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03: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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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市场信用缺失民法学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主体缺位、非排他性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巨大难题。
金融市场信用缺失反映出了其市场交易的特殊性，从民法学的角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期待权的特殊性
权利为可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实力，通常所说的权利大多为确定的既得权利，权利人现时即可享受某种法律上的特定利益，被称为既得权。但也有很多权利并非能完全地现时享有，须待特定事什的发生或一定时问的经过，权利人才可以完全行使其权利并享受特定的利益，此类权利则被称为期待权。我国《合同法》在总则lf1对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予以详细规定：在分则的买卖合同部分确立了所有权保留的法律制度，从而大大拓展了期待权的生存空间。期待权的构成应该具备以下条件：～是对未来取得某种完整权利的期待，二足已经具备取得权利的部分条件。
对于期待权的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列的观点，暂且不去细究。从金融市场的各项交易合同中，包含着大量的期待权。例如：存款储蓄合同中，存款人对于利息的债权：贷款合同中，银行对于贷款人H口将支付的利息的债权；债券交易中，持有者对债券利息的债权。这些属于由既存债权产生的将来债权。股票交易，持有者对于行情看涨时取得分红的权利或者转让后取得差价的权利；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于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保险金取得权。这些则是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权利。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合同中存在大量的期待权，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看信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格式化的合同中所约定的是投资者的期待权。这种期待权一方面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融资特性，一方面又赋予投资者相当的信用风险。因为期待利益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条件为前提：即投资的收益性。投资收益性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结果性的条件，这个结果性条件的发生依赖于筹资者大量的经营活动。正是由于条件产生的复杂性，为筹资者的违背信用提供了相当大的操纵空间。这便是信用缺失问题的解释之…。再来看看保险市场。保险合同etl受益人对于保险金取得权的前提性条件是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不论是财产还是人身，都是与受益人密切相关，或为其所有，或是其本人、家属。无论人与物都与保险公司无必然联系。因此，他们发生风险的可能性、真实性、损失的大小在保险公司获知前都悉数由受益人了解。受益人或者投保人的信用就成了维系合同的唯一动力。那么从白利的角度出发，发生信用缺失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财产权的模糊性
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模糊性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首先，财产权主体缺位。国有企业归用家所有，通过委托机制将经营权赋予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前，对于国有企业财产权主体是人大还是国务院等等一直不能明确。即便目前建立了国资委，它又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享有财产权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这就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信用缺失，因为其自身不承担失信导致的后果。
其次，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剩余索取权是对企业税后净利的终级所有权和分配权。从理论上讲，企业的所有权人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然而，在所有者不能自己直接经营企业，而委托他人经营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往往要求所有者让度部分剩余索取权。因此，准确地说，剩余索取权是所有者或经所有者授权的其他人对企业税后净利的终极所有权和分配权。然而，依据现有制度，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是不可转让的，归国家所有。这就出现了内部人利益与国家受益的矛盾，经营者的信用风险由此产生。在信贷市场上，银行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在贷款的发放中，也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贷款远远多于其他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有同一所有权人，银行不担心收不回贷款，企业也不担心无法还贷，都是由国家承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具有同一产权人，但二者的收益与风险的承担者却并不同一。对于总分行制下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所有分支机构的经营风险最终都将归结到总行，H口便是基层银行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其上级机构都必须承担起全部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除了中央直属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营效果都与地方政府利益息息相关，他们不仅要为地方政府解决财政收入，还要承担诸如解决就业之类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会去干预银行的经营，这也就使银行资产质量受到严重损害。在保险市场上，占有保险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的都是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它们的财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因而保险公司不考虑长远利益，不考虑信用效应，就会出现追逐短期利益的短期行为。保险公司的信用缺失与其财产权的模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证券市场上，按照资本运作的规律，优质企业应该获得更好更多的融资。然而我国的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就是为了国企的脱困这个目的。因此能够通过证监会审查，上市融资的，大多都是国有企业。同样的道理，由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模糊性导致整个证券市场的信用度不高。金融市场信用缺失与金融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的财产权模糊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次，国有企业财产权的非排他性，指某～主体对企业行使权力时，不排除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力：同时，囝有企业的收益权理论上由全民所有，实际上就是无人可以单独占有。财产权的非排他性导致政府权力对国企经营的过度介入，无法维持其信用内控制度。
一、小引：问题与视角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批具有深沉问题意识的民法学家曾率先拉开了宪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帷幕，纵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民法学界乃至宪法学界、法理学界中引发了一场颇为广泛的讨论!
然而，在今日看来，这注定是一场并未终结的讨论。刻下围绕《物权法草案》所生发的种种争议，即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是说，乃是因为其中的有关论辩虽然具有至为复杂的潜因，但重要的争点之一仍是如何在这部典型的民事法律之中妥当地处理民法原理与公法原理、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涉及如何在法秩序之中廓清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构图。"但本文的兴趣不在于直接加入这场争鸣，而在于从宪法学内部的视角出发，首先透过近年来所谓“宪法司法化”进程中的两个典型个案，分析当下我国法律理论界及实务界中所衍生的可谓“泛宪法思维”、“超民法思维”以及“脱宪法思维”这三种倾向，进而返观刻下《物权法草案》有关争议的问题之所在，揭示其中所显露的一种可谓“泛民法思维”与上述三种倾向之间的纠葛关系，从而透析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在当下我国特定语境中所形成的混乱图景。对此，笔者的基本立场是：基于宪法与民法的应然关系，现实中的这种图景，有必要予以着力澄清。
二、宪法与民法的应然关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法学理论中，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曾被视为“法的秩序之基础”，#时至现代伊始，这种法的二元论才引起了一些争议，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著名公法学家美浓布达吉与德国著名纯粹法学派的代表人凯尔森之间就该主题所展开的辩说，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凯尔森曾师事德国国法学大师耶利内克，在方法论上承继和发展了其体系构成中的规范论这一分支，但对于公法私法二分论，他则持反对意见，理由是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仅属于事实上的关系，而且与平等私人之间的关系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只是“从分析法学的角度来看，唯一有效力的区分就是以民事程序技术和刑事程序技术的差别为基础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不能被用来划分行政法与私法，”$因此断定“作为法律的一般体系化的一个共同基础来说，这种区分是没有用的”。%对此，美浓部达吉则予以明确的批评。其实，美浓部达吉也曾深受耶利内克法律实证主义国法学的影响，但在他看来，凯尔森把实在的世界置于一切法律观察之外乃是“到底不能赞同”的，因为依凭权力的支配关系，并非“纯粹的事实问题”，也可“列入于法律的观察”。&他还进而指出：
私法本来是个人相互间的法，但“其对于国家的关系，不过是服从国家的监督和可以请求国家的保护而已。私法非与公法区别不可的理由，亦即在于此，”据此他认为“可知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不单是决定裁判管辖的技术的问题，同时又是基于法的性质之差异的论理上的区别。”’
美浓部的上述观点，实际上长期代表了大陆法系传统法学在此方面的主流学说。该学说的要旨可作这样的简述：宪法和民法处于不同的领域，乃是由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其中，民法关涉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契约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而宪法则适用于国家与个人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最终主要是保护个人针对国家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观点其实对应了近代之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构图，从而凝练为传统法学原理的一种精义。
但如所周知，在次第展开的历史画卷中，这种传统的二元构图也在当生了微妙的嬗变，对此，我国当代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苏永钦教授即曾描述道：“现代化同时带动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扩张，两者（公法和私法）之间呈现的不只是反映左右意识形态的波段式拉锯，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交错”，(这是“因为不同位阶法律规范的大量产出，而使公私法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而德国学者巴尔甚至指出：在欧陆的大地上，“参考基本人权在欧洲法院变得如此普遍，以致区别‘纯粹的’民法与宪法上的民法即具有宪法规范之地位的民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宪法和民法在当代的新型关系，也折射在宪法权利规范对私领域所产生的辐射效力之中。+,-哈贝马斯就此曾做出如此描述：“??主观私人权利的客观法内容只是更加明白可见了。在这样一种变化了的社会情境下，平等主观自由的普遍权利不再可能仅仅通过法律主体的消极地位而得到保证。”+,.而“民主宪法还在私法和范围扩展了的基本权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对私法立法者具有约束作用，而且还影响宪法法院的判决（其依据是关于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应’或‘第三者效’）”。!"#其实，上述的种种嬗变也可以回溯到宪法与民法之间原本所具有的血脉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在人类历史上，“市民社会—民法”曾为近代宪法的生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但宪法实际上也富有一种“反哺”的精神，其本身就是以针对公共权力而保障“市民性的权利”（&’(’)*’+,-.）为主旨的。!"$而在西方的立宪主义发展初期，市民革命曾极力捍卫的市民社会（一种概括意义的私领域）与政治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对峙结构，也正是宪法所极力维护的立宪主义国家的基本秩序。质言之，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一开始就以一种屏障的雄姿，屹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防御着公权力对私领域的可能入侵，为此也维护着公私法二元世界的平衡结构，只是到了高度复杂化了的现代社会，随着传统市民社会内部力量的分化，乃至打破了私领域之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现实关系，导致其本身自律功能出现局部的障碍以及私法自治能力的下降，才使得宪法不得不在维持法治秩序基本框架的前提之下，容认国家权力适度地介入市民社会，并为此容忍包括宪法自身在内的公法有限度地渗透进私法领域，从而使传统严格意义上的公私法二元结构产生了微妙的嬗变。
然而，在此方面，以下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上述所言的变化，仍然没有超克立宪主义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关于这一点，即使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比较宪法学家/·罗文斯坦也倾向于认为，在现代法治秩序中仍然存在一种“一般政治权力不能侵入的”的“领域”!"%，其中，个人基于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所展开的全部生活，政治国家非但不得干涉，而且还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这既是传统宪法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现代宪法所要维护的一条不变的底线。!"&对此，日本当代宪法学权威学者芦部信喜也持赞同意见。在“社会国家”的鼎盛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立宪主义本来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国家思想的目的亦在于使立宪主义的这种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为此可认为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吾人可以看到：无论在自由国家时代，抑或在社会国家时代，针对国家权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防卫个人展开全部自由生活的自治领域和空间，始终乃是立宪主义精神的核心。也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宪法与民法在规范的层面上所应当呈现的样态才是一种相互倚赖、彼此配合的关系，并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容认公私法之间局部的渗透或交融。
第二，现代公私法之间的这种局部的渗透或交融现象，在结构上又具体表现为两种取向相反的动向：一种是公法向私法的渗透。这是在现代的“社会国家”或“福利国家”以及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化所形成的“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家权力介入市民社会自治领域，以及基于“给付行政”以及“公权规制”等客观需要所产生的，但其主要目的仍然是要恢复传统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主体之间的那种平等关系，维护私法自治的安定秩序；另一种则是私法向公法领域的渗透。这则是为了克服或矫正国家权力向私法自治领域之介入的过大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公共权力的结构分化所推动的，其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恢复传统自由社会时代的秩序，为此更为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向传统自由主义时代的回归。!"(这就是苏永钦教授所指出的公领域和私领域彼此“扩张”以及公法和私法之间相互“交错”的具体图景。
然而在此必须道破的是：这一图景主要只是“西洋镜”中的一种景象，而且也并非突如其来的景象，相反，这种景象的出现与变幻本有着明晰的历史性结构，并有着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
返观我国的情形，这一点的启示意义殊为重要。一方面，时至今日我国基本上仍未完成近代立宪主义的课题，另一方面则又不得不在日趋“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遽然面临着许多现代课题，为此，价值取向的抉择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巨大的复杂性与困难性。!")然而，笔者仍然认为，在当下的我国，秉持传统立宪主义的理念，坚持公法私法二元学说，较之于急切地突破二元对峙的思维框架，大规模且无条件地建构公私法互相交融的法秩序结构，乃具有更为合理的时代意义。!*+之所以如此，这同时也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公私概念的界限向来就并不清晰，甚至受到了根本否定，!*,我国正是从这样的时展过来的，并依然承载着私权被极力压制的历史传统包袱，市民社会的成长之路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恰好在一定进程之内形成了“逆行”之势；而另一方面，自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行政管制固然逐步放松乃至有所淡出，而在其次第“让渡”的空间里“市民社会”的各种要素也开始萌芽，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还远未成熟到足以确立与政治国家形成二元结构的程度，甚至无法支撑更为完善的立宪主义秩序。有鉴于此，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成熟法治国家为了克服或矫正国家权力向私法自治领域介入过大化的经验，推动私法向公法领域的局部渗透或交融，但是，这一点却又因为市民社会的极度孱弱及其向公共领域扩张能力的内在局限等潜在的因素所抵消，为此在目前的情境下，坚持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藉以维护私法自治，培育市民社会，便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了。!"#然而，当今我国的法律理论及实务界，则在一种颇为暗昧的语境下滋生了可谓“超民法思维”、“泛宪法思维”以及“脱宪法思维”等诸种错位倾向。从晚近数年陆续出现的一系列司法实例中，我们即可窥视出这些倾向的端倪。以下试择取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或象征性的实例，对此加以分析。
三、“超民法思维”与“泛宪法思维”
"2001年7月"24日，针对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一案，最高人民法院了如下一份曾引起广泛关注及争议的批复：“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此，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明：“??此次批复的案件中，齐某的受教育权是属于民法理论难以包容的权利，明显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如不直接适用宪法的规定，司法救济是无法实现的。
显然，这一‘批复’创造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例。”据此，学界及坊间将其称之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并展开了一场为新中国所鲜见的白热化的法律讨论。
应该说，该案在促使人们思考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推动民法学与宪法学之间的对话，以及探讨宪法实践的有效路径等诸多方面上，几乎均具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无庸讳言的是，它在理论层面上也值得加以深切的反思。!"%在此有必要集中分析该案批复（以下简称“齐案批复”）所涉及的有关宪法权利规范的辐射效力原理及其具体适用的问题。如所周知，传统的基本权利本是个人针对国家权力所享有的权利，主要防止来自国家权力的不当侵犯，为此宪法上的权利规范，也主要适用于公权力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然而时至现代，随着巨大化私人主体的崛起，作为公法向私法自治领域渗透的一种形态，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效力也被引至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中，此即芦部信喜所言的“宪法的人权规定，对来自私人的人权侵害也就应采取某种形式予以适用”。!"&从比较宪法的视角观之，许多成熟的宪政国家均存在类似的动向，为此厥有美国的“国家行为同视”理论、!"’德国的“第三者效力”说以及日本的“私人间效力”说。!"(可以认为，我国最高院在齐案批复中，似乎倾向于适用了近似德国第三者效力说的效力原理。
按照’()*+),-./01.23的介绍，该原理的适用可简明表述为这样一种情形，即：“当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基本权利侵害时，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被适用于私法关系，对私法关系发生效力”。!")而在这种第三者效力理论内部，其实又分化出了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两种，其中后者居于主流地位。!"*西德联邦法院在极为著名的$456年的吕特事件案判决中即采用了间接效力说的立场，指出：基本权的内容作为一种“客观的规范”，采取基本权之价值标准的形式，并以构成公共秩序之一部分的、具有强制性法性质的私法规定为媒介而进行“切入”；其中，像民法第6"7条有关善良风俗的这种一般条款，即可作为宪法权利之规范内容的“切入口”（89,1/2:+;<()==)）。!+,而从其逻辑结构上观之，这种“切入”又可简明地分解为如下三个步骤：
{body}gt;在审理特定的私人间侵权案件时，通过解释民法上善良风俗条款等私法上的一般性条款或概括性规定，而将平等权条款等特定的宪法权利规范的客观价值或具体内涵渗透其中；">判断当下个案中的私人间侵权行为是否违反了上述私法上的这种一般性条款或概括性规定；?>如有违反，则以此为媒介，推定该当私人间侵权行为违反了其中所体现的宪法权利规范之内涵。
由上可知，宪法权利规范辐射效力原理在德国的适用是相当谨慎的，而且具有一套严密自洽的理论依据。其一，向私法领域发生这种辐射效力的，总而言之，主要是一些宪法权利规范，而非宪法权利本身，亦非简单地将诸如民事权利视为宪法权利的具体体现；其二，这种宪法权利规范之效力辐射的可能范围，并未被无限度泛化，而是必须透过私法上诸如“善良风俗”条款这样的一些特定条款作为所谓的“切入口”，而这些私法上的条款之所以可以作为宪法（公法）上的“客观”权利规范之“切入口”，则诚如上述吕特案判决中所言，乃是因为其本身也是一种“构成公共秩序之一部分的、具有强制性法性质的私法规定”；其三，实务上采用了间接适用说，“切入”的技术手段主要是依靠对私法中的这种条款的解释，从而以此为“媒介”，使宪法权利规范被间接地适用于私人领域，缓冲了公法规范的效力对私法自治领域的强力冲击。
返观我国的齐案批复，其所蕴含的论理结构则可能与此有径庭之别。虽然该批解中有关“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核心表述，似乎同样揭示了某种“效力辐射”的表征，但较之于德国式效力原理的适用，则有如下倾向：
其一，这种“效力辐射”，与其说是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客观的规范”之效力的辐射，毋宁说可理解为是不同的权利侵害之间所可能产生的某种具有波及效果的因果关系；其二，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明确类似于“基本权利规定中也体现了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被视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地适用于各个法律领域”这样的前提，!"#为此从“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推导出其进而“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就似乎可理解为有别于上述德国效力原理中的那种“宪法权利规范,民法一般条款”程式的效力辐射，而是一种“民事权利,宪法权利”的反向切入；其三，即使确立了上述的前提，但也可能由于没有通过解释民法上的“构成公共秩序之一部分”的一般条款并将此作为宪法权利规范的“切入口”，为此宪法规范就不是间接而是直接适用于私主体之间，这无异于采用了宪法权利规范的“直接效力说”；!"$其四，同样值得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齐案批复中未曾具体区分不同侵权人的不同属性和彼此关系，!"%而是采用“陈晓琪等”的笼统表述，这实际上乃以具有私主体性质的陈晓琪作为主要被告。
既然如此，那么倘若扣除“宪法司法化”的实践动机，本案实际上应该、并且也可以在民事法律上作为一般民事侵权案件加以处理，而无须“劳”宪法之“大驾”。!"&然而，齐案批复可理解为实际上蕴含了这样的实践动机，即一批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高迈的法治理想的法官，力图透过这样一个基本上属于民事性质的普通案件，在法律判断中颇为刻意地引入了涉及宪法规范性的论题，以期：（%）借取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补强民事侵权救济的法律论证，（"）更为重要的则是以此为契机，推动所谓“宪法司法化”的实践。但如上分析，该批复在宪法权利（规范）辐射效力原理的运用中，则存在上述的诸多倾向，乃至被认为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具体而言，可以说，上述（%）的方面体现了一种“超民法思维”，而（"）的方面则可谓属于一种“泛宪法思维”。
值得留意的是，这两种混在的错位倾向，并非独立和偶然的，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显示了我国部分的民事法官曾几何时在法律实践中的某种愿景与共识，并且宪法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在一定的理论形态上体现了同样的“泛宪法思维”，并与前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呼应或共鸣。!"(而这种“泛宪法思维”之所以可谓是一种“泛宪法思维”，则是由于其所蕴涵的深沉理念，似乎有可能逾越了即使是历经了长期历史演化之后的现代宪法也需维护的立宪主义之底线，为此也同样有可能恰好为公权力以宪法为强有力的后盾直接地、无条件地介入私领域提供了“效力”依据。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它是一种“直接效力说”，倒不如称之为“公权力直接介入说”则更为剀切。
四、“脱宪法思维”与“泛民法思维”
如果说上述那种“泛宪法思维”曾是数年前我国法律界中颇为彰显的一种思维倾向，那么可以说，晚近这种倾向则似乎随着“宪法司法化”理论及实践所受到的争议乃至批评，同时也随着当前整个司法改革的低潮，而在总体上陷入迷茫，趋于式微，并有可能由此萎缩为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此即所谓的“脱宪法思维”。这种显然带有消极倾向的“脱宪法思维”，在"##$年的所谓“河南地域歧视案”中即可窥之一斑。本案发生于，当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龙新派出所在其辖区之内的怡丰路黄龙塘市场附近的大街上，公开悬挂出了写有“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元”等文字的横幅标语，随之即在公众间与媒体上招致了物议。同年(月)%日，两位身为执业律师的河南籍公民以原告的身份，将此诉至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理由是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的横幅乃是对其家乡的歧视以及对河南籍人群的否定性评价，为此悬挂行为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条有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宪法基本原则，侵害了二人的名誉权。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作为一个本来涉及宪法上之争点的案件，此案一开始就被纳入了民事诉讼的程序———原告提起的是民事诉讼，案件最终也是于"##$年"月在郑州市高新区法院的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如所周知，在当今我国，由于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尚付之阙如，其中也并不存在美国式的宪法诉讼制度，而肇源于这种制度性框架的局限，现实中喷薄而出的各种宪法性案件就只能纷纷在现有的救济机制之间逸散横流。在此情形之下，像本案这样能转而采用此种救济途径的，已算是情有可原的权宜之计了。然而应该明确的是，在学理上而论，姑且不论该案被告一方的行为是否应该判定为违反了宪法，如从比较宪法的角度视之，那么就此案至少在宪法上具有可诉性这一点而言，乃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至少明显地含有了以下两个宪法上的争点。
第一是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的问题。该争点不仅涉及案件的具体情形，亦与宪法权利救济的制度框架以及相关诉讼程序的规范设计具有内在联系。如所周知，在德国，通常的司法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即可承担宪法权利救济的功能，而且在其违宪审查制度的架构下，个人主张自己的基本权之一以及《基本法》其他条款所蕴涵的诸种权利之一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并在穷尽了一切普通的司法救济途径之后，还可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具有诉讼性质的宪法诉愿。而在美国的宪法诉讼制度下，各级的普通司法机关即可行使违宪审查权，为此宪法诉讼无须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形态，而可直接纳入普通诉讼形态，有关宪法权利救济案件的原告诉讼资格，作为当事人适格问题而成为“案件性、争诉性的要件的另一个面向，一旦当事人可被证明具有充分的“个人利益”适合于获取司法救济，即可拥有宪法诉讼上的诉讼资格。!"$返观本案，如果我国具备了应有的违宪审查制度，那么，由于被告所属龙新派出所的悬挂横幅标语行为，涉及了是否侵犯了该辖区内的河南籍公民乃至全体河南籍公民的名誉权，而远在郑州的原告是否具备了提请宪法权利救济所需要的直接利害关系，则可成为一个重要的争点。尤其是如果存在相应的公益诉讼或客观诉讼的制度，这一宪法争点的成立乃是可能的。
第二则是系案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宪法权利的侵害问题。从学理上而言，根据原告的主张，这里所言的宪法权利，即可能涉及原告或原告所代表的特定群体的河南籍公民的名誉权，并且在争诉要点上还可能涉及是否构成了对后者宪法上的平等权的侵害问题。而就后一个争点而论，实体上又可能具体涉及宪法上的诸多原理问题，其中至少包括：（)）系案标语中的文字内容的确定及公表，尤其是其中“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这一用语，是否是基于对特定的“敲诈勒索团伙”加以基于采用其地域或籍贯特征的描述这一认定之便利上的考虑而所实行的一种合理的特定化表述；（"）地域或者籍贯，是否与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事项一样，也属于宪法上的平等权条款所蕴涵的“禁止性差别事由”；（&）被告行为是否属于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处置的行为，如可排除这一点，则还可接下去考量其是否构成名誉权侵害的问题。!"%然而，本案在宪法上的可诉性，并没有在审理中得到相应的实现，民事调解书虽然认定被告一方行为的瑕疵，并援引宪法上的规范语句，但不仅语焉不详，没有充分展开必要的宪法论证，!&’而且民事调解本身就已意味着戏剧性地消解了基本权利诉求中公民针对公权力的那种对抗性，根本不可能折射出公私二元对峙的宪法基本秩序。这种结局的出现，究其缘由，本是因为宪法诉讼制度的阙失使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理此案的法院其实一反我国法院数年以来在“宪法司法化”实践中所曾表现了的一种积极主义立场，而将该案纳入了民事诉讼程序，并透过民事调解的方式加以处理。加之近年来一向积极主张“宪法司法化”并在相关实践中颇为活跃的宪法学者周伟教授虽然也参与了此案的诉讼活动，但同样也一反过去担任权利救济请求一方的人这种角色立场，转而担任被告一方公安机关的人。
凡此种种，均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本案实际上可视为我国近年以来一度曾有风起云涌之观的“宪法司法化”活动已经在刻下开始退潮的一宗象征性案件。而伴随着这种退潮之势，恰好与往昔的“泛宪法思维”形成了强烈对比的一种可谓“脱宪法思维”的倾向，也就若斯昭著了。而这种思维倾向，实际上也蕴含了一种今非昔比的、类似于美国学者马克·图施奈所言的“消磨的宪法雄心。
五、余论：兼说《物权法草案》
上述“脱宪法思维”所显示的萎缩倾向，似乎在法的思维倾向上也“让渡”出了一种空间，恰好可为如今我国法律界中的一种可谓“泛民法思维”所充填。应该说，这种“泛民法思维”在我国法律界早已有之，齐玉苓案件中的“超民法思维”或许就是其欲取姑予、欲进姑退的一种思考策略，而在近年《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这种倾向则更为彰明，迄今仍昭然若揭。
如所周知，《物权法草案》在"*年$月公布后不久，即在社会各界尤其法学界中引发了一场关于该草案是否违宪的争议，其原因之一即在于草案涉及了宪法和民法乃至公法和私法之间应有的关系问题，因为它设置了诸多可视为公法规范性质的条款，其中包括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的专章，!"$以及涉及公共利益与补偿要件的征收征用条款等。!"%如前所论，公私法之间存在局部的交融已是现代社会中法的一种必然现象，然而，在没有彻底澄清民法与公法（包括宪法）之间的应有关系，明确这种“局部交融”在结构上的具体方向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对应关系的情形下，力图以《物权法》大量包容公法规范，则与前述的“脱宪法思维”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说乃是一种具有“民法雄心”的“泛民法思维”了。!"&总之，从“泛宪学思维”与“超民法思维”的混在与共鸣，到“脱宪法思维”与“泛民法思维”的对比与契合，近年我国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务似乎已在云诡波谲的时代背景中，涂抹了一副有关宪法与民法之关系的混乱图景，而法律思维的某种错位与暗合，则是这幅图景的结构。在此姑以如下图式表示，以供吟味与反思。
摘要：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法治化建设中首要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公民对私权的确认和充分保护，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长久以来民法理念的普遍缺乏。目前正积极开展的民事立法工作，可以很好地促进民法理念的产生，从而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关键词：法治；民事立法；民法理念
一、法治以及我国的法治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对依法治国的含义作了科学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中，“有法可依”又是一个基本前提，也是一个首要的环节，它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立法爆炸”时期，先后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这些法律经数次修改后仍沿用至今。可以说，中国早已成为了一个“法律国家”，但是，固然法治必须要求有良好的法律秩序，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理念。因此，即使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也只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法治的实现更多的是依靠法治理念的灌输和熏陶，中国离法治在社会中的实现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二、我国民法理念的缺失和民法理念对法治的影响
就一国法治建设来说，民法理念是“社会的引擎”，在现代法治中处于不可动摇的基石地位。民法的制定与运行都离不开民法理念的指引，以权利神圣、私法自治等为精髓的民法理念，正日益成为现代法治建设最重要的启蒙者与导航者，在现代法治建设中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历史上一直缺乏民法传统，当代法治进程中民法理念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发展，使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持和方向引导。民法理念的缺乏成为我国法制化建设中最大的瓶颈。
1.民法是权利的宣言书
民法以充分创设和保护私权为己任，最关心人、尊重人、成就人，它构成一部人类基本权利的宣言书：通过对人格权的规定，赋予每个人做人的尊严，使人们得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真正的人；通过对财产权的规定，赋予每个人私有的财产，使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2.民法倡导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它培育和发展了市场主体的独立人格意识，并以此培育起了社会自治的政治意识。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以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市场主体必须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来从事市场活动，国家对市场经济只能从宏观上予以必要的调控，不能进行过多的干预。民法私法自治的原则正与此高度契合，依据该原则，在私法领域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主体依自己的理性判断，对个人事务进行自主选择、自主管理。
3.民法注重人文关怀
民法是权利的圣经，所有的权利设定都体现了以人文关怀为中心的基本理念，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娱乐、婚姻家庭无不处于民法的关怀之下，其权利观念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趋向，同时也指引着其他法律的发展方向，构成现代法治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基础。民法以社会成员对权利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反映了法律对主体的最大关怀与保护，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民法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我国民事立法对民法理念的影响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当中，由于受传统和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事方面的立法情况一直是我国立法中最薄弱的一环，同时也是技术难度最大、最引人注目以及最易引起争议的一项立法工作。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在中国颁布，而《民法典》也在加紧编纂当中，并且有望在近几年出台。可以说，民事方面的立法工作进展成为了我国法治化建设中的一个标志性因素。
客观地说，民事立法在我国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目前落后于其他部门法律的立法工作，更重要的是在于民法本身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则和对市民社会的最基本规范，它所贯彻的理念对于法治观念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民法以其对人格平等和自由的确认、对主体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充分保护、对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要求、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和对交易便捷的推动，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乃是民事法律的逐渐完备和充分实施。由于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价值的民法在社会生活中即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民事立法工作，抛开法制方面的因素不谈，它实际上正是对我国民法理念缺乏的一种积极补救措施。不敢说民事法律是民法理念产生的原因，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缺乏民法理念的国家当中，民事法律的产生至少能够诱发民法理念在民众当中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的培育起来。尽管我国的民事立法工作断断续续，进程缓慢，饱受争议，比如很多人就认为我国是因为要有民法典而制定民法典，而根本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技术和条件，民法典制定后也很难在民法理念缺乏的环境下很好地得到贯彻，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自发地培育出基本的民法理念，应该让立法工作先行一步，促进民法理念的产生。
摘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两县六村林区农民法律意识的抽样调查，分析了林农法律意识的现状、特点及其存在的原因，并对林农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林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对策
一、调查背景及情况
林农作为我国农民中的重要群体，作为林区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线实施者，其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和谐林区的实现，从而影响到法治社会、生态社会及和谐社会的实现。本次调查，就是关注林农这一特殊主体的法律意识现状问题，弥补林农法律意识现状的数据上的空白，从而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调查地点的选择依据主要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程度，数据一方面能够比较清楚的展现基层林区普法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林农法律意识的变化情况，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调查问卷的设计上按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逻辑过程展开，分为对法律的基本认识、涉林法律问题、法律实施及普法几个板块，从而了解林农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信任信仰和追求的程度。
二、林农法律意识现状及特点
分析发现通过“四五”、“五五”普法，林农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林改”在江西的深入推进，一方面让林农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另一方也在无形中为林农法律意识的增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林农对现行法律知识及对法律的理性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认知情况呈现不平衡分布。
江西省林农对我国大部分现行法律的听闻率都超过半数，尤其是林业专门法如森林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都达到了80％以上，这充分说明林农更关心也更了解林业法律知识。更让我们欣喜的是林农能够对于某一部门法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具体，不再是简单地停留在“XX法”一个名词的认识上了。比如：约79.9％的林农表示了解或基本明白“宪法”一词的含义，还有村民表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认识。林农的法律知识开始逐渐丰富和具体，为相关部门法在基层的有效运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此次课题组对6村的调查中，男性受访者为74.6％，女性为25.4％；入户调查时，男性一般会主动接受调查和访谈，女性更多是回避的态度；同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这个年龄段，而且，林农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集中在初中(44.6％)及高中(22.3％)，这也说明，在法律知识掌握的分布上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二)林农的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但其法律意识中存在矛盾性。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个人权利开始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一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样发生在林农身上。对于“别人偷坎您的树木，您会怎么办?”的问题，仅有19人选择“忍了，邻里关系重要”，林农不再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是更多地选择“找村干部”和“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自己购买的林木种子出了质量问题57.2％的林农能够清楚的判断可以“向供种单位所要赔偿”，而不是单纯的等待有关部门的帮助，林农的维权意识开始具有的主动性。
但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从数据的分析过程还是从与林农的座谈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言语中和内心中的一种矛盾，能够明显体会到林农在对法律的态度上、信任程度上、价值判断上内心理性与现实实践的碰撞，往往是用对现实情况的迎合取代了其内心真正的判断。
(三)林农对新法的学习有较强的积极性，但实际操作环节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对于林农看重的林地来说，针对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权证，有74.3％的人知道林权证是林地权利的凭证，高达91.1％的林农认为林权证重要。其实这不仅说明林农开始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也能说明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及其法律规定，林农也能逐渐学习、转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发展，新需要。
但在林木采伐的问题上，笔者发现67.2％的林农知道林木采伐要到林业站办理采伐许可证，自己不能直接采伐；但对于林木采伐的管理部门林农仍然不能很清楚的区分，对于村干部、林业站和上级林业局有一定的混淆。
(四)普法方法的单一及基层文化建设落后对林农法律意识提高的制约。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林农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报刊和广播这种较为传统的方式；仅有50人通过互联网了解法律知识；同样在基层的普法工作中，由80％以上是由村委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入户宣讲和印发资料。尽管被访的六个村都开展了普法活动，但94.7％村民仍表示希望了解法律知识：也希望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如组织集体学习、文艺演出等。这一方面体现了林农希望通过各种形式了解法律知识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基层普法工作与农村社会法治实践的“供需关系”并未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普法方法也较容易流于形式的现实情况。另外，基层文化设施较为落后，基层普法工作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形式创新捉襟见肘；基层普法工作重复、繁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不同部门负责相同内容的普法工作，各部门难以展现术业有专攻的优势。
三、提高林农法律意识的建议与启示
林农法律意识在“林改”这个大的环境下，在国家普法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关于林权、林地法律方面有很多的闪光点，但也有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从而进一步强化普法效果，发挥现代法律意识对于相关林业政策的促进作用。
(一)针对林农法律意识的空白和盲点，应健全法律内容，规范执法方式。法律要获得林农的认可、接受和遵守，必须代表林农的利益和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切实保障林农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所有的农村法律制度都应直接或间接地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益。从执法角度来看，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程序，杜绝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林农树立法律意识是当务之急。
(二)针对林农法律意识上的片面性和残缺性，应该创新工作方法，理论实践相结合。人最基本需要的是生存需要，但对于农村的市场经济建设还很不完善，林农在面临生产和经营的现实问题时总会力不从心，通过林地经营的经济收入低，使林农缺乏积极性，更多选择其他途径来增加收入，这样不利于林区长期有效的发展，因此，在技术上对林农的支持最能解决他们的燃煤之急，所以加大林业种植技术的推广，加强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使林农收益，才能解决他们内心应然与实然的冲突，从而为法律意识的树立提供良好的土壤。
(三)针对普法方法单一的问题，应更新理念，合理统筹，强化合作。对林农进行普法活动，在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林农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要逐步引导林农掌握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对一些他们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向他们及时提供一些相关法律信息；在普法形式上，力求灵活多样，选择与林农相适应和易于接受的形式，要更加贴近他们的生活，注意发挥媒体的法制宣传教育作用，如利用电影、法制文艺演出等方式；在时间跨度上，要持之以恒，不能搞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要把普法工作制度化、法律化、长期化。
(四)针对基层文化建设落后制约林农法律意识提高的问题，应加大投入，“软硬”兼施。作为基层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主要是开办农村图书馆、活动室、上网中心，使林农在休闲时可以自己通过读书看报、上网和相互交流学习法律知识，了解国家大事，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同时在林区文化软件上，要大力加强林区文化教育，提高林农科学文化素质。要加大林区教育的投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如：农民夜校、农村广播电视大学、农业科技推广学校等，使农民由传统型农民转变为现代型农民。
摘要:民法基本原则是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非为裁判规范,但《德国民法典》之后的大陆法各国民法典均对之有明确表述,并超越了学说就《法国民法典》总结出来的三大原则,使之到达抽象程度更强、概括范围更大的高度。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民法典官方草案及主要学者建议稿对于民法基本原则采用了有所差异的不同表达,但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权利不得滥用”确定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较为妥当。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立法选择}
一、民法基本原则之既有立法表达形式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之高度抽象的表达。
拉伦兹指出:“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1]事实上,法律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故每一条法律规范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而这些存在于具体规范之背后的价值观念之上,又存在着其必须服从和贯彻的某种更为抽象、位阶更高的价值观念,直至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即法律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在一些总体的、根本的价值目标的指导和制约之下,整个法律体系才能实现其和谐,法律的功能方可真正实现。而在宪法或者基本法设定的总体价值观念的指导之下,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即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民法各项具体制度的法律价值坐标,具体制度的任务是将这些抽象的思想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则予以表现,进而通过具体规则的适用,完成和实现民法的整体目的。因此,民法的各项具体规则必须服从和贯彻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民法各项具体制度,常常又会形成其相对更为具体基本原则,例如,合同法之“契约自由”原则,正是民法之“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制度中的具体表现。
（二）民法基本原则表达形式之外国立法例
近代民法的基本观念与宪政思想相互融合,且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观念表达,民法基本原则非为裁判规范,故《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立法上均未对之进行集中或者系统的直接表达。有关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某些具体规则而加以体现。因此,在该两部法典上,民法的基本原则没有完全采用“一般条款”的立法表达形式,其一部或者大部被隐含于具体规则之中。
《法国民法典》第8条关于“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的宣称,以及该法典第6条有关“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规定,系对民法之“人格平等”、“公序良俗”原则的直接表达。但“所有权绝对”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则是通过第544条有关“所有权是对于物完全按个人意愿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律及法规所禁止使用不在此限”以及第1384条有关“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的规定来加以表现。至于“契约自由”原则,则完全分散“埋藏”于有关契约之债的各种具体规则之中。而在法典中没有设之“序编”的《德国民法典》,则通篇不存在可以被称之为“一般条款”的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直接表达。至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则仿德国法,虽在其总则编中设置“法例”一章,但未对基本原则作出任何一般规定[2]。
但是,《瑞士民法典》及以后的各国民法典,则逐渐重视在法典的“一般规定”中对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明确宣示。
《瑞士民法典》在其第11条规定:“（一）人都有权利能力；（二）在法律范围内,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及义务能力”,同时,在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其义务”（第1项）,“明显地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第2项）。上述一般条款,对于人格平等、诚实信用以及禁止滥用权利诸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表达。
《日本民法典》更为典型,其总则编之第一章“通则”的全部内容,即为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列举。其第一条（基本原则）规定:“（1）私权必须适合公共福祉。（2）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系对“公序良俗”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表达）其第2条（解释的标准）规定:“本法须以个人的尊严及男女两性本质性平等为宗旨解释。”（系对“人格平等”原则的表达）而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在其总则编之第一分编中,以专条（第1条）明确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但该法典对于基本原则的表述十分混乱而残缺不全。
至于《越南民法典》,则进一步将民法的基本原则以“一揽子”方式予以全面、系统、规范的表达。在其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编“基本原则”中,一共列举规定了12项基本原则,包括:“尊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原则”（第2条）、“遵守法律原则”（第3条）、“尊重公德、优良传统的原则”（第4条）、“尊重、保护人身权原则”（第5条）、“尊重、保护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原则”（第6条）、“自由、自愿订立合同原则”（第7条）、“平等原则”（第8条）、“善意、诚实原则”（第9条）、“承担民事责任原则”（第10条）、“和解原则”（第11条）、“保护民事权利的原则”（第12条）以及“适用习惯、适用法律类推原则”（第13条）。（三）《民法通则》及民法草案立法例
受苏联民法理论和立法的影响,民法基本原则的系统表达,是我国民法教科书的一贯做法。经过长期以来的发展变化,近代民法的基本理念以及现代民法的思想,逐渐为我国民法理论所接受,并形成“平等”、“公平”、“等价有偿”、“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民事权利保护”、“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的理论归纳和立法表达。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在其第一章“基本原则”中规定了“平等”（第3条）、“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第4条）、“民事权利保护”（第5条）以及“遵守法律及不得破坏公共秩序”（第6条至第7条）等基本原则。
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基本沿袭《民法通则》的方法,在总则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民事权利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等原则。与《民法通则》相比,此草案取消了“等价有偿”原则。
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在总则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虽同时规定“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但未将之列入基本原则范围。
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在总则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
徐国栋先生的建议稿则在其序编第二章“基本原则”中,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绿色”、“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法律补充”等基本原则。上述草案及学者建议稿的共同之处,在于均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但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及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将“民事权利保护”及“公平”作为基本原则予以规定,但此不为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所采。而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中所规定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则不为前者所采。至于徐国栋先生的建议稿,则另外增加规定了“绿色原则”（“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应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尊重其他动物之权利的原则。”）以及有关无法律规定时法官应依次适用“习惯、事理之性质；法理、同法族的外国法”的所谓“法律补充原则”。
二、中国民法典的立法选择
（一）确定基本原则的依据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蕴含之基本价值之最高程度的抽象归纳,其既有别于民法具体制度中作为基本理念的原则（如合同法上的契约自由）,亦区别于具体制度中作为法技术的指导原则（如物权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合同法上的合同相对效力原则）。
依此标准,被传统民法理论通过对《法国民法典》的分析而总结归纳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以及“过错责任”三项原则,其实均非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有权绝对”仅为财产法的指导思想,“契约自由”仅为契约法的指导思想,“过错责任”仅为损害赔偿规则的指导思想。除非将“所有权绝对”上升为“私权神圣”、将“契约自由”上升为“意思自治”或者“私法自治”,否则,其不能成为指导整个民法典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该法典基本不存在有关基本原则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学说对于其基本原则的具体揭示,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
可以发现,以后一些大陆法国家的民法典对于基本原则的表达,超越了学说就《法国民法典》总结出来的三大原则,使之到达抽象程度更强、概括范围更大的高度。其中,“契约自由”原则被“意思自治”原则所覆盖,且成为近代民法之至高无上的核心原则。而现代民法思想的引入,则使“所有权绝对”原则不再被强调。至于“过错责任”原则,亦被更为恰当地作为损害赔偿的一般归责原则被安排于侵权法中。与此同时,“诚实信用”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则作为现代民法予以重视的价值目标,进入基本原则的序列,表现出现代民法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进一步限制和修正。
中国民法典应当在坚持近代民法所确立的基本观念的基础之上,充分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因此,《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等价有偿”、民事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以及“遵守国家政策”等原则,被1999年3月颁布的《合同法》淘汰出局,当然是正确的。对于中国民法典总则应当作为基本原则来加以规定的事项范围,比较各个现有草案,笔者赞同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的方案,应将之确定为五项,即“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二）“平等”以及“公平”原则之存废
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表现民法之特有的基本价值。“平等”虽为法律的一般价值,但在民法中,“平等”一词作为“人格平等”以及民事主体在民事关系中“意志独立”的内容表达,有其特定的内涵,民法的全部基本思想和观念,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亦即“平等原则”是民法其他多数基本原则成立的基础而为其所派生（“意思自治”所表达的“意志自由”,实为“意志独立”的必然结果；“诚实信用”与“权利不得滥用”两原则,实为实现当事人之间的真正平等的工具）。因此,“平等原则”应为民法之最上位、最基本的首要原则并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表达。
而“公平（正义）”为法的最终目标,具有最高程度的抽象性及模糊性的特征。可以说,基本法和一切部门法,均以“公平”为指导思想。而民法之对于公平观念,必须通过民法“自己的”基本原则加以具体表达,并进一步通过具体规范对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使之得以实现。换言之,民法上的公平,正是通过“平等”、“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加以表现的。由此,没有必要在民法上通过“公平”原则的表达来重复宣示法的一般价值。
（三）“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与“民事权利保护”原则之存废
关于“禁止滥用权利”原则的存废,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民法对于权利行使的限制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来进行的,即权利滥用为权利行使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后果,故在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下,不必重复规定；另一种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各有其适用范围,有人认为前者适用于债权法领域,后者适用于物权法领域；有人认为前者适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夫妻之间及父母子女之间等特别权利义务关系,后者适用于上述特别关系以外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主张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的特别关系扩张至社会接触关系。就学说发展趋势而言,最初是前者占据支配地位,但后来后者却逐渐占据上风[3]。
“禁止权利滥用”的思想,肇始于罗马法,系法律对于民事权利之行时超出正当范围的一种限制。在此自由和权利与彼自由与权利之间,往往存在冲突,某人对其所有权的行使,可能会妨害他人所有权的行使（如相邻关系中的利益冲突）,由此,法律必须界定权利与权力在范围上的临界点。而近代民法之“所有权绝对”的观念,则与现代社会之整体利益的维护（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领域）,常有可能发生矛盾。为此,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则,就不是对个别权利的限制性规则,而是对一切民事权利行使之限制的一般条款,反映了人类生存及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之根本利益高于个人自由的现代民法思想,在民法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继《德国民法典》规定“权利人不能仅仅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行使权利”（第226条）之后,包括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对禁止滥用权利作出了一般性规定（《瑞士民法典》第2条第2款:“显系滥用权利时,不受法律保护。”《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3项:“权利不许滥用。”《韩国民法典》第2条第2款:“权利不得滥用”。）诚然,在适用范围上,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存在某些交叉重叠,甚至不妨将禁止权利滥用视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权利行使领域的具体表现,但鉴于二者规制的侧重点不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更大的模糊性,禁止权利滥用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且将禁止滥用权利作为民法之一般条款予以宣示,更为符合现代法的精神。为此,将禁止滥用权利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予以立法表达,利大于弊。
至于“民事权利保护”之一般条款,应当在民法典总则中予以规定,但因其非为民法本身之特有价值观念的体现,所以,不将之视为基本原则为妥。
摘要：渔业权是客观存在的，渔业权的属性应该界定为用益物权。对于渔业权的保障应该从明晰渔业权的定位，廓清渔业权的权属，并从公权力与私权利两方面健全渔业法的保护路径。
关键词：渔业权；用益物权；权利；保护路径
渔业权这一概念系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水域从事养殖业或者捕捞水生动植物的权利。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渔业权的构造并未规定人渔权和特定渔业权，仅仅承认养殖权和捕捞权，因此我国学界通说认为我国的渔业权系狭义的渔业权。从这个意义上，下述观点值得重视：渔业权是保护水生动植物的采捕权与养殖权，是保护渔业行为的权利。基于上述观点，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历来重视对渔业权的研究，然而令学者们困惑的是渔业权的归属问题。
一、渔业权的有无与归属的争论
(一)渔业权有无的争论
渔业权作为保护渔民基本权益的权利，其存在性似乎无可非议，可是，渔业权的确立确实是学界争论的结果。反对将渔业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的观点认为，渔业权制度的存在与发展与海域的法律地位是紧密相连的，作为国内法上的渔业权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作为公权而非财产权存在；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渔业权是一种由本权和派生权利共同组成的双层权力结构。由于我国明确宣示海域为国家所有，传统法上的渔业权制度被现有的不动产物权体系所吸收，若创设渔业权，将破坏物权法上的一物一权原则。针对这种观点，清华大学的崔建远认为：“在我国，渔业权是独立存在的，且包括多项内容。渔业权作为财产权的一种，具有财产权的一般特性，并且也是符合法理与社会实践的。”笔者赞同崔建远教授的观点，原因在于从法律实践来看，我国的《物权法》《渔业法》并未明文规定渔业权，但是我国相关的法律规范并未否认渔业权的存在。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局面，是因为作为渔业权的母权——水资源所有权，派生的权能——水域(包括滩涂)排他性使用权，涉及的问题较多，也比较复杂，宜作进一步研究。
(二)渔业权归属的争论
既然我国现行的法律并未否认渔业权，而且从惯例来说，渔民或渔业经营者客观上存在着从事在其许可的特定水域上从事养殖与捕捞的事实。因此渔业权纳入物权的范畴已达成学界的共识。但属于何种物权却是目前争论的焦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渔业权属于特别法上的物权，并主张“在我国，定限物权包括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抵押权、船舶优先权、质权、留置权、采矿权、取水权和捕捞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渔业权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物权，渔业权在客体的特定性方面、权利构成、排他性或优先性、权利取得、追及效力、权利是否具有公权色彩以及一物一权主义等七方面都有不同于典型物权的特点，应适用准物权的理念。第三种观点认为，渔业权，系权利人直接支配一定水域并排斥他人不法干涉的权利，故属于物权；系在他人的水域存在的物权，故属于他物权；其内容在于权利人使用水域并获得或保持水生动植物所有权，故它属于用益物权。
对于第一种观点，这种概括主要是标示了渔业权的出处，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并未充分揭示渔业权的权利属性。对于第二种观点，孟勤国认为：“至于采矿权、渔业权、无线电频率使用权以及拟制的公共资源使用权，一概纳入不了用益物权，主流学者只好找了个不三不四的词儿——准物权，这完全是作茧自缚。”口’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在于我的法学者过多地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物权法》以及《渔业法》，而对于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代表的德国、法国的物权法理念没有太多的关注。德国、法国甚至是古罗马相关法律中规定的用益物权是可以设定为动产上的。基于此点，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承认用益物权包括处分的权能将渔业权纳入到普通的用益物权体系中。
二、渔业权的保障
既然渔业权归属于用益物权，那么它就应该主要受民法理念调整。但是我国现在渔业权遭遇的窘境是，不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1986年1月20日通过的《渔业法》未从渔业经营者所享权利的角度加以规定，就连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0年10月31日修改通过的《渔业法》也依然如故，侧重于行政管理层面的规制。基于此，我们对于渔业权的保障路径应该是从公权力与私权利两方面进行保障。(一)明晰渔业权的定位
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渔业立法中，渔业权似乎只存在于法理的范畴，而缺乏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新颁布的《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规定了渔业权，但事实上《物权法》对渔业权的界限只是原则性的表述，即“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一点和我国《渔业法》对渔业权的表述同出一辙。基于此点，广义上被当作农民，实际上无法享受和农民同样权利的渔民，其权利的享有与保护，却无法进入立法者、执法者和公众的视野。究其原因，就是从事养殖与捕捞的渔民的基本权利——渔业权没有像从事耕作的农民的基本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我国有专门的立法规定。
(二)廓清渔业权的权属
通读我国的《渔业法》以及相关涉渔法律法规。渔业权一直被定位于附属行政权力的“准物权”或“从属物权”。渔民无法取得独立的、与其他民事权利平等的权利，自然也不能获得与其他权利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渔民渔业权益受损现象不断发生。渔业权的这种错位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渔业权极易受到政府公权力的侵害，如渔民依法获得的捕捞权被随意剥夺，所获得的养殖权利由于行政执法方面的原因而受到侵害；另一方面渔民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纠纷时，也无法用渔业权进行相应的法律诉讼和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
(三)健全渔业权的保护路径
渔业权的保护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按照传统的物权保护分类，渔业权保护的分类可以有以下几种：
1公法上的保护和私法上的保护
从法律部门的角度划分，渔业权保护可以分为公法上的保护和私法上的保护。从法理角度分析，公法对渔业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以促进公权力有效运行来实现的。渔民所享有的渔业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侵犯；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其实现。同时，公法通过设立正当的程序及设定相应的责任与救济机制以防止政府恣意与专断，抑制公权力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公民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与补救。确立渔业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渔业权的方式。因此，在公法上的保护即是借助宪法、刑法、行政法以及诉讼法等法律对渔业权加以保护。
传统物权在私法上的保护，可分为物权法上的保护和债权法上的保护。前者指物上请求权，包括物权请求权和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后者包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而渔业权在民法上的保护根据物权保护理论可以相应地分为物权法上的保护和债权法上的保护。前者主要是指物上请求权，后者主要是指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渔业权的物上请求权是物权人于其物权被侵害或者被侵害之虞时，得请求恢复圆满状态的权利。渔业权在债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渔业权人在他人故意或过失实施不法行为，对其渔业权造成损害时，得请求赔偿的权利。因此，当渔业权遭受侵害时可以通过物权法和债权法上的请求权予以保护。
2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与社会救济
从权利人所借助力量的角度，渔业权保护可以分为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以及社会救济。渔业权的公力救济，主要是指依靠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国家强制力来实现权利保障，可以分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行为。渔业权的私力救济，指渔民认定渔业权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包括强制和交涉。渔业权私力救济的典型形式即是私下和解，当事人双方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交涉、沟通，彼此互相作出让步，进而最终达成合意，解决纠纷。渔业权私力救济的程序随意，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社会习俗、情义等因素均可成为纠纷解决的参考，程序的合意性特征明显。渔业权的社会救济，指通过社会民间实体或中介机构来实现法律上的援助或服务，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机构对渔民实施的法律救济。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渔业权公力救济和渔业权私力救济泾渭分明，但实际上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其划分只是在认识中建构起来的“理想类型”，两者关系密切，交错互动。渔业权的公力救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的创立避免了同态复仇等带来的无效率和不公平。然而，渔业权公力救济能否发挥其作用在于其公共权力机构掌权者能否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一旦这些人渎职，被剥夺了私力保护权的渔民将处于被动和痛苦的境地。因此，在当今社会公力救济是私力救济的前提和基础，私力救济是公力救济的补充和完善。二者可以相互融合，相得益彰。渔业权的社会救济依靠社会权力来对被侵害权利进行救济，主要包括仲裁和部分调解(包括民间组织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渔业权的社会救济可以看作是居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第三种救济形式。这种渔业权的保护方式目前是我国需要大力提倡的一种救济方式，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市民社会正处于不断的成长阶段；另一方面，它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亦避免同态复仇的无序状态出现。
摘要：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它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体现在：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以及促进人的观念革新。
关键词：民法；法治建设；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利观念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法治国家的蓝图，指明了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理想。“我们希望法治精神弥漫全国，也希望有一个以人权为唯一正当政治目标、以人民意志为唯一权力来源的法治政府，还希望建立一种消除任何权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体制，因为这些都是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阶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民法源于罗马法，是对罗马市民法的简称。古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经济形式以商业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市场，这就是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罗马法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尽管后来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了本国区别于它国的特殊的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是其共同的经济形式，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与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都驻扎在这些国家的民法中。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形成商品经济，民法作为调整手段发展也相当薄弱。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出台，因为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一词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当作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每个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利欲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他人利益即权利的侵犯，这是必然的。而这样的冲突有时市民无法自己解决，为了和谐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们的权利以契约的形式授权给一个组织以解决这个难题，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独立的人格、主体的意识与自决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种与国家相对应的力量即市民社会，以真正实现社会自治与政府权力的平衡，因为市民社会越完善，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会是对国家的限制。“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法治建设归根结底是人的工程。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必然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法治的实现不仅在于有无良法的存在，更在于法律被遵守的程度。守法的行为源于守法的观念，守法的观念来自对法律的信任，亦即对自己及他人权利的尊重。因此，权利观念的培养是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没有观念的革新，法治便是空谈。
中国古代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与重农抑商、重刑主义，使得商品生产与交换被遏制在极狭小的空间内，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也无从产生自由、平等、公平等观念；并且由于几千年专制体制即人治社会对中国的政治统治、身份有别、国家本位的思想统治，使人们习惯于从义务的角度思考自己和评价他人的行为，因而很难滋生出权利的意识。“在人格不独立、身份不平等、身体不自由的地方，法治便是遥远的梦想。”“人民群众主张权利、维护权利、实现权利，是法治和法治国家的强大推动力。而人民群众对权利的无知(权利盲)、护权意识和护权能力的低下——不知道权利为何物，不知道权利有多少，不知道权利的内容和界限，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怎么办，却正是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而民法蕴涵的传承于罗马法的私法自治、身份平等、私权神圣的基本理念，必然有助于现代社会人们权利观念的培养，而且只有在这种权利文化中才能造就出法治所需要的理性公民。随着民法原则被宪法升格为民主与法治的普遍原则，权利观念已渗透到整个社会中。高度宣扬民主与民法精神，使公民的权利观念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公民具有正确的、强烈的权利义务观念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因为从根本上说，法治要靠公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来实现。总之，民法是权利法的性质，获得私人的权利是民法的终极关怀。尽管任何法律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宗旨，但只有民法表现得最彻底、最充分、最淋漓尽致。提高民法的地位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去关注自己的权利，去尊重他人的权利，这样，法律的权威必将树立，法治的国家必将到来。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有的群体，他们每天从事着这个城市中最脏、最累的工作，却拿着微薄的工资。将从农民工这一名称谈起，论述农民工生活的现状及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对农民工进行保护的相关措施。当前中国对农民工问题所立的法律很多，但农民工的权益之所以仍得不到保护，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重视不够，执行力度不强，对农民工的保护缺乏长效机制等。
关键词：农民工；监察机制；诉讼费用
1“农民工”之争
农民工这个称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当时主要指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学者王春光认为应该从四个层面来界定农民工：(1)职业层面，即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的职业；(2)制度身份层面，即农民工是农业户口，在身份上是农民；(3)劳动关系层面，即农民工是被雇佣者；(4)地域层面，农民工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按照这一界定，农民工指的是受他人雇佣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而其户籍仍在农村的劳动者。所提及的主要是指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
对于农民工这一称呼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有人认为该词带有歧视性。全国人大代表朱玉明认为，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产业工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他们被视为工人阶级，而此后进工厂当工人的农民则背上了农民工的称呼，这显然是一种歧视。(2)有人认为该词本身就错误。农民和工人本来是职业称谓，把两个职业称呼合并在一起，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持此种观点的有湖南老人萧一湘和学者章立凡。(3)有人认为该词是中性词，本身并无歧视之意，之所以会对农民工存在歧视，并不在于其称呼上，核心问题在于户籍制度上，因此应当废止的是对农民工造成歧视的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邹农俭教授就持此观点。作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工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虽然在现实中农民工确实受到歧视，但受歧视的根源在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的不对等上，农民工在有些人眼中被视为“二等公民”，要使农民工不受歧视，只是废除农民工一词显然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从法律制度上来保障农民工的权利才是消除歧视的根本所在。
2农民工工资保护现状
在国家加大农民工保护力度的条件下，在全国上至国家总理下到贫民百姓为农民工讨新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环境改善了吗？农民工讨新道路通畅了吗？他们拿到自己的血汗钱没有？我们先看几篇报道：
（1）包工头卷款逃跑,七农民工讨薪不成集体自杀。2006年10月5日上午，沈阳市急救中心医院急诊室里一片忙碌，7名农民工因包工头卷款逃跑，而得不到应有的劳动报酬，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被送到医院抢救。
（2）农民工讨薪遭殴打。2006年11月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某工地，讨薪的25名工人被锁在工地院子里。随后30多名便衣男子持铁棍，拿砖块对讨薪者一顿毒打。其中有3人还用灭火器向工人喷射干粉，造成多名民工受伤。
（3）四川农民工父子讨薪遭群殴，儿子当场死亡。2006年12月20日下午，在宝鸡打工的四川农民工谢友远父子被包工头通知去“结算工钱”，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顿暴打，儿子被殴身亡，父亲重伤住院……
（4）2007年1月7日，43岁的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农民李培岩因讨要阜阳某酒店欠其的工程款和工钱，被酒店副总领人殴打后死亡。
不必列举更多的例子了，打开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农民工讨薪，你将看到有关农民工的悲惨事实扑面而来。
目前，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工作量大、工资低且常被拖欠等几个方面：
（1）工作量大。
当前，一些大城市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在选择职业方面的优越权，采取一些行政措施甚至规章，严格地对农民工务工经商进行限制，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城市出台了“职业保留法”。如在《武汉市使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中把武汉的行业工种划分为三类进行管理，这三类分别为可使用外来劳动力类、控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类，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类。而且，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常常难以实现。据调查，在我国南方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中，每天工作多达十二到十四小时的，占到46%；根本就没有休息日的，竟然会占到47%。
（2）工资较低且常被拖欠。
农民工虽然干的是最脏、最累、最险的活，但工资待遇与他们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一般说来是比较差的，但工资水平却一直以来都较低，多年来工资基本保持在一千元左右的水平上。随着物价的上涨，农民工的工资却增长缓慢，“有调查显示，年初，在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在1100元左右，几年来只提高了68元。如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在内地，农民工的工资甚至低至500-600元。然而，即使这点微薄的工资公民工却常常那不到手，这一点我们在上文的案件中已充分认识到了。
3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原因分析
3.1政府对农民工漠视
（1）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工在身份上受到歧视。因为农民工的失业是不统计在国家失业率中的，所以有些地方政府竟然无理由的辞退一些农民工，以给城镇中的人就业机会。很多政府官员将本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多位对外招商引资的优势，担心政府治理企业欠薪会影响投资环境，所以对拖欠工资的行为漠然视之。
（2）有些地方政府认为农民工维权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地方政府出于秩序管理的需要，对农民工的权利侵害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准司法”的态度对待农民工的保护问题，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
3.2我国对欠薪行为没有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行政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就会沦为一纸空文。农民权利屡遭侵害，说明政府在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存有不当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没有建立农民工权利保护的长效机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应该是一贯的，不应该是今天通过领导出面解决某个问题，明天又通过突击检查来解决另一个问题。否则会使农民工的权利保护处于不稳定状态，今天权利得到了保护，明天又被侵害了。
（2）对侵权行为处罚力度不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为政府对侵权行为的处罚提供了一个弹性的空间。根据公共选择的理论，政府同样也是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政府所作的行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些侵犯农民工权利的用人单位可能就是政府的税收来源大户，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只对侵权单位给予警告或处以比较少的罚款，很少吊销或扣押其营业执照。这样，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的“成本”很低，从而使欠薪行为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并呈蔓延势头。
3.3农民工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
在农民工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讨要工资时，人们呼唤农民工应当加强法律意识，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使自己的权益获得最终的救济。然而，对农民工来说，却是“打官司难，难于上青天”，这缘于司法救济效能的低下，也因为农民工自身经济能力的不足。
（1）诉讼程序繁琐。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必须先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提起诉讼。算下来，农民工打一个劳动争议官司，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现实中农民工打这样的官司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2）诉讼费用过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其发行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可见，农民的维权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维护的权利本身的价值，许多农民工会因诉讼费用过高而在诉讼维权面前却步。
（3）判决执行力不够。有些农民工“费时、费力、费钱”地打赢了官司，却落的个空欢喜一场，欠薪单位往往以资金短缺为由，拒不兑现生效的判决。据《华商报》报道，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农民工们当街叫卖判决偿付万元的判决书，叫卖价只为万元。农民工叫卖判决书是出于无奈，但它折射出的问题是判决书的执行没有得到公权力的有力保障。
4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完善
（1）建立农民工工资制度监管的长效机制。
在建立健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要建立帮助农民工讨薪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对企业的工资发放进行统一的监管，可以考虑在银行为企业专门开立农民工工资账户，企业按时将工资存入账户，由政府统一发放工资。另外，可以考虑开立专门的农民工服务电话，每天设专人24小时值班，并进行电话录音，对于不及时处理问题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处分。
（2）加大劳动监察的力度。建议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欠薪行为的处罚，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现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已对这一条做出了规定。另外，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应当加大罚款的力度，建筑法建议稿建议将这一数额最高可处以30万元的罚款。
（3）司法程序上，对于农民工，应当适用诉讼费用减免的规定，在农民工起诉时，不需缴纳诉讼费用，诉前财产保全也不许缴纳保证金，以保证农民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另外，应当建立律师的法律援助计划，由律师无偿的为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
摘要：民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仍处基本法地位。我国正在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首要的是冲破旧体制下的法律观，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观，其中重要的是树立与增强民法观念。
关键词：《民法通则》民法观念市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仍需宏观调控，其中，法律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经济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重要的行为规范，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配套完善的法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含了许多质的规定，其重要内涵是市场主体为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这些主体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都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市场经济急需经济法，并不是以牺牲民法原本就是基本法的地位搞法制建设，由于民法的性质，特别是对市场主体之规定，决定它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基本法的地位。下面仅从三方面说明：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仍处于基本法地位
法律体系是法律的内部结构，即指一国现行法，无论其外部表现形式多么零乱，都是分成不同部门而又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把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各自的特点，又互相配合，互相照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门和规范，其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其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实质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所决定，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制约，又呈现出固有的特殊性，其表现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并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特殊性反映在法律体系，特别是法律层次划分上。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始终是法律的首要任务，而财产权、人身权制度都是由民法规定的。
二、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我国在经济生活中由于长期采取行政命令与权力至上的方法调整经济，民法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被忽视，影响了民法作为基本法的地位。市场经济，很多人认为只需要经济法，民法只是管公民的生老病死之事，法律价值不高，当我们深入研究民法时，从《民法通则》的内容看，尽管其条文较之各国民法要简单得多，但在市场经济法不完备的情况下，民法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市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一般行为准则，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横向经济，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均等，竞争的条件均等，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等，在法律面前平等，这种要求反映在民法上，就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规定。民法已限定主体范围：公民、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企业法人、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法人、联营法人、法人合伙等，主体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市场经济主体必须作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进入市场，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进入市场的主体的独立程度，这就要求有主体制度确认和保障。民法给主体提供了这种依据。例如，《民法通则》设立了法人制度，对法人的成立、合并、分立、终止等事项作为较为系统的规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2.进入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自愿发生等价有偿的经济活动，即在商品交换，交换主体意志始终是充分体现主体自身的自愿性、能动性。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适用于主体的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3.主体必须具有依法从事经济活动广泛行为的自由。民法适应这一要求。通过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和鼓励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广泛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市场选择。
总之，市场经济主体对权利义务的要求表现在对民法的肯定上，民法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满足了主体的自身要求。
三、增强民法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认识、确立、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树立、增强民法观念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民法观念的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逐渐明确，我国的民法观念也得以初步确立。这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规定上。改革开放以来，对国有企业民事主体地位的认识有个过程。国有企业是否是民事主体，改革之初有过激烈的争论。
2.毋庸讳言，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民法观念仍然薄弱。历史上形成的“重刑轻民”现象和在改革中出现的“重经轻民”倾向仍然存在。“重刑轻民”和“重经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我国是有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民法观念极为薄弱。虽然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其末期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观念及法律制度变法修律，但终告失败。以后的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也都没有改变封建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封建传统对我国现实生活的影响，造成民法观念不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2)对法律的继承性、共通性认识不足。新中国的法律是在摧毁旧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创立的。在彻底废除旧法体系的基础上创立新法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一过程完全割裂了我国法律与一切私有制法律的联系，使在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法观念未能延续下来。(3)“民法”一词在字义上往往被误解为“公民法”或“保护公民权利法”。有些人从这一角度理解、解释民法，致使许多人只知有经济法，不知有民法。
观念的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先导。社会主义市场观念的形成，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反映这一变革的民法观念的树立，带来民事立法的发展。改变民法意识淡薄的状况，增强民法观念，是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的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摘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交易安全的要求不断增强，出现了保护商品经济关系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债权代位权制度在实行效果上，出现了对“入库规则”的背离，形成了优先权规则。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法律对代位权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实际存在的“三角债”问题等角度，对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进行一定的评价。
关键词：商品经济代位权债权人清偿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
立法者对直接清偿原则的规定，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担心债务人在次债务人清偿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保障债权的实现，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向债权人清偿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符合诉讼法。
但是，《合同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导致我国的代位权制度与传统民法理论不一致，在实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恢复应有的状态，是对债务人故意违反诚信的补救。若代位权的目的由保全债权扩充为实现债权，将造成对债的相对性的严重破坏。
再者，《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代位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点值得商榷。当债务人的财产存在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时，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有保全债权的必要，但是并非每个债权人都能得知其债务人的债权情况。代位权人的债权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都是没有担保的一般债权，若使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则将造成债的平等性的破坏与违背。
在我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妥善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代位权的立法初衷，对于债的相对性与平等性不可加以违背或破坏。立法者应将上述因素均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从而使优质、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与贯彻，使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交易安全与良好秩序得到维持与保护。
摘要：违约责任是合同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则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目前，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到底是采用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无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都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文章从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两大法系中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研究出发，结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论述。
关键词：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严格责任
一、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
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当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凭由何种依据来使其负责。这种依据实际上就反映了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各国的民事立法来看，有关合同责任的归责方面，主要采纳了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两种归责原则。
确定不同的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承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违约责任之构成要件。采纳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意味着过错乃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表明其责任的构成不以过错为要件，违约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违约责任的承担。
2归责原则决定了举证责任由谁承担。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下，非违约方仅就违约方不履行义务或履行史务的不符合约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同时采纳过错推定的方式，要求违约方承担反证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下，则一般不要求违约方负上述之举证责任，也即一般不考虑其违约方的主观过错。
3归责原则决定了免责事由。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中，不可抗力是主要的免责事由。但债务人因遭受意外事件且不存在个人过错时也可以免责。而在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中。法定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
4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大小也有一定之影响。由于过错责任原则要以过错为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因而对于违约后损失的承担上也必然要参照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大小。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一般不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
因此，从以上来看，弄清楚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两大法系中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
1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罗马法是在《阿奎利亚法》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判例和学术解释加以补充、诠释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成熟的以过错为基准的民事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又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随着社会发展。仅有过错责任原则还不足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又有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在罗马法当然是作为例外。大陆法系各国，秉承罗马法的传统，均以过错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有不能归究于其本人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本人方面并无任何恶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债务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损害赔偿。”这个条文在规定违约责任的条件时，并未提到当事人的“过错”。对此，可以理解为该条文所规定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已当然地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因为债务人尽管不能期待每一个合同都能够得到完好的履行。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够得到履行，但有权期待债务人将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如果因债务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则债务人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国现代合同理论对合同责任进行了限制，即对债务人责任的追究。须根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为此，过错被分为欺诈性过错、不可原谅的过错、重过错以及一般过错。《德国民法典》第276条规定：“(1)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在交易中未尽必要注意的，为过失行为。(2)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责任，不得事先免除。”德国学者认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违反履行义务必须是由债务人的行为造成的。而其行为必须具有过失性。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第276条未作大修订，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大陆法系各国，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例如。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不能交付种类物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迟延履行后的责任等，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债务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2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在英国法上，许多合同义务是严格的。确定当事人是否绝对地受有拘束去做约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受有拘束尽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也就是合同当事人是否对非因自己的过错发生的违约负责，在英国合同法上，被认为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即解释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此问题的答案是，合同债务是绝对的，而过错的欠缺不成其为抗辩。因违约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考虑过错。一般来说，未能履行其注意义务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其抗辩理由。在美国法上，强调违约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合同法在总体的设计上是严格责任法，相应的救济体系是不过问过错的。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条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当然，英美法系国家在坚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
3两大法系国家对过错归责原则不同规定的法理分析。两大法系国家将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但并不否认其他归责原则的适用。也就是说，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体系上，两大法系国家均采用了二元制的归责体系。这是由交易关系的多样性、违约发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后果的复杂性所致。一元制的归责体系有其无法避免的缺点，即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难以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运用法律来处理归责问题，从而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采用：元制归责体系，可以弥补一元制归责体系的不足，从而实现违约责任的基本目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归根到底是要规范市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的上层建筑，固然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经由法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类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条件既为不同的法律规则、原则提供了相似的调整基础，又为之提出了相同的调整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众多殊逢同归的结局。
三、我国合同法中的归责原则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来何种归责原则。学者
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中
并没有出现“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字样，被认为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第二种观点主张为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合同法》所有规则制度和条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过错责任的原则。因此，只能而且必须得出“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结论。第三种观，最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1在现行的合同法律中，《涉外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都已经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前者第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即违反合同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受到的损失的，另一方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后者第17条有基本上相同的规定。看来，将违约责任定义为无过错责任在我国的合同法上是有先例的，并非新合同法的首创。对《合同法》的制定极具价值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均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新近制定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亦肯定了该原则，这“应该被认为是两大法系的权威学者在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速成的共识，反映了合同法发展的共同趋势”。在国际商业交往规则中，大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2在诉讼中原告只需向法庭证明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不需证明被告对于不履行有过错，也不要求被告证明自己无过错。这里的逻辑是有违约及有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仅以不履行为要件，被告对于不履行有无过错与责任无关。免责的唯一可能性在于证明存在免责事由。不履行与免责事由属于客观事实，其存在与否的证明和认识判断相对容易，而过错属于主观心理状态，其存在与否的证明和判断相对困难。因此。实现严格责任原则可以方便裁判，有利于诉讼经济，有利于合同的严肃性，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
3违约责任以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为基础，合同是双方自由协商签订的，当然完全符合双方的意愿和利益，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双方约定。不是法律强加的，此与侵权责任不同。因此，违约责任应比侵权责任严格。侵权责任发生在预先不存在密切联系的当事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广泛存在使损害的发展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法律要求除损害事实之外还要有过错要件，过错等同于可归责性，它使侵权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而违约责任本质上出于当事人自己的约定，这就足够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无须再要求使违约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其他理由。有的学者认为在意外事故情形下，严格责任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由于客观原因违约，违约一方当然在主观上并无过错，但受害方更无过错，况且。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承诺的信赖，往往改变了他的处境，如果一味主张债务人无过错而免除其违约责任，则无异于让债权人自行承担风险。这显然更不合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归责原则与归责事由及免费事由有不同的涵义，归责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违约责任制度并对责任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同一法律领域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是我国合同法领域的唯一归责原则。尽管《合同法》的相应条款规定了过错归责事由和免责条款，但是这些条款只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并不能改变严格责任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唯一性和主导地位。
摘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需要遵循全面监督、有限监督、依当事人申诉以及事后监督等四项原则。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错误的裁定、决定、违法的强制执行行为、以及徇私枉法的行为。监督方式包括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刑事调查。相关的工作机制包括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和保障机制等。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基于目前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因素，对民事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有效的制度和程序远未建立，尚不能真正发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功效，需要根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的运行规律加以分析思考，逐步加以完善。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是在民事诉讼制度背景中运行的，民事检察制度理应遵循民事诉讼原则。与此同时，民事检察制度也是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诉讼监督的本质属性，民事检察制度有其自身特有的制度运行规律，因此，民事检察制度除了遵守民事诉讼原则外，还应遵循自身所特有的原则。
（一）全面监督原则
民事检察监督应为全方位的监督，监督的对象包括法院和诉讼当事人，监督的方式包括提诉监督、参诉监督、抗诉监督、执行监督。设立民事检察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有违司法公正的行为可能存在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而不只限于裁判发生效力后。因此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该对民事诉讼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进而维护司法公正。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目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监督方式，并进一步将之完善；另一方面应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新的监督方式，与抗诉方式相互配合，建立起全方位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
（二）有限监督原则
由于我国民事检察制度运行环境的限制，检察机关的监督应有合理的边界范围。检察机关所进行的民事检察监督在理论上涉及案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监督两个方而，但在司法实践中，应把监督重点放在案件合法性监督上。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如果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合理性进行监督，将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发生冲突，有干涉审判独立之嫌。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检察机关过多关注案件合理性问题将与当事人处分权发生冲突，有违私法自治。此外，民事检察制度的启动，必然要进行相应司法资源的投入，在我国现有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应放在对案件的合法性监督上。
（三）依当事人申诉原则
为了避免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以及妨碍民事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检察机关不应主动启动监督程序。检察机关的监督应当视为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应遵循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原则。因此，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执行监督程序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
（四）事后监督原则
检察监督是执行程序结束或某一法律文书（如中止执行、变更被执行人裁定等）作出之后，而不应是程序进行之中。程序结束是指某一阶段程序，如受理、准备程序之后，而不是全部执行完毕。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方式
（一）民事执行监督的审查范围
现阶段应重点对以下几类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1、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所作出的生效的裁定、决定违反法律规定。
2、强制执行行为违法。
3、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1、纠正意见。对象为确有错误的裁定。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在执行中所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所作的裁定确有错误，指令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的对象可以有以下几类情形：（1）在执行程序中所作出的通知（包括协助执行通知）、决定有瑕疵的；（2）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准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可以建议法院暂缓执行；（3）对执行人员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的，建议法院更换执行人员；（4）对于执行管理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完善。
3、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执行人员有严重违法的，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并追究当事人的纪律责任。
4、刑事调查。发现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截留侵占执行款物或执行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涉嫌犯罪的行为，可以进行初查和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一）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
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包括了申诉案件的管辖、审查及审查终结等机制。
1、申诉案件的受理。可以由民检部门行使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权。从案件的来源看主要是检察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发现提出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错误、以及法院的执行侵害其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另外，对于民事执行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发现后应当一起查处。
2、案件管辖。对于民事执行活动通过同级检察院的监督从时间上更为及时。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工作已开展多年，已形成一支高素质的民事检察队伍，办案质量已得到保证。因此，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级别管辖上应采取同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如上级检察院认为必要，可主动对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下级检察院认为需要的，也可提请上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在地域管辖上，采取执行法院所在地检察院管辖原则。民事执行活动主要就在执行法院所在地进行，因此，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检察院进行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执行法院和当地的同级检察院因为地域关系，开展工作时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协调，监督效果更为明显。
3、案件的审查。民检部门受理民事执行案件的申诉之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首先是从程序上进行审查，包括申诉主体的适格、申诉的材料等。其次是从实体上审查执行行为是否错误有且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之内的。提起申诉的民事主体必须符合形式上的要件和实质上的要件：
可以提起申诉的主体为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及案外人。执行当事人包括了申请执行的当事人和被执行人，原则上是依照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内容来确定，即为生效法律文书所记载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另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债权债务主体的变更，即由执行当事人以外的人继受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债务，此时，继受了债权债务的人就成为执行当事人，这种当事人称为继受人。
执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可以作为申诉的主体。这里的第三人是指主张其合法权益受执行行为侵害的案外人。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主张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侵害且与执行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除了符合形式上的要件外，提起申诉的主体还需具备实质上的要件。其一，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侵害的人。如果认为执行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权益，则无权提起。其二，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与执行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其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直接影响的人。
申诉的材料。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应当提交申诉书、人民法院的执行文书，以及证明其申诉主张的证据材料。
4、审查终结后的处理。办案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期间内进行审查，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按规定的手续办理。审查终结后，区分情况及时作出决定。民事执行行为没有错误的或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申诉人实体上的权益的，应做好申诉人的息诉工作。法院的执行确有错误的，根据具体情况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通知书等。
比照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案件办案期间，执行监督案件宜在3个月内审查终结。如果需要刑事调查的，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
（二）监督保障机制
1、必要的调查权。为了取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效果，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应的调查权。
（1）调查执行文书的权力。执行人员在从事执行活动时必须依照相关程序进行，执行文书是执行人员活动轨迹的书面记载。执行文书包括法院在执行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等。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审查首先应是对执行文书进行审查。
对于已经终结执行程序的案件，执行人员已将案卷归还档案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直接调阅案卷。对于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申诉人提出申诉的,相关资料未装订成案卷,或执行程序虽终结但执行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归档的,检察人员可以直接向执行人员借阅案卷或复制相关材料,法院执行人员不得拒绝。
（2）调查执行中相关事项的权力。申诉人在提出申诉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
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需要进行调查的，也可依职权主动调查。对于一些执行申诉案件中，申诉人并没有向检察机关提出调查申请的，检察机关认为确需调查的，也可调查。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违法对当事人采取拘留、罚款的强制措施或其他滥用强制措施的，该行为对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都造成了极大的侵害，影响较大，检察机关都可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监督。
（3）刑事调查权力。对于执行人员严重违法或者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查、侦查等。
2、监督效果的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并发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后，法院应当尊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积极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组织人员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检察建议或者违法通知书进行研究，并及时整改。比照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执行的监督，法院应当在一个月内向检察机关反馈接受监督的情况。
3、配套以下机制。（1）检法工作机制。一是建立检、法两院的民检部门与执行庭定期联系制度。二是建立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讨论执行案件制度，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检察长可以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执行案件的裁决过程，发表检察机关监督意见，但不参与表决过程。三是建立个案执行督促催办机制，促使法院认真、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并将结果通知检察机关。四是建立执行息诉工作机制。对于执行机关的执行裁定及执行行为正确、被执行人不服的，检察机关应做好申诉人的说服解释工作，依法公开进行审查，做到澄清问题、消除疑虑、明辩是非、消除矛盾。（2）提请上级检察院监督机制。如果法院拒绝接受监督或者拒绝反馈，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报告同级法院拒绝接受监督的情况，提请上级检察院监督。在上报上级检察院的同时，应当附上开展该项执行检察监督的案卷，以利于对上级检察院对执行检察监督进行全面审查。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的执行监督正确的，应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同级法院对其下级法院监督；如果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的监督不当，可以责令下级检察院撤回监督文书。（3）提请人大监督机制。如果法院拒绝接受监督或者拒绝反馈，必要时，可以向同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题请示汇报。汇报检察机关开展该项执行检察监督的情况、以及法院的态度，争取人大的支持，保障检察监督的有效开展。
摘要：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暴的行为，包括家庭成员间的身体、精神（情绪）、性暴力行为。其特征是一方动用武力和权利来控制另一方。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还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这是与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本文探析了家庭暴力的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及防治的具体对策，目的在于遏制家庭暴力，以促进对家庭暴力的制止。
关键词：家庭暴力预防遏制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家庭内出现的家庭成员间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行为，包括身体伤害、精神摧残和性暴力。家庭暴力是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常见的有捆绑、殴打、讥讽、辱骂、恐吓、不予理睬、性虐待、性暴力等。家庭暴力主要包括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约90%为女性。本文所说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夫妻之间也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婚姻制度的演变，日益突出了家庭暴力严重地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家庭暴力引发家庭矛盾，侵害家庭成员利益，损害了婚姻家庭的基础，加剧了婚姻的动荡危害了社会的安定，由家庭暴力引发的重伤，杀害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随着我国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法律条文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将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涉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因此，深入研究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完善法律对策，开展多机构协作，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家庭暴力的特征
1、家庭暴力从形式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工具
进行攻击等。
2）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言语，从而引起他
人难受。
3）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
2、发生于家庭内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主体来看，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具用持定
的亲属关系。施暴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受害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受害者大多数为妇女、儿童或老人往往因为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和自卫能力，同时，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观念，因此，长期对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采取忍让态度，从而导致施暴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3、家庭暴力的违法性。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4、主观的故意性。与其它暴力行为一样，家庭暴力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而且大多数都有明确的目的。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采取的暴力手段，会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目的主要表现为获取某种利益如财产，或满足某种欲望如。家庭暴力不存在过失问题，这在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明确体现，该法第2条明文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罪者，谓家庭成员间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犯罪”。家庭暴力的故意大多是直接故意，但也存在间接故意的情形，这主要表现在对受害人的精神侵害方面，如虐待行为。
5、家庭暴力具有持久性。通过对已暴露的家庭暴力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这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暴力实施的时间上具有持久性。由于受害者对家庭暴力无力反抗或不愿公开，导致实施暴力行为者更加为所欲为，长时间、屡次地对受害者施暴。
6、后果的严重性。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首先，它严重摧残了被害人的身体，使其受到肉体伤害和痛苦，甚至直接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其次，家庭暴力给被害人的精神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无形的痛苦和伤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愈合，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如导致精神失常，人格扭曲，或因不堪精神重负而自杀、自残、离家出走流落街头，极端者甚至以身试法，以暴抗暴，造成一系列悲剧。
二、存在家庭暴力的原因分析
1、传统的封建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传统婚姻家庭中，女人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和尊重，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不平等直至今日还渗透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家庭中，父权、夫权思想仍有一定市场。具体表现是：有些丈夫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和附属物，轻者随意打骂，重则摧残；而一些深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封建传统意识影响的受虐妇女认识不到自身的人格和价值，习惯于对夫权逆来顺受，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有一大部分的上访妇女被丈夫打伤后，因害怕家丑外扬，苟安认命，甘做当代秦香莲，或以气相争，为了孩子和面子宁可承受死亡婚姻的痛苦折磨，竭力维护“家庭”的外壳。殊不知，如此拚命维持的结果，到头来只能害苦自己。
“愚孝”是封建意识的一种表现，也是家庭暴力的另一诱因。近年来，由翁婿、公媳、姑嫂不和、特别是婆媳矛盾等原因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在经济开支、分担家务、赡养老人及处理亲属关系等日常生活中，有“夫权”意识的丈夫往往以武力或唯父母之命是从，逼迫妻子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知其纠纷内情的其它家庭成员不是从中调解教育，而是火上浇油，甚至纵容、支持一方与之分居、离婚。这在我们区来访者中还是不少
2、我国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尚无配套措施预防、制止家庭暴力。
（1）在立法上，由于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散于各个法律之中，有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
（2）根据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与轻伤伤害案件及虐待案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因很多人都不去投诉，这就出现了施暴者即使在警察眼皮下也敢为所欲为，而司法人员却不去制裁状况。
（3）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增加了办案难度，没有确凿证据，致使执法部门难以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当中，当事人只有夫妻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有的妇女不及时到司法部门鉴定伤情，这就给取证造成了困难，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执法部门无力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权利与控制不平等。多数家庭暴力都是因为施暴者比受害者更有权力，或者施暴者在某些方面想控制受害者，但却往往难以控制，比如，传统观念中的父权思想，所谓的“棍棒之下出孝子”很容易导致父亲对孩子施暴。而在婚姻暴力中，大多数的暴力也是因为施暴者想控制受害者的思考或行为，但往往无法控制，而采取伤害方式来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婚姻暴力中，施暴者大多是男性，由于男性天生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比女性差，在体力方面比女性强，当男性无法以语言使女性顺从时，就会以肢体动作来获得控制对方的能力。
4、家庭面临压力，且家庭对压力的调适能力缺乏。经济方面和工作方面的压力，都会使受压者的情绪失控，往往在外面无法发泄，便只能发泄到家里。如果家人无法很好的面对并处理好家庭所面临的压力，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家庭成员就极有可能以家庭暴力的方式来舒解心中所承受的压力。
5、心理因素是家庭暴力加剧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受害者不愿“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
使家庭暴力存在了较大的隐蔽性。一些受害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即使希望有关部门干预，也只想通过教育来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这反而导致家庭暴力的逐步升级。
6、处理婚姻关系不够慎重，婚姻基础不牢固发生暴力的家庭往往婚姻基础不稳固，原本婚姻质量较差，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或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埋下隐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呈上升趋势。
7、社会原因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它归为家庭纠纷，客观上助长了家庭暴力的肆虐。
（1）、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不够。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时，直接报110或直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还有的妇女到司法部门寻求帮助，可是却被认为是一般家务事，不予过问和调解。即使处理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暴力行为，而使众多受害人投诉无门。
（2）、社会舆论在法制宣传和教育方面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打老婆应该，谁也管不着，打也没有管，因此，把老婆作为发泄工具。而妇女这个弱执群体，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又有许多后顾之忧，怕被人笑话、瞧不起等。使她们只能忍气吞声，不能理直气壮地寻求法律帮助。
总之，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在分析个案的家庭暴力时，我们应当充分了解了上面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才能采取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来预防和遏制这种丑恶的行为。
三、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的对策
1、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健全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依法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首先，要加强立法。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增加有关内容和惩治力度，使惩治对妇女暴力的法律法规更加完整、更加有力、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证，使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用法律武器制止家庭暴力，是维护妇女权益的根本途径。现在，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专门针对家庭暴力法。另外还可以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针对中国现行法律对家庭规定的明显缺陷，如有关法律条文分散、家庭暴力的概念和范围不明晰、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的程序不明确、法律重事后处置而轻事前预防、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不力，迫切需要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方法。未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应当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建立民事保护令制度。借鉴在英美国家和地区已成功的民事保护令制度，直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给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快速救助；及时遏制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和有现实危险的行为发生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
2、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当然，家庭暴力在法律层面上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举证难。因此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应尽量采取下列措施，以便使自己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甚至可以使自己摆脱困境：
（1）、如果暴力正在发生，要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如有生命危险，要大声呼救，尽可能让邻居听到或寻找机会拨打“110”报警。
（2）、尽快投诉。向亲朋好友诉说，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妇联、“110”报警服务中心等组织投诉，争取在事态没有恶化的情况下，协调解决矛盾，也可以找各种咨询中心进行咨询。
（3）、如果暴力发生，要注意收集证据。一是保留物证（用来施行暴力的工具等）；二是建立书面证据。如医院的诊断证明、司法鉴定中心的伤情鉴定结论，以及受伤的照片。受害人应尽快就近到医院诊治，告诉医生受伤的原因，请求医生详细、准确、客观地记录伤情，为进一步寻求司法鉴定创造条件。三是争取人证。让亲戚朋友或者同事等熟人查看暴力
所致伤处，必要时可请他们为证人。
（4）、拿起法律武器，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司法机构要多介入，警察力量要介入制止家庭暴力。推进社区警务工作是目前公安机关反家庭暴力的重要途径。应赋予警务机构相应职责，干预与制止家庭暴力，协助受害人向法院申请发表停止侵害的保护令，负责执行此项命令。扩大家庭暴力的刑事化范围。赋予公安机关对违反保护令罪之现行犯的强制逮捕权；对符合刑事诉讼法所规定之拘留要件的，应当予以拘留。在行政措施方面，建议各级政府成立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机构。同时，也强调对防止家庭暴力有责任的单位和责任人不作为责任。
4、健全机构，调动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力量。在我国,根据全国妇联权益部的调查,近年来,各地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二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工青妇组织把反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形成全社会重视、各机构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局面。增加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提倡全社会综合治理，构建整个社会防控和制裁家庭暴力的体系。将它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开展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全社会要从舆论、道德到法律、机制，从司法机关、社区、单位到家庭编织一个反家庭暴力之网。
5、全面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全面提高妇女素质，必须从家庭和学校抓起；妇女权益的享受和保护，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首先要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知识女性社交宽广就不易被欺负，一般地，文化程度决定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高低，只有在经济上自立了，才能摆脱在家庭中依附男人的状况。其次要提高女性的法律意识，结合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有针对性地向妇女宣传法制，消灭文盲与法盲，使之懂得运用法律武器自我保护；再次要培养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增强妇女的独立人格意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
6、要充分发挥社会传媒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要大力弘扬平等、民主、文明、健康的家庭美德新风尚，既要教育人们认清封建思想流毒的严重性，又要教育人们了解资本主义各种思潮的危害性，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提高婚姻质量，消除产生家庭暴力的土壤。相关单位可联合通过开办“弘扬家庭美德、制止家庭暴力”为主题的专题栏目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各级“文明家庭”、“十佳之家”、“好家长”、“好婆媳”、“好儿女”等先进家庭典型，大力宣传文明处理家庭矛盾问题的方式；对虐待残害妇女的行为要及时曝光和谴责，对构成犯罪的暴力行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鞭挞丑恶现象，推动全社会树立尊重妇女爱护妇女的良好道德风尚。
7、注重调解劝阻与惩罚制裁相结合的措施。《婚姻法》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及时劝阻和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接到受害人提出的请求，经过查证属实的应当依照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庭暴力有其深刻的经济、历史、思想根源，受害者范围广、危害程度深、隐蔽性强的特点，消除整个家庭暴力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立法就能彻底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需要整个国家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呼吁整个社会重视亲情和道义，让国家、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拒绝家庭暴力。
摘要:在现代,人们越来越关注动物的保护题目,民法也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自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之后,我国学者也开始围绕着究竟动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以及是否应该建立物格制度来保护动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结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应将物依然作为客体,只不过通过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性质的物区别对待,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实意义来探讨关于动物在我国民法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保护的题目。
关键词:动物;法律地位;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待的,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但有一些学者以为,这样的规定是很不公道的,由于“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并不比动物更优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同等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在大陆法系,1990年8月20日,德国立法者在《德国民法典》第90条项下增加了关于“动物不是物,他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为物确定的相关规定”的a款规定之后,这一修改被一些学者以为是动物由权利客体上升为权利主体的立法实例而加以引证,并以为这代表着最新的立法动态,代表着人类对动物态度的转变在法律上的体现。英美法系也存在同样的题目。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1.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相对而称,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所针对的事物。关系的权利主体为实现其权利,而对客体处于支配或者有权要求的地位。关系的义务主体则必须向权利主体作相应的给付或者予以满足,主体相对客体处于必须向其给付或者满足其要求的地位。
2.关于客体范围的不同学说
关于客体范围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种以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仅为物;一种以为法律客体仅为行为;第三种观点以为民事法律关系多种多样,法律关系的客体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权利等等。
二、关于动物的地位和保护题目的不同学术研究观点
1.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
该观点就是主张改变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赋予其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其理由是:民法要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就要对动物赋予人格权,法律应当规定,动物不仅享有生存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还应当享有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也就是享有一般人格权,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动物,有效阻止人类对动物的不善行动。
2.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权利主体资格,但是享有的范围是有限的
基于这一观点,动物可以作为权利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一般说来只有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以及工作动物则不在此范围之内。即使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动物,其所享有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只享有某些种类的权利,如生存权、生命权等等,“在主张动物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动物的权利必须有限度吗?正如任何权利都必须有限度一样,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是我们下一步应思考的题目。”
3.主张动物在法律上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应作为特殊物看待和保护
此观点有二:一是以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混淆了民事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区别。在民法中只存在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人,二是物,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支配其他的任何物,而物则只能被人所支配;二是以为假如赋予动物以人格,实践中会出现实际题目无法解决:首先,动物享有了主体地位,那么它们又将如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呢?其次,假如赋予了动物人格权,让动物享有了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那么又将如何解决人类饮食和日常品的需求呢?假如一定要对动物赋予“人格”使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将会改变民法的性质,也会改变市民社会的性质。
笔者以为:民法是人法,在民法上,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动物永远受人支配,永远也不会与人平起平坐,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动物的属性是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这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德国民法典》将动物从物的范畴中分离出来,但是并不表明动物因此就具有迈出向主体地位的契机。它仍然与其他物一样,属于客体。即使不这样规定,只要存在动物保***,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在动物保护题目上,民法也应让位。可以说,没有动物保***,《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有了动物保***,即使民法不昭示,仍然能实现对动物的特殊保护。因此,笔者以为《德国民法典》只是一个具有倡导性和宣示性的条款,可以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动物保护题目敲响了适时的警钟,没有多少具体的规范意义。
但是,究竟应当在法律上怎样落实对动物的特殊保护,还应当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在实践上具有可操纵性和实践性。这就是以下的内容———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三、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1.法律物格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法律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是相对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种别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状或者特征,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法律物格”描述了一个不拥有法律权利的资格的实体,该实体被作为法律上的人对其享有权利和对该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财产来对待。很多学者一致赞同的观点就是建立“物格”制度,具体的设想为:一是野生动物和宠物;二是普通动物和植物;三是人体器官和组织;四是货币和有价证券;五是虚拟财产;六是一般物格。
2.确立法律物格制度的意义
笔者以为,确立民法上的物格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物的法律物格的不同。规定权利主体对其行使权力的不同的规则,主要有如下的三点:
第一,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区别不同的法律物格制度,就是为了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第二,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权利主体对具有不同物格的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支配力。第三,确立法律物格制度,有利于对具有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作出不同的保护。
我们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并不是赋予动物以权利,使动物成为民事主体,我们讨论的基础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理论指导下,将物依然作为客体,只不过通过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性质的物区别对待,建立一种更为公道的制度。现代民法人格是同等的,要求法律眼前人人同等,这应当是基于人的属性,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物是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的,假如对物同等对待,显然不公道。假如建立了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属性的物设立不同的规则,可以更为公道地行使权力、保护各种物。
法律主体的法理障碍
1.与民法的基本价值相悖
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为私法自治,其旨在于个人得依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表现在民法的各个制度上。意思自治被否认,民法还称得上是民法了吗?动物没有明确意思表示,无法进行自我认知和表达,假如将动物纳进民事主体的范畴,有违民法作为“人法”的根本性制度价值。而法律始终是人制定的,是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动物也不可能参与到法律制定的过程,这样,即使赋予动物权利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2.与权利义务关系的逻辑关系相违反
对于动物行为能力的欠缺,有些学者提出建立监护制度来补救,比如为动物设定保护人或人。那么动物的人如何确定;动物的法律诉求有哪些;怎么来定个标准来衡量监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被监护动物的利益呢;动物如何行使诉讼权;动物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如何确定;如何追究动物的法律责任等题目的解决都会对传统观点形成一定的冲击,造成立法、司法、执法的混乱。
所以,笔者以为:不管是从民法的基本理论还是从法理上来分析,赋予动物民事关系主体地位都是不妥当的,有其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些障碍的根源实在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说到底法律根源于社会现实,只要人类与动物本质差异存在一天,赋予动物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五、对我国关于动物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1.应将动物看做是特殊物来看待
我国尚未制定出民法典,因而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题目还缺乏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7条关于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将动物作为物看待的,199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也是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物而予以保护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笔者还想就动物的法律地位的保护题目提出个人的不成熟意见:
已经明确了的题目:在法律上动物还是物,不是人。但是这种物又不单纯地等同于一般物,这是一种有生命的物,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物,所以应当加以区分地对待,即作为特殊物来看待。德国立法者的最主要意图只是要表达:“动物是特殊的权利客体”以及动物的所有人不能像对普通物一样随意处分动物的意思而已,其法律上的意义只是对物权的必要限制,说明在无公法施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动物依然是一类可以适用规则的司法客体;在财产法上,动物依然是一类特殊的具有财产属性的特殊客体。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立法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是不问可知的,但是立法保护动物不即是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这样完全是矫枉过正的做法。
我们对动物的保护的范围还过于狭窄。只对濒临灭尽的野生动植物做出立法,实在对一些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对人类和自然有益的动物的保护都应该予以法律化,规范化。
2.对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的规定
动物是有生命的,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进步,宠物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应该对此领域加以规范。比如假如宠物出现咬伤他人或者其他人的宠物的时候,究竟如何承担相应法律义务,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和做出怎样的赔偿,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定。动物的主人应该对他人负担义务,这实际上也就是物权人如何妥当行使物权,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权益的题目。
3.加大动物保护的立法力度
对于动物的保护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等级进行划分,分为禁止交易物、限止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对于不同的范畴,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医学利用动物进行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实验———比如用小白鼠来研究攻克癌症的实验,就无需纠正医疗单位的行为。所要做的是应当加强现行立法对动物保护的力度,对动物的滥捕滥杀的罪行进行重办。曾经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幅真实的画面:在青躲高原上,躺着数以万计的躲羚羊,肚皮被残忍地剖开,内脏统统挖走作为可以变卖的药品,羚羊角也被割下,血几乎染遍了整个山坡。对为了牟取暴利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野蛮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法律应该予以深切关注。针对不同的“物”实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不需要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做无谓的争论就可以对动物实施最有效最现实的保护,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4.完善动物保***律体系
我国有学者指出:“动物的治理是操纵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亚系统是:种群、生物环境和人。这三个系统相互影响,互为运动,野生动物治理就是维护三者的平衡。”动物保护的法律应是一个系统。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比如众所周知的“虐猫事件”,相应地应该建立《反对***动物法》。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非野生动物,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们也有生命,也有感觉,善待动物也是一个人健康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折射。人对动物的关爱,也能够体现出人对人的关爱。目前已经建立的《野生动物保***》,主要是针对保护濒临灭尽的动物,实在其范围应该涵盖所有的物种,由于假如不把范围扩大,等到物种濒临灭尽再亡羊补牢恐怕为时已晚,未雨绸缪的有所规范岂不更好。再比如可以单独设立《濒临物种保***》,《自然保护区法》等等,对于以动物为资源的药制品、皮革制品的贸易也应当有相关的法律限制和规范。
民法在将动物定位为特殊物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动物的保护上面。究竟任何法律法规确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施,利用制定的法律、法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体现民法的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理念。对动物的保护,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德国人提出的“动物不是物”的理念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正是由于题目的存在才引发了这些相关的思考和初期的探索。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应用价值。
摘要：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法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无市民社会的民法，也没有无民法约束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为民法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土壤，民法的发达又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二者是互动关系。因此，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进程中，学界很有必要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和探索。只有在对市民社会演进及其与政治国家关系变迁的历史理顺之后，才能明确民法在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从而正确定位中国民法发展的目标取向。
关键词：市民社会理念民法市民法
近些年来，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我国法学界对此题目也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证。但是，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本身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其本身含义也非常广泛和复杂。所以本文首先回顾了市民社会的演进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展开分析，以立求为中国民法典的构建和完善抛砖引玉。
一、市民社会概述及民法溯源
（一）市民社会的理论沿革
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历时性的概念，其经历了同政治社会一体的古代一元论、同国家分野的二元论以及同经济、国家三分几个不同时期。
1．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PolitikeKoinonia”的概念，意指一种“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城邦是由享有自由和同等的公民构成的共同体，公民享有参加政治共同体的各种活动的基本权利。而之后的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则将市民社会的内涵定义为一种“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西塞罗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区别于野蛮状态，即不同于自然状态的文明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现代含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此种定义同政治社会、公民社会、文明社会的内涵一致，都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17至18世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一些契约思想家则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是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是人类发展中一个有政治的阶段。由此而论，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政治国家”或“政治社会”的代名词，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
2．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一般以为，在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进一步完善的。”黑格尔沿用了市民社会概念，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是各自独立而彼此互相依靠的“原子式”的个人为单位所组成的联合体，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他以为在市民中，私人的特殊利益占据上风，而在国家中，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占据上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明确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作了二元化区分，又完成了市民社会和一般社会的区分，即将“需求的体系”引进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市场经济观。
黑格尔把政治国家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将政治国家视为决定市民社会的东西，这种“倒由于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使他无法越出历史唯心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地继续，把市民社会界定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形式，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起源地和舞台。”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指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3．当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20世纪以来，又有一些学者对市民社会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为市民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市民社会为社会子系统（或社会共同体）。葛兰西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将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狱中札记》里有这么一段有名的话：“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一层可以叫做‘市民社会’，亦即人们通常冠之以‘私’的那部分机体，另一层是所谓‘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应统治团体在社会中实施的‘领导权’和通过国家实施的‘直接支配权’。”这样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国家”的二分法在葛兰西那里发展为“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分法。哈贝马斯将市民社会解释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他在早期着重从历史角度分析市民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发展演变及其后果，后期则将“生活世界”概念引进了市民社会讨论，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政治家柯亨和阿拉托以其“生活世界”概念为基础，采取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模式，将经济从市民社会中剥离，主张采取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把市民社会释为“社会文化生活世界”。
市民社会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含义、构成、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若试图给出市民社会的确切定义或发现其本质内涵，是一种相当困难的事情，正如尼采所言，只有非历史的存在才能补赋予恰当的含义。
(二)民法的渊源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Civile），并且是随着欧洲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增多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而形成的。大陆法系各国皆沿用了市民法的指称，英语中一般称为私法；但为了翻译大陆法著作，也造了CivilLaw一词，兼指罗马法和大陆法系。Civile的语词来自日文。日本在倍里叩关之后，为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定西方化的法律，局部通过荷兰（兰学）学习西方。日本学者津田真道1868年将荷兰语“Burgerlykregt”译为“民法”。（又一说，由学者箕田麟祥从法语译droitcivil为“民法”。）我国清朝未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继受大陆法系时，沿用日译，称JusCivile为“民法”，使用至今。需要夸大的是，新中国民法理论因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更不承认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讲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词。从语源分析，我国民法也是市民法。
二、民法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
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理由被以为是当代法学理论的重大课题之一。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经提出如下命题：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映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映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加强。有学者指出，将这一命题运用到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领域，同样具有真理性。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是民法存在的基础，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民法制度的成长与丰富，而民法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
此外，还存在“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等种种提法。笔者在参考众观点的基础上，扼要地将民法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作如下回纳和总结。
（一
市民社会是民法产生的土壤
市民社会是一个对立于政治国家的“私领域”，以个体私权及私权利益为主要的价值追求，而政治国家这个“公共领域”则以“公权”为其主要控制“私领域”的手段。这里就产生了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与政治国家的“公权力”之间的二律背反的矛盾。要调和这种“二律背反”以使市民社会这个私的价值领域得以不受“公权”的肆意干预而存续，就必须找到调和这种“二律背反”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体现——民法。上文对市民社会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市民以私人利益为本，以交换为纽带，以对财产的拥有为基础，以意志上的自由为追求，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市民社会画面”。市民社会的萌芽、形成、发展过程，本质上就表现为市民间的权利关系，因而它就自然地产生自由、同等和公正的基本要求。以私权本位、私法自治和身份同等为价值取向的民法规定，满足了市民社会的上述需要，从而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因而也就成为市民社会的基本依据。
市民社会的运动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民法制度也是一个不断天生、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表现在：第一，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内在是同一的，但市民社会依然在政治国家的强大束缚下获得自己存在的空间。作为市民社会法律表现形式的民法或私法，也顽强地成长与发展起来。罗马法尤其是罗马私法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其法律精神、法律结构与法律运作不仅对当时的罗马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对后来整个文明世界法律领域的走向，都形成了支配作用。第二，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逐步摆脱了政治国家的桎梏，而与这个历史性的变革相适应，反映近代私有制运动及其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地发展起来，近代私法或民法制度蔚成大观。第三，进进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时期，随着自由竞争向垄断时代的历史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以往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彼此分离的状况不同，这一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出现了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情形。这一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对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界限日益被打破，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现象日益突出，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一般准则要求逐步转换为私法制度的价值影响。德国民法典较早回应了社会生活的这一变动趋势。
（二）民法的发达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特定的社会条件是法产生的基础，同时，基于特定社会条件产生的法又会反过来对该社会发生反作用。法理学家博登海默告诉我们：“在为建设一个丰富而令人满足的文明的努力奋斗过程中，法律制度发挥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作用。”作为法律重要分支的民法，自然具备法的一般性质，会对作为其产生根基的市民社会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民法理念的弘扬，有利于强化市民精神进而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熟。民法的基本理念有两个：一是权利本位，一是私法自治。民法以权利为本位，有力地抵御了权力的挑衅，限制了权力的扩张，并因此划清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界限，保卫了市民社会的安全。现代社会中必须通过对私法自治的夸大来尽量淡化政府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政府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当个人滥用权利损害他人权利时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的目的正好是为了权利的更好实现，而不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存在。其次，民法规范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理想的市民社会生活秩序。在民法权利义务规则的规范和调整下，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也就成了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就通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求得大体的公平。理想的市民生活秩序由此得以实现。最后，日本、韩国等通过民法移植的国家生动地证实了民法典的制定会极大地促进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天生。固然这些国家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法的发达功不可没，它首先划清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界限，使得市场的经济发展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扰；同时为市民社会的交易行为提供了游戏规则，保证了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当然，无论是民法对市民社会的反应，还是对市民社会的推动，都不是单向性的，在很多场合二者是互动和相互进化。
（三）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民法是在市民社会的运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市民社会中民法才具有了其存在的语境空间。现代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国家的成员，其中以市民社会成员的身份与他人达成的各种民事关系必然要求获得民法的保护。唯此，市民社会的正常秩序才能得以维持。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典章，是民事权利的保护神”。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其最基本的职能是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民法注重和夸大的是其私法性、权利本位性、人格同等性，这些都是市民社会基本特征在法律上的反映。
民法的内容则鲜明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如人格同等、契约自由等，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市民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即调整同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实质上就是市民社会一般生活关系的基本形态，而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不过是市民社会一般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三、结语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此，在我国紧锣密鼓地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学界应重视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建构题目。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演进的历史。中国事一个具有长期国家主义传统的国家，国家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决定社会，社会隐没于国家。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严密地控制了整个社会，社会的独立性遭受巨大的打击。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度，国家才逐渐退出某些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的独立性与个人自主性开始萌发。市场经济的发展启动了中国社会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的伟大历史进程，市民社会日渐形成，并推动了多元社会权利的扩展伸张。但是，中国因与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市民社会就有中国特色，而不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简单照搬。
此外，民法不仅是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反映，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要使其谙进民众的生活，就必须充分利用法治的本士资源，注重本国自己的传统，在中国市民社会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发着各种非正式的制度，认真调查研究这些习惯和非正式的制度才能达到“即使是国家颁布的，由于有比较深刻的社会基础。因此无须太多夸大就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这样的民法典才真正是中国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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