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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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论文:价格垄断行为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价格垄断问题的行为表现

(一)企业价格联盟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性，因此，在市场中企业总有协调生产和定格行为的动机，通过合谋限制产出和提高市场价格，最终增加自身的利润和共同的利润。公开协调定价和产出行为的企业联盟被称为卡特尔，包括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卡特尔实际上构成了垄断，成员企业分享垄断利润。这种价格联盟行为实际上造成价格垄断，掠夺了消费者的利益。2011年，宝洁、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等知名日化企业集体对日化产品涨价，这四家企业占据全国日化产品八成以上份额，虽然没有公开的价格垄断协议，但它们利用市场的优势地位，集体涨价行为仍然属于价格协同行为，涉嫌价格联盟。

(二)价格歧视行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无法制定自己的价格策略，是市场价格接受者。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市场是难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往往是常态，这就给企业实施自身的价格策略以“可乘之机”。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采用非统一定价，价格歧视是企业常常采用的手段。所谓价格歧视就是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来最大化利润的非统一定价策略。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非统一定价形式是三级价格歧视，即企业对购买不同数量同一产品的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当前在服务业领域价格歧视现象非常普遍，例如餐饮、娱乐、医疗、服装等领域，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购买不同数量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相差甚远。无论何种价格歧视最终都是掠夺了消费者剩余，使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政府对价格歧视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处理价格歧视的典型案例就是2011年4月，国家发改委根据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所接到的举报，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是否利用自身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价格歧视。这一反垄断调查在社会上引到了积极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

当前，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不仅表现在消费终端，在企业生产的中间品市场也逐渐出现价格垄断行为。这类中间品厂商往往具有某些方面的市场支配地位，它们为谋取超额利润，往往对下游厂商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最终导致终端消费品价格扭曲。这种价格垄断行为不仅造成中间品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对整个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这类价格垄断行为。例如: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调查认定山东潍坊顺通医药有限公司和潍坊市华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曾因非法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药、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导致相关制药企业停产。被国家发改委分别处以687.7万元及15.26万元罚单，被认为是我国自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后的“首起垄断重罚案”。同样，2014年，国家发改委针对豪车进行反垄断调查，一个主要的证据就是豪车“零整比”过高，反映了豪车生产企业通过控制零部件等中间品实施价格垄断行为。

(四)排他性协议行为

在现实经济的价格垄断行为中，除了直接与价格相关的行为外，还有一类行为虽然不直接与价格有关，但它排除、限制竞争，间接对价格施加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排他性协议行为。排他性协议常常在买卖双方之间约定特殊条款，从而排除或限制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获取同等待遇，使自身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创建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有利于实施自己的价格策略。近年来，这种排他性协议行为在销售渠道争夺上越来越显现，例如:2011年7月，工信部公布《关于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的意见》，规定今后运营商不得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也不能在录取通知书中夹寄手机卡等;2012年，康师傅、统一两企业为争夺终端销售渠道，对销售商进行补贴，采取排他性协议，这些都属于排他性协议行为。

(五)平台价格垄断行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各种平台企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台企业可分为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实体平台诸如大型商场、超市等;虚拟平台诸如各种B2B、B2C的电子商务网站、团购网站、支付平台等。近年来，随着国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平台企业发展迅猛，然而面对双边市场，很多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从而使平台企业的双边市场客户“苦不堪言”。这种平台价格垄断行为虽然能为平台企业带来暂时的超额利润，但对平台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使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这一平台价格垄断行为予以高度重视，亟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为约束。例如:2011年10月10日，淘宝商城公告，大幅提高技术服务年费和商铺的违约保证金，引起中小卖家不满，淘宝商城受到数千自称“中小卖家”的网民集体攻击，商务部就曾表示“淘宝事件”源于我国网络管理的法律基础薄弱，网络零售领域法律缺失以及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另外，大型商场和超市的“进场费”在国内零售业已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一些大型零售商凭借市场优势地位，对中小供应商收取进场费、条码费、陈列费、节庆费、返点等数十项费用，这些费用大多不写入合同，随意性极强，商务部等部门在治理这一乱收费现象时也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而受到诸多阻碍。

二、价格垄断行为产生一般解释及其缺陷

价格垄断问题一直与市场经济发展“如影随 行”，传统经济学对于价格垄断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出了多种解释。

(一)“市场失灵”论及其缺陷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然而现实中市场也常常“失灵”，导致市场均衡状态偏离帕累托最优配置，而这就为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埋下了“伏笔”。从市场失灵角度来看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而无法影响价格。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种种约束条件，使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技术、规模经济等原因，企业要进入一个市场必须支付一定成本，特别是要支付一定的已进入企业不需支付的成本，从而形成了进入壁垒，产生垄断，给垄断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以“契机”。第二，不完全信息。自由竞争理论假定市场活动的主体拥有市场全部充分的信息，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往往无法完全掌握市场全部信息，而企业往往拥有产品(包括服务)生产的全部信息，从而拥有更多信息主动权，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当有效需求增长、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因而大大超过自然价格时，运用其资本以供应这种市场的人常常小心翼翼地对这种变化保守秘密。”可见，“市场失灵”论认为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是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的原因。“市场失灵”论解释了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产生的客观原因，阐明了市场功能性的失灵为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条件，但这更多是从企业外部角度考虑，因而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市场失灵无法解释在某些充分竞争的领域，诸如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商品等行业，企业依然企图通过价格联盟，谋求价格垄断;另外，市场失灵也没能解释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究竟是企业主动行为还是受外部环境诱使所为，以及为何企业面对市场失灵没有自我约束行为。

(二)“利润最大化”假说及其缺陷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另一种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的集合，是一个生产计划集，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基于“利润最大化”假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会采取以下行为:第一，尽可能降低成本。企业会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各项生产要素成本，努力使自己的平均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并使企业产量扩大到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获取租金;第二，谋取垄断地位。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总是有谋取垄断地位的动机，因为垄断者可以自己设定价格而不需要担心竞争对手会压低价格，垄断者可以设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获取更多的生产者剩余，获得垄断利润。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垄断者通过使市场经常存量不足，通过绝不使有效需求得到充分供给，就可以将其商品大大超出自然价格出售，使自己得到的报酬(不论为工资或利润)大大超出其自然率。“利润最大化”假说说明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利润最大化”假说把企业只是作为一个“黑箱”，没有把企业看成一个组织，也没有关注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它的行为就并非仅仅是生产函数的集合，企业的交易成本被“利润最大化”假说掩盖，而企业大量交易成本的存在对价格影响不容忽视;再者，“利润最大化”假说也没能回答企业追求利润行为对外部环境有何影响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价格行为又有何影响。

(三)“市场结构”论及其缺陷

面对“市场失灵”论和“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解释共同的缺陷———忽视企业内部行为的考察。有一种“市场结构”论试图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行为。在SCP范式中，一个产业的绩效———为消费者提供利益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卖者和买者的行动或行为，而这些行动又取决于市场结构(卡尔顿，佩罗夫，2009)。“市场结构”论认为:第一，企业的价格行为与市场结构紧密相关，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因此，企业在制定自身价格策略时不仅会考虑外部市场结构以及产业集中度的状况，还会考虑自身成本收益问题;第二，绩效也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企业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定价关系，最终取决于市场结构;这就说明了市场集中度越高，垄断程度越高，企业越有机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两者往往是正相关的。SCP范式对于分析价格垄断行为把企业内部决策与外部环境以及绩效相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市场结构”论也存在明显缺陷:SCP研究者始终无法说清结构与价格之间的系统关系;另外，产业集中度本身就是由产业的诸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它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解释定价和其他行为的产业特征。

三、价格垄断行为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前文所述的几种价格垄断行为的一般解释，各有侧重，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些解释都存在缺陷，无法完全解释现实中价格垄断行为层出不穷的现象。现实中，企业价格垄断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价格垄断问题趋向于用理性的、稳定的、简单的数理式的解释，但往往难有功效;行为经济学理论关注人类的心理动机和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心理调整过程，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分析。

(一)预期理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具有稳定一致的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往往背离理性，尤其在所处环境发生变化时，更是非理性行为凸显。在企业产品定价行为上，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通过成本收益等分析方法很容易决策，而实际上却大大忽略了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的预期，而这预期反过来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产生非理性定价。Kahne-man和Tverskey(1979)提出的“预期理论”认为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追求风险”的。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问题，所谓的“获得”和“损失”都是有一个参照点的，不同的参照点所产生的“获得”或“损失”的心理感受是大相径庭的。在价格垄断问题上，企业往往选择的参照点是政府反垄断的惩罚以及惩罚的概率大小，从而决定企业是否会采取冒险行为。假设企业有A、B两种定价策略:A策略采取垄断价格，可以盈利300万，但有50%的可能被政府反垄断惩罚100万;B策略采取竞争价格，50%的可能盈利2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因此这时就要看企业的盈利目标定位，假设企业盈利目标是200万，那么A策略即使被反垄断惩罚也要完成盈利目标，而B策略可能刚好完成，也可能完不成目标，按照“预期理论”观点这时企业会“追求风险”选择A策略;而如果企业目标为100万，则A、B策略都能达到目标，这时企业会“风险规避”选择B策略。按照企业逐利的本质属性，企业一般会把盈利目标就高不就低，因此采取垄断价格成为企业的冒险行为，但也是企业在主客观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二)心理账户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钱是可替代的，也就是说不论取得方式，同等的钱是同价值的，没有任何区别。然而，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们对不同的钱有着不同的“心理账户”，也就是说不同的钱是不可替代的。企业之所以积极谋求价格垄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有其自己的“心理账户”，企业作为行为人对于不同的企业收入并非同等看待。企业对待正常利润和经济利润在心理上是有区别的，是分别列入不同的“心理账户”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正常利润视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并且计入企业的成本中;而经济利润则为企业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差额，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实就是指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而在实际企业经营中，即使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企业仍然可以获得全部的正常利润，但企业是不会仅仅满足于获得正常利润，因为正常利润只是企业家的机会成本而已，这时“心理账户”问题就出现了。企业会把不同的利润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对于正常利润企业家会认为这是因其才能报酬所得，而对这一账户企业家会认为是“辛苦所得”，并非经营企业的最终目的，即使获得了正常利润企业也不会再有扩大生产的动力。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建立任何一种新的制造业、任何一种新的商业部门或任何一种新的农业措施总是一种投机，设计人期望从而获得特别利润。”而这特别利润正是企业另一个“心理账户”———经济利润，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会体现在价格上。亚当•斯密(1776)指出，资本的利润随用它来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变化而变化。通过价格垄断有利于获取超额利润，而对超额利润这一“意外之财”，企业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反过来又会扩大生产，维持市场的支配地位。可见，“心理账户”理论有力地解释了企业总是谋取价格垄断行为的心理动机。

(三)自我约束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效用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改变的。然而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偏好往往随时间、地点、条件等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就产生了“自我约束问题”。行为经济学认为“自我约束问题”普遍存在，那么如何使当事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存在一个“自我约束问题”，企业明知道价格垄断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是受自我约束的局限，企业却总有谋求价格垄断的冲动。Rabin(2001)根据对“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程度的不同，分为成熟型、幼稚型和偏幼稚型。这三种类型都会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出现。第一，成熟型企业充分意识到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并且倾向于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行为。当企业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企业会认为自己是价格制定者，并认为垄断价格可以为其获取超额利润，并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构筑进入壁垒。当前许多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大型企业采取各种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二，幼稚型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因而会错误预测自己将来的行为。这类企业认为垄断价格在市场竞争中终究会回归竞争价格并等于其产品边际成本，从而产生拖延行为，企业最终仍然是采取各种措施维持垄断价格。当前企业价格联盟、排他性协议等价格垄断行为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第三，偏幼稚型企业虽然能够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但低估了其造成的影响。这类企业虽然认识到价格垄断违背市场规则，但认为其行为对市场影响甚微，因而忽视“自我约束”。当前许多企业采取平台垄断行为、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一类型。可见，“自我约束问题”有效地解释了价格垄断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四)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行为

传统经济学以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认为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可以天然满足供求双方的需求。然而科斯认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随后新制度经济学家以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分析企业价格、谈判、契约以及合同执行等问题。从而打破企业“黑箱”，更加微观地观察企业一系列行为。Kreps(1990)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谈判各方具有私人信息)，无效率的结果就会出现。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种无效率，而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易产生“道德风险”。由于买者对产品的信息相对于卖者总是处于劣势，这就为卖者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卖者会声称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以及限制产量等行为以提高价格;第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易产生“不可验证性”问题。同行业的企业间对彼此生产状况是了解的，相互间看似没有什么私人信息可以隐藏，但是这些信息只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当一方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由于相关信息的不可验证性或者验证的费用高昂，另一方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这就导致企业间往往存在价格垄断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三，企业与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导致发生“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对企业的生产、组织以及销售等信息往往无法完全掌握，监管疲软。企业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认为即使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政府也会难以知晓，即使知晓调查取证的费用也是高昂的，因此遵纪守法就成为企业的次优选择，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企业纷纷谋求价格垄断。可见，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四、利用行为经济学规制价格垄断行为

行为经济学为解释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面对这些内外部因素，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更是源起心理变动的影响，而面对这些复杂的企业经营心理活动，传统经济学的外部规制政策往往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必须利用行为经济学从内部改变企业经营心理，从根本上约束企业相关行为。

(一)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

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文简称“国家发改委”)负责“查处价格垄断行为”。2011年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两部规章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为依法加强反价格垄断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从目前反价格垄断实践来看，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应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在社会上创造积极影响，从而改变企业价格行为的“参照点”。假使企业价格垄断的收益为A，巨额罚单为B，当A≤B，企业就会意识到遵纪守法并不吃亏，这时企业就会“风险规避”，从而使企业建立合理预期，自觉摒弃价格垄断的图谋。

(二)建立惩罚机制，改变企业“心理账户”

正如定罪可能性和惩罚轻重受到社会控制，惩罚形式也受到社会控制。法律通常规定某种违法通过罚款、缓刑考验、教化，还是通过某种综合形式予以惩罚。反价格垄断最直接的惩罚就是根据价格垄断的情况不同进行罚款，近年来，我国反价格垄断实践中主要采取的就是罚款措施。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仅仅罚款惩罚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一套综合惩罚机制，诸如:责任追究机制、市场禁入机制、举报奖励制度以及补偿机制等。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反价格垄断惩罚机制，促使企业改变“心理账户”，企业不仅在心理有收入账户，而且也会增加损失账户，而这些损失账户在企业采取价格垄断行为时就会随时转化为沉没成本，除非永远无法被政府发现或被举报。现实中，面对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和不确定的沉没成本，企业往往是“损失厌恶”的，企业价格垄断的冲动就会得到遏制。

(三)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促进企业自我约束

价格竞争是企业竞争最直观的表现。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不仅要熟知国内反价格垄断的法律法规，更要知晓国际反价格垄断的法规制度。为了使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均设有自己的反垄断法规体系。很多企业设有专门的竞争法律和竞争政策研究组，时刻关注和防范本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交易方面可能存在的反垄断法律风险，包括制定本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南、组织企业员工进行专门的反垄断合规培训，以及在合同、交易条款上进行反垄断合规审查。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积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逐步在企业内部建立反垄断合规组织框架体系，从组织和制度上促进企业自我约束。可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提高企业反价格垄断合规意识，可以促进企业自我约束，改变企业价格行为心理。

(四)加强市场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信号的正确显示是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前提条件。然而这一点很难由市场自身提供，需要政府通过对市场信号显示机制的规制来形成。因此，政府必须要加强市场监管，健全监管体系，保障市场信息公开透明。在反价格垄断市场监管方面:第一，规制企业相关行为，保障买卖双方信息对称。诸如:广告、售后服务、产品信息披露等;第二，建立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政府作为第三方应定期公布相关市场信息，诸如: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以及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等;第三，政府应建立价格违规举报举证以及奖励等市场监管配套制度。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政府很难实时准确掌握，而同行竞争对手相互监督、消费者监督等都有利于协助政府进行监管，从而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

作者：邹俊 徐传谌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行为经济学论文:行为经济学的说服营销策略分析

营销必须要研究消费者、研究人类行为，通过市场中形形色色的营销手段，满足一定目标市场的需求，从而获取利润。营销与行为经济学关系十分密切。企业的许多营销策略能够在行为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支持，本文将就说服这一典型营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1说服的概念

现代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产品不断丰富差异性也不断扩大，厂商为了能够顺利地卖出产品，往往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推销手法，试图改变人们的观念，商品往往被包装出五光十色的外观。而人们在消费时并不总是绝对理性的，行为经济学指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是感性动物，很多时候在判断物品的价值的时候不是依据理性的分析，而且按照某种更为显形的判断标准。于是广告和各种推销手段应运而生。消费者试图理性地去决策，精打细算，约束自己过剩的购买欲望。但是商家则通过推销和媒体广告等手段，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消费者的消费理念。通过这种外在的诱导作用，改变消费者对商品的看法，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服“。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开展宣传和教育，让美国人的吸烟率和饮酒率大规模降低。据有关数据统计，经过40年的时间，美国人的吸烟率下降了大约一半，低到20%左右。同时大学新生戒酒率在1981年为25%，2002年上升到了53%。再如脑白金的宣传“，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洗脑式的宣传词，成功地将脑白金推销到了各家送礼的礼单上。人们在购买脑白金时并没有仔细思考究竟这脑白金实际的功效到底有多大，只是被说服了这是好东西送人有面子。而厂商在做营销时，恰恰要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才能达到顺利地将商品卖出去的目的。

2营销中说服作用的途径

营销中说服作用有以下两种途径：中心途径以及外周途径。

2.1中心途径说服营销的中心途径，是通过详细而严谨的说明和论证，让具有系统思考能力的理性对象被说服。比如证伪主义者提出的著名的白天鹅和黑天鹅的争论，即使是受过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的人群，也很容易被说服。通过提出鲜明的论点，和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和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从而让自己的观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被说服者在详细的例证和严谨的论证过程下最终接受了说服者的观点，这就是说服的中心途径。在营销中利用中心途径的典型例子是直销，当人们打开电视购物的直销频道，经常可以看到商家不厌其烦地详细给观众介绍产品的性能、功用等，并通过直观的操作过程来说服观众，从而达到良好的销售成果。比如现在正在悄然流行开来的一些新型家用电器如扫地机器人等，商家通过现场的演示，同时介绍其各种技能，从而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购买，这个就是通过中心途径实现的，现在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等走进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实践证明，家用小电器等生活家居用品特别适合采用中心途径的方式去进行营销和宣传。

2.2外周途径说服的外周途径，指当需要被说服的对象不是那么理性和理智，而是更为感性，那么在说服的过程中，就不适合严谨的论证，而适合采取更为感性的方式。这样同样可以达到说服的目的，这就是说服的外周途径。一般人在接触到完全不了解的领域的论文，很难判断这篇论文的论证是否符合专业是否正确。此时这个人就可以根据文章的修辞水平和行文流畅程度来判断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正确。在证券投资中，关于马科维茨“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种形象的说法，就比“分散投资以避免风险”更容易让人接受。在一些论点无法通过中心途径进行说服的时候，说服者可以采取外周途径进行说服。例如百事可乐的广告，就是采用外周途径对消费者进行说服的。早期百事可乐价格一直比可口可乐便宜，当时人们戏称只有下等人才会喝百事可乐。百事可乐高层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致力于改变形象，通过邀请很多名人作产品代言人并大量投放广告，销量一度直逼可口可乐，但并没有超过可口可乐的销量。60年代，百事改变了营销策略，决定面向年青人推出自己的产品。百事可乐的品牌理念是“渴望无限”，鼓励年轻人以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抓住机会。百事公司选择足球和音乐这两种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来构建品牌形象，在各种宣传活动中选择了贝克汉姆、里瓦尔多、卡洛斯等一大批明星作为品牌代言人，百事的“新一代的选择”和其“快乐自由”的风格开始被人接受和推崇。百事可乐广告中有很多充满活力形象健康的球星和歌星，消费者很清楚地知道，这些球星或歌星的形象跟百事可乐的口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消费者并不会相信球星或歌星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魅力是因为他们喝了百事可乐，当然消费者对于百事可乐有什么别的好处也并不了解。所以百事可乐的广告不可能通过中心途径产生效果，但是可以通过外周途径的说服起作用，这些明星广告最终让消费者更多地购买百事可乐的产品，总之百事可乐的广告会让人们产生直观的好印象，消费者愿意去购买它，而不考虑它是否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再如一个曾经非常成功地通过中国足球特别是青年队的宣传达到过顶峰的饮料——健力宝，它的起起落落也和青年足球的起伏有微妙的直观联系。

3影响说服效果的主要因素

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说服过程的效果取决于说服者是谁。影响说服者的说服力的因素，主要包括：可信度和吸引力。可信度，指信息的来源看上去是不是可靠。比如在股市中，一些著名的股评师，他们的意见往往让众人觉得更加可靠。来自政府部门的人士，他们传出的消息也往往显得更加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则包括外表吸引力和相似性。演说家们往往具有十分吸引人的外表、语言和举止，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一些本身其实不是那么诚恳的语言，经过这样的演示之后往往也显得非常诚恳和具有吸引力。此外相似性，性别、年龄、身份、种族、家庭和教育背景等，人们总是更加倾向于和自己有着相似之处的人交流，也更加相信对方的论点。

3.1可信度首先，一般人看来，专家的意见比一个普通朋友的意见可信。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运用所谓“专家意见”的例子：很多电视广告中，厂商请出一些大学教授之类的人物对自己的商品进行介绍，虽然，其中不乏造假之辈，效果也比一般人的说服好；特别是一些养生专栏，专门邀请各类医学名家参加，其介绍和说服效果都很好。这就是利用了人们相信专家的心理。其次，说服者是否以更加确定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倾向于认为那些语气确定的人所传达的信息是真实的，而那些含糊其辞的人的信息则值得怀疑。比如，商家在推销时会告诉消费者“：我卖的东西绝对没有问题，一定坏不了。”聪明的商家不会说我不太确定这东西以后会不会坏，但坏的机会估计不大吧。因为前面肯定的说法，增加商家的可信度。再次，当被说服者通过偷听等隐秘渠道获得信息时，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信息来源更加可靠。在战争时一种最为有效的传播假情报的方式就是故意让对方安插在自己身边的间谍来偷听，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假情报，往往屡试不爽。再如娱乐圈的爆料行为，人们往往热衷于传播某些非正规的渠道如私密论坛、微博或微信群的信息，而且普遍认为越私密的传播渠道消息越真实。随着越来越多自媒体的出现，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微信群内部的消息被截图后传上公众论坛，然后迅速爆炸似的传播开来。传统的媒体报道现在也经常会出现诸如“来自网友爆料”等这样的话语，而且奇妙的是很多很明显缺乏实际支撑的消息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传染力十分惊人。最后，当说服者站在被说服者的角度来进行说服，也会增加可信度。商家在推销时往往会说自己其实更希望消费者购买比较贵的某一款商品，但是实际上这一款并不真的适合消费者，很多用途实际意义不大，接着对消费者建议另行购买另一款物美价廉的产品。消费者听到这样的话后，经常认为商家真的是在为他们考虑，因为商家站在了自己利益的对立面上，放弃了赚更多钱的可能性。

3.2吸引力首先，外表吸引力。人往往是视觉动物，第一眼的印象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好恶感乃至干扰判断。高端的时尚品，经常选择顶级的模特，这些模特硬照的效果特别强，能充分显示商品的魅力。比如维多利亚的秘密，通过青春时尚的模特充分展示了其商品的吸引力。再如一些高级定制的男装，会在全球范围内甄选成功且魅力非凡的男性明星和其他公众人物，这些都是通过外表的吸引力去说服潜在的客户群。其次，相似性，人们容易被和自己相似的人的观点所吸引。例如，在一些药品推销时，推销者会选择有过类似病症的人的案例来加强药品效果的说服力。再如，针对不同类型的产品，选择的代言者也会有很大区别，快消类的如饮料等喜欢找青春偶像，商务类的喜欢找形象成熟事业成功的代言者，母婴类的则倾向于形象温腕的普通妈妈或明星妈妈。

在销售心理学中，高明的销售者在和潜在的客户谈话时，会不动声色地打听对方的背景，然后找出共同点，迅速和消费者拉近关系。在拉近关系后，客户对销售者产生了信任，这时候再引申开来说服客户购买某种产品，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总之，通过对行为经济学两种不同的说服途径的理解，商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尽力去说服消费者，提高说服过程的可信度，以及增强说服者的吸引力，从而将商品成功地推销出去。

作者：刘二妹 单位：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行为经济学论文:宏观行为经济学转变发展思考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

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行为经济学论文:宏观行为与经济学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行为经济学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行为经济学论文:高校公选课《行为经济学》教学模式的探索

【摘要】高校公选课《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受众对象因其成长大环境的影响，更要求这门课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将案例教学模式、多媒体教学模式和仿真教学模式加以运用，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公选课；案例教学模式；多媒体教学模式；

仿真教学模式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实用的经济学，它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作为高校公选课，受众对象大都未非经济学专业学生，不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为了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1高校公选课《行为经济学》的特点

1.1课程的生动性

高校公选课不同于专业课，“公选课主旨在于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拓宽学生知识面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1]因此，公选课除了保证教学内容严格遵循教学大纲外，还必须保证课程的趣味性，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而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和黑板板书方式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要求。《行为经济学》是集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理论为一体的课程，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也有很强的趣味性，更需要多元化的授课模式。比如“羊群效应”、“过度自信理论”等章节，都脱胎于身边真实的案例，如果只是传统的板书加单一方向传授，学生会觉得乏味，甚至会出现厌学情绪，但如果采用仿真教学模式，学生有真实的内心反应，就会对相关理论感受深刻，并能灵活地运用这些理论，课堂上就会收获良好的教学效果。

1.2受众对象的特殊性

从受众对象的专业背景来看，各专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选课，因此，公选课的受众对象专业背景不一，而且大都没有系统学过经济学理论知识，这就要求课程的设计不能太过侧重理论，而是在于知识的广而接受，要多结合具体的案例，深入浅出。从受众对象的年龄来看，大都为95后，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电脑和网络，思维活跃，接受信息的途径也多种多样，微博、微信、论坛等，所以仅仅依靠传统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必须调用多媒体设备及其他教学手段，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2公选课《行为经济学》多元化教学模式探索

2.1案例教学模式

公选课《行为经济学》因其本身的特点和受众对象的特点，纯理论教学模式显然不符合要求，必须结合具体案例教学，在案例中深入浅出讲解，保证学生能理解课程精髓。根据选取案例的特点，可采用以下两种案例教学法：

2.1.1经典案例教学

行为经济学脱胎于真实的生活，有不少经典案例，所以，经典案例教学必不可少，例如《社会规范成本》章节，可采用“是否需要为了晚餐付费给你的父母”的经典案例，此案例有共性，不分年代不分文化背景，都适用；《相对论》章节，可采用同学聚会攀比的案例，既经典又贴近当今媒体的热点话题，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

2.1.2流行案例教学

前文讨论过这门课受众对象的特殊性，除了经典案例教学外，还要搭配一些流行案例，以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能更好的理解这门课程。例如《所有权的个性》章节，可选取《爱情公寓》中展博将珍藏的变形金刚送给婉瑜的故事作为教学案例，这部电视剧在90后的认可度很高，采用他们熟知的案例既能加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2.2多媒体教学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该课程受众对象具有特殊性，所以课堂必须丰富多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备好一次课就相当于准备好一期节目。传统课堂仅仅限于黑板板书，多媒体也仅仅停留在无设计的PPT上。事实上，多媒体的运用，不仅仅是静态的PPT，还应该有声音和视频的配合使用。《行为经济学》是融合了心理学的课程，所以在仿真式教学环节中，可以加入背景音乐，加强心理暗示的效果，例如，在《反射效应》章节，可以采用喜多郎的《革命家们》这首音乐，加强作抉择的紧张气氛；在《羊群效应》章节可加入日本海啸后“抢盐风波”的新闻视频，视频的展现比单纯的口述更为生动。

2.3仿真式教学模式

行为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理论叫“前景理论”，该理论中的”确定效应“、“损失规避”和”参考依赖“三点就可以设计一个连贯仿真游戏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确定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好处。所谓“见好就收，落袋为安，称之为“确定效应”；人们总是强烈倾向于规避损失：一定数额的损失所引起的心理感受，其强烈程度约相当于两倍数额的获益感受，这种心理感受称之为“损失规避”；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照点决定，举例来说，在“其他人一年挣6万元你年收入7万元”和“其他人年收入为9万元你一年收入8万”的选择题中，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称之为“参照依赖”[2]。该仿真游戏环节设计如下：（1）事先准备11块德芙巧克力和一件高仿真冷门古董赝品，游戏环节老师提出需要11名参与者，选定10名参与者后，提出哪些人愿意得到现成的巧克力，放弃巧克力者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个收益可能超过巧克力价值的10倍。按照多次测试经验，一般都会有9名同学选择得到巧克力，剩下的1名将进入下一步游戏环节。如果这一轮10名同学都选择获得巧克力，那么可以在未参与听课者中，再挑选一位敢于挑战的同学。这一环节选择巧克力和选择不确定收益的人数比，可以充分证明“确定效应”的作用，让学生记忆深刻。（2）第二个环节，老师拿出赝品，不告知学生这是赝品，并讲述事先准备好的历史故事，然后让选择参与挑战的同学用他手边价值最高的商品做交换，此时，注意观察选择巧克力的同学的表情和举止。根据经验，在实验中，有同学愿意用最新款IPHONE作为交换，其他未能参与的同学懊悔不已。这一对比又证实了“参照依赖”效应。（3）第三个环节老师突然提出，刚才发下去的巧克力请交上来，这一个环节还需要用到，这时候注意观察第一轮参与者的表情，他们会出现不舒服的表情。这时候可以提醒听着者都注意看参与者的行位，并总结，从游戏开始到现在，参与者并没有实际的损失，巧克力原本是免费发放，参与者并没有支付实际成本，但他们这时出现了负效应，充分说明了“损失规避”的效应。（4）第四个环节，老师突然提出让同学们注意看古董细节，提出几个质疑点，最后肯定的论断，这是一个赝品，此时注意观察参与挑战同学的表情，还有交回巧克力同学的表情。根据经验，参与挑战者会紧张冒汗，更甚者会脸色惨白，而交回巧克力者，原本还在）失落中，此时都长舒了口气，庆幸自己未参与挑战，继而转忧为喜。这一心理变化过程，充分论证了“参照依赖”效应。（5）前四个环节都是高仿真游戏，课堂终究是传道授业为主，让学生心领神会，达到目的后，将挑战者的贵重物品退还给所有者，并奖励1块巧克力感谢参与。

3公选课《行为经济学》多元化教学模式实验总结

根据听课者的特点，实验多元化教学模式，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有助于学以致用，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两年的教学实践中，坚持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课堂出勤率高达98%，还有很多未选课学生前来听课，教学反响良好。

作者:刘炫 单位:江汉大学文理学院市场营销系

行为经济学论文:行为经济学发展探析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行为经济学论文:小议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

长人类的决策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偏离标准的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行为模式。假使这些对理性和利己假设的偏离极微小，或者只是纯粹的个人癖好的结果，那么作为整体的研究将把它们忽略，经济理论对参与人行为的总体预期不会与实际偏离太多。以弗农·史密斯为首的实验经济学家对各类市场机制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个人癖好假说的检验。如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对理性和利己的偏离是系统的，那么理论本身的修订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以丹尼尔·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为首的认知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决策行为的早期研究则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假说的检验。

一、实验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在传统上被看作仅依赖真实经济数据的非实验科学。许多学者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其进一步发展受到的羁绊即在于此。如果不能进行可控实验，经济理论的检验必定受到限制。仅凭真实经济数据，很难判断一个模型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所在。一般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和可控环境下的观察之间的反馈路径——新的实验结果启发新的理论发现，新的理论发现又要求有用来检验其真实性的新的实验设计——在经济学中好像非常难得。

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即被称为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创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专家们要研究参与人某些特定的经济行为，要求他们在模拟的、但更简化而且具有纯粹形式的市场或其它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决策。实验构造的经济环境与真实市场在多大程度相符尚在争论之中。但是就像物理学中的小型实验的结果形成的结论（如那些支撑基本粒子和热力学的定律）深刻影响了物理理论（宇宙理论或气候学等等）的发展一样，从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得出的规律同样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其实有相当早的尝试者。不过，弗农·史密斯毫无疑问是实验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最主要人物，也是对实验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理论代表，而且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他教育了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的年轻研究者，并与他们合作。这些年轻一代的实验经济学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t)。

（一）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最杰出的工作是有关市场机制的研究。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创新了竞争市场实验，对不同的拍卖形式进行了实验检验，还设计了实验的所谓引致价值(induced-value)方法。

史密斯的第一篇实验论文(1962)是受到张伯伦(1946)的课堂实验的启发而形成的。史密斯哈佛求学时期的教师张伯伦，曾在那时组织了捉对交易的虚拟买卖市场。张伯伦将他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明标准的新古典完全竞争（即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价格接受者）市场模型有错误的论据之一。

史密斯最初认为，如果将参与人所处的实验环境改造得更接近于真实市场，张伯伦的实验结果将更具说服力。他设计了一类被称作双向口头拍卖的市场实验，在这些实验市场中，参与人被分为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两个群体。这种市场机制实际应用于许多金融和商品市场中，参与人被随机地分派买卖者角色，每个卖者得到一单位的待售商品以及这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如果保留价格是v，卖者则无权以低于v的价格卖出，当他以p＞v的价格卖出商品时，其所得为p-v美元。卖者的保留价格是其私人信息。相对应地，每个买者也被摊派一个私人的保留价格w，作为其购买商品价格的最高上限，以价格p＜w购入商品意味着这个买者赚到w-p美元。在保留价格的分布的基础上，史密斯勾勒出理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反映竞争均衡价格的曲线交叉点。相反，实验参与人并没有这些信息，更不可能以此计算出理论均衡价格。令史密斯吃惊的是，实验的交易结果与理论均衡价格非常趋近，因此，这个以证伪市场理论为初衷的实验，其结果支持了市场理论的理论预期。

史密斯和其他学者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用以检查这种与理论预期的相符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后来的实验继续验证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普洛特和史密斯(1978)的合作工作除得出这一通常结论以外，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结论：市场制度肯定是重要的。特别是，他们比较了允许买、卖者在一个交易时段内连续改变价格（史密斯的早期设计）和令交易者在整个时段只能贴一个标签价，这两类不同机制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后一类实验设计下，向理论均衡价格的趋近速度较慢。相对于收集真实经济数据，实验方法的引人之处正在于此：即可以保持“市场环境”（保留价格的分配）不变，而以可控的方式变化“市场机制”（此例中的价格调整规则）。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所探讨的理论假设清楚地进行检验都要求控制参与人的偏好。由于买卖行为都会受到参与人对得失的个人估价的影响，而这种估价又不能直接为研究者所观察到，所以控制偏好是最困难的事。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可以通过付给参与人“恰当”的金钱刺激的方法来解决。史密斯(197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所谓的“引致价值方法”。而今，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首先规定一个参与人作为某同质产品市场中的买者，假设实验专家想要他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也就是说，在任一价格p下，这个买者应该是想要购入确切的数量q=D(p)。但实验专家不知道他的真实效用函数u(w)。史密斯的方法是通过给予价格p购买q单位的买者R(q)-pq美元，（其中R是一个适合的回报函数）来导出想得到的需求函数。通过经济学原理，这个买者将选择一个数量q，以使增加q所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一个数量R''''(q)=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u是增函数和凹的，需求函数就是如此，条件是对于任何价格，报酬函数的反函数与需求函数相等，也就是对于任意p，如果(R′)[-1](p)=D(p)。与此类似的各种方法从此在实验经济学的文献之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拍卖理论的检验

拍卖理论是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博弈论领域中得到最成功发展的理论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经济学之中。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Vickrey对拍卖理论的研究得出了大量有关各类拍卖机制的理论结果，后来，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史密斯首创了检验这些拍卖理论定理的实验，并通过实验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结论。同时，史密斯还最早提出了将可控实验作为新的拍卖设计在运用于实际前的“风洞”检验方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拍卖”这个术语似乎对现实经济生活没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对拍卖形式由简到繁的探讨，已经加深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结构的认识。即使是理论研究中一些相对简单的拍卖形式也会在实践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涉及到对那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和私有化，公共物品的获取，以及政府债券的出售等问题。

史密斯拍卖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理论，预期出售单位物品的特定拍卖机制的结果。这些拍卖在传统上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英国式或升价拍卖，买者以价格递增的顺序喊价，直到再没有更高的出价为止。第二类称为荷兰式或降价拍卖，由卖者提出一个初始的最高价，再以固定的价格单位按固定时段降价，直到有买者喊出“接受”为止。这两类拍卖通常都是口头式的，而交易价是最后的（或第一个）喊价者的出价。另两类拍卖形式，所有的竞拍者同时将报价密封，标被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在第一价密封拍卖中，竞拍者以出价得到标；而第二价密封拍卖中，中标者只付出价第二高的竞拍者报出的价钱。

微观经济理论也将拍卖分为私人价值拍卖和共同价值拍卖两种拍卖形式。两种类型的拍卖中，个人对标的估价被认为是随机变量。在私人价值拍卖中，估价在统计上是与潜在的竞标者无关的，也就是说任何买者的估价都是其对标的物价值的纯粹个人评价。而在共同价值拍卖中，竞争买者的估价中存在一个共同部分，即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或一些相关品市场上的价格情况（例如谱系拍卖或电信市场）。

对于私人价值拍卖，经济学者以下三条理论预期：(1)英国式拍卖和二价拍卖在中标者和预期的标的价格上是等价的。这个结果的前提是个体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假设竞标者不会采取弱占优策略）。

(2)荷兰式拍卖和一价拍卖是等价的，前提是存在更严格的纳什均衡意义上的行为假设，即个体理性还要加上相互一致的预期。(3)在风险中性假设下，四类拍卖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参与者认为参加一次公平的抽奖机会和保证你直接拿到期望的抽奖奖金额之间没有区别）。

史密斯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的设计还是控制供需条件，变化市场机制），对这些理论预期以及其他的理论预期进行检验。为了在实验中得到私人价值，每个竞拍者被随机独立地安排一个v值作为其私人信息。如果竞拍者以价格p赢得标，则他赚取到(p-v)的钱。对于上面提到的预期(1)，史密斯发现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确实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对于(2)，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并不能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这与理论不同。对于(3)，他发现假设人们具有相同风险偏好的模型不能被证伪。除此之外，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的平均拍得价格比一价密封拍卖的价格要高，而一价密封拍卖的最终平均拍卖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的均价。

这些结论中，最出人意料是得到了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不等价的实验结果。为解释这种差异，两类理论被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收入，还与荷兰式拍卖过程中的“等待悬疑”有关，另一种理论认为竞拍者往往低估荷兰式拍卖过程中逐渐增加的风险。史密斯(1999)分析了这两种理论以及另外一些理论解释。

（三）将实验作为“风洞”

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为官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通常这些机制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给出确切的理论预期。而实验方法的运用在此却能发挥特别的效用。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的设计。史密斯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史密斯的其他实验工作还涉及以计算机辅助市场实验方法分析私人机场候机机制以及对能源市场上的组织结构的研究。

（四）实验方法论

除在市场理论和拍卖理论上得到一些独创性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实验研究工作还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他的影响深远的文章，刊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实验经济学：诱致价值理论”(1976)提出了一种用于指导实验室经济学实验设计的详细的可行方法，并进一步归纳出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1982)。

史密斯发展的实验方法与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大相径庭。实验方法强调给予参与人足够的金钱激励的重要性，因为足够的金钱方能避免决策成本导致的行为扭曲。史密斯还强调实验设计中重复尝试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让参与人清楚并理解实验环境。

与心理学实验方法相比的许多差异往往就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个人行为，史密斯构造其实验的初衷却主要在于分析市场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解人类行为的两类不同方式。

史密斯的方法为实验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可能给不同于经济学的其他社会科学以有益的启发。例如，普洛特等(1978)对议会中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基本上遵从的是史密斯的方法，却导致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开始报道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将决策问题引入心理学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框架勾勒了轮廓，而西蒙(Simon,1956)也曾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加工和决策理论。不过直到卡尼曼和1996年去世的特维尔斯基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发现之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开始盛行。尽管卡尼曼的研究工作一贯坚持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他仍经常被作为经济学家对待。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其中的一篇文章(Kahneman&Tversky,1979)甚至成为被认为最有声望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报》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如果说传统学科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壁垒的话，可以说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投入到铺架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桥梁上。当今，这两个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两座桥梁—一座围绕着实验方法建造，另一座沿着理论建模方式铺设。两类工作都是行为经济学现今发展潮流的基础。下面先粗略地谈一下决策概念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区别。

（一）经济学中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典型的观点是，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激励的推动，利己心和理性是经济决策的基础。这里，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够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并在给定可选集和可得目标中做出最优选择。同时，理性也表示一种向前看的决策方式，即决策者可以考虑到决策行为在未来会导致的一切后果。总之，影响经济行为的是外在激励。

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人通常被看作是以有意识的、理性的方式组织和解释可得信息的系统。但是，其他一些下意识的因素也可以系统地影响人类行为。就是这种相对复杂的观点—内在刺激也会影响人类行为—使认知心理学最近的发展逐渐集中于经济理论之上。

传统上，经济学家将决策者在可行集上的偏好定义为给定不变的，并且认为决策者是对环境状态和自身行为结果做出概率估计或预期后，依统计原理处理可得信息的。更确切地说，标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由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提出的，萨维奇(Savage,1953)进行了扩展。这里，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定义在相应收入集合x=(x[,1],x[,2],…x[,i])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如果在任何以概率p[,i]得到x[,i],（其中i=1,…I）的行动a和另一种以概率q[,i]得到相同结果的行动b之间进行选择，则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这一“效用函数”u的统计期望价值，在a行动下比b行动下大。正式地，选a的标准为

所以，给定市场条件，定义好决策者面对的可行选择集，认知过程就简化为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问题了，决策者的行为就像是在正确地赋予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后，选择最大化其期望价值或最终效用的行动。

与此相对，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决策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可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按自身法则发挥作用的感知(perception)，用以解释其发生条件的信念或心理模式。内在动因，像感情（emotions，指决策者的心理状态）或态度（attitudes，即某环境下，对某一相应现象的强烈心理趋向）都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对以前决策及其结果的记忆(memory)也会对当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构成特定的认知方程。这一复杂观点将人类行为看作对给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行为是典型地适应性的；是以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做出的。

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这些差异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实验强调对环境进行抽象，包含货币报酬和重复尝试的运用。心理学家关注内在动机和对特定环境的心理调整过程，并将之定义为决策问题的架构。

卡尼曼和其他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大量广泛的证据，并对经济理性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下理性行为假设值得怀疑。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与传统理性经济行为模型的颇多的偏离。例如，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者并不总是以概率法则来估计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决策行为也经常违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下面讨论卡尼曼对不确定性下的推断和决策理论的主要贡献。

（二）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经验推断和偏差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系统地偏离于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理性类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早期工作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没有能力对环境做出经济学的和概率推断的总体严格分析。人们的推断往往靠的是某种顿悟或经验，所以经常导致系统性偏差。

一类基本偏差是人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均值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其实这违反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原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人认为某一给定时间在大医院内诞生的婴儿有60%是男孩，则一家小医院内情况必定相同。通常，人们好像都认识不到随着样本规模的扩大，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的方差减小的有多快。

更准确地说，根据统计学的大数法则，独立观察某随机变量的一个大样本，其均值的概率分布集中体现这一随机变量的预期值，随着样本规模的变大，样本均值的方差趋近于0。

但是，按照人类心理的小数法则，人们确信随机变量期望值的分布也会反映在小样本的样本均值之中。这导致对短序列的独立观察值做了过度推论(overinference)。

小数法则的案例之一是，当投资者观察到一位投资经理在过去两年表现好于其他人，就总结说这位经理水平要高一些，而这一结论的统计含义太弱。另一个相关的例子称为“赌博者谬误”：许多人都经常预期一个随机赌局的第二轮会得到与第一轮相反的结果，而实际上，每一轮在统计上都是独立的。如果一项投硬币游戏前若干轮出现太多的“头像”，那么许多参与者确信下一轮便应该是“文字”了。

小数法则还与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相关，这种相似性是形成推断的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在一些精美的实验中表述了这种经验推断方程。参与人被要求以已知的描述为基础将人进行分类，如区分销售人员或议员等。对于一个给定群体中随机抽取的某个人，当给他的描述是“对政治感兴趣，乐于参与辩论，渴望出现在媒体上”时，许多参与人判断说是议员。即使这个群体中，销售员更具备这种特征。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深入地考察了这种经验推断式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得到有关群体构成的确切信息。一类设计中群体由30%的工程师和70%的律师组成，另一类设计中群体构成比例相反。实验的结果是这种差异对参与者的推断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经验推断也会令人们相信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高于其中的事件之一发生的概率，这与概率理论的基本定理相悖。例如，某实验中的参与者就认为如果BjornBorg闯入温布尔登决赛，则相对于输掉第一盘的结果，他输掉第一盘而赢得冠军的结果更可能出现。

Shleifer(2000)的回顾行为金融理论的文章认为，小数法则和相似性推断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某些反常现象。例如，对股价变动的过分敏感可能是投资者对短期利好信息的过度反应的结果。

概率推断中的另一种常见偏差是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指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例子来进行概率推断，结果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比如，人们总是在亲身获知某人在一座城市中被谋杀时，高估这座城市的犯罪率。认知心理学通常认为，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被忆起，也更让人相信其真实性和相关性。熟悉和可得性于是成为真切和相关性的暗示。

（三）确定性下的决策：前景理论

有证据证明，不仅推断，而且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也都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有系统的偏差。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偏离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

对“冯·诺伊曼－摩根斯坦－萨维奇”期望效用理论的偏离最早由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1953)提出，他提出了所谓的“阿莱悖论”（另一个相关悖论见Ellsberg,1961）。例如，在获得3000美元定额机会和有80%的概率得到4000美元而20%空手而归这两种机会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人选择前者；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宁可选择20%的概率得4000美元的抽彩机会，却放弃25%的概率得到3000美元的机会。即使事实上这两类选择方案中所得的客观结果受相同因素（即概率）的影响。这种表现出来的偏好，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所谓的替代性公理。卡尼曼提供了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大量证据。

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人们经常对区别于某种变化着的参照水平（如现状）的结果更敏感，而对结果的绝对水平不敏感。这种对相对变化比对绝对值更多的关注可能与认知心理学的某些已有法则相关，心理学认为人们对外部环境的相对变化比对其绝对水平的反应更大，比如温度或光照。

而且，以某参照水平为标准，相比于某一数量的收入，人们似乎对等量的损失更加反应强烈。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92)估计，人们对一个适量损失的估价可能两倍于对等量收入的估价。也就是说，人们的偏好具有（局部的）损失厌恶的特征。小风险下，他们通常更偏好稳定状态，而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机率赢12美元或输10美元。在大风险下，发现了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也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不一致。例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就发现，实验中10个人中有7个更愿意参与有25%的概率输掉6000美元的赌局，而不愿参加50%的概率输掉2000美元或4000美元（各25%的概率）。因为这两种抽彩的预期值应该是一样的，第一种只不过是第二种抽彩平均预留的变化形式，所以实验结果是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相悖。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工作不仅限于这类批评，他们还在其影响深远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决策的一种分析方法”(1979)中提出了一种替代的模型框架。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式形式不同，他们的前景理论是描述式的。这一理论引自实证的观察结果，而不是由一套漂亮的逻辑的公理推导而出的。后来，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实际可以有两种理论：期望效用理论用来定义理性行为，而用如前景理论这样的理论描述真实行为。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对某些简单清楚的决策问题中的选择作真切的描述，但现实生活中更多决策问题却复杂繁乱，更复杂的行为模型是必须的。

那么，这两种理论的差异何在？在货币得失的例子中，按方程(1)所述的期望效用理论的决策尺度，要假设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在财富w之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假设行动a导致得到财富向量w上的概率分布p,b导致概率分布q，那么当且仅当

时，决策者（严格）偏好a＞b。

与此相对，前景理论假设存在另两个函数v和π，而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

其中，w[,i]=w[,i]-w[,o]，指财富与某参照水平（可以是初始财富或欲求财富水平）之差。

两个模型有三点差异。首先，在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并不关心财富本身的最终价值，而是关心那个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量的相对变化w。这个参照点经常是决策者当前的财富水平，决策者以此来定义与现状相对比的得失。但这个参照水平也可以是某个欲求水平：参与人在给定现有财富和预期条件下，想努力获得的财富水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要“编辑”，以便建立一个面对决策的参照水平，这样就可以给决策结果“编码”了：当结果大于参照点，就是赚了；小于参照点就赔。“编辑”阶段之后，就是估价阶段，当然是以方程(3)为标准。

与期望效用理论的第二个差别是价值函数v。这个函数除了定义在财富变化之外，还具有特殊的S形状。因此，在盈利的部分是凹的，在损失的部分是凸的，而且在向两端发展时，其敏感性在逐渐消失。这条曲线在0处有一拐点，这使得相对曲线的小的盈利部分，小的损失部分更加陡峭。而期望效用理论中的函数u的形状则总是平滑和凹的。

第三点差别在于决策的权重函数，它是客观概率p或q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并且在0和1两处不连续。因此，这个函数系统上赋予了小概率以过高的权重，而赋予大概率以过低的权重。

正是这些差异，使前景理论的预期可以与前面所提到的实验事实相符。由于人们对存在风险下的未来的估计是建立在与某一参照水平相关的财富变化的基础上的，所以对“编辑”阶段作适当假设，会使模型更加与以下观察结果相符：即人们总是因面对结构不同的问题，而做出不同的选择。价值函数由参照水平决定了一个拐点（这一点导致了曲线的小损失部分比小盈利部分更陡峭），这暗含一个结论，就是选择行为符合损失厌恶理论。而函数v的两端对客观概率变化的边际敏感度逐渐减弱消失，将导致决策者对盈利有风险厌恶（即过低地估价盈利可能）和对损失风险喜好（即过低地估价损失可能），这也与实验事实相符。而且决策权重函数对小概率的高估和对大概率的低估的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阿莱悖论。

前景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似乎背离传统经济学的行为规律。例如人们在购买家电时，总是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小额保险；他们也总是乐意为了省几毛钱驱车去很远的商店买些零七杂八，却不肯花费同样的精力购买能得到同比例折扣的贵重物品；他们在收到对其一生收入不利的消息时，又从来都抗拒做出减少消费的决定。

总之，卡尼曼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了不确定性下选择问题的许多规律，而前景理论为解释这些规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卡尼曼的研究结论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也促进了后来的模型建构工作。前景理论的一个扩展—累积的前景理论(Tversky&Kahneman,1992)对原有观点进行了一些弱化。特别是，累积的前景理论考虑到了对大量的结果的预期，这与随机支配的原理相符。

前景理论及其扩展模型比期望效用理论更能真切地描述风险下的个人行为，并且已经在这方面贡献卓著。可以说，前景理论已成为风险决策领域应用性实证工作的基石。

三、总结

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讨论“回答问题－形成推断－做出选择”思维过程时的一些观点，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在这条路上，其他的心理学家也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性下决策行为的研究工作影响最大，也最为出类拔萃。对行为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卡尼曼也做出了许多早期贡献。其中一例是他和Knetsch、Thaler(1986)对于“考虑公正”的重要性的研究工作。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相当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其他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后续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许多市场行为的形成可能是出自公正和互惠的考虑。通过这些工作使卡尼曼成为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蓬勃发展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研究也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医学领域受到广泛地引用。

史密斯是在经济研究中创造推行实验这种实证方法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史密斯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从向理性决策这一传统经济理论挑战开始的。他检验了有关市场表现的替代假设，尤其是不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工作主要针对个性行为者的决策讨论展开，而史密斯的实验则专注于特定市场环境下，参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同时，史密斯还强调方法论讨论，发展了可行的实验方法，并且提出了构成一个好实验的必备标准。其他的研究者对这一传统继续深化研究。特别是普洛特的一些重要论文，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实验方法，还将实验方法拓展到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不过，经济学家们大多是通过史密斯的工作成果，才认识到实验室实验可以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

现今，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上相互重合的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这种新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潜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如有限理性、有限的利己动机或不完全的自控力等）是隐藏在一系列市场结果之下的重要因素。行为理论通过艰苦的发展，理论预期逐渐与这些实验事实相符，并最终取代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元素。金融经济学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确定市场套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清除系统非理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论文:企业职业经理行为激励与约束的经济学透析论文

【论文摘要】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分离使企业所有者成为利润索取者，而不拥有财产的职业经理成为控制企业的“技术结构”。由于有限理性导致的不完全合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在需求偏好差异和个人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前提下，所有者为了在弱化甚至失去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需要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文章运用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些最新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和探索，以期为职业经理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提供借鉴。

【论文关键词】职业经理行为激励行为约束经济学分析

一、职业经理的产生及其行为特征

传统理论认为，在私人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所有者直接充当企业经营者，承担经营风险，拥有企业全部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存在职业经理的，如果说有经理的存在，那也只能是所有者的助手或经理，称不上真正的职业经理。但自现代股份制企业出现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成为获得企业剩余的股东，企业真正的经营者成了并不占有财产的职业经理。张维迎任认为，现代股份制的产生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资本所有权的分散性与生产的集中性;二是风险能力的分布与经营能力的分布不对称。那些拥有财产且愿意为取得利润收人而承担风险的人不一定具有直接经营企业的才能，而那些具有经营才能的人却缺少经营企业所需的资本;股份制解决了这个矛盾。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契约网络。与此相对应，也为了与古典和新古典传统的“经济人”相区别，威廉姆森提出了“契约人”的概念。现代企业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设计，本质上就是针对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是首先要明确行为人的人性假设，如果人性假设错误，或者背离了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规律，即便是理论的逻辑推理和论据再精确、严密，也会得出错误的甚至有害的结论。威廉姆森认为严职业经理作为契约人主要有两个特征: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所依赖的认知假设，它是针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而提出的。机会主义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它同委托理论中使用的道德危险和成本在实际含义_L是一致的。机会主义假设告诉我们，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的，行为是复杂的，既可以采取正当手段，也可以采取不正当手段，而且究竟哪些人在什么时候采取哪种手段是不确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职业经理具有自身特殊的行为偏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倾向。可以这样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就是针对职业经理的这些行为特性来设计的。

二、行为激励与约束的制度需求分析

在古典企业制度下，企业所有者兼作经营者，企业的剩余全为所有者占有，因此，他有完全的积极性来经营和管理企业，也就无须有一套完备的激励约束机制。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不占有财产的职业经理成为企业的经营者，利润最大化不再是经营者的目标。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所有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而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则包含多个自变量，两者目标函数不一致所导致的利益冲突是激励约束制度设计的根本原因。如果职业经理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一致，经理的个人效用与企业所有者的效用函数完全正相关，那我们就又回到了古典企业制度上了，没有必要讨论激励约束问题了。

威廉姆森认为，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中包括薪金、奖金、自行支配的投资基金、安全、权力、地位、威望和职业的优越条件等自变量在内。职业经理具有为自己利益而牺牲所有者利益的动机，使所有者监督成本很高。但是，只要职业经理满足了必不可少的利润水平，能够保证股东得到满意的股息并提供企业发展必须的投资，足以维持企业良好的声誉，足以支持股票的价格不致于下降，避免发生被吞并的危险等，职业经理就会成为自行永续的。在职业经理背离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假设理论中，鲍莫尔(Baumol,1959)的销售额最大化假说，马瑞斯(Marris,1964)的增长最大化假说以及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3,1967)的经理效用模型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所有者和经营者(职业经理)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最终导致了所有者为了保护和获得自己的利益，必然要采取一种有效企业制度对职业经理进行激励和约束。

三、职业经理的激励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所有者和职业经理的效用函数是不一致的，并且在现实社会中，所有者和经理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如果所有者获得与风险相对应的剩余收入，经理获得与保险相对应的固定收入，必然会诱发经理的偷懒动机，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努力的收人归所有者所有，而努力的成本却由经理承担。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担风险。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职业经理的行为和绩效也难以由所有者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理和股东利益一致的有效方式是使经理财富与股东财富具有密切的相性。

在现实中，经理除了获得固定工资①外，应当分享企业剩余。既般来说，经理除了固定薪金外，还可以从所有者那里获得货币收入的方式有:奖金和股权。奖金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它要根据所有者掌握的有关经理的行为信息，这克服了固定收人的缺陷，但奖金很容易刺激经理的短期行为，而有关经理采取短期行为的信息往往不容易获得。当外部人知道作为内部人的经理在买卖股票时，也意识到自己在买卖股票时可能是在向拥有更多信息的人购买或者向他们出售，外部人就会相应调整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这样经理就可以获得与风险相称的收益率。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经营业绩不仅取决于经理的才能和努力，而且受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利润不是一个充分的统计量。由此霍姆斯特姆提出一种“相对业绩评价”的方法来确定经理的报酬。其做法是引人大致相同的其他企业的获利水平或是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参照来决定经理的报酬。这种做法可以剔除更多的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经理的报酬与个人才能和努力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能更好的激励经理努力工作。

四、职业经理的制度约束

委托一理论的研究认为，职业经理作为契约人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所有者和经理效用函数的不一致以及信息的不对称都迫使所有者想方设法设计一套激励约束制度，使职业经理的行为选择能够符合或最大限度的接近所有者的效用函数，具体来说，所有者可以利用一些方式来约束职业经理的行为:

(一》直接行为监督

对职业经理的直接监督是由公司的董事会来执行的，在现代企业制度里，董事与董事会是作为股东的代表来保证经理对股东“履行职责”的一种职位、人事、组织和制度安排。董事会通过对经理的监督，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信息，从而摆脱经理所不能控制的那些因素的干扰。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表，一般履行四项基本职能，即制定战略、确定政策、监督经理和承担责任。但在现实中，由于懂事会不直接经营企业，再加上契约的不完备性，使董事对经理的监督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加强对职业经理的监督，充分发挥董事会的职能，现在很多大公司采取措施对董事会结构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可能有利于提高董事会对职业经理监督的效果，但能否完全解决存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和实践的证明。

《二)股票市场约束

在现代企业的动力机制中，可交换的剩余索取权起了重要的刺激作用。股票是可交换的剩余索取权的凭证.股票价格作为企业经营状况和命运的“晴雨表”对职业经理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在股票市场上，股东可以通过自由买卖股票—“用脚投票”来控制自己的财产价值。这种自由买卖又可以抬高或压低股票的价格，形成对经理的强大的间接控制压力。如果经理经营不善或过分侵害股东利益，不能实现企业的长期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就会降低。于是，资本市场上的“敌意接管者”(德鲁克，1986)就会乘虚而人接管企业，改变经理班子、重组公司。这会使经理的声誉扫地，并有可能断送其职业生涯，因此，职业经理不得不小心经营。

《三)大股东的约束

在小股东儿乎没有激励去监督职业经理和开展人争夺活动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搭便车问题，应当让所有权适当集中于大股东手中。当控制权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时，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他们比控制权分散在很多投资者手中时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大股东有动力去搜集有关企业的信息和监督股东，从而避免搭便车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大股东有足够的投票权对经理施加压力甚至通过人争夺和收购来罢免经理。哈特(Hart,1995b)进一步指出，只要大股东不100%拥有股份，他就不会全面进行监督和干预。奥尔森在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研究中，充分证明了哈特的观点。但在可供选择的途径中，大股东监督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

(四)经理市场的约束

法马(Fama,1980)和霍姆斯特姆(Holmstmm,1982)认为，经理市场的竞争能对经理施加有效的约束。在现在和以后的人力资本市场上，经理的专有知识、经验及声誉都是其择业的要价要素。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经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和增值率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经营的好，就意味着经理人力资本的价值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增值。因为经理在任期满后，会有众多的资产所有者高薪聘请。因此，从动态的观点看，即使不考虑直接报酬对职业经理的激励作用和其他监督的约束作用，经理也会从长远利益考虑，为了给市场留下好印象，保持个人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上的价值而努力工作。

(五)合理财务结构的约束

对职业经理进行激励，如给予他们物质奖励，可以激发他们提供努力，但是，却不能使他们放弃对他们自己目标的追求。因为从目标追求中获得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从前者得到的好处，即这种好处是很难收买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强迫他们交出控制权，从而从根本上遏制或杜绝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建立良好的财务结构，即在资本结构中加人债务，这正是满足这些要求的一个办法。阿洪一伯尔顿模型(AghionandBolton,1992)、哈特一莫尔的转移模型(HartandMoore,1989)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融资合同配置剩余控制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企业控制权与自然状态有关，不同状态下企业应当由不同的利益要求者控制。当企业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时，股东应当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当企业处境艰难时，债权人应当拥有企业的控制权。

(六)消费者的约束

产品的竞争力是评价经理业绩的有效尺度。经理尽管是一个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但在市场上，他只不过是众多的分散决策者之一，对消费者来说，他只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只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货币选票的多少来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消费者在市场上的选择会迫使职业经理努力降低成本，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减少偷懒。否则，消费市场会对企业做出严厉的惩罚—使产品滞销，最终企业破产。由于消费者对经理行为的度量是一种典型的结果度量，所以消费者对经理的激励约束是一种高能激励和硬性约束。

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造就了大量职业经理的存在。由于所有者和职业经理效用函数的不一致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如何有效的激励职业经理的行为，又有效的防范其机会主义的倾向，已成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们认为，所有者对经营者进行控制具有必要性。经营者对所有者负责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使经理的经营才能和所有者的财富达到最优合作的一种制度安排;竞争的外部市场也有利于降低职业经理的成本，从而更好的实现企业的效率经营，这对于不断培育和完善职业经理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行为经济学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行为经济学论文:信用的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行为经济学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行为经济学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行为经济学论文:铁路行业春运涨价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这一经济现象，运用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铁路行业现状，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审视铁路行业的自然垄断及缺陷，探寻在“铁老大”低效率经营的今天，“春运”涨价行为所引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变化，进而说明目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的方向。文章认为：“春运”涨价无法有效的“削峰平谷”，而且它会损害全社会的福利总量，降低了铁路部门对其目前的低效率改革创新的动力，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自然垄断需求价格弹性效率特许经营投标制

一、引言

2001年1月4日，铁道部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者公布2001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节前，广州、上海、北京站始发的部分列车，节后上海、郑州、成都、南昌站始发的部分列车，以及其他地区的少量运力紧张的列车、新型空调车票价上浮20%，其他列车上浮30%，儿童、学生、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1]

在经济领域日渐开放的背景下，眼下还在实行资源和价格垄断的行业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但就是这么几个屈指可数的行业，每次政策调整，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龙年末的机票飙升议论声刚过，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一事又是引来众人评说。现在，让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一下“铁老大”的涨价行为。

二、“铁老大”自然垄断及经营缺陷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的定义，“垄断”一词的原意是“排他性销售的权利”[2]。现在它已被用来描述一个厂商或几个厂商在一给定市场上对某一产品具有排他性的控制。这里，采用鲍莫尔的成本次加性（Subadditivity）定义“自然垄断”(Baumol,Panzar,andWillig,1982)。“成本次加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对某个既定产量，由一家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如果成本次加性成立，则该产业是一个自然垄断产业。这时，一家企业的生产可能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也可能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

“铁老大”就是个典型的自然垄断企业。它的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长，且很难转用于其他用途，具有很大的沉淀性。这种经济特征使得在同一地区重复设置铁轨展开竞争的做法非常不经济。因此，铁路行业的基本特征是区域型自然垄断。更确切的讲，它属于那种有进入障碍的自然垄断，因为大量沉淀的固定成本已构成了很高的进入壁垒。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中国的“铁老大”作为一个自然垄断部门，都有以下几点缺陷。[3]

1、管理松懈

每一个厂商都想使其成本最小，而且任何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不论是竞争行业或是垄断行业），都会在其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然而，现实中，中国的“铁老大”不必经过激烈竞争就能赚很多钱，它缺乏尽可能降低成本的动力，进而表现为低效率，这被称为管理松懈。

根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日前[4]在北京、武汉，西安三城市900位常驻居民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来看，群众普遍表示：尽管近年来铁路部门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铁路部门管理松懈问题依然很严重——29.3%的人认为购票难，36.3%的人认为铁路设施落后，服务不尽如人意，27.3%的人认为某些路线乘车环境差强人意……

自古以来，“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是政府部门的一大特征，“铁老大”也没能避免，面对即将入世的形势，可以预计管理松懈这一“硬伤”，可能将会是“铁老大”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2、不大关心研究与开发

“铁老大”是一个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补贴。就算其不进行体制改革、降低成本的努力，也不会有明显的损失。换言之，它常常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和压力。除非出现以下二种情况之一：一是公路，航空等的竞争迫使火车行业做出反应；二是“铁老大”的行为极大的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整体福利这块蛋糕变小，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周围压力使其改革创新成为必然。在中国，人口众多是一大特征，而且目前的公路、航空网还远没有铁路网那样发达，所以情况一在短期内难以达到。

3、人为夸大价格，提供的服务量受限制。

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成本递减的技术特点排除了完全竞争。对“铁老大”来说，平均成本是递减的，而边际成本又低于平均成本。于是，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价格就会低于平均成本，而这样“铁老大”就会蒙受亏损，利润成为负数。如图1所示：

图中阴影即为损失。所以“铁老大”不会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生产，而是会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在Pm价格下提供Qm量的服务。这已然造成了全民福利的损失。因为QC才是社会有效率的产量，Qm<QC,在Qm的产量上，对消费者的价值大于铁路部门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增加服务量将增加总剩余。

从理论上讲，对于这样的自然垄断，政府应按边际成本定价原则（marginalcostpricing）或平均成本定价原则(averagecostpricing)实施价格管制，并适当的给予其补贴，以减少自然垄断造成的全民福利损失。然而就价格管制而言，在未涨价前，火车票价格基本上是未加修订的根据我国铁道部部门提供的成本数据确定的。显然，这种价格制定方式使得不存在竞争压力的铁路部门，很容易将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或为获取垄断租金（Monopolyrent）人为夸大的那部分成本计入车票价格，从而导致车票价格以较大的幅度超过了正常的成本。正如《经济学的世界》一书中描述的，这造成了生产无效率（productioninefficiency）和资源的错误配置（resourcemisallocation）。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通过补贴来降低价格，使得社会稳定（实际上也一直如此），那么主要途径只有税收。而税负的增加又明显地会导致其他经济成本，使得社会福利减少。

综合起来，在“春运”涨价之前，“铁老大”的垄断地位和缺乏竞争的状况，已经使消费者处于一种不利的境地，同时也造成了一部分的无谓损失。

三、“铁老大”涨价行为分析

铁道部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者利用自身行业垄断的优势提升车票价格的行为，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的，不属于市场行为。本来在运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铁路车票涨价本无可厚非，但票价只涨不跌自然不合理。另外，春运涨价本身就不合法，因为属于公共服务的铁路调价，应按《价格法》举行听证会，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涨价是按市场规律操作，那么面对正月初一、初二的一些空荡荡的列车，“铁老大”没理由不降价。

根据垄断的边际收益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孙亚峰，1998），有图2

其中，假设需求曲线AB为线性，AC为边际收益曲线。AC在AB之下，所以图2反映的是一个垄断行业，也就是上文分析的铁路行业。设价格为P时，需求价格弹性为Ed：

根据各线段所代表的经济含义，OP=P，FQ=MR：

换言之，当弹性有区别时，“铁老大”可以在丝毫不作任何改进的情况下，在需求弹性比较小的市场（A）索要比较高的价格，以增加其垄断利润（此时的价格称为“差别价格”）。

在春节这一特定期间，会有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各类运输中心。此时，回家感受亲情的收益会非常大。一般来说，安全，迅速而又较便宜的仍属火车。所以，春节时期，中国大量流动人口乘坐火车的需求弹性很小，可以说具有刚性，且需求量非常大，符合A市场特征。

在未调价前，铁道部这一国有企业作为垄断部门，通过垄断价格已经增加了它的生产者剩余，且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无谓损失。为了简化分析，假设MC为一常数，如图（3）SNBCM为损失的消费者剩余，SMAN为无谓损失，垄断部门利润增加。

图3垄断的无效率

在中国，春节期间，学生客流、民工客流、职工探亲等几股客流完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客流高峰，且它的需求弹性很小。“铁老大”应用“差别价格”将因其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得来的原票价再次上涨，使广大旅客的境况更为不利——

上图（3）因此发生变化。需求曲线DD向右上方移动且变陡峭。此处，以J点为轴，向右上方移动需求曲线。设它与价格轴相交于E点。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基本的模型。又因为：垄断行业在需求曲线是直线的情况下，MR曲线的斜率总是需求曲线的斜率的2倍。所以，可画出涨价后的边际收益曲线MR2。边际成本曲线MC相对于需求曲线DD变化不明显，此处令其不变。面对类似A市场的现状，“铁老大”将原本就不合理的票价上调：价格由P1涨到P2，需求曲线由D1变为D2。为简化分析令供应量Q不变，则变化如下图4所示：

由于弹性很小，火车票涨价，并不能有效的达到预期的“削峰平谷”的效果，但却实在能使“铁老大”再狠赚一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量又在原来的损失上增加了SABCD+SBCJ，无谓损失又增加了SBCJ。其中，面积为FGCD的消费者损失，并不构成整个社会的损失，它只不过是种收入转移。但是它助长了铁路行业维持低效率经营现状并获取超额利润的欲望，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增加的BCJ部分的无谓损失，却实在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另外，垄断造成所得配置不均及资源运用低效率（x-inefficiency）。也就是说，“铁老大”通过“春运”涨价多获得的那部分收入，很大程度上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旅客们的角度讲，他们接受高价票的选择是无奈的。从社会角度看，“铁老大”的这种不合法，貌似符合市场机制的行为，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铁老大”的自身问题，而且给整个社会的福利造成损失，影响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车票上涨的同时，服务和管理并没有明显改善，其原因仍是缺乏压力与动力：“铁老大”本来就已将其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或为获取垄断租金人为夸大的那部分成本计入车票价格，现在又涨价，使其转嫁了成本，获得了更高的垄断利润，更没有提高效率的动力了。

总之，春运涨价的行为：（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春运中客流，但不能有效的削峰平谷”；（2）使“铁老大”短期内又获得更多超额利润，却损害了大多数旅客的利益，使全民福利降低；（3）“涨价”无法促使“铁老大”摆脱其三个缺陷，且使其更满足于目前低效率的状况，减弱了改革创新的动力，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到阻碍。

四、政策建议

对于公益性、自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如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必须兼顾其社会目标，而非单纯盈利目标。“涨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有可能加重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这方面，香港对公用事业的管理可资借鉴。香港公用事业的体制有三种基本形式：1）政府直接控制和经营的公用事业。2）政府管制下的私人特许经营公司，它需要经过投标才能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政府对特许公用事业的管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定企业必须达到的服务标准；二是管理批准企业服务价格。3）不受政府管制，由私商经营的公用事业，主要是燃气供应与集装箱码头。在香港公用事业的三种体制中，占主体的体制是政府管制下的私人特许经营。

综合前文分析和我国的经济现状，在此提出以下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1）实行特许经营投标制，建立内部竞争性机制。

从逻辑上讲，对垄断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补贴等手段，使其得以按边际成本定价（marginalcostpricing），可以提高各项资源的配置效率。然而在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而且铁路部门又严重缺乏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所以此种方法不一定总能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目的。

实行特许经营投标制（Franchisebidding）（Demsetz,1968），由政府通过拍卖的形式，让多家企业竞争一个或数个地区某一时期（几年）的经营权，由提供最低报价的那家企业取得经营特许权。显然，这种方法既可以避免由价格管制引出的诸多弊端，又可以以此建立激励机制，有效而经济的约束铁路垄断行为，从而，车票价格也可以降至有效率的平均成本水平，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

这一建议有其可行性。第一，投标的企业仅有经营权，不存在资产转让问题。第二，特许合同的款项较简单，包括1、铁路设备的维护，2、企业服务价格，3、企业必须达到的服务标准。这样，政府监督、管理较为方便，且可以保证固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发展公路，航空运输系统，引入外部竞争机制。

大力发展公路、航空系统，使之降低成本，分流旅客。既可缓解各站点的旅客流量，又可以给整个铁路行业以压力，提高整体效率。

结束语：春运涨价，没能使“铁老大”的旅客分流多少，却使其在未改变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下又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客观上再一次降低了其改革创新的动力，降低了全民福利，阻碍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以上分析是立足于中国，对拥有自然垄断的地位的“铁老大”春运涨价行为的分析。仅分析了短期的情况，对长期没有涉及。本文否定现有的涨价行为，提出新的解决方法，亦旨在引起更多人的思索与探求。

行为经济学论文:非理性决策行为经济学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领域，从而修改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文章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旅游者进行旅游决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据此认为由于可得性造成的偏差、由于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以及由于“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都会让旅游者在旅游决策过程中出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旅游决策

旅游决策是指一个旅游者或一群旅游者（如家庭等）通过仔细评估一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务的各种属性，理性地选择最能清楚解决可察觉需求的其中一种，同时使花费的成本最小。传统微观经济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旅游者在整个旅游活动中，确定各类旅游选择与进行各类旅游决策的理性因素。然而，旅游者的这些决策行为既具有理性成分，也具有非理性成分，因此，非理性因素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本文就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下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消费与决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以期对旅游者的决策行为特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决策

对于行为经济学来说，大脑的四个方面很重要：第一，有限理性，即大脑及其各模块的有限信息处理能力；大脑富于感情和感觉，是一个可估价的程序；有几个行为规律将影响制度的绩效；大脑是一个开放系统，人类在不断地学习。大脑的两个特点决定了人们行为与决策的范围。一个特点是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人类行为富于目的性，但这种目的性具有一定的限度。通常人们的行为过程具有理性，并利用了各种推理能力，但需要了解的是，从考虑俱全的角度来说，它们实质上是不可能理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脑的各个模块，即大脑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独立地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大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且内部不一定是一致的。

在心理学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通过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对人类的实际行为（特别是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决策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79年在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展示人类决策行为复杂性的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新的决策理论框架，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做出了修正，证明了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都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了期望效用理论。他们另一项杰出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与传统经济理论所假定的那种理性发生系统偏差的机理，形象地说就是人们在做判断的过程中，会走一些思维捷径，这些捷径有时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

从行为经济学分析旅游者非理性决策

大部分旅游者在出行前对选择目的地、选择旅行社过程中并不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他们难以正确衡量目的地能带给他们的满足期望值，难以准确把握某一旅行社对自身旅游期望的理解，难以确切得知某一包团是否真的如其所愿提供可靠的旅游服务，而只能依靠广告、口传等媒介，通过非专业的判断来进行主观分析，这就很容易产生心理学中所涉及的一些认知的偏差。这种认知的偏差使得旅游者在出行之前无法对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团做出完全正确的选择决策，而只能是在现有认知水平基础上做出尽可能理性的决策，这种认知的偏差使旅游者的效用很难达到最大化。（一）可得性造成的偏差

可得性启发原则表明人们在判断中容易受到记忆效应的影响。人们对概率分布的判断取决于得到信息（尤其是一些范例性信息）的难易程度。人们在判断过程中，通常给予一些容易得到的、容易记忆的信息以很高的权重却不管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由于人们比较容易获得它，大多数人会逐渐接受它。

在旅游者选取旅游目的地与旅游产品的时候，由于可得性造成偏差也是经常出现的。对旅游者来说，如果周围的大多数人对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进行正面评价，周围的人普遍选择该目的地与该旅行社，他们可能就会萌发同样的选择念头；反之，同样出于从众心理，社会大众即使认可了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的产品与服务，也可能因为消费的人较少，因而拒绝消费选择。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与旅游产品的选择过程中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从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旅游者自身在信息和判断力方面的不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从众行为未必符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他们有可能因此丧失了独立判断自身需要的能力，从而不能挖掘出自身潜在的旅游需求特点，也就不容易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造成可得性偏差的另一个信息来源就是广告，由于旅行社或旅游景区（点）对自己的旅游线路与旅游产品进行广告宣传，这些宣传又经常见诸于报刊、电台等大众媒体，这就使这些信息拥有了很高的可得性，无形中让游客在做旅游决策时产生选择偏好。由于旅游决策者难以判别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一旦这种偏好压倒了信息本身的真实性时，游客的旅游决策就具备了非理性的特征。

虽然在有的情况下，有些认识不足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这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原理来分析这些问题。但不管用“可得性偏差”还是用“信息不对称”的原理来分析这一问题，结论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旅游者并没有能力充分地认识所选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团的真实情况，因此，处于认识上和信息上的劣势。

（二）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

1973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常常过分看重那些显著的、难忘的证据，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例如，医生在估计病人因极度失望而导致自杀可能性时，常常容易想起病人自杀的偶然性事件。这时，如果进行代表性的经济判断，则可能夸大极度失望病人将自杀的概率，这就是人们在判断中存在的锚定效应。

旅游者在选取旅游目的地的时候经常会考虑到安全性问题。如果某旅游者选定了一个旅游目的地，但在出行前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或同事在目的地曾经遭遇抢劫，那么他就会认为目的地的治安有问题，而不管这一事件的个别性和这一目的地的其它指标，进而很有可能放弃了选择该地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尽管该目的地的实际治安状况良好，而且该目的地确实能为旅游者提供超值的旅游体验满意度。虽然旅游者选择放弃该目的地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但至少可以看出，旅游者在旅游决策时确实存在锚定现象。

旅游者的锚定效应表明，旅游者在进行判断时常常根据一些典型特征或过去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发生产生某个锚定值，虽然会根据情况做一些调整，但是调整的范围仍然在该锚定值的临近领域，这就导致在判断中过分夸大或缩小事件的发生概率，出现旅游决策的非理性倾向。

（三）“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

通俗地说，小数定律是指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将具有与大样本近似相同的概率分布，即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的均值也是以平均值为中心分布的，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事件的过度估计。其实现实生活中许多时候旅游者在做旅游决策时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小数定律。

一般来说，旅游者都倾向于对游客造访量大的的旅游点进行旅游活动，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这样做有利于降低风险。所以当一个旅游者观察某旅游景区的业绩表现时，如果发现该景区或该目的地连续两年的旅游业绩表现超过平均水平，旅游者就会推断该景区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从而做出旅游决策，但事实上的情形也许并非如旅游者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景区或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制造声势吸引旅游者，并以此增加游客量，而实际上景区的旅游产品与旅游服务质量本身却很低劣，景区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旅游期望。因此由于“小数定律”造成偏差也是旅游者作出非理性旅游决策的重要原因。

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由于可得性造成的偏差、由于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由于“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都会让旅游者在旅游决策过程中出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

行为经济学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探析论文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