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7 09:49:46
导语：在传统教育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内容提要】纵观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史，和平主义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命脉与价值取向。这亦可从马克斯·韦伯和罗素等西方大家的论著中窥见一斑。这一取向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培育与形塑的结果。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制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比照斯密之术语“商业之系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之系统”[5](P39)，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民族的不同，在于商业民族好竞争，游牧民族好争斗，而农业民族自耕自食所以好和平。农业民族不但要居有定所，耕种也需有定时，因此，最怕骚动和变乱。一旦战事兴起，往往流离失所，不得耕种，影响民生。因此，中国农民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到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的人生观，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去改变世界。金耀基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相反。[3](P36)此外，在技术尚未进步的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每遇丰年，农民便对上天感恩报德；遇到灾年，便要进行祈祷，这也有助于培养和平精神。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3](P38)而在中国，这种决定作用却偏向于后者，诚如马克斯·韦伯随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君主是一个大祭师，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这种巫师般的神性恰恰是和平主义的。[3](P38)
2.思想观念的提倡。人类所以不能和平，战乱连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及对资源的占有。权力欲是人类最常见最具潜力的动机。古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以权力禅让为政治崇高道德。尧舜禅让，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奉为圭臬。孔子也曾有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荀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到了宋明理学，更主张以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便为和平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教化。“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早已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中庸”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上。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在评价中庸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把中国古代官场讲求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动乱乃户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国人性格的影响。中国之热衷于和平，实乃是中国人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海外学者和西方思想大家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在对中国人性格进行一般性观察时列举了辜鸿铭、史密斯、威廉姆斯和美国汉学家亚瑟·莱特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观点，莱特提到了中国人的13种性格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与人无争。[3]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罗素也提到中国人性格不利于战争而有志于和平的方面。他的一位北京友人向他展示的一些画，令他印象十分深刻：苍鹰捕雀，鹫栖大枝，水鸟傲立于冰雪之中。罗素认为，这些画表现了中国人的善于体恤，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7]罗素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性格中的宽容和忍耐精神，并对这两种精神表现出极大地惊讶，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但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中国人的忍耐了。正是这两种精神形塑着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趋向和平而不是战争。
4.本土宗教的渗透。佛教戒杀生，慈悲为怀，在崇尚和平这一点上，较之中国正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便逐渐渗透到民间，至隋唐曾盛极一时。佛教的基本精神，于是为正统文化所吸纳，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以后多年，佛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在本土文化之下，这从佛寺的数目和孔庙数目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曾有效地培养了和平精神，这是绝无可疑的。在宗教的影响中，儒教和道教也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和平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有透彻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气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5](序)这两种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一种是消极适应，一种是积极支配；一种是秩序，一种是反秩序的。对于儒教的这两种理性主义，陈秀同说：“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5]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罗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虽然革命和战争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因为儒教的平静观起了重大作用。[4](P31)他又指出，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兵祸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儒学的缘故。[4](P31)尽管罗素的观点有点武断和偏激，但儒教内含的和平主义因素却是不容置否的。和儒教一样，传统道德也具有和平主义的精神气质。道教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的方式或作为隐士离群索居于山林，以保全一己的纯真与谦逊。在韦伯看来，这种精神是与鼓励人们跳出狭隘的生活圈子到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背道而驰的。[5](序)
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富含和平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足以培养和平精神。但一部世界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那么，如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种和平主义精神成为世界的和平主义，便是每一位关注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学者要探讨的理论课题。诚如罗素所言，中国人摸索出的富含和平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4](P7)站在新世纪的前沿，重新审视近百年前哲人的明导，便知中国之和平对于世界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
摘要；
对当代青年实施传统教育的主要原则有三：1．传统教育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相结合．2．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3．坚持“大传统”教育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对当代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有效方法有四：1．寓传统教育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2．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3．寓传统教育于大型群众性的教育活动之中．4．寓传统教育于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
关键词：传统教育原则方法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入，青年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对当代青年的历史传统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由于过去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摧残和“反传统”教育，把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置于与传统隔绝的状态，这种消极影响至今还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留有“阴景”．同时，刚刚恢复的传统教育，虽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好的作法和经验，但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社会性传统教育机制和系统的可操作的方式、方法，相对于其他教育来说，传统教育在总体上还存在着薄弱现象．为此，作者在总结、借鉴国内外传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就当前我国青年传统教育的指导原则和一些可行性方法，谈一点意见和建议．
一、对当代青年实施传统教育的主要原则
（一）传统教育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相结合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对青年实施传统教育，必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只有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才能保证传统教育的正确方向，才能够帮助青年人明辨是非，区分出传统文化的优劣精糟．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传统教育就势必陷入盲目，甚至误入歧途．但是，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我们的国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脱离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失去贯彻和坚持的深厚土壤．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与传统教育既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也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二）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
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广大青年中坚持和发展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不能忘了民族的“种”，断了民族的“根”，而且还要在吸收运用中更加民族化．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看，越是民族的才真正是属于世界的．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的原则，要求我们在实施传统教育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1）批判与断承的关系，剔除封建糟粕，吸取民主精华；（2）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超越；（3）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关系，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基础，积极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使其融汇于中华文化之中；（4）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为发展现代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上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使我们的传统教育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和可接受性，同时，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的命运和未来延续问题也找到了比较圆满的答案．
（三）坚持“大传统”教育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所谓“大传统”概念应该这样理解：从纵向观察，它不仅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①，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包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在中国现当代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和作风；从横向上观察，它不仅包括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也包括墨、道、法、释等诸子百家的传统思想；不仅包括传统哲学、伦理、宗教，也包括传统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作为现实的教育活动，必须首先树立“大传统”观念，把在中国历史上所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所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都要系统地整理、挖掘出来，让当代青年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从中吸取全面的营养．然后在全面兼顾的基础上突出两个重点教育：
重点之一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教育．深厚悠远、包罗宏富的儒家伦理思想，主导了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浸润和滋养了二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代表了东方传统伦理精神的特殊方向与价值取向．儒家伦理文化关于社会、人生与家庭的道德范畴与修养方法的许多思想，经加工改造后对当代青年卓有教益．
重点之二是革命传统教育．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包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公而忘私的雷锋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生活和革命事业的的前途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严守纪律、自我牺牲、顾全大局、勤俭节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德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反映了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光荣历史，闪烁着时代的光辉，“至今仍然是我们保持革命本色、拒腐防变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可靠思想屏障．特别是在无数革命先烈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荡气回肠，感人涕下，永远是我们学习、敬仰的楷模．”②
传统教育是我们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出发点和基础，不从大传统观念出发去考虑问题，很容易使传统教育因缺乏立体感而显得支离破碎．如果过份强调大传统教育而忽视突出重点，就会使传统教育因不得要领而流于空泛．两个重点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在大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就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能将青年传统教育引向深入，进一步强化效果．
以上三大原则是我们当前在实施青年传统教育工作中应当时时把握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由于传统教育属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领域，还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原则，如教育与青年特点相结合的原则；社会教育与家庭、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原则；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等．把这些一般性原则运用到青年传统教育领域，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对当代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主要方法
加强当代青年传统教育的任务十分明确，指导原则亦已拟定，那么，教育效果就直接取决于我们在施教活动中采用何种相应方法、方式和手段．曾形象地把工作任务比作过河，把方法比作桥或船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③正确的方法来源于社会实践．在传统教育的方法、方式上，理论界和全国各地以至于国外都在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为本文的总结归纳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一）寓传统教育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
社会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环境与舆论导向，对青年接受传统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当务之急的是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构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借鉴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确定共享的文化传统认同及其时代价值系统．明确提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并把它推向社会，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判断标准，从面形成繁荣向上的文化氛围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近年来向国民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④的作法，值得借鉴．要加快建设文化市场体系和市场运作规范，建立必要的宣传、整理、奖惩、调控、保护等综合性传统文化的运行机制．出版界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系统挖掘、整理、撰写、出版正面引导传统文化的书籍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的读物；影视、戏剧界要改变重“宫廷戏”的作法，把能够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历史人物、故事，经过提练、加工和艺术包装，不间断地推向文化市场，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愉快地鉴赏文艺作品的同时，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达到传统教育目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整顿和管理好文化市场，大力支持、奖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和介绍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严禁那些充满色情、暴力、凶杀、迷信等不健康书刊、音像制品流传社会，毒害青年；全社会都要注重对各地历史文物、古迹、纪念馆、博物馆的精心保存、维护和开发，搞好定点德育基地的建设，定期组织青少年参观游览，再现它的宝贵价值．
（二）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
大、中、小学校是集中培养未来人才的场所．我国各级学校总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对青少年学生“德”的培养是第一位的．我们理解这个“德”的培养基础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在灌输、培养、训练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再融入现代道德意识，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青少年身上得到继承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化，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以学校这个专门场所对学生施加传统美德教育和影响，具有其他任何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学校可以通过制定完善的培养目标体系，明确地把传统美德教育纳入各科教学计划之中，渗透于各科教学和各种教育活动之中，使传统美德教育与其他各项教育互相交织，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保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在学校开展传统美德教育的方法、方式很多，比如开设专门的传统美德课或知识讲座；举办弘扬传统美德的知识竞赛或演讲比赛；采劝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走出校园建立德育基地，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民情，请当地的老将军、老八路到校内作革命传统报告；强调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和日常训练，实行严格管理和操行评定等．
这些作法总的来说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但问题在于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这个重要方法及要求，在一些教育管理者思想上还没引起真正的重视，没有形成广泛的自觉意识，致使一些很好的传统教育形式成了应景、应时之作而流于形式主义．这些活动的开展还缺乏系统性、目的性和创新性，难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学生往往是迫于压力被动参与，使教育效果无形中受到抵消．如何更好地将传统教育有机地融合到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充分发挥出学校在传统教育中的优势，还有待于施教者进一步的努力和探讨。
（三）寓传统教育于大型群众性的教育活动中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开展大型群众性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职工和学生参加其中，经受锻炼和陶冶，迅速提高思想觉悟水平，是新形势下加强青年传统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主题鲜明，有严密的组织程序和措施．形式新鲜活泼，强调青年人自觉自愿地参与．
近年来，国家机关的有关部委和部分省市在青年中提出并尝试开展了此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比如，由团中央、国家教委联合推出的、从1993年开始启动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活动；上海市从1982年起在广大青年中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从1994年始在全市青少年学生中开展的“五心”教育活动．⑤所谓“五心”，内容是“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这项活动开展后，立即得到全市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热烈响应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五心”教育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和广泛的共鸣，就在于它正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及时回应了时代的呼唤．这种教育的突出优点是把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机地衔接起来，找到一条崭新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德教育途径．事实证明，“五心”教育的效果是明显的，这种方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四）寓传统教育于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各地传承时总是带着浓郁的地方乡土特色．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地方被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积淀着丰富而又有个性的文化遗产．各地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吸收利用本地先贤们创造的文化成果，注入时代内容，加以更新提高，用以鼓舞、激励和教育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为地方性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直接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湖南省岳阳市的一些作法⑥值得借鉴和推广：全面修葺文物古迹和名胜景点，开辟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园地；继承民间优秀传统习俗，开展独具匠心的文化娱乐活动；锤炼历代先贤和革命前辈的思想精粹，铸造富有时代气息的城市精神；挖掘从古至今的地方传说和史实，酿造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这些作法系统而具体，切实可行，把它移植过来，用以加强青年传统教育，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好路子．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今后各地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时，应充分挖掘利用具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做不仅会强化青年传统教育的效果，而且还会使精神文明建设因独具地方特色而充满无限生机．
摘要；
对当代青年实施传统教育的主要原则有三：1．传统教育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相结合．2．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3．坚持“大传统”教育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对当代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有效方法有四：1．寓传统教育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2．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3．寓传统教育于大型群众性的教育活动之中．4．寓传统教育于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
关键词：传统教育原则方法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入，青年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对当代青年的历史传统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由于过去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摧残和“反传统”教育，把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置于与传统隔绝的状态，这种消极影响至今还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留有“阴景”．同时，刚刚恢复的传统教育，虽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好的作法和经验，但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社会性传统教育机制和系统的可操作的方式、方法，相对于其他教育来说，传统教育在总体上还存在着薄弱现象．为此，作者在总结、借鉴国内外传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就当前我国青年传统教育的指导原则和一些可行性方法，谈一点意见和建议．
一、对当代青年实施传统教育的主要原则
（一）传统教育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相结合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对青年实施传统教育，必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只有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才能保证传统教育的正确方向，才能够帮助青年人明辨是非，区分出传统文化的优劣精糟．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传统教育就势必陷入盲目，甚至误入歧途．但是，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我们的国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脱离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失去贯彻和坚持的深厚土壤．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与传统教育既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也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二）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
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广大青年中坚持和发展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不能忘了民族的“种”，断了民族的“根”，而且还要在吸收运用中更加民族化．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看，越是民族的才真正是属于世界的．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的原则，要求我们在实施传统教育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1）批判与断承的关系，剔除封建糟粕，吸取民主精华；（2）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超越；（3）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关系，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基础，积极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使其融汇于中华文化之中；（4）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为发展现代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上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使我们的传统教育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和可接受性，同时，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的命运和未来延续问题也找到了比较圆满的答案．
（三）坚持“大传统”教育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所谓“大传统”概念应该这样理解：从纵向观察，它不仅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①，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包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在中国现当代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和作风；从横向上观察，它不仅包括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也包括墨、道、法、释等诸子百家的传统思想；不仅包括传统哲学、伦理、宗教，也包括传统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作为现实的教育活动，必须首先树立“大传统”观念，把在中国历史上所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所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都要系统地整理、挖掘出来，让当代青年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从中吸取全面的营养．然后在全面兼顾的基础上突出两个重点教育：
重点之一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教育．深厚悠远、包罗宏富的儒家伦理思想，主导了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浸润和滋养了二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代表了东方传统伦理精神的特殊方向与价值取向．儒家伦理文化关于社会、人生与家庭的道德范畴与修养方法的许多思想，经加工改造后对当代青年卓有教益．
重点之二是革命传统教育．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包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公而忘私的雷锋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生活和革命事业的的前途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严守纪律、自我牺牲、顾全大局、勤俭节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德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反映了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光荣历史，闪烁着时代的光辉，“至今仍然是我们保持革命本色、拒腐防变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可靠思想屏障．特别是在无数革命先烈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荡气回肠，感人涕下，永远是我们学习、敬仰的楷模．”②
传统教育是我们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出发点和基础，不从大传统观念出发去考虑问题，很容易使传统教育因缺乏立体感而显得支离破碎．如果过份强调大传统教育而忽视突出重点，就会使传统教育因不得要领而流于空泛．两个重点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在大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就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能将青年传统教育引向深入，进一步强化效果．
以上三大原则是我们当前在实施青年传统教育工作中应当时时把握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由于传统教育属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领域，还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原则，如教育与青年特点相结合的原则；社会教育与家庭、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原则；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等．把这些一般性原则运用到青年传统教育领域，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对当代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主要方法
加强当代青年传统教育的任务十分明确，指导原则亦已拟定，那么，教育效果就直接取决于我们在施教活动中采用何种相应方法、方式和手段．曾形象地把工作任务比作过河，把方法比作桥或船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③正确的方法来源于社会实践．在传统教育的方法、方式上，理论界和全国各地以至于国外都在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为本文的总结归纳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一）寓传统教育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
社会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环境与舆论导向，对青年接受传统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当务之急的是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构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借鉴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确定共享的文化传统认同及其时代价值系统．明确提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并把它推向社会，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判断标准，从面形成繁荣向上的文化氛围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近年来向国民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④的作法，值得借鉴．要加快建设文化市场体系和市场运作规范，建立必要的宣传、整理、奖惩、调控、保护等综合性传统文化的运行机制．出版界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系统挖掘、整理、撰写、出版正面引导传统文化的书籍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的读物；影视、戏剧界要改变重“宫廷戏”的作法，把能够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历史人物、故事，经过提练、加工和艺术包装，不间断地推向文化市场，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愉快地鉴赏文艺作品的同时，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达到传统教育目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整顿和管理好文化市场，大力支持、奖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和介绍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严禁那些充满色情、暴力、凶杀、迷信等不健康书刊、音像制品流传社会，毒害青年；全社会都要注重对各地历史文物、古迹、纪念馆、博物馆的精心保存、维护和开发，搞好定点德育基地的建设，定期组织青少年参观游览，再现它的宝贵价值．
（二）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
大、中、小学校是集中培养未来人才的场所．我国各级学校总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对青少年学生“德”的培养是第一位的．我们理解这个“德”的培养基础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在灌输、培养、训练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再融入现代道德意识，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青少年身上得到继承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化，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以学校这个专门场所对学生施加传统美德教育和影响，具有其他任何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学校可以通过制定完善的培养目标体系，明确地把传统美德教育纳入各科教学计划之中，渗透于各科教学和各种教育活动之中，使传统美德教育与其他各项教育互相交织，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保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在学校开展传统美德教育的方法、方式很多，比如开设专门的传统美德课或知识讲座；举办弘扬传统美德的知识竞赛或演讲比赛；采劝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走出校园建立德育基地，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民情，请当地的老将军、老八路到校内作革命传统报告；强调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和日常训练，实行严格管理和操行评定等．
这些作法总的来说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但问题在于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这个重要方法及要求，在一些教育管理者思想上还没引起真正的重视，没有形成广泛的自觉意识，致使一些很好的传统教育形式成了应景、应时之作而流于形式主义．这些活动的开展还缺乏系统性、目的性和创新性，难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学生往往是迫于压力被动参与，使教育效果无形中受到抵消．如何更好地将传统教育有机地融合到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充分发挥出学校在传统教育中的优势，还有待于施教者进一步的努力和探讨。
（三）寓传统教育于大型群众性的教育活动中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开展大型群众性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职工和学生参加其中，经受锻炼和陶冶，迅速提高思想觉悟水平，是新形势下加强青年传统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主题鲜明，有严密的组织程序和措施．形式新鲜活泼，强调青年人自觉自愿地参与．
近年来，国家机关的有关部委和部分省市在青年中提出并尝试开展了此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比如，由团中央、国家教委联合推出的、从1993年开始启动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活动；上海市从1982年起在广大青年中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从1994年始在全市青少年学生中开展的“五心”教育活动．⑤所谓“五心”，内容是“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这项活动开展后，立即得到全市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热烈响应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五心”教育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和广泛的共鸣，就在于它正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及时回应了时代的呼唤．这种教育的突出优点是把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机地衔接起来，找到一条崭新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德教育途径．事实证明，“五心”教育的效果是明显的，这种方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四）寓传统教育于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各地传承时总是带着浓郁的地方乡土特色．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地方被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积淀着丰富而又有个性的文化遗产．各地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吸收利用本地先贤们创造的文化成果，注入时代内容，加以更新提高，用以鼓舞、激励和教育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为地方性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直接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湖南省岳阳市的一些作法⑥值得借鉴和推广：全面修葺文物古迹和名胜景点，开辟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园地；继承民间优秀传统习俗，开展独具匠心的文化娱乐活动；锤炼历代先贤和革命前辈的思想精粹，铸造富有时代气息的城市精神；挖掘从古至今的地方传说和史实，酿造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这些作法系统而具体，切实可行，把它移植过来，用以加强青年传统教育，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好路子．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今后各地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时，应充分挖掘利用具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做不仅会强化青年传统教育的效果，而且还会使精神文明建设因独具地方特色而充满无限生机．
[摘要]我国传统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是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性期待，作为其理论要素的革命、无产阶级、接班人等概念，缺乏理性的教育学的内涵，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培养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普世性标准存在着差异，其通行容易造成教育活动的价值系统混乱。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教育需要超越以革命为主旨的阶级性标准，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以培养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素养的现代公民为教育目的。
科书中，还是在正式的会议决议或文件中，教育目的都被表述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历时数十年，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所以至今仍然是教育文件及政策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然而，在近年来对教育某些不良现象的研究中，作者却发现现在许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我们以往对教育基本问题的片面认识。在诸多的片面认识中，一个重要的误识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该误识使教育偏离了以培育善良、正直、理性、高尚、自由的健全人格为基础的教育方向，从整体上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一、传统教育目的的概念解析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目的中贯穿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性需要，其中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性目标，其内蕴的是政治的要求和意志。该教育目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以培养继承、发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接班人”为教育的直接及唯一目的，其对中国教育的直接影响曾经长达30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该教育目的曾经被广泛讨论，其依据的理论基础曾经被质疑，但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该目的又成为教育思想领域中的主流话语，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然而，由于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教育的主体地位，并且在促进教育主体地位恢复中肯定了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致使该目的对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亦即由直接影响转化为间接影响，并且持续至今。而随着社会领域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中的经济利益追求超过了政治利益追求，经济功利主义已经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活动核心，导致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之后又迷失于经济之中，使教育成为形式壮阔、装饰华丽、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对于教育方向的迷失原因，作者拟通过对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来陈述。
1．关于“革命”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革命”为其核心概念。然而，该目的中所指称的“革命”内涵是什么？教育者怎样贯彻和弘扬革命的主旨，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此，制定者虽然微言大义，早已有宏伟理论，但对于执行者而言，革命概念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变动不定的状态，往往会使他们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长期流行的定义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这表明在革命的概念中，内含了造反、暴动、推翻对方统治、夺取对方政权等意识和思想。而革命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典型的诠释，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那么，教育要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否就是这种具有造反精神、坚持武装斗争道路、以革命理想为精神主旨的革命战士呢？他们是否要象革命导师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信仰革命，忠诚革命；在行动上敢于革命，勇于革命，对敌人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目的在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统一、政治稳定、特别是革命者转化为执政者且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后，是否还应该倡导这样的教育目的，则是有待商榷的，也是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难以把握的。因为如果革命的定义没有变化，并且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体现革命主旨的阶级斗争，那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教育目的与本真的教育本质之间的逻辑矛盾。因为一方面，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要求“接班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斗士，是能够对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战士，他们要能够为革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包括理想、尊严、权利，甚至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另一方面，本真的教育却要求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接受文化和知识中内蕴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品格，修养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修养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和精神，修养宽容、善良、理智、通达的气质和胸怀，养成文明、理性、智慧、高尚、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主见、负责任的人格。二者相较，可见教育目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目标和标准，注重的是普通人心智和能力的正常发展；而革命体现的则是社会中部分特殊人群的特征，反映的是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特殊性需要，政治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目的和宗旨具有明显的差异，二者难以相通并有机融合。又由于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理论，张扬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显现的是一种片面化的情绪和胸怀，这种思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教育目标过于狭窄和具体，易于造成教育生态的失衡。而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模式，会使学生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变成缺乏正常人品格和情感的“半面人”。我国在上世纪60、70年生的“”中的许多“红卫兵”不仁不义、残忍暴戾地对待他们的老师、父母、亲朋的恶劣行径，就是对学生思想革命化、接班人教育结果的形象诠释。而执政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革命行为的中止或否定，亦即要“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其时没有继续对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肃清，以至于在教育领域中留下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识。难道我们还能够将教育的目的确定为这样的标准吗？
一、传统教育目的的概念解析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目的中贯穿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性需要，其中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性目标，其内蕴的是政治的要求和意志。该教育目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以培养继承、发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接班人”为教育的直接及唯一目的，其对中国教育的直接影响曾经长达30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该教育目的曾经被广泛讨论，其依据的理论基础曾经被质疑，但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该目的又成为教育思想领域中的主流话语，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然而，由于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教育的主体地位，并且在促进教育主体地位恢复中肯定了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致使该目的对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亦即由直接影响转化为间接影响，并且持续至今。而随着社会领域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中的经济利益追求超过了政治利益追求，经济功利主义已经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活动核心，导致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之后又迷失于经济之中，使教育成为形式壮阔、装饰华丽、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对于教育方向的迷失原因，作者拟通过对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来陈述。
1．关于“革命”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革命”为其核心概念。然而，该目的中所指称的“革命”内涵是什么？教育者怎样贯彻和弘扬革命的主旨，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此，制定者虽然微言大义，早已有宏伟理论，但对于执行者而言，革命概念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变动不定的状态，往往会使他们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长期流行的定义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这表明在革命的概念中，内含了造反、暴动、推翻对方统治、夺取对方政权等意识和思想。而革命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典型的诠释，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那么，教育要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否就是这种具有造反精神、坚持武装斗争道路、以革命理想为精神主旨的革命战士呢？他们是否要象革命导师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信仰革命，忠诚革命；在行动上敢于革命，勇于革命，对敌人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目的在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统一、政治稳定、特别是革命者转化为执政者且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后，是否还应该倡导这样的教育目的，则是有待商榷的，也是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难以把握的。因为如果革命的定义没有变化，并且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体现革命主旨的阶级斗争，那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教育目的与本真的教育本质之间的逻辑矛盾。因为一方面，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要求“接班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斗士，是能够对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战士，他们要能够为革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包括理想、尊严、权利，甚至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另一方面，本真的教育却要求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接受文化和知识中内蕴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品格，修养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修养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和精神，修养宽容、善良、理智、通达的气质和胸怀，养成文明、理性、智慧、高尚、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主见、负责任的人格。二者相较，可见教育目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目标和标准，注重的是普通人心智和能力的正常发展；而革命体现的则是社会中部分特殊人群的特征，反映的是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特殊性需要，政治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目的和宗旨具有明显的差异，二者难以相通并有机融合。又由于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理论，张扬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显现的是一种片面化的情绪和胸怀，这种思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教育目标过于狭窄和具体，易于造成教育生态的失衡。而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模式，会使学生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变成缺乏正常人品格和情感的“半面人”。我国在上世纪60、70年生的“”中的许多“红卫兵”不仁不义、残忍暴戾地对待他们的老师、父母、亲朋的恶劣行径，就是对学生思想革命化、接班人教育结果的形象诠释。而执政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革命行为的中止或否定，亦即要“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其时没有继续对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肃清，以至于在教育领域中留下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识。难道我们还能够将教育的目的确定为这样的标准吗？
3．关于“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
我国传统教育目的中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很难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谁能说一个实际从事某项社会工作（比如农民）但没有文化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文盲）不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如果接班人单指各级领导人，那任何一个大学生都不敢保证是接班人；而如果接班人是指从事对社会有益工作的人，那任何一个将要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则都可以说是接班人。这样，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便显得空洞而缺乏针对性，成为虽然见之于各种文件之中但却谁都不将其当真的假问题。由于这种名义上周全、实际上空洞的教育目的占据了本真的教育目的应有的空间，造成了真实的教育指导思想的空缺，从而造成我国教育事业表面上繁荣异常、实际上缺乏核心理念的现象，以至于教育的微观领域天马行空、乱象丛生，以功利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气势磅礴、根深蒂固。而为了落实这个教育目的，建国后在各级学校中都设置了带有政治威严的政治课，并且明确规定这些政治课程要“雷打不动”地进行。这样，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在实践中就演变为各级学校教育中强化政治性课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也自信只要设立了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课程，学生就能够自然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可以自然地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这类课程是否会失效或异化。然而，这种依据体制强力、从上而下确定教育目的及其教育方式的做法，从表面看似乎是重视政治教育，但实际上割裂了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联系，既使学校中大量的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游离于学生品格教育之外，从而缺乏必要的途经和措施“教书育人”；又使政治课内容脱离丰富的社会文化及历史、哲学、艺术、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枯燥的意识形态说教，致使政治课成为各级学校中学生不爱学、教师不爱教的“鸡肋”课程。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各级各类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中，没有包含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吗？如果有，那么是否有必要在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之外专门设置政治课呢？难道现实的学校组织不能承担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吗？如果能，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正常的教学机构之外设立专门领导政治课教学的“政教处”等组织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思路和逻辑，忽视了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打乱了教育的逻辑结构和知识秩序。因为在所有学校教育的内容中，无疑都包涵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论是在作为学生基础课程的语文、政治、历史、艺术等社会科学课程中，还是在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中，都包含着丰富且生动的科学和文明意识、精神、价值，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独立于学校普通教育课程的做法，则要么是对教育本质和宗旨的陌生，要么是过于迷信和欣赏“战时政治教育方式”。由于学校政治课中的灌输方式与传统的道德及思想教育中的内省、克己、力行方式难以兼容，因而政治课效果不佳的现象成为学校教育中的老大难问题。事实上，不仅培养接班人的社会实践不成功，培养接班人教育的效果也不容乐观。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这种教育目的直接指导下的教育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种教育目的的片面性。比如，发生于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的“”，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并被称之为“历史性浩劫”和“疯狂的活动”。在那种空洞的革命观念中熏陶出来的“接班人”，多是一些口里高喊革命口号，狂热信奉“造反有理”，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目空一切、六亲不认的“造反派”，他们不仅为知书达理的仁人志士所厌恶，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反感，而且也令倡导接班人教育的革命导师所头痛，只有无奈地打发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望通过农村的艰苦环境，磨掉他们身上的“造反派”习气。那么，置身于现代国家建设时期及统一状态中的中国教育，其目的难道是要培养这种以造反、推翻、颠覆、动乱为特征的、坚持阶级斗争观念的“革命”接班人吗？
二、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分析
通过上述对教育目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可知我国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具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主导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是革命理论；二是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三是教育目标为培养具有特定标准的革命接班人。如上所述，这样的精神主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如果将这种理论放在我国现代化的语境中，便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一是革命理论是否可以成为国家或社会的普适性理论，能否让其长期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我国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终止长期持续的革命意识并将其置换为改革开放？二是我国曾经长期秉持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观念，与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否有本质的区别？是否实现了对“中体西用”、党化教育的思想超越？三是教育作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专门性事业，是否具有自己本真的灵魂和追求？而在强调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是否为教育主体力量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或空间？显而易见，这些难题是传统的教育目的难以解答的，其矛盾症结是潜伏于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之中的。
第一、教育目的的政治性内涵使教育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使教育目的符号化和空洞化。我国长期秉持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完全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意志和需要，并且明确地要求教育必须成为政治的工具、完全为政治服务，这种将教育目的绝对政治化的做法，抑制了教育本真宗旨的实现，使教育的方向偏离正常的目标。因为产生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关照社会所有方面的、以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为宗旨的教育，是一项具有专门特征、目的、规律的活动，其功能和价值只能产生于正常的教育活动之中。教育的正常活动，则只能存在于由教育本然目的和宗旨主导的、遵循教育规律的教育机制和氛围之中，这是教育深层次的逻辑和原则。而在教育与社会各个要素的关系中，教育自身是本，社会各要素是末。有本才会有末，只有教育正常发展了，才能谈得上为社会服务。若以政治意志和规则主导或代替教育本质，是舍本而求末，终究什么也得不到。我国教育长期遵循的“谁出钱谁主导”、“为我所用”的社会原则，使教育成为被“钱”或“我”所左右的“异物”。此时的教育已经不是教育自身，而是出钱并因此而主导它的社会政治或政府的工具或附庸。教育追求的目的或目标，已经不是教育自身的目的或目标，而是社会政治或政府的目的或目标；教育活动所遵循的规律，已经不是教育的规律，而是政治或政府活动的规律。这种教育在本质上迷失方向的现象，可以说是我国建国后前30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国家对教育方针的规定也从建国后延续30年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这个转变反映了在我国社会活动重心由政治向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教育目的也相应地实现了由政治性目的向经济性目的的转化。然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这种变化可以说只是表面性的。虽然其时社会的经济性要求淹没了政治性要求，市场经济的潮流使教育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乱收费、产业化、庸俗化、功利化、学术腐败等与教育本质完全相悖的不良现象，造成教育完全被经济左右的表象，但“政治化”的教育目的仍然是教育不言自明的基本内涵。因为没有经历过彻底的理论和思想革新的中国教育，是不可能自然地消除深入其骨髓的政治化观念的。而我国高校政治课内容至今仍由国家高层研究决定的现象，则说明中国教育的政治化程度是极深的。在政治与经济对教育影响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政治无疑是主要的。因为政治可以通过它的权力限制或冻结经济对教育的影响，而经济却缺乏相应的控制力量。所以，比之于经济对教育的表面化影响，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事实上，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有意转让的结果，并非是经济天然的力量。而教育政治化仍然象一座巍峨的大山，阻挡着教育回归自己本质的道路。当然，这样的制度设置及文化营造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政治在使教育成为自己附庸的同时，也阻碍和抑制了教育价值和意义的产生。很难设想一个缺乏教育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其发展的理性和文明动力会来自何方。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先进的教育，绝对不可能有先进的国家”、“没有伟大（一流）的大学，也绝对不会有伟大的国家”的原因。
第二，我国教育目的中刚性的政治性诉求使教育变成“上施下效”性质的被动性活动。由于教育目的的确定和贯彻是不容置疑的刚性政治性指令，因而执行者们对于教育目的的价值趋向、精神意蕴则未必是胸有成竹的。比如，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泛指还是特指？教育目的的内涵是一以贯之，具有确定的内容呢？还是不断更新，随时展而变化呢？教育工作者们在对这些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且缺乏自己独特体悟、尤其是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其行动则难免会左支右绌，呈现盲目被动的状态。而反观以往的教育实践，可知一方面，教育者们在面对来自于政治系统的教育目的时，对政治的恐惧感使他们往往采取机械的“坚决贯彻、执行”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只是“贯彻执行”的纪录，而少有“发明、创造”的纪录。我国教育东西南北中千校一面、鲜有特色，正是贯彻同一指示、追求同一目标、服从同一标准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者的“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以贯彻“中央决议”为原则的，因而“中央”才是教育目的的最终决定者。但由于一则即使是同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于教育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其指示也可能是前后不同的，教育目的若以此为依据，则极难形成与“百年树人”性质一致的稳定的教育观念及文化。二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使是国家领导人也难免会犯错误（如晚年），而将教育目的的确定权完全集中于国家领导人的做法，容易引起“人亡政息”的结果，使教育始终处于恍惚及不确定的气氛之中。三是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更替或交接班的现象，因而由他们思想决定的教育目的也会随领导人的更替而变化。其时虽然名义上的教育目的没有发生变化，但教育目的在本真意义上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易于形成虽然教育目的的理想标准很高，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却缺乏真实的基础，从而使教育目的成为说者说之、听者听之但谁也不会当真的官样文字。其所以产生如此差距，一是因为他们以政治为主旨的教育思想，往往与人类渴望和平和安宁生活的天性相羝牾，与安定环境中社会和国家追求的安定团结、和谐友善形势和风气相冲突，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主旨相矛盾。二是由于对于许多具有教育经历和经验，特别是具有坚定的教育理念的人们而言，是难以淡漠教育良知和职业责任，用政治家的浪漫代替现实的教育规律的；难以用革命的理念中内涵的偏激的价值观念及斗争冲动，代替教育应该遵循的关怀、平等、尊重、自觉、理性等品质的；特别是难以漠视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聚的教育精神和规则，漠视教育既有的宗旨和逻辑，将以传授知识、育人品德为主旨的教育办成专门灌输革命道理的“党校”的。因为这个目的如果只是为专门训练干部的、在教育意义上只具有权宜性质的党校制定的，那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是为已经具有几千年历史且作为“社会公器”的学校教育制定的，则会遇到教育目的内容与教育数千年来积淀的本质、宗旨、精神、传统是否一致、是否相通的问题。中国教育历史上的“育，使子始作善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原则，则是新的教育目的必须能够有效整合并与之融会贯通的。三是由于传统的以培养接班人为主旨的教育目的，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与国家文化目标模糊时期的水平相一致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虽然进行了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及提出了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及社会大环境，应有的改革没有进行。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特征的教育目的虽然在“”后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被保留下来，但由于没有在新形势下对教育目的进行与时俱进的评价和更新，因而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方面都还只是复原了“”前的模式。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致使教育目的在其高标的信仰和理想之下，却缺乏实际可行的实践路径，尤其是在上世纪末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之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都为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自主择业以及就业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教育目的极易与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一样，沦为没有实效的虚无主义。
第三，“革命”内涵的复杂性与教育普世的真善美追求及温和特征难以协调。我国在建国后之所以将革命作为教育目的中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是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及历史原因的。作者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依据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亦即人们经常见诸宣传的“发扬革命传统”。其时的革命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必须向人们灌输革命的理论，其主导的教育活动也必然地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为目的。然而，这种做法只能是革命在夺取政权时期的特殊现象，而不能是社会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正常时期，建设社会各阶层人群和谐相处的社会秩序，应该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主要任务。因为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体现社会各阶层人民权利和意志的法律，代替革命时期的“成王败寇”逻辑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维护和遵守的行为规则。现代法律中蕴涵的自由、公正、权利、责任、理性、协商、非暴力原则，成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取向。现代化国家中的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不能推行包含有人身歧视或不平等的思想和观念，不能制定包含有人身不平等内涵的制度或规则，以维护教育的文明和正义本质。而“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中强调的为“接班人”服务的价值趋向及“革命者优越”的意蕴，显然不符合现代国家中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教育与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要素，双方在社会功能和价值方面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影响和支持。因为一个国家既不能没有政治，也不能没有教育，双方的合作与和谐不可缺少。所以，政治和教育既不能相互对立，也不能相互代替。如果政治控制或包办了教育，那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就无法生产出真正的教育价值和作用。而缺少教育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则无疑是可悲的，是无法保持真正的和谐和稳定、无法实现社会真正的繁荣和发展的。
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作为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与教育“使人向善”及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目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政治“统帅”教育的产物，从而使教育的目的变成“非教育”的目的，使体现政治需要及意志的课程成为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的课程。这样的政治与教育关系无疑存在着这样的危机：一是由于政治“统帅”了教育，政治权力便自然地成了教育领域中的主宰力量，教育必须按照政治意愿和要求来活动，教育则自然地失去自己本真的性质和品质，成为政治所要求或需要的教育，也必然无法产生真正的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一个缺乏真正教育品格和精神的教育，其异化和堕落到任何程度都是不足为奇的。二是在政治对教育的“统帅”过程中，政治中聚集的权力张扬着令人眩晕的荣耀和利益，引诱人们产生对政治的顶礼膜拜意识和趋炎附势观念，形成教育领域中的官本位风气和文化，这种官本位风气与市场经济掀起的趋利潮流相结合，便滋生了教育界中的各种腐败现象。而在不良现象风行的过程中，教育本真的真、善、美意识，良知和文明意识、理性和求真知意识，都自然地荒芜和被人们遗忘了，以至于有些学者呼吁应该进行大学ABC知识的教育。
第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外来的文化和理论，只有在与传统文化取得认同后才能在现实的社会中发挥作用。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蕴涵的政治功利主义诉求，显然难以与传统教育中追求“至善”、“明德”的圣贤趋向达到和谐，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化基础。因为在传统的文化中，教育自古至今都是社会的公共、公益甚至慈善事业，其活动一般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目标、目的、价值为方向，教育方向中的善良、文明、仁爱、温和、理智、尊重等内涵，一般没有具体的阶级性，是普通民众进行交往的行为原则。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目的的阶级性内涵中，强调普通人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仁爱的内容被强调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的不“善”指令所代替了，这无形中与我国传统的“和为贵”、“礼为上”的伦理原则产生了冲突。这样，建国后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密切结合的时期，在取得了建构以面向普通群众的人民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教育目的中以特殊性需要代替普遍性价值原则的理论和思想缺陷。其典型表现为教育目的中内涵的政治性需要和意志过强，片面化、绝对化地强调阶级斗争，漠视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活动规律，以为教育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工具来随意地使用，以政治主观性的价值需要代替了教育本质性的目的和宗旨。或者一边倒地移植和推行苏联经验，或者强制性地将教育完全纳入政治活动的系统之中，参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活动，使教育完全沦为政治的奴仆。这样的选择一是抛弃和拒绝了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制度，中止了解放前一些大学中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的传播和影响，使教育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逐步中断，割断了教育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营养的可能。二是没有以高远的境界和开阔的视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并以此对我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定和拒绝了教育普世性的真善美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强烈的反智倾向。
而教育被挟裹其中的一系列漠视教育及知识尊严的政治运动，使教育本质性的社会良知、自信及道德灯塔资源被抛弃，教育的价值和风气则完全工具化和庸俗化。这种趋向在“”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而产生了人们对教育目的的反思及改革开放的思路，也成为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对教育方针中政治性内涵降温的原因。教育目的精神主旨的深远性后果，便是造成了持续至今的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淡和疏远，以及对于学校政治教育的不以为然和消极敷衍态度。
三、反思传统教育目的的启示
上述对传统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折射出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这样的教育目的规定强化了我国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使政治对教育的控制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样既阻断了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对于教育的引导和影响，又抑制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在前者，表现为建国后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见解卓著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被抑制和批评，有的还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比如，陶行知、蔡元培、梁簌溟等。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曾经被视为是改造中国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极其有效的教育思想，但是在建国后都被否定了。在后者，是因为教师自古就被视为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师”，负有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化、精神熏陶、人格培育、技能传授的职责。教师对学生所传授的“道”，一般不是来自“上级”命令要求传授的“道”，而是自己自觉认同、信奉、赞赏、钦佩的“道”。这种“道”与教师的心灵相通，与教师的境界和品格契和，是教师发自内心认同和乐意传授的“道”。教师职责的“传道”性质，表明教育工作是教师们自觉、自愿、愉快从事的活动。教育在以往活动中所认同的教育学家们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教育学家们在对教师们的教育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和充分体验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教师们的理想、意愿和追求，与教师们的精神和事业追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很容易为教师们认同和接受。而我国传统的由政治需要确定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应该说是“上级”以“组织”的权威或力量要求教师们接受的，或者是通过持续性的组织活动（一般为政治学习）灌输给教师们的，很难说是教师们在自愿认同的基础上接受的。而在组织要求的过程中，这种国家教育目的的合理内涵或者由于强加的过程而被削弱，或者由于教师们对其内涵的意蕴理解和体会不深而减少其意义。特别是由于这种教育目的的传送是一种伴随政治强力的组织性活动，而与此同时的、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具有恐惧意味的政治活动，使教师们不敢对教育目的的意蕴进行自由、深入地探讨，只能是机械性地接受和执行，因而其时人们对于教育目的的呼应虽然在表面上是热烈的、积极的，但内心却可能是麻木的、冷漠的、消极的。在没有完全认同（并非主观上不愿意认同）、理解的情况下，教师向学生的传“道”便往往是机械的、教条的，从而使教育方针的内涵在无形中出现了流失现象。
其次，我国的现代教育至今尚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国家的层面上，应该怎样理解教育的性质和本质？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教育是应该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或自主地活动，还是要在政府严格的管理及指导下活动？另外，政府出钱办教育，是否就有权利或应该主导教育？教育与政府的关系是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还是应该建立在行政的基础上？这些在教育基本关系问题上的理论缺失，是一种根本性缺失，它造成了教育基本关系的混乱和无序。
而探询传统教育关系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应知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事业，是有其特定的活动目的、精神主旨、活动规律、行为原则的，而最了解和理解这些原则和规律的人，就是直接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及其研究者，也就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如同科学成果是由科学家创造、艺术成果是由艺术家创造一样，真正的教育成果则是要由教育家与教师们创造的。没有哪个执着于政治事业的领导人能够比教师或教育家更理解教育的性质、目的、宗旨、规律了。我国教育向现代化转型的经历、国外的教育经验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所期望或需要的教育目的，往往是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而这并非是教育应然或合理的目的。他们要求的教育模式，也往往并非是教育应该或理想的模式。有些人虽然掌握着教育政策的制定权，但却未必理解和了解教育规律，理解和了解教育应然的性质和宗旨，由他们规定的教育目的，不仅无益于教育的正常发展，反而会影响和阻碍教育的进步。而长期的不问是否为真知或内行、只唯是否为官大的社会活动规则和文化，形成了教育活动中极坏的唯官是从的传统和风气，滋生和加速了教育的庸俗化和工具化，导致教育的方向迷失和本质蜕化，使教育神圣感顿失，声名扫地。所以，传统的教育目的不应该成为教条性的戒律，而应该是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调适和修正、能够不断吸收新鲜内容和理论的活的思想和文化机制，能够与时俱进、实现本质性的超越和进步。
再次，基于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及政治领导方式转换的需要，执政党曾经对作为教育目的基础的许多政治理论进行调试，比如：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对“社会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成果，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的声明，以及“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先进文化代表”等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态度。然而，这些调试目前还没有进入教育理论领域，没有引起教育理论界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等大灾大难面前，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实在没有多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个人的尊严”[2]?为什么“1950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解放后教育出来的积极分子”[3]?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学校中人们对学术腐败司空见惯，考试作弊不以为然（真是另类的“上行下效”）？而面对钱学森先生的“为什么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学校”的疑问，面对总理“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询问，我们应该真诚地反思，诚实地探询，再不要文过饰非，自欺欺人了。只有真诚地反思，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本文对于建国50多年来一直推行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的分析，是作者在对我国教育长期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中形成的，是在推进教育进步的责任心驱使下进行的。由于国内教育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极其谨慎或视其为禁区，因而作者的研究是满怀顾虑的。
然而，如同任何科学的进步都是对以往的定律进行突破一样，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不对人们视为戒律的传统思想和观念进行突破，那教育永远不能进步。所以，基于学者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作者仍然冒昧地踏入这个禁区，期望自己的思考能够对教育的实质性进步有所裨益。
摘要：世纪之交，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并着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教育提出巨大的需求。必须承认，我国的传统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然而，只有敢于面对问题，我们才能进步，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进入21世纪，对我国来说，就要迈上新的5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征程，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就是人才的准备。问题的重要性使我们不得不去审视我们的教育观和人才观。目前在基础教育界已形成了共识，素质教育势在必行，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而且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究其原因，我认为实施素质教育既要尊重教育现实也要注重教育发展的战略。
关键词：实施素质素质教育教育战略
一、传统教育与素质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需要认真的研究我国的传统教育理论，了解它的局限性：
第一，只面对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使多数的人成为“失败者”，以“失败者”的心态进入社会。
第二，我国的传统教育大多注重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而对获得知识的方法注重不够。
第三，我国的传统教育对如何培养人的全面素质和实际能力注重不够，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重知轻能”。
第四，我国的传统教育就是致力于把知识灌输给学生，而不大强调使学生创造出新东西，不去自觉地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五，学生读书学习多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但对所学的知识的实际应用和对这些知识的反思注重不够。
第六，在知识的学习、巩固和提高上采取违背教育规律的“加班、加点、加压”的办法对待学生、摧残学生。
从以上分析就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传统教育是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一九九九年年初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素质教育研讨会”上，各地的学者、专家对如何界定和理解素质教育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但都一致地认为，现代的教育观和人才观已由重知识向重能力和素质转移，把知识的提高同能力和素质的发展联系起来，把知识转化成能力和素质，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新旧教育观和人才观的根本区别。而传统教育的本质是“应试教育”，既以应付考试、取得好的考分为教育目的，并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开展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素质教育的教育目的是要使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目的的根本不同是传统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本质区别。但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认清传统教育既“应试教育”的危害性，增强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
二、教育发展战略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为了实现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战略任务，指导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六大指导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必须走建设一支人员精干，素质优良、待遇较高的师资队伍的路子。”和“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等条文，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人员、经费和政策的保障。随
后人大在制定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的基础上，又通过和公布了《教育法》和《教师法》，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以法治校、以法治教，提供了根本保障。
三、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要尊重教育现实素质教育是一种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牵扯整个体制的系统工程，是重大改革，决非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中小学的事，或是让学生玩玩乐乐的事，这是国家重大历史时期的重大改革，用新的教育观、人才观培养人，全国人民都要转变观念。但是实施起来，还有很多盘根错节的问题要解决和完善。第一，中小学课程教材内容、难度问题。六天工作制改为五天工作制，而课程设置不但未改，相反学科教材难度增加，广度增大，分量加重，内容增多，每周30多个课时排得满满的，高年级一节自习课都没有，尽管教育部已决定适当删减教学内容，适当降低教学要求层次，把部分教学内容改为选学内容，适当缩小考试内容的范围，但至今并未见太大成效。第二，中小学课程设置问题。除以前实施的课程设置方案未做太大修改外，而且增加了健康教育、计算机教育、劳技教育、三防教育、人口教育、环境教育、科普教育等等，其中前三、四项已要求列入正式课程，排入正式课表。课程设置总量已超过周总课时量。一方面，“开足开齐课程”是教育行政部门检查督导学校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另一方面，开设“选修课”、“活动课”的多少，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好坏，又是上级评价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未注重学生的个性教育和学校的自主办学、特色办学，学校和学生的自由活动的空间没有了，只好加班加点，这就是政策和要求上的自相矛盾产生的恶果。第三，升学压力的问题。一方面，中高考升学率是学生、家长、社会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最主要标准，是学校真正的生命线。另一方面，就是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现象。第四，部分教师自身科学文化素质和教学水平达不到要求的问题和教师教学成果如何及时评价的问题。部分农村中学甚至于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占教师比例过大，而教师学识水平无法达标，教学水平无法保障。无论从师资的继续教育还是师资的选派上都一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继续教育是面对在职专任教师的且在提高实际教学能力上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师资的选派也存在着大中城市过剩与边远地区极度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教师教学成果的评价本身就具有滞后性，面对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最终评价是学生进入社会后，才能得以充分体现的，然而对于教师教学成果的评价应该是及时的、有效的，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教育的目标出发，对教师教学成果的评价应是对教育对象进行全面考察的结果，这就需要尽快的组织专家制定出可作参考的指导性意见来，以供学校参照执行。第五，教师继续教育的形式主义，内容陈旧，方式死板，学习对口性差，对教学水平促进不大，而多以完成任务为主的问题。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内容应紧紧贴近中小学教学的课程、教材、教法、教研、科研的实际，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考核。而广大教师也要切实认识到继续教育的深远意义，自觉参与，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实际，通过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教科研能力，使继续教育起到真正教育的作用。第六，中小学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教师的工资有了基本保障，但部分城镇中小学和农村的多数学校（尤其是贫困地区），由于公用经费的严重不足，造成大部分实验学科不能开足开齐，文体活动器材匮乏等等。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要加大政府投入的力度，建立保障教育经费稳定增长的机制。并要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只有在承认以上问题和困难的基础上，实施素质教育应落实在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上来，更重要的是，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要真正认识到学生的个体差异，而学生创新意识的体现、能力的培养，关键在教师。我相信随着以上问题的逐步解决和完善，我们教育事业的前景是美好的，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步伐会更大、更深入，尤其是把教育已经看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来，对教育的进一步“松帮”，为教育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可以说是为实施素质教育注射了一支强兴剂。
四、全力以赴做好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建设，为实施素质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里所谈的“硬件”，既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装备以及所有的配套设施和校园的美化、绿化、厢化、硬化。学校“硬件”建设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尤其是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诱发学生求新求异的精神，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而学校校园的绿化、美化、厢化、硬化建设，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优美的环境，可以陶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国家的情感，促进身心健康，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起到环境育人的作用。
“软件”，既学校的师资、教学体系和教学管理。而其中师资力量，也就是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和敬业精神的总和。教师素质的培养和观念的更新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着眼点。教师是一种知识面广博、懂得教育、善于育人的复合型人才，对其要求更高，需热爱学生，能为人师表。教师的劳动带有很强的综合性、实践性。而教师教育观、人才观的更新、转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之所在。在今天这样一个学生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时代，作为一名教师应以高尚的师德感召学生，以高超的教学技艺引导学生，以严谨的行为教育学生，以广博的学识、全新的知识结构吸引学生。教师应该站在时代精神的潮头，充当学生的主心骨，为学生梳理出一个明晰的价值范畴体系。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教学要以创新教育为灵魂，以学生发展为本职，要做到有利于学生牢固地掌握知识和基本技能，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思维和创造能力。目前，主体教育、成功教育、愉快教育、创造教育等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模式的探索，在中小学普遍开展。同时，分类指导、分层教学，使全体学生都能学有所获已在广大教师中深入人心。
总而言之，从传统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是势在必行，而它又是关系全社会的系统工程，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因此，我们一定要将影响素质教育发展进程的诸多因素协调一致，加大改革、调整的力度，减少滞后因素给改革带来的不利条件，使素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所提出的战略构想。
[摘要]我国传统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是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性期待，作为其理论要素的革命、无产阶级、接班人等概念，缺乏理性的教育学的内涵，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培养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普世性标准存在着差异，其通行容易造成教育活动的价值系统混乱。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教育需要超越以革命为主旨的阶级性标准，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以培养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素养的现代公民为教育目的。
科书中，还是在正式的会议决议或文件中，教育目的都被表述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历时数十年，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所以至今仍然是教育文件及政策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然而，在近年来对教育某些不良现象的研究中，作者却发现现在许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我们以往对教育基本问题的片面认识。在诸多的片面认识中，一个重要的误识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该误识使教育偏离了以培育善良、正直、理性、高尚、自由的健全人格为基础的教育方向，从整体上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一、传统教育目的的概念解析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目的中贯穿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性需要，其中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性目标，其内蕴的是政治的要求和意志。该教育目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以培养继承、发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接班人”为教育的直接及唯一目的，其对中国教育的直接影响曾经长达30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该教育目的曾经被广泛讨论，其依据的理论基础曾经被质疑，但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该目的又成为教育思想领域中的主流话语，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然而，由于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教育的主体地位，并且在促进教育主体地位恢复中肯定了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致使该目的对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亦即由直接影响转化为间接影响，并且持续至今。而随着社会领域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中的经济利益追求超过了政治利益追求，经济功利主义已经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活动核心，导致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之后又迷失于经济之中，使教育成为形式壮阔、装饰华丽、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对于教育方向的迷失原因，作者拟通过对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来陈述。
1．关于“革命”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革命”为其核心概念。然而，该目的中所指称的“革命”内涵是什么？教育者怎样贯彻和弘扬革命的主旨，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此，制定者虽然微言大义，早已有宏伟理论，但对于执行者而言，革命概念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变动不定的状态，往往会使他们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长期流行的定义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这表明在革命的概念中，内含了造反、暴动、推翻对方统治、夺取对方政权等意识和思想。而革命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典型的诠释，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那么，教育要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否就是这种具有造反精神、坚持武装斗争道路、以革命理想为精神主旨的革命战士呢？他们是否要象革命导师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信仰革命，忠诚革命；在行动上敢于革命，勇于革命，对敌人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目的在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统一、政治稳定、特别是革命者转化为执政者且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后，是否还应该倡导这样的教育目的，则是有待商榷的，也是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难以把握的。因为如果革命的定义没有变化，并且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体现革命主旨的阶级斗争，那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教育目的与本真的教育本质之间的逻辑矛盾。因为一方面，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要求“接班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斗士，是能够对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战士，他们要能够为革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包括理想、尊严、权利，甚至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另一方面，本真的教育却要求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接受文化和知识中内蕴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品格，修养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修养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和精神，修养宽容、善良、理智、通达的气质和胸怀，养成文明、理性、智慧、高尚、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主见、负责任的人格。二者相较，可见教育目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目标和标准，注重的是普通人心智和能力的正常发展；而革命体现的则是社会中部分特殊人群的特征，反映的是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特殊性需要，政治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目的和宗旨具有明显的差异，二者难以相通并有机融合。又由于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理论，张扬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显现的是一种片面化的情绪和胸怀，这种思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教育目标过于狭窄和具体，易于造成教育生态的失衡。而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模式，会使学生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变成缺乏正常人品格和情感的“半面人”。我国在上世纪60、70年生的“”中的许多“红卫兵”不仁不义、残忍暴戾地对待他们的老师、父母、亲朋的恶劣行径，就是对学生思想革命化、接班人教育结果的形象诠释。而执政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革命行为的中止或否定，亦即要“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其时没有继续对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肃清，以至于在教育领域中留下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识。难道我们还能够将教育的目的确定为这样的标准吗？另外，对于作为教育目的理论核心概念的“革命”的理解和评价，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尊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一些期望社会进步的人们通过革命这一激烈的斗争方式，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选择和努力，也承认革命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方式，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对革命的意义和作用进行肯定和赞扬是必要的。然而诉诸历史和文化理性，我们则不得不指出，人们在肯定和张扬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时候，也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一是在一般情况下，革命的代价是极其昂贵或沉重的。每一次社会革命的胜利，往往是用革命者及其他社会成员不能复苏的生命、他们的家庭幸福和安宁、社会的大量物质财富、社会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的颠覆为代价的。革命后的恢复与建设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与之伴随的往往是物质匮乏、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精神消沉的荒凉时光。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设若在有条件的时候采取“议会道路”的形式，进行社会发展的和平过渡，亦即以和平的方式代替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式，社会进步的代价就会小得多。所以，在现代的意义上，和平发展是优越于武装斗争方式的。这也就是在世界的范围内，人们普遍认同和支持和平方式、反对暴力的原因。二是在革命成功以后，革命者往往自然地重复和发扬革命的逻辑，以革命的思路保政权，搞建设；以革命的逻辑建立国体和制定制度，进行日常的社会管理，难以从革命的逻辑中走出来，从而使革命的性质异化，使革命者转化为自己的反面，成为自己当初意欲推翻的专制者，也成为别人革命的对象。所以，如果说革命者在处于被压迫时期的革命是不得已的话，那么，革命者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就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逻辑，从革命的逻辑和惯性中走出，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因为革命党在取得夺取政权的斗争胜利后，即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们作为“民主共和国”特别是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进行革命时的“革命阶级”的代表，而是组成“共和国”的全体人民的代表。他们合法性的基础是全体人民的授权，他们负责的对象也应该是这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他们执政的基础应该是“天下为公”，他们维护的社会原则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秉持的国家观念应该是依法治国。执政者所服务的对象，也不应该只是自己的群体，不应该只是曾经与自己共同奋斗过的“同志们”，而应该是国内的全体人民。此时应该警惕的是，政府及执政党不能再延续夺权时期的思想和观念，亦即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战利品，看成是胜利者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国家看成是阶级镇压的工具。不能为了保证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便将对反对者的镇压和压制作为一种基本国策长期推行，从而将国内的人民分为不同的等级，形成另一种人压迫人的社会。教育作为社会公器及全社会的专门性事业，培养的应该是秉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国家公民，而不应该是属于某一党或某一派的“革命者及其接班人”。三是由于革命强调的是专政、剥夺、压制，而不是宽容、尊重、民主，所以作为以造反及专政为宗旨的革命者，为了某种革命目标，必然要以剥夺别人政治或经济权利、伤害别人身体或人格为条件，其采取的手段往往是暴力或残酷的。这种现象在两军对垒的战争时期或许是必要的，但在革命胜利后的和平年代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社会退回到革命前的阶级对立时代，形成“以暴易暴”、“改朝换代”的循环逻辑。不幸的是，这种现象曾经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并且在中被发展到极致，以至于造成国家主席被整死、开国元帅受迫害的惨剧。这样的惨痛教训应该是教育进行思想革新的重要教材，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认真反思教育目的，肃清在教育目的问题上的误识，使其奠基在理性、文明的基础上。试想，如果我们的学生还是那些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六亲不认、崇尚野蛮和暴力的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多么可怕!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名义上受过教育但却心灵冷漠、唯利是图、责任心缺失的人，可以说就是这种假革命之名、行利己之实的功利主义教育意识的产物。所以，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应该及时进行由革命观念向法制观念的转换，进行由革命者向国家公民身份的转换。教育也应该相应倡导和实施公民素质教育。而当革命不能作为教育的价值取向时，“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也自然失去了意义和内涵。若基于这样的认识，革命成功后的教育，就应该是与现代国家建设逻辑相一致的现代公民素质培养的教育，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观念指导下的人人平等的公民教育，而不是囿于“自己”利益的接班人教育。
2．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目的中，规定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直接和具体方式，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格化”。这个提法后来虽然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其政治性的内涵并没有改变。然而，教育应该仅仅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应该仅仅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吗？这样的提法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众所周知，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双半社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并没有成长起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可以说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所以，中国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发生过以农民为主体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革命。而随着这种革命的胜利，原来处于被统治位置的农民及城市无产者，随之转变为统治阶级，从而面临着继续革命还是改变方向亦即立足于经济建设的路线选择。此时如果选择革命则必须解决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主体是谁，特别是如何处理革命与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建国的关系，如何能够在进行革命的同时保证国家的全面发展、保证兑现当初发动革命时制定的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革命目标等问题。如果不选择革命，那就要对其时使用的革命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就要解决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转变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制定教育目的的人必须十分明了的，否则，教育目的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标可能就成为在实践上难以操作的假问题。而诉诸中国的社会实际，可知当时的主流意识是这样的：一是在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后，革命党依然选择了继续革命的方针，只是革命的对象已变得十分模糊。其时的革命对象涉及到社会许多方面的人，由原来界线分明的“国民党反动派”转变为社会中的许多群体，其中包括有些曾几何时还是同盟军甚至是同志的一些人。在这些不断变化的革命对象中，既有“残留的统治阶级”，也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直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中既有处于社会上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特别是许多原来属于革命者的人，后来又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打倒。对他们的打击和影响范围也远远超过了组织者的预想。比如：“反右派运动”震慑和影响到所有知识分子的心理及处世态度（许多解放前成就卓著的作家，解放后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影响到相当多学生的人生态度及人生道路，造成几乎一代人的教育缺失及教育的全面瘫痪；“及运动”影响到所有农民的生活水平及农村组织的品质，使守着土地的农民却缺乏粮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影响到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使他们再也不敢象那样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直率地批评盲目冒进、弄虚作假、浮夸风等不良现象，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真话。二是革命的方式由预期的思想斗争发展到身体伤害和组织处理，甚至于株连到家属及进行刑事处罚。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因为发表不同看法而被判处死刑，因言丧命，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而由于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革命”方针，所以在建国后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内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人们的思想及精神也一直处于混乱和紧张的状态。可以说正是这些运动的影响和干扰，才使得工人和农民无法安心工作和劳动，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水平极低，致使终日在农村劳动的农民吃不饱饭，日常生活消费品要依靠票据购买，人民生活极度贫瘠。试想，这样的革命有意义吗？难道这样的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吗？教育应该为这样的革命培养接班人吗？3．关于“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
我国传统教育目的中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很难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谁能说一个实际从事某项社会工作（比如农民）但没有文化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文盲）不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如果接班人单指各级领导人，那任何一个大学生都不敢保证是接班人；而如果接班人是指从事对社会有益工作的人，那任何一个将要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则都可以说是接班人。这样，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便显得空洞而缺乏针对性，成为虽然见之于各种文件之中但却谁都不将其当真的假问题。由于这种名义上周全、实际上空洞的教育目的占据了本真的教育目的应有的空间，造成了真实的教育指导思想的空缺，从而造成我国教育事业表面上繁荣异常、实际上缺乏核心理念的现象，以至于教育的微观领域天马行空、乱象丛生，以功利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气势磅礴、根深蒂固。而为了落实这个教育目的，建国后在各级学校中都设置了带有政治威严的政治课，并且明确规定这些政治课程要“雷打不动”地进行。这样，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在实践中就演变为各级学校教育中强化政治性课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也自信只要设立了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课程，学生就能够自然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可以自然地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这类课程是否会失效或异化。然而，这种依据体制强力、从上而下确定教育目的及其教育方式的做法，从表面看似乎是重视政治教育，但实际上割裂了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联系，既使学校中大量的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游离于学生品格教育之外，从而缺乏必要的途经和措施“教书育人”；又使政治课内容脱离丰富的社会文化及历史、哲学、艺术、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枯燥的意识形态说教，致使政治课成为各级学校中学生不爱学、教师不爱教的“鸡肋”课程。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各级各类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中，没有包含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吗？如果有，那么是否有必要在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之外专门设置政治课呢？难道现实的学校组织不能承担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吗？如果能，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正常的教学机构之外设立专门领导政治课教学的“政教处”等组织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思路和逻辑，忽视了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打乱了教育的逻辑结构和知识秩序。因为在所有学校教育的内容中，无疑都包涵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论是在作为学生基础课程的语文、政治、历史、艺术等社会科学课程中，还是在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中，都包含着丰富且生动的科学和文明意识、精神、价值，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独立于学校普通教育课程的做法，则要么是对教育本质和宗旨的陌生，要么是过于迷信和欣赏“战时政治教育方式”。由于学校政治课中的灌输方式与传统的道德及思想教育中的内省、克己、力行方式难以兼容，因而政治课效果不佳的现象成为学校教育中的老大难问题。事实上，不仅培养接班人的社会实践不成功，培养接班人教育的效果也不容乐观。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这种教育目的直接指导下的教育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种教育目的的片面性。比如，发生于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的“”，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并被称之为“历史性浩劫”和“疯狂的活动”。在那种空洞的革命观念中熏陶出来的“接班人”，多是一些口里高喊革命口号，狂热信奉“造反有理”，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目空一切、六亲不认的“造反派”，他们不仅为知书达理的仁人志士所厌恶，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反感，而且也令倡导接班人教育的革命导师所头痛，只有无奈地打发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望通过农村的艰苦环境，磨掉他们身上的“造反派”习气。那么，置身于现代国家建设时期及统一状态中的中国教育，其目的难道是要培养这种以造反、推翻、颠覆、动乱为特征的、坚持阶级斗争观念的“革命”接班人吗？
二、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分析
通过上述对教育目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可知我国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具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主导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是革命理论；二是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三是教育目标为培养具有特定标准的革命接班人。如上所述，这样的精神主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如果将这种理论放在我国现代化的语境中，便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一是革命理论是否可以成为国家或社会的普适性理论，能否让其长期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我国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终止长期持续的革命意识并将其置换为改革开放？二是我国曾经长期秉持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观念，与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否有本质的区别？是否实现了对“中体西用”、党化教育的思想超越？三是教育作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专门性事业，是否具有自己本真的灵魂和追求？而在强调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是否为教育主体力量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或空间？显而易见，这些难题是传统的教育目的难以解答的，其矛盾症结是潜伏于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之中的。
第一、教育目的的政治性内涵使教育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使教育目的符号化和空洞化。我国长期秉持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完全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意志和需要，并且明确地要求教育必须成为政治的工具、完全为政治服务，这种将教育目的绝对政治化的做法，抑制了教育本真宗旨的实现，使教育的方向偏离正常的目标。因为产生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关照社会所有方面的、以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为宗旨的教育，是一项具有专门特征、目的、规律的活动，其功能和价值只能产生于正常的教育活动之中。教育的正常活动，则只能存在于由教育本然目的和宗旨主导的、遵循教育规律的教育机制和氛围之中，这是教育深层次的逻辑和原则。而在教育与社会各个要素的关系中，教育自身是本，社会各要素是末。有本才会有末，只有教育正常发展了，才能谈得上为社会服务。若以政治意志和规则主导或代替教育本质，是舍本而求末，终究什么也得不到。我国教育长期遵循的“谁出钱谁主导”、“为我所用”的社会原则，使教育成为被“钱”或“我”所左右的“异物”。此时的教育已经不是教育自身，而是出钱并因此而主导它的社会政治或政府的工具或附庸。教育追求的目的或目标，已经不是教育自身的目的或目标，而是社会政治或政府的目的或目标；教育活动所遵循的规律，已经不是教育的规律，而是政治或政府活动的规律。这种教育在本质上迷失方向的现象，可以说是我国建国后前30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国家对教育方针的规定也从建国后延续30年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这个转变反映了在我国社会活动重心由政治向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教育目的也相应地实现了由政治性目的向经济性目的的转化。然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这种变化可以说只是表面性的。虽然其时社会的经济性要求淹没了政治性要求，市场经济的潮流使教育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乱收费、产业化、庸俗化、功利化、学术腐败等与教育本质完全相悖的不良现象，造成教育完全被经济左右的表象，但“政治化”的教育目的仍然是教育不言自明的基本内涵。因为没有经历过彻底的理论和思想革新的中国教育，是不可能自然地消除深入其骨髓的政治化观念的。而我国高校政治课内容至今仍由国家高层研究决定的现象，则说明中国教育的政治化程度是极深的。在政治与经济对教育影响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政治无疑是主要的。因为政治可以通过它的权力限制或冻结经济对教育的影响，而经济却缺乏相应的控制力量。所以，比之于经济对教育的表面化影响，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事实上，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有意转让的结果，并非是经济天然的力量。而教育政治化仍然象一座巍峨的大山，阻挡着教育回归自己本质的道路。当然，这样的制度设置及文化营造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政治在使教育成为自己附庸的同时，也阻碍和抑制了教育价值和意义的产生。很难设想一个缺乏教育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其发展的理性和文明动力会来自何方。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先进的教育，绝对不可能有先进的国家”、“没有伟大（一流）的大学，也绝对不会有伟大的国家”的原因。
第二，我国教育目的中刚性的政治性诉求使教育变成“上施下效”性质的被动性活动。由于教育目的的确定和贯彻是不容置疑的刚性政治性指令，因而执行者们对于教育目的的价值趋向、精神意蕴则未必是胸有成竹的。比如，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泛指还是特指？教育目的的内涵是一以贯之，具有确定的内容呢？还是不断更新，随时展而变化呢？教育工作者们在对这些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且缺乏自己独特体悟、尤其是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其行动则难免会左支右绌，呈现盲目被动的状态。而反观以往的教育实践，可知一方面，教育者们在面对来自于政治系统的教育目的时，对政治的恐惧感使他们往往采取机械的“坚决贯彻、执行”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只是“贯彻执行”的纪录，而少有“发明、创造”的纪录。我国教育东西南北中千校一面、鲜有特色，正是贯彻同一指示、追求同一目标、服从同一标准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者的“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以贯彻“中央决议”为原则的，因而“中央”才是教育目的的最终决定者。但由于一则即使是同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于教育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其指示也可能是前后不同的，教育目的若以此为依据，则极难形成与“百年树人”性质一致的稳定的教育观念及文化。二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使是国家领导人也难免会犯错误（如晚年），而将教育目的的确定权完全集中于国家领导人的做法，容易引起“人亡政息”的结果，使教育始终处于恍惚及不确定的气氛之中。三是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更替或交接班的现象，因而由他们思想决定的教育目的也会随领导人的更替而变化。其时虽然名义上的教育目的没有发生变化，但教育目的在本真意义上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易于形成虽然教育目的的理想标准很高，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却缺乏真实的基础，从而使教育目的成为说者说之、听者听之但谁也不会当真的官样文字。其所以产生如此差距，一是因为他们以政治为主旨的教育思想，往往与人类渴望和平和安宁生活的天性相羝牾，与安定环境中社会和国家追求的安定团结、和谐友善形势和风气相冲突，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主旨相矛盾。二是由于对于许多具有教育经历和经验，特别是具有坚定的教育理念的人们而言，是难以淡漠教育良知和职业责任，用政治家的浪漫代替现实的教育规律的；难以用革命的理念中内涵的偏激的价值观念及斗争冲动，代替教育应该遵循的关怀、平等、尊重、自觉、理性等品质的；特别是难以漠视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聚的教育精神和规则，漠视教育既有的宗旨和逻辑，将以传授知识、育人品德为主旨的教育办成专门灌输革命道理的“党校”的。因为这个目的如果只是为专门训练干部的、在教育意义上只具有权宜性质的党校制定的，那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是为已经具有几千年历史且作为“社会公器”的学校教育制定的，则会遇到教育目的内容与教育数千年来积淀的本质、宗旨、精神、传统是否一致、是否相通的问题。中国教育历史上的“育，使子始作善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原则，则是新的教育目的必须能够有效整合并与之融会贯通的。三是由于传统的以培养接班人为主旨的教育目的，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与国家文化目标模糊时期的水平相一致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虽然进行了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及提出了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及社会大环境，应有的改革没有进行。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特征的教育目的虽然在“”后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被保留下来，但由于没有在新形势下对教育目的进行与时俱进的评价和更新，因而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方面都还只是复原了“”前的模式。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致使教育目的在其高标的信仰和理想之下，却缺乏实际可行的实践路径，尤其是在上世纪末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之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都为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自主择业以及就业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教育目的极易与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一样，沦为没有实效的虚无主义。
第三，“革命”内涵的复杂性与教育普世的真善美追求及温和特征难以协调。我国在建国后之所以将革命作为教育目的中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是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及历史原因的。作者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依据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亦即人们经常见诸宣传的“发扬革命传统”。其时的革命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必须向人们灌输革命的理论，其主导的教育活动也必然地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为目的。然而，这种做法只能是革命在夺取政权时期的特殊现象，而不能是社会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正常时期，建设社会各阶层人群和谐相处的社会秩序，应该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主要任务。因为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体现社会各阶层人民权利和意志的法律，代替革命时期的“成王败寇”逻辑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维护和遵守的行为规则。现代法律中蕴涵的自由、公正、权利、责任、理性、协商、非暴力原则，成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取向。现代化国家中的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不能推行包含有人身歧视或不平等的思想和观念，不能制定包含有人身不平等内涵的制度或规则，以维护教育的文明和正义本质。而“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中强调的为“接班人”服务的价值趋向及“革命者优越”的意蕴，显然不符合现代国家中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教育与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要素，双方在社会功能和价值方面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影响和支持。因为一个国家既不能没有政治，也不能没有教育，双方的合作与和谐不可缺少。所以，政治和教育既不能相互对立，也不能相互代替。如果政治控制或包办了教育，那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就无法生产出真正的教育价值和作用。而缺少教育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则无疑是可悲的，是无法保持真正的和谐和稳定、无法实现社会真正的繁荣和发展的。
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作为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与教育“使人向善”及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目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政治“统帅”教育的产物，从而使教育的目的变成“非教育”的目的，使体现政治需要及意志的课程成为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的课程。这样的政治与教育关系无疑存在着这样的危机：一是由于政治“统帅”了教育，政治权力便自然地成了教育领域中的主宰力量，教育必须按照政治意愿和要求来活动，教育则自然地失去自己本真的性质和品质，成为政治所要求或需要的教育，也必然无法产生真正的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一个缺乏真正教育品格和精神的教育，其异化和堕落到任何程度都是不足为奇的。二是在政治对教育的“统帅”过程中，政治中聚集的权力张扬着令人眩晕的荣耀和利益，引诱人们产生对政治的顶礼膜拜意识和趋炎附势观念，形成教育领域中的官本位风气和文化，这种官本位风气与市场经济掀起的趋利潮流相结合，便滋生了教育界中的各种腐败现象。而在不良现象风行的过程中，教育本真的真、善、美意识，良知和文明意识、理性和求真知意识，都自然地荒芜和被人们遗忘了，以至于有些学者呼吁应该进行大学ABC知识的教育。
第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外来的文化和理论，只有在与传统文化取得认同后才能在现实的社会中发挥作用。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蕴涵的政治功利主义诉求，显然难以与传统教育中追求“至善”、“明德”的圣贤趋向达到和谐，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化基础。因为在传统的文化中，教育自古至今都是社会的公共、公益甚至慈善事业，其活动一般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目标、目的、价值为方向，教育方向中的善良、文明、仁爱、温和、理智、尊重等内涵，一般没有具体的阶级性，是普通民众进行交往的行为原则。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目的的阶级性内涵中，强调普通人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仁爱的内容被强调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的不“善”指令所代替了，这无形中与我国传统的“和为贵”、“礼为上”的伦理原则产生了冲突。这样，建国后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密切结合的时期，在取得了建构以面向普通群众的人民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教育目的中以特殊性需要代替普遍性价值原则的理论和思想缺陷。其典型表现为教育目的中内涵的政治性需要和意志过强，片面化、绝对化地强调阶级斗争，漠视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活动规律，以为教育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工具来随意地使用，以政治主观性的价值需要代替了教育本质性的目的和宗旨。或者一边倒地移植和推行苏联经验，或者强制性地将教育完全纳入政治活动的系统之中，参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活动，使教育完全沦为政治的奴仆。这样的选择一是抛弃和拒绝了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制度，中止了解放前一些大学中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的传播和影响，使教育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逐步中断，割断了教育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营养的可能。二是没有以高远的境界和开阔的视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并以此对我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定和拒绝了教育普世性的真善美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强烈的反智倾向。而教育被挟裹其中的一系列漠视教育及知识尊严的政治运动，使教育本质性的社会良知、自信及道德灯塔资源被抛弃，教育的价值和风气则完全工具化和庸俗化。这种趋向在“”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而产生了人们对教育目的的反思及改革开放的思路，也成为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对教育方针中政治性内涵降温的原因。教育目的精神主旨的深远性后果，便是造成了持续至今的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淡和疏远，以及对于学校政治教育的不以为然和消极敷衍态度。
三、反思传统教育目的的启示
上述对传统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折射出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这样的教育目的规定强化了我国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使政治对教育的控制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样既阻断了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对于教育的引导和影响，又抑制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在前者，表现为建国后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见解卓著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被抑制和批评，有的还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比如，陶行知、蔡元培、梁簌溟等。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曾经被视为是改造中国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极其有效的教育思想，但是在建国后都被否定了。在后者，是因为教师自古就被视为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师”，负有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化、精神熏陶、人格培育、技能传授的职责。教师对学生所传授的“道”，一般不是来自“上级”命令要求传授的“道”，而是自己自觉认同、信奉、赞赏、钦佩的“道”。这种“道”与教师的心灵相通，与教师的境界和品格契和，是教师发自内心认同和乐意传授的“道”。教师职责的“传道”性质，表明教育工作是教师们自觉、自愿、愉快从事的活动。教育在以往活动中所认同的教育学家们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教育学家们在对教师们的教育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和充分体验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教师们的理想、意愿和追求，与教师们的精神和事业追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很容易为教师们认同和接受。而我国传统的由政治需要确定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应该说是“上级”以“组织”的权威或力量要求教师们接受的，或者是通过持续性的组织活动（一般为政治学习）灌输给教师们的，很难说是教师们在自愿认同的基础上接受的。而在组织要求的过程中，这种国家教育目的的合理内涵或者由于强加的过程而被削弱，或者由于教师们对其内涵的意蕴理解和体会不深而减少其意义。特别是由于这种教育目的的传送是一种伴随政治强力的组织性活动，而与此同时的、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具有恐惧意味的政治活动，使教师们不敢对教育目的的意蕴进行自由、深入地探讨，只能是机械性地接受和执行，因而其时人们对于教育目的的呼应虽然在表面上是热烈的、积极的，但内心却可能是麻木的、冷漠的、消极的。在没有完全认同（并非主观上不愿意认同）、理解的情况下，教师向学生的传“道”便往往是机械的、教条的，从而使教育方针的内涵在无形中出现了流失现象。
其次，我国的现代教育至今尚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国家的层面上，应该怎样理解教育的性质和本质？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教育是应该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或自主地活动，还是要在政府严格的管理及指导下活动？另外，政府出钱办教育，是否就有权利或应该主导教育？教育与政府的关系是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还是应该建立在行政的基础上？这些在教育基本关系问题上的理论缺失，是一种根本性缺失，它造成了教育基本关系的混乱和无序。
而探询传统教育关系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应知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事业，是有其特定的活动目的、精神主旨、活动规律、行为原则的，而最了解和理解这些原则和规律的人，就是直接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及其研究者，也就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如同科学成果是由科学家创造、艺术成果是由艺术家创造一样，真正的教育成果则是要由教育家与教师们创造的。没有哪个执着于政治事业的领导人能够比教师或教育家更理解教育的性质、目的、宗旨、规律了。我国教育向现代化转型的经历、国外的教育经验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所期望或需要的教育目的，往往是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而这并非是教育应然或合理的目的。他们要求的教育模式，也往往并非是教育应该或理想的模式。有些人虽然掌握着教育政策的制定权，但却未必理解和了解教育规律，理解和了解教育应然的性质和宗旨，由他们规定的教育目的，不仅无益于教育的正常发展，反而会影响和阻碍教育的进步。而长期的不问是否为真知或内行、只唯是否为官大的社会活动规则和文化，形成了教育活动中极坏的唯官是从的传统和风气，滋生和加速了教育的庸俗化和工具化，导致教育的方向迷失和本质蜕化，使教育神圣感顿失，声名扫地。所以，传统的教育目的不应该成为教条性的戒律，而应该是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调适和修正、能够不断吸收新鲜内容和理论的活的思想和文化机制，能够与时俱进、实现本质性的超越和进步。
再次，基于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及政治领导方式转换的需要，执政党曾经对作为教育目的基础的许多政治理论进行调试，比如：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对“社会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成果，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的声明，以及“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先进文化代表”等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态度。然而，这些调试目前还没有进入教育理论领域，没有引起教育理论界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等大灾大难面前，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实在没有多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个人的尊严”[2]?为什么“1950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解放后教育出来的积极分子”[3]?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学校中人们对学术腐败司空见惯，考试作弊不以为然（真是另类的“上行下效”）？而面对钱学森先生的“为什么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学校”的疑问，面对总理“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询问，我们应该真诚地反思，诚实地探询，再不要文过饰非，自欺欺人了。只有真诚地反思，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本文对于建国50多年来一直推行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的分析，是作者在对我国教育长期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中形成的，是在推进教育进步的责任心驱使下进行的。由于国内教育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极其谨慎或视其为禁区，因而作者的研究是满怀顾虑的。
然而，如同任何科学的进步都是对以往的定律进行突破一样，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不对人们视为戒律的传统思想和观念进行突破，那教育永远不能进步。所以，基于学者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作者仍然冒昧地踏入这个禁区，期望自己的思考能够对教育的实质性进步有所裨益。
曾经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被誉为“红色故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为我们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极好的教材。近几年来，我们充分发挥这一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紧密联系干部的思想实际，大力加强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着力把苏区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全市广大干部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较好地推进了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
一、推陈出新，增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命力
作为“红色故都”，各级一直都很重视发掘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在**工作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在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从小受过不同程度传统教育的熏陶，这就给干部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老传统不赋予新的意义，革命传统教育就会成为流于形式的说教，失去她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为此，我们着重在求新上下功夫。
（一）从研究干部队伍出现的新动态入手，提高干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自觉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干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有的人认为苏区传统“过时”了，没必要进行传统教育。为澄清大家的模糊认识，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结合国情抓教育。使大家明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底子薄。引导大家充分认识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苏区时期那种精神，在今天仍要发扬苏区光荣革命传统；二是结合市情学传统。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仍处在较低的水平线上，特别是仍有一些乡镇的群众还未完全脱贫，教育大家要站在振兴**经济，决不把贫困带入新世纪的战略高度，认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使广大干部认识苏区革命传统与改革开放的有机联系，增强学传统的自觉性。
（二）从发掘苏区传统新的现实意义入手，增强教育的指导性。**年，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建立红色政权，**作为“红色故都”达三年多时间，无论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还是群众路线、经济建设都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直至70年后的今天，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市委组织社会科学界工作者对“红色故都”期间的革命传统进行了归纳整理。归纳为五个方面：赤胆忠心、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英勇顽强、开拓进取、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严于律己、无私奉献、舍身革命的高尚情操；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并把这五个方面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融合在一起，把传统教育推进一个新的阶段，增强教育的指导性。
（三）从突出新的传统教育内容入手，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我们在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不断拓宽新的教育内容，增强针对性。一是突出经济建设内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志在**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光辉著作，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新时期，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就要求当代的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带领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市委组织有关部门编印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一书发给每个干部，使大家充分认识战争年代“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意义。要求每个干部都要找准自己在发展经济中的位置，对企业干部，要求实现增产增效，摆脱困境；对机关干部，要求提供良好的经济服务；对农村干部，要求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奔小康。二是突出群众观点内容，进行党的宗旨教育。我们认真组织干部学习同志在**写下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邓小平“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等文献，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群众办实事好事，重塑“公仆”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三是突出党风廉政建设内容，注重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教育。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在教育中借鉴苏区时期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牢牢抓住党风廉政建设教育这根主线，教育广大干部学习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品质，经受改革开放的考验，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二、生动活泼，增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吸引力
由于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鉴赏能力相对于普通群众和中小学生高，对教育的方法、手段和形式也就要求更活。加之几十年传统教育经常搞，原有的方法、形式和手段显然要更新，才能增强她的吸引力。为此，近几年，我们在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法。
（一）教育内容向专题化发展。由于多年的传统教育，原有“通史”式、概貌式的传统史料为绝大多数干部所熟悉。我们在教育中，注重向史料的深度和专题方向发展。一是专题研究。从**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将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传统教育专题、著书立说。先后编写出版了《红都纪事》、《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史略》、《中央苏区审判史》、《中央苏区廉政监察史料》等23部专著。这些书籍出版后，由于史料内容新，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了解苏区的革命史料提供了新的读物，深化了他们对苏区时期优良传统的理解。二是专题展览。近5年，我们先后举办了《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展览》、《中央苏区邮政展览》、《中央苏区审判工作展览》等8个专题展览，这些过去分散的文物史料通过集中归类展出以后，不仅给人以新意，增强视觉效果，而且能增强了解苏区某个方面的专业知识，达到喜闻乐见、耳目一新之效。三是专题报告。从选准报告口子，挖深报告内容入手，举办好专题报告会。这种专题报告会由老红军主讲，市委派出有关人员与老红军商量，共同商定报告题纲。近几年先后举行16场次报告会，社会反响良好。
（二）教育手段向电教化发展。为增强教育的趣味性和形象性，我们充分利用激光电子和多媒体等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段，探索新的教育形式。我们先后请中央电视台、赣州电视台和**电视台合拍了传统教育方面的录像带。**年以来，先后拍摄了《杜鹃红、茶林绿》、《红都**》、《**革命旧居旧址群实录》，还请著名歌唱家张也到**旧址群演唱苏区歌曲，制作成光盘，这些录像带和光盘制作后，发放到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播放和在党校举办的各级各类干部培训班上播放。同时，市革命纪念馆还运用声光电子技术，展出革命传统教育图片，逼真形象，赏心悦目。
（三）教育阵地向基地化发展。**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现在的国家机关，大多数都能在**寻到她的前身或找到她的根。基于此，我们在市直机关开展了寻根、写史、学史活动，寻根——就是寻找本部门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前身，了解她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和变迁；写史——就是组织本部门将对口的苏区中央机关的史料、文物加以发掘提炼，在革命旧居旧址陈列展览；学史——就是学习苏区时期对口机关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这一活动，把原来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居旧址建设成为本部门、本行业的干部传统教育基地。继中央革命根据地展览馆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我们先后修复开放了审计、新华社、粮食、邮电、银行、财政、团委等15个对口单位旧址，这些旧址的修复，不仅是我市干部的教育基地，而且成为全国同行业的干部传统教育基地。
三、讲求实效，增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力
中央苏区形成的革命传统，是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今天，我们在传统教育中，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同志历来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学风。实际工作中，把立足点放在历史为现实服务，增强教育效果，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上，同时十分注重历史和现实，继承和发展的结合，在巩固教育效果上下功夫。
（一）党性观念得到增强。通过对全体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在回顾历史中认清发展前景，尽管革命运动几度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数次笼罩**，但苏区干部并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面临着机构改革、企业转制、人员分流、下岗职工增多等困难和问题。在这种时候，正确引导广大干部象革命前辈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知难而进，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一大批企业干部面对兼并、下岗、转制、减员的实际问题，都能服从改革大局，正视现实，迎难而上，下岗不气馁，努力寻找新的施展才华的机会。许多机关干部在改革的利益冲突面前起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为社会稳定起到了率先垂范作用。
（二）服务意识得到增强。近几年来，结合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市每年都派干部分期分批下基层抓村建，目前有1098名干部与1243户贫困户建立联系帮扶，每个干部每年与2户农户建立联系制度，资助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近几年全市干部共捐资“希望工程”款计96500元，689名干部资助1012名失学儿童。各部门、各级干部服务经济的意识明显增强，市直机关各部门都带头创办服务基地和科技示范园，据统计，全市各部门共创办果园2702亩，新建养猪场102个，为引导农民发展种养业起到了带头作用。招商引资工作也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各乡镇干部在发展经济、服务农民中找准位置。几年来，全市共创办乡镇示范服务基地68个，科技示范园8个，分流机关干部462名。全市村级干部的行为规范和方式也有了根本转变。由过去向农民要改为发展村级经济，帮助农民致富，培植财源、税源上来，近2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因工作方法和农民负担引发的上访事件。
(三)廉政意识得到增强。通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全市广大干部艰苦奋斗、廉政意识有了显著的增强。近几年来，用公款装置电话、公款大吃大喝等现象得到遏制，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明显净化。在“三讲”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期间，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基层与农户实行“三同”，切实为基层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市委办公楼是五十年代修建的，比较简陋，早在几年前曾经想兴建办公楼，一直没有实施，而是把钱投入到扶持农业生产和水电公路设施等基础建设上。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教”，这种以家庭关系为本位的社会生活形态，造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以重视家庭美育为核心的特色。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毛氏家训》，还有曾经打动无数人心弦的《傅雷家书》，都对家庭美育有着极大的重视。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庭美育已经被涂抹上商品经济的功利色彩，而要建立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精神的完善，这正是提倡家庭美育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宗法 家庭 美育
国学大师钱穆曾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教”文化，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十分精辟的。因为在夏、商以前，中华文化属于原始巫鬼文化；而白周以后，则是起始于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于商末、发展于周代的宗法文化。此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为核心，以家庭为基础，以维护父权、族权为其特征而形成起来的文化体系，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继承和发展，便形成了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到了汉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因此得以高度的继承和发展，并代代相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文化，虽然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鼎盛时期，而实质上则是宗法文化的一个分支。至于佛教文化，自汉末传入我国后就与儒家和道家文化即宗法文化相融合，而且也正是在这种融和的过程中才得以立足和发展。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宗法文化，它不仅渗透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内，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教育等社会生活中。
众所周知，宗法制社会是由父系家族构成的，宗法关系首先是家族关系，以家族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进一步具体化，即以“家”为本位。孟子云：“积家而成国”，“国之本在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在中国古代，国家是家庭的放大，人伦关系在本质上也不外是家庭伦理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关于家的伦，君臣一伦是父子伦的仿效，朋友一伦则是兄弟伦的类推。而在经济上，也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主，因此家庭生活也就成了宗法制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以“家”为本位再进一步具体化，就是以个人的治理为本位，而个人的治理又是以格物、致知为其前提的，故儒家经典《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准则。儒家的“仁学”(先秦)、“性学”(两汉)、“心学”(宋元明清)如此，道家的“尊生”、“贵己”、“无为而治”的学说也是如此。“释”家虽主张出世，但自从在中国扎根之后，也一变而富有人世生活的情调，其所倡导的“在家即佛”、“悟道成佛”、“万法尽在自心中”，也是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前提。
由于宗法制社会是以“家”为本位的，“国之本在家”，因此，注重家庭教育或家庭美育，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教育(美育)的显著特色。如现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胎教”，在中国则已是古已有之的事。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家教经典《颜氏家训》记载：“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即建议把这种眼不见恶事，耳不听乱语，只听讲究礼仪的音乐，只吃美好的食品的胎教方法，要写在玉片上，珍藏起来，世代相传。至于对子女进行美育，更是历朝历代为人父、为人母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极为关注之事。据文献记载，楚庄王时，贤大夫申叔时有一段论傅太子之道，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其意是说：教之记载天时人事的历史典籍，使其懂得褒善贬恶的道理，以劝其心；教之先王世系谱牒，是为了使他知晓有德之人为何显名、而无德之人何以被废弃的原由；教之诗，是为了显扬美德、耀明他的心志；教之礼，是使他知道上下尊卑的差别；教之乐，其目的在于疏散他的污秽之气与镇住他的轻浮之气；教之先王的法令，是让他了解百官的职事；教之治国的名言警语，是为了使他光大美德，而以先王之德行来教化人民：教之史书，使其明白兴衰成败的规律而得以戒惧；教之先王的训典，是为了让他懂得若要世族兴旺发达，其行为必须合乎道义。其后，孔子是时作为一介平民，对其子女的教育也是无微不至的。在他看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进行美育的关键所在，故而，对其子女的诗、礼、乐教育更是无时无刻不关怀备至。据《论语》载：一次“鲤(孔子之子)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朱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曰，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称之为文明古国，之所以称之为礼仪之邦，是与从古至今注重家庭教(美)育密切相关的。与华夏文明相辉映、以家庭教(美)育为其核心的历史文献，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以来，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毛氏家训》……可以说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近代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认为，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是实施美育不可或缺的三条途径，要做到彻底的美育，必须从人类的最早一步“胎儿”实行，这“虽不能溢出范围，推到优生学：但至少也要从胎教起点……要从公立的胎教院与育婴院着手。”主张孩子生下来后，把婴儿交给保姆，送到与胎教院联合在一起的育婴院扶养，在保姆的照顾下，让孩子从成人的言语动作、态度衣饰等方面受到教育：到了3岁，上幼稚园。在美感有一定的发展后，上舞蹈、唱歌、手工课，哪怕是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他们的美感。不可用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并指出，胎教院与育婴院的环境必须精心策划，布置要十分讲究，而“在这些公立机关未成立之前，若能在家庭里面，按照上列的条件小小布置，也可承认为家庭美育了。”可见，我国历代先贤、哲人、美学家、教育家以及有识之士，对家庭教(美)育都是极为重视的，这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生动体现。
这种对家庭美育的重视还可以从风靡一时的《傅雷家书》中得到体现，这本曾经荣 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奖，至今还在再版的家庭教育经典，其核心部分就是美育。傅雷的家庭美育基本原则就是“做人”。他曾明确地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即培养完善的人。”并说：“吾教育之原则，素来主张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并且认为，“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的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和态度。”现实的人与智能机器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的社会成员。一个学者或专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没有高雅的审美情操，不仅在事业上很难有多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也是有困难的。这正是傅雷一再强调“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人、西方人就不重视家庭教(美)育，尽管其历史文献不如我国的那样悠久、丰富、深广，但对家庭美育的重视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就以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来说，他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认为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1、家庭；2、学校；3、儿童所在的集体；4、儿童本人；5、书籍；6、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见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家庭是儿童接触社会的开始，在孩子一生中，家庭教育有早期性、基础性、持续性、终生性、及时性、随时性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近些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把美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美育在全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已在社会各界达成了共识。然而，在众多关于美育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中，基本上是围绕着学校的或社会的美育进行，对家庭美育的相关问题涉及甚少，以至于使家庭美育常常误入歧途。然而，就当前素质教育的现状来看，如何在家庭美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倒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的激烈，对知识、技术和能力的要求也就愈来愈来高，这就导致在家庭美育中的素质教育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从总体上讲，是忽视素质教育：从具体来看，是扭曲素质教育。这一方面表现为。不少家长把子女能否升入大学看成是子女是否成材的惟一标准，因而只注重其智力开发、文化学习，而忽视其道德的修养和能力的培育：另一方面，拼命让孩子去学音乐、学绘画、学钢琴、学舞蹈……将素质教育扭曲为技能教育。因此，不少家长整天对孩子灌输的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成名成家的教育，缺少思想道德、文化修养、身心素质的人文关怀。如当孩子们被强迫学习一些文化课、技能课时，尽管孩子满心不愿，甚至涕泪交加，而父母在一旁要么满面堆笑，一连串的许诺利诱：要么怒目而视，大声呵斥。在此之下，也许孩子的文化知识或艺术技能是提高了，而出现更多的则是孩子对外部环境认知的缺乏和不适应，那些在家庭教育中被断裂和缺失的东西，势必斑斑驳驳地映射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上，一旦有所触发，就会在一定在程度上左右着他的命运，甚至终使其生命之船“触礁”。社会上屡见不鲜日益增多的种种青少年犯罪，既是偶然的，却又有其必然性，是当今教育畸形发展所开出的“恶之花”。不健全的心理状态，漠然的生命意识，偏离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人格的低下和人性的丧失。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也指出：“‘现代化’的时代之波，在物质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在精神上造成了空虚和格调低下的现象。……由于‘现代化’把重点放在大量的物质生产、提高效率及合理分配上，所以，物质生活虽然得到提高，但为追求物质文明而牺牲精神文明，出现精神生活贫困化。”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美育的重视，其对素质教育放在核心地位的强调，这对我们的启迪，可以说是既深刻又是全方位的。建立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完善的人格精神，是实施家庭美育的关键。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不仅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愿望，同时也为审美教育，尤其是家庭美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把家庭美育认真而科学地开展起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这正是在教育日益功利化的时代重提家庭美育的重要意义所在。
声乐是文化蕴涵极为丰富的表演艺术。声乐艺术实际就是通过一定的声音技能用美好的声音去表现蕴涵在作品中的民族文化 ，民族传统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歌唱艺术应是“技术”与“艺术”的完善统一。技术是指科学的发声技巧，“艺术”是技术的升华，是一种审美体验，是作品的民族韵味与风格的完善再现与创造！作为声乐教师的根本任务是在教会学生科学的发声技巧，高尚的审美意识，良好的文化品味，让学生植根于民族艺术的沃土茁壮成长。
教师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教给学生的是技法、思想与民族审美传统。声乐教学的审美意识的培养包括对美好声音的感知（情感）、体验与评价三种意识活动。
教学中通过音乐理论、声乐发展史、声音体验等课程，着力培养其审美意识。声乐艺术本身就是审美意识的物化，是审美创造的结晶。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审美意识的积极参与才能更好地表达现实生活的美和人的思想情感的美。
声乐艺术是人类长期劳动实践中，通过声音传递信息，表达喜、怒、哀、乐等心灵感觉，达到感观愉悦的精神享受而产生的。声乐艺术的审美有它自己的时代性、民族性与阶段性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产生了中西不同的声乐艺术。中国古代音乐以“和”为境界，追求意境的清幽、淡远空灵与雅致，数千年形成自己民族独特的审美标准。中国音乐中横向旋律的丰富变化与高度发展使得中国人在审美中特别注意旋律美，对歌唱艺术的评价，特别注意音乐与语言的结合，讲究咬字与韵味，强调歌唱者声音的本色与个性发挥，自然真切。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指出：“各级各类学业校必须重视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教学，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情趣，高尚的艺术教育。”声乐教学应注重民族审美标准，充分发展个性，教会学生发现声音的美、体验美、展现美，弘扬民族文化。
第一，做好基础技法教学，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声乐的基本技法包括气息、发声状态建立、共鸣调节、咬字吐字等方面。用科学的方法训练出人性化的嗓音；声音应该是松弛、通畅，控制自如，音色变化丰富，音响丰满，随心而动，充满灵性。
第二，加强民族传统音乐的教育。通过“以中国文化母语的音乐教育，丰富民歌曲目教学，使学生了解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培养其民族感情与自尊心。将音乐技术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重视，成为一个民族音乐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母语”意指家乡语、土语，是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母语音乐教育”是一个借名词，指本同本民族世代相传的音乐，在启蒙教育中传留、发扬。我们的专业教育亦应如此。教师自己应加强“母语音乐”的学习，学习本民族的语言规范，教育学生喜爱本民族风格，从传统民歌中汲取养料。
第三，摆正“中西结合”位置，加强民族审美意识教学。我国传统民族声乐是建立在传统的民歌、说唱、戏曲和歌舞基础上的，长期以来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在审美情趣上讲究“声与意谐，情与气谐，情以物兴，崇尚本色”，“依字行腔，声随字发”等，这在教学中是应该认真研究贯彻的。
由于我国传统声乐艺术中声部划分不细、缺乏力度等，教学中应有目的地去深入研究中外声乐艺术的共性所在，以民族发声法与现代科学唱为基础，学习借鉴各种发声方法，结合传统的咬字吐字技巧、声音的润色、民族感情等方法，走出一条真正民族性、科学性的声乐艺术之路！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每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都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是千百年来民族智慧和才华千锤百炼沉淀下来的。在对待民族传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抱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对西方文化 采取义和团式的全面排斥的文化心态”，也不能简单地折中与调和，我们应“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用西方科学规范的发声方法与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相结合，练就一定的声乐技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良好的文化品味。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
摘 要：传统教育和差异化教育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教育方式，本文企图从两种教育的优劣对比中阐述不同的人才培养观、教师观、学生观。基于多样化人才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差异化教育必将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模式，差异化教育是在依据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实行的个性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本质就是因势利导的把学生的个性差异变成可以开发的教育资源。是为了m应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多样化人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传统教育；差异化教育；比较研究
随着人们对应试教育弊病的深刻反思，素质教育的口号便响彻华夏大地，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校教育必须要实现以教定学到以学定教的转变，课堂的主动权一定要归还给学生，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更是成为衡量课堂教学胜败的标尺，这些变化是喜人的，但应试教育并未真正退出教育的舞台，传统教育中那种简单的教育方式似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教育改革面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在与传统教育的对抗中，差异化教学像一缕和煦的春风，让我们感觉到了教育的春天真的快要到来了。与传统教育相比，差异化教育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差异化教育是在承认人的个体差异前提下，对不同个体进行适合于他们差异的教育
生命是多样性的，传统教育忽视或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而非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把许多个性鲜明的学生同化为共性差不多的学生，那就是要适应各种各类的考试。知识是绝对的权威，能力则是一种奢侈的装饰品，没有谁在没有解决饥饱问题之前去奢望奢侈的装饰品的，所以，学知识是为了会用知识考试，目的就是得到高分，至于高分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价值，那好像不是老师和学生思考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是自然中的一个物种，人的分类各有差异，传统教育却在尽力地使所有的人成为同一种模式下的同一类别，同一本教材，同一份试卷，漠视人的差异性，这样做与世界是多元的，社会是多样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样的是背离的，这种背离是不符合多样人才培养要求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会出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不对等不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教育必须走出这样的误区，必须懂得对人的培养应该遵循其固有的差异性，有绘画天赋和兴趣的就培养他成为画家，而不是非要让他成为诗人。换言之，也就是说，教育就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发掘其特长，最大限度地把差异转化为能力。而非违背本人意愿和个体差异地生硬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也许培养的就不是人才而是毁掉了真正的人才。
二千多年前的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主张，这里的材就是人的差异性，主要有人的学习力和学习水平的差异，而因材施教就是要根据学生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而进行差异化教育。
传统的班级授课制有许多优势，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教育资源不够充足的国情下，班级授课制就是唯一可行的教育模式，而班级授课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共性教育的优势突出，个性教育弱化。一刀切的教育模式客观上有使困难学生得不到有效帮助，优秀学生缺乏挑战，特长和个性发展受到影响，如现行教学中突出和强化了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而淡化了音乐节奏智能，视角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因此如何从学生学业基础和学习能力的实际出发在班级授课制下让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如何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开发各种潜在能力教育教学上实现突破，这就是差异化教学要面对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差异化教育实施的前提是对学生进行差异化诊断，并根据不同差异制定培养发展计划
差异化教育理论的提出是基于1983年美国教育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类智力结构理论，霍华德认为，每个人的智力不同，具有的个体差异性，多样性和自身特点。并且总结出了智力由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音乐节奏智能，视角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构成，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我们知道，学生由于智能类型和组合不同，以及所处的环境和家庭背景等造成的智能优势不同，个体间存在着差异。因此，人是有差异的，而有的差异是先天的，有些差异可以通过教育改变，有些差异可以利用。所以我们在实施教育中要扬长避短，依据差异因材施教。多元智能理论的核心是尊重个体差异，这是进行差异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那么怎样确定人的差异？如何测试人的智能？如何鉴别人的能力上存在的差异，如何分析人的意志品质，兴趣爱好对学业成绩和人格发展的影响，所以进行差异化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诊断学生个体间存在的差异。
差异化诊断主要是运用诊断测试工具，对学生进行智力测试，学习适应力的测试，多元智能理论测试，学科学业水平测试，并建立起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化档案，建立学生基本信息库和数据库，通过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对学生个性差异有客观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学生因材施教地制定出教育发展的规划，有近期目标规划，中、长期目标规划，根据这些规划，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进行分层教学，分层设问，对优秀生，特长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优。尤其是特长方面的培养是差异化教学中的重要指标。
差异化诊断是为教师研究学生提供第一手资料，教师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制定出适合学生发展的培养计划，差异化诊断从学科知识、学习能力、学习适应性、性格特长、兴趣爱好和家庭环境等六个方面全方位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使教师树立新的教育观、学生观，在教学中更能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不同差异的学生培养目标做到客观科学，心中有数。
三、差异化教育是教育的革命，是对传统教育的肯定中的否定
反观传统教育在教学上的具体做法，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课堂上教师习惯于“讲”，学生则习惯“听”
课堂上教师一讲到底，学生无论听没有听懂，愿不愿听都别无选择地要听，除了听就是记了，哪有功夫去动手做，动脑想，动口问，学生就只有机械的被动的接受。
（二）以教为中心，以教定学
教师不善于管理课堂，不善于组织教学和调动学生，干脆越俎代庖，包办代替，这样就出现了以教为中心，以教定学，课堂缺乏思维深度也就很难产生思想火花，教师不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学习兴趣的激l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了课堂教学高耗低效。教师在自觉不自觉中就有意无意地扼杀了学生的活跃的思维和活泼的天性，把学生培养成同一模式下的“好学生”，就像选拨性考试时追求答案的唯一性一样，课堂上限制学生发散思维，硬是按照老师预设的思路去固化学生思维，对学生中的思维异己予以排斥，想方设法要让学生思维变成“我”，绝不容许“非我”的思维异己的出现。
（三）课堂教学中的“一刀切”
课堂教学中的“一刀切”是指教师在授课时，不顾学生的实际情况，优生差生一个样，学好学不好一个样，学与不学一个样。授课不是建立在学生学的基础之上，而注重教师怎样讲完课。在讲的过程中不分析学情，一律一视同仁，不会针对不同类别学生，适当调控讲课内容和难易度，没有区分度和分层教学分层设问的举措，所有学生，一个标准，这样做必然使一部分人吃不饱，一部分人吃不了。教师“讲课”的最终结果是，吃不饱的没兴趣，吃不了的失去兴趣，听话的乖学生越来越傻，学生群体渐渐产生厌学情绪；课堂上只有教师问学生，很少学生问教师；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自主选择、自由表达的时间和空间；教学偏重于外在动机，追求表面形式。教师唯书为本，学生为师为本，课堂是教师表演的舞台，学生只能做忠实的看客。
（四）以考试评价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
学生学得怎样，传统的教学评价的尺度很单一，那就是考试。考试的分数高低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教师偏爱优生歧视差生，因为优生的成绩也是教师的教学业绩，而教师的教学业绩也就是学校评优晋级，奖金高低的分配标准。因而教育教学的重心就异化为“应试”，应试能力成为教学的重要量标。为了完成目标，学生的灵性已经被扼杀得所剩无几，题海战术就成为了很多老师考试取胜的法宝。这样的教育，还有生命力吗？学生的个性被整齐划一的教科书和练习题消磨殆尽。这样的教育，只能把人的差异性同化为同一性，这样的教育是用教师模型复制出更多会考试的学生，高分低能，高耗低效已成为传统教育的最大的资源浪费。
我们列举了传统教育在教学上表现出来的四大特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传统教育都已经不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差异化教育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教育，它是对传统教育的继承与发展，比如因材施教就是传统教育中能体现差异化教育意图的元素，这些都要继承。再比如差异化教育不等于不进行考试，只不过考试的权重发生了变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但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联是不容置疑的，只不过知识与能力的分割还是统一，所以差异化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扬弃，是肯定中的否定，肯定传统教育中至今依然起作用的因素，有用的因素，否定那些已经过时的和丧失生命力的元素。
差异化教育是在把学生个体在智力、知识、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作为教育的基点，学校教育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利用差异，让学生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特别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后，要树立新的学生观、教学观、教师观、师生要成为合作学习的共同体，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看学业成绩，更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应关注学生的学习力和创新能力。而传统的教育则忽视了这些个性化的因素，教师的教学完把考试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重知识的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智轻德，重结果轻过程，重方法轻情感态度价值观。全班学生用一个尺度衡量，全体学生用一种方法教育，用一种手段检验，因此最终消磨了学生个性，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模式下大同小异的考试的机器。
我工作在一个小县城，说它普通，是因为它是中国三千多个县城之一，说它闻名，是因为它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著名“黑山阻击战”所在地。近日，以当年黑山阻击战领导者梁兴初、贺庆积将军后代为代表的三百余名当年阻击战亲历者后代组成的“重走父辈道路，续写猛进精神”队伍跋山涉水远赴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重温父辈走过的道路、激发爱国之情。此次活动最大年长92岁，年纪小的也有60多岁。看到他们，我忽然想起了革命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是指革命志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格，是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要教育群众学习和发扬革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其核心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
几近百岁老人都不顾路途的遥远、天气的炎热，来此感怀当年的炮火隆隆、硝烟滚滚，再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那么，如今的年轻人、如今的在校学生呢？革命传统教育，对他们有现实意义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但要有革命传统教育，而且，随着战争年代越来越离我们久远、英雄的后人越来越离我们而去，加强革命教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一、革命传统教育是完善教育体系的需要
如今的学校教育，在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下，一味追求升学率，甚至从幼儿园起就灌输“以分数论英雄、以分数论成败”的思想，上至校长、家长，下至莘莘学子，无一不围着最终高考指挥棒转，每天都是课堂、补课班、家庭，三c一线的生活，读死书、死读书似乎变成了好学生的标准，完全忽略了体、美、劳等教育，更不要谈革命传统教育了。因此，就目前而言，革命传统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已经完全丧失。对学生来讲，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今和平的幸福生活来源何处，源于何方。当年，无数革命志士为赢得新中国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今天的和平安定、幸福安康、、、、这些在现如今似乎真的成为无人问津的历史，往来全国各地的革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真的都是那些垂垂暮年的、不久于世的，心怀感人的、曾历经那个年代的老人，干枯的眼神流露的不止是对逝去英雄的怀念，还有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失落吧。为此，要加强对在校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逐步完善教育体系。教育其要深知和平、幸福的来之不易、教育其继承英雄精神、教育其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志向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因为，未来是他们的，他们也应该向那些革命先烈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创造、开拓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革命传统教育是打造社会诚信体系的需要
如今的中国，假冒伪劣产品肆意横行于世，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比比皆是，奸商、骗子似乎变成了成功者的代名词，官场中的腐败更是令人发指，究其原因，就是如今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做人最起码的诚信！诚信体系的缺失，是造成种种社会矛盾、社会乱象的根源。记得在长征时期，就提出了“八项注意”这一铁的纪律，在那样困难的战争年代，战士们再苦再难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再苦再累也不惊扰百姓，宁可露宿街头、忍饥挨饿，这难道不是一种诚信、不是一种人格魅力吗？我们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只队伍、一个这样的政党，才有了新中国的成立、才有了我们从黑暗迎来曙光吗？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当年为组建人民军队，在资金极度匮乏的年代，向许多民主人士借款，并留下欠条，新中国成立以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一向这些爱国人士还款。主席、领袖尚且如此率先垂范的诚信，可想而知当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即使生活困难，社会还是那么的安定、祥和。而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腴，人们忽视的思想道德的提升，为了获得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人格，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许许多多、举不胜举的事实，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道德，在逐渐丧失，诚信，在逐渐远离，重塑社会诚信体系势在必行。让我们看看那些先烈吧，让我们再次重温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那时的人民是多么淳朴、那时的人民是多么高尚，再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让人与人之间、让我们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坚不可摧！
三、革命传统教育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需要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伟大梦想，需要我们这代人及我们以后几代人为之努力，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艰苦的，不但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还要有坚韧不拔的勇气。而现实是，我们有多少人自私自利、目光短浅、惧怕困难、惧怕担当呢？记得前几天电视“出彩中国人”中，几十位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学子组成的合唱团，深情的演唱了《我爱你，中国》，歌声蕴含了对伟大祖国母亲真挚的热爱之情，无私奉献之情，他们中都是为新中国成立、建设，在科研、航天、核工业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建设者，在茫茫戈壁，为中华民族核武器发展克服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住就是几十年，这，就是中国脊梁，这，就是中国力量！他们虽不是军人，而他们身上不正体现了革命战争时期军人的气节吗？军人的顽强、军人的坚韧无一不在他们身上展现。因此，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对于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多么的重要啊！记得那位至今还参加了C919中国大型客机设计者、至今80岁高龄的老科学家说，我们这一代为了中国的强大几乎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我们也殷切的希望你们、你们的下一代、代代相传，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富强！
总之，革命传统教育是一个老话题，但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新话题！只有我们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这一激励了我们祖辈、父辈的话题，我们也将世世代代传承这一话题，我们不但能做一个高尚的人、诚实守信的人、敢于担当的人，更能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朋友，常常共同忆起那个烽火年代，常常聆听那些至深至纯的故事，常常唤醒灵魂，让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事感染我们，用革命传统荡涤自己的心灵，用火热的青春融入一带一路、朝着中国梦升起的地方前行！
摘要：网络教育的飞速发展，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冲击，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21世纪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随着网络教育日新月异的不断发展，网络教育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知识来源，并且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和思维方式。网络教育也或多或少的给传统教育带来了一些影响，本文对于当今网络教育对传统教育带来的一些变革做出相关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网络教育 传统教育 变革
一、网络教育对传统教育带来的变革
（一）教育内容变革
首先在教育内容发生重大的变革。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隶属的‘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的统计，科学知识每年的增长率在八十代每年增长25%。”知识的爆炸态势由此可见一斑。人类即使不断的开发潜能，也难以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因此传统学校教育模式下，尤其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培养的“多识”的仓库型人才是无法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瞬息万变的知识变化和增长局面的。而网络无疑是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
（二）学习方式的先进
学习方式的先进是网络教育和对于传统教育最大的冲击和改变。中国电化教育办公室副主任珠珠女士认为，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将成为每个学生的基本方式。在未来社会，不学习将意味着停滞，而停滞又意味着失业。因此，在未来社会，人们的一生都必需接受教育，而通过网络完全可以实现，而且这不需要专职的教师，专门的教室。最主要一点是学习时间是机动的。这一点对在职职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加强网络教育质量管理应采取的措施
（一）稳定学历办学规模，树立正确的质量观
要树立现代教育观，从建构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快速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高度来认识与组织实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主办学校网络教育的招生范围、对象应符合教育部规定，招生规模适度，与办学条件相适应，招生计划按规定呈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做到招生宣传、审批程序完备，招生简章、入学指南等宣传材料内容真实、准确，符合有关规定；坚持按国家规定的入学资格要求，规范审核、验证制度，要在搞好成人学历教育的同时，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为在职人员更新知识、增强技能、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提供良好服务；既要积极开展学历教育，又要积极开展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岗位培训和其它继续教育。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树立现代教育观，就要以学生为中心，按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快速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原则设计教学模式，组织教学过程，落实教学环节
（二）增加网络教育教学投入，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要提高网络教育的质量，首先要有支撑网络教育运行的硬件条件，网络教育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应该取得了客观的经济效益，主办学校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网络教育学院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办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教学条件，应该说在这方面网络教育主办学校还有一定的工作要做。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团队的建设对保证网络教育的质量起着关键作用，要建立一支专业能力突出、网络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建立一个既熟悉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又掌握一定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具有较为丰富的网络教育管理经验的管理团队，加大主讲教师、辅导教师和管理人员培训的投入，努力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待遇，稳定教师和管理人员队伍，保证学校网络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为网络教育质量保障与提高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基础。
（三）充分发挥学习中心在质量控制中的作用
校外学习中心是联系网络教育主办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主办高校要加强校外学习中心的管理与人员培训的投入，建立一支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网络教育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学习中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以及具有一定网络教育经验和较强专业能力的辅导教师队伍。校外学习中心要以学生的学习支持服务为根本任务，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准确地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按照主办高校的有关规定，加强学生管理，为网络教育质量过程控制提供基础保证。
（作者简介：陈磊，学历：大学本科，专业/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导师：张广容。）
[摘要]在多元文化碰撞的今天，依托红色资源，加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是对青年认知历史、提升修养的过程，也是在新形势下促进青年健康成长成才的特色有效途径。本文以四平市为例，对以红色文化资源依托做好青年革命传统教育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革命传统教育；青年
红色文化资源是我们党和国家在艰辛的革命战争年代和国家建设过程中不断积淀的宝贵财富。四平市，曾因解放战争中的著名战役“四战四平”而名传内外，其特殊的历史也被人们赋予了一个刚强的名字――英雄城。剖析四平的历史，整理四平的历史资源，不难发现四平的红色文化资源是翔实而丰富的。曾指出“可以通过传统教育带动旅游业，但不能失去红色旅游的底色。只有体会到革命年代的艰苦，才能使人们真正受到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同样也是共产党人革命传统精神的真实写照，是数以万计的优秀共产党人勇于革命，敢于献身、甘于奉献的精神铭刻。以四平红色资源为载体做好青年革命传统教育是让青年铭记历史、培养爱国精神、继承优良传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鲜活而写实并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
一、四平的红色文化资源
（一）英雄人物。红色文化资源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勇于开拓的革命史、可颂可泣的英雄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是我们党留给当代青年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社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促进青年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培养爱国精神、坚定意志信念的作用。翻开四平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四平的红色文化资丰厚，爱国人士辈出。清朝末年著名的满族爱国将领依克唐阿将军、指挥中华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首要战役――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将军、投身抗日救亡的民族企业家杜重远先生等等他们都出生或生活在四平这片沃土。他们的事迹被历史铭刻，他们的名字被后人相传，他们的精神被一代代青年人所传承。
（二）英雄事迹。不少人了解四平是因为在战争纪实栏目中听到或看到了四平这个城市的名字。许多人对它记忆犹新是源于那次残酷卓绝的战役。在四平解放战、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和最后的四平收复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四次战役中投入的人数之多、作战时间之长、伤亡人数之大、影响规模之广是这场战役的鲜明特点。伟大领袖主席曾电告指挥四平战役的，“化四平为马德里”，正是因为这些因素，这场战役也被外国记者称为“东方马德里之战”。为了纪念这场战役牺牲的英雄们，四平市修建了马仁兴将军雕像。向后人展示了榜样，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留下了生动写实的榜样。
（三）英雄建筑。四平的解放，不仅对东北的解放产生了重要意义，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独特也深刻地影响着全中国的解放。在四平战役胜利后，辽北省政府决定在四平大街中心位置修建“烈士纪念碑”以缅怀在四平战役中及多次作战中牺牲的英雄烈士。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在纪念碑正面题词“为解放人民而奋斗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今日矗立在四平的烈士英雄纪念碑，昭示着四平人敢于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见证着这座英雄城的岁月沧桑。为了纪念这次战役，四平人民修建了英雄广场、“四平战役纪念馆”、在“塔子山”等曾经英雄战斗过的地方修建复原了一系列战斗遗址。还原写实的记录下了四战四平的战争惨烈。为了怀念在那场战役中牺牲的英雄烈士，铭记这次战役，四平人民修建了“烈士陵园”，这些纪念场所的修建，正是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也是让青年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真实案例。
二、红色资源孕育红色文化
四平人拼搏进取、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为中国的迅速发展默默的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中，英雄城不断续写着自己光辉的历程。“国家级园林城”、“国家级卫生城”等等一个个称号抚亮个这座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一次次奖励激励着这个城市的前进，展示着它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魅力。
挖掘四平的红色文化资源，寻找其所孕育的红色文化，让广大青年感受红色文化，感悟红色文化中重要的革命传统精神，继承革命传统精神，让青年朋友们提升思想境界，培养革命传统道德情操，让青年在红色文化的氛围中学习优良的革命传统。
红色文化曾因经济的迅猛发展被慢慢淡去，但是近些年来我们会发现，大众在对于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文化的诉求也不断上升品味。那些真真能够在历史的洪流沉淀下来的经典是不容置疑，不怕忽视的。无论是电视荧屏上播放怎样的古装剧、穿越剧、青春偶吧剧，但最让大众接受的是像《亮剑》一样的影视作品，耐人寻味，也经得起咀嚼。人们耳熟能详的也不是那些街头烂尾、昙花一现的“口水歌”，而是像《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等等这些往日的红色经典。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红色文化的热情并不是偶然，是因为源自于内心对于经典的召唤，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子中的东西是不可抹去的。
经典红色文化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蜕变，其更是激励后人不断拼搏、积极进取、分发向上“正能量”的源泉所在。四平红色文化资源同样也孕育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财富。四平市当前正处于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红色文化折射出的革命传统精神，正是这座“英雄城”开拓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支撑。因为四平精神，四平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白手起家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创造了这里曾经的辉煌；因为“敢于奉献、敢于胜利”的四平精神，四平人不灭希望；因为“四平精神”，四平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建设家乡，以期在此辉煌。那数以万计的四平青年人正是四平在此辉煌的创造者和见证者，让他们感受四平红色文化，传承革命传统精神，以高涨的热情投身于四平的建设，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热潮中去。
三、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做好青年革命传统教育途径
（一）精准红色文化宣传，传播革命传统精神。
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是保障继承、弘扬革命传统精神发挥其价值及功效的重要前提条件。在参观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史馆时曾强调“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红色文化精准宣传，方可让革命传统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主流社会对于红色文化的宣传覆盖范围广，普及率高。但还没有达到精准宣传，所传播的革命传统精神效果力度不够。在对广大青年进行红色文化宣传，传播革命传统精神时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及相关人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防止红色文化宣传的形式化。红色文化的宣传者、教育者没有将红色文化真正的内化于心，而是仅仅停留在外在的说教，没有以身作则，造成了接受者学一说一的效果，对其真正的内涵没有感悟，也谈不上传播和继承革命传统精神。教育者与接受者缺乏相应的沟通，造成了只是停于表面的现象。其次，防止红色文化宣传被商业驱使所左右。当前“红色文化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红色旅游，还是商业演出都附有红色文化的烙印。但是，怎么让红色文化真正得到宣传，并产生传播革命传统精神的效果，我们需思考。其一，有些本不是红色文化领域的内容被滥竽充数冠以红色文化的帽子，最后让接受者感到不自然的感觉，甚至是产生反感；其二，某些红色旅游景点门票收费过高，造成了人们有心参观而无钱进门的现象；其三，为了吸引群众，在一些红色旅游景点过度的编造一些查无根据的“传说故事”和“红色传说”，让本是红色的红色文化资源蒙上了一层封建迷信色彩。这样过度的商业化行为，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产生了背离，弱化了革命传统精神的感召力及道德教化的效果。
（二）红色文化融教材、进课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对于青年人来说，求知是处于这个年龄人的重要任务。将红色文化融于学生的教材中，进入学生的课堂上，让红色文化在青年求知的主渠道上进行添加，可以让青年人在对红色文化达到逐识的效果。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行中渗透红色文化，可以让学生在课后对自己的所学、所做、所行进行深刻的反思，返回到课堂中，青年学生可将自己的不惑与师长、同学进行探讨，解其不惑，学思深入，内化于心，主动继承革命传统精神，在同辈中分享继承后的快乐。红色文化融入于教材、课堂，可以让革命传统精神深植与广大青年的内心，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成功产生精神动力。
（三）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社会实践，践行革命传统精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宣传中感受红色文化及其精神，在课堂上习得红色文化内涵，但仍缺乏实践去发现真知。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在实践中践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必要的。四平市委党校曾组织党员同志参加“重走抗联路”活动，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广大党员中口口相传，得到了一致的好评。针对于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青少年，也可以参考性的开展这样的社会实践。让广大青年在社会实践中感受红色文化教育，践行革命传统精神，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革命传统精神成为伴随青少年成长的不竭源泉。同样，承担着青年教育的学校或者单位也可开展相似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义务社工，抗日纪念馆参观，践行革命传统精神演讲比赛、沙龙等等。
以红色资源为依托做好青年革命传统教育是每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思考的问题。红色文化是革命传统精神的亮丽载体，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后来人的动力源泉。
摘要：现代教育对教育辅助设备要求越来越高，引入智能设备已经成为大学传统教育的一种趋势。但是，智能设备的引入并不是完全有利的。本文选择Google眼镜作为穿戴式设备研究对象，以Google眼镜为例分析穿戴式设备对大学传统教育的利弊。Google眼镜的智能性、直播性及便捷性使其有利于传统教育，但也产生了过度吸引学生注意力、考试不公平及信息安全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对应提出了改革教育模式，加强应试监督及信息安全保护教育及密保工作的解决方法。本文采用以点见面的方式，以谷歌眼镜代表穿戴式智能设备，分析穿戴式设备对大学传统教育的利弊及对策。
关键词：Google眼镜；传统教育；穿戴式设备；考试公平性；信息安全；
1.引言
高校传统教育中，穿戴式智能化产品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穿戴式智能化产品给师生带来很大的便利，利用电子信息传递的方式代替面对面交流，以方便快捷的方式节约师生交流时间和精力，促使大学的传统教育展现出更深的智慧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但是，穿戴式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教学的同时，也给传统教育带来一些麻烦，例如学生的注意力容易被产品附带的功能所诱惑，出现教师教学被打断、学生课堂效率低，甚至出现考试作弊等不利于教师掌控课堂的现象，师生之间只有教师单方面知识的传播，而无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学习，或者说，学生因为这些因素的干扰无法“接收”完整的信息。Google眼镜作为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信息化产品，对大学的传统教育来说是一个福音，但，仍然不可避免教学过程中学生注意力受其影响从而影响教师教学，甚至利用其考试作弊这些问题。本文通过对Google公司新的Google Glass进行分析，提出Google眼镜盛行对中国传统大学教育产生的利弊，以及应对弊端对策及方案，以寻求Google眼镜在大学的传统教育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创新性的试图通过智能化穿戴式设备的普及以及其对大学传统教育的利弊分析，得到穿戴式智能化产品的使用既利又弊，使用需要一定约束条件的结论，提出针对利弊问题而改革教育模式，加强应试监督及信息安全性教育及密保工作的对策，进而给传统高校教育根据课程情况改革教育模式，正确使用穿戴式智能化产品的建议。
2.穿戴式设备概念
“穿戴式智能设备”是应用穿戴式技术对日常穿戴进行智能化设计、开发出可以穿戴的设备的总称，如眼镜、手套、手表、服饰及鞋等（如下图）。本文针对教育的课题，选定谷歌眼镜为例进行分析。
Google眼镜（Google Project Glass）是由Google公司于2012年4月的一款“拓展现实”眼镜，可以通过声音控制拍照、视频通话和辨明方向，以及上网冲浪、处理文字信息和电子邮件等，集智能手机、GPS、相机于一身。Project Glass利用的是光学反射投影原理（HUD），即微型投影仪先是将光投到一块反射屏上，而后通过一块凸透镜折射到人体眼球，实现所谓的“一级放大”，在人眼前形成一个足够大的虚拟屏幕，可以显示简单的文本信息和各种数据。Project Glass实际上就是微型投影仪+摄像头+传感器+存储传输+操控设备的结合体。右眼的小镜片上包括一个微型投影仪和一个摄像头，投影仪用以显示数据，摄像头用来拍摄视频与图像，存储传输模块用于存储与输出数据，而操控设备可通过语音、触控和自动三种模式控制。显示效果如同 2.4 米外的 25 英寸高清屏幕。是一款增强现实型穿戴式智能眼镜。兼容性上，Google Glass 可同任一支持蓝牙功能的智能手机同步，被称为“鼻梁上的摄录放一体机”。
3.给传统教育带来的益处
对于大学的传统教育，Google眼镜的推行能带来以下好处：
一、智能性
就智能性对师生的益处而言，Google眼镜高于所有智能手机及其他智能类产品。首先，Google 眼镜解放了双手。如上图过程①中，佩戴者只需通过语音命令打开操作界面，便能查询到所需知识，替代普通阅读过程中用手翻书的过程。再者，Google眼镜非常有利于学生团队的知识研究与实践。以医学类为例，针对一个项目，传统教育要求参与者必须在一个实验室内工作，若其中一人外出，则可能出现其信息缺失导致团体科研失败的现象。这也是为了方便参与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而Google眼镜则能解决这一问题，佩戴者通过智能开启视频功能，不需要其他视频设备，就能向其他成员展示自己的情况，解决了空间的限制问题。对于信息管理工作，能做到及时、保真的信息传递，将参与者由一个空间释放出来，利于更有效的信息的搜寻、管理及利用。
二、直播性
大学的授课内容，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初高中教师对课本的完全解读，所以对类似于黑板与粉笔的教学用具的需求减少，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度更大程度上依赖教师语言的讲解及学生个人思维能力的培养。Google已经开始正式在其MyGlass商店中提供Livestream视频分享应用。安装该应用的Google眼镜佩戴者只需说，“OK，Google Glass开始直播吧。”即可把所见所闻免费分享给其他指定信息佩戴者。如上图过程②，教师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授课。Google眼镜此项特性能将教学屏幕“移动到眼前”，解决了中国大学教室因为学生多教室大而造成的部分学生无法看见教学屏幕上内容的现象，并且，“解放”了教师的位置，使老师不必固定在讲台上，方便老师走下讲台，更好的与学生交流。
三、便捷性
Google眼镜配备了音控输入设备，佩戴者可以方便的通过麦克风来启动google眼镜，通过不同的口令来启动不同的功能，也可以通过手指来触发相应的功能。佩戴者可以通过口令来启动视频或者照相，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使用侧面的触摸垫来选择菜单，非常便捷。现在的教学中很多学生因为速记能力差，选择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拍下教学屏幕上老师所教授的内容，以照片的方式达到“速记”的目的。但是很多老师对这个现象“苦不堪言”，一是学生们虽然是在拍屏幕，但是容易给老师造成“学生们在拍我”的感觉；二是照相机的声音可能会打断老师的教学思路，进而影响教学质量。而Google眼镜的便捷性，只需要学生们一个轻声的口令或者对触摸板的操控，便可以达到“速记”的目的，老师们也不会被学生们的手机影响课堂了。并且，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浏览上传到Google Cloud的文件，解决了学生在课堂上受单一课本内容限制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引入更多知识，增强教学内容趣味性及丰富性，帮助学生发散思维，培养创新能力。
4.给传统教育带来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Google眼镜对传统的大学教育来说不是完全有利的。其可能给传统教育带来的以下问题不可忽视。
一、不便教师控制学生注意力
由于每个眼镜投射出的影像只有佩戴者本人能看到，也就是说，老师无法直观获知学生们注意力的集中情况。即使学生在下面看视频，只要装作在认真听讲的样子，老师也是很难察觉出来的，如上图②。这时Google眼镜不但没有起到帮助的作用，反而“诱惑”着学生逃避教师所教授的知识，就像是目前存在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手机的发明及更新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然而在传统教育中，却成为了吸引部分学生逃避课堂内容的有力工具。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在课堂上，便无法做到与老师互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二、考试公平性问题
在大学的传统教育中，对课程内容的考察形式不仅仅局限于闭卷笔试。在一些开卷考试中，Google眼镜的存在可能会成为学生作弊的有利条件。所谓开卷考试，考察的是学生对一些开放性知识的理解，此过程中可翻阅书本，但仍然是要求一个学生个人在面对自己的试卷，不允许与他人交流与合作的。Google眼镜的智能功能与直播功能则为学生在此类考试中作弊中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如上图③，没有认真学习过的同学只需要进入学霸们的视频组观看学霸答题的过程就好了，然后再copy一下，这样一来，中国的传统教育对课程内容的考核形式跟不上教学条件的发展，考核的结果便没有意义了。再引申到大学生的各种资格证考试，若使用Google眼镜，即使没有经过认真的学习，再考试的时候，只要找一下“外援”就好了，这样会混淆大学生的真实能力，毕业后会给就业市场带来混乱，导致用人单位出现识人不清的现象。
三、信息安全性问题
大学的高等教育相对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内容来说，更侧重于学生潜能的开发，具体表现在学生的科研表现、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在一些科研类项目中，如上图过程④中，学生佩戴Google眼镜可能会在接听电话，查询资料等时不经意之间就泄露了项目研究的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等信息，造成信息安全性问题，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一旦信息泄露被他人获知，就可能出现类似的科研项目，不但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地区的科研事业带来了可能出现的损失。
5.应对上述问题提出的对策
Google眼镜如若利用得当，则能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学效果，所以Google眼镜是适应高校教育发展需求的。针对其给高校传统教育带来的过度吸引学生注意力，考试公平性及信息安全性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一、改革教育模式
传统的教育模式把老师固定在了讲台上，无论是黑板板书还是利用多媒体演讲的方式，导致教师与后排学生的交流少，教师无法直观获知后排学生注意力的集中情况。若教师能摆脱这一限制，在教学过程中能与所有的学生做交流，则能有效控制学生注意力，这就要求教师摆脱“照本宣科”的教育模式。或者，改变教室桌椅布局，使得学生以组为单位，讨论或研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以课题报告的形式提交成果（课题报告要求附注小组成员每个人的贡献度），这种情况下，纵使学生佩戴智能眼镜，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也能得到较大改善，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能够得到提升。
二、加强考试监督工作
可以说，Google眼镜的大部分功能是需要借助网络才能实现的，若使用屏蔽信号设备断开或者干扰学生所在区域的互联网，学生通过Google眼镜作弊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这是监督方式其一。其二，对一些资格证书类考试，不但要使用屏蔽器类设备屏蔽信号，应严禁考生佩戴Google眼镜进入考场，加强对考生所携带的考试工具的检查力度，最大力度上防止Google眼镜进入考场，造成不公平性问题。
三、加强信息安全意识的宣传力度及密保工作
针对信息安全性问题，不但要加强对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的培养力度，也要对Google眼镜的直播接入功能设定密保限制。所谓加强对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的培养力度，则要在学生使用眼镜初期即大力宣传，培养学生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同时，对直播功能进行密保限制或独立空间限制，只有得到空间资格允许或密码认证的佩戴者才能接入直播者的网络观看直播内容，否则无法接入。
6.结论
本文通过对以Google眼镜为例的穿戴式设备的产品性能及优缺点的分析，提出了穿戴式设备影响大学传统教育的影响，分析了其对传统教育有益的一面及有害的一面，具体表现在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过度吸引学生注意力、产生不公平性问题与信息安全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教育模式，加强考试监督工作并加强信息安全意识的宣传力度及密保工作等相关建议。本文关于穿戴式设备对传统教育影响的结论，对如何在传统教育中引入并利用智能穿戴式设备，以提升教学质量，便捷师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摘 要：现下，我国刮起了一股“信息网络热”，现代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等多种信息技术在我国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致使数字出版成长得愈加成熟，现已给传统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以数字教育产品为切入点，阐释了数字出版的基本概念以及多种由数字出版所引出的数字教育产品，重在探究数字出版给传统教育带来的影响，随即指出了传统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电子书包；数字出版；传统教育；新方向
一、阐释数字出版的基本概念以及多种数字教育产品
所谓“数字出版”，就是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二进制的数字化手段编辑处理所要出版的内容，然后采纳数字化的存储、传播以及控制方式实现出版内容的优质流通，从而达到各出版环节数字化的目的。但应注意的是，数字出版不局限于直接在网上编辑出版内容，也不仅仅指把传统印刷版的东西数字化，又或者把传统的东西扫描到网上就叫做数字出版，真正的数字出版是依托传统的资源，用数字化这样一个工具进行立体化传播的方式。
现下由数字出版所引发的数字出版产品类型多种多样，比如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等，其中数字期刊、网络地图、网络教育出版物等皆可归属于数字教育产品，同时衍生出了电子书包、云课堂等辅助课堂教学的数字工具，直接改变了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电子书包”作为数字出版的典型代表，其彰显了数字出版的独有优势，将文字、图片、音频以及视频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二、探究数字出版给传统教育带来的影响
1.机遇
（1）转变了传统教育的观念与方式
传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教育是人生的一个特定阶段，将老师奉为“传道、授业、解惑”者，视老师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人物，反而使学生丧失了主动学习意识。与此同时，传统教学局限于书本、粉笔与黑板的僵硬教学设备，导致学生的知识面仅仅局限于课本之内。然而，数字出版为传统教育带来了机遇，数字出版教育产品很好地融合了文字、图片、音频以及视频，并给予了学生足够的自主学习空间，让学生可以通过视觉、听觉两个方面学习知识，在打破传统陈旧教育模式的同时，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可谓是一举两得。
（2）使传统教育更趋于多元个性
正如上文所说，传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丧失了主动学习的意识，导致他们的学习过于被动，所以其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也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然而随着数字出版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发展，传统教育逐渐脱去了陈旧老套的外衣，更趋向于朝着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就拿“电子书包”此种数字出版教育产品来讲，其使得课程资源更加智能化、动态化，打破了传统纸质文本教材的弊端，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需求。再者，数字出版集聚了更多的知识内容，有益于延展学生的知识领域，推动传统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2.挑战
（1）导致知识教育出现不均衡问题
从数字出版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数字出版必须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基础，方可完成整个教育过程，那也就是说如若一个地区缺乏必要的技术基础，那么数字出版所引领的教学就无法展现优势价值。目前我国的综合实力相较于发达国家还较为落后，互联网还未普及到全国各地的每一处，如若此时盲目用数字出版教育代替传统教育的话，那么定然会出现知识教育不平衡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严峻问题。
（2）影响传统教育稳定、全面的态势
数字出版过于智能化、动态化的表现，影响了其稳定性，反而影响了传统教育全面稳定的状态。比如，数字出版的电子化教材形式，就最大限度地影响了学生阅读和学习，不利于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又如，数字出版物过于鲜活的内容，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无形中减少了学生与老师、同学交流的频次，长此以往的话影响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再者，数字出版教育产品的不稳定性，致使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时强时弱，反而影响了传统教育稳定、全面的态势。
三、传统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现如今，信息技术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社会人才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基于此种情况，我认为传统教育会朝着信息化方向与创新方向发展。（1）信息化方向指的是传统教育受信息技术与数字出版热潮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会逐步朝着智能化、先进化、数字化、动态化的方向不断迈进，最终发展到更为成熟的层次。（2）创新方向中的“创新”主要指的是人才的创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与素质教育目标略有相似之处，不过此处的创新方向是针对社会人才需求结构提出的，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综合素质，从而达到创新教育、信息化教育的目标方向。
总的来说，数字出版给传统教育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巨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机遇、应对好挑战，让数字出版更好地为传统教育服务，从而有效提升传统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效率，将传统教育带入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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