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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历程不长。本文探讨了数量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发展历程及展望。
数量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数量经济学旨在通过与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结合建立数学模型，来定量研究经济问题。目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正显示出巨大的功效和普适性。
数量经济学内涵
数量经济学概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将研究重点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脱离了理论基础和数量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指导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将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一定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体系的学科，为其他经济类学科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方法。研究人员和政府利用数量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量化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可靠计划和政策。
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界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则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机制不同。由于利益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将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前提假设、具体研究方法等当面的不同。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起源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学科雏形最早于改革开放后产生。1979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召集了各学科的学者参加“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大会中提出“经济数学方法”是可以成为研究领域名称的，然而并不适合作为学科名字。座谈会随即提出了十几项名称，最后于光远拍板命名为“数量经济学”，英文名叫“Quantitative Economics”。不久，乌家培为组长带队赴美国访问并学习，回国后他筹建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就这样诞生了。
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决定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从此以后，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经济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结合的趋势。各类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国内各大高校都开始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或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几乎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计量经济学或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尤其是在硕士生和博士生，计量经济学更是成为必修的核心课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线路。在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按照两条线路发展。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
在理论方法研究中，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研究成果由早期的教科书和译著，转变为后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且大多为经济计量学的内容；第二，从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由浅入深，技术含量由低到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再版了多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编著的《计量经济学》、赵国庆主编的《计量经济学》，译著则首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如克莱因（L. R. Klein）独著或合著多本计量经济学的著作等。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关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系统分析原理的著作，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带有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色彩，不完全属于纯西方经济计量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日益向纵深向下发展，各种预测算法、组合模型理论等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的经济计量方法论。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另一条发展线路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数量经济学方法刚刚传入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以计量方法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如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定量分析、钢板消费量和工业储量探讨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面临着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如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改制、经济体制改制等。进入21世纪后，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呈现出较强学术性。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特点。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还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将经济学分析的数理方法、计量工具和模拟技术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要基础，也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砖加瓦。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未来，通过对资源与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理性行为、经济信息以及价值判断等实际问题进行剖析，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延伸范围包括数理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博弈模型参数的估计以及检验问题，以及模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非稳定变量的研究。
更加注重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就是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比较分析的目的。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的研究中将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在社会高需求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更高级数的数量经济学将会成为主流，更多的人才也有望涌入这一学科及领域。
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状况。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根据相关基本理论，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研究工具，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再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条理化和规范化，从而发现新问题和新理论，进而使得这些理论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然而却已成为掌握经济形式、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方法。学术界有必要全面发展数量经济学，达到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适合我国本土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才能实现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
〔摘要〕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普遍存在数量与质量排名不一致现象，且不一致程度相差较大。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其数量与质量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效率差异；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则是由数量与质量的内涵差异及多种不协调机制导致。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条件是在完成数量积累基础上，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科学的经济结构，协调的经济机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实现高水平下一致性增长的路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的路径则应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等实现体制机制的协调。
〔关键词〕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数量；一致性；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民生工程
现实是，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期后，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引发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在数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生态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十分严峻。对应发展困境，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至74%，经济明显进入新常态。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标志着我国经济告别只追求数量的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升、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的新时期。实现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在于地方经济增长必须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为此，本文将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做深入分析，分别从不一致性描述、不一致性解释以及实现一致性路径三大方面进行研究，以明晰地方经济增长中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二、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描述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方法及指标构建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增长的两种属性，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判断经济增长，理想的经济增长应在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一致状态下发展演进，但现实经济中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存在不一致。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多集中在国家层面。事实上，除了纵向层面的不一致，横向层面上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也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且地方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承载，这种不一致表现得更为具体。
描述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需要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衡量指标入手。在质量方面，本文延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建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成果〔1〕，以6大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以及由这几个维度构建的37个基础指标共同合成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部分指标直接获取，其余指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各指标之间因具有不可共性，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故对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变换。对于逆指标，为让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力趋于同一方向，采取倒数形式；对于适度指标，选取适度指标=1/|原始值-适度值|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不同量纲量级问题，使用均值化方式完成无量纲化处理，从而避免使用初始值造成的主成分过于倚重方差或数量级较大的指标。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测度结果
合成质量指标时，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首先合成单项指数，最后以相同的方法计算总指数，完成对我国30个地区西藏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缺失及其自身特殊性未进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中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在数量方面，本文采用总量GDP，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并通过比较方式描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基本情况，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同一个地方，其自身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也存在差异，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较高的地区（如广东省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而质量较高地区（如北京市等）数量则较低。
（三）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借鉴任保平、魏婕（2012）的方法〔2〕，根据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小以及实际GDP总量对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分别进行排序，下面对比2013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差的具体情况，见表2。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地区，有吉林、青海、新疆三省份（分别为22、30、25）。吉林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聚集区，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仍缺乏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经济总量较小。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消费、产业、城乡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青海和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规模扩大依靠的是基础建设，而现代化工业和商贸等企业发展滞后。
综上，此三省虽然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但属于数量与质量均表现不佳、有待提高的地区。
2.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不一致程度较小（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3）的地区，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陕西、山西、宁夏8个省份，但省份间数量与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具体包含三种情况：（1）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状态良好地区包括广东、江苏和浙江。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的特殊位置使得三省经济增长数量排序靠前，浙江近年一系列福利发展规划以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环境代价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内在质量稳步提升，排名优于数量。〔4〕而江苏和广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低质”、经济增长质量落后于数量的现象依然存在。〔5〕（2）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排序均居中的地区包括福建和安徽。两省近年来快速发展，2000-2014年福建实际GDP从373171亿元增长到1791979亿元；安徽从293746亿元增至1398551亿元，居全国前十五位。但福建的经济增长以传统产业为核心；安徽也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尤为突出，这种依赖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其创新投入不足，质量排序略落后于数量。（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均欠佳的地区，包括宁夏、山西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地区，“十二五”期间，政策红利逐渐消失，未能发展特色竞争优势，且创新与技术投入不足，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代价大。山西的经济增长属于传统要素投入型，以资源开发为核心，煤炭产业占比大。近年来，受煤炭价格下跌、重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煤炭工业利润占比整体由70%下降到40%，经济总量降低，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产业单一、环境恶化等拉低了质量排名。
综上，此类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有待提高。
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程度较为显著（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为4-9）的地区，有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辽宁11个省份，但具体表现情况分为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其中，上海和重庆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直辖市存在面积、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限制的问题，经济总量落后于经济大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增长质量优于数量的不一致发展状况。〔6〕云南和江西经济增长规模居中，云南因为“烟草经济”的转型和新型生物资源产业的发展改善了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的传统问题，且作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区，相关产业年增长超过21%，但以上新兴产业未能发展成为新的支柱型产业。江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外贸出口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度受到冲击〔7〕，近年综合改造成果颇为显著，但总量落后于质量。（2）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以及辽宁。首先，山东、四川、辽宁三省处于较高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山东是工业大省，经济增长总量居全国第三，同时也是人口大省、能源消耗大省，人均GDP仅56789亿元，排名第十。四川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总量大，增长模式为高投入型，资源环境代价大且要素效率不高。辽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综合软实力与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较为落后。综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均福利的背离导致了三省数量优于质量。其次，湖北、湖南、黑龙江三省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状态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两湖地区依托“中部崛起”战略，经济总量显著增长〔8〕，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污染严重等问题。黑龙江亦属老工业基地覆盖区，依托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和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导致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9〕，工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近年来，黑龙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改善，但整体上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依然欠佳。最后，广西处于低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的资源投入，要素效率较低、经济竞争力不强、生态环境代价大等问题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4.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背离程度严重（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大于10）的地区，有贵州、天津、北京、甘肃、海南、内蒙古、河南、河北8个省份，根据不一致性的不同表现情况分为以下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显著优于数量的地方包括贵州、天津、北京、甘肃以及海南。北京和天津属于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但因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稳定性与抵御风险能力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10〕海南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发展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绿色经济，全省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90%以上的河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III类标准，但基础设施与现代产业均较为落后，缺乏解决就业的工业企业，导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和甘肃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较慢，但两省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小、福利与分配方面表现平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较低水平的经济总量与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拉开了上述地区数量与质量排名的差异。（2）经济增长数量显著优于质量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南以及河北。内蒙古经济增长以传统农牧业和资源开发为核心，经济总量表现居中，但发展模式较为滞后，经济波动较大，人均收入与福利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质量排序仅居第二十九位。河南与河北属于粗放式增长，近年经济总量增速快，实际GDP排名进入全国前十，但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效率、结构、生态等问题拉低了质量排名，使其表现为显著的高数量、低质量增长状态。
综上，纵向视角下，中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普遍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普遍不一致状态，其中，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区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发展状态均良好、居中和欠佳三种情况；后三类不一致程度高的地区，数量与质量均有一方面表现欠佳。未来，要实现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现行的不一致状态做出解释。
（一）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不同地方在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地方独特多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原因也存在多样性。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省份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两大维度。
1.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产业结构失衡。根据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增长数量欠佳与居中地方过去处于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阶段”，属于数量积累时期，此时经济由水泥等基础建设体系、钢铁等重型工业体系以及传统制造业综合体系主导，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生活质量体系较为滞后。这种主导部门限制使得前两类地方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等结构问题。而第三类经济总量较大地方虽然已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产业结构理论，经济总量的扩张依赖产业结构转换，同时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即这种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产业结构失衡不仅会使经济失去转换的动力，也会影响资源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已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内在质量之间的差异。（2）消费结构失衡。前两类地方早期经济增长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这种长期依赖投资的模式导致了投资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与欠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不同，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后，人类将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将随之升级。此时，低产品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弊端显现，出现中低端非耐用品的过度供给与高端消费品过盛需求间的偏离，导致严重消费外溢。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3800亿元，是全球最大奢侈品购买国，但76%发生在海外。高涨的跨境消费热情导致本地潜在消费动力不足，进而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造成经济总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投入产出效率差异。从现象上看数量增长时期省份间经济总量差距较大，经济增长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总体上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11〕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依靠技术创新等内在增长动力促进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因此，地方经济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2）要素配置效率差异。要素在我国市场中的配置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调拨与市场自发配置两种形式。依靠政府调拨要素的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效率。由于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寻租、信息滞后、决策保守等，导致行政垄断与非理性竞争，致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索洛模型中依靠生产率的改进促进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路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偏离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综上，经济增长总量较小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二）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后三类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包括质量高于数量与数量高于质量两种情况。数量高于质量的地区多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或自身经济规模较小的直辖市。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经济规模的限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而数量高于质量的不一致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主要包括：
1.供求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数量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背景下，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追求任期内的短期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增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寻求中央投资的主导型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效应吸引多种投资，使资本涌向短期增长较快或收益较高的行业、产业。这种模式可在短期内达到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不顾市场诉求的单方面投入行为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过剩流，使得大批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从而导致经济造血机制严重不足、质量无法提升。
2.市场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协调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与之配套的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传统上创造红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地区、城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流动出现减缓迹象。根据钱纳里的产业结构理论，流动机制不顺畅阻碍由边际收益差异引发的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而产生的结构效应，从而产生了经济规模扩大与结构扭曲、潜在动力不足的矛盾。在产品市场上，市场机制不协调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不规范等影响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升。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非零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界定影响最终均衡结果，且清晰的产权界定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种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及初始权利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协调间接地造成了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分配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从分配结果看，由于经济、人口总量差异导致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方差距。〔12〕201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最高，达477万元，是甘肃省的23倍（甘肃为208万元）。同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69，这种地方间收入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差异。同时，地方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福利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幸福感”差异。从分配过程来看，提高分配效率建立在“国民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同向增长”以及“分配制度公平程度与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正相关”两大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基础之上。对地方而言，经济总量差异将导致分配过程的起点不均衡，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增长成果不具有普惠性，即社会分配制度不能使经济增长为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且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福利过程中存在负外部性，因此，现实与两大命题出现背离，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剩余无法增进总福利，进而出现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4.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地方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创新机制不协调问题：对工业企业而言，由于产权制度不健全，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创新部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地方政府由于补贴范围和力度限制未能给予完全补偿，因此，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由专利权与科研人员待遇问题导致的人力资本激励不足以及由企业、科研主体的双面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科研成果转化力不足阻碍了创新活动。而创新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终形成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三）省级地方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
根据以上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实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必须满足一致性增长条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
1.达到一定规模的数量积累。经济增长初期处于数量积累阶段，增长过程中的“量”变不足以引起“质”变，在数量领先于质量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不一致。因此，要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首先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2.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急速放缓客观上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造成的。〔13〕数量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机制上发生，依赖要素投入扩大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质量型增长依靠内生增长动力，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
3.科学的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结构转换刺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这种产业结构效应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二是消费结构。消费者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合理匹配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这既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需求的根本途径。
4.协调的经济机制。一是供求机制。我国经济在实现“需求拉动型”高速增长后深陷滞胀泥淖，面临凯恩斯主义的失效，需要重新审视供求结构。根据供给经济学派观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生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市场机制。数量型增长时期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失效，因此，质量型增长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三是分配机制。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既要消除横向分配的不平等，更要解决纵向由代际间传递效应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全面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普惠性。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增长中妨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源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这种激励机制主要来源于制度保障。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构建完备的产权制度从而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保障。
四、实现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路径选择
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快或过慢增长均不是可持续长远发展的稳定状态。地方经济应探索高水平下的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路径。本文针对不一致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前文所述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而言，要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结构与效率两方面考虑具体路径。
1.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主要途径是逐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经济在应对传统要素红利衰减过程中应创新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从环境污染型转向友好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地方而言，由于地方禀赋及历史遗留问题限制，转型需要时间，因此首先应该平稳度过转型期，逐步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依靠资源禀赋增长的陕西省在转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原有的驱动要素仍应发挥基础作用，此外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建立现代物联网工程，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推广，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对第一产业而言，需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粮食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工一体提高农业生产率。对第二产业而言，要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传统产业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态势优化升级，并针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制定具体路径，如将“互联网+”“绿色+”“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通过跨产业、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由落后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同时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全面改造第二产业内部。对第三产业而言，要促进服务业向优质高效发展，例如促进旅游业由参观式向综合体验式转变，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缩小文化出口逆差，促进传统生产型产业改造为新型生产服务型产业等。
创新消费结构。质量型增长需要从传统的寻找、跟随消费转向创造、引领消费。对内消费部分，首先应在生产环节通过改善产品设计、增加专利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其次在销售环节创新销售形式，开展多渠道宣传，结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新型消费模式；最后在售后环节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做到真正的负责到底，解除其消费隐患，增强其消费信心。对外消费部分，应通过关税综合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缩小奢侈品境内外价格差；通过设立境内免税店、签订区域间国际贸易协定，以省区对省区的跨境合作方式实现针对性对接，满足消费群体对境外乳制品、肉制品等的旺盛需求，将跨境消费热情转化为对内消费动力。
2.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一是投资效率，实体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仍要充分使用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减少重复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构建新型融资方式以及公共产品投融资体制，推广政企资本合作模式。二是企业效率，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自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达到活跃市场的目的。例如经济规模居中且依靠传统工业的安徽省，应切实发挥“徽商”的历史优势，提高新型电子、手机、节能汽车、茶叶、旅游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三是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扭转资源配置中的错配、垄断现象。例如地处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应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本从传统国有工业中解放出来，重视外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抓紧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接力替代产业，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平稳过渡。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而言，这种不一致是由经济规模的限制或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因此，要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需要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即由重需求管理、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14〕这种以改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供需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第一，在产品供给端，地方政府应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通过“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结构改革，从而与需求侧相适应。环京津等环境敏感区域应重点控制钢铁产业；西部省份应重点控制电解铝和水泥等基础建设项目；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控制平板玻璃等深加工行业。第二，在要素供给端，应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市场分隔度，加强劳动、资本、产品在各部门、地区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天津、上海等规模大且发展良好的直辖市，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国际资本的引入，使要素高效流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供给端，降低地区间企业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地方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2.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机制协调。进一步改善被扭曲的现状，放松市场管制，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一，从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简化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地方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第二，完善以市场竞争方式激励创新的现代化机制。在相对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利用地方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政策对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形成市场化进入、退出机制，促进地方市场主体培育自主创新动力。第三，深化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山东作为人口与经济大省，应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释放民营企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发展，发挥主体功能区优势，打造高水平海洋经济改革示范带，实现创新、绿色、可持续增长。
3.通过改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福利协调。一是收入分配方面，应实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地方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经济增长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面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深化地方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基础教育，发展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缩小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差距。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毕业生就业及社会再就业问题，完善地区间人才流动机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福利。经济发达但福利较弱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高效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及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促进全省人民福利的增进，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收入、福利差距。三是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便利大众办事创业，简化程序，将现行的分设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从而提高基本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4.通过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协调。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意味着与传统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将不再奏效，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一，在企业创新方面，构建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增强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对总量居中但创新动力不足的“两湖”地区，应在创新载体、资金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鼓励如威盛等现代化企业不断创新，使其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地方企业，从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第二，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在硬件供给、国际交流支持等主观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并且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建客观环境激励机制，各地方政府应配合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人维权机制。第三，在科研技术创新方面，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吉林省，应通过完善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激励科技人员与高技能人才创新，破解吉林省在深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人才“瓶颈”，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文章结合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首先用灰色关联分析分别分析得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度，然后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动态关系，最后运用灰色GM（1，1）模型来预测未来几年的国民经济总量。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能源消耗
一、引言
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2006年全球消耗的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7.9%，我国占比达93.8%。由于其本身的不可再生和有限性，以及人类对它的巨大开采量，化石能源的枯竭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CO2和废气威胁全球生态，同时也给我国的环境带来负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经济相互影响的能力越来越强，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分别就我国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现状分析
我国化石能源的储量约7500亿吨标准煤，总量虽大，但人均能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建国初期，煤炭消耗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 90%以上，之后虽有下降趋势，但仍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耗比重从1978年的70.7%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66.0%。然而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3.4%波动增加到2013年的9.8%。我国目前形成了“煤炭消耗为主，多元化能源共同消耗”的能源消耗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数量用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按2010年价格计算）来反应，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1.95003万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0.85779万亿元，增加了约26倍，平均增长率约110.1%。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和品质属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即由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这是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任务复杂而艰巨。本文采用能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比重）、环境约束指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协调性、持续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物资消耗，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放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面，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在提高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质量。
依据我国1978～2013年能源消耗总量ECT和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按201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数据看出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5.714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了约6.6倍，年均增长率5.52%。
随着科技的进步，国民素质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近些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合理，经济增长质量有望继续提高。
三、实证分析
（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利用1999-2013共15年的能源消耗总量X1（单位：亿吨标准煤）与国内生产总值X2（单位：万亿元）数据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联性。经济增长质量（QGDP）各维度的细分类指标由于正负向不同，且存在着不同级别的数量级，因此在进行指数合成前，需要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适当合成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进行合成并取为X3。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同价单整，且不适用于多变量。所以在对两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前需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对序列lnECT 、lnGDP 、QGDP的平稳性用ADF方法进行检验（序列取对数后不影响其稳定性）。
检验结果表明： lnGDP、lnECT、QGDP序列及其1、2阶差分的ADF统计量概率值均大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两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四、总结
如今能源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民经济的增长对能源的依赖逐渐增强。主要因为它能够为人类的生产发展提供动力，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提供了可能。经济的不断增长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科技的不断进步为能源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能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由此可知：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需要以经济增长作保障。同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又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此为突破口。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的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有力理论武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其预测和总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样情况下，本文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两者的融合和应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
【关键词】统计方法 数量经济学 融合 应用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增长，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作为强有力的一种工具，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延伸到经济学中，并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合理的融合和利用，对我国国民增长的每一个环节的分析和评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对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相关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证明，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配合，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本文主要阐述的内容。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关系
要想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就要先了解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白，在经济学领域中，任何的经济项目都是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化，然而统计方法作为经济学领域中变化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客观了反应了经济项目的变化，对其重要的信息和数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收集和的分析。相关人员在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了解当前的经济情况，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并分析它的发展方向。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分为动态经济和静态经济。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利用动静集合的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在根据以往的数据和信息等形式，进行客观的反应，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综合的分析和处理，从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方向，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预测。
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数量经济方法也是经济研究和分析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计量，对经济的投入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利用数量经济方法的变化规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中。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投入的分析，并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行一定程度上预测，利用其规律，回归到原本的公式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融合和应用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
在传统经济GDP的分析模型中，可以对其中的经济指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统计，相关人员对其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一定程上的融合与应用。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应当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GDP的模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对其经济指标也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在分析的过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影响传统经济GDP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与应用，就是众多因素的一种。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中的系数，对其经济的变化和增长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应用
相关人员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样两种形式对相关的经济数据和信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处理。但是，在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多少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差。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的人员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初始的经济分析模型。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在建立的过程中，消除一些外界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与我国进出口的税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也给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误差。由于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发展，因此在经济信息和数据统计的过程中，相关而对人员应当将其范围，进行不断的扩大，并且将各种因素要进行充分的考虑。这样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信息和数据的准确性，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应用的过程中，对经济的分析和计算也较为准确的。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在我国经济发展预测的过程中，对发展的方向进行一定的搜集和分析，同时，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描述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等。充分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手段，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本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的融合和应用进行简单的分析。利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分析，寻找经济变化的规律，并客观的反应出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78年-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及分析，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国内生产总之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本文最后还对维持两者的平稳增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数量关系分析；统计预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居民消费水平的规律性以及预测其变化发展趋势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理论综述
分析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其水平高低的因素也有多种，然而根据理论及经验，首要应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最主要的影响。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多，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1.指标（变量）的选取。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X。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用的指标，故这里选择GDP作为解释变量X。
2.数据的收集与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范围的选择为1978年-2013年该36年间的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选择自1978年开始，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状况，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较大，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政策建议
1.结论。①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3783元。②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购买力提高，从而消费水平增加。
2.推论及政策建议。①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目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②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信息网等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③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节后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是提高居民消费层次和质量的关键，增加居民信息消费，对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推进，信息消费渐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之一，要加快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扩大信息产品及网络的共给，促进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大力倡导信用消费，建立信用消费与保险、担保相结合，分散和降低消费信贷风险。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开展消费信贷清除障碍。
【摘要】在分析普通金融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的和规模化，对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进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了，在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一般都是无效的，社会管理部门要对市场金融机构进行调控，控制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数量，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更好的增长。社会管理部门在对金融机构作出调整，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决定。
【关键词】经济发展 金融机构 管理政策
一、引言
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作出的最大一项改革就是控制了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的致癌物规模和存款规模。学术界也对此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大型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反思。关于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机构规模的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问题。本文立足于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二、模型的构建
（一）家庭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在家庭部门的模型构建中，选取2H个连续的家庭来作为主体，每一期都会有H个新的家庭来取代H个旧的家庭。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家庭都有标准的世代叠加结构。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年轻阶段和年老阶段。在年轻阶段中，每一各家庭没有任何的资产，但是拥有相应的劳动力。在家庭在年老阶段的时候，依靠年轻阶段的储蓄来消费。在这2H各连续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相应的消费偏好。在家庭的储蓄资产中，会用一部分来购买金融资产。由此可知，在经济体系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根据相关的计算得出，家庭的最优储蓄率是有折现因子来决定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最优储蓄率是不变的。
（二）生产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将生产部门视为企业组成，生产部门是由G个连续的企业构成的，G足够大，但是小于H，其生产是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的，企业在经营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劳动力和资本，在研究中，假设所有的资金都是完全折旧的。各个企业之间生产的产品也是不一致的。各个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劳动力和资本，在金融市场筹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动者，完成企业的生产，企业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三）金融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涉及的进入部门是由Nt家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所构成的。进入机构是有市场量内生决定的，其主要作用是集中所有家庭部门的储蓄金，将家庭的储蓄金提供给企业部门进行生产。金融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要耗费一定的成本，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够自由的进入和退出金融市场。根据相关专业的分析，由于企业之间存在异同，因此，各个企业的金融情况也是不同的。如果金融机构业务的种类和树立越多，就会降低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性。就一般情况而言，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边际报酬也就会越少。由此得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低，金融机构的生产边际就越高。
三、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有效性分析
关于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的问题，是业界一直以来讨论的重点。社会管理部门能否通过对市场中金融机构数量的调整，通过有效的优化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实现金融部门总产出的增加。本文从金融机构的竞争市场来分析该问题。
（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局部垄断
在研究中，根据相关的假设和预算可以推理出，但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在金融机构逐渐增加时，增加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减少家庭部门中每个家庭投资资金的比数，不会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也不会产生专业化的经济。但是金融市场新增了一定的金融机构以后，必然会增加金融机构固定资产的消耗。同理可以推算出，如果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成本。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市场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增加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减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就会节约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
根据资金平衡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在家庭部门总储蓄量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消耗的总成本越好，必然就会使得生产部门融得的总资金减少。因此，当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过量的;社会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数量过多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数量，通过有效的调整，可以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总成本。
（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相互竞争
为了更好的分析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把Q作为金融部门为企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固定资金和分析金融机构需要消耗的总成本来判断。在分析中，如果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可以减少金融部门所消耗的总成本，使其达到最小，那么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就是有效的。在金融市场中，如果新增一家金融机构，就会分去原有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比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得到提高，从而实现专业化的生产，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也会减小。其关系主要如下图所示：
图2-1 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变动趋势及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关系图
在图2-1中MTFC指的是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nt指的是有效金融机构的数量。根据上图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当-MTFC>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新增的金融机构的数量，能够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消耗的资金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大于金融市场中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当当-MTFC<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应该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的数量，通过对金融机构数量的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的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小于有效金融机构数量的。当当-MTFC=MTFC时，不管社会管理部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增加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减少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都是有效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数量是否有效的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管理部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是否有效，都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社会管理部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摘要：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数量型增长；质量型增长；利益格局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利益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体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博弈
（一）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两者财政收支变化。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中央财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显，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增，财政支出比重增幅明显，分别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央财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远低于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这种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资冲动强劲，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见图1）。
2.城乡利益主体之问的利益关系博弈。城乡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从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虽然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城乡收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入差距逐步扩大，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较城镇缓慢。从恩格尔系数变动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同，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但城乡二元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见图2）。从城乡消费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比重远高于政府消费比重，但居民消费比重有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由33%降至22.7%（见图3）。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导致城乡结构失衡，使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改变，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利益关系博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制约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关系博弈，我国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逐年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149.2亿元/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139.3亿元/万人，而单位产值能耗则由135.3吨标准煤/亿元大幅增值到338.5吨标准煤/亿元（见图4）。这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驱动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幅相对稳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上涨，2012年增速达34%。但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未能保持持续上涨。这表明，由于利益关系博弈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环境与条件、高效科学的创新驱动过程、合理完善的创新驱动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利益关系博弈的改变来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们习惯于投资驱动，使得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虽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有较大波动，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态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与第二产业变化趋势趋同（见图5）。从就业比重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比值具有趋同趋势。第一产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逐年稳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见图6）。从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比重）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状态，无大幅变动，基本保持为0.3。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小幅降价趋势，由1.4降至1.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态势（见图7）。
二、利益机制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这些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一）社会矛盾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使经济增长的社会动力基础发生变化，这一矛盾的变化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因在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影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碍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利益格局锁定效应。由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其获得的利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这就直接决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城乡利益主体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博弈导致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可见，这种利益主体博弈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在数量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晋升激励效应的存在，政府部门习惯和热衷于通过投资实现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被过度消耗；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经济运行中结构变化、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增长波动性，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从资源配置的产出角度看，重视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表现为通过追求规模扩张来拉动增长。这种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又由于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赶超过程的关键是技术水平差距，其影响远大于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差距。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源配置投入方面，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等先进要素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全要素贡献率；在经济运行方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的稳定性，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在资源配置的产出方面，重视经济增长中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利益博弈关系的调整形成有效的激励结构。
（三）福利分配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关系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造成资本和劳动收益失衡，形成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的局面，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使得利益关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社会、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关系。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社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同时，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垄断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在数量型增长中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资源，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过高，仅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获得更高补贴，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贴存在边际影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为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对这些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数量扩张，而高级阶段的增长目标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创新程度、经济结构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经济增长终极目标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为提高人的生存发展水平，而人的生存发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数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二是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安全程度、有益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依据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把物质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认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物质的数量增长，只要物质数量增长各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质量型增长的依据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观，在经济增长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解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福利提高、人的权利维护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也在“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了数量型增长模式，通过高消耗、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和投入规模扩展的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损害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以人为本”的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更加强调协同创新的作用，重视经济增长中人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转向“以人为本”。
（二）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调整
从经济学原理看，“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经济增长中都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通过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要通过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而且也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为解决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为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过去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从反映收入分配整体变动情况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尼系数1981～1984年较低，1985～1992年进一步提高，1993～2004年开始超过警戒水平。从反映收入分配主要变动情况的城乡泰尔指数看，1978～1984年由0.091缓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到2007年已达到0.163。质量型经济增长重视增长成果的共享，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实现由少数人分享增长成果转向由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福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力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分享性。
（三）经济增长利益分享机制的调整
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就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发生变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要素投入的依赖，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居民的谨慎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增加投资动机、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分享机制的变化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忽视利益分享机制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机制构建的路径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引起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新的利益机制。
（一）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
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但“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实现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首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要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导向要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再次，经济增长的原则要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做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数量增长，同时要从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多元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要实现从单一的投资动力转向多元动力。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提高公共消费比重。数量型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和规模扩张为主体，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扩大规模为主，需求结构单一，不仅造成环境压力，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要求向消费主导转变，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使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改变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和城镇化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两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第三，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过去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一是城市发展要素化到城镇，二是城市产业化到城镇。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从全能型政府职能向有限型政府职能转型。做好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从无所不为的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与竞争机会；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建立安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第二，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经济数量增长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服务全体人民、服务整个社会为基本职能，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三，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法律治理经济和社会，把法治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把政府的诚信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伦理基础。以法律约束政府的权力，以法治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四，重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资驱动，减少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低效重复投资项目。
（四）改革要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第一，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在我国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化，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创新。第二，以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经济数量的增长，私人的基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社会需求方面进一步增长，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发展不足。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要以公共服务为主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合理、效率提高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界定和保护产权、创造经济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对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代价的同时，努力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
透视GDP
我国经济约10年为一个周期，前两个周期平均都是以两位数在增长，即10.4%、10.3%。2013年为7.6%，今年一季度是7.4%、三季度7.3%，整体看来经济呈下行趋势。
如果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大力做好经济转型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在这个10年里保持中高速发展，即7%-8%。但是，必须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定要消除对GDP的崇拜，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消除GDP的水分。
多年来，GDP就代表政绩，而投资最容易拉动GDP，但这种拉动长期下来是有问题的。2009年，政府给出4万亿刺激，实际上是银行贷款增加了9.6万亿，当年达到了9.2%的增长，却带来一大堆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的积压、环境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然后是通货膨胀。到2011年，通胀最高达5.4%，最后是资产泡沫。当年住房销售增加、房价增长过快，这些问题都是由过度投资带来的。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抑制追求GDP、用过度投资追求GDP的冲动。过度投资造成GDP有水分，一是豆腐渣工程。二是一些项目建的时候有GDP，投产了却不能再产生GDP。三是一些项目投的时候有GDP，运行以后政府要贴钱，拿财政贴GDP。比如：几十个城市都建地铁，有些建成后不仅不起便民作用，反而成了财政包袱。
透视货币政策
现在货币发行周转存在一些问题。正常情况下，货币存量和GDP最高也就是1∶1，我们为什么这么高？有几点原因：
第一，我们有4万亿外汇储备，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4万亿美元要拿24-25万亿人民币收集来，多放出去24-25万亿人民币。
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还不起，国务院有规定，要放债券等。实际上还不起怎么办？向银行借新贷还老债，这个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第三，很多企业和个人手里拿着现金。
因此，看起来钱挺多，但是在很多地方钱不够。所以影子银行发展很快。影子银行的利息比正常银行高，其规模之大，据最近社科院报告为27万亿。钱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
透视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房地产问题，第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两部分加起来，占到银行贷款的50%-60%。如果这两部分出问题，那么影响就很大。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央出了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从这几个角度讲，逐步采取主要发债，借新债还老债的办法慢慢消除，不是很短的时间能解决的。
对房地产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崩盘，这点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在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需求在那里，城镇化的过程中，每年1100万人到城市、每年700万大学生毕业，还有相当多的家庭要改善住房。
当前来看，由于房价涨得比较快，所以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北京、上海，实际需求还是潜在的，一旦房价下降马上需求释放。对于这类地区，房子还要限购、还要抑制需求，增加适合的供应。另一类就是像鄂尔多斯等地区，开发过度、供过于求。对于这类城市要取消限购，鼓励周围农民和老百姓进城买房，逐步消化存量。
根据住建部数据，消化存量大约需要20个月，现在房地产已进入了调整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因为一旦房地产崩盘，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它关系到60多个行业，钢铁、木材等等。现在房子需求减少，钢铁卖成白菜价，这种现象对国民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现在房地产贷款在银行大概占30%，它出问题银行就要出问题。还有一点很明显，房地产价格下跌，老百姓财富就缩水。
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均价的年增长率是8.6%，通过两年调整期，我认为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供求关系比较平衡。
第二，逐步使房价不再过快增长，就是比CPI可能高一点儿。因为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长远来看会涨，比CPI高点儿不会高太多。
第三，在这个过程里，将会出现对开发商的淘汰。有一部分实力差的开发商将被淘汰，这样房地产业会更健康。
从银行来说，也要注意风险。我问过工商银行，房地产贷款占30%左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占25%到26%、开发商贷款5%。个人贷款是优质贷款，一般情况下，除非他失业了或者企业破产了才会断。开发商贷款占银行房地产贷款1/4左右，工行1/5。开发商资金来源大概是这样，39%是自有资金，包括买地；31%是预交款，客户购房预付款；真正向银行贷就30%。这个数字对大开发商来说，即使房价下行，也不会有伤害，对小开发商有影响。
透视新变量
中国经济最终要想保持高速增长靠什么？不能靠房地产、靠一些传统产业，要搞创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引导的机械化革命；第二次是电力引导的电气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网和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信息技术必然要经历变革，金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抓紧商机、抓紧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不管是不是搞信息技术的，都离不开互联网。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要找机会，现在传统的制造业也都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汽车制造业也都在讲怎么转型成为信息技术引导的公司。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改造你的产业生产线，另外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来联结你的有关产业。互联网最大好处是连通，能够连接与你有关的产业，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不对称，让你对市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让你有更多和别人合作的机会。这种企业困难的是资金，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但是实际上这些小微企业如果有定单，或者有一定应收账款，现在有了互联金融，应收账款和定单都可以抵押贷款，这样就可以保证现金流的正常周转，这些都是由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内容提要：数量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传统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增长方式，在“增长奇迹”的背后，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结构偏差、利益冲突、环境成本增加等问题，导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非均衡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对数量型增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结构转化、创新驱动等方式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通过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提出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及增长动力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 转型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核心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核心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从中国现有的禀赋条件来看，难以继续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支撑，要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全面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出效率、缓解资源约束；（2）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培育与之适应的新优势，在低成本比较优势被削弱的阶段，通过创新作用的强化，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3）创新驱动具有内生的经济增长动态适应机制，根据国际科技发展态势的竞争格局，不断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更注重全面创新的协同作用，其实现路径在于：以制度创新为建立全面的创新体系提供制度保证；以体制及机制创新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自主创新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支撑、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竞争力；以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崇尚创新的精神追求；以协同创新实现各方面创新的协调统一。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效用对比，对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这一课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控制流乞数量的有效办法不在于救助制度，而在于提升底层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劳动效用；乞讨效用；数量均衡；贫富差距
一、正文
城市的经济发展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乞讨“契机”，然而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却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第一，越来越多的流浪乞讨者涌入城市，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市貌，交通甚至社会安定；第二，因“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入超出个人劳动收入”而进行乞讨的居民的机会成本为其所占有的劳动要素的收入，即流浪乞讨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第三，城市居民的“随手施舍”其实质是对社会收入的不合理的重新配置，降低了居民的生产积极性，滋生了其不劳而获的懒惰心理。因此有效地控制流乞数量是解决流乞问题的新方向。已有的学者把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焦点定在救助制度上，并通过一定的调研，提出了对救助制度的看法，然而效果甚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流浪乞讨现象进行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学角度的不足。
二、结论
正是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与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相对大小的关系，使得某一地区流浪乞讨者的数量处于动态的均衡之中。由此看来，控制流乞数量在于对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的相对大小的控制，而效用大小主要取决于收入，所以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即提高底层居民收入水平，保障中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稳定，最终使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当有多个农村A区和城市B区时，结论依然成立。即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不在于如何救助流乞，而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低保的完善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救助站的建立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
三、政策建议
无论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中国梦的实现，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福利问题都是社会道路上应该解决的难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救助制度，完善救助体系，即根据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低收入者的保障。流浪乞讨现象无法消除，但是需要控制，同时是可控的。政府应该充分通过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使得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在可控的均衡数量内波动。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作为嘉宾出席论坛，并在会议期间就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中国如何创新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渊源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导报等15家新闻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
张晓强对记者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互动时谈到，我们保持基本政策稳定，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后，在7、8月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已经出现。”针对此前外界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质疑，张晓强认为，中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都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企业核心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通过转方式、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随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内需潜力会不断得到释放，这些都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期，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下更大的工夫。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由此也带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这一系列问题也要求我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结构调整，优化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方面，同时也为改革留出更多空间。
“创新驱动既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体制机制创新来讲，中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关键在改革。”张晓强表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和取消投资项目的核准审批、经营许可资质认证等工作，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还要重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挥作用：国有企业要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要发挥价格机制对促进节约资源、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金融、财税领域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于城镇化在中国的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城镇化“既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推进这样的城镇化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体现“绿色、集约、智能、低碳”等重要内涵。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圈地和盖楼，而是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与亚洲国家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要达到现代化水平，还有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基数，可以想象需求和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亮点，在于用“创新：势在必行”作为主题。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爆发5年多了，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弱复苏阶段。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经济深度调整情况下，如何找寻复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非常关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创新是真正的强大动力。
“回顾中国近年来强调转变发展方式，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要从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和造成环境负面影响，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张晓强说。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既是当今世界聚焦的方向，也是中国实现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发展动力。“此外，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总理亲自出席达沃斯，与企业家互动，并出席开幕式，做主旨演讲。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加强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高度重视。这也可以说是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张晓强说。
【摘 要】通过对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这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分析该工业化过程中的学生数量在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出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的多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带来大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多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远程教育 学生数量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同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而教育的经济效益，如果继续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领域中劳动耗费与劳动产出的比较。在此，仅就一个微观教育单位里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1.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可以造就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经济不断地予以投入，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发展教育。而此间，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培养人的过程来体现的，要尽可能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规格的、适合多种社会分工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本身不仅要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它所遵循的原则应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即必须使教育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使教育单位的规模适度和布局合理。
2.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
奥托·彼得斯是远程教育与工业化教育形式的理论的先驱。他认为：要对有关远程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分析，效果最好的模型是把远程教学过程与工业化生产过程相类比。该理论是针对目标学生的需求，将工业管理精密分工的理念套用在远程教育上，以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多学生的需要，使远程教育达到具经济性的效果。如远程学习课程的开发如同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样；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特点依赖于严密的计划和适当的组织；教师的功能被分成几个子功能，由专业人员来执行，如同装配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相当于规模生产等等。
3.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校规模适度”和“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彼得斯的理论中的认识可以用来验证其是否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
二 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的比较
1.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以原电大远程学习专科升本科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2500元/年；5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250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9952元/年；50名学生共计81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54600元/年。
由此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近4倍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近18倍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超过1名学生总收入3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2.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同样以原电大专科升本科函授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1250元/年；50名学生共计62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8762元/年；50名学生共计2425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40100元/年。
由此也明显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6倍多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30倍多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近1名学生总收入6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3.比较结论
远程教育中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函授教育。彼得斯认为：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是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中的“学校规模适度”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在以上的学生数量分析中，限额是100人，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面授组织的效果就会较差，在远程教育中采取的其他方式，如电话通讯、网络互动等，在面授教育中就不存在了，而这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远程教育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很多互动方式来弥补函授教育中由于面授组班教学的局限性，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远程的概念不单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功能上的分离和过程上的分离。当学习教材标准化模式生产时，人们所看重的不会是课程、学习者的个别化，这是其弊所在。希望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远程教育也能作出顺应的调整，更加以人为本。
[摘 要]本文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为工具来分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各地区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而且，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地区生产总值；城镇经济发展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基础设施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投资建厂、促进当地就业，还能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往往比例过小且增长过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造成资源过度使用；而对社会生产设施投入过多且增长更新快，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
国内外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吴友人的《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例来讨论：基础性设施对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胡仁科的《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研究》是从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来阐述如何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的；[2]徐莹的《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是以贵州的城镇为例，从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方面入手，来分析基础设施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从生产设施建设方面入手写其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4]
上述研究的对象多涵盖整个基础设施，很少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在研究思路上多是从生产到投资角度入手，从增加就业、促进再生产方面揭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却忽略了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设施是由公共服务与设施两个词语构成的合成词，是这些词语含义的整合。公共设施是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有基础设施和附属设施，其中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而附属设施是配套设施，使得基础设施得到更好服务、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保值和增值功能的设施。[5]
本文以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中国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较分析，建立两者的联系。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6]
一、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投资、消费、储蓄的关系
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城镇发展所需的投资、消费、储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对投资、消费的影响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加快城镇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就是促进该城镇的投资和消费。从对于一个城镇的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方面来说，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增多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
首先，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投资的影响。对于商家投资建厂来说，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好的投资环境必需有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而不仅仅是政府所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桥等），因为社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面向是社区居民，这会给投资建厂的商家在服务设施上减少很多资金及时间的成本投入。因此，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商家来投资建厂，从而直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社区居民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会为其解除许多后顾之忧，这样居民就会用自己手中多余的钱进行一些投资，从而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其次，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消费的影响。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除了可以促使居民将手中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以外，也可以促进居民进行消费。一旦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家能够获得利润，商家不但会加大投入力度，还会吸引更多的其他商家进行投资，这两方面的后续影响会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储蓄的影响
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给居民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促使居民将手中的钱用于投资和消费。如果居民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钱增加了，在短时间内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居民所储蓄的钱就势必会减少。对于想要在此投资建厂的商家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会增大商家对此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商家就不会将钱存在银行，而且还很有可能从银行贷款。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大减少银行的储蓄量。[7]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多对储蓄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
简单起见，本文只选择当地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连续两年的生产总值的增幅来分别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指标。
（一）全国各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分布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提供的数据，得到2006至2008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通过SPSS软件，[8]得到分布图，见图1，其中灰色柱、黑色柱、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单位：个）。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江苏两地在2006年至2008年间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置，而且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二，上海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2006年排在中游位置，而在2007年和2008年跃居到与浙江、江苏同一阵营。第三，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北方沿海地区、首都附近和西南中部地区。最后是西北地区和东北内陆型省份。第四，北京、天津、上海作为省级市拥有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比一些省份多，尤其是上海。于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东南沿海城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线。
（二）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到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水平和其增长速度的分布与比较图，见图2，其中灰色、黑色和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单位：百万）。同时对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以2007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为例，见图3，其中，灰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黑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灰色柱与黑色柱的单位不同，放在一起是为了分别比较各地区之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
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从2006年到2008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几乎都是逐年增加的。第二，我们将2008年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的地区划为A区，介于1万亿与2万亿之间的划为B区，小于1万亿的划为C区。由此可以看出A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B区：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福建和海南；C区：黑龙江、安徽、内蒙古、山西、广西、江西、天津、陕西、吉林、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第三，从地理区域上看，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南方省份超过北方省份，东部省份超过西部省份。从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态势，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缓慢。同时也应注意到，在人均方面，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高，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低。在生产总值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水平还十分低下。
（三）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2009年颁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到2007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如图4所示。灰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黑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
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灰色折线和黑色折线的上升或下降的步调大致相同，各省市所对应的基本都是两个高点或两个低点，很少有对应一个高点一个低点的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小与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在数据上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正相关性；从区域分布上看，东西部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与中国中部地区相比较少。
（四）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与城镇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前面的结论，笔者提出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我们用后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减去前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来代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用后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减去前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来代表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其中，服务数差1、经济数差1分别为2007年与2006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服务数差2、经济数差2分别为2008年与2007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
从SPSS输出结果（限于篇幅，不在文中体现）可以看出，经济差1与服务数差1的相关系数为0.678，经济差2与服务数差2的相关系数为0.658。这两个相关系数都接近于0.7，说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从而证实笔者的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
三、结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各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
其次，各地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反之亦然。
最后，我国第一类、第三类地区与第二类、第四类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上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应加强第一类地区和第三类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当然，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需要综合协调，在社区建设中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体系健康、持续的全面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这是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这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转型；粗放扩张；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改革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已连续34年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长。1978年，中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到2012年，中国GDP已上升到占世界GDP总量的11%左右。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而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使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包括实现两个翻番（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因此，经济转型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走势的最主要特征。
一、中国经济转型提出的背景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央建议还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十年后要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原因主要在于，1995年我国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进展不理想，总体而言，粗放式增长格局未变，影响了经济的均衡持续健康增长。作者参加了这次中央建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开始工作时，国家发改委等已准备了大量材料，当时看后印象最深的，一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4年的50%以上；二是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三是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这些都说明，资源和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瓶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并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作了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特别强调能源节约，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列为“十一五”的重要目标，还提出要着力自主创新，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等。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扩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一变化呢？这是因为，2005年以后，经济继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而这种高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并出现了“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且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具体要求实现如下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上述三个转变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有了新的扩展，即包括了改善或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容，增加了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内容，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要求，以及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生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紧接着，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时又一次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建议还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二、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再平衡和中长期转型任务
1.短期任务：调结构促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短期再平衡即克服比例失调的任务。这种比例失调或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2006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42%以上，2006年为43.6%，2007年为42.5%，2008年为46.9%，2009年为87.6%，2010年为52.9%，2011年为53.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几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2005年为22.8%，2006年为16%，2007年为17.9%。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达到10.1%。与上述情况不同，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偏低，从2003～2011年，分别只有35.8%、39.5%、38.7%、40.4%、39.6%、44.1%、49.8%、43.1%和50.8%。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推动，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51.93万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了1.62倍，已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本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应逐步上升，但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却在这十年期间，只有小幅上升。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只比2002年的41.5%提高了3.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比世界上与我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低十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造成我国就业弹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几大高资源投入高排放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都严重过剩。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72%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占总产量的15%左右；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均不到80%；多晶硅产能利用率目前只有50%左右。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
第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03—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小步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有研究报告指出，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贫富分化在发展。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推算2008年中国有9.3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没有统计在国民收入中，这两个数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文章还指出，如果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扩大到65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并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太快、公有制受到削弱，而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甚至逆调节等。因此，当前在收入分配环节，特别需要伸张公平正义，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近两年略有缓解，如2012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下降到2.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有所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11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略有缩小等。但是，经济失衡问题总的来说还比较严重，有的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还在恶化、近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小等，这说明中国调结构促平衡的任务还很重。同时，解决比例失调问题应尽可能快一点，不宜久拖不决，因为拖长了会加大解决的难度。
2.中长期任务：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还面临中长期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粗放扩张，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1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使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实现。
同时，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2000年才占0.9%，2008年上升为1。47%，2012年为1.97%，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占2%的要求。与此相对应，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50%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核心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名牌产品。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问题，我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指出，经济再平衡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努力，没有十年八年的攻坚克难是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近两位数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沿着过去粗放扩张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收紧，经济将有一天被强制硬着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只有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需要适当放缓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时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经济从2003年起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14.2%，使“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大量透支资源和环境，过分压低劳动报酬。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当时面临的问题时也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而调整经济必然带来经济减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由于急于求成，推动经济盲目跃进后为纠正经济失衡都付出了经济减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甚至是大幅度负增长）的代价，看来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二，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过量投放的货币加重了粗放扩张和通胀压力。我国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力度稍显过度，中央四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带动地方二十万亿元的投资热潮，近十万亿元的天量贷款，引发了又一轮的大规模粗放扩张，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我国2009年经济增速9.2%、2010年10.4%和2011年9.3%。与此同时，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连续三年反弹，2008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1，反弹至2009年的0.57、2010年的0.58和2011年的0.76；200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58，反弹至2009年的0.78、2010年和2011年的1.27。通胀压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国商品房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则分别上涨3.3%和5.4%。这就使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经济开始被迫回调，全年经济增速降至7.8%，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经济学家也著文提出，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GDP年增长率将下降至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看来，中国今后很难再维持两位数经济增长了。
第三，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达6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认真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战略举措。
但是，知易行难。这几年转方式调结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各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会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逐步进入中等增速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增速现阶段以多少比较合适，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近中期即在2020年前以7%～8%为宜。这个速度一点也不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国内需求强劲，市场空间很大，经济增速不会一下子掉到7%以下。我们在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很有可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接近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会降得太多，而在于在现有体制下，各地大干快上的劲头很足，一些地方仍然大上产能已过剩的重化工项目，甚至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项目未经环评就强行上马，为的是追求GDP的短期高速增长。到今年3月止，全国已有24个省市将2013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10%及以上，远高于全国的7.5%预期目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适当超前也可以理解，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在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地区就没有必要急于修高铁，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造成浪费甚至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
四、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深化改革
中国现阶段要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径，如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管理创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对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一些思考。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没有错，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需攻坚克难。但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会碰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也就是要碰到政府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当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时，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显得更重要。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里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即政府职能的转换。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要点正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不只是限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实践，已开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今后，要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经济改革。
第一，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DP增速最大化，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其恶果已于2013年春天在中国中东部大片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显现出来，整个春天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雾霾天气，甚至重污染。，对此，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并回答提问时说，“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还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电价，鼓励当地发展这些产业，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国务院有的领导同志曾说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要推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决抛弃政府经营城市的想法和做法，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和不顾后果地追求GDP短期最快增速。
第二，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或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举措，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自己要削权，包括取消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平等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认真进行监管，不必替企业进行微观决策，不必事事审批。审批过多过滥往往扼杀创新活动，降低微观经济活动效率。总理在2013年3月27日会见记者时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减少审批会直接影响那些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利益，因此，常常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央必须下大决心，强力推进，政府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财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务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型看起来属于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政府，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财政，财政支出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自然要跟着向公共服务型转轨。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还很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4.4%，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两项合计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当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比重仍只占16%，仍然比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国家低一半。这说明我国财政向公共服务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坚持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开征房产税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目的在于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金是最重要的资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稀缺的资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为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市场化能促进资金配置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领域。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使大中小企业、公有经济非公经济都能在市场上平等融资和开展竞争。要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然趋势。要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第五，政府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即使破坏了环境也不必付费，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我国不少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往往是尽管消耗大但成本低。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同时要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向我国有关部门报告，根据他们对两千多个公司的调研，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一半多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这说明，要节约和高效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提高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至合理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放松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理顺它们的价格，用经济手段逼迫各经济主体节约集约使用各类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物价基本稳定，CPI上涨率比较低，正是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希望这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入21世纪后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这几年已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大量低收入群体不能很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影响劳动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今后应认真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各项改革外，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都属于重要领域改革，需作专门论述，本文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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