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7 03:33:17
导语：在新闻业务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大数据”的世界，任何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趋势，都可以成为丰富多样的数据形式被记录、计算和预测，这让数据新闻的产生如水到渠成一般。
互联网舆论格局变化催生新的信息服务形式
互联网舆情大数据是能够挖掘、汇总和分析的宝贵信息资源，这是主流媒体开始重视舆情数据工作的重要原因。网络舆情研究就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来监测、分析和研究公开的互联网信息，超越了传统的新闻业务范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2007年以来，针对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进行分析与解读，每年都和中国社科院共同推出《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倾向性”分析与词频统计打开一扇窗户
人民网早期的舆情研究根植于互联网信息增值服务，开发过“人民数据”，但直到找准了对于网上复杂言论定量化的“倾向性分析”，舆情研究才打开了一扇最重要的窗户。近年来充分运用舆情数据，结合传统新闻简报，把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等与新闻传播理论相结合，利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盘点和分析社会舆论格局的变化，及时做出舆情预警和分析研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年来注意对舆情、舆论、新闻与民意等不同概念的准确把握。首先，我们追踪研究网络舆论场，搜集和了解决策反馈，把握社情民意，为促进政民顺畅沟通和良性对话效力。其次，当网络舆情产生聚集时就会向网络舆论转化，网上舆论场外还有多元社会利益的博弈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弄清网络舆论指向。第三，突发事件发生后，考察零星而起的网络言论会在哪些具体网站、网友群体之间迅速酝酿成为社会热点。网络舆情监测也要深入考察舆情压力的形成脉络与走势、网络传播特征和媒体互动特征。第四，编辑要掌握基本的舆情研判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为舆情应对做好前期基础工作的同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从技术上来说，舆情监测与分析有最重要的五种诀窍，包括搜索工具、关键词运用、信息源、时间线和倾向性分析等。这五种诀窍，让舆情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监测到来自各种媒体的舆情热点，判断网络舆情走势。同时，通过对网络舆论进行精准分析，准确把握重大新闻事件发酵发展的脉络。而舆情大数据平台这样的智能化工具，提升了信息搜索分析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节约人力成本，也是当前舆情数据工作的发展方向。
数据新闻与舆情研究多元化模式的研发
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大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模型，拓展了舆情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在大量舆情研究中总结出网民关注度、传统媒体介入、网站推荐位置、网络意见领袖关注度、外媒关注度和网下行动等数据热度指标，党政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行政问责、动态反应、网络技巧等舆情应对量化指标体系。2013年以来，我们运用智能化平台和数据软件工具，通过词频和情感词分析，推出“全国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两会答记者问”、“全国舆情地图”、“大数据图说高考志愿填报”等图解数据新闻。
在议程设置方面，我们注意观察政府、媒体和网民分别主导的三大舆论场域的此消彼长和微妙变化。对于繁荣活跃的网民议题进行必要的验证、甄别与疏导，消解网络水军、网络谣言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伤害，对市场化媒体和境外媒体报道与言论进行及时考察与反馈。
在网络人文地图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多次进行了互联网博客论坛调研，深入了解我国网民分布和人群流动特征，比较不同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和热点虚拟社区的网民社会学特征。《2013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推出了对国内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调查研究的成果。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在我国把互联网安全与信息化作为重要战略的今天，对舆情数据报告的探索，将为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和推出数据新闻产品，充分运用舆情数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摘要：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学的课时有限，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业务；教学模式
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高校分校及新建高校大多在远郊，教师下课后即乘班车回市区，与学生的交流很短暂。大学的课时有限，那些课上来不及讲的内容，那些需要反复讲解的问题，那些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那些还需要补充和拓展的知识，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如新闻选题、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这样空对空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学生真正走上新闻传播类岗位后，一切还需从头适应，从头学起。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年轻人趋之若鹜。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不能无视这个现状和发展趋势，也应将新媒体纳入教学内容中。要解决上述问题，一要设法密切与学生的联系和交流，设法加强在课外对学生的讲解与指导；二要设法让学生置身于实战性的新闻业务环境，以新闻业的工作节奏和工作要求训练学生的业务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下课后不能一走了之，还应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课内外教学时空连接起来，将课内外教学工作融合起来。这是大学教师的职责。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第一阶段，2007年：建立新闻专业教学博客，利用网络平台交流的即时和便利，延伸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于2007年11月在东方网开设，现已搬迁至新浪网。6年来上传了教学文章500多篇，50多万字；浏览量已达88万多人次，学生留言及跟帖评论2000多条。教学博客主要栏目有：新闻编辑课堂、新闻评论课堂、新闻业务练习课堂、学生实训作业、学生新闻作品、新闻习报、毕业论文、课堂内外。这些栏目包含新闻业务教学的主干课程，涵盖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制作等专业内容，还包括学生实训、实习，课内外交流、毕业就业等环节。教学博客的建立，意味着整个课堂都向社会公开。所授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问题讨论、学术研究、讲课录像、作业布置、师生讨论、授课笔记、练习题及试卷等都刊登在博客上，方便师生交流的同时，也全面地接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同行的检验和评判。譬如在“新闻编辑课堂”栏目里，可以看到新闻编辑学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全套教学录像。教学博客除了加强与同学的交流沟通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刊登学生佳作，向媒体推荐优秀新闻人才。博客上经常刊登学生的优秀习作及老师的点评和指导，学生通过练习与交流在新闻业务上取得长足进步。06级新闻专业詹佳佳同学的一篇《新闻晨报汶川大地震前十天报道的研究报告》在博客上刊出后，被新闻晨报转载到报社网页上供记者编辑学习参考（多名记者留言），同时邀请詹佳佳同学到该报国内新闻部实习。该同学在实习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发表30多篇新闻报道作品，获得国家奖学金，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07级丁荣同学多次在教学博客上发表优秀习作，多篇作品被东方网转载。随后在东方体育日报和新民晚报实习期间，发表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作品60多篇，其间得到东方体育日报总编辑特别嘉奖。丁荣同学毕业后正式成为东方体育日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已经毕业工作的同学仍然关注教学博客上的动态，还会登录上来留言，或是点评学弟学妹的作业。教学博客的建立，也意味着相关教师从此再没有完整的休息日。6年来，专业老师每天都要数次打开博客，收阅邮件，关注留言并回复，或是上传最新文章、学生最新作品。无论上下班、节假日，哪怕大年初一，天天如此。
第二阶段，2012年：创办电子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上，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进行训练。应用型本科的新闻专业课教学，不能停留在课堂讲授上，也不能停留在书面作业上。应根据当今新闻和传播业界对前端人才的素质及技能要求，按社会媒体的岗位职责要求，对学生进行实战训练，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和专业环境中，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完成工作任务。2012年年9月初，在新闻专业教师组织和指导下，结合《新闻业务练习》课程的教学内容，10级同学在教学博客上创办了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该报目标读者为本校14000多名学生，遵循新闻价值规律，按照新闻周报的制作节奏和要求，报道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专业学习、教学管理、校园生活、实习就业、校外相关信息等。每个班级每周采编制作一期电子报版面，在教学博客和教学微博上公开刊出。目前两届学生已制作刊出48期电子周报。《新闻习报》创办后，《新闻业务练习》课程就按照该报的采编制作流程来实施教学，从新闻线索的发现、新闻选题的确定，到采访、写作、编辑制作，学生们都在一个专业流程和高强度快节奏中进行。报纸有截稿时间和固定的刊出日期，学生记者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新闻采写任务，从而磨炼学生的实战能力。电子报是向全校及社会公众公开刊出的，因此其新闻的真实性、报道时效、报道价值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价，须承担社会责任压力。有同学新闻稿上不了版面，就会与编辑部交流，向老师求教，力争提高新闻的采访及写作质量。有同学抄袭了某报记者的新闻稿，该报记者很快找上门来。有同学对学校某部门工作的报道有疏漏，该部门即要求下期报纸予以更正。在这个实战环境和平台上，编辑部成员和学生记者们经受了训练和摔打。
第三阶段，2013年：创办新闻服务性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时俱进，教学形式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随着信息时代的变迁，年轻人的信息接受方式已经逐步转向移动媒体和微博微信平台，新闻业务的教学改革不能无视这种变化，而应适应这种变化。今年10月初，在老师指导下，新闻专业12级学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上创办了一个新闻服务性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一样，《建桥建桥我是新闻》目标读者也是本校14000多名大学生。其采编方针是“关心生活，畅所欲言，报道大学生关注和爱看的新闻”。其特点是信息简短，提供新闻热点、校园资讯的快速阅读浏览，让在校大学生了解时事政治与社会动态，引导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目前，《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微博平台粉丝已近2000，40%信息阅读量超过1000次；微信平台粉丝也已超过3000，每月粉丝增长率保持在60%左右。微博微信平台每日更新刊出，工作量很大。团队由12级新闻专业60位同学组成，他们负责两个平台各个栏目的新闻信息采编制作上传。指导老师则对学生采集上传的所有文字、图片、视频信息逐一审阅修改，不分昼夜，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6年来，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专业教学团队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在新闻业务教学模式的创新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新媒体时代人才需求、可以推广应用的新闻业务教学方式。
1.教学博客已经在专科一届和本科四届同学中得到应用。学生作品在教学博客上刊登后受到媒体关注，40多名同学被20多家媒体挑选去实习。18名同学现已应聘进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青年报、上海文广集团、东方网等主流媒体工作。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获得2009年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提名奖，事迹被收入《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汇编》一书。2011年，该教学博客获得本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实践证明博客教学是一个可以借鉴和推广的模式。新闻专业教师分别建立起自己的教学博客，形成团队效应。有北京、广州高校的新闻专业老师发来邮件，联系交流。还有外地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冒充建桥本校学生与高东老师联系，希望得到业务上的指导。
2.两个学期《新闻业务练习》课程教学中，190多名学生参与采编制作出50期电子新闻报《新闻习报》，在新浪博客和微博上公开刊出，共120多个4开版面，计36万多字（含新闻照片）。学校党政领导，集团办、校办、党委办等部门，要求每期报纸给他们送去纸质版。校长办公室已将《新闻习报》列为重要参考媒体，并将其纸质版张贴在校园阅报栏。有的报道还被网站转载。今年又有9名同学被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等媒体挑选前去实习。
3.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刚刚创办2个多月，粉丝总数已过5000人，60人的采编团队带动了12级新闻专业大部分同学投入到这个新闻服务性平台的采编、制作和维护的工作中，同学们在新闻采编、网页制作及社交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
作者简介：高东，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曾在新民晚报工作10年，任新民晚报美国版主编等职，主任编辑职称。
教改背景
新闻采访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闻专业基础课，重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必需的专业技能。但是很多高校的这门课程普遍存在课程学时和经费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条件有限、评价和考核学生的机制不当等问题，使此类课程教学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教学方式急需改革。①情境学习理论关注知与行的交互，强调把个体学习者、社会情境统一考虑进去，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的过程，②这为新闻采访课程的教改提供了理论指导。③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移动终端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便携等优势，使信息实现了实时接收、动态传播，④实现了人的延伸，成为高效的知识展现和传播平台，可以为情境式学习提供技术支持，改善新闻采访课程的教学效果。
目前，国内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的论文主要由计算机和教育学专业的教师撰写，研究内容集中在：传统教育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教学时代的应用，从技术角度探讨移动互联网辅助学习的可行性，手持移动互联网学习终端的研发与应用现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程资源建设现状。新闻传播学界仅有少量论文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困惑、教学互动方式和对体育新闻教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以思辨论述为主，缺少结合具体课程探索新闻业务课程改革方式的论文。
笔者在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实施了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情境式教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着重介绍教改实施过程，以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教改准备工作
教改实施前，笔者首先调查了该班学生移动终端拥有情况和课程安排时间，得知该班学生的移动终端设备拥有率较高。在48位学生中，95%的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100%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15%的学生拥有平板电脑，7%的学生拥有可上网的相机，3%的学生拥有电子书。学生可用移动终端设备在校园任何地方上网。笔者和全班同学互相记下电话号码，建立课程QQ群，在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优酷视频网分别注册了班级公共账号。
教改实施方式
移动互联网支持的情境式教学，是建立在课外自主学习与课内互动学习交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模式，⑤教师与学生都深度参与进学习过程。笔者在课堂内外都应用了此教学模式。
（一）课前预习：教师预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前预习阶段以学生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学习为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接触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教师预设并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学习情境，使其产生对学习内容的强烈求知欲。
去年清明节，笔者带领学生赴四川外语学院附近的红岩革命烈士陈列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参观清明祭先烈活动，现场讲授如何采访事件性新闻。笔者在清明节前一周把相关景点纪录片上传到优酷网，将采访技巧和注意事项的图文内容到班级公共博客上，在微博和QQ群中了视频及图文链接地址并置顶。学生们阅读信息后纷纷通过微博的转发、评论或者私信功能与笔者及其他同学进行沟通，进一步明确实践要求及方式。很多学生将自己发现的参考资料也以类似方式与大家共享。
移动互联网还有助于教师在上课前初步了解学生学习的能力，为有针对性的教学奠定基础。在清明节前一天，笔者事先通知全班同学在19：00登录班级QQ群进行集体辅导。笔者首先在群里了一条类似题材的现场特写，要求学生迅速评述该文的采写不足和可改进之处，要求每人在20分钟后准时在QQ群里评述后自行休息，并在21：00再次登录QQ群看教师评析。接着笔者迅速评改学生作业，复制并简评有代表性的观点。21：00笔者将简评发到QQ群里，并讲解采访前准备及观察重点，然后回答学生提问。笔者在此过程中大致了解了学生的采写基础及问题所在，有利于第二天有针对性地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二）课内学习：拓展教学方式，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将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到课堂讲授中，促进了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1.拓展课堂信息量，提升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
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利用移动终端上网查询，及时解疑释惑，并迅速分享所得信息。如，笔者有时会在课上提到某经典新闻作品及其历史背景，但是不同学生对此的了解程度差别很大，为防止部分学生接收过多的重复信息，笔者留几分钟时间指导学生上网查询，然后发言分享信息。这种实践拓展了课堂信息量，提升了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经过几次类似的训练，学生逐渐掌握了快速搜索重点信息的能力。
2.利用移动终端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新闻采访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敢于提问的能力。笔者下课前常留出10分钟请学生就当堂内容提问，但超过半数的学生畏惧公开发言。于是笔者请学生用手机登录班级公共微博并问题。为鼓励学生发言，笔者告知学生历次微博提问情况将汇入期末总评。然后笔者点评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着重鼓励那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学生。由于时间有限，笔者将重点问题转发到本人微博中并课后在微博中回答。学期过半之后，笔者发现原本不爱发言的学生课堂表现活跃了许多，当堂发言次数明显增多。
（三）课后实践：教师设置任务情境，学生协作完成任务
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因此，笔者设计了课后的任务情境，让学生分组采写新闻，仍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技术支持。为了避免学生在合作中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笔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跟踪学生合作中的参与情况，及时与学生沟通，指导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笔者主要设置了两类课后任务：
1.信息差任务
有关教学研究指出，信息交换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交流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参与者积极告知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促进交流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设置信息差。⑥依据此理念，笔者将任务信息分解，通过QQ给学生分别单独发送信息，使每组成员只能获悉部分任务信息。为了完成任务，学生需要利用各种方式与本组其他成员协商合作，补充完整任务信息，然后共同完成任务。组长收集交流过程中的关键录音，并通过QQ发送给笔者，笔者以此了解学生的交流情况。
2.团队合作任务
为了提升学生日后从事媒体工作时至关重要的团队协作意识，笔者布置了部分课后团队合作任务，并按新媒体环境下记者常涉及的四大符号系统（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来设置任务内容。
去年，笔者利用四川外语学院举办春季运动会的契机，指导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网图、文、视频并用地进行现场直播。笔者首先把学生分为8组，其中6个组负责赛事报道，1个组负责图像视频编辑（另邀请两位高年级学生做技术指导），1个组负责文字校对。学生负责人在新浪微博建立了校运会讨论微话题，在优酷网建立了校运会视频专辑。
笔者告知学生将关于赛事的图文信息在微博讨论话题下，若采访事件值得深挖写成通讯，就利用长微博功能稿件。学生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可上网相机等移动终端拍摄新闻照片与视频。若无法独自完成视频编辑上传，则通过QQ等其他方式迅速传递给图像视频编辑组。为促进学生合作，笔者为此次赛事专门设置了新闻线索奖，鼓励那些正忙着采访却忽然发现了其他线索的学生，将线索在微博中校运会讨论话题下，为其他学生提供采访线索。学生采访中遇到采访难点时，可立刻打电话咨询教师，如果需要调动其他资源，就立刻在班级QQ群中求助信息，便于快速得到支援。这种在真实情境下的团队协作，由于有移动互联网的支持，学生们完成了对运动会的文、图、视频的立体式直播报道，提升了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敏感和业务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教改效果及反思
教改结束前三周，笔者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也主动反思了教学过程。
（一）教改效果
移动互联网辅助下的新闻采写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89%的学生认为教改增强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虚拟互动与现实互动彼此促进，强化了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92%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教师对学生的辅导领域、延长了辅导时间，实现了个性化辅导教学，有助于学生认清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进；98%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使自己更敢于发表个人意见，更能综合展示业务能力，从而使教师更了解自己，最终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多元化。
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教师可以随时收集教学反馈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及思想动态，并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方案，拟定对学生的不同评价标准。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资料，活跃课堂气氛，增进师生情感。
（二）教改反思
首先，教师要明确移动互联网辅助教学的立足点是“辅助”，不能喧宾夺主甚至取代教师的主导功能，教学应主要在现实中进行；其次，面对移动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教师应加以引导并监督学生有选择地接受信息，防止学生沉溺于网络娱乐功能中；最后，信息时代的教师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否则无法更好地改革教学方式。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在生存竞争和利益竞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注重“营销策划”。抓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力争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最大的汇报。如果有了好的新闻策划，没有深刻把握事件的价值内涵，报道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力，难以让读者接受，这样就削弱了传播效果。
[关键词]报纸个性；新闻业务策划；分析
一、新闻业务策划的必须性
在近年来有关报纸业务研究文章的关键词中，“同题竞争”是频繁出现的概念之一。报道内容的同素材、同主题等新闻资源的有限性绝不是现在的产物，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因为“各得其所”，使这一原本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多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责任”与“规定动作”需要的是相安无事的办报状态，突破有限性而开掘新闻资源只是副产品。市场中求生存的媒介管理定位使得“自留地”与“自选动作”有了较大的空间，求新、求异的受众加速孕育出报人“你争我夺”的职业理念，并将同题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问题的解决包括了两方面：合理利用报纸空间拓展的相对优势，张扬文字报道特有的全面性、厚重与深刻性等报纸所共有的个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新闻资源，摆脱素材问题带来的同质化，尽量体现每份报纸的个性。业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要做到这些新闻业务策划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
各类媒介所具有的“类”的介质属性，都能够为报道内容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提供潜在的空间，同时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上拓展这种弹性空间的，除因特网外当属报纸。外延扩充方面，报纸版面增扩，除新闻出版秩序监管的政策性规定带来某些约束与限制外，适应新闻策划需要的潜力是与电视媒介难以比拟的，因为后者要受非灵活性的时间因素限制。常规情况下供读者选择的信息超市式的报纸分叠、多版组处理，重大活动与节庆、特别事件时的增版、特刊与号外等这些外延式扩张手段，不仅是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竞争，也是报纸之间激烈竞争的一种有效与必然选择。新闻策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量的规模，版面扩增的相对自由正是报纸的个性与优势所在，所以，新闻业务策划的实施将报纸的个性与优势充分挖掘并体现出来。
二、不要把新闻策划变成炒作
新闻策划和炒作，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两个概念，也是业内同仁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它是新时期报纸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然而，新闻策划这个新时期新闻运作的“宠儿”若宠过了头，宠变了形，就会成为“炒作”。以致不少正常策划也经常遇到人们的质疑。从表面上看，新闻策划与炒作有些相同之处：追求创意，追求与众不同，追求社会反响，追求广告效应，以达到扩大报纸影响的目的；有周密的计划部署，首尾照应的操作，以把文章“做大”等。策划与炒作既然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若把握不好度，策划就可能变成炒作。随着竞争的加剧，媒体绞尽脑汁，以策划或炒作的手段去吸引读者，扩大影响，都是为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新闻本质上看，新闻策划是在传媒竞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立足于客观新闻这一前提，对报道活动进行的有前瞻性的、有巧妙创意和构思的、能够解答重要新闻热点问题的谋划与设计。其目的在于最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
炒作也是新闻竞争的产物，也是为了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正如美国克瓦克教授和罗森斯特教授所指出的：“媒体的空前发达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新闻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如今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炒作热点新闻，加大新闻炒作的力度，抓住某一新闻事件大做文章。”尽管如此，以严格的目光来观察，新闻策划与炒作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新闻策划以客观新闻是否存在为策划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具体报道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总体是一种客观的、被动地、“第二性”的行为，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而炒作则不痛，它既可以借客观存在的新闻为由头，也经常主动地“作出”新闻。通过发起活动实施预设选题，或者幕后指使人做“有新闻价值”的圈套，然后来报道活动中、圈套中的新闻。这样“作出”的新闻，不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
三、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的关系
报纸普遍地增版、扩版始于报业逐步走向市场的20世纪90年代，报纸为了成功地走向市场，包括选题、作品呈现形式、规模效应、建构报纸形象等内容的一系列新闻策划或新闻业务策划大量出现，其中晚报的策划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晚报都开展过一些公益与救助性的常规与非常规新闻活动策划。
各种媒体所面对的显性新闻资源与素材的同一，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媒体报道内容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大小，也取决于对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新闻事件或现象都不是一种单纯的自在体与独立体，它应该属于处在隐性状态中的事件或现象“链条”中的一环，可以从中截取的事实“长度”就依赖于认知与把握的能力。所以，对如何利用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存在弹性空间，用画面和语言文字手段来具体丈量这种认知与把握程度的效度是不同的，语言文字更有优势。因此，对于同一新闻素材而言，语言文字报道比画面报道更有深刻性、厚重与全息性特点。如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中，尽管央视在表决结果揭晓的瞬间就已把“北京赢了”的欣喜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了观众，但《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号外）以文字报道全面性的特点展示了报纸的优势，不到半小时两家报纸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其中莫斯科火线传真、各界对中奥城市陈述的反应、奥林匹克百年史、中奥8年全景回放等密集信息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和深度分析，在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消费需求。当然，文字不限时驻留、延展性信息全方位呈现等报纸诸多个性优势，只有依靠新闻策划和运作，避开自身的劣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总之，新闻策划必须认真调查研究，通过团队的力量，组织整合资源，设计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案，全方位进行论证。有了个性，才会有生命力。
【摘 要】梁启超的新闻观点历久弥新。本文从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的角度对其新闻业务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媒介的现实问题与梁启超的新闻业务思想相结合，分析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业务 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二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新闻思想。其报刊活动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总结，为我国的办报活动留下的丰富的遗产。
虽然在梁启超时代，新闻业务的活动仅限于报纸和杂志，但是对于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发展而言，其新闻思想仍有很多现实意义。现从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来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的国际媒体格局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力有限，新闻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够。发挥媒体的功能，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报纸功能的阐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开民智”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均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阐述，但是却不能抹杀这一新闻思想的指导性。启迪国民、改造旧国民缔造新国民是梁启超办报的目的。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国民应当时刻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媒体应当发挥好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国民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传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媒体话语权。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关键在于“通”。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人们和报纸缺乏一种政治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的通塞与否。“通”的含义就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及言论的表达。媒体的功能在于沟通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树立我国的国家形象，宣传我国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我们要积极发挥媒体“喉舌”的宣传作用，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发展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增强我国媒介的话语权。
3、“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在监督政府方面，他还提出了三种方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名誉监督”实质上就是“舆论监督”，他认为“报馆”应通过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无形中的影响力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好媒体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监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当地体现在报纸上，就是舆论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二、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要重视受众的观念
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果说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受众思想是一种精英受众观。那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有了平民化的特点，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老百姓，内容上更加丰富，文体上自由灵活，分类上不断细化，编排上更加多样。目前，我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的格局已经形成。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形成的为受众服务的观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服务受众的观念非常重要
新媒体不断出现，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局面。虽然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已经存在，但是在具体实践上还不到位。新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介，他们服务受众的观念还需要明确确立起来，服务受众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新媒体对于梁启超观念的学习和继承十分必要。他的观念值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习。
2、媒介竞争的格局下，赢得受众是发展的关键
受众本位观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媒介竞争包括介质、技术、内容、营销、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许多方面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获得更多更广的受众是他们竞争的目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目前的发展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媒体的受众开始流失，广告的份额也开始减少，因而，传统媒体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离不开为受众服务的理念，赢得受众是其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大胆创新以谋得发展。
3、媒介环境政策下，媒介发展中受众需求导向日益增强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日趋成熟，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以“传者”为导向到以“受者”为导向的过程。不仅仅在媒体行业，在其它的行业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顾客”。相对于其它行业的“顾客”而言，媒体行业称作“受众”。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机制的。因而，虽然在梁启超生活的时期，媒体产业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众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规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出现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所带来的改变。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们要学习梁启超的创新精神。
报纸版式方面，他改革了报纸的版式，摒弃了线装书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书籍的装订法。他还打破了旧式期刊“首论说、次上谕，次各省要闻，次本埠新闻”的格式，使用铜版新闻照片配合文字进行宣传；办报原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业务规范方面，制定了论说和记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论说的准则是“公、要、周、适”四条，记事的准则是“博、速、确、直、正”五条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个媒体的理论和业务的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不管是网络新闻、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以及其它新媒体新闻的采写编评都需要规范，真正能够做到梁启超提出的论说和记事的准则，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队伍建设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问题，新闻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由于受到主客观的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媒介失范问题频频出现，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侵权报道等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违背了职业道德。
梁启超的报刊自律的观点对我们这些现代人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报人的素养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要想办更好的报刊，就要提高办报人自身的素养。“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认为向导民众要从自身做起，这一点也是对现代社会媒体人的要求。提高媒体人的素养尤其重要，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规范媒介的行为，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健全舆论所具备的条件——“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这些要求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对健全报刊舆论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人员的行为规范提出的要求，更是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我们应当以梁启超提出的这几点要求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素养，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摘 要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一直都实行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环境和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新闻专业学生的成才要求。因此，探索新的新闻业务课程方法已经迫在眉睫。本文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为基准，分析了当前新闻业务课程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改善对策。
关键词 工作过程导向 缺陷 优化对策
一直以来，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被视作教育的重头戏和生命线。一个具有高水准的教育方法才能确实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新闻业务课程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业务工作者。但是长久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和普通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理论的传授，教师成为了教学工作中的控制者与决定者。但是因为新闻业务的本质属性偏向于实践性，这与我国现阶段过于偏重理论传播的教学模式有一定的冲突。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实践学科，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过于落伍，培养出的新闻工作人员缺乏实践的能力和素质。所以，业界十分有必要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新闻业务课程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与思路，通过积极的优化业务课程与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闻业务从业人员。在改革的各种途径与建议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探索。
1 工作过程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1.1 工作导向的含义
工作过程导向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德国。从历史上来讲，德国独创的工作导向性职业教育促使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操作技能，通过理论的传授加工厂的实践操作培养出了大批素质很高的人才。这其中，德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能力开发离不开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理论作为基础性理论的支撑。
从广义上来讲，工作过程就是指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的顺序。狭义的工作过程是指物质产品生产的顺序。工作过程的意义就在于“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职业，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如果不能对工作过程有很好的理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实际体现出真正的教育内容。
1.2 工作过程导向的特点
（1）课程与教学理念时代性。首先，应该明确工作过程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趋势为指导的，这就要求教育课程的模式也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善，也就是对于工作过程进行系统化的了解和准备。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是符合时代性的教育方法与理念。通过严格按照工作的实际过程来安排学习的进度和方式，来达到在学习中“学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模拟工作的过程，为学生日后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职业能力基础。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在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前，需要首先将实际工作分析作为基础分解，通过实际工作的模块化顺序分解作为具体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以学科为基准来组织教学内容，而是强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配以理论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情感的综合。这种行动化学习在每一个学习模块中都囊括了不同的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和情感等内容。项目“行动”过程的完整性很大限度上得到了保护与落实。
（3）课程教学的模拟情境化。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要求以项目教学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情境”中实施。老师通过在课堂上或课下实践活动中按照实际任务情境将真实的工作组织形式带入教学中。这样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贴近职业实践，达到了实际工作过程与教学内容的“同步”。通过模拟情境化教学把课程实施的主体、客体、教学过程和教学的场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课堂上并不是老师的“独角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师，而是突出了工学结合，包括了学校、媒介的融合，教师、“工程师”的融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学生心理过程与行动过程融为一体，即“教、学、做”融为一体，完全服务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有效地构建了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学场所也延伸到了实验室和媒体。
2 目前新闻业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2.1 偏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
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培养中，过于重视课堂上的课堂教授，传授型课程的比重过大。业务课程本应该着重与技能训练，但由于各门课程过于强调课程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其中有不少与技能训练脱节的东西。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课程中可能以往教师只注重教授学生一些大道理、大原则，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本应是重实践的课程，结果被理论教学占据了过多本该进行技能训练的时间。
2.2 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性联系不强
近几年，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新闻类型专业与课程大多都开设了例如“中外新闻名作赏析”的专门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安排作品的鉴赏去没有跟实践练习结合到一起。在实践新闻写作上，教师一般只讲授消息和通讯，其他的新闻体裁很少涉及。学生由于没有学习到诸如述评性新闻、新闻分析、解释性报道、新闻特写等体裁的写作知识，毕业以后，往往难以适应新闻实践的需要。以笔者所教授的专业新闻采写课程为例，一般教学只是通过学习采访教科书中提出的若干笼统原则，作为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但由于没有紧扣采访环境实际，深入讲解在不同采访环境中对原则的灵活运用，学生虽然对采访原则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到具体的采访环境中往往不知所措，提问浅显，甚至是无的放矢。
2.3 业务课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新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授课的老师必须要具备比较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才能为学生带来有用的知识。因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亲身经历新闻业务的实践流程，懂得实践中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通过传授实践经验给学生，学生才能真正懂得未来的工作业务流程。但是，现阶段在高校担任业务课的老师，大多没有媒体实践的经验，或者已是多年未和业界接触，这样教师很难有从事新闻实践的机会。因为教师自身工作经验的欠缺，对于新闻业务发展趋向动向缺乏把握。所以，大多老师的课程教学只能从“书本”到“书本”，难以紧密结合新闻实践，学生所学的知识必然也难以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
3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优化
3.1 改变传统教授模式，引导学生多渠道自主学习
新闻教育专业知识的讲解与教授应该注重多元化和知识的丰富性与现时性。从事新闻教育的老师除了具有较强的理论专业之外，必须还要能够了解新闻专业的最新国际国内发展状态，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传授方法和手段。通过有效的手段引导课题教学，引领学生富有成效地汲取知识。如果教师只有理论素养但是缺乏业务实践经验，那么就无法生动地讲述新闻业务的精髓。
首先，老师需要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做好指导工作，通过适当的引导，去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诠释出个体对于新闻业务的理解。其次，针对新闻教学的特殊要求，高校要大力引入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负新闻业务课程的授课。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在课堂教学中要偏重“引导”，不能大包大揽地“统领”。
其次，新闻业务老师有必要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的组织者，通过给学生设定目标和方向来引导学生对于新闻知识进行深化了解。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当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能够有步骤、有计划、逐层深入地安排学生的采、写、编、评、播、摄等新闻业务内容，规定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引领学生逐层深入掌握新闻业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
3.2 “多管齐下”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
高等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培养过程，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的简单传播。通过调查发现，尽管高校在新闻类教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总体来看，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高职院校新闻教育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多管齐下，彻底根除传统教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让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灵活多元化。
首先，要将课程的实践上应该多样化，具体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式。通过定期邀请新闻业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专门的讲座，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这些新闻从业者，触摸到新闻实践的真实脉动。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于新闻实践工作的好奇心，并且确定未来的职业目标。二是直接式。即让学生直接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理论，在课堂上进行职业体验，进行例如“模拟新闻会”，这样将课堂学习由静变动，由内而外，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思考，活动范围和时间的限定又保证了实践的效率。三是参与式。即通过让学生去报道新闻的方式，直接让学生参与实践工作，面对和克服在报道中碰到的问题，锻炼和累积实践经验。
3.3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大学生的自我发展与提升，其实就是自我性格和身心成熟的过程。教师在这期间对于学生的教学过程，就是通过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人格职业魅力去引导他们完成这一成长的过程。大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学习中通过自身的感知、感悟与个人实践体验的统一。知识是外在的，还需要学生运用内在的知识理解和构架去进行再吸收循环才能起到作用。因此，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既需要有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身进行主动的思考和创新活动，需要将学生放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让学生实际接触真实的新闻业务，去思考所接触的事物、现象、规律，从而激发在采、摄、写、编、播、评等业务技能上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摘要：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的迅疾发展，催生了诸如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的趋势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本文立足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本体研究，首先概述了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继而提出对策，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借鉴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 电视新闻 业务
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发展迅猛使得媒介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电视新闻工作者要积极适应新闻传播模式的改变，推动新闻传播的革新与发展。
一、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一）媒介融合内涵
媒介融合是相对于电视、报刊等媒介所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内容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撑，计算机网络则为其构建了多媒体平台，受众在融合网络的各个节点上可以同时获取多种媒介的多样化信息，主要涉及技术、内容以及产业的融合。
（1）技术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网络电视”、“手机报”等不同媒介平台上进行传播、扩散文字、图像、声音等新闻内容信息；
（2）内容融合。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将不同媒体的新闻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而且实现不同媒体的新闻内容相互间的渗透和重新组合，满足受众多层次的需求；
（3）产业融合。构建以新媒体为核心的数字化平台，从而实现网络视频、网站、手机、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的相互叠加，多向分布，而且使众多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二）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1、大大提升受众地位。在媒介融合的情景下，信息的传播体现为较强的个性化。以微博、播客、博客等为代表公民新闻和草根媒介对电视受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受众参与的内容生产使得新闻信息源呈现多元化，电视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的影响，而是有选择的筛选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内容，选择为自己接受的接收终端。
2、媒介载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数字技术瓦解了信息对传播载体的特殊依赖，新闻信息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状态。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媒介载体可以是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网页。形式的极大丰富，使得电视受众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获得满足，随着这种需求被持续地强化，电视受众对新闻传播载体的选择变得更加挑剔。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策略
媒介融合带来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给电视新闻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新闻业务的没落，只要电视新闻业务根据所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结构性地调整自己的采编播业务，加强与各种媒介多方式、多层次的沟通与合作，凭借专业的人才资源优势、多元化内容渠道和庞大的受众群体，电视新闻业务仍将在媒介融合生态下的受众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构建大媒介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在媒介融合环境中，传媒的竞争愈加激烈，单独的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很难形成竞争的优势，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任何媒介传播途径都应该成为电视新闻业务可借鉴的形式或借助的手段，以实现立体化传播。基于此，根据用户需要构建大媒介平台，一方面依托电视台现有的新闻节目建立网站，提供播出节目视频；另一方面是组建传媒集团，对接多种媒介平台，整合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内容资源、新闻传播平台，开展跨媒介的新闻资源共享。通过手机电视、视频网站、网络电视、播客、IPTV甚至手机短信、微博等，将新闻信息以多元化的形式、多样式的包装、多渠道的送达，以实现立体化传播的模式，从而实现促进跨媒介的资源共享的目的。
（二）借助媒介平台，实现节目共创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节目的主编开始注意使用网络媒体平台对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互动性推动，往往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设互动板块接受观众对于新闻节目内容的反馈，但是这只是属于新闻节目的独创阶段，远不能达到共创的目的。要真正实现新闻节目共创，就要对其他媒介进行有机整合，树立自己竞争的优势，所以说创造性地嫁接其他媒介平台，让互动从形式变成节目的内容就成为必须。在内容选题阶段，重视网络互动平台，选取网民点击量最多的新闻话题，提高自己内容的原创能力，通过记者现场调查、网络连线采访，演播室主持人解说、嘉宾现场讨论等形式，对新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同时在内容报道中，通过论坛、微博、播客、DV展播等形式邀请观众参与，较好的处理观众与新闻内容生产的关系，将其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合作者、加工者、整合者以及解读者。对于通过网络收看节目的观众，还可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沟通渠道，让观众实时参与到节目中，将互动的过程全方位呈现出来。
（三）适应媒介融合趋势，转变新闻传播角色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得以转变，新闻传播草根化、群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以加速新闻传播、提供信息服务、监督舆论导向、为群众发声为职责，体现社会责任感；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新闻传播工作者要做受众的“回音壁”，不断满足受众资讯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反映群众的心声。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加速了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又促使电视业务的改革与发展。新闻传播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状况，积极转变自身角色，着力于媒介平台的构建，促进节目共享与节目共创，推动新闻业务的新变。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1935年8月3日因红军即将进入草地而停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份报纸的非新闻业务是怎样的呢?
一再策划和发起活动
与现在的许多报刊一样，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也曾策划和发起一些活动，例如，捡子弹壳的运动。1934年5月30日第45期第四版刊登王宗槐的《我们检弹壳的成绩》，其中写道：
“《红星》报提出检子弹壳的运动后，得到红色战士很热烈的回答与拥护。关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师曾普遍在党团小组中讨论了，立即发动进行，并决定以每个党团小组为单位去收集，检阅党团员。这一工作的进行，成为经常应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更积极去收集，每次战争后检阅一次；就是负伤的同志都能很积极的搜检。最近两月中单青年，共捡到了子弹壳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发，子弹八千三百九十发。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我们还在继续努力进行着，希望其他各部队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呵!”
此外，《红星》还一再对读者发起号召。例如，1933年8月13日新第2期第2版刊登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19日新第3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1933年10月1日新第3期第4版刊登了《两个号召》，这两个号召分别为“红军部队快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月写两封家信”，《红星》还为后者特设专栏登载“红军家信”；1935年1月15日第68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
本月廿一日前每三人扩大一个红军》。
1934年11月7日出版的《红星号外》，实际上也是一次号召――《本报号召
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1月30日，《红星》曾发起六次号召，这些号召“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的号召，得到各部尤其是东方军的响亮回答”。
重视与兄弟媒体的协作
与兄弟媒体进行报道或活动方面的协作，有利于形成舆论合力。对此，《红星》比较重视，甚至曾专门刊文推动相关协作。
1933年12月3日的第18期第四版刊登了《关于红星报的号召――给各红军报纸的编辑者》一文，文章指出：“各红军的报纸，对《红星》的号召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报纸上很少看到对《红星》号召的响应与回答，甚至有些问题《红星》已提出了号召而自己又再来一次。这主要是由于不了解《红星》的号召是代表总政治部的意见，是带有领导性质的。各红军报纸对这些号召的任务，应该是伴着它的周围，把一切报纸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号召之下，组织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响应和回答《红星》的号召，亦即是总政治部的号召。”
而在1933年11月26日的第17期第二版，刊登了《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一文。
印务情况
《红星》的刻印方式以铅字印刷开始，以铅字印刷为主，但有不少是手刻蜡纸油印，最后以油印结束：
第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第31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和第68期(1935年1月15日)是手写油印的32开报纸。
1933年8月6日，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恢复铅字印刷4开报纸。
第二，未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1934年10月20日)至新第26期(1935年8月3日)是手写油印的4开报纸。
据负责刻蜡版的《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纸张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红星》的印张也不固定。一般为“本期一张”，但也有“一张半”或“两张”的情形，如1934年9月10日第46期“本期一张半”。1935年1月15日第68期“本期两张”。
1934年6月5日，第46期，一版刊登了《印刷所声明》：“本期报，第二、三版位置装反，油印工友上版时弄错，望读报者同志注意为盼。”落款为“军委印刷所”，表明这时是由军委印刷所负责印刷《红星》报。
发行情况
一度定价大洋三厘。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8月6日新第1期。没有标明售价。第3l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红星》报，系手抄油印，没有标明售价。
1933年8月13日第2期至1934年9月25日第66期。《红星》报一般都在报头区刊登“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字样，标明售价，此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附加副刊，售价也一样不变。
1935年1月15日第68期起(第67期散失，情况不详)，《红星》报均系手抄油印，不再标明售价。
1932年3月11日，23日的第11、12期《本报特别启事》：“近来连接各地方来信，购阅本报，要求多多印发，以便广为推销，兹特规定凡地方订阅本报者，每份铜元一枚，作辅助印刷费，由各地方机关直接写信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订购，预订若干期若干份，均先将订报的钱寄来，写明通讯处，即按期照付，至于红军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等机关部队，仍不收报费，特此启事。”
发行量在中央苏区名列第四。《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同志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
而据《中央苏区美术的蓬勃发展》的介绍，“1934年1月26日，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向‘二苏大’作报告，总结了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情况：已出版发行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已发行4万份，《青年实话》已发行2万8千份，《斗争》已发行2万7千1百份，《红星报》已发行1万7千3百份。”
由此可见，《红星》报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
另据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作者为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介绍，《红星》也发行至湘鄂西苏区。由此可以推测，《红星》报的发行范围不局限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其发行量超过了17300份。
当然，非常时期(例如，战斗非常激烈时，长途行军途中)的《红星》报。发行量达不到17300份，例如，“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每期印700至800份”。
发行机构及主要读者。“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发到连队。”
《红星》报的内容十分符合目标读者定位――红军指战员：“卫生讲话”、“卫生常识”都与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行军时)的健康维护有关；“小玩意”、“猜谜”都是娱乐性栏目，但这两个栏目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红军歌谣”等栏目的开设，也显示出《红星》的军报特色。
广告只刊登于中缝
《红星》报的广告只刊登于中缝，内容除书报刊出版发行的广告外，还涉及招生广告、遗失启事、寻人启事、领取股票及红利的启事等。
1933年11月12日第15期，第六版和第七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中国地理常识》出版印刷了仅三千份。购者从速，定价每本大洋壹角，红色战士减半。发行处――红军总政治部发行科。”
1934年3月25日第34期，第一版和第四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3条广告：一是《我们红色战士所渴望盼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出版了》；二是《卫生学校函授启事》；三是通知领取红军合作社股票及红利的启事。
1934年1月21日第25期，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遗失党证声明作废》和4则《访问启事》。其中3则《访问启事》的内容分别为：
钟涵兴，兴国上社区秀水乡长岭下村人，一九二九年到×红四军，三年未写信回家。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中如何将理论和实践较好地结合，一直是新闻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石家庄学院新闻专业创建了《新闻报》，由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学生组建模拟编辑部自主运作，完成出报的各个环节T作，并最终印刷报纸。同时，并以此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一段时期之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基本的新闻业务技能。
创办《新闻报》的初衷
新闻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统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总数已超过300个。新闻专业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专业之一，但是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感到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用不上，工作无从下手。
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但到了媒体实习或工作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们往往缺乏解决的对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指出，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大媒体的记者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学生不去实践，不去动手写，整天在高谈阔论一些理论，可能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记者。在新闻这方面，写篇好的新闻作品能切实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远甚于整天高谈理论”。∞因此对于实践性很强的新闻学科来说。理论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当花更大的气力投身实践。在实践中贯彻理论。
新闻专业各门课程间割裂，缺少有机整合。一些大学文科院系增设的新闻专业往往存在狭义理解新闻教育、办学渠道不畅的状况。教学内容仅以新闻为主体，纯粹从新闻工作工艺过程分解出若干环节加以解释，不能反映出新闻学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编订教学计划的传统方法讲究清晰的课程定位，各门课程之间功能分工明确，但是课程之间的割裂会影响学生融会贯通地学习，致使教师之间的配合不够。对于新闻学教学而言，课程之间教学上各自为战，导致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懂工作流程，缺乏合作意识，远不适应新闻实践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媒体需要的是复合型记者。“‘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和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新闻学的专业教学应适应这样的人才需求。
但是教学实践对于“写”相对重视，课堂教学对此能力的培养也比较得力，相对而言，“采”和“编”则比较薄弱。“评”、“摄”的能力则由于实践锻炼的机会更加有限而疏于培养。采、写、编，评、摄，这原本需要相互配合的工作环节却由于课程的严格划分形成壁垒。“随着学科基础从文学转到社会学，课程教育也由仅仅重视写作，转向综合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这就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专业教学中应尝试打破课程壁垒，提升学生“采、写、编、评、摄”各个方面的专业综合能力，努力培养复合型记者，从而适应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
创办《新闻报》
鉴于以上原因，2006年，石家庄学院创办了一份供专业教学使用的《新闻报》，让新闻专业全体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报纸新闻业务的运作流程。以“锻炼能力，打造新闻传播人才”为办报宗旨。设置了本院新闻、高校新闻、视点聚焦r校园热点话题的特稿报道)、资讯交流(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1、考试专刊、就业专刊、副刊等版面，核心读者定位于本校师生，两周一期，校内发行。
同时，我们设计了以《新闻报》为实践平台，模拟报社办报，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专业课的老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进行各项新闻业务技能整合运行的综合实训l。其设计思想和教学效果如下：
学生是主角，模拟报社编辑部自主运作。在办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量南学生自己解决，充分锻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针对办报资金紧缺的问题，同学们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拉广告的任务，他们热情地与学校周边的商家店铺联系，收获颇丰，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一定篇幅的广告刊登，这样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办报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使同学们的业务经营能力得到锻炼。教师是配角，辅助学生办报，督促学生的采编工作，监督采编流程，并对学生的报道导向和采编技巧进行指导，对学生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疏导。
模拟报社设置岗位，让学生进入“总编”、“记者”、“编辑”、“制作”、“校对”职业角色，同时定期轮岗。在角色意识的驱使下，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且让学生在特定的岗位中体会自己与其他岗位的相关性与协作性，体会新闻传播是多方合作的成果。树立起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中积累起课堂上得不到的自信心、勇气、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比如，在岗位职责的压力下，做记者的学生为获得新闻信息要学会与被访人进行“交流”，为稿件能够刊发要学会与编辑进行“配合”；做编辑的学生为分配本部门的任务要学会“协调”各记者之间的关系，学会与制作人员“协商”争取最好的版面效果，等等。在这种模拟的活动中，通过不断磨合的人际交往互动，构建起从事新闻传播工作所必需的团队意识，培养起学生职业传媒人的心理素质。
规范办报流程，模拟报社按周期生产报纸。第一步，召开选题编前会，各个记者申报选题，版面的责任编辑落实选题，组织记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写、摄影。第二步，召开编辑会议，讨论编辑稿件、设计版面，并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学生利用电子编辑实验室进行版面编辑，出样报、校对、印刷报纸。第三步，召开编后会，担任记者的同学谈谈采访写稿过程的心得、体会，担任编辑和制作的同学介绍版面设计的思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随后教师结合新闻专业知识对稿件、版面设计的优劣进行点评。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办报的积极性，定期组织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教师组提名该期报纸中的好稿、好导语、好标题、好版面等奖项的入围名单，全体同学投票进行评选，然后由学生计分员按照模仿媒体制定的工作量考核办法对学生作品计分。各期报纸得分的总和是学生这门实践课成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聘请资深记者、编辑与学生座谈，使之了解传媒人的真正生活状态以及报刊行业的最新动态。
创办《新闻报》的思考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式”教学被很多专业人士所推崇。即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社会实践，在学生的采写过程中教师现场进行评点。但是这需要停止其他教学活动，且耗资巨大，一般院校只能艳羡很难推广。采用创办《新闻报》的模式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将采、写、编、评、摄五门课程有机地结合，实现了教师的配合与课程整合，不影响其他课程的教学活动。课程所利用的实验设备等教学资源基本是专业建设中已有的资源，投入少效益高。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同学们各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感觉很有收获。同学们写的部分稿件还被省级媒体全文刊登。该实践课的创新点在于用模拟报社办报的综合实训形式搭建了一个新闻业务技能实践的开放式教学平台。克服了新闻业务易于讲解难于操作的封闭式课堂弊端。为新闻专业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新闻业务技能通过报纸物化呈现，具体直观的新闻产品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在办报流程的参与中发现授课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突破，切实领悟新闻理论的实际意义，有效地训练学生掌握各项业务技能的操作要领和操作技巧。此外，在模拟办报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分工明确，互助协作，增强了团队意识，不仅在实践中锻炼了业务能力，还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增强了新闻敏感，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有所加强，新闻业务素质获得了较为全面的提升。
编校：张红玲
摘要：美国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了大众报刊信息传递的阶段，而中国却出现了政党报纸裹挟新闻信息并行发展的特殊现象。中国历史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有行将走到末路的清政府，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三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发展，作为阶级和政党的主要宣传工具之媒介，也将政论作为其主要的宣传武器。相对而言，新闻信息在此期间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但历史并没有对新闻报道宣判死刑。本文旨在通过对此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电讯事业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的萌生和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条件等因素的分析，来探讨新闻业务兴起的成因。
关键词：信源 技术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记者
独立战争结束后，就是否批准宪法问题，美国形成了支持此问题的联邦派和反对此问题的反联邦派。为了宣传各自的见解主张，纷纷创办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美国报纸随即进入了“政党报纸时期”。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美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信息的高度渴求，促使了大量以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便士报的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大众化的报刊迅速取代了政党报纸在美国报业的中心地位。政党报纸结束后，美国新闻业迎来了新闻信息时代。但是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却经历了政党报纸裹挟大量新闻信息而发展的阶段。以现代报业发展理念来审视，信息服务无疑是大众传媒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为己之阶级理想、政党主张而奔走之时，在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与对峙之时，政论在报纸上处于中心地位之际，新闻信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没能唱主角，不代表在报业舞台上没有新闻信息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点点的萌芽在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使信息报道逐渐成为报纸的主角，中国的新闻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
信源丰富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①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多变的时势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有几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也刺激了新闻信息的大量报道。
首先，清末新政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清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于1901年开始被迫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推行系列改革。如政治上裁撤通政司、废除刑讯等，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但随着武昌起义枪声的打响，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之瓦解。但在此期间作为臣民的受众对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的内容、进程、影响等进行关注，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因此客观上保证了新闻源的丰富性和持续性。
其次，一战的爆发使得人们对信息高度渴求。一战中虽然中国没有出兵，但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应支持也算尽到了盟国的义务。再加之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他们有的挖战壕，有的在码头和铁路货场干苦力，有的给盟军下属工厂卖命。对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人们也是极为关切的。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践踏激起了民愤。美、英、法、日等国根本不让中国参加有关会议。1919年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将有关山东问题条款的主要内容转告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再三索要草约文本和会议记录，都被拒绝。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3小时，中国代表团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将来在适当时机重议山东问题的书面声明，被最高会议退回。中国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反而再次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整个一战牵涉到中国的多方利益，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
再次，军阀混战，国内局势多变。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建立反动独裁统治。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接连引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孙、吴、冯反奉活动等，历史发展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在这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继而出现了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人们急切关注着所有事态的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多变的国内局势自然成为信息报道的源泉。
技术支持：电讯事业发达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陆续设置电报局，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电波的出现，以其快速、覆盖广泛的特性将中国各地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了保证，远隔万里的事情，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到了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12年10月起，电讯在《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上所占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刊登电讯。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波之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报业信条》。②而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宝璜等人把新闻职业化界定为职业意识、职业品格和职业教育。③徐宝璜认为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供给新闻。他认为事实是舆论的基础，舆论因事实而生，并且把提供正确和详细的事实作为报纸的要求。简言之，新闻即事实，事实必须与言论分开。在《新闻学》一书中，他谈到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谈到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谈到了新闻事业商业化等，这种对专业主义精神的追求与弘扬，使得中国的报界逐步接近新闻报道本身。
名记者的积极努力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历史夹缝中，生活着一批怀有远大理想、富有生活激情和才华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彬彬、胡政之、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正是他们对新闻理念的不懈追求、对大众的关爱、对国家命运的牵系，使得新闻报道逐渐脱离政党色彩而占据报纸的中心地位。
文学功底深厚。在夹缝中生活的这批记者大多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传统国学功底极为厚重。如徐凌霄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优美又富于趣味。著名女记者刘韵琴出身书香门第，母许氏，通诗文。长兄刘增诜，次兄刘祥诜，皆善音律，工诗词。“韵琴九岁能诗，及笄文名籍甚”，文学素养很高，而以诗词成就最高。邵飘萍从小天资聪慧，1898年，年仅12岁的他就中了秀才。黄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采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就广涉经史子集等等。正是这些记者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使得他们的新闻报道文笔流畅、趣味盎然，脱离政论色彩，回归新闻信息本身。
报国有方。这些名记者没有像中国传统文人走仕途之路，靠做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走实业救国之路来兼济天下，反而从事多种类型的知识性传播活动，靠手中之笔，传递信息来服务社会。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专业，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社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邵飘萍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金华，相继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中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为上海各报撰稿。1911年，他去杭州和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终于实现了宿愿，走上了他在中学读书时立志“新闻救国”的道路，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03年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接受资产阶级新闻学教育。黄远生幼年时期，家里就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刘韵琴因向往日本明治维新，民国二年遂不顾世俗物议，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在日与黄兴、宋教仁、邵飘萍交往。1905年陕西省遴选留日学生，张季鸾由宏道学堂保送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后曾入东京经纬学堂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即能默读日文字典，最后到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学，这些都奠定了他们运用现代科学理念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些留日的经历，使得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现代资产阶级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思想，同时在国外学习的先进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经验，为日后回国投身报业，以思想启蒙、揭示真相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认识、救国救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业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渐渐摇起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慢慢踏上了新闻纸的信息传播时代，加之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阐释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方针”，把新闻报道在报业中的地位迅速地推向了高潮。新闻报道冲破了政党色彩的藩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报业的重心。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创办、主编、编辑过《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等党的机关报刊，是党报创始人之一。他在新闻实践经验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党报思想理论体系，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也有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闻采访上
我国出现中文印刷报纸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刊登的大多是访员从官府衙门得到的文件、探听到的内幕、市井社会新闻等，就事报事、支离破碎、内容浅薄、缺乏影响力。瞿秋白打破了这种新闻采集方法，采用全新的、符合新闻规律的方式采访新闻。
采访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1920年10月，瞿秋白担任了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到十月革命发源地的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将采访方向定为“研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将采访目的定为“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由于有了明确的采访方向和目的，他为《晨报》、《时事新报》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内容翔实、思想性强的旅俄通讯，并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全面地、真实地向中国人民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
采访以理论作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瞿秋白认为，新闻采访“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的生活”。他在苏俄采访期间，抓紧时间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了解、分析、研究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写出了内涵深刻的报道。
采访要求实求真。瞿秋白认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他把这个观点叫做“世间的唯物主义”。他在莫斯科当记者期间，不仅仅是采访当时苏联好的一面，也采访苏联当时的困难、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政策上的某些弊端和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并恰当地写到通讯报道里，指出这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国家所不可避免的旧痕迹。这样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反而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新闻体裁和写作上
瞿秋白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本着新闻宣传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精神，对新闻体裁和新闻写作进行了不拘一格的改进和创新。
散文式纪实新闻。瞿秋白在撰写旅俄通讯报道时，一改新闻写作中概念化、公式化、形式呆板、枯燥乏味的写法，借鉴散文的笔法，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有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行踪和言谈，又有人物形象和场景的鲜活描述，还有恰到好处、言简意赅的抒情和画龙点睛、寓意深刻的议论，实现了新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指导性与趣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很受读者欢迎。
首创综合新闻。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在报道“五卅”惨案时，无论是报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残害中国工人的状况，还是报道全国各地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都突破了反映单独事件、一事一报的新闻报道格式，将在全国或一个省、几个省，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一条战线或几条战线的情况、动向，组织在一个中心下写成稿件，既有全面的情况概括，也有典型事实的记述，点面结合地反映全局，报道面广、声势大、信息量大，使人们对“五卅”惨案有了完整的了解和认识，扩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提倡解释性报道。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党报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做富有说服力的而不是机械的解释。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党报“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恶化”。他在新闻实践中，在对共产国际，党的三大、四大精神，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等宣传上，发表过大量解释性的文章，开了我国新闻解释性报道之先河。
在新闻文风上
为了使党的新闻宣传能够在广大群众中发挥作用，瞿秋白十分注重改进新闻文风。他在主编《热血日报》时，听到一些工人反映看不懂报纸的文字内容后，就提出了报纸要注意文字通俗，力求用口语，尽量使用方言写作，以及文章要开门见山，篇幅要尽量短小，体裁要形式多样，让工人有空看、看得懂、喜欢看的办报要求。他在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期间，建立和培养了一支工农兵通讯员队伍，积极编发通讯员撰写的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带有乡土味的稿件。
瞿秋白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改进和创新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新闻工作者研究、学习和继承，使党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油藏经营管理五区）
摘要：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业务 特色
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记公司时期，但作为发端，英敛之时期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为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主要有四大特色。②
新闻体裁多样化，新闻种类增多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此时的《大公报》的体裁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到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
这一时期新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③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开始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注重“精品意识”和“互动意识”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实践基本秉持了其《本馆告白》中所渗入的“两个意识”。
其一是“精品意识”。首先，其时的《大公报》几乎不登载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转而将报道重点放在关涉国计民生的时政新闻上，这本身就是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表现；其次，该报的“精品意识”还表现在较早刊登高质量的“新闻连载”方面。正如《本馆告白》中阐明的那样――“各报附录书籍多限于篇幅，虽陆续排登，骤阅之，每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殊觉味同嚼蜡。本馆附录各件其篇幅过长不能全录者总期成一片段，不致有闷葫芦之叹。”早期的《大公报》已经在通讯、调查等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新闻连载”的形式，例如，1902年6月24日该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来函代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的通讯文章，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进行了连载，该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恽学士被御史黄曾源参劾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在文中巧妙地穿插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种种暴行、相关人等的关系等背景资料，突出了当时通讯文体的传奇性、故事性的特点。又如：该报曾连续十期刊登了调查当时我国22条铁路的“新闻连载”，该文题为《调查各省路政纪要》，每期介绍2~3条官办或商办的国家铁路情况，而且介绍每条铁路的文字还用小标题隔开，这样，虽然是连载，但每期刊登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使读者读后并无“闷葫芦”之感；除此之外，大量刊登原创文章和译文，也是《大公报》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有力证明。该报创刊伊始就曾在《本馆告白》中表达了这个办报理念――“海内同志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详告本馆，当为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或创意欲撰、欲译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绍介、普告学者。”基于此，该报曾在“专件”中发表连载《南非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在“译件”中刊登翻译文章《英国工业新教育案》等文章。
其二是“互动意识”。早期的《大公报》深知报纸的未来系于读者的支持，故非常注重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办报思路最先见于《本馆告白》中：“日报一事全赖集思广益、不厌其详。本馆虽托有各处友人广咨博采尤恐圜于耳目或偏执，见有失实事求是之义。尚幸四方同志匡其不逮，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馆亦为采登。”在具体实践中，该报经常举行面向所有普通读者的“征文比赛”。如，该报曾于1911年11月22日举办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不仅详细刊登征文要求、奖励办法，还陆续刊登获奖作品。同时，《大公报》还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来稿”、“来函”的形式予以刊发，充分体现来自民间的声音。
讲求“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业界普遍认同并时常运用的新闻操作手法。虽然，在彼时《大公报》所处的时代尚无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大公报》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了，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该报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
从1917年7月3日起，该报开始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五天的集中报道。以下便从新闻业务角度对这组报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数量上看，该报一共做了11版的报道，大约刊登了各类新闻约120余条。其中7月4日和7月5日两天每天做了两个版题为“讨贼之师起矣”的组合报道，7月6日做了两个版题为“薄海争传讨逆声”的组合报道和一个版的《大公报特别附张》，7月7日又刊出了题为“逆贼无死所矣”的组合报道。至此，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完整圆满地结束。
其次，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的报道速度、稿件质量以及版式安排都颇为出色。不难看出，《大公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了纵深两个层面上――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直接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以事件为线索，关注并尽最大可能报道事件各方的态度、声明、举动等。这样，既保证了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又确保了报道的全面、客观、平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具体报道中，每篇消息的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新闻，但往往主旨明确，一目了然；评论一般以述评为主，也有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如《致国人》，言辞恳切，亦能一语中的；稿件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发人思索。如每天都刊登一个突出大标题的“专版”，这种做法类似今天的集纳专栏，主题非常集中。同时，配合新闻，刊登言论并巧妙地登载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新闻以加大报道的覆盖面。例如，7月4日刊登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辞职书》一文，就很能体现编辑的匠心独运。行文上，还注意通过字号的变化来隔离标题和正文并由此来标示新闻的重要程度。
还有就是加大了对“张勋复辟”所衍生的事件进行报道，从侧面呼应整个报道。譬如下述几则新闻标题――“京报界失言论自由”、“日本调兵到京消息”、“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等。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冠以“喻评”的新闻述评，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例如：7月3日报道中刊登了一篇很短的花絮式的报道――《两日来之成绩》，并注明“冷观”字样。该报道原文如下：“今将复辟后两日来之成绩摘要开列于左。一、恢复红顶花翎；二、恢复三跪九叩；三、恢复总督巡抚大学士；四、新增忠勇亲王一尊；五、骇走北京住民数千；六、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七、骇跌中交票价。呜呼复辟……呜呼民国。”这篇只有80余字的小文，却生动地反映了复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虽称“成绩”，实则反语，策划很到位。
广告内容丰富且操作手法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再有就是，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或者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亦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以上是笔者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早期《大公报》所进行的粗浅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主要是因为该报当时在业务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对今天的媒体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报作为中国媒体的“旗舰”，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地履行着党和人民政府“喉舌”的神圣职责，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下，各级党报都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分析党报改革的历史与现实，总结党报改革创新和舆论引导的规律，旨在探寻新形势下党报如何保持主流媒体强势地位，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主导权、赢得主动权的新思路。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纵向考察
在我国，党报是新闻传媒中的“领头羊”，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过并正在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报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在第一个阶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此时期的党报为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众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得以拓展，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猛增。新闻传播理论也受到从西方传入的传播学、信息理论的影响。而全国晚报的兴起，则对党报形成了第一个冲击波，党报读者出现了第一次分流。针对以上情势，党报做出了灵敏反应。之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首都数家报社向财政部递送的要求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 的报告获批准。此后，对新闻传媒按“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也逐渐成为共识，党报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时也影响到随后的党报新闻业务改革。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努力调整和拓展自己的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为受众提供信息的综合服务功能转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以改版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以新、短、快、活见长，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现场短新闻，作为新闻改革的早期成果，当时大量出现在党报的版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中共十六大召开。在第二个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对于党报的改革发展而言，上述思想理论无疑是重要指针。提出的舆论导向等重要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对党报改革发展构成影响的重要因素还有：（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邓小平的倡导之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隔不久，新闻传媒也都程度不等地进入了市场，党报与市场发生了更多联系。它们必须直面市场和在市场上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受众。即使认定党报的读者“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和研究者，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面对这些受到市场经济熏陶的受众，党报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式也无法不发生变化。（2）党报处于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竞争既存在于同质媒体中，也存在于异质媒体中，已经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随着都市报的兴起和第四媒体的崛起，党报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党报的读者出现了第二次分流。而竞争的激烈，也使党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3）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由此登上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一阶段上，党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业务的改革以改版扩容为主，同时不断摸索、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实现经济效益之间的有效平衡。
自十六大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在重大战略思想方面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理念，并在各项工作中努力践行。以上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特别是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发表的讲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各级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这一阶段，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现期。党报不仅要引领社会公众舆论，而且要引领其他媒体，担负的责任尤其重大。而媒体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共有报纸186种，而2008年有综合报纸809种，专业报纸1129种。党报在新形势下的新闻业务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进行新闻业务改革的基本经验是：（1）导向指导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事业改革创新的核心和前提。（2）主导决定引导。努力做到不失语、不乱语，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主动占据议题设置优先权、话语主导权、热点引导权、舆论监督权。（3）创新推进传播。创新是新闻传播的动力活力。坚持创新才可能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新闻竞争力。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横向透视
一、党报办报理念的更新
办报理念决定办报宗旨、功能定位。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办报理念是否正确和先进。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党报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勇于接受现实，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树立竞争意识，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办报过程中靠新闻信息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大众日报为例，该报从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两个面向”破题，通过“新闻强报、特色立报”的途径，初步实现了办“主流、权威、高层次、高品位”政经大报的预期目标。党报注重在报道事实中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这样一种办报理念，有别于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党报的办报理念。
二、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
改进时政报道。注重时政报道，是党报的重要特点，这是由它的地位、使命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活动范围和频率日益增大，党报的时政报道有待改进和优化。这既符合新闻规律，也符合市场规律。对党报来说，时政报道是其必做的“规定动作”。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既是党报时政报道的重点，也是新闻改革的难点。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推动下，各级党报在时政报道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2008年3月1日的南方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一幅仰天长笑、非常人性化的大照片，打破了党报刊登领导干部照片的惯例，获得海内外多方好评。而南京日报要闻版改版则体现出“三个原则”：领导形象亲民化，会议新闻信息化，群众形象主体化。许多党报按新闻价值标准对会议和领导人活动进行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针对受众的接受心理，重视编排新闻的可读性。这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对受众需求和受众的尊重，包含着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位的深刻内涵。
重视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人为本，就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方面，党报责无旁贷。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创新，要旨在于紧扣百姓的利益点。河南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将定位概括为四个关键词：“权威”、“大报”、“有用”、“民生”。前两个关键词足以使党报较之都市类报纸胜出一筹；后两个关键词则使之更加贴近民众，反映民众疾苦，体现出亲和力。与民生新闻相关联的是社会新闻。在新形势下，党报注重社会新闻的价值，除时政新闻外，受众也愿意关注有益、有趣、有品位的社会新闻；对党报来说，社会新闻是时政报道的必要补充，能否做好社会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党报对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的引领能力；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党报有义务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并为受众提供高于其他媒体的权威解读；社会新闻的市场很大，社会新闻在吸引受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加强舆论监督。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有其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党报是报业的“旗舰”，在整个新闻传媒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此而言，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理由不发挥表率作用，舆论监督应当被提到党报生命活力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2001年披露的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由媒体记者首先揭露出来的重大事故。近年来，党报更加注重对矿难、自然灾害、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舆论监督。深圳特区报开展舆论监督，有一整套正确的理念：以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为秉持进行舆论监督，以百姓最信赖最贴心的朋友身份从事舆论监督，以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为目的开展舆论监督。宁夏日报针对“老赖”（拖欠公款屡催不还者）进行的舆论监督，体现出了责任、勇气和力量，可圈可点。事实证明：坚持进行舆论监督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党报，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就高，舆论引导的效果就好。党报坚持不懈开展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业务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需要。
三、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报还存在诸如版式单一、内容种类较少、对某些热点和敏感问题介入不够、报道程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报在改进报道方式方面进行了长期努力。人民日报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尽量做到：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人文关怀；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具体细节、鲜活事例。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经济日报对西部大开发所作报道别具一格。2000年1月，该报推出了《东人西行记》系列报道。记者随几位有代表性的东部人士而行，记录这些人士西行期间所见所闻所遇所感；2000年5月，又推出了上述报道的姊妹篇――《西人东行记》，记录西部人士东行所获得的感悟。两组报道写得生动鲜活，虽没有为西部大开发开“药方”，但内中包含着记者的深入思考。新颖的观点寓于有意味的故事之中，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而又深受启发。
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路还很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更好地将党报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曾在延安创办过一份油印的新闻业务刊物――《通讯》。当时,新华社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一起驻在杨家岭,同属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
1939年6月,新华社进行了一次组织机构调整,除编辑科、译电科和新闻科外,还成立了通讯科。通讯科负责人为海,编辑罗夫(何清),不久又增加了记者海燕(田体仁)。通讯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各县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报纸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并担负了向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副刊和香港进步报纸寄发特稿的任务,以及选择译发莫斯科苏联新闻处寄来的英文专稿等。为加强对通讯员的新闻业务指导、促进通讯员工作的深入开展,经中央党报委员会批准,通讯科还创办了新闻业务刊物《通讯》。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通讯》为油印32开本,每月一期。
在《通讯》创刊之前,通讯科以新华社的名义给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这个刊物的性质、任务和目的,请题写刊头。很快就用宣纸写了“通讯”两个大字共三份供挑选使用,这就是《通讯》创刊号上的刊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时任部长的洛甫()同志在新华社召开的延安市通讯员大会上的报告,洛甫在讲话中主要讲述了通讯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讯员的任务和新闻的基本要求等。洛甫同志指出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一、学习;二、向群众宣传,讲解报纸,讲解党的政策;三、积极写稿;四、反映情况。第二篇文章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写的《介绍新华通讯社》,讲述了新华社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情况。这一期《通讯》上还刊登了海写的《怎样建立边区各县通讯网》、于敏写的《边区通讯员怎样写新闻》等文章。
从1940年3月第4期开始,《通讯》改由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办。在改刊词中写道:“《通讯》过去是新华通讯社用以教育通讯员与推动边区通讯工作的社刊,从今天起,《通讯》决定改为新华通讯社与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联合刊物。因之,它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它的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它应成为教育通讯员与青记学会会员的有力工具,它是边区以至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推动机。”1940年6月,延安《新中华报》又参加了《通讯》编委会,这就使《通讯》成为新华社、《新中华报》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三家联合编辑出版的新闻业务刊物。
《通讯》的编辑方针,正如在1940年3月6日召开的编委会上所提出的:“主要在培养青年新闻干部,加强各会员、各分会、总会及与全国新闻记者之团结,求得工作经验之交换及学术上进一步之探讨”。《通讯》陆续刊登了一系列新闻研究文章,如《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向仲华)、《略谈战地新闻工作》(刘白羽)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提高记者和通讯员的思想修养与采访写作水平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大型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由杨家岭搬到清凉山,与《解放日报》驻在一起,统归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领导。新华社内部设广播科和翻译科,原通讯科及其人员并入报社采通科(后为采访通讯部)。以后,《解放日报》在副刊上开辟不定期的《新闻通讯》专栏,代替已出版了8期的油印《通讯》刊物。
此后,通讯员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解放日报》采通部与通讯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也极为具体。同时,新华社各地分社也积极发展通讯员队伍。至抗日战争结束前,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已初步形成。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的成长壮大,为党的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当年的通讯员后来都逐渐成为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摘 要】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是“学”与“术”的关系。新闻业务,是“术”中有“学”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关注新闻业务这一“术”的“学”。两类课程的任课教师,可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进行内容上的恰当延伸。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其涵括的“知”和“行”,都建立在对新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倘离开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能为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课程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有着不能不讲授的共同内容,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这些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重要连结点。
【关键词】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教学;关系
一
在高等学校新闻院系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课程系列中,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都是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课程。它们是在培养新闻学子专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的过程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类课程。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蔡元培则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高叔平,1996:p398)梁启超之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学”与“术”的分野以及两者各自的内涵,不无启迪意义。然而将此论用于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则有需注意之处。笔者在上文特意说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意在强调:对新闻“学”与“术”所作区分,不可太过绝对。实际情况是:新闻业务,虽为“术”但“术”中有“学”,而非纯粹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密切关注新闻业务此“术”的“学”(当然,它也还要关注新闻业界的现实发展状况和其他应当关注的问题)。相对于新闻业务而论,新闻理论并非高高在上之“学”。蔡元培所言,则道明了“学”与“术”的关系。“学”与“术”,既有区别然而又有联系,它们都必须以对方为凭借或基础。蔡元培的见解是颇为可取的。
新闻有“学”,但此“学”与文、史、哲等“学”相比,更偏重于应用,因而被划归为应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闻。新闻是以特定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反映。在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新闻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新闻反映生活,采取的是真实报道事实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程序上体现为:由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此处的新闻写作包括新闻报道写作和新闻评论写作),再到新闻编辑和公开刊播。在此过程中,“术”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与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更多体现“人学”内涵和审美特点的文学的差别,当是十分明显的;新闻学与既包含对文学的研究、又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的“文”(文、史、哲中的“文”)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新闻学内部的情况而论,作为分支学科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前者更偏重于“学”(但又并不全然撇开“术”),而后者则更偏重于“术”(当然是“术”中也有“学”)。从一个方面说,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大抵也就是讲授“学”与讲授“术”之间的关系。对以上两类课程,无疑应该并重,应该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诚如蔡元培所言:“两者并进始可”。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新闻之“学”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得益于新闻之“术”所提供的基础和养料。新闻理论从包括新闻业务在内的广义的新闻实践中经科学抽象而来,反映了人们在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事业进行理性探索方面所形成的深厚积淀和智慧结晶;它反过来又对新闻业务、对新闻之“术”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为新闻之“术”的掌握和使用者提供新闻思想和睿智灼见,使之能站到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思考和认识新闻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在思考问题所体现的深刻性方面胜人一筹。当然,对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的新闻业务实践产生积极和良性影响的,除新闻理论而外,还有其他学科的理论。它们共同陶冶着上述特定主体,并共同参与构成了特定主体的理论素养。新闻理论素养作为特定主体理论素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新闻业务的联系最为直接、最为紧密,因此它的作用尤其不容低估。
在新闻业界,业务出类拔萃的人士,其新闻理论功底一般说来不可能不扎实、不深厚;而新闻学子中,新闻理论底子欠佳者,则难以在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中有突出的表现,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更是难以长久保持后劲和竞争优势。以上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关联之紧密。
诚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但是探讨两类课程及教学的关系从探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起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进行考察,上述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常有相交叉和交融之处。一般而言,新闻理论课程作为先导课,在安排上往往先于新闻业务课程,以此可以激发新闻学子的理论兴趣,培养其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为此后的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也总是会根据课程的进展情况,适时引导学生重温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学习过的内容,或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对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某些内容作出新的更具体的阐发。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理论课程先于新闻业务课程开出,与“学”与“术”“并进”的理念并不违背。“并进”,并非时间上不分先后,而是在重视程度和用力程度上不厚此薄彼。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前者以“新闻学概论”为课程名,围绕新闻展开理论探讨和阐述,涉及新闻本体、新闻传媒、传媒受众、新闻传播、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旨在探讨新闻自身(新闻的界定,新闻的功能、本质,新闻信息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的规律),探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与社会生活,新闻与受众,新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新闻与法律,等等);后者则涵括了采、写、编、评、刊(播)等多门课程[1],既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又探索其中的相应规律。毫无疑问,新闻业务所涵括的每一门具体课程,都有着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而作为新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的新闻理论(或称理论新闻学),则是整个新闻学中的统摄性的理论。依笔者之见,在新闻教育中,应致力于体现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之间应有的紧密联系,并利用两者之间的紧密的内在联系,使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各自从对方身上获益。具体而论,即:在新闻理论教学中,任课教师以新闻业务课程中的鲜活内容和经典个案来诠释新闻理论中的有关重要命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记者的相关实践,来证明新闻理论范畴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新闻业务教学中,不仅要以新闻理论剖析典型个案及其成败得失,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新闻理论指导新闻业务学习和实践。两类课程的任课老师,都可以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做点内容上的恰当延伸和拓展。
说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在新闻业务课上大量地讲授新闻理论问题;说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重要,也不意味着用新闻理论课程取代新闻业务课程,或用新闻业务课程取代新闻理论课程。[2]而只是说,在教学中要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某种应当可以发挥的指导作用,发挥新闻业务对于新闻理论的某种确实具有的支撑作用。
二
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都认同它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一些新闻业界人士并不推崇新闻理论,或将它束之高阁,认为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是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而言未必管用;部分新闻学子,也并没有对新闻理论和新闻理论课程予以足够重视,没有把新闻理论当作对新闻业务真有指导作用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新闻业务重要性的认识,也并没有与它对新闻理论所具有的某种支撑作用联系起来。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其实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关人士对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两者关系理解上的一定程度的偏差。
新闻理论并不只是为回答新闻业务中的问题而形成和产生的。它有着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既关注新闻业务,又关注除此以外它所应当关注的各种问题,并从学理的层面予以思考和给出回答。同样道理,新闻理论课程也并不就是为新闻业务课程而设置的,并不只是新闻业务课程的铺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性质、功能、特点等)、新闻传播、新闻作品、传媒受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新闻传播实践包括各类新闻业务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定主体学好了新闻理论课程,能对他学好新闻业务课程并切实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提供与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在探寻新闻规律方面所形成的真知灼见。曾经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966:p263)在以上论述中,前一个“感觉”,依凭的是直觉或经验,固然很直接、很感性,但是毕竟难以达到从理性的高度认识、理解事物的境界;后一个“感觉”,以对事物的合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为凭借,体现为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和提升、对事物本质的深思和探求的过程,体现出高于前一种“感觉”的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可见,停留于前一种“感觉”层面的认识,不可能是深刻和全面的认识;而在对事物的更深层次的内容有所认识和理解以后,特定主体对事物的“感觉”就会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能帮助人们深刻地感觉、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是符合科学理性要求的理论。在新闻业务的每一门具体课程中,都由相应的理论概括实现对人们在该领域中的直觉和经验的升华;而新闻理论,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性概括。新闻理论是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闻活动包括各项新闻业务的理论。
大致可以说,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它们所涵括的知和行,都是建立在对于新闻本体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而言,新闻理论以及新闻理论课程至少在以下四点上,能够为特定主体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
一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是何物”、“新闻有何特点”、“新闻可以用来做什么”、“新闻应当如何体现自己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应的具体新闻业务时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制约和影响着特定主体进行具体新闻业务操作时理念的先进程度、准确程度。虽然不能说对上述诸多问题理解正确和深刻,就必然带来新闻业务上乘的结果;但是,倘若特定主体对上述问题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新闻理论素养甚差,那么其新闻业务就势必难以达到只有佼佼者才能达到的水准。
二是新闻理论坚持以受众为本位,它对于传媒受众包括对其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期待视野的深入研究,将推动特定主体不断探索通过具体的新闻业务赢得受众好评的方式、方法,从而推动提高新闻业务的质量和水准。受众是传者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每一个特定传播过程的终端。新闻信息和新闻作品的价值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新闻从业者的采写(或采制)和媒体的刊播,但归根结底要由受众来最终完成。最近若干年来,新闻理论加大了受众研究的力度,并且已经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值得在新闻业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加以吸收和借鉴的。
三是新闻理论对新闻规律的研讨,虽然探索的不是每一门新闻业务课程所涉业务的具体规律(例如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等等),但它对于每一种业务的具体规律无疑有着总体上的统率和笼罩作用。再则,新闻理论所研究的新闻规律中的某些内容,与新闻业务的某些具体规律是相融通、相对接的。例如,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就与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业务中的上述规律,共同构成了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而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业务中采访、写作、编辑等项规律的概括。
四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价值的深入探究,既使之成为新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又可以直接地用于指导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在任何新闻业务的实践中,在任何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相应主体都不可忽视对新闻价值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可忽视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辉。新闻价值理论关注事实的“从没有到有”和“已有而生变”。新闻从业者,在事实“从没有到有”的变化中,关注其“发端”;在事实“已有而生变”的过程中,关注其“变异”。“新闻价值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论”,则揭示出了构成或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系列重要因素。举例说,记者采访一场庭审,出乎原先所料,从女被告被法警背着上法庭这一细节中发现了新闻,意识到了此事在折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凸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写成的作品,以小见大,在对事实的报道中隐含深意,从而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后来获得了次年中国新闻奖消息的一等奖。[3]在记者自己也许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写作实践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有鉴于此,笔者坚持认为:新闻理论课程的任课教师,有必要增强以此理论向新闻业务渗透的意识,以充分体现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引领和统摄作用;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则更是应当将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当也完全可以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既然新闻业务方面的实践以及对于这类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新闻理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来源,那末,新闻理论也就必然能够从新闻业务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撑。例如,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关于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关于传媒受众的研究,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可以从新闻业务中得到相应的验证;而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方面的某些正反典型案例,则又往往成为新闻理论中一些重要观点的生动例证。就此而言,在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新闻业务的实例印证某些重要的新闻理论观点的比较广阔的空间。
三
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存在着两类课程都不能不讲授的诸多内容,例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笔者认为:这些也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连结点,必须以此为纽带,在两者之中有意识地建立和体现其间的紧密联系。
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一: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基石,是其生命之所系。新闻真实性,不仅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容许出现疏漏的实践问题。
新闻理论课程讲授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原理,讲何谓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为何必须真实的道理。这里所说的新闻真实,有别于文学范畴中的真实。它拒绝虚构、编造和合理想象。马克思曾经说过:“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p107)。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真正的”报刊,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报刊。则有“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这样的至理名言。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题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对新闻真实性加以专门强调。事实上,媒体的正确导向、对于公众舆论的引导功能以及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都是在真实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我们不妨将新闻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广告真实性加以比较,通过比较体察和辨明新闻真实性独特的内涵。在文学写作中,即使“无中生有”(编造、虚构)和“夸大其词”(适度夸张或极度夸张),但仍然可以是真实的。在这里,体现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在广告写作中,以不误导消费者为前提,虚拟某些故事和情节以进行广告诉求或增强广告诉求的效果,也仍然可以达到被认可的广告真实。在这里,体现的是广告的真实性。而故失其真的夸张,在广告中也并非就是虚假。[4]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业务课程讲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在操作层面如何达到和确保新闻真实性。笔者认为,通过新闻真实性使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两类课程相贯通的要义是: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对新闻业务的具体操作具有启发性;在新闻业务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使人避免误识、少走弯路。为此,笔者将新闻真实性概括地阐释为:据实报道(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如实报道(报道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这样一种界定,力求具有理论含量,又便于实际操作。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其结果是可以查验的。当然,纪实类文学作品与非纪实类文学作品、纪实类广告作品与非纪实类广告作品,情况有一定差别。文学上和广告中被认可的真实性内涵,在新闻范畴中则不被认可。
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对新闻真实性理论构成了挑衅,对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构成了危害,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必须共同认真对付的大敌。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只将新闻真实性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不足以应对来自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的挑战;在新闻业务课程中,仅仅让新闻学子知道从技术层面防范和规避虚假新闻、失实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新闻理论,寻找和分析虚假新闻、失实新闻的源头和成因。这样,方才可能多一份“堵”、“防”虚假、失实新闻的自觉性。而光靠新闻业务技术、技法的传授,就难以达到这样的境地。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二:新闻规律
新闻理论始终致力于研究和揭示新闻规律。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成果对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规律大致包括如下具体内涵――
第一、以真实报道事实的方式面对世界说话
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与受众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方式。此规律常被学界和业界人士诠释为“用事实说话”,即用真实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方式说话。这一命题包括如下三层含义:(1)“用事实”说话,将报道事实作为“说话”的依凭;(2)用事实“说话”,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蕴含报道者的观点和倾向,巧妙地“说”想“说”的“话”;(3)在报道中凸现事实的新闻价值,而不是忽视和淡化事实的新闻价值。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新闻是报道者运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的一种“艺术”。曾经说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1983:p5)以上虽然是在对敌斗争中运用的方法,但是论述中关于充分发挥事实的作用的见解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而言却是富于启发性意义的。毫无疑问,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论观点,既是新闻理论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等业务实践。
第二、兼顾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新闻以真实、及时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而区别于文学。所报道的事实蕴含的新闻价值高,则报道后受众新闻需求的满足程度就高。两者呈现为正相关关系。而文学则以满足欣赏者的审美需求为旨归,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由此,构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具重要性的差别。但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并不是新闻从业者用来取舍新闻事实的惟一标准。与新闻价值标准同等重要的,是社会价值标准。对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事实进行真实、及时的报道,是媒体肩负的责任,又是它们坚持和体现正确导向的基础、凭借。新闻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受众新闻需求得到满足程度的高低;社会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对受众和社会从总体上说是有利还是有弊。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如果不报道事实而只传播观念,或者所报道的事实不具备新闻价值,那末就无法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因而就不可能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如果所报道和传播的事实仅有新闻价值而不同时具有社会价值,那末就无法坚持和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引领社会舆论;如果所报道的事实光有社会价值而不同时具有新闻价值,那末新闻就成了一般的宣传,不可能得到媒体受众的认可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第三、力求对新闻事实进行及时报道
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所有方式中,新闻是最能体现时效性的反映方式。“新闻姓‘新’”,“新闻是易碎品”――此类说法,以朴素的言语方式道明了新闻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新闻以时效性强而有别于历史,也有别于文学。因此,追求时效性应是新闻的不可丢失的基本品格。新闻追求和体现时效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拼抢的地步。在网络时代,受众在很多时候对新闻更是提出了即时播报、同步播报的要求。媒体也已经意识到“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对此进行及时报道、争取“首发”,已经成为媒体赢得权威性、公信力和话语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第四、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
应当说,有效的新闻传播,与诸多原因密切相关:一是媒体传播受众之所需;二是新闻从业者按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三是受众对媒体和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认可性接受。上述前两点,属于传者所为之范畴;后面一点,则属于受者所为之范畴。新闻传播按受众之需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这既是新闻理论研究之旨归、新闻理论教学之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新闻业务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讲究新闻事实的选择。选择何种新闻事实和怎样选择新闻事实,是记者基于采访基础,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所选择的新闻事实,不仅在主观上蕴含了其正确的价值判断,蕴含了健康进取的倾向和导向,而且客观上也将直接促成新闻报道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很少直言不讳地交代取舍事实的缘由(这部分内容往往被省略);但是,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暗含主观倾向与导向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媒体和记者当然必须努力发现、充分发掘社会生活中的正面新闻事实,通过对此所作的报道,发挥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激励、鼓舞、推动作用;然而,如果对负面新闻事实一味回避,则又是不明智的。通过对上述两类新闻事实的不同的选择和处理,都可达到将正确的导向蕴含于其中并产生积极效果的目的。其二,讲究新闻事实的表现。记者通过采访而掌握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经过一番理性思考以后,要将这样的事实示之于众。这就离不开对事实的表现。对新闻事实的表现,涉及角度、叙事、语言等多个问题。要通过精选,找到既能体现正确导向又具有某种新意的角度。对于某一新闻事实,不同的报道视角可以用来体现不同的导向,相应的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舆论引导效果。其三,报道包含理趣、包含情趣,或两者兼备。如果所报道的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有趣(有理趣和情趣),那末就易于吸引受众。在受众注意力日益成为紧俏资源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于新闻规律的探讨和阐发,应当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共同的重要内容。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三: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理论是新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概都是如此。新闻与文学,均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新闻报道事实且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具有社会价值),以此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并区别于文学。新闻价值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事实本身的因素即事实所具有的素质。倘若事实所蕴含的、经报道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要素比较多,那末其新闻价值就比较高;反之,事实的新闻价值就甚微乃至全无。二是记者的因素。记者在决定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选择,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标准之一即新闻价值。新闻理论课程讲述新闻价值,以讲新闻价值为何物以及它有哪些构成要素为要旨。新闻业务课程讲述新闻价值,则以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发掘、表现等重要环节为侧重点。以上每个环节,既包含丰富的技术含量,又包含丰厚的学理内涵,是新闻价值理论在新闻业务层面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记者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发现能力,是为新闻敏感。新闻敏感的练就,是新闻理论参与对特定主体熏陶和特定主体自身注重实际操练而共同形成的结果。三是新闻传媒的受众。因受众的存在,事实才有所谓新闻价值,新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媒受众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因而无论是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还是新闻业务及其课程,都必须以受众为中心、为本位。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要研究、要讲授新闻传播如何为受众所有效接受方面的内容;新闻业务及其课程,则要研究、要讲授受众乐于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具体操作方法。这是上述两类课程教学中不言自明的共同要旨。
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样来自“社会需要”。就国内而言，主要推动力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尤其是对新闻文化的需求；就海外而言，主要推动力是受众对新华社播发新闻信息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把“群众需要”“受众需要”作为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符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央的大政方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比较符合新华社的工作实际。
一
为了使大家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我简要回顾一下去年以来新华社对“群众需要”问题的调研过程。
2006年4月上旬，我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成都、拉萨。一路上，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成员向中方接待单位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研究“区域自治法”的参议员询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希望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区市的法律有何不同；一位担任过菲律宾旅游部长的参议员关心中菲之间旅游人数增减情况及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有的代表团成员询问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从广州乘火车到拉萨需要多少个小时，单程票价比飞机票能便宜多少钱；一些参议员的夫人则关心在拉萨八廓街可以买到什么便宜东西。我想，一个代表团就提出这么多问题，每年到我国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数以千万计，如果能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汇集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库”，这对组织指挥报道尤其是对外报道肯定会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9日，我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同采编人员座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需求库”的建议。同年5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到山西考察，我又向新华社山西分社负责同志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从东、中、西部各选一个试点单位，2006年10月下旬，我又建议新华社上海分社和“长三角”采编中心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层次人群对“长三角”的“关注重点”“关注角度”和“关注程度”。这三个分社的同志雷厉风行，经过调查、汇集、梳理，分别形成了三份“海内外受众需求报告”，其中许多“关注点”可以给人以启发。比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怎样选出来的？藏族干部在行政事务中有无“发言权”和“决定权”？西藏有哪些著名的用藏文写作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山西的煤矿还能采多少年，煤挖完了，山西经济会不会急速倒退？山西的富翁是不是都靠开小煤窑发财?“长三角”是否存在资金外流现象，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如何？“长三角”与“珠三角”如何开展差别化竞争？在此期间，新华社对外部、新闻研究所、营销总平台和部分社办报刊也分别对海内外受众需求和用户需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研，撰写了“受众需求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党组从理论层面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2006年8月社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后，我同田聪明、何平、马胜荣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就研究“群众需要”问题形成共识。去年下半年，新华社总编室连续召开了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研究了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新闻研究所把上述三个问题列为新华社2006年新闻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了几点新的理解：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除了要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要外，还必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国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量稳步增长，而且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也明显提高，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总量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就业方式和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活动半径”不断向外延伸，“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随之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许多人养成了从多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眼界和胸怀的开阔，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关心“近在眼前”的事情，而且关心“远在天边”的事情。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及时了解海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获取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仅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群众需要”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和区分。同志曾经把尊重“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谈到的“群众需要”，指的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体”特殊需要千差万别，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尽合情、合理；有的适时、适度，有的不尽适时、适度。检验“群众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适时、适度，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对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应尽量满足；对不尽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则要加以正确引导。
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前应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以“引导时机”为例，去年“五一”，新华社开辟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一些媒体认为新华社以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公布为契机，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潮流。其实，我们对“休闲学”的关注始于十多年前。1995年4月，新华社召开国内分社体育记者座谈会，我在讲话中已经讲到“休闲学”问题。由于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在全国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我们只要求体育记者从“闲暇时间增加”的角度研究全民健身的可能性，而没有在全社范围组织“休闲学”报道。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许多老百姓产生了“休闲需求”，向全社会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渐趋成熟，于是我们借“五一”长假之机，推出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当群众对某一类新闻信息尚未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超前提供，他们会觉得“与己无关”；只有当他们对某一类新闻信息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满足群众的这一需求，新闻信息报道才有可能引起社会共鸣。
以上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必要性作了简要阐述。新华社全体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地研究“群众需要”，在各项重大战役性报道、重大事件报道和日常报道中，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二
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从群众中来”的思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确定我们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二是按照“到群众中去”的思路，善于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入手，从中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在新的一年，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1.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
为了破解“正面报道吸引力不强”这道难题，新华社曾经提出要善于从非事件性材料中寻找“事件性因素”；善于在讲述带有新闻性的“故事”中进行正面报道；善于从渐变的过程中发现带有突变性的因素；善于从正常状态中找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新鲜之处、特殊之处；善于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入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种“还原感性”的思维方式和“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新华社党组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的关键不在于表现技巧，而在于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所传信息的实际需求。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知情、知政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且需要了解与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全局性新闻信息，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趋势，以便于他们对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当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期，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前不久，我到甘肃省调研，有的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人衣食无着而不管不问”。如何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的编辑、记者应该围绕人民群众的这些“关注点”和“兴奋点”，对党的方针、政策、重要部署和重大举措进行及时的宣传和解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知政”的需要。
（2）判断、决策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决定了社会思想和新闻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党和政府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将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看得见的好处，将会给哪些行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使哪些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或者间接影响。200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后，储户在低利率情况下存入的人民币，要不要到银行办理转存手续，把定期存款提前取出来会受到多大损失，转存之后会得到多少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办理转存就不会吃亏？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银行的利率政策，而且需要了解进一步的解释性、服务性信息。天津分社记者意识到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采写了一篇题为“央行上调存款利率市民可理性应对”的稿件。稿件播发的第二天，许多人都想找一份刊有这条稿件的报纸，以便作出是否转存的决定。
最近，我研究了正面报道与“家庭消费”“家庭决策”的关系。当前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还比较低。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关注“家庭消费”和“家庭决策”，包括家庭消费决策、家庭投资决策、家庭融资决策、家庭风险管理决策。
过去谈家庭消费，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都离不开“吃”和“喝”，这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前“家庭决策”的鲜明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家庭决策逐步延伸到衣、食、住、行、用、学、医、文等领域。以“住”为例，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为什么目前部分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依然偏高？经济适用房的覆盖面能不能更广一些，政策的针对性能不能更强一些，使城镇困难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围绕老百姓在就业、社保、服饰、餐饮、住房、汽车、家电、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认真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各类商品价格曲线的变化规律、各种影响家庭决策的经济社会因素、政府调控政策走向及其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播发准确而权威的新闻信息，那么，众多的家庭就可以据此作出既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确选择，这也有助于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引导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3）提高素养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还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得健康清新、可资交谈的“话题”。自古以来，“交换信息”就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也要交换一些有意思并且共同感兴趣的“新闻”。湖南电视台有个“乡村发现”栏目，经常为农民和城里人提供新鲜、有趣、能给人以启发的“话题”。其实，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有许多“城市发现”：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许多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家的；建广场把大树砍掉，用水泥做成“树墩子”和“小木屋”。我们的编辑、记者遍布全世界，每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有没有可供老百姓作为“谈资”的“话题新闻”？健康清新的“话题新闻”使人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正面报道领域。
2.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当前，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实际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有着迫切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尤其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危害极大，如果对这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人民群众就无法做到及时应对、正确应对和有效应对。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为例，从爆炸事件发生到21日哈尔滨公告全市大停水，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没有人向人民群众公布这次突发事件的事实真相，结果贻误了防范、应对的最佳时机，给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忽视了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爆发之初，往往以种种借口封锁消息，不仅为谣言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导致最佳应对时机的丧失。党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
（2）从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的角度来看，各类受众群体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有着广泛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蕴含着珍贵的新闻价值，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单位时间爆发出来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重点领域。在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应继续加强和改进。
（3）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媒体均应及时、准确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以满足全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需求。
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封锁”，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延误时机，或者避重就轻、瞒报谎报，就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在新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置方式及传播速度，不仅关系到媒体的信誉，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应该根据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力度。
关于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新闻信息需求的研究工作，要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在广度方面，要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逐一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这几类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点。在深度方面，要着重分析突发事件爆发前、事件发生、救灾抢险、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不同时段，人民群众关注点的“阶段性转移”，研究怎样根据这些基本规律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总量、结构、疏密程度进行调整。通过“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搞清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和关注度，我们就能做到既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又掌握好报道时机、节奏和力度，使突发事件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促进作用。
3. 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提高监督效果。
（1）要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比较优势”，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构成的。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任何一种监督形式、任何一个监督机构，都没有“包打天下”的本领，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选择各自的监督重点。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监督形式，同样应该遵循监督规律，确定自己的监督重点，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我们之所以提出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上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就是为了突出重点。当前，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防止随心所欲、四面出击。这样组织舆论监督报道，容易做到“三满意”，即中央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2）要认真研究各类监督形式的内涵，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从其他监督形式中发现监督线索、选择典型案例，开发舆论监督新闻资源，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近几年，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得到明显加强，在各自的监督领域，每年都抓了不少重大典型，这是可以挖掘的监督报道的“富矿”。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新闻资源的利用率还不算太高。新的一年，我们要从分析人民群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入手，研究如何从这些丰富的新闻资源中选择舆论监督报道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断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3）要认真研究“硬监督”和“非权力性监督”的区别，借助“硬监督”的力量，推进整改，使人民群众能够看到监督的力量和监督的效果，改变“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现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属于“硬监督”，其显著特点是对违法、违规、违纪的责任单位和个人，都分别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判”。尽管这也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蔓延，但由于除了“曝光”之外并不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只能称其为“非权力性监督”。
当前，作为“非权力性监督”的舆论监督，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采访难；二是取证难；三是见效难。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曝光是“天大的事情”，舆论监督促进整改的效果比较明显。最近几年曝光事件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已经“习以为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的案件历时三年五载，经多次曝光，问题依然得不到妥善解决，“舆论监督失效”现象频繁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舆论监督失效”的议论，这个苗头值得重视。
为了防止“舆论监督失效”现象的发生，今后在对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时，要进一步思考怎样把“非权力性监督”同“硬监督”结合起来，使舆论监督得到“硬监督”的合理支持与帮助。
近几年，新华社有关编辑部和分社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江西省个别领导干部在庐山建私人别墅，新华社记者于2005年1月中旬采写了《江西：干部抢建私家别墅选址锁定庐山景区》的稿件，之后又采写了《庐山滥建别墅事件追踪》等稿件。尽管这些报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当地政府一些人却竭力隐瞒真相，甚至指责新华社记者“报道失实”。后来国务院派出八部委组成的调查组深入调查，监察部负责同志正式公布庐山建造别墅是一起“违纪违法案件”。监察部还宣布：“对违规建造的别墅，一律予以拆除或没收；对事件中的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买卖土地的相关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舆论监督不同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密切配合，很难收到这样的监督效果。
4. 认真研究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报道的不同需求层次，从满足海内外受众需求的角度不断改进和加强涉外报道。
加强涉外报道，包括国际新闻对内报道以及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是建设更加强大世界性通讯社的重大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党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两个相适应、一个基本遏制”的对外宣传报道中长期目标；制定了以中国新闻为突破口、亚太地区为主战场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以调整对外发稿线路和稿件结构为主线，以抓好时效、采访和深度报道为重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满足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新闻信息的需要，不断增强新华社涉外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当前，海内外受众对我社涉外报道的需求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1）国内群众对国际形势认知的需要。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性明显提高，越来越关注国际重大事件和世界发展总趋势。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组织好世界热点和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反映大国关系的变化、周边关系的走势、发展中国家的动向以及国际多边活动的特点，使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全球重大发展趋势，将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和部署上来。
（2）国内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及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的需要。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各个行业越来越注重用世界眼光来分析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推动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据新华社营销总平台的调查，国内读者对“汽车、房地产、金融、证券、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希望多报道涉及国外相关产业的经验、动态”。近几年，新华社国际部、参编部、摄影部、信息部等部门和驻外分社围绕新农村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股市、车市等国内热点问题，组织了大量的专题系列报道，受到国内用户和受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国际新闻信息应该成为加强和改进报道的一个着力点。
（3）海外受众对中国新闻尤其是经济、文化、社会新闻的需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已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外国记者将会利用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采访领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对新闻素材进行取舍、加工、传播，从而影响国际舆论。这是“家门口的竞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大批外国记者自中国发出大量新闻信息，会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中国热”将会持续升温。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要以满足海外受众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使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取得较大突破。
（4）海外受众对涉华国际新闻的需要。
海外受众希望我们进一步增加涉华国际新闻报道。我们要针对这一需求，从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娱乐、体育、军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涉华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提高重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和质量，加强我政府和民众对重大国际事件反应的报道，增加专家访谈、时政评论、分析解读和背景资料等稿件。通过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积极传播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正义之声，全面充分展示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充分反映海外华侨华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三
2007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要突出“迎接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彻十七大”这条主线。《新华社2007年工作要点》提出要精心组织好党的十七大报道，加大有关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报道力度，还要做好两会、建军80周年、香港回归10周年、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俄罗斯“中国年”等重大报道。我们对“群众需要”研究一定要同重大战役性报道和重大事件报道紧密结合起来，为组织指挥报道提供“需求依据”。对“群众需要”的研究还要同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注意研究我国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点”，通过对这些“共同点”的揭示和阐释，增强新华社对外新闻报道的共鸣效应。
通过“试点”和专题研讨，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关键在于落实、成败在于操作。我提几点操作性意见：
1. 新华社国内各分社要认真组织“群众需要”专题调研，汇集海内外受众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建立有助于组织指挥报道的“受众需求库”。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和国外分管会要选择若干个驻外总分社、大分社进行“受众需求”调研试点工作，摸索经验，以便进一步推广。社办报刊要从自身业务改革和发展需要出发，认真研究“读者需求”，梳理出不同受众群体对报刊的不同需求。参编部要从参考报道的特殊需要出发，及时了解中央重视、群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新趋势。
2．新华社营销总平台2002年3月开始收集“用户意见反馈”，至今已编印《用户意见反馈》1万余期。在新的一年，要进一步提高反馈质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要探索分类搜集“国内受众需求”和“海外受众需求”的具体办法和途径，尝试对“海内外受众需要”作带有前瞻性的专题反馈。新华网要充分利用网民数量巨大和拥有与网民互动平台的优势，继续做好搜集网民需求、反映舆情动向等工作，同时要认真研究网络环境下搜集、研究“群众需要”的新方式、新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及时汇集“群众需要”的新平台。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要同营销总平台和新华网密切配合，对全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主要内容、项目设置、样式规格、分类方式、滚动更新等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包括即时性需求、近期需求、中长期需求的划分，同时要负责设计带有共性的“国内受众需求调查表”“海外受众需求调查表”。通过研讨，要对如何发挥“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技术局和多媒体数据库办公室要对建立“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 新华社总编室在新闻研究所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总社各有关部门、海内外各分社的调研成果和营销总平台、新华网搜集的反馈信息汇集成“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为减少重复交叉，《新华社2007年新闻信息采编工作实施要点》提出的“健全新闻线索收集和反映机制”一事可同“受众需求库”一并纳入新华社待编稿库“组织指挥库”系列，定期更新，供总社各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组织指挥新闻信息报道时共享。
5. “需求推动”不仅适用于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而且适用于“受众需求库”的建设。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或者“受众需求库”的内容不符合编辑、记者的实际需要，这项工作就容易流于形式。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总社各编辑部和国内外各分社要养成利用本部门、本分社汇集起来的“群众需求”的习惯，进而借助新华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开阔报道思路、发现新闻线索、拓展报道领域、调整稿件结构、改进报道形式。“受众需求库”建设推动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编辑、记者的新需要使得“受众需求库”逐渐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华社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同样是脱离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对“群众需要”知之甚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文化需求，那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就会出现“梗阻现象”；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就会变成一座“断桥”。这是全社在职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认真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
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这就是新华人的新年宏愿。（作者是新华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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