得可卖，现在快卖光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主要的产业和商业银行已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了，将来怎么办？
一、市场经济中的投资机制
市场经济是一种利润经济。对利润的追逐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作为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主要内容的投资活动自然也在其支配之列。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一定目标的利润，只有当利润率高到这个程度时，人们才会进行投资，人们将资本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是由于两部门间的利润率差别，扩大到这种利益差可以抵销资本转移成本而有余，人们停止投资，甚至放弃或报废已投资，是由于其损失小于预期利润损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要揭示投资活动的内在机制，必须同时揭示出制约其内容的利润率变化机制。
投资由利润率决定，利润率的高低变化决定着投资规模的肩低变化。在一般条件下，平均利润率与社会资源的就业程度、或者规模、繁荣程度成正比，后者又是与投资规模大小成正比的，投资规模则是沿着利润率变化轨迹运动的，三者之间保持着方向性的一致。由于经济规模是周期性波动的，所以社会平均利润率和投资规模也是以周期波动为特征，并且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方向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在时间上的一致。因为在这种函数关系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征变化时差。人们对利润率变化的投资反应，受到不同形式的资本在时空转移中的限制，因而变化较慢，所以当利润率最高时，投资并未达到最高潮，而是在利润率已下降的繁荣后期才达到最高潮，由此就使许多投资不能在利润率下降到一个较低阶段前完成，以致到时不是被迫停止投资，就是将已投资本报废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投资由利润率决定，但又慢于利润率变化，这种时差使在每一次危机中，都有部分投资被浪费。
平均利润率和投资规模的变化与经济周期一致，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每个部门的利润率和投资规模的变化在时间上是大致一致的结论。实际上，它们艺间是不一致的，因为，经济规模的变化或经济危机是经济总量失衡的结果，总量失衡归咎于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结构的失衡源子各部门发展速度不一致，各部门发展速度不一致又源于各部门的投资规模和时间上不一致，后者则是各部门利润率在时间上变化速度和方向不一致的结果。没有这种不一致，经济就既不会有危机也不会有繁荣，也就不会有周期。在此，社会平均利润率及投资规模与经济规模变化大致一致，只是说明，在经济活动低潮，高利润率部门较少，从而投资的部门也较少。而在高潮，两者的成份较多而已。但这丝毫不说明各部门这几个因素的变化是一致的。实际上，正是这种不一致，才导致平均利润率、投资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周期运动。
由于经济危机是结构失调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一些产品严重过剩时，另一些产品短缺，只是征危机中，由于连锁反应，才使这些短缺产品也出现虚假性的暂时过剩，随着危机的过去，这些产品的短缺性质会很快恢复，产品价格和利润率会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追逐高利润，厂商会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社会游资的充裕、投入品价格疲软，使投资有利可图并容易实现。这种投资对克服本部门生产规模落后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来讲，是一种调整，是对价值规律要求的能动反应。但在市场经济中，这种调整会矫枉过正，会使其由短缺变为过剩。因为，为了争夺这种有利的投资机会，各厂商会竞相投资，在各部门利润率的巨大差别下，新的竞争者会大量涌入此过程，结果会使投资远超过社会的正常需要，使其由原来的短缺变为投资实现后的过剩，这正如我国的家电产业由原来短缺变为}前的严重过剩一样。其结果，会使利润率不断下降。这种下降来自两方面的压力结果。一是产品供给超过了社会需求，产品价格下跌，二是由子其生产能力突然丫大，为其提供投入品的部门生产能力变化滞后，会由原来的供过于求变成现在的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导致其成本不断增加，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利润率自然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使人们投资的预期利润不能实现，甚至可能亏本。由此可见，在竟争性市场经济中，利润率的提高，会使投资增加并超过社会需要，从而出现产品由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利润率下降。这种结果，只有在其他部门的发展超过了本部门的发展，使其重新成为短缺部门时，才会改变，并开始重复上面的过程。
当这个部门(下面称它为先导部门)由子投资实现、产品供过于求、利润率下跌、新投资停止时，为其提供投入品的部门，即相关部门，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利润率不断提高，从而会取代它的位置，成为新投资主导者，并且由于经济的时序联系是越来越广的，所以其投资规模会比前一轮更大，由它推动的经济总规模是不断扩张的，由此也就有更多部门的利润率径提高，所以社会平均利润率在此过程也是不断提高的。这个部门的投资过程及其结果与先导部门并无二致，它也会投资过大，超过社会需求，投资实现后，会出现产品价格下跌，投入品价格上升，利润率下降，并由此踏上萧条之路。这时，为其提供投入品的次相关部门就会象它当初取代先导部门一样取代它的位置，成为利润率最高的部门和新投资的主导者。自然，其投资过程及其结果与前两者是一样的，为它提供投入品的部门会取代它的位置，并且这个过程会不断延续下去。其中，这个这程也许会受到危机的打击而暂时中断，但这种高利润率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而在不同部门间交替出现，并引起投资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使它在调整结构失衡时造成新的结构失衡的这种机制是不变的。实际上，随着投资规模一轮比一轮扩大，其造成的比例失调也越来逮严重，也就必须由危机来对其进行强制性调整，其后那些危机前最短缺的部门就会在经济复苏中率先投资，带动经济重复前面的过程。
在这种由于产品与原材料等投入品联系引起的一轮轮投资中，还交织着一种固定资产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投资转换关系。一个部门由于利润率提高，进行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投资会产生对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产品需求，当这种需求超过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利润率不断提高时，它们也会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自然，这种投资及其结果与其它部门是一样的，也会投资过剩，使利润率由高到低，而为它提供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等投入品的部门则会取代它原来的地位，成为高利率部门和新的投资者。这种高利润率新投资者会不断从产出品部门转到投入品部门(其中包括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个人)。由于国民经济的联系性，这种-分别由流动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引起的在时间上继起的连锁投资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互相推动，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直至危机发生。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这种由适应价值规律要求进行的对短缺部门的调整性投资，在实际中变为违反价值规律要求和造成新的结构失调，投资者由追逐利润却为利润抛弃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同一产品的生产者有多家，他们之间不能有效地协调行动，这种结果就不可避免。即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结果也是如此。因为在此过程中，即使有人知道在高利率作用下，其他厂商都会做出积极的投资反应，最终会投资过度，使预期利润不得实现，他还是得，’明知山有鬼，也得往山行”。如果他不采取同样的投资行动，不仅不能分享其中好处，反而可能付出更大代价。因为当产品供过于求时，其生产同样受到影响，并由于其生产规模小、效_益差、市场占有率低，会更快遭到淘汰。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他如果不能及时转移投资，放弃已有利益，就得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竞争力。个人的行为是合理的，但所有这些合理行为的集合却并不一定产生合理的结果，甚至完全相反。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每个人合理的投资行为，最终却导致严重违背人们的结果一一投资过剩、利润率下降、资本不能及时回收。由此也说明，由于结构失衡，这种由高利润率在不同部门的有序转换，引起投资在不同部门转换，并在调整原有产业结构失衡的同时，造成新的结构失衡这么一种过程，就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特有的投资机制。
经济危机是比例失调的结果，每一轮投资都会造成新的比例失调，然而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一轮投资的结果都会造成大的经济波动或危机，征每次大的危机发生前，一般都会完成几轮投资，这些投资结果并未立即引发危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社会存在一种与前面生产投资并行的存货投资，尤其是其中的投机投资，它们吸纳了相当部分的过剩产品，使它们不立即冲击市场和引起大的连锁反应，因而投资得以转换和经济能够扩张下去。在经济扩张过程中，由于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的作用，价格指数是不断上升的，不仅短缺产品价格上升，过剩产品的价格也会上升，并且这种上升速度在资源未充分就业前，快于投机成本的上升速度，.从而使存货投资有利可图，诱使人们将大量资本投到对存货的吸纳上。经济越是繁荣，价格上升越快，投机活动就越活跃，不断扩大的过剩产品不仅不会很明显地冲击市场，有时还会表现为短缺，结构失衡实质被它掩盖，经济得以继续进行。随着不断增加的过剩产品被存货吸纳，资源会在人们的投资活动中达到充分就业，投资成本会以高于产品价格的速度上升，使投机投资变得无利可图，迫使人们停止投机，这时大量过剩产品就会如决堤洪水倾泄到市场，引发全面性经济危机。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投机投资延缓了危机的发生，却加深了危机暴发的程度。
二、投资与价格的关系
投资是利润率的函数，利润率则是投入品与产出品价格的函数，价格受到投资的明显影响，所以，投资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函数关系，然而，至今人们对这种关系的内容却揭示很少。
从总的方面讲，固定资产的投资与价格存在一种正比关系，这种投资实现后为其配套的流动资产投资与价格则呈反比关系。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断从市场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上市产品，所以在货币量供给一定情况下，价格会不断上升。在一定经济规模下，投资规模越大，正常生产的比重就越小，上市产品占经济规模的比重也就越低，价格就越高。价格越高，一方面使投资预算不断被突破，人们必须不断增加投资来完成已有的项目，由此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生产上市产品的资本利润率会不断提高，投资的预期利润丰厚，人们就会将更多的资本转向固定资产投资，结果将挤占正常生产资本，进，步降低上市产品占经济规模的比重，推动价格进一步提高。所以在此，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价格变化呈正比关系。自然，这种关系在实际中不能无限演变下去，它受到自身结果的影响。一个时期从市场上不断吸走产品，必然合为另一时期不断向市场提供产品所代替。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实现，大量产品将在为其配套的流动资产投资中涌入市场，产品中包含的固定资产价值将不断以折旧的形式沉淀下去，变成了只向市场提供产品却不取走产品，由此社会总需求会小于总供给，价格会在一定量货币面对不断增加的商品面前下降。价格下降，使投资预期利润率不断下降，促使人们降低投资规模，结果又会导致价格的进一步下降。所以在此。生产资本中的流动资产投资与价格呈反比变化。在实际中厂价格总水平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两种投资的力量对比，若固定资产投资大于流动资产投资，价格总水平上升，反之则下降。
由于投资是投入品价格与产出品价格的共同函数，所以仅以价格总指数并不能很好地说明两者的关系，这对全社会来讲是这样，对部门来讲尤其如此。在复苏到繁荣过程中，大量资本后备军在投资中涌入生产与流通过程，会使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一种需求拉上的价格上升，自然它反过来会提高成本，.促使投入品价格也跟着上升，但在资本未达到充分就业前，巨大的需求会使产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入品价格上升速度。这种价格变化差可令厂商在买卖中获得时差利益，提高其利润率，促使人们扩大投资规模，从而进一步拉动价格上升和投资规模的扩大。由此可见，需求拉上为主的价格上升会刺激投资、扩大经济规模和就业。但是，随着资源的充分就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实现后的大量产品涌入市场，原来的投资转化为现在的资本沉淀，需求规模相对下浮，而成本则会受资源约束而不断上升，尤其是资源性产业产品的价格上升速度会远高于其他部门。这时需求拉上型为主的价格上升会转化为成本推进型为主的价格上升。这种类型的价格上涨对经济的作用与前者完全相反，它会令厂商在买卖时差中受损，降低利润率和投资规模，使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价格总水平则会在成本推进作用(惯性)下继续提高，经济由此走向滞胀。当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资源短缺状况缓和，成本推进作用减弱，价格又会由升转降。降到一定点，需求又会大于供给，从而开始新一轮循环。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投资和经济规模是在需求拉上型价格上涨中扩张，而在成本推进型价格上升中走向衰退，两种类型价格上升的相互转换，致使投资规模与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
如前所述，虽然各部门的利润率变化周期可能不与社会利润率的周期同步，但决定两者的机制是相同的，这里社会和部门的产品价格变化过程及其机制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们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投资对_L市产品量的不同影响，而在投入品与产出品的不同比较价格中作周期变化的。从第二种必要劳动理论知道，在一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社会对每一部门的产品需求量是一定的，即社会用于该部门的货币购买力或货币量是二定的。在此条件下，该部门的产品价格与产品数量成反比。当该部门由于结构短缺上市产品较少时，价格较高，在与非短缺的投入品的比较价格上，其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利润率要高于这些部门。为此，资本会流向这个部门。投资的实现，增加了产品供给，在既有的市场需求下，价格下跌，投入品则由于相关部门投资的滞后性，会出现供不应求，价格土升，由此比较价格变化朝不利于投资部门发展，出现成本侵蚀利润，生产开始萎缩的结果。这时，投入品部门会取代先导部门先前的这种价格变化过程，这种变化会在各部门间一环环交替传导下去。所以在部门经济中，产品价格变化机制同社会平均价格的变化机制是相同的。同时，产品的价格高低，或者讲比较价格有利与不利在各部门间交替的变化，与前面分析的各部门的利润变化机制是一致或同步的。
在经济的扩张过程和价格总水平的不断上涨中，那些投资过剩部门的产品价格可能并不下降，而是上升，这种上升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门可摆脱困境。因为一个部门在市场中的地位有利还是不利，并不单纯取决于其产品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而是看其产品与其他产品，尤其是投入品的比较价格，如果其价格上涨速度慢于其它部门产品价格上升速度，其就会处于不利地位，成本就会侵蚀利润，使利润率下降，滞胀中，大部分部门尤其是下游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反之，即使其产品价格下跌，但只要这种下跌慢于其他部门，尤其是投入品价格的下跌速度时，其仍会取得一个不错的并高于其他部门的利润率。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产品价格升或降不是决定企业状况好坏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产出品与投入品的相对价格。
三、投资活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利润率在各部门的有序交替变化，引起的投资活动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萧条阶段，当短缺部门的存货出清、价格和利润率提高时，为了调整短缺状况，其会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这种固定资产投资在实施中，对其它部门，尤其是固定资产生产部门会产生乘数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复苏。然而在竞争性经济中，这种投资会使该部门由短缺变为过剩，所以投资实现后，为实现其生产能力进行的流动资产投资，会刺激为其产品提供原材料等投入品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使它们由原来的协调或过剩变为现在的短缺，促使其全面恢复生产并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这时，光导部门本身则处在需求不足和供给紧张的双重压力下，在其他部门的复苏与繁荣中走向萧条，为其提供投入品的相关部门会取代它原来的位置，成为新的投资者和推动经济的主一导一力量。由于相关部门范围比先导部门广，所以投资的规模会更大，对经济的推动力也更强，经济扩张也就更快。自然，其投资结果与先导部门并无两样。它同样会在为其提供投入品部门利润率不断提高进行的新投资和整个经济的扩张中
声走向萧条。同时其造成的比例失调比先导部门更严重，对经济的隐患也更大。这时先导部门的状况会从投入品价格的相对下降中受益，处境会有所改善，利润率会开始回升，但这种回升不足以引起投资，新投资要到社会需求大于其产品供给能力时刁‘会发生。相关部门的衰退，次相关部门会件代它成为新的投资者，由一于在经济的时序联系中，范围会越来越广，各部门涉入的程度越来越深，所以投资规模会随着投资在各部门的时序转换中不断扩大，经济也就在此过程中走向繁荣。但这种扩张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每一轮投资都会在调整原有的结构失衡时，造成更严重的新的结构失衡，所以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造成的比例失调也越来越严重，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危机，终止扩张。
伴随这种由于产品与非固定资产投入品联系的投资，还并存着一种与固定资产投资相联系的投资活动。前者扩大生产能力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会引起对后者产品的需求，当这种需求超过其供给能力时，它们也会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投资，一方面会产生对另一些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需求，从而引起固定资产部门之间的连锁投资，另一方面其投资及投资实现后会引起对原材料等投入品不断扩大的需求，反过来又引发后者进行投资，并使两种投资交织在一起，并互为促进，不断推动经济扩张。自然，这种投资机制及其结果与前面所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它都会由短缺变为过剩，一个部门的有利地位会不断为另一部门替代。
在市场经济中，投资有一种自我扩张机制，这种机制推动经济复苏和繁荣，但这种机制的力量不是无限，因为它受到投资抑制机制的制约，这种机制使投资由扩张变为收缩，并使经济走向衰退。从投资过程本身来讲，它本身会产生一种价格在固定资产投资时期不断上涨、而在流动资产投资时期则不断下降的转换。在价格下降中，投资预期利润不能实现或不断降低，使投资无利可图，制约投资的扩张。同时，随着资源的不断就业，需求拉上的价格上升会转化为成本推进的价格上升，使利润率下降，也制约投资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一，投资造成的比例失调会使社会再生产的价值实现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剩部门生产萎缩引起的连锁反应会使经济发生全面衰退，使大部分投资中断或缩小。
过剩部门长期积累的过剩产品涌入市场，不仅使其自身受到致命打击、全面萎缩，而且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使那些利润率正在不断提高并进行新投资的短缺部门也发生绝对过剩，被迫压缩生产和投资规模。因为过剩部门在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或在快速的成本推进作用下价格的缓慢上升中，其出售更多产品得到的实际收入会绝对下降，不足以买回生产同量产品的投入品，由此减少了对短缺部门的有效需求。生产的萎缩更会加剧这种有效需求的减少，这就使短缺部门也发生暂时的但也是绝对的过剩，从而被迫减少规模，压缩或停止新投资。至此，经济全面下滑，进入危机和萧条阶段。
危机的发生，使大量过剩生产力遭到淘汰，减少了有效供给，需求则由于生活消费的相对稳定性、汇率下降、出口增加等一系列原因，会逐渐大于供给，尤其是原短缺部门会较早进入此过程，并在利润率提高中恢复已中止的投资，或进行新投资，推动经济复苏，由此经济重新踏上繁荣之路，并在此完成一轮循环。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是由于结构失调引起的高利润率在不同部门间的有序转换，‘引起投资在这些部门的转换，并在调整这种结构失调中造成新的结构失调，使经济由萧条到扩张繁荣，然后再回到萧条的一种循环过程。
在这种由几轮投资构成的经济周期中(从历史过程看，约为十年左右，这种周期叫朱格拉周期)，由于每轮投资在不伺部门间的转换都有个时差，在这个时差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下降，不仅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生产部门，而且会在乘数作用下起连锁反应，使经济发生衰退。这时，虽然也进行大量的为固定资产配套的流动资产投资，但这种投资在相关部门生产能力的限制下，有相当部分为这些投入品的价格上涨所抵消，而是完全表现为实物的扩张，前者的衰退则完全是实物性的，所以这种投资的扩张不足以抵消前者的衰退。这种衰退的程度，取决子这期间投资下降的规模及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两者呈正比关系。一般讲，每轮投资从实施到实现，约需三年左右时间，所以经济每隔三年会发生一次循环，即基钦周期。这种周期波动的程度既取决于投资规模的下降程度，又要看前面所讲两种联系的投资是否同步，如同步，这种周期会更明显，若不同步，其波动程度就较轻，就会表现出一种一年半左右的经济波动周期。这种投资转换引起的经济衰退，是否会引起大的经济危机，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每轮投资完成产生的结构失调的严重程度。程度轻，其造成的连锁反应就小，就容易为其他部门的扩张抵消。反之，其造成的连锁反应就会与这种衰退迭加起来，形成危机。二是投资规模在转换中下降的程度。三是资源的就业程度。就业程度越高，资本转移越困难，同时成本推进作用加强、投资条件变坏，投资就越不容易实现，经济就会在这种姗姗来迟的投资中走向危机。由于在达到繁荣顶点前的儿轮投资中，投资的规模较小，比例失调的程度较轻，资源就业程度较低等，所以投资转换引起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由此使朱格拉周期总是包含儿个基钦周期。在此，朱格拉周期的危机可能与其中某个基钦周期的衰退重叠，这时危机的程度就会深一些。这种情况一般也比较普遍二但是，两者也可能不一致，朱格拉危机可能发生在基钦周期中间，这是由于资源的充分就业和过剩产品对经济的压力超过了投资的扩张能力，致使危机发生，基钦周期这时就会被打断。
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一次朱格拉周期包含的基钦周期都是相同的。一个朱格拉周期包含几个基钦周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朱格拉周期处在经济长波中的位置，在长波上升期，会包含较多的基钦周期，在下降期则相反。因为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础性产业的技术创新变革。在该周期的前期，是用创新技术更新或重建主导性基础产业的时期。由于这些产业建设周期长，规模大，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在该时期，如同朱格拉周期上升期一样，从总的方面讲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价格和利润率提高时期，经济扩张的力量会大于衰退的力量，投资转换更容易进行，一个部门投资完成造成的投资下降更容易为流动资产投资和交织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投机投资所抵消。从而一个朱格拉周期能够包含较多的基钦周期，同时，它本身的繁荣期更长，衰退程度较弱而短。但经过几个朱格拉周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基本完成后，经济就会走上投资规模下降的衰退期。从这时到下次基础产业的技术更新，是基础性产业资本的沉淀时期，社会总需求要小于总供给，从而是价格和利润率相对下降时期。这时，投资主要发生在非基础性产业上面，它们的投资规模小，对经济扩张的作用力低，使投资转换的难度加大，所以更容易诱发大的危机。再就是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基础性产业的扩张，基础性产业会相对显得落后，其产品价格会相对提高，从而会不断侵蚀其他部门的利润，降低这些部门的活力，使经济不断萎缩。这些极易使经济在投资转换中发生危机。所以在长波下降期，朱格拉周期的回升乏力。萧条期长，周期长度相对下降。这种情况要到原有的基础产业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新的技术创新对其进行革新时才有可能改变。所以在历史上，每一次大技术创新，都是因为对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后才发生的。没有这种需求，技术创新难的以产生，产生了也不会很快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计划体制相比较，市场机制无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它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盲目、自发的过程，一方面，单个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当价格信号显示出某种产品的生产有利可图时，生产者会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一旦该产品生产过剩、相对价格水平自动降低时，商品生产者明白过来已为时晚矣。
这种盲目、自发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如，市场机制还会造成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垄断、企业内部行为经济性与其外部行为不经济的对立等现象，同时在社会领域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自身固有而无法避免的缺陷，都会破坏市场作用的发挥。所以，经济运行客观上要求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与管理，以弥补或消除其缺陷，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进行的，针对不同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
各种经济政策在具体实现手段上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运用政府开支与税收等工具来干预经济的运行，而货币政策则主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等三大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但是从实质上讲，各种手段、工具都是通过对社会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调节来实现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又因为在短期内影响社会供给总量变动的因素如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都可视为不变因素，因此，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来调节总需求，即进行需求管理。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紧缩的缺口，引起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此时政府就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来调节总需求，促进总供需的平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过度需求，则会存在膨胀的缺口而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政府就应该采取紧缩性政策措施来抑制总需求，促使供需趋向平衡。
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或松或紧的政策，将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自然也会涉及到投资领域。投资是在整体经济大环境中进行的，当经济出现过热局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紧缩性政策抑制过度需求，如增加税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等，对投资者来说势必增大其筹措投资资金与投资物品的难度，降低其投资收益水平，因此投资行为受到抑制。反之，景气不旺、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如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与利率、增加进口等，都将会刺激有效需求，投资者此时投资不仅易于筹措资本与投资品，还可降低投资成本，所以投资需求将会增大。如果投资者能够及时预测政府针对不同经济运行态势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那么必可先发制人，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等到政策公布之后，即可稳收厚利。因此，对投资者来说，经济政策分析技术构成了宏观分析技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经济政策分析的首要步骤是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功能特性等。只有对各种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手段、政策工具、种类等等有全面认识，才能知道在何种经济形势下应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与预测。其次，是对现行政策有效性的评价，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实行的政策取得了何种成效，在哪些地方还存在不足，在哪些领域失去效用等，为预测下阶段可能的政策措施打基础。最后，是对计划年度政策目标及政策目标选择的预测。前面已经讲过，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其他因素如国内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等。因此，投资者进行预测也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
关于经济政策分析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即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必须结合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方可进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无本之木，它总是产生于一定经济环境之中，为一定的经济目的服务的。因而只有在深入了解整体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分析各项经济政策。
主要经济政策
政府经济政策的种类很多，其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与外贸政策。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种政策。
（1）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它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准则。政府财政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因此，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管理财政收支的准则。
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财政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从宏观上对构成经济活动要素的资金、物资、劳动力等进行的管理，其中，对资金的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约着对物资和劳动力的管理，而这一财力管理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来实现的。
其次，财政政策体现了对国民经济的分配管理。财政是国家从宏观上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通过对一定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的分配，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生产结构，使经济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一部分生产成果进行分配，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平衡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使经济得以稳定。
具体地说，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①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目标一般指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实施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本世纪4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分就业曾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但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导致了后来的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所以，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实施多目标经济政策，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公平与资源优化配置等六大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目标与经济政策目标应是一致的，那么这六大目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第一，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工作，而是指每一个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劳动者都有工作。从更广泛的范围讲，充分就业又指现实的、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不存在闲置无用的资源。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它指的是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等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从财政角度讲，资源优化配置主要是指财力资源流向和流量的优化，即通过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实施资金分配，调节各种经济资源的投向，使之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三，物价稳定。它指的是物价总水平的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排斥个别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并非是物价总水平的固定不变。只要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即可视为物价稳定。
第四，经济增长。它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停滞或下降。
第五，国际收支平衡。这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与它国之间进行的各种经济交易的收支平衡，具体体现为一个适当的国际储备水平与一个相对稳定的外汇汇率，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六，收入公平。对于"公平"究竟应如何理解，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确定的认识。对"公平"的认识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而且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阶层成员间也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甚至同一国家和地区、同一阶层的成员在不同时期对"公平"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公平"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在现阶段，就大多数人来说，对"公平"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在于：收入与义务应成正比例变动，收入多者承担较多社会义务，收入少者承担较少的社会义务。
②财政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手段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选择的具体工具或方式方法。财政政策手段的选取以有明确可行的财政政策目标为前提，而且必须以政策目标为转移，即它必须是既定政策目标所需要的，否则它就失去了意义。一般说来，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预算、税收、公债、财政支出等。
第一，预算。国家预算是财政政策手段中的基本手段，它全面反映国家财政收支的规模和平衡状况，综合体现各种财政手段的运用结果，制约着其他资金的活动。国家预算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调整国家预算收支之间的关系实现的。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通过实行国家预算收入大于预算支出的结余预算政策进行调节，预算结余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社会需求总量；反之，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实行国家预算支出大于预算收入的赤字预算政策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生产和消费。另外，通过调节国家预算支出结构还可调节社会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例如，调整预算支出方向和不同支出方向的数量，促使形成符合国家要求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或者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形成相应需求结构以影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等。
第二，税收。税收是主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通过调节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可以调节社会总供求，影响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关系；可以支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可以调节各种收入，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第三，公债。公债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政策手段，具有有偿性是其根本特征。政府通过对公债发行数量与期限、公债利率等的调整，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可以从宏观上掌握积累基金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可以调节资金供求和货币流通量，从而影响金融市场。
第四，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财政投资与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各种新兴工业部门、基础工业部门与基础设施等，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或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投资补贴、利息补贴与生活补贴等，它具有与税收调节方向相反的调节作用，即增加补贴可以刺激生产与需求，而减少补贴则可以起到抑制生产与需求的作用。
③财政政策的种类。财政政策种类繁多，为了全面认识财政政策，更好地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应该对财政政策的分类有所了解。
对财政政策进行分类，主要有两种划分方法。
第一种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影响，将财政政策划分为三种类型：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财政收入或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减少财政收入、扩大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赤字，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亦称赤字财政政策。在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经济学家都强调预算平衡的重要性，把年度预算的平衡视为财政是否健全的标志。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许多国家通过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以恢复经济，使得财政赤字逐渐取得合法地位，赤字财政政策亦成为一些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所谓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结余，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也称盈余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是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对策出现的。由于一些国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推动了通货膨胀。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力图通过缩小财政赤字来缓和通货膨胀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中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以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财政政策。这里所讲的财政收支平衡，不应局限于年度预算的平衡，而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考察财政收支的平衡。在经济周期下降的阶段上，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增加消费和促进投资。这样从财政收支的对比关系上看，一定是支大于收，从年度预算来看必然会出现赤字。当经济已经复苏，在投资增加和失业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适当减少财政支出或增加税收，从一个年度预算看会出现盈余。
这样就可以用后一阶段的盈余抵补前一阶段的财政赤字，即以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补偿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于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看，财政收支是平衡的，但从各个年份来看，却不一定平衡。
第二种划分方式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经济调节方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自动稳定政策与相机抉择政策。
所谓自动稳定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不须改变其政策，而是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政策。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反之，经济衰退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减少，失业人数增加，那么所得税总额会降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
对于短期的、较小的经济波动，内在稳定器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长期的、较大的经济波动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正是由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这一局限性，使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依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通过调整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来影响经济运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状况，机动灵活地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当整个社会需求不足，以致失业率提高时，政府就应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当社会上需求过多，致使通货膨胀猛烈发展，政府就应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当社会上借贷资本过剩，就应出售政府债券；当社会上资金不足，就应回收政府债券。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不必拘泥于预算收支之间的对比关系，而应当保持整个经济的平衡。实际上，相机抉择的原则是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仅适合于财政政策，对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适用。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也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服务的。它是指中央银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利率、汇率、信贷、货币发行、外汇管理等工具，调节有关变量，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政策手段。与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也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但是这部分财力主要是指由银行信贷所代表的财力。另外货币政策并不像财政政策那样体现国家对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管理。因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①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也称作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货币政策调节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形成历经了很长的时间，由最初的稳定物价发展到今天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四大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适度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如前所述，这四大目标也是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前面已对其作过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
②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控，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际经济活动，而必须经由一定的中间目标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必须选取一定的中间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调节目的，同时还可将这些中间变量作为反映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指示器。中间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环节。
选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即一个合适的中间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国民收入稳定密切联系，又能为中央银行所控制，且能很快地起到宣示货币政策意向的作用。目前，各国提出的较有影响的中间目标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货币基数、股票价格等，但是，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只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等三项。这三项指标能较好地体现上述原则，且与经济体制与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因而被广泛运用于货币政策的操作中。关于利率的有关知识将在下一节中介绍，这里扼要谈谈货币供应量与贷款总额。
第一，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
所谓适度的货币供应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要求，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此时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
二是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
三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这样的状况：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贷款总规模与信贷政策。贷款总规模及贷款总额，是一定时期内银行以信用方式向社会贷款的资金总量。它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客观的数量关系。适度的贷款总量既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有利于货币的稳定。因此，控制贷款总规模历来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对贷款总规模的调控主要有两种做法：其一是规定贷款最高限额，直接控制贷款总规模。在计划体制下这一做法较为常用，即根据国家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情况，由中央银行统一编制信贷计划，再下达给各专业银行。全国贷款总规模及专业银行贷款限额是指令性计划，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对贷款的限额控制，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进行信贷紧缩和扩张，但管得过死，不够灵活。
其二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影响整个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的能力，间接地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中央银行运用基础货币对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是其调控贷款总量的重要手段，它会影响到各金融机构运作中形成的贷款规模的大小。
与贷款总规模紧密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信贷总规模。信贷总规模的范围比贷款总规模略有扩大，它包括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社会直接融资等。对信贷总规模的控制主要通过国家制订的信贷政策来完成。
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根本意图，即通过对信贷总规模的调节与控制以寻求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迅速增长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信贷政策与一般的货币政策又有所不同，它可以实行结构性倾斜来实现改善结构的目的，而一般的货币政策其主要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的增长既满足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又不致于经济增长过热而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一是控制调节信贷总规模，使之符合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二是通过对贷款期限、利率、规模在不同部门中按不同比例配置，调节信贷结构，以支持或限制某地区、某部门的发展。一般而言，信贷政策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主要有基础产业、先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等。通过对这些产业部门的政策性倾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保障供给，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仅谋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且还要力争强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后劲。
③货币政策工具。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并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中央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所谓货币政策工具就是指为达到直接调节目标所采取的工具和手段。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数量型间接控制工具，包括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准备金比率，它们通过银行系统管制整个经济的总信贷水平；另一类是选择性的质量型直接控制工具，包括改变法定保证金、消费信贷等，主要用以对特殊信贷领域和证券市场进行控制。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并非绝对，它们都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货币成本和信贷可获得性而影响总需求水平。
再贴现是指一般银行在缺少资金时，以其对顾客贴现而持有的票据请求中央银行给予再贴现，以取得资金。而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一般银行的再贴现收取的利率。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证券（特别是短期国库券）买卖活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这种办法控制银行准备金非常准确、有效，所以公开市场业务在西方国家中被当作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法定准备金比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
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选择性信贷控制主要用于管理特殊目的的信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当证券市场投机因素激增，股价暴涨的时候，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高它规定的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要求，来限制借款购买股票的比重，而又不影响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中央银行对消费信贷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规定最低保证金和还款期限实现的。
选择性信贷控制除上述两类工具外，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3）价格政策
所谓价格政策是国家对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进行干预的行为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价格政策目标的确立与价格政策手段的选择，其中，前者是价格政策的核心内容。
价格政策作为国家对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进行干预的一种行为，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普遍性。价格政策不仅是一种微观调节政策，还是一种宏观调节政策。微观调节主要表现为价格政策能够调节利益矛盾和结构，宏观调节则表现为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二是基础性。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基础的经济变量之一，它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工资、利率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动，因而价格政策必然也会影响到工资政策、货币政策等等，对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有牵制作用。三是相对稳定性。价格政策的普遍性决定了价格政策涉及面广泛，价格变动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价格政策对价格的干预只能是缓慢平稳的。另外，价格政策的实施与其效果的产生对其他经济政策的依赖性较强，必须在其他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才能进行。价格政策的这些特点对其政策目标的确立与政策手段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价格政策目标。根据价格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价格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四个：一是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二是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是调整价格结构；四是稳定物价总水平。
第一，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价格政策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确立价格政策目标理所应当地把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作为首要目标，即通过实现价格结构的合理化和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经济有序、稳定地增长，扩大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等来实现经济的基本目标。
第二，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要合理划分价格决策权限，科学设置价格管理机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格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价格决策权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实践证明，这种价格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价格体系不合理和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是一种分散的体制，即国家只管理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的定价，大部分商品价格和劳务收费由供求双方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来决定。确立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主要由市场来调节价格的机制。
第三，调整价格结构。所谓价格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对商品比价关系和差价关系的调整。商品比价是不同商品在同一市场、同一时间内的价格的比例关系，它反映了生产不同商品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商品比价的形成除了受生产不同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外，还要受到供求关系、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常会导致商品比价关系的不合理，使生产某些商品的部门、企业获得较多利润，而另一些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利润却很少，因而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就需要国家运用价格政策进行干预。商品差价则是同种商品由于购销环节、购销地区、购销季节或质量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不合理的商品差价会导致利润在不同商品经营者之间的不合理分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生产发展，因此，也需要国家运用价格政策进行干预。
第四，稳定物价总水平。物价总水平的稳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调节功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条件。价格的频繁波动会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毫无规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运用，还容易引起经济波动。所以，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包括价格政策在内的各项经济政策的共同目标。
②价格政策手段。价格政策目标需借助于一系列手段来实现，所以，价格政策手段是构成价格政策的重要内容。价格政策手段实质上就是国家干预价格形成和价格运动的形式。
这些干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干预形式；另一类是间接干预形式。
第一，直接干预形式。所谓直接干预形式就是国家直接规定价格水平，主要包括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两种。在采用国家定价干预形式时，国家是价格决策的主体，直接掌握价格决策权并决定价格变动。一般说来，国家定价干预主要是为了实现一些社会政策目标，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其范围限于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产品如邮电、铁路、煤气、电力等，这些产品对国民经济运行影响极大，但投资规模大、风险高、收益低，非国家投资无法经营。因此，按照谁投资经营谁定价的原则，这类产品应由国家定价。
国家指导价与国家定价不同，它只是国家规定一些产品和劳务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或规定一些产品和劳务的最高、最低限价，在国家规定的允许范围内，企业拥有最后定价权。
国家指导价干预主要是针对一些未来供求难以预测，供求变动易因价格变动而大起大落的产品和劳务。对其实行直接干预有利于通过价格在特定的范围内变动对这些产品和劳务的供求进行调节，以避免价格剧烈变动、供求剧烈变动造成生产资源在配置过程中的浪费。
第二，间接干预形式。间接干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采用的干预形式，它是国家借助补贴、税收和国家对市场买卖活动的介入等干预价格的手段，所以，间接干预总是与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相伴而行的。国家通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价格补贴可补偿由于低价格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从而支持某种产品的生产；通过增加或减少税收可增加或减少各生产企业的边际成本，从而使他们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减少或增加生产；在掌握相当数量商品的情况下，通过以商品买卖者的身份进入市场，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变动的方向及其程度。可以看出，在几种主要间接干预形式的实施过程中，财政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4）对外经济贸易管理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国内经济目标，即要实现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另一类是国际经济目标，即要实现对外经济贸易的均衡发展。
这两个目标是整体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两根支柱，两者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离不开国内经济的支持，而要实现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离不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因此，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使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发展互相促进就成为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涉及的内容很多，限于篇幅问题，无法一一讲述。这里只摘要介绍其中比较重要，同时又对投资者影响较大的两部分内容，即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与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手段。
①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是一国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标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一般由提高出口效益、提高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内容构成。
第一，提高出口效益。出口是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进口的基础，而且也是开展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基础。而出口效益如何，从根本上制约着一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前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出口的商品、劳务、技术等总是一个定量，如果出口效益较高就可使相同数量的出口获得较多的外汇收入，从而为以后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或者说，就可使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出口效益较低，为获得一定数量的外汇收入就必须加大出口数量，但它又受到出口能力的限制，这样，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就难以持续下去。因此，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必须追求较高的出口效益。
第二，提高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外资和外汇是构成一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外资和外汇毕竟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合理利用外资和外汇，提高其利用效益。外资和外汇利用效益较高，就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较大作用，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反之则难以发挥外资与外汇应有的作用。因此，提高外资和外汇的利用效益，便构成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目标的重要内容。
第三，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对该国的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如果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它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从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如果国际收支是不平衡的，它将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尽管可以说，一国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供给大于或小于社会总需求，可以通过国际收支差额来弥补，但长时期的国际收支差额终究是不能维持的，终究也是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此，世界各国都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和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
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依据。可以说，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目标进行的，都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正因为如此，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目标就成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首要内容。
②对外经济贸易管理的手段。在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中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这些手段既有经济手段，也有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一些：第一，财政政策。运用财政政策来管理对外经济贸易主要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和税率的高低来间接影响和调节进出口与国际收支。因为财政支出和税率的变动会影响总需求变动，进而引起价格变动，使得进出口和国际收支发生变动。因此，当一国需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扭转国际收支逆差时，政府可削减财政开支或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迫使物价降低，使出口商品成本下降，出口商品因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同时，受国内物价下跌影响，一部分需求弹性较大的进口品不能维持原有利润，因而减少或停止进口。反之，当一国需鼓励进口、抑制出口，消除国际收支顺差时，政府可通过运用相反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必须考虑到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因为财政支出减少和税收的增加容易引起工商业衰退与失业增加；财政支出增加与税收减少则易导致通货膨胀。
第二、货币政策。运用货币政策管理对外经济贸易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变动间接影响贸易进出口、资金流入和国际收支。当一国需鼓励出口和资金流入，限制进口和资金流出时，政府可通过提高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促使商业银行利率上升，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其结果必然使得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另一方面，利率上升必然会吸引国外资金流入国内，抑制国内资金流出。这两方面作用最终会使国际收支逆差消除。反之，当一国需消除国际收支顺差时，政府通过降低再贴现率就可达到目的。
第三，汇率政策。运用汇率政策管理对外贸易与经济主要是通过汇率的变动来影响贸易进出口和资金流出入。因为汇率的变动一方面必然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使进出口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必然引起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变化。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外汇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逆差，也可通过降低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顺差。
第四，外贸直接管制。外贸直接管制又可分为商品输出管制与商品输入管制。商品输出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一定制度、采取一定措施来鼓励或限制商品输出，如采取出口津贴或出口许可证等措施；商品输入管理则指政府通过制定一些制度或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商品输入。相对于关税手段而言，商品输入管制的制度和措施可统称为非关税壁垒。按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关税应是商品输入的主要管理手段，这样许多非关税壁垒措施就应取消。但实际上，世界各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都在程度不同的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主要的有进口限额制、自动出口限制、反倾销、外汇管制等。
第五，关税。关税是国际贸易中各国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具体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优惠税等。进口附加税往往是为某种目的，如减少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国商品倾销或对某个国家实行歧视政策而临时征收的关税。差价税是对低于本国商品国内价格的进口商品按进口价与国内价的差额浮动征税。优惠税是对某国或某地区进口的全部或部分商品的关税给予减免优待。优惠税可以是单方面的，也可以是互惠的。
经济政策有效性评价
了解各项主要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评价现状和预测未来做铺垫，因为对各种经济政策进行分析总是围绕其政策目标、政策手段与工具等进行的，对各项政策的功能特性有一大体认识，在评价和预测时就易于把握大方向。
（1）评价经济政策的步骤
一般说来，分析评价各项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确定评价分析的标准。一般说来应以各项经济政策的政策目标为依据。
第二，比较各经济政策实施后的实际结果与政策目标，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评价政策手段的有效性；有时还应分析由于某项经济政策实施给其他方面带来的间接影响。
第三，根据上一步所得结论，结合新形势的新要求，预测下一阶段可能会实施的政策。
（2）评价经济政策的原则
为保证评价效果正确、有效，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必须坚持下面两个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的政策目标都是多元的，那么其效应必定也是多元的；另外，政策效应不仅包括经济效应，往往还包括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因此，对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必须考虑到各项经济政策的各个目标的实现状况，不能只要增长不要稳定，也不能只讲规模忽视效益，等等。
>必须从多方面、从整体上评价政策效应的好坏，只有这样才可能对某一政策实施所造成的后果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才能为下阶段的预测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是客观性原则。所谓客观性是指评价应有客观标准，不能只从主观出发来判断效应的好坏。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所处地位、环境、自身实力等有差异，出发点往往各不相同，如果全凭主观判断，很可能对同一现象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显然不利于发现真实的客观状况。因此，评价政策效应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尽量让数字与资料来说话。
（3）评价政策效应要考虑的两个问题
第一，评价政策效应应考虑到政策的机会成本的大小。所谓政策机会成本是指经济政策实施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效益。这可以用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来衡量。这一代价可以是物质代价，如人力、物力、财力等；也可以是精神代价，如由于政策实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等。举例来说，如果政策为实现物价稳定目标而对城镇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在总量资金一定的条件下，必然意味着政府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要相应减少，特别是减少了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这会使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受到一定影响。如果为实现物价稳定而在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一政策是不成功的，在下一阶段很可能就不会再采用这一政策。
第二，在进行评价时还应考虑到另外一个具体的问题，即经济政策效应的间接性问题。经济政策往往从其政策目标或手段本身无法直接反映出来，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指标间接反映。例如，对于资源优化配置目标来说，"优化"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的人对"优化"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就要求把它转化为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可衡量的指标，才便于作出客观判断。由于各项经济政策种类繁多，反映这些目标的指标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等六大宏观经济目标作一介绍。这是因为，各项经济政策均以这六大目标为根本目标，那么其实现状况显然可以反映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
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效益的提高，由此，衡量经济结构合理与否和经济效益高低的指标就成为观察资源是否优化配置的标准。如何衡量经济结构合理与否、本章第二节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反映经济效益高低的指标，从宏观经济角度讲，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生产要素综合投入量的比率。这一指标可反映单位生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表明资源使用效率越好。更具体地讲，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生产要素概括起来可分为劳动力与资本（或资金）两部分，那么与之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也可分为两个部分生产率比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与资产产值率，它们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综合投入量或资本综合投入量的比率，用以衡量单要素投入所产生的生产效果，从而也就反映了劳动力资源与资本资源的配置状况。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虽然各有自身衡量标志，但它们都体现了在资源有效利用条件下，经济系统地稳定发展，因此，可以把这三个目标综合为一个经济稳定目标加以判断。经济稳定与否在宏观领域最直接地表现就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显然，使社会总供求处于平衡的经济政策其效应是好的。
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两个指标体现出来。在其他条件许可时，经济增长速度即国民生产总值与即民收入增长速度越快，表明政策效应越好。
对于收入公平目标的衡量争议较多，目前提出的表示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较有代表性的有洛伦茨曲线、帕累托曲线、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指数等，其中，库兹涅茨指数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库兹涅茨指数又叫相对收入阶层分布，它代表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阶层所占的比重，这就是现实的反映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
计划年度政策选择的预测
选择与确定适当的经济政策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项经济政策直接指导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而政府的地位决定了政府行为对于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于投资者来说，政府政策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投资的大环境，从而也就影响到其投资行为的方方面面。
所以，投资者对政府在计划年度将选择与确定何种经济政策进行预测是其制定投资战略、实施投资行动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过，选择与确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政府的职责，投资者只能是政府政策的被动承受者，因此投资者在预测时应尽量把自己置于政府即宏观经济管理者的位置上，从政府角度去考虑各项问题，这样的预测才可能更接近实际。
（1）政府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时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般说来，政府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时，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考虑到的：①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以客观经济形势为基点。根据不同的经济状态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以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为基础。相机抉择实质上就是根据对经济发展状态的判断来选择经济政策。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二是对未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前者是对经济状况的静态分析与判断，目的在于直接掌握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状态，寻找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阻碍因素，有利于制定出具有反经济周期性质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对经济形势的动态分析与判断，目的在于掌握经济发展的态势，明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加经济政策调节的针对性和选择恰当的调节力度。另外，由于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再到产生效应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即所谓的政策时滞，这也要求对经济形势做出动态分析。所以，在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时，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总是结合而行的。
②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各方面对新政策的承受能力。选择确定新的经济政策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如果政策选取不当，将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经济政策这一特点决定了选择新政策必须循序渐进，只有在各项条件都已具备的条件下才可审慎出台。"稳"应该是颁布新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它又可体现为新旧政策之间的承接性与社会各方面对新政策的承受能力。新政策应该是对现行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补充，使之更符合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新旧政策之间跨度太大，二者不能衔接，就可能打破经济运转的连续性，造成经济的震荡。即使是确实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超越了社会的承受能力，非但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例如，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体现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从长远角度考虑，应把建立浮动汇率制作为我国汇率制改革的目标。但是发展浮动汇率制所要求的条件我国现阶段还无法完全满足，那么在短期内就只能着眼于建立一种有限弹性的汇率制度。
③选择与确定某项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该项政策诸手段的配合与统一。各项经济政策其政策目标的选择应该服从于宏观经济目标，因而往往比较明确；而其效应是一定目标下政策手段作用的结果，因而决定于政策手段。这意味着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指选择和确定政策手段。而每一项经济政策其政策手段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系，它不仅包括种种手段，而且每一种手段都有其调节国民经济的具体方法。例如税收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税收减免等等具体规定影响国民经济，公债可以以发行数量、公债利率、期限等方式调控国民经济，等等。这些手段及其具体调节方法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如何配合和统一各政策手段及其具体调节方法就成为选择和确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
④选择与确定经济政策必须统筹考虑各项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还要考虑到经济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配合。
各项经济政策都是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服务的，因而其政策目标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各种经济政策为实现政策目标而作用于经济运行的具体方式即其政策手段是各不相同的，各种政策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影响。例如，银行调整利率水平会影响到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到财政收入。又如，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会抑制社会总需求，造成物价波动等等。因此，要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避免各种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必须要尽力做到各种经济政策的统一。另外，经济政策在影响经济运行的同时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这就需要在选择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要考虑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要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协调起来，使它们的相互影响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对于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下面特别介绍一下常见的几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
①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紧"政策通常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压力大时采用。"紧"财政政策的措施主要是增加税收、压缩支出，"紧"货币政策的措施是提高利率、减少贷款。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②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松"的搭配通常是在总需求远小于总供给、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即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减少税收、增加支出，货币政策同时增加贷款投放、降低再贴现率等。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③"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调控中最常用的调节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紧"则取决于客观经济状况。例如，当经济中出现货币发行过多但还未演变为通货膨胀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应急于收紧银根，回笼货币，而应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财政支出的对策，即选择"松"货币政策与"紧"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时，就应采取紧缩银根、回笼货币的"紧"货币政策与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的"松"财政政策，以压缩需求，增加供给，使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如，当经济发展中出现财政赤字但经济增长速度尚可观时，不应急于紧缩财政，而应减少货币供应、控制贷款，选择"松"财政与"紧"货币的搭配；而当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为财政赤字并伴随经济增长停滞时，财政应努力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而银行则应放松银根、发行货币，即选择"紧"财政与"松"货币的搭配，借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
上述几种措施虽非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措施，但在一般情况下，政府调节经济主要还是运用这些措施。因此，投资者熟悉这些措施的作用及其在何种条件下运用，对预测经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摘要：文章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等计量分析方法，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美国风险投资业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关系，并具体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提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必须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促进风险投资市场化、构建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模式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风险投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风险投资的发展对就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具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美国。风险投资加速了高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促成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发达，并因此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方式。本文拟以美国为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等计量方法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美国风险投资发展概况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源于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andDevelopmentCorporation，简称ARD）的成立，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组织化和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1958年，为了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SBIA），授权中小企业管理局制订和实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通过设立政府风险基金，引导和促进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支持企业的早期发展并帮助创建新的企业。在该计划的鼓励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从1959年到1963年的5年时间内，全美就有692家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在中小企业管理局登记注册，资金总规模4.64亿美元，其中公开募集的投资公司47家，募集资金3.5亿美元。
然而，由于存在一些内在不足，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以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到1977年，全美风险投资总额仅5000万美元。为了挽救毫无生气的风险投资行业，美国国会在1978年至1981年4年间连续通过了6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法案，分别是：1978年的收入法案，将资本增值税从原来的49.5%下降到28%；1979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谨慎人条款，修正了1974年制订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中有关投资指南的规定；1980年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将风险投资公司重新划归为商业性开发公司；1980年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安全港条款规定，消除了其接受退休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务法案，进一步将资本增值税从28%降到20%；1981年的《激励股票期权法》，允许股票期权的持有者在行权以后再交税，并降低了税费标准等。正是这一系列法律与政策上的调整为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加之受70年代末风险基金投资于苹果、英特尔和联邦快递等获得了不菲业绩的激励，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风险投资业步入复苏和快速增长时期。
1990和1991年，美国经济全面衰退，社会对风险资本需求明显减弱，大量机构投资者的资产也频频出现质量问题。但随着1992年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并进入一个持续稳定增长时期，加上199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50年代确立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实现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复兴，经济的持续景气和企业股票上市的热潮再次推动美国风险投资业的持续增长。1992年，美国会通过《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除解决了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外，还提出了“参与证券计划”，即小企业管理局以政府信用基础，为那些从事股权类投资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公开发行长期债券提供担保，而且长期债券自然产生的定期利息也由小企业管理局代为支付，从而大大改进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式。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VentureCapitalAssociation，NVCA）的统计结果表明，到2000年，美国风险投资额达到1048.274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创造了430万个就业机会，736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分别占全美就业机会的3.3%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4%。1999年，美国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曾经达到165.3%的历史记录。但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破灭，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再次进入低谷，2003年后回升迹象向好。
二、美国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为了充分说明风险投资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美国为例，选择了美国1990年至2003年14年的风险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来论证分析。我们首先检验两个经济时间序列是否存在伪相关问题，因为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意义上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这对我们的实际研究结果是毫无意义的。本文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X对Y的解释程度（其中Y代表国民生产总值，X代表风险投资）。
可见，对于X不是Y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只有0.25，表明X不是Y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X是Y的格兰杰成因。同样对于Y不是X的格兰杰成因的检验概率只有0.38，也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Y也是X的格兰杰成因。通过分析得出，序列X和Y都能提高彼此的被解释程度，风险投资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相互反馈关系，风险投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风险投资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风险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列出其线性模型式表示如下:Y=AX+B，式中:Y——国内生产总值(GDP)，X——风险投资额，A、B——待估计的系数。将美国1990年至2003年风险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28个样本在Eviews软件上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运算，估计结论为Y=0.158804X+14.41221，其中R2=0.818469，相关系数r=0.8824，T统计值为62.5209。从估计结论可以看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严格的正相关，两者相关的概率达到0.88。通过回归方程粗略看出风险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风险投资每增加1%，国民生产总值增加0.16%，拟合系数R2为0.818469，回归效果较好，T值显著性通过检验。除了定性分析外，西方学者对风险投资的作用也进行了大量定性研究，具体来讲，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风险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研究报告，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保持着一个稳定的增长率。在对美国风险资本经济影响的7次年度调查中发现，创业企业在第一个营业年度平均拥有员工21人，到第八个营业年度平均员工达到184人，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一般企业。另据一份对500家受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的调查显示，1991-1995年，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财富500强企业每年以4%的速度在减少工作职位。[③]通过调查得知，在就业增长较快的主要行业中，几乎都得到了风险投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当然，不同的行业在创造就业机会上又会有所不同，计算机软件行业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由风险投资支持的软件企业雇用了88%的软件工作人员。
（二）风险投资拉动销售收入的增长。风险投资支持的各个行业中的企业在拉动企业销售收入增长方面明显优异于缺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1975-1995年的20年间，美国最成功的24家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100倍，而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曾经得到过风险资本的支持。特别明显的是软件行业，通过对2000-2003年美国软件行业销售的调查，风险资本支持的软件行业产值增长达到31%，而与此相对应的整个软件行业的增长率却只有5%。在某些风险投资特别青睐的高技术行业，风险资本的支持更是明显，而这些行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也非常迅速。
（三）风险投资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兴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新技术发展的高创新性、知识密集性、高风险性等决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很难像其它一般成熟产业一样从传统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应运而生。风险投资对R&D成果的转化进行投入，提高了成果的转化率。支持创业成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在科技成果、创业人才以及资金的混合体中，风险资本投资是关键的一分子，正是这种混合体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仅1987年至1996年，美国风险资本家向包括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及服务、通讯等在内的信息技术产业投资就从21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48亿美元，年均增长7%，信息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从2175亿美元增加到4445亿美元，年均增长6.5%。
三、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政策建议
我国的风险投资目前虽有一个旺盛的发展格局，但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产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障碍：宏观方面存在风险投资发展的制度障碍，具体表现在缺乏有效地推出渠道和退出制度、现行法律和政策不配套所形成的制度缺陷、政府定位不准、参与方式不当等；微观方面缺少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高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和低成功率、缺乏真正的风险投资家、单一的风险投资企业制度等。认识到风险投资对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大贡献，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势在必行。
（一）营造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制度环境。Bygrave和Timmons（1992）对美国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考察。他们指出，风险投资业的内核由资本、人、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及支撑组织构成。风险投资所处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府环境、文化环境、智力支持、地区差异等。在营造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政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要采取倾斜政策对风险投资业进行扶植，如对风险投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优先采购国内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信贷方式积极支持高科技创业企业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等；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有效的退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利用科研机构、大学、专业人才的智力支撑作用，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改变凭关系进行投资的行为，由市场来决定投资的去向等。
（二）风险投资的产业化、市场化和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商业化紧密联系。风险投资产业化、市场化过程，客观上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风险投资在投资运作上一定要面向市场，按市场需求选择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项目，同时按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建立风险投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等。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紧密联系，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比如受市场影响，出现热门行业投资过度，而一些有前途的技术得不到足够的资本，风险投资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可以通过合理分析受资行业的结构，对受资行业的投资进行平衡。另外，风险投资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紧密结合可以加快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三）构建我国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有效模式。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环境、文化环境、智力支持、资源、市场等因素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根据这些因素，我们从生态学发展的角度来构建一个风险投资发展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金融支持、技术专长、知识等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循环反复。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不仅仅局限在资金的投入上，风险投资家往往还肩负着为风险企业输入管理技能、知识经验、市场资讯资源、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重任，同时通过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平台和科研机构、大学保持紧密联系，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本支撑，促进知识、经验、人才等合理流动，及时了解技术、科研成果的最新动态从而进行新一轮的投资。
一、当前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概观
当前，随着我国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的经济收入显著增加，创业热情普遍高涨。大量农民工不仅在外出务工中积累了一定资本，而且大多学到一技之长，并具备一定的市场眼光和经营管理能力。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中小企业成为一股潮流。然而，农民工创办的小微企业资本实力毕竟有限，为扩大企业规模、升级生产设备，必然需要进行融资活动，由此使得农村的风险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严格来说，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活动大多无法纳入风险投资范畴。因为，无论从操作规范还是企业技术前景上来看，其基本属于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投资活动，很少存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情形，只能算作广义上的风险投资。其基本类型如下：一是民间借贷。农村的中小型企业，规模小，技术能力有限，且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的财务会计制度。因而，国有商业银行为降低贷款风险，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贷款收益率，一般不愿意将钱贷给农村中小企业，并为其设置较高的融资门槛，且贷款周期过长。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大多属于急需，或为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商机，或为升级影响企业生死存亡的生产设备，或为缓解资金链断裂的燃煤之急。为此，大量中小企业不得已转向利用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有时不需要抵押，有时需要抵押，但抵押之物常常不合法，如农村在民间借贷中有将宅基地作为抵押之物的。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产权，不可作为抵押担保之物。民间借贷还有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其一般拥有很高的资本收益率和很高的投资风险。显然，除不具备高新技术基础外，民间借贷具有显著的风险投资特征。二是小额贷款。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瓶颈。为此，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列扶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其中对农村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扶持成为其中的重要方面。如一些地方的商业银行专门设置了为农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业务窗口。国家也出台了一些金融扶持政策，安排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对农村中小企业进行定向调控，并委托一些商业银行为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定向融资扶持。总体来看，国有金融资源近年来开始向农村中小企业适度倾斜，其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难度有所降低。从投资的角度看，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的商业银行，其投资行为有贷款利率的适度收益，且其贷款利率和投资风险一般高于国有企业贷款。所以，商业银行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的小额贷款也应当属于风险投资。三是参股出资。合资经营也是现代企业融资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我国农民收入虽然稳定提高，但农民的资本实力毕竟有限。在农村，为筹办一家企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农民共同出资开办中小企业的现象也很常见。一般情况下，出资人会依据出资额度分配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和经营收益。在这种融资模式下，企业不必为其融资行为支付额外的融资成本，即不存在贷款或借款的利率问题。所以，合资共筹对于农村中小企业相对不高的资本收益率来说，可以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资本收益。从投资角度看，出资额度相对较少的一方或几方，其投资行为因可以适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而可以获得较高收益，但也因中小企业缺乏现代企业制度、技术水平低下、市场驾驭能力弱和企业控股者一般不具备很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而存在不小的投资风险。所以，对于占股较少的出资人来说，其投资行为也应当属于农村风险投资的一种。
二、风险投资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影响
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的逐步健全，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实践证明，风险投资对于推进我国创业投资发展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商品化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自主发展和外向引进高新技术，培养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在诸多高新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正在加速实现由科技研发大国向强国的转变。风险投资为诸如互谅网、电子计算机、新能源等一大批高新技术成果的快速产业化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融资渠道。然而，总体来看，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依然主要集中于科研能力较强、资本市场相对活跃的大城市。当前，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农村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大量高新技术成果不仅是农村产业升级所必需，而且也需要在农村落地生根以最大限度地将高新技术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优势。然而，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对农村的经济活动却有着双重影响。
（一）积极影响
风险投资具有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鼓励农村风险投资的发展，显然有助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前，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优化继续高新技术成果的注入。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虽然硕果累累，但却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仅仅依靠政府的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和有效的财政资金无法适应农业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的市场需要，不仅造成了大量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闲置浪费，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风险投资既为农业高新技术在农村落地生根提供了资金，而且可以依托风险投资管理团队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大力提升农业科技项目的资本回报率，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形成政府、企业、风投公司和科研单位多方参与、农业高新技术与农村产业升级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另外，发展农村风险投资还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创业积极性，提升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风险投资对于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实际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可以鞭策其在投资公司的帮扶监督下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二）消极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机构开始关注农村，尤其是绿色有机农业。然而，我国农村风险投资总额仍然偏少。据统计，2012年，我国农业风险投资总额仅为2.4亿美元，在各行业吸引风险投资额中仅排在第5位。显然，这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相符。风险投资不活跃、融资规模过小，还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使得大量农村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亲友借款等非正规形式融资，无形中为农民的投资活动增加了诸多风险。尤其是政府针对农村风险投资的政策体系不完善，法律机制构建不健全，带动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行为因农村中小企业自身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财务核算制度、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而存在较高风险。一旦农村企业经营不善，此类风险投资所蕴藏的资本风险便可能发酵为农村局部地区的金融风险，并可能导致农村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动荡，乃至威胁农村的社会安定。如一些农村地区的投资公司，以空壳公司的名义，打着风险投资的幌子，许以农民高额的投资回报，非法集资后盲目投资经营，最终造成巨额亏损或资金链断裂，使得参与投资的农民血本无归。
三、以风险投资推进农村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
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和法律规范的出台，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虽然存在资本来源单一、规模小、缺乏明确战略和发展规划等系列问题，但整体来看正在朝着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成果快速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重要融资渠道，尤其是推动了互联网等行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农村的风险投资发展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从狭义的角度看，农村的风险投资发展基本属于空白。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投资行为日趋活跃，但大多以民间借贷等形式存在，融资规模有限，运作流程够规范，且融资企业既缺乏高新技术支撑，也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旦融资企业经营发展陷入困境，投资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农村的金融稳定风险和社会安定风险。对此，必须有效规范当前农村的各类风险投资行为，监督、引导和规范其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借以以有效发挥风险投资对农村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在农村形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化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设立农村微型风投基金，加强政府的引导和监管
我国农村的风险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长期无以根本解决。以风险投资推进高新技术成果与农村中小企业的结合显然非常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然而，因农村中小企业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国有商业银行和社会资本并不愿意将风险资本投降农村。对此，政府应当在农村风险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发展的财政扶持，通过设施微型风险投资基金，鼓励农民积极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成果兴业，引导农村中小企业积极采用新型技术升级生产技术水平。对于政府来说，设置微型农业经济2015/6风险投资基金还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壮大微型投资基金规模。但要保证微型风险投资能够取得收益，政府还要积极引导农村中小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财务核算制度，通过引进职业经理人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尽力降低微型风险投资基金的风险水平。另外，政府还要成立微型风险投资的咨询部门，既要监督管理资金的使用流向，也要给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二）构建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调动商业银行和社会资本参与
从长远来看，仅靠政府设立农村风险投资的启动资金显然不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可以说，农村的市场投资前景非常广阔。中国要想实现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的转变，更需要为农村产业升级注入大量的高新技术成果。农业科技研发需要大量的成本，仅靠政府设置风险投资基金根本无法满足。对此，政府应当完善农村风险投资的国家担保机制，以政府信誉调动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村风险投资的支持力度。通过国家担保，可以调动大量社会资本以风险投资形式投向农村。在提供担保的同时，政府还可建立农村风险投资的补偿机制，即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愿意对农村进行风险投资的话，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奖励或税收优惠。政府的补偿机制可以依据风险投资项目的科技含量分成几个等级，尤其要对农村发展急需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给予大幅的税收减免优惠。此外，农村风险投资与其他领域相比，毕竟风险相对更大。对此，政府应当给予风险投资失败者给予适当补贴或者在相关企业陷入经营危机时提供优惠贷款帮助其渡过危机。
（三）完善农村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提升资本利用效率
风险投资是社会流动资本的重要组成本分，当某一风投项目运作成熟之后，以上市、转让、并购、回购等方式实现资本退出，转而投向其他项目或领域，可以持续实现资本增值，提升资本利用效率。农村中小企业，规模小，风险大，基本无法满足上市公司条件，很难通过上市以股权转让形式实现资本退出，不仅加大了投资风险，而且造成了资本浪费。因而，构建完善的退出机制成为农村风险投资发展的关键。对此，证监会等要加强对二板市场的引导，鼓励高科技中小上市企业将资本投向农村。同时，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降低农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门槛。还可以进一步扩容三板市场，探索引导具备一定高新技术实力的农村中小企业参与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试点工作。另外，还可以以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广泛参与农村风险投资。如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并购等形式购买农村中小科技企业的产权，为与农村产业升级紧密相关的高新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提供资本扶持，并获得相应的风险投资回报。
（四）规范农民的风险投资行为，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培训
当前，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村资本市场日趋活跃。在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中，民间借贷、投资诈骗等投资行为成为缓解其资金难题的重要方式。其中，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民缺乏投资常识和法律意识的现状，以风险投资为名，进行非法集资，或跑路，或经营不当，将资本挥霍一空，造成了农村局部范围的金融动荡，乃至形成一定的社会危机。对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培训，引导农民以购买股票、债券等正规形式进行风险投资。同时，要加强对农民的法制培训，提升其合同意识，尽量将农村的风险投资引向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此外，鉴于农民投资常识匮乏，难以进行正常的风险投资操作，政府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尤其是农村信用社等专门面向农村的金融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推出面向农民的风险投资产品，吸收农民资金，从事风险投资或风险投资的业务，降低农民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的额外风险。比如，地方商业银行可以引导和扶持农村开展资金互助，吸收农民存款，并以农民存款进行风险投资。
四、结语
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它一方面推动了新农村的建设，另一方面解决了城乡统筹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城乡统筹视野下乡村旅游发展中，笔者分析了其总体思路和对策，从中得出：必须注意自身旅游区的特色开发，注重乡村居民的参与，才能达到推动农村经济提升的目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广阔，还需要更多的调研和分析研究。
作者：潘蓉 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投资规模扩大,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资金来源渠道不断拓展,投资在拉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经济发展要求和周边省相比,青海的投资总量仍然偏低,投资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较大。
一、改革开放投资建设成绩斐然
(一)投入力度逐年加大,是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1978年的6.75亿元,于1984年超过百亿元达到116.38亿元,到2007年完成投资487.47亿元,为1978年的72倍,1979年到2007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287.43亿元,是1952年--1978年累计完成投资额的48.6倍,年均增长15.6%。特别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到2007年累计完成投资2607亿元,年均增长17.9%,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由1978年的43.4%上升到2007年的62.2%。人均投资由1978年人均187元逐步上升为2007年的人均投资8869元,2007年人均投资较1978年提高8682元,人均投资较1978年翻了5.56翻,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2001年跨上200亿元台阶,2004年再迈300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400亿元。固定资产的迅速增加,使投资率逐年提高,1978年青海投资率为43.4%,到1998年突破50%,达到52.7%,到2003年达到73.1%,投资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省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变化反应也较为灵敏。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关系数为0.99,是高度相关。
(二)非国有投资步伐加快,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也是青海省投资重要转型期,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及投入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各种所有制投资热情竞相迸发,民间投资从无到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全省民间投资达173.21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64.5%。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间投资迅速崛起,比重亦不断提高,标志着青海省投资增长由国有经济主导向民间经济主导的转变。民间投资和国有投资之比也由1998年的23.52:76.48发展到2007年的58.72:41.28。外商及港澳投资从无到有,到2007年已完成投资达10.35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2.1%,比西部大开发前的1998年增长3.3倍,年均增长30.7%。投资主体的多样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投资结构逐步优化,产业投资协调发展
1、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紧紧围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体,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资和房地产三足鼎立,竞相发展的增长格局初步形成。1979-2007年,全省一、二、三产业累计完成投资194亿元、1553亿元和1540亿元,年均增长16.1%、14.8%和16.5%。一、二、三产业投资比例由1978年的5.4:55.6:39演变为2007年的5.2:51.5:43.3,第三产业投资得到明显加强。
2、在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是一大亮点。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用于工业投资1493.96亿元,年均增长14.8%,特别是2001年以来,青海省工业投资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2001-2007年年均增长30%,到2007年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到49.6%,比2000年提高20.2个百分点。在这个期间,为了加快盐湖资源综合开发、走产业多元化道路,推进我省新型工业化进程,园区建设也成为加快推进工业化的主要载体,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柴达木经济开发区、甘河滩工业园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等特色工业园区全面推进,已初步形成了以盐湖化工,铜、铅、锌、铝等有色金属冶炼,中藏药,新材料,生物工程,高原绿色食品加工等为主体的特色经济框架,成为全省招商引资的主阵地和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累计新增发电装机容量878.29万千瓦,其中水电754.8万千瓦。年发电量由1978年的7亿千瓦小时,增加到2007年297亿千瓦小时,年均增长14%,累计新增电解铝69.63万吨/年,新增钾肥192万吨/年,为促进青海经济腾飞起到积极作用。
3、重大项目建设对投资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重点项目是国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省委、省政府根据我省区域优势,继续实施重点项目计划,加大了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有色金属、盐湖化工支柱和优势产业的投资,2000年-2007年我省支柱产业累计完成投资733.22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5%,优势产业累计完成投资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为带动和辐射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批工业重点发展项目相继建成:青海盐湖集团100万吨钾肥项目。100万吨钾肥项目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首批十大标志性工程中惟一的工业化项目,该项目2000年5月开工建设,累计完成25.86亿元,该项目于2004年3月整个系统全面进入试生产阶段。2006年达产达标稳定生产,2008年5月竣工验收。该项目试生产以来共生产出合格氯化钾25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31亿元,实现税前利润20.6亿元。同时,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拥有百万吨钾肥生产能力的国家。2005年青海盐湖集团百万吨钾肥产品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开工建设,两年后的2007年又举行了青海盐湖集团综合利用项目二期工程开工仪式,标志着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又迈上了新的台阶。综合利用二期工程项目总投资46.87亿元,规模为年产10万吨氢氧化钠、12万吨PVC、30万吨合成氨、33万吨尿素、20万吨农用硝酸钾、13万吨氯化铵。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25.2亿元,年均税后利润58791万元。与该项目同时开工的盐湖一万吨碳酸锂项目是由盐湖集团与核工业北京冶金化工研究院共同出资建设的,总投资达5.33亿元。该项目的建设预示着盐湖提锂技术和锂资源开发利用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德令哈纯碱项目。此项目是青海省最大的民营招商项目。由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青海碱业有限公司总投资16亿元、占地1600亩的一期年产90万吨的纯碱生产线,已于2005年6月30日在海西蒙古族自治州州府德令哈市点火。二期工程年产90万吨的纯碱生产线同时奠基。该项目于2003年8月正式开工,一座世界单线纯碱生产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在茫茫戈壁拔地而起。这对于加快柴达木地区资源优势的综合开发,推动青海省优势工业和特色产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石油开采建设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年,我省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投资325.11亿元,年均增长16%,1979年--2007年新增天然原油开采501.5万吨/年、天然气开采亿61.5立方米/年,建成了青海境内涩宁兰输气管道932公里。电力建设项目。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游青海境内水电开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装机容量为160万千瓦的李家峡水电站、装机容量150万千瓦的公伯峡水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6万千瓦的尼那水电站装机、装机容量21万千瓦的苏只水电站,装机容量19万千瓦的直岗拉卡水电站等先后建成,电机组容量开工420万千瓦拉西瓦水电站,也在建设中,改革开放以来,新增11万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4854公里这一个个标志性工程为我省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了绿色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为把我省建设成“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基地起到积极作用。
4、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十分活跃,已成为全省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我省房地产从1985年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到1989年底这段时间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寥寥无几,到1990年开始起步当年完成投资额0.31亿元。1998年开始国家进行房改,同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当年完成开发投资8.65亿元,比上年增长2.5倍,1999年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39.3%,2000年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突起,开发投资再次迅速增长,投资额年均增速为16.5%。到2007年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299家,完成投资额34.21亿元,与1998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95倍。1990年-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219.4亿元,年均增长35.8%,高于同期全社会投资增速14.9个百分点。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量的比重达7.0%,比1990年提高5.6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1.5%上升为2.1%,逐渐确立了其支柱产业的地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1999年-2007年这9年中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达796.8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717.72万平方米,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比1990年到1998年增长10.8倍。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1990年的14平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22.5平方米。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8.58平方米,比西部大开发前的1989年增加6.8平方米,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善了城镇居民居住环境,加快了城市化建设进程,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5、城市建设投入加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瓶颈制约明显缓。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加强了交通、邮电通信、住宅、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最快,累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997.04亿元,年均增长22.7%,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3.2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交通通讯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大飞跃。30年来,以高速公路、县级公路、铁路为主的交通建设投资470亿元。年均增长12.2%,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我省先后开工建设了西宁至塔尔寺高速路、西宁至马场垣高速公路,平安至阿岱高速公路、西宁至大通高速公路,新增高速公路215公里。公路建设弥补青海省无高速路的空白,改善交通落后局面,公路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改变了青海省交通落后的状况,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人口最为稠密的湟水谷地,过去只有一条二级公路,车多、路窄、混合交通严重,如今高速公路横贯东西,上千公里的国道路段已成为青海省东达沿海内地、西连西藏边陲的快速通道,30年来累计新增公路12998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15公里,改建公路25176公里。铁路建设取得新突破。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对青海经济振兴和祖国西部边陲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增加了全省铁路运营里程,由1978年的503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2231公里。多年的建设为我省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电力、交通、通信、水利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竣工投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基本缓解,为全省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交通建设突飞猛进。为加快2005年10月份,为了增加运能,国家铁道部又批准开工建设青藏线西格段应急工程,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6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8亿元,青藏线西格缎工程是柴达木的大动脉,是对外交流的主要干线,它的开工建设,为推动青藏两省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国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建设方面,为了改变西宁机场航站区建设规模小,候机楼建设标准低、机坪停机位布置数量少、货运保障能力低、配套设施设备严重老化等问题,经国家发改委、民航总局批准,总投资17923万元对西宁机场航站区实施改扩建。该工程于2003年4月奠基,2004年10月正式开工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1.26亿元,2005年11月16日,西宁机场候机大楼正式启用,这座造型新颖、宽敞明亮的候机大楼面积为10727平方米,能满足2010年旅客吞吐量86万人次、高峰每小时518人次、货邮吞吐量9500吨的需求;新候机楼按照民航机场运输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大楼内部设备先进,有较强的安全防范能力。西宁机场新候机楼及配套设施的建成使用将大大改善西宁机场的航空运输条件和服务设施,全面提高西宁机场的综合保障能力。2007年,全省民航通航里程达3.33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5.8倍,通航城市由4个增至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乌鲁木齐、武汉、拉萨、沈阳等21个城市。玉树民用机场的建设,是全省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构建和谐社会,支持青海藏区建设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藏区人民的关怀。同时,也促进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富民强省步伐,改善综合交通条件、扩大对外开放、促进高原生态旅游、加强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特别是对于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国防、应急突发灾情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该项目建成后青海玉树民用机场跑道长3800米,年旅客吞吐量达8万人次。截至到2007年已累计完成投资万元。
6、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千方百计增加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对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加大。1979-2007年完成投资511.48亿元,年均增长10.9%。(四)投融资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为投资增长提供有力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得到拓宽,各类资金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为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证。1979年到2007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预算内资金到位509.24亿元,年均增长6.5%;国内贷款到位661.82亿元,年均增长15.5%;利用外资到位45.24亿元,年均增长1%;自筹资金1484.55亿元,年均增长21%;其他资金到位50.97亿元,年均增长33.7%。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省政府制定了投资方式、投资领域税收等方面的一些列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使参与我省开发建设的客商越来越多。从到位资金比例看,自筹资金成为投资的主渠道,2007年自筹资金占全部到位资金的55%,比1998年提高8.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8.8%,这表明投资自主增长能力明显增强。
二、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青海省投资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是青海省历史上投资总量扩张最快的时期,长期以来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投资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头脑,对存在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投资总量不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呈上升态势,总量明显增加,但与全国及西北五省的兄弟省市比较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总量偏小,其差距拉大。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1.4%,总量位居全国第位高于内蒙、宁夏、西藏,在西北五省区列4位,青海的投资与相差陕西的13.6亿元、甘肃的2.55亿元、新疆的亿元、高于宁夏2.48亿元;到2007年青海全社会投资总量在全国位居第30位仅高于西藏,我省投资分别仅为陕西的14.28%、甘肃的37.41%、新疆的26.42%、宁夏的81.27%,占全国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4%下降到2007年的0.4%,下降了1个百分点,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二是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增速居西北五省区后位。2007年,青海全社会投资增速比全国低8.7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2位,仅高于西藏自治区。这对我省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加大投资力度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在眉睫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投资扩张与投资项目储备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随着近几年投资力度的加大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一些地区和部门储备的项目开始减少,特别是关系全局、能够带动全省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储备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以及严格的项目清理和控制新开工项目等政策措施的实施,导致储备项目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2007年,青海省新开工项目投资已出现减少的趋势,2007年全省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比上年下降%,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投资扩张与项目储备的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会进一步凸显。怎样谋划项目增加项目储备,已成为影响未来全省加快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
(三)基础设施薄弱,难以适应青海快速发展能源产业的要求。虽然近年来我省基础设施发展情况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起色,但从全国情况来看,目前青海仍是西部“相对闭塞区”。在公路方面,不仅尚未形成大进大出,四通八达的快速通道,而且公路通达深度不够,公路密度低且等级不高,公路密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铁路目前只有横贯东西的青藏铁路,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既低于东部的平均水平,也远低于西部的平均水平。特别是青海省资源开发的重点柴达木地区,公路通达深度不够,铁路主干线运输能力不足,不能适应地区资源开发对交通运输的需求。青南地区铁路、民航仍是空白,公路通畅性差,通达深度更不够,不适应该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等现代意义的基础设施尚处于发展阶段。总体上看,青海交通运输处于低水平的不完善状态,尚未形成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难以适应青海快速发展能源产业的要求。
三、建议
投资是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投资的规模和运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作为欠发达省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我们应该大力争取国家的支持同时,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努力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
(一)保持投资稳定较快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要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在西部地区崛起,缩小与兄弟省市的差距,无不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因此根据我省实际,保持一定投资增长速度是加快发展的需要,而保持一定水平的投资稳定增长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
(二)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为目的,突出产业投资结构调整。以增量调整为重点,通过增量调整带动存量的更新、转换、提高,把率先做大做强一批有市场竞争潜力的产品作为切入点,通过项目带动投资增长,带动生产要素重新整合,带动环境改善,进而带动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逐步形成优势产品、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
(三)保持投资增长,做好项目储备和新开工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突出各自特色和优势,切实加强项目储备,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立足资源优势,在持续扩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工业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延长产业链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柴达木地区为重点,推进各产业体系间原料、产品、废弃物的相互利用,构建比较完整的循环产业链。大力发展生物资源、水电、风能、太阳能等产业,推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充分发挥组织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对效益高低不同的项目组合搭配,整体推出。对自然垄断性项目,在形成约束机制的基础上试行业主招标制,实行市场化运作,创造良好的融资条件,建立诚信的融资平台,策划并形成一大批投入产出高、市场前景好的工商产业项目库。同时,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对一些重大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的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支持,对于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不能全靠政府直接投入,必须培植和壮大相应的建设性投融资主体,将由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以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我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实施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保证投资稳步增长。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赤道以北，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国土面积约707平方公里，由新加坡岛和63个小岛组成，常住人口约500万，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高温潮湿多雨。新加坡资源比较匮乏，主要工业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转站，也是世界电子产品重要制造中心和第三大炼油中心。
一、经济发展概况
新加坡属于外贸驱动型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和周边市场，是亚洲“四小龙”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新加坡凭借健全的金融体制和着眼长远的发展战略，自身所受冲击较小，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小，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形势恶化使其1998年经济增长大幅下降。2001年，遭遇世界经济下滑、国际市场电子产品需求下降和受美国“9•11”事件影响，新加坡经济出现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刺激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提出“打造新的新加坡”，制定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战略规划，由新成立的经济重组委员会全面讨论经济发展政策——高科技战略、中国战略和扩大腹地战略，目的在于提升产业结构，积极寻求海外市场，拓展对外经贸活动的空间，同时大力弘扬创业文化，积极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确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保持GDP持续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控制通货膨胀、构建富有活力与稳定的知识型产业枢纽、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
二、新加坡投资的经济环境优势
吸引外资是新加坡的基本国策，其投资规模不拘，是一个促进商贸，方便创业的国家。新加坡吸引的前十大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别是英国、荷兰、美国、日本、瑞士、挪威、印度、马来西亚、德国和法国。新加坡吸引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酒店餐饮业，约占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87%。全世界7000多家企业已捷足先登，来自中国的企业超过1600家，居中国向东盟国家投资的首位，其中上市的中资或含中资的企业已达100多家，新加坡具备了适合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寻求发展机会的良好环境。
（一）国际化环境良好新加坡是世界上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和29个战略伙伴国家和组织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议，具有相当强的国际商业辐射能力。其中，新加坡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首个与亚洲国家签署的协议，自2004年起，驻新企业在美国拓展业务时更加便利。1985年，中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为两国的进一步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摒除商贸障碍，使货物、服务和劳务的流动都能更畅通无阻，保障驻新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进一步向世界各地拓展。
（二）一流的基础设施新加坡拥有世界级的海、陆、空及电信通讯网络。新加坡港务集团经营全世界最繁忙的中转集装箱码头，处理全球1/4的转运量，为商户提供通往130个国家、700个港口的200多条航运线。亚洲最完善联运网络的机场——樟宜国际机场，载客与载货航班往返50个国家和140多个城市。全球第三广、亚洲第一广的网络连接面，99%的人口具备宽频网络接驳能力，世界经济论坛在2002年把新加坡评为全球十大网际网络整备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此外，国内高效率的交通网络覆盖至现代化商业大厦、时尚保留区和特设工业区。
（三）充裕的研发资源新加坡的研究院走在科技的前端，为工业提供增值服务。新加坡研发项目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01年的环球经商环境评估中排名第三。新加坡政府对生物制药、信息咨询、精密加工、微电子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大，科技研究局负责确保新加坡的研发业保持世界一流水平，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来自美国、欧洲、澳洲和亚洲的研究人才，希望新加坡成为本地和海外研究人才的汇聚点，为孵化期间合作研发，提供了可利用的平台。政府也努力加强高等学院和业界的合作交流，学术界和业界的频繁接触对国际企业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新加坡的劳动队伍是世界公认具备生产力、工作态度优质且技术水平良好，同时国内外各类培训和进修奖学金计划保证了员工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四）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东西交汇之处，长久以来都是主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商务所需的一切金融服务都可在此完成，本地证券和贷款市场以及亚洲美元市场都可提供经商所需的资金。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金融市场具有深度和资产折现力，众多环球企业都选择在此设立区域财资总部。新加坡交易所是亚太区首个综合证券和衍生产品交易所，亚洲很多主要企业都已在这里挂牌上市。投资风险业在新加坡已相当成熟完善，17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负责管理175亿新元的风险基金，投资的对象都是有商业化前景的技术开发项目。股票市场管理规范，主板和创业板真实地反映投资市场的变化情况，投资者成熟，融资环境良好。新加坡坐拥东南亚6亿人口的市场，以及亚洲28亿人口的市场，新兴市场的增加与快速发展刺激了消费和创新产品的开发，以及各种配套服务。
三、新加坡投资的法律和政策分析
新加坡法律体系主要受英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影响，仍保留部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其法律渊源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自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新加坡就开始建立国内法律体系，如今日趋完善。新加坡是法治严明的国家，对各种违法行为均有明确、严厉的处罚。在新加坡投资不可弄虚作假、虚假陈述和提供作伪资料，更要杜绝贿赂等犯罪行为。
（一）新加坡对外国投资的相关规定新加坡负责投资的主管部门是经济发展局（EDB），隶属于新加坡贸工部的法定机构，也是专门负责引进外资的机构，具体制定和实施各种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并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全球商业与投资枢纽。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特许国际贸易计划、商业总部（营业总部、跨国营业总部）奖励等多项计划鼓励外资进入。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布的2010年长期战略发展计划，电子、石油化工、生命科学、工程、物流等9个部门被列为奖励投资领域。按照新加坡《公司法令》的规定，注册成立的公司应是一个商业实体，组建公司依照《公司法令》注册，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依照《有限责任合伙法令2005》的规定进行注册。
（二）新加坡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新加坡优惠政策主要依据《公司所得税法案》和《经济扩展法案》以及每年政府财政预算案涉及的一些优惠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鼓励投资、出口、增加就业机会、鼓励研发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以及使整个经济更具有活力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在新加坡享有先锋企业称号的公司，可享受免征5-10年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向非新加坡居民或在新加坡没有常设机构的公司或个人提供与海外项目有关的符合条件的服务公司，其90%的服务收入可享有10年的免征所得税待遇；将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可适用降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拥有或运营新加坡船只或外国船只的国际航运公司，可以申请10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最长期限可延长到30年；此外还有发展和扩展奖励、金融财务中心奖励、研发业务奖励和国际贸易商奖励。
（三）新加坡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新加坡对外资准入相对宽松，除国防相关行业及个别特殊行业外，对外资的运作基本没有限制，法律没有关于聘用当地人的一般要求，但是要求外籍人员必须取得许可证才能在此就业。对于外资进入新加坡的方式没有过多限制，除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领域需向主管部门备案外，绝大多数产业领域对外资的股权比例等无限制性措施，但如果是涉及交通、通讯、电力、新闻等少数公共事业部门的投资，行政审批的控制较严。另外，新加坡《制造业限制投资法》规定了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这些产业关系到新加坡国计民生的行业，限制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内的民族工业，促进新加坡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新加坡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新加坡一直严肃对待知识产权的保护，致力于把新加坡建成重要的区域知识产权中枢，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同时通过资金支持等手段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方便智力成果产业化的科研、政策和商业环境。新加坡是《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布达佩斯条约》、《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条约和组织的成员国。国内则有诸如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新加坡唱片业协会和新加坡协调中心等机构。健全的国际和国内法律规范、完善的国内协调机构以及丰富的专业人才、资源，为投资者在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的诉讼、仲裁、科技知识和评估服务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满足投资者的相关需求。
四、中国向新加坡投资展望
1985年11月21日在北京，中新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新加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中国企业投资新加坡近年来呈快速增加的趋势，已成为中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前沿阵地。同时，新加坡政府也日益重视中国市场，将中国列入未来推动新加坡经济增长的“第四引擎”（其他三个为：美国经济、电子业、周边区域经济）。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促进中新贸易与投资。包括：加大新加坡在华投资力度和扩展行业范围，积极引导企业把投资地域从中国沿海扩大到西部；敦促企业从传统企业以外寻找商机，进行经济结构重组；推行商业和教育方面的多项计划，加深新加坡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未来两国投资合作的重点是：第一，加强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利用新加坡实施“走出去”战略、共同开发大西北和人才双向交流。根据新加坡《产业21计划》，工作重点是推进新加坡企业国际化，对华投资地域将逐步向西部地区推进，中国应抓住机遇，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加强推介工作与效果，积极扩大推动与新加坡的合作。第二，组织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到新加坡上市。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是亚洲影响较大，效益较好的一家交易所，看好中资企业的发展前景，希望能吸引更多有发展潜力的中资企业到新加坡上市。中国可利用新加坡发达成熟的证券市场组织有条件的企业到新加坡上市，以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并借此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第三，旅游方面的合作。新加坡旅游业发达、管理先进，在旅游资源开发和组织跨国长线旅游上有丰富经验和优势。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双方合作可互补。第四，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新加坡建筑市场竞争激烈，政府招标项目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中资企业通过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可提升竞争力和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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