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6 10:24:05
导语：在文学研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核心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核心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国家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核心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核心，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核心、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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