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05: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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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供求-价格理论（模型）基本模型
1、供求模型中的要素（1）需求曲线：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基础对商品和劳务所选择购买的数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和愿望；另一个层面是购买力。需求通常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一般来讲，商品的价格升高对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下降。从图形上看是下行的曲线。（2）需求曲线的移动：当价格不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的出现也会导致需求量的变化，即价格稳定但是需求曲线会向左会向右移动。例如相同市场条件下，随着养生观念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会提高，此时，价格不变，而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右平移。需求变化等于市场买家的边际效用改变。（3）供给曲线：供给：指厂商或家庭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通常将，价格的升高会导致该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增加。从图形上看是上行曲线。首先供给指有意愿出售商品；其次是指供应商有供应能力。供给量既包括生产出来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生产出来的库存和待销的商品。（4）供给曲线的移动：假设市场供给曲线中的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曲线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某种因素改变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就会移动。例如同种市场条件和相同价格下，随着人们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养生产品的供给会增加。（5）供求规律是指商品的供求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以下内容: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三种情况导致供不应求。第一种是需求量不变，供给量减少；第二种是供给量不变，需求量增加；第三种是需求量的增加超过了供给量的增加。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同样有三种情况造成供过于求。第一种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第二种是供给不变，需求减少；第三种是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需求的增加量。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一次产业：1.8%左右二次产业：22%左右三次产业：76%左右何文章等2012《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及趋势研究》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自然年时间的变化规律,即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着自然年时间的变化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律与趋势,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假如GDP每增长1%可为我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需要高技能人才9-10万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高技术人才需求曲线右移，需求量增加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由于需求量增而引导了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造成市场劳动力供给的上升，中长期看，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导致了人力资源价格的下降。因此，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中要具有前瞻性和规划性，同时增加人才培养的边际附加值，从而决胜于劳动力供给市场。
作者：王辉单位：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美国模式的困境
1.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间接调控，对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面政府作用极其有限：政府行为局限在创造良币，防止垄断扭曲市场和自由贸易，提供公共产品等，都以服务市场为中心，对消费品制造的产业政策自由主义观念较重。2.收入分配上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在金融、电子、医疗等高薪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大，并且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退休职工等没有很好的福利补贴，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政府政策支持；3.美国失业率降低幅度有限。高技术产业给美国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的下降幅度有限，因为生产管理电子化，非熟练劳动力和不能适应该方式人会失业，并且失业率受通货膨胀率制约。
二、欧洲模式
(一)欧洲经济模式特征欧洲共同体经济模式是内部成员国合作和妥协后实现的多个子模式的结合，形成如下特点：(1)欧盟形成严格法律体系规范经济活动。欧盟现行法规关联统一货币政策、市场结构和社会保障体制，成员国必须遵行欧洲法院判决；(2)竞争政策在经济秩序政策中占首位。竞争政策是欧共体施行的第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至今仍是欧盟一体化的程度最高的经济政策之一，其反垄断规则是欧洲很难形成垄断性企业的重要原因；(3)经济政策导向是稳定。稳定货币是共同货币政策的唯一、首要的目标，其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相关政策也以稳定为前提；(4)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有机结合。欧盟社会政策还没有达到经济政策高度一体化，但由于成员国中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政策为良好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达成共识。
(二)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1.分散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间的矛盾。货币统一背景下，成员国有扩大内在财政赤字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本国政府也可以获得国民支持，由欧洲央行承担通货膨胀责任。2.欧盟经济结构失衡。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的结构、周期和发展水平有差异。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过高以，其中德国过度依赖出口；南欧国家经济过度依靠消费，储蓄低，公共财政相对弱，需要外来资本来弥补。3.部分成员国对周期性产业过度依赖。如冰岛主主要依赖金融服务业，希腊高度依赖海运、旅游和农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重创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4.西欧和东欧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欧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匮乏，多为债务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相对充足，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欧银行资产严重缩水，东欧获得信贷额大幅下降。5.社会保障制度福利过高，但降低福利会激化国内矛盾。金融危机后，欧洲高福利国家面临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福利支出的困境，而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简单削减福利支出将激化国民和政府矛盾。6.失业率高。首先，高福利社会保障给企业解雇职工的激励，其次欧洲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空间有限，高技术产业相对美国、日本落后，提供新就业机会相对少。
三、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特征日本模式的特征包括：(1)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并存。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资源分配，通过法律和行政指令落实对重点扶持产业的倾斜性经济；(2)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二战后日本政府选定汽车、家电等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3)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策略。日本确立了积极引进外国实用性强的先进科技成果并学习、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4)企业布局和治理。日本企业是金字塔式布局，大企业处在塔尖，其子公司处于中部，其它中型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在底部。其股东力量相对欧美弱。大部分日本本土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5)出口型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和人口限制，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有限，政府鼓励出口贸易。
(二)日本模式困境1.政府行政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矛盾凸显。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比如产业政策方面向金融、财政、外贸倾斜，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投资规律，损害其它产业利益和也剥夺了消费者部分利益，也引起和国际同行业摩擦。2.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农产品自给率较低。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要求产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随技术、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产业结构比重失衡使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及时进行经济转型。3.基础科研的创新力低。吸收型科技发展策略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上较为薄弱，受到来自欧美基础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家的科技方面制约。4.市场封闭性的弊端。日本商品流通领域规制繁琐，交易习惯较为复杂，给市场公平竞争设置障碍，使外国许多企业难以适应和接受，形成日本封闭的流通市场。5.雇佣终身制的弊端凸显。终身雇佣制度要求企业应避免解雇工人，一方面工人劳动强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恶化时工资负担重而不利于企业转型，特别在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被束缚在夕阳产业，阻碍新产业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三大经济模式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企业格局和公司治理结构、公正和效率的关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关系、经济和军事实力关系上均有差异，这和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重要关系。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发展多元化企业格局、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均衡的国际贸易收支，同时发展巩固军事国防建设。
作者：肖瑶孙彤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不合理。《西方经济学》教学主要偏重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讲述,这些理论不仅抽象,而且多包含大量的图形分析和数学演算推理,加之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研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考研试题愈加偏向更多的数理推导,也使得在该课程的教学上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繁杂,理论深奥,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畏难情绪,该现象在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尤其突出,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各高校基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即使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围绕经济理论进行填鸭式的数理推导,图形分析,从而忽视了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实际和学生特点。这种模式下,学生缺乏主动性,只是被动的接受理论知识,尤其是本科生自身没有太多的经济社会经验的储备,只能死记硬背理论、囫囵吞枣,很难理解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涵,随着课程的推进,所学经济学理论的增多,往往出现前后章节知识无法很好融会贯通,甚至“一锅粥”的现象。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激励性。以我校为例,对《西方经济学》学习效果的考核是通过总评成绩反映的,总评成绩有两部分构成,即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和考勤,占总成绩的2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80%,通过闭卷考试方法考查。由于期末成绩占得比重大,很多学生平时课前不预习,课后也不及时复习,做不到查缺补漏,作业也是互相抄袭,应付了事,寄希望与期末“临阵磨枪”式的突击复习,因此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具体实施措施
1.明确教学目的,调整教学内容。经济学是一门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在灌输给学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要避免将经济学学成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此,该课程在讲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提示学生制度的差异,国情的不同,甚至社会文化的不同,都会带来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启发学生比较研究的兴趣,强化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增强对经济学理论的把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述供求定理时,鼓励学生观察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并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讲到市场论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价格弹性理论,分析不同商品,不同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存在差异的原因;又如在讲到恩格尔定律时,启发学生思考恩格尔系数能否作为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黄金指标,如果不能,与学生探讨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通过对该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使学生准确掌握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恩格尔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准确含义;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白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有适用条件的,经济学定理不是经济学公理,这就更突出了分析经济问题时“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在教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采取“重点各异”的理论教学。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系统、全面的掌握经济学理论;而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在微观经济学部分侧重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相关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授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简单凯恩斯模型、IS-LM模型、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简单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遇到的数学工具问题,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情况来定。如管理学学科下的很多专业,文科背景的学生较多,在讲课过程中,尽量只使用图表等简单的数学工具,着重对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避免繁杂的数学推导;而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其后续专业课以及职业特点对数学工具要求较高,要求学生能熟练的运用数理推导和图表分析问题,因而应在教学中适当增加数学工具的分量。
2.丰富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多媒体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相对于传统的黑板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大课堂信息量,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授,往往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体会不到《西方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对该课程的学习产生惰性。因此,应在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的培养目标。
2.1引入模拟实验教学。可以借鉴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的经验和方法,将课堂模拟实验引入教学过程中。课堂模拟实验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模拟现实经济社会的某些经济活动,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观察趋势、进而结合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规律。课堂模拟实验对师资、设备和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上,可以由浅入深,从简单的场景入手,随着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丰富 ,慢慢增加难度,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训练学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
2.2加强案例教学。多媒体的使用为案例教学和学生分组讨论带来了便利,因此应加强案例教学。但应当明确的是,案例教学不是简单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是从案例的讨论中得出概念、原理、理论等。而我们以往在概念、原理、理论讲解完毕后,通过某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的做法,只是举例,而非案例。案例教学法是18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英文中,“案例”与“例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案例”为“CASE”,其重要的理解在于“SITUATION”,是情形,是一种情形的例;而“例子”为“EXAMPLE”,是指代表同类的另一种样式的例,强调了同类和不同样式,所以举个例子说明之。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做到精心选择案例,积极、有效的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指导学生制作ppt在课上进行展示、辩论,最后认真客观的总结评述。首先教师要对大量的案例进行不断地筛选、更新与精炼,使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时效性和综合性。根据教学需要,案例可以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也可以是学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先“吃透”案例,以便在案例讨论时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学习处于“问题——思考——探索——再思考——解惑”的积极状态中。其次,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讲授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强。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为保证学生较好地发挥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性,应在课前将案例素材教给学生阅读,准备。最后,要注意把握案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以往的传统课堂讲授中,“满堂灌”式的讲述使教师处于主动,学生因机械地接受而显得较为被动。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是指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辨别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学生是案例课的积极参与者,从最初的案例阅读、对问题的思考、分析,PPT的制作,到课堂陈述自己的结论、辩论,以及最终对案例的再思考、观点结论的再修正,均要求个人或小组各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达成。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学生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的要求较传统教学模式要高,能够更有助于实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过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加强了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把握,并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及其团队合作意识。
2.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实践教学。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年轻教师是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教学,“出高校,入高校”就造成这些教师理论知识扎实,但实践经验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全部的实践教学工作。而且,很多教学性的实践活动在课堂和实验室中无法完成,这就要求教学要“接地气”,必须要“走出去”,也就是要与企业开展定期的多层面的交流。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实践指导,学校也能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咨询服务,达到“双赢”的效果。此外,在教学中还可采取“引进来”的方法,聘请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讲解实践工作,以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使学生尽早接触实战,参与实践,为将来毕业走上社会尽快成为一名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3.完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对一门课程学习效果的考核不应是“一张试卷定输赢”,要综合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成绩,尤其是在平时课堂发言、讨论、案例分析、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建立以经济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为基础,以综合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上,降低期末考试的权重,将目前普遍占总成绩80%的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权重降低到50%,其余的50%由出勤率、平时作业成绩、课堂发言情况和案例讨论课成绩组成。为保证期末试题的科学性、出题的稳定性,应加强对西方经济学试题库的建设,并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主客观题比重和难易度;为保证成绩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对课堂发言和案例讨论的分数应建立量化评分标准。
总之,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联系实际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 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一、通俗式教学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接触西方经济学,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第一次,因此,“术语陌生症”时有发生,学生不能在第一时间理解术语的经济含义,由此,老师可能已经讲到下一知识点,而学生还在理解前一句话的含义,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不同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通俗的、非专业化的语言为学生打开经济学的大门,使初学者能克服生涩的术语工具,顺利进入经济学的宫殿。
例如,在讲解弹性的概念时,除了强调弹性是自变量变动1%时,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笔者还特别总结为弹性是百分比与百分比之比,只要找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都迎刃而解。分析需求的价格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时,笔者针对农历新年刚过去这一特点,先设问“过年前,为什么超市中的年货如瓜子、糖果不降价促销,而衣服皮具等却会较大幅度降价?”,然后再讲明各种商品弹性值不同的道理。瓜子、糖果作为年货,为应景和待客,一般家庭都必备,而衣物任何时间点都可购买,不必局限于某一时点。也就是说,在新春前,年货的购买是弹性值较小的,而衣物类商品的弹性值却较大。为达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对于弹性值小商品,提价(至少不降价、不打折)会增加销售收入,而弹性大的商品降价会增加销售收入,提价会减少销售收入。如此一来,弹性对价格策略选择及销售收入的影响之间关系就不再是生硬的纸上谈兵。
二、案例式教学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更注重事实,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使知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激发和升华。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迫使他们不能只带眼睛和耳朵来听课,必须开动脑筋,必须在课下充实自己,课上积极参与,否则只能停留在记住知识的层次上,而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西方经济学教材或专着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着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西方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感性上更容易接受这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三、提问式教学
提问式教学就是由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的要求,事先设计出要学生理解的问题,由学生解答,教师做点评,以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例如,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章时,老师提出“钻石对人的用途很有限而价格昂贵,生命必不可少的水却很便宜。请运用所学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价值悖论。”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要了解前一章供求理论与本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采用提问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且难易适中,回答量适当,既要有让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又要有让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以增加这种方式的教学量,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成。对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要当堂予以点评,分析学生出错的原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要在课后阅评,对阅评中发现的问题要在下堂课进行分析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同时教师也可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四、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课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论、磋商,以提高认识或弄清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教科书内容,而是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每个学生都可以主动行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即时地成为主导者。例如在讲解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后,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价格的作用、规模经济、垄断的利弊、寡头之间的依存性、失业与下岗、宏观经济政策等现实经济问题,收集信息、数据、案例,组织学生围绕老师给定的思考题进行课堂或课外讨论。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运用讨论式教学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师角色的定位。首先,教师在整个讨论中,始终起到一个“暗线引领”的作用。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命题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次,教师在讨论中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要向学生提出讨论的具体要求,讨论中要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其中,并适时给发言的学生以启发、引导;对学生在讨论中可能出现的离题现象和理解上的偏差等,要及时加以纠正,而不是提出问题后就袖手旁观、放任自流。最后,教师对讨论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作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2.问题情境的设置。教师在确定讨论问题时应注意:学生应紧密围绕某一问题,从多侧面、多方位进行思考。把那些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问题让学生来讨论,可以使他们在讨论中相互启发,得出正确的结论。
3.讨论的时间。讨论有它特有的功能,但只有在足够的时间里,讨论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既然组织讨论,教师就应该保证学生主动参与的时间,否则,就成了为“ 讨论”而“讨论”的形式主义。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运用以上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调动了学生课堂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教师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核心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核心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定，而且是作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的基础性质的假定。但是，认真分析起来，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几乎都是反理性的，并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基本前提而展开。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
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
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参见//.cn/news_detail.jsp?keyno=6257）。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链接阅读//.cn/news_detail.jsp?keyno=6014）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这个问题在//.cn/news_detail.jsp?keyno=6047“调整什么？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假如完全不考虑计算的费用和时间成本，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而理性应该是通盘运筹的全面理性，而全面的理性由于处理的因素太多，往往是片面的计算所无能为力的，往往要依赖更有效的思维方法即直觉和经验。一味追求精确计算、只知道用数据说话的人，只能被看作是“书呆子”。因此，现实中的以经验判断替代数学计算，并不违反理性人假定，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引入一个“有限理性”的概念。
理性人就是正常人，正常人不是书呆子，正常人往往会无意识地符合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核心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核心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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