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09: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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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的政策金融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本文在介绍、分析韩国政策金融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实施政策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我国与韩国的比较，对我国的政策金融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非凡。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治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治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非凡的。
(3)政策金融对中心银行依靠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心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心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心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轻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靠政府、依靠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治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非凡是治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非凡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假如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拟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碰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拟。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碰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
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政变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字经济现状发展趋势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大为改善，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金融状况有所好转，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投资踊跃，已基本走出基础差、积累少的困境。虽然越南经济仍面临极大的挑战，但其基础已经稳固，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也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越南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乐观。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越南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经过短时间的恢复，近几年越南经济出现新一轮高增长势头，与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波动形成鲜明对照。本文试图对越南在21世纪初的经济表现及高增长背后的推动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并探讨其未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世纪初越南取得的经济成绩
1.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跨入21世纪以来，越南国民经济已连续四年出现递增性增长态势(见表1)。从越南经济各项指标来看，一是出口市场扩大，出口额激增，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提高；二是国内投资、消费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同时，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
2.经济结构继续改善。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工业化进程加快，外资和国内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农业所占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但产量的绝对值仍在增加，且增长平稳(见表2和表3)。农业的稳定发展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越南经济的稳定发展。
3.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2001年以来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还债能力不断提高(见表4)。2001年财政收入100万亿盾，超过计划13%；2002年财政收入完成年计划的106.5%，约为73.9亿美元，同比增长7.8%；2003年财政收入不仅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而且连续第六年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比增长11.3%。财政收入状况的改善使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投资力度加大，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财政支出增长率从2001年的9.2%上升到2003年的14.1%，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越南财政收支持续好转，是经济稳定发展的结果。它将在今后几年内，在保障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完成、鼓励出口、创造就业机会和消饥减贫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4.社会投资踊跃。越南经济增长稳定，使得投资者对投资利润预期乐观，投资踊跃。投资呈递增趋势。2000年越南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0.8%；2001年这一比例继续上升，达21.9%。2002年社会总投资额达1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3%。投资增长主要是受国内私人投资大增的推动。2002年，非国营企业投资额达32.46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其中，私人投资约24.68亿美元，同比增长33%。2003年社会总投资217.6万亿越盾(约合139.5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国内资金占83.2%(国有56.5%，非国有26.7%)，外资占16.8%。同期，外国投资也大幅度增加(见表5)。从投资和发展的关联性看，越南已形成国内积累—投资—发展的良性循环，摆脱了对外资的过度依靠。
5.对外贸易持续增长。2001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衰退和九一一事件的影响，对外贸易等各项指标增长幅度减小；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越南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大关，总额达448亿美元(见表6)。一些主要出口商品像原油、纺织品的价格明显上涨，出口量大幅增加，使得越南的出口增长加快。总的来看，越南的出口贸易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大，对外依存度过高。进口方面，贸易逆差大幅增加，进口商品主要是机械设备、原材料、燃料及零配件等，而对消费品进口的限制仍十分严格。
经济持续增长原因分析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随着革新的不断深入，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年的发展使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完成，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市场运行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作为市场要素的价格、利率、汇率、竞争和分配机制已全面市场化，劳动力、金融、证券、技术和信息等市场体系正在积极培育和发展之中，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并与市场机制逐步适应和匹配。在微观基础领域，越南已由单一的公有制体系发展到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一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还以各种方式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刺激，使经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2.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个推动力推动经济发展。
第一，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越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积极引进机械设备、原料等发展本国工业，减少国外工业晶的进口；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大引资力度，加强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能力，集中发展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这种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使越南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口方面，基本形成了原油、大米、水产品、咖啡、煤炭等五大类创汇拳头产品，同时食品、服装、电器、鞋类的出口也有较大增长，成为出口创汇的“第二梯队”。进口方面，贸.易逆差大幅增加，但进口产品主要为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燃料及零配件等，对消费品进口的控制仍十分严格。
第二，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并重，不单纯依靠国外资本。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都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越南经济仍有所增长，这与越南实施的两种资本并重、不单纯依靠外资的战略是密不可分的。2003年社会总投资额达217.6万亿盾，其中国内资金占83.2%。2004年社会投资总额计划255-万亿盾，其中国内资金占68%，国外资金占32%。由此可见，越南经济发展显然是以国内资金为主。这样就减少了国际资本市场对越南经济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三，两种市场相结合为经济发展拓宽了道路。国内国外两种市场的结合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越南出口额大幅增长，出口总额近200亿美元，创历年新高。世界经济的恢复刺激了越南的出口，一些主要出口商品像原油、纺织品等的价格明显上涨，出口量大幅增加，使得越南的出口增长加快。
第四，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越南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投资的变化。越南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迫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更新设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此企业不断加大设备、技术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市场竞争力。2003年越南将80%的投资用于工业领域，大力更新设备，引进先进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在2004年的越南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计划投资部长武洪福指出，今后的主要投资领域是电子、油气开采、水泥、机械制造、冶金、石化、交通设施、水利工程。他还表示要加大对教育培训、科学技术、文化新闻、医疗卫生和扶贫方面的投资，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是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技术。通过引进外资，建立起一批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形成竞争，迫使国有企业逐步走上技术改造的道路。大量外资的引进也带来了技术和治理的引进，因而提高了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再次是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对外开放，产品必须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必须通过改进设备、创新技术、降低成本等途径实现，即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
3.私人投资踊跃，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
在新世纪初世界经济不景气、外资投资缩减的情况下，越南的投资仍以超过30%的贡献率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国内私人投资。2003年社会发展投资总额中，私人投资58万亿盾，投资额最高，增长幅度最大(为24.7%，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5.8%）。目前越南已有12万家私人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2003年工业总产值为302.99万亿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比上年增长16%，其中私营企业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8.7%。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作为一个正在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国家，越南也面临一些难题与挑战。
第一，越南企业的竞争力还很薄弱。私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分散，缺乏规模。国营企业机制转变迟缓，治理水平低；缺少高质名牌产品，设备老化，不少原材料需要进口，生产成本高。越南产品质量较差，创汇能力和竞争力低。据统计，越南国内商品价格与国际价格(大部分按照进口价计算)比较：水泥高出115%，印刷纸和书写纸高出127%，氮肥高出131%，苏打高出163%，钢坯高出125%，蔗糖高出140%。外资企业使用的电费、海运费、国际电话费用均高于本地区其他国家，平均高出2—3倍。越南与泰国比较：越南用电量相当于泰国的1/5，移动电话为1/20，因特网为1/300。因此，在打开国际市场和在国内市场上应对外来产品抢占市场方面，越南企业的竞争能力亟待提高。
第二，越南在转变经济机制、融入世界经济方面明显滞后。越南在转变经济机制的同时，也碰到世界市场的各种挤压，迫使越南在提高竞争力的同时还要面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越南的出口过度
依靠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市场，上述市场一旦对越南产品实施各种限制，越南的整个出口就会陷入困境。由于受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市场的各种限制以及本国重要出口产品数量不足等因素的影响，2003年下半年越南的出口增长势头趋缓，前景不容乐观。为此，越南政府推出一系列刺激生产和鼓励出口的措施，以确保完成当年规定的190亿美元的出口指标，并为2004年的出口奠定基础。2003年上半年，越南出口总额达9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6%。对此，当局提出了下半年完成95亿美元出口额的目标。然而从2003年7月份开始，越南出口的总体势头放缓，当月出口额比上月下降3.3%，8月份又下降了3.5%。在美国市场方面，越美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但由于美国的市场准入条件繁杂苛刻，加上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非凡是美国不顾越方强烈反对，对越南鲶鱼征收38%—68%的反倾销关税，导致2003年越南鲶鱼对美国的出口额下降64%，由上年的5500万美元下降到2000万美元。
第三，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仍然面对不少挑战，尤其是在基础服务设施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瓶颈制约。目前，越南服务业总体还处在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硬件差、服务质量不高。硬件方面远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越南公路中，砂石和土路路面占了总里程的73.31%；电力供给不足，从全国范围来讲，高峰期电力缺少100-450MW，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供水系统落后，且价格较高。软件方面，政策法规还存在透明度低、随意性强、申请手续繁琐等弊端，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投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善。
第四，越南也存在着牺牲环境资源换发展的弊端。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历程中都曾发生的现象，也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越南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享有“世界动植物研究博物馆”的美誉。然而，世界银行的《2002年越南生态环境监测报告》却向越南的生态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这份报告说，在过去的10年中，越南国内许多物种的生存环境遭到灾难性破坏。据统计，目前越南全国28%的哺乳动物、10%的鸟类和21%的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濒临灭绝。另外，在维系生物物种多样化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的红树林被成片地砍伐，面积比10年前减少了约80%。报告还说，10年前越南农民还经常在山里见到白颊猿等十分珍贵的动物，但现在再也难觅这些动物的踪影了。报告分析了造成越南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指出近几年越南采取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许多地方大力发展小染料、小电镀、小农药以及炼焦等工业项目，而从事这些工业项目的工厂大多只注重经济效益，不注重环境保护，对自然资源进行了破坏性开发。报告还说，越南一些地方开始毁林开荒，结果植被受到极大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水源短缺等问题。因此，越南最终不仅没有增加高质量的耕地，反而使当地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五，经济体制转换中产生的官员贪污腐化现象恶化了越南的投资环境。如在办理投资手续过程中，各部门在收取除了按规定应交纳的费用外，还自行增加不正当费用，工作人员也收受贿赂。官员腐败风假如不刹住，必将影响革新开放大局。正如越共总书记农德孟所说：“一些干部生活方式不受约束，腐化堕落，且不能保持他们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准则，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六，缺乏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到2002年底，越南人口已将近8000万。按现在的增长速度计算，10年后，越南人口将达到9000万。在20世纪的100年里，越南的人口增长了五倍多。目前越南的人口密度已增至每平方公里235人，居世界第15位。人口增长过快给越南经济带来严重的分母效应，加重了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人口增长过快也是环境遭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越南目前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如何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展趋势
随着越南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越南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全新时期。
目前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并日益完善，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体制保证。从近年的投资与发展的关联性来看，越南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投资一积累一发展一投资的良性循环，已基本走出基础差、积累少的困境，为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也大为改善。可见就国内环境来看，越南经济已具备进入一个持续高增长的条件。
从国际环境看，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与国际合作的进展为越南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积极的因素和机遇。
2003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尤其重要的是越南所处的东亚地区受中国经济高增长、高进口的拉动，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为越南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越南一直在寻求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支持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长远目标。国际社会也一直在强力支持越南融入世界贸易体系，非凡是支持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也使越南得到了较大的经济利益。2002年越南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的贸易额达68亿美元，占越南外贸总额的21%，远高于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时的35亿美元。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越南产品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同时也将为越南吸引外资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越南被认为是东盟地区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国家，而且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相关的投资法规也在日趋完善，这也使越南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2004年越南尽管碰到生产活动所需的原料、燃料和材料价格骤涨，长期干旱以及禽流感造成的巨大损失等困难，但一季度经济取得跳跃式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高于2003年同期。总之，越南未来经济的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潜力巨大，前景乐观。
摘要：2007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降低。日本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投资下降，但由于占经济总量60%的消费有增强趋势，会弥补一部分投资放缓留下的需求缺口，所以整体经济运行依然稳定。预计200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9%，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大体相当。2008年，日本央行将维持低利率政策，加之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较高，从而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都较为稳定，有利于经济的暖和增长，预计200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在1.8%左右。
日本经济暖和增长消费不足
一2007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
2007年日本经济保持了可持续的低速增长。第一季度GDP比上一季度增长了0.7%，经济形势较为平稳。第二季度，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幅同时回落，GDP出现了负增长，不过整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的放缓迹象。总的看来，日本经济依然在“一进一退”的徘徊前进。
（一）投资增速放缓
2007年第一季度，日本的投资虽然小幅下降，但尚能维持稳定。可到了第二季度，住宅投资环比下降了3.4%，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了1.2%，降幅较大。企业设备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制造业设备投资大幅下降，其中房地产和服务业的降幅最大；住宅投资减少，主要是由于租金较低，出租性房屋的建设热情降低。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日本企业普遍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策略，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加之企业负债沉重无力筹措资金，所以设备投资不足。近年来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利润率上升，在这样的条件下加速了设备更新，投资大幅增长，拉动了经济复苏。2007年的投资增速下降有可能反映出日本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已经过去。不过，日本企业国内机械设备订单数在经历了连续4个月的下滑后，在7、8两个月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和1%，表明设备投资有恢复增长的可能。从日本银行的短期经济景气调查的结果来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恶化，所以目前还不能认定日本企业投资会继续下降。
本轮经济景气中，对日本经济贡献最大的不是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重新焕发活力的造船和机械等“重厚长大”产业。这些行业的崛起，不仅得益于日元贬值和海外需求增长等原因，更是因为日本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精雕细刻的质量意识。由于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仍然旺盛，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相关行业的设备投资大幅下滑。
（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逐步增大
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分别增长了0.8%和0.3%，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60%的消费迟迟不见起色，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步伐。但从2006年下半年起，日本私人消费出现了上升趋势，家庭支出逐步增长。进入2007年后月度家庭消费支出基本保持了正增长，到2007年8月日本两人以上家庭的实际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增幅较大。
在2007年日本投资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增长能够弥补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家庭消费支出的恢复性增长对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关键性意义。当前日本消费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就业形势良好。由于企业用人需求旺盛、雇佣条件改善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增多，在2007年6、7月间，日本的失业率已经降到3.6%，是9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背景下，预计居民消费支出将会继续小幅增长。
（三）进出口同步快速增长
由于外部需求旺盛，日本的出口在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3.4%和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内需增长，也拉动进口不断增加。
由于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依靠较高，轻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在2007年里美国经济放缓会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从现有数据分析，日本出口所受的影响较小。之所以2007年日本的出口能够抵御美国经济降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对消费的影响尚不强烈。虽然房价下跌造成的财富损失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而且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信贷成本上升也抑制了美国的消费融资，但目前美国失业率保持低位，工人工资继续提高，表明美国经济虽然减速，但没有出现“硬着陆”，防止了消费大幅下滑。其次，“新兴国特需”弥补了发达国家需求下降的缺口。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出现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和需求市场分散化，“新兴国特需”成为日本出口增长的新动力。
以日本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为例（见图2），可以看出“新兴国特需”对日本的重要性。近年来，日本对图2日本出口额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国出口迅猛增长，且对中国出口的变动与总出口的变动高度相关；日本对美国出口增长缓慢，且对美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总出口和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非凡是从2006年11月之后，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增速逐步下降，而总出口和对中国出口却在继续加速增长。在2007年7、8两个月里，日本总出口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3.8%和16.4%，对中国出口增长了20.6%和23.7%，对美国出口则仅增长了1.3%和4.7%。
（四）通缩有所缓解
2007年，日本的通缩问题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得到彻底解决，但由于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之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偏紧，迫使物价水平小幅攀升，通缩已经接近尾声。
2007年，日本CPI指数变化幅度极小，假如仅仅参照这一指标，无疑可以得出通缩问题没有改善的结论。但假如以企业物价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见图4）作为参照，则可以看出日本的整体物价水平在持续上涨。9月份日本的企业物价指数为103.6，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7%，这是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连续第43个月同比上升。从商品类别看，9月份，钢铁和化工产品价格同比分别上升10.2%和3.3%，纸和纸浆价格同比上升3.3%，纺织品价格同比上升3.4%，废铁价格同比上升27.4%。在日本银行公布的905种产品价格中，有51.9%的产品价格上升。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它与消费物价指数CPI一样都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参照
一指标，可以看出日本的价格水平变化基本和经济增长率相当。而参照出口价格指数，则会发现日本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得非常快，已经快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
之所以日本出口商品价格可以较快上涨，是因为目前全球通胀率较高，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商品有较大的涨价空间，日本企业可以根据成本的变化而调价。企业物价指数的上涨也主要反映了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CPI上涨乏力是因为消费市场不活跃，上游企业成本上升不能有效的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今后一段时间里，一方面，企业成本上升会形成持续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压力，推动CPI走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需求旺盛，家庭支出不断上升，消费市场有更加活跃的可能，也有助于CPI走高。所以预计2008年日本通缩现象可能会逐步消除。
（五）维持超低利率
2007年2月，日本银行将基准利率从0.25%提高到0.50%，这是日本2006年7月后唯一的一次加息。经济长期增长以及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利差过大是日本银行决定加息的主要原因。从加息的效果看，由于加息后的日本利率水平依然超低，所以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明显。
2月份后，由于担心美国经济放缓可能危及日本经济的复苏前景，加上日本CPI指数仍然萎靡不振，所以日本银行维持0.50%的利率水平不变。预计在2007年里这一利率不会发生变化。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势、日本CPI的走势以及美国经济的走势都将影响日本利率变化的时间表。
低利率客观上有利于企业融资，到2007年9月，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连续20个月保持增长。但是，日本超低的利率却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日本的利率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日元和美元、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存在巨大利差，给投机者留下了可乘之机。投机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然后再将日元兑换成美元或其他拥有更高收益率的货币，可以从中获利。这种套利交易提高了全球的资产需求量，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加剧了市场动荡。日本央行数据显示，仅仅2007年3月外资银行就通过其在日本设立的分行输出21.9万亿日元（约合1800亿美元）到海外，该数据比上年同期上升31%。日本投信协会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07年4月30日的一年里，日本共同基金所拥有的海外资产增长了47%，达到32.2万亿日元，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43%。除了银行和基金之外，日本许多家庭投资者也开始将投资注重力转移到海外，借贷日元用以追求海外高风险投资。
（六）日元先贬后升
在2007年上半年，日元对美元、欧元及亚洲其他主要货币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在日本经济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日元疲软的主要诱因是巨大的利差。2007年初，日本的基准利率为0.25%，而美国的基准利率为5.25%，相差了5个百分点，从而造成投资者持续抛出日元，换取美元等高收益货币，对日元汇率形成压力。2007年初，在德国召开的西方七国（G7）部长级会议上，就日元汇率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欧洲认为日元疲软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日本却认为本国经济仍无法承受日元升值的冲击，因此不应当干预日元的低汇率。G7会议最终没有就日元问题达成共识，受此影响，投资者预期日元将维持疲软的态势。因此即使在日本银行上调利率后，日元也没有走强，反而兑欧元触及历史新低，兑美元不断贬值。可以看出，2007年上半年日元走弱是日本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有意放纵造成的。
但进入下半年后，非凡是8月份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日元迅速走强。日元汇率的这种变化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有密切关系。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金融市场震荡，高收益地区的金融资产失去了吸引力，投资者纷纷抛售公司债等信用型高收益债券和欧美及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股票，大量结清日元利差交易头寸，使得日元在持续买盘的推动下大幅走强，突破了对美元1∶115的心理关口。
日元这种先降后升的走势对于实体经济产生了先扬后抑的影响。2007年上半年，日元贬值使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有利于出口。另外，在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把收益换算成日元时由于汇率低于预期会出现业绩增长。在制定年度计划时，多数日本出口企业都将本财年的汇率预期定在1美元兑换115日元、1欧元兑换150日元左右，但上半年日元已贬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以上和1欧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这使得日本跨国公司的利润高于预期。但到了2007年下半年，日元兑美元升至115水平线上，不仅不利于出口，而且也不利于跨国公司账面上的业绩增长，影响日本股市。但总的看来，升值后的日元汇率水平能够更好地反映其实际比价，加之升值幅度不大，所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二2008年日本经济展望
次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率，不能不引起了人们的非凡关注。目前猜测日本经济走势的关键在于：第二季度的负增长是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是否预示着日本经济将随同美国经济一同走软？依照目前情况看，虽然2007年日本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但2008年里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将和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大体持平，因此日本经济形势能够得以稳定，预计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8%。
（一）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负面因素
1.全球贸易增长放缓降低外部需求
受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加大。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一旦陷入衰退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有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放缓。虽然目前次级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显著，但是一旦蔓延到发达国家的家庭，居民消费就可能放缓，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降低。WTO猜测2007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将由2006年的8%减速到6%左右，预计2008年世界贸易增速不会显著恢复。在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下，日本对外贸易将受到影响。
2.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抑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以钢铁为首的传统产业在海外需求的拉动下逐步复苏是日本经济景气的重要支柱，但是本应支撑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电子产业却显得疲软，而附加价值高的软件行业更是弱小。这种产业之间的不均衡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传统产业将来难免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才是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虽然预计钢铁及造船等行业在2008年里依然
需求旺盛，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比较激烈，即使在2008年供求发生稍微的变化，那么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负担就变得难以转嫁到产品价格上，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是以企业盈利增长为核心的，假如企业盈利状况趋坏，则投资和消费也会恶化。
3.消费增长困难
日本经济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前期拉动经济复苏的企业投资增长动力减弱，而消费增长缓慢，不足以马上弥补投资减少留下的缺口，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支撑。
日本私人消费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日本社会的分配结构与政策导向有关。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企业利润逐步提高，带动设备投资增长，拉动了内需恢复，从而在投资和出口两个火车头的牵引下，日本经济走出了困境。但是，经济的欣欣向荣没能迅速向家庭和消费领域扩散，主要表现在家庭可支配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从而私人消费增长缓慢。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上看，这说明经济复苏的果实主要被企业所占有，没有流入工薪阶层的手中，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消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极为不利。
日本的经济政策导向也不利于私人消费增长。经济萧条后，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增加政府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造成国库日渐空虚，债务日益沉重。为了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1996年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以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增加消费税的措施不仅没有扭转日本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颓势，反而遏制了私人消费，使得日本经济丧失了活力，限于停滞和通缩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日本的政府债务负担比率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历届政府都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减少债务。但是日本老龄化问题突出，就业人口不断递减，政府无法靠增加所得税收入来充实国库。而提高企业税负的话，又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大量流出以及企业利润下降。所以，目前日本政府仍希望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减少债务。因为自民党在2007年众议院选举中失利，造成反对党占有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尴尬局面，使日本政府短期内无法推进上调消费税的进程，不过据媒体报道，上调消费税已被列入将于12月公布的2008财年税收改革指导方针之中。假如在2008年推出提高消费税的政策，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和经济增长。
（二）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有利因素
1.美国次级债危机没有对日本金融系统产生明显影响
不同于欧美，日本的金融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冲击，实体经济也没有出现流动性匮乏的情况。
美国次级债危机后，投资者抛售股票和债券，套现后从市场上抽走资金，加之银行“惜贷”，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一夜间变成了流动性不足。对美国而言，流动性不足限制了企业和消费者融资，还会造成信贷资金不足和房价下跌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和经济降温。但是，由于经营相对保守，日本的银行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太大影响。据日本银行统计，日本各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中，组合债和国际投机基金等高风险产品所占比例只有3%到4%。虽然一些银行在美国次级债的相关产品上有投资，但投资规模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由于日本银行系统在次级债危机中损失较小，加之自有资金比率较高，使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供给得以保证，房价也仍在上涨。
2.新兴市场国家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
不同于以往几次金融动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次级债危机中没有受到明显波及，经济运行较为稳定，预计在2008年里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而有利于日本出口的稳定。
据IMF统计，2005年和2006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和3.1%，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和7.9%。这显示出“南北关系”当中较弱一方的经济实力正在逐步提升。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也在增长。以日本建筑机械行业为例，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下滑，但中东、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建设热使日本建筑机械在这些地方热销，抵消了来自美国市场的负面冲击。
在截至2007年3月的日本2006财政年度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贸易额大幅增长，其中出口增长21%，几乎是对美出口增幅的两倍。创纪录的对华贸易数据，反映出中国对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巨大需求。预计2008年里，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增长，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
3.货币政策偏松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以及劳动力需求旺盛等原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资产泡沫有所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了加息进程，通过17次调息把利率从1%升到5.25%。欧洲、日本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也随之进入了加息周期。虽然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总体上看来这段时间是一个全球货币政策收缩期。
但在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防止经济萧条成为美联储优先关注的问题，加之通胀压力受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而缓解，美联储获得一定的降息空间。在向市场连续注入流动性的同时，美联储先后将贴现率和基准利率都调低了半个百分点，标志着其货币政策从适度偏紧变为中性偏松。由于美联储的政策倾向是各国中心银行的风向标，受美联储降息影响，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再次朝偏松的方向发展。预计2008年里日本银行不大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目前超低的利率水平有望继续维持，从而有利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
4.日元难以走强
预计2008年日元仍然难以走强，有利于日本的出口。首先，即使美联储在2008年继续降息，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利差仍将非常巨大。而欧洲央行一贯将通货膨胀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关注点，2008年存在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而再次调高利率的可能，这会进一步打压日元汇率。
其次，日本居民的资产需求也会影响日元走势。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加剧，养老基金的获利压力不断增加，但是日本国内利率很低，所以日本机构投资者不得不购买高收益国家的金融资产，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海外，使得日元在中期内面临抛压。此外，日本退休潮的来临可能还会加快资金外流的速度。在日本第一批“婴儿潮”中所诞生的人已经接近60岁的退休年龄，这将产生总额约50万亿日元的一次性退休补偿金，其中会有很大部分流入高资产收益国家，加
剧资金流出。
再次，套利交易将继续盛行。虽然次级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但没有撼动其根基。全球金融制度不会因为这场危机而进行重新安排，这就保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预计2008年里次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虽然股市、债市很难继续近年来的火热局面，却也不会大幅恶化。在国际金融市场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日元套利交易作为一种盈利模式将会长期存在，投资者依然会不断地把借入的日元换成其他货币，造成日元长期供大于需的格局。
最后，日本政府放任日元疲软，希望借此来刺激出口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也会成为2008年日元难以走强的重要原因。
一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粗放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强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高投入、低产出仍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资下降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下降速度，物质消耗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率的增长。以工业企业为例，1994～1999年，在俄私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小于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其中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亦然。从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用水量来看，1997～1998年增长14％，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5％的水平。此外，整个国民经济净水的消耗增长则更快，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净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赢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整个经济的赢利率从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业从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电力工业从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业从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业从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业从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业从1993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学与石油化工业从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业从1993年的43.5％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导产业情况亦然：农业从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业从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轻工业从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业从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业从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85.06％，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从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金融业从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饮食业从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统计问题》2000年第5期。）。
3.加剧了未来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处于衰退性经济危机中，由于各工业部门的生产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结果导致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电力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业从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与此同时，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年的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食品工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合计比重从18.5％下降到14.1％（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1991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15.5％，1996年上升为17.7％，而加工工业则相应从84.5％下降到82.3％。从总增加值的部门结构看，农业从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业从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业从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其他生产活动从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质生产部门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转轨以来，无论俄罗斯的综合竞争力还是产业竞争力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从综合竞争力看，1999年俄罗斯居于世界59个主要国家最末位，次于波兰（43位）、中国（32位）、德国（25位）、日本（14位）、美国（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开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财政能力（58位）、基础设施（58位）、工艺水平（55位）、治理能力（58位）、劳动力（25位）和组织能力（59位）（注：《统计通报》2001年第3期。）。从产业竞争力来看，俄罗斯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均低于美国：（以工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化学工业（3.8％）、石油加工业（9.6％）、冶金工业（16.4％）、工业和交通机器制造业（19.9％）、加工工业（13.0％）、采掘工业（87.5％）、建材工业（47.8％），整个工业17.8％。此外，从标志制造业竞争力的机床制造业情况看，1991～1999年俄罗斯自动金属加工生产线生产的高性能产品骤降。从横向比较看，十个最大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国（地区）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美国18.1％，德国15.9％，日本14.3％，英国7.8％，意大利7.6％，法国5.9％，荷兰4.9％，台湾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罗斯出口数控机床仅93台，仅相当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0.0000019％。
5.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实质性财富的增长
按世界银行的测算方法，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速度的比较基本上消除了各国间价格和汇率变动差异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增长速度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经济转轨以来，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俄罗斯GDP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从1992年的19.2万亿卢布增长到1998年的433.3万亿卢布，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购买力平均计算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GDP，俄罗斯也处于较低水平。以1998年为例，俄罗斯为4513美元，低于白俄罗斯5007美元、克罗地亚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兰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亚13497美元的水平。此外，从转轨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权数来看，假如199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注：〔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6.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
在经历了近7年衰退性转轨危机之后，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呈现了较快增长，其中GDP1999年增长3.2％，2000年增长7.6％，2001年预计增长5％。但是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现在缺少作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原动力的技术创新支持。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虽有发展，但成效不够显著：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极的企业总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积极创新企业仅为1218个，仅占企业总数5.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9年俄罗斯统计年鉴》，第481页。）。企业技术创新力度部门间不平衡显著，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门积极性最高，而建材、轻工和食品部门积极性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中采用新工艺的比重较小，多数企业从事完善工艺的创新活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拥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获得“技术决窍”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3％；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提高不显著，2000年下半年，利润增加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9％；技术创新企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积极创新企业中仅17％在国外实现了产品销售额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不强，实质性创新产品在积极创新企业总产量中不超过12％；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成效很差，创新产品在其售出产品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3％降为1999年的10％（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7期。）。
三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透视
（一）历史因素的制约：苏联时期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令世人瞩目，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未取得实效：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长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从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极后果，即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完全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完全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巨大的“增长缺口”使苏联时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化，从而大大延长了经济增长方式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二）社会条件的制约：转轨时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科技进步滞后的制约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进步：一方面经济集约经营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其基础在于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成为可能。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只有科技达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增加投资才不会造成收益递减，经济的集约增长才会成为可能。科技投入强度大小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不断减弱，用于科研领域的资金从1990年占GDP的20.3％减少到1999年占0.97％。其利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下降了83％多。从人均研究开发费用看，1998年俄罗斯为61美元，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国（511美元）（注：〔俄〕《财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仅相当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兰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投入强度：美国（0.9％）、日本（0.61％）、法国（1.05％）、德国（0.86％）和英国（0.74％）。
2.教育水平下降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力量，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开发、推广、使用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必须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保证。“发展和发挥人的潜力，归根到底是决定经济、社会和任何一种发展成败的关键。”（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猜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这不仅因为人的潜力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劳动的组织和文化，决定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指数概括地表明了构成每个国家技术和科学潜力基础的知识多寡和能力大小，它们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活劳动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衡量人的素质的主要教育和科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人的发展潜力指数从1992年的0.849减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业工人的培训活动急剧减少：工业领域减少近半，其中机器制造工业金属加工业减少了84.8％强，纺织工业减少了73％弱，化学工业减少了44.4％强（注：〔俄〕《统计通报》1999年第2期；《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从经济领域中科研人员就业情况看，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经济领域每万人中研究及研发人员从1990年的294人减少到1997年的143人。从全俄科研人员的结构来看，研究人员从1991年占52.4％减少到1997年占48.7％，技术人员从1991年的12.0％减少到1997年的8.6％，辅助人员则从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员从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猜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教育和科研的萎缩是制约转轨中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原因。
（三）经济体制的制约：转轨时期特有的二元体制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1.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惰性”在转轨中尚未克服
（1）企业的技术创新普遍活力不强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
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许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普遍缺乏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俄罗斯企业领导人中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仅占19.5％（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企业领导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创新治理能力很差，习惯于一成不变的治理模式，不同意经常变化的达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益差，缺少资金积累，资本市场又未完全发展起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投资活力，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强，只有1／20的企业能创造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产品。
（2）工业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才能使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从而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调查企业中有创新积极性的：化学和石化工业有6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54％，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仅为29％和14％，小企业仅为3％（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就整体而言，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即还不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缺乏创新动力。政府的过度保护使一些创新的企业也能够生存下来，使得来自企业内外的创新激励不足。在被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4.7％的企业创新目的是为生存，27.3％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可见，企业普遍缺乏依靠技术创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竞争不足，企业只要进行有限的创新，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超额利润，存在“创新惰性”，因而企业缺乏尽快推动新一轮创新的市场压力。其结果是创新经济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轮创新往往要等待较长时间。
（3）企业普遍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一种有效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创新制度，在于既能发挥产权关系所产生的巨大的激励力量，又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虽在产权激励上有弱化现象，但其创新能力大大提高：①有限责任避免了因创新风险而出现的创新投资不足；②股份制能大规模地聚集创新所需的资本；③股份制企业规模提高了企业的创新风险承担能力。（注：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非凡是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时，75％～80％的企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按照规定，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决定资本51％的普遍股票。实际上，不少企业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竟达70％，使3万家中80％的企业成了封闭型股份公司。这类股份企业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游离于依市场评价而形成的资本流动之外，不能使企业所有权领导权把握在能有权治理它的人手里。这使得公司职工只重视眼前利益，原来的厂长则变为大量股份资本的持有者，从而形成新的“内部的控制集团”（注：王潼：《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五年概观》，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这种封闭式股份公司对技术创新内外激励不足。
（4）多数企业的现代组织治理水平不高
在经济转轨中，企业治理方式的转变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对俄罗斯企业现代治理方式普及率调查显示，企业的现代治理方式普及率非常低；完全未采纳ISO9000—14000质量标准体系的占54.8％，未制定商业计划计算机程序的占47.5％，未采纳评价资金形势计算机程序的占43.3％，未使用自动规划系统的占49.7％，未采纳西方资金核算标准的占80.6％，未采纳治理核算计算机系统的占36.5％，未用计算机进行市场营销分析的占52.0％，未使用职员计算机测试系统的占79.2％，未在因特网上查寻信息的占32.8％（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此外，在开拓新投资方式、建立国内外新伙伴、建立新销售渠道、使用新工资核算表方面，多数企业也未做到。企业的现代治理方式普及率的非常低下是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微观因素。
2.宏观经济中继续数量扩张的深刻体制根源
（1）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消极适应政策
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且应服从于经济转轨中的反危机任务。因此，在俄国内需求不足、必须靠出口带动经济走向稳定以摆脱危机的情况下，俄政府对重轻产业结构的调整，转而实行“消极适应”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着重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走向稳定，待摆脱危机之后，再着手重轻结构的调整。在“消极适应”政策下，出口的扩大和投资的倾斜（1992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0％，1995年上升为64％。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则相应减少；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则从1991年的59％降至1995年的49％，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1991年的33％降至1994年的23％，食品工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1年的81％降至1995年的65％，机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0年的93％降至1994年的46％）（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17期。），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工业部门，从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石油天然气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并居各工业部门之首。
（2）转轨初期外贸体制改革中自由化的消极后果
经济转轨之初，俄在外贸领域实行自由化方针，全面取消出口关税。这就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仅为5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76.6％），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67.5％），与拉美国家相近（53.3％）；与此相反，矿物原料出口比重高达42.4％，比发达国家（9.9％）及发展中国家（18.1％）高几倍，与非洲44.9％的平均指标接近；原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6％，成品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7年的42％，天然气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37％，原煤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11％，原木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32％，纸浆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23％上升到1999年的80％（注：〔俄〕《经济学家》2000年第7期。）。对俄罗斯来说，这些不可再生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出口能力已到极限。俄罗斯的畸形出口结构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原料、燃料部门的生产。与此同时，1991年后，俄罗斯制造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俄罗斯仅占0.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减少为1996年的47％，而欧盟的同类产品比重为45％，美国为48％，日本为70％；从出口额看，1998年俄技术出口额为0.418亿美元，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法国18亿美元、美国328亿美元）。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3）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所形成的制约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转轨10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等，但是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尚不成熟。这使得价格、竞争和科技在资源的高效配置及规模经济中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非凡是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得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先导的科技难以与经济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着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3.经济转轨中中心与地方利益新格局中的粗放增长因素
（1）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急剧拉大：生产和收入非常集中，在89个联邦主体中10个最大的地区生产着全国GNP的44％，17个地区即占该项总值的58％。1990年10个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和10个最发达地区的相应指标相比，前者是后者的57％，到1996年已经只能达到22％左右（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1994～1996年79个联邦主体中的许多主体的按人口平均地区产品总量规模的差异幅度呈直线上升趋势：1994年为11.4倍，1995年为17.7倍，1996年为20.4倍，这些指标的变异系数的变化也是直线上升的：1994年为0.488，1995年是0.489，1996年是0.562。（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转轨中的困境促使落后地区进一步超常发展自身原本单一的产业，如秋明州着力发展石油工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2）中心与地方权力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联邦宪法，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支配权属于联邦中心和联邦主体共同管辖，加之俄联邦主体中民族分离倾向的加强，使得联邦各主体的自然资源管辖权和使用权比苏联时期扩大。
各联邦主体竞相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其中西伯利亚的自主出口非常突出：载能体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木材产品从1993年的3.1％上升到1997年的4.9％，黑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有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1％（注：〔俄〕《经济与工业生产的组织》2000年第3期。）。地方事权的扩大使得各地从自身狭隘的地区利益出发，不断扩大对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摘要：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全球经济，美国经济，次贷危机，美元贬值，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
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一、次贷风险下半年将充分释放
对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时间判定，首先是基于次级贷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的非凡结构的安排。次级贷违约出现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贷利率一般有一个两年后浮动的安排，次贷利率上升会加大违约率。
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发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针对“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和结果”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暂停美国第二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交易业务，在174亿美元坏账的压力下，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假如以此为次级贷危机爆发蔓延开始，2007年新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已经减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主要是2006年发出的。非凡是美国房地产价格200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调整，2006年以后的次贷产品的增量应该比较有限。假如按照两年后次贷的利率浮动安排会引发违约风险判定，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较大规模的次贷风险就会基本显现。
其次，次贷危机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爆发，稳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危机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关于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次贷市场较快地稳定。非凡是美联储联手全球五大银行2000亿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资行动，答应银行用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抵押从中心银行贷款，使许多金融机构避免陷于大规模流动性风险，为严重亏损的机构融资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市场流动的资金，对迅速稳定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总会超前反应，华尔街说不定会更快地反应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信息。
不过，次贷危机的衍生产品链太长，同时已经影响到信用卡市场和其他信贷类市场，包括债券保险公司。假如这些更深层次的影响，不能在次贷风险释放过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贷危机风险本身的释放还不足以稳定整个信贷市场。
二、美元贬值下半年出现拐点
美元态势的分析主要有四点依据：
第一，美元从2006年持续贬值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已从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到今年下半年贸易赤字可能有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失衡的两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强。
第二，假如下半年次贷危机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目的，降息预期下降，华尔街的投资功能逐渐恢复，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价值逐渐恢复吸引力，资本会流入美国和华尔街。非凡是华尔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们估计华尔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经济复苏的信息。
第三，欧元和英镑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影响整体欧洲的经济。英国，非凡是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历史的低点，英国的房地产泡沫非常危险。所有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不会支持欧元对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泰铢、卢比、比索在连续多年升值之后，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6.04%、5.58%、1.55%、1.89%。这种请况有别于过去亚洲货币对美元整体升值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证券资本为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风险资产在这些国家的变现抛售。非凡是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贸易出现逆差，靠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时，就会从这个国家撤出。比如韩国最近就有300多亿美元的流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定，美元可能随着次贷风险的相对充分释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改变贬值的态势。
三、经济恢复有望明年见到曙光
对美国经济复苏时间的判定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当年“新经济”的硬着陆，通过纳斯达克的大跌显示了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在美联储20余次降息之后，美国经济2003年开始复苏，这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新经济”的调整更严重。美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恐怕也不会短于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这一轮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于经济周期调整引发的危机，而是一次典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过度的“创新”把两大资产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许多权威判定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这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深陷危机，而且美国人的消费支出是与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密切相连的，所以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谈美国经济恢复，不论是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的角度，还是与消费需求从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恢复。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这一轮美国房地产的上涨，不论从涨幅还是时间，都超过历史上任何
一次，所以其出现调整也不可能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事实上，美国房地产的调整从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这一轮上涨的顶峰后就已经开始。假如这一轮调整像上一轮房地产市场50%的调整幅度一样，假如以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地产调整的速度为基准，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国房地产可能调整到位。当然美国政府联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政规定三管齐下，可能有助于现在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缩短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时间。所以，我们认为，到2009年下半年，有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恢复的曙光。
当然假如2008年次贷风险出现新的变数，带来对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更大的影响，美国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就进一步增大了，恢复时间就要重新预期了。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较小，资本和技术水平较低，自身实力有限，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及时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是我国中小企业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财务管理
（一）融资更加困难，资金严重不足，影响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普遍性问题，已成为阻碍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我国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资金供给的增加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为中小企业筹资、投资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这将对中小对企业筹资、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国内外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我国金融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也将进一步规范。因此，企业在金融市场将处于公平竞争地位，只能凭借其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与持续高速的增长获得资金，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小企业的弱势。
（二）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现有的财务管理观念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我国及世界的产业结构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必定会影响到我国中小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向及规模,而且不同行业所受到的冲击不同，面临的机遇也不同。资产素质较差的中小企业将逐渐被淘汰，而有实力的中小企业为了强化其竞争优势，将会对企业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或产业转型，甚至采取并购、重组等方式实施外部扩张。原来的一些陈旧的财务管理观念已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要求，这将迫使中小企业更新企业财务管理理念。
（三）企业的财务控制与监督形同虚设。财务控制是现代控制论在管理活动中的应用，是财务管理的核心，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和人员素质较低，导致中小企业财务控制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二、解决中小企业存在问题的建议
第一，借鉴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方式，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和家族集资，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有限，使得经营者无法获得稳定的追加资金，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国外中小企业融资主要以自筹资金为主，其次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另外，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是国外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方式，一般占小企业外来资金的10%左右，主要有税收优惠、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等。但我国的经济状况、社会环境与国外不同，应结合我国国情对其先进的经济政策和管理理念进行借鉴。其一，企业要改变自己的状况，要充分了解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整个行业发展、公司行业地位进行详细分析，了解行业融资环境和国家融资政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争取国家的政策扶持。同时改变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逐步实现科学化管理，建立健全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监督和管理，重视资金周转，加速资金积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信息透明度。其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如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尽快出台有差别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和贷款操作程序，减少对客户的管理层次，简化贷款手续，积极探索通过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联保贷款等方式增加信贷投入；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降低和分散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如降低税率，为创业的中小企业或吸收下岗工人、农民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减免所得税等，使中小企业真正得到支持，增加内部积累资金。同时应设立一些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咨询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资助和法律援助。
第二，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管理意识，更新企业财务管理观念。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往往同时兼任经理之职，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控制权和经营权集中于一人。而且，许多中小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远未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因此，企业法定代表人应树立内部控制的风险意识，更新观念，强化管理。
第三，针对自身特点，强化财务控制制度。具体而言：一要提高认识，把强化财务控制制度作为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二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资金运用产生最佳的效果。如固定资产投资时应考虑投资完成后流动资金的需求,以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再如应收账款什么时候可以收回,什么时候可进货等,都要心中有数,否则,极易造成现金收支失衡,资金困难。三要加强财产的内部控制管理，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在物资采购、领用、销售及产品管理上建立规范的操作程序，并定期检查盘点，堵塞漏洞,保护资产的安全。四要加强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及时清理库存物资,避免不合理的资金占用,并以科学的方法确保存货资金的最佳结构；要对赊销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评定,并定期核对应收账款,制定完善的收款管理办法,避免死账、呆账发生。
地震给日本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2011年3月的日本大地震是战后60余年以来日本最大的自然灾害。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日本东部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20亿-2350亿美金，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5%-4%。此次灾害波及范围广，东日本长达1000公里的海岸线、约400多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遭到海啸的袭击，死亡与失踪人数近2.8万人，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具体产业方面，截止到2011年8月的统计，日本全国水产业受灾总额超过1万2千亿日元。共有2．5万只渔船受损，其中岩手县和宫城县的情况最严重，两县受损渔船总数超过2．1万只。7个道县共有319个渔港遭到破坏，损失额超过8200亿日元。旅游业方面。据日本官方统计，大地震发生当月赴日旅游的观光客比2010年减少70%；4月入境日本的外国人人数较2010年同期减少了62.5%；5月则减少50%，日本旅游业基本处于中断状态。中小企业经营方面，日本国际信息服务公司针对制造业、销售业、咨询服务业等中小企业是否受到大地震影响所做的“中小企业的经营实态”调查结果显示，日本62%的中小企业受到地震不同程度的影响。
震后日本经济的恢复情况及反思
震灾发生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恢复经济，各个企业也根据自身特点展开生产恢复活动。以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为例，日本水产厅依据2011年6月制定并公布的《水产复兴总体规划》及7月制定出台的《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基本方针》，全面推进受灾地区水产业的复兴。为确保灾后重建和复兴的财政资金，日本自2011年5月先后4次制定了总额达8000亿日元的财政补贴预算，并实施了四个由国家财政提供支持的重大项目。经过灾后重建与复兴，日本受灾地区陆续恢复渔业生产。截止到2012年3月，岩手县55％、宫城县42％的渔业经营体恢复正常生产，其中岩手县39％的养殖设施、宫城县23％的养殖设施恢复生产，两个县59％和45％养殖业经营体恢复了正常生产。其他5个县的渔业经营体则完全恢复了正常生产。此外，日本政府还进一步实施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元的升值压力，一些企业借助日元高企的有力时机，加快了海外扩张的脚步。不过，震后日本不同行业的复苏速度相差很大，而且，经济形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好转。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次地震的破坏程度确实太大，完全恢复需要假以时日。二是就世界经济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仍未完全过去，特别是美国经济未根本好转，欧洲经济复苏乏力，这给日本经济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外部压力。三是两年来日本国内政局不稳，特别是安倍晋三政府的现行外交政策，令日中、日、韩之间产生深刻矛盾，从而不利于日本经济复苏。由此看来，震后日本经济复苏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回顾两年来日本震后经济的缓慢回升历程，有很多值得中国学术界思考的问题：例如，震后，许多中国学者热衷于讨论承接日本产业向中国的转移，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转移，但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迄今为止，这种转移并不明显甚至还未发生。同时，学术界当初也没有预料到政府更迭会给震后日本的经济恢复工作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影响一个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切不可纸上谈兵，一厢情愿。
作者：王天白 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马海涛 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性行为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核心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核心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结论与启示
(1)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描述、解释和调控经济行为的空间，而随着国际社会对创新的重视和技术能力的快速更替，经济行为的组织方式将会持续发生变化，且出现多样化趋势。在学科要求和经济现实的互动下，西方经济地理学也会出现多种新的解释理论。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开放性特征，在多学科理论不断推进的情境下，其多元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各理论范式之间以及各学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辩，近来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对关系经济地理所提出的部分理论提出了批评[36,46]；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经济地理理论的进展。(2)西方经济地理的多元范式之间的交叉会更为广泛。西方经济地理理论的多元转向并非孤立的，而是存在各种关联。西方经济地理的关系转向与前期出现的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具有紧密的联系；演化转向源自于对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借鉴吸收；制度、关系、文化和演化转向都是基于对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批判。近来，关系和演化范式在理论建构中的相互渗透也表明了这一点。加强多种范式之间富有成果的交换，将利于经济地理理论的整体发展。(3)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必需对西方理论流派有深入地了解。目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和讨论是以英语为主要工具，经济地理的前沿理论大都刊登在高级别的英文刊物上。国内经济地理学研究正以积极的态势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的论争，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案例并上升到理论层面以英文形式在重要刊物上参与经济地理学论争的并不多。事实上全面介绍和评价西方经济地理理论最新进展的中文文献也相当少，当务之急还应该积极学习西方前沿理论，在深入了解的基础才会有对话。(4)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现实问题可以整合西方经济地理多个理论范式的内容。西方经济地理理论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发展实践，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既有地域特色又存在互通之处，西方理论也可以给解决国内经济现实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就西方经济地理自身的发展看，各理论范式尽管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但之间并非有严格的界限，而是存在共性、相互批判和整合。例如近来热衷的网络研究，既是关系范式也是演化范式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借鉴西方经济地理理论时，不必拘泥于单个理论范式，只要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分析有利，可以整合不同范式的思想。
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职业越来越多样化，对大学生职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此形势下，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成为高校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职业能力是指个体通过专业学习所逐渐获得的、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倾向[1]。然而这仅是一个比较狭义的“职业”概念，其内涵近乎与“专业”的含义等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应该将上述职业能力概念拓展为：个体通过学习获得的、以专业知识为核心、以社会多元化需要为根本的综合能力。其内容具体包括专业实践、职业转换、社会交往、综合运用四个方面。作为财经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课程着眼于经济生活的最浅显处，由微观到宏观、由简单到复杂，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不仅为学生专业学习提供知识和实践的先导，也为学生参与生产生活准备了理论基础。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将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融合起来，对教学活动加以合理规划和选择，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一专多能”的人才。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学生职业能力培养问题
对高校来说，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应贯穿于日常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对照拓展后的职业能力概念，目前“西方经济学”教学在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上存在下列问题：
（一）课堂实验内容不足，束缚着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一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大纲的制订过分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环节，使得学生容易形成偏重理论思维的学习习惯，继而导致专业课学习形成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二是理论学时挤占实验学时，学生缺乏课堂实践机会。根据笔者对江苏省172个高校（包括本科高校、专科高校、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财经专业教学计划的调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高校将“西方经济学”课程总学时数等同于理论学时数，这意味着课堂实践学时数为零，只有少部分高校对该课程的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作了明确划分。三是缺乏针对专业的基础实践。对于“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专业基础课，任课教师常常取通识教学模式，未能结合专业特点进行基础性的实践指导，割裂了经济基础理论与专业实践的联系。
（二）教学活动的创新性不强，制约着职业转换能力的培养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就业竞争的不断加剧，社会对各类岗位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显著。然而，新职业没人爱，跨专业没人要，学生就业面临摩擦和被排斥，其原因与教学活动的创新性有关。一是教材案例更新慢，学生无法在教材中看到身边熟悉的现象，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始终存在一层“面纱”，不能完全洞悉其中的涵义，从而不能学有所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脱节。二是课堂教学手段缺乏新颖性。一直以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在教室内完成的，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现代手段仍然没有在课堂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学生接受新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没能被调动起来。三是缺乏合作教学的创新机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采取的是个人承包教学模式，教学活动实施的范围狭小，学生课堂学习活动往往只与一位老师有关系，造成学生视野不宽，接受的信息偏少，制约了学生职业转换能力的培养。（三）教学主体参与的单一性，导致学生社会交往能力难以提高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每一笔交易的最终成功，都离不开市场主体在商品信息搜寻、价格谈判和成本节约等方面所体现的交往能力。然而，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与学生没能一起融进教学活动中，原因在于：第一，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导致学生缺乏参与意识。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纯理论化教学带来的后果是，社会阅历较少的学生对现实交往的重要性缺乏认知。第二，课程教学的软硬件环境不理想。主要是不能为理论课程提供仿真实训设备和实践基地，学生动手能力和体验教学活动的机会没能得到重视，学生不能亲身体验到市场主体所应遵循的各种游戏交往规则。第三，教师缺乏情境教学的动力。从教学情境的创设要求来看，政策支持的不足、资金的约束以及风险的存在都使得教师难以付出更多的精力。第四，学习任务的繁重和课程学时的紧凑，使得学生没有足够时间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从而导致社会交往能力难以提高。
（四）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技能缺乏归纳和整合，导致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受限高校从事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灵活地掌握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地运用各种方法并形成一定技巧，面对职场变化，以不变应万变，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西方经济学分析问题时使用的方法比较复杂，涉及的技能点又比较多。然而，课堂教学活动中，这些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技能点由于缺乏在本学科内的归纳和整理，学生对分析方法的掌握往往是零碎和分散的。同时因西方经济学原理、范畴和体系在不同专业有着不同的应用范围，加上缺乏教师的专业指导，使得学生在工具和方法的选择上不能将经济学课程与专业课程相衔接，从而造成各种方法的分隔和综合运用能力培养的欠缺。
二、基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面对当前社会形势的变化，“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活动的设计应以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克服其中的不足之处，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实现学生的专业实践、职业转换、社会交往和综合运用等能力的培养。
（一）合理增加实训内容，引导学生做好专业实践“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在教学内容上应体现其与专业课之间的密切联系，即经济学为专业课提供指导，而专业课则在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并利用相应的工具和方法培养学生专业技能。首先，在教学大纲中增加实践环节。教学大纲是关于教学内容的基本纲要，规定了教材建设、课堂内容体系、范围和教学要求。教学大纲在制订时既要增加课内实验，又要进行集中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校外见习等，以配合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专业训练和实践打好基础。其次，增加实践学时数或比重。可以在保证总学时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实践学时的比重，或者在原有学时的基础上新增实践或实验学时，保证学生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实质。再次，强调“西方经济学”课程对专业课的指导作用。除了理论引导，在实践环节应有重点地进行相关练习和见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加强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以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去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
（二）实现创新性教学，促进学生职业转换能力的提高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引起劳动分工从单一工种向复合工种转变，促使终身职业向多样化职业逐步过渡，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挑战。西方经济学理论直接产生于并指导和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2]。所以，随着现实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活动也应不断创新，促使学生改变职业选择中唯专业定位的思想，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和职业转换能力。首先，教材案例要不断更新，增加通俗易懂的、职业特征比较显著的社会案例或企业实例。比如，当前消费者行为与市场营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在消费者理论部分增加相关实例；同样生产成本理论部分可以添加企业会计成本管理和核算的案例。其次，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将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仿真演练融入教学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体验到具体的工作内容，学到先进实用的工作技能，提高学生对未来工作的适应性。再次，加强校企合作，吸引多种资源，用于学生能力培养。高校为企业培养和输送各类人才，企业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和锻炼的平台，以提升和检验教学效果，两者合作具有必然性。比如，讲授厂商、生产、成本以至于要素理论时，我们可以将课堂搬进企业，或者请企业专业人员参与教学，从而激励学生尽快掌握各种职业技能。
（三）实施参与性教学，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大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机会去培养人际沟通、谈判交涉、团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善于与人交往的人会获得比他人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社会交往能力的提高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不应是传统被动的“灌输—接受”、“听讲—练习—再现”，而应该是一种参与性的团队合作和交流。一是要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既要建立课堂上师生、生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关系，又要激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与社会上不同人群打交道，体验并理解社会交往规则。二是可以增加社会交往的情境训练。比如，在讲到各类市场时，可以让学生扮演各类主体，增加教学内容的灵活性和生动性，同时，也为学生从单纯的师生与同学关系过渡到复杂的社会关系搭建了桥梁[3]。三是要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利用资源配置有效性理论，将教学内容在学期和假期之间进行合理安排，促使学生将经济学知识带出校园的同时增加对社会各类人群的接触机会，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和交往能力。
（四）进行分析方法的归纳和整合，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如果能将经济学分析方法非常熟练地掌握，并达到触类旁通，则对其以后学习和工作的影响比较深远。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积极引导，让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对每一知识点，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及时联系现实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形成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习惯，为各门学科和未来的工作实践打好基础。关于利用经济学方法对专业知识点的解释，教师应在课堂上给予重点讲授。比如，讲授成本理论一章，由于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应用范围，因此，在会计专业领域，可运用于以成本性态为基础的相关分析；而在国贸专业领域，生产成本理论则可以是运输费用计算的前提。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勤于动手的习惯。比如，“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多处分别用文、理、表、图四种形式来介绍其基本内容。其中“文”指用文字表达经济概念和理论的基本内容；“理”就是用数学的形式严格地表述经济学理论；“表”指用能够表达经济理论现实含义的数据表式来说明经济学理论的概貌和轮廓；“图”是用图示方式表现经济理论的内涵。在教学过程中，这些文、理、表、图本身就是对学生多种方法的训练[4]。如果将学生动脑和动手的习惯都调动起来，能够做到使同一问题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解决，而同一方法可以解释多种现象和解决多种问题，则学生的综合能力必将得到提高。
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既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生态平衡模式，而是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的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现阶段，我国的循环经济进程，还更多地停留在概念层次上。要把理论转变为行为的实施，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政府、企业、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推行国民经济绿色核算制度，推广绿色消费，引导企业开发绿色工艺和技术，进行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实行产品的双绿色认证。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主要体现在法律、经济、教育、技术及市场等方面。
1.法律措施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并制定出相关法律的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垃圾的大量排放，使垃圾的处理问题日益突出.1972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废物管理法》，将各种废物的收集和处置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免费论文网提供该项法律的颁布改变了西德人的生活习惯，一般生活垃圾，塑料容器以及纸类等开始被分门别类地回收。随着西德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1986年联邦政府制定了“避免产生废物、废物再利用及安全处理原则”，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废物的认识从“怎样处理”上升到了“怎样避免产生”的高度。德国循环经济理念的导人体现在1991年颁布的包装废物管理条例》中，该条例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明确了商品生产和流通业对包装废物回收和循环利用的义务。
1992年德国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1994年颁布了(循环经济与废物清除法》，后经过数次修改，于1996年10月以((循环经济?废物管理法》正式生效。该法使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过去的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提出“本法律的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确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即任何生产过程首先要尽量避免或减少废物的产生，对于无法避免而产生的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废纸、旧电池、旧汽车等，要求尽量采取循环利用的措施，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规定了产品制造者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的责任，对于某些特定的产品，只有明确了回收的可能性后，才允许投放市场。
日本是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也是国际上较早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所有的相关法律文件，集中体现为“三个要素、一个目标”，即减少废物，旧物品再使用，资源再利用，最终实现资源循环型社会的目标。日本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废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这两部综合性法律；第三层面是(《容器包装再利用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食品循环再利用法》及((绿色采购法》五部专业性法规。1991年制订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完善了汽车及家电循环利用的判定标准以及事先评估、信息交流等体系。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中增加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等内容，并将此作为国民的义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1994年政府又根据该基本法制定了(环境基本计划》，决定将建设循环型社会作为环境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来实施，并把实现低环境负荷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体系作为目标。日本把2000年定义为“循环型社会元年”，不仅新制订了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食品循环再利用法》、《绿色采购法》，还修订了《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并更名为《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i修订了1970年制定的(《废物处理法》，加强了控制废物产生和不正当处理的措施.?,002年制定了《汽车循环利用法》，在此基础上，又于2003年3月制定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长期指导方针《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
2.}济指施
税收创度。日本的“再循环利用设备特别补偿办法”规定:对废纸和废饮料瓶类制品再商品化设备制造业、生态水泥制造设备、废家电再生处理设备除按一般规定给予退税之外，还按商品价格的25%进行特别退税。对废塑料制品再商品化设备制造业、建筑废物再生处理装置、废木材破碎及再生处理装置，除按一般规定给予退税之外，还按商品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美国亚利桑纳州规定，企业分期付款购买再生资源及环保设施可减税(销售税)10%;在美国康奈狄克州，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获得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荷兰政府的目标是在10年内把全国废物产生量减少90%,其措施除了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外，对产生废物的人和企业都要征税，采用清洁生产或建立污染控制设备的企业，其投资可按1年折旧(通常折旧期限为10年).丹麦率先实行了“绿色税”制度，对生产原材料征收材料税以促进少用原生材料、多利用再生资源。德国已经开始征收生态税，对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外的能源都要征收生态税，间接产品也不例外，例如1升汽油的价格为1.7马克，再加6芬尼的生态税。
共瓜侧度。美国于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对那些把绿色化学原理与化学品的设计、制造、使用相结合的突出化学技术进行奖励，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环境保护方面创新性工业研究成果的重视。日本的许多城市实行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对社区、学校集体回收旧报纸、旧包装箱的行为给予一定的奖励，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回收可再利用的资源。近年来，欧洲不少城市采取了付费交投包装废物的办法，这是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办事，受环境意识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使，许多消费者乐于这样做。
绿色采劝翻度。日本的《绿色采购法》规定，国家机关必须率先采购环境负荷小的产品。其目的是通过不断扩大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来提高资源再生产品企业的知名度，以促进企业扩大生产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最终形成资源再生产品的良性循环。现在日本各行政机关纷纷制定了绿色采购方针，有166种物品被定为政府优先选择购买物品，其中以100%废纸为原料、白色度不足70%的复印纸被定为最优先购买物品，到2001年，政府特定购买物品的采购比例已达到了92.6%。美国各州也陆续制定了再生资源产品政府优先购买的有关政策法规，通过行政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政府优先采购再生资源产品，同时规定审计机关有权对政府各部门购买再生产品情况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
收费侧度。日本颁布的《家用电器再利用法》规定，制造商和进口商对制造、进口的家用电器有回收、再商品化的义务，并规定了4种废旧家电的处理费，其中每台电冰箱为4600日元，每台空调器为3500日元，每台洗衣机为2400日元。生活垃圾收费是减少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对每袋生活垃圾的收费增加1.5美元，城市垃圾总量可减少18%.现在，日本的3250个市、区、村中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为2535个，收取工业废物处理费的为2833个，有效改善了日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德国的《包装废物管理条例》颁布以后，从1991年到1995年，制造商们为了减少处理包装废物所付的费用，纷纷将包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全国包装废物的总产生量减少了12%01991年，德国成立了进行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的dsd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1997年的包装废物回收率为89%，循环利用率高达86%。相当于从每一个德国公民手中回收废物73.7公斤。循环经济使德国在gdp增长两倍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了近75%0
3.教育措施
教育措施主要包括理念的确立、研究人员的培养、各类人群的教育等。生态环境理念的确立和带有创新意识的专业人才培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几年来，日本政府积极开展对基础研究人员的培养和教育，促成各学术团体和研究型机构业务的开展，并从科学技术研究基金中拨出专项基金鼓励科研机构进行废物处理及3r化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
各类人群的宣传教育重点是充分发挥社团法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广泛的宜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生态环境意识，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推动绿色消费的进行。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运动到21世纪的循环经济，世界上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已经经历了三个历祖第一是以政府命令为主导，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来实现污染控制;第二是基于市场手段的经济刺激作用，注重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创造力来实现废物的处惫第三是在进一步完善政府和企业作用的基础上要求实行信息公开，其实质是实现了公众监督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
日本特别注重公众的参与。1998年笔者曾在大宫市参加过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发起，东京大学小林教授做的市民环境家计薄讲座。讲座强调了家庭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再利用禽要做到的几个方面:有计划的购买食品，在食品有效期内用完，适量烹饪，不剩饭。自备购物袋，利用简易包装，购买简易包装产品;协助地方公共团体和商店、回收团体进行资源性废物的分类回收，争取每人每天从家庭排放的垃圾且比上一年度减少15%。名古屋市的非政府组织还发动市民开展义务收集公共垃圾活动，并发放介绍垃圾分类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宣传小册子，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废旧资源回收和垃圾减量工作。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特别注重将正确处理垃圾的知识纳人各级学校教育中，从学生抓起，让每个人从小就充分意识到正确处理垃圾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蒙特利尔市特别注意制作多国文字并适应不同阶层人员的宣传材料。所制作的宣传品既有趣味性，又有持久性，宣传品的载体形式多样，使人每天看得见记得住。
4.技术措施
循环经济主要是通过采用高新技术引导各行业推广3r技术、清洁生产和废物资源化。日本北九州市的生态型城市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效果得益于3r化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通过高新技术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实施清洁生产运动，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利润和环境改善的双重目标。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四年后不仅减少了84%的污染物排放，还取得了2125亿日元的经济效益。现在北九州市不仅摘掉了闻名于世的重污染工业区的帽子，而且城市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6倍。
日本东京电力株式会社和财团法人千叶县都市公社联合在千叶县的幕张新都心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约69亿日元，建成了地表水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并于1990年4月开始投人使用。该技术利用污水处理厂排水水温夏季约为250c、冬季约为17℃且比较稳定的特点，将污水处理厂排水中蓄积的热能通过蓄热式热泵系统为49万平方米的区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空调源。在每年提供1290亿大卡热量、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减排了6800吨二氧化碳、2.9吨氮氧化物。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符合循环经济3r原则并能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的热泵空调技术在建设日本的循环型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环境产业化”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绿色高新技术支持。
5.市场措施
市场措施主要是通过健全可循环利用资源的交换、收集及回收利用市场来完成。日本的废物交换情报网络系统非常发达。在日本既有社团法人机构的“循环经济研究会”每周定期发表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信息，同时各地的有关部门也相继建立起废物交换情报网络系统，日本的各市区村几乎都有专门发行二手货信息的报纸及时向市民信息并组织旧货调剂交易，以利于市民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这样的社会中介机构可以使市民、企业、政府形成一体，通过沟通信息、调剂余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德国的dsd公司是由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的。政府除规定回收利用任务指标并对其进行法律监控外，其它方面均按市场机制进行。其本身不是一个垃圾处理企业而是一个组织机构，它把有委托回收包装废物意愿的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贴上绿色标签，然后进行回收处理。
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立法.根据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我国必须按照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的原则，加快制定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使发展循环经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国家尚未制订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之前，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工作进程，走有自己特色的循环经济之路。
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及学科特点出发，分析了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较差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改革思路和基本做法。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教学改革
1.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原国家教委统一规定的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1l门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的原理、定律和理论，是财经类专业大多数课程（如管理学、营销学、国际贸易等）的基础或相关科目。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大量掌握经济、管理知识的创新型人才，该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经济学的教学过程来看，经济学所分析问题接近实际，学生学爿兴趣浓厚，但经济问题过于复杂、传统教学模式单一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足，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类人才培养，也不利于未来我圜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分析原因，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2.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从多年的经济学教学实践以及j其他高校的进修、访问的比较来看，导致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的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目的的理解偏差
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要if：学生掌据经济的基本原理，并会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释frJ-场经济FI】常的一些基本现象，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述f{的来看，掌握基本原理仪是浅层次婴求，深层次要求则是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Ij的是为社会培养经济管理类创新人。由于删解的偏謦，导敛部分教老师在教学过程巾过于沣m基本沦、模型及数学方法的讲解，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枯燥，学生习带仃雄情绪。
（2）理论体系庞大，内容多抽象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下。稀缺资源置0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础f：的方经济学娌沦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论体系}j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存在较多的数学模，学，普遍感到不易理解，加大课程的难度。
（3）教学方式问题
现在高校教学存在两个极端，一部分高校教师If1于高校教学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很多教帅只能使圳他统的“黑板+粉笔”这一教学手段，进行“填鸭”灌输，教学F段落后，限制了讲授的信息量，降低了课程的l贩引力。一部分高校老师则过度依赖多媒体技术，一套课什从头讲到尾，所有的数90理论研究学及模型推导均在多媒体上进行，导致上课进度较快，内容过于丰富，学生一时难以接受。最终，两种教学方式都导致教学效果较差。
（4）教学组织问题
由于评估体系及考核体系客观存在，各个高校在进行教学管弹时多是从便于考核评估的角度加以管理，对于不同学科、不Ii=l专业实行标准化管理，但经济学本身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一门复杂学科，应用性较强，标准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教师在教学过程组织中的灵活性。如课堂教学组织中讲授时间过多，课堂讨论时间较少，而在教材选用方面过于相信权威，教学内容选择局限于教材内容，限制了教师在时间组织及内容组织}：发挥的空问，也限制了教师钻研经济问题的积极性，最终限制_r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培养。
（5）考核方式一
山于西方经济学是专业荩础课程，其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闭卷考试，而由于各类评估及检查的存在以及方便批阅等方面的冈素。导致试卷I1】钾论联系实际的案例分析类试题较少出现，考核学生仍以考查识记能力为主，忽视了学生实际运J{J经济学知识的能，不利于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另外，在考卡发过程『11过f强调考试结果的重要件。忽视平时学习过程管理。学平时学习积极性不高，考试时突击复习现象客规存，导致学生平时缺少锻炼思维能力勘.
（6）班级规模问题
课常讨论是激发学卜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用经济思维分析、斛决实际题，提高学生动脑能力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高校火规模扩招，学生数垃小断增加，班级的规模也不断扩火，使得课堂讨论无法组织进行，即使可以组织效果也较差，影响了学牛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效果。
（7）学习环境问题
下j内高校由于经费及方便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学校的寝室尢法上网，校阅内也缺少学自由讨论、学习的窄问，减少了学牛学习交流的机会。课后均是以自主复习课本内容为主，学生缺少观察经济问题、分析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的仃效途径，影响学习效果。
3.提高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1）正确理解经济学教学目的
加强对教师的业务培训，利用网络、经济学组织等资源增加教师交流机会，辅导教师正确理解经济学教学目的，在教学中减少单纯理论、模型及数学方法的讲解，增加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运用经济分析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恰当运用教学手段和方法
学校应当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多媒体设备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对教学的促进作用，采用多媒体设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增加课堂教学的吸引力。但不能对这些设备过度依赖，忽略传统教学方法的优势，在增加信息量的同时，对于复杂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方面应以采用传统讲授方式为主，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果。
（3）改进教学组织管理
高校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因而其出发点不是便于管理，而是要便于人才培养，一切要以人为本，即以教师教好和学生学好为本。应当给予教师更多的课堂组织的灵活性，如课堂时间分配、教材选择、课堂内容组织等。
（4）改革考核方式
为增进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提高学习效果，改革考核方式必不可少。在实际中，应当增加平时考核的力度，增加考核方式，如可以学习香港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考试、作业、课堂讨论综合考核的模式，减少考试在考核中的作用，提高平时作业及课堂讨论在考核中的地位，培养学生在平时学习理论及用经济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性。
（5）减小班级规模
学校应当增加经费投入，加大教师引进力度，实行小班教学，方便课堂组织，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增加学生与教师、学生之间的课堂交流机会。
（6）改善学习环境
积极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学校软、硬件设施，增加学生对外交流的空问。可以借鉴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做法，设立开放阅览室、增加学校食堂开放时间，建立校园无线网络，方便学生在线交流及平时交流，这对于提高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习效果，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有极大帮助。新晨
4.结束语
经济学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经济理论及提升运用经济思维解决现实经济题的能力，这有利于未来我国继续进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诸如教学手段单’
一、教学目的不明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非常不利于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真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核心内容，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此，正确认识教学目的、恰当运用教学手段和方法、改进教学组织管理等就成为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必要措施。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
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关键字】经济结构改革
【摘要】在泰国，随着外国经营管理(M&A)投资的大规模流入泰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救助贷款的附带规定导致了迅速放宽关于防止外国在泰国注册公司中占有多数股权的规定。然而，现有的迹象表明，外国控制的总体水平仍然是有限的，这反映了泰国所有权的格局和企业经营惯例，而在法律与公司管理方面的改革不足以及官员和政治家对国内企业的支持则增进了这些情况。在像泰国这样仍然严重依赖国际筹资的国家，公司部门和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与国家社会对改革的抵制也许是代价高昂的。序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
在泰国，随着外国经营管理(M&A)投资的大规模流入泰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救助贷款的附带规定导致了迅速放宽关于防止外国在泰国注册公司中占有多数股权的规定。然而，现有的迹象表明，外国控制的总体水平仍然是有限的，这反映了泰国所有权的格局和企业经营惯例，而在法律与公司管理方面的改革不足以及官员和政治家对国内企业的支持则增进了这些情况。在像泰国这样仍然严重依赖国际筹资的国家，公司部门和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与国家社会对改革的抵制也许是代价高昂的。
序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与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达成一致的救助贷款附带规定，包含了立即大幅度放宽特别是对外国所有权的管制、公司管理改革和国有企业的私营化。这显然改变了早先的状况，即把上述放宽管制和改革视为长期发展的一个部分。许多评论家认为，对这种迅速放宽管制的要求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已经超越了它的职权范围，而且还迎合了西方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那些遇到麻烦的经济中占有市场和所有权。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国内企业界和政府都没有能力进行的“清理”和结构改革需要有外资的参与。在原先实际上是国内垄断企业的外国投资，可望给泰国带来现代企业经营惯例、改善公司管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以及促进竞争。世界银行特别强调了公司改革对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性。总的说来，人们认为外国市场渗透和外国所有权的增多，将会加速那些受到(危机)损害的亚太地区经济的复苏和公司管理改革。
人们普遍期望，自由化措施以及公司部门的困难处境将导致(泰国)所有权的迅速整合和外国所有权的扩大。实际上，许多评论家都预言将出现大规模的“(受损资产)减价出售”，以及外国公司将以最低价买到大量资产。然而，本文认为，尽管泰国已经大幅度放宽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但尚未伴随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对公司部门的有效改革。此外，尽管外国大大增加了对泰国注册公司的参与以及外国控股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后者仅占了泰国公司部门的一小部分。上述领域的有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泰国经济复苏和改革进程的缓慢和不确定性，但正如本文所概述的那样，泰国的公司部门，特别是那些负债最多的公司，明显地抵制了经济结构的改革。所有权的既定格局和令人讨厌的破产与合并过程一直促使了公司的抵制，而民众抗议和政府持续支持大企业利益(这在2001年1月他信政府上台之后变得更加公开化)，则又导致了上述所有情况的加剧。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对外国所有权的放宽管制、银行业的外国所有权、公司结构改革与非金融部门改革、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衰。
对外国所有权的放宽管制
泰国政府在1997年8月中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172亿美元一揽子筹资计划达成协议之后，便立即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放宽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1997年10月，泰国政府宣布，将允许(外国公司)在陷入困境的金融业部门占有多数股权达10年之久，10年之后，任何超过49%的股权都必须出售给本国投资者。在10月的晚些时候，泰国的投资委员会(B01)利用了其免税的权力，只要本国的业主同意，就允许出售大多数在其“曼谷首都地区及其近郊促进计划”下经营的泰国公司。这项计划在1998年2月扩展到了泰国的其余地区。在1997年11月，第二份“意向书”阐明了主要的条件限制，包括放宽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而在1998年3月，第三份“意向书”提出了一项议定法规相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泰国政府在当年年底批准了新的外国投资法规。接着，泰国政府修改了这项法规，该法最终确定为《外国企业法》(ForeignBusinessAct)并在2000年3月4日生效。这取代了限制性的1972年《外国企业法》(AlienBusinessLaw)，该项法规要求泰国的每一家注册企业都必须拥有过半数的泰国所有权，而且在某些行业中连少数的外国所有权也是不允许的。唯一的例外是，根据1966年的《泰美友好合作条约》，少数美国公司获准拥有100%的外国所有权。
在1998年年底至2002年3月期间，泰国经济逐渐向外国投资开放，而且在大多数行业中也允许外国拥有多数所有权。然而，在大约57个指定的领域中，外国的参与仍继续受到限制，理由是考虑到国家安全、文化因素、环境问题、“泰国国民尚未准备好与外国人竞争”，以及其它“特殊原因”。尽管许多受到限制的领域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有些领域却很重要，特别是会计、法律和某些经纪业。改革的阶段性反映在土地所有权改革上。泰国直到1999年10月才允许外国资方在房地产业拥有49%的所有权，而此前泰国一直明确地拒绝接受外国所有权。这个百分比在2000年3月升至100%，这是泰国对有关法规作进一步修正的一部分，这些修正案允许外商在各种各样的服务业与制造业拥有所有权的政策。在保险业方面，1998年的改革把外国所有权和外国董事所占的百分比限定为25%，并预定在2004年将其提高到50%。
外国投资所有权的放宽管制对泰国经济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金融)危机伴随有外国投资浪潮的惊人高涨，这次浪潮一直持续到2001年下半年。在1997-2001年期间，外资的净流入总额达246亿美元——年平均数为49亿美元。这与1990-1996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泰国被视为该地区的投资“热点”，因其经济的高增长率与外资的流入密切相关，但这个时期的外资流入总额却仅为141亿美元——年平均数为20亿美元。鉴于泰国经济处于不景气和不确定的状态，以及泰国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一直较低，1998-2001年的投资流入规模乍一看确实令人吃惊。然而，1998—2001年的投资流入很少属于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其中的多数属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有时还涉及到“债务资本化”(debt-equityswaps)。
在1990-1996年期间，只有9.6%的外国投资涉及到收购泰国公司10%以上的产权。而相比之下，在1997-2001年则有61.0%的投资涉及到这个水平的收购。尽管合并与收购(mergersandacquisitions[M&A]）活动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但却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已导致了外国控制权的大大增强。布林布尔(Brimble)和谢尔曼(Sherman）的研究认为，在1997年1月至1999年3月期间，有138个外国收购泰国公司产权的事例，其中只有80例涉及到过半数控制权。然而，后来穆迪(Moody)和根岸(Negishi)的一项研究却表明，在1997-1999年期间只有大约63例对多数控制权的收购。布林布尔(Brimble)和谢尔曼（Sherman)的研究中所提及的一些事例可能并没有完成，或者最终导致了仅收购不足以控股的产权。然而，追踪合并与收购(M&A)活动决非易事，而且其中的差异很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来源和定义。实际上，布林布尔在其后来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缺乏关于在泰国的外国所有权增加的确凿数据。关于外国参与水平增加的某些数据，可以从泰国证券交易所(SET）的上市股票登记中获得。然而，这仅仅使人看到部分的情况，因为很多参与合并与收购(M&A)活动的公司都没有股票上市。1998年年底，泰国證券交易所(SET）的数据表明，在418家股票上市公司中，有23家公司的外国持股显著增加，其中的7家公司持有控股产权。尽管在1999-2000年期间有涉及合并与收购(M&A)的高水平资本流入，但到2002年年底，在381家股票上市公司中却只有20家公司的外国股权占多数，而且只有20.3%的实缴股本归外国人所有。
尽管到2002年，外国人只在少数股票上市公司中控制了多数股权，但在一些部门中已出现了高水平的外国股权。在电力部门的7家上市公司中，有3家公司和该部门69.5%的股权受到外国人控制。同样地，外国人在电子部门控制了10家上市公司中的3家公司以及53.6%的股份。然而，尽管这些部门对泰国经济很重要，但上市公司仅占有2.1%的实收资本和7.1%的外国股权。很显然，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外国股权扩展都发生在银行业。就此而言，到2002年年底，有38.0%的股份归外国人所有，而银行部门则占有了资本总额的27.3%和上市公司中50.6%的外国股权。在1997-2002年期间，银行部门的合并与收购(M&A)活动占了总数的37.5%以及外国直接投资(FDI)净额的22.8%。然而，如下所述，这仅导致了泰国银行系统中的很小部分受到外国的正式控制。
外国人对泰国经济的实际控制程度，很可能比涉及合并与收购(M&A)活动的数据所显示的还要大得多。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是危机之前对外国所有权放宽管制的情况。在危机之前，少数股权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自1997年以来，情况有可能更是如此，这是由于泰国的公司部门总体上比较虚弱、缺乏流动资本和那些具有大量外国投资和外国关系的公司经受危机打击的能力比那些没有这些投资和关系的公司强得多。此外，自1998年以来，外国参与银行业和保险业导致了与(外国)所有权增长水平不成比例的革新和发展。然而在非金融部门，企业持续受到那些为数不多且往往互相密切联系的股东的控制，可能会严重破坏少数股权持有者的地位。
在2001年期间，外国投资明显地急剧增多，而合并与收购(M&A)活动则大幅较少。这表明投资正在流向新的冒险企业以及用于扩大对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然而，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后来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值的增长便急剧地减缓，而且在当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投资流入也大幅减少了。尽管出口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在2002年恢复了增长，但外国直接投资和合并与收购(H&A)活动仍继续处于较低水平。在2001-2002年期间的变化表明资本结构调整和外国增加参与的浪潮结束了，而泰国作为未开发地区投资场所的地位却并未得到恢复。到2001年下半年，外国投资者也许获得了那种他们视为最可变但却易于获得的资产。如下所述，尽管法规允许外国人持有股权，但很多公司却继续抵制(向外国人)出售(上述资产)。此外，泰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和不稳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经营困难，使投资者对进一步承诺投资持谨慎态度。从2001年1月开始，泰国政府所发表的日益经济民族主义言论也许就加重了投资者的不情愿态度。实际上，在2002-2003年期间，有些投资显著地较少了，特别是在电子部门，而且有些重大的计划投资项目不是被取消就是另寻目标，而诸如福特(Ford)、马自达(Mazda)、东芝(Toshiba)、Digital和Mirabea等公司的活动扩展也未能使这种情况得以弥补。
银行部门的外国所有权
尽管泰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逐步放宽了对银行部门的管制，以及饶伟讯(Hewison)所称的“在主要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爱恨交加的关系”，银行部门总的说来仍然受到宠爱、支持和保护。银行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关系、与财政部密切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而且深深扎根于泰国公司结构的其余部分。这种状况体现为：在1983-1996年期间，大约有32次之多，连续各届政府都一直乐意介入并支持和援救各家银行。自1985年以来，“金融机构发展基金”（FinancialInstitutionDevelopmentFund）一直负责援救那些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这些反复出现的危机表明了中央管制的软弱以及政府无法或不愿意对银行业的做法进行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银行一直是泰国公司部门筹措资金的唯一重要来源，而且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趋势：一些企业组成了以特定银行为中心的集团。这种情况经常涉及到家族关系和长期政治联盟，有时还反映了银行和企业部门在20世纪40-50年代期间的形成方式。然而，尽管这些关系直到1997年危机时仍然显得很重要，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公司部门对国内银行业的依赖性就大大减低了，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更是如此。这反映了从1987年起和20世纪90年代期间泰国证券交易所资本总额的增加、放宽对外汇制度的管制，这导致了容易获得大量的低息外国资本。这使那些在诸如媒体、通讯、电子、制造业、零售业和金融业等领域新出现的比较积极进取的企业集团得到了增强。这些发展情况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一定程度控制力，并显著地挑战了国内银行资本的地位。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国内银行对79%的中小型企业和77%的大型企业来说，一直它们进行贷款的主要来源。
在1997年危机以前，泰国的银行系统一直受到国内少数家族的控制和支配。外国银行虽然也获准开办，但在数量上却受到了严厉的控制，而且只能开办三家分行，其中一家分行必须设在首都和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这有效地把14家在1996年年底开办的外国银行的活动限定为批发业务和向对外贸易提供资金。尽管外国投资者获准在泰国银行取得股权，但这个股权被限定为25%。有四家银行有这个水平的外国参与——盘谷银行、泰华农民银行、暹罗商业银行和大城银行（BankofAyudhaya）。低于12%的较小外国股权是在其它一些银行中，特别是泰国军人银行、泰国Dhanu银行、泰京银行(KrungThaiBank)、亚洲银行、那空通银行(NakornthonBank)和曼谷京都银行(BongkokMetropolitanBank)。外国所有权总共只占了银行部门股权的9-10%。然而，外国获准在其中拥有最多股权的四家银行却占了分行总数的46.3%和资产总额的48.5%。此外，除了大城银行以外，这些银行都开展了大量的国际业务，盘谷银行和泰华农民银行还与美国的银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摘要：通过将管理学中的管理方格理论引入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构建教师方格和学生方格，总结出教师和学生的五种典型心态，将其结合起来，使教师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同时能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心态，以寻求有效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途径。
关键词：管理方格;教师方格;学生方格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以掌握。而且由于教学时间的紧迫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差异，大部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采取传统的着重纯理论讲授的教学方法，缺乏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做到因材施教。管理方格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领导理论，可以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管理方格简介
管理方格是研究企业的领导方式及其有效性的理论，是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行为科学家罗伯特·布莱克和简·莫顿在1964年出版的《管理方格》一书中提出的。他们使用一张纵轴和横轴各9等分的方格图，总共81个小方格，纵轴和横轴分别表示企业领导者对人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第1格表示关心程度最小，第9格表示关心程度最大。如图1所示。
布莱克和莫顿在管理方格中列出了五种典型的领导方式：
1.l定向表示贫乏的管理，对生产和人的关心程度都很小；9.l定向表示任务管理，重点抓生产任务，不注意人的因素；1.9定向表示所谓俱乐部式管理，重点在于关心人，企业充满轻松友好气氛，不大关心生产任务；5.5定向表示中间式或不上不下式管理，既不偏重于关心生产，也不偏重于关心人，完成任务不突出；9.9定向表示理想型管理，对生产和对人都很关心，能使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需要最理想最有效地结合起来。
他们认为9.9定向方式最有利于企业的绩效。所以，企业领导者应该客观地分析企业内外的各种情况，把自己的领导方式改造成为9.9理想型管理方式，以达到最高的效率。
布莱克和莫顿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推销方格理论。即分别构建推销人员方格和顾客方格以帮助推销员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推销心态，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有助于推销员更深入地了解顾客，掌握顾客的心理特征，便于推销员进一步加强推销能力的培养，更好地完成推销工作。同样，教学工作可以看做是教师借助一系列手段将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就是推销员，学生就是目标顾客。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别构建教师方格和学生方格，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寻求一种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整体效果的途径。
二、构建教师方格
如果我们以纵坐标表示对学生的关心程度，以横坐标表示对教学任务的关心程度，坐标值越大，表示关心程度越高。就可以得到图2所示的教师方格。其中图中标出的五种心态最具代表性。
（一）得过且过型
如图2中1.1所示，这类教师既不关心学生，也不关心教学任务，对本职工作无热情。这种教师的教学效果往往是最差的。产生这种心理的主要原因，一是教师主观缺乏进取心；二是所在学校没有适当的奖惩措施。
（二）学生导向型
如图2中9.1所示，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心态，持这种心态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总是单纯强调与学生搞好关系，过分迁就学生，可能会成为学生的亲密朋友，但课堂控制力较差，难以完成教学计划。这种心态也不利于教师的成长。
（三）任务导向型
如图2中9.1所示，持这种心态的教师只是为了完成教学工作量，完全忽略了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不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与个体差异。这正好与学生导向型教师相反，走向重视教学计划的完成、忽略师生互动的另一个极端。这种心态也是不可取的。
（四）讲求技巧型
如图2中5.5所示，这是一种折中的心态，教师既重视教学计划的完成情况，又不严格遵照教学进度安排，既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又不十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而是寻求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的充分结合。
（五）因材施教型
如图2中9.9所示，持这种心态的教师既能全力研究并实践多种教学方法，又能最大限度地注意学生接受程度的差异，注重因材施教。他们在履行教师职责的同时，能够兼顾学生的需要，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持这种心态的教师是最理想的。
三、构建学生方格
如果以纵坐标表示对教师的关心程度，以横坐标表示对课程的关心程度，坐标值越大，表示关心程度越高。就可以得到图3所示的学生方格。同样，我们从图中也可以找到五种具有代表性的学生心态。
（一）漠不关心型
如图3中1.1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既不关心教师，也不关心课程本身。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学生本身对上大学毫无兴趣，甚至对能否取得毕业证都不在乎；第二，学生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学习产生了不良刺激。如果是第二种原因，教师应该多付出一些耐心，注意学生的情绪变化，尽可能帮助其提高课堂上的注意力。
（二）纪律约束型
如图3中1.9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非常重视与教师建立良好的关系，给教师留下良好的印象，而对课程本身不够重视。此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完全取决于教师，如果本次课教师状态很好，他们的接受程度就高，如果教师情绪低落，他们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听课效果极差。
（三）专心学习型
如图3中9.1所示，这种心态与纪律约束型恰恰相反。持这种心态的学生极端重视本课程，愿意多花时间去学习，而对教师并不重视，甚至上课时排斥与教师的互动。面对这类学生，教师首先应该推销自己，取得学生的信任与好感。
（四）少年老成型
如图3中5.5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既重视课程本身，又不求甚解，既重视与教师的互动，又不十分活跃。这种类型的学生只求期末考试能够取得及格分，而对深层次的学习缺乏兴趣。
（五）积极进取型
如图3中9.9所示，持这种心态的学生，一方面十分重视本课程，愿意花时间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另一方面，又能与教师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课程上积极配合教师。这类学生是最值得称赞的学生，对待他们，教师应真心实意地为其服务，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其答疑、解惑。
四、教师方格与学生方格的关系
我们可以借鉴布莱克和莫顿教授设计的有效组合表，来揭示教师和学生两种心态的组合与教学效果的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如表1所示，“+”表示通常能实现较好的教学效果；“-”表示教学效果较差；“0”表示不确定状态，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由上表可以看出，9.9型的教师无论遇到何种类型的学生都能够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1.1型的教师无论遇到何种类型的学生教学效果都很糟糕。
笔者就教师类型和学生类型分别设计了相应的问卷并开展了直接调查。本次调查共选取了5所高职院校的10名教师、60名同学作为调查对象，收回教师有效问卷10份，学生57份。统计结果如下：
1.在教师问卷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1.1型的有0人；1.9型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10%；选9.1的有3人，占总人数的30%；选5.5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50%；选9.9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10%。
2.在学生问卷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1.1型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1.75%；1.9型的有18人，占总人数的31.58%；选9.1的有16人，占总人数的28.07%；选5.5的有19人，占总人数的33.33%；选9.9的有3人，占总人数的5.26%。
调查结果显示，有50%的教师都属于5.5型，由表1可知，只有遇到1.9、5.5型的学生，持这种心态的教师才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选9.9型的教师只占10%，说明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师想通过教学工作做到自我实现的是极少数。
在学生当中，同样也是选5.5型的所占比例最多（33.33%），说明有1/3的学生认为学习本门课程主要是为了通过期末考试。选9.9型的学生占5.26%。
对一名教师来说，培养良好的工作心态是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教师的工作心态越趋向教师方格中的9.9型，就越有把握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每位教师都应当立志成为教育行家，学会把关心教学任务与关心学生两者完美结合起来。当然，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接触的学生也是形形色色的，即使是教育专家也不能保证每位学生都很好地掌握课程内容，只有某种心态的教师正好遇上心态与之相匹配的学生，才会取得完美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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