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9 03:37:06
导语：在国际关系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撰写国际关系论文，研究模式没有一定之规，但要做到逻辑自洽，结构合理，特别是要有所创新，有几个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包括（1）研究对象要对应明确的国际关系事实；（2）有对事实的疑惑作为研究问题；（3）有对问题的明确答案即核心观点；（4）有适宜的文献综述证明自己的核心观点具有新意与研究价值；（5）有适宜的方法以实现论证核心观点的目的；（6）有明确结论构成对国际互动现象的新认识并产生政策启示。这六个方面，前五点是基本要求，第六点是前五点做好的结果。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这些规范是衡量论文设计与写作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研究对象——事实的确定
进行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根本特点是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演绎的每一步都须与现实相联系，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必须与可以观察的现实有对应关系。即使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探讨，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这些概论与理论一定是对于现实的概括与解释。现在的一些国关论文人们读不懂，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论证过程或结论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怎样的联系。这种“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导的模式。从规范的角度讲，进行国际关系论文的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是与哪些具体事实相关。不能指明这样的联系，设计论文就如同是缘木求鱼。
作为对象的国际关系事实，概括地讲，包括国际行为体本身，行为体的观念、政策与行为，行为体的互动和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一事实，也可以是多个（一组）事实；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可以是作为实在的事实，也可以是作为文本的事实；可以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事实，也可以是具有观念属性的事实。研究者进行事实选择，无论出于怎样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研究的创新。
选择事实实现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论文写作的四个环节中，即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与提出对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对事实的观察表述出来。描述要创新，就要通过观察有新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表述出来。在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现象观察，发现并描述了新的事实。例如，新闻记者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国际机构就重大事态（如核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核查并提出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档案发现新事实并做出描述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第二，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了事实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变化趋势，特别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例如，描述国际格局的新结构、大国关系的新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双边关系、区域形势、国别政策走向等问题的研究，通常都应包括对机制、结构、趋势的新描述。
在描述环节创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如果仅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创新。对于研究者来说，仅仅把新发现描述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解释。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作出有关“为什么”的解释。因此，描述的创新往往会带来解释的创新。
（2）解释
解释就是对于事实的机理进行系统说明。它不是针对事实“是什么”，而是针对事实的“为什么”。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属性，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和由人的意图所决定的内在意义，因此在这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对观察事实的解释，例如对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解释。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冲突现象所提出的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1]自由制度主义者观察相互依赖现象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的解释，[2]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研究某一类机制（诸如冲突解决、一体化进程、经济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包括对观察事实的解释。
第二，对社会意义的解释，例如对外交政策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事实与文本中所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国际互动所形成的集体意向，以及国际关系文本中所内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需要这种解释。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温特有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论述就是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意义的系统解释。
研究者要在解释的环节进行创新，就要提出与此前解释不同的东西。通常，人们提出全新的解释是困难的，能够在已有解释基础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弥补已有解释的不足，或是纠正已有解释中的缺陷或错误，那就是难得的创新了。
在解释环节创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统说明，提出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那就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创新通常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事实发生的原因、属性、运作机制和国际影响做出系统的新说明，那就具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3）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对事实进行好坏的判断。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到国际格局的结构，小到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乃至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研究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价值的评估与取舍。尤其是涉及国际伦理问题时，人们往往需要就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阐释。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人道主义干涉而不时发生的国际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正当性的阐释，例如，说明什么样的事态符合国际正义，怎样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样解决人权问题，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怎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国家应怎样遵守国际规范等。进行这样的阐释，关键是要有新意，即要讲出此前学界未讲过之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能够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4）提出对策
提出对策就是建议政府应当怎样做。通常，价值判断与对策建议是相联系的。研究者认为有价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的政策。在这个研究环节进行创新，就要基于事实的判断与价值选择，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议，或是针对已有对策提出新的分析与阐释。
在以上的四个环节中，研究者基于事实都可以创新。不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创新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解释的创新，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设计论文选取研究对象时，应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释。以此作为标准，在观察事实时，可以侧重思考对国际互动的原因、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有没有疑惑，对所发现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前景。
以创新为目标选取事实，适当性标准只有一个，即发现了尚未解决的疑惑。如果有关事实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创新的可能和进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们才能够提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提出问题
把事实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论文设计中，其表现就是提出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是指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没有研究问题，研究者都会茫茫然而不知向何处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撰写学术论文与编著教科书在宗旨上的不同。编教科书是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而撰写论文则是要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研究问题相对已知的知识而言，应该是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在这里，研究者提出问题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这两个范畴的交界之处。研究者能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设计论文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概念化的事实，即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6]通常，在有关概念的研究中，描述与解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运用概念阐释有关现实的“为什么”的同时，也需要回答有关它自身“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解释”相对应的。比如，发问“北约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会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所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行为体、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所进行的战略观的比较，[8]就包含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途径没有一定之规，但其中最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在这里，现实是指实际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事态，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释现实的各种成果。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观察现实和阅读文本都是必须做的事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知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这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这样几个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由此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人们可以横向地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坚持实证方法的人青睐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但直接做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事实可以做定量研究。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即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现进行统计分析的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重点应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创新。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对理论、概念进行判断，固然要看逻辑是否自洽，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与事实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认可的理论总是能解释一定的对象。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疑惑，通常是因为有些事实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不适用时，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当发现没有适当理论可以解释时，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针对已有理论的弱点、缺点和遗漏进行增强、修正、补充，以便把原有理论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都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提问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或是发现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有效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转化，向研究的空白点转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直接关系，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还面对着中长期的对外政策问题或战略问题，如国家应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地区战略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略等，都可能需要对策建议。提出这样的核心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走势、国家得失、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牛顿看到苹果下落，突发奇想而提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研究者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应该不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还要经过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推翻一个错误的理论并建立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核心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很好地构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例如进行外交史研究，有时就是因为档案不开放而无法进行研究。
关于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的问题设计。“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的核心问题是清楚的，即“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冲突”。
三、提出核心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核心观点。[11]在设计论文时，核心观点必须先行提出，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写小说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写论文则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观点亮出来。有人主张写着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从操作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但一旦观点明确，就必须在论文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的观点是什么。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核心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核心观点就是论文的核心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的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对于假设的提出，钟伦纳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每一个可以接受检验的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一项待验假设。有些题目可以转化为一项而且只有一项待验假设，有些则可以分解为多项或多种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验假设。如果研究者遇上题目广泛而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应选择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设来检验。
对研究者来说，要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指涉变量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关系导致争霸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13]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14]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的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或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的假设就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规范上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同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核心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进行战略意图的研究，解读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核心观点，都是基于对事实理解的主观判断。例如，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
研究者采取非假设形式提出核心观点，特别需要表述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核心命题。一般来说，核心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核心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核心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重要的规范。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贡献新的知识。要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有充分了解，拟在前沿问题上做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问题的特定知识背景。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集中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很少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现实相关且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否则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没有研究价值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其问题与观点应当是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演绎做得越精妙，拟做研究的创新价值可能就越大。在这里，成功的演绎乃是创新的保证。
从操作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三大主义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象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应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东挖一锹，西刨一镐，然后就随意地把房子建起来。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于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核心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无法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研究进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的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核心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的意图的结果，因此针对可以观察对象的实证方法和针对不可以观察对象的非实证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具有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事态，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客观真象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像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关注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数学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与大样本研究中随机选出的样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实的总体。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该事实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法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相反，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作出推论。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的研究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做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做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做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已有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
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划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16]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
六、结语
了解论文的设计与写作规范，对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觉地做好这些方面，论文的论证目的才能够达到。对研究者来说，要写好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以上所讲的规范与方法，对论文的设计和写作是否有益，也需要进行检验。下面的评估简表是对本文思路的概括。思考这个表中的几个问题，可以衡量自己的论文设计，也可以评估别人的论文写作，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这些规范的检验。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3．国家主权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摘要】冷战之后，中日美俄等国家的国际关系愈加复杂，东北亚地区安全是关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位居东北亚中心地区的大国，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状况、战略、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与日美韩朝等国家的关系，并指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作用与重要性。
【关键词】东北亚地区安全分析；国际关系；影响
一直以来，东北亚地区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和冲突之地。从地理和政治角度讲，包括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东部以及和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利益关系的美国。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保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现状
历史上的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区。20世纪以来，这里就曾经爆发过多次战争和矛盾，有1905年的中俄战争、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和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导致的长时期的军事对峙。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东北亚地区成为了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形成了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苏联-中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美国-日本。两大阵营达成了同盟关系，这样的关系大致维持了40年左右，并在势力上形成了均势状态。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对峙得到了全面的缓解。首先，中国与前苏联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美国、日本也与朝鲜开始接触，并达成了核能源利用的协议。并且，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参加的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也已经举行。随着地区安全的改善，经济合作也得到了提高，形成良性互动。优先发展经济、加强经贸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经济合作的发展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又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各个大国之间的势力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可以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状况总体上趋于平缓。
二、东北亚大国的安全政策
美国虽然不属于东北亚地区，但却是对这个地区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当前美国的政策一是保持前沿驻军，二是保持美日、美韩的双边安全同盟。
关于日本的东北亚政策，日本国内的战略研究专家有两大派，即大国国际主义与和平国际主义。主流现在已经倾向于大国国际主义。力图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地位和大力加强防护战略，也就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来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
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安全战略目标有四点，一是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二是以东北亚经济合作为契机介入亚太经济大循环，以利于其经济安全；三是通过加强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制衡美国、西欧；四是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以利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稳定。同时俄罗斯把对华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在政治上，上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军事上签订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三、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复苏，中国的复兴，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努力，再加上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广泛利益的美国，使该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四国关系的走向，不仅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更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该地区的安全是关乎中国核心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长期奉行着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可具体表述为：以维护东北亚区域的稳定为前提，构筑东北亚各国全新的合作体系，与东南亚区域战略相呼应，为中国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营造新的发展空间。
四、结束语
由于美国和前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东北亚地区的减少和退出，中国被认为可能是在东北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一直以来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在对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更是同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而且所带来的意义已远远超过解决朝鲜核问题本身，较好的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发展思想，新安全观和新政治经济秩序观。
可见，中国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在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应在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谨慎把握为原则，合理处理好国际关系。
摘要：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普及和增进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普遍性了解，但是对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却乏善可陈，本文即从地区政治的角度入手，从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入手，在体系结构、进程、秩序这三个角度对其具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该角度出发，探讨了其他理论问题，从而明确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冲突可能发生的原因。
关键词：地区政治；体系；国际关系
一、研究地区政治关系的必要性
（一）国家交往和影响在地区范围内最为强烈，国际关系也更为密切复杂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相互依存关系在邻国范围内最为明显，地理上的近距离会极大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资本交往、产业之间的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具有高度依赖关系的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发生的前提，也是发生在相邻国家之间的。而各个相邻国家之间，安全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最为重视的问题，他的各种形态依存在地区体系内的“安全复合体”之中。
（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和平在相邻国际地区之间出现的可能性最高
从国际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冲突与战争是及其容易在历史和纠葛比较多的相邻国家之间发生的，矛盾是相对相生的，相较于战争和冲突，持久的和平也最容易在地区范围内实现。
（三）国家的机会与医院在地区范围内更加显著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经过战略考量的、慎重的选择过程，亦是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所支配和影响的过程。而在这之中，到底各国之间有没有战略利益的趋同性和国内社会需求的可能性与机会，到底各个国家之间有没有能力、意愿去利用这些机会和可能性去实现彼此之间本就不相同的目标，这两个问题，是关乎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于国际社会之间交流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有的学者用意愿和机会两个词语来概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此种关系，并指出，地理上越近的国家之间两者的强度越高，而事实上，在临近国家地区之间，资源的争夺、地区文化的相似性、政治战略的考虑，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机会与意愿。
二、地区政治的特征浅析
（一）地区体系和结构的开放性、多变性
与全球体系相比较，地区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多元和开放的，地区体系既可能是由合作式的互动联结起来的，也可能反映着一个紧张和冲突的群体。地区体系与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塑造能力，两者的互动有高度的敏感性，地区的变化能迅速传导给国家，重要国家的政策调整也会立即产生地区意义。许多重要的具体事务与问题更容易上升到地区层面，具有了地区性，对其反应与解决也往往体现出多边的色彩。同时，地区体系内的社会经济、价值与政治文化、制度特征或者发展阶段一般是比较相似或者接近的，社会发展的同质性强，各种国内冲突、挑战或者诉求比较容易越过边界在地区范围内蔓延，成员国内部事务与秩序对地区政治的面目与秩序有着较大的塑造能力，对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而言，这种国内力量与地区发展的关联尤为明显。
（二）地区体系有其自身运转的逻辑和方式
首先，相对于全球政治，地区政治的根本问题更加集中在安全事务上，威胁的平衡成为地区国际关系的轴心。相互邻近决定了地区内国家彼此间的威胁感易于产生，较小的冲突也有上升为地区安全问题的很大可能性，当然这种地区属性也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各种努力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其次，地区政治中的权力关系是在多重制约下展开的，国家之间力量与影响的差距要比全球层面上小得多。地区层面上的权力既会引起高度敏感的反应，也更易受到硬制衡的应对；大国有较多自我约束的动力，中小国家有保护自己的众多手段。最后，地区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全球体系的广泛多样性决定了即使是存在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全球社会，其社会性也是在最低程度上而言的，无论是共同价值与规范以及理解与共识的形成和遵从，还是它们的维护与推广。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地区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社会，但地区成员大都会认识到并承认它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相互间深陷安全与福利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它们有动力为管理分歧、冲突和相互依存关系而取得共识，形成规范，地区认同、近似的制度文化与社会价值以及普遍的社会交流则为地区政治提供了规范性的深层基础。
（三）各个相邻地区之间都会由重叠相同的多种秩序
每个地区的秩序和关系的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各国国内和国际秩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但是，在处理每个地区的安全和政治两种事务上，各个地区基于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等因素，都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从而保证本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地区秩序对于国家之间来讲，就是对于本地区国家之间政治与安全相关事务进行处理和解决安排的模式，从而促进本地区的安全、国民福利、经济发展等普世性的价值的维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普世价值的范围内，各个相邻地区之间，多种秩序的重叠是有其必然性的。
三、地区政治研究新范式：新超越地区主义范式
中国学者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和思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政治有关的学术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地区主义范式上，包括地区主义及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探讨，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分析，当然也包括学术历史较为长久一些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以新地区主义作为主要路径进入到地区政治研究之中的。新地区主义确实是与全球化并行高涨且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世界新气象，成为促进和塑造全球体系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更深的程度上改造并规范着许多地区的体系结构，为众多国家重新定义其“机会”与“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与行动指南，抑或一种看待与处理互动关系问题的视角，新地区主义主要来源于地区意识、地区认同、地区价值和地区共同体等理念与视野，地区内国家以及各种力量能够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意义，能够关注共同的挑战与命运，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反映了对地区概念以及国家-地区-全球关系的一种新界定，在不阻碍甚至是以更有利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提高地区内部聚合的程度以及在广泛的事务领域加强合作的水平，增进成员国的安全与财富以及地区和平与发展等共同利益。无论是“问题驱动型”还是“视界驱动型”，新地区主义在总体上体现着地区走向一体与合作、多边与稳定、繁荣与共赢、和平与安全的趋势及诉求。
但是，新地区主义并不代表地区政治的全部，多面体的地区政治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不同程度的利害冲突、权力较量、安全困境、体系与秩序不稳定及地缘政治考虑等因素阻碍、分裂和离散合作的动力以及预期一致性的消极方面，这些因素以不同的形式阻碍或者限制着地区主义的动力与进程。
四、总结
地区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该是20年以来国际关系中发展最快、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本文对地区政治概念的引入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限的篇幅，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扩展了其维度，伸展了其深度，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突破的可能性，推动了学界建构全新的理论。本文中，限于篇幅，有几个理论问题尚需考量，即地区政治的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地区与地区政治的社会建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这三个因素对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也存在着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的进一步考量。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其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十八大以来，围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方面，作了一系列全面深刻的论述。学习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对我们做好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型 国际关系 思想
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亲自运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成为关于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突出回答了以下三大问题：
一、阐述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一）从国内看，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搞好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历来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能够安心搞建设、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外部条件。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1]p296。“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p296-297 （二）从国际视角看，这是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要。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给世界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2]p265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中国梦”与“世界梦”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国际关系。
二、论述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在访美期间重申应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以来，围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明确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p1572013年3月2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时他又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3]p158当今世界，新型的合作共赢关系，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实现发展的最好选择。正如强调指出的，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和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p264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指明了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
面对当今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周边外交工作、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从战略高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2013年10月在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的标志性方针。在会上强调，要谋大局、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并明确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p297所谓“亲”，就是要重感情，多走动，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所谓“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所谓“惠”，就是与周边国家交往要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所谓“容”，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既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更体现了中国正在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及地区形势来调整自身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思路；既是对新中国60多年周边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发展，更为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全新理念。
（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2]p263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道路，离不开和平外交。中国积极运筹中俄、中美、中欧等主要大国关系，中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不称霸和扩张；就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就是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的格局，关键是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7日，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相继提出亚投行、金砖行、上合行、丝路基金的构想。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离不开世界各国通过合作走出困境。建设“一带一路”，既为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
（四）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关键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2012年2月，在访美期间重申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中美元首在加州庄园会晤，标志着这一外交理念最终成为双方共识并在外交实践中开始落实，而且中国新一届政府不断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上，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围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如何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各方全面发展，还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比如，对如何处理中非关系，强调中非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对非合作要讲“真、实、亲、诚”。
摘 要：现实主义视角下，亚投行的成立是在中国基于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考量以及亚洲国家基于发展困境与协同优势考量背景下的产物。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四对关系中。应当理性认识亚投行成立对于新型国际关系格局的形塑作用。
关键词：亚投行；国际局势；新变化；现实主义
一、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分析：现实主义的视角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政府间性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其主旨是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扶持，其成立有着多方面的时代背景。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层在对外宣称中将亚投行定位为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机构。在学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来注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倡导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自觉“负责任”、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体现，以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实际上，在目前主导主权国家行为的核心要素仍然是利益，无利益的单纯履行义务的行为不会为主权国家所实施，因此在本部分中将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试图更客观地审视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从中国的考量来看，亚投行的成立时经济发展、实力匹配与形象展示的结果。中国作为成立亚投行的倡导者，有着基于国家利益的多种考量。首先，成立亚投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由高度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并且面临着制约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障碍，表现为产能过剩并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走出去”来盘活经济的压力和要求。除了释放产能过剩的压力外，这种走出去对于中国基础产业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亚投行的建立通过对于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配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亚投行可以为东盟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援，从而有助于中国将内部过剩的产能消费掉，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和增长点，将其基础设施产业推向亚洲乃至国际，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第二，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对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和实力匹配的要求。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等要素可以对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产生较大影响，而中国在这三个要素方面已经在亚洲地区居于主导位置，因此相应地中国在该区域的权力格局中应该匹配其权力要素。而现实的情况是，在亚洲的金融话语中占据主导的是日本人，亚洲开发银行中的高层人事安排鲜明体现了这一点，而日本又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当程度的控制，因此倡导建立亚投行被认为是中国谋求其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努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亚洲金融秩序、金融政治中中国及亚洲国家的话语权都会受到抑制和忽视，进而损害其利益，而中国作为该区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因此对于更为有利于亚洲国家，当然也更有利于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的新型秩序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的初衷之一。第三，亚投行也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展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渠道而非后果，因而亚投行在此具有了“工具理性主义”的色彩。中国形象的输送需要一定的形式和媒介，如同东盟共同体、“一带一路”一样，亚投行也可以成为中国展示其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合作理念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一个平台。
从亚洲的考量来看，亚投行是解决亚洲国家发展困境与发挥协同优势的必然产物。仅仅有中国的倡导是不够的，亚投行的成功成立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响应密不可分。而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使然。亚洲经济具有规模、活力、增长潜力以及人口、资源等显著优势，但是在相关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将会制约该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布雷顿森林体系支配下的金融机构对于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无法满足，因此当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后，亚洲很多国家积极予以响应，就是看到了突破既有金融机构困境的希望，从而也看到了依靠发展中国家主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发展的资金困境的希望。第二，亚投行的建立将发挥协同优势的效果。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得该区域国家已经有能力建立由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建立使得这种潜在能力得到应用和发挥，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的协同和互补，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
二、亚投行成立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
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亚投行成立的背景可以看出，中国以及成员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基于其自身国际利益倡导或加入亚投行，这无疑会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影响，换言之，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形塑新型的国际关系，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对关系：
（一）中国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及实际运作中倡导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因此探讨亚投行对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一，亚投行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多边关系的建立。亚投行的建立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从而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现的建立。第二，亚投行推动中国在亚太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以运行中的主导作用，使得亚投行之于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力会突破亚太地区，对于由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也具有一定的突破，如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对美元的统治地位产生一定动摇作用，英国与中国签署的货币交换协议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三，亚投行推动输送中国影响力。通过亚投行，中国可以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建设”也将借助亚投行的资金东风更多地出现在世界的角落，这都将成为中国影响力的新的符号和标志。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中国作风和理念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成为一种“软实力”。与其他国家基于亚投行与中国的良好互动对比明显的是，美国和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和日本对于亚投行目前持一种被动观望的态度，亚投行的建立将首先使得日本在亚洲地区金融政治中的地位下降，亚投行对于亚洲开发银行的部分替代和冲击将会使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地位发生变化，这些也会或多或少反映到中日关系上来。
（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看，亚投行对于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良好合作也提供了有利平台。首先，发达国家如英、德的参与将会在融资上对亚投行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如前所述，亚投行的主旨就在于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而发达国家的加入以及其拥有的资金优势使得亚投行本身作为融资组织的生存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亚投行在经济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有利于建设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欧盟成员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亚投行的参与有着对于其本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即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力区域，其待开发的规模、程度、方面都有巨大潜力，而通过将资金投入、支援这一广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建构其与该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从而为将来的深入合作，实现发达国家向这一区域的产业转移或市场开拓等经济活动奠定基础。而发达国家基于这种“放长线钓大鱼”意图基础上的融资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
（三）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亚投行的平台撑持，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可以加强不同国家的之间的合作交流，建立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不同发展水平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式的合作，有利于经济市场的拓展，从而推动其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竞争力。另外，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和角色发挥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的金融秩序中得到话语权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旧的金融体系中不得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制约。
（四）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亚投行的建立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之间关系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最鲜明的体现当属于欧盟国家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动。首先，欧盟国家与美国关系将发生传统同盟关系的弱化趋势。其实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共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崛起降低了欧洲国家的国际地位，欧盟的建立其实就是欧洲国家试图走向复兴之路的一个努力。而亚投行的建立中，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于其加入以及融资方面的活跃表现，相比较于美国的被动回应而言，显得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大，再次凸显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铁律”。看准了亚洲这块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地块的欧洲，选择与中国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走的更近，人民币向某些欧洲国家如英国的扩展更是直接冲击到美元的统治地位，因此可以想见美国与部分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的关系将会有所降温。而在美日之间，日本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其处于亚洲，是亚洲发达国家，其在文化上也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性；而另一方面，日本进入现代国家以来一直以西方最先进国家马首是瞻，尤其是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者。而亚投行的建立使得日本在亚洲金融天平上的地位下降，这会促使日本做出恢复其地位的努力，即可能会选择融入到亚投行中来，而这又会与美国做法和价值上产生一定分歧，因此美日关系也会受到亚投行的一定影响。
三、结语
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行无疑会对新型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形塑作用，我们对于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格局要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尤其是要认识到中国与欧洲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日的关系的变化。应理性认识亚投行的建设对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金融政治中的话语权地位的提升问题，不能对于这种提升作用过分乐观。应当看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其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因此其对于国际金融政治的主导优势依然存在，因此要想真正提升中国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实力是关键，因此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另外，应当认识到在亚投行的具体运营中亦会存在多种风险，比如投资风险，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在运营中经验的缺乏，成员国尤其是创始成员国在投票权、持股权的配额问可能会引发矛盾等等。再如日本作为先进经济体加入亚投行后的股份比例问题，对此应当予以提前设定和安排发达国家的投票比例，以凸显亚投行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宗旨。
[摘 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瓦茨拉维克所提出的交际理论为跨文化交际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关于交际过程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关系的理论零散见诸于少许相关文献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对称性与互补性（非对称性）理论并非仅停留在人际交往层面，甚至可以借以分析国家间对话，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观察视角，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复杂政治现象。
[关键词]国际政治；交际理论；对称性；互补性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主流理论受到新兴主义的冲击。这些新兴理论（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将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共同探讨国际政治，由此产生了很多成果性创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而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其中出现的跨学科的政治探究方法未尝不是理论创新的敲门砖。本文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即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社会交际定理对国际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从社会交际视角对几类常见的国家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际定理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对称性和互补性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相同或不同的基础上而划分的。〔1〕人际交往存在多种行为方式，包括强势行为（One-up）、弱势行为（One-down）和中和行为（One-cross）。所谓强势行为，即某一行为者在交际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主导双方的交际行为；弱势行为与之相反处于被动状态；中和行为则表示，行为者试图缩小双方在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做出的行动。交际关系可以根据双方在上述行为方式的差异或等同分为互补性与对称性。如果行为体双方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一一对等，那么两者交际关系可称作为对称关系。但如果双方出现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则其交际关系表现出互补性。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对称的，因为交际双方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完全对等，其行为方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的实际力量，正因为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交际的对称性是难以实现的。即双方交际的最终形态将回归到互补性关系上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也会呈现类似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不同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及其背后的行为力量。国家的“社会行为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一方的方向发展”〔2〕。在此有必要提及权力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3〕。它更多地强调行为体贯彻自己意志时的行为，此时既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行为力量的运用；又可以以口头警告的方式体现在对话中，即行为风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权力看成行为风格与行为力量的上位概念。国家行为力量（因素）可以进行细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地缘特点、人口、领土等多种因素。霍布斯学派对力量的理解基于资源、财富或者潜在实力上，以上三个概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像摩根索等一些学者将补充了资源、人口、国家特征、国家道德、外交能力和国家机器的水平，此外还有人将气候、地缘、教育和人口因素加入其中。〔4〕但国家力量绝不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正如华尔兹所言，“强国将因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感到烦恼，尽管弱国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强大，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强国一样行事”〔5〕。国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各种各样的对称与互补关系，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国际关系进行梳理。
二、完全对称关系与部分对称关系
双方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是基于双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设，若世界被唯一两个国家行为体均质地占有所有资源，那么双方在任何领域的对话将会呈现理想式的完全对称，此时双方都表现为中和行为，因为完全强势的行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冲突甚至会面临同归于尽的后果。合作将成为双方不言而喻的默契。这样的话，囚徒困境时候不再是一种困境，双方只会向共赢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对称关系。这种积极的、基于同质化的对称关系形式只能称作为一种理想，它只能适用于乌托邦式的社会。〔6〕
所谓部分对称关系，即双方在交际行为中同时表现出强势行为或者弱势行为，在当前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7〕，甚至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弱势对称关系是不现实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强硬态度来占据对话的主导地位，因此常见的部分对称关系表现为强势对称关系。正如针对乌克兰问题上俄美两国互不相让的强势行为使我们感受到此次争端的遥遥无期。俄美两国长期以来在核心利益上的对抗传统总是呈现出强强对抗的稳定对称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较小，使双方的强势行为风格呈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当然存在另一类部分对称关系，正如美国与伊朗双方在核谈判中的存在的强强对称关系，由于核因素的存在，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伊朗屡次表现出的强势行为风格使美国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种部分对称关系并不稳定，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危险对称关系，伊朗不可能期望存在那种像俄美对抗式的对称关系，因为伊朗不具有保持长期强势风格的对抗资本，也就是说，伊朗的强势行为很快将会被纠正，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国际舆论或国际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伊拉克的政权推翻。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危险对称关系。
部分对称关系是暂时的，或者通过军事威胁、国际舆论使一方屈服，或者导致双方对话的无限期搁置（往往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但通过无限制搁置的强强对话最终会被一种互补性关系所替代，因为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想要让自身偏安一隅的理想不现实的。问题争端最终会重新摆上谈判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称关系的最终形态将会导向一种更加稳定的互补关系模式。
三、互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政治中的互补关系是行为体双方所建构的常态和最终形式。“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8〕。这种交际关系的存在以共同承认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认可一方的主导行为为前提。也就是承认一方的领导权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互补关系表现为霸权世界的存在，地区性互补关系则表现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互补关系在人类互动初期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因为其共有知识是建立在一种敌对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将势力范围伸向周边国家，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动荡时期。而当人类历史进程过渡到一种“康德”式文明时，军事手段已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国家间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等级制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倾向于和平的体系”〔9〕，单极世界的出现反而会引领世界朝向一个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10〕霸主如果可以“自我克制”，并“运用其权力服务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这种理想模式下，霸主的“权力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影响力”〔11〕。正如美国所努力的那样，尽管某些行为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但这却是未来和平的前提保障。究其不称职的原因，一方面世界无政府体系使国际社会并不能像国家机器一样正常的运转，由于缺失一种绝对权威的国际司法程序，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国的权威主义往往陷入尴尬局面，当地区动荡出现时，当事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再看美国人的眼色，而是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大国，若此时美国仍充当这一世界警察的角色，国际舆论反而会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但由于美国角色在避免世界规模的战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大多数国家还是默许了美国的这一光荣使命，但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暴力工具的警察国家出现在对话平台上时，难免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惯性：特权意识和领导观念将会渗透到行为方式中使得一种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得益于其“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 〔12〕。
同时一种基于互补关系上的国家对话往往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往往能够很快地达成某种一致，不管弱势一方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接受，世界政治将会向一种秩序化机制发展。因为“秩序产生于一个支配性大国将它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 〔13〕。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它的受益国“不愿意让渡给新兴国家更多的东西”，同时“新兴国家从现状中可以得到的好处较为有限”〔14〕。 因此，当出现双方行为力量的对比与行为方式不相称时，往往伴随着战争来加速权力转移进程。通过战争来进行角色关系转换往往是收效最快的。当然军事手段存在一种高风险性，如果失败，双方之间的权力地位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但军事手段并不是可以逆转角色的唯一方式。是否会出现一种缓慢的转换模式，它通过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而产生关系互换呢？即一种和平崛起的范例。
这种和平渐进式的逆转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比较困难，较弱方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自身的改变，期间可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过程，单以战后时期来看，从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到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共同经历过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但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除了背后分别拥有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外，更多的是自身行为因素的增长（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
四、理想的合作范式：基于中和行为的对称关系
基于双边关系之上的国家之间的交流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交际模式。当第三方或其他多个行为体出现在这一双边模式里时，传统的沟通模式将会变得复杂，因为各方利益都需要平衡，想要在此进程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变得异常艰难。若希望将这种复杂的沟通模式顺利进行下去，其一必须明确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明确框架范围内进行对话，其二必须建立一种良性对称关系，需要强势一方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以缩小各方之间的差异性。一些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15〕
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合作范式：经济腾飞后的德国亟需一个强大欧洲的支持，原本主权受限的德国通过一种主权捆绑的形式―煤钢领域―获得了与邻国相同的地位，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法国也试图弥补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去弥补双方的短板。像德法之间的中和行为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习惯性地将共同利益局限为一种狭义且工具主义色彩的行为影响因素，类似双方之间的合作无非存在于经济利益或军事安全领域那样，而忽视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平。就此抱有乐观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的世界各国将会将战争遏制在共同利益的摇篮中，但这种论调很快招致现实主义的批评。由于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及其毁灭性后果使和平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堪忧。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互动关系可以将双方固定在一种和平的机制框架之中？笔者认为，要构建一种这种理想的对称模型，需要达到如下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要存在一种普世原则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会决定行为体的行动方式。行为体通过各自的中和行为缩小各自的差异，原本双方的互补关系将逐渐向中间靠拢，形成各自克制的对称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同会加大它们利益的趋同”，从而产生一种“集体身份”〔16〕。而这种集体身份正是理想中的国家合作模式。
追溯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一种这样的建构主义逻辑：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建构。缩小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形成一种趋于理想的对称关系（集体身份）。使我们对这种理想关系抱有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对安全和利益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化，从而“使得因为这些因素而爆发的战争至少在大国之间越来越少”〔17〕。观念层面上会形成这样的共有知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下时代的主题。而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利益表现为双方之间基于共同发展与安全上的交流与合作，当这种观念进一步深化时，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将成为各国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在这种理想观念作用下强势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自我约束，而对方则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我们无法确信这样的理想模式会在多久后出现，但从一种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上升到各个国家行为体的共有观念，需要的更多是时间与谅解。
本文简单地谈一谈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主要涉及学科方向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发现机会，找到落脚点.
第一个现状是出现了三个同潮，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层面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是权力政治回潮，这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战略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文章称，“过去的坏日子回来了（The bad old days are back）”，亦即以往的权力政治时代又回来了，所以美国需要以权力政治对抗权力政治。冷战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在美国迅速崛起，这也表现了当时美国的一种乐观情绪，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感到很多事情并不是靠其想象和能力就可以做成。我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知名现实主义学者，一位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另一位就是斯蒂芬-沃尔特。他们提出两个现实主义标志性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何必把关注重点放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面？伊斯兰国再可怕，至多杀数百个人，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崛起大国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所以，美国仍需把战略重点放在崛起大国上面。第二个观点是美国仍要依靠实力主导世界。我作了一个发言，发言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美国）来管理世界呢（Let us run theworld）？集中精力对付崛起大国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战略取向。权力政治回潮确实十分明显，去年我梳理了一些美国关于对华关系的研究文献，其中大多数都强调应当对中国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不是制度或理念上的强硬，而是实力上的强硬
第二是国家中心论回潮。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解，国家中心论有些弱化，至少不像原来那样明显，当时很多声音是强调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国际社会、公民社会等等，但现在国家中心论观点再度出现，认为唯有国家方能真正把握和运用实力，唯有军事实力才有最终发言权。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问题上尤为明显。领土主权问题格外突出，形成的热点难以降温，引发的矛盾难以消解。 因此，“国家”重又占据了国际关系很多战略和理论的核心位置，成为国际关系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
第三是民族主义回潮。就其实质而言，这与国家中心论相关联。涉及到民族主义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且不仅表现在原来民族主义较为有基础的地方，例如亚洲等，在其他地区，如欧盟一些国家，都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是在类似于希腊这样的欧盟边缘国家，也包括在一些欧盟核心国家。国家性民族主义突出，认为国家自身利益至高无上，没有必要去帮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总体而言，这三种回潮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
造成这几种回潮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迅速崛起，美国高度防范，凸现了大国博弈问题。尤其是中美战略互疑，很多事情都会引起猜忌。例如说在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这本来是说想与美国谈合作，但美国则认为这是要同它分权。我接触一些美国人，他们对这些问题疑虑很大，其中包括美国的官学两界，也包括原来对中国较为理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除此之外，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还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的都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实力对抗型博弈，这是出现回潮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治理成效甚微。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本应是一个可供大国合作的巨大平台，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WTO谈判十分艰难，各国受阻后纷纷转向小多边和双边，创建地区、周边、双边自由贸易区（FTA）。这些无不表明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层面上严重受挫。在其他领域，如美国着力最大的反恐领域，也是“越反越恐”，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为可怕。我曾在会议上遇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记者，她采访了不少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这些人就是要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最残忍的手段，挑战当前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们针对的并非某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某几个政权。这个记者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西方需不需要反思？还有，这些恐怖组织以前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已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成为国际秩序中高危因素。第三个原因是国际合作出现新的阻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受到质疑。冷战结束伊始，新自由主义在战略政策领域强劲崛起，与现实主义形成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以多边国际制度促成国际合作，认为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一套制度能够有效维持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当时桑顿（Thornton）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其观点即为美国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中国完全可以被纳入其中。当时这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以国际制度协调国家之间的行动，从而促成国际合作。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国际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所以人们开始质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效度。可以说，以上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现实主义回潮。
第二个现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重要进展，即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兴起。起始点应是2005年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联合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non-westem IR theory）”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原本希望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与前景，首先在亚洲找了一些国家，其中有中日韩，还包括东盟的几个大国。项目于2007年完成亚洲部分，但结项的时候，发现东盟几个成员国，包括印尼，几乎都没有完成。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其余各国多是研讨政策，很少做理论。涉及理论问题，也多是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项目的最终成果发表在《亚太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上，共计六篇论文，其作者除阿查亚和布赞外，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学者。我参与这一项目有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大家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理论也应该是多元的；第二，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话语主导造成的。这一项目的成果后来集结成书，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引起很大争议。对这一项目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都需要作出回应。2015年，阿查亚担任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ISA）主席。阿查亚原籍印度，所受的教育来自西方，曾在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多间大学任教。就阿查亚本人的学术成就而言，主要是在建构主义规范议程内从事东盟研究，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际规范在东盟可被接受，有些则不被接受。他的代表性论文是“谁的理念更为重要？（Whose Ideas Matter？）”。他发现，当国际层面上的规范性理念与东盟地区自身的理念相吻合时才会被接受，如若不吻合，东盟会先接受地区的规范性理念。阿查亚使用了两个规范的例子，一个是共同安全，一个是人道主义干预。共同安全与东盟的规范相吻合，东盟很容易就接受了。人道主义干预规范与东盟白身规范不能很好地吻合，东盟就难以接受。阿查亚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担任ISA主席时发表了一个主席讲话――“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世界中的区域（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该文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包含六项内容：（1）国际关系理论应表现为具有普适性的多样性（universal diversity）；（2）世界史不是西方史，而是包含多个地区历史；（3）国际关系话语同样是多元的；（4）地区和本土产生的理论要有普适性，不能完全拘泥于本土或区域；（5）不能奉行例外主义，不能奉行美国例外主义或中国例外主义；（6）所有的体系，无论是话语体系抑或理论体系、社会体系，一旦封闭必然停滞，体系必须开放。ISA会刊ISR （lntemational Studies Review）杂志近期会出版专刊，发表一组文章，主要围绕全球国际关系学展开辩论，卡赞斯坦、米尔斯海默、布赞等重要学者参与讨论。这一组文章发出之后，估计在国际学界会再度引发较大的争议。目前是国际关系发展十分关键的时期，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机会。当然，根本而言，还是我们是否能够生产出真正优秀的研究成果。非西方学界不仅仅要提供成熟的观点，还要提出核心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完善理论体系。
第三个现状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以实践本体为核心的理论研究。所有的知识都基于共同体的实践。如女性可以形成实践共同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经历，其感受、思维方式、对问题的建构与男性不同，因此会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非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学术本来就是越争论越有趣，有人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自建构主义之后便没有提出十分重要的理论，大家整天就围着三大理论转。当然，要看到还是有新的思想出来。2011年，以学理研究为重点的剑桥国际关系研究系列（Cambridg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推出了加拿大学者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普利奥特（Vincent Pouliot）主编的《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 Practices）这本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系列以专著为主，很少出论文集。文集的出版一方面说明，注重实践本体的研究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元理论构建上没有重大突破，还没有形成足以与三大理论抗衡的理论。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出现尤其为非西方学者都提供了机遇，也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机遇。首先是非西方确实在崛起，不仅是物质上、经济上在崛起，文化上也在发展。印度或中国等大国的崛起，一定会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和理念，而非仅仅在威斯特伐利亚经验和实践基础上思考问题。其次是西方学者也发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非西方国家崛起，很多问题再以西方理论进行解释，就会出现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状况。阿查亚对东盟规范的研究就发现“国际组织传授、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主流建构主义规范传播模式存在问题，在东盟就出现了另外的规范传播方式。再如，均势依然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均势可以维持和平的思想也很普遍。这一概念的经验依据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话语。然而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之外的国际体系，例如东亚国际体系，就会发现这种均势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东亚体系在1300-1900年间没有均势的条件下存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再次，整个世界学界的多元意识加强，西方学界内部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比如，女性主义在西方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试想，胡传荣、李英桃老师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如果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加人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参与学术辩论，提出新颖观点，一定会产生重要意义。这就是我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启发。有人做战略研究，有人做政策研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多的。但也必须有一部分人从事理论研究，否则中国会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领域缺位，对中国和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都是一种损失。现在的一个基本状态是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需要改变此种状态。所以必须要出新东西，但这并不是说新东西就绝对反对旧东西，学习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当谈一点的就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但存在语言障碍，国际上被很多人看不懂中文。莫言的小说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得好，这是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品的成功传播。张艺谋将作品改编为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有人将其作品译为英文，而且翻译得非常好，也加强了莫言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这两点是不行的。现在国际研究协会希望着手推动三件事情，第一个专门组织、发现真正高质量的非西方学界的英文文章，很多很好的思想不能被共同分享是遗憾的事情；第二个就是需要非西方学者进入西方一流刊物内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辩论；第三个是收入优秀的非西方学者的非英文文章并翻译为英文发表。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启发。当然这些事情能推到哪一步，有多大的投入都是问题。对我们中国期刊国际化而言，大前提仍然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否则，就难以构建全球层面上平等学理对话的平台。
摘要：近年来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它兴起的原因大体是由于知识的高度浓缩性以及其所特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同时，也因为科学哲学在方法论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对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有着很大的作用。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入手，着重探究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过程，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说，科学哲学对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科学哲学能够利用方法论的独特优势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指导，从中窥测出新的知识点和创新性的理论建设，从而使关系学的建设趋于完善。同时，将科学哲学运用于国际关系学科当中，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提高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而，科学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更应该受到学界的探究与关注。
关键词：科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应用与发展
一、引言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与其他交融学科共同获得进步，是学术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之间能够得到发展，其本质是因为学科间的互溶性。即学科的对话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对于科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学科间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兴理论所成长和发展的沃土。而新兴学科如何能够获得新发展呢？去旧存新、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1]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讲，它能快速地发展并在近年内于学术交流平台上获得重要地位，与它擅长与诸学科间进行互相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历史学、传统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物理学的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学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的理论性研究却也进入了新的瓶颈阶段，自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建构主义被提出后，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却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创新性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国际关系学被迫进入了蛰伏期。故而，针对国际关系学的瓶颈现象，如何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的发展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故而，学界现在也开始就理论层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新的反思。例如：何为国际关系学？它的影响是什么？又该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国际关系学获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
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认识是以哲学为研究的一种群体，它着重探究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之处，通过探求科学发展的合理方法，从而解决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同时，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与当前国际间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开始重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研究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间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首先是要理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条目比较有利于梳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进程。其次，要理清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在发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学哲学是一门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设性思想的学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识到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理顺作用并加以利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否适用，并不是所有跨学科间的联系都会对本学科发展起到全然积极的影响，弄懂科学哲学的适用范畴，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二、 科学哲学的应用
所谓科学哲学，其最早被古希腊人所提出，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着重于强调知识的起源作用，对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评判，同时，对知识的局限、作用等诸多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评价。但随着社会的进展，科学哲学的应用范畴也开始越来越广泛，故而，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哲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知识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问题，并且开始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性的，新型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科学知识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过程，这种行为很早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并进行阐释，著名哲学家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都曾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入手，从而研究认知论可行性的问题。[2]也正是经过漫长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哲学也开始慢慢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可以单独作为研究的新型学科。到了19世纪的中期，科学哲学进入了研究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独具慧识且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哲学的探究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激烈讨论时期。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力的学科，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的体现，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形成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析知识的起源和合理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提出方法论的指导，所以，科学哲学在学科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诉求，科学哲学的作用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至现在已经衍生成了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在科学的发展中素来有着“硬科学”的美誉，它对科学哲学的重视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对它发挥出的许多作用，才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在自身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出现不久的学科，就更应该加大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为例，他能够在国际关系学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架出现实主义的大体架构，就与他对科学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3]正是由于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才最终在此基础上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设性理论。沃尔兹强调：无论是构建主义还是其他理论，都需要从科学哲学中吸收养分，从而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还认为：由于理论是由科学哲学创造性构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科学哲学，从而抓住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就无法形成高度的理论性的意识，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沃尔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在促进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无比巨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学科发展的初期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学科任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一过程是无比关键的，因为它的创造力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会被局限，又将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科初期，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有着许多不完善，所以科学哲学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体现。但到了后来，科学哲学却开始崭露头角。总体来说，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逻辑实证主义开始阶段，该阶段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主要即是为国际关系学得到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发挥的作用巨大，而科学哲学也是由此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第二阶段则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开始出现竞争态势，在这场竞争中，其主要焦点就是国际关系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故而并不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却为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辩护的关键词，也正是由于科学革命的进行，国际关系学才慢慢脱离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最后，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方法论间的争端，在国际关系学的体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学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差别引起了方法论之间的主要争端，对于此时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如何定义它的深度已经成为了此时争论的重点。[4]至此，也由于有关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出现，科学哲学正式作为一种要素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之中，由此衍生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争论的问题。
三、 科学哲学的应用前景
了解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入手，在认识论层面来解答科学哲学的作用。[5]因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间互为前提关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证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出科学哲学的适用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自然科学以自然事实为基准，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又由于社会事实是以人为行为对象进而所实践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颇为主观的一面。
而针对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之间的界定，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也开始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诠释学派的思想为主，其中尤以狄尔泰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则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思路，他们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社会事实虽然具备着主观性，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既定发展过程却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类的改变为转移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却认为社会事实主观性妨碍学界进行研究的观念，或者说，即便它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主观性却并没有妨碍到客观规律的发展，事物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诠释学派认为社会事实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主体和客体间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认为应该坚持住社会事实发展的独特过程，不以其他的变化为转移；而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客观独立性，但它与自然科学间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故而，这一学派强调社会科学的中立价值，认为它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从社会科学出现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却始终都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对于诠释学派中的支持者来讲，有许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可以说永远也无法进化到后者的标准。著名哲学家内格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便社会研究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但是这些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间依旧不具备相等的能力。
但实证主义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存在着统一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研究范围、对象、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却仍然不失有着一致性，所以，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罢，两者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都是无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实证主义的保持和发展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正确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实证主义的分析首先进入的是经济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进入，经济领域也涌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经济上的成果也从另一角度上带动了政治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也使得新生的国际关系学的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甚至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从而，国际关系学的进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科学的特性其实并不会影响科学哲学方面的发展，而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因为它的新型指导方法论的出现，它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备着相当良好的前景。可以说，目前的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研究过程和它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在学界开始纷纷将科学哲学的引领性效果付诸实践的今天，科学哲学作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已为时不远。
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在应用中已经实现了零问题的共识。事实上，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议一直存在，争议的焦点也在于：对科学理论的归纳整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的集合体，也只有对研究领域等诸方面进行适时的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结果、评价标准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来源和转变。对于现在的阶段而言，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条目虽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因为学科发展史存在着不同阶段的差异，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面对发展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科学哲学作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系？同时，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评估过程而言，它的理论评估标准又应当作何解释？关于这几点疑问，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对于国际关系学史的发展而言，只有当学界能够充分解答出这几点疑问的时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只有理顺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联系因果，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科学哲学起到了一个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方法论的作用，而加强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加强，使得高品质理论建设进一步得到构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科学哲学来自于自然科学，所以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可以得到区分，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加入科学哲学的元素，形成一种充足的完整的借鉴，也有利于增加科学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论基础，从而加强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国际关系学而言，科学哲学在它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极为宽广的研究前景，而科学哲学的发展，也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2015年，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异常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中国方案、中国倡议。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国家主席阐明中国对于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部队，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气候合作方面，中国不仅向世界表明了气候治理的主张，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这一年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全球首个发展中国家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成功实现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首个纳入SDR的新兴市场货币。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不景气的大势下，作为促进各国经济合作的推动者，全球和谐均衡发展的践行者，彰显大国风范，履行大国责任。
这一年中国外交异彩纷呈。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战略指引下，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分别进行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国事访问。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主席成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英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克尔访华落实《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推进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发展对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决心和良好意愿。访美，同奥巴马会谈，并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推进奋发有为，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复杂微妙，美俄关系波澜起伏、日本外交矛盾尴尬、中美合作中有抗衡，各国利益诉求复杂、交融，国际安全形势危机重重，地区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如何看待2015年国际关系领域的总体形势？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何作为，有何挑战？全球治理有何成效，未来趋势如何？我们邀请了国内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回顾2015，中国外交在理念上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在实践上彰显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在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格局演变带来积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稳定动力，展现了一个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何茂春 郑维伟
在中国综合国力蒸蒸而上、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作用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关学人一定能够借助中国的外交思想，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提炼中国的外交经验，总结中国的外交成就，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独特视角，把国际关系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经验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
―李 兴 成志杰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赵可金
和平崛起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民主、人权、法制等都能进一步完善。应当继续宣传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理念。广交朋友，减少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情力量。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遏制美国一些人军事冒险的冲动。可以多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式的理想世界。
―张芜
纵观近年来国际冲突的整体演变态势，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现实表现出复合化的趋势，不仅涉及直接对抗的显性冲突，还涉及间接对抗的隐性冲突。对于复合型国际冲突特征下的国际安全形势演变，不单需要做出更加充分的分析、顾及更多的变量，还需要关注到复合型冲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变化对安全形势的影响。
―沈海涛 李永强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战略，是中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成长战略，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战略。所以，“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中，中国应该重点发挥倡导、组织、推动作用。关于当前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需要正确应对。
―张历历 张宇炎
摘 要：计算机模拟和角色扮演是国际关系实验教学通常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而以地缘政治模拟为代表的严肃游戏及以此为基础的实验教学，则致力于打通上述模式之间的传统界限，创造一种人-机-人循环对话与互动的新方式。它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推动理论知识运用，培育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同时也需要企业与高校更密切的合作以创造适用性更强的实验教学平台。
关键词：实验教学；国际关系；模拟游戏
实验法通常被认为是“硬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但它在像国际关系这样的“软科学”领域同样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如果说国际关系研究由于更讲究科学性与真实性而使得学者们在使用实验法的问题上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国际关系教学反而会因为其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与实践素质的培养而促使教师们创造性地开发和运用实验教学的方法。
1 既有的国际关系实验教学
“模拟已经成为许多国际关系课堂普遍使用的工具”。研究者认为，此类模拟的价值在于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洞察政治进程，更有意且更积极地参与学习，获得更长久的信息，掌握批判性思考和分析的技巧，同时改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其中，角色扮演式的模拟赋予了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助于全方位地体现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分析能力和实践技能。但此种形式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还原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诸多的限制，尤其是对海量数据的搜集、逼真情景的展现、以及模拟进程中排除人为干扰的变量介入与结果反馈。
就此而言，计算机模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这种实验手段致力于将实验设计的各种内容、要素与环节通过相应的人工智能程序在计算机上体现出来。只要参与实验的学生输入相关的数据或信息，计算机就能根据已有的程序换算出相应的结果。与此同时，在网络化时代，计算机模拟还充分地利用了虚拟空间，为实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与平台。然而，此类模拟通常依赖专业人士或机构设计的软件程序，而这往往需要在资金和时间方面付出巨大成本。不仅如此，纯粹的计算机模拟还容易使学生陷入简单的人机对话，进而有损于实验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之外的其他综合素质进行全方位培养的初衷。
2 国际政治模拟游戏
谈到游戏，一般人首先会联想到娱乐，甚至将二者等同对待。然而，这种观念存在着对游戏一词乃至整个游戏行业发展演变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严肃游戏”（seriousgames）就已经问世，并在其后的时间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医学、工业、教育、科研、培训等诸多领域。与传统游戏不同，严肃游戏是“不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游戏”。它旨在利用游戏的技术手段、展现形式和娱乐体验对现实事件及其过程展开模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对游戏参与者的知识、技能、素质进行培训和提升。严肃游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实现人机对话和人与人之间经由虚拟网络的交流，而且它还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兴趣问题。游戏的介入使得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区别更加明显，增加了实验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反过来也使得实验教学的价值变得更加独特。
成立于2004年的法国埃韦森公司（Eversim），其主要业务就是开发设计模拟类、战略类、以及角色扮演类的网络游戏，公司产品则主要面向社会公众以及来自防务与安全部门的专家进行培训和学习。其中，地缘政治模拟系列游戏即是埃韦森公司成功开发的严肃游戏之一。
GPS3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游戏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全真模拟。游戏所提供选择的100多个国家和50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都是1：1还原；第二，游戏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玩家在游戏中针对特定问题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得到系统程序的即时反馈。这些来自国内外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意见或行动将会成为玩家进行下一步决策的重要信息源，而这些信息都将通过3D图像、声音和文字的形式加以展现，具有优质的视听效果和现场体验感。
3 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模式探索
第一，概念界定。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上的实验教学，即仅在专业实验室内进行的教学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辅相成。课堂教学是基础，是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讲授，专业思维训练，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途径。实验教学是拓展，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思维和能力展开运用，从而进行检验、评估，进而对课堂教学进行改进的方式与手段。实验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从书本走向实践，从受众迈向主导，从专业能力向综合素质转化的重要步骤。
第二，教学目标。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目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巩固学生专业素养，培养既懂理论，又识实务，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外交外事高端人才；二是打造学生综合素质，突出个体能力（搜集、分析、运用、评估）和团队意识（协作、领导、应变）相结合的高素质涉外人才。
第三，参与对象。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对象为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到大三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学习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热点问题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专业课程，并初步形成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这就有利于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也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剩余的课堂教学质量。
第四，实验教学过程。在实验前阶段，指导教师负责联系实验场地，介绍实验软件，设定实验议题，讲解实验规则。而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回顾背景知识，熟悉游戏规则，进行团队组建。指导教师将提前两周向外交外事实验中心申请使用专业实验室，并在该实验室内向学生讲解GPS3的操作程序与方法。事后，指导教师会就实验议题、游戏规则、评判标准进行说明。学生则按要求组队展开实验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在实验正式开始后，各实验小组随即进入游戏展开模拟。每一小组由三人组成，分别扮演决策者、信息员、协调员的角色。
第五，教学评估。国际关系实验教学的评估方式应突出创新性、针对性与实用性。整个评估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学生参与游戏模拟的结果占总成绩的30%；二是学生就游戏过程中运用理论及战略策略的陈述占35%；三是学生课后提交的涉及实验过程和学习收获的报告占40%。
结束语
自2013年地缘政治模拟游戏第3版发行以来，笔者已经借此开展了一年多的实验教学探索。总的来看，这种基于模拟游戏的实验教学的确让学生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然而，游戏本身对实验室硬件环境和软件配置的高要求则是对更多高校采取此种实验教学模式的首要挑战。此外，游戏设计者毕竟不是专业的教学工作者，GPS3的模拟功能尚有一些不太符合现实教学的地方。如果未来校企之间可以进行更好地协同合作，那么升级后的GPS游戏或者其他更多的模拟游戏将为国际关系实验教学提供更优质的平台。而这对双方来讲都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作者简介：朱天祥（1981，11-），男，汉，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教学科研。
[摘 要]俄国的南下和英美的北上分别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
[关键词]北进；南进；国际关系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不久的1868年12月14日，政府首脑之一的木户孝允即怂恿公卿岩仓具视说“征韩乃当务之急”。从此，日本开始了出兵台湾、挑衅朝鲜、吞并琉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武装突进过程。由此可见，明治政府从其成立伊始就极具侵略性。日本加入世界强权政治体系，“其殖民侵略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极大地玷污和扭曲了日本人的伦理意识[1]222”。剖析日本在明治时期得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亚历史问题。日本学者井上清认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归结于它与中华民族、中国政府以及西方列强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关系[2]322”。所以本文拟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一、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
经过沙皇彼得一世的大力改革，俄国国力日益增强，进入18世纪以后便开始觊觎东方领土。1771年，俄国船只漂流到阿波（今日本德岛县）。1778年，俄国商人从国后岛登陆，向松前藩提出通商请求。1792年，俄国遣日使节拉克斯曼带着日本漂流民进入根室港，正式要求通商往来。1804年，列扎诺夫作为遣日全权使节携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亲笔信进入长崎港。由于德川幕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通商交涉终因日方的拒绝而以失败告终。为了报复日本，俄国人在1806到1807年间袭击位于桦太和择捉岛的日本人村庄与官府。在其后的数年之内，日俄两国在北方地区陷入了紧张对峙的局面。
无独有偶，1808年发生了英国军舰费顿号侵入长崎港并强行要求提供粮食和淡水的事件。1824年又发生了两艘英国捕鲸船来到水户藩所领的大津滨要求燃料和淡水的事件。俄国的南下与英国的北上所引发的危机意识使德川幕府终于在1825年颁布了《异国船驱逐令》。不仅如此，俄国和英国的到来还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戴季陶先生曾说：“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即‘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3]97”。
二、美国的亚洲战略与日本的开国
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棉制品工业国，为了在与英国争夺中国市场上获得有利地位，美国产业资本家们急于开拓横跨美国西海岸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太平洋航道。通过美墨战争（1846年―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里夺取了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紧接着，由于在日本勘测到煤炭资源，美国开始把目光移向日本。为了让装载棉制品的汽船在日本获得燃料补给，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佩里于1853年7月率舰队驶入浦贺，要求日本开放港口。
幕府吏僚们吸取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教训，于1854年和美国和平签署《日美亲善条约》，避免了“战败条约中的割让领土和支付战争赔款等惩罚性条款[4]112”。而且该条约以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船只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为主要内容，大致符合美国的亚洲战略。四年后的185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完《天津条约》之后，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便诱使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中增加了自由贸易的规定。之后，荷兰、俄国、英国以及法国相继和日本缔结了包括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此乃《安政五国条约》。
三、攘夷之后的自我殖民地化
开国之初，大量外来商品的涌入使日本传统产业的经营步履维艰，而本国原材料的出口又使物价出现暴涨。“对黑船的恐惧和对物价暴涨的厌恶燃起了日本人的攘夷思想，并首次在他们心中根植下‘日本’这一相对于外国的国家观念[5]233”。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许可就签署《安政五国条约》，这成为日本列岛“尊王攘夷”运动的导火索。1862年，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经过横滨附近的生麦村时发生了“生麦事件”（1）。英国要求幕府和萨摩藩支付赔偿费并惩处凶手，可是攘夷氛围正盛的萨摩藩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以生麦事件为由，英国于翌年8月15日派舰队炮击鹿儿岛。以好战闻名日本的萨摩武士终因在萨英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强悍，故转而向英国求好。同年6月25日，作为攘夷中心地的长州藩炮击经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对此，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于1864年9月5日攻击下关，并于翌日占领下关炮台。经历了马关战争的长州藩最后也走上了与英国交好的道路。
幕府对攘夷运动的镇压使攘夷者们逐渐从“尊王敬幕”转向“尊王讨幕”。通过与京都公卿的战略结盟，讨幕派终于用武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对欧美列强采取屈从政策的同时，积极吸纳以《万国公法》为核心的欧美外交模式，通过西化国内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习惯来改变国民的思想认识。此举被称作“自我殖民地化[6]7-8”。然而，“尊王论的结局却是权谋术数式的行为主义[7]385”。因为19世纪以来，欧美诸国加紧了对东亚地区的殖民步伐。英俄在亚洲地区的敌对与他们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势力争夺息息相关，而且呈现出复杂化的局面。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即对俄国觊觎朝鲜心怀戒备，所以英日在对俄问题上有了利益的交集。为保持国际均势，英国希望日本充当他在东亚地区的“看门人”角色。
四、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的容忍
为打开中国的棉制品市场，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于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战胜国，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除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岛，英国还获得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随着《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的到来，英国开始考虑续约问题，但均被清政府拒绝。以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英国勾结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军队直逼北京。在英法联军的威压下，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在当时的清政府内部，主战派的呼声非常强大。但是，1861年咸丰帝去世，新帝同治的生母慈禧伙同皇弟恭亲王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并杀害主战派。此后的清政府对不平等条约采取容忍的态度。
比起外来的侵略者，清朝的皇帝和高官们更担心来自内部人民的反抗。洋务运动的初衷乃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引进英法等国的军事技术的。清政府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他们不能及时领会在近代国民国家语境下的欧美外交模式，因而缺乏国家平等的主权意识。小森阳一认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者不乏其人，但是总体而言仅仅以爱国热情取性思考者居多，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积极有效地投身于近代化文化生产的学者少[8]”。在丛林法则下，若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不仅会危及国家的安全问题，还可能诱发他国的攻击。清政府的弱体化在无形中膨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五、在欧美列强支持下的侵略战争
中法战争（1883年―1885年）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84年，乘清政府无暇顾及朝鲜之机，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改革派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从闵妃一族和事大党手里夺取政权。然而，该政变最终因为清政府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为了驱逐清国这一传统阻碍力量，日本于十年后挑起战争，即甲午海战。该战争是“日本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对英国作出让步以换取其支援而实行的侵略战争[2]”。在当时，俄国想以朝鲜为据点打开前往太平洋的通道。早在1891年，俄国就开始动工兴建西伯利亚铁路。该铁路的建成将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为了牵制俄国，英国需要拉拢日本，因此同意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
英、俄、法夺走的是中国的边境或离岛，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分割走的不仅有台湾、澎湖列岛等离岛，还有与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地近在咫尺的广袤的辽东半岛。俄国对辽东半岛垂涎已久，该地的割让触犯了他的利益，所以俄国伙同德法两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英国因为担心日本一枝独大，对三国干涉还辽一事采取中立态度。日本迫于无奈，最终返还辽东半岛。日本从中国攫取的巨大利益极大地加剧了欧美列强在亚洲地区的势力争夺。此后，日、俄、法、德、英等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分别以租借的形式割取中国的战略要地。
日本把台湾和辽东半岛分别作为其“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辽东半岛的返还暂缓了他“北进”的步伐，但是割取台湾之后，日本开始把目光瞄向太平洋。1897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的时候，日本以保护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的日本侨民为借口，向夏威夷派遣军舰“浪速”号。1898年美西战争之际，日本为了监视美军，以“观战”为名向菲律宾派遣军舰“秋津”号、“浪速”号、“松岛”号。日本的“南进”终因美国的强大军事后盾而受挫。
六、牺牲中朝利益的日俄战争
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借助日俄对立来防止任何一方独吞满洲，并以此牵制日本涉足菲律宾事务，因此他有意斡旋日俄讲和。在罗斯福的奔走之下，日俄讲和会议从1905年7月开始在美国朴茨茅斯召开，最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该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满洲线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南半部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这样，日本通过牺牲中朝两国的利益与俄国进行交易，完成了对朝鲜的占有和对满洲的瓜分。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人士安重根暗杀。日本以此为借口，于翌年8月强行合并韩国，即日韩合并。
日本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竞争力优势不明显。通过甲午、日俄战争垄断了朝鲜和满蒙市场，日本产业资本才获得迅猛发展。为保护日本的产业资本，日本军政在南满往往漠视《朴茨茅斯和约》中规定的“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原则。由于南满市场的封闭性，美国棉制品一直受到日本产品的打压。围绕满洲问题，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然而，日本在与俄国签订《日俄协约》的过程中竟然发现彼此在垄断满洲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于是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结语
来自北方的俄国和来自南方的英美各自诱发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政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在无形中催化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巧妙利用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并和其中一方交好，日本明治政府才接连实现了出兵台湾、江华岛事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台湾和朝鲜分别是日本“南进”和“北进”政策的桥头堡。由于英美的支持，“北进”过程中的独吞朝鲜、瓜分满洲均得以顺利进行。然而，由于“南进”牵扯到英美自身的利益，所以日本的厦门占领计划和反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等行动都无功而返。
一、社会性别概念
与生理意义上的男女之分不同，社会性别表明的是社会对人的性别身份的认定，这意味着一个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只有具备了社会所公认的男子气和女人味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正常男人或合格女人。因此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在家庭、学校等教化机构中受到社会依据其性别施以的不同规范，如男孩的名字多表现家长对其勇猛顽强、刚毅果敢的期望，女孩的名字则要求其温柔美丽、温顺贤淑；男孩的玩具多为交通工具和武器的模型，而女孩的玩具一般是洋娃娃、长毛绒小动物等。同时，社会也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分工、大众传媒等手段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熏陶，例如小学课本中极少出现女性的形象，或即使出现，基本上也不是以职业妇女的身份，而多扮演着妈妈、奶奶等家庭生活的角色；中学老师通常鼓励男生报考理工科专业，而希望女生学习人文科学；富有挑战性、要求从业者具备创新精神的职位录用的往往是男性，女性则大多集中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岗位上，如担任秘书、护士、保育员、服务员等；广告中的男性主要是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女性则多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等等，使人们于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性别观念并加以内化而男女由此产生并表现出来的种种自觉不自觉的言行举止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社会对两性的普遍认知，使社会性别规范不断得以再造和强化。
社会性别的概念负载了许多社会文化的理念，它的内涵远比生物性别的区分要复杂得多。“社会性别”概念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男人和妇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二，被划归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第三，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着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男子与妇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二、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传统的权力观、安全观、战争与和平观，揭露其隐含着的性别缺失和偏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仅以男性视角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女性主义通过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在国际关系中加进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一）女性主义的权力观
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女性主义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时，往往会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者们对女性与权力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在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西方政治学著作中，或直白或隐晦地暴露出对女性的歧视、曲解和贬低。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述涉及了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变幻莫测的命运与个人成功的关系时，将命运之神比作女性，“……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马基雅维利）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西方政治学经典著述中对女性的歧视、歪曲、甚至嘲笑，使女性在政治生活中遭遇的偏见找到了部分的根源。女性的被动、柔弱、远离政治、以及天然的母性，即便在今天，仍模板一样存在于绝大多数当代人的观念中。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对女性来说已经大为改观，大多数国家对女性参政的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已几乎找不到了，但是隐藏在表面公正的背后，人们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弥漫于无形。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既看到了不公和歧视，更看到了进步和改善的前景。
（二）女性主义的安全观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与独立。但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另一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如此安全观已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安全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各国开始关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安全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超出“国家安全”的安全问题：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解决，必须依靠广泛的国际合作。鉴此，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
女性主义者在汲取安全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性别剖析，指出，现实主义安全观重视军事安全，强调冲突与暴力，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安全内容，如军事安全，有时这一安全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如军事基地的妇女），而忽视关涉女性的安全内容，如使妇女免于战争、各种暴力和来自环境等方面的威胁，有利于女性生存、生育安全的基本条件等。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摒弃狭隘的男性视角，在内涵到外延上，全面拓展传统的安全概念。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而言，安全更多的涉及到满足生活的基本物质所需，更多的关涉到人们在一国政府内的生活状况，安全应包括所有人及其整个社会。女性主义者概括出了“人类安全”所包含的三个特征：第一，从广义上来分析安全的概念，指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第二，“人类安全”强调安全的相互依存性。因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第三，“人类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主动的。它认为采取预防措施比在危同时，“人类安全”除了包含国家安全之外，还兼容了个人安全，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统一起来，是一种将“人”放在考虑中心的安全观。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所倡导是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安全新概念，“以全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安全哲学。
（三）女性主义主张的“移情合作”
“移情”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学，在美学中，“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审美对象，仿佛对象本身拥有了主体的感情，并对审美对象产生欣赏之情和美感。
“移情合作”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即倾听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声音，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构建一种包容性的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验，“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念融入我们自己的观念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希腊思想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过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开的思想，男女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女性不能介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更谈不上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传统。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女性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女性主义者要打破这一状况，试图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填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性别“盲区”，进一步扩展该领域的知识范围和理论发展潜能。女性主义试图借用“移情”这一特定的方法与途经进入国际关系领地，引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对于“性别缺失”的主流理论而言，可以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或可能有失偏颇的观点。例如，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如果采用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策略，往往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
总之，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是由男性主宰，而女性被排斥在外。国际关系活动，从外交到军事、国防等所谓“高级政治”都被认为是“男性范畴”，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这一类的工作，而被限定在诸如家庭、社团、民族等国内事物的范围内，主要从事处理人际间关系的工作，即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哈贝马斯语）“低级政治”。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男性学者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女性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女性学者鲜有研究学理问题的，也很少有安全问题专家，她们多是在从事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经济、种族、难民等问题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地形成了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知识结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男轻女”倾向首先表现在其所关注的话题上。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一直关注的是诸如战争和冲突、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问题、军事打击、核威慑、安全与战略、利益与权力、外交干涉等男性特征强烈的话题。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权力和利益为其核心概念构筑其理论框架。在这类话题的影响下，国际关系讲究权力和控制，世界成为了有着等级秩序的世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为实践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缺少女性的、被男性特质扭曲了的世界并非是合理的，而理所当然的接受下来，而且习以为常了。女性主义思潮的使命就是要向国际关系这个被惯性积习而成的、所谓的“男人的世界”发起猛烈的攻击。
摘要：2015年，距离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已经有了62年的时间。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对当时的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然时至今日。本文主要针对朝鲜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做一个综述。
关键词：朝鲜战争；战后国际关系；中美苏三角关系
二战期间，开罗会议决定朝鲜将在战后独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雅尔塔会议后又决定朝鲜实行国际托管。1945年，日本投降，美苏两国以北纬38°为分界线进驻朝鲜半岛。冷战开始后这条界线分裂了朝鲜，南北双方分别受美国和苏联支持而建立了朝鲜和韩国两个不同政权的国家。1950年6月25日拂晓，战争全面爆发。李承晚的部队并没有大规模的武器导致朝鲜战争初期李承晚节节败退，战线快速南移。正当李承晚退守釜山时，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进入朝鲜半岛参加作战支持李承晚政权，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台湾，或者中国国民军。联合国军进逼平壤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
联合国军的参战让苏联和中国感到巨大的压力。中国对于是否要出兵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最主要的担忧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局势以巩固发展自己的政权。在于苏联磋商后中国在得到苏联的口头支援下，中国政府决定组成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经历了5次战役之后，双方均伤亡惨重均有和谈的意向。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2]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但至今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3]。
朝鲜战争后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是显著的：
1. 中国
中国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中国在朝鲜半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被长期孤立并且失去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而朝鲜战争让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的干涉而使得台湾至今未能回归祖国。同时，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热战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支援而无法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后来赫鲁晓夫敢同中国摊牌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国离了苏联，根本就无法选择[4]。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
2.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开支扩大了4 倍，大部分资金的用途，都在于围绕苏联和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以及进行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同时，美国的主要得分是在盟友面前建立了信任：它不会抛弃朋友。在关键时刻，美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和帮助自己的盟友。美国最长远的损失是有几十年没能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朝鲜战争也让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5]”，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3.苏联
苏联并没有正式参加朝鲜战争。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了验证了中苏同盟的坚定性（要知道在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依然追随国民党政府一道迁往了广州）。但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不但没有出兵，还要中国自己出兵自己出钱。苏联害怕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会和美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建立一条对苏友好的缓冲带。斯大林认为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使其能处于安全地位，而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声望空前提高。西欧，美国在面对苏联时均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苏联最大的得分在于朝鲜战争切断了中、美可能建立的关系，大大的巩固了苏联的东方阵营。
4.朝鲜
朝鲜战争后其国内政党一直对内进行独裁统治。朝鲜时至今日依然被美国认为是一个无赖国家，没有民权和真正的自由，对其进行封锁。朝鲜被国际社会所孤立以至于它经济落后、农业欠发达、文化生活贫乏、体制有严重缺陷但是仍然推崇先军政治。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对于金氏家族的，他们一家三代统领着整个朝鲜。上台后依然对朝鲜进行这独裁统治，在外交方面仍然没有大的突破，美国仍然对其进行封锁，导致朝鲜现在国际上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5.韩国
本处于岌岌可危的李承晚保住住了自己的地位。韩国从此依靠美国的帮助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社会发展远超过朝鲜，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经济也飞速发展，外交文化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但是朝鲜战争使得韩朝两国越走越远，两国在边境地区也时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给两国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6.日本
日本虽然没有参战，但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关键作用，美国为巩固后方，允许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7.台湾
对当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参战使得美国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杜鲁门总统派遣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宣布台海中立化，阻止了中国共产党渡海攻台及的企图。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6]。
孙子曾经说过：上兵伐谋，中兵伐交，下兵伐战。但是朝鲜战争这一场局部战争搅动了整个世界，几乎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麦克阿瑟甚至扬言要用核弹攻击中国。作为美苏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朝鲜战争同样表现出了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朝鲜战争根源在于二战后美苏对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冷战结构性的缺陷。直到今天朝鲜战争的后遗症依旧，朝鲜半岛仍然存在如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危机，朝鲜半岛的走向依旧破朔迷离，任何朝鲜半岛的冲突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触碰世界的神经。最终拍板决定出兵很大的原因在于是为了赢得前苏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的支持。朝鲜战争后金日成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提倡主体思想，它直接影响到朝鲜人的人生价值观是朝鲜立国的基础。主体思想阐明了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以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并阐明人决定一切，人是一切事物的主人的哲学原理。很明显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对于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朝鲜金氏政权来讲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体思想对于朝鲜人民是及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在国内及其贫困的情况下维系金氏政权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倘若有一天这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垮掉，也许离李承晚想要吃掉朝鲜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摘要：国际事务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特点：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以国际问题为导向，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关键词：国际事务学;本体特征;差异;就业优势
20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与1987、1993、1998前三次修订不同的是，本次修订版专业目录在“政治学类”之下增加了编号为030204T的“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特设专业。关于该专业的学科特征与性质，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注意。2011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先获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专业设置，并于2011年迎来第一批本科生，比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早一年。随着该专业进入教育部特设专业目录，在国内出现了新建该专业的“小高潮”。暨南大学、湘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等等高校纷纷设立国际事务学专业，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国际事务学专业特征是什么？它仅仅是过去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换汤不换药吗？或者是这些专业的修修补补？又或者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本文认为，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以下行文简称国际事务学专业）是一个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事务专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专业，具有相对独立的本体特征。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
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无疑共同点居多，而不同点较少。国际事务专业更为接近国际关系专业，而更加远离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但是国际事务学专业和传统的国际关系专业相比，增加了“国际事务”这个词语，并置于“国际关系”词语之前，反映了国家的教育导向。具体来说，国际事务专业和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淡化理论性
国际关系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与西方同行的研究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纵向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状况，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青壮年时期。表现在：产生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如王逸舟、秦亚青、时殷弘、倪世雄、阎学通等，并产生了质量并举的青壮年学者梯队;初步编著了一系列方法论、本体论的教材，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颇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著作;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坚持的方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维持学科的自尊与独立，必须提高学科介入的‘门槛’”，因而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特有的概念操作、理论逻辑和研究路径，形成了独立的专业特征，等等。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在该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注意提高学科的准入门槛，因此高度关注科学性特征，进一步使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向理论化、精英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专业走向独立的学科特征，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发展和成熟是一大幸事。但也带有一些弊端，即对本科专业和社会需求而言，应用性和技术性才是主导方向。在强理论性、强科学操作性思路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就业市场陷入了应用性困境。尽管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就业难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整体社会环境决定的，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带着“国际”字号光环的国际关系专业在就业上应相对较好才符合逻辑。这些问题表明，政治学类下设的各个专业，应进一步对本科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进行区分。国际事务专业的出现，适应了这一需要。有学者认为，“‘地方化’、‘次国家化’、‘非政府化’或‘公共政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待开拓的新领域，也是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日后就业竞争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国际事务专业进一步强调应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注重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生也能够进行的操作实务，将相对发展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二外强调国际事务专业的外语特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强调与滨海新区取向结合，都是国际事务专业灵活地与应用需求贴近的写照。
（二）强调公共事务性，淡化政治性和民族性
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等等都带有公共事务的特征，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习惯将国际社会按照活动主体区分为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国际政治专业一般是指国家间活动，而外交学则以一国政府为活动主体开展对外活动。这些与国际关系专业包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有着显著不同，表现在国际关系专业对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个人作用的强调上。从国际关系专业中进一步区分出来的国际事务专业继承了国际关系专业这一取向，进一步淡化政治色彩，将带有国际公共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国际社会中的共性问题，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关注国际公共利益。这一点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保护更多的国际公共利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
（三）强调问题的解决导向，淡化问题的解释倾向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影响到执政党的文化取向，那么“经世致用”等口号则反映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实用思维。从传统和现实、上层与民间等多个维度来审视，要求国际关系学科不仅仅要试图解释国际问题，而更要试图解决国际问题，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治理，则是对国际关系专业提出了“深化和扩展”的更高要求。从中国古典思维去理解，以往国际关系专业追求“道”，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则倾向于如何使用已经初步“悟”到的“道”来实现儒家所言的“出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国际关系使用各种规范理论进行阐释，使人获得知识。而对于这些知识，应进一步关注其应用价值，使之向政策学、管理学渗透。
（四）强调学科专业的开放方向，淡化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国际关系专业从改革开放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强调独有的学科特征，也从历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借鉴了不少的概念、方法和工具。国际关系专业初步形成独有的学科特征，提升了学科准入门槛的同时，也逐步带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这不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国际事务专业尽管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国际事务专业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将它们对于国际公共事务问题的思路、模式和方法统筹于国际关系之中融合、转化、提升，成为国际事务特定的解决问题思路和对策，从而出现国际关系理论统筹各学科的“位居其上”的局面，进一步将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反馈回它在发展历程中所借鉴的那些学科，进一步相互交叉和融合，促进专业的开放，而降低专业的自我封闭倾向。
除了以上几个差异外，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差别，还在于进入21世纪，国际环境和中国教育政策的导向发生了变化。国际事务专业更加强调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塑造和应用。与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的“参谋”传统不同，国际事务专业培养的是既具备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又能直接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型人才。也就是说，尽量减少国际关系专业与社会具体事务脱节的程度，使本科生在大学期间就受到一定的职业化实践训练。
二、国际事务专业的若干性质
以上的特点，是国际事务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若干差异。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国际事务专业的本体基础――国际事务学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试总结如下，以便读者加深对国际事务专业的理解：
（一）国际事务学强调“以公管公”
在国际活动中，外交学倾向于从国际社会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可谓是“以公益私”，而国际事务学则与之相对，强调借助于国际公共组织，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来应对、管理国际公共事务，着重于“以公管公”，在实现国际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符合道义地实现国家利益，使国家利益“取之有道”。这也是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内容。
（二）国际事务学优先关注“国际重大但不紧迫问题”
国际关系学者将国际问题区分为“第一类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第二类是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第三类是无关全局但紧迫的问题，第四类是无关全局并且也不紧迫的问题”等四类。如果说，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特别是国际危机问题倾向于解决“重大而紧迫”和“次要但紧迫”问题，那么国际事务学则除了这两个问题外，优先关注“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例如北京雾霾，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因此其紧迫性远远不如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但是雾霾作为环境政治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具有国际公共事务的长远效应。在国际政治关注传统安全的基础上，国际事务学将跨国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作为自己的优先考虑对象。
（三）国际事务学致力于角色扮演实践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强调应用性与技术性，因此在授课方式上，国际事务学致力于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开展角色扮演。例如通过“外事礼仪”课程，教学者亲自演示礼仪的过程，甚至具体到外宾接待中的调酒、打领带等操作性细节。通过模拟联合国、模拟商务谈判、模拟外宾接待等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体验，积累他们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经验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事务学还聘请高端国际事务人才来为学生授课。
（四）国际事务学对国际问题导向的结构性调整
由于国际事务学面向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因此国际事务学也和相近专业相同，紧跟国际热点问题，但是在结构方面有所调整。除了国际热点问题外，国际事务学除了继续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外，也较多地关注国际长期、重大但非新闻焦点的问题，避免国际事务学受到媒体议程的操控。
三、国际事务专业发展的若干障碍与问题
国际事务专业作为新设置的专业，有着显著的知识储备和政策环境优势。它建立于国家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需求上，有经过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的哺育。它的天然优势还在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发展已接近四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教学经验。尽管具备了以上的优势，国际事务专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若干障碍和问题。
（一）国际事务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在培养层次上的如何衔接
由于本科生并非都直接从事外事活动，而是由相当比例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这些继续深造的学生如果也以应用性为主要方向，那么很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专业科学化、拔尖化的需要，因此从考研需要以及学界认可度而言，国际事务学的培养应相对二元化，一方面对有考研需要的学生在理论素养方面提出较高要求，另外一方面对直接就业的学生着重培养实践性和应用性。
（二）国际事务专业如何不简单地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重复
由于国际事务专业与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密不可分。如何避免把国际事务专业办成国际关系专业的简单名称改变，而不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法方面做认真细致的改革，那么国际事务专业就成了国际关系专业的附属品，而不具有独立的专业性质。由于国际关系专业在该领域中占据绝对的学缘、人才、资金优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有专业利益格局”。如何超越专业利益形成的优势格局，难度甚大。
（三）如何形成全国性的国际事务专业共享平台
在国际关系专业的多年发展中，教师们通力合作，把分散的科研能力团结起来，形成拳头效应是保证国际关系专业建设成效的基本经验。但是国际事务专业是否能和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专业一样，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科群和集体优势，建设诸如“外交学年会”等全国国际事务专业交流机制，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在建立 “国际事务学年会”，合办“国际事务学研讨会”，增强影响力方面，国际事务专业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国际事务专业作为一门在大陆地区新兴的专业（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早已设置有该专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收国际事务专业学生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相比，生源质量、社会评价都有极大的提升。这说明，加强国际事务专业的教学研究、本体论研究迫在眉睫。国际关系学界要抓住这一时机，继续推进国际关系学科向纵深发展，不辜负国家、社会，特别是师生们的期望。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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