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3 0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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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李彬教授应笔者之约,就其《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该书的写作“其实是无心插柳”。200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调入清华大学传播系时,他没想到自己会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扯上关系。当时系里新闻史方面的师资很缺乏,他也“被迫”从比较熟悉的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转入相对陌生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教学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从“匆匆忙忙的应付”到“兢兢业业的备课”,从“教学实践的尝试”到“理论探索的准备”,从“学生交白卷抗议”的课程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精品课程”、“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等等。在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和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新新闻史”的设想,并身体力行。2007年、2008年、2009年相继出版再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就体现了这种努力。他坦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不敢期望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而且主要是用于教学,因此学生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他依旧坦然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他一再表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
从“无心插柳”到“八年抗战”
曾维康:从国内同类著作看来,您的书名别具一格――《中国新闻社会史》。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李彬:说起来,这部书可谓无心插柳的成果。其实,我的其他著述,有些也是如此。比如《传播学引论》,最初就是开课、搜集资料,哪想着出书啊!《全球新闻传播史》没想到最后还评为“国家精品教材”。在上课的过程中,除了把新闻传播史的大体框架、关键节点告诉学生外,为了调动学生的兴趣,我总是会有针对性地找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故事和史料,拿来与学生分享。为什么说“好玩”呢?我觉得它至少传达出两个意思:一是兴趣,二是非功利性。正是浓厚的兴趣往往在驱使学者和学生去探索学问和真知。
至于最后成书,有这样一个契机。大概2005年夏,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老师来北京找到几位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我,准备策划一套“传学跋涉者丛书”。没有具体的题目,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交稿时间是2007年元旦。那时我刚出版《全球新闻传播史》,准备歇口气,所以还真没什么想法。后来忘了一个什么契机触动了我,现在记不住了。当时就想,在清华各种各样的新闻史我已经讲了好几轮,这些年也一直不断地在补充完善授课内容,有没有可能系统地讲一遍,让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课堂实录式的书稿呢?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当堂讲授同正襟危坐的写作,还不是一回事。授课需要临场发挥,可能会临时迸发出好多思路、灵感和想法。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稍纵即逝的,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出来的。所以,从2005年9月开始,我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这门课投入了大量精力,每次都很下劲地准备。一学期下来后,学生们分组记录和整理,最后形成的初稿大概有20来万字。学生们都很用心,我很感谢他们。后来我又花时间对这些记录稿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工和修订。这就是2007年上海交大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个版本比较仓促,留下一些问题。我也不满意。所以又进行了反复调整、补充和增删,这样就有了2008年和2009年清华版的两个修订本。
曾维康:您刚才提到“有趣”、“生动”、“好玩”,并且也把这些活泼的元素融入到了课堂里。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么“好玩”的方式去上这门课?
李彬:这就要谈到“教学相长”了。清华的学生都是“人精”,不好对付。其实刚开始时,我用的就是那种挺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清华的学生不买账。举一个例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有位同学正经的卷子没怎么答,却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份长长的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这些陈糠子烂谷子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说得很激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就力图做了一些改动和尝试。实际上,我自己同样不喜欢那种传统的新闻史模式和教学方式,这也是我做学生时的感受。就像我在《百年中国新闻人》的前言里写的:“那时(1980年)以至现在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仿佛都是一种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了某份报刊……于是,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的流水账,里面很难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而满目都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初登讲台时,也曾向一位讲授中国新闻史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史不能像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新闻人的有趣故事,多谈谈新闻人的传世之作呢?总之,就是希望新闻史能够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当然,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模式,我们承认在新闻史学以及新闻学研究中,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课堂,是学生,关键还是要让学生接受,让学生喜欢,让学生理解。
我读博士时写过几篇文章,比如《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等,其实已经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希望去突破、去尝试。回过头来看,那时写的这些文章,虽然是为了完成导师交待的作业,或围绕博士论文而展开,但没想到那也是“无心插柳”,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无心插柳”式的,后来自己通过教学的实践、学生的质疑,理论方面的思考等,才一点一点地汇集成型。从2001年调入清华到现在,总共花了八年的时间。
“‘新新闻史’更能体现学术追求”
曾维康:我发现您在这八年中始终有“一条线”――最初可能看不出来,现在看就很清晰了――就是您倡导的“新新闻史”观。您2007年在《新闻大学》上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包括您在这本书里也一直强调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史学的思想性、当代性和叙事性。
李彬:你说的这篇文章是《“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有不少人认可。相对于现在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有人认为,这个书名可能概括得未必那么准确,而“新新闻史”或许倒是容易体现我的这种学术追求。所谓“新新闻史”,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两点,其一是新闻与社会的关联。2010年招考博士生,我新增了一个方向,就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更强调、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历史这种更广泛的、更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就新闻论新闻。单纯的新闻史事叙述也可以,我也承认它的价值,我只是说自己更喜欢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方式。这跟每个学者的偏好和性情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治学的特点。当然它的优劣利弊也都在其中。第二点就是“新新闻史”的叙事性。新闻史学或新史学的共性,就是想复活历史,能够全面展示历史那种生动的、洋溢着生气、生机与活力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这跟我刚才提到的学生不满甚至抗议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从我个人的兴趣、追求上来讲,简单的归纳就是这两点。
曾维康:相对于第一版和第二版,您在第三版的时候把1919―1949年的新闻史分成了三块――革命报业、“党国”报业和民间报业。您在书中说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把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我觉得这里您采用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写作范式”。为什么不是革命化范式或现代化范式?
李彬:你问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分成三块?这跟我一贯的教学思路是一致的。如果理解了我所说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系,你就会发现我不太在乎那些细枝末节的新闻史料,而是试图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进行综合的审视。从1919―1949年这30年,一眼扫过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大块,像三国演义似的。一是自居“正统”、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党国”报业,二是共产党人搞得如火如荼的革命报业,其三则为前两家共同争夺的第三势力,即民间报业,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民族国家范式”,是另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书整个的体例怎么去把握。传统的新闻史著述大多是按照革命化的范式展开的,甚至分期都跟党史、革命史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化范式有所式微,现代化范式开始复兴,这里面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觉得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有它的偏颇之处。譬如革命化范式,就有容易陷于简单化、刻板教条等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认同革命化范式在最关键问题上所讲的那些内容,如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中国近现代最核心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凝聚、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着一个目标去奋斗。至于现代化范式,则纠正了革命化范式的一些弊端,开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些地方确实不无道理。可是它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国情。因为,现代化范式的前提就是走向西方,与国际接轨,隐含的是用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来套中国的情况,这又产生了更大的偏差。所以,我希望能用相对中性,或更加包容的方式来整合那些不同的范式或内容。而民族国家的范式,其便利就在于既可以把解放前、解放后打通,又可以把不同的价值立场打通。这里面隐含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实都是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被打碎以后,现代中国需要重建。不管你走的什么道路,用的什么主义,但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要有大的关照
曾维康:书中选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篇优秀新闻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李彬:没有太严格的标准,总起来就是代表性、影响力和完美度。代表性就是典型性,大家公认这个文本在历史上、在新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所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影响了一代人,或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还有完美度,就是在同类的作品中,它兼具典型性、影响力,文本本身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当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媒体、不同的体裁等,尽可能地完善一些。
曾维康: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您对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新闻人着墨甚多。您如何看待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
李彬: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以往新闻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见物不见人,所以我和学生曾编过一套《百年中国新闻人》。其实是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个样本。《史记》是什么意义上的样本呢?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始至终多是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些宏观的思考,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两点。
曾维康:您在书中没有回避“”、“”等时期的新闻社会史,也没有一味的批评和否定,反倒结合一些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一些批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李彬:不是“质疑”,是“纠偏”。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好,“”也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反感)那种“一边倒”的说法。我在书中的努力,多少是有一点纠偏的。因为有些说法偏得太厉害了,偏得太厉害就容易背离史实,至少不能比较理性地、客观地去审视这段历史。我在书中和课上都反复强调:我们所关注和讲述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不是少数精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
对于新中国60年新闻史,去深刻检讨或批判,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很一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全面地去把握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更高远的历史眼界、更全面的历史感,是很难把握新中国60年如此丰富又如此复杂的历史的。我在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时,往往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弄越觉得不敢轻易下结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邵华泽有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赞同的。在2008年北大新闻学教育90年纪念大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说新中国60年这段历史是成功的,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也是成功的”。不论是前提也好,假设也罢,这个问题始终在拷问着不同的人。如果你认可它的成就,你就很难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这是掰扯不开的,就像我说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这6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而另一边却说它的新闻事业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想再次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进行新闻史研讨和教学时,我一直很强调、很重视的是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像这种涉及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最好还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框架下去理解、去分析和去把握。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政治史的思路无疑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政治问题始终是统揽全局的。但另一方面,除开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史的套路之外,还需要关注由下而上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历史作为。
文化自觉对每个中国学人的首要价值
曾维康: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受,您在写作时除了要处理好“新闻与社会”、“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外,可能还要处理好“新闻与思想(或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时期的写作时,看得出来您力图对各种思潮、各家各派的观点做了一些有益的介绍和描绘,但我读看起来还是感觉错综复杂、乱花迷眼。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彬:对,确实不容易。用你说的就是“乱花渐入迷人眼”,“横看成岭侧成峰”。跟万花筒似的,稍微一动就变了,再一动又变了,好像总是很难去把握,去抓住它。这么讲也说得通,那么说也有道理。所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内容、观点和角度,我只能求其大概,像画一幅新闻史的草图,让大家感觉这60年的精气神是这么回事就行了。完全形似目前做不到,只能尽量求其神似。就好比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曾维康:当代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作者本身的年代越近,越难把握。您的书一直写到2009年,那您如何保持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
李彬:一方面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涉猎和参考各种资料、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虽然像我们这样的当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好多问题毕竟和个人都是丝丝相扣、息息相关的,但心里至少要有这种自觉和意识。
曾维康:最后一个问题。您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李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它从客观上表现了这么一种意识,这么一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怎么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道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也就是我常说的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于“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照费老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意义是格外深远的。这里头可能也隐含着对中国学人的一种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思想家、学术界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譬如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分析,虽然目前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2004年起,有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国文化论坛”。在活动组织者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曾谈到:文化自觉就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领域;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总之,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信仰,这个信仰又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过程,而各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失误或灾难,而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的变革应该也必须向其他文化与社会学习和借鉴,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确立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见有关报告的前言)。所以,文化自觉既为中国发展所必须,也为世界文明所期许,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漫、博士后刘宪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特致谢忱!)
摘要：新闻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阻碍了学术创新，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以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本文分析了目前新闻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并对如何加强问题意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对研究的创新提供帮助。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创新
新闻史学研究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以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同时代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缺乏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进行史料的堆砌
谈到新闻史研究，老一辈的新闻史学者经常做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很多报刊的个案研究和一些断代史研究都是如此，因为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确凿的史料来解释此前我们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而我们的同学在做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堆砌史料，缺乏思想蕴涵，对新闻事业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不够。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但却容易形成“一盘散沙”式的研究。
（二）形成错误的体例
1.形成思想史的体例。在分析一份报纸时，很多同学为了分析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媒介的走向，强调个体、即办报人或者编辑对媒介的影响。从他们的生平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思想的变化。以时间线索来讲述一个报纸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研究很像是思想史，仿佛和新闻生产相脱节了。主要还是思想背景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历史，应该以媒介为主体，始终从研究对象出发。2.形成“教科书”体例。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的研究更像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并不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没有新意，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教科书只是引入某些概念，而研究生必须要将这些概念为己所用。研究和教学的区别在于教学主要是以告知为主，把和某个报刊相关的内容或者某个时期的事件告诉给大家，而研究则不同，它需要知道每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三）不会综述，只会翻译和概括
在研究一份报纸的新闻业务时，要从它的新闻采写，新闻评论出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但很多人都只是从字面上翻译过来，而不能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要知道编辑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想通过文字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不会综述还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往往是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进行有材料和线索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阅读之后，要进行描述，而不是概括，概括有可能导致所提炼出来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错的。描述不是事物对象所有零件的拼凑，它是具有一定贯穿性的有序的揭示。有了相互关联才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关联度怎么找？这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一个描述很难，是因为一个好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追问。好的描述一定要有问题，换句话说，要有问题做指引做追问。
（四）套用传播学模式、研究僵化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很多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都对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开始在国内展开传播学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反思，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如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从五个方面构建了传者分析、受众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的框架，但很多人在研究中把5W当作万能的公式来看，只是简单的套用这五个方面。可是我们知道，报纸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包括办报人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办报方针的变化等等因素，而5W只适用于一个传播过程，只适用于一个报纸的一个传播过程，是有可能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万能的方法。5W其实是“4+1”模式，因为其中的效果不是从传者发出的，而是从受众发出的。传播史的研究内容包括产品（报纸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套用格式导致新闻史的研究僵化不前，缺乏新意和深层次探究。
二、怎样加强问题意识
（一）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大量阅读
研究生要善于提问，同时也要提出有水平的问题。那么怎样提问？问题从何而来？这是很多人困扰的。其实问题总是产生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研究生要大量的阅读文献，不断的思考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前人的理论，看前人针对这样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前人的研究对象中还有所剩余，这个问题就可以锁定成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剩下什么，但是可能研究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就要考虑理论对于这种新的变化适用不适用？适用说明这个理论弹性很强，适应面很广，如果不适用说明你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卓南生先生指出“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对年轻学人来说，读书要带着求知欲，求解，求达，训练并保持一种敏感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学习中发现真问题并解决函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新知识。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创新，而解决新问题应为学术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二）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追本溯源
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比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的价值在于用传记体的方法说明了一个理论是如何诞生的。当我们从源头上知道了一个是事物怎么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忘记。这也可以避免研究生学习中走马观花的现象。
要溯源，史学方法是一个基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颇富历史眼光的视点进行论述。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方汉奇也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细小分支，它永远都不可能与史料隔绝，同样也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为了避免新闻史研究成为“史料汇集”，我们必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挖掘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要以新闻自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的脉络，然后借助其他的理论如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或传播本身并未诞生过任何研究方法。一是因为新闻和传播现象历时悠久，但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较短。二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其它学科引进的。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要有问题意识，都要学会提问。
1.社会学视角。所谓新闻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相结合，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舒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就是一本突破传统新闻史研究困境，引发新闻史研究新思考的经典之作。舒德森在研究中总是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2.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模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首先，媒介组织内部所包含要素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那么，媒介组织内部是如何协调的，人才的选用和培养是如何进行的，报纸的发行和经营之间，采访和编辑之间是怎样配合来完成每一条具体的新闻生产的呢？其次，媒介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给媒介提供条件和环境，让媒介去发展的？媒介是如何吸收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办报？比如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法律的保障、人才教育方面以及国家制度是如何影响媒介的？有学者认为“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在早期的媒介研究中，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媒介内部，社会条件虽然也被提及，但多是作为媒介运作的背景，这样的视野虽能有效地处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媒介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再次，媒介是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影响社会的？任何一份报纸的创办都有办报宗旨，如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政论性报纸通论文章来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私营性报纸也为抨击军阀混战、动员抗日救国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启蒙报刊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可以说这些报刊都用自己的办报实践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厚度。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就可以明确研究的切入点，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否则，一旦起点错了，后面的研究就很难做下去了。总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强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加强问题意识，可以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才可以在新闻史研究有所创新。
厦门华侨博物院曾于2006年8月至10月间举办“历史的天空――中国老报纸大型收藏展”，期间吸引了近5万观众。中国新闻史学会泰斗方汉奇教授也亲临开幕式。方教授坦言，他实际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研究多年、但一直无缘谋面的展品，如《宫门钞》《阁钞》《辕门钞》以及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珍稀新闻报。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许清茂教授更是三次带研究生到馆观展，进行现场讲课。许多学生都表示，学习了几年的理论，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对理论的理解更深了。
为本次展览提供展品的是北京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集报，8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历史老报纸，由于他的艰苦努力，加之市场上很少有人对老报纸光顾，以至于他能够在二十几年里搜集到4000多种50000多件中国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报纸，而关于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更是丰富。
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李先生从兴趣收藏发展到了职业收藏，并在北京市平谷区设立了世纪阅报馆，馆藏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老报刊达4000多种，是我国民间最大的老报馆。2006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将世纪阅报馆确认为教学研究基地，李润波先生也在2007年3月被增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笔者有幸在《厦门晚报》实习时，被报社安排到世纪阅报馆厦门展参加义务讲解活动，一个月的实际接触，使我不仅对历史老报纸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从中切实地感悟到民间收藏报纸对新闻史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老报纸的史料价值
方汉奇教授明确表示：“没有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难乎为继的。”他总结自己治学的最大特点即是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并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方老访英时，特意去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外新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纸。尽管这些报刊国内都有缩微胶卷可供借阅，但方老还是觉得原件有“从一般复制件上得不到的真实感觉”。比如，方老通过仔细翻阅《神州日报》的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接着主持的是杨笃生。而以前的二手资料都说于右任在该报工作过很长时间。
厦门老报展览的有些展品弥补了新闻史空白。如《京报》地方翻印版一般人很难一见，这次厦门展览不仅展出了4种北京报房所印的“黄皮京报”，而且还有两件河南和陕西翻印的封面带有“加官晋爵”字样和木刻图像的“白皮京报”。而展出的《辕门钞》更属稀见。据李润波先生介绍，这份《辕门钞》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安徽一个商人为了取得参加“高考”的资质，向户部捐助400两白银后，由户部知照礼部，然后由内阁发文给安徽省府衙门，再由省府发给该商人家庭的。这3份“执照”构成一组完整的发行格式。3份执照上分别盖着“内发”“京发”和“省发”字样，中间还盖有“飞星捷报”印戳。表明这3件中一件是官方《京报》，一份是《阁抄》，还一件就是闻名已久的《辕门钞》。尤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件当时的朱红信封，上书黑体大字“辕门省报”字样。
有些藏品则纠正了新闻史记载中的错误。如有一件《晋报小人图》把《晋报》的历史提前了12年。一般新闻史类书都记载，《晋报》是山西出版的官报，1902年8月4日创刊。而李先生收藏的这份《晋报小人图》则出版于1890年，上边还标明“随主报附送”字样。从报头的隶书风格比较，该画报与1902年的《晋报》完全一样。可见原来民间不仅出版过《晋报》，而且还有画报附刊。事实上，这一份小画报也将单页画报史向前推了十几年(有新闻史书籍记述，《舆论事实报图画新闻》为最早随报附送的画报，创刊时间是1908年2月29日)。
李先生藏有一件民国初《民舌报》，该报因反对袁世凯驱散国会而被封杀，辽宁新闻史料记载的这份报纸是根据老年人记忆记录的，一直称《民生报》，直到见到李先生编著的《老报纸收藏》，人们才恍然大悟。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根据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得以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然而新闻史研究者杨瑾铮和宁树藩、王凤超等人通过复查原件史料，仍然发现考订如此精详的专著还有两百多处错误。
据李馆长介绍，他所见过的新闻史料中有许多错误之处，以后将利用自己收藏的原件尽量作以订正。
官方报纸收藏之不足
由于旧中国图书馆大多喜藏书而不喜藏报，因而各地图书馆留存下来的老报纸很少，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即便到现在，报纸的收藏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96年第30次馆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中，规定的中文报纸入藏范围极小，报纸收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得不到体现。
方汉奇教授认为，国家馆藏老报纸不足有几个原因：一是各地图书馆历来不重视藏报；二是报纸不易储藏，人为破坏的较多；三是借阅困难。在这方面，民间收藏显示出重要的弥补作用。因为民间报纸收藏家以此为业，不仅对收集到的每一张报都很珍视，而且还对每一张报作反复研读揣摩，从中发现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而且老报纸收藏的地方性也很强，那些难得一见的地方老报更有独特价值，是研究地方新闻史的珍贵资料。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最早的报刊史著作就是地方新闻史，各地的地方新闻史搞出来以后，一个多卷本的中国新闻业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闻报纸收藏的现状
据李馆长分析，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集报活动已脱离了原始的以报易报的阶段，进入到有价交易阶段，这标志着集报活动的成熟。
笔者认为，当代的民间报纸收藏更多的是源于商业利益。但市场经济中，老报纸不仅具有商品属性，作为社会活动的载体和媒介，它更具有文化属性。老报纸应该而且必须更多地用来为历史研究做贡献。因此民间收藏家应担负起这个责任。李润波先生在近些年来已经由兴趣收藏发展到专业收藏，从集报进入研报，利用自己收藏的老报刊撰写了300多篇藏品介绍和收藏论文，并在浙江大学连续出版了《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民国期刊收藏》等专著。
被誉为“晋报收藏大王”的王海勇先生，不仅大量收藏报纸，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研究所藏报纸发表了大量山西报史方面的文章。2000年《太原新闻史》编著时，他为该书提供了9种民国时出版的报纸实物，还为其增加以往为人鲜知的老报纸15种。同时他还完成了《山西清代、民国报简介(第一辑)》的编写，该书已经通过太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
鉴于李润波先生收藏之丰富，已有很多所大学把世纪阅报馆作为学生学习新闻史知识的新课堂。
民间报纸收藏的未来
随着全国集报活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集报专委会和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等全国性的官方组织以及省级、市县级集报组织先后成立。这将使民间报纸收藏由零散走向统一化管理，有利于收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于中国集报事业的发展。
笔者查阅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章程，章程中明确表示会费来源有3个渠道：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本会举办的各项事业收入；三是国内外团体、个人的捐赠和资助。由此可见，官方资金尚未注入。
被集报界誉为“中国集报大王”的石天柱，从1942年开始集报，至今藏有古今中外各类报纸4万种42万余份。其中仅创刊号、试刊号、终刊号就有7000多种，是我国收藏报纸种类与数量最多的人，2002年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他拥有自己的家庭藏报馆，但老人反复强调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所报纸博物馆，藏品由他提供，让更多人看到珍贵的历史资料。像李润波这样能幸运地获得政府支持从而建报馆的毕竟是少数。最近有可靠消息证实，世纪阅报馆已被平谷区作为特色文化项目来打造，政府将筹集5000万元资金，在平谷的中心地带世纪广场新建一座新馆，2009年可望投付使用，届时社会各界都可以自由来到报馆参观，新闻学院学生甚至可以直接调取文字资料和图片在那里撰写论文。
由此可见，民间报纸收藏之意义重大。除了民间收藏家自发地举办展览服务于社会外，官方也完全可以给民间收藏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更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贡献。
责 编 潇 然
摘 要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 供给侧 问题导入式 新闻史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如何改变这种境况？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指出：“新闻史是能够讲好的。”因此，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有助于提升新闻史课教学的实效性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贯通教学中的“供给侧”
新闻史教学如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其思维，引导其思考的方向，使其正确合理地理解问题，培养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强化教学中的问题意识，是新闻史教学“供给侧”的关键。胡适先生曾多次强调“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在教学中需要灵活地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将师生之间的“供给侧”贯通起来，推动新闻史教学的实效性。
在新闻史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情况，提出并探索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教学案例设计时，教师通过对学生普遍疑惑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思考。如讲授近代著名记者黄远生提出“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等“四能”新闻理念时，教师可以联系当今记者培养现状，并延伸到新媒体使用方面。另外，在讲授邵飘萍、林白水时，教师可以用“萍水相逢百日间”来解释其中的故事。“狗肉将军”张宗昌先后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及《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生。当时京城两位报界名流时间相距不过百日，皆因“说真话不说假话”都在同一地点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通过这些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后，教师适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思路方向。
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通过交流不断自我修正问题，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的努力探索与思考能力，达到对问题的合理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提出问题的动机。因此，教师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提高课程的生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供给侧教学理念。
2真正满足“供给侧”条件
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时，教师应反思当下高校新闻史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新闻史课堂教学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一，在新闻史课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调动师生之间互动，讨论问题的深度，提高课程吸引力，满足学生学习的欲望。具体到在讲授张季鸾先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念时，教师除了根据教科书及民国史等书籍提出问题之外，还播放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设计相关问题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其二，讲授新闻史课程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该课程的问题设计，而且从宏观角度考虑以新闻传播学专业领域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问题系统，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系统中问题的相互解答，形成专业发展的课程群协同效应，增强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体系的整体理解与掌握。其三，除教材内容问题外，教师要善于扩充教学资源及运用资源渠道，组织学生参与新闻事业发展有关的历史问题思考，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媒体发展规律。其四，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问题式教学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社会现实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较强现实性、针对性的问题，从而提高新闻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3协同实现教学相长
灵活的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不仅能够调动新闻史课程教师的教学热情，提升其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而且能协同实现教学相长。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实现师生全面而深入的互动，并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这些需要新闻史课程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的过程中，秉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教育思想，做好相应的工作。首先，充分熟悉课程教材及相关教学材料，才能设计新闻史课程的若干问题；二是在课堂内外，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及组织其讨论、交流；三是在问题设计及讨论后，教师应该对教学情况反思与总结。
从客观上看，这些工作要求教师阅读大量新闻史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与研究的教学问题，从而不断研究与推广问题式教学法存在的问题与成果。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相关科研能力，实现协同成长的重要一点。当然，学生有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教师应运用具有说服力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体现教师具有优良的媒介素养、高超的教学技巧及深厚的科研实力。
总之，新闻史课程应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解读新闻史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既是新闻史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路径。
摘要:白润生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学者,在民族新闻学的路上,他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作为民族新闻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为我国民族新闻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白教授推出的又一力作。白老师主编的这部书洋洋洒洒100万字,收集到了70多幅图片,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具体到书中提到的每一种报纸,都历尽详实地记录了它的创办人、创办时间、发刊词及版面内容等等,其心血付出可见一般!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少数民族;新闻史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通史》作者对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少数民族新闻网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有200多家。它年轻而富有朝气,依赖于信息产业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有的民族网站的发展甚至走到了中国网络媒体的前列。在《通史》中,作者就以天山网为例,同时插入了天山网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和俄文版等3个版的首页插图,使读者生动形象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和特色。而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介绍还不仅止于此,他们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挖掘。
总之,这部《通史》是以白润生老师为首的50多名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的作者的集体结晶。它详尽的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在经历兴起、发展、繁荣几个历史时期后,已经形成了一支空前壮大、日益成熟的民族新闻工作队伍。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报刊体系。
诚然,在笔者看来,这部《通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介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作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史》的50多位作者,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数十年来在民族地区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才有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灿烂辉煌的今天。而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事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新闻事业的锦绣未来!
摘要：中国新闻史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学习方法所取代，翻转课堂正是其中的典型。它代表着学习更主动，更富有效率，更能引人思考、传递思想。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以往的考核方式，将翻转课堂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知识的引用效率，也为探索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做出基础性的尝试。
关键词：翻转课堂；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
1 翻转课堂产生于美国并迅速在全球流行
如今中国的许多高校也都普遍使用翻转课堂来推进教学改革。相对于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听课，翻转课堂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一方，通过设定不同的项目学习方案，在课前布置作业和需要阅读的文献材料，学生把基于项目要求的学习成果带到课堂，将原有的知识讲授替换为师生的交流讨论，从而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对各种文献材料的阅读分析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重教轻学”、“你问我答”的孤立学习状态，课堂成为了学生独立思考、深入交流的平台，让学生真正融入教学、主动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优劣的评价标准也从教师的讲课质量，转变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中国新闻史教学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2.1适应互联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中国新闻史作为新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已经形成的固有教学模式大多体现为教师收集各种资料和历史轶闻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但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通常会更依赖，也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甚至教师在引用材料时出现的细节上的差错，都因为被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指出来而显得尴尬。在技术因素和学生行为的共同影响下，教师作为知识口述者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也亟待转型。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且便捷的情况下，能够将知识整合，通过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深度思考，梳理知识体系，拓展视野，这是一种宝贵的智力资源。因此，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更有利于把学生从浅层的知识吸收引领到探寻深处的历史规律和智慧，教师的地位也从单纯的脱口秀表演者成为思想流动碰撞的引领者，将互联网有机的融入教学活动，重塑课堂教学体系。
2.2挖掘中国新闻史的课程价值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很多学生也是以能否“学而即用”作为评判一门课程价值的标准，因此对该课程并不重视。但新闻史对刚入门的大学生来说，在了解新闻传播规律，塑造对专业的正确认识，以史为鉴树立良好的新闻理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价值，大部分学生听课时欢乐，课后却领悟不到历史的真谛，缺乏自主的思考沉淀。因此新闻史的教学要通过翻转课堂引发学生主动沉浸，进入到辽阔的历史深处，溯源而上汲取营养，从前人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挖掘出新闻专业的内在规律，指导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对于教师而言，摆脱了单纯的知识讲授，进入到系统开放的针对个案和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先于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系架构，将系统的知识转化为可讨论的开放性问题，这也是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3在新闻史教学实践中对翻转课堂的应用
笔者所在的传媒类高校主要是艺术类专业，因此学生的学习特点叫综合性大学略有不同。由于教学资源的局限性，目前仅对部分教学内容使用翻转课堂的方法。在教学设计上通过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整合提炼，将部分重点章节的核心内容设计成为翻转课堂的讨论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划分。
3.1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准备
针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行为特质，尽量将讨论问题设计的开放且能够和新闻实践相结合，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教材的各个章节中，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内容，在问题设计上具有包容性和可讨论性，避免一个话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引导学生进入条框思维。同时在开放性的讨论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梳理交织复杂的知识体系。以下是部分讨论的题目：《中国记者职业的演变》、《读报为何是晚清留学生的潮流》、《民初舆论界议政还是不议政》等。
在进行问题讨论之前，教师首先要明确题目内容讨论的大致方向，只有教师具备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全方位思考能力，才能在讨论中游刃有余的应对学生的各种提问，便于引导。其次，教师要先行布置讨论该题目所需要阅读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并总结出观点。另外，在讨论之前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制作成PPT以备使用。
3.2教学评价体系
目前我所设计的中国新闻史课程考核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互动讨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在问题交流环节的表现，包括对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对问题的解答能力和多元思考，主要在运用PPT发言时体现；
第二，书面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对准备过程中阅读整理的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每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的总结梳理能力，主要以文字作业方式呈现；
第三，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采用闭卷笔试，内容以开放性问题为主，结合教学过程中所讨论的问题，考察学生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认识和从中汲取到的经验，体现在对试卷给定材料的分析思考。
3.3教学环节设计
第一，在每一次专题讨论之前，由任课教师先就本次讨论的问题作简要陈述和背景介绍，之后由学生小组上台发言并接受提问；
第二，教师要制定提问的规则和时限，要求学生围绕核心内容提问，不赘述前面同学的发言内容，不能反复追问或一人多次提问，尽量满足大家参与的愿望和积极性，并在每一个环节结束后适当总结，提炼学生发言的核心内容；
第三，在互动中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进程，把握方向和讨论边界。教师也要适时进行补充总结，避免现场出现过度争执或偏题命题的情况；
第四，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学生，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给学生自由的讨论空间，尽量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只有充分的讨论，才有全面的思考和认识，这也是翻转教学所要实现的目的。
4 总结
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教学设计只覆盖了少部分重点内容，而学生小组的发言采用的是一个主题一个小组的发言方式，没有让每一个学生都充分投入到话题的思考、研究和讨论当中，因此这方面的设计和调整将是未来的重点。另外，如何改变少数学生只求及格的态度，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翻转课堂带来了全新的课堂互动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在教学实践中对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都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未来我们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人，而这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也将继续下去。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新闻战线的历史上，有几件事情值得记取：
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期间，、“”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
摘要2015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仍延续了往年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主要集中在报刊个案研究、著名新闻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但亦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关注：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关于抗战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相关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上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王明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周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山东威海264209
2015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20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节点，逢十进行纪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伴随着有关纪念活动的密集开展，与此有关的新闻史研究在本年也多了起来。学术研究的发表途径，通常由四种方式构成：1.学术期刊或报纸；2.图书专著；3.学术会议；4.硕博士论文。本文将以上述四种文献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对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做一整体性描述和回顾。
一、2015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性面貌
本年的新闻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上都有涉及，但仍主要围绕个案研究展开，在新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使用上有不少突破。带有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的研究亦有所增加。
（一）新闻史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回顾或反思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在内外部因素的促动下，开始了一轮新的反思：这轮反思主要集中在方法论、问题意识和书写方式上。以笔者观察，这一轮讨论似仍未结束，今年仍有数篇文章，对新闻史研究的走向或出路进行反思。
著名华人传播学学者李金铨教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2014年11月于暨南大学）上发表主题演讲，后这一演讲经整理以《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为题在今年初发表。作者认为新闻史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问题意识，材料交代不清；二是叙述单线条，不注意多方求证和多视角看问题；三是喜欢用政治话语和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作者建议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发展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用社会学概念烛照新闻史料。蔡斐批评近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他建议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跳出戈公振开创的“纵向按时序梳理、横向以门类划分”的史志编修模式和革命报刊史范式，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此外，蔡斐还呼吁，学界应更多地关注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认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还有学者建议，当代新闻史研究不仅应该研究微观，更应该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规律进行探寻。
（二）新闻史人物研究和媒介研究
个案研究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较为熟悉和常见的研究方式。在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多数作者仍围绕新闻史上较为典型的人物如张季鸾、成舍我、邵飘萍、邹韬奋等展开，此类研究每年皆有不少，但鲜有新见和创意。刘宪阁以《雅言》杂志为线索，对报人张季鸾在欧战中的态度进行了考察，视角独特，不落窠臼。郭恩强则从遗体政治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对张季鸾逝世后各方的纪念活动进行审视，认为新闻界与地方政府积极互动，官方高层参与祭礼，共同塑造了张季鸾爱国报人的形象，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爱国报人象征符号。李红祥则认为胡道静1946年提出“一切发明跟进展是人体器官的扩张”，比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提法早8年。有学者对民国时期三位女记者浦熙修、杨刚和彭子冈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考察，将她们与同时期其他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职业认同与职业素养方面与中共根据地女报人群体比较，从宣传策略与新闻观念上与国统区中共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与特性。
在媒介个案方面，学者仍多围绕《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常见报纸展开，题材单一，创见不多。俞凡和孙晓丽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对新记《大公报》与蒋政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定，作者认为新记《大公报》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完全独立自主办报，而是紧密配合国民党和的基本对内和对外政策。新闻史研究者向不注意档案的使用，该文也提示研究者进行新闻史研究时，不应该只关注某个人或某个报纸说了什么，写了什么，然后摘章择句，进行发挥和阐释，编缀成文，而应该透过表象直追新闻生产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更应揭示为什么这样说，甚至要探究没有说什么，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此外，在外文报刊研究方面，今年也有所突破。郑保国对美商《密勒氏评论报》的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历史学者李珊则对英商《北华捷报》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报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学术环境不断宽松，新闻史研究者已经逐渐摒弃党派成见，对国民党新闻人及其新闻机构取得的成就能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学者对国民党报人程沧波抗战时期经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经历进行了还原，还有学者对程沧波在抗战中的宣传努力予以了充分肯定。有两位学者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战时新闻事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从媒体外交角度，对中央通讯社的战时功绩进行了研究。还有研究者则对国民党新闻管理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关照，考察他们从记者到“新闻官”的职业抉择历程，认为他们深陷体制泥淖，成为不能思想的“技术官僚”。倪延年则对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认为评价新闻史人物既不能隔断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的陷阱，而应从“国家观念”“民族利益”“社会道德”“行业发展”和“阶段表现”等不同维度进行认识和评价，使每个新闻史人物都能留下“各得其所”的一笔。
（三）新闻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
新闻观念史和新闻思想史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年仍复如是，建树不多。操瑞青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出发，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是“有闻必录”在19世纪70年代已较为兴盛，其概念形成不晚于1876年；二是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涂凌波通过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了19世纪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现代报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研究发现，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等“自西向东”的办报者不同，一部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发现了现代报纸，作出了相应的观察和叙述，并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念。清廷派遣的使臣直接接触过西方的报纸，他们看到了报纸具有“内外通情”和“上下通情”的功能，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公论”，是议会制度运作的重要环节，亦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身处通商口岸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报纸看作是重新参与政治的“庶人之清议”，是“通今”之术和一种治国之道。源自西方的关于报纸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对接中产生了冲突与紧张。经过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王天根对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1919至1925年间，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国民党、北洋系等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的大潮巾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邓绍根系统考察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后，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
（四）区域新闻史研究
历史研究除了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外，在以空间地理为区隔进行研究也是常见的分类方式：朱至刚以戊戌时期两广的政治、社会状况为考察的起点，探讨了在《知新报》与《广仁报》的创设过程中，彼时彼地的区域心态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两份报刊所以能得两广士绅的大力援助，实有相当部分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地域情结。此外，朱至刚还通过对1936年和1946年战区与后方18个省市报刊类型和层级分布的定量分析，发现国民党依托其“超经济化”的党部网络，在战前即已完成向县级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县级这一基层单位的延伸和填充，抗战导致的地域分割，为这一优势的持续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得国民党的党报系统相比民营报刊，能更加迅速地实现数量上的恢复。孙晨颖对抗战时期浙江沦陷区特别是浙西报刊坚持抗战和反奴化宣传的壮举进行了研究。同样是聚焦浙江地区的基层报纸，李骏则将时间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梳理了建国后浙江基层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分析了中国报业层级设置的情况，提出报业层级设置的“填桶理论”。王咏梅对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报纸的风格进行了考察，她发现许多报纸办报内容偏重理论、方式比较呆板，文字不够通俗，但自运动后，有了很大改善，报纸通俗化取得了很大进步。还有学者对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发现宣传工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但在抗战初期受日寇打压，十分脆弱，到相持阶段后，逐步恢复和扩展，在机构设置、人才延揽和基层工作拓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五）港台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话题近年来一直不是港台学新闻传播学者的重点关照领域，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给予了学术关怀。邱家宜以“报人感知结构”为理论视角，研究了迁台文人齐世英借助《时与潮》杂志投入与国民党对抗的新党运动，并成为后来党外运动最早一批的外省籍参与者的生命史历程。另一位台湾学者黄顺星则考察了民国报人成舍我对报业垄断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二、2015年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的研究热点
今年新闻史研究相比以往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热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多有一个自觉的学术关怀，即从抗战史角度关照新闻史研究，许多研究都以抗战为时代背景或脉络展开。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报刊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一）抗战与新闻事业
本年许多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和主题置入抗战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本年新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有学者关注了抗战时期新闻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亦有学者对新闻团体的抗战进行了关照。还有民族学学者对少数民族和边疆新闻事业在抗战中的作为进行了研究，这是以往新闻史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视角。如马广德对回族抗战宣传的形式、内涵及特点进行了研究，钟银梅则对回族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宣传实践进行了研究。
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王天根分析了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三个空间场域下舆论的互动关联关系。唐小兵则对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民族主义在《大公报》《申报》等民间报刊空间急剧升温。在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期间，两家报纸通过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种方式进行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舆论动员，并形成了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写作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到读者层面，以达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最终实现了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研究。而王润泽和肖江波的研究视野则不仅仅局限于中共，还考察了国民党媒体和民间媒体的国际宣传，将其视作民族救亡的另一战场。
以往新闻史研究对根据地和国统区关注较多，而沦陷区和伪区则较少受到关注。本年沦陷区和伪区新闻事业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齐辉利用“满铁档案”，以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广播殖民活动为中心，探讨了日本在殖民地进行广播侵略宣传的过程、策略及其实施效果。李杰琼则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宣传战”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新闻统制进行了研究。陈永忠和王建伟分别对日伪在浙江和北京的文化侵略进行了研究。
（二）报刊阅读史
阅读史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有年，而新闻史研究者则较少涉及阅读史研究。蒋建国认为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人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卞冬磊…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他在研究中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目前报刊阅读史研究仍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值得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三、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专著、译著
学术专著是除论文以外最重要的学术发表载体作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新闻史研究专著在学术出版市场一直有其重要位置。
本年新闻史研究出版领域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系列图书的出版。该系列图书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和新加坡华裔学者卓南生教授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ll本。收入本文库的报刊史著作有4本，分别是：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一l 874）》（增汀新版）、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阳美燕著《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1896-1900）研究》和李杰琼著《半殖民主义语境巾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与报人管翼贤》。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第一手史料的发掘、考辨和使用，是报刊史个案研究的典范。此外，本文库还收录邓绍根著《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史论班历届学员优秀习作编纂而成的《北大新闻史论青年论衡》。
地方新闻史方面，今年最大的成就是《天津新闻史》的出版，本书由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艺主撰，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新闻史》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号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
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的博士论义《Prinl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的翻译出版，是本年翻译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
本书中文名《印刷与政治：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时报》为研究对象，揭示晚清社会现实，探讨出版业与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我们重新反思后续的20世纪中国开辟新的路径。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今年也由国内学者翻译出版，本书本书以1931年至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可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考资料。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余敏玲的《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是今年港台出版市场比较重要的一部新闻史研究著作。本书从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阐析中共如何借镜苏联经验，运用小说、教科书、歌曲、电影等媒介及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塑造“新人”、传播“新人”：
四、小结
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一是有意识地破除单线条、单向度的描述性和介绍性研究，开始以理论视野关照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一如邓绍根借助“概念史”视角，对“电视”概念在民国的传播和普及进行了研究。田巾初和刘少文则从“生活史”角度对民国记者的职业收入和职业意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是跳出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将记者、媒介放置到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报刊和媒介视作社会系统中的一环，来考察记者与时代、媒介与政经环境的互动关系。陆鹏程考察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报人与帮会的关系也指出，因新闻竞争的需要和社会压力的胁迫，以及帮会势力的威逼利诱，致使报人结帮人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徐基中通过考察民国《出版法》的修汀过程，来探讨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上述两种变化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者不断反思和尝试突破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有这种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的研究者还只是少数，更多研究者仍然停留在描述性研究阶段，缺少思想性和真知灼见。未来新闻史研究朝何处去，仍需要研究者的集体探讨和反思：共识远未达成整个新闻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仍亟待整体提升。
摘要：课堂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传播空间，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实现教学相长，有赖于这一传播空间中传受双方的共同努力。教师传授知识、启发思考与学生接受信息、探寻真理相结合，从而做到良性互动。从教学实践及其效果来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应改革大量填塞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资源，抓住有效时间提高课堂效率，并时刻关注外媒发展动向，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领悟和学习新闻媒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
关键词：媒介技术；外国新闻史；课程改革
外国新闻史是一门重点学习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历史、总结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新闻理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新闻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课程，通常是高校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方汉奇先生多次强调，新闻史的教学是必要的，学新闻史，就是以史为坐标。张允若教授也指出，学习新闻史，可以了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不可或缺，应该把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但即便重要如此，在时下许多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心目中扔存在这样的偏颇认识，总以为业务课更重要，学史无用，外国新闻史课程听听就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下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媒体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渐式微，除有个别突破重围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内，或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欧美国家一些百年大报亦难脱走向没落之命运。面对如此窘境，难免有学子质疑，我们还要不要学习曾经为这些优秀传统媒体树碑立传的外国新闻史呢？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学子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用人单位往往希望毕业生来了就能上手，要求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最好关键时刻也能顶上，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同时供稿，最好还能制作视频、撰写博客、微信，能写能说能拍能剪，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在此种就业导向之下，新闻史论课程更是门庭冷落，而全媒体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日臻喧闹。学生难免更重视业务课程的学习，希望尽快提升更受用人单位青睐的专业技能，难免有学子抱怨，我们哪有功夫去学习“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外国新闻史呀？
毋庸置疑，培养能说能写能拍能剪的“全能记者”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认知当下新闻发展走势，捕捉新闻事业规律，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从业素养的外国新闻史课程来说，终极目标仍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已经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如何调试课程重心，在导入新媒介环境之下以全新角度重新解读外国新闻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任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下功夫解决的问题，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我们结合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次就教学方法与听课学生及同行交流，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做如下思考。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
外国新闻史课程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人物众多、历史繁杂、资料有限、渠道极少，目前掌握的很多史实资料只是二手资料的反复兜售，缺乏一手资料的鲜活生动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的好帮手，师生应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在内容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外国媒体及人物的数据库资料。在许多境外知名媒体的官方网站上，除随时可翻阅当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报纸版面外，还呈现有“Review”或“History”的栏目内容，自该媒体创立以来的重要时间点、重要人物及大事记都会图文并茂详细罗列。除此之外，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素材会散落于报纸杂志、历史传记、人物访谈、手写日记或家族笔记之中，通过搜索引擎会让有心人从浩瀚的数据库海洋之中披沙拣金、沧海拾遗。具备这样的搜索能力是当下环境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生动鲜活、真实厚重的史实内容，是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
在形式方面，PPT教学在大学课堂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如何使PPT呈现的信息最大化，且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呈现，是真正掌握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灵魂所在。充分应用图片资料，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比如，在讲解作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牛津公报》时，用图片呈现三百多年前的报纸版面，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样一份机械手段生产、形式上为纸而非册、且已有报分两栏意识的《牛津公报》缘何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新闻纸。此外，恰当利用视频及音频资料，帮助学生将记忆中静止的图景鲜活为生动的形象。比如，在讲解如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等世界上最早的几家新闻通讯社在“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接管的历史命运时，播放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的战争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可以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深刻理解“二战”期间法西斯政府执行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这样的传播理念。
二、提升授课技巧，加强课堂互动
坦白地说，新闻史论课程容易枯燥无趣，教学常出现以填鸭式教授为主的现象，且内容庞杂，课时有限，能留给同学们讨论互动的时间很少，一堂课两小时的满堂灌，学生难免感觉乏味又辛苦。因此，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拓展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技巧，也是在访谈交流中学生多次提到的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美国广播业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曾提到过，“广播没有别的技巧，唯一的技巧就是当你广播的时候，你想着你是到了一个酒吧，喝了两杯酒以后，向你的朋友谈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样的语气来广播新闻，你的听众一定爱听。”电视业的泰斗沃尔特・克朗凯特也这样说，他每一期电视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平等的交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他们获得受众欢迎的有力武器，这一武器用在课堂这一教学空间中同样适用。事实上，当下美国新闻专业课堂会特别强调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现为表现手段，而这两者的核心其实都是“讲故事”。借鉴到我们的课堂中来，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新闻史中，比比皆是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历史事件或风云人物，用故事化叙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还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寻求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历史、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互动过程，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定要激励学生参与课堂，加强互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重点讲述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改革、优秀报人，让学生了解事件始末，尤其了解事件中人的角色和作用，把人放在主要位置，关注新闻人的灵性与创造力。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自选课题，深入解剖外国典型媒体，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挖掘更多史料，搜索当年报纸的版面呈现及报道内容，收集有用素材，梳理发展脉络，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在史料中分析问题，并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并组织学生以PPT形式进行课堂提报，将本组所选的相关课题进行演示，通过这个过程鼓励学生充分查找资料，运用资料，互相交流课题成果。将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自主思考结合起来，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
三、关注业界最新动态，增加课程时效性
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欧美大报，历经百年沧桑仍如常青树一般屹立在今天的报坛。浩瀚百年间，瘟疫、战争、变故、技术乃至人心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份报纸的命运。但在经历政局更迭、市场压力、读者取舍的起伏之后，百年大报历久弥新，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又有新的调试，老树又发新花。这样的报纸每一个都是人间宝库，留给我们大量可以继续学习参照的宝贵资源。外国新闻史课程的终极目标仍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其中，诸多超前的思维、锐意的革新、出奇制胜的做法，至今仍然闪光似金，对我们有着价值不菲的借鉴意义。在授课中，必须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真味，从而改变轻视这一课程的偏向。因此，不能单纯就事论事，空讲云烟往事。而是应该时刻关注外媒发展最新动向，尽可能增加史论课程的时效性。立足当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报纸杂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媒体的发展，拉近课堂上新闻史所学与现实中新闻实务的距离，注意外国新闻史“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处理，力求达成一定的平衡。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冲击着原有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及研究格局。教师必须正视行业现实，深刻理解新媒体媒介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因材施教、增加互动、启发思考，用新媒体技术服务课堂，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当下发现问题，从历史寻找答案，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作者均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摘要：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在宣传中坚持群众路线观点、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石；建立完善新闻制度，利用新闻手段宣传、推动解放战争胜利等，为中央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党中央还善于总结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新闻机构，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在物力和人力等方面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柏坡；新闻理论；新闻工作；宣传政策制度；机关报；新闻机构；专业人才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战略决战阶段。这时党的新闻工作以宣传和军事战争为主，涉及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协助党中央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新闻工作在推动全国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与新闻工作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和沟通，总结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工作者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提升新闻思想水平和境界。
一、新中国新闻理论在西柏坡奠定基石
西柏坡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和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新闻工作中所必须坚持的群众思想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宣传理念成为了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
（一）新闻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更加注重群众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明确论述了我们党办报的目的和作用。党的报纸是靠人民群众办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教育群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报纸上讲群众路线，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执行群众路线；要办好报纸，就应该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一项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在谈话中，还强调：“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具，新闻工作者要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就必须要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②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导下，党的新闻工作有了很大改观。1948年4月7日发行的《晋察冀日报》为了便于广大群众能经常看到党报，报社特别印刷出版了单面大张报纸，供城镇、集市等一些公共场所张贴使用。③这样便于党更好地联系群众，不仅能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前线战场情况，也能征集广大群众意见，赢得群众支持。新闻工作在报道战役胜利进程的同时，也对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给予了关注与报道。1948年11月20日，华东总分社曾专门对各分社发出加强支前报道的电报，提出报道内容有：继续报道动员组织民工上前线，报道粮食弹药的运输，民工站建立，修桥、修路、邮电、交通等；报道前方民工英勇、顽强、艰苦、迅速地在复杂的情况下追随军队及时完成任务等。如《迎接淮海战役的胜利，山东人民紧张支前》《华中人民响应总动员令，热烈支援淮海战役》《部队打到哪里，民工支援到哪里》《四百里风雪淤泥荡》《运粮路上》等新闻通讯，都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战役的大力支持，激励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解放战争事业中。
（二）新闻工作中反对客里空现象、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生命和灵魂。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针对报道中出现的虚假新闻、不真实报道进行了深刻地检讨与反思，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西柏坡时期，刘少奇在检查晋绥解放区工作时，发现了党报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右”倾偏向以及农民对党报的某些不信任心理的问题。当时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晋绥日报》首先开始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6月15日的《晋绥日报》在第4版整版刊载了有关“客里空”的内容。④《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编者和作者都应该更加警惕，并敢于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影响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一定要肃清“客里空”现象。《晋绥日报》首先公开揭露了检查出来的新闻报道中的不真实现象。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决定在解放区新闻界推广这一运动。1947年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号召解放区新闻界向《晋绥日报》学习，“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解放区新华社总社及各分社、其他各家报刊，均全面检查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客里空”的问题，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反“客里空”运动的高潮。1947年10月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客里空”致晋绥分局、东北局，新华总社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工委及新华总分社：“反客里空指示表扬了《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精神，要求全党学习这种精神。”⑤这场运动中，我党充分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检查并及时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的现象，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在宣传中的右倾错误，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政策制度起源于西柏坡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先后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整顿新闻工作，更好地发挥新闻的宣传作用。1948年6月3日，在《对华东局关于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报告的批语》的文件中就指出：“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必须坚决改正。”⑥还指出了，中央和各地区党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日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报纸大样看一遍，及时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再出版。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思想和观点。出版前看大样的制度，更是体现了党对新闻事业严肃科学的工作态度。
由于无政府、无纪律的地方主义倾向也渗透到了党的宣传工作中，为了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在1948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文件中明确了：“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⑦这在6月3日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党报看大样的制度，并规定负责看大样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思想素养。对于党报中的重要社论、按语和读者的问题，文件中指出，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在答复读者对有关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的问题时，必须由党委负责同志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如果遇到该级党委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不应轻率答复。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防止错误性宣传带给群众思想误导，确保了新闻宣传中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之前从4月底到9月底的宣传工作情况，文件中写道：“关于统一宣传工作的指示电发出后，经常的报告制度逐渐建立。……各地宣传工作中有重要问题来请示的已经多起来了。”⑧可见，在各地新闻宣传部门中，请示报告制度已经开始贯彻执行，并解决了一些宣传中的问题。
在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宣传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宽待国民党人员与俘虏、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时刻警惕某些新闻机构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时出现的右倾主义倾向，在1948年1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⑨文件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一般俘虏应该宣传宽待，是对的；利用他们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有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一放下武器，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觉悟立功了；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把握好分寸，不要去夸大他们的作用和觉悟性。文件中还强调了在新闻工作中对被俘虏的蒋军军官的宣传应注意的原则，不易夸大其功劳。在各项宣传或报道上，也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此种偏向在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三、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始于西柏坡
1948―1949年，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集训新闻工作者，主要负责集训工作的是胡乔木。集训工作主要是选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次重要讲话稿作为指导文件，主要使来集训的新闻工作者能准确理解我党办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所应坚持的立场、工作原则、办报路线及党报队伍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有关无产阶级性质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集训方法主要是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编稿、改稿和评稿，编发新华社新闻、评论的实践，领会和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的迅速地了解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掌握新闻和评论选材、选题、立论、布局的基本方法，并加强遣词造句、文字修饰、标点符号等基本训练。集训的主要方式――开评稿会，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最新精神、分析当前战局和政局及评论当天的发稿清样等三项工作。胡乔木还就新闻工作的特点和性质，专门讲授《记者的工作方法》《新闻学》《写作方法》等专题，使前来学习的人员获益匪浅。华野前线分社、中原总分社、西北野战军分社、二野总分社、华东总分社等，也都先后举办过新闻培训班或新闻学校。
在集训过程中，指示要“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引起了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为贯彻的指示，1948年12月6日，胡乔木代表、新华总社起草致新华社各总分社并转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等部门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对于你们打算宣传的事物（包括你们发来的资料在内），说明它的背景、它的过去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为何要如此解决及前途的展望等。在新闻通讯中，不但必须有思想政策作骨干，而且必须有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生动的、典型例证作血肉。”集训工作在党中央关心重视和胡乔木“三严”的教育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样集中紧张、严格又生动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新华社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性和新闻工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的宣传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这一时期也被胡乔木称为是“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
在即将离开西柏坡之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修改电报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等十个单位各派一名干部于1949年2月28日前到北平新华总社学习。电报指示指出：“为了把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工作提高一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要求“各中央局和东野、华野、中野、西野及华北军区等十个单位，应即各派一个主要的新闻工作干部来新华总社”。“他们来新华总社的主要任务是向新华总社报告各地和各单位的通讯社工作情况和报社工作情况（有党外报纸和通讯社的地方，应将它们的情况一并报告），讨论新条件下的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如有可能的话学习一个短期再回去，如果不能则谈毕即回去。”这次报告对前来学习的人员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要求前来新华总社学习的人员准备和携带充分材料。在对编辑行政人员（包括从组长到总编辑）的管理上汲取过去新闻事业中编辑行政人员脱离编辑业务的教训，注重提升行政编辑人员的新闻素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写稿编稿上。
四、党中央机关报及各地党办刊物创刊于西柏坡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时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刊，社长张磐石、魏克明；副总编辑袁勃、安岗。在西柏坡亲自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名。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承担起了中央机关报的任务。《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华北解放区正式成立的消息，就是从这一天起编排期号，延续至今。由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许多重要社论、重大消息几乎都来自西柏坡的中央指挥部，1948年8月1日，中央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在《人民日报》上首发的关于前线的战况、国内政治形势、党的政策方针等许多权威消息和重大报道，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士气。
1947年底到1948年，解放战争逐渐进入的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共产党在接管建设城市过程中，为了增加宣传的力量，开始创办地方党报和杂志。《石家庄日报》《新洛阳报》《新民主报》等党报相继创刊，《中国青年》复刊发行。
《石家庄日报》是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刊最早的城市报纸之一。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从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冀日报社成建制地抽调一批新闻干部、管理人员、电务人员、印刷工人到新解放的石门市创办城市报纸。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出版，报头由《晋察冀日报》抽调来的洪群同志书写，该报头使用至1947年12月31日。1948年1月1日，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同日《新石门日报》更名为《石家庄日报》，邓拓同志题写报名。194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城市机关报《石家庄日报》发行。
1948年4月9日，洛阳解放的第四天，洛阳市委机关报《新洛阳报》伴随着新生城市而诞生。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洛阳报》是河南省第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肩负着为我党摸索城市办报经验、办报方向的艰巨任务。该报的发刊词明确提出：“本报宗旨：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致力于新洛阳的民主建设，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10月1日《新民主报》创刊，是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市委的第一张机关报。市委书记刘顺元任党报委员会书记，下设编辑委员会，恽逸群任社长兼总编辑，党报委员会和编委会统一领导《新民主报》和新华通讯社济南分社。该报为对开4版，日发行1.2万份，是当时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省会大报。《新民主报》版面分为四版，有要闻版、地方新闻版、专版和国际新闻版，主要以“复工、复业、复课，巩固秩序”为报道的中心内容。1949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迁来济南。与此同时，上级决定抽调新闻干部南下，《新民主报》便于1949年3月31日停刊。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中国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关心青年的学习与生活。为其题写刊名，并专门题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题词也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新局面的指导思想。1949年4月起，《中国青年》成为了团中央的刊物。《光明日报》的创始人胡愈之曾在1948年到西柏坡，曾对胡愈之说过，新中国应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进北平后，胡愈之筹备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光明日报》。
为了接管和规范新解放城市中新闻事业的发展，1948年11月18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⑩文件对新解放城市中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的处理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的新闻事业，积极建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具有承前启后性。在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犹如强有力的武器一般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运动、推进战争胜利进程，形成的新闻工作方法、路线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从各地来稿和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及时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进入北平，总社（有些是与联名）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工作的指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关于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新闻要说明必要的背景》《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用语的指示》《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这些指示对于新华社以至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摘 要：新闻报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再现或重复，从历史看新闻就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折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和时代价值。本文从史学中“历史是最好的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探讨新闻历史呈现，得出新闻史是最好的新闻哲学之观念。
关键词：历史；新闻报道；新闻史；新闻哲学
什么是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历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可是，若是仅仅只用于记录、解释和映射，那么历史自身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就不具备存在的价值。历史的问题在于可以让后人不间断的地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根据这一目的所记载下来的事件，才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从历史演绎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种记录，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方法。历史还是一种脉络，它让每一个朝代都相互街接起来。历史也是一种哲学思考。思考的前提是我们如何按朝代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导入一种哲学的思考，即让历史符号产生哲学元素。
哲学系有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哲学”。作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事实，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被有选择、有立场的记录下来的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是经过淘汰整理后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编写的事件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当时统治利益不相符的部分，但是由于其显著性等原因也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这一部分属于另外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实，并能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从而我们就能够得出其中隐含的哲学观点：经过选择淘汰后的历史记载，是对现实生活最具指导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最具参考和实际操作价值的处理办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此，人类思想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哲学。
换句话来说就是，经过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指导哲学。也是人类进步反思的依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哲学。
回归到“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上，我们同样先来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的《新闻学》教材中使用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文中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事实用以观察和记录的一种传播过程。这就说明，新闻在诞生之日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与历史著作相比，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就掺入了更多的人文色彩。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经过当时的“守门人”们精心选择把关过的事件，这也就是使新闻史相对历史来说，更有它本身存在发展的哲学原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新闻哲学理解成为什么要发表这条新闻，该从什么角度阐释事实，阐述中我们应该站在哪方的立场上进行说明，这些可以为今后我们进行新闻工作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
每一种事物，都起源于一个阶段的特定条件下，新闻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充分呈现反思历史得失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梳理历史既定条件的角度，研习特定条件下的新闻历史。
新闻是什么？从概念上解释，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当新闻形成历史条件时，当时的新闻事件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策，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情景及民情风俗的一种记载。新闻史与一个社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紧密关联。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对新闻的密集关注。新闻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肯定有哲学元素的存在。
比如刘海贵所著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中第十三章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节的新闻写作概述：“”时期的新闻写作，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入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入民群众奋发自强的高度积极性。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积极性也不等于科学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创奇迹，不下火线。’，等宣传，纯粹是唯意志论……’，这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已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而期间的新闻也就印证了前面在历史记载中我们提到的，被记载下来的历史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更是为当时统治者所服务的。所以，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根本就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写出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新闻”。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充分理解类似这种的新闻是如何被创作出来。但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新闻毕竟由它本身的属性决定，我们要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尽可能的摘除作者的主观看法，做到尽量客观公平的记载所发生的有价值的事件。所以之前在新闻史上所走的弯路，正是给今天的从业人员敲响的警钟。被流传下来的新闻史也是对当时社会客观情况最好的记载哲学，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指导哲学。
所有的文化，都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新闻报道也不例外。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记录，也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注解。当历史通过哲学反思时，历史也就具备了还原当时历史情景的理论依据。当哲学通过历史被记录时，哲学就有了观察社会的方法论。纵观整个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每一种新闻史的存在，都有其根本的社会存在根源。这种社会根源就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发生衍变的一种历史折射。这种折射就是哲学。延伸到新闻史领域，当时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直接的折射，这种折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哲学。所以，可以理解的是，至今为止所有被记载的史料包括新闻史，虽然可以被有选择的重视或者轻视，但是毕竟是相对完整的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所以“历史是最好的哲学，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就可以充分的显示顺此而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摘要]《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本身，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各大报业繁荣发展景象背后的两股力量，及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此外，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新闻史研究的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
[关键词]新闻事业 抗战 桂林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靖鸣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徐健教授共同克服多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共同主编完成的一部抗战新闻史力作。这部著作共分九章、四十一小节，全书共40万字。该书首先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政治生态和新闻生态为视角，肯定了《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报道前方战事的最新战况，在鼓舞人心士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阐述了《新华日报》的涉桂活动，推动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设及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介绍了《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的办报特色、宣传方式、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第四，该书还选取了不同于大报的小报，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自由程度与市场化的运营状态。第五，该书讲述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设立的意义以及新闻界知名人物在桂林投身新闻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之前已有赵玉明、梁宏霞、黄品良、徐健等人对桂林抗战新闻史进行了研究， 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因为那样的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发展。作者翻阅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新闻统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以及在此期间创办的《扫荡报》，还有共产党创办的《救亡日报》、新桂系创办的《广西日报》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1、特殊的历史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是接连失去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此时，地处西南的广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新桂系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并在中、日相持阶段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使得武汉、广州未能避免沦陷的命运，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西成为西南抗日的大后方。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大批文化名人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汇集桂林。
2、特殊的政治因素。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桂系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参加北伐。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西进行“”，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使得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呈现出了新桂系与国民党合作、与共产党敌对的关系。1929年蒋桂之间由于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而出现了裂痕，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新桂系决定出兵抗日，双方又重新保持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共产党表现的较为温和并且希望通过共产党来遏制国民党，这也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报人齐聚桂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3、特殊的文化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方面为了建成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桂系多次进行磋商，桂系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外，为了大力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为确保战况信息的及时播报，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大量优秀的报人如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到桂林工作。伴随着华北、华东、华中和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众多有识之士奔赴桂林为桂林建成抗战文化名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力量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业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创新之处：一、拥有品牌意识。以《救亡日报》为例，该报为在报业争得一席之地，通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重庆、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出于保护本报的知识产权考虑，该报在发行时特意在每篇文章上标注“本报特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救亡日报》在运营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提高了报纸本身的质量，而且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为报纸的发行打开了市场。二、管理制度较为灵活。以《广西日报》为例，该报社的管理方法是“只管人，不管事”。广西日报的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一般都很少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采编的事务几乎不插手。与该管理方法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是“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在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任社长时，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而黎蒙任社长时虽然没有身兼它职，但是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他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三、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是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它不像其他民营报纸一样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随着桂林市商业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次，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绝非偶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最后，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对待一段历史应该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在这部作品中提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意志的《扫荡报》，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它所发挥的价值，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及当前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政治生态格局来对国民党妄加评论。
结 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一个空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众多同仁的认可。这部作品不单单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还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使作品严谨而不失生动，增加了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就整部作品的内容安排而言，我认为是“粗中有细”，“粗”指作者选取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大报，换句话说是指几份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官报。“细”指作者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繁荣的所谓的官报而且选取了几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报。这部作品对学科、学界、新闻产业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对这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和有待改进之处，这需要我们的新闻专家和学术团体继续跟进。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闫旭：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地方高校课程改革以应用为导向成为发展趋势；对于新闻专业，新闻史课程改革尚未被给予足够重视，也缺少改革的路径，对此，教师应转变教学理论、大胆创新，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的原则，开展“专题式”和研究性教学，注重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调查实践，切实培养学生贴近新闻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关键词]新闻史 教学改革 地方高校
当前许多地方高校致力于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与行业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2014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赫然在列，而在各地相继公布的难就业本科专业名单中不乏新闻学。这表明，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
新闻专业课程大体可分为新闻史、理论、实务三大领域。新闻专业课程的改革大多以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等实务课程为切入点，许多教师对于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不同高校课程名或有不同）仍然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也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今后如果进入媒体工作，新闻史知识是可有可无的。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新闻史课程绝大部分的知识点正是以“史”或“人”作为脉络，其与新闻实践应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联系正是新闻史课程改革着力挖掘的资源。
一、当前新闻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史”轻“新闻”。
在传统的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以时间为脉络进行知识的讲述，这种线性的教学方式优点是能够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缺点则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大多数知识点只能蜻蜓点水，教学内容停留在教科书。许多教师将新闻史的重点放在“史”，而没有放在“新闻”，只告诉学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哪些人物，但对这些事物为当前新闻业提供的借鉴缺少思考，缺少与行业实际、新闻业务的联系，学生没有得到思考和实践的体验，而这恰恰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格格不入。
（二）忽略新闻情怀的培养。
当前很多新闻学子认为“新闻无学”，本专业从事媒体行业不具备优势，或是嫌弃新闻行业累、苦、收入低，不愿意入行，即使有些学生原来满怀热忱，历经四年枯燥的新闻专业知识磨砺和专业实习，热情也消磨殆尽。如果不开专门的课程（如中外名记者研究），或教师只注重照本宣科而不重视引入实例，学生就只能从新闻史等少数课程中体验新闻人物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教师的讲授中往往都是浅层次的，这显然不利于学生新闻情怀的培养。如果学生没有投入新闻实践的热情，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会艰难许多。
（三）缺少实践环节。
在传统的新闻史教学中，教师偏向知识的传授，基本上全部课时都是“一言堂”，即使有专门的讨论课，也非常有限，教师布置的作业也缺少灵活性，学生往往在课本上就能找到答案，不必去主动查找课本之外的信息。部分教师对“实践”的理解也较为狭隘，认为到课堂外的训练才是实践，新闻史的教学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这最终导致学生对新闻史课程应付了事，靠死记硬背获取学分，思维能力和新闻技能均得不到提升。
二、新闻史课改应遵循的原则
基于应用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必须致力于解决以上列举存在的问题，应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遵循的总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均以此作为导向。“实践”即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这里指代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囊括了操作能力、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职业素养等；“参与”即学生融入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课堂的旁听者，以团队合作、发表见解、评价他人等方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情怀”即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讲述要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其体会到名留史册的新闻人具有的新闻情怀，培养职业理想。其实，新闻史作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课程，可供拓展的内容非常宽广，在课改的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创新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多涉猎、研究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媒体的发展史等，多关注学术成果，多观察、思考新闻现象，将其与新闻史建立联系，这样讲起新闻史来才会生动有趣，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丰富知识涵养和个人魅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三、教学方式的创新
（一）“专题式”教学。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要做到重点突出，切忌平均用力，要大胆摒弃非重要的知识点，如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诸多“第一份”报纸等学生容易产生名词混乱的内容，将其规定为学生自学。打破传统“线性”的教学方式，将新闻史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以新闻人、媒体、新闻现象作为主题进行专题式的讲述，一个专题安排1～2个课时。如梁启超的新闻活动跨了数个章节，传统教法中按教材内容线性地讲述，学生接收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思路不清，如果以“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主题，整合数个章节的内容，其中重点讲述《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的历史背景，从中管窥其新闻思想和概览其办报生涯轨迹，显然这更易于学生学习。类似的专题如“《京报》的前世今生”，重点讲述邵飘萍，并介绍当前《新京报》的发展；“百年‘大公’”专题，重点讲述“四不”方针和张季鸾，介绍当前《大公报》的发展；“我国的新闻改革”专题，讲述以1942年《解放日报》与1956年《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并重点当前我国新闻战线持续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等等。
（二）参与式的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创设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分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产生新的观点，从而建构和完善个人的认知框架体系。在“专题式”的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教师提前布置研究的项目，学生领到任务好有2～3周的时间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整理，在课堂上以小组代表发言的形式汇报研究成果，作为对某个专题讲述的补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专题教学。如针对“《申报》和史量才”专题，教师仅对申报的大致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其他信息，如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其报业托拉斯差点得以实现的原因、史量才的故事及其思想转变等，则由学生在课堂上补充介绍；如“百年‘大公’”专题，则由学生补充《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发展和现状。学生在此过程中重在提高文献的检索能力和信息归纳能力。
（三）强调课程融合。
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将各门课程融会贯通，在新闻史的学习过程中享受到更多乐趣。如在讲述“远生通讯”专题时，重点分析其通讯作品特色，并设定一个新闻写作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将此特色沿用在自己的通讯写作中，该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在“《华尔街日报》与华尔街日报新闻体”专题中，事先推荐学生阅读布隆代尔所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结合作品，帮助学生理解在新闻写作中使用“故事体”的好处，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课后推荐学生阅读赵兴林所编《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并与《华尔街日报》的故事体进行比较；在“黄色新闻与‘受众本位’”专题中，先介绍黄色新闻的产生、发展、成因，结合当前娱乐节目泛滥、新闻报道娱乐化的例子进行讲述，并就新闻低俗化、娱乐化与“受众本位”新闻观的博弈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推荐学生阅读波兹曼的《娱乐致死》，从而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化对相关新闻理论的理解。
（四）融入调查实践。
在新闻史教学中让学生进行课外实践，一直是教师比较头疼的难题，腾出有限的课时专门用于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显然不现实。因此，可以在课程之初就给学生布置以“媒体历史”为主题的调查任务，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一个学期的时限内完成该调查实践。调查的内容可以根据学校所在地而定，如果当地有较丰富的新闻史，如桂林，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史料馆、历史建筑旧址等地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资料，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如果当地目前有较丰富的媒体市场，如南宁，可以与相关媒体协调，组织学生赴媒体参观和调研，了解该媒体的历史沿革，随后学生完成一份心得；如果受限于当地媒体资源，则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媒体或新闻行业名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在期末以汇报会的形式完成班级内的交流，鼓励学生寻找当前新闻行业的热点人、事、物，如新生的澎湃新闻网、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等。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提高信息处理、口头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
（五）案例对比讨论会。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学习新闻史课程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反映在联系当前新闻事业发展现状，理解某类新闻现象，领悟新闻理论在实际的应用和体现，并指导在新闻行业的实践。对于某些教学专题，内容与当前某些媒介现象有相似之处，此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其进行对比，思考在不同背景下出现此类新闻现象的缘由。例如，对比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的“开天窗”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尤其是后者，题材新奇、敏感，这样的内容学生感兴趣，愿意去深入了解，分析的领域涉及新闻史、理论、业务，引导学生从时代背景、宣传政策、编辑方针、传播理论等方面进行探讨，强化以理论解释新闻现象的能力。又如《华尔街日报》新闻“故事体”与我国当前开展的新闻改革要求之一“改文风”有怎样的异同，引导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规律，思考适用于自身实践的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
四、考核方式的优化
传统的新闻史考核方式大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期末以理论考试为主，期考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的复习方式普遍采用死记硬背。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在细节方面必须有较多的调整，以体现应用的导向。
首先，提高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则适当降低占总成绩的比重，可以是平时成绩占60%，期考成绩占40%；而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包括课程实践环节表现、研究性教学完成情况、课堂讨论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分数由小组长和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表现来加权评定。
同时，在期末考试的试题设置方面，改革以往全部是客观题的方式，增加主观题的占分，例如，在大题中设置类似“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旧形态媒体的消亡，以后报纸会消失吗？请给出你的看法”的开放式问题，这些题目可以不设所谓的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教师根据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打分，重在考量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
五、结 语
以应用为导向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教师的转变观念和勇于探索是成功的关键，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只是手段，教改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教师积极投入、大胆创新，院（系）也要与地方媒体单位做好协调，为学生的实践创造条件，切实培养学生贴近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百色学院中文系）
【摘要】人类传播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中，新闻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电子传播时代，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开始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中的身份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伟大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新闻记者；身份演变
新闻记者通称记者，是指新闻传播机构的专职采访报道人员，泛指新闻工作者。在当前电子传播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传播的狂飙突进，使得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新闻从业者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时期新闻记者的历史性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一、新闻记者的原始雏形
新闻记者的产生依托于新闻的产生，最早的新闻形式为手抄新闻或书写新闻。现在已知的最早也最著名的手抄新闻是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闻》。除《每日纪闻》外，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新闻信”也颇有影响。如果说《每日纪闻》是“历史上第一份官方的报纸”（科瓦略夫），那么“新闻信”就是最早的民间报纸。[1]在中古这样一个信息洪荒时代，第一批向新闻这个未知领域进发的开拓者源自古罗马时代一些早智的奴隶。美国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著作《权力的媒介》中曾写道：“驻扎在省里的罗马权贵委派一个或几个私人记者去首都……这些‘记者’常常是些聪明的奴隶，他们较早地识文断字……他们通过新闻采写赚钱，有时是用来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2]
中古时期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新闻业只是初露端倪。但即便是这“冰山一角”，也催化了早期新闻记者的诞生，正如法国新闻史学者彼・阿尔贝和弗・泰鲁在其合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所言：“从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到中世纪非洲的行吟艺人，人类的好奇心曾经造就了无数讲述历史故事的职业艺人。他们担负着人类交流的重任，往往还负有传播新闻的使命。”[3]
古典时代的手抄新闻断裂一千年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兴起。威尼斯商人发现采集、传播和交换新闻的活动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出售新闻纸，其内容有船只的启航抵达、海盗歹徒的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至关生死存亡的政治事变的消息。这批威尼斯商人，就是继古罗马时代早智奴隶后的第二批“记者”。
当然，当时的新闻活动并不成规模，也毫无体系可言，这些靠出售信息盈利的人的商人身份的意义远大于“记者”身份。
1566年，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出现了专门以办报提供各种信息为职业的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成立了“新闻记者公会”――真正的记者开始出现。同一时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就曾写过一篇新闻信记述1364年威尼斯海军的凯旋盛况，其内容和风格颇像现代新闻体裁中的“印象性报道”。
二、外国新闻史上的三次浪潮催生新闻记者的历史演变
（一）第一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一次浪潮源于德国，以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为发端，人类传播史在告别语言和文字时代之后，正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陆续出现了新闻传单、小册子和新闻书等简易的新闻印刷物。这一时期的新闻采集活动由印刷商承担，印刷商实质上就是当时的记者。这里不得不提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印刷商皮特罗・阿伦蒂诺。当时，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能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
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标志着新闻事业正式亮相，荷兰和德国则是其两大策源地。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客观上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
前天梅克伦堡公爵阁下（华伦斯坦）与瑞典国王之间的大战发生于一年前在莱比锡附近冲突过的那些堡垒所在处。战争从上午10时进行到黑夜以后。双方死在战场的足有1.5万人，国王也战死。陆军中将霍尔卡大人获得他的印象指环和一对踢马刺，而且一名枪兵获得他的指挥刀。我方军官多人负伤。伯爵哈本海姆大人死于初次猛攻时。敌人夺得我方军旗五或六面，但我们夺得他们的军旗约三十面。所以敌人的损失比我们重得多，并已向淄姆堡方向退却，而阁下（华伦斯坦）则向莱比锡前进。详情待续。[6]
这篇报道无论是从新闻意识还是表达形式来看，都足以同当今的战地报道相媲美。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看，当时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记者，但新闻撰稿人的专业性已开始体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随后新闻业的种子又飘向英法两国。17世纪初期，新闻对英国人民开始显得重要起来。一开始的新闻记者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们，随后英国最早的英文报纸《科兰特》出现，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报人的身份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英国的三大报业先驱――阿切尔、巴特与伯恩的身份都为文具商，他们和“德国报业之父”艾莫尔、“法国报业之父”雷诺多特一道，为早期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其中雷诺多特更是被誉为17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出色的报人，他的一些有关新闻的论述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是“一位颇具现代新闻意识的先行者”。
（二）第二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二次浪潮源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西方报业正式崛起。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报刊集权主义理论”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其中革命前骤然出现的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新闻书功不可没。当时的英国新闻业正积蓄着喷薄欲出的力量，并在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中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革命进程。而新闻记者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正如英国报业史学者哈罗德・赫塞在《新闻事业历程》中写到的：“1641年星法院废除后，报业获得出版自由――但只是暂时的，此时新一代报人成批涌现，不准刊登国内新闻之禁令的取消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热情，从而为新闻书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报业解禁浪潮的推动下，以印刷商约翰・托马斯出版的《国会纪闻》为开端的新闻小册子大量流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报刊的诸多要件，如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也纷纷问世，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新闻记者”一片沸沸扬扬的讨论声中走向了高潮。由众多“新闻记者”所践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报刊活动，不仅把英国的新闻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树立了样板，注入了生机。在这场激昂的报业交响曲的余音之中，历史走入了18世纪这个高涨理性的启蒙时代。“光荣革命”后1694年《印刷管理法》的废除，使得英国新闻事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创办报纸、编辑期刊蔚然成风。英国第一张日报《每日新闻》创办，并在塞缪尔・巴克利手中崭露头角，他对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均做出重大改进。如，将原来的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并用地图、表格、数据使报道内容更加明确易懂等。英国报坛中和巴克利同样闪耀的还有被誉为“英国报业之父”的笛福，其创办的《评论》杂志名噪一时，开英国“评论”体裁之先河。继《评论》（1704）之后，又有《闲谈者》（1709）、《检查者》（1710）、《旁观者》（1711）、《绅士杂志》（1731）等杂志问世，尤其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旁观者》杂志，其文体和笔风甚至影响了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三）第三次浪潮
1.商业报刊的问世
外国新闻业的第三次浪潮源于19世纪的美国，以商业报刊的出现、通讯社的产生和大众报业的崛起为发端。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政党报刊的“黑暗时期”，直到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刊，曙光才得以显现。《纽约太阳报》的零售价是一便士，故称为“便士报”。这种廉价报纸其实就是商业报刊的最早代表。
除了《纽约太阳报》，19世纪另外两大便士报分别是《纽约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如果按照梅里尔的“高级报纸金字塔”来划分，《纽约太阳报》和《纽约论坛报》的级别显然低于《纽约先驱报》。前两者均致力于报道的刺激和轰动，后者则以内容严肃、格调纯正著称。在商业报刊大红大紫的时期，《纽约先驱报》的创始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甚至称他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记者，他的一句名言――“记者一半是外交家，一半是侦探”也几乎成为西方记者的座右铭。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贝内特第一个宣称‘客观性’是他的办报目标……他反对附庸风雅或装腔作势的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是他的座右铭……正是《纽约先驱报》采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套标准做法，贝内特首创了记者‘报道独家新闻’的做法……”
另一位需要介绍的报人则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他的“达式新闻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可谓家喻户晓。但不管是《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刺激，还是《纽约论坛报》的偏激，它们似乎都游离于感情冲动和道德沉沦的两个极端之间，纽约缺乏一份走中间路线的报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雷蒙德和他的《纽约时报》出现了。雷蒙德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纽约时报》也给人不卑不亢、庄重大方的印象。
2.通讯社的兴起
美联社的真正发展是在进入20世纪后，而支撑这个庞大新闻机器运转的仍是那个时代众多出类拔萃的记者，如唐・怀特雷德、威尔・格里姆斯利、威廉・瑞安、阿瑟・埃弗雷特等。美联社之所以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新闻记者坚持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美联社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记者劳伦斯・葛布莱特就曾说过：“我的工作是报道事实。我得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所报道的事实作任何评论。我发的消息是提供给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社的……我只限于采发我所认为是正当的新闻……我所要做的是努力保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发的消息都只是干巴巴的事实和细节。”
通讯社的产生是托夫勒口中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新闻事业经过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后已逐渐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靠拢。伴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同步化趋势，新闻传播也告别小农时代的各行其是，而越来越趋于统一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渐盛行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
“新闻记者”也终于作为一门独立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3.大众报刊的出现
20世纪的新闻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但迎接它的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大战”。普利策是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赫斯特则是美国“黄色新闻大王”。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到1900年达到顶峰。据统计，当时三分之一的大都市报刊都成为黄色报纸，另外，其他报纸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色新闻的污染。这股黄色新闻浪潮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
“黄色新闻大战”是对新闻业的一次践踏，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阶段受到广泛质疑，新闻记者的形象也极大受损。最好的佐证便是美国哈金斯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调查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问世，这一报告引发了公众对于新闻行业的广泛关注，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在此期间被广泛讨论。事实上，“黄色新闻”就像伊甸园中的禁果，它从新闻业诞生之日就存在，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之前，也有许多报纸存在报道失实、内容过于追求刺激等问题，但从未如此严重。“黄色新闻”如今仍然存在，它对任何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像是一个诱惑的“禁果”。抵制这份诱惑，恪守新闻行业底线，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新闻从业者必须坚守的。
三、新闻记者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将《泰晤士报》办成英国首屈一指的权威报纸的托马斯・巴恩斯，也不能忘记享誉世界的《费加罗报》创始人亨利・德・威尔梅森，还有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第一位战地女记者萨拉・威尔逊……正是像他们这样的大批新闻记者，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让我们至今可以仰视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
目前，大众传播已由报刊等传统媒体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这种转变，夹杂着新旧媒体的利益冲突，也夹杂着新闻记者的迷茫与困惑。但不论怎样，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报道的立场和层面直接引领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走向。新闻记者绝不是特权阶层，记者手中的笔，是正确书写的工具，而不是滥用话语权的幌子。
普利策曾对新闻记者有过这样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先生曾写道：“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当老一辈的新闻人逐渐逝去，面对新媒体时代，新一代的新闻记者不能妄自菲薄，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强前行，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份职业的崇高与伟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
史学家傅斯年坚信“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①新闻史教学亦不例外。传统新闻史教学却是新闻史料严重缺位的知识灌输性模式，这种以教材为纲、教师讲授的线性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学生对新闻史知识的记忆，其最大弊端则在于新闻史知识的应试性记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背离了历史教学的根本宗旨。历史教学旨在养育学生的历史兴趣与感觉，提高其历史思维与观念，达到借历史传承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使学生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教学目标。随着数字报刊库的建设及使用，以数字报刊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文选，解决报刊史料无法进课堂的问题有了现实可能。笔者基于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库等数据库的教学经验，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数字报刊库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意义
目前，我国报刊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各大院校均购买部分报刊库以满足教研需要。主要有：
（1）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开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9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等综合库及《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中国体育报刊数据库》等专业库；
（2）《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自家报刊库；
（3）港台及国外企业开发的《慧科报刊新闻数据库》、《中央日报数据库（1928～2006）》及《EBSCO-Newspaper Source》等数据库。
上述报刊库，若按收录内容可分为单一报刊库、多种报刊库、文摘库、专题库及综合库；按检索方式可分为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按年代可分为晚清库、民国库、当代库；按地理区域可分为大陆报刊库、港台报刊库及英美报刊库等。可见，将数字报刊库纳入教学已有可行性。而这一新元素的加入，对新闻史教学既有重大意义也有不少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报刊库弥补了新闻史文选不足的客观缺陷，②解决了不能将浩瀚史料搬到课堂的技术难题，为教师（学生）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教研时间。据估计，在前报刊库时代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约占其总研究时间的80%以上”。③其次，报刊库有助于改变教材为纲、教师主讲的线性模式，对构建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的“四方（教师、学生、教材、历史）会谈”教学模式创设了现实可能。最后，报刊库解除了教师拥有报刊史料的特权，对教师的学术涵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教学观念、方法与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建构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引领学生与无声教材及在教材指引下与“消失的历史”之间的多元的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这是一种既平等又不平衡的四方沟通模式。“平等”在于四方在真理面前都不拥有特权；“不平衡”在于历史声音（以报刊库为代表，是历史真相的化身）被浩瀚、零碎、残缺的史料所淹没，永远处于被解读状态，教材声音（对历史声音的有限解读）虽以文字形式参与对话，却不能回答学生疑问，且又潜伏着对历史的诸多误解与偏见，故它们处于“会谈”被解读的弱势地位，教师因拥有超越教材的学术能力，故在“会谈”中是唯一拥有强势话语权者，但其职责是要引领尚未进入“会谈”的学生学会如何通过教材、报刊库与历史进行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使之从中获取经验与智慧。这一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一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线性教学结构改为基于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教师、学生与“沉默”的教材、数字报刊库“四方会谈”的教学结构。即拥有高阅读量与理论水平的教师虽处于引领学生学习、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地位，但报刊库也使学生在某个方面阅读到教师尚未阅读，或教材尚未涉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对教师、教材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有教材的无声指引，学生也会在史料海洋中迷失方向，所以急需教师给予恰当的学术引领，使之能尽快参与“会谈”。这就对教师的教研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其除增强学术涵养，达到“学生要一滴水，教师给予一碗水”的学术水平外，还应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与技巧。具体而言，除提高学术涵养外，教师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足功课。
首先，教学理念上视学生为知识的分享者、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这要求教师以平等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引导学生的各种想法与质疑，倡导学生向教师“开炮”，向教材提问题，并鼓励其将想法与质疑付诸实践，使之能借助数字报刊库做理性思辨的能力操练。如《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现线索再梳理》④一文，就是北京大学本科生廖基添在课堂听邓绍根老师讲解古代报纸起源问题时，因质疑教材观点并在教师指引下撰写的高质量论文。
其次，教学内容上设置好议程，巧妙地将学生对新闻史的学习与对当下新闻现实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有限课堂学习中，体会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验到“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设定上向新闻史学观念与方法及新闻史学的本体、新闻对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倾斜。如， （1）突破教材中的“革命史范式”解释模式，结合所讲内容选择恰当的诸如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史学、社会史、传播史等史学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史实，打开学生思考史实的新视野与维度，培养其学术质疑精神。（2）对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范长江、邓拓等新闻人物的讲解注重于其职业精神与理念的弘扬，侧重于不同人物在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理念与外在压力的内在张力之中的不同抉择，及由不同抉择导致了不同人生结局的讲解，使学生能借助新闻人物思考新闻人生的荣与乐，增强其新闻职业的高尚性及自觉性，为其甘做人类利益 “看门狗”的个人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打下职业根基。（3）对苏报案、史量才遇刺案、《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新闻事件的讲解，注重新闻事件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能借助历史中的新闻事件思考当下的新闻事件等。
再次，课堂讲解的主要目的不再仅是教给学生“是什么”，而是通过故事化、问题化的课堂叙述勾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产生“为什么”的求解动力。
这要求教师能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好叙事学理论，在有效地讲解“为什么”的同时巧妙地留下悬念，以激起学生的历史遐想。如在讲解苏报案时，笔者采用了历史解释学的范式，讲解了历史原貌、当时报纸呈现、后来历史记忆三个层面的苏报案形象，将学生对苏报案的思考从教材锁定的单一历史空间，引向了历史真实、历史媒介镜像及历史记忆景观的三维思维空间中来。
最后，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保证“会话”畅通。
主要有：（1）提前通过公共邮箱或班级QQ群将多媒体课件、阅读材料、讨论问题发给学生。（2）将数字报刊库及纸版新闻史料的馆藏情况告知学生。（3）列出经典性教材和代表性著作，让学生任选一本教材或著作做读书笔记，培养学生与教材“对话”的基本能力。（4）将学生分组，让其自选题目，做课程论文或课堂PPT演讲，训练其与史料对话的基本能力，等。如，笔者为研一新生开设的《新闻史专题课》即采用了以下教学手段：（1）课程第一堂课上与学生讨论学习新闻史的意义、价值及方法。通过梳理新闻史学史的方法，提出“问题意识+理论工具+史料收集与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学生分组，布置课程作业，给出参考书目，介绍学生可资利用的报刊库：大成老旧报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库、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等。（2）每次上课前将课件和阅读材料上传至公共邮箱。（3）课堂讲授中侧重于问题化，并有意留下若干问题供学生思考。（4）课程进行到约1/3时，要求学生上报课程论文选题，并对选题一一点评：分析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及可行性，指明选题的史料分布情况。（5）课堂讨论借鉴“学术论坛”形式，即学生小组10～15分钟的PPT演讲，指明一名学生点评，其他学生提问与小组成员回应，教师总结性评论的讨论模式。（6）结课时要求学生上交一篇课程论文、一份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纸版和电子版，纸版用于存档，电子版便于将评语和修改意见反馈给学生）。
从学生事后反馈看，笔者的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改变了学生对新闻史的陈旧观念，拓宽了学生思考新闻史的维度，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新闻史思维。个别学生将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是最好佐证。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笔者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的“四方会谈”模式。其原因在于：（1）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染，一些学生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2）36课时每次2节课90分钟的课时设计及部分学生不能有效阅读课前资料，影响了课堂讨论的效果。（3）数字报刊库与网络多媒体课堂的衔接方面存在着诸如学校购买的报刊库有限等问题；已购买的《晚清民国期刊》处于试用阶段，许多文档下载受限；《大成老旧报刊库》不能下载原文及下载速度过慢等问题，使课堂上直接展示原始报刊仍有较大不便。因此，“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有序展开须根据院校的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及购买报刊库等客观情况及学生新闻史素养的基本概况而定，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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