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8 11:30:32
导语：在社会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影响学生运动参与的社会学因素探讨
（一）从学校层面看
学校要树立加强体育锻炼健康第一的良好的思想基础。把提高当代学生的身体素质作为学校体育教学一项基本考核目标内容，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体育运动。学校教育要要求学生学好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是首先应该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身体健康为目标内容之一。充分落实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好学生的体育素质教育，要求大学院校以及高中、初中和小学各类学校都要依法办学，认真执行国家下发的体育教材实施，按照学校体育的授课计划搞好体育教学，可以结合体育教师的专业技能开好体育公共选修课，每堂课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锻炼，上好丰富多彩的体育课。大学各类院校和中小学都要充分落实教育部实施的《学生身体素质健康标准》，把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第一的理念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考核主要内容之一。《学生身体素质健康标准》要很好的实施，要在这几个方面修改和推进，首先选定学生标准的及格、良好和优秀时把握好尺度，不能使学生很容易的就及格，这样对学生加强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动力明显不足。其次各地区实施的标准要有所差异，制定好各项指标的合理性，有些是对大学生可以很好实施，课不宜在青少年中实施，最后要实施好学生的阳光体育运动，使学生走出课堂，迈进体育场所，来到阳光下，加强锻炼身体，增强身体素质，把身体健康第一的理念推向高潮。做到人人都锻炼，人人想锻炼，身体健康为先的思想，这样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标准是大好的事。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努力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发展。在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同时，确保学生每天能够有一小时的锻炼时间，锻炼不是锻炼一下就可以的，要贵在坚持，对没有体育课的学生也要引导他们天天锻炼一小时，尤其是中小学做好引导工作，把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要列入体育教学的计划之中，加强体育教学的管理和实施，多开体育项目，是学生可以选自己喜爱的体育项目参加锻炼，提高锻炼的积极性，发挥体育场馆和场所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运动会，可以举行个人对个人的比赛、班级对班级的比赛、专业对其他专业对抗赛，形式多种多样，开展体育锻炼比赛，发展好适合本学校的体育特色，做到每人有体育项目，班班有体育锻炼特长，使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和群众行的体育活动能够积极开展。
（二）从家庭层面看
家庭教育对孩子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影响，首先使家长要有锻炼身体的意识和健康第一的理念，对引导孩子锻炼起关键性的作用。要实施好孩子每天锻炼一小时家长是有顾虑的，因为中国的教育观还是要看学生的成绩，基本与体育不大，所以要改变家长的这种教育观以及人生观，身体健康，终生受益的思想理念，要懂得锻炼身体不是一时的事情，家长锻炼身体和健康第一的理念改变了，孩子参加锻炼的氛围就不一样了，多鼓励家长和孩子都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充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生观，尤其对独生子女的家庭要充分树立体育锻炼健康第一的理念，不能娇惯孩子，要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对孩子人生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二、总结
1.从社会关注层面来看
建立健全学生身体素质的监测机制，定期对学生身体素质进行测试，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从学校角度看
贯彻落实阳光体育运动，使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标准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一句空话。增加体育教学课时总量，在开展必修课的同时，开展选项课教学，同时做到男女分班上课，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培养提高体育教师专业能力，扩充教师队伍建设，改进体育教学方法。加强体育场馆和体育器材等基础体育实施建设，使一些场馆和器材能够得到合理的应用。要对学生的课外活动加强管理和组织，提高体育课外活动的质量和发展。加快体育教学改革步伐，建立适应现代高职院校学生生理、心理健康发展的学校体育制度。
3.从家庭角度看
家长要创造和谐规律的家庭锻炼氛围，共同参与，形成锻炼习惯。
作者：陈光涛崔吉洋史军峰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一个分析框架：“嵌入性”的产权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国内外的“产权”研究，吸收了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家强调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经济现象必须嵌入于社会、政治、文化整体加以考虑，受到社会的制约。由此观点出发，产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涵盖着法律、国家、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社会现象，受到非正式的社会领域的影响。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指出，产权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表达，强调产权被社会、文化因素界定的可能。对于产权的内涵，制度学派认为产权是一束权利，其中包含3种产权面向：控制权、收益权、处分权。完整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转移性的特性。从社会学嵌入性视角出发进行修正，认为产权有5个维度：第一，产权的客体，有形之物或无形之物成为财产的社会性，比如人成为财产，知识成为财产的历史性；第二，产权的主体，自然人还是公司，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男性还是女性，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规定；第三，财产的控制，比如不同社会对于土地的权利各不相同，有的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有的拥有使用权，一些权利的获得需要不同的资格；第四，权利的保障，是通过国家的法律还是通过地方非正式传统规范等；第五，让渡方式，是通过市场还是亲属继承；产权的继承，是由长子还是次子、男性还是女性等等。上述5个维度都是一定历史、国家、法律、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以知识产权为例，我国传统社会人们认为，智力成果来自于上天的恩赐，可以随意使用。我国没有知识产权传统与此密切相关，并导致人们随意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社会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将专利作为产权来加以保护，可见，对某物或某项权利的产权制度，要结合一定社会文化进行分析。这些分析给予我们深刻启发，产权本质上存在着被社会要素所制约的可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土地流转中应该引入“嵌入性”框架，考虑土地流转中所涉各种社会性的影响机制。
2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2.1国家要素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2地方性制度
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2.3市场机制
经济学认为，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3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核心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全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胡亮刘月平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1国家要素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
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地方性制度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3市场机制经济学认为
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二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核心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全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胡亮刘月平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新”教育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对传统教育社会学的超越进入当代社会，教育社会学经历了较快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英国取得了空前的知识地位和政治影响，英国的社会学家在“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处于“领跑”地位，并于70年代晚期建立了教育社会学的专业课程。教育社会学成为现代西方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主要流派，产生的原因也由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而具有国际性。当今世界学术传播、交流的国际化的现实也决定了其必定与“传统”教育社会学有很大区别。首先，对传统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挑战。功能主义建立在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的乐观主义背景中，主张通过特定道德价值的社会化，使学校教育制度成为促成个体适应社会并整合到社会系统中的最合适工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他在对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学校是典型的社会化的现代环境，他将班级视为社会体系的子系统，认为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而学校和家庭是承担传递价值和规范责任的机构，塑造个体人格和符合工业社会要求的特定发展。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以“冲突理论”为武器，矛头直指功能主义。主张以社会冲突来考察教育现象，批驳功能主义的技术功能理论，认为无法把学校教育的发展直接归因于经济与技术变化的结果，也无法把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归结为对学生进行从事未来职业所需技能的训练；学校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授社会支配集团的身份文化（statusculture），学校教育发展的动力来自不同身份集团之间的冲突。其次，对传统教育社会学“教育平等”观的超越。传统教育社会学承认教育不平等的合法性，认为教育竟争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机制，不平等本身是教育系统外在的因素，人们职业上的差别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的结果，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是从外界带入的偶然的无能为力的东西，学校本身是公正的、中立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钥匙，人们可以通过工作和教育保持或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新”教育社会学则认为学校从表面上看是公正的、中立的，其实它却是处于统治阶级控制下，“不仅学校制度、教育价值观为统治阶级所控制，而且连学校教什么、教谁、如何教也是如此；教育竞争也不是公正的，首先，具有不同阶级等级背景的学生在受教育的条件方面有优劣之分；其次，学生的成就动机也不是中立的因素，它受着阶级结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再次，学校里传授的知识以及掌握知识成败的标准对中、上层阶级的学生有利，对下层阶级学生不利；另外，从总体而言，教师的操作性价值判断也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学校并不能产生教育平等。
二、“新”教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及其批判
（一）“新”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融合
吴康宁教授认为，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教育社会学逐渐繁衍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学派，从而使教育社会学进入一个学派争鸣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教育社会学虽然存在多元化发展，但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渐渐少了，出现了多元共存共融和形成教育社会学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米歇尔•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将教育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作为传授知识主要渠道的学校课程纳入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学者也参加了“新”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如阿普尔作为课程论领域中的政治———社会派激进主义的“重构概念论者”运动的领袖出现的，他是从课程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他在《新教育社会学：分析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一文中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的教育社会分析概括在“新”教育社会学之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二）学科继续发展的批判取向
“新”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兰德拉（Laudera）、布朗（Brown）和哈尔西（Halsey）认为，在过去的40年中，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构成中的关键要素包括下面一些问题：“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中教育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怎样有效地解释为什么有些群体总是会赢而有些总是输？教育是作为个体解放的途径还是社会控制的途径？教育后果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怎样最好地理解教育过程？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吉诺斯（HenryGiroux）在《新教育社会学的再制与反抗理论：批判的分析》一文中更尖锐地指出：“劳工阶级学生不全然是资本的副产品，亦即不全然顺从权威教师与学校———它们教导他们以过着一种感觉迟钝的劳工生活———的命令。相反地，学校代表纷争的领域，这个领域不只具有结构的矛盾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且也具有集体的、有知识的学生的反抗。”这些问题是对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教育与个体关系、失败儿童的原因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教育学研究的突破。
作者：方蒸蒸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一、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对于组织环境与逻辑的阐释
组织研究一直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学新制度学派更是以组织研究为核心内容，该学派围绕着组织机构在规章制度上的趋同现象展开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当代社会中组织机构的结构和规章制度越来越相似”?换言之，是什么因素影响乃至决定着当代组织机构的发展?社会学新制度学派中的华裔学者周雪光在总结学派中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是一种所谓“合法性机制”的作用，最终造成了组织趋同现象。这种合法性机制是指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具体包括一个社会中的文化观念、法律制度等可以对社会所有成员产生影响的因素。合法性机制观点的提出，使得对于组织结构的传统认识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包括权变理论、资源依附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在内的传统组织理论大都认为组织结构设计是由组织目标和组织任务决定的，而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在这些传统认识中又加入了组织所处社会环境因素。这样，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就由对于组织趋同的现象分析进入了组织所处环境问题的理论细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学派将组织所处环境区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坚持认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对组织的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科层制，常常不是出于技术和工艺流程对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科层制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如果某家企业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在市场上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因此，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可能与技术环境相矛盾。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是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分离开。一个组织建立了许多的规章制度却并不真的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要求，与它的内部运作无关，这就使得组织内部可能存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结构分化。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所具有不同的影响，弗里德兰和阿弗德提出了组织环境具有多元逻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每一种组织环境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这种多元逻辑之间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社会成员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逻辑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同性，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资源。这样，组织环境问题又派生出逻辑问题，而这些不同组织环境及其派生逻辑在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看来，不仅存在同时并存的理论可能，而且正在社会中实际发生着。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补习教育机构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组织研究者
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
教育机构行为偏差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助性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既往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脱离行政规划和法制监管的单纯市场化发展路径将导致宏观秩序混乱和微观行为失范的严重后果，作为兼有经营型逻辑的补习教育机构，不仅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年轻参与者，为了防止其恣意发展而可能导致补习教育领域整体无序化问题的出现，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监管政策和法规，强化治理，防微杜渐，使补习教育机构在合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避免因“行为市场化”的过度发展而产生消极影响。同时，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在出台监管政策和法规之前，还应充分考虑补习教育机构的实际状况，尤其应针对补习教育与主流教育之间的差别与不同，制定针对补习教育机构适用的规范性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角度理顺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彻底消除补习教育机构存在的“机构冗余化”可能，为其健康发展“减负”，以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于主流教育的补充作用。
作者：闫闯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一、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某地方L高校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96份，有效率为99％。问卷调查对象情况分布如下：性别比例为女生46％，男生54％；理工科占54％，文史科为46％。所调查学生涵盖L高校16个学院，其中独生子女占44％，党员身份的占6％；年级比例大一至大四学生分别占44％、30％、19％、7％。除研究者自制开发的问卷调查表外，我们还与包括任课老师、辅导员在内的10名高校教职工和因作弊被处分的几名同学进行了访谈。收回的有效问卷录入电脑，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虽然本研究是针对个案大学的质性研究，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所有高校，但研究者通过实际调研得出数据并且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分析，力争使本研究具有“基于场景的外推性”。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总体情况在对大学期间作弊现状的调查中发现，62％的学生表示没有作弊经历（一般来讲，自我报告不端行为的比例低于实际比例，因此L高校有过作弊经历的本科学生可能高于38％）。在38％有过作弊经历的学生中，23％表示作弊过程中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15％被监考老师抓住并进行处理，2％的学生表示几乎每场考试都会有作弊。在对考试作弊这一行为的认识上，35％的学生认为考试作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27％的学生认为作弊现象很普遍但不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20％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是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9％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现象很严重。在访谈中，多位辅导员谈到，学生中普遍流行着“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就灵”，“如果考试不作弊，大学就不完整”，“大学作弊是一门必修课”等观点。大学生主体对作弊行为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评价，作弊行为本身的道德承载下降。通过调查数据和访谈发现，作弊大学生的自我合理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把作弊视为道德问题，认为作弊与诚信无关。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环境侧重于考试的功利性，考试功利性的延续压抑了作弊本身所承载的道德价值，把获得成绩看作最终目标。在这种氛围下，学生对考试的态度发生了畸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域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张扬，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不良价值观的影响。学生心目中的作弊是“没办法”、“被逼的”、“别人都这样”、“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子”，当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发生偏差，外界的一切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在问卷中有这样的题目，“考试被抓后您会采取的行为？”41％的学生会联系任课老师或者阅卷老师希望酌情照顾；17％的学生会首先联系家长，让家长出面找领导说情；16％首先会找辅导员出面说情，26％的学生不采取行为等着学校处理。在访谈中，一位教师谈到，“师友”关系很少存在，现在的学生衡量师生关系就是看给不给高分，每次考试结束都会收到学生的短信、电话，希望给点“关系分”。我们也不会为难学生，一般情况下都会及格。教师出现此类行为是缺乏学术诚信的表现，认为给点“情感分”无足轻重，难以与道德、诚信等相关联。高校多注重对学生道德教育，忽视了教师群体的学术道德、诚信的不间断教育。大学教师是大学的主要施教者，他们的状态将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对作弊行为的道德评
2．对作弊行为的态度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设计，您对考试作弊行为持何种态度？64．87％的同学持反对和憎恨态度，22．31％的同学持同情、理解和宽容态度。12．82％的同学持赞同或无所谓态度。问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您对正在发生的考试作弊行为作何反应？46％的同学会沉默、打掩护、装作没看见，37％的同学会立刻指出并劝告、批评、检举，17％的同学会在考试后提醒他作弊是错误的。当在考场上您被要求提供“帮助”时，50％的同学会不予理会，断然拒绝；31％的同学会在考场上私下交流一下。在访谈中，辅导员们承认有监考不严的现象，一位辅导员谈到，考场上学生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时，只要不太过分，监考老师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一旦被认定为作弊，处理手续非常繁琐，后期还经常出现其他老师替学生求情，监考老师承担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等等。监考不严，作弊有了萌芽的温床，使得大学生作弊数量增加。问卷中数据统计得出17％的学生表示有过作弊经历，但是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基思－史皮格等人对127名美国大学教师的调查表明，77％的教师认为处理学生作弊是一项非常繁琐艰难的工作。他们披露了出，作弊证据不足时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面对作弊现象，监考老师缺乏预防和处理作弊状况的相关培训，大部分监考老师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作弊，并未遵从学校制定的监考政策处理，使学生存在侥幸心理。
3．大学生的作弊动机问卷中关于作弊动机调查中，67％的学生仅仅为了能够及格；13％的学生为优化分数、提高名次，以便为毕业求职做准备；12％的学生为了能够顺利毕业；8％为了获得奖学金或学生干部称号。在访谈过程中，多位任课老师和辅导员都有这样的感慨：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一部分学生是贴着录取线进校或者是调剂过来的学生，像英语、数学、物理等连贯性较大的学科，入学前基础就不好，学习起来很吃力；对于上大学后新开的课程，由于学习方法、思维方式与高中时完全不同，找不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因此便逐渐失去学习兴趣。还有一部分学生刚进入大学时缺少压力，学习松懈，玩网络游戏、谈恋爱占用大量时间，导致跟不上老师的上课进度，大一大二考试不抄不及格；到了大三大四，发现落下的知识点太多，不知道从何补起，不作弊便无法取得学分、无法按期毕业。扩招后，新生入学质量普遍下降。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学校大幅度扩大招生，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1998年的643万人上升至2013年的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更为突出的论争焦点已转移到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上。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如何在扩招过程中保证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马丁•特罗曾指出，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发展过程中，高校将逐渐出现三种新的学生类型：一是原本对高校升学并不抱有高度期望，也不具备升学所需的学术资质，并且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源也不充裕的学生；二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中的“非自愿”型升学者，他们属于被动升学选择的群体，虽然进入了高校，但对高校教学课程并无兴趣；三是成人学生。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向普及化迈进的过程中，以上三类学生已经出现。随着学生的多样化，高校教育亟需根本性变革。可以说，L大学作为地方高校不承担精英教育的责任，学生群体中包含了“非自愿”升学者和学业基础薄弱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当学校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持时，学生无法完成学校的学业要求，考试作弊就容易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学习投入不足，大学生课下时间热衷经商、兼职打工、沉迷网络，无所事事的也越来越多。多位教师提到学生作业普遍存在抄袭现象，在问卷调查中，61％的同学承认课堂测验作弊频率最高，其次是课程结束考试、必修课期末考试作弊频率为18％，大学英语四六级作弊频率为14％，省计算机水平考试等证书类考试7％。学风与抄袭相关度也呈正相关，相关度为0．012。
4．大学生考试作弊方法38％的学生作弊采用夹带小抄的作弊方法，36％偷看前后左右同学，11％采用考场交流的方法，13％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2％会找人替考作弊。一位因考试违纪被处分的同学谈到：考卷上有40分的题目都在课本上，把课本老师画好的范围缩印一下，及格应该没问题。一位任课老师也谈到，考试的范围提前会告诉学生，考试答案确实在书上，考试题目出自课本原题的比重也挺大，只要把原题背过就能及格。考试内容过于偏重考察记忆性内容，缺乏对考查、理解、应用能力的考察。根据《L高校考试工作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考试命题要求规定：命题要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依据，覆盖面要广，题量要适度，难易度要适中，学生自学内容、指定参考书上的内容也要占一定的比例。试题内容既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检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但L高校考试命题中偏重考察记忆性知识，弱化考察理解、应用知识的能力，导致L高校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难以被践行。威尔伯特•J•麦肯齐认为学生学什么，既取决于教师的教学，也取决于考试内容和学业的评定方式。因此，想从本质上消除考试作弊现象，真正促进学生的学习，践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就必须要改革考试方式和内容。
三、作弊防治措施分析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任何知识的学习必须建立在诚信教育的基础之上。当今社会诚信危机日益凸显，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诸多现实原因。但大学作为育人机构，不能随波逐流，应在品德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作为。面对学生作弊问题，L高校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对师生进行不间断的诚信教育作弊从根本上讲是学生自身的原因，诚信教育不能脱节，父母从孩子幼年起，学校从学生第一天入学起，就要开展诚信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必须重塑教师的责任感。应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在教师中开展多种多样的诚信教育。伯纳德认为，教师获得培训和帮助将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处理学生作弊行为。应组织教师学习学校制定的学术诚信政策，为教师之间的学术诚信交流打造平台，对那些学习维护学术诚信做出努力的教师应该给予肯定和奖励。
2．改革考评制度教师要改善监考方法技巧，学校对教师上课实行多种考评制。要改革考试制度，淡化分数比重，考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3．加强学风建设学风是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师生共同拥有的“隐形财富”。学生要确立明确的学习动机，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起到学风示范团体的带头作用；在教师层面，要重建大学教师的道德体系。学校管理者应狠抓基本规范，严惩作弊行为，转变管理作风，创造优雅、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4．以人为本，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建立为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校级组织机构，为学生提供常规性和专业性的服务和指导。对学业准备度低的学生配备专门的指导老师和学习顾问，为他们提供学习方法、技能以及时间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和培训。
作者：王娜娜张德强单位：鲁东大学
1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建筑工程系学生出勤和迟到情况。选取两者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通过对学风建设重要指标的调查研究，获取真实可信的结论为学风建设方面取得成果提供有力的保证。本次调查采用多种社会学调查方法，包括：问卷法、访谈法、观察研究法、文献研究法。
2学风存在问题分析
①学生出勤率与专业有关；②学生出勤率与教师自身素质有关；③学生出勤率与课程类型有关；④管理严格的班级与出勤率有关；⑤班级党员人数比例与出勤率有关；⑥家庭经济情况与出勤率有关。归纳起来，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学生层面。从社会层面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重物质的价值观取代了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津桥学院作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独特的办学特点同样也存在被社会所接受的一个过程。家长、社会方面存在的认识对于独立学院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校的学风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因素。除了社会和家长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教师方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自身的言行举止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标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发展时间不长，师资队伍都以年轻教师为主，教师刚毕业存在经验上的不足，初期会对学生的培养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部分教师是由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构成，这部分教师资历高，教学经验丰富，掌握课堂能力强，然而由于这些教师来自于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本身在母校就兼任较重的教学任务，外加独立院校学生自身特点，使得他们在独立学院任教期间就不能做到全身心投入，缺乏足够耐心；另外，一些教师由于自身方面缺乏师德和教师的自身素质，对于育人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对学生采用放任的态度。以上这些都会导致学风建设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得出勤率偏低。从学生层面上来说，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班级班风影响校风建设；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学习自控力较差；个性突出，自我意识强，心理脆弱。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学习者对学习较为持久的肯定或否定的行为倾向或内部反应的准备状态。它们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发生、学习效果的好坏。独立学院学生在这关键的方面恰好存在缺陷，部分学生对于学习的目的认识不清，以为学习是为父母，学习仅仅是为了最终毕业时的两证，没有为自身确定明确的学习目的，完全是被动学习，应付过关。学习自控力较差也是在调查中普遍存在，且尤为突出的特点。独立院校的学生从高中开始自控力差的特点就已经形成，该特点直接导致了高考考分偏低，然而性格形成容易，更改一些毛病缺点却尤为困难。在父母远离自己的环境中，一旦放纵收心就非常难。
3学风建设工作的对策研究
3.1学校层面
3.1.1强化实践教学建设工程目前许多教师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工作，这也使得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不稳定。应该重视实践师资力量的培养，建立一系列制度性机制，提高实践教师收入以及地位，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实践教师发展自身专长，将其应用到教学中，还应加强对实践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能力。还可将部分教师安排到实践点进行锻炼，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带领青年教师进行实践工作，这将有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3.1.2独立学院制度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制度化是学校教学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独立学院和学生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要求，学校应该加强校内制度化管理，弥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自律性不强的特点。结合学生自身综合素质较高、实践能力突出、社交能力强、思想较为活跃等特点，学校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提高人性化的管理。给予学生特别的关爱，加强学生自身的道德培养。如何将两者恰当的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学校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找寻结合点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3.1.3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因此，建设一支优良的辅导员队伍，使之成为一支政治坚定、结构合理、综合素质较高的专职队伍，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独立学院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学生构成、机构设置、运行模式上又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些都加剧了其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紧迫性与艰巨性。辅导员是从事辅导工作的人员的简称。辅导员制度是目前大学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以及学生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辅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组织协调各班级日常事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将会对学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辅导员应加强与班级学生的联系，关心爱护学生，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教育和指导，处理突发事件。对于经常缺课影响出勤率的学生应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及时处理，保证学风的纯正，给大多数渴望学习的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环境。
3.1.4党支部和班委会建设的完善党支部是院级党委管理下的最小单位，党支部的主要作用是发展党员，对党内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党支部对于内部的党员同志的思想和品行都有良好的塑造的作用。学生党员同志在党支部的宣传教育下，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观念，从自身建设做起，在班级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班风的树立起到积极作用。在完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的基础下，党支部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严格要求学生党员，严格规范入党程序，保证培养出的党员同志都能起到榜样的作用。另外，在各班成立“党员红色小组”。由一个班级中的所有党员组成“党员红色小组”，在班级中承担维护课堂秩序、严肃考勤、促进学风建设的责任，推进以党建促学风的良性循环。班委是一个班级体的骨干力量，辅导员在培养的过程中就要选择好班委，培养学生骨干，通过班委带动整个班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平时多鼓励，多关心、信任同学，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敬仰你，心甘情愿为你办事，这样班级的学习风气也才会被带动起来。
3.1.5其他方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采用考勤系统进行学风建设是一种新的尝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根据本专业学科特色，研发了针对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的考勤系统与网络平台。考核形式，主要是由辅导员老师及任课教师向学生收取考勤卡代替传统的点名形式进行的。每次刷卡结束后，系统将自行生成缺勤旷课学生名单，同时系统连接着学生手机电话号码及学生家长手机电话号码，使得学生及家长收到缺旷课短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促进学生的出勤率⑧。
3.2教师和学生方面教与学两者本来就是双向的，不可孤立。学风建设同样离不开教与学，教师只有自身不断加强，严格要求，提高教师素质以及师德建设，这样学生才会敬仰你，心甘情愿走进课堂。具体措施为：①从教师自身素质做起，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努力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丰富课堂教学方式，还应该从学生心理情况进行分析，把握心理变化状况，对于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第一时间给予帮助。②加强师德建设。通过各项活动树立良好的师德，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开设各种讲座帮助青年教师增强道德水平、完善考评监督机制，利用激励机制提高自身水平、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种比赛，培养信心以及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从两方面加强，教师才会更热爱自己的岗位，将它当做毕生事业去追求，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及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学风建设这一宏大工程才能不断完成。学生作为学风建设的实施对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①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建设，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及其爱国情操。“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学生德育的培养能够激发学生爱国情操，同时也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而这一点对于高校的学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②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效率的提高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使他们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朝着目标不断奋进；③让学生清楚学习的目的。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行为，学习目的、学习动机不端正，会导致学习行为偏离正常轨道，学生也会在此情况下出现厌学的情绪，而这一切都需要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不断调整自身的状态，这样学习才能更加主动。学风建设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学生本人、教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校风、班风和学风，才能保证高校的教书育人功能的实现，我国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才能够实现。
作者：孟皓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1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建筑工程系学生出勤和迟到情况。选取两者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通过对学风建设重要指标的调查研究，获取真实可信的结论为学风建设方面取得成果提供有力的保证。本次调查采用多种社会学调查方法，包括：问卷法、访谈法、观察研究法、文献研究法。
2学风存在问题分析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重物质的价值观取代了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津桥学院作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独特的办学特点同样也存在被社会所接受的一个过程。家长、社会方面存在的认识对于独立学院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校的学风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因素。除了社会和家长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教师方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自身的言行举止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标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发展时间不长，师资队伍都以年轻教师为主，教师刚毕业存在经验上的不足，初期会对学生的培养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部分教师是由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构成，这部分教师资历高，教学经验丰富，掌握课堂能力强，然而由于这些教师来自于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本身在母校就兼任较重的教学任务，外加独立院校学生自身特点，使得他们在独立学院任教期间就不能做到全身心投入，缺乏足够耐心；另外，一些教师由于自身方面缺乏师德和教师的自身素质，对于育人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对学生采用放任的态度。以上这些都会导致学风建设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得出勤率偏低。从学生层面上来说，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班级班风影响校风建设；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学习自控力较差；个性突出，自我意识强，心理脆弱。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学习者对学习较为持久的肯定或否定的行为倾向或内部反应的准备状态。它们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发生、学习效果的好坏。独立学院学生在这关键的方面恰好存在缺陷，部分学生对于学习的目的认识不清，以为学习是为父母，学习仅仅是为了最终毕业时的两证，没有为自身确定明确的学习目的，完全是被动学习，应付过关。学习自控力较差也是在调查中普遍存在，且尤为突出的特点。独立院校的学生从高中开始自控力差的特点就已经形成，该特点直接导致了高考考分偏低，然而性格形成容易，更改一些毛病缺点却尤为困难。在父母远离自己的环境中，一旦放纵收心就非常难。
3学风建设工作的对策研究
3.1学校层面
3.1.1强化实践教学建设工程独立学院学生素质总体来说要比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低，然而这些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却很强，因而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就应该在实践教学中加强。实践教学是学院教学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中心环节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独立学院教育的必然要求。目前许多教师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工作，这也使得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不稳定。应该重视实践师资力量的培养，建立一系列制度性机制，提高实践教师收入以及地位，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实践教师发展自身专长，将其应用到教学中，还应加强对实践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能力。还可将部分教师安排到实践点进行锻炼，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带领青年教师进行实践工作，这将有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3.1.2独立学院制度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制度化是学校教学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独立学院和学生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要求，学校应该加强校内制度化管理，弥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自律性不强的特点。结合学生自身综合素质较高、实践能力突出、社交能力强、思想较为活跃等特点，学校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提高人性化的管理。给予学生特别的关爱，加强学生自身的道德培养。如何将两者恰当的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学校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找寻结合点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3.1.3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因此，建设一支优良的辅导员队伍，使之成为一支政治坚定、结构合理、综合素质较高的专职队伍，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独立学院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学生构成、机构设置、运行模式上又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些都加剧了其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紧迫性与艰巨性。辅导员是从事辅导工作的人员的简称。辅导员制度是目前大学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以及学生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辅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组织协调各班级日常事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将会对学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辅导员应加强与班级学生的联系，关心爱护学生，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教育和指导，处理突发事件。对于经常缺课影响出勤率的学生应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及时处理，保证学风的纯正，给大多数渴望学习的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环境。
3.1.4党支部和班委会建设的完善党支部是院级党委管理下的最小单位，党支部的主要作用是发展党员，对党内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党支部对于内部的党员同志的思想和品行都有良好的塑造的作用。学生党员同志在党支部的宣传教育下，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观念，从自身建设做起，在班级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班风的树立起到积极作用。在完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的基础下，党支部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严格要求学生党员，严格规范入党程序，保证培养出的党员同志都能起到榜样的作用。另外，在各班成立“党员红色小组”。由一个班级中的所有党员组成“党员红色小组”，在班级中承担维护课堂秩序、严肃考勤、促进学风建设的责任，推进以党建促学风的良性循环。班委是一个班级体的骨干力量，辅导员在培养的过程中就要选择好班委，培养学生骨干，通过班委带动整个班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平时多鼓励，多关心、信任同学，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敬仰你，心甘情愿为你办事，这样班级的学习风气也才会被带动起来。
3.1.5其他方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采用考勤系统进行学风建设是一种新的尝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根据本专业学科特色，研发了针对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的考勤系统与网络平台。考核形式，主要是由辅导员老师及任课教师向学生收取考勤卡代替传统的点名形式进行的。每次刷卡结束后，系统将自行生成缺勤旷课学生名单，同时系统连接着学生手机电话号码及学生家长手机电话号码，使得学生及家长收到缺旷课短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促进学生的出勤率。
3.2教师和学生方面教与学两者本来就是双向的，不可孤立。学风建设同样离不开教与学，教师只有自身不断加强，严格要求，提高教师素质以及师德建设，这样学生才会敬仰你，心甘情愿走进课堂。具体措施为：①从教师自身素质做起，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努力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丰富课堂教学方式，还应该从学生心理情况进行分析，把握心理变化状况，对于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第一时间给予帮助。②加强师德建设。通过各项活动树立良好的师德，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开设各种讲座帮助青年教师增强道德水平、完善考评监督机制，利用激励机制提高自身水平、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种比赛，培养信心以及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从两方面加强，教师才会更热爱自己的岗位，将它当做毕生事业去追求，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及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学风建设这一宏大工程才能不断完成。学生作为学风建设的实施对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①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建设，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及其爱国情操。“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学生德育的培养能够激发学生爱国情操，同时也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而这一点对于高校的学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②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效率的提高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使他们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朝着目标不断奋进；③让学生清楚学习的目的。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行为，学习目的、学习动机不端正，会导致学习行为偏离正常轨道，学生也会在此情况下出现厌学的情绪，而这一切都需要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不断调整自身的状态，这样学习才能更加主动。学风建设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学生本人、教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校风、班风和学风，才能保证高校的教书育人功能的实现，我国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才能够实现。
作者：孟皓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一、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介绍
随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发展到现代化社会形态，使得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中国现代性是指对中国现代社会本质的概括，因而需要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但是，我国社会的现代性中有很多东西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因此，我国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框架、基本假设和概念系统等都具有西方社会学的烙印。这种包含太多西方社会学东西的社会形态根本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风格对于指导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并且设计的方面也很复杂，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始终是一个整体，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需理论形态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以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新要求。但是，理论始终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我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由于西方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应该建立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因此，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所有不同形态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
二、现代性的变革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转换
社会的出现虽然与现代性存在很大的联系，但是社会学并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而且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具有直接的联系。现代性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观念，因而现代性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下。因此，一旦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影响较大，就会使得我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中含有早期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维框架。目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现代性的变革使得当代社会学理论正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实证主义的发展进行总结，也是对西方早期的现代性进行省察，因此，现代性正在引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在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实际发展的过程之中，带有西方色彩的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我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是顺应了早期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需求。现代性能够体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性思维和价值态度。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形态的主要目的是把社会科学的理性原则扩展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让人们通过理性的抉择，以认识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性。当然，我国在实际中所认识到的实证主义并不只是理性主要的一个结果。因此，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也只是理性主义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应用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思想框架中，一般蕴涵着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理论等多方面的社会理论。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进行总结，并且对西方早期的社会现代性进行省察，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理论正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现代性变革与社会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背景是构建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依据。
三、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而需要以现代性的变革为背景和前提。当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应该以和谐现代性为主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进行总结，进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且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之中进行实践，从而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因此，现阶段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以实现现代性的变革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以上是本人的粗浅之见，但是由于本人的知识水平及文字组织能力有限，因此文中如有不到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作者：孙学文单位：中州大学
一、教育机会均等的历史进程
在原始社会时，人们是在生活劳动的过程中积累知识，不用别人教导。原始社会教育融于日常生产劳动中，没有特定的教育场所以及从事教育的人员。这个阶段的教育具有原始平等性。到了古代阶级社会，教育为统治阶级独享，并且用来统治下层阶级，造成教育极度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思想也开始产生。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即教育应普及到所有人，而不应该有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的区别对待。民主思想在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中也有所体现。在中世纪欧洲虽然已形成规范化的学校教育，但学校由教会操控，名门贵族大都在家接受教育，普通家庭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教会的慈善事业可以惠及普通家庭群众，但这种教育主要给受教育者灌输忠于教会的思想意识。另外，当时的大学实质是贵族接受教育的场所。因此总体而言，古代阶级社会教育存在严重的阶级性，阶级差别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近代社会以后，越来越多的思想先驱拥护教育平等的主张，努力推进教育的发展，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民主主义教育家们积极呼吁教育的平等和自由，如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的“人人都应学到关于人的一切事项”；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将“人权”同“教育平等”相接轨；18世纪末期，英、法美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初步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教育平等的实现；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教育特权才最终被法律驳回，规定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二、教育均等的因素
教育均等主要包括三个因素：第一、入学机会均等。每个适龄儿童都应享有平等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不能因为身份、地位、背景、种族等而区别对待。第二、学习过程和内容均等，指教学过程应是每个学生都能参与的过程。第三、教育成果均等。指每个学生拥有相等的机会获得学业成功，也就是每一个受教育者均能获得与国家人才培养相符合的学业成果，并且实现初步的全面发展。
三、实现教育均等的策略
（一）确定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成果具有滞后性，所以教育应该持有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与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相呼应。教育优先发展，并不只局限于加大教育经济投资，也包括优先明确教育目的，树立教育目标，为国家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素质人才。不顾本国的国情，一味追求教育支出，盲目开设专业都反而会使教育不平等加重。所以，确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以达到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当前教育革新的重中之重。
（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强化素质教育的实施对家境贫寒的学生给予一定资助，确保义务教育的实施力度，保证每一个适龄儿童都上学接受教育。在确保义务教育普及落实到位后，还可以进而增加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即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目前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走出了校门。尽力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可以大幅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三）改革学制强化职业技术等学校教育，使中等教育多元化进展。
（四）贯彻落实终身学习战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要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跟上时代的步伐，终身学习的战略至关重要。可以多开设一些成人教育学校，让成人也可以接受教育。
（五）增加教育财政支出，改进教学条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是教育的直接成果。增加教育经费支出，改进教学条件，从而推动教育的发展，进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六）创建新型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要求教师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激发其学习兴趣，让学生的优点得到发挥和展现。结语教育机会均等这一问题涵盖范围广泛，而且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相关联，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确保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也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确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立正确的教育观，推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是现代教育核心内容之一，是教育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必须重视教育均等这一问题，逐步完善实现这一目标的对策，为民主化进程做出贡献。
作者：杨欢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13年3～6月，我校护理学院2011级护理本科（1）、（2）班学生200名，其中，男生14名，女生186名，年龄19～22岁，平均年龄（20．31±0．52）岁。
1．2方法
1．2．1教材本课程使用的教材为朱丹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护理社会学》，教材共17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社会学基本原理、方法等；下篇针对特定人群，如青少年、精神疾病、艾滋病人及护理人员等讨论其社会问题。共20学时，每周2学时，共10次。
1．2．2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本课程的评价方式由形成性评价（占总成绩70％）和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30％）组成。形成性评价分四部分：考勤10％，课前分享20％，讨论20％，小论文20％。第1次上课时随机将所有学生分成10个小组，并要求以后上课时按小组坐。
（1）考勤：由学生每次上课前签到，在每次下课后收回。满分10分，缺勤一次扣1分；
（2）课前分享：从第2次课起，每次上课前给学生20min分享其查阅的有关护理社会学的内容，包括相关的新闻报道、自己身边的事情或者评论家的观点等。可以直接口述或制作PPT汇报，同学分享结束后由教师做简短的评价，并鼓励其他同学提出自己的看法。发言的次数纳入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发言4次记小组12分，之后发言每增加一次增加1分，发言的个人在小组得分的基础上每发言一次加1分，满分20分。使用PPT或者英文分享每次计2分；
（3）讨论：讨论的主题和时间提前告知学生，教师根据学生小组讨论时的参与度、积极性、发言情况打分。满分20分；
（4）小论文：要求学生课后自己搜索一篇有关护理社会学的文献，并描述其研究类型、研究方法，并对其提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满分20分；（5）论文：课程结束前，要求学生根据已经学习到的知识，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社会学问题，设计问卷或者访谈提纲，进行研究、分析，描述现状，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撰写调研报告。满分30分。
1．2．3评价课程结束后，应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形成性评价的满意程度，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7％。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8名学生进行访谈，听取学生对该评价方法的看法和意见。
2结果
2．1学生成绩（表1）其中仅1人（0．5％）考勤得9分，分享得分为满分20分的有98人（49．00％），总分70分以下1人，70～79分53人（26．50％），80～89分137人（68．50％），90分以上9人（4．50％）
2．2学生对形成性评价的满意情况（表2）82．76％的学生对《护理社会学》课程的开设及其评价方式实施的情况总体上满意，95．69％的学生认为教学方式转变为师生合作、学生合作和学生自主学习。80．2％的学生认为这种评价方式是合理的，19．8％的学生认为评价方式无所谓。
2．3学生访谈结果8名同学均对在《护理社会学》课程中实施的形成性评价持肯定意见，认为学生学习积极性高，课题氛围活跃；7人认为在小组活动中学会展示自己的观点和PPT，锻炼了胆量，增强了自信心；6人认为通过课堂分享学习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3人认为小组人数多，个人可以分享的次数有限；1人认为作业太多。
3讨论
3．1形成性评价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护理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社科类课程，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难以吸引学生主动学习，上述结果中显示的绝大部分学生能准时到课，以及近一半的学生能积极参与分享，可能与通过形成性评价刺激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有关。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提前查阅相关的文献和资料，积极思考，总结并分享自己的观点，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根据分享和讨论的内容调整教学内容，或者成为课堂教学内容的补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自愿将时间放在学习上，这样才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提高效率，这可能也是70％以上的学生的课程得分在80分以上的重要原因。绝大部分学生非常满意这种“展示性”强的学习方式。
3．2形成性评价促进了教师的教学素养既往的终结性评价让大部分教师以期末成绩高低来衡量教学效果，对学生学习课程及相关知识的程度把握并不了解；而形成性评价让教师根据学生互动的表现了解学生的兴趣，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调整教学内容，主动思考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的改革。为了掌控课堂节奏，增强课程的实效性，对教师的知识视野、临场应变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另一方面也调动了教师教学的成就感，对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一定作用。3．3注意评价内容和次数的科学性形成性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而不能为了评价而评价。形成性评价一定要适时适度，评价的方式、次数和内容都应根据学生的特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相结合。护理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低，可能是因为在大学之前的各阶段教育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我国学生习惯于教师讲授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愿发言或提问，因此为了鼓励学生能转变学习观念和学习方法，应设计合理的评价内容和次数。例如本课程第1次讨论的主题为“风俗习惯”，教师鼓励学生根据个人经历积极主动分享，让学生增强“展示”的自信心，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第2次和第3次讨论的主题以授课内容为中心，分别是“如果你是患者，你认为如何提高护士工作的满意度”、“你认为如何解决护理人员的社会问题”，讨论内容由浅入深，学生讨论热烈，分享积极。
3．4存在的问题本次形成性评价中主要以教师评价为主，如何将学生自评和互评纳入评价手段中，以及如何让评价的各个部分构成比重合理化还需要进一度的研究和探讨。此外，班级规模大势必难以保证评价过程中人人参与，如果增加评价次数，容易造成学生疲于应付，教师工作量增大而难以坚持。所以，进行大班教学的护理院校还需对评价的时间和频次进一步求证。
作者：程利李艳袁杰单位：湖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
一、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与德性
长期以来，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对“实践”进行了广泛研究。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制度文化影响着个体的发展，特别是大众传媒输出的文化产品对个体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操纵，“实践”是对上述社会文化理论所作出的回应。文化实践的理念，由关注普通人的日常活动转向关注个体的实践体现和创新意识，自主主体的概念中隐含着不受约束的自由的幻想。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实践，必然要在社会环境范畴内行事，因为实践总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由许多人共同构建。一个人单独进行某些活动，例如自己在家里练习拍球，在后院里练习投篮等，这些活动也没有脱离文化实践的范畴，因为你在进行这些活动之前，已形成了内化的习惯和思维定势，而这些习惯和思维定势是文化实践的结果，个体只有放在社会的、历史的情境中才能被准确认知。
哲学家麦金太尔对实践情有独钟，他认为人的德性由实践衍生。他将实践定义为：“实践意指任何融贯的、复杂的并且是社会性地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通过它，在试图获得那些既适合于这种活动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些活动形式的优秀标准的过程中，内在于那种活动的利益就得以实现，结果，人们获得优秀的能力以及人们对于所涉及的目的与利益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的扩展。实践必须是一种社会性的、复杂的人类协作性活动形式”。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从实践中获得的后天拥有的人文素质”。对于参与实践的个人来说，德性的产生不仅仅基于个人禀赋，还涉及对社会关系的深入参与。他认为，德性只能通过“与他人互动关系的实践中产生”，因为德性就是参照实践中个人与他人对事物的目的和标准而形成的。实践的社会性需要人们进行学习，实践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获得，需要向社会中更专业的从业者学习。进行实践意味着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接受了权威的标准，从而根据自己的态度、倾向性、偏好或口味来选择某些限定性的标准。只有参与实践，才会深入了解它的标准，如果不参与实践，就不可能接受它的标准，或不关心它的标准。根据麦金太尔的分析，个体只有在有共同目标的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中才能构建自身的道德意识。社会道德文化是实践的功能体现，实践本身产生了道德功能。从麦金太尔有关“实践本身产生伦理规范”的理论出发，我们发现篮球文化实践者是通过提升比赛乐趣的方式来学习如何行事，篮球中的行为规范并不是某个人制定的，而是在群体文化实践中演化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篮球运动中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是通过比赛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实践而构建出来的，这个构建过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由比赛实用性需求而派生出的行为习惯，而是从篮球文化实践共享过程中衍生的人际关系。篮球文化实践者创造了自身所要遵循的道德，他们自己创造了规范，实践需要以及人际需要促使他们创造和构建这些规范。
二、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与“抵制”的“战略”
在社会和文化理论家中，米歇尔•德•塞尔托是实践创造性的伟大支持者。他认为，日常生活实践是人们的“战略”，是人们对权力机构试图规训和管制他们生活的一种应对“战略”。米歇尔•德•塞尔托将生活实践文化看作是对控制力量的对抗，即福柯所描述的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日常生活实践是一种对权力规训的“避让但不逃离”的战略。在篮球文化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战略，发现对手弱点，利用机会的战略在篮球比赛中至关重要。要发展这些把握机会的能力，参与者需要不断实践以增强技巧，一个聪明的行动往往会让你战胜比你强壮很多的对手，聪明的球员往往会利用对手的错误来达成目的，这与米歇尔•德•塞尔托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的“抵制”、“避让但不逃离”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米歇尔•德•塞尔托的理论也有偏颇之处，他的理论似乎将实践与战略混为一谈，他说“许多日常生活实践是人的战略”，日常生活实践在他那里都成为了权力抵制的行为—小的、局部的、短暂的抵制。他经常引用一些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例如木工经常偷用主人的工具为自己家做东西，书店的店员也经常假装工作而实际上在偷看书店的书籍。这些情况在工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随处可见，这些小的胜利被他归纳为“基于不同利益和欲望的狡猾的诡计”，是“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的战略。但是木工主要还是在为工厂工作，书店店员也主要是在整理售卖书籍，日常生活实践不一定要抵制权力。它们往往表现为福柯所描述的“温顺”，复制重现而不是挑战权力。如果日常生活实践与权力兼容，则战略毫无用武之力。
米歇尔•德•塞尔托的另一个观点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犹如偷猎者一般行事”，他们会使用由外国人制造的媒体产品，以此来超脱权力精英提供给他们的媒体产品，他们经常会以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产品，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权力精英阶层提供给他们的产品。实践不是天生就要革命、反抗和抵制，它们可以不被夸大，仍旧保持一个适度的状态。篮球的文化实践是灌输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个工具，虽然实践本身赋予了它某些“战略”，但是它有如日常生活实践一样，不必非要抵制权力的规训，小的、局部的、短暂的抵制只是细微调整战略，它摆脱不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规制。布尔迪厄就认为这种抵制是不可能的，他将实践视为是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性的活动，人的习性赋予实践以意义。实践的习性随着社会群体在面对客观存在所作出的文化反应而发展，它是一种系统化的结构化处理所产生的效果。实践的意义在于实践者已经接受了某种信念，形成了具有心理定势的而又不言而喻的习性。布尔迪厄认为，“实践”代表“具体的语言”，而习性（或称惯习）代表“抽象的语言”。习性并非法律或规范的制度，它是一个松散的自由发挥集合，例如思维习惯，是典型的情绪反应，是让经验更具实用性的方法。布尔迪厄反对将习性视为是一个严谨的体系，因为习性具有适应性，习性的适应性使得在实践中即兴产生一种新的习惯成为可能，实践并不单纯靠习性的逻辑来触发，实践是对当下现实社会交往的需求的反应，习性引导着惯性思维，赋予实践以意义。布尔迪厄多次指出习性具有可塑性，习性的可塑性允许“实践者产生适应无穷无尽的、变化着的情景的无限可能”。实践者需要“应对不可预见却又无时无刻不断变化的情景”，因此实践者会不自然地在“无意之间创造出符合规定的即兴之作”。实践者是“生存艺术的大师，是即兴创作的艺术大师”。对实践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规则和模式，而是“机智、灵巧和应变之道”。
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以组织性的篮球比赛及其媒体呈现为主要代表，比赛是主流的文化实践形式，它是旨在培养文明守纪公民的一个教育工具。在篮球评论中，诸如努力、体育精神、团队协作、自我牺牲等等是常见的有关篮球道德的描述性词语。篮球运动员认真训练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去颠覆比赛，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在比赛中有上佳的表现。在业余篮球领域，没有明显的权力机构，这为抵制权力的“战略”提供了发挥余地，实际上业余篮球也鼓励对主流体育文化的抵制，例如花式篮球、街头篮球的随意性。但是，业余篮球并非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即使没有权威人物，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则指令，实践还是按照传统性的基本规则进行，只是这种规则限制更为宽松，允许参与者进行一些创造性甚至是颠覆性的发挥。
三、结语
篮球运动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篮球运动参与者在文化实践过程中创造了自身所要遵循的道德，促成了自身德性的养成。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中存在着许多细微的“抵制战略”，它们的存在不是消解、而是丰富了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内涵。
作者：宁昌峰单位：盐城工学院体育教学部
一、中国家庭养老问题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总数，我国政府为防止由于人口的不断激增而形成各种社会问题，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上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人口总数增加明显放缓了，但社会的人员结构却走了另一面，即人口老龄化。面对我国人口结构的这一新变化，家庭养老问题也变得愈来愈突出。事实上，我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孝道”文化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当一个人逐渐步入老年，与家人晚辈同住在一起，让其供养，似乎是每个国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自然规划。但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由此，由一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就显得力不从心，抚养系数比例上升并失衡，这种模式作为现今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家庭架构。在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供养和照料模式正在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举步维艰。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全部推向社会还不现实，还需在一定程度上由家庭提供老年人的养老。
二、当前中国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
目前，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年轻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养老的困难正日渐明显，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养老，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老年人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还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报导称，淘宝网最近出现了一个“看望父母”的服务，店主接到的订单，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务、聊天、读报等。这样一则消息让人很是震撼：家庭养老确已不再仅是经济上的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它还确确实实需要心灵上的抚慰。
三、国外发达国家对养老问题的做法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不仅我国存在，在世界各国也都存在。出于对发达国家的盲从，有些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在养老问题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将养老问题全面社会化。对有些学者的这一提法，作者不敢苟同，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在逐渐将社会化养老回归到家中养老上来。
（一）韩国的养老模式韩国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较为突出，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韩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韩国仍与以往一样，在“孝道”观念的影响下，仍然主张家庭养老。为了更好地让国民贯彻这一养老模式，韩国政府在各种场合都宣扬家庭照顾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顺老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并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社会政策。为了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到位，韩国政府对家庭养老的国民给予各种优惠：如对在家庭赡养老人的子女可以减免其部分收入税并提供家庭津贴；在接受遗产时，可对有家庭赡养老人的国民减免部分遗产税……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担在家庭赡养老人的义务，从而使韩国能够保持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
（二）日本的养老模式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经济也十分发达。在强大经济能力的支撑下，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由社会提供、国家支撑的福利机构保障。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识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还需回归家庭。因为调查发现，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见不到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心情忧郁、闷闷不乐，长此以往，对身体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虽可在看护良好的条件下生活，却不能消除他们紧张不安的感觉，因此，其因心情郁结而死亡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居家养老的老人。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会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号，并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所谓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一种新型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包括福利、医疗、保健的综合配套服务，实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设施服务和居家服务。而居家服务的宗旨就是在减轻家庭负担的情况下，让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种所需的服务，以此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三）新加坡的养老模式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新加坡一直就主张家庭养老。为此，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孝道可以稳固家庭，可以使社会繁荣。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尽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基于这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颁布了《奉养父母法》，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所立的法。在这一基础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颁布的《赡养父母法》中规定：成年子女需资助贫困的年迈父母，如其拒绝，父母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将判处该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罚款1万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国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赡养老年人。
四、我国如何应对家庭养老问题
（一）完善相关的家庭养老制度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但却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与惩罚措施，仅是一纸条文。面对需要赡养四个老人的年青夫妇来说，事实上毫无意义。面对自己的父母，大多数年青夫妇虽有赡养的意愿，“无奈在各种经济压力、住房压力的现实面前，只能无奈选择将年老的父母留居别处，与自己分居。”对日益突显的老年人养老问题，我国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学一下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妇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赡养自己的父母。
（二）将家庭养老多元化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单纯依靠家庭、政府、社会养老似乎都不太现实，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真正做好老年人的养老工作。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家庭养老，现在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可根据这一情况，将家庭养老进行泛化。即不是简单地将与老人同住在一起称之为家庭养老，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远，可以经常照顾到的情况也应归于家庭养老。因为家庭养老的目的，无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这一点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相对较近的子女来说，客观上相对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家庭养老泛化一些，在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国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会发现，我国的家庭养老从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家庭养老的格局，但在内涵上体现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三）社区协同家庭养老现在，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而在每个社区，总有一些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对于我国目前家庭养老实际存在的一些困难，各社区可以以社区的名义，组织这些志愿者，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有困难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既实现了老年人家庭养老的愿望，又为在家庭养老中确实有困难的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此外，社区还可针对这部分老年人，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服务：如可在社区办一些活动室，组织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参加这些文化、体育、教育活动，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龄老人，可采取日间护理；低龄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参与到照顾中高龄老人的活动中……家庭养老通过社区的协助，一方面确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养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区在一些项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则增加一些收入，从而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可以说，社区协同养老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善事。
五、结论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事关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我国现状而言，还不适宜将老年人的养老全部推向社会或全部由家庭承担，但应有一个总原则，就是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辅助。对此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布里吉特•伯杰坦言：“家庭是创造文化的绝佳设制……家庭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凭依的最基本的建筑单元。家庭体系给文化和文明的滋长提供了坚实的基台。”鉴于我国在家庭养老中实际存在的困难，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社区应给予一定的帮助，每个家庭自己也应想办法尽量照顾自己年老的亲人。总之，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所系，那种寄人类养老完全于社会化的想法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误区。
作者：董小英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儒家和谐社会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从社会学的理解视角上看，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因此，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二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超级秘书网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要：把营销概念化为皮埃尔·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营销场域就是一个市场实践的社会空间。运用营销场域理论，对周宁人在上海经营的钢材市场可作这样的分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中，周宁人把这种境遇内化为自身习性并融合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本，形塑了一个在上海从事钢材贸易和拥有几十个钢材市场的庞大群体，这是一个行动者与市场同质双向建构的市场现象。
关键词：营销场域；场域-资本-惯习；钢材市场
一、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
市场本意是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西方市场含义从原初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换的物理空间、人们的聚集以便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权利”，到近代的市场意味着“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朱国宏，1999）。当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把市场视为理性个人决策者基础上的价格机制。
从历时维度梳理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可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论点中得到体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把市场的主题定义为市场与劳动的分工及市场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的边际主义学派分析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尔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自发秩序的市场，排除外在干预如国家、法律等；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强调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效问题；以及二战后以诺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对市场的研究——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研究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复杂的市场现象简单化为纯经济问题来处理的弊病。当然这其中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市场理解——把市场视为一种制度，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正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经济学理论是关注市场的，（而同时）它也正是造成一种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们很少将注意力关注于市场理论”（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经济学文献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制度即市场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认为“经济学家宣称要研究市场，但是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为模糊”（Coase，1988）。
市场现象是复杂的，正由于市场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自身对市场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努力，促使了对市场研究的“社会化”。与此相应，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的古典作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实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形式，市场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韦伯强调的权力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的；波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力图进行的工作就是认为具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并由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与尼尔·J·斯梅尔瑟（NeilJosephSmelser）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们主要是在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体系支撑下的市场。
瑞典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强调市场是各方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一种固定互动模式；美国的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从市场的制度角度出发，认为一个稳定的市场需要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场的问题上，弗兰克·道宾（FrankDobbin，2008）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市场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以及经济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认为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一种他们自己独特的市场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构成了市场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1960）、《区隔》（Distinction）、《经济的社会结构》（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经济人类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纲要性阐述。布迪厄对市场问题研究的切入，主要是应用他的场域-资本-习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验似乎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理论之主要原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宁人在沪建构钢材专业市场为例，探讨周宁人的市场营销实践所带来的理解市场建构的新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山县现在却有6万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边从事钢材贸易行业，周宁县人在上海的几十个钢材贸易专业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钢材专业市场内部运作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周宁县人纷纷涌入钢材专业市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而不是其它的行业，钢材是同质性强且资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场中竞争强烈的企业如何获得利润从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及钢材专业市场的发起、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变化机制是什么。
二、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一）“场域-资本-习性”及其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创建了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艰深，但有一组核心概念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即“场域-资本-习性”。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提炼出一般的场域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时，“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最深刻的逻辑”（布迪厄，2007）。针对本文研究的钢材专业市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根据钢材市场具有的特有运作逻辑，寻找钢材专业营销场域的“本土”性的现实机制——经验的特殊性。
要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市场的运作，首先必须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性思维”；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倾向行为哲学——习性概念，这是分析与理解营销场域的关键；第三，要理解不同场域有不同的“逻辑与运作规律”。场域具有“场域的同构性”特征，即“差异中的相本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场域-资本-习性”的一般特征与分析营销场域的方法和步骤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主要是认为“社会科学无需在这些极端（行为与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构，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其场域与习性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关系性思维的分析特点：“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些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习性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布迪厄，2005）。习性体现了“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两层含义，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习性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促结构化的结构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布迪厄，2005）。总之，习性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生成性，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如戴维·斯沃茨阐释道，“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理论”（斯沃茨，2006）。
何谓场域，布迪厄曾如此定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即游戏的实践空间，场域运作与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场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争斗的空间。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包含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种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资本与权力是相连的，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位置，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认为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1）习性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资本的占据而构成；（2）场域对习性是形塑关系，同时场域制约着习性；（3）习性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4）资本与场域是相依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5）场域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
布迪厄认为根据事物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特性，说明了不同场域具有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具有同构性特征，即“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沃尔茨，2006）。这是布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场域理论的解释原则。正基于这种观念，本文提出的“营销场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依据。
另外，布迪厄认为开展场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描绘出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群体是为争夺在这个场域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的习性，以及他们在竞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包亚明，1997；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沃尔茨，2006），这为人们分析营销场域提供了研究进路。
（二）营销场域：一种市场运作的分析范式
营销场域理论的基础假设主要包括：其一，人类的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分析，更多地是考虑行为合法性，表现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习性”实践上；其二，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特定场域，即经济性行为是嵌入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制度、规范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选择的偏好。营销场域中的行动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寻找资源。
营销场域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可以定义为营销场域里各个行动者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强调营销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竞合关系的社会实践空间。这样理解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有：强调市场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市场出现统治结构或联盟、能勾画出市场中行动者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以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动者明确占有资本与它们之间的转换以及强调习性的实践性。
从概念化的意义上看，营销场域理论必然是一种市场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市场被概念化为场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它主要说明的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以价格为例，价格是由该营销场域的结构所决定，而非其他，这与经济学分析市场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价格不能决定整体结构，而整体结构能决定价格”（Bourdieu，2000）。针对作为场域部分的市场，布迪厄强调经济生活主要是由行动者与特定的行动习性在营销场域的遇合，同时市场深受某一完整的经济场域影响。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了不同位置间公司的权力关系，它通过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的联合与竞争加以维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挑战者），它们之间一直充满着竞争。另外，在这一场域之外，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某个产业政策的变化，在市场内部的竞争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场域理论贯通了微观实践习性个体与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具体的市场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即市场传达了个体的实践引起社会的变化，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通过具体营销场域而影响场域中个体的策略抉择。
布迪厄关于市场的最经典论述在于《经济人类学原理》一文中的表达：“人们所说的市场是两个互相竞争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正如齐美尔所说，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基础上，即依赖于通过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场域结构。该场域内的行动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种权力关系，他们往往变相使用所能运用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纵国家权力”（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强调行动者在场域中实际占有的位置、客观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竞争，从而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布迪厄用“场域-资本-习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场中个体、企业、企业组织联盟，以及市场甚或营销场域之外政策层面的关系。
三、案例：上海周宁人的钢材专业市场
人们可以对钢材专业市场做这样的理解：从物质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钢材交易市场，同时从市场承载的内容与功能看又是钢材商品流通的领域，是利益相关人的社会关系枢纽与窗口，它还连接和反映着特定文化、制度与政策的环境，并且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再生产”的机能。做这样理解的钢材市场，恰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概念化市场所具有的意蕴。由此，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专业市场可以理解为：它是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驻的行动者——周宁人及相关利益者（企业家、商人、雇工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利益者，如当地政府等）占据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与具有的习性，在一定的营销场域中生活、经营与管理，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建构、经营和不断再生产身处其中的市场与自身。周宁人是通过在实际情境中不断调整其行动策略的（遵循“习性”实践逻辑的），这种策略是构成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心态结构的基础，是市场与市场参与的行动者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塑，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结果。超级秘书网
闽东山县周宁人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闯大上海的习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历史上迁徙文化的影响，以“走的越远越好”的社会心理为驱动；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观念强，在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族亲隐射中形成习性的“前结构”铸模形态；第三，每年春节期间沪上老板小车闹山城，成功人士的创业事迹给平常宁静的山县笼罩一层厚厚的创业商业气氛，创业文化习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政策支持，也为周宁人到上海务工经商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把市场当作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看待，它注重“场内”运作以及与“场外”场域的互动。应用营销场域理论理解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市场，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价格机制问题，更应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理解的市场，其“场”中有鲜活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竞合）、场内行动者和场域本身文化的功能体现与意义表达，以及营销场域与场外权力场的关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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