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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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核心，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核心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核心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核心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核心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核心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核心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核心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核心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核心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核心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核心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核心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核心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核心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核心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核心企业的利益，核心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核心理论不可取，会计核心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核心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核心。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核心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核心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核心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核心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核心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核心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