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08: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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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证券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运行特征
从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来看，证券市场运行周期与经济运行周期是一致的。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初级阶段，情况比较复杂，存在长期背离，但近来趋同倾向逐步显现。
1、我国证券市场周期运行趋势
回顾历史，中国证券市场起步晚、时间短，1990年年底至今的20年中，证券市场的第一周期是从1990年开始的，1990年12月至1993年2月为周期的上升点，下降阶段为1993年2月至1996年1月；第二个周期是从1996年1月至2005年9月，其中上升阶段是1996年1月至2001年6月，此后股市出现了较大的下跌行情，持续了4年多。2005年6月至2007年股市短期上升，但是2007年以后我国股市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呈现跌宕起伏。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国家主导的市场构建当中，所以周期更多表现为政策周期而非宏观经济周期。证券市场出现的几次动荡主要是有国家政策推动，而非经济推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股市逐步走向合周期化的趋势。我国宏观经济周期运行趋势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其中，复苏和繁荣阶段构成了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而经济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则构成了经济周期中的收缩期。在这里我们选取与证券市场相对应的经济发展周期进行对比分析，分别是1991年至1999年之间的一个周期,以及2000年至2007年的第二周期。在第一轮宏观经济发展周期（1991-1999年）中，1991年-1992年味经济的上升期，1993年-1999年味下降期。宏观经济在经历了1978年-1991年的增长高峰后,并未进入周期性低谷,而是以小幅缓收为基调。从1993年下半年步入经济收缩期，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仅1个百分点左右。2000年以来,中国各项经济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经济增长率也由1999年的7.1%增加到2007年的11%。预示着新的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出现。2003年下半年以来,物价开始出现上涨的趋势,直至2008年第三季度,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以控制物价上涨及信贷过快增长的趋势,中国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的状态。中国宏观经济步入由于重工业化所带来的高增长周期。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连续在1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虽然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宏观调控的考验，国际经济形式不稳定，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进行调整，风险依然存在，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未来经济可能还有20年的持续高增长。
2、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经济的周期决定股市的周期．股市周期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变动。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是以政府的政策调整调控为主，出现了很多背离经济周期发展规律的现象。随着市场的成熟，国家对经济与证券调控手段的变化以及证券监控力度的加大，经济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度逐步加大。纵观中国证券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1996年以后出现了背离，股票价格指数并未体现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功能。由于这种背离的存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周期与宏观经济发展周期并不完全吻合，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成熟，根据国际一般看法，未来的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形势将逐步趋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良好态势将带来证券市场业绩的回升。
二、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宏观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证券市场水平变量和波动性的最基本因素，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主要看经济走势、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几个方面的指标，这几个方面的影响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宏观经济走势的变化对证券市场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的周期决定证券市场发展的周期，证券市场的变化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衰退时证券市场低迷，在经济危机时证券市场达到最低迷期，在经济复苏是证券市场逐步回升，在经济繁荣时证券市场大幅上涨。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经济走势与证券市场的走势并不是完全同步的，甚至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还会出现宏观经济与股市价格周期背离的现象。例如在2001年10月份，我国2002年前三个季度GDP上涨7.9%，但是同期证券市场指数跌幅达到7.9%，二者走势正好背离相反的方向。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以及证券周期变化的相对独立性造成的。
2、货币的供应量变化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般来讲，货币供应量与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该是成正比，即货币供应量增大则股市上涨，货币供应量减少则股市下跌。国家一般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使得股市的价格下降，在通货紧缩时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股市上扬。但是，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到目标的实现之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手段本身就是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间接形式，在过程中货币当局本身并不能直接控制和实现诸如稳定、增长这些目标，它只能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设置中介指标并通过对中介指标的调节和影响最终实现政策目标。其中会有很多不可测、不可控的干扰因素影响。所以，国家的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变化有时候与证券市场的变化并不同步。例如1994、1995、1998这三年，上证指数的增幅都是负数，而同期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分别是34.53％、29.47％、14.87％。原本是强相关的两项指标，却出现了背离现象。
3、银行利率变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般来说，股市价格与银行利息率成反比，利率下降时，股票的价格就上涨；利率上升时，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因此，利率的高低以及利率同股票市场的关系，也成为股票投资者据以买进和卖出股票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也不能绝对化。在股市历史上也有特殊情形。当股票行情暴涨、暴跌时时，利率的调整对股价的控制作用就不会很大。1998年12月，央行决定第六次降低存贷利率，一年内三次降息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是这次降息没有对股市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七次降息，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分别下调1个、0.75个百分点，市场的直接反应却呈现逐步减弱之势。
4、汇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汇行情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实行升值的基本的方针，股价就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股价随之下跌。所以外汇的行情会带给股市很大影响。在1987年10月全球股价暴跌风潮来临之前，美国突然公布预算赤字和外贸赤字，并声称要继续调整美元汇率，从而导致了股价暴跌风潮。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以及世界贸易的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股市受汇率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显著。
三、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联动性现状
1、证券市场与商品市场联动性趋增
回顾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历程，透过与经济周期相背离的主线，依然可以发现证券市场也曾出现与经济周期的短暂回归。在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的情况下，股市点位越高，蕴藏的风险越大，上升的阻力也越大，产生回归的内在需求也越强烈。1991年至1996年，我国的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同时高速发展，呈现出一致趋同的走势。1996年12月股市与经济周期背离过大，受到股市政策的调节，产生回归。1997年5月至1997年9月，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过大，受到股市政策的再次调节，产生第二次回归。1998年6月至1998年8月，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程度过大、时间过长，产生第三次回归。虽然这一时期宏观方针较好，呈现几年以来少有的一致向好的运行态势，但股市与经济周期背离过大，于是在经济周期的内在决定作用下，开始脱离政策周期，向经济周期做合理的回归。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因股市政策从紧，导致第四次回归。2001年6月，由于经济在2000年回升之后又一次出现下滑，而股市却屡创新高，炒至2245点，为了消除泡沫风险，不得不推出查资金、查违规及国有股减持等利空的股市政策，使股市连续下跌，向经济周期回归。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以及宏观经济形式的好转，金融危机以后的经济中国经济出现积极向好的迹象。2010年上半年南华商品指数和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累积收益率走势基本一致，几乎出现同步上涨和同步下跌的现象，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越来越大。
2、联动性趋增的原因分析
证券市场应该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根据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动本来就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因为证券市场的运行周期有其独立性原因在于，股市投资具有一定的预期性，买入股票和卖出股票均包含着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因此，往往在经济过热还未滑坡时,股市先下跌,而在经济触底,还未回升时,股市先反转。经济周期决定股市周期这一特性往往是从两个周期的同向运动与反向运动等不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经济过热,股市下跌；经济收缩,股市继续下跌；经济触底,股市上涨；经济回升,股市继续上涨。
四、证券与经济联动性增强的政策含义
在对证券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国家政策应该逐步规范证券市场的秩序，让股市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为国家经济调控提供决策的正确信息。在当前情况下，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压力。政府应当适度调整政策取向，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同时，做好维护信息系统安全等工作，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证券市场发展成熟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在未来较长时间里，我国股市仍然会跌宕起伏。而在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金融与房地产以及结构调整等多种挑战，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证券市场的波动与不测在所难免。我们只有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搞好宏观经济，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特点看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性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宏观经济角度，运用各种调控手段，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对市场经济进行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和引导。一个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包含许多要素：国家是宏观调控的主体；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结果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和客体；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外汇等是宏观调控的手段或工具。
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有两种基本的形态，一种是当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时，宏观调控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另一种是，当总需求过于扩张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宏观调控通过加息、紧缩财政开支等措施来抑制通胀。因此，宏观调控一般都把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个主要目标。宏观调控的艺术就在于找到稳定和增长的平衡点，也可以说是找到四个主要目标的最佳结合点。
在西方国家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所谓“滞胀”。这更是宏观调控所要努力避免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都是政府重要的职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
二、海关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从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在国家机关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都是履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国家机关。
除此之外，海关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占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1.从海关职能与职责来看海关的宏观调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是规定我国海关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是我国海关的执法依据，是我国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核心和基石。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修改的《中华人民
2.海关能更地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确保政策的科学性
一般来说，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时滞是指从发生问题、认识到需要采取政策行动到政策产生效果为止所需要的时间。政策时滞越短，政策当局越能够对有关情况做出及时反应，越能及时发挥作用。而海关在减少政策时滞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确保政策的科学性方面发挥得天独厚、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海关位于宏观调控过程的前哨，能及时掌握真实客观的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数据资料，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制定的正确与否提供依据，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提供判断指标，这样能更好地为宏观调控发挥预警作用。同时海关因其综合监管进出境的特殊性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真实可靠的经济运行信息资料，为提高决策者的能力和水平提供依据。
如实例一可见：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共出口粮食（包括谷物及谷物粉、豆类、淀粉块茎及薯类）349.3万吨，价值19.5亿美元，分别比前年同期下降67.5%和29.2%。共出口稻谷和大米93.1万吨，下降18.9%。出口135.2万吨，增长19.6%。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共进口大豆3414万吨，同比增长22.4%。海关总署统计司2009年1月4日发出预警报告：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在加强。由于大豆在进出口中占了很高的比重，此次的预警主要指大豆领域的外资控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就认为“海关的预警对于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很重要的意义。”
3.海关能够全面、科学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保证调控政策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除宏观调控政策正确性极为重要外，政策执行机关的执行力也显得极为重要，它是决定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关键。而目前我国这个宏观调控的部门主要有发展民革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常见的宏观调控手段有：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如调整税率、金融、财政补贴等；计划手段，如国家投资规划、配额制度；行政手段，如利用工商、商检、卫生检疫、海关等部门禁止或限制某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显然，多部门多种手段联合调控是最有效途径。而海关由于其调控的综合性和敏感性很强，在这方面的作用无可替化。
近年来，海关加大改革力度，建立完善通关便利化与贸易安全并重的监管大格局，对完善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海关是具体和综合执行国家调控政策的机关。海关执行政策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着国家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第二，海关是集中对进出境货物、运输工具以及人员进行监管的部门。有条件在第一时间获取第一手真实的数据，不仅能够快速反映进出口方面政策落实的情况，还能为下一步政策的完善和调整提供最可靠最新的决策依据，从而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关税筹集财政收入以及再分配的职能直接构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杠杆。
例如，为抑制化肥出口过快增长，保证国内化肥供应，确保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2008年来国家多次调整出口调控政策抑制化肥出口。2008年1月1日和2月15日两次调整关税政策，控制尿素、磷酸二氢铵及其与磷酸氢二铵的混合物、部分含磷复合肥等化肥品种的出口；4月1日起对过磷酸钙和钾肥征收30%的出口暂定关税；4月20日至9月30日对所有出口化肥加征100%特别出口关税，并延长至12月31日，且将氮肥关税上调至于150%，有效遏制了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保障了对内化肥供应。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3季度，我国累计出口化肥898.7万吨，价值40.4亿美元，去年同期相比（下同）分别增长11.4%和93.7%，出口平均价格上涨73.9%。自5月份起出口规模呈现连续环比下降，9月份跌至30万吨以下，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海关等部门执行政策到位，国家关于化肥出口政策取得显著效果。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目前国内市场化肥价格大幅下滑，原料价格上涨，以及限制出口关锐政策的持续实施，极可能导致国内化肥企业产能下降、停产或者倒闭，进而造成国内化肥供给紧张和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国家应该适时适度调整化肥出口政策，国家应该适时适度调整化肥出口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金融危机后国家贸易经济面临的形势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去年这个时候，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陡然下滑。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只有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实际国务院早在2008年12月1日起就宣布，再次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税率，取消部分钢材、化工以及粮食等102项产品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铝材以及粮食等共计23项产品的出口关锐，并降低氮肥、磷肥等共计31项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提高磷灰石和硅等5项产品的出口关税，这是继2008年国家大幅度提高部分产品出口关税、加强对“两高一资”以及粮食、化肥等敏感商品的出口控制以来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出口关税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已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海关作为国家出口关税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重要参与者，应积极参与和有效落实出口关税政策。
四、如何发挥海关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
近年来，海关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做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完善出口关税政策，已被我国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因为完善出口关税不但在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减少贸易摩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在当前金融危机严峻形势下对于刺激出口、刺激国内经济复苏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完善出口关税的意义、如何完善出口关税以及我国海关在出口关税政策调控的实际操作方法与途径予以具体阐述。
（一）完善出口关税政策的巨大意义
出口关税的直接作用就是通过调整税负增加或者降低出口商品的成本，从而达到抑制或者促进征税商品出品的结果，从征收或者增加出口关税水平来说，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经济稳定、减少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优化出口贸易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实现节能减排、以及减少贸易摩擦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具体来说：
首先，对基础性原材料征收出口关税、调整出口退税是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经济稳定的有效措施。由于从2007年6月开始，国家连续7次大规模对基础原材料如粮食、化肥、钢材、矿产品等原材料采取征收或者提高出口关税的调控措施，控制这些基础原材料的出口，通过增加这些基础原料的国内市场供给，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且这一宏观调控的效果从2008年3月开始已经较为明显，如下图（CPI变化趋势图，单位%）所示可见，2008年通货膨胀率逐月持续下降。
其次，在国际贸易大额顺差带给我们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压力时，我国实施了加大出口征税力度、降低出口退税和调整加工贸易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后，效果开始显现，贸易顺差在增速和总量上都出现了下降，如2008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为1809.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1855.4亿美元下降了2.7%，这样能有效地减少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减少出口企业遭遇国际贸易壁垒的风险，缓解我国外汇管理面临的国际压力，减少国内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再次，完善出口关税能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长期以来，中国外贸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和企业出口自主品牌的比重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品牌附加值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一方面给国内资源造成较大的压力，不利于节能减排，另一方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雷同，不也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我国走向“贸易强国、品牌大国”的道路，所以必须通过完善出口关税来优化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另外，节能减排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自2005年以来，国家通过实行加征出口关税、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陆续取消了1115个“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对300多个商品开征出口关税。这些出口政策的调整对抑制我国“两高一资”商品出口的过快增长速度起到了良好作用。2007年，我国“两高一资”商品出口量普遍出现下降或增速回落。据海关统计，其中煤炭出口量为5317万吨，同比下降16%；原油出口389万吨，下降38.7%；钢坯及粗锻件出口643万吨，下降28.9%。
（二）出口最优关税的研究与思考
影响出口关税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完税价格（从价计征法）或数量（从量计征法），一个是关税税率。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或数量由商品成本等市场因素确定，政府很难干预，只能通过调整关税税率来影响出口关税征收水平。因此，对出口最优关税的研究就转化为对出口最优关税税率的研究[7]。
而对出口最优关税的研究，国内经济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应片面追求出口贸易量的发展，而应该对出口量、出口进度和出口市场进行适当调控，以避免贸易条件恶化，改善出口贸易效益；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可以实行个案处理，如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政府应该继续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来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8]。两种不同的观点，均有最优关税税率的确定方法，各有优势。
这两种观点虽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最优出口关税的计算方式，但共同点均认为应该实施出口关税等政策对出口进行适当的控制，以消除“大国贫困化增长”，避免贸易条件恶化。随着我国出口量的连年大幅度增长以及外贸依存度的提高，研究并确定出最优出口关税的计算公式，对于中国未来外贸的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海关参与出口关税政策调控的实际操作办法与方式
1、完善出口税收征管机制，提高出口税收征管水平。
一直以来，海关税收围绕进口税收的征管，通过几十年的实践，目前已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和完善的税收征管机制。但对于出口税收，海关在征管机制上仍较为薄弱。具体体现在以下这几方面：一是出口征税在立法上才刚刚起步。今年10月，总署针对目前出口审价的实际情况，下发了《海关出口货物审价工作规程（试行）》，有效的规范了出口审价作业程序，但相对于复杂的出口征税操作，显然这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二是在作业程序上，目前海关H2000系统的出口征税程序直到2005年我国对出口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时才开始启用，系统较为简单且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三是在岗位配置上，现有的海关岗位设置在出口征税基本由原有进口征税岗位人员附带完成，岗位规范、设施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与征管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适应海关严密出口操作加强出口监管的新要求。四是在计征方式上，目前出口关税基本上沿用进口关税从价计征的方式，手续较为复杂且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出口审价资料和制度的基础上，这在目前出口征管制度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显然较为困难。
为此，面对出口关税政策越来越为重要手段并日益运用广泛的新形势下，海关可以通过加快完善出口税收征管机制，组织力量制定和完善出口征管法律制度，完善H2000系统征税程序，加强对出口征税管理资源的配置，建立与出口新形势相对应的、与进口通关对等的工作机制，再造出口货物的通关流程。与此同时，根据出口关税服务于宏观调控而不是增加财政收入的特点，实行从量计征关税方式，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的效果[9]。
2、增强出口监管，完善出口税收绩效评估机制。
加强出口监管是今年以来海关积极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建立完善出口税收绩效评估机制、确保出口税收应收尽收是海关加强出口监管工作整体方案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出口关税政策直到近几年才作为重要工具加以运用，海关目前的税收绩效评估机制在出口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是重进口轻出口。以目前的税收考核指标体系为例，2006年总署下发了《关于改革和完善税收任务和质量考核的方案》，改革了税收任务考核办法，将转出货物税收也纳入转出海关税收任务完成数内，完善了税收征管质量指标，将指标增加为11项，对税收的考核重点从“量”上转变为了“量质并举、以质为主”上。虽然后来经过了几次完善，但绝大部分指标均建立在进口的基础上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与目前出口税收数量日益增长以及作用日益重要的形势越来越不相符合。二是重结果轻过程。一直以来，海关税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更是保持在三成左右，完成税收任务也一直是海关的头等任务之一。因此不可避免海关税收绩效评估体系更加注重于结果。即使是总署对考核体系进行了完善，比如由向直属海关下达税收指令性任务，变为由各关自行预测后上报计划，再由总署进行考核，以及改革质量考核办法，由强调“量”变为强调“质”，其落脚点还是税收征收的结果，没有体现海关税收征收过程中对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实际上，与进口税收强调征收不同，出口税收应体现在管理上。如果说，进口税收是以“管”来实现“征”，而出口税收则是以“征”来实现管。也就是说，出口征税的重点不存于征收了多少关税，而是在于通过征税实现了怎么样的效果。因此，为与当前海关加强出口监管工作的要求相适应，各级海关部门应当尽快建立出口税收绩效评估机制。在具体设计上，除了借鉴进口税收绩效评估体系的有关指标，重点应放在出口监管水平、通关效率、以及与对外贸易和宏观经济指标的吻合度上。同时，海关总署建立相应的出口关税监控机制，通过及时分析出口统计数据和收集出口征税过程中的行业性问题，研究出口税收调控效果、形势和动态，为国家宏观调控及时提供政策意见和建议。
五、结语
总之，海关执行政策力度的强弱和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出口关税政策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特别是在当今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增长首次放缓的严峻形势下，海关有责任有义务完善出口关税征收机制，积极参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为国家经济保驾护航[10]。
一、模型与数
(一)模型定义为了合理描述宏观经济波动状况与汽车行业发展情况，将宏观经济的形势和汽车行业的发展分别看作是两个综合的、模糊的、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其中宏观经济的形势受多个可观测经济变量的影响，如CPI、PPI等;而汽车行业的发展情况也是由汽车产销量、汽车进出口量等可观测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在70年代KarlJores-kog和DagSorbom等学者提出的在统计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验证性多元统计分析技术［11］。通过观测变量集合之间的协方差结构和相关结构，从定量的角度建立模型处理潜变量与潜变量、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一个典型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两大部分:测量模型与潜在结构模型。1)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的关系:x=Λxξ+δ(如CPI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关系)y=Λyη+ε(如汽车产量与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的关系)在实际应用当中常常将潜变量表达为其相应显变量的线形加权和的形式，且有几个潜变量即需定义几个度量模型。2)结构模型(StructuralModel)描述的是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模型η=Βη+Γξ+ζ(宏观经济形势与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的关系)实际应用中往往用线形回归的形式拟合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潜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常称为路径系数。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宏观经济波动体现的不仅仅是GDP的变动，而是伴随着出口、消费、存贷、利率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变化。同样汽车行业的发展状况也绝不仅是由汽车的产销量来体现，而是通过一系列汽车指标进行的综合评判。笔者将宏观经济形势和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看作不可直接观测的潜变量，而将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和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的经济指标作为其观测变量。参考以往关于宏观经济与汽车行业之间关系以及各类指标数据，结合历年关于宏观经济与汽车行业的发展数据，运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下列变量指标。在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路径图中，用圆或者椭圆表示潜变量，矩阵表示观测变量，单向箭头表示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双箭头表示变量之间的协方差或者相关关系。宏观经济与汽车业相关关系模型的结构路径图和基本路径假设如图2。
(四)数据说明模型选取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信息网以及《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7至2012六年间的月度数据，缺失数据运用趋势拟合与均值补充进行数据填充。
二、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模型的拟合度检验基于六年的72条数据，运用软件AMOS17．0，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使用检验、规范拟合指数NFI和修正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等较为稳定的指标考核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拟合后的评价结果及其理想值汇总于表2。表2表明，P值为0．000，说明模型通过检验;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从总体上反映了模型的拟合度，有学者认为小于2．0，则可以认为模型拟合较好，但也有学者认为当χ2/df介于2．0到5．0时，也可以接受模型，要视情况而定。本模型由于样本空间较少，故3．8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规范拟合指数NFI、修正拟合指数IFI和比较拟合指数(CFI)都是越接近于1越好，而RMSEA低于0．1才是好的拟合，模型结果中NFI、IFI和CFI都在0．8以上，RMSEA为0。093，小于0．1，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另外，根据AMOS所给出的结果，其组成信度(CR)大部分都在0．7－0．9左右，其平均提炼方差(AVE)也都在0．5以上，所以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在结构上，该模型都实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说明了该结构关系能够反映样本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样本数量的关系，模拟结果还未达到最理想。
(二)模型的结构关系分析运用软件AMOS17．0进行假设模型的验证与分析，再根据修正指数MI进行多次变量之间关系的修正，得到所有不可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以及显变量与隐变量之间的因子负荷，其结果如图3所示。本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时采用了固定因子负荷法设定因子的度量单位。由图3分析表明:第一，负荷系数具有显著性，表明测量变量能很好地反映其对应的潜变量。在宏观经济形势因子中，外商直接投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对宏观经济的潜力影响显著，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影响显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宏观经济的现状影响显著。汽车行业发展中，汽车产量和汽车工业增加值的作用很明显，而汽车产品以及汽车进出口贸易差额的作用不是很显著。第二，路径系数具有显著性，表明宏观经济形势与汽车行业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关系。宏观经济影响因子与汽车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8、0．84、0．71，其中，宏观经济因子E1，即宏观经济的潜力水平对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影响最大。相关关系表明，信贷、货币、财政收入、城镇固定投资额、PPI、PMI等外生因素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最终也影响了汽车行业的发展。两者之关系可归结为:汽车行业的发展程度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宏观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反作用于汽车行业的发展，且对汽车行业的产量、贸易、增加值都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
本文根据2007－2012年的月度数据，在建立多维度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运用AMOS17．0软件分析宏观经济波动与汽车行业发展的之间互动效应。主要结论有:(1)模型中选取的各种经济变量，如新增信贷数据、货币供应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等，通过一定途径影响宏观经济，而汽车的产销量和进出口量等则影响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2)宏观经济形势与汽车行业发展状况联系紧密，为互动关系。
作者：杨学南郭春香刘晓丽单位：西南科技大学理学院四川大学商学院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巨灵金融平台及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选用2002—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披露成本费用粘性计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费用季度数据，另外，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为了保证恰当的时间跨度，本文选用了2002—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个季度销售额连续上升或连续下降的样本。最终，本文的样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及回归模型设定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计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常选用的是GDP增长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孙铮，2004等），没有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选用产出缺口对宏观经济的波动进行计量。
(二)成本费用粘性的计量借鉴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业收入、费用的季度数据，通过下列算式，对各企业每一年度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进行了计算。上式通过测量销售额每下降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和销售额每上涨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之间的差值，来衡量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则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来预期的计量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管理者会依据企业前期的业绩表现来推测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当前期销售额增长时，管理者往往会更加的乐观；反之，会更加的悲观（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设置了一个关于管理者预期的虚拟变量，并将前期销售额变动方向作为管理者预期的判断标准：当第t-1期销售额大于第t-2期销售额时，我们认为管理者对第t期销售额将持有乐观预期；否则，将持悲观态度。
(四)回归方程的设定为了检验假设一，即观察宏观经济波动是否会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影响，我们使用了如下方程。在这里，我们用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来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管理者未来预期共同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主要观察该交乘项的符号和显著性，以此检验假设二、三、四。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表1中，我们队全体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费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393、-0.1171，均小于零，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费用粘性的现象；管理者预期的均值为0.7477，大于0.5，说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持有乐观预期，这与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现象相互对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均值约为38%，两职分离情况的均值约为0.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对子样本进行了双重差分检验。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平均费用粘性为-0.0855，非国有企业的为-0.1783，非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乐观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高管的乐观程度，说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更低，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于成本的调整也更加随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三和假设四。此外，无论是均值还是中值，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都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国有企业的问题，导致国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实证回归结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对假设H1-H4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产出缺口与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产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会随之上升，印证了假设1。另外，资本密集度与成本粘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当收入出现波动时的调整成本越高，企业的费用粘性就会越强，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劳动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在计量过程中，我们为了控制异方差对劳动密集度取了对数，导致劳动密集度的样本值小于零导致的，就本质而言，劳动密集度的系数说明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高时，企业的费用粘性也会更强。为了验证假设2，即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管理者预期的变量及其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未来预期的乐观程度与企业的费用粘性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持有一种乐观态度时，往往会更不愿意调整企业的现有资源，以防未来期间调整成本的发生，这与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结论是一致的；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也与企业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上行对费用粘性的促进作用就会加剧；反之，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下行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会加剧，假设二得到数据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用子样本对模型2进行的重新回归，其中模型3是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模型4是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的回归。从回归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与费用粘性水平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当国有企业管理者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着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没有很强烈的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动机，并且国企的所发生的费用多少也不会对企业的生存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做出成本决策时，管理者并不会很认真的考虑调整成本的问题，更多的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反，在非国有企业赝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帝国建设主义思想”更强，在作出成本成本决策的过程中也就会更加细致的考虑宏观经济的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由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证明。
四、结论
通过建立相关实证模型，本文得到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宏观经济波动会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费用粘性也会上涨，反之，当宏观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费用粘性也会随之下降；第二，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当管理者持有乐观（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上行对企业费用粘性的促进（抑制）作用会得到加剧；当管理者持有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下行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会得；第三，国有企业管理者未来预期并没有显著的传导作用，与之相比较，非国有企业管理者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作者：江婉滢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发展历程纵观统计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从中得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将统计学作为知识体系的核心，还具有较为独特、清晰的发展流程。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利用3个发展阶段概括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下文针对这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分析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该阶段，经济学专家主要关注国民经济的重要统计指标，研究比较国家经济实力的实际发展情况。第二个发展阶段：属于国家经济核查体系的完善阶段。多数和本体系有关的部门，在分类上更加细化，使得国家经济核查体系逐渐完善。在本阶段，统计学设计思想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进，确定核心指标，形成指标体系和国家经济行业分类体系，细化国民经济结构部分等，不断充实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体系。在科学应用统计学的基础上，优化资料配置，将社会经济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第三个阶段，也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目前所处的阶段。在本阶段，在经济统计领域中，形成了微观统计与宏观统计互相促进、互相融合、不断完善的新局势，使得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信息网络技术、电子商务、政府信息化、网络购物以及企业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独立性地位更加重要。这就要求人们要从新的社会发展途径中，深刻理解经济统计，为统计分析打好基础。一些人无法全面理解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只是用来说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这无法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作用。此外，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旅游业、收支分配调节、交通运输、物流、金融体系以及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统计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二)欧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数经济学专家和统计学专家都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了研究。其中经济学家、统计学法威廉•配第就对国民收入总量进行分析、统计。随后，出现了价格与需求函数关系量化分析，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进而实现统计和分析这两门科学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国家经济核查体系，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充实国家经济核查体系。此后，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与资金流量表。这些都极大了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推广应用和发展。
(三)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统计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检查与制定工作之一，在企业，乃至国家所有部门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成为了总结与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统计学数据等有关内容并没有获得较为深刻的利用，统计学的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因此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明确统计学在整个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识体系中的关键所在等，并不断发展此趋势，利用措施弥补数据的不足和数据质量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采取现代统计学分析法，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发展，以此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二、结束语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要求以先进的数据信息技术作为数据支持，还需要强大的数据库系统以及计算机网络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紧密配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仍然要保留并继承优化管理、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并将其视为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管理理念。
作者：王惠单位：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一、黑龙江省宏观经济景气监测分析及预测
景气预警监测系统的监测结果表明，2013年12月先行合成指数与一致合成指数双双下降，2013年12月黑龙江省经济景气先行合成指数为97.88，较11月份下降0.34个点。而先行合成指数从2012年1月开始回落，已连续24个月呈下降趋势。2013年12月一致合成指数为97.84，较11月回落0.57个点。一致性合成指数自2012年6月从谷底反弹，在2013年1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点，而后冲高回落，已持续下降12个月。2013年12月一致合成指数下降趋于平缓，但是同期的先行一致合成指数却降到谷底，说明未来黑龙江省宏观经济仍将处于下降通道。2013年黑龙江省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消费品市场保持稳定，财政金融运行稳健，物价涨势逐渐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有所回落，外贸增速也有所放缓，稳增长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强。与前五年同期平均水平相比，黑龙江省主要经济指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与此同时，工业处于低速低效状态。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黑龙江省工业企业生产速度放缓，效应下降，进而导致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并且同期农业经济也处于衰退阶段，使得经济复苏缺乏相应的增长动力。
二、黑龙江省宏观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环境不优一是宏观政策存在适用地域“泛化”问题。目前国家采取的带有“普惠制”性质的援助政策，有些过于宽泛，难以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二是宏观政策缺乏区别对待和分类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各自具有不同的类型，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然而，国家现有的援助政策还没有较好地考虑到这种地域差异性。
(二)节能减排任务艰巨2012年黑龙江省未能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2013年情况虽有明显好转，但完成全年任务仍很艰巨。一是以重化工为主体的工业结构和以原煤为主体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效益将逐渐显现。二是二氧化硫削减途径少，城市排污历史欠账多。黑龙江省不属于国家划定的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二氧化硫减排空间小，得不到国家重点脱硫工程规划项目和资金的支持。东部煤电化基地的建设将扩大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全省仅有6个市、1个县建成了11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32.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3个百分点，治理任务繁重。三是促进节能减排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相关立法工作进展缓慢，已有的一些法规和政策落实不到位。
(三)民营经济发展滞后与发达省份相比，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营企业经营规模小、从业人员少、层次低。民营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多数集中在商贸服务领域，工业企业比重还不足10%，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支持和拉动作用极其有限。同时，县域民营经济规模较小，黑龙江省大部分县民营经济比重仅为50%左右。
三、对策建议
(一)构建宏观经济景气预警体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逐渐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监测和预警。在此背景下，黑龙江省构建宏观经济景气预警体系势在必行，不仅有利于政府更加详实、准确地掌握全省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而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参考该预警体系适时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促进黑龙江省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加快新型工业化建设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要根据黑龙江省的产业优势和特点确立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发展相关辅助性产业，建立以一个或几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多门类产业和谐互动、共同发展的产业链条。通过重组、兼并、联合等多种手段，培育一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增强工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加快第二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积极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同时要主动承接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壮大初级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协作链。三是坚持以开放为突破口和发展基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继续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本省经济的重点，提高引资规模和质量;依托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的地缘优势，加强对俄能源、贸易、科技等领域合作。四是积极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互动发展。五是以各产业园区及开发区为载体，将工业企业集中起来，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实现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
(三)推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一是各级政府应积极营造有利于民营资本发展的环境。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吸纳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黑龙江省经济建设，使其能够同其他资本平等竞争。二是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生产加工、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事业领域，以及从事农业综合开发、改造传统农业、开展国土综合整治等，实现集约化开发和产业化经营。扶持高新技术、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出口创汇、劳动密集型等民营企业发展。三是建立健全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建立信贷投放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为黑龙江省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省级财政要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大力扶持农村信用社发展，并鼓励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充分发挥民间融资在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支持、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大力支持龙头企业上市融资，拓宽民营经济直接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建立健全省、市、县各级政策性担保机构，并增强其担保实力，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保证。
(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各级政府应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及考核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进一步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增强审批的公开性、公正性和透明度，特别是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各级政府应集中力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转变观念，用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破解资金难题。
作者：林晓婵张潆心唐现杰姚姝伊单位：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一、结构过剩影响产业升级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不仅仅是绝对过剩，往往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过剩。表现为低端产品、粗加工领域产能过剩，而该行业内高端产品、高技术项目、高附加值领域产能不足。这样的结构过剩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在产能利用率低、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近几年还要从国际市场进口超过千万吨的钢材，原因就是我们过剩的都是低附加值产品，无法满足市场对于高端产品的需求。对于这种尴尬的局面，一些中型企业舍弃了钢铁的主业，没有在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上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反而将其投入到其他领域，放弃对高附加值的高端市场的追求导致了企业投资的大而不精，对国外市场高端产品的依赖阻碍了钢铁产业的持续升级。另外我国各地迅速扩张的钢铁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规模小、技术差、污染大，在缺乏有效资本市场的作用下，很难进行产业整合，这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反而降低了产业集中度，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阻力。
二、对策建议
（一）银行业构建防御体系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针对产能过剩行业规模的扩大采取有效措施，构建既保护自己同时也能有效刺激产业整合升级的防御体系。首先，投放信贷规模上要严格控制。银行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和合作，建立产业信息共享机制，使过剩行业的动态能够达到政银共享，合力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其次，银行业要充分把握信贷的主动权，抑制企业的重复生产，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积极参与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增加行业内新的增长点。第三，建立对风险的防控体系，各银行之间加强信息共享及信贷统一准则的协商，防止企业盲目授信、过度授信等行为的发生，同时建立信贷风险评估机制。第四，银监会要加强差别化监管，加大违反规定向产能过剩行业提供授信行为的惩治力度，引导银行业将信贷资源转向低能耗等绿色信贷领域。
（二）增加基础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林毅夫曾说：“解决产能过剩还是必须靠投资，能够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的投资。”2014年前三季度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开工项目不断增多。从推进发展西部战略、实施城镇一体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等政策措施来看，我国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务院已提出将增加与民间资本合作的方式来促使更多的私人资本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拓宽了融资渠道，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其次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来提高低收入者的购买力，积极培育消费的新形态，以补贴、减税等手段刺激消费，通过扩大内需缓解过剩的产能。
（三）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不仅能够淘汰落后产能，开始向高新技术领域转变也会促使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对国家宏观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严控行业准入，限制新增落后产能，加强对高污染、低附加值、高耗能企业的淘汰力度，进一步完善企业退出法律政策的配套，建立激励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其次鼓励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重视新能源、信息产业、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技术扶持和资金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美国的匹兹堡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同样的产能过剩问题，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基地，匹兹堡深受产能过剩影响而陷入了危机，但是匹兹堡的转型也正是在这种危机中倒逼出来的。通过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技术研发资金，匹兹堡从一个高污染的钢铁生产基地逐步转型为以能源、医药、科技和教育为规模产业的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它的成功经验表明，转方式和调结构将是抑制产能过剩、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作者：李金城单位：吉林工商学院经贸学院
一、模型选择和数据说明
(一)实证方法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间的关系，然而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端也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从而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向量自回归(VAR)较好的解决了以上问题。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及其影响的过程中，向量自回归模型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实证方法之一。因此本文也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选取本文基于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选择变量，选取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货币供应量增速、贸易余额增速、股价、汇率以及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速，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量较少，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变化态势，因此采用工业增加值增速(cgdg)作为经济增速的变量。对于物价，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市场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因此将其作为指标。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2增速(cm2g)为研究对象。对于贸易余额增速(ceig)，选择出口当期值与进口当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来衡量。以上证收盘综合指数作为股价(csti)的衡量变量。对于汇率，基于目前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将其确定为实际有效汇率(cexr)。对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动性，然而IMF统计数据库的M3统计时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度相对较低，美国M3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此以美国的M2增速(um2g)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IMF统计数据库和国际清算银行。
(三)数据说明及其统计特征在样本选择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开始启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开启至目前的季度数据跨度较短，实证结果难以说明问题;因此选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进一步对比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经济指标响应的变化，以量化宽松政策开启时点为界限，将样本选择期划分为两个子区间:第一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阶段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对这两个子区间再分别进行研究。各序列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实际有效汇率(cexr)和美国M2增速(um2g)均为I(0)序列，而中国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为I(1)序列。这样，如果要利用回归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性，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七个序列中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的估计结果根据AIC统计量可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二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求取美国M2增速对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实际有效汇率(cexr)六个指标的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样本为研究对象。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M2增速具有正向的冲击;对贸易余额增速、实际有效汇率具有反向的冲击;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基本不受影响。各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表3是中国经济指标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6.58%、4.17%、5.12%、4.93%、1.32%和1.76%，国内因素对各对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估计结果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为样本区间进行研究。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变化;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变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国内因素对各相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总体而言，美国M2增速发生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中国各经济指标，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之后，其变化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的结果显示基本不受影响，而之后的结果呈现正向的响应。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之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2年至2013年这一新的样本选择期，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为进一步使得研究具有对比性，将样本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加以检验，研究结论总体如下。首先，无论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还是之后，美国M2增速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贡献度仅占很小的比例，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绝大部分由其自身解释。因为自2005年7月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此基础上测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水平的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呈现一定的独立性。其次，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响应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各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呈现明显的方向性。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解释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最后，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响应;这是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其需求增加，基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同时由于中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从而引起中国M2增速、中国经济增速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升，中国的流动性增加会引起股价指数上涨。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响应，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以实际有效汇率表现为反向变化，这进一步会引起贸易余额增速呈现反向变动。
鉴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全局来看，首先，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虽绝大部分由自身解释，但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确实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制定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可能需要将美国的货币政策纳入考虑范围，或许需要站在国际协调的视角，从而实现中美货币政策的良性博弈。其次，如要尽量规避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可能是当务之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内需而不是外需，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加绝缘于外部货币政策的冲击。第一，逐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能不能同时实现，在当前资本自由流动或许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从经济制度及结构上逐渐完善，逐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掌控货币政策制定的主动权，以削弱美国货币政策实施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第二，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增强汇率政策的灵活性。第三，降低外贸依存度，分散外贸风险。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管理和调节对外贸易，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改良贸易结构，降低外部冲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扩大贸易对象，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程度，分散对外贸易中的风险。第四，理性应对人民币升值。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不可取，应理性应对人民币升值，设置合理波动范围。第五，资本账户开放须要谨慎。目前资本账户是否开放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如果资本账户贸然开放，资本势必大量流入或流出中国，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波动，因此资本账户是否开放以及如何开放须要仔细考量。第六，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由美元主导，美国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严重损害他国利益。中国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合作，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从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作者：荣晨董瞾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1BDI指数与我国宏观经济一致指数关系的实证分析
1.1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为了减小数据变动幅度，首先对原始数据取对数。根据和的时间变动图，在ADF检验中设定两个变量均有截距项，但不含时间趋势项，由Eviews8得到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汇总如表1所示。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选取1%的置信水平，如果ADF检验得到的统计量小于1%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表明所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存在单位根。由表1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和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和在1%的置信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的，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来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1.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且它们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那么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表明变量之间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上文可知，和都是I(1)即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本文采用E-G两步法来完成协整检验。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dinaryLeastSquare，OLS)估计协整回归模型，并得出残差序列估计值。用Eviews8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其次，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残差序列平稳，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协整关系。仍用ADF检验来验证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以上检验结果表明，ADF检验统计量小于三个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与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结合协整回归方程可知，和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1.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上文检验结果可知，和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前提下，有必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验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用Eviews软件得到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对于第一个检验，只有在滞后阶数为2和8时接受原假设，在其他滞后阶数下都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拒绝原假设是较稳定的结果，即是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第二个检验，在滞后阶数为1～8时都接受了原假设，这一检验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不是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与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BDI指数的变动会引起EPI指数的变动。
1.4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为了进一步研究BDI指数与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状况之间的动态特征关系，本文对两个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考察一个内生变量受到某种冲击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选用5个指标来完成最优滞后长度检验，结果显示LR、FPE、AIC三个评价指标认为滞后阶数为10较为合理，因此本文建立10阶VAR模型。为了保证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稳定性，本文利用Eviews软件作出了VAR模型特征根的倒数值图示，VAR模型所有特征根的倒数值都落在了单位圆内，说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可靠的。通过上述最优滞后长度检验和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本文保证了所建立的VAR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了进一步分析BDI指数与EPI之间的动态关系，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对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作出了对的脉冲响应函数。对的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见图3)，当在本期给一个正冲击后，对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具体而言，在前两期小幅上涨，从第3期开始迅速上升，在第5期达到峰值，从第5期到第10期在一个高位上表现出小幅波动，从第10期开始平稳下降，并在第23期时变为负效应。这表明BDI指数的上涨能够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较为显著的拉动作用，而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较长的持续期。
2检验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BDI与EPI指数随时间变动的图示得出，两变量上升、下降的阶段及波峰、波谷出现的时间较为接近，因此BDI指数与我国宏观经济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与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且对具有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得出，BDI指数的上涨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比较显著的拉动作用，且能够持续较长时间。BDI指数是海运市场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全球贸易和经济的繁荣与低谷，是一个先行经济指标。BDI指数的上涨表明全球贸易规模增大，也能够折射出全球经济走势向好，我国现阶段还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国际上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大国经济状况的波动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BDI指数上涨能够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拉动作用。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与经济理论是相一致的。因此应当认清BDI指数的走势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重视BDI指数走势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通过BDI指数的走势合理预测我国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并基于此制定合理的防范和调控措施，防止我国经济状况出现剧烈的波动。
当BDI指数走强时，可能预示着我国经济将出现新一轮的繁荣，应当制定稳健或者适度紧缩的财政及货币政策，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当BDI指数走弱时，可能预示着我国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应当制定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我国经济跌入低谷。此外，应当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BDI指数预测体系。由于BDI指数有助于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因此对于该指数的预测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对BDI指数走势的科学预测有助于把握我国经济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提前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避免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出现大幅波动.
作者：刘崇献马敏单位：北京物资学院
一、系统耦合理论
自20世纪末以来，系统耦合理论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系统耦合理论对交叉领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人们构架了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的桥梁。“耦合”一词系借用物理学的概念。《辞海》关于耦合的解释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例如，两个单摆中间连一根线或一根弹簧，它们的振动就是此起彼伏;原子内部电子的总角动量就是自旋角动量和轨道角动量的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组成一个网络时，其中一个电路中的电流或电压发生变化，能影响到其他电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叫电路的耦合。电路之间的耦合方式包括电感耦合、电阻耦合、互感耦合、电容耦合、电阻电容耦合等。在化学反应领域有耦合反应，将两个化学反应联合后，其中一个化学势大于零的反应，可以带动另一个化学势小于零，单独存在不能进行的反应能够进行。生物系统中许多反应就是靠这一原理实现了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在生物、生态、农学、地理学等领域，都有人们引用耦合的思路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相近的生态系统具有互相亲和的趋势。当条件成熟时，它们可以结合为一个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这就是系统耦合，属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系统，其非平衡态是绝对的，平衡态是相对的、偶存的。系统自由能的积累可使系统进入非平衡状态。通常人们说“能量是系统的驱动力”，无疑也适用于系统耦合。当条件和参量适当时，系统势能延伸，可以使不同系统实现结构功能的结合，产生新的且高一层的系统。它不是原系统量的增大，而是新功能体———具有新质的较高层次的系统。它联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发生系统耦合，由此产生的新系统称之为耦合系统。系统耦合的相关因子主要包括:耦合的关联性、耦合的整体性、耦合的多样性以及耦合的协调性等等。系统耦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纽带，其理论意义在于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所固有的开放性带来的外延特性(自由能的积累)，导致系统进化和生产潜力的解放。系统耦合的生产潜力源于其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和管理潜势。耦合的关键是要打破原有系统的界限，破除原有系统的束缚，以构成要素的自然关联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原则，将关联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自组织结构的、系统内各要素具有能动性的新主体联合系统。例如人们关注的环境保护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的耦合关系(如图2所示)，两者存在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和管理潜势等等，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联起来，建立畅通的信息通道，建立新的自组结构体系，使各要素之间充分发挥能动性，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从而构建新的动态平衡系统，找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
二、耦合经济概念的提出
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很多经济问题，例如个别的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环境容量不相容的矛盾，有望在已经立法促进的循环经济阶段解决。其他的矛盾，通过实施循环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这是因为按照物理中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规定，能量是单向滑向退质劣化以至于彻底失去做功能力的。因此能量的消耗是持续的。再比如，现行的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定律与生态系统的供求定律是相悖的，例如市场上海鲜鱼类的供给量减少，则价格上涨，从而刺激捕捞量增加，而海鲜鱼类的保有量则会下降。使这种相悖的规律通过耦合协同起来，扭转向耗竭方向恶性发展的局面，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必须靠机制创新才能做到。继循环经济之后，人类社会进一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经济形态是“耦合经济”。所谓的耦合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生产活动相互耦合，人造财富生产能力、自然资源消耗能力与自然资产生产能力相和谐，经济活动中排放氧化物的规模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还原规模相和谐;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能源在依靠工程技术使能量得到梯级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工程科学突破了对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限制性的理解，以耦合作为创新的主要手段，在地球环境条件下，发展能够把赋存于地球环境中的能量聚集起来，使之成为新能源的可持续能源技术，最终实现由可持续能源支撑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使经济形态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简而言之，耦合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以及自然生产要素相耦合，经济(Economic)、环境(Environment)、可持续社会(Ecotopia)三者(3E)协调、和谐、共同发展，构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友好复合型社会体系.
三、耦合经济的制度创新设计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中提出来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其含义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力图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满足程度(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说他们并不企图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但是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引导他们去促进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们真心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产生的效果好。后来经过后世经济学家A•马歇尔等人的不断完善和演进，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可以有效率地实现稀缺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现在我们尝试移植这一原理，把它应用到自然资产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来。我们把这一原理中市场参与者的个人追求定义为明确目的，把在不经意中达到的目的定义为伴生目的。把这只新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描述为复合社会(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每个人都在力图追求个人满足。一般来说，他们并不企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资产，也不知道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去达到伴生目的，并且其效果要比他们真心想的效果好。很显然，如果在实践中做到了这样，那就是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活动耦合起来，在人们追求个人幸福的努力过程中，同时达到了生态友好、环境友好、气候友好的伴生目的。这只新的看不见的手，将是有效果的。作者构思了一个关于“空气资产”生产消费等行为中新的看不见的手起引导作用的模型(如图4所示)，它初步显示，经过努力这条路是可行的.假如我们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资产为某个拥有者所有，消费者不按市场价格付费，就无法取得呼吸用的空气，就像哺育婴儿需要牛奶，婴儿没有付费购买牛奶的能力，而是由其抚养人代付的。由此我们建立这样的市场关系:空气资源拥有者依靠出卖自己的空气取得收入而生存发展，他会按照市场竞争决定的价格向消费者收取费用。由于排污者对空气产生污染，降低了空气的效用，进而降低了拥有者出售空气的价格，并因此受到损失。在法律的保护下，拥有者向排污者收取赔偿金而加大了排污者的行为成本。空气拥有者为了永续经营下去，会将出售空气得到的资金和向排污者收取的赔偿金用于根据消费者需要、维持和扩大生产者的生产量的投资，如用于清除污染从而提高销售价格的投入。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排污者向大气环境排放污染物使空气受到污染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扩散过程，而拥有者要治理污染物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把污染物富集起来、分离出来的不能自发的过程，其后才是把污染物无毒、无害化转化的过程。较之排污者在排放之前污染物尚处于“浓相”时治理，至少是多出了把污染物富集起来、分离出来的成本。排污者终究会发现，赔偿损失比自己治理的花费要大，从自身利益考虑，他最终会选择自己治理而不是向空气排放污染物。这个很简单的模型告诉我们，通过导入一只新的看不见的手，使现行市场经济体系参与自然系统的运行耦合起来，最终实现建立在自然系统上的良性发展，自然资产保值增值基础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增长，是能够做到的。
四、耦合经济解决问题的思路
耦合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因为它符合创新的最本质特征，即把一切不可能变为一切皆有可能。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耦合是构造一个新系统的手段。由于新系统的新结构，决定了新系统的新功能。新系统能够涌现出新的特性或功能，包括把过去的不可能或把在其他存在形式下的不可能变成新系统下的可能。
(一)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的耦合如今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欣喜地看到经世界各国政治家、科学家以及社会名流的大声疾呼和国际组织的不懈努力，各国政治家在遏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并且列入国家议程。在有关制度驱动下的主要行动包括发展循环经济、深入的节能减排、清洁发展机制、低碳经济、可持续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植被恢复与荒漠化治理等。目前，全球人类活动排放的CO2数量远远多于全球自然生态系统还原的CO2数量，处于大气中CO2含量因为总量积累而上升的阶段，且CO2含量处于对气候不友好的、使全球气候变暖的水平。通过把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耦合起来，先期要达到遏制住大气中CO2浓度继续增长的势头。这要靠发展、繁荣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扩大其还原CO2的总规模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依靠发展低碳经济，使全球CO2排放总规模下降。两者相向运动至规模相当。其后一个阶段，是低碳、非碳可持续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导，CO2排放总规模小于还原总规模，大气中CO2总水平因负积累而下降。最后一个阶段是使CO2排放总规模与还原总规模达到一个动态平衡阶段，此时的平衡使大气中CO2的浓度处于气候友好、生态友好的水平。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里要呼吁的是，我们要把大气层中的CO2看作全球共享的资源。谁把它更多地转化成碳质能源，谁就多了一份竞争优势、生存发展优势。为此，应该制定国家发展耦合经济战略。
(二)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我们今天遇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原因是人类社会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属性上走的太远，因此，我们要跳出现今的社会属性回归自然属性，但这绝不是要解体社会，重新以个体的形式实现人的自然属性，而是要通过创新破除目前这种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社会，建立一个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复合社会。按照扩充后的复合社会去理解，认识论就要丰富和完善其内容。例如，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资产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资产生产力与人造财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复合社会。建立这样的复合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于明确生态资产的产权归属，确立并实现生态资产的价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看到和想到远远不等于做到，而往往是稳定的利益结构、心智结构、群体的博弈结构在起决定作用。尤其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放弃无回报地索取自然资源的行为，拿出人类劳动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回馈于自然，这将面临整个价值体系的改变，是极为不易的。构建复合社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完善问题。首先，构建复合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明晰生态资产的产权归属，使生态资产受到有效保护，避免历史上一再发生、被经济学家称为“公地悲剧”的事件;其次，承认自然资产的价值和生态服务的价值并实现它们的价值，最终要在复合社会的框架结构之下，形成价格机制。这将是极为复杂、深刻的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为了不至于拖延时间，快捷而有效的办法是向自然资产的采掘、耗用和享受生态服务征收税金，提高现行市场经济成本和价格总水平。然后将征收的税金，以公共财政投入的方式，一方面用于支持耦合经济产业技术开发;另一方面用于扶持生态产业及生态资产所有者，矫正因为价值被忽视的参与市场竞争的先天畸形。因此，我们才能迎来一个生态逐步繁荣，环境容量相应增大，生态系统产出持续提高，生态服务逐步增强，自然资产充分保证的前提下、人造财富最大化得以实现，人与环境系统和谐共荣的未来世界。
(三)自然生产要素之间的耦合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使是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个阶段，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是有错误的，仔细推敲下来，对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对征服自然产生的狂热情绪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是“出于人类的无知”。其实，人们对于征服自然产生的狂热情绪并不是完全没有知识的无知，而是基于一些错误的无知。但是，在汲取因为基于偏颇甚至错误的知识而发生不适当的征服自然的行为招致自然报复的教训时，我们也要切实防止消极看待人类对自然进行干预甚至是改造的作用，防止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事实上，就自然的生产力而言，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因为自然生产所需要素耦合不完善，而始终发挥不出来。其中的“玄机”一旦被人类看破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甚至是改造，往往能够快速而有效地把这种潜力释放出来。古往今来，此类成功的实践不胜枚举。尤其是在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又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今天，运用人类知识作用下的劳动，把自然生产要素耦合起来，形成高的自然生产力，服务于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理应成为耦合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必将在耦合经济的实践中得到更加理智地看待和应用，并因为创造出难以估量的自然生产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2000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国古代先人运用自然规律的正确知识，用劳动改造自然、使自然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杰作，它发挥作用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通过都江堰水利工程改变有限水资源(自然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的时空配置格局，使得整个成都平原都能及时得到水资源以与其他各项自然生产要素偶合起来，使自然的生产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材料提供的支持，人们通过干预和改造自然，形成了能够大幅度提高自然生产力的人工环境。例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北方农民发明并广泛应用的塑料大棚温室种植技术，改变了自然状态下整个漫长冬季因温度和热量水平不足以支持其他要素耦合并转化为生物质的状态，改善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了一方农民。总而言之，在很多丰富而又具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的启发下，我们确实该自觉地、能动地、清醒地认识“运用人类知识作用下的劳动，把自然生产要素耦合起来，形成高的自然生产力”这一命题了。
(四)创立可持续能源技术体系创立可持续能源技术体系，是耦合经济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从能源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走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能源全部依靠可持续能源技术体系之日，就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之时。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物理学中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的理解和突破，这里主要涉及聚集结构的知识，可以肯定它是揭示客观上存在而人类却一直未曾深入的理性认识，特别是没有深入认识之一类过程所拥有的共性的新理论。可以肯定聚集结构理论的提出，使人类主观认识自然的理论体系与客观存在的、首尾相接的第一类过程和第二类过程构成的过程循环相吻合。可以预见，随着人类能动地发展聚集结构过程，将使当前文明依赖并面临的可耗竭、不可持续的过程中，转而成为支持我们文明持续发展的、不可耗竭的、可持续的过程。可见，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能源科学突破对热力学第二定律限制的理解，以耦合为主要手段，使不同性质的过程关联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王景利单位：哈尔滨金融学院金融系
一、投入产出模型及相关指标
1.（1）后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是从投入角度考虑流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影响，指该产业（作为下游产业部门）对那些向其供应产品作为其中间消耗的产业或部门（作为上游产业部门）的影响。后向关联指标包括直接后向关联指标（用直接消耗系数表示）和完全后向关联指标（用间接消耗系数表示）。①直接消耗系数：又叫投入系数，记为aij，其经济含义为生产单位j产品所直接消耗的i产品的数量，它反映了该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的相互提供产品的技术依赖关系。其中，xij指第j产业对第i产业的消耗量；Xj指第j产业的总投入。全部直接消耗系数aij所组成的矩阵，称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记为A。直接消耗系数反映了某产业对其他产业产品的依赖程度。流通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消耗是指其他产业为流通业服务的生产所提供的各种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各种服务等；其他产业对流通业的直接消耗是指流通业通过批发或零售服务活动，以支持这些产业的正常运行，这是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②完全消耗系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除了直接消耗方面外，同时还存在着由于产业之间的关联导致的间接消耗方面的联系。第j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i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称为完全消耗系数，记为bij。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的公式为：其中，(I-A)-1称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它表示生产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除了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各部门的产品外，还包括本部门的一个单位最终产品在内，反映了生产一个单位最终产品的完全需求。完全消耗系数能更全面地反映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2）前向关联效应前向关联是从产出角度来说明流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影响，是某产业对那些将本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部门的影响。前向关联指标也包括直接前向关联指标（用直接分配系数表示）和完全前向关联指标（用完全分配系数表示）。①直接分配系数：直接分配系数是第i部门产品分配给j部门作为中间产品使用的数量占该产品总产出量的比，记为hij。用公示表示为。其中，xij指第j产业对第i产业的消耗量；Xi指第i产业的总产出。全部直接分配系数hij所组成的矩阵，称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记为H。直接分配系数反映了流通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程度，直接分配系数越大，说明其他产业对流通业的直接需求越大，流通业的支撑作用越明显。②完全分配系数：完全分配系数是i部门单位总产出直接分配和全部间接分配给j部门的数量，是i部门对j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和全部间接分配系数之和，它反应i部门对j部门直接和通过别的部门间接的全部贡献程度。（3）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Gi是指第i产业对某产业的中间需求量（中间产品或者中间使用）与该产品的总需求（中间需求量与最终需求量和）之比。中间投入率Fj是指第j产业的中间投入与总投入之比。中间需求率反映了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有多少作为中间投入为其他产业所需求，由于任何产品不是作为中间产品（生产资料），就是作为最终产品（消费资料），故有中间需求率+最终需求率=1，一个产业的中间需求率越低，则最终需求率越高，从而这个产业就越具有提供最终产品的性质，反之，则该产业具有原料产业的性质。中间投入率反映该产业的总产值中外购的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即中间产品之和）所占的比重，由于中间投入率+附加值率=1，因此，中间投入率越高，则该产业的附加值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根据钱纳里、渡边等经济学家的产业划分方法，按照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的差异，以高于或低于50%为标准，把产业部门划分为4个不同的产业类型，见表1。（4）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某产业因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该产业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它量化地表示了某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间的后向关联。当感应度系数大于l时，我们认为该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程度，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的提供作用就越大，后向关联就比较强。影响力系数是指当某产业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的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程度，是衡量某产业与各后续生产部门的关联程度的指标，体现产业的前向关联。当影响力系数大于1时，表明该部门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与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的影响力水平，也就是说该部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很大，对社会生产的辐射能力也就越大。
2.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投入产出模型不仅深刻揭示了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关系，而且通过投入产出表，还可以反映各个产业对整个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文章在揭示甘肃商贸流通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宏观经济效应。（1）就业效应就业效应衡量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也说明该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程度，以一个部门的总投入中劳动投入所占的比重来衡量，该比重越高说明该行业对于劳动力需求越大，就业效果也就越明显。测量就业效果具体指标包括直接劳动报酬系数和完全劳动报酬系数，直接劳动报酬系数的计算公式为.其中，avj为第j部门的直接劳动报酬系数，vj为第j部门的劳动者报酬，Xj为生产第j部门产品的各部门的总投入。完全劳动者报酬系数矩阵为：BV=AV(I-A)-1(10)其中AV为直接劳动报酬系数矩阵。（2）出口和消费效应消费和出口效应分别衡量产业对消费、出口的影响程度，用最终消费系数、出口系数来表示。最终消费系数的计算公式为：ei表示第i部门的出口系数，Ei表示第i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国外消费者所消费的部分，Yi表示第i部门的总产品。该系数越大，表明总产品用于出口的部分越多。
二、实证分析
1.数据预处理为了有利于揭示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15]，文章将商贸流通业从传统的第三产业中独立出来，将第一、二产业各细分产业进行归并，从而对原始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调整。调整遵循两个原则：重点突出原则和三次产业划分原则。根据流通经济学理论，判定一个行业（企业）是否属于流通产业，一是看其是否专门从事商品流通；二是看其是否专门为商品流通服务。根据这一划分，文章中计算的商贸流通业数据包括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第一产业为广义农业部门，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5个部门；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各部门和建筑业；其他第三产业为除上述流通业所含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基于上述划分，文章把2002年和2007年的甘肃省投入产出表分别归并为四部门投入产出表。调整后的投入产出表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商贸流通业、其他第三产业（简称其他三产），如表2、表3所示（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2.甘肃商贸流通业产业关联度测算及比较（1）后向关联效应表4为商贸流通业作为产出对其他各产业的直接和间接消耗情况。由表4可以看出，2002年甘肃省流通业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流通业本身和除流通业以外的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分别是0.04149、0.22453、0.13984、0.12809，表明流通业每产出1万元产品，需要直接消耗上述五大产业部门产品414.9元、2245.3元、1398.4元、1280.9元，流通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程度最高，其次是流通业本身和其他第三产业，受农业的影响很小。2007年上述数据分别为457.2元、2150.3元、708.4元、904.9元，流通业对农业直接消耗有所上升，对第二产业、流通业本身和其他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尽管如此，制造业仍然是流通业的主要投入要素，其次是其他第三产业和流通业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甘肃流通业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的产品和原材料投入，以及仓储运输、餐饮住宿和其他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这反映出甘肃流通业正处于资本与技术大量“数量扩张”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明流通业发展与包括金融保险、社会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其它服务业密不可分。当考虑不同产业间的间接消耗时，2002年流通业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对第二产业带动作用最大，其次为流通业本身和其他第三产业，对农业的依赖最弱。2007年这一顺序依次为第二产业、其他第三产业、流通业、农业。流通业发展对第二产业的带动作用有上升趋势（2002年为0.77171，2007年增加到0.80392），而对流通业自身、其他第三产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有所下降，分别从2002年的0.26138、0.22532、0.69694，下降到2007年的0.10642、0.14514、0.07710。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流通业对上游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越明显。（2）前向关联效应表5为商贸流通业作为中间投入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支撑情况。结果显示200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流通业、其他第三产业每生产1万元产品需要直接消耗流通业产品（服务）375.5部门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2002年2007年2002年2007年第一产业0.636340.545550.86420.81906第二产业1.897962.286571.217521.34367商贸流通业0.767630.551250.984480.88637其他三产0.698070.616630.93380.8509表7各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部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2002年2007年2002年2007年第一产业0.037550.005980.113770.03406第二产业0.068190.021120.219560.07760流通业0.139840.070840.261350.10642其他三产0.127380.073020.241820.10821表5甘肃各产业对商贸流通业的消耗系数元、681.9元、1398.4元、1273.8元，流通业作为中间投入，与流通业本身的关联最紧，其次是其他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与农业的关联最弱。2007年这一数据分别为59.4元、211.2元、708.4元、730.2元，与2002年相比，各产业对流通业的直接消耗均有所减少。这一现象表明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对流通业更多的消耗，其他三次产业对流通业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作为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媒介，流通服务投入量理应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当前出现的此种状况充分揭示出甘肃商贸流通业发展不足，流通力已日益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流通业对农业发展支持不足，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考虑产业之间的间接消耗，则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2002年对流通业消耗最多的是流通业本身(0.26135)，接下来依次是其他第三产业(0.24182)、第二产业(0.21956)、农业(0.11378)；2007年这一排序分别为其他第三产业(0.10821)、流通业本身(0.10642)、第二产业(0.07760)和农业(0.03406)，均体现为不同程度的下降。（3）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比较表6为甘肃商贸流通业和其他产业的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基于此我们可以判定甘肃商贸流通业的产业属性。结果显示，甘肃流通业的中间需求率在2002年为57.50%，低于第二产业，高于农业和其他第三产业。2007年中间需求率下降为30.36%，仅次于第一产业，而高于第二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这一变化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从生产性服务业性质在逐渐向最终消费功能转变。从产业的中间投入率指标来看，2002年甘肃流通业中间投入率为53.40%，2007下降为42.21%，表明经过几年的发展，甘肃流通产业的增加值率有所提高，流通产业的宏观绩效有所改善，商贸流通业的基础性产业特性凸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甘肃流通产业由中间产品型产业正逐步转变为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其功能由主要服务于生产者向服务于最终消费需求转变，产业增加值率提高，产业绩效获得改善。（4）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比较表7显示了甘肃商贸流通业和其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在两个时点上都较大，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数值大于1），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来自第二产业的制约最大，这一结论再次证明了工业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商贸流通业的感应度系数在两个时点上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分别为2002年的0.76763，2007年的0.55125。这一结果表明商贸流通业对甘肃经济发展很敏感，或者说在经济发展中，流通产业通过后向关联作用对经济的贡献较大，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远高于农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一影响水平在2007年有所降低，表明近几年甘肃商贸流通业发展不足，流通产业的战略性地位正受到挑战。影响力系数的分析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第二产业仍然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且主导地位有所增强，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波及影响程度弱于第二产业，但高于其他第三产业和农业。因此，可以看出甘肃省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尚不及工业那么明显，但从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来看，随着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力也必然增强。因此，可以考虑作为先导产业来大力推进。
3.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宏观效应分析（1）就业效应表8为甘肃商贸流通业及其他各产业的就业效应测算结果。直接劳动报酬系数指标显示：2002年商贸流通业的劳动投入占总投入中比例为28.03%，2007年这一比重为14.5%，分别位于其他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之后，高于第二产业，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劳动密集型程度比较高，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强，但是劳动投入的占比有下降趋势，这说明当前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还有待增强。相比较而言，由于考虑到产业间的间接联系，完全劳动报酬系数比各产业相应年份的直接劳动报酬系数要高，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下降很快，相对位次也从2002年的第三位下降到2007年的第四位（甚至低于第二产业）。（2）出口和消费效应由表9可以看出，同其他部门相比，2002年商贸流通业最终消费系数为0.2926，即每10000元总产品中有2926元用于消费，这一比例高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接近，但是远低于其他第三产业；2007年商贸流通业的最终消费系数为0.179，比2002年有所下降，仅高于第二产业，远远低于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是拉动消费的最重要部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要以第三产业为着力点，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在促进消费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2002年投入产出表没有单独列出出口一栏，因此出口系数指标缺失。2007年的出口系数显示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出口值为零，表明甘肃服务业发展仍以国内市场为主，服务贸易极度匮乏。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第一，产业关联分析结果表明：首先，甘肃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其他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联系，其中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度最高，对农业的依赖度最低。从商贸流通业的支持服务对象来看，流通业主要为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对农业的支持很弱。其次，甘肃商贸流通业服务于生产的中间需求功能有弱化趋势，正逐渐向消费者服务转化；流通产业的增加值率有所提高，流通产业的宏观绩效有所改善。最后，流通产业的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表明，商贸流通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影响力系数）大于国民经济对流通业的推动作用（感应度系数），因此，应通过主动发展流通业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并考虑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把商业作为一个先导产业来发展。第二，产业的宏观经济效应表明：商贸流通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但当前甘肃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足，有待增强。商贸流通业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与其他第三产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加强；其出口效应不明显，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开放度比较低，仍以内向型发展为主。
2.政策启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密切相关，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通过流通业带来动其他产业，以实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腾飞，主要应该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政府提供第一推动力，积极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和政策扶持，通过政策倾斜和财政专项支持有效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带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二是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农业及农村市场的支持力度。农村商贸流通市场是城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是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农村流通网络体系的重点是着力解决农民在销售产品和购买商品的困难，一要加快建设农产品重点产区产地批发市场，建设一批上规模的特色农产品专业市场，缓解和解决农民卖难问题；二要结合农产品不易保存的特点和属性，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系统，扩大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网络，提高农民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三要进一步改造和升级传统集贸市场，拓宽农村消费渠道，改善农民购物环境。三是正确处理商贸流通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关系，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由生产性服务向消费性服务转化。前文实证结果表明商贸流通业作为居民或消费者最终需求的规模远远不足，这可能是因为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低，从而对商业服务的要求比较低造成的。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由生产性服务向消费性服务转化，大力提高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服务规模和质量不但有利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而且有利于提高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实现充分就业。四是扩大对外招商引资规模，提升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开放度。较低的开放程度使得西部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只能局限于国内市场，且服务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为此，引入优质商贸流通外资企业资源，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可以有效促使本国商业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并且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赵霞蔡文浩徐永锋单位：兰州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甘肃商务发展研究中心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一、模型与设定
基于研究目的且不失一般性，本文的模型经济中仅包含了作为消费者的家庭以及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并且企业部门由构成CPI的8大部门组成。家庭作为消费者，其追求的目标为最大化其一生效用的贴现值（DiscountedValue）之和；家庭的消费支出由家庭成员为8大部门生产企业提供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来承担。与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类似，家庭可以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积累具有与储蓄类似的功能，进而家庭可以实现其一生消费的平滑化（Smoothing）。通过向企业提供物质资本，家庭还可以获得租金。不过，由于物质资本具有一定的专用性特征，因而物质资本投资存在调整成本（AdjustmentCost）。物质资本投资调整成本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外生冲击发生时，某一特定部门的投资难以及时作出调整，进而使得外生冲击的效用更具持久性（陈利锋，2014b）。已有的研究，如杨柳等（2014）发现这一调整成本在当前的中国是客观存在的。家庭消费的产品来源于构成CPI的8大部门，这些部门的生产企业雇佣家庭的劳动，采用Cobb-Douglas技术生产出具有差异性的中间产品，并将其加总为最终产品；企业将加总之后的产品出售给家庭供其消费。家庭与企业通过以上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构成了本文模型经济的主要元素。模型经济中生活着大量具有无限生命的家庭，这意味着模型经济中不存在家庭的消亡。同样，模型经济中也不存在人口的增长，这一设定主要是为了分析的便利考虑，也可以使我们集中分析代表性家庭的优化问题②。1．代表性家庭的行为家庭成员购买8大部门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消费，并向8大部门企业提供劳动力。与Merz（1995）以及Galí（2013）等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类似，家庭不同成员之间是完全风险共享的①。具体的，家庭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其中01为贴现因子，()tCj与和()tNj分别表示第j种产品的消费和部门j使用的劳动投入，和分别为消费和就业的风险偏好系数，为保证稳态存在的参数。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部门j取值为1至8，分别表示食品（部门1）、烟酒（部门2）、衣着（部门3）、家庭设备生产及维修服务（部门4）、医疗保健（部门5）、交通通讯（部门6）、娱乐教育文化部门（部门7）以及居住（部门8）。与王佳等（2013）、Foerster等（2011）的研究类似，基于分析的便利性考虑，家庭对于各个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消费风险偏好系数以及劳动的风险偏好系数均相同，即家庭成员的消费偏好与就业偏好具有跨部门不变的特征。则资源约束为：其中，j为部门j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Weight），()pj为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ktR为物质资本租金率，tI和tK分别为投资和物质资本；且不同部门由于对于投资品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物质资本投资存在一定的不可逆性，即投资调整或导致成本。基于此，与Christiano等（2005）以及Galı´等（2007）的研究类似，部门j的物质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为：2．部门生产企业的行为部门j的生产函数为如下Cobb-Douglas型：其中，j为部门j物质资本对于产出的弹性系数；()tsj为供给冲击，Foerster等（2011）依据美国的数据将其设定为随机游走（RandomWalk）形式，但是我国学者，如王佳等（2013）以及武康平和胡谍（2011）等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中均将其设定为平稳的一阶自回归过程。具体的，供给冲击为：其中，为供给冲击的持续性，te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a的独立白噪声过程，ts为总供给冲击，jv为部门j对于总供给冲击的反应程度。显然，当0jv时，经济中仅存在部门供给冲击；而当1jv时，整体冲击一一对应地反映在部门供给冲击中。3．优化条件基于以上设定，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4．市场出清定义1ln()tttPP为整体通货膨胀水平，而1ln(()())jtttPjPj为部门j的通货膨胀水平。依据式（3）可知，二者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式（10）意味着整体通货膨胀水平为部门通货膨胀水平的加权平均，这与我国CPI的核算方式一致。式（2）构成了模型经济中的资源约束，式（4）反映了投资的动态变化，式（5）为企业的消费品生产函数，式（7）至（9）为模型优化条件，式（10）反映了部门通货膨胀与整体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式（6）反映了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之间的联系。因此，模型经济中包含了185个方程（6N2N2176，以及9个外生冲击）。另外，当市场出清时，经济中的总资本为8部门资本的加权。
二、模型的参数化
本部分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化处理。以上模型中包含了185个带预期（Expectation）的对数线性差分（Log-LinearDifference）方程，一般而言无法求得显式解，因而只能依赖模型仿真（Simulation）技术刻画外生冲击下模型主要变量的动态反应路径，即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而在得到脉冲响应函数之前，则需要对模型的结构性参数进行赋值，这一方法被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之后的研究称为校准（Calibration）。这一过程的目的在于通过使用已有研究中得到的结构性参数，使得本文第二部分建立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成为刻画中国经济的框架。1．基础参数的校准对于贴现因子的取值，可以依据我国现实的物价数据进行估算，这一方法为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等所使用。依据我国自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物价数据可知，在此期间我国物价平均上涨的速度约为2%，因而可以将贴现因子的取值设定为0.98，这一取值与He等（2007）使用中国数据估计的结果较为接近。对于消费的风险偏好系数的取值，依据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估算的结果，这一参数的取值为1。这意味着式（1）效用函数关于消费的函数形式为对数形式，这与王佳等（2013）的研究是一致的。而劳动的风险偏好系数的取值，则依据薛鹤翔（2010）的研究将其设定为6.16。稳态投资成本函数的二阶导数S度量了部门j的投资()tIj对于部门的“Tobin的Q”，即()tj的反应系数，依据Zhang（2009）的研究将其取值设定为-1；跨部门不变的物质资本折旧率的取值，则依据He等（2007）的研究将其设定为0.04。模型经济中包含了8个部门的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所有外生冲击均具有相同的持续性以及标准差，这一设定的目的在于可以比较相同大小的外生冲击下不同部门响应程度的大小。在已有的研究中，也经常设定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外生冲击对于模型主要变量的影响。依据刘斌（2008）采用中国数据贝叶斯估计的结果，总供给冲击的持续性为0.89，对应的标准差a的取值为0.078。2．稳态参数的校准对于一些涉及部门权重的参数需要采用模型变量的稳态值进行校准。对于度量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参数j，可以依据实际数据的平均值进行估算。参考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对各部门价格在CPI中所占的权重调整之后的结果，本文依次选取食品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1为31.79%、烟酒生产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2为3.49%、衣着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3为8.52%、家庭设备生产及维修服务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4为5.64%、医疗保健部门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5为9.64%、交通通讯部门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6为9.95%、娱乐教育文化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7为13.75%、居住部门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8为17.22%。对于部门j对整体冲击的反应程度参数jv，本文采用稳态时家庭在各部门产品上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表示，由于在估算各个部门价格在CPI的权重过程中已经使用这一指标，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对这些参数的取值与对应的j相同。3．名义价格刚性参数与生产参数的校准对于8部门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j的取值，本文依据其定义进行估算。具体的，依据定义可知：式（13）表明，对于不同部门资本产出弹性j取值的估算，取决于不同部门中间产品替代弹性的取值。但是，已有的研究并未对这一参数的取值进行相关估计。基于便利性考虑，与已有研究类似，本文设定不同部门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具有跨部门不变的特征，进而依据薛鹤翔（2010）等的研究，将其取值设定为2。侯成琪和龚六堂（2013）对构成CPI的8大部门的名义价格刚性进行了估算，得到的取值分别为0.2698、0.6136、0.5152、0.6871、0.3851、0.5242、0.5993和0.2755；对应的经济整体的资本产出弹性，则依据He等（2007）的估算结果取值为0.6；根据式（13）可以得到构成CPI的8大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j的取值分别为0.3815、0.0419、0.1022、0.0677、0.0833、0.1194、0.1650、0.2066。
三、模型动态分析
定义12345678X为8部门通货膨胀构成的向量序列，t为外生冲击构成的向量序列。依据Foerster等（2011）的研究，本文第二部分的新凯恩斯主义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可以表述成如下形式：基于校准的结构性参数，可以实现对式（14）表示的模型进行动态分析。首先，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仅考察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即计算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以考察在不同部门的外生冲击下通货膨胀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路径；然后，对通货膨胀的波动进行条件方差分解（ConditionalVarianceDecomposition），以考察不同部门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1．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基于式（14）可知，各个部门的通货膨胀可以表示成外生冲击及其滞后项的函数，因而可以考察一个单位标准差外生供给冲击对于各个部门通货膨胀以及整体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篇幅考虑，本文仅仅考察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图1给出了1个单位标准差的负向（Negative）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下通货膨胀的动态反应路径，即脉冲响应函数。基于这一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整体通货膨胀水平对于食品部门供给冲击表现出最大的反应，在图1中表现为食品部门负向供给冲击引起通货膨胀最大幅度的上升；第二，整体通货膨胀水平对于家庭设备部门冲击也表现出较大的反应，从图1中可以看出，家庭设备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具有仅次于食品部门供给冲击的冲击效应；第三，交通通讯部门、医疗保健部门、衣着部门以及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也具有较强的冲击性效应；第四，居住部门以及娱乐教育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作用初期相对较小，之后呈现递增并逐渐收敛的趋势；第五，烟酒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冲击性效应在构成CPI的8个部门中最小。另外，整体通货膨胀对家庭设备部门冲击、交通通讯部门、医疗保健部门、衣着部门以及总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呈现“驼峰状”特征。这与已有研究，如薛鹤翔（2010）、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所发现的外生冲击对于产出等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类似。更重要的，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了部门外生冲击与整体外生冲击对于同一模型变量的脉冲响应具有显著性差异，并且不同部门的冲击与整体冲击的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些发现都意味着忽略部门之间的异质性来考察外生冲击对于模型变量的影响，可能引起模型结论的偏误。2．整体通货膨胀的条件方差分解式（14）反映了部门通货膨胀与部门供给冲击的关系，式（6）反映了部门冲击与总供给冲击之间的联系，式（10）反映了部门通货膨胀与整体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联系。基于以上三个方程可以对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进行条件方差分解。与一般的方差分解不同，条件方差分解的原理如下：其中，tF表示方差分解的值。式（15）表明，条件方差分解的结果依赖于所选择的时期。一般而言，条件方差分解的时期选择设定为第1个时期或者最后1个时期。由于本文结构性参数校准过程中估算参数取值的样本时期为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因而选取2002年第1季度作为条件方差分解的基准时期。基于以上设定，本文对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进行了条件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在图2中。需要说明的是，图2中我们以2002年第1季度作为第1个时期，2002年第2季度为第2个时期，其余依次类推，因而2012年第4季度为第44个时期。同时，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将外生冲击的整体效应标准化为1，因而各个外生冲击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中的作用全部转换成百分比。图2给出了构成CPI的8大部门外生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基于这一条件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分析各种不同的外生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各自作用的大小。图2表明，在本文考察期内的大多数时期中，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衣着部门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仅次于食品部门；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仅次于食品部门与衣着部门；而家庭设备部门、交通通讯部门、医疗保健部门、居住部门、研究部门以及娱乐教育部门等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不过却具有相对较强的持续性，这种冲击效应的持续性具体表现为在本文考察的44个时期内，这些部门的供给冲击均对整体通货膨胀的波动存在显著性效应。
四、结论与展望
在一个封闭经济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中，本文考察了构成我国CPI的8大部门的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影响。在采用我国的现实数据对结构性参数进行校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考察了各个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对整体通货膨胀冲击效应最大；更重要的，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冲击性效应，这意味着如果忽略部门之间的差异而基于整体经济建模，以考察外生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效应，则可能由于模型设定引起模型结论的偏误。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条件方差分解的方法考察了不同部门的外生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食品部门冲击、衣着部门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其余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却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均忽略部门之间的差异而考察整体冲击的效应，本文则在考察部门之间异质性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部门的外生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效应。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将不同部门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与宏观经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因此，采用本文的模型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比基于整体经济建模所得到的结论更加精确。不过，作为尝试性研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1）现实经济是开放经济①，而本文则基于封闭经济建模。因此，一个可行的改进方向是，基于开放经济构建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对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的效应进行分析。（2）本文在建模过程中未将劳动力市场动态考虑在内②，因而，一个可能的扩展是，在本文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动态，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Imbs等（2007，2011）的研究；（3）本文的研究表明，部门冲击在推动部门通货膨胀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体通货膨胀水平，那么，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当现实经济中出现了部门通货膨胀但并未产生整体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MonetaryAuthority）是否需要对部门通货膨胀做出反应呢？换言之，货币政策究竟应该对哪些类型的通货膨胀做出反应？本文并未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因而，一个有价值的拓展的方向是，在本文模型中引入货币当局，并考察最优货币政策选择机制。
作者：陈利锋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一、有关宏观调控和房地产经济均衡性分析
（一）有关社会矩阵的平衡方式
除采用以上方法之外，还通过CGE进行研究。在建立CGE模型之前，要先对初始的SAM进行科学处理。可采用最小交叉熵法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使用最小交叉熵法对相关的房产服务和房产开发、房产物业管理等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科学、全面的进行考察，并根据比较科学的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调整，使有关数据达到平衡，即与原始值保持一致。
（二）有关房地产实际经济价格的经济影响
房地产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位置，表明了房地产经济在各经济行业中至关重要性。房价的波动时刻影响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例如，房价上涨，则和房产业关系密切的钢铁行业、砂石行业、机械行业等行业产品价格也随着上涨。房产价格下降，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农业同房地产业的关联程度较小，因此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相对较小，不受房地产价格变化的起伏而变化。其次，房地产价格变化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是正相关形式变化，房地产价格上涨，宏观经济相关数据也会随着变化。同时，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居民收入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房产价格出现小幅度改变，在收入水平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房产价格有显著变化时，则居民收入也会有显著变化，总之房价和居民收入密切相关。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对金融业也有一定的影响，金融业的弹性较大，从投入到产出，很明显的能够看出两者的关系。
二、有关房地产价格的效应与影响
（一）有关价格上涨的部门直接产生效应
首先，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和之前预计的保持一致。在一些场景中，由于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上涨让一些行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幅度增长。其次，在相应的场景中，排除所有房地产自身以外，相应的建筑业、重工业以及一些公用事业均受到房地产影响颇大，在一些农业、工业与相关服务业中相应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实际影响比较小。综上述，从整个行业的实际分布来说，由房地产的实际带动是比较大，主要以一些基础性设施为主要行业，而这些行业中大多数都存在着相应的产业关系。所以，部分行业在实际的产出增量中要增加直接性关联，一些轻工业与农业等多种行业其实际增长幅度都比较小，而和预期相对比却保持着一致性。
（二）房地产价格的相关影响
我国房地产实际价格的不断下降也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不断改革，我国一些房地产行业已经逐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地产的GDP的实际变动，相应的就业以及进出口也在不断增大，而对一些消费与总产出来说其一直都受着宏观调控的直接影响。对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来说，其实际价格的不断变动对一些非生产的账户有着直接而必然的影响。对房地产的下降与上升使一些人的收入持续降低。但是，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下降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相关政府与企业的房价与收入在实际的变动方面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相反的是，其给相关的居民只带来了较差的居民收入，房地产的实际价格的下降对我国的居民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房地产的实际价格对宏观调控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与之比较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总而言之，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促进了国民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波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实际住房矛盾，同时也直接影响着相关的行业，这就给宏观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与实际价格的波动具有实际研究性意义。因此，本文就针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性做了简要的分析，希望通过本的研究可以提供参考。
作者：周庆单位：吉林省双辽市国土资源局
一、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的现状
根据著名财经专家所述，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是一种“畸形行业”，权利和市场需求是行业市场的核心部分。这主要是因为，专权者可以利用手中对于某个地方房地产经纪控制的权利，向消费者收取高价费用。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畸形行业，是因为国家政府出台的政策可实行性不强，再加上开发商人贪婪的心理，土地政策失误和投机投资者的消费活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经济周期波动较大，并且一直没有得到抑制。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哪个行业，它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应当是具有一致性，内在和外在力量是一个整体的两个表现方面，两者相互调谐促使行业发展。
二、房地产周期类型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专家眼中，房地产行业的周期大致可以分为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三种。短周期主要指的是行业中经济浮动时间长度不超过40个月的周期，中长周期指的是经济浮动时间长度在8年到10年之间的周期，而长周期指的是行业中经济浮动时间在50年左右的周期。纵观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中、短浮动周期，其中短周期最为常见，这也是我国房地产行业不同于国外的原因之一。
三、房地产行业经济周期理论
笔者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和内部传导机制的相互作用结果。著名经济学家费里希曾经说过，经济周期的波动好比是钟摆的波动状况，内部结构是主导部分，它既决定了摆动的周期也决定了摆动的长度。而外部冲击力量则是一个辅助力量，主要能导致行业经济周期呈波浪式运动，无论系统是不是稳定性结构，只要存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就会呈现不规则变化趋势。根据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03年之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开始迅速崛起发展，各地的房价涨幅比较大，相应的经济周期性变化幅度也在加大。其中波动幅度最大的还要属2006年～2011年间，这个时期的房价周期浮动状态让人瞠目结舌。比如：2006年12月，全国房价同比指数为108.13。到了2008年6月，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全国房价同比指数下降到93.32，到了2009年1月时，全国房价的同比指数又回升到110.5的高位状态，之后又呈现下滑趋势。之所以在2006年突然增长，是因为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三年是一个突破点。房地产行业由2003年开始崛起，房地产开发商的增多和投资者的加入，我国房价在这个时期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到2006年就出现爆发情况，这就是外部冲击力量。房价之所以会在2008年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主要是因为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种大环境的冲击下，导致了全国房价大幅度下滑。这同样也属于外部冲击力量。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角度，房价浮动过高对国家和行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应该尽力避免这种问题。除了房价在大幅度波动之外，投资者的加入更是加剧了这个行业的宏观经济危机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具有“空手套白狼”的特点。一些没有足够资金，但是有投资想法的开发商，可以从银行借贷出大部份投资资金进行住房开发，赚取的利润远远超过当初从银行借来的款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开发商以2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楼盘，在两年后以6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卖出，这样他就可以净赚4000元每平方米。在还完银行的贷款之后，还会剩余很多资金进行下一个项目的开发，让一个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投资的商人，在短时间内迅速拥有开发投资的能力。这可以很直观的表现为房地产商的销售利润，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房地产开发。据调查，在2006年～2011年间，我国银行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投入就占到房地产整体投资的11.%左右。再加上流动性资金的加入和越来越多的相关政策出台。到了2009年上半年时，我国银行在房地产信贷方面的余额达到了2490.3亿元，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出现了接近50%的涨幅。
四、结束语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的基础行业之一，也是宏观经济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都有重大的影响。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周期研究，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形成较为完善的认知体制。在研究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中，设定的研究时间不能过长，基本上以3-5年为好，并且需要结合内部结构特征和外部冲击力量。
作者：张晨琛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本文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随后，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外贸顺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当前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收入分配通货膨胀贸易顺差宏观经济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转贴中国论文联盟-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国家之间产出与国民收入悬殊的主要原因，较低的绝对工资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已经远远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尽管本文指出对外贸易巨额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资本与劳动报酬失衡，但这一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体制、文化问题，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所以为应对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汇率由市场决定为目标。
作为本文逻辑体系的一个总结，图4描述了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诸多内外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问题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关系。作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图4建立的框架可以用来观察、解释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中国经济近年来除受企业对银行负债率高的困扰之外（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负债率平均在79％）②，还受企业之间债务拖欠即所谓企业间“三角债”问题的困扰。1993年下半年以来企业间拖欠问题又呈不断恶化的趋势。全国37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应收帐款1994年比1993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314.21亿元；到1995年5月末，达7193亿元，又比年初增加877亿元；估计全年将达8000多亿元，比上一年又增加2000亿元③（见文后表1和表3有关近年来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情况的统计分析）。许多企业受债务之累，已无法正常运行；整个经济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企业间拖欠问题的影响。一些企业界和经济界的人士说，企业间债务拖欠是目前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
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
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也是造成企业间债务大量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金融市场不完全，资金的使用与配置缺乏效率，缺乏商业票据的贴现与抵押机制，缺乏银行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中尚缺乏对财产权（包括债权）的保护，不履行债务合约的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结果必然是违约方、债务方得益，任意拖欠，越拖欠越受益而不会受损，而债权方反倒处在被动的地位，商业信用无法正常展开，反倒形成了不讲信用的”拖欠文化“。这些体制上的缺陷都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间债务拖欠的恶性循环。
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中目前缺乏有效的信用关系，是以企业预算软约束为基本体制前提的，其他体制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基本体制缺陷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要想最终解决信用保障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以企业产权结构为基础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一直处于小幅升值状态，至今已累计升幅接近6%。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变革，其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笔者个人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全面性，可以将其作为自主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之间的两难，在一个资本账户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化汇率，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汇率制度安排。显然，中国与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安排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能选择稳定的汇率而牺牲一定的效率。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也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币值存在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币的初始升值强化了国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如果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后不投入非货币资产，外资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与国内利率之和，这个收益率与国外利率之间的权衡（这里没有考虑外资进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风险）来决定外资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从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以汇率调整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必须要与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使经济达到平衡。在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管制、投机性外资难以进入时，汇率升值除了调节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外，对总需求有紧缩作用，需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同时，尽管我国资本项目实施管制，但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投机性外资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因而，要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从前期的升值情况看，中央银行比较多地运用冲销政策来收缩流动性。
在经济日益开放的情况下，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外经济有重要的溢出效应。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来看，在采用汇率工具时必须关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要考虑与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协调。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每次美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低利率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世界信用扩张），而转入高利率时期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世界信用收缩），信用收缩导致各类危机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从最近来看，1998年以来，美国M2的增长速度连续6年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美元超额供给，特别是2001－2004年的低利率，世界流动性出现过度供给，出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而经过连续17次的小幅加息后，当前美元利率又重新回到高位。毫无疑问，世界流动性的收紧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汇率政策应积极应对，做好前瞻性研究，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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