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9 08: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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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1—2013年我国内需变动趋势
（一）内需结构：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从结构上看，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增加。内需结构主要是看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占GDP的比重。我国内需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消费比例大幅低于世界一般水平，投资比例大幅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见图2）。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38.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稳定在60%左右；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41.29%，而世界平均水平在21%左右，我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更糟糕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45.34%降至2013年的36.17%；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4.63%升至2013年的45.86%。这两个指标不仅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而且偏离幅度越来越高。这表明，我国内需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无明显改善趋势。
（二）内需潜力：增长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需增长衡量的是内需变动的未来趋势和潜力。只要增长率为正，就表明内需绝对量在增长，但若内需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表明内需相对量在萎缩，内需增长潜力较为有限。因此，只有内需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才能加快扩大内需之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前四年差别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内需增长率大幅低于GDP增长率，年均低2.7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激增，内需剧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长率。经济刺激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投资繁荣，但对内生性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2010年内需增长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长率。2011年至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有所改善，增长率分别略高于GDP增长率0.43、0.56、0.60个百分点（见图3）。总得来看，我国内需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如果消费衔接不上，过度投资只能刺激虚假需求，形成产能过剩，从长期看对扩大内需无益。
二、内需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内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皆存在问题，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仍面临较大挑战。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可分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至少存在四个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给角度看，一是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二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尚不完善，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从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虽然政府一再进行调结构，但结构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须明确，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同。总量调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探寻新的获利机会，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产业结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各部门的短缺或过剩只能由市场决定。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在市场上，不可能汇总给政府做决策。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业更了解消费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场更有效，那么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因此，以政府为主体调结构往往造成无效供给偏多，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我国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多晶硅、电解铝、风电等行业，曾经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的行业。无效供给占用资源，却不能创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给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实现，从而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二）价格管制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但企业主观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业结构最优。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商品，生产者把资源用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相对准确而灵敏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因此，价格涨落可自发引导结构调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助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条件下，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的银行，自然偏爱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因而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对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国有投资盲目扩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干预经济。需求管理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事实证明，需求管理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进总量扩张；但如果结构不合理，需求管理就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前后获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却陷入“滞涨”的原因。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大力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风险。然而，长期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需求管理过度，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这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过剩”：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制造业产品积压，投资回报率低，内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2008年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就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时滞效应。通货膨胀稀释了居民购买力，降低了实际消费水平。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房价急剧上涨。住房成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消费需求被削弱。
（四）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有效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从结构角度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相对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较201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与工资收入相比，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由于结构性矛盾导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急剧上涨。高房价强化了财富的再分配效应，一方面耗尽普通市民阶层多年积蓄，严重削弱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导致房产开发和投机者暴富，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需求就越难扩大。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会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可见，收入分配失衡恶化需求结构，阻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扩大内需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扩大内需战略多年不见起色。为解决这些问题，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做到“三个转向”。
（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既然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调结构就不能由政府来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即放手让企业去调结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之发展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正是无数微观个体在市场中寻找成功机会的“试错”行为，决定着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这个过程尽管可能要付出很高代价，但还是比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成本低得多。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本。二是要完善价格机制。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会反映到价格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价格调整并非具有完全弹性，供给结构变化也会有一定时滞，因此经济结构会经常出现摩擦性失衡。但只要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商品的价值变化，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通过改变供给结构满足需求结构。如果价格调整弹性为零，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经济结构必然僵化。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通过保护产权、保证公平、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来完善市场，提高价格调整弹性，而不是直接去管制价格。
（二）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经济形势和问题不同，适用的对策也就不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宏观调控手段要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整，预防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政策重心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以有效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从现实国情来看，供给管理要做到三点。一是减税。需求管理主张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而供给管理则力主以减税促进企业投资。由于存在结构性矛盾，前者会挤压民间投资，刺激虚假需求，造成产能过剩；而后者是内生性投资需求，能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拉弗曲线”表明，降低税率能提升居民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长远看能拓宽税基，增加政府收入。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但减税还有较大空间。减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企业减税，尤其要对中小企业、个体创业减税；其二是对居民工薪收入及消费减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二是稳定币值。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使价格变化不能准确传递市场信息。企业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引导，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就会付出极高的试错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结构失调。而且，通货膨胀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抵消减税刺激投资的效果。因此，供给管理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要以稳定币值、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为主要目标。三是精简行政审批，提高企业活力。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限制，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使企业更好地按市场规律行事，增加有效供给。新一届政府已表明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今后，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之精神，逐步实现“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三）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内需不足的困扰，从根本上来说是自身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在短期刺激遏制经济下行风险后，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解决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宏观政策要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尽快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避免新的刺激，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契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一是以收入分配改革来优化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失衡是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过去有人担心收入分配改革会因追求公平而损害效率。事实上，效率与公平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对市场而言，效率即是公平，平均主义才是剥削。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维护市场规则，消除人为因素、体制因素扭曲市场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如打破行政垄断，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等；鼓励企业探索提高劳动报酬的新途径，如尝试劳资合作，让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企业利润，增加居民资本性收入。在二次分配中，政府应还利于民，加大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医疗改革、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支持自住型商品房建设。二是加快税制改革，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在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地价上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形成了土地财政。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所以在房地产调控中力不从心。为改变这一局面，要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重新设计税制，培育地方税源，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尤其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大趋势下，要改变现行分税方法，避免地方税源急剧萎缩。在房地产市场上，2014年以来，我国房价逐步趋于平稳。地方政府要从长远考虑，尊重市场规律，不宜频繁“救市”；应以结构调整为目标，促进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三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要适时转型。近年来，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经济刺激，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刺激只能在短期内保增长，长期使用必然固化经济结构，产生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结构调整的需要适时转型。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平稳增长。财政政策要平衡好短期扩张与长期风险之间的关系，制定中长期计划，更多地服务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而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首先要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诱因，尊重单一规则，保持币值稳定，避免中长期风险。总之，要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渡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切勿再次进行总量刺激。
作者：康珂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一、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及效果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010年之间出台的政策大多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其特征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和出口政策，政府虽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但实际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并未好转。这一时期的政策可以称之为危机中政策。2011年之后，前期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愈加严重，经济政策开始明显转向，主要通过稳定的（或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鼓励进口、控制投资等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这一时期的政策本文称之为危机后政策。
1.危机中的经济政策及影响。首先，在对外经济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等。“从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中国政府七次调高出口退税率，涉及的出口商品税号超过8000个（次）。目前，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上升至13.5%，”不仅是机电、电子信息和高新技术行业受益，一些已经取消退税的产品也恢复退税。在汇率方面，则基本停止了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举措，收窄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两年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2~6.84的水平。其次，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计划。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等等。2009年和2010年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财政赤字规模猛然提高了近5.2倍，达到7781.63亿元，国内新增信贷总量创下历史最高，总额达9.59万亿元，M2供应量比2008年猛增27.6%，2010年即使央行连续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应量仍然保持了近20%的高速增长。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重复建设等问题再次凸显，很多以前被砍掉的项目重又获得审批。最后，实施了一些具体的调整产业、刺激需求等方面政策。包括2008年底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之后又密集出台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如，2008年11月10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11月19日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1月26日确定了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2月3日，研究部署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9项政策措施；12月10日，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等。2009年上半年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二五规划也将产业调整和发展作为重点等等。上述政策的核心实际上仍然是通过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刺激经济增长，无论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还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都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套措施，是落实“4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方案。方案的实施主体要么是各级政府部门，要么是国企。这直接导致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政府债台高筑和2011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只实现了暂时的经济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沦为了空谈。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在2008年和2009年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后，在2010年突然下降了6.7%，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占到87.6%和52.9%；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两年里分别为56.8%和51.9%，比金融危机前高出2%~7%，第三产业的占比则相应的下降了2%~7%。所以，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举措，不仅打断了危机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而且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2.危机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及效果。首先，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开始调整进出口的比例，并重启汇改。2010年7月，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危机以来的首次反向调整，取消了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406个税则号商品的出口退税。在调整出口结构的同时，2011年中国总体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转型，从过去的强调出口转变为出口、进口并重，总的政策指导改为“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具体措施包括推进自贸区战略，调整部分种类商品的关税及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等；在汇率方面2010年6月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重启汇改；2012年4月央行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千分之三扩大到百分之一。这一时期的汇率虽然从单个交易日看具有双向波动的特征，但总体上保持了升值的态势，至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已上升到6.1932，比重启汇改前升值了近10%。其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11年~2013年，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都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经济刺激，2010年下半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回暖，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中央货币政策明显转向，但保留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11年财政支出突破万亿大关，增速达到21.6%，2012年财政赤字达到近8700亿元，比上年增长61.9%，2013年财政支出增速明显回落，赤字增速也大幅下降，但赤字规模仍然超过了1万亿，比2012年增加了1900亿元。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进一步收缩流动性，即2010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到2011年6月又连续6次上调，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三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到2012年则是两次降息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基本上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M2供应量的增速稳步下滑，物价水平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GDP的贡献都有所增加。最后，自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不惜降低经济增速，也要挤压泡沫和压缩过剩产能。有机构将总理的经济方略归纳为：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去杠杆化和推行结构改革。主席也多次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这样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2013年即使在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也没有出台任何货币财政刺激计划。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重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等。纵观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我们可以将新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总结为：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通过综合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说，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重心开始逐步向结构调整转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初见成效。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从2011年开始结束了下降的趋势并稳步上升，到2013年，三年的贡献率分别为43.8%、45.6%和46.8%；最终消费率也是同样的趋势，三年分别为49.1%、49.5%和49.8%；进出口增速逐渐趋缓，三年中出口增速分别为15.15%、4.96%和6.03%，进口增速为19.50%、1.45%和5.45%，经济对外依赖度明显降低，进出口占GDP比重三年间分别为49.97%、47.00%和45.39%。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虽然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但并未实现根本好转。距离完成转型和升级还有较大的差距，现实中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可能会导致结构转型的停滞和倒退。具体地说，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从各项经济指标看，结构转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最终消费率、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经济对外依赖度等衡量经济结构指标虽然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如果按照目前的变化速度，估计需要20年~30年才能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而且这种好转的趋势还很脆弱，一些指标有反弹的可能。例如，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近三年来呈现递减的趋势，分别为56.5%、55%和50%，出口的增速超过进口的增速，顺差规模又开始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上升等等。如何巩固已有的成果，促进结构的进一步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影响结构转型的体制性因素还未根本扭转。1990年，我国政府即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直到今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依然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在于导致经济粗放式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体制性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政府仍然掌控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或者可以直接干预资源分配的结果，即使改革了干部考核体系，只要这一事实得不到改变，政府直接投资、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动力就不会减弱，因为这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从根本上说应该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权力，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教育体制、科技创新和转化体制等也需要深化改革。
3.结构调整和转型所带来的阵痛需要谨慎处理。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意味着要淘汰一批企业，一部分工人要失业和再就业，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要受到影响，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而且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不考虑技术开发所用的时间，仅是设备安装、培训工人、开发市场等至少也需要2年~3年才能见效，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意味着阵痛期较长，在此期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利益受损的人或集团则可能联合起来对当局施加压力，从而使结构调整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针对以上问题，要成功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1）改善投资结构。我国当前处于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过渡的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科学技术的创新也需要大量的投入。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当前采取挤压泡沫和压缩过剩产能的政策并没有错，但在经济恢复正常运行之后，仍应注意投资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维持。首先是投资的主体，政府应该逐步减少直接投资企业或项目，民间投资应该逐渐成为投资的主体。从近年的情况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大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调动；其次，投资的对象应该更多的向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倾斜，我国R&D和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尽管已经达到2%的水平，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并改革科研管理体制。（2）加快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包括行政审批制度、行政服务体制、投融资体制及教育和科研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前三项改革目的主要在于刺激民间投资积极性，后两项改革则是为了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两种改革缺一不可。房地产泡沫的快速膨胀，说明我国民间不缺投资资金，缺的是投资渠道和项目，所以一方面要降低投资的行政性限制，另一方面还要创新投融资体制，并辅以研发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工程，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强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扎实推进这些战略需要进一步研究。（3）完善社会保障。在改革阵痛期，依赖传统产业的就业人群会出现收入下降和失业的情况。虽然从统计数据看，近两年失业率并没有增加，但就业人口增速出现了下滑。考虑到近期经济增速的下降和社会稳定，需要未雨绸缪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为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再就业能力，需要推进再就业工程和技术培训等。
作者：李智永景维民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期里主要依赖进口与出口。国内经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明显。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作为能源物质的生产者，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较滞后。第三，生产环节的结构性不平衡。经济的大力发展长期依赖于高强度的生产投入，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第四，城乡结构的不平平衡。城市作为经济的中心，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多，经济建设速度较快。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没有信息与资金优势，经济发展较慢。最后，区域结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总体来看，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平衡，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损害大，地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资源消耗大，环境保护压力大。这种种矛盾会导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产能效率不高，造成能源浪费，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转型的宗旨是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引导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尊重我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但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层次低。在借鉴其它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式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要遵循我国资源较丰富的客观事实，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资源优势是我国的长处。
2.加强教育与鼓励研发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加强。社会研发带有公众性，民间组织很少能给予资金帮助。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研发与创新。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加大审批力度，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加强审核力度，合理利用科研经费。注重维护知识产权也是促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
3.减少区域间差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要考虑，合理控制生产规模，使产品在两个市场竞争中，都具有较强实力。出口产业可以向东部大城市与大港口转移，合理规划，控制发展密度，不能盲目向西部地区迁移，避免造成新的地方经济的不均衡。
4.合理引导民间投资在低碳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介入，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民间资本可以采用私募投资基金，在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发展作用。在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下，民间资本会推动低碳经济产业的调整。
5.合理调整出口结构出口量的增长必须建立我国自主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一般贸易出口比例。促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产品附加值与新生能源产业。
作者：吴佳奇单位：长春市财政科学研究所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在压力与内在需求
我国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明确指出，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我国气象局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沿海的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1］近些年我国高温、干旱、强降水和气温异常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增加，同时我国还面临着能源短缺但浪费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十个百分点，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3%左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表明我国具有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所以我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不会停顿。但目前国际社会和低碳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为此，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方向转型，把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政府对气候问题也十分重视，2007年我国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发展中国家中首个颁布的方案。2009年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总理表明了我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二、我国低碳发展面临的困境
低碳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能源和减排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并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竞争及发展创新经济等当代重大经济问题。但是发展低碳经济不是不计代价的，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机会和空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1、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压力。
我国目前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能源是驱动力，是影响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高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世界能源的需求大国。十八大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比2010年翻一翻。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煤当量，倘若能源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翻一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65亿吨煤当量;降低20%依然达到52亿吨煤当量，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量。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翻一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我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决定了我国经济具有“发展排放”、“高碳经济”的明显特征。我国社科院的绿皮书，从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人均GDP5000—15000美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平稳增长;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开始进入稳定期。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我国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排放空间以实现经济增长。
2、发展低碳经济受到能源结构的约束。
我国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以煤为主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的能源条件是“富煤、少气、缺油”，煤炭产量世界第一，能源供给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在未来也难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2012年我国煤消耗量达39亿吨，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到了67%，工业用电占到全部用电的65%左右。而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只占24.2%。据测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5%和75%。有资料显示，我国十大发电集团碳排放超过5.9亿吨。排名前3名的集团比英国排放量还要多。估计到2020年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3］受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在未来20—30年还将继续增长。对比发达国家，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一般占到30%，天然气加上石油达60%左右。而我国的天然气占比只有5.4%，核电占比1.97%，而美国核发电在整个电力当中占16%。由于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大，我国能源结构不够清洁，“高碳”特征非常突出。
3、产业结构水平低和调整进展缓慢，也助推了高碳发展模式。
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为10.1%∶45.3%∶44.6%。多年来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都与2012年情况相似，第二产业比重最高，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占比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据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轻重工业资产总计比例，重工业占77.1%。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有色黑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电力、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行业的资产总计占全部资产总计的55%以上。有些高能耗行业发展过热，产能过剩，能源利用效率低，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一般都是70%到80%，比如美国就占77%。
4、国际产业转移后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使我国成为碳排放大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制造业在世界范围进行大规模转移，发达国家不断将高排放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享受着占据研发、设计、全球营销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高额利润，消费着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出来的实体产品。它们通过转移高碳经济产业减少其发展低碳经济的代价。而我国在不断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承担这一代价，我国经济的高排放实际上相当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了责任”。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据估算，外贸出口的资源内涵净出口达到4.5亿吨标准煤;外贸出口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内涵净进口150万吨二氧化硫和10亿吨二氧化碳，我国碳排放总量中约有23%源于出口产品制造。
5、“锁定效应”的影响短期难以消除。
“锁定效应”是指固定资产投入形成的大型设备、基础设施等是长期使用的，使用年限一般在15年至50年以上。如果短期更新这些设备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产生很强的“锁定效应”。我国工业制造成业数量规模庞大，但是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和过时技术被“锁定”，很难进行“低碳”的生产改造。以能源部门投资为例，根据IEA估算，在参考情景下，我国在2006—2030年期间需要在能源部门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其中74%用于电力投资，其中很大比重属于火力发电投资。2012年我国固定投资总额达374694.7亿元，比2011年增长20%，其中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占40.1%。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低碳的标准大多仍没有建立和完善，可见，我国如何避免锁定效应的束缚，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6、缺乏科学有效的促进低碳经济、低碳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我国采取低碳指标的行政发包制来引导地方经济向低碳转型，但这一政策机制由于缺乏各级政府间的协商，地方政府低碳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同时地方政府政绩观和辖区间竞争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弱化了产业调整与低碳转型的动力。目前我国在财政方面对低碳经济和技术发展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但是有的政策脱离实际，没有起来应用的作用，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补贴政策效果不明显。也有的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及管理机构的变化，原有政策不完善、不配套，已难以执行。“我国低碳技术项目特别是大规模的示范项目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临时拨款和政策贷款，以及国际机构的捐款和贷款，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低碳发展既要政府引导，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但社会投资进入低碳经济领域受制于体制和环境不健全，投资规模非常有限。金融系统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认识不足，对低碳技术项目支持存在疑虑，多数银行对低碳技术项目融资过于谨慎，设置门槛高，融资条件苛刻，即使部分银行实施融资，其信贷放款数量不多，对低碳经济发展支持力度有限，制约了低碳经济发展。
三、促进低碳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思路
低碳化可以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的各个环节，使低碳经济有很长的产业链和明显的产出效应。在新形势下，我国应抓住低碳经济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改变高能耗低收益的经济模式，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发展低碳产业，推进传统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出发，结构减碳在我国低碳治理行动中要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未来我国低碳发展绩效的20%—30%依靠技术和管理减碳，70%来自结构减碳。而我国“十一五”以来的情况正相反，说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迫在眉睫。低碳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产业、火电减排、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与减排、资源回收、环保设备、新能源汽车、节能材料等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绿色行业。我国发展低碳产业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提高重化工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来促进产业转型。二是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产业转变。三是通过技术创新逐步改变我国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推进产业价链高端转型: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四是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园和循环经济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要特别重视对现有产业园区的低碳生态化改造，各地应在不同范围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的循环发展模式，包括主副产业衍生模式、多种产业共生模式、外部效应内部化模式及动脉与静脉产业循环模式等，促进工业园区乃至全社会向循环低碳发展过度。五是建立节能型产业体系，要强化工业节能，推进建筑节能，加强交通运输节能，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推动政府机构节能，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要推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走中国特色的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六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低碳化。
2、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就是要尽可能降低高碳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我国目前最迫切的是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加快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积极开发低碳和零碳能源，大力发展天然气，合理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加快开发风能、太阳能、潮夕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世界范围看，预计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达到世界电力供应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60和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我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实行分阶段的能源战略:近期，我国应把节能减排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持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并逐渐减少其使用比例，要加快研究和利用新技术，对煤炭进行综合清洁利用，减少火电平均发电标准煤耗量。中期，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长期，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快开发清洁的替代能源，尤其是战略性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向“低碳富氢”的方向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一亿吨标煤相当于7500千瓦时)，其中商品化年利用量达到4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组织建设100个新能源示范城市、200个绿色能源县、30个新能源微网示范工程;实施八大重点工程:分别是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建设、海上风电建设、太阳能电站基地建设、生物质替代燃料、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建设。
3、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和制度。
首先，政府应超前规划和大力推动发展低碳经济和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和技术支持。其次，建立科学的节能减碳、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引导机制，并逐步从传统控制导向型低碳规制政策逐步向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转变。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低碳信贷、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手段，建立碳排放贸易机制和投资机制，推动企业自觉向低碳经济转型。再次，加快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我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完善和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将更多地吸引发达国家在我国进行碳排放交易权，这样有利于我国低碳技术的引进，加快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第一步是鼓励和规范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交易，我国已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试点工作。下一步重点工作，在各试点省市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所的基础上，加快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从CDM项目发展到V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到区域试点建设最后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目前北京已成立了应对建设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组建了北京市碳排放交易企业、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和绿色金融机构三大联盟，启动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广东成立的广东省低碳企业协会设立碳交易服务中心，是广东碳排交易市场的建立前期行动，并要进一步开碳排放标准研究、碳中合服务等工作。
4、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推进能源价格机制的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长期以来我国资源的市场价格严重扭曲，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物，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使资源价格严重偏离其真实价格，形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扭曲。这是导致我国资源加速耗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思路是:在可能的范围厘清资源环境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基础上，确定环境资源产权交易的途径、方式和范围。在原有资源环境价值与自然资源价格基础上，通过产权交易修正核算出的环境价值和扭曲的资源价格，形成符合价值规律的资源环境的相对价格。这是公共资源环境领域合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政府定价偏差的有效方法。
5、大力发展低碳金融。
低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对低碳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发展低碳经济和实现低碳减排涉及到创新、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了让碳减排与能源效率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的资金流，构建碳金融体系势在必行。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我国对发展低碳金融的宣传不足，对低碳金融发展的前景认识不到位，对低碳金融发展的研究及投入不够，造成低碳金融运行机制及低碳金融产品单一，严重制约着低碳金融的发展，也影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因此，我国必须深入研究低碳金融的特点，切实将建立碳金融体系和低碳金融机制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推动低碳金融向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的方向转变。其中低碳金融体系应包括:低碳货币、低碳信贷、低碳证券、低碳保险、低碳基金、低碳衍生工具等。发展低碳金融体系重点:一是政府部门应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业务向低碳领域扩展，加大支持力度，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或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如提高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投入比例，并给予一定的贴息优惠;对商业银行发放的“低碳信贷”给予减免利息的优惠;对银行用于发放低碳的贷款，增加授信额度等。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开发新的业务、产品和服务，创新运作模式和风险管理方式。要开发低碳资金融资产品和低碳金融工具，制定差别化的产品政策，开展碳期货、碳掉期交易、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低碳金融的风险控制，如在贷款的审批上，在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的基础上，可根据该企业节能项目预计实现的碳减排量进行授信，同时，将项目所实现的碳减排量可获益额作为还款来源，使企业承担相应环保责任的同时，金融机构的风险也明显降低。三是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成立更多的低碳投资基金，新设低碳上市板块市场，引导担保机构对低碳企业的担保。社会上也要多方面、多渠道拓宽低碳资金来源，鼓励支持CDM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社会捐款等多元化融资方式，拓展私募基金等新的融资渠道，努力推进低碳产业的发展。四是推动金融中介服务发展。“碳交易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向项目业主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购买或参与联合开发CDM项目等服务”［8］。最后，我们应当深入了解国际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的动态，帮助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CDM项目和自愿减排交易，在逐步建立我国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体系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参与碳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定，争取更多的市场主动权，为低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创造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作者：戴燕艳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职业技能训练
我国的第二产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于人力资源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村劳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为52.4%，其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为14.3%。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直接导致了就业能力不足，出现了企业招工难和劳动力就业难的奇怪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职业素质不高，就业能力差。因此首先，在城市就业中竞争力不足，就业率较低。其次，整体就业工资待遇水平不高。最后，就业缺乏长期的稳定性。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的地域和产业相对集中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占农村人力资源的68%，而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源就业较少，人力资源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这主要是受我国东西部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相对集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从业人数的57%。制造业和建筑业具有劳动强度高，对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特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基本上是15：1：1.发达国家的从事产业的比例基本上1：4：9。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选择就业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收入和就业的区域，而对于就业后的劳动强度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没有更多的考虑。
三、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存在不稳定性
我国现有1.4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生存状态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如同候鸟一般迁徙，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造成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原因和政策原因。在经济上，首先，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由于文化素质过低，竞争力不足，工资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成本增高，实际收入与城市生活支出存在差异，无法负担城市生活费用。其次是职业的稳定性不强，缺少长期稳定的职业支持。最后是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和农村人口实际负担能力的巨大差距，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定居城市的进程。在政策上，首先是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阻碍。其次是教育和医疗保险等政策上还存在这城乡差异，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转移。因此形成了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的局面，外出务工人员无力携家带眷，造成了农村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农民工“临时夫妻”、“性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作者：范学刚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标志
最早将“二元结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Boeke)，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元结构社会(DualSocieties)”的概念。继伯克之后，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系统地分析了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长和变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工农业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缩小和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初，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城市经济，然而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出现了从古典向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转变。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当自然经济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进入二元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会逐渐消失，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引起农业产品的减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率相应地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从二元经济阶段进入现代一元经济阶段。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和托达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建立起现代经济部门的。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发展模式，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乡养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诱因是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必然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偏小，即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又过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1978～2011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间(除1984年达到0.26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0～1990年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达到0.2403，然而此后连续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仅为0.1521。2003～2011年间逐渐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0.15～0.20之间。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且结构转换速度缓慢。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和转换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无法跨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引领传统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一点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印证。然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流向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和城市的加速膨胀。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伴随着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逐渐消失，继续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已经不现实。而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也为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设置了必须跨越的障碍。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发展的困境
从理论研究和各国的工业化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都是一个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总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经过30多年的人口出生规模控制和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悄然改变。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测算，1950－2010年间，我国0－14岁人口比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累计下降了16.15个百分点，其中0～4岁下降7.5677个百分点，5～9岁下降4.6976个百分点，10～14岁下降3.8865个百分点;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1980年后愈加明显，2010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与1950年相比累计上升了3.8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趋势，这种趋势也将直接改变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1950～2010年间15～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总的来看呈现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28个百分点，但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的人口集中在40～64岁年龄段。与1950年相比，2010年40～44岁、45～49岁、50～54岁、55～69岁和60～64岁人口比重分别累计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15－39岁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态势则相对缓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计上升了2.28个百分点。特别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岁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虽然劳动人口比重在过去的60年间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年轻劳动力的比重增长缓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国15～24岁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2015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力资源由2005年的1.02亿增加到2010年的1.34亿，2025年达到2.05亿。高龄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劳动力供给量的不利影响可能大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将会在2030年之后逐渐减少，并且15～24岁的低龄劳动人口迅速萎缩，而高龄劳动人口增加迅速。这种状况表明，即使在劳动力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仍将萎缩。在劳动力总体规模变动的同时，二元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也由于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逐渐减少。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市场化改革加速的条件下，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1983年我国跨乡镇劳动力流动人数只有200万，1989年增加到3000万。按照农业部的估计，1993年已经高达6200万，2000年为755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年外出农民工数目就达到了8399万，2002年超过1亿，达到10470万人;2003年超过1.1亿，达到11390万人，2005年超过1.2亿，达到12578万人;2006年超过1.3亿，达到13212万人;2008年超过1.4亿，达到14041万人;2010年超过1.5亿，达到15335万人。几乎每两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就会增加一千万，2012年更是超过了1.6亿人，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336万人。若包含本地农民工数量的话，2008年就超过了2亿人，达到22542万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更是高达26261万人。这其中不少农村家庭是举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达到2859万人，2009年增长至2966万人，2010年继续增加到3071万人，2011年达到3279万人，2012年达到3375万人，均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0%以上。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入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能够加速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乡非农产业的流动，无疑将导致农业务农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急速减小和过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致的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必然产生了一个根本改变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后果，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出现短缺。显然，当前的中国已经不能继续依靠劳动力数量优势保持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继续发展。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障碍
中国虽然仍然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但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优势逐渐丧失，逐步开始向一元经济模式进行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确立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至于农户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的外部规模经济问题则由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来承担。改革初期，由于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多数集体经济无法充分发挥统一经营的作用。加之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导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户农地规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较高，致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据统计，当前我国户均仅0.55公顷耕地，且平均每个农户拥有9块土地。虽然从历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适应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的，但是这种零碎化如果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将不利于技术扩散和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强化了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根据世界银行(2013)公布的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计算出的增长率，可以发现，虽然1980－2012年中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这种上升的势头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进入一个趋缓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情况下，会进一步造成农业投资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由于，这种举家外出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农业的空心化和内卷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精壮劳动力大批外迁，老弱妇孺成为种粮主力将直接导致我国传统农业受挫。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主要是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将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和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进而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经济结构面临的困境。由此可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性选择: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从当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现实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理性选择。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稳定发展
农业生产的生物性特征决定了家庭一直是作为首选的生产经营单位而存在，这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联系能够使得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能够在稳定农户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优势，同时也能利用合作经济的形式弥补小规模农户生产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农民脱离土地(将承包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进入城市非农产业短暂打工，仍然能够有效保障农民在乡村的财产所有权，解除外出务工劳动力顾虑，最大限度地激发务工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村的稳定发展。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农业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供给、生产技术创新和产品的销售等，具有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方面。与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相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消除小农生产的弊端，以市场为导向，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效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按照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收益返还的合作制原则运行，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绩效考核困难，结合各地农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农民意愿，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创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部门生产效率。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虽然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规模正在不断下降，然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并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二元经济转换提供条件。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实现农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突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受资金、技术等限制，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彻底转移到非农产业之中。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形成“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有效地衔接农户和市场。这种产销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减少了市场交易成本，从生产原料采购、资金筹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体化，为农民提供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其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成员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会鼓励成员之间分工协作、智慧共享，为农户提供各个方面的技能培训，组织农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推动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为解决劳动力转移时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创造条件。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下，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兼顾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有利于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的有效途径和理性选择。
四、进一步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作用，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应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规范，促进各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发展的依据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功能，就应当加快立法和出台相关指导条例，以规范和促进各种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没有外部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从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还应当鼓励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实用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宽金融支持途径，积极稳妥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全面的资金服务，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规模经营。除此之外，从人力资本投入角度来看，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加强农民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化，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解决合作社人力资本相对缺乏的问题。
3.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跟踪监督和动态管理，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财务监督、审计、年检等，特别是对那些获得政府扶持资金的合作社，必须定期对其开展核查和评估，加强政府对股份化倾向的合作社的宏观指导，防止合作社过度的股份化倾向和过度异化。
作者：陈慧女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进一步整合保险资源，建立健全小微企业的保险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历史经验证明，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占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关数据表明，我国遍布一二三产业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全国GDP50%以上，其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已占到全国的60%，所缴纳的税金为全国的50%，同时为城镇劳动力解决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整合保险资源，全面构建中小企业保险服务体系，尤其是要为小微企业量身打造适合他们需要的各类保险业务，能够为他们提供“所急、所求、所用”的资金服务，从而使其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为其解“燃眉之急”，助“一臂之力”，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保险服务。要善于从事务的对立面、差异性、因果关系中及时发现各种矛盾与问题，主动加快知识更新，放开手脚大胆突破，通过购买小微企业专项债券、设立投资基金、开展保单贷款服务等新方法、新理念、新思路，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履约保证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产品，为其尽可能提供资金支持。
二、进一步创新保险资金应用方式，以多种形式为民生建设与重点工程提供支持
进一步发挥保险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当今时代推进和深化保险业进一步改革并且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就像指出的：“播下良种，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我们要依据风险可控、先行先试、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法，为各种市政建设、安居工程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金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进一步优化金融配置。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为着力点，积极探索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等新型金融工具，在打造过程中认真掌控好风险，努力为实体经济提供长期的股权投资，“防患于未然”，审慎地化解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三、进一步积极推动重点保险领域的新型业务发展，及时化解经济社会矛盾
首先，“民以食为天”。只有切实将“三农”问题放在重点保险领域的新型业务之首，才能确保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要大力推进“三农”保险，对能够增强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关系到“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防灾、农产品质量以及天气预报指数等方面的新型险种，要积极引导，大胆探索，敢于失败，敢于冒风险。在反复实践中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其次，要科技先行，积极发展科技保险业务。要把握科技发展的大方向，为各类科技企业的创业、融资、创新乃至企业并购等方面提供丰富的业务内容，为他们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保险服务。积极支持科技型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敢于“跳起来摘桃子”，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从而推动我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第三，要进一步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发展。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对外经贸活动。因此，要推动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引进有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大力提高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能力与覆盖面。第四，要全力发展责任保险，及时发现与了解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引发的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和力量帮助政府与企业降低风险，缩小危害，化解矛盾。
四、进一步提高保险业全体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以改革直面逆境，用正气把握机遇”。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全面提升保险业全体员工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绩观，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切实推动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首先，保险公司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履职上剖析群众观，从转型上剖析政绩观，从发展上剖析工作观，从为官上剖析地位观，从用权上剖析权力观，真正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将“四风”彻底摒除。一方面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深入学习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保监会《关于保险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精神，确保这两个指导意见落到实处，在“严、细、深、实”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要率领保险公司研究部门、相关科室以及与广大员工深入厂矿、车间、农村、地头，尤其是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和庄户人家。真正了解这些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庄户人家的所思所想所需，他们需要哪些保险，哪些险种对他们有用，哪些险种能够真正在他们“火烧眉毛”之时，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了解与掌握了自己服务对象的思想状况，才能在反复实践中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加快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其次，要增强保险业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结合一些保险公司少数工作人员由于责任心不强给工作造成失误的案例，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深入查找服务群众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着力解决“在位不在岗，在岗不在状态”，不思进取、不思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工作热情、工作劲头、工作力度，多鼓干劲，多积拼劲，做到勇于承担责任，勇于破解难题，放开手促发展，扑下身子谋转型，摈弃浮躁，注重业绩。要养成立说立行，雷厉风行的良好风气，坚持讲学习、讲品行、讲境界，真正做到有坚守，乐奉献。第三，各保险公司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真抓实干地搞好各项工作。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努力提高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让每一位员工懂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学习者强，学习者胜”，只有与时俱进，学在当下，最大限度地加长自己的“短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确保各项决策和政策措施部署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接好地气，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服务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大力推进“三农”保险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极大地提升了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开创了保险工作的新局面。笔者深信，只要我们在“严、细、深、实”上狠下功夫，确保两个指导意见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完成国务院与保监会对我们提出的任务，为进一步抓好安全稳定与民生，打牢基层，做好保障。
作者：吴永红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一、现实难题：农业经济发展遭遇“二元经济结构”制约
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代部门”（现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传统农业）的二元对立并存的现象，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不发达经济内部，出现并发展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正是在一种传统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广大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许多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制约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若单从收入的量上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等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以来，但是若要从增长率和城乡对比中来看，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7917元，城镇居民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农民的1.21倍。1978年城乡收入比是2.57:1，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图所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农村建设，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国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达到到95.2%，行政村通宽带达到87.9%，农村信息化建设下乡活动惠及82%的乡镇；②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③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1.37人。④但是这其中的不少项目也是要农户筹集部分款项完成的，这影响了农民的自身积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是极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公路、网络、电讯是修通了，但运行管理维护跟不上而受到损坏，导致基础设施效用发挥不出来，严重的多次投资建设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医疗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农村是2.80张，与城镇的6.24张相差1.22倍。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根基和动力，从而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3.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化经营组织，但整体比例不高。截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3.4万个，实有成员达4436.0万个（户），带动非入社成员5646万户。⑥由于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就难成规模效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户很难经营形成产品品牌，产品无法批量生产，还缺乏市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工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造成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所创造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影响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速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使农业生产形成与工业和商品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这也是制约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4.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把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以二元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迁移。这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放宽，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户籍决定了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于是出现了人才和劳动力集中于城镇，而农村则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这似乎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农业经济越是发展滞后，人才和资源越是涌向城镇，从而又反过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其所在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农民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收入问题，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连锁影响。
二、成因归集：历史、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综合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历史、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方面。
1.历史因素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我们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的落后，新中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当时中国只有占国民经济总值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90%左右的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巩固新生政权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就必须首先考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工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其落后状况的战略选择，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由于长期地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造成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增长。虽然近些年我们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并采取了许多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农业发展的长期积弱，并没有使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经济体制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利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规定农产品价格，利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中汲取发展工业的物质和资金，直接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这种工业对农业的长期的剥夺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落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城乡关系，这就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发展战略选择因素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奉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与传统的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太一致，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一般是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但由于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消耗，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将农业的资金资源转移到重工业上。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通过税收、“剪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11594亿元，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同期我国工业化从农业中净调动资金9528.15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⑦这种剥夺农业来满足重工业发展资本量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农业经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三、路径选择：消解二元经济结构
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农业经济要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更多优惠政策繁荣农村经济
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补上这个国民经济的“短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完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只有这样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根基。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才能更有助于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降低城乡之间的待遇差别，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其次，给予农业经济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比如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以减小由于市场波动和少数人投机对农户造成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应以培养良种和推广为重点，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做到这一点除了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应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
2.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农村产业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过市场互动，帮助农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同时把真正符合农民消费需求的工业产品销往农村，扩大内需。通过信息互动，建立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实现城乡优势互动、资源互补；通过产业互动，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产业链对接、共同繁荣的格局。
3.加强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他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扫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就要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即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4.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所谓县域经济是指以行政区域为地理空间，已发展该区域经济为目标，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县城是县域经济的中心，发展县城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可以考虑选择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建制镇作为建设的重点，以发挥其聚集人口，发挥农村地域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县城和小城镇是城乡关系的结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就是要从这一结合点出发，逐步打破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局面，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作者：冯雪萍工作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与物流管理系
摘要：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早期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复合性和对新经济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出现很早，但终究难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应该从传统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论文关键词：经济结构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在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着眼于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启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调整的举措
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美国强调科技创新是解决诸多紧迫问题的关键，并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部分，加大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技研发投入。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个预算方案中，将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等重要机构的研究费用翻了一番，并向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税收减免740亿美元。政府计划未来10年将基础研究资助翻一番。
推进绿色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气候变化日益受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被看作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美国希望以发展绿色产业为契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其在技术和产业上的竞争优势。在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大约800亿美元投资于清洁能源方面，其中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用于智能电网、碳捕获和封存、电动汽车等先进技术研究的总金额达367亿美元。除了新能源外，生物、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也是政府支持的重点领域。
夯实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除了绿色产业外，奥巴马政府也把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作为促进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优先领域，加大投入，予以扶持。首先，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2009年初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中，将改进基础设施作为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资，其中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其次，力推医疗改革。奥巴马政府全力推动医保改革，最终在2010年3月签署医疗保险改革法。
促进出口扩大。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5年内实现美国出口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以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并恢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出口。一是推进“商务外交”，为企业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提供全方位的协助，包括进出口银行对出口企业提供融资，美驻外使领馆提供市场信息、咨询及联系等服务，商务部官员帮助企业克服商务谈判障碍等。二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为企业开发海外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包括签署和实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步伐。三是实施美元弱势政策，以提高美国出口竞争力，刺激出口增长。
推进“再工业化”。在金融业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作用，并将实现“再工业化”作为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之一。奥巴马政府从再造美国汽车业入手，推动制造业重组。此举与美国扩大出口的策略也有着直接联系。
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理念从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回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范围和力度都空前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危机期间扩大存款保险、为银行债务担保、注入资本、购买有毒金融资产及对银行部分国有化等，对金融部门这些干预所动用的资金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50%以上；二是刺激经济的财政开支7870亿美元，远超过大萧条新政财政开支；三是美国政府在结构调整中首次实行产业政策，如其经济刺激计划中对绿色产业等中长期项目提供政策支持。
推进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准备金比例，对资产支持证券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人的保护，授权美联储负责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推动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工作。2010年初，奥巴马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限制华尔街高管薪金、向大型金融机构收取金融危机责任费、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和规模等。
调整的缘由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但从深层次看，是其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并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过度依赖消费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由消费主义的文化所界定。个人成功与否要看他消费了多少和消费了什么；经济是否健康要看消费了多少，而不是看生产了多少。个人消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到此次危机前已高达72%，个人债务迅速膨胀。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130%，而储蓄率则降至零甚至负值。金融危机显示，沉重的债务使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经济面临巨大危险。
贸易失衡特别是进口剧增局面难以为继。近10多年来，美国经贸失衡问题日益加剧，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创纪录的6.8%。由于大部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在美国国内已不生产，消费者大幅增加的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巨大失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美国产业调整、转移的必然结果。
“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兴经济体。截至2008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2%。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迅速发展，其中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规模与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容易形成泡沫，扰乱金融秩序，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美国长期竞争力不仅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制约，也受国内基础设施、医保及教育等问题导致经营成本加重的拖累。近10年来，由于美财政拮据，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大量路桥、通讯等设施陈旧。美国医保体系运作效率低下，国内4700万人没有医保，近年来用于支付医疗保险的费用增长是工资增长的3倍。美医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其他发达国家仅为9%），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本大增，这就制约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不堪重负。
“市场原教旨主义”日趋失灵。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私有化、民主和市场自我调节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治理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依据。美国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理念，对经济、金融等领域全面实施放松监管措施。由于监管的缺失，金融创新发展被扭曲，房地产业发展失控，从而最终酿成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
调整的前景
目前，美国正在依靠其科技、资源、市场机制等有利条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也为其调整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激励创新措施可促进企业科技研发活动，增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有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就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而言，其经济社会长期效益将明显大于短期效益。这些新兴产业可能将是未来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可能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亮点。加强金融监管改革也有助于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
然而，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首先，调整受制于巨额财政赤字。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巨大财政资金的支持，仅医保改革就需要9400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已经给政府留下巨大赤字的后遗症。2010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和国债将分别达1.56万亿美元和9.2万亿美元，据预测，未来10年年均赤字将为1万亿美元，累计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90%。
论文关键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世界分工，新优势
论文摘要：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孕育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吸引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是研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中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的重大课题和中长期任务。从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后的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动向
发达经济体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今后这种基本格局虽然不会改变，但以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形式为标志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消费信贷2010年连续7个月放缓，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倾向于更为谨慎。在欧元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低迷。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遏制主权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又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民间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民间企业投资和货物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仍然疲软。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更多得益于投资与出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并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依赖。2010年前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速度都低于私人国内投资和出口。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加速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扩大内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的16099.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亿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3%和15.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1个和2.0个百分点；而2008年至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次下降为1.7%、－41.8%和－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3.8和－0.3个百分点。相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加。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货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韩国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亚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罗斯下降35.7%。进入201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内需出现增长势头，如俄罗斯1月－10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4.7%；巴西依靠内需拉动，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同比增长8.4%。
资源输出国开始调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是俄罗斯。2010年1月－10月，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30%，出现了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以及经常项目顺差逆转的趋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资源输出国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从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亚从27.7%提高到31.1%。这表明，资源输出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的转型。
挑战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各国纷纷根据本国实际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有的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减弱。这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减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量第一季度环比增长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放缓至3.2%和0.9%。因而，我们对外需快速回升不应寄予过高期望，仍然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2010年8月以来，美国已经启动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开始酝酿2011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导致美元对日元等西方货币一路下跌，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币汇率上升，使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经营困难，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对我国稳定物价形成新的压力。由于美元贬值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上升，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场谷物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价格都出现上涨势头。受国际粮价上涨的压力，巴西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2010年以来上涨了6.59%，豆类价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CPI涨幅分别达到4.4%、5.2%、7.5%和9.8%。
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美元流动性泛滥，促使国际资本转向大宗商品，转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基础坚实的发展中国家，即出现了软货币向硬资产的转移。2010年三季度，约有115亿美元外资流向印度、印尼、韩国、菲律宾、我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净流入20亿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个月，投资者已向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基金投入39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增速。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大、推高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处境。这不仅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而且压缩了宏观调控的空间。
机遇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减弱美元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最终要靠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的硬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历史性起点。2010年12月，中央银行宣布，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区域“版图”大幅度扩大后，试点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为67359家。这将大大促进人民币结算业务跨越式发展，并加快把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将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持有人，有的还会以人民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2010年12月，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宣布，其11月国家外汇储备新增60亿元人民币。这是在货币互换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步骤。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建设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小，而体现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我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此外，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提高增长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重要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提出的低碳排放要求，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各类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产品提出新的需求，从而带动这些新兴产业发展。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国际市场区位结构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重要性不断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报告，2010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达到10%，印度的增速为8%－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速将达7.1%。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仅为2.7%。这不仅将加速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而且将促进我国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和多方式的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我国保持贸易大国优势，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卜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_r，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j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
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
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高唐县九年如一日，力克收费风，办事出效率，应该多说说，多学学。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Et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
(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拌生看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有一定的适用时间和范围；一个国家的某些区域、某些产业部门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也总是伴随着不同政策，这些政策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其发展的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种种矛盾(关于此题作者将在另文阐述)，必须获得一切可以获得的支持。其中资金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个专项资金，这个资金可列为中央人民政府级，由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管理。此项资金作为一个组织，是与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同级的，此项资金不可由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这个资金的来源由自由资金和借贷款项组成，借贷款项应以国内项目为主。
资金是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事关“三农”发展。专项资金更是必须高度重视。建议建立一个专家资金管理委员会，另外，此项资金可否叫做支持“三农”专项资金?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措施。
关键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头戏。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依靠大量要素投入,以GDP的增长速度为核心,造成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高消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依赖性需求也越来越大,在某些重要原料和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却很低。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粗放式的矿藏开采极度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宝贵的土地资源。近几年我国基本上占用世界15%以上的资源在进行发展,能源和环境形势都相当严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和水泥等资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2.对外贸易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差
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依赖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我国大量从国外进口石油和原材料,另一方面我国一大部分产品销售外国市场。我国货物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到55%左右,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主力军,目前大约占到贸易总额的60%,而且这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等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出口加工,本身技术含量很低,但本土企业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产业价值链低,出口贸易产品的成本效率主要来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已达到70%以上,可在我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高达72%,技术进步仅占28%,产品附加值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国家纷纷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这对我国的出口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广东、浙江等省许多企业纷纷停产、减员甚至倒闭,给我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3.国内消费长期不足,难以拉动内需
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2日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虽然消费的金额在增加,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乃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比例仍然算比较低的,美国消费约为GDP的75%,其中居民消费为50%左右;印度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2%,其中居民消费占61%;而我国2007年总消费占GDP比重为51.4%,2006年为52.2%,但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7%左右。居民的消费能力未获得完全释放。再加上金融危机本身对消费者信心的冲击,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削减支出,尤其是需求弹性大的高档耐用品的支出。这从2009年1月份银行存款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就可以看出,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6010亿元,同比增长20.7%,较2008年12月上升3.3个百分点。
4.国内就业压力极为严峻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减产和破产的增多,国内就业形势变得极为严峻。受影响的不仅有农民工,而且已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加,初步估计金融危机约造成2000多万的农民工失业。我国中小企业约吸纳75%的就业人口,由于订单急剧减少,加工贸易进口量从2008年7月起连续下降,中小企业裁员大增。据统计我国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7年增加0.2%,预计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6%,比2008年约要增加0.4个百分点,2009年就业目标将会比2008年有较大幅度减少。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当经济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抑制并转入企稳回升通道后,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现凸显,瞄准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当务之急。
1.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中国能否实现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的“减排承诺”,调整产业结构是治本之道。由于重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和减排压力。钢铁、水泥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制约。当前,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今年我国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2.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全球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期: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国正抓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落实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
3.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一是在调整消费结构中,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最终消费。消费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因此,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通过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为了扩大农村消费,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进一步实施,如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4.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力,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有利于释放资源、土地方面的压力,也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只有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不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前进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宽广。
[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一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j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开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拌生看各种政策，这些政策有一定的适用时间和范围；一个国家的某些区域、某些产业部门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也总是伴随着不同政策，这些政策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其发展的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种种矛盾(关于此题作者将在另文阐述)，必须获得一切可以获得的支持。其中资金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个专项资金，这个资金可列为中央人民政府级，由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管理。此项资金作为一个组织，是与国务院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同级的，此项资金不可由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这个资金的来源由自由资金和借贷款项组成，借贷款项应以国内项目为主。
资金是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事关“三农”发展。专项资金更是必须高度重视。建议建立一个专家资金管理委员会，另外，此项资金可否叫做支持“三农”专项资金?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早期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复合性和对新经济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出现很早，但终究难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应该从传统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论文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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