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2 11:18:55
导语：在新闻法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内容摘要]本文整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提炼出诸如拼贴、复制、解构、多元等后现代法则，并尝试将这些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研究进行整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其利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电视新闻；后现代；拼贴；复制；解构；多元
勿庸讳言，当代电视节目因其创造了斑驳陆离、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而成为了后现代研究的绝佳范本。当人们沉迷于后现代气息炙烈的MTV和电视广告时，对于体察电视新闻的后语境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漫天硝烟下，电视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隐匿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法则。
拼贴、复制与电视新闻的时空幻象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状，也是最受争议的后现代命题之一。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2]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逻辑，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界，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催生着新的节目表现形态。
例如《东方时空》子栏目《时空连线》在国内首创多视窗节目形态，其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主视窗中的主持人与三个分视窗中的新闻当事人的对话。在这里，传统的一元电视画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单元，通过技术拼贴使来自不同时空现场的画面被统一在节目当下的时空维度中，这种虚幻的时空景象无疑强化了新闻的即时性。另外，目前频见于各档新闻节目中实时滚动的字幕新闻，也是通过拼贴复制技术使得字幕在画面下方快速滚动，使新闻演播室的直播时空与由文字不断生成的拟态时空互相交错，这样造成了信息空间相对膨胀，而时间因并轨被相对压缩。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的进行时态不断得到强化，而观众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如此看来，拼贴与复制法则在粉碎我们以往时空体验的同时，也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并找到了当下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时空体验，而这使我们通过电视媒介感知新闻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然而，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对媒介技术进行阐释时就走向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社会学视野中，传播的扩张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构成了后现代的社会体系，而“真实已经在形象和符号的迷雾中完全消逝了”。[3]由于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无深度。在编码过程中，生产者会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进行任意地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人们推演出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过往历史的深厚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4]
在现实的媒介事件中，关于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种种矛盾成为波德里亚的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对电子技术的仿拟功能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他们进而对电视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进行质疑。由于声画符号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符号与现实的断裂也就在所难免，对海湾战争的怀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波德里亚曾断言海湾战争根本未曾发生，只是传媒制造了一场影像战争。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电子媒介竞争，尤其是战时新闻中愈演愈烈的媒体大战而言，则不无反讽效果。确实，电视媒介对新闻事实的主观再分割，肯定会导致观众对真实状况的无所适从。传媒对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的反思，就代表着生活于后媒介景观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解构之维与电视新闻的“去中心化”
在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由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人创立的解构思想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反结构主义是解构主义的徽章，其解构的目标就是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5]
解构大师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电视新闻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观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却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
电视新闻诞生之初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党报刊的路数，把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而电视机构的体制属性无疑催生了电视新闻的话语权威性。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宣教新闻是国内电视新闻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这类新闻的第一要务，与之对应，那些引领潮流的社会精英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新时期国内新闻理念的进一步演化，新的节目形态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闻成为新的热点。在这类节目中，关注社会普通层面、再现都市生存状态成了新闻首要的价值诉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头巷尾的普罗大众就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如今，随着一批民生态的电视新闻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一度被观众视作政治传声筒和领导见面会的电视新闻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及创造力，倾力建构着“新闻，为民所用”的全新话语体系，而这类新闻节目大多在各种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这场“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运动实则暗合了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因为在当下这种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义情结日益普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他们开始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转而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传播语态由教化向沟通的过渡、选材向度由唯上向亲民的转变等等，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新闻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
然而，正如“后现代”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矛盾综合体一样，解构主义也有其与生俱来的思维罅隙，特别是当其一味流连于文本的游戏和差异，却对真理、意义的构建无动于衷时，就会有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詹明信曾视“去中心化”的文化逻辑为“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断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6]这种观点作为对时下电视新闻某些弊端的概括颇为到位。例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在初创时期，为了尽可能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猫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而当节目沉湎于再现这些偏离新闻基本属性、一味媚俗的伪民生题材时，民生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其实，新闻的平民化视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味，还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取消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毕竟，电视新闻在传承文化和传播信息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电视新闻在吸纳“去中心化”的合理价值内核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解构这把双刃剑。
新闻谈话节目与元话语权威的消解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反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而质疑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并发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现代策略，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7]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
当我们为利奥塔的犀利和颠覆性思维喝彩时，却发现身边的传媒世界也浸染了这种反叛权威、崇尚异质的后现代色彩。受其影响，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从偏重单一教化到促进多元沟通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贯以承载意识形态教化为己任的电视新闻也无法逃避。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传播理念下，将谈话与沟通机制引入到电视新闻中就多少带有了必然性。这类新闻谈话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话题的参与者都是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现场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是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
我们试举央视王牌节目《对话》的一期内容作为例证，节目围绕高校收费居高不下，寒门学子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摊制的观点，家长却认为工薪阶层负担沉重；学生抱怨助学贷款申请困难，银行回应欠贷不还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希望政策支持企业救助，而政府认为捐款抵税与国情不符……，多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个就学话题带出了教育体制、收入分配、银行信贷、税收政策、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潜在矛盾。的确，在当代这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对与错、是与非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因为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让差异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然而，与解构主义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多元主义如果片面追求知识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主谬误推理而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在这里，由于缺乏共识，多元话语之间相互讥讽、语无伦次、前后矛盾，于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无序的大众聚合”。[8]当然，波德里亚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但这对于当今这个充斥着话语碎片的传媒世界来说，无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从而满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体验普遍、永恒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得共识应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例如在前文所举的案例中，《对话》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不忘启发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帮助解决寒门学子入学的建设性方案来。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重要，但通过对话交流传递人文关怀、催生情感共鸣、引导社会变革，也同样应该是媒体追求的职业理念。
后现代思潮虽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对于这股思潮，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无数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以后现代法则反思电视新闻的目的所在。
某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读者的“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从桂运波诉《知音》杂志说起》；在第二期又刊载了《虚假报道：侵犯读者的人格权———兼作新闻“真实性”的法律读解》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规则》是这个讨论的继续。
本文认为，虚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有特定指向，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类无特定指向，但有严重的危害性。读者桂运波诉《知音》一案出现后，人们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新闻打假的呼声，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可谓是历久不衰。然而，回望漫漫长路，新闻打假却遭遇尴尬：面对与己“无关”的虚假新闻，广大受众虽满腔义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虚假新闻就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得以蔓延、肆虐。
新闻打假难，难就难在虚假新闻形式的多样和权利主体的有时不明确上。从有无特定指向来看，虚假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一类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前者在报道中有明确、真实的新闻当事人指向。后者在报道中没有指向某特定新闻当事人或其所指向的新闻当事人纯属虚假。对于前类虚假新闻，由于它往往侵犯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闻当事人一般会主动高举打假旗帜，因此，现实中这类虚假新闻也较好地得到了遏制。而对于后一类虚假新闻，由于法律规制存在着不足，加上业界和学界关注不够，其打击力度也明显较弱，这不能不给新闻打假蒙上一层不确定因素。《知音》一案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和规制这类虚假新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擦边球战术
不断涌现的新闻侵权诉讼表明，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规律，同时也侵害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有卷入新闻侵权法律纷争的可能。透过众多的案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涉诉的虚假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指向特定的新闻当事人。有的是在报道中指名道姓，以直露的方式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权。有的则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和人物特征的描写可分辨出其新闻指向和侵害对象。
也许是虚假新闻制造者从诸多的新闻官司中领悟到，制造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存在着侵权和被起诉的极大风险，于是，无特定指向这种“有惊无险”的虚假新闻便得以纷纷出笼。《45年前的恋人从死亡名单上走来》一文曾是前些年为许多媒体刊载的一长篇“纪实”通讯，文中讲述了黑龙江省海林市胜利乡一位叫王家政的战斗英雄与长沙姑娘许燕的生死恋情。此文颇为煽情动人。后经《黑龙江日报》记者纪秀英的调查，发现该篇“纪实”通讯纯属“纪虚”，不但许、王其人其事均属虚构，连海林市也无胜利这个乡。河南西峡县某人曾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两篇颇具现代意义的法制新闻，一是发表在1998年5月13日《人民法院报》上的《我要凭票看电影》一文，说西峡县某影院在放电影时发现观众只有三人便决定退票，为此一观众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影院单独为这位观众放一场电影。另一篇是发表在安徽一法制类刊物上的《滥用诉权案》一文，说一工人因被人错告使其经济和精神受损，转而起诉此人滥用诉权，最终法院判其胜诉并获赔偿1400元。
以上几例皆属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该类新闻表面上言词凿凿，新闻要素一应俱全，实际上纯属虚构，这类报道的另一特征是“对事不对人”，它追求的是事件的煽情或事件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它不以侵害新闻当事人为目的，实际上也因为其事件乃至人物、地点的子虚乌有构不上对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侵权。它使作者追名逐利的渴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又避免了新闻官司的烦扰，这也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日益泛滥的缘由。
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没有或不能侵害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其危害性却很明显。个别媒体的虚假新闻不仅损害其自身信誉，而且还殃及整个传媒，危及整个传媒的发展前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使普通受众既花了不该花的钱，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感情上也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另外，受众凭借对媒体的信任，在某些虚假新闻的误导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为抉择，不仅使自身利益受损，甚至还可能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
《知音》一案：普通受众渴求法律之剑
2000年4月，与报道内容并无所涉的普通读者桂运波以被告刊登虚假纪实文章为由(其中有一些便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将国内知名杂志《知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刊发虚假文章，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赔偿原告购买的刊有虚假文章的该杂志价款的一倍，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并公开向受骗读者赔礼道歉。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知音》杂志社在答辩中强调，商品和服务是《消法》保护的范畴，而报刊内容并非其保护范畴。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报刊内容属《消法》的保护范畴。而民法专家何山认为，对于文字内容的虚假，除非是这一期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假的，单凭一两篇文章中部分的虚假，读者是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的，这有个量的标准。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和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当事人的条件，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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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一案给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和刊载媒体敲响了警钟：伴随着普通受众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从单纯的物质产品领域进入到精神产品领域，这种擦边球战术尽管没有侵害某特定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因其愚弄了一般受众，同样有被诉诸法律并受法律惩罚的可能。
本案引发的争论和本案的一审判决表面上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的保护范畴?但其背后却蕴含了一些更深层次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普通受众能否作为原告以“虚假新闻”为由提起诉讼?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对此类新闻的法律规制如何?又该如何规制这一类危害甚大却经常逍遥法外的虚假新闻?
无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保护，《消法》并无明确规定。一期报刊中存在多少虚假内容算是质量瑕疵，法律并未界定其标准。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确使普通受众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伤害，但它究竟侵犯了普通受众的何种权利呢?现行立法在以上一些问题的模糊和疏漏直接导致了《知音》一案的一审结局，尽管本案已告一段落，但其争议仍在继续，留下的问题也未获解决。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危害性、对普通受众权益的侵犯性确乎是一个昭然的客观事实，而由于法律规制的不足致使普通受众的权益遭到冷落。《知音》一案再次表明：现实呼唤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新闻立法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倍加关注!
普通受众的诉权：必要且合理的外部规制
防治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要仰赖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道德自律、新闻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更要仰赖法律的规制。对于虚假新闻，我国在一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作了些规定。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报刊刊登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作品的，应公开更正并消除影响，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视其情节轻重将责令限期更正、警告、通报批评或罚款，有关责任人员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显然这些规定或措施适用于各种虚假新闻，自然也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效。但这些规定或措施也有其特殊性：其一，它们本质上属于新闻出版部门的内部制约监督或法律规制。新闻监督和监督新闻同样重要，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是确保其有序、合法、文明运作，正确发挥其功效的必要前提。它需要普通受众的参与，广大普通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制约环境，使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也利于彻底打击虚假新闻的产生和蔓延，并达到消除虚假新闻的目的。其二，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属以上规范性文件的禁止之列，但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是行政责任，受侵害的普通受众无法通过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体行政责任的负担，使其已然受损的权益能够得到弥补、恢复和赔偿。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是弥补现行法律规制之不足的需要，它可使法院通过审判，让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或刊登者承担民事责任，使普通受众在监督新闻媒体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有助于有效打击、遏制和消除这一类虚假新闻。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性质也决定了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具有合理性。笔者以为，从性质上看，刊登、出版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普通受众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普通受众通过购买这一交易行为而订立的，受众购得报刊后合同开始生效。依照买卖合同，买方即普通受众的义务是支付价款，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取得报刊的所有权，并有权就所购买报刊的质量瑕疵追究卖方即新闻媒体的违约责任。提供质量合格的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介的基本义务。新闻报道的质量不仅体现其载体报刊杂志的纸张、装帧、印刷、错别字差错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因为报刊的主要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载体。读者的购买目的也并非在于新闻的载体“纸”，而是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对新闻报道内容的质量要求便是报道应具有的基本属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只要出现了内容基本失实的新闻报道，无论一期报刊上有几篇，正如顾客所购的衣服不论它破了多少个洞，都应属质量瑕疵，属于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时也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传统的新闻侵权理论认为，新闻作品有特定的指向才构成新闻侵权。《知音》一案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对该项理论进行反思。
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可成为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是否属侵权新闻的判断标准。民事侵权行为法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行为的违法性；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的“帝王条款”，而且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其实施细则、《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等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在主观上对其作品的发表均属直接故意，对作品可能造成的侵害也持有故意或过失，刊载媒体同样存在故意或过失。至于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要构成侵权的另两个要件，以下例子可以证明。1999年《新闻出版报》曝光的虚假新闻———《神农架悬赏50万抓野人》，这一虚假新闻的幕后策划者为深圳“智慧鸟公司”，其真实目的是发行探险旅游卡。某公民在读过此类报道后，受其“50万悬赏”的误导，购买了探险旅游卡，结果发现是上当受骗。在此例中，该公民财产本不应受到的损害直接源于此文的误导，其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在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对普通受众形成误导，受众在该误导的指引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判断和不应有的行为时，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构成了新闻侵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类新闻侵权的特征与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侵权有所不同，前者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一般受众的财产权，它使受众的财产不应减少的得到了减少，而后者侵权的直接客体是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人格权。
违约性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特征，也是一切虚假新闻的共同特征。普通受众可以其违约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向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也可能构成侵权。此时，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所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便属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依照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侵权和违约特征的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然对普通受众的财产权形成了侵害，普通受众便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任选一种责任方式向法院提出其诉讼请求。
其实，依照我国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使其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在于出版部门对有关主体行政责任的追究，而是在于受其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追究其民事责任。
摘 要：新闻法学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作为规范和限制记者实践操作的新闻法学在当今时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加之在现代化发展中法律体系的不完备，新闻法学的教学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有法可依，尚不完备”的状态鉴于此，总结在新闻法教学中的不足，得出了关于新闻法教学内容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是案例教学法；二是模拟法庭法；三是头脑风暴法；四是小组专题讨论。
关键词：高校；新闻法；教学方法
现在的中国是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资讯高速增长的时代。新闻学教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和创新。新闻法是新闻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规范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的新闻法学开始日益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笔者作为从事新闻法教学的教师，从总结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出发，认为在新闻法的教学中，有两项内容在以往的教学环节中被大家普遍忽视。其一就是针对新闻法课程中理论知识的基础部分还需夯实和补充，其二就是针对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上还需改进和突破。那么，笔者就从这两方面一一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夯实和补充新闻法课程的教学内容
作为日益引起重视的新闻法学课程，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越来越多的开设，同时，也鼓励和建议学生多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多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而系统、具体的学习散见于诸多法律体系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这一任务实在太过巨大，所以，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不能完全做到。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主要讲授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那么，笔者认为新闻法教学主要内容的讲授除了教材中指定的部分外，还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介绍我国新闻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是对学生在讲授新闻法渊源时必须强调广义的新闻法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宪法。宪法是近代形成的民主制的标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或称最高法、基本法。各国都把宪法有关内容作为新闻传播法的最重要的渊源。二是法律。在我国，法律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法律。在我们的基本法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比如我国民法中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刑法中也大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例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成，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四是地方性法规。总之，通过对我国新闻法现状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我国目前与新闻活动相关的法律规范，便于在将来从事新闻活动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
2.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让学生了解的新闻法内容之一。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力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记者对自己权利的概念不清，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代表政府和人民利益，似乎自由的无边无界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滥用权利的现象。因此，教师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描述清楚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更要描述清楚其义务。要让学生明白，新闻工作者拥有的是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我国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新闻记者不是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是国家管理活动。教师尤其要把容易引起新闻纠纷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给予详细透彻的分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
3.为什么我国现在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
我国现在还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新闻法必须规定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普遍性，但是，现在传媒按行政等级划分，实际上记者也存在这种等级差异性，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矛盾是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专门《新闻法》的最基本理由；二是新闻法的稳定性与舆论导向随机性的矛盾也是理由之一；三是新闻法面对作为社会行业的新闻业的禁止性规定与作为具体的党政机关一部分的传媒宣传纪律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法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恩格斯）。法愈开放，对统治阶级中个人的任性的限制愈大。
总之，在新闻法的教学内容方面，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关于以上的理论知识，这是学习新闻法的必要前提。
二、改进和创新新闻法课程的教学方法
在当代高校的新闻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当然，这也是由这门课程本身的特造成的。新闻法本就是诸多法律条例的汇总，理论知识点丰富，课堂中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所以就形成了偏重理论讲授的课堂风气。这样的课堂设计自然带来了比较单调、呆板的课堂环境，学生普遍反映新闻法学课不生动、不有趣，学习兴趣不浓厚。鉴于此，笔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总结出了几点改进的方面，希望用创新的形式来进行新闻法学课堂的设计。这几点改进和创新的方面将分别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头脑风暴法和小组专题讨论来一一叙说，希望能够引导学生从现实实践中学习新闻法，来培养他们对于新闻法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最终能增强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案例教学法
在新闻法规教学中，如果只是对课本内容“照本宣科”，学习兴趣就很难调动起来，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先要系统梳理，精选案例，把这些枯燥的理论讲“活”，这样才能增强学生在新闻采写中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意识。
案例教学法是指运用身边发生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说明道理，给学生的行为以启发的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由老师讲透原理，然后剖析个案，课后由学生分组搜集案例并讨论，并在课堂上按老师的要求进行剖析。例如，笔者在讲授“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这一节内容时，给出了案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首先讲述了什么是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同时分析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中的违法行为，要求学生对这起案例的每一处违法细节进行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舆论监督权利的结论。进行案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获知新闻事件时能通过法律专业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成新闻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模拟法庭法
模拟法庭法是从法学教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概念。模拟法庭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笔者在讲授“新闻与司法”这一章内容时，曾引用了“王彬余悲剧”这一案例，希望借此让学生明白“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课堂上，针对案例中的“王彬余案件是否该判死刑”这一问题进行模拟法庭。这一堂课学生们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学生在课前搜集了详细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各方“律师”和其他“角色”语言犀利，法理充分，给出了详细、准确、很有见地的意见。通过这一堂课，训练了学生们的辩论技巧、庭审技能，让他们学习了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司法制度等知识，令他们更深刻地领悟到新闻的操作及运用，也让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法律的魅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3.头脑风暴法
所谓头脑风暴，是指专家群体决策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头脑风暴指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新闻法课堂教学中采用头脑风暴畅谈会，一方面可以结合全班的智慧，开创新思路，寻求更好更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师生互动。笔者在讲授“商品信息的和报道”这一部分内容时，介绍了广告信息在传播时出现的一些不合法不合常识的地方，但是却依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正常传播的案例，在课程上针对此问题组织学生民进行头脑风暴畅谈会，希望能够得出比较有效的可行性解决方案。结果是同学们对此问题畅所欲言，确实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意见和方案，开拓了思路，活跃了课程气氛。
4.小组专题讨论
顾名思义，小组专题讨论的概念就是将全班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专题，小组成员内容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方法将大的议题划分，细分任务和责任，并逐一落实，有利于任务更有效地完成。同时，各小组内容讨论、消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写作精神，一举两得。笔者在讲授“特殊新闻的和报道”这一任务时，曾就“突发事件”这一特殊新闻在和报道中的注意事项交由学生们分小组讨论完成。其中，各小组负责一个突发事件新闻，小组内容分析这一突发事件在信息和报道中的问题，最后在全班逐一给出个子结论，最后由笔者汇总，成为这一任务的最终答案。
三、结语
新闻法不仅要做到坚实的理论知识的教授，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总结和提高。也就是说，新闻法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播新闻法律知识外，也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感受、理解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是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水平法律工作者的重要途径。
摘 要：本文以《暂行报律》风波为中国新闻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独特案例单独给予分析研究。拟在民国初立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新闻法规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报界俱进会和新闻法规的博弈影响等问题。并以历史发展的动态视角，考察民国初年中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发展脉络，把新闻法与媒体、媒体组织博弈效应置于民国政权初立的大环境下，不仅有助于我们探析中国新闻法制建设进程本身，也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的理解媒介与社会的互动效应。
关键词：暂行报律；新闻法制建设；中国报业俱进会
近代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和报刊活动来彰显话语权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自主的意识。他们将报刊作为舆论动员的阵地，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充分表达了其政治诉求。在民国初立的《暂行报律》风波中，表现尤为突出。《暂行报律》一颁布，仍然立即遭到了新闻界的一致反对。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和以自由知识分子出现的各政治势力代言人，对报刊的舆论造势功能利用地尤为明显。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舆论工具，集体刊发反对文章，甚至以新闻职业组织的形式上书孙中山，集体抵制《暂行报律》。在这场报律风波中发生在西学东渐的特定历史条件，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成为其冠冕堂皇的动机和理由。然而当时上海新闻界如此强烈地反对《暂行报律》，从表面现象上看，是为了向南京临时政府争取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却有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即南北军阀势力与倒袁妥协派为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发动的舆论攻势。
一、“暂行报律”风波始末
民国元年（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对清政府颁布的《印刷物专律》等法规宣布无效，并称在民国报律尚未制定之前，先定《暂行报律》三章，“南京政府内务部以前清报律未经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应即废止；而民国报律又未颁布，故暂定报律三章，令报界遵守”[1]。全国报界俱进会当电孙中山，表示反对。报律三章，内容为：（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初一日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员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井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1]。
这样三章规定，从一般意义上说，并没有对新闻自由作出过分的限制，而且，为了防止帝制的复辟，不让颠复者在报刊上散布破坏共和国体的言论，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暂行报律》一公布，中国报界俱进会首先表示反对，立即致电孙中山，表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很快，《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民报》、《大共和报》等均登报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强烈反对该报律。同时，《民立报》于3月6日刊发章士钊《论报律》一文，明确提出“法制国而无此物”，第二天，《申报》《大共和报》等上海报纸又刊出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该文点明：“民主国本无报律”，并称：“且立法之权，职在国会，今纵国会未成，未有编定法律者，而暂行格令，亦当由参议院定之。内务部所司何事，当所自知，辄敢擅定报律，以侵立法大权，已则违法，何以使人遵守？[2]”对报律的立法程序提出质疑。章太炎认为内务部议定报律不仅毫无法律依据，而且侵犯了参议院的立法权。
在舆论界的一致抵制下，孙中山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9日通知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通告称：“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故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效力，不得以‘暂行’两字谓可从权办理。……民国此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会议决议，勿遽亟亟可也。[3]”旋即下令撤销了《暂行报律》。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暂行报律》成为中国新闻法制史上的一现昙花。《暂行报律》的旋起旋灭，是民国初期“绝对新闻自由”新闻理念的盛行的显著标志，这种形式上新闻权力的胜利在短时间内促进了民初报业的大繁荣。但这种繁荣只是短暂的假象，离开了法律的合理约束，报界的自由言论自然不会长久，甚至会为以后的厄运埋下祸根。最终在“癸丑报灾”的残酷现实下幻灭。当时的报界精英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偏差，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盲目追从，矢志追求的是绝对的“新闻自由”，是这次报律风波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报业俱进会与“暂行报律”风波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所制订的《暂行报律》公布后，便遭到新闻界人士的普遍反对，他们通过当时第一个全国性职业报业组织——中国报业俱进会直接致电孙中山，旗帜鲜明的表明反对该报律。
中国报业俱进会成立于1910年9月，是国内第一个全国性新闻职业团体。这个组织最初由《神州日报》、《时报》发起倡议成立，原定名为“全国报馆联合会”，1910年6月，中国在南京举办大型工商业展览会——南洋勤业会，各地报馆派记者采访，期间，上海报界记者提议，在此前众多区域性报界团体成立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报界大联合。是年9月4日，上海日报公会主持召开了中国报业俱进会的成立大会，会议的地址选在了南京劝业会公议厅，第一次讨论会便制定了组织的章程和宗旨。要求“以各报馆为集体会员，不以总理、主笔为会员，但承认其为代表；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中国人自办报馆才有入会报馆资格：在各地设立分会。”明确表明俱进会的组成单位是报馆，而非传统意义的报人，并坚持纯粹性，要求是国人自办报馆，并宣称中国报界俱进会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督促报界之进步”为宗旨。这个组织在诞生之初，便具备彰显“新闻自由、新闻权力”的特质。会上选举了领导机构，并决定“设事务所在上海办理会中一切事务”，规定是以报馆为会员单位的全国性新闻界团体。它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全国报界共同的利害问题”，“须用全体名义执行对外联络事宜”等决议。根据当时的统计结果，参加这个全国性新闻组织的共有“上海6家、北京7家、东三省9家、广东2家、香港1家、江西3家、汉口1家、浙江3家、南京2家、四川2家、福建1家、贵州1家、芜湖1家、无锡1家、共40家”[4]，这40家报馆分布在20个地区，且基本上包括了当时报业相对发达的一些省市。
从报界俱进会的地域分布来看，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新闻组织，联合声气以督促报界进步的实际意义就是以报界的群体力量来对抗外来压力，而外在压力的主要来源便是当局政府。所以当《暂行报律》乍一公布后，中国报界俱进会立即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基于新闻界自身的利益考虑，一致同意拒绝执行报律三项规定。在及与会代表详细讨论后发表致孙中山大总统电：“今统一政府未立，民选国会未开，内务部搜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5]”孙中山接到此电文后，为巩固新生政权，于3月9日即明令撤销《暂行报律》。可见在“暂行报律”风波中，中国报业俱进会以报界同仁组织的形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中国新闻人首次以报界团体为主体来抗争当政政府的报纸管理律法。此后，北京报界同志会集体反对袁世凯的《报纸条例》；1915年中日交涉中，广东报界公会掀起的一系列反日活动，《申报》在报律风波后不久，发文明确表示：“亟宜联合全国成一大团，……凡此对内对外，我报界均应互相商榷，确定方针，以发挥共和之精神，制造健全的舆论。[6]”由此可见报界同仁意识到了以团体的力量对抗当局以及时局的重要性。“暂行报律”风波对中国新闻团体的发展，功不可没。
《暂行报律》被明令取消，这是报界俱进会引领报界抵制报律的显著成绩。但是关于报律的争论问题，并没有因此停止。之后，上海日报公会、湖南报界联合会、武汉报界联合会等新闻团体曾多次就报律问题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这说明不得滥用法律限制言论自由、钳制报业发展成为报界共识，以至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特别大会特意通过“不承认有报律案”[7]。甚至对于中国报业俱进会本身，关于报律问题的争议仍然存在。然而对报律问题的不断争议，并未能延长这个第一个中国职业新闻团体的历史寿命，其存在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的时间。然而该团体的存在还是有其鲜明意义的。总体而言，中国报界俱进会在暂行报律及其他相关事件的带动和鼓舞下，使得中国新闻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外联，加强组织之间的亲密互动。在对待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或者关于报业厉害的事件上，群策群力，充分利用已有的媒介资源，整合传播力量，使得报业在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更加显著，让报界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之一。因此不管是不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的盲目追求，毕竟是有组织的争取新闻权力的开端，从这个角度说，俱进会对新闻法制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对报律的误读与新闻自由绝对化
在致孙中山大总统信中，中国报业俱进会提及《暂行报律》“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6]一语点明中国新闻界自诞生以来，如何长期受清政府各种法律和规章严苛的压制。故民初新闻界一面向往西方宽松的媒介环境，对新闻出版自由强烈渴望，一面对新政权报以实现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的希望，二者合力，导致报界对《暂行报律》的实施给与严厉的批判和抵制。然而就民国《暂行报律》而言，它对新闻界的约束并不过分，它认为一切报刊都应呈请注册，不许攻击新政权新整体，不许毁坏别人名誉，报道失实应更正等。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就不能成为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暂行报律》报律本身的完善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一部分盲目信任新闻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社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占据舆论阵地，兼之另外一部分人基于政治原因，导致《暂行报律》在民初寸步难行。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申报》的反应可窥一斑。在发表发对《暂行报律》的当天，申报同时刊载社论《论国会宜早召集》，提及：“前清之亡，亡于专制。专制者何政礼也？民国之成，成于共和，共和者何国礼也？然则民国之政礼将为专制乎？[8]”直接批评南京政府“专制”地对待新闻报纸，并提高到政治体制的批判高度。此后，该报在3月8日头版刊登的孙中山上海报界电文后配发评论《论新政府今日急宜痛除虚骄之习》，提及南京政府有“虚骄之习”，并认为此虚骄之习“足以扰乱人心而影响国事也。……前清之亡，亡于失民心，民国之兴，兴于得民心，乃合众人之心。[9]”以《暂行报律》为引，认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便有不尊重民意的“虚骄之习”。
这种站在维护新闻传播者利益的过度批判是当时的普遍状态。然后，影响更大的却是那些基于政治目的，刻意扩大报律事件的社会影响的一些人和组织。在报律斗争中，他们以践行新闻自由为旗号作为反对理由，实际上有更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即南北军阀势力及政治妥协派为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而趁机发动的舆论攻势。如报律风波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章太炎。在反对民国《暂行报律》事件中，他实际是为了实现政治斗争的目的而抵制报律。其政治立场为吹捧袁世凯等伪立宪党人，因此极力攻击孙中山和临时政府。甚至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也积极参加署名发表通电反对《暂行报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该报一贯的“国民之舆论”理想和使命。背后的原因是这时的《民立报》虽的宣传基调已转到南北妥协的倾向，在舆论上强调“不逼袁世凯为恶”，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的态度。
对于《暂行报律》的出现，现行研究者多以尊重历史、审视历史的态度给予支持。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该报律规定的内容强调的是报纸杂志出版应该登记，不可报道失实和毁人名誉三项，这三项几乎是所有的新闻法律都要涉及的，《暂行报律》并无逾越。至于“不准在报刊上散布破坏共和国体的言论”项，在民国初始，各种情况纷繁复杂，外有敌对国虎视眈眈，内有晚清残余势力时刻伺机复辟，从新闻法的角度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十分必要。如实报道以及禁止散布破坏共和政体的言论，是新闻媒体应尽的职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政权，暂定的报律对新闻事业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是完全必要的。在当时报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新政权对全国的新闻媒体进行大致了解，要求注册在案是在情理之中的。
显然，民初新闻界幻想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显然脱离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绝对自由是不现实的。报界在《暂行报律》风波上的胜利，并不是新闻自由思想的胜利，也不是新闻界良性发展的体现。这种毫无法律约束的自由，在导致新闻人对自由的滥用同时，必然会掀起一轮更强大对新闻活动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初新闻人思想上的幼稚和对西方新闻自由理解上的偏差。
四、“暂行报律”风波对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影响
新闻法制是指有关新闻业的法律、规章和管理制度，涉及国家对新闻业的控制和管理、新闻业内部行为准则等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原则上确立了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新闻法制准则，是开始在中国建立自由新闻体制的标志。实际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十分重视报刊的舆论引导功能，在革命促成过程中，反复提及报刊的宣传引导作用。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对革命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评价极高。曾在《民立报》的茶话会上说过“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心中。[10]”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纸应守规则》，无形中被废除了。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原则的国民政府形式上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新统治者，新闻自由似乎获得了以往所不曾有的对待。《暂行报律》明文肯定言论出版自由，相比于先前的专制报律，在中国新闻法制演进过程中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新闻法演进的第一次自觉选择新闻法律制度。也正因为这次《暂行报律》风波的产生在民国初立之时，军阀势力，清末残余，国外各方势力群立，甚至当时革命派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主张绝对民主和自由的人们，这些不同的势力和组织基于不同的目的一起反对《暂行报律》，报律的夭折是注定的结局。“民初《暂行报律》事件不只是一场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更是几派政治势力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一次攻击。”
单纯从新闻法自身发展来看，这次绝对新闻自由的“无法”状态的形成，也为此后袁世凯政府制造“癸丑报灾”提供了机会。袁世凯上台后，为了是现状及的绝对专制目的，以新闻界自由无序发展为由，颁布对新闻界实行严密控制的《报纸条例》，实行比清朝更严密的言论控制制度。并以《报纸条例》为执法依据，对异己的报刊和报人加以迫害，民初报人努力争取并认为已经获得的“绝对新闻自由”在袁世凯政府的打压下成为一纸空谈。纵观历史，人类取得的所有成果均有赖于法律的肯定与保障。新闻法律法规自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限制规范报业和新闻从业者的行为的同时，对新闻业实行有效的管制，防止言论自由泛滥和报业无序发展，从某些层面也保护了新闻业。从根本上说，在特定历史时期新闻法规的出现，也是为了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国家社会的安定，没有了这些基础，新闻事业是无从发展的。
【摘 要】新闻法制可以说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在探索阶段。但是，为加快建设中国的新闻法制体系，就势必要对新闻法制的产生及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新闻法制中适合我国的部分加以借鉴。文章试从以上问题提出对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可行建言。
【关键词】新闻法制；新闻法
一、新闻法制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法制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式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新闻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斗争的胜利，19世纪以后，新闻法律制度也逐步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
西方的新闻法，是指国家在调整新闻传播过程中而产生的规范公共利益、公民利益和法人利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豍各国的新闻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第一，针对新闻活动的专门单项立法。比如法国在1881年制定的《新闻自由法》，瑞典的《出版自由法》等。第二，有些国家没有单行的新闻专项立法，而是根据宪法、民法等基本立法中有关新闻的有关规定而规范新闻活动。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外，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在这些国家内，往往也依据对已决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新闻活动进行规范。纵观国外新闻法制的发展，主要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没有新闻法制到严格的新闻管制，再到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法制态度的摇摆，最后到现代法治国家中对新闻活动立法规制的完善。
我国的新闻法制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报状”、“观察使牒”和“定本制”，到了清末民初，更制定了《大清报律》和出版法，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也制定了《国民暂行报律》，袁世凯也出台了《出版法》，国民党政府时期也颁布了《出版法实施细则》和《新闻记者法》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中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在现行的我国宪法当中，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建议等权利。
我国的新闻专项立法早在1980年赵超构先生就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到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新闻法研究室成立，我国的新闻立法正式拉开序幕。到1988年，全国有三个新闻法草案，1989年以来，虽然制定工作停滞下来，但是邓小平曾指出“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豎1997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豏截止到2012年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兼有规范性文件，并遵守国际公约的新闻法制体系。
二、新闻法制的形式和内容
新闻法制的形式可以从新闻法的渊源的层次上进行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宪法或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第二，专门的新闻法为核心的基本法律；第三，新闻法规；第四，其他相关规定。
虽然新闻法的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可以说是新闻法的根基，它应该允许新闻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在不超过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报道。第二，新闻监督权。这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及时披露及做出合法性评论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闻监督权，必须有严格的界定，不能以监督为名冲破司法的界限。第三，新闻的社会责任。新闻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要负担相应的义务，要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良知。这就要求新闻行业要进行行业自律。
三、完善我国新闻法制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新闻实践中，随着有关新闻诉讼的个案的出现，如何建设一个规范而有效的新闻法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其中，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进行。
第一，树立新闻法治观念，正确认识新闻立法。
在我国新闻专项法律制定的道路上，一直困难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转变。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我国新闻法治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新闻法治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其中的问题。新闻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有了新闻法治的保驾护航，新闻行业的发展必将更蓬勃。而且，从总体上讲，新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我国树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际形象的最好办法。
第二，完善新闻法律体系，制定专项新闻法。
虽然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等，但是总体而言却缺少新闻法，这样使得新闻法律体系缺失了专项基本法。所以，加紧制定专项的新闻法就成为整个新闻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最重要一环。
制定和充分实施专门的新闻法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发作用。大法治环境的确立无疑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的有力的环境保障，同时，新闻实践的发展也不断的呼唤专门新闻立法的出台，同时，新闻实践也为新闻法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准备，所以，制定出适合我国新闻实际的新闻法势在必行。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对报业的控制是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十分黑暗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报业史上的巨大劫难“癸丑报灾”，它带给现代新闻研究者的不仅是其体现在表面的理论价值，更是隐藏在背后的关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发展内在规律的研究价值。研究癸丑报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现代研究者更好的全面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更全面的认识癸丑报灾产生的主观、客观因素，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角度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
【关键词】癸丑报灾 北洋政府 新闻政策 新闻自由
一、社会背景因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在当时可谓“万马齐喑”。政治上广泛动荡，各系军阀虎视眈眈；经济上迟滞不前，内战频仍民生凋敝；文化上想方设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新一轮的文化领域斗争一触即发。
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袁世凯设计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同时藐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专门出台了包括《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出版法》等管制新闻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他还在制定其他法律的过程中加入了对新闻事业的管制的规定。制定出台这些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政策的原因。是袁世凯政府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政策内涵所导致的，更是北洋政府意识到了历史经验中报业重大力量的结果。
在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实则是为加强专制、复辟帝制，不断进行新闻立法建设。成为了癸丑报灾的始作俑者。
二、矛盾激化过程及导致报灾的直接原因
在辛亥革命之后，报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极盛时代，但是到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与国民党各自在势力范围内加强对媒介、舆论的管制致使本来深厚的矛盾被更加激化，袁世凯更实在取得全国统治权后进行个人独裁，各种法规的限制使报业陷入低谷长达四年之久。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民贼独夫”等语言斥责政府，激怒了袁世凯。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予以“严重取缔”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的报刊只剩下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至此，“癸丑报灾”的直接原因——北洋政府的残酷新闻管制政策，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果实之一——以无限制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彻底摧毁了。
三、世界新闻思想影响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各种新旧观念百家争鸣，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大时代的浪潮下，留学海外的学生们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洗礼之后，将一部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带回中国，其中就包含了资产阶级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的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言论政”，他们一直在努力向统治者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个理论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在将新闻自由广泛传播的同时身体力行，创办报刊。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将人带回原地。众所周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洗礼才逐渐被人广泛接受。在社会发生激烈变革思想异常动荡的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仅凭一腔热情对其空空追求甚至因此斗争，必将会和当时的政权及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念并且坚定的传播着这一思想，但是他们大多数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他们既有传播新思想的积极性，又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这样的双重性成为了他们在传播民主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章士钊在《论报律》中阐明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这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可以说，从西方的自由思想上，中国的报人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启示，在思想上催生了他们的自由观。产生了与限制新闻自由法令相斗争的观念，进而指导了这批报人的斗争。
四、报业追求“绝对自由主义”的主观因素
事物的发生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固然北洋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根本上造成了“癸丑报灾”的发生，但报业对新闻自由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客观经济基础不符的“空想主义”也是这个报业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所在。民国初期推崇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是与当时国情不符的媒介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空想自由主义”的余温。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清末民初新闻自由造成很大戕害的是绝对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不要报律、不遵守报律是其典型表现。这种表现在清末尚有促成封建王朝瓦解的积极作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是非理性的，弊远大于利。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是残酷的，但新闻界的‘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并煽动暴力，却为报灾埋下了伏笔。”
事物在对的时间经历对的状态才能使历史产生最顺畅的前进动力，然而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盲目的追求绝对自由，且进行宣战、对抗、一味的批评甚至讥讽，也是造成其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洪流中带来了传媒和法律进程的无限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想要传媒人能够真正有尊严的为民生立命为大众疾呼，就要在根本上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制定中立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我们只能说，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光芒和勇于求索的勇气，但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中所难免暴露出来的空想自由主义思想的弊端也是应该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所警醒和借鉴的。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案例教学法特点的基础上，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问题，认为应首先重视理论的讲解，其次重视课堂讨论，以期提高教学的生动性与典型性。
【关键词】 传播效果；案例教学；新闻法规；课程应用
一、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
传播效果从广义上讲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传播效果是和传播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也是检验传播活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讲按照传播效果发生的逻辑顺序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以及最终引起的行动层面的效果。
在高校专业教学工作中，因部分专业课程的高度理论性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下，课堂反应平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传播效果。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新闻专业新闻法规课程的教授工作，新闻法规是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总体上来讲理论性较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律规范性课程，从教材上来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新闻法制知识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讲解。教材的这种结构体系，对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要掌握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而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发现，很多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空白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讲到新闻侵权的构成条件时，为了使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掌握的牢固一些，要先引入在民事案件中，构成一般民事侵权的要素，再进一步引申到、具体到新闻侵权的构成。而在考试过程中却发现，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产生混淆。
二、以提高传播效果为设定目标的案例教学法
1、案例教学的兴起
案例教学是一种通过模拟案例场景，进行案例场景再现等方式，将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典型教学方法。该方法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哈佛学院前院长提出，之后被广泛推广到全球各地，并被较多的运用到医学、法学、军事学等专业教育的实践教学领域。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它是对现实问题中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综合反映。案例教学中选用的案例多数来源于现实社会发生的真实事件，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环节中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和较强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呈现在课堂教学中。因其来源于实践，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其积累社会经验提供帮助。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应首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设定好相关教学内容，并根据每项教学内容有目的、有主题的选定教学案例，之后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组织学生开展对案例的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广泛交流活动。针对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笔者采用了目前教育领域中得到广泛推荐的这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1）案例教学法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性。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所选择的事例多数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直接反映出教学内容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是也是要根据教学需求选择一些好的案例开展教学。重在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其将专业理论内容紧密的设置在教学环节之中，也直接有效地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案例构成的综合性。教学案例的多数都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因其典型的社会性特点，表现出案例内容并非只是单一的表现某一项理论，它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和多元化。鉴于此，学生可以通过对案例的深入体会和剖析，逐层多角度的进行探讨的认识。
（3）传播效果的启迪性。文前提到传播效果的第一个层次是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从案例教学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记忆。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这一层面则能够通过学生对案例教学的课堂积极性充分的反映出来。
三、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
新闻法规课程主要向学生们介绍新闻法制的基础理论，以及引导其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针对新闻法规课程的这个基本情况，笔者设计了讲练结合为主线、课堂讨论和案例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并且在本学期的课程中具体实施了这个思路，希望可以通过理论讲解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新闻事件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具体来说：
首先是理论的讲解。由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新闻法规教材理论内容较多，案例相对较少，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所以在讲解理论的时候，教师应首先结合学生的层次特点调整教材的结构，对教材进行大胆设计和取舍以凝练主题。比如针对法制特点部分，教材上强制性、集权性、统一性、阶级性，而实际上，在具体应用中，我们很多情况下常用后两种。所以在实际讲授中，讲授者可有意识的加强后两种方法的讲授。而另外一些章节，比如就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章节，可做以充分的讲解。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最有用的知识。而这两个部分均可以根据其特点选择案例。尤其是对于新闻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完全可以广泛收集选取报刊电视最新的例子，整个授课过程所讲授的例子除了经典例子之外，大都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此外，还适当为学生介绍一些中国香港及国外新闻节目的一些做法，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而且教学效果很不错。
然后是重视课堂讨论。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一种好的教育，应当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学习中去，享受求知的乐趣，享受智慧的升华。对于学生自己已初步形成教师通常会围绕一个问题首先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看法。对他们提出的有创见的想法予以鼓励。针对学生具有一定理论认识基础的部分，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导入、案例分析、假设结果模拟预测和案例总结等阶段开展教学。通过从案例讨论中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最后可以让学生自行总结，也可以教师总结，讲明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在总结中，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给参与者以鼓舞。
四、案例教学法在传播效果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层次的要求，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教师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充分认识，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要能够根据教学重点和教学目的有计划和针对性的设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环节。因此，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并能基于这一设定要求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综合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它可以在映射教学主要内容的同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摆脱了单一理论教学的纯“真空化”缺陷，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简单培养提供教学资料。
展江，１９５７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新闻媒介运作机制和战时新闻传播事业。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组织了有海内外多学科学者参加的五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
基于历史渊源，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法律采用大陆法系，主要是由宪法和专门的新闻法来对新闻事业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行直接授权。但是，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近年来，虽然阿根廷在民主化进程方面进步显著，虽然新闻自由已经成为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反复出现的独裁统治和长期的“保密文化”传统等原因，法治精神远远没有充分发育成熟，以至于有法不依和行政操弄司法的现象相当普遍，甚至许多民众普遍对司法抱有不信任态度。此外，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利于舆论监督的过时法律还有待清理。为推动法制体系尤其是新闻法制改革，阿根廷的新闻工作者以其勇气、坚韧和智慧为各国新闻界树立了一个范例。
（一）宪法与《美洲人权公约》
阿根廷没有成文的新闻法，而是在宪法和民法、刑法中对新闻出版活动的权限作出具体规定。阿根廷最高法院曾经指出：新闻自由是阿根廷宪法中一条极重要的条文，如果新闻自由没有足够的保障，整个民主制度只会徒具形式。在阿根廷，创办任何媒体都不需要领取执照。但是，由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８３年的军人统治期间宪政体系的中断，法治受到了极大损害。这影响了反腐败的制度能力。１９８３年民主制度恢复后，情况逐步好转。
阿根廷宪法制定于１８５３年，后经１８６０年、１８６６年、１８９８年、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９４年多次修正。１９９４年的宪法改革就国家和新闻界的关系加入了若干肯定表达自由的条款。宪法第１４条规定，阿根廷共和国的所有居民有权“在报刊上发表其观点而无须事先检查”。第３２条具体规定：“联邦国会不得通过限制刊印自由的法律，或者对它确立联邦司法管辖权”①，这被称为阿根廷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消息来源保密的权利得到了宪法第４３条第３款的专门保护：“新闻信息来源的秘密性质不受损害”。第７５条第１９款赋予国会管制广播电视媒体的权力。
这部宪法还糅合了若干专门处理新闻界权利的国际条约的内容。对新闻自由来说具有重要性的是已被阿根廷接纳的《美洲人权公约》（又名《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条约》，它的第一款的文字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第１９条主要部分如出一辙），它确立了如下权利：
第１３条思想和表达自由
１．人人有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告知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是口头的、书面的、印刷的、采取任何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任何个人所选择的其他媒介的。
２．上一段落所述权利的行使无须经受事先检查，但是必须承担法定的专门性事后责任，以确保：（１）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２）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公德。
３．表达权利不可被下列间接方法和手段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和私人控制新闻纸、电台广播频率或用于扩散信息的设备，或者通过任何倾向于阻碍观点和意见传播与流通的手段。
４．尽管有以上第二段的规定，但是公共娱乐可以依法受到事先检查，对它们的近用进行管制的唯一目的在于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保护。
５．下列行为将被视为依法可处罚的罪行：宣传战争和针对个人或人群鼓吹可激发违法暴力的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或类似行为，无论这种鼓吹是基于何种理由，包括种族、肤色、宗教、语言或国籍。
（二）“不敬罪”法与诽谤法
民主化改革以来，阿根廷有了一部好宪法。但它仍然是对新闻界开展舆论监督进行法律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除了声名狼藉的“不敬罪”法之外，《刑法》和《民法》相关条款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决也约束着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和新闻自由。民选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在任内（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卸任后多次针对新闻媒体提起“不敬罪”（ｄｅｓａｃａｔｏ）和刑事诽谤诉讼，在１９９５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高峰，有的案件至今仍然没有审结，对新闻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复杂的影响。
刑事诽谤罪由刑法有关条文规定，这些过时的法律对新闻界的限权比较严苛，因而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一旦发生国家和地方权势人物提起的诽谤法诉讼，其漫长的审理过程和结果往往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新闻工作者的多年艰苦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下，有关立法和司法改革进程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１．“不敬罪”法及其废除。阿根廷著名新闻工作者奥拉西奥・贝韦斯基（ＨｏｒａｃｉｏＶｅｒｂｉｔｓｋｙ）认为，与许多拉美国家一样，阿根廷残留着若干威权性质的法律，其中之一便是刑法第２４４条中规定的“不敬罪”。它类似于一种对公共官员的特殊藐视罪，其作用是阻止对以总统、国会两院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为首的高官的劣行进行公共调查。
身为《１２页报》专栏作家的贝韦斯基本人在１９９１年因对最高法院院长“不敬”而被定罪。案件源于１９８８年３月６日贝韦斯基在《１２页报》发表的一篇名为《两次战争的创伤》的文章，文中在提到最高法院院长奥古斯托・贝卢西奥所做的一次访谈时用了ａｓｑｕｅｒｏｓｏ（有“令人厌恶”和“对……感到厌恶”两个意思）一词，称贝卢西奥讲到的拟议中的额外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令他厌恶”。
贝卢西奥因此向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第四刑事法院提起私人性的诽谤诉讼。联邦法官裁定，贝韦斯基使用的措辞超出了尊敬官员的限定，构成了对官员履职的损害。法官将私人诉讼改为公共诉讼中的“不敬罪”（它惩罚的是冒犯、侮辱或威胁履职官员的表达），判定贝韦斯基有贬损最高法院院长的意图。贝韦斯基辩称，他使用ａｓｑｕｅｒｏｓｏ一词取的是某人被厌恶的意思。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３日，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贝韦斯基于是依宪法中的新闻自由条款向最高法院作出违宪特别上诉，但是在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５日被驳回。
贝韦斯基聪明地利用了阿根廷在１９８４年９月５日接纳的《美洲人权公约》，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揭露国内判决侵犯了作为基本人权的新闻自由，并前往美国避难。然后他利用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机制，于１９９２年５月５日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由委员会要求阿根廷当局接受庭外和解，迫使阿根廷政府于８月３１日同意庭外和解，并承诺要推动废除与国际潮流相违背的“不敬罪”。１９９４年，“不敬罪”终于被国会以全票的表决结果予以废除。这为媒体监督高官消除了一大障碍。②③
２．诽谤法。《刑法》中有口头诽谤（ｃａｌｕｍｎｉａｓ）和侮辱（ｉｎｊｕｒｉａｓ）罪。第１０９条称：“导致公共行为的口头诽谤或虚假指控某一罪名可处以１到３年监禁”。第１１０条称：“任何诋毁他人之人将被罚款１０００到１０万阿根廷比索并处以１个月到１年监禁”。如果有人感到他是这些规定的受害者，他就可以提起诉讼。这些条款的适用范围被扩展到发表或复制其他人所作的声明的人，或者被认为是声明原作者的人。第１１４和１１５条特别规定：发表此类声明的新闻组织的主编可被原告强制发表法庭判决或因其冒犯而加大某种惩罚。第１１７条则充当了一种安全阀，它允许冒犯者避免受到惩罚，如果他们在回应法律诉讼前或与此同时公开撤回有关声明的话。
《刑法》中的口头诽谤和侮辱罪条款引起了民权至上主义者的异议，因为这些条款多次被用来惩罚新闻组织。２００２年，阿根廷国会就一项议案限制上述条款的适用范围开展辩论，该议案拟将参与涉及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官员）的议题的个人排除在外，降低或免除发表这类声明的新闻组织的责任。
（三）梅内姆与诽谤诉讼
在废除“不敬罪”之后，卡洛斯・梅内姆和他的家人转而以诽谤罪控告新闻工作者，他可能是各国政要中打同类官司最多的一个。在阿根廷，司法部门受到行政部门的支持，法院作出了多项不利于新闻工作者的判决。１９９０年，梅内姆利用总统权力将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从５人增加到９人，其中６人支持他。以下数起官司都引起了阿根廷国内外的关注。
１．梅内姆诉《理性报》主编案（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８年，里奥哈省省长、总统候选人梅内姆对《理性报》（Ｌａ Ｒａｚｏｎ）主编哈科沃・蒂梅曼（ＪａｃｏｂｏＴｉｍｅｒｍａｎ）提起诉讼。梅内姆当时还不能以“不敬罪”控告对方，他打的是诽谤官司。蒂梅曼在随后两次审判中被判无罪。１９９６年初，得知阿根廷最高法院应梅内姆的要求重审此案，蒂梅曼逃往乌拉圭。在国际压力下，对他的指控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０日最终撤诉。
２．梅内姆诉前国会议员和《新闻》杂志案（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１年，梅内姆总统以诽谤罪起诉一名前国会议员兼影评家和《新闻》杂志。该议员在当年３月１３日《新闻》发表的专访中指控梅内姆政府“腐败、行骗和卖国”。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最高法院发回重审这起旧案。④
３．内政部长诉贝韦斯基《窃国大盗》一书案（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８日，梅内姆政府的内政部长卡洛斯・科拉奇因贝韦斯基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出版的揭露梅内姆政府腐败的《窃国大盗》（ＲｏｂｏＰａｒａｌａＣｏｒｏｎａ）一书对他提起诉讼，指控其对政府犯有诽谤罪。１９９２年５月５日，贝韦斯基将此案上诉至美洲人权委员会。经过漫长的多次上诉过程，贝韦斯基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５日又将此案上诉至美洲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于２００１年向阿根廷方面发出了有利于贝韦斯基的庭外和解的提议，并获得阿根廷当局的同意。此时梅内姆已经卸任。
４．梅内姆诉《１２页报》专栏作家和主编案（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４年，梅内姆对《１２页报》专栏作家贝韦斯基、主编索科洛维茨（Ｓｏｋｏｌｏｗｉｃｚ）和蒂芬贝格（Ｔｉｆｆｅｎｂｅｒｇ）提起诽谤诉讼。贝韦斯基在１０月３０日的文章中质疑梅内姆总统关于在军人独裁期间遭受折磨的说法的真实性。梅内姆指控《１２页报》和地方人权团体共谋破坏他的领导地位。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７日，一名法官判决说，贝韦斯基履行了他的职责，不但行使了一种权利，而且履行了他作为新闻工作者调查梅内姆总统的义务。梅内姆因此败诉，支付所有诉讼费用。贝韦斯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裁决。⑤
５．梅内姆诉《新闻》杂志案（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６年，梅内姆起诉《新闻》杂志１９９５年发表的关于他和前教师马莎・梅萨关系的一系列文章侵犯了他的隐私权。《新闻》报道说，前总统是梅萨生于１９８１年的儿子的父亲，梅内姆给了梅萨许多礼物，还帮助她进入政界，成为国会下议院议员。梅内姆败诉了，而上诉法院在１９９８年推翻了一审判决。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５日，阿根廷最高法院维持了１９９８年的判决，但是将梅内姆的赔偿金从１５万比索（合１５万美元）降至６万比索（合６万美元）。当日，贝韦斯基代表维护独立新闻事业协会要求美洲人权委员会进行干预。⑥
上述多宗案件中的被告最终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向阿根廷当局提议庭外和解及进行立法和司法改革。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０日，阿根廷当局向委员会发来一份国会执行部门提交的改革阿根廷民法和刑法中诽谤罪条款的议案，以便与《美洲人权公约》协调一致。此后，尽管刑事诽谤条文仍然没有从刑法中删除，但是刑事诽谤案件明显减少了。
贝韦斯基在评价该国宪法精神与新闻自由实际状况时说：“作为对美国宪法的最成功移植，阿根廷宪法保障最完全的言论自由。我们有自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在２０世纪的阿根廷，更多的政府是由子弹而不是选票选出的。在书本上言之凿凿，而实际上不是这样。１９８３年独裁统治终结后，新闻界开始争夺军方留下的空间。即便我们有了民选政府，宪法中所陈述的权利也不是一种真实的实践。于是，新闻界不得不在现实条件下支持争夺这些权利……阿根廷人民还不习惯对官员进行公共审视。每一届民主政府被看作是两次军事政变的过渡。于是，一种恐惧文化弥漫开来，而每一次独裁都比上一次残酷。这样，我们不得不学习运用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首先开始调查独裁统治期间对人权的侵犯，然后才调查民主政府的腐败。作为半个多世纪威权统治的结果，我们有一种高度抑制性的立法。它与我们的宪法相抵触。然后在一系列的审判中，我们开始反对这种立法。”⑦
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新闻界的配合和监测。在根据宪法权利持续开展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中，阿根廷新闻工作者勇敢而智慧地应对各种刑事诉讼，并逐步向公众揭示陈旧法制的弊端，进而引发一种社会动员，推动了立法和司法改革；另一方面，他们在推动完善国家法制的进程中也为新闻界获得了更大的运作空间，这种新闻事业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模式值得借鉴。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是最高的又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政府、政党、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施法律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司法，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无论是他律的行为规范还是自律的行为规范，其基础都是法律。所以讲新闻管理和自律，必须先讲法律。新闻法治是现代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理想的新闻自由就是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介的活动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自由，只受司法的约束。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积极行为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干预也在日益深入，如果说对于报刊等印刷媒体的管理主要还是在于经济活动，即把报刊社作为一个企业那样来管理，那么对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对新兴的互联网，行政也已经开始介入其中。
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一条行为规范，是对国家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个体的共同规范，它要求把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强制性的外界约束减到最低程度。所以西方各国新闻事业大都有发达的自律机制，通过自律使新闻事业能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不致妨害社会和统治者的整体利益。
了解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法”，主要不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以“新闻传播”命名的法律，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个法律制度对于本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哪些规范。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有充分保障新闻自由的普通法传统。除英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在宪法性法律中对新闻自由加以保护。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公民的言论或新闻自由”。1949年颁布的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并有自由采访一般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报道的自由予以保护，不受检查。”《俄罗斯宪法》（1993年）第29条第5款规定：“保障大众信息自由。禁止新闻检查”。印度宪法第19条第l款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法律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现代新闻媒介法的基石。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大基本理念。这个原则其实只是对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规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只是保护和限制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区别。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直接保护”，宣布不能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实质上是主要通过司法来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提出一些限制原则，干预新闻传播活动。二是以各大陆法国家为代表的“间接保护”，亦即由宪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立法限制新闻自由，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法律包括“新闻传播”的专门法。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兴起的“人权保护”。这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代表，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因为英国以前在法律上从未规定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这项权利在普通法里只是在扣除了一切限制后才得到承认，故被称为“剩余权利”，直至1998年英国制定了同《欧洲人权公约》接轨的人权法案，才有了对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进行保护的法律条文。
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和作为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制度有很大的虚伪性，面临着种种困境。
从保密和信息公开、禁止诽谤、保护隐私等方面来了解各国有关法律规定。其中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承认新闻自由同维护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法律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如，任何国家都有保密制度，而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公开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制度。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纷纷制定信息公开法，就是对何种信息必须公开，何种信息必须保密，信息公开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泄密如何制裁等予以规范，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它一方面规定政府承担了向公众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公众向政府索取信息的程序，另一方面规定有九项豁免披露的范围。
对媒介的管理，西方国家也是存在差异的。美国是大部分信息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的最大控制者，是公认的网站建设最成熟、信息化工作开展最彻底的国家。美国政府通过一个个完整的、连续的、层层递进的规划，实施信息化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的网络发展战略还在全世界带来强烈反响，促进和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建设。美国一直重视信息法规建设。这些法规还体现了美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既限制又保护个人的权利，既保障公民合法的权益不受侵犯，又限制公民侵犯他人利益、危害社会的行为。美国的信息法相对他国而言，是较为全面的，涉及电话通信规则、行业进入规则、数据保护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等，既有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对细节的具体规定。面对美国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成就和互联网在世界的迅速兴起，欧盟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相关的服务具有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体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组织效率等作用，同时为了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局势调整和制定欧洲信息社会的发展计划。如“增长、竞争和就业”白皮书、“本杰曼”报告、“欧洲通往信息社会的道路――行动计划”、“欧洲电信政策的形势报告”、“信息2000年”等。欧盟针对信息建设及其管理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性和立法性的文件，表明了欧盟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文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遏制网上非法有害内容和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涉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隐私权、消除各类网络犯罪和有害内容等。（2）关于泛欧电信网络的建设。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相应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国外的新闻立法经验对我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美国的诽谤法，以及波兰、匈牙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新闻法》等。
首先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在西方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名誉权都被认为是基本人权。西方的新闻制度虽然还不完美，但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新闻制度和新闻法制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某些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的借鉴与参考。在这些国家里，新闻媒体都自觉地和政府保持距离，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了监督和制约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
其次是新闻自由必须受制于新闻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有不少新闻媒体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公司或个人的名誉和隐私权，因此，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新闻法的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的司法界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维持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再次是新闻媒介必须提高法律意识。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在涉及个人名誉的报道时，依然是谨小慎微。毕竟，作为基本人权，名誉权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报道，也是为了避免旷日持久、耗费巨资的诽谤诉讼，《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美著名大报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部。律师事务部的责任是与编辑和记者合作，确保那些批评政府和官员的重头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对那些可能使当事人的名誉遭受损害的新闻报道，必须反复核定事实的细节，由律师确认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后，才能发稿。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闻报刊，大多采取向保险公司投保“诽谤保险”的办法来避险。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编校：施宇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在历经数次提案后也开始酝酿。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新闻法的立法原则、条文的构建甚至立法的必要性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争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分析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保障新闻工作者执业权利的需要
新闻是人们了解周围世界的一扇窗户，通过不同渠道的信息获取。人们可以了解时政要闻，拓展知识，开阔眼界。锻炼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闻舆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促进民主与法制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上述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首先有赖于新闻工作者不受阻碍地自由执业。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救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被无端阻挠、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设备被抢夺、损毁，甚至遭受人身攻击、非法拘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执业权利已有上位的《宪法》和基本法《刑法》等进行保护，无需制定新闻法。但应当看到，《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条文大多较为宏观、抽象；特别是《宪法》在我国具有不可司法的特征。不能成为个案的审判依据，显然需要下位法予以落实和细则化。而《刑法》虽设立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但针对的是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对于阻挠、干涉新闻工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上述罪名保护的客体是生命权、健康权而非新闻采访权。换句话说，并未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职业身份进行立法保护，而是仅仅将其视为一般公民。
应当看到，新闻采访权并非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如果新闻采访、报道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报道权需要法律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保障，必须通过新闻法的制定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执业地位，全面保障其合法的执业权利。
保障新闻自由的需要
当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时。新闻自由开始从一项“自然权利”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制度权利。对于新闻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也已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共同选择。
新闻法从其性质上来说应该是新闻自由法而非新闻限制法。首先。新闻自由是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手段。现代的大众传媒能够使人们足不出户便了解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消息，通过文字、声音、影像、图片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和陌生。其次。新闻自由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作为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在抑制政府违法、防止政府滥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最后，新闻自由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通过事实真相的获悉和参与评价。原本分散的个体意志被凝聚成群体意志为国家所重视。新闻法恰当的文本表达必将使新闻自由的理念得以最大化的落实。
规制新闻活动的需要
新闻自由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绝对无边际的。新闻自由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现事实、针砭时弊、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必将对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这就使得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成为规制新闻活动提供准据和尺度。
增强新闻工作者责任心，抑制失实新闻报道。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为了赶时效、抢新闻，不做深人调查就草率发稿，导致报道失实。更有甚者，甚至炮制虚假新闻。“纸箱馅包子”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者”利用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扰乱视听。导致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影响极为恶劣，也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新闻法作为新闻界的行业规范，其早日出台必将督促新闻工作者坚持职业操守。从根本上杜绝虚假和失实新闻。
理性的角色定位，保持适度谦抑。“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新闻媒体是事实的守望者。而非法官，不能挟民意以干涉司法。因为有时民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和客观，甚至给司法活动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影响。新闻法的出台将引导新闻工作者找准角色，理性定位。
规范新闻内容和新闻用语。新闻报道受众广泛，其真实性也被视为常态的，因此发挥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用语必须加以规范。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告诫英国新闻工作者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不应过于详细，以免读者效仿。负责起草这一准则的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成员莱斯・欣顿说：“我们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媒体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常常导致(读者)模仿自杀。”作为新闻业的行业规范，新闻法应当制定相关规则限制新闻报道淫秽、歧视性、低级趣味的语汇和内容，避免误导，杜绝错误的价值观。
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公民私权同样是宪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的对象。公众知情权的获取不能以放弃、牺牲公民个体权利为代价。然而一些媒体、记者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随意采取秘密潜人私人住宅、跟踪、隐匿摄录等手段：为突出真实感和现场感，不惜任意曝光公民姓名、肖像及其他个人信息。新闻法的制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在两者之间找寻和把握恰当的尺度，并予以细则化、可操作化。
当今社会，新闻传媒由于其自身搜集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等特性，已逐步成为公民实施言论自由权利的主阵地。完善的新闻法治环境不仅能使新闻活动更加规范，而且更能有力地保障新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写进了宪法。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立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虽然当前新闻法律体系中有大量由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等级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中部分条款不同程度地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给予一定的规范，但至今却没有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新闻法，这将直接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过于空泛而无从落实；新闻采访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生命线，虽然记者的采访权在事实上得到了默许和认可，但却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记者享有“采访权”、“报道权”。因此，一直以来，制定和颁布《新闻法》成为不少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呼吁的对象，并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闻法的缺失使新闻法治化陷入困境
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1980年9月，赵超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然而，20多年过去了，《新闻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新闻法的缺失，虽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活动无法可依，但却给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闻法》难产的原因在于对新闻法的性质、功能等关键问题的明确上，行政部门、立法机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这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有：如何界定和表述《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新闻媒体和出版社要不要主管和主办单位等。在新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 新闻法的立法目的难以明确阻碍了新闻事业法治化，新闻立法的宗旨是傈护和发展新闻自由，但也强调了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限制和约束，成为立法与否旷日持久的争执核心。2 新闻法中关于媒体创办权的规定存在难点。曾任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过《新闻法》的孙旭培研究员认为，《新闻法》一时难以出台，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法》应该规定谁可以创办传媒的问题，面对全部媒介国家化的情况，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公民和法人能否参与创办传媒?目前的《新闻法》草案被要求不涉及创办传媒，而《出版法》却规定：这样的《新闻法》显然违背《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如果允许公民创办传媒，则又与我国现在的新闻体制不符。
因此，为了改变新闻事业在现实中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摆脱无法可依的现象，必须加快新闻立法的速度和进程，以保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需要新闻立法来约束各种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保证舆论监督的公正和力度。
新闻法治化需要重视的问题
《新闻法》在全世界很多法治国家都是一部除宪法以外的重要大法。在民主国家，新闻媒体被看作是除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在我国，新闻媒体也扮演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十年的法治建设和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社会环境；法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新闻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前提；大量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案例，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现实基础。199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的法制建设。要加快立法工作，加强依法管理，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法》的颁行已经为时不远。
1 坚持党领导下的新闻法治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都是由党委宣传部门领导，虽然新闻体制逐步放开，但是对媒体意识领域的监控从未放松，部分人认为新闻立法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实际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新闻立法只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对新闻规律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的认识凝结到新闻法中，就能充分体现党的引导作用，从而使新闻法中的自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2 加快新闻法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为保证新闻主体依法实现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新闻立法必须建立和健全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既包括因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侵权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应包括基于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责任，以及因触犯刑法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等。
3 新闻法治和新闻自律并举。新闻自律机制的功能，首先是“限制”性的，既约束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使之恪尽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又通过自身行之有效的工作，避免政府直接出面制定严厉的法律。新闻法治与新闻自律并举，使两种机制中“张力”与“限制”互补。政府通过参与建立自律机制，既能达到规范新闻媒介的目的，又可避免与之直接冲突，可以有效弥补新闻法治刚性带来的不足。
总而言之，《新闻法》的制定势在必行，其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新闻采访权等问题作出的大量规定，必将更加完善目前的新闻法律体系，加快推进新闻法治化建设，在新闻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与自律并举，自由与监督并行，才能使新闻事业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和张扬。
摘要：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法国的新闻法规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法的形式特征上看，法的调整机制的变化最为明显。本文从法的调整机制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后法国新闻法规的变化和发展，从中透视新闻法规的进步，兼论新闻法规进步的部分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控制 新闻法规 调整机制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结构)，反映着法的价值的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制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可以透视不同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序列。”因此，研究新闻法规的调整机制对于透视新闻法规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近代法国法无论内容、原则和形式，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法；它系统并且直接地反映出反封建的革命成果，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因而是早期资产阶级法的典型。”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完整地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其新闻法规也因此有着明确的进步历程，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本文所探讨的新闻法规。意指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和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与新闻出版内容相关的规定。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基亟调整机制
专制时代，“君权神授”思想大行其道，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统治状况。
法国在印刷术传人后很快颁布各种管制出版和发行的法令。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政府确立了印刷出版特许制和审查制，1521年。法兰西斯一世禁规，此后又一再颁布法令，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当时，天主教会还对一切出版物实施严格的检查。禁止教徒阅读“蔡书”。怯国第一张持续出版的周报是1631年勒诺多创办的Gazette，该报经首相推荐，国王路易十三特许出版。“在法国，王权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控制权，通过敕令、文告指挥着最高法院与教会检查和控制出版物。”
当时法国的新闻法规采取成文法的形式，主要的调整手段有书报检查制度、办法许可证制度、特许制度、追惩制度和限制规模。违反了新闻法规的记者、出版商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法院审判就被宣判有罪，上诉权得不到保障，甚至可以完全没有法院审判过程就将记者、出版商等处以刑罚。这时的新闻法规要求新闻记者和出版商承担义务的客体一般是君主、教会和法院的统治权力，而很少涉及或不涉及社会的利益、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由当时的统治方式决定的：第一，君主代表国家，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所以国家立法得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限制媒介；第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人们很少有主权意识，也没有成形的市民社会，所以新闻法规并不对君主、教会以外的权利进行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机制
大革命后，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法律代替命令成为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新闻法规的内容更加规范了，包括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的保护和对新闻事业必要的限制。
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揭开了新闻法规权利本位时代的序幕。确立了公民的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作为《人权宣言》的继承和发展的《世界人权宣言》又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使新闻自由拓展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在实践中，新闻自由在法国并未从此畅行无阻，革命时期也有书禁和书报检查。拿破仑上台后也开始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路易十八复辟后继续进行出版前检查、二战时也曾实行过战时检查制度，等等，但是公开宣布出版自由和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并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国可谓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出版自由法》，规定印刷和出版自由，废除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并且把新闻出版活动争议的裁决权归于司法而不是行政。法国现行的《刑法》、《民法》、《军事审判法》等对报纸刊载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规定。1947年通过的《梵希特法案》标志着报刊自由发行的原则得以实施。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在国家通过禁止公开信息而对出版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时，国家应当履行非常严格的强制性标准。来作为免责理由。因为法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所以共同体法也是法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具有法律效力。1999年的Fressoz诉法国案就以Fressoz胜诉结案。这也是法国新闻法规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1978年7月制定的《行政文书公开法》，成为规定法国信息公开的法律。
对新闻出版进行必要限制方面。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煽动犯重罪和轻罪”、“妨害公共事务的犯罪”、“妨害个人罪”、“伤害外国国家首脑和外交官员”等罪名，并在第五章规定了“诉究与制裁”。其中第27条针对提供虚假信息。规定“出版或复制错误的新闻，捏造、伪造或谣传新闻，如其扰乱了公共治安，并属蓄意之举，则处以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五十至一千法郎的罚款。或仅处以二项惩罚中的一项。”第29条针对诽谤和侮辱，规定：“一切对某一事情的断言或指责损害了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名誉和声望，即为诽谤。以侮辱性的语言。蔑视或抨击性的词汇肆意归罪于人即为侮辱。”这些对于新闻事业的限制性规范，就是为了保障新闻事业不在非必要的条件下侵犯公民和法人的自由和权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政府的义务主要体现在维护新闻自由、确保信息公开等，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而设。法国新闻出版业的义务主要体现在提供真实信息、不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遵守法律、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除了针对国家和政府以外。还出现了更多针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内容。这时。新闻出版业和政府承担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并不常见。从而保障了国家和政府、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的权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进步。法国的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新闻法规也逐渐开始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互补关系。
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变化的原因
从专制时代权利义务相分离，到资本主义社会权利义务相统一。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日趋完善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社会制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使公民个人及新闻事业的权利得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认可，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天赋人权”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合法化，新闻事业的权利作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外化和延续也随之合法化。新闻法规在赋予国家和政府权利的同时。也就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义务以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二，分权原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掌握法
国政权后，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分权代替集权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875年宪法、1946年宪法和现行的1958年宪法都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需要遵守的法律来自外部。这样可以使对行政权的授权性条款有合理的限度而使义务性规范得以确认。司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有了外部监督机制。在行政权出现违法行为时，有外部的强制力量予以有效的阻止并对利益受损方以适当的法律救济，这就使行政权履行义务成为可能。这样，新闻出版活动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社会权力共同管理，而这三种权力互相节制。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新闻出版自由，从而为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发展环境。
第三。从新闻事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统治阶级无法再对新闻事业进行野蛮残酷的镇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事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人们对新闻事业的依赖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新闻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同专制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甚至可以左右政局，催化战争与媾和。面对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走专制时代的老路。必须更新和健全新闻法规。在要求新闻事业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四，新闻事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完善的历史背景。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新闻自由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就已经确立了合法地位，“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参与者”。所以资产阶级的新闻法规必然排除以往新闻法规中大量的禁止性规范，增加授权性规范，以保障公民和新闻媒介的权利。
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民主制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制订新闻法规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现代法律的体现。而且是保障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没有权利的义务和没有义务的权利在结构上都是不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权利主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是从长期、发展和全局的眼光来看，这些利益根基不牢；尤其当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传播机构和宣传机构的地位来看。如果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那么它的信息功能和宣传职能都将严重受损。
第二，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新闻法规完善的物质条件。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我国的新闻法规要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适合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社会状况，适应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过于滞后的新闻法规，会使新闻事业束手束脚、裹足不前，无法获得健康的发展；过于超前的新闻法规，则无异于揠苗助长，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新闻法规的确立、发展和完善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三，我国的新闻法规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的范围内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惯例和世界通例。在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不必要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避免我国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国际信息的传播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本文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060NIO)】
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政权建设。本文拟对这段时间的新闻法制建设作一梳理，以供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参考启示。
革命根据地不同时期的新闻法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出版物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党的路线。此后，党的有关文件除继续强调该原则外，还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视为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进入土地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根据地政权将其不断上升为新闻法制。
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法制。自“八七”会议至193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开辟出10多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出台了旨在加强新闻工作的新闻法制。该时期的新闻法制主要体现在宪法性文件和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专门的新闻法制并没有出现。
新闻自由在苏维埃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中都有体现。在中央，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规定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地方，地方苏维埃政权也规定了新闻自由，比如《江苏省苏维埃临时政纲》第8条规定：“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住居、罢工之绝对自由。”
新闻法制还体现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规定反革命行为是：“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该条例列举了27项反革命行为，其中第10条、第12条、第13条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抗日战争爆发后，各抗日根据地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法令，除在惩治汉奸条例中规定新闻法制内容外，都在出台的有关施政纲领或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内容。
施政纲领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第8条、《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第6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9月）第3条（丁）、《对于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1942年10月）第4条、《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3年1月）第6条、《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4年2月）第3条（丙）等。
在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第4条第三款、《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2月）第2条、《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2年11月）第8条、《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等。有的人权条例还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新闻自由权，如《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1年11月）第三章。有的虽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条款，但却有保障权利实现的内容，如《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3年2月）第2条即是例证。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各解放区继续在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新闻法制内容。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要端》（1945年9月）第2条、《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1945年12月）第1条、《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1946年8月）第7条、《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947年4月）第6条、《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1948年8月）“政治方面”第4条，等等。
此外，解放区政权还颁布了管理新闻事业的专门法规，如《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1949年2月）和《华北人民政府新闻办法》（1949年6月）。它们的颁布，标志着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新闻法制的进步。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既有的任何政权类型。它创制的新闻法制也不同于以往政权出台的新闻法制。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新闻自由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性。自晚清创制新闻法制以来，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在其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享有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为人民，而且还在其出版法、报纸条例中频繁出现“人民”一词。但综观前述政府的新闻法制，均未对“人民”作出具体解释，没有明确说明“人民”具体指社会上的哪些人，使“人民”成为一个不确定的词语。正因为新闻自由权利主体“人民”的不确定，使得只有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才能对新闻事业实行专制和独裁。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中虽也规定了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为人民，但与前述政权所说的“人民”有着本质不同。这里所说的“人民”内容是确定的，而且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人民”的范围就是工农劳苦民众，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抗日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人民”的范围也有所变化。所有赞成并参加抗日的、反对投降卖国的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投降卖国者都不属于“人民”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排除在“人民”之外的仅限于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外延的不断变化，决定着新闻自由权利主体范围的不同。
新闻自由权利切实实现的保障性。尽管袁世凯政府及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在根本大法中规定人民享有新闻自由权利，以标榜所谓的民主。但又通过具体法规、条令、命令、办法等加以限制，把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正如指出：“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①与“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法制则从法律上和物质上确保了新闻自由权利的实现。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时期的新闻法制就有了保障新闻自由权实现的规定。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此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主政权都继受了该原则，切实使新闻自由权利在根据地得到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②
新闻法制创立方式的特殊性。与晚清以来的新闻立法方式相比，根据地时期创制新闻法制的方式较为特殊。这种特殊主要表现在：
一是立法依据的特殊性。综观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立法依据均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而晚清以来的其他新闻立法均在形式上以约法或宪法为依据。二是立法主体的特殊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指导下，各革命根据地结合实际制定适用于本根据地的新闻立法，有利于体现地方特色。有的在政权组织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则以党的组织名义进行。而晚清以来的其他新闻立法则由国家立法机关统一进行。三是党的新闻政策的特殊性。党的新闻政策不属于新闻法制的范畴，但当时的新闻管理多依据党的新闻政策。党的新闻政策不但规范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而且具有强制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起到法的作用。而其他政权的新闻立法则较为少见。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的现实意义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新闻法制已经成为历史。以史为鉴，它还具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
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渊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新闻法制建设也不断推进，内容涉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公民的新闻权利、新闻事业的限制范围、新闻事业的管理等内容。可以说，我国新闻活动已经有法可依，但从法治的眼光来审视，作为效力位阶更高法律层面的《新闻法》、《出版法》等专门法尚未出台。尽管新闻界多次呼吁制定专门的《新闻法》，“然而，《新闻法》等专门的新闻传播法律至今仍处于呼吁和立法规划阶段，《新闻法》文稿至今还没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出版法》文稿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两次提交立法机构审议，但均未获通过。”③
当然，健全新闻法制并非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等专门法即告完成，它需要根据《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制定一系列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形成较为完善的新闻法律体系。这个过程是较为漫长的。它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准备条件。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政权与共和国政权的传承性，它的新闻法制可以直接为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渊源。
它为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在中国法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不同的主张，并就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邓正来为此对“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等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主张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他拒绝用一种更为明确的方式来解释，而是用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作了回答：“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④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再多的雄辩与精彩的哲理思辨，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这个基础。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的新闻事业，是共和国新闻事业实践的前奏，是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实践。这一时期的新闻法制是新闻史、法制史共同研究的对象，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就研究状况而言，新闻界已有陈建云的《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马光仁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等专题涉及该领域，而法学界整体来说则关注不够。这就启示我们，法学学术研究需要加强对专门领域实践的关注，以使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
它为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近代以来，政党这一新生事物力图通过自己的政策来影响立法，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时它又强调在社会控制中实行法治，倡导法律至上。因此，如何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在《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已明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但自1957年以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开始走上曲折发展的道路，“政策是灵魂，法律是工具”逐渐成为强势理论。上世纪末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如何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依旧有待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革命根据地新闻法制的立法模式为我们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实证。它启示我们要正确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不能仅进行理论上的思辨，还要从历史由来中理解它们的关系可以使我们理解现状的合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反映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新闻传播事业在法制建设方面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迄今为止，新闻法仍迟迟不能制定出台，本文主要从新闻的选择性这个角度来探讨新闻法规存在的必要性。
新闻选择性的客观存在
1. 从报道者角度看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因此，事实是新闻的本原，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要成为新闻必须依赖一个中介，即新闻报道者。新闻报道者将事实转变为新闻，这是一种主观能动的活动。任何新闻报道者个人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决不是直观、机械的，而是能动的。他在反应社会生活时，总要发挥主体意识，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感知、观察、认识和评价，然后做出反映。因此，新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包含着报道者主体意识的社会生活，是经过报道者认识和评价过的社会生活。然而，每一个新闻报道者都有自己特定的思想倾向，并且这种倾向是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新闻报道者头脑里的，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称其为“先见”或“偏见”，这里的“先见”和“偏见”不带任何贬意，是一个中性词，因为这种“先见”或“偏见”是一种合法的存在。因此，新闻报道者总是在这种“先见”的影响下，依据这种思想倾向去观察、了解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实加以报道，这种选择性是客观存在的。
2. 从新闻事业角度看
新闻事业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党或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是为他们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所以，新闻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制约，因此，新闻事业报道的新闻必定是具有选择性的，选择那些符合阶级、政党、集团利益的事实去报道。
法规的缺失导致媒体为经济利益所驱
1.侵犯他人隐私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下，大众传媒被推入了市场，这要求我们的媒体必须参与市场竞争。娱乐报道的兴起和繁荣是符合受众需求、增强媒体竞争力、顺应时代特征的有力举措。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为了博得经济效益而一味地强调眼球效应，追求卖点，选择新闻事实时更注重猎奇、刺激，放松了对报道内容的把关，淡化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致使大量低俗化信息泛滥而带来负面效应，丢失了社会责任，造成媒体报道品质下滑。一些新闻从业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但由于目前的法律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我们无法对其追究责任，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无法得到保障。
2.公民的知情权被剥夺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传媒也有了自身经济利益的诉求。在传媒―受众―广告的利益链环中，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成了传媒利益实现的基本前提。为了吸引受众，有些记者在选择新闻事实的时候断章取义，营造轰动效果，从而造成新闻的整体失实。
在一些灾难性新闻的报道中，媒体选择避重就轻或者封锁式的报道也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剥夺。如2003年“非典”蔓延的前期，就是因为媒体对这种疫情信息进行了封锁，使得疫情大面积扩散，很多人由于不知情而无辜染病身亡，造成了人群的恐慌。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法律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被新闻的选择性所剥夺。现在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制定了国务或政府信息公开法，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英国、韩国等等。我国在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上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我国公民的知情权提供了保障。但这种保障还不够系统，不够完善，相关法规还有待健全。
新闻法规存在的必要性
新闻法规作为法律的组成部分，具有一般法律所具有的原则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特点，这使得它在评价、约束和规范新闻人员的职业行为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新闻法规的缺失，使得我们国家对新闻传播活动监管不力,甚至形成了管理盲区。并且，由于我国现行的新闻传播制度在执行方面缺乏强制性和严肃性，使得一些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失范行为得不到及时和应有的惩罚与有效控制。在缺乏监控的情况下，一些新闻传播机构和个人打着“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力”等口号，对新闻的选择性乱用，严重地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因此，面对这些情况，我们除要求用职业道德去规范人们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们更迫切要求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中，加快新闻法制的建立和完善，通过法律去维护受众的权益，同时也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权益。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我国新闻法制的历史演变。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入侵，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新闻法规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利益。我国现在已有了一些零散的新闻法律规定，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新闻法律机制。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建设才能使我们的新闻事业迎合市场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新闻自由；新闻主体；市场经济；有偿新闻；党性原则；新闻著作权
一、我国新闻法规的历史演变
（一）、新闻自由与新闻法规的关系。1、新闻自由的含义。新闻自由，亦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中的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2、新闻自由与新闻法规的关系。从“新闻自由”的含义可以看出，作为主体在进行新闻传播的活动中虽然享有一定的权利，但必须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早在我国前新闻学时期，梁启超就就认识到：为报人必须对社会承担义务，报纸的一切报道批评必须在“服从”的前提下进行。服从社会公理，服从社会法律规范与群体的整体利益。（二）、我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历史演变。自从有了新闻传播活动之后，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规定也就接踵而来。我国最早的报纸出现于唐朝，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检查机制：一级“报状”，二级“进奏院状”，三级“观察使牒”。宋朝的报纸相当发达，于是又出现了“定本制”。清政府制定了《大清物件专律》、《大清报律》等法规来限制报纸的创办和发行。袁世凯政府出台的《报纸条例》、《出版法》使当时整个新闻界陷入黑暗时期。国民党为维护统治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出版法》、《危害民国急制罪法》、《日报登记法》、《新闻检查标准》、《新闻检查办法大纲》、《新闻记者法》等。新中国成立后，将新闻的规范融入《宪法》和其他条文中。
二、社会主义政治环境下的新闻法制建设
（一）、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社会注意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注意国家对新闻事业的地位、性质、任务、作用等总的看法和纲领性的意见。它要求新闻事业要在党的领导下，作为党的“喉舌”发挥舆论宣传作用。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起新闻法制，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行为，使新闻事业能够保持党性。（二）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入侵与国家安全。在当今世界新闻传播秩序不平衡的情况下，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强大的发射功率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利用空中电波对第三世界或敌对国进行其文化价值的宣传或意识形态的渗透。《美国新闻记者》近期发表文章说：“过去我们说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摄像头里出政权，如今新闻舆论已经能左右政治。”1979年，魏京生因向外国人提供我国重要军事情报，并公开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煽动活动，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4年，《航机报》因两期出现了较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停刊。在如今，一个电视画面的谎言在我们脑子里的印象远比那些复杂的“真理”要深刻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新闻法规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利益。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传播
（一）、新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宪法赋予作为新闻主体的记者和采访对象权利及义务。在权利上，新闻记者依法拥有言论、出版自由和舆论监督权。而在义务上，前面已经提到过记者在从事采访活动中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尊重采访对象的权利，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是宪法赋予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今新闻记者屡屡受到人身伤害的事件令人关注。2001年，《重庆商报》女记者罗侠在重庆市南平某夜总会对红酒事件进行采访时，因拒绝一伙心存歹心的男子的陪酒要求而惨遭毒打，事后又遭百般恐吓。此事件震惊了全国，新闻记者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的呼声再次高涨。（二）、新闻著作权和“克里空”。新闻著作权是指记者按照法律规定对自己的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如今新闻的时效性越来越被提到一个高度，凤凰卫视对新闻的要求是及时、快速，如果来不及配画面就进行口播，再不行就先上字模，目的是抢在第一时间把新闻报出去。在这样抢新闻的情况下，一些新闻媒体在出现新闻断裂时没有经过作者的允许就对其作品进行转载，这样的状况在网络上反映最明显。“客里空”是前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名剧《前线》里的一个人物，这位记者先生写新闻凭想象瞎编乱造，闹出不少笑话。后来新闻界把一切写假报道的记者和道听途说、弄虚作假的新闻都称为客里空。“客里空”作为一个人只是一个虚构，但作为新闻界的一种不实作风却一直阴魂不散。从2001年起，每年都有十大假新闻的评选，假新闻的数量正不断增多，造假手段也越来越高。这些假新闻被戳穿以后令人啼笑皆非，但同时也反映出媒体和记者为求得经济利益不负责的态度。（三）、严禁“有偿新闻”。“有偿新闻”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以来，在新闻界出现的腐败现象。其主要表现是以“新闻”为条件向被报道对象获取货币和非货币的利益。搞“有偿新闻”的有新闻单位，也有记者个人。我国新闻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搞“有偿新闻”是从人民群众中获取利益，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原则。
四、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现状
我国现在已有了一些零散的新闻法律规定，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新闻法律机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拨乱反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规范，虽然尚未出台过直接命名为“新闻法”和“出版法”的法律，但是在已经建立的宪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中，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法律规定和法律表述。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闻法制中的缺陷，如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律；对于新闻信源的管理与开采、新闻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新闻侵权的构成等细节没有完善的规范条例，有些环节甚至是一片空白；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尚未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侵权必究的法律环境和法治观念。这些现状使我们看到完善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紧迫性，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建设才能使我们的新闻事业迎合市场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中国新闻事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中国新闻法制建设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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