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7 02: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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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城市理念对城市建设融资体制机制的影响
经营城市，就是以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对城市空间构成和城市功能载体的各类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延伸资源等进行市场化运作，最终建立完善的城市建设管理投融资体制。城市经营者必须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将城市整体进行市场经营和包装运作，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搞活增量资产、激活无形资产，逐步建立多元化投资、多样化融资、市场化运作的城市建设新机制，以此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投入，实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以城兴城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确立经营城市的理念，围绕经营城市战略加快创新投融资体制，对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经营城市理念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反映市场运作规律和市场机制。一般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和大规模城市建设所需巨额资金相比，财政收入和政府投资往往捉襟见肘。因此，必须树立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手段运作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转变以往由政府各部门管理政府各类资产的程序，实行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的新路径。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转变政府统筹建设的固有模式，实行社会共建，充分吸收社会资本的力量，形成城市建设合力。
2.经营城市理念要求构建城市建设融资平台。要解决传统城市建设融资中存在的机构职能重叠、资源分散交错、多头利益难以协调的结构性难题，就必须打造多重类型的融资平台。如无锡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就逐步形成了城市投资发展公司、建设发展集团、交通产业集团、市政产业集团等多个投融资平台。这些融资平台的建立，有效拓宽了融资渠道，改变了政府财政出资的单一模式。
3.经营城市理念要求解决融资中的法律问题。城市建设管理，经常和土地、房产、动迁相联系，有时会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如土地招拍挂如果不能取得国土部门颁发的权证，就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等融资。因此，需要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进一步破解土地融资等融资难题，灵活采用“熟地出让”、“生地出让”和自主开发等模式，有效规避融资法律风险。
二、传统融资模式和政策性融资模式的特点概述
传统的城市建设融资模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大，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资金来源均为财政自由资金；二是政府一方面扮演了融资与被融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成为了投资主体；三是中央和省、市级层面的政府紧紧把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和审批权限；四是项目规划、融资和资金使用、项目投用后的运营管理主导权也高度集中于各级政府。此模式虽然具有统一性强、集中度高等优点，由于政府可支配的收入和资金有限，而对市政道桥、公路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认识不足，导致城市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落后，使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随着20世纪末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大中型城市纷纷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公司，政府财政部门将资产注入并委托其进行融资，这一般也被称为政策性融资模式。为了方便运作，政府财政部门一般会现将资金、存量和增量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委托其进行资本运作和投资管理，随后通过融资中介和金融机构接触，以抵押变现、贷款、转让等方式扩大融资。在融资决策中，政府决定具体投资项目，政策性投融资公司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由政府比选决定。在项目建设期间，投融资公司负责融资管理，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投融资公司进行监管和管理。在项目获得回报后，收益返还上缴至政府。该模式灵活引入了市场理念和投资收益机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融资风险和收益不统一。此类融资平台多采取国有独资公的结构，政府仍实际掌握融资和市场管理的主导权，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决策权一般又被多个政府部门掌握，因此，并没有实现融资主体在风险与收益上的统一。二是融资渠道过于集中。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出资、银行贷款以及基金国债等途经，通过市场扩大融资的比例依然很少。三是建设管理职能缺乏。政策性投融资公司只负责筹集资金和支付资金，扮演了政府的出纳角色，在建设前期没有项目决策权，在项目建设中也缺乏对全方位参与和管理能力。经营性项目收益和公益性项目支出均由政府进行使用和调配。
三、关于城市投融资模式的创新方向
随着国内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投融资模式也逐渐无法适应资金需求，创新城市建设融资模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能力和灵活程度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一些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财权有限而事权繁重，地方融资平台出现了过度负债、资不抵债的情况。第二，地方政府长期隐性负债和政府下设的融资平台过度负债的问题，可以通过疏导和调整的方式得到彻底解决。第三，可适度采用资产证券化、PPP等新型融资工具，并允许地方政府适度举债。通过加强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管理与资本运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创新，就能实现在适度债务的情况下，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合理运行。目前城市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一般有以下几个渠道和方向。一是建立完善的融资偿债机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的偿债机制，设立地方政府偿债基金，压降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率。通过财政专项预算、土地出让收益、国资收入统计、已有经营权转让等途经筹措偿债专项资金，在平台债务偿付与地方财政间设立了一道债务风险防火墙。二是引进民间投资。通过BT、BOT及PPP模式在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进行项目合作，通过相关融资中介和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人进行股权交易。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建、管全过程，可有效缓解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融资压力，实现良性示范效应和项目的滚动开发。三是重组各类经营资源。地方融资平台应实施项目差异化战略，根据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的不同特点，采取针对性强的差异化运作模式，优化各类资源组合，逐步打造自己的品牌、业务优势。四是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地方融资平台目前的筹资渠道较少，多数情况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资金渠道单一、资金结构失调、抵御风险能力薄弱，对金融市场各类工具熟悉程度较低。应进一步增强对资本市场常见的IPO、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杠杆的运用能力，并适度尝试和运用信托、票券等创新型融资工具。
四、项目投融资创新的具体模式分析
1.BT模式。目前，BT模式是运用比较广泛的政府投融资创新模式。BT是英文Build-Transfer的缩写，即项目发起人通过招标等方式确定投资承包人，由投资承包人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工程建设，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发起人回购，并由发起人向投资承包人支付回购价款的一种融资建设方式。由无锡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负责建设的北中路大型互通立交、惠山隧道、杨胡路、刘闾路即采用了此种建设模式。在北中路大型互通立交的BT融资过程中，承包人上海建工集团组建了项目公司，并利用其自有资金筹集资金进行项目的投资建设。在项目实施完成后，按合同约定移交，由回购人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支付比例支付相应的回购款。在双方的合同约定中，对项目公司注册资金、公司的经营范围，建设期、回购期与回购宽限期、回购比例等、投资回报款等均予以了详细解释。与传统的建设融资方式相比，BT模式可以有效缓解建设期间的资金压力，可以降低工程实施难度，提高投资建设效率，可以减少发起人融资、投资、设计和施工等工作量，可以减少投资风险。而且BT方式一般采用固定价格合同，通过锁定工程造价和工期，可有效降低工程造价。然而，BT模式也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项目监管难度大、回购费用高等问题。
2.BOT模式。BOT由BT模式演变而来，准确的解释为“基础设施特许权”模式，该模式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合为一体。地方政府在和民营资本达成协议后，向签订协议的民营资本颁布特许，允许其在特定期限内筹集资金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并负责管理养护和经营该设施，提供相应的产品与服务，获得合理回报。如杭州湾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即采用了投资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开发建设项目并在有限的时间内运营项目获取商业利润的BOT模式。宁波市和嘉兴市共同出资组建了大桥项目公司，相关民营企业各自出资成为股东。在大桥建设期间，各股东按既有比例逐年增资，大桥运营期间，将通行费收入按比例分成获得现金收益。使用BOT模式，可有效利用私人企业投资，减少政府公共借款和直接投资，缓和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避免或减少政府投资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可提前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益，缩短项目建造期。
3.市政债券。市政债券主要是指以筹集资金进行市政类项目和公益项目建设为目的，由地方政府和政府授权者主导发行的有价证券。受《预算法》等我国法律的约束，目前地方政府在法律上还不被允许发行债券。然而，随着城镇化浪潮的不断前行，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市政类项目的不断增多，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缺口越来越大，而传统的投融资体制又无法解决这一难题。2014年，国家财政部出台了《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对发行地方债进行试点。可以预期，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发行市政债券将有可能成为一种融资新渠道。目前，国外发行市政债券已成为政府筹措资金并有效配置资源的常用方法。如美国地方政府就通过政府、政府机授权机构和直接使用债券机构这三大主题发行市政债券，积极介入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市政债券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动力，而且由于发行监管严格、披露信息全面，可以很好地提高地方财政的公开透明程度，有效约束预算，同时还能为市民和金融投资机构的资金保值增值提供更多选择，完善市场交易品类。
4.PPP模式。PPP模式英文为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部门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的模式，在公路、铁路、地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PPP模式中，政府为达到加快项目建设及有效运营管理的目的，赋予私营资本长期有效的特许经营权和运营收益权。该模式一般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由政府部门与中标单位组成联合体签订特许合同，并由该联合体负责融资、建设及运营。政府通常与计划出资的金融机构达成书面协议，在不对项目作担保的前提下，方便联合体较为顺利进行融资、获得贷款。PPP模式是在国内项目融资的普及程度正不断提高，这得益于其突出的优点。PPP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民营资本的利润率，让私营资本充分参与到项目全过程，督促私营资本提高效能并平衡风险。同时，该模式在减轻政府初期建设投资负担和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政府基础设施服务质量。2009年建成运营的北京地铁4号线采用了特许经营类PPP模式并收到了预期成效。在此模式中，北京市政府负责地铁4号线A段的投资建设。特许公司负责4号线B段的投资和建设。地铁4号线整体投用验收后，市政府将A段使用权交给特许公司，由特许公司在规定期限内负责4号线的运营管理、全部设施(含A、B两段)维护和站内招商经营。市政府牵头制定票价并对运营进行监督。该模式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且投资、运营、建设的主体明确、权责利清晰，通过适度竞争提升了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能力。
5.资产证券化。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与上述融资创新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属于新增资产的融资路径，而更多地是通过整合、盘活已有的存量资产筹措资金。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一般仅限于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以该项目所属资产收费权为依托，通过发行证券来实现证券化融资。该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是近几年来资本市场比较重要的融资创新。诸如收费高速公路、水运设施、市政公用类厂房等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享有收费与财政补贴等现金收入且现金流十分稳定，对此类资产，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途经，变现和盘活流动性较弱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并为新项目建设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6.收益债券。项目收益债券一般适用于市政道桥、发电厂、学校宿舍、医院等项目，这些项目通过经营融资，获取一定收入，以此向债权人进行抵押。相比较传统融资对政府财政评级的高度重视，该模式有效回避了评价等级的影响，以项目投资的收益率和远期现金流进行定价和议价。同时，收益债券的融资不能用来进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用途，只能用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从而对项目的运行产生了有效监管，杜绝了出售套现的投机情况。但收益债券的每个项目均需要单独发行，从项目论证、审批到发行等一系列工作均需逐项完成，因此发行成本普遍较高。在国外一些地方高速公路的融资建设中，该模式的运用较为普遍。
五、防范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风险
不可否认，在坚持政策性融资模式为主的情况下，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选用合适的融资模式，可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建设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地方融资平台的有效运作，不仅使银行贷款产生了杠杆效应，同时有效利用了市场化机制，吸纳了大量闲余的社会资金，对解决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瓶颈成效显著。然而，过度融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已颇具规模，风险和隐患不断积累，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产生了一顶影响。2010年6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督促地方政府尽快排查清理地方融资债务，有效压缩清理不规范的融资平台。2014年，国家财政部又颁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要求各地清理存量债务,甄别政府债务,加强对地方债务的审计和风险评估防控。防范融资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合理评估并做实地方融资公司。为切实减轻政府负担，主动把成本收益相当的项目交办私营企业实施。对于收益无法还本付息，需要地方政府支持或代为付息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应统筹考虑平台的财务能力和政府债务承担能力，将政府信用支持形成的公司债务归入政府债券的范畴；而对于超出政府债务风控能力的，要限制债务性融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负债。最后，对现有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进行全面重组和针对性的收缩，把存留公司平台的资金做实。通过加强对平台高管、财务人员的管理培训，完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建立融资平台信息公示制度，将平台的负债情况、项目效益、融资来源以及资金流向等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广泛监督评议。
2.科学确定融资计划，动态监管融资风险。地方财政应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和实际偿还能力，结合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具体情况，详细比选各种融资方式和成本收益，科学确定平台的融资额度，确定融资期限、形式、规模、成本、还贷资金来源，确保融资计划的可行性。长期监控项目进展，定期计算资产负债率、现金流情况和还本付息金额，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有效防范、及时预警并化解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各类金融风险。
3.防范政府信用在借贷行为中的过分支出。尽管政府在地方基础设施融资中并未直接以债务人身份显现，但多数民间资本、银行、金融机构都会认为这些融资公司有政府信用的支持，风险较低，因此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从而不断加剧政府财政的风险。政府应通过通知、规定等形式，明确融资平台不能向政府索取任何形式的融资担保，融资平台也不能互相担保，以防范大面积政府财务风险。同时，明确财政注入给投融资平台的专项资金不得交叉使用、相互挪用，必须专款专用。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向投资者明确表态不会为投融资平台提供担保，及时提醒投资者树立风险意识，自觉评判投资风险，从而加强对基础设施融资平台的市场约束。
作者：林子江 单位：阳市公务员培训中心
一、城市建设解决了文物保护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建设解决了文物保护资金缺乏，文物保护工作力不从心的问题城市建设过程中，资金量相对充裕，对待文物保护问题，许多城市将文物保护与其开发利用结合在了一起，保证了城市文物保护能够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并且城市建设制定了合理的文物开发利用方案，使文物本身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足够支撑文物的保护。所以，城市建设对文物保护资金问题实现了有效解决。
（二）城市建设解决了文物保护制度不健全，文物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在多数城市的文物保护中，保护制度不健全是共性问题。在城市建设中，为了实现对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通常会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制度，保证文物的保护取得积极效果，达到提高文物保护质量的目的。所以，城市建设对解决文物保护制度不健全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城市建设使得文物资源的优势得到了全面发挥
无庸置疑，那些色彩纷呈、精美绝伦的大量文物遗迹遗物是一项主要的旅游资源。寻古探胜、求知求新，进而达到增长知识、愉悦心情，是广大旅游者的普遍心理。人们希望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历史有所了解，更愿以感同身受的体验，去感悟触摸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而作为人类文化载体，凸显人类发展历程的文物遗迹则能予人以直观、形象、写实、生动的感受。观赏文物古迹，使人们在游中品味，激发活力，同时，那些人类遗存之精美之绝世，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人们日益丰富活跃的生活和精神之需求，因而成为旅游资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物遗迹数不胜数，令世人所仰望，而文物自身所持有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我们要重点以开发历史文化为主要元素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始终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为要旨。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中国的旅游业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于东方特色的文物古迹，海内外游客出行游览，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体系的一种神秘感和满足欲望。为此，保护好文物，对于我国的旅游事业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文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应该得到全面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了实现这一点，城市建设应围绕着城市现存的文物及古迹，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方案，并结合城市建设和发展实际，打造以文物资源位中心的城市旅游业，实现对文物保护的同时，提高其开发和利用效果。
三、城市建设提高了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质量
基于文物的重要作用以及保护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对文物资源进行合理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既是满足文物保护需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促进城市建设取得积极效果的关键手段。从这一点来看，城市建设对提高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来看，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城市建设制定了具体的文物保护和利用方案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文物保护和利用取得积极效果，通常都会根据文物的实际存在情况，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和利用方案，实现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满足文物保护和利用需要。从当前城市建设过程来看，文物保护和利用方案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二）城市建设形成了以文物为中心的开发思路
由于文物具有一定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因此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形成以文物未中心的开发思路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一现实需要，城市建设方案都围绕文物形成了良好开发思路，保证了文物开发能够取得积极效果，进而满足城市建设需要。
（三）城市建设实现了对文物资源历史的发掘和优势的利用
在文物保护方面，要想实现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就要对文物的历史进行全面了解，同时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对其优势进行充分利用，使文物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保证其整体优势能够得到全面发挥。基于这一认识，城市建设在文物资源历史的发掘和优势的利用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资源，对其保护和开发利用，既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城市建设效果的重要手段。为此，我们应对城市建设中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有正确认识，利用城市建设契机，积极做好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
作者：张玮 刘宁 单位：西安市城墙管理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引领下，会展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已经在中国崭露头角。会展经济具有比传统经济形式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主题和更加强大的产业关联度及效益扩散能力，并且已经被视为评价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会展业在历经百年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促进贸易、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展示形象、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使产业活动的载体自身获得效益，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促进载体地域内的几乎所有经济与人文内容的发展和繁荣度。但是，尽管“会展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各个国家经济界都极为关注的课题，而在我国相关会展业的学术研究却依然十分薄弱。
一、会展业的基本内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经贸为主体的展览活动由最简单的直接交易演进到现在的展(博)览会、交易会、洽谈会等多种形式，成为生产消费领域的桥梁和纽带。
会展包括“会”与“展”两层含义，所谓“会”主要是指以会议形式的组织活动，它属于一种高级的社会群聚性活动，通过它的组织，可以交流信息、探讨问题、传道授业、解疑释惑；所谓“展”主要是指以样品陈列、参观和交易为主的展览活动。根据美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展览是“一种具有一定规模、定期在固定场所里举办的、来自不同地区组织的商人聚会”，展会上所陈列的商品种类涉及各行各业，形式亦多种多样。
会展的外延很广，包括各种类型的大型会议，如APEC会议、博鳌“亚洲论坛”；展览展销活动，如大连的服装节、沈阳的制博会；体育竞技活动，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还包括常年开设的博物馆、名人或历史事件纪念馆等。在功能上，会展是人们进行信息、洽谈商业合作和进行市场营销的场所，发挥着桥梁和媒介作用。西方大多数企业把每年的参展费用开支作为对外联系交际费列入项目下，在营销方式上则把它与直接销售和电子商务相并列，三者属同一范畴。当然这仅仅是展会的商务功能，事实上展览的功能也不仅限于经济和贸易，还涉及到社会、文化、外交、政治的发展。因此，其影响面和产业关联度也随之增强，进而推动了以展览和会议为主、涉及行业广泛的综合性经济形态的发展，发展形成为会展产业。
所谓会展业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览展销，能够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也被称为会展产业或会展市场，在西方称为会展业(ConventionandExhibitionIndustry)。由于会展是集信息通讯、交通运输、城市建设、旅游发展等在内的综合性的、关联度高的服务贸易行业，能够创造高额的经济价值、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对于社会综合经济指数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呈现有产业基本特征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可以作为会展经济来对待。
二、发展会展事业、提高城市竞争力
在宏观经济部门中，会展业属于服务业。由于会展业本身是一种无污染产业，且对整个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对那些本身地域狭小，但在交通、通讯和对外开放度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发展会展业常常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发展战略之一。按国际博览会联盟的估计，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约为1：9，即展览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中，只有10%是展览会行业的，其余90%为相关行业所拥有。在欧洲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会展是城市的面包。现代会展业滚动着商品流、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会展业的发展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点，构成表征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时也说明了该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首先，会展产业关联度高且利润大，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会展业是一门系统工程综合经济，相关行业较多，除了会展业的行业协会、展览设计施工公司、展览公司、展览场馆外，还包括广告、餐饮、交通、旅游等为会展提供服务的部门。通过举办各种大型会展，吸引大量游客来洽谈贸易、观光旅游，进行技术合作、信息沟通、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以此带动交通、旅游、商业、餐饮等多项相关产业的发展。会展业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前连效应和后连效应，所创造的利润相当惊人。据国外统计该行业的利润通常在25%。
其次，会展经济能培养新兴产业群，增加大量就业机会。据测算，每增加1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就可以创造近百个就业机会。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获得了145亿马克的利润及45亿马克的税收。在香港，一年的会展收入达74亿港元，还提供9000个就业机会。我国是就业压力很大的国家，在中心城市发展会展业，一定会创造出一条广阔的新就业门路。
第三，会展业可以促进科技开发和实现科技成果转让，具有技术扩散功能。传播先进的技术成果，展示和推广新产品、新工艺是会展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从科技发展史来看，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如电话机、留声机、蒸汽火车、电视机等都是在展览会上首先进行推广的。会展业可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或推广，实现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即使是信息技术和手段迅速发展的今天，会议和展览的便捷性、集中性、直观性和快速性对推广新技术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会展对城市的促销功能。在以城市整体形象为依托的前提下，展会促销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整个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会展活动不仅为本地企业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已的舞台，以借机宣传自已的经营理念和产品品牌，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同时也使城市的影响具有了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
三、建设会展中心城市的政策建议
综合关于会展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分析，目前我国正在逐步走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其中上海、北京和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不仅开始迈入信息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且会展产业的产业链培育与企业经营模式日趋成熟。全国其他大中小各类城市，据不完全统计，提出要把本市办成“国际会展都市”、“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会展中心城市”、“中国会展名城”、“中国区域会展中心”的已经超过了30个，而且其中大多数城市都已把这一目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或本地的发展规划之中，有许多城市为此专门组建了政府会展管理或协调机构。与此同时，新建或扩建的会展中心，如雨后春笋般一座座拔地而起，由政府亲自策划、组织并给予财政资助的展会一个接着一个举办。在此，以我国当前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会展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基础，从前瞻的视角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作为现阶段我国发展会展中心城市的战略思路。
第一，加强政府对展览业发展的引导和培育作用，积极促进展览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加入WTO和国外展览公司进入的开放优势，促进国内展览市场的统一，加快对现行展览管理体制的改革，改进管理展览业的方式方法，积极推进展览会行政审批的改革。同时，运用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WTO规则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手段，扶持国内展览业的发展。例如，可以通过给予会展业优惠税率，对经营好的会展企业发放支持贷款，制订鼓励中外合资、国际合作的经济政策，以及鼓励使用风险投资和鼓励会展项目的资本运作与兼并整合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来推动和引导中国会展经济和会展产业的健康发展。重新定位地方政府在发展会展业中的作用。
在城市会展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政府的作用是一把“双仞剑”。一般而言，政府在会展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包括为会展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政策优惠。但是，单纯的补贴、优惠或税收减免会产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效应，从而抵消企业进行创新和发挥主体作用的积极性。因此，政府的职能是创造有利于会展产业发展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城市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法制的等诸多方面，最终使得城市在资源禀赋、城市产业特色的优势更加突出，成为会展产业的中心地域。
第二，根据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展”、“会”与“节事活动”中选择能发挥城市资源优势的重点，加快培育一批有品牌效应的展会和一批有专业水准、有竞争实业的会展公司。我国的许多展会是从行业性的交易会或订货会发展来的，如纺织服装业、医疗器械行业、电子行业、农机行业以及百货业等等，规模大、历史长、效益显著，这些展会应该是未来中国展览业的中坚力量。因此，要让品牌展会在本城市扎根，必须充分挖掘内在的优势；同时，随着展览的专业化和市场水平的提高，展览会的主办和组织工作更多地要依赖专业展览公司，只有专业展览机构的成长和壮大，才能提高展览会的整体水平，促进展览业的健康发展。要重视会议、节事活动的同步发展，发挥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展”、“会”与“节事活动”中有侧重地加以发展方向。以厦门为例。厦门本地经济总量较小，其周边市场与全国各主要会展城市相比没有太大优势。厦门是全国最重要的海空口岸之一，其交通运输条件和城市环境，比之大部分主要会展城市毫不逊色，外向型经济特色和开放度较高，涉外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厦门还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厦门市根据自身的这些特点，在其初步的规划中就曾提出：(1)“会”与“展”二者中，重点发展“会”；(2)“展”的重点是发展专业(贸易)类展览会；(3)争取多举办国际性和涉台会议及展览活动。因此，城市在发展会展经济的道路选择上，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的城市资源禀赋条件，培育出一流的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会议与活动。
第三，要重视规模和品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会展公司比较弱小，规模有限，经营范围较窄，档次也不高，没有自己的品牌，难以与国外强大的会展公司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展业应该集中优势资源，努力提高展会组织、策划、服务的水准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进行展会活动的创新，争创名优品牌。在中国目前的会展经济条件下，扩大会展企业规模的战略选择，要实现多元化与专业化的协调发展，提升中国会展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重视打造城市会展品牌要注意以下几点：
(1)树立牢固的品牌观念，只有走品牌化的发展道路才是中国会展业快速发展的唯一途径，树立了这样的品牌观，才会从场馆的设计、主题的立项、展会的规划、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来实施会展业品牌化发展。要制定长期的会展业发展规划，确立会展业的品牌发展战略。
(2)提升品牌质量。会展的硬件设施是影响品牌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上著名的品牌展会往往都是使用最先进的设备。因此，要实现会展品牌质的飞跃就必须加大投入，不失时机地更新展会的硬件设备。会展的软件主要指的是会展的专业服务水准，一方面会展企业要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另一方面会展企业应积极加入国际性的会展组织，通过这些途径实现会展服务与国际接轨。
(3)拓展品牌空间。会展品牌的拓展空间具有三维性，即时间维、空间维和价值维。时间维是指品牌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不断发散和扩张。从展会的角度分析，延续的时间越长，则参展商和观展者之间的交流就越充分，展会的效果就越显著。国外的展会延续时间大约有十来天，而中国的展会往往只有三五天的时间，这对于会展品牌的拓展是远远不够的。会议与节事活动同样是如此。所谓空间维指品牌在地域上的扩张。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就通过在上海举办著名的汉诺威办公自动化展(CeBIT)，成功地迈出了世界性扩张的第一步。所谓价值维则指品牌作为会展企业的无形资产，其经济价值的含量是可以增加的，品牌价值的提升实际上也是为会展业品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拓展创造了条件。因此，会展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经营方法和手段，尽力扩大会展品牌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力，并最终实现会展品牌价值的提升。
(4)培育网络品牌。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网络作为人们生活的第二空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会展业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信息资源优势，培育出知名的中国会展网络品牌，网络品牌的建设主要应从企业网络形象塑造、网络展会的建设以及开展网络营销等方面进行。
第四，加快筹建全国性展览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自律、规范和协调作用，积极促进会展的产业化。目前，展览市场的竞争无序和展览业整体水平的低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全国性的行业组织，缺乏一套展览业的游戏规则，同时也使得政府管理职能难以转变。因此，当务之急要尽快成立中国展览业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制定展览业的行业规范和服务体系，起草展览会的等级标准及评定办法，促进国内展览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引导国内展览业的发展。
第五，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进会展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由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交易需求的不断增长，专业会展逐渐成为各企业进行产品推广的必不可少的商务活动之一，这一趋势即便是在信息、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没减弱。因为，会展的魅力之处在于可以现场将产品的特色及时传递，并与目标客户直接沟通，从而在短的时间内达成商业合作的目的，这是其他任何媒体无可比拟的。随着产品服务的细分就要求会展举办更加专业化，专业会展是未来会展发展的趋势所在。所谓专业化，是指会展产业链上的分工专业化、会展活动服务专业化、会展项目运作的专业化。从会展企业角度分析，有以下几条：
(1)会展内容专业化。会展内容的专业化因其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专业性强，故可以集中吸引该领域精英企业的核心产品参展，提高展览水平和质量，让参展商更明确展览性质，这是专业会展的最核心部分。会展内容的专业不仅决定了其会展性质、主题、目的等，也决定了参展商和参观者的范围。目前，我国很多会展组织者经常强调其会展吸引多少专业参观者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专业性强能够提高会展效率、增加成交额。
(2)会展组织者专业化。国际上更多的会展是由大型专业展览公司进行商业运作，使得展览服务更加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性化。广义的展览服务，既包括发生在展览现场的租赁、广告、保安、清洁、展品运输、仓储、展位搭建等专业服务，也包括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配套服务。举办贸易展览会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政府不应该成为办展的主体，办展的主体应该是商业协会和专业展览公司，这也是国际惯例。
(3)会展服务人员专业化。会展服务人员工作在会展现场，直接面向参展商、参观者，他们的言行举止、服务规范、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服务水准的最终体现。这不仅是制约我国会展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会展企业目前抓内部管理的着重点。因为，很难想象没有办展经验、对行业认知度不高的人员能够办好专业会展。只有专业人员的大批培育才能够使得会展水平大步提升，才能真正办成质量一流的专业会展。
第六，加强会展专业人员的培训，建立会展业经理培训制度。会展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则，需要大量相关的专业人才。为此，通过专业化培训方式大规模培养会展业人才，已是中国会展业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为使会展行业管理体制能更好地运转起来，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已有的行业管理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人才的流动性，吸纳新鲜血液，引进国内外的会展专业人才进入到会展行业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以此来提高国内会展管理的水平与理念，保障会展业的管理体制的更好地运转。
此外，应该加强会展经济的理论研究，重点在于给出会展经济更为具体的影响因素和指标，而不是以某几类因素作为判断会展中心的标准。对城市政府而言，一方面将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做综合的考虑；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文化多样性和人文国际化，加大城市开放的力度。
1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
2011年厦门地区生产总值为2553亿元，人均70734元，全市财政总收入为651.83亿元，占全省的25.6%，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370.77亿元。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和财政总收入的稳步增加能够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和财政支撑，夯实科技文化观念与体制机制创新的经济、物质基础。第二，创新资源丰沛。创新不是无米之炊，既需要资金扶持，也需要科研基础设施等硬条件的支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厦门拥有支撑创新的实力:首先，高校及科研院所聚集，拥有厦大等高等院校17所，国家海洋三所、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数十家科技研究中心。其次，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众多，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通过实施“市校同发展”、“院地共合作”工程，与国内多所高等院校达成科研合作，成为中国科学院在全国重点布局的六个技术创新与成果产业化基地之一。再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全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665家，企业技术中心127个。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与增长增强了厦门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城市竞争力。最后，创新型人才储备增加，拥有包括包括两院院士、中央“千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者等在内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2.5万余人。第三，打拼文化深植。优秀的人才“只有在创新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潜能，完成重大成果，开创卓越的事业”［6］;城市精神也是“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资本和城市竞争力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7］。因此，钱颖一认为:“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8］受濒海地理环境和闽南民族迁移历史的影响，“爱拼才会赢”、“输人不输阵”成为闽南文化的精髓，在这种拼搏精神的刺激下，闽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执着追求的民营企业家，并创造出“晋江经验”、“泉州现象”等发展模式，而作为闽南重镇的厦门由于改革开放起步早，各方创业创新人才荟萃，成为全国发展较快、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第四，制度环境优良。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保障。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自2006年以来，厦门市先后颁布、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学技术创新型城市的实施意见》、《厦门市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关于全面推进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决定》、《国家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厦门市人民政府鼓励在厦设立科技研发机构的办法》、《关于开展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为创新型厦门建设保驾护航。第五，区位优势明显。对台优势是厦门创新型城市建设不可忽略的区位优势。在中央优惠政策的扶持之下，厦门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建立起对台的先行先试体制机制。既是两岸直航的首批开放口岸、大陆居民赴台的首批口岸，也是台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建立起厦金海上“小三通”。而作为唯一经中央批准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城市和首批海峡两岸货运直航试点口岸，先后开辟了台商投资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多层次、多功能的开放区域。同时，“一栋楼办公”的模式、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实行代建制、高效集约的工业集中区建设模式等成为全国创新的典范。
2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与体制机制创新的障碍
一是创新意识不强，自主创新有限。杨志江等人在比较我国各省区市技术创新效率差异的基础上，指出福建省虽然具有相对较高的成果转化率，但研究开发效率却较低。站在科技文化观念的立场，“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一个科技文化价值观发生作用的过程”［10］，通过影响主体对待创新的态度，创新型科技文化观念能够“控制”自主创新的效率。因此，对人才而言，闽南文化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逐利求稳、浮躁浮夸的传统抵消了求异思维、创新意识、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等创新性科技文化观念对其的积极影响。如厦门的年轻一代为求稳，接近六成的研究生选择机关事业单位，超四成的本科生去了国企;居民的消费方式趋于保守，收入的三分之一存入银行。对企业而言，忽视科技创新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2008年厦门市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1%，远低于世界500强企业5%～10%。厦门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属组装性产业，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大多处在产业链中加工、组装和外围技术研发的附加值环节。二是制度规范体系不完善，创新文化缺失。如果说人才与企业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内驱力，创新性制度规范与文化氛围就是外驱力，且一个好的制度、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创新活动的活跃度，因此，创新作为一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关心和支持，还需要有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但就厦门而言:第一，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对滞后。厦门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条例，但还不能满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需要，如市级科技奖励力度不大，激励效果有限。第二，未形成支持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与“试错”的过程，失败率比较高，一般在80%以上，因而需要宽容错误与可能的失败，但当前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科研院所还是企业行业，均对创新期望值过高，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三是创新支撑体制机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忽视体制创新。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官僚作风、红头文件等普遍存在，行政干预盛行;另一方面，运行机制创新不足，虽然厦门市拥有由各级创新型企业、示范企业、试点企业等组成的创新网络，但由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各自为政，相互交流合作少，无法很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其次，政府创新投入不足。2009年，厦门市R＆D经费为35.14亿元，占GDP的2.02%，排名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10位，远低于同期西安的6.06%和深圳的3.41%。再次，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渠道少。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的条件多、要求高，管理部门多、申请程序复杂，因此，其投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但由于其规模比较小、固定资产不多，不容易贷到款;另一方面，厦门市未制定引导国有资本、金融资本、民间资本等参与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和相关规定，也未建立企业信用体系，部份企业缺乏诚信，投资风险大，各类资本不看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积极性不高。四是创新评价体系空白。评价的目的在于纠偏、预防和推动创新的目标与步伐，然而，厦门市缺乏一套完整、客观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与体系，缺乏对创新活动科学、准确、合理的评价与指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努力延缓了创新的进程与速度。
3厦门市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对策
3.1强化科技文化观念创新“创新性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前提，它对城市整体发展构想、设计创新计划、指导创新实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要鼓励基础理论创新，推动“创造特区发展新优势”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要强化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只有融入全球化大潮，参与国际国内经济分工与协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自己，才能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展经济，为创新型厦门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要树立“争第一、创一流”的壮志，对比先进找差距，变压力为动力，知耻而后勇，横下一条心，舍得一身力，咬住发展不放松，奔着目标不停步，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合作，在竞争中求发展。其次，要强化机遇意识。自《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修订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运筹，进一步加大对建设厦漳龙泉城市综合体、打造“厦门湾经济圈”的支持力度。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掀起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热潮，形成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浓厚氛围。这些都给创新型厦门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抓住并充分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就能争取主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再次，要强化先行意识。“落后就要挨打”，要求我们打破传统，树立“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想办法”的理念，树立锐意，奋发有为，突破“等、靠、要”的落后思维，摒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任职理念。要打破按部就班的固定思维，一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项目，可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大胆试、大胆干、大胆闯，用好、用活、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创优环境、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领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面。此外，要强化学习意识。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素质、一种觉悟、一种修养，增强学习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学习现代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知识。增强学习的实用性和创造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努力把理论付诸实际，变成带领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领导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和创造性开展工作的魄力和勇气。
3.2培育创新文化氛围创新文化一方面作为“类”特质，反映“所有”创新型城市(群体)共同的“文化性格”并支配其行为取向;另一方面作为“单”特质，反映“每一”创新型城市(个体)独具的“文化性格”并支配其行为取向。因此，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既要符合国际创新型城市的标准，又不能剥离闽南文化的特质而丧失厦门的特色和竞争力。要弘扬拼搏创新精神。发扬闽南文化“爱拼才会赢”的拼搏创新精神，克服急功近利等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在科技界形成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协作开放的精神;在企业界倡导崇尚竞争、勇担风险、追求卓越的精神;在全社会培养科技创新、开放包容、勇于创业的精神，形成人人关心创新、支持创新，爱护创新人才、保护创新成果的氛围。并通过组织评选一批“调结构、转方式”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挂牌一批科技创新公共平台，表彰一批创新型城市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鼓励创新。要推动文化创新。建立创新文化机制，规范创新文化的工作机制，确定创新文化培育的程序与步骤，做到逻辑可靠，目标可定，内容可证;严格遵循创新文化的基本原则，做到方向正确，宽容并蓄，合理合法;完善创新文化的制度体系，做到领导负责，社会参与，宏观调控;建立创新文化的长效机制，做到常规化、制度化、系统化、实践化;完善创新文化的评价机制，强调创新导向，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杠杆效用，使文化建设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管理等紧密结合起来。要提高科学素养。开展创新文化活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推广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大力开展学术交流、发明创造、技能竞赛等创新活动，形成鼓励创造精神，激励创造活动，尊重创造成果的创新氛围。定期召开创新文化论坛，开辟创新文化专栏，充分利用大众媒体、期刊论著、网络博客等宣传媒介传播创新文化，加强学术交流，提供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进而丰富传播内容，总结创新经验，突出传播重点，把握传播方向，有计划地将文化创新纳入干部培训课程。要鼓励自主创新。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文化是企业创新的源泉，是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因此，既要通过打造创新型企业文化，解放思想，鼓励思想多元，创造一个随意、开放、冒险、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内部环境;又要完善与企业创新相关的税收优惠、项目扶持、财政倾斜、人才引进、知识产权、科技服务等政策、规范，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要突破思维定势，激发灵感，追求创新，构建专业文化管理团队，加速企业创新文化的形成。
3.3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依据政府与市场驱动力组合的不同，可以将已有创新型城市建设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发展模式，且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趋向于混合型模式［13］。因此，从长远来看，需要抓好如下工作: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简化行政审批，增加行政服务，提高服务水平，推动行业协会管理。转移科技管理重心，从直接管理转移到规划引导、制度建设、政策调控和公共服务，组织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优质创新服务环境，调动创新积极性与创造性。要优化科技管理手段与方式，加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有效地监测和反馈厦门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现状与进程。二是完善科技资源统筹配置机制。推行会商制度，加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完善科技研发、技术标准、对外贸易、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创新激励政策，探索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和模式。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实现区域科技资源共享，防止重复立项和资源分散、浪费。要建立两岸三地(厦门、台北/新竹、香港)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图书信息资料共享协作的运行服务体系，促进科研院所科技资源的对外开放、高效利用。三是完善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体系。一是增加政府投入。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引导激励作用［14］，南方地区正需要进一步改善地方政府对区域创新的扶持和引导［15］，因此，厦门市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资助、税收优惠、政府购买、公共研究、公共政策等渠道，以财政拨款、研发补助、税收减免等形式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扶持。二是培育和发展创新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制定和落实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改善创新创业投资机构的发展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海外资本进入创新创业投资领域，并可发行企业债券，培育科技资本市场。三是推动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建立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平台，引导、支持高新基础企业优先进入海内外证券市场融资;试点科技银行，建立区域性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等。四是健全创新企业发展担保市场，改善担保机构发展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海外资本进入担保市场，逐步形成多种资本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多种层次结构的担保体系。四是建立外部合作交流机制。加强对台科技交流合作，大力推进“国家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推动两岸联合建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研发平台，联合制定两岸产业技术标准。深入开展面向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院地科技合作、面向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的市校科技合作，承接和转化中科院系统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产业项目，吸引国家863和973等重大科技项目落户厦门并实行产业化。大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争取更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鼓励、支持我市企业、科研院所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基地，开展双边、多边科技合作。五是健全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建设两岸技术交易和转移中心，鼓励两岸及国内外创新成果的合作与交流，拓展成果转化渠道与消化市场。完善技术创新资助与奖励机制，鼓励建立技术经纪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专项扶持资金，以培训补助、公共服务补助、激励资助等形式推动技术经纪人队伍和服务体系建设，降低技术经纪活动风险。支持技术经纪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从事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业务收入可参照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合同的优惠政策规定享受营业税减免。为企业提供贷款贴息，支持自主创新型企业利用银行贷款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等。
3.4建立健全创新考评机制创新考评机制首先要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指标是导向，一套科学合理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监测和反馈“创新厦门”建设的进程［16］。因此，需要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从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创新体系等多个维度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并具有区域特色和操作性强的创新型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要建立创新绩效考评机制。要逐步建立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责任制，将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重要任务细化分解，明确责任，把要把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绩效作为各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17］。要革新考评手段，建立事前评审论证、事中监督管理、事后绩效评估的综合评估体系，创新考核工具，突出其多元化、科学化;还要注重电脑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引入和运用，丰富考核手段，实现考核工具的智能化，考核过程的程序化，考核结果的精确化，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要创新考核形式，实现多元化，除自我评价、上级评价、同事评价外，还应该增加公众评价;除量表考核外，还可以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进行考核，特别是实行考核外包，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价机制。
作者：朱仁显刘建义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摘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建设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环境卫生问题，近些年来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当前我国城市建设环卫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对城市建设管理和环卫问题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产生的垃圾数量也越来越多，随之产生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建设发展中，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依然存在，给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环卫精细化的管理工作也带来了技术支持［1］。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城市建设中，要设计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帮助改善城市发展环境，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空间。
1、当前城市建设环卫管理问题分析
(1)保洁范围广。这也是城市环境卫生面临的共同问题，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保洁的面积也随之增加，增加了环卫工作和垃圾的清理运输工作的强度，相对来讲管理的面积也不断增加，其中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这就需要借助海量的信息手段加强对人员的管理，从而提高效率。(2)人员多，增加了管理难度。在我国当前城市发展阶段，环卫行业大多还是以人工保洁工作为主，其从业人员较多，每个区域、每一片甚至是小到每一条街道，其保洁人员总和多，增加了人员管理的难度。(3)环卫设备较多，数量较大。环境卫生设备主要包括清扫车、洒水车等等专用清洁车辆，对这些设备的管理同样需要时间和精力，很多城市采用GPS定位管理，能监管其作业的轨迹，但是却无法监管其环卫工作的具体效果。这些都需要采取新的监管方法。(4)管理较为落后。在以往的发展中，受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一些城市在发展中对环卫工作缺少重视，在管理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缺少创新，大多数会基本依赖于人的管理，这样极大地影响了管理效率，也容易出现管理混乱的局面。
2、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所谓的环卫精细化管理，主要是在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能结合城市自身发展需要，运用先进的技术和指导思想，全面把握城市环境的变化，制定细化的管理体系，明确责任，促进环卫事业的发展，做到环卫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因此，精细化管理在城市环卫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必要性。其一，是实现环卫规范化管理的要求。精细化管理系统的建立，能对环卫人员、设备等进行即时管理，对环卫作业的路线范围进行优化选择，从而逐步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也便于对作业的考核管理;其二，有助于助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前发展中，城乡居民对环境卫生的要求普遍较高，政府也认识到了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要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必须改善环境卫生条件，对环卫设施进行改善，这些都可以通过精细化管理信息平台的设计来实现;其三，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在国外已经有很多优秀案例，值得我们借鉴，也为我们城市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对该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环境卫生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国可以加以吸收借鉴，结合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搭建现代信息管理平台，促进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改善。
3、环卫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分析
在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中，主要包括三大板块的业务:保洁、设施、管理。
3．1保洁业务
根据具体业务需要，要配合精细化管理系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设置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作为管理者，具体的工作时间根据环卫工作量决定，一般每个班次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个班次在工作中，分责任到具体个人，每个人在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内，要了解拉近分布情况，对其进行保洁，对于明显存在的垃圾，可直接捡垃圾;对于没有大垃圾的区域，可以进行清扫维护，这样可以较快捷地保持大面积的干净。同时，保洁队长要定时对自己所负责的区域进行视察，对所负责的路线进行巡视，并且将每个具体区域落实到个人，缩小每个人的职责范围;此外，还要处理好清运业务，清运的工作量较大，要求也比较严格，城市的生活垃圾量较大，一般都存放在垃圾桶内，一般垃圾的清运时间在凌晨，将其进行集中压缩，集中进行处理。
3．2设施业务
首先是车辆的管理，通过GPS定位系统等，对车辆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其次是渣土管理的设计，了解渣土车辆基本信息，设立渣土业务审批程序，并对具体的审批流程做好规划，不断提高操作的效率，减少人员操作，减少出错率。
3．3设施管理设计
环境卫生设施包括有垃圾桶、果皮箱、生活垃圾场等，这些设施的种类多，数量多，需要对其进行精细化管理，减少管理中的混乱。对垃圾桶、果皮箱等都会有固定的地点，可以在其上面安装自动测重仪器，等仪器重量达到相应重量时，系统会自动报警，然后对其进行处理，还可以在一些设备上安置电子标签，通过网络上传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了解垃圾场的清运等情况，也有助于及时了解设备设施的丢失或者损坏情况，以便及时进行弥补。
3．4管理业务
首先是对日常环卫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对整体情况进行了解查看，做好实时监管;其次是对现场环卫考核情况进行实时传输，将数据传送到精细化管理系统，这些数据信息具体包括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等;最后是对特殊事件的调度，一般包括事件的上报，市民举报的问题等，对这些信息进行详细的登记，并对后期的跟踪处理情况进行记录等。还有一些应急业务，如车辆事故，系统故障等突发事故，需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预估，保证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环境卫生工作备受人们的关注，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对环卫工作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从而不断提高环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人们创建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作者:李云飞 单位:廊坊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摘要：城乡规划教育应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从以往的知识型教育模式，逐步向强调能力型的教育模式转变。以城乡规划核心理论课程《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为例，提出教学中的“整合模式”，针对课程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信息资源及教学方法上进行整合，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城乡规划；复合型；整合模式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普及，高校教师不能仅依靠自身的知识储备进行教学，而更需要在课程教学中充分获取、整合与课程有关的信息资源和时事热点，变换教学方式和方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对于高校学生，则要求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需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复合能力。因此，在逐步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城市建设的今天，城乡规划教育也应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从以往追求教学内容完整性的知识型教育模式，逐步向强调能力型的教育模式转变。
1《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概况
“中外城市建设史”是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五年制)教育培养方案中的核心理论课程，该课程授课信息量大，内容庞杂，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园林学等多个学科。加之学生缺乏对国内外城市的实地实习、考察的经历，对讲授内容缺乏具体而形象的认识，而教材中的图片均是黑白效果的二维图片及简单的复原平面图，因此学生很难系统地了解各地区的城市建设发展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城建史课程时间和地域跨度较大，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社会，地域范围包括亚洲、欧洲、北美洲等地区，所涉及的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城市的形态和建设情况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内容庞杂且简单罗列，在授课中往往会给学生造成机械地拼凑之感，留下的印象是割裂的空间、拼贴的历史，学生便很难准确地梳理一个城市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
2《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改革
2.1中建史与外建史教学内容的横向整合
中外城市建设史在城乡规划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多被设置为《中国城市建设史》和《外国城市建设史》两门课，如若授课教师也被安排为两名不同的教师，则中外城市建设史在给学生的授课过程中就被彻底的分裂为两门独立的课程。但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还是西欧诸国，尽管在地域上存在距离，但是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时间轴上，这些地域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是存在相互影响的，我们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决不能忽视了中国与外国城市建设历史的关联性。为了让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城市建设历史，在授课安排上，应加强中建史与外建史教学内容的横向整合（见图1），即提高教学内容的综合性与关联性。具体实践过程体现4个方面：一是从中、外史分立讲述的授课方式向打通中外，加强横向联系比较的方式转变；二是从历史断代分期的顺序讲述向纵向梳理突出城市发展主线的讲述方式转变；三是从主要进行理论讲述、介绍案例要点向问题引导、回溯本源方向转变；四是面向历史向贴近现实、展望未来方向转变。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清思路，在教师的引导下自我编织出一整套中外城市建设历史的网络。
2.2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信息资源的整合
中外城建史的教材信息更新较慢，尤其是外国城建史教材，国内高校城乡规划专业通常选择的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沈玉麟编著的《外国城市建设史》，而该教材的出版时间始终是1989年12月，信息更新严重滞后。而在城市建设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过于强调和依赖教材，导致将教材所及知识静态化讲授的倾向，仅是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下的城市发展变迁做粗浅介绍，缺乏深度教学，其结果是学生听起来缺乏兴趣，难于理解。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在城建史的授课过程中进行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信息资源的整合，充分利用当今网络、电视等各类信息传播媒介的自由开放与普及应用这一优势，将课外教学信息资源带进课堂。
2.2.1电子地图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电子地图（如谷歌地图）可以帮助我们非常清晰直观地观看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街区当前的区位、规划布局、道路走向以及建筑景观配置（见图2）。运用电子地图，通过观察当今的城市肌理，将其与城市之前的规划建设历史进行对比，或是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机理进行对比，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城市的空间发展演变过程。
2.2.2政府门户网站、旅游类网站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城市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城市选址的变迁、布局的变化离不开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对代表性城市的规划特色讲解之前，首先要让学生了解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当前的发展状况。而这些相关资料均可在各个城市的政府门户网站上搜索到。教师在授课时可根据需要向学生展示门户网站上的文字及图片，通过网站上的权威信息资源来更新、丰富授课内容。除了城市政府门户网站，教师还可借鉴一些旅游类网站上的图文信息资料用于教学。因当前许多具有历史考究价值的古镇、古建筑、古村落、古街道被开发为各种旅游胜地，这些作为城市中的元素，也是城市建设史的重点讲述对象，所以均可在这些旅游网站上找到对这些旅游胜地的图文说明。加之旅游成为人人向往的体闲方式，也是学生的兴趣点所在，所以在城建史的授课中，有必要选择一些著名的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借鉴网站信息，向学生讲述其自然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规划编制等情况，“寓教于游”，让学生跟着教师的讲解去“游览”景点，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
2.2.3城市发展建设的历史纪录片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各类城市规划建设的视频能够非常生动形象地呈现出一个城市的完整面貌，视频的播放配合教材讲述，使学生更能从声、形、色多方位去了解城市的规划特色。笔者在讲述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时，会利用课间等时间有针对性地播放典型城市的规划建设视频片段，以加深学生对所讲述城市的直观印象，并就视频结合教材进行综合评价。如笔者在外国城建史的授课中，由于是国外的城市，学生往往会感觉非常陌生，因此多利用课间时间向学生播放系列记录片《世界古代文明之谜》，该片中会细致的讲解古希腊、古罗马等时期社会发展概况及城市建设特色，向学生播放之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笔者又会根据所讲授的不同城市，向学生推荐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让其回去观看。如在讲到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城，这座曾经繁盛一时却最终被火山吞没的城市，由于当今可以考证的资料大多是废墟遗址，学生无法直观的掌握该城市的布局特色，因此推荐学生回去观看电影《庞贝末日》，以此增加学生对该城市特点及历史背景的掌握。
2.3中外城市建设史教学方法的整合
中外建设史课堂教学应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主的单一教学方法，而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以此提高授课效率和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具体如表1所示。如采用互动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采用案例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研究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析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在具体操作中，可向学生推荐与本课程相关的书目，要求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设计研究课题，要求学生完成研究报告；根据授课内容设置讨论话题及热点问题，组织小组讨论并汇报讨论成果。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增加学生互动参与的机会，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以达到复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如在对中国城市建设史的讲解过程中，教材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城市以都城为主，对于地方性城市涉及较少。为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兴趣，将课上与课下有机结合，可给学生布置课后研究课题，如选取自己家乡的城市，搜集相关资料，对家乡城市的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时期的城市布局以及城市特色等内容进行总结，制作PPT和研究报告在课上汇报交流。
3结语
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教师通过合理的方法进行激发和提高。在大力普及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不能再延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应针对课程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信息资源及教学方法上进行整合，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分析能力及专业实践能力，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作者:彭蓬 刘力豪 成灯华 单位:湖南文理学院
一、低冲击开发技术
低冲击开发技术，是指在未开发的场地通过模仿渗透、过滤、存储、蒸腾等水文方式，采用分散的、小规模的工程技术手段，通过减少地面径流和雨水污染，达到使其接近自然水文循环状态的新型雨洪管理技术。目前，该技术主要包括：生态滞留池、绿色屋顶、透水路面、雨水收集装置、土壤改良、过滤树池等，这些技术具有占地少、易于与场地（建筑）结合、建设维护方便、后期维护费用低等特点。除此之外，低冲击开发技术具有多种不同的生态效益，如可以减少地面雨水径流量，减少城市雨洪现象；可以净化水质，减轻水环境污染，促进河流的生态恢复；减缓城市热岛效应，节约能源使用；增加城市美感；为动物提供栖息地等生态效益。
二、低冲击开发技术在我国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低冲击开发模式最初提出的领域是城市雨洪管理，但从其基本理念出发，可以将低冲击开发技术的应用延伸到城市规划的各个领域。以下将结合实例，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住区建设三方面，分别介绍低冲击开发技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1.在公共场地建设中的应用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建筑主体周边空地、景观广场、附属停车场等的建设与低冲击开发技术相结合，能够同时满足场地雨水管理与城市景观的需求。除城市商业区外，城市工业区、城市公共中心等大型场地同样可以应用低冲击开发技术解决雨水问题。例如德国柏林Potsdamer广场，由于柏林市地下水位较浅，商业区建设一般要求禁止增长地下水的补给量。为此，开发商对雨水利用采用了如下方案：对适宜建设绿地的屋顶全部建成绿色屋顶，利用绿化用地的滞蓄作用蓄积雨水。一方面减少了地面雨水径流量，延缓洪峰峰值时间，另一方面通过绿地涵养雨水、蒸发水分，起到了增加空气湿度、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对不宜建设绿地的屋顶，将屋顶雨水过滤后引入地面蓄水池，并将其设计为水景观，再把蓄水池与建筑地下室的泵站相连，处理后的雨水用作市政用水。在土地稀缺的日本，城市公共场地建设中广泛采用地下蓄洪池及雨水就地下渗设施。一些大型建筑物，如相扑馆、会议中心、机关大楼等通过建造地下蓄水池来储存雨水。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还能把雨水用作喷洒路面、灌溉绿地等市政用水。1992年，日本颁布了“第二代城市地下水总体规划”，正式将雨水渗沟、渗塘和透水地面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并要求新建和改建的大型公共建筑群必须设置雨水就地下渗设施。
2.在城市道路建设中的应用
城市停车场、道路交叉口和道路横断面的设计是低冲击开发技术实施最方便、改造最广泛的部分。在建设停车场地、路边停车位时使用“透水植草砖”作为地面铺装，将停车场周边的景观岛、道路中央分隔带、树池等修建为“生态滞留池”“雨水花园”或“过滤树池”等；在道路圆形交叉口、隔离带等地段通过地形的微处理，使雨水沿地面坡度由道路边缘的绿化带切口流入下凹式绿化带内。在公交站点、人行步道等地段广泛利用“透水砖”与“绿色屋顶”技术。值得注意的是，道路作为市政管道铺设的载体，在道路系统中实施低冲击开发技术时，需把管道铺设沟槽边壁做防水处理。美国华盛顿西雅图的SEA街道试点项目，旨在减少城市街景对当地水域和鲑鱼栖息地的影响。项目中将植被洼地、生态滞留池、植被草沟等技术与传统的市政排水设施相结合，使用绿色、环保的手段收集、贮存和净化雨水，最大限度地减少不透水地面，并缓解街道交通。该项目创新性的采用了植被洼地、雨水花园等技术，打破了传统的道路边缘地下排水管道系统的设计，是城市道路综合利用低冲击开发技术的典型案例。深圳光明新区市政道路雨水综合利用，该项目是我国首例大规模在成片市政路网中引入低冲击开发技术的实践项目，其中包括绿化带下沉的生态型道路断面、沥青排水路面与透水人行道铺装设计。针对道路中央绿化带和车道两侧绿化带在汇集雨水方面的作用，分别作不同形式的处理，其中综合采用了植物滞留槽、过滤树池、渗透井、过滤草沟等技术手段。道路中央绿化带两侧立缘石高出路面，绿化带面层低于立缘石。在绿化带内设置由砂、石、土等透水材料填充的渗透层和溢流井来增加雨水的滞蓄和下渗，并将多余雨水排入（溢流）城市雨水管道系统。车道两侧绿化带则建成下凹式绿地，车道边缘立缘石高于车道，绿化带内表面层高度低于车道，人行道雨水则通过路面直接排入下沉式绿化带内，车行道雨水通过在道路和侧立缘石之间安装的透水石等材料汇入绿化带内。绿化带内部同样设置溢流井、透水管道和砂石渗透层，以增加雨水的滞蓄，多余的雨水溢流排入市政雨水管道系统。路面雨水通过路面透水材料排向路面边缘的雨水收集系统，再通过雨水综合利用系统将雨水直接补充地下水，或经处理后作为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在人行道铺装工程中，使用了环保透水性连锁型道板作为面层材料，调平层和基层分别采用砂层和级配碎石的路面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可以在人行道上形成一个微型“蓄水池”来减轻雨季道路排水负担，还能补给城市地下水、增加地表相对湿度，达到调节城市气候、降低热岛效应的目的。项目极大地拓展了雨水综合利用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实施范围，为低冲击开发技术在道路工程方面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在住区建设中的应用
利用低冲击开发技术协助建设高性能、高品位的住区环境，使当代住区环境更多样、更舒适、更安全。在新建住宅区的前期场地设计中，设计者通过场地分区来考察场地整体土壤的渗透性，并根据渗透性的差异来进行功能分区。在居住区的后期建设中，要促进低冲击开发技术在居住区环境建设中的充分利用，建设出具有环保特色的住宅院落、中心绿地、宅旁绿地、宅前路等住区景观。德国汉诺威Kronsberg居住小区是为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而开发的居民小区，总用地面积150公顷。该小区在建设中优先使用低冲击开发技术，采用渗透绿地、入渗沟、洼地以及大量透水人行路面等技术，优先利用收集来的雨水作为小区灌溉和环境美化用水。建成后的检测显示，整个小区的径流量增长几乎为零。美国明尼苏达州街区排水改造项目位于美国梅普尔伍德市，该项目是节约工程资金、公共参与和水文方面的典型案例。项目在改造中使用“雨水花园”取代传统路边沟渠排水系统，既减少了路面雨水径流量、净化了雨水水质、降低了建设成本，又保护了街区原有风貌。项目中通过回收废旧材料用作花园基地材料，从郡监狱温室购买的园林植物，并通过公示富有极大吸引力的规划蓝图来吸引当地居民主动参与街区改造。
三、结语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低冲击开发技术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该理念的研究与应用目前也仅集中在微观尺度的工程技术领域。加快该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是城镇化进程中对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实施、维护过程的一种需求。将有限的城市空间和“与自然景观融合”的理念联系起来，努力实现从建设项目选址、设计到后期的城市环境维护，从由政府主导到公众积极参与，是指导城市建设与改造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有力手段。
作者:张举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1.1档案数量的增加对档案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档案人才流动性较大，很难培养和留住档案人才。这一点与档案管理工作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一是工作强度大；二是工作比较枯燥、繁琐；三是工资待遇不高。对于人员的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政府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期限的大背景下，我市工程档案部门受理档案验收的承诺期限由7天缩短为3天，而且增加了档案预验收环节，工作量和工作压力的骤然加大，对档案人员的耐性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1.2档案数量的增加对档案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服务技术和服务方法比较落后。资料搜集和整理依然仅靠人工处理的方法，信息化发展缓慢导致工作效率和服务效率普遍较低；（2）即使有些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已经对档案实施了信息化管理，但档案实体的整理和档案信息化扫描的工作进度无法保证即时完成，从而影响了档案提供利用工作水平；（3）相比于一些发达国家，我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技术、管理设备严重落后。而且各个城市之间城建档案管理水平发展不平衡。这是由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对城建档案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重视程度不够；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导致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1.3档案数量的增加对档案利用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档案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档案利用量的增加，加之人员不足、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档案利用需求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由此导致档案部门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及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下降，从而也影响到部门自身的发展。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档案信息，是对我们城市建设档案部门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当前形势下，我们有些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在这一点上难以做到。
2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水平的对策
2.1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人才队伍建设
（1）通过“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以及适当的待遇留人”，广泛吸纳人才，打造一支专业的档案管理人才队伍。适当提高城建档案管理人员的待遇。（2）要定期不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对于优秀的管理或技术人才，要给予重点培养。（3）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的建立，对工作优异者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2.2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1）对档案进行全面的核查，在对竣工档案资料进行移交时，包括前期准备文件、施工文件、竣工文件等资料都要保证其完整、准确、规范和系统。（2）档案信息化工作的基础是档案的著录。由于每个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单位的条件不同，应该研究制定统一的《城建档案著录细则》，以实现档案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3）合理组卷，在整理过程中如若发现案卷内容混乱，无页码等现象出现时需要重新进行加工，并将有联系的文件组合在一起。组卷合理化和规范化不仅有助于科学管理、优化馆藏，还能提高计算机管理的利用效率。（4）档案分类号以及档案题名的准确无误有助于提高检索查准率。对一些含义不清或模糊的题名要进行及时的处理，避免出现计算机无法识别的情况。
2.3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先进信息技术与档案管理工作的融合，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实现网络一体化：借助相应的软、硬件平台，通过扫描、录入等方式，实现档案的“三态”同步，从而实现网络检索和在线阅览，大大提高了城建档案的利用效率。我们的社会已经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期，信息技术的在各行各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建的档案管理也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将一些已经不符合或者陈旧的管理模式加以改进和创新，以此更好的为城市建设提供服务。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到城建档案管理上来，从根本上提高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2.4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提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水平
由于档案管理单位的人员和编制有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采取服务外包的形式，来完成城建档案的实体整理、图片扫描和数据录入工作，也不失为解决当前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该方法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城建档案整理、档案数字化和提供利用工作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5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和档案的“社会意识”
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城市建设服务是城市建设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自身的价值所在。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为社会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档案信息，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我们要注重服务理念、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实现由传统服务向现代服务的转变：一是要改变“重藏轻用”的旧观念，树立“以用为主”的新观念，如指引群众通过“依申请公开”的方式申请利用。二是开展城建档案编研工作，将信息整理加工成册，提供给社会利用。三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信息主动给社会。城建档案部门一定要充分提高“社会意识”，由此提高自身价值。另外，城建档案部门还要加强自身的宣传，通过提供良好的服务来提升整个社会的“城建档案意识”。
3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在城镇化背景下，面临诸多问题，作为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应立足自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不断的提供利用，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通过提升价值，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来促进自身发展，进一步提高管理和利用工作水平。
作者:宋大庆单位:广州开发区城市建设及房地产档案馆
一、从小城镇到小型城市:动力与过程
(一)小型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
从小城镇向小型城市的转变，背后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在早期工业化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聚压力，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以及政府经营城市、提高政府竞争力的需要。第一，工业化和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杭州是我国乡镇企业的最早发源地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队企业起步并迅速发展壮大，随后，乡镇企业在农村遍地开花，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乡村经济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产业集群开始在各乡镇出现，进而产生了一批工业特色乡镇，如瓜沥镇形成了化纤织造、五金机械、电器电子三大主导产业，塘栖镇形成了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等。可见，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的产业聚集，为杭州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第二，统筹城乡一体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小城镇连接城乡，是区域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的中心，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变城乡二元对立为一体化，涉及到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分配结构、产业和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国土资源开发的空间结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心镇产业集聚不仅是农村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公共服务设施共建的重要支撑，更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第三，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需要。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政府开始经营城市。2005年，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提出“将经营从企业层面延伸到城市层面，把城市当作最大的国有资产来整体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最大限度地促进城市增值，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城市政府还通过改革城镇管理体制，提高城镇的活力。1996年以来，杭州市通过在中心镇实施强镇扩权、扩权强镇和新型小型城市建设等改革，向经济强镇下放管理权。在某种意义上，建设新型小型城市是地方政府吸引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为在区域发展和城市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需要。
(二)小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分析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浙江迅速进入农村工业化时代，尤其是杭州，其城镇化起步较早，其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中心镇培育阶段:2007年，杭州市有19个中心镇被列入浙江省重点培育行列，2008年，杭州市从行政管理、财政体制、规划、土地要素等方面向中心镇下放管理权限，加强中心镇培育力度，即“强镇扩权”改革。为进一步增强中心镇辐射带动能力，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2009年，杭州市推进了中心镇“扩权强镇”的改革，进一步扩大中心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激发中心镇的发展活力。小型城市建设阶段:2010年，杭州市制定了《“十二五”中心镇发展规划》，提出“把人口数量多、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区位条件优、带动能力强的中心镇培育成为现代新型小城市”，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进一步加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杭州中心镇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杭州市中心镇建设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2011年，杭州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中心镇培育小型城市的若干意见》，提出强化中心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功能，实现中心镇到小型城市的跨越，加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2012年，浙江省首批27个小型城市试点中，杭州市的瓜沥镇、塘栖镇、分水镇、新登镇被列为试点对象。在较早工业化形成产业集聚的基础上，杭州市政府通过完善城镇规划体系，走差异化的小城市发展道路，创新小型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第一，建立梯次衔接的网络化城镇规划体系。杭州市初步构建了“中心城市(杭州市区)—中等城市(五个县城)—小型城市(中心镇)—特色镇—中心村—特色村”梯次衔接的网络化城镇规划体系。同时，重点培育和建设27个中心镇，把它们建成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集成、联结城乡的新型小型城市;开展“风情小镇”建设，培育特色镇。各区县(市)根据本地实际，形成各具特色的规划格局。杭州市27个中心镇全部完成了土地利用规划编制，24个中心镇新编和修编了镇域总体规划，13个中心镇新编和修编了产业发展规划。第二，采取多种小型城市建设模式，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杭州市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采取三种小型城市建设模式:组团带动乡镇模式、县域副城模式、“风情小镇”模式。组团带动乡镇模式是“以组团建设带动组团中心镇、特色镇和一般镇的发展，实现内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形成相对独立、各具特色、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城镇群”，通过建设诸如工业园区、高教园区、新城等功能区，吸引杭州市中心人口、产业向功能区聚集，减小大城市的压力，实现中心城区与小型城市的均衡发展。县域副城模式是在杭州所辖的五县市的县城之外，“选择若干综合实力强、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作为城市副城……形成向上联结县城、向下服务带动周边的格局”，分散县市中心人口压力，实现县域的均衡发展。“风情小镇”模式，是对有地域、人文、田园和生态特色的小城镇，通过实施产业提升、旅游拓展、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项目，建成一批田园城市内涵丰富、生态功能健全、江南风情明显、体现杭州特色的“风情小镇”。第三，创新小型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机制，逐步提高小型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小城市建设上，杭州市积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机制:一是下放事权与财权，赋予中心镇发展决策、项目审批、社会管理、综合执法和检查特许等涉及13个部门44项行政管理事项及权限，使中心镇具有与县(市)级政府基本相同的开发建设管理服务权、社会事业管理服务权和城市管理权。建立与小型城市相适应的一级财政体制，对镇级财政按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核定收入基数，增收部分全额留镇使用，在中心镇范围内收取的规费和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按规定全额用于该镇相关项目和事务。对派驻机构执行双重管理，各派驻机构的负责人和中层干部任免、调整，均需征得镇党委政府同意。二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完善小型城市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聚集与水平的提升。省级小型城市建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城市综合执法、就业保障服务、城市应急维稳四个中心，公共服务覆盖小型城市周边多个乡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了小型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其中，省级小城市的行政审批中心镇均日办理事项264项，办结率达99．5%;就业保障中心累计介绍就业10060人次，解决劳资纠纷500多起;镇均有执法资格人员20人，行使110项执法事项;应急维稳中心排除事故隐患，快速处理各类纠纷;试点镇学前教育普及率、建成区义务教育集聚率、高中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59%、93．98%、99．58%，比2010年分别提高了2．72%、10．48%、4．08%;千人医院床位数为5．31张，千人医生数为3．61人。简言之，杭州市新型小型城市建设基本是在行政主导下，通过建立多层级网络化的城镇规划体系，采取多种城镇建设模式，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产业和人口向的小型城市聚集，实现大中小型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
二、小型城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良好的政策只有在地方得到落实，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小型城市建设由于长期以来的管理体制机制不顺，导致城市功能不完善;城镇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城镇的同质化，农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城镇政府权责利的不匹配导致城镇政府的选择性治理，这些因素从内部和外部削弱了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
(一)小型城市管理的体制机制不顺，导致城市功能不完善
新型城镇化未能完全理顺城镇管理体制，譬如杭州每个试点镇的派出机构多达30个。虽然试点镇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中心，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派出机构，实现城市管理的一体化。但有些部门的资源仍由各个部门管理，小城市政府根本管不着、指挥不动、协调不了，进而导致小型城市的功能和公共服务的碎片化，在诸如道路维护、绿化养护、地下污水、环境卫生、河道保洁等市政管理问题上，各部门各自为政，影响了城市整体服务能力的提升。在城市管理上，小型城市数字城管均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加强洁化、绿化、美化方面的管理，解决普遍存在的乱停车、乱摆摊、乱倒垃圾和乱建设等问题。另外，城市管理的体制机制不顺，还造成了城市忽视各自独特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缺乏地方文化因素和文化符号的继承保护，个性特色不突出。
(二)政绩导向下的城镇同质化
建设新型小型城市，旨在实现中小型城市的均衡发展。实际上，新型小型城市建设使小城镇优质企业、优秀人才等优越的资源进一步向中心城区聚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得到进一步增强，而小型城市的聚集功能并未得到提升，大中小型城市之间的不均衡发展被进一步强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型城镇化，沦为市县政府“泵吸”资源、实现自我利益、巩固发展优势的工具，而新型城镇化并没有给小型城市带来新兴产业，产业集聚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相反，大城市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被转移进来，给小型城市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的服务功能不全、能力不足仍然是困扰小型城市政府的重要问题。可见，不管是发展模式、产业集聚，还是服务功能的完善，小型城市没有因为被赋予更大的管理权而与其他小城镇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小型城市与小城镇的同质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组织同质化通过强制、模仿和规范三种机制得以实现。这三种机制在杭州以及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都普遍存在。小城镇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各项经济指标，不得不走与其他城镇相同的发展道路;小城镇政府模仿其他城镇的成功经验，既减少失败风险，也能提升其行为的合法性;在压力型体制中，必须遵循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为做出政绩而重复建设，甚至大搞形象工程。走异质化、创新发展的道路是新型城市化的应有之意，而目前小型城市的同质化表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限制了体制创新的活力。
(三)农民不愿市民化与城市化背道而驰
本地农民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聚集人口的方式之一。但是，农民(尤其是城郊结合部的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不愿做市民、不愿被市民化是城郊农民的普遍心态。农民不愿做市民的意愿挫败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良好意图，邢幼田用“市民领域”(civicterritory)的概念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被驱逐和去地域化的农民，其对政府的抵抗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不愿当市民，挫败了地方政府整合乡村土地资源，垄断土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扩大城镇人口规模的目标。在杭州，农民不愿当市民，并不是因为城镇缺乏产业支撑导致进城找不到工作，而是本地农民无论是生活方式、与城市的联系等方面已经市民化，农民身份成了分享集体收益和获取个人不菲补偿的资格。当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不愿市民化，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后遗症。它表明地方政府尚未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更缺乏解决新型城市化问题的创造性思维和持续性创新能力。
(四)城镇政府能力的弱化导致城镇政府选择性治理
新型小型城市建设虽然扩大了小型城市政府的管理权，但是，普遍存在于小型城市政府的“责任大、权力小”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随着中心镇规模的增大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区域内的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整治、计划生育、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等任务艰巨。与经济发展相比，小型城市政府并没有把公共服务供给当回事。继续把不断增加的财力投向经济建设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是小型城市政府的普遍选择。从硬件服务角度看，城镇内部的基础性功能设施相对薄弱，特别是部分老旧区域、背街小巷的基础配套设施往往较差，联结小城镇与中心县城、市区的快速路网、快速公交相对缺乏。从软件服务角度看，城镇教育、医疗资源并不呈网状节点分布，而是越靠近中心城区优质资源越密集、越远离中心城区优质资源越稀缺;在享受“同城同待遇”、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小城镇面临着诸如难以为进镇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难以治理乱停车、乱摆摊、乱倒垃圾和乱建设等现实难题。实际上，出于政绩考虑，将有限财力投入到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经济领域而不是难见效益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是任期较短的小城镇政府主要官员的理性选择。可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绩导向的发展模式虽然大张旗鼓地开启了新型城镇化的大门，但是，经济建设并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农民进城、公共服务、城市功能的完善、环境治理等等内容，这些都不是发展型地方政府擅长的领域，基层政府既不具备承担该责任的能力，也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创造力。
三、协同与合作:推动新型小型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
“以人为本，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是新型城镇化和小型城市建设的目标。道格拉斯•诺斯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具有促进或限制发展的作用。制度通过调动或抑制人们的创造力来发挥作用。政绩导向下的城镇化已经制约和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新型城镇化需要调动和重启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包括政府及其技术官员的创造力。为此，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机制的作用，走功能分化、协同与合作的发展之路。
(一)以人为本，把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导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保护公民产权的城市化。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本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都不应该以牺牲他们任何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不应采取征地拆迁一刀切的模式，而应有多种解决方式，譬如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安徽宣城的农村房改、四川成都的农村产权交易所、甘肃庆阳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北京市集体土地流转、山东宁阳的“股份+合作”等等，使农民在有序退出宅基地过程中，从土地流转中得到保障。另外，新型城镇化并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它需要调动全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是“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在于“调动草根阶层的想象力和能量”。因此，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仅仅依靠科层技术专家，还广泛依赖于全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完善小型城市的功能
完善小型城市的功能涉及到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小型城市功能可以交给社会组织承担的，能够进行市场化的，尽可能交给是社会、交给市场。政府要管好该管的，既要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又要把职能界定清楚。在完善小型城市功能上，一是把产业定位与小型城市定位区分开来。产业是城市的命脉，但是一个城市的产业定位并不完全就是城市的定位，更不能用产业定位取代城市定位。二是推动服务功能的聚集。为加快小城市的功能聚集，应该加快建设区域商贸服务中心、购物中心、人居中心、产业发展中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第三产业;改善试点镇的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发展公共交通;健全和提高试点镇的高中、初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提高医疗卫生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小型城市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力。三是小型城市职能和权力的法治化。小城市一方面需要深化扩权改革，另一方面更需要履行职能与行使权力的法治化，避免上级政府随意的下放或上收职能和管理权限，最大限度地减少小型城市建设的不确定性。
(三)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法治化，提高办事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
针对城市综合服务和综合执法体制不畅的问题，应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和市政管理体制，使小城市政府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法治化。一是清权厘权，公布权力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为重点，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创新行政审批方式，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推进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省级小型城市每个行政服务中心行政审批事项由平均近300项削减到150项以内。小型城市实际行使的审批内容主要是建设行政许可，这部分内容应该从审批改为政府监管。实行并联审批、联合验收制度，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二是创新市政管理模式，整合市政、绿化、环卫等多个部门管理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能力。组建市政公用管理服务中心，承担道路、路灯、河流护栏的管理和维护，供水系统、下水道、污水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公园、绿化的管理和维护，监督管理物业公司的运作，承担天然气供气、电网运行、通信设备使用过程中相关事宜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工作，监督管理地面、河道保洁工作等方面的职能，并对污水、路灯、道路、桥梁、综合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采集，实现市政公用设施的信息化管理。
(四)在大中小型城市之间进行功能分化，推动城市间的协同与合作
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要竞争，而是需要克服恶性竞争，需要克服由恶性竞争导致的城镇趋同化问题。虽然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指出了强制、模仿和规范导致了组织的趋同化，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如何克服组织的同质化，提升组织的创造力的答案。在新型小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欲解决小型城市趋同化问题，可以从政府组织内部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大中小型城市之间进行功能分工，采取协同与合作的形式调动其积极性。城市政府之间恶意竞争的根源在于城市之间功能趋同、缺乏分工。虽然，横向的大城市之间进行功能分工很有难度，但是，纵向上的大中小型城市之间分工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小城镇和小型城市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功能区分。二是实行分类考核。在考核上，不同类型的城镇应该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不能把GDP作为考核所有城镇政府和小型城市政府的最主要指标，应该把不同类型城镇和小型城市的特色作为考核的最主要指标。三是延长小型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任期。小型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短期任职助长了城镇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延长任期有望遏制这种趋势。
(五)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小型城市的工业规模、产业园区、医疗、教育、工商、流动人口管理和经济事务等等，已经到达了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天花板，如果不突破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束缚，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中配置资源的能力将大打折扣。实际上，政府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机制，因时间和环境不同，两者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二者往往不断变动。新型小型城市建设需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的作用，取长补短。虽然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因为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诸多矛盾，但是，在城镇规划、公民权保护、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政府绝不能一退了之，置之不理，相反，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经济建设、投融资等方面，应该由市场机制决定。
(六)提高小城镇政府权能，向社会赋权，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新型小型城市是按照城市的功能来设计的，当然，新型小型城市并不具备城市的所有功能，实际上，新型小型城市是大中城市的某一功能区或卫星城。未来的新型小型城市是有限功能的城市。为此，根据小型城市的功能，从市、区(县)下放与职能匹配的权力，上收不属于其职能的权限，尤其是对规划、建设、环保、财政等专业性要求高的属于小城市功能的事项，小型城市政府一时无法有效承接，区县(市)应通过选调职能部门专业人员到小型城市帮助解决。除了在政府间纵向分权外，还需要向社会赋权授能，提高小型城市社会自主治理的能力，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四、结论
是优先发展中小型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一直是中国城市化争论的焦点问题。杭州新型小城市建设的个案对于理解和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杭州个案说明，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级政府对于该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优先发展哪类城市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理性选择。杭州小型城市建设的个案并不完美，它仍然存在着诸如小型城市功能不完善、同质化、能力不足以及选择性治理等严重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杭州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我国各地各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之中，根源于我国多层级多地区的管理体制，即M型政府，或者区域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decentralizedauthoritar-iansystem)。但是，即使一直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杭州市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把小城镇培育成小型城市，在政府主导下先行规划，建立有梯度的城镇规划体系，创新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改革策略，为我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我国的小型城市实践也丰富和补充了全球城市化理论。工业化、商业化带动城镇化既是我国也是全球各国城市化的根本推动力。但是，在人口规模、城市类型、城市规模和城市化道路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相提并论。我国的城市化无疑极大地拓宽了城市化的理论广度。同时，来自杭州的个案也表明，我国的小型城市建设并非仅仅由市场自发产生，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城市化需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来自杭州个案对我国乃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政策意义:一是坐强城市产业，尤其是小型城市，在全球再工业化时代，甄别和扶持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重振城市的制造业，是城市化的首要任务;二是规划先行，制定和不断修编城市各类规划，突出城市特色，完善小型城市的功能;三是为本地农民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提供切实可行的激励机制;四是提高城镇政府的权能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作者:张丙宣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内涵要求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体制机制、推进工作等领域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破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达到城市格局与智慧产业布局有效对接，城镇服务体系与智慧应用体系优化匹配，城市基础设施与智慧设施网络有机结合，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建设紧密融合，城市化与信息化互为动力，促进两者互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其内涵要求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等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相匹配、相对接；其二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的规划、布局、特色等相互协调；其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功能、发展结构等相融合，两者相互支撑；其四是智慧城市应用系统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统筹谋划与推进。
二、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宁波深化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必须从完善功能体系、优化空间格局、畅通交通网络、提升品质特色、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等方面全面统筹整体推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智慧产业、管理、应用、文化等因子，从而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方面，依托主城区边缘设立智慧产业园区或在远郊打造独立智慧新城，是拉开城市框架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强化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智慧基础设施、智慧应用系统的融合，是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的重要路径。
（二）有利于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构建智慧产业园区，还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着力提升智慧元素，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产业园区作为智慧产业的集聚区，为智慧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为园区内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提供场地、技术、资金、孵化等专业支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智慧产业快速发展及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提升智慧化水平，为智慧产品、服务、应用系统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商机，对于加快智慧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十分重要。
（三）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城镇化建设中，着力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资源的整合共享，可以让居民更方便地使用信息网络及相关资源；强化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可以让居民享受到更加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在城市管理中推进社会治安监控体系、灾难预警体系、应急体系等系统建设，可以大大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模式借鉴
（一）智慧新城建设型
案例：广东省惠州市是科技部和标准委批准的首批20个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潼湖新城是一个典型的智慧新城。新城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规划了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校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工业设计园、大企业研发中心和科技与金融服务中心，以及相配套的商务区、智慧生活示范区、三网融合智能化小区，突出强化“产、城、人”的深度融合，目标是打造成为智慧产城融合、智慧技术集成、智慧产业发展、智慧服务惠民的美丽城市。
（二）旧城智慧改造型
案例：近年来，四川省南充市投入巨资启动了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在此过程中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融合放在突出位置。从无线网的覆盖面来看，经过改造后的南充老城智慧基础设施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时大力推进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加快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物流等一批成熟的智慧应用项目，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快速提升，城市管理更加智能。
（三）智慧城镇建设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是中国智慧城镇创新示范单位，将“智慧城市、智慧产业、智慧科学”的概念引入城镇建设管理，目前已实现百兆家庭宽带接入和无线网络全覆盖，大力推进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电网等高新技术在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城市安防、智能交通、医疗服务和智慧社区等方面的示范应用，基本建成了百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智慧商务区和智慧产业区，以“数字惠民”大大提升了周浦居民智能生活环境的水平。
（四）智慧社区创建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的智慧社区建设始于2012年，组建了智慧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规划，建立了“智慧社区信息发展中心”和“智慧社区市民体验馆”，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列为市、区两级智慧社区首批试点单位。建设重点包括社区管理、公共服务、智慧商圈、人文精神等四大板块，具体可以概括为“一库（民情档案综合信息库）、一卡（智能炫卡）、两平台（社区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和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多系统（以平台为基础开发的各类具体的应用系统）”。
（五）智慧产业园区拓展型
案例：目前我国有30多个国家级高新区正在有序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其中江苏省无锡市的T-Park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园区城市建设共同发展的典范。与传统工业园、开发区不同，T-Park是一个智慧产业和生活融合区域，园区规划时就不仅包括了智慧产业发展内容，还包括了园区开发建设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内容，不仅有发达、完善的智慧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更有便捷、优化的创业服务链，是一个不仅宜业而且宜居的大“社区”。
（六）重点开发区智慧提升型
案例：2012年，武汉开发区启动智慧产城一体化战略，委托北京泛华集团对“智慧城”、“生态城”进行总体规划并对重点核心区进行城市设计，规划面积84.7平方公里，重点打造11大功能片区，其中最核心的是“智慧城公共服务片区”，重点建设企业服务中心、智慧展示中心、综合数据中心、特色商区、川江池智慧公园、专家公寓和智慧社区等项目，着力创建国际化智慧城示范区和慢生活休闲体验区，打造智慧产业与公共服务完美融合的城市名片。
（七）都市功能区整体智慧化开发型
案例：南京将建邺区江心洲整体智慧化开发，成为智慧功能区建设的经典案例。江心洲是长江沿线各大城市中唯一位于主城范围、区位优越、环境优美的江中洲岛，面积15平方公里。南京市政府与战略合作者对该岛进行整体开发，突出以生态、低碳、智慧产业为主导，着力建设科技研发、创意智慧和高端总部高度聚集的国际化智慧产业园区，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创意、商务休闲、生态居住等功能相互交融的国际化低碳智慧岛。
（八）智慧城市综合体带动型
案例：绿地集团以纽约曼哈顿的全智能建筑为模板，在合肥全力建设一个智慧城市综合体示范点。该综合体将立足城市建设的最前沿，把最先进的规划理念、智能技术运用到项目中，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智能建筑，搭建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增值平台。在这个智慧综合体中，每一个建筑及信息、设施、设备都是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生态链条，建成之后，智慧办公、智慧商贸、智慧物业管理等都将成为现实。
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主要成效
近年来，宁波按照国家和浙江省的总体战略部署，大力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及智慧城市建设综合试点，并在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城市建设中智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力实施“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等工程，加强基础资源数据库和政务云计算中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智慧因子”不断增强。二是城市管理运营中智慧应用系统效用发挥更加明显。智慧城管、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试点项目进展顺利，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三是智慧产业园区的城市功能不断拓展。着力发展软件、信息、智慧制造等智慧产业，重点推进宁波杭州湾新区的智慧装备和产品研发与制造基地、宁波国家高新区的软件研发推广产业基地两大试点区域建设。四是智慧功能区块开发积极探索。比如鄞州下应区块“智慧城”完成规划设计，海曙、江北等地“智慧社区”建设成效明显。
（二）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尚处于自发性的初级发展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一是在思想理念上认识不够。比如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决定》中尽管提到了要“坚持智慧管理”、“加快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深化两者融合问题。二是在规划制定上缺乏沟通衔接。城市产业规划、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衔接程度不够高，规划制定过程中缺乏沟通对接，规划之间“两张皮”现象突出。三是在工作推进上缺少协调融合。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市领导也不同，这也导致在工作中难以做到深度融合、互动协调。
五、推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加强对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工作融合
一是要深化认识。通过理论宣传、政策引导，进一步加深全市上下对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把融合理念贯穿到各地各部门推进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体系的对接。目前宁波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分别是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市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这两个领导机构尤其是牵头单位的对接，建立协商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两者融合的重大事项和重点问题。三是要加强工作推进对接。比如在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相一致；在推动卫星城、中心镇建设时，要与智慧城镇建设相融合；在推动老城改造、新城建设过程中，要与智慧社区、智慧综合体建设等相匹配，等等。
（二）加强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融合
一是要促进规划对接。积极探索“多规合一”，建立开放式的规划编制程序，由规划部门召集发改、经信、建设、国土等部门共同修订和完善相关规划，促进城镇化规划、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与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有机对接。二是要适时制定出台专项规划。制定出台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的专项规划，建立规划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规划监管和协调机制。三是要制定出台行动纲要。研究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行动纲要，明确阶段性实施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实施主体和各项保障措施。
（三）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融合
一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制造业。结合宁波实际，着重发展智能家电、智能电表、数控设备、智能交通、智能环保等智慧装备产业，以及移动通信数据中心、金融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物流数据处理中心、重点产品和资源数据中心等网络数据产业。二是要加快发展智慧服务业。重点发展软件研发、智慧物流、智慧贸易、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文化创业、工业设计、科技服务等高端智慧服务业，大力引进和发展智慧总部经济。三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依托各类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加快建设“精准农业”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慧农业示范推广基地。
（四）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融合
一是要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光纤到户、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第三代、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全面推进无线城市建设。二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近期要重点加快推进城市智慧交通体系、水务管理、污染治理、能源管理、园林旅游等市政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感知化建设。三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公共服务设施。推进智慧技术在教育、医疗、文化、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加快开展智慧学校、智慧医院、智慧图书馆、智慧政务等试点。
（五）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体制融合
一是要强化管理融合。进一步推进智慧城管建设，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监控、灾难预警、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环境监测、口岸疫情预警等信息系统，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二是要强化体制机制统筹。在开发建设方面，理顺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体制，统筹确定开发时序、重点，强化重点项目、重点区块建设的统筹协调力度。在投融资方面，着力于建立完善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资金综合平衡机制、资源资产盘活机制、投入产出与回报机制、重大项目共建共享机制等。在督查考核机制方面，统筹构建两项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协同开展目标进度监测评估等。三是要强化政策法规统筹。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制度规则、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衔接，强化财政投入政策、土地保障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的统筹协调。
（六）加快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的平台建设
一是要加快推进智慧新城和城区建设。一方面，在东部新城、南部新城以及余姚城东新城、奉化滨海新城、宁海宁东新城等新城建设中，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行智慧城市管理；另一方面，在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过程中，着重建设智慧化的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推行智慧管理系统，提升老城区的智慧化水平。二是要加快智慧城镇和社区建设。以卫星城、中心镇及TOD小镇为重点，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智慧城镇。推广海曙区“智慧社区”建设经验，以智慧社区管理、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商圈等为重点，加快建设智慧社区。三是要加快智慧产业园区和功能区块建设。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杭州湾新区等重点开发区智慧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完善软件园、研发园、通信产业园、信息产业园等智慧产业园区的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三门湾、大目湾等区域或合适海岛，探索智慧化整体开发，谋划建设高水平、高能级的生态城、生态岛。
作者:胡跃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1信息消费与人的生态发展
消费者花费在以智能手机为例的信息消费产品上的时间和精力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满足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多少部分是损害了主体的利益而产生了负效应，和人的真正的需要失去了联系，从而导致了人在信息消费活动中失去了主体性地位而沦为消费客体的奴隶。因此，人的消费和人的再生产和人的发展是辨证相关的，人在什么意义上消费，他就在什么意义上把自身再生产出来。信息消费也是如此：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健康和谐及生态发展的个体；不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不健康及生活质量低下的个体。智慧城市建设以及信息消费的发展的价值诉求归根到底是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人的发展状态是规约信息消费的重要因素。
2信息消费的安全风险：高度组织的社会化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之间的伦理悖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全方位拓展人们的工作、生活等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那就是高度组织的社会化生活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的式微。这一风险的伦理维度审思有两个层面:首先，信息消费中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代价是以个体的私密信息的泄露为代价。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化社会人们的选择是多样的，但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更多是被事先安排和陈设的。“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电子银行服务的日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信息消费过程中个人信息外泄的过程：“例如，如果一个冲浪者读了网站的一本关于萧条方面书的评论，接着又在电子新闻版上点击了一个好莱坞明星自杀的新闻，那么关于其买书和读新闻的习惯、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其他的一些潜在数据可能会被卖到人寿保险公司（它可能会取消针对此人的保险方针），或卖给医药销售公司（它可能会给此人发送药品申购单），甚至会卖给一个公墓（提供‘预先计划’）。用户访问的网站次数越多，数据就越详细，相互关联的数据就变成了个人特征。”虽然信息消费主体的数据收集是隐秘的，但是信息社会中，这一个人信息泄露的后果几乎每一个消费者都遭遇过。“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的监视。……包括购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对于现代各类组织的运作至关重要，反过来，我们每个信息消费主体也从中感受到了益处，个性化消费需求、多样化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选择的自由程度也增加了。但是，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是以个体私密信息的让渡为代价的，而且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也代表着个体信息被收集和掌握的程度越高。其次，信息消费主体不仅面临着个体隐私的泄露，而且还面临着因为对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知情权不足丧失选择权的风险。比如，2010年的国内互联网络的“3Q大战”让普通的用户对互联网络的信息消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原来网上的即时通讯消费还有泄漏隐私的危险。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当用户已经将QQ作为工作、社交的一个重要平台的时候，突然要求被选择继续消费还是放弃，大部分用户有选择吗？因为放弃的不仅是QQ这个聊天工具，放弃的也许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交方式。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那样，给人一种“舒适的不自由”,在信息消费应用日益广泛的今天，消费者在享受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带来的自由和舒适同时，也逐渐失去应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知情权的失去是因为信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认知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多掌握在生产企业和技术专家手中；而选择权的失去其实是生产企业和广告宣传媒体的一种结盟，对消费者的一种诱导和操控。而且，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消费的操控是隐含巨大的风险的，一旦产品消费过程中出现问题，生产企业、科技专家、媒体甚至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都会被公众置于审判台前接受拷问。长此以往，消费者的信任、生产企业的形象、媒体的公信力，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威都将逐渐丧失，整个社会将陷入信任危机的境地。
3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引发的社会公平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消费活动引发的公平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信息消费空间的拓展可能会增加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数量。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概念中衍生出来，和弱势群体的大部分特征相吻合，通常包括贫困性、边缘化、低层次性、脆弱性、被剥夺感强等五个方面。除此之外，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更凸显因综合因素引发的信息技术水平低下的特征。因此，除了通常意义的弱势群体之外，城市居民中因年龄、性别等因素而导致的信息技术能力低下的群体也在智慧城市建设大潮中处于一定的弱势状态。因此，从总体上看，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总体数量是增加了的。其次，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的发展有挤压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生存空间的风险。现代城市中的居民，不仅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实”城市中，还同时栖身于数字网络技术构建的“虚拟”城市中，“物质世界的虚拟化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及建筑的空间审美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实体空间界限，形成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现实存在与虚拟建构之间的交互联系共同存在”。生活在实体城市空间中的传统消费方式对于信息技术能力相对较低的人而言影响不大，但当以智能化、虚拟化、符号化为特征的信息消费领域和规模日益扩张的时候，甚至涉足到基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领域和政府公共服务信息获取的时候，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春运期间农民工购买火车票问题，2011年6月开始试行的网络购票确实方便了一部分群体的购票流程，但是网络购票也无疑增加了另一部分不能或不会网络购票群体的窗口购票难度。特别是在春运期间对于农民工团体而言，形形色色的诸如抢票软件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使得他们的购票过程更加困难。再者，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信息技术水平上的弱势有可能演化为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心理上的不认同甚至是抵触情绪。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分为三种：“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恐龙”，“数字恐龙”即指称的是对现代信息技术、高科技产品等因为不具备相关信息素质和技能因而主观上也有排斥感的群体。在智慧城市如火如荼建设过程中，这部分群体也会在心理上滋生被时代抛弃、被边缘化以及相应的失落感。“每一个人对于他未知的新文化来说，都表现出‘原始人’的情状，而数字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使一些人尤其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对其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即使是这些人中的知识阶层，也有被新技术、新社会疏远的感觉。”综上所述，对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是制约智慧城市能否和谐构建、信息消费能否持续均衡发展的瓶颈。
4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风险规避的路径和对策
首先，正确认识信息消费的价值，形成科学合理的信息消费理念。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消费除了具有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等经济价值以外，信息消费还具有多维度的伦理价值。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而言，信息消费和生态消费有契合之处，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从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来看，信息消费本质上是符号信息的社会流动，它适应了社会复杂的“互动”要求，对于促进政府廉洁高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独特的作用；从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来看，信息消费从属于精神消费活动的范畴，对于提升个体的精神文明素养、将人从物质消费的无尽欲望中解放出来有推动作用。因此，公众对于信息消费的价值正确认识并形成合理的信息消费理念，是规避信息消费风险的前提。其次，优化信息消费环境，克服信息消费的安全风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其一，从政府角度而言，在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消费政策，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大对信息消费市场的管理力度，尽力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的消费环境。其二，提升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道德责任意识，改善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建立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分级和过滤体系，使信息消费在公益性和商业性导向上保持必要的张力。其三，信息消费者本身应提升在诸如网络购物、在线支付等信息消费活动中的安全防范意识。再者，加强信息消费主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信息素质教育。由于信息消费是以知识和智力为特征的消费行为，这就决定了消费者的信息素质和技能越高，他们接受服务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就越强，信息消费的能力也越强。而提升国民信息素质既要普及全民，同时又要有所侧重，在全民中普及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是保证在数字化时代，每个人都具有分享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成果的基本资格和条件；而在青少年群体中提供各种形式的信息素质教育意义则更为重大：“只有为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的公共投资取消了数字鸿沟之后，高技术的工作才能逐渐侵蚀掉社会排挤，而这些数字鸿沟是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为基础的”。提升信息消费主体的素质，充分发挥信息消费的价值和效用，这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
作者：魏晓燕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研部
1吸取教训，进一步贯彻落实档案法律、法规，强化重建、复建工程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工作
几经周折，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虽在这次城墙坍塌事故中提供了一些档案资料的利用服务，但是由于相关部门档案意识不够强，对重建、复建工程档案资料收集管理的力度不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1995年城楼重建1999年城墙复建工程的竣工资料未收集进馆。导致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没能及时提供完整、准确的档案利用服务，使档案利用服务水平打了折扣。作为档案工作者每每看到充满期望的档案利用者前来，带着失望的神情离去的时候，我们深感内疚、自责。为此我们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召集全体工作人员针对此类重建、复建、改建项目资料收集难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深刻的讨论、解剖，分析问题的症结，从五个方面着手，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
1.1做好档案抢救性保护工作及记录历史工作
在此次城墙坍塌档案查询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套底图由于接收进馆之前存放不善，出现纸张破损、脆化现象。针对这一现状，我们立即把底图另晒制一套蓝图，折叠装盒存放。并在备考表中注明：图纸的来历、复制过程、日期。另外第一时间到现场拍摄城墙坍塌照片；收集有关报刊关于城墙坍塌事件及抢险救灾等方面的报道，利用各种载体如实记录历史事件。
1.2进一步提高对修复、加固工程档案收集的重要性的认识，贯彻落实城建档案相关法律、法规
西门城楼、城墙是兰溪老城标志性建筑；兰溪文物保护单位；城墙又是防洪工程，每年的6~7月汛期，城墙下的兰江路都被洪水淹没，水位没过2/3城墙的高度。它的修复既是还原城墙风貌，维护城市真实记忆的文化传承、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复的需要，又是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生产、生活的“五水共治”项目，是百年大计。要充分认识到：建设档案没有收集就没有利用；档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项目档案的完整收集对项目竣工后的管理、使用、维护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关部门要充分吸取1995年西门城楼重建、1999年城墙修复时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竣工资料未及时移交、收集进馆给这次抢险救灾造成一定的不便的教训。提升相关部门人员的重视程度，共同做好修复加固工程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217号令《浙江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第八条：“城市建设档案机构接收和管理下列档案：……7、城市防洪、抗震工程；……”；以及第十四条：“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进行改建、扩建或者对重要部位进行维修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原建设工程档案；涉及结构和平面布置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工程竣工档案，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移交档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理》等对工程档案也制定了有关规定。档案管理部门应分别到建设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进行有关档案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档案法律意识，贯彻落实档案法律、法规。
1.3加强部门协调，分清职责，制订具有操作性的档案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方案，由市建设部门负责对西门城楼两旁的太阳宫、九福楼进行动迁、拆除，改建为观景平台；由市水务部门对近200m范围的城墙进行加固修复。两个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工程的修复、重建工作。施工场地有交集，工程有衔接，施工人员繁杂，各主管部门要厘清各自施工单位的工作职责，把修复工程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纳入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职责范围。加强对修复工程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在项目开工之前成立由有关领导分管的工程档案管理领导组织机构，配备专职的具有一定档案管理业务水平的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工程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建立相应的档案工作人员网络体系，制定符合修复工程实际情况的档案管理组织架构和管理程序，保障建设项目档案收集工作的顺利开展。
1.4加强城建档案资料收集业务指导工作，注重建设工程资料收集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工程开工时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就要启动城建档案业务指导工作，把业务指导和服务延伸到施工现场。首先，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及时获取修复、加固工程信息，专业指导人员要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两个分项工程的建设情况，然后对工程档案归档分别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在工程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中要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做到有档可查、有据可依、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5建设单位要及时整理、移交档案，档案机构要把好档案进口关
按照规定，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3个月内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移交档案。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整理好一套自工程开工的前期资料、技术档案、施工管理资料及竣工图资料，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建设工程竣工照片，然后移交档案管理部门。档案管理部门在接收工程竣工资料时要严格审核、查验，资料材质应符合保存的要求，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一律要求其整改。移交的图纸要求是与工程现状相符的竣工图，严把资料进口关。
2结语
城乡建设档案是建设系统各行各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是开展规划编制、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竣工验收、抗震救灾、抢险维修、审计稽查的可靠资料，也是城乡灾后恢复重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参考。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利用”的职责，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宗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将档案资源建设纳入城乡建设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城建档案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工作，努力提供优质服务，使城建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应对突发事件服务，发挥档案工作的自身价
作者：陈云红单位：兰溪市城建档案管
1国内创新型城市建设经验
（1）加大科技投入。天津市、青岛市科技投入呈加速度增长，两市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增长。（2）以企业为自主创新主体。深圳市的自主创新活动几乎全部集中在企业内部进行。无锡市高新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3）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武汉培育了一批高科技转化企业，天津市建设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广州市通过积极推动孵化机构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必要的空间。（4）注重凝聚创新型人才。深圳市自2006年开始设立“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使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数达到3000人。（5）优化自主创新环境。广州市、无锡市制定政策，优化创新环境。综上所述,各地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战略推行时间并不长，都是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许多都在探索阶段。
2理论与现实分析
2.1理论分析
国内外对创新型城市的理论研究对我们的课题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同时结合兰州市实际情况，我们对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作一些理论分析。从兰州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客观情况看，应按照“TheInnovativeCity”模式，驱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核心，并不断融合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展开。我们提出实施科技计划、基础能力、应用能力、创新支撑、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产业服务、城市空间、创新文化、开放合作十大工程；围绕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科技进步创新、产业发展创新、社会文化创新的有效措施。力争到“十二五”末，把兰州市建设成为一个创新体系完善、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效率高、经济效益优化、社会环境良好、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创新型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
2.2现实分析
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首要问题，也是本课题系统分析的重点。2.2.1推进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优势兰州作为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了全省80%以上的科技人才，人才密度列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综合科技实力列全国第九位，具有雄厚的科技人才实力和研发优势。着力推进十大工程建设，努力完成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任务。（1）出台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各项规划计划。市政府相关部门围绕《兰州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出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分别制订了《指导意见》和《实施办法》等。（2）创新资源基础较强。全市拥有各类研发机构255个。有1个国家实验室、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3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73个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50个(其中省部级38个)工程技术中心和中试基地，96个高校科研机构，36个企业科研机构，3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16个科技企业孵化器；搭建科技研发平台，组建了“兰州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兰州大型科研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兰州工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等公共研发平台；深化与省内外科研院所的全方位合作，。全市共有原创性研究人员11428人，占全省原创性研究人员的77%。R&D人员中具有博士学历的有2190人，占全部R&D人员的12.18%；具有硕士学历的有4069人，占全部R&D人员的22.63%；具有本科学历的有6987人，占全部R&D人员的38.85%。（3）新兴产业具有优势。通过培育引导，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形成了生物制品、现代中（藏）药、生物医学工程、兽医生物制品等10多个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的专业化生物产业园区；新材料产业领域重点支持了兰州金川科力远公司二次电池及电池材料，金川科技园公司高纯金属材料等项目开发；信息技术产业领域扶持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万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甘肃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航空航天产业领域重点研究开发清洁高真空获得设备、安全智能防护与监控设备和风电变桨电动机等项目；节能环保产业领域加大了环保热电主要技术及装备、节能变频器等输变电设备的技术提升改造，加大了冶金工业废水处理回用、垃圾渗滤处理及资源利用、生物膜反应污水处理及回用成套化设备的研究开发力度。（4）创新氛围良好。2012年以来，兰州市获批成为国家发改委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基地、国家第二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兰州高新区成为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科技示范基地；市商务局组织争取并成功获批了国家科技兴贸新材料创新基地；城关区被确定为全省首个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县区。安宁区已建成交大科技园、新城孵化大厦、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专利孵化园等6个科技企业孵化器。2.2.2改进兰州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劣势近几年来，兰州市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但是，与创新型试点城市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1）建设创新型试点城市需要全面、有效贯彻已出台的各项科技计划。但是，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技术领域中的创新，对技术研发部门和产品生产企业的创新，特别是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重视不够。（2）兰州市研发机构数量较多，但是，市属研发机构数量无较大变化，客观上研发机构对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特别是对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作用不够。（3）不均衡特性明显，呈“三多三少”特征，即传统产业多，新型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加工型产业少；高耗能产业多，环保节能产业少；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偏少，支柱性产业特征不明显，普遍缺乏牵动性、带动作用大的高科技项目。（4）支撑创新资源有限。一是园区土地资源约束加剧。二是园区内活力尚显不足。三是园区管理体制亟待更新。四是园区缺少特色优势的培育。五是发展定位不明确。六是服务功能不完善。七是创新管理人才短缺。（5）兰州市缺乏整合市内科技资源的有效机制。市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不但实质性合作较少,而且交流也不多，对外科技合作和交流各自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
3结束语
兰州创新性试点城市的建设，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有益经验的借鉴，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对兰州创新性试点城市的建设，明确了建设的方向，采用有力的措施和准确的定位。
作者：李智明，滕文谨单位：兰州市委党校
1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历史反思
模式带有系统性、稳定性、标志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发展已有进步，但总体仍处在转型阶段，尚未完成角色边缘化、格局自闭性和基于专业服务局限性的转变，发展空间狭小、服务途径闭塞和社会业绩偏低的弊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值得欣慰的是“以人为本”“六化同步”的中国特色现代智慧城市建设之梦，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改革与创新。而且国外图书馆发展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和发展思路，如本世纪初，英国伦敦的IdeaStore（创意店或概念店）就是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教育服务、提高居民素质、满足专业和就业技能培训需求、促进社会发展的典范。学习借鉴不可或缺，但绝不可照搬照抄，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犹如智慧城市建设，基于理念和国情不同，各国选择道路和模式也可不同：美国以宽带网络主导型智慧城市为先，瑞典以绿色环保型智慧城市著称，新加坡以“智慧国2015”资讯通信驱动型智慧城市见长，日本却以“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数字信息技术覆盖型智慧城市独步等。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也不例外。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基于城市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了特色化的社会服务模式。借鉴嵌入理论，推动服务方式转变，优化社会教育服务模式，是一个顺应改革致力发展的思路。
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
社会教育模式的理性思考嵌入（Embed），是舶来品，源自当年美伊战争新闻报道，后被信息通讯技术移植运用，而今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科技、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和各类工程等领域，成为一门应用性显学。新世纪以来，将此概念引入图书馆工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笔者提出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模式”，是指适应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面向全民、融入社区、以人为本、以馆藏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超时空服务为特点、以互动发展为保障、体现终身学习教育特点的一体化教育服务体系。其要义是嵌入服务，核心是“具体关系以及关系结构”[2]，对象是城市居民，目标是促进终身学习教育及其生命发展，关键是互动发展。
2.1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特征
嵌入作为一种渗透参与机制和合作互动方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但运用于智慧城市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领域，有其鲜明的时代性、一体性、互动性特征。2.1.1鲜明时代性时代性，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模式的社会特征。一是智慧城市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了“六化”建设方向和发展重点，加强了发展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强调了发展协同性和全面性，为高校图书馆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二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变，高校图书馆面临改革新课题。21世纪，是城市发展的新世纪，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加快，对城市人口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实质是对教育的诉求。传统的精英化和阶段性教育已逐步让位于大众化与终身化教育。高校图书馆传统社会服务方式显然不合时宜，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但就现状看，无论服务观念、内容与方式都与智慧城市要求尚存不小的差距。改革重点和难点在于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机制，走出校园围墙，融入城市空间，深入用户需求，提供灵活便捷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与平台，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们对知识技术学习教育的需求。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智慧城市建设和自身发展的需要。2.1.2浑然一体性一体性，是嵌入主体与对象合作关系构建的要求，也是嵌入型服务模式的结构特征。诚然，从独立性看，智慧城市与图书馆是不同概念。高校图书馆是嵌入主体，属于行业专业图书馆范畴。智慧城市是嵌入客体，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新兴形态。两者性质与特点不同；但从关系性看，彼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在社会学视域下，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同源性。在空间理论下，两者有着不解之缘，具有内生性。一方面城市是高校的依托，为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与物质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是智慧城市科技文化知识信息传播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和实现终身学习教育的理想场所。彼此交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2.1.3卓越互动性互动性，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的机制特征。一是制约性。是事物规定性与影响力的表现，是制约转化为促进的关键。建设智慧城市，需要资源与IT技术支持，但关键是人，基础在教育。高校图书馆兼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双重职能和优势，但也离不开社会资源与环境条件支撑。这种规定性法则决定两者发展绝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独立系统中完成，必须通过彼此合作互动，方能形成合力促进共同发展。二是互补性。是生态意义上普遍存在的发展方式和根本动因。关键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智慧城市是自然与社会空间契合，是科技与人文整合，无疑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高校图书馆是专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知识信息人才的重要来源。三是促进性。是互动功能与效能的集中体现。智慧城市发挥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优势，从政策资源环境上推动教育发展；高校图书馆充分发挥资源信息技术人才的“育人”优势，为城市用户提供便捷灵活多样的终身学习教育服务，通过开展成人继续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不断提高市民综合素质与创新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
2.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的内涵
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是一个建立在两者资源与合作基础上的复合体系，就内涵而言，包括资源、信息、素质、就业、教育、人才培养等要素，共同支撑与架构这一模式空间。2.2.1知识信息传递与共享当今世界“知识爆炸”“信息高速公路”，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竞争实力。建设智慧城市离不开知识创新和信息保障。因为一个知识贫困与信息闭塞的城市绝不可能成为智慧型城市。关键是构建一个知识信息传递与共享的立交桥。一是知识信息传递。高校图书馆拥有得天独厚的知识文本和信息资源优势。欲使社会需求得到满足，关键是保证知识信息传递，推进资源能量转化。既取决于观念变革，重构知识信息自由平等的服务意识，又决定于技术升级和体制改革，加快4G网络建设，扩大资源开放度，共建城市公共知识信息数据库和服务体系。惟此，才能使知识服务社会化，信息供给最大化。二是知识信息共享。是城市民主和谐发展和公平正义的体现。城镇居民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群体，而且目前为数不少还处在弱势状态，事实上的知识信息贫困与不均衡依然存在，成为制约智慧城市发展的瓶颈。高校图书馆应把知识信息共享放在首位，面向市民，深入社区，通过举办网校与培训班等多种途径方式，为逐步实现知识信息自由公平公正共享提供可能，促进城市智能化建设。2.2.2城市素质提升与共建所谓城市素质，是指市民综合素质整体状态和发展程度，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科技文化、心理体魄等，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石，也是高校图书馆嵌入社会教育服务的深层内涵。一是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目前，城市发展正处在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期，面临市场经济和亚文化思潮的冲击。智慧城市需要确立一个风清气正蓬勃向上的城市精神，支撑发展，应对风险。高校图书馆拥有弥足珍贵的科技人文资源，是城市发展的精神财富。赋予其时代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足以使市民从中获得思想启迪，情感陶冶，促进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二是科技文化素质。是城市素质的基座。非先天形成，而是后天教育学习的结果。在这方面，“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生活和文化进程服务的[3]。”高校图书馆作为城市高端教育学术机构，不能不关注并服务于城市基本素质教育和培训。重点是加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教育培训，关键是集聚全社会力量，构建一个多元参与共同分担合作共建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其中，既要阳光普照，更要关注城市弱势群体（转岗待业居民与新市民）文化和教育状态，提供必要的科技文化教育和培训机会，保证他们的学习教育权益，促进城市社会全面均衡和谐发展。2.2.3就业创业支撑与完善城市就业，是天下难事和民生大事，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与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一是创新发展就业创业体系是智慧城市一项基础性建设工程。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各类矛盾突现期。转岗待业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城市劳动力市场既面临就业压力的纠结，又遭遇“技工荒”的困惑。破解这一难题，惟有改革，别无选择。当此时刻，隶属于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的高校图书馆责无旁贷。根据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职业岗位提出的新要求，主动嵌入对接城市就业创业工程，提供“菜单式”和模块化的教育服务，解决劳动力素质和职业能力偏低问题，为充分就业创业提供可能条件。二是创新发展城市就业创业体系也是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重点领域。在较长时间里，大学被世人视为“象牙之塔”和“精英教育”。诚然，崇尚知识学术，培养专业人才始终是大学之道，无可厚非，但决非脱离实际，淡薄社会需求。面对城市发展加快就业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势，高校图书馆“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应借鉴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以就业为导向、为所有社会劳动者服务，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全面履行图书馆社会职能和义务。2.2.4终身教育体系与构建终身教育是智慧城市建设和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方向。因为城市发展不再是唯“GDP”数量规模模式，而是转向以人的素质为核心，主要依靠知识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首先，智慧城市是一个重知识、讲学习、全体市民素质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终身教育学习是必由之路。高校图书馆应成为城市居民终身学习接受教育的理想场所和服务中心。其次，智慧城市呼唤“更智慧”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支撑。高校图书馆面对知识创新与科技日新月异的形势，应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教育学习内容与方法，满足城市用户对新知识新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第三，城市终身教育需要建立一个面向人人的学习教育体系。城市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学习教育需求。这种多样化决定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个性化特征，应面向所有用户，以人为本，分型培养，加强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满足社会职业发展与生活需求。第四，终身学习教育是社会生命发展的要求，体现为时空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终身性。高校图书馆应着眼于教育全程性，构建一个适应城市生命发展的终身学习教育服务体系，不仅满足今日之发展需要，而且为其明日发展服务。2.2.5高端创新人才与培养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说到底是人才培养。但从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进程来看，走在前列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未将人的重要基础作用及人才培养提高到战略层面。建设智慧城市，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财富不是金钱（或在他的时代指黄金），而是指生产性资源——人、知识和资本。”[5]智慧城市不能不重视高端创新人才培养，高校图书馆必须把培养掌握智慧技术的人才作为社会教育服务的中心任务，抓紧抓好。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重点是培养智慧型的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途径是基于高校图书馆资源、技术、人才和环境优势，充分发挥“科技育人”和“文化化人”功能作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高端创新人才支撑。
3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
社会教育服务策略的实践探索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体系构建并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推动力，必须制定相应对策，包括战略与战术的支持与保证。国外经验表明，没有统一可供套用的模式，惟有从本国国情、城市特点及高校图书馆实际出发，科学定位，择优路径，方能形成彼此互动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3.1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空间定位
空间是点线面层关系的综合，运用于社会不同领域，呈现出不同特点。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拥有自己的空间结构和运行特点，是意识、资源、制度、关系的总和。3.1.1智慧合一智慧合一，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理念定位。智慧城市本质界定具有先导性，关系到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方向和前提。目前，世界智慧城市建设所形成的不同发展模式，事实上反映了不同的行为理念。总括而言，大体分智能型和智慧型，前者是传统城市信息化升级，特征是注重资源与技术要素及其作用；后者代表了发展趋势，主张智（科技）与慧（人文）合一。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适应未来智慧城市发展，不仅要物化的智能基础，而且要人化的智慧保障。“智慧合一”体现了智慧城市的本质，强调了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价值定向，处在空间的核心地位，起着引领发展的作用。3.1.2优势互补优势互补，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资源定位。相对而言，城市终身学习教育是最大规模也是层次样式最复杂的教育类型，需要优质资源来保障。目前，城市社会教育正处在快速增长与转型发展阶段，但资源的短缺薄弱依然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借鉴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引入市场机制，综合社会力量，通过体制改革与创新，加强城市与高校图书馆资源（人财物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是资源空间定位的关键。3.1.3终身构建终身教育，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体系的时空定位。半个多世纪以来，终身教育作为国际教育思潮，具有全面性、全民性、全程性的国民教育特征，是城市社会教育和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的主体。在传统意义下，城市教育长期处在单一封闭阶段，制约了社会终身学习教育开展，影响了城市产业创新、素质提高、职业发展和就业改善。建设智慧城市，知识创新与产业更新，极大促进了职业与技术发展，人们只有不断学习充电，提高应对能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城市弱势群体也才有改善与发展的机会。3.1.4双向驱动双向驱动，是指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关系（机制）定位，建立在对接合力互动之上。一是理念对接。当今城市发展愈来愈注重联盟合作。在此战略框架下，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要确立联盟发展新理念，改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促进开放与合作。二是制度规范。不仅推进建章立制，纳入法制轨道，而且形成以制度保驱动促发展的局面。三是机制互动。源自于内在需求，也离不开外在协调。无论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都要处理好“自律”与“他律”和“公转”与“自转”的关系，建立双向合力驱动机制，促进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预期。
3.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路径选择
高校图书馆嵌入智慧城市建设，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教育服务路径，攸关智慧城市建设大局，决定高校图书馆社会预期和未来发展。3.2.1实施嵌入驱动战略，创新社教服务思路所谓嵌入驱动战略，是指高校图书馆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趋势下面向社会、融入空间、开放服务、提供知识信息教育交流服务的发展战略。一是变革观念，创新思路。“无围墙”是现代大学办学的重要理念，意味着观念开放，思维解放。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应立足公益性，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转变精英教育下形成的单一专业服务观念，重构社会意义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价值观，确立大众化终身化教育下多元合作分型培养的服务理念，形成学校与社会、教育与培训、素质与技能多元结合开放互动的教育服务新思路，为嵌入驱动、促进互动、推动发展奠定基础。二是转变方式，走向融合。传统高校图书馆服务强调的是学术性功能，为教学科研服务，空间主要在校内。建设智慧城市，“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1]，迫切要求调整思路，转变工作模式和服务方式。实施嵌入驱动战略，就是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克服游离城市社会发展弊端，真正嵌入学习型社会（城市）终身教育服务体系之中，落实在制度构建与实施之上，名副其实地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依托。3.2.2推进资源整合工程，构建集约服务体系资源整合，是嵌入型服务的双边要求，是构筑合作平台的物质基础。关键是建立一个结构合理、覆盖全面、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高效、服务优质、资源共享的集约型服务体系。一是加强资源共建。按照“四化同步”要求，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存在明显不足，不仅是规模数量不足，内涵质量水平也有待提高。在人财物有限的条件下，加强双边共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策指导和财政支付，加大对城市终身教育学习体系的支持力和影响力。企事业积极参与，提供一切可用资源，推动社会终身教育学习发展。高校图书馆更应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主题，加大对知识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提高社会教育服务能力，共筑集约型终身教育服务网络体系。二是实现资源共享。打破资源行业壁垒与条块分割瓶颈，使资源有效整合并合理使用，是有限资源得以共享的有效方法。关键是制度保证，改革传统管理体制和方法，形成公约化的服务保障体制，满足智慧城市建设对公共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3.2.3加强纵横统筹协调，促进和谐双赢发展在智慧城市下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是一个升级版跨行业的系统工程，涉及结构、功能、资源、环境、条件等领域。统筹协调是中介桥梁。一是在纵向上加强高校图书馆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衔接与融通。重点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将高校图书馆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之中，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广泛应用，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高校图书馆应依托城市数字化网络化平台，拓展社会终身教育学习空间，提升服务水平，努力为智慧城市建设培养高素质富有创造力的建设者和社会公民，形成体制包容、机制交融、上下沟通、和谐统一的整体。二是在横向上增强与企事业、社区和市民的合作与互动。以满足需求为导向，以统筹预期为原则，以合作互动为机制，构建适应智慧社会需要的终身教育学习体系。面向企事业，以服务产业发展和城市管理为主题，以知识技术创新服务为重点，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为城市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贡献。面向社区，以建设学习型社区为目标，以推进教育普及化、大众化和均衡化为原则，加大对城市弱势群体教育服务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学习活动，为就业创业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为市民提供精神文化食粮，为创造和谐幸福社区提供智力支撑，形成各在其位、各司其责、各尽所能、互动双赢、各得其所、和谐发展的局面。
作者：蒋萌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特有属性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核心要义为建设过程
城市建设法治化实施往往显现于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过程中。相关评价更多地作为一种绩效考核方式，通过确立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并基于此展开具体评价工作，进而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3个方面来实现对城市法治建设过程的广覆盖、全流程考核。这种考核更多地关注相关制度建设的实然成效以及从应然转进为实然的“要求－评价之主客体互动过程”①，其核心要义在于城市法治建设过程考核。相关城市法治建设评价指标编制工作，应作为城市政府针对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具体举措而主导推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其更强调就法治建设具体工作本身展开评价，而非就所在城市的法治水平予以衡量。故而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既应是法治建设评价的具体标准，也应成为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方向与达致建设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终极目的为全面法治化
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法治建设进程而实现城市治理全面法治化。城市建设法治化考核评价应围绕涉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之法治化相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这2个方面展开，并“要以创建法治城市活动为主导，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减少和消除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②。考核评价的内容既应指向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层面，还应关涉指引具体工作之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层面。故而设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时既要确保评价体系本身设计在建设目标、基本要素、考核指标权重等方面的科学性；还要强调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性，将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结果具体适用于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让全面法治化的实现程度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业绩衡量直接关联。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各类考核评价具体工作在基本观念、功能、目标上保持相对一致。
（一）统一性与地方性相结合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统一性原则在于实现整体法治中国建设评价体系与局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相对一致。城市法治建设深深植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它是一个在概念和逻辑上达致统一、自恰的周延命题，是法治中国建设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具体呈现。当前已经“形成了法治指标评估、大公开与阳光政务、打黑除恶、廉政风险点的排查与控制等法治城市建设模式”③。立足于差异化法治城市建设模式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同时，具体的城市法治建设评价体制机制不能与全国性评价体制机制相矛盾，必须符合后者的基本精神与要求。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地方性原则在于整体法治建设评价一般规律须与局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达致有机统一。在法治建设评价普适性一般规律指引下开展所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工作，还应强调对不同城市、个别地方之特殊规律的具体依循。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应着眼于所在城市法治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客观评价达成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之各项具体工作，推动所在城市治理实现全面法治化。
（二）系统性与开放性并重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系统性原则在于相关评价既应涵盖城市法治建设的全部领域，又应涉及城市法治建设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把握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宏观大局而开展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同时，还应注重设定正当、合理的实施评价之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应通过有序的评价流程设定推动城市法治建设实现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并在实践中依据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步步推进，方能取得城市法治化治理的整体最佳效果。在某个领域、具体环节的“单兵突进”式、“运动”式评价或许可取得一时之效而实现某方面城市法治建设工作的即时整顿、改观，但忽视评价工作整体协调性的做法终究难以谋求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全方位、长远的发展。“此情形下只能走渐进式法治发展道路，不能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不断积累，方能取得成效。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开放性原则在于强调循序渐进地开展相关评价工作的同时还应注重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有益经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以开放的姿态，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各类既有经验，进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模式。当然引入、借鉴不应是全盘照搬的，应立足于系统性原则，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逐步国际化、本土化的策略。实现中国式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甚至回馈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实践而提供中国经验与参考模式，“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世界政治和国家发展模式，进一步丰富全球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为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②。
（三）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相协调
首先，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领导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前提。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直接关涉到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具体相对人对城市法治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开展相关评价工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推动。“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③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中的领导机制应是所在城市党委及上级党委领导下的分工合作制，在党委领导推动下完成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充分运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去影响、推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具体开展。其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关键。“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④开展相关评价工作应运用法治方式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类评价主体的职责权限，实行责任追究制以形成有效工作合力。由于城市建设法治化本身既是以一个整体形象展现出来，又是由各具体部分和领域的法治状况来构成。“既包括法治的理论、思想、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精神性的隐性存在形式，又包括法治的种种规范、制度与组织架构等物质性的显性存在形式，还包括了通过社会秩序为直观面貌体现出来的法治的动态实践状况及其实际社会效果”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设定还应坚持宏观设计与微观展开、整体推进与部分落实的协调与统一。所在城市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就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做出长远规划和宏观设计，以确定相关评价工作欲达致的城市建设法治化之基本目标，进而通过开放、多元的评价工作而凝聚所在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广泛社会共识。
三、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各地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实践事项虽不尽相同，但评价体系大体上可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这3个方面来具体设定。
（一）评价组织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组织体系应与政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是互通互联的。皆可从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与结果应用这4个方面来予以设定。其一，评价主体设定。可分为内部评价主体与外部评价主体。内部评价主体来自组织开展城市法治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2个方面，考核结果权重比各占50％。外部评价主体来自市民、舆论媒体、非政府公共组织等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相对人，包括定额问卷随机匿名评分与各方代表听证会公评2个方面，问卷匿名评分可设定更高的考核结果权重比。其二，评价对象设定。评价对象即为承担城市法治建设职责的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不同对象就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情况，依职能分工、职责权限分别承担相应的考核责任。其三，评价流程设定。评价流程即实施评价的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设定正当、合理的评价流程本身就是政府绩效评价的应有之义，应强调总体评价流程简单化、透明化，具体步骤环节设定凸显可操作性、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不能因过于繁复的评价流程设定给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与经费开支。可通过评价流程信息化、数据化、共享化，切实提升评价工作效率。其四，结果应用设定。评价结果固然重要，且必须与评价对象的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但是评价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评价结果的应用还需包括结果反馈，及时将评价结果、问题所在、原因分析等信息返回给评价对象，促成各类评价对象后续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实效逐步改观才是推进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初衷。
（二）评价技术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相关技术手段应包括指标体系、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等要素。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必须反映所在城市法治建设的内在本质和价值要求，“符合被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指标名称、涵义、内容、计算范围、计量单位、计算方法、指标数量、指标权重等符合科学原则的要求”②。“执政指标、立法指标、行政指标、司法指标、普法指标、基层民主指标、经济法治指标、法律服务指标、社会管理指标、监督指标”③这10个一级指标可参考列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具体方面，就其达成情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层级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数学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等工具”④来设定相应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具体而言，设定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技术应围绕下列事项展开：其一，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实施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相关职责的作为（投入与产出）情况；其二，评价重过程、重增量变化甚于结果，应特别强调评价周期内相关指标的前后变化量；其三，规划的实施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有其滞后性，评价周期不应恪守传统的年度考核，可实施跨年考核或3年左右的阶段性考核；其四，评价过程应是开放、多元的，相关技术元数据、源代码在充分尊重、保护相关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可向公众适当开放参与技术设计、技术升级的空间。
（三）评价内容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内容体系应围绕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情况而设定。具体可依循相关立法、决策、执法、监督和公众满意度这5个基本维度。其一，就相关立法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制度建设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设定规范性文件以确立相关规则的行为而展开。其二，就相关决策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决策过程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在相关决策过程中明确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程度、设计解决方案、做出抉择等事项而展开。其三，就相关执法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目标实现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为实现城市法治建设各项预设目标而实施的相关执法行为而展开。其四，就相关监督而言。主要是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城市建设法治化相关的法治成本之评价，针对评价对象为履行各项法治职能而实施相应监督所表征的公共资源投入状况而展开。其五，就相关公众满意度而言。主要是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具体相对人对城市法治建设成效的满意度之评价，涉及相关“政策公平、执法公正、政务公开、政府服务态度、政府服务效率、政府廉洁、市场监管、社会治安”①之满意度等方面。
作者：范贤政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摘要：园林城市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是发展民族文化特色、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等方面的要求和需要。从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园林城市建设；生态文明；德令哈；现状；问题；对策
园林城市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园林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园林城市建设是发展民族文化特色、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增多的要求和需要。“园林城市”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前身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山水城市”，有些类似于欧洲国家提出的“花园城市”。国家建设部《园林城市评选标准》中指出，园林城市就是要：“保护城市依托的自然山川地貌，搞好大环境的绿化建设，改善城市生态，形成城市独有的风貌特色。”它的总目标是“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和谐”。本文立足德令哈实际,从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分析,为使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
2000年以来，德令哈市以规划为基础，以项目为龙头，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内在动力为保证，多方投入，逐步推进，相继建成22条城市主（次）干道。中心广场、体育广场、垃圾处理场及公园等一批市政公用设施项目，加快了城市亮化、绿化等工程建设步伐，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以乌兰路、柴达木路、格尔木路、天峻路、都兰路、纬四路、战前路（七横）为横线，以环城东路、环城西路、黄河路、长江路、祁连路、昆仑路（六纵）为纵线的“七横六纵”的道路框架。截至目前，完成详细规划编制面积约443.99公顷，市区详细规划编制覆盖率达37%。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建成道路总长62.48公里，建成道路面积131.4万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拥有道路面积达到30.99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9平方米；供水管网达到143公里，自来水普及率达95%；排水管网达到42.81公里，城市绿化覆盖面积达到229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达19.08%；城市公共绿地面积达24.3公顷，园林绿地面积达205公顷，城市绿地率达19.1%；城镇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5.73平方米；生活垃圾处理率达90%。
按照建设“西部园林城市”的要求，以“一街一树种、一街一特色”为目标，以城市道路、广场、庭院绿化为重点，扎实推进园林绿化和林业五大工程，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2007年春秋两季共投入资金2340万元，完成了黄河北路、站前路等15条新建道路绿化和梨园路、格尔木东路等17条道路补栽任务，组织实施了东山三角花园、河东派出所南绿地2处新建街头和庆华广场、中心广场等6处公共绿地绿化工程以及83个机关单位庭院绿化工作，绿化总面积1033亩，新增绿地265亩，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均达85%以上，是历年来绿化成效最为显著的一年。完成了退耕还林（草）任务0.4万亩，荒山造林种草8万亩，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950亩，经济林4420亩，国家重点公益林补植补栽1.2万亩，高效林营造800亩，低效林改造700亩，“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造林2200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9.59万亩。
二、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新的成效，但也面对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势必会严重制约德令哈园林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一）保持投资持续增长压力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问题。“十五”期间，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德令哈市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保持了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但随着国债资金的淡出和国债项目的减少，“十一五”期间争取国家投资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受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和资源储备的制约，吸纳社会投资、民间投资的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保持投资持续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能否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已成为制约“十一五”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德令哈市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草场退化，沙化问题突出，水资源紧缺，资源存量不足，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已日益加大，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然资源的约束力不强。从源头上控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全市人民创造更加洁净、舒适、安全、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探索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合理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有效途径，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积极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加快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建设和示范园区建设；搞好城镇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高、承载功能不强的问题。通过“十五”以来的发展，德令哈城市面貌较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初具规模。但总体上看，城市发展仍处于较低层次的起步阶段，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高、承载能力不强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市政公用事业经营机制不活、基础设施商业开发和市场化运作力度不够、管理体制不顺、社会化服务和管理体系不健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式滞后、城市园林绿化的技术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成活率偏低较严重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园林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品位较低，辐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距离西部园林城市——“中心城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三）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德令哈地区属典型的高原荒漠半荒漠干旱气候，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年均气温4℃，水资源短缺，干旱少雨，年降水量约176.1毫米，而多年平均年蒸发量高达1200毫米以上，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气候恶劣、风沙侵蚀较为严重，草场退化、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已成为受荒漠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水平，草原退化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乱砍滥伐、开发、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过度放牧，是造成森林植被破坏的主要原因。从德令哈市特点来说，冬季漫长，无叶期长达6个月之久，园林绿化时应该突出个性和特色，要在生态学基础上体现应有的景观效应。然而，德令哈市园林绿化植物却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植物群落，园林绿化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非生态的建设模式，绿化树种较单一，生物多样性贫乏。还有巴音河道的污水排放，影响着下游居民的生产生活，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德令哈园林城市的建设。
（四）园林绿地存在的功能性问题。城市的绿色主体是园林绿地系统，这些有生命的绿色植物在城市中具有不可替代和估量的效益。城市园林绿地分为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和其他绿地五大类型，每一类绿地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功能不尽相同，规划设计手法与建设也必然应有所差异。城市中优良的园林绿地系统具有以下功能：净化空气，维持碳氧平衡；吸收有害气体；调节和改善小气候；吸滞烟尘和粉尘；减菌和杀菌；减弱噪生；美化环境等。然而，德令哈园林城市的绿化建设中，绿地的实际位置、周边环境与绿地的实际功能相混淆的情况也有发生。例如，市区和工业园区相距太近，大量的粉尘、烟雾、有害气体肆无忌惮地向城市上空弥漫，致使人们在欣赏、感受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营造的这座戈壁滩上的绿洲时，围着环城公路鲜花丛绿化带旁驾车、骑车、长跑、郊游时却吸入了质量差的空气。园区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绿地指标与实际存在差距。绿地指标是衡量一个城市园林绿地水平的重要标准。按目前的统计数字，德令哈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19.08%，绿地率19.1%，分别比国家园林城市标准35%和30%差15.92和10.9个百分点。国家园林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根据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而定，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超过105平方米的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到2000年应不少于7平方米，到2010年应不少于8平方米。根据《青海省城镇体系“十一五”发展规划》，“十一五”时期不同地区人均建设用地不得突破下列指标：其中海西州现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315平方米/人，考虑到海西州是工矿区，建设用地占用相对较多，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调整到260平方米/人左右；城镇园林绿化建成区绿化率2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7平方米/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生态与环境组认为城市绿化面积每人平均为60平方米为最佳居住环境。而德令哈城镇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有5.73平方米，相比之下，德令哈城市绿化水平与这个标准相差确实较大。这说明，当前德令哈市的绿地率偏低和发展不平衡问题。
（六）城市园林科技含量低，技术水平差。园林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与城市的经济基础、建筑布局、地理环境、人文条件等密不可分。因此，城市园林又作为一门艺术，能够展示城市所特有的魅力。德令哈市园林起步较晚，近年来虽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还较低，一些园林工程设计显得不尽合理或缺乏科学性。由于城市土壤、水源、气温等都不能很好地为园林植物提供最佳的生存条件，某些园林植物在栽植不久就会出现不适症状，严重的导致所栽树木很快死亡，给园林部门造成巨大损失。不仅如此，对于园林绿化植物的生物、生态学特性了解或研究的更少，在工矿区及其周边栽植抗性强或滞尘量高的树种等方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园林机械老化、人员少、资金缺、林灌设施不配套，林、农争水矛盾突出，有些林带终年浇不上一次水。三、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据德令哈园林城市建设的基本现状、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推进生态现代化。从德令哈市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状况较严峻的现实出发，调整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倾斜力度，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从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科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的治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德令哈市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
（二）充分利用本地植物资源,确保园林绿地植物配置多样化和本土化，突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园林城市自然生态景观
建设富于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园林绿地的植物多样化和乡土化十分重要。因为城市中即使是30%甚至50%的城市绿地率，由于过于单一的植物种类和过于人工化的绿化方式，尤其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对引种奇花异木的偏好以及对本土物种的敌视和审美偏见，其绿地系统的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并不很强。当地的自然植被与生态是植物适应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的产物，它能适应当地的环境、气候变化，体现城市生态园林本土特色。这些地方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和休闲价值，对营造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城市生态园林时，充分利用乡土植物资源、地带性植物区系分布，通过引种、驯化和培育，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生态园林植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会使城市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抗干扰能力增强。在城市生态园林的规划和建设中，遵循城市肌理，加强对自然遗产、文物古迹等的保护。在强调生态景观及其生物多样性同时，保护好具有传统风貌地带的名木古树。围绕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特质做文章，体现历史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城市生态园林文化品位，创造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有个性的城市生态园林体系。资源保护管理与资源开发利用之间都应相互协调，以营造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园林绿地景观。
（三）整体合理布局，长期规划发展,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加强生态型产业结构调整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布局构建应参与到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宏观控制城市绿色脉络。把城市绿化工作作为城市发展先导性行业加以发展，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的原则,处理好近期与远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关系,编制好城市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为德令哈西部园林城市建设提供依据。城市绿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建设用地布局、环境污染的防治、道路交通建设、园林景观设计等众多环节。根据城市绿地系统在生态园林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定位作用，对城市生态机理的研究，主要从城市污染机制到城市排污机制的内在运作秩序进行研究。加强生态型产业结构调整,在主要支柱产业工业园区中合理规划生态工业园区，这部分产业要逐步向生态型、高科技型企业转变，运用各种高新技术，发展绿色产业。对于城市长远规划来看，选择一种或几种能够促进生态建设和保护生态型产业替换传统污染工业，并以生态产业增量逐步“消化”污染工业存量。同时，结合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工作，明确划定城市建设的各类绿地范围和保护控制线,强化城市绿化建设的管理和监督力度。随着德令哈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与居民生存环境出现极大的矛盾,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可逾越的矛盾。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建设中能做到整体布局、长期规划、放眼未来，才能实现德令哈园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加大科研投入，增强园林队伍素质，提高园林城市建设水平
科学研究是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基础，加强绿化队伍建设是提高园林城市建设水平的保证。从设计、实施、管理等各个方面增强绿化队伍素质,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德令哈市园林水平较低，生态环境恶劣,可栽植的园林植物种类匾乏，工业所产生的废水、废气、烟尘都对园林植物生态功能的发挥及其健康生长造成极大的危胁。这些客观现实使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矛盾日趋激化。这一矛盾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通过对植物抗逆性、植物对有毒有害气体吸收以及植物对粉尘吸滞等等的研究，来解决工业区及其周边区园林绿化植物选择问题;通过对园林植物生物生态学特性的研究来合理地配置植物，更好地展示其景观效能，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通过对植物引种、驯化、育种方面的研究来增加德令哈市绿化植物种类，达到生物多样性的要求。总而言之，只有通过加大科研力度，才能保证德令哈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顺利实施,提高园林绿化水平。
（五）切实解决城市绿化用水问题,建立完善的苗木保障体系
德令哈市雨水少，蒸发量大。园林城市绿化工作中切实解决水的问题至关重要。要坚持节约用水原则，优先发展用水量少、涵养水源能力强的植被。多培育和种植一些耐干旱的节水型植物，普及推广先进节水的滴灌技术，同时，积极推行污水回用和雨、洪水的拦蓄利用，尽可能减少绿化养护的水消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德令哈市育苗、植树、造林因缺水而成活率低的问题。引导城市生态系统朝着更加稳定、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建立完善的苗木保障体系,应包括树种规划、生产绿地规划等，为城市苗木培育提供引导方向,丰富城市园林树种，促进树种规划的不断更新。虽然近年来德令哈绿化规模较大，用苗大量增加，仍需加大苗圃生产能力，满足所需苗木自身供给,建立适应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定数量、一定规模的园林苗圃育苗基地势在必行。同时，做好本土植物品种选优工作,积极引进适合德令哈市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新型优质植物材料，丰富园林绿化生态景观效果。
（六）强化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位和功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宽松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加快城市建设的重要保证。所以，要加快德令哈建设青海西部园林城市步伐，重点做好城市绿化及周边防风林带、市区巴音河两岸园林景观建设和河道治理、垃圾污水处理等工程建设。坚持以乔、灌、花为主的“造园”原则，塑造高原特色的园林风貌。注重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功能，体现“高原绿洲城市”和“盆地政治、经济、文化及海西东部经济中心”这一内涵，努力塑造“城市形象、单位形象、产品形象和市民形象”。进一步完善德令哈市的综合功能，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集中有限资金，重点搞好道路、给水、排水、环卫、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采取有偿使用、拍卖、出租、租赁、抵押、转让和合股经营等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建设，形成以市场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市场运行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引进外资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走以地生财、以地养城建城的路子。强化城市管理工作，确保道路、园林绿化等建设的实施。防止园林绿地被挪做它用或是人为降低园林绿化标准。按照《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公共绿地、庭院绿化等保护和监督,对各项小区和工程建设,按照城市园林标准确定各类绿化用地,严格小区和单位绿化方案的审批,要求绿化与土建工程同规划、同设计、同施工、同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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