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7 05:26:18
导语：在教育哲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信息时代的通识教育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4.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种不包括人文教育，对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也十分漠视的自然科学教育是不能被接受的。虽然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完备，历史上也不缺乏有教养的坏人，但人文教育对于个人性格的塑造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都是无法否认的。人文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思维能力以及文化鉴赏力。在通识研讨课《工程科学与力学文化》教学中，我们就力学的发展简史、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工程结构的美学欣赏、力学的文化价值等进行的研讨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和人文精神的熏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五、通识教育的地位和相对性了解通识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确立通识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客观需要。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和意义。相对性是通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哲学的认识论来说，当我们观察到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时，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了某种关于差异性的参考集，并进行了比较性程序的运用。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识教育的时候，是相对于传统的单纯知识传承和过于狭窄、单一的专业教育作为参考样本的。通识教育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赋予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完成人格塑造之过程，也不会取代相关的专业基础和技能，但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于教育的基础性和人本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和对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在对同样的对象、过程进行观测时，便可能获得彼此不同的信息。这也正是对同一现象，人们所感知的信息和结果具有相对性的原因。
作者：朱怀亮 单位：上海大学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勃起，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核心、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会议的召开对于音乐教育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史是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史与音乐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史学的视角探索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规律，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音乐教育哲学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对一切音乐教育教学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揭示音乐教育的基本规律，对各种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颜妍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1.树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
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的实质是人的本性，要使得哲学教育发挥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使哲学在学生的发展中掌握认知、评价和实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哲学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生活境界，使得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真善美。提倡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原来的教育目标，从以往政治塑造转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教育生活化的基本要求，全人所指的是具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自由的人。哲学教育虽然不能保证实现全人教育，但是通过哲学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打基础。因而，理解哲学教育的性质，落实好其对学生立场和方法的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思维培养是必要的。其次，通过转换哲学教育目标，实现预成性目标向生成性目标的转化。预成性目标是知识论的产物，受到知识主义价值和分析论的影响。这种目标对于学生的知识习得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帮助学生建构和转换思维却无法实现。而生活化的哲学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生成目标。
2.探索哲学教育生活化课程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语境和学生自主社会化的现实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使得教学气氛愉悦。哲学教育要向现实生活迈进就要探究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的课程模式。第一，研究学生的系统目标，创设哲学思维训练平台；第二，为学生提供诸如网络环境、学界论坛、课外活动等哲学教育场域，延伸哲学课堂教学的场所。
3.建构文本与生活融会的教育话语
教学是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文本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文本中包括教材、辅导资料和教案等。而教材是教育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是以传统的哲学教材反思和建构实施的。我国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要想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哲学教材在学科和课程的地位，应当把其看成是学习哲学的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吸收学界中的优秀成果，包括教育文本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此外，还应该实现哲学教育文本和生活教育话语的互通，使得教育文本话语可以和现实生活话语实现对接。
4.教学内容要体现哲学历史感和现实感
作为人类历史升华，哲学是在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是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哲学是对人类、自然、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当容纳哲学史，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思想史演进当中加以观照，促使学生了解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地位。同时，哲学教育内容还要加强和哲学历史之间的对话，批判地接受以及借鉴有价值的思想。
5.教学方式要适应哲学学科特点
哲学思维属于创造性的思维，其本质是具有批判性的，在各种理论的批判中，使得哲学思维得以发展。因此，哲学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激发学生进行思维创造的过程，其教学要以提高学生创造思维为要求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批判和反思思维状态，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教学环境，让学生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养成学生追问的习惯。
作者：李小俊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人文社科系
一、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意义作用
（一）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创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是一个国家创新创造力不竭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进步，从而做到“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为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高职学生客观、全面、深刻地看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促使学生（包括90后的高职学生）逐步树立起独立、自强、成才、创业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促使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至于部分学生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可以培养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学生只有确立了辩证思维方式，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独立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复杂问题，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三）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90后的高职学生不满足只接受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希望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创新的希望正是在青年，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和必备的重要品质。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盲目、冲动、脆弱的民族。而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也必定是非常浅薄、浮躁、柔弱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使高职学生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交差训练，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根基。
（四）提高高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是一种人文修养的熏陶教育，这既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又包含了对学生的人格、个性以及人文修养的教化，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把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融合的培养中，促使高职教育由培养技能型人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转变。
二、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05”方案，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吃透、挖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课教材，渗透、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讲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则要深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如“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专题的教学，要系统讲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它包涵相互联系、不断升华的三种境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体现着价值观三种境界的有机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个人实现社会价值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个人价值不是否定社会价值，而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历史价值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历史延伸，它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完成。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共识。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统一，有助于学生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二）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化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更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其它校园文化不可替代的。校园文化建设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通过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培育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同时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还要经历自我的感悟及积极的行动。引导学生理解包蕴在校园的人文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使之感动于自己置身的环境，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从而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熏陶，给予学生更多的是智慧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这是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的有效途径。
作者：池秋平 单位：辽宁职业学院
一、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综述
(一)经典思想回眸:阐述职业教育思想中的技术哲学因素
1．关于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研究
宋仲夏分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演变。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有技术参与的劳动，技术与劳动结合才得以存在，技术是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2］技术在揭示人类本质力量的同时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实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技术实践活动要合目的、合规律，人类才能最终与走向与自然的和谐。技术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化、社会发展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的克服仍然需要技术自身，技术的合理发展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最终克服与扬弃技术异化现象。基于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结合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现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程敬宝在《马克思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中分析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目的以及主要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使学生了解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特点，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工具的基本技能。它既不同于学徒制的技术教育与单一的技术教育，也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形式。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在本质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综合教育作为实现途径。在劳动变换、职能更动和全面流动的生产实践与生产关系(即全面而自由地发生交际关系)的社会语境下，劳动者需要接受综合技术教育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进而创造美好生活。
2．关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盛国荣在《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之要义》一文中对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1)技术是一种经验，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有形的人造物与无形的人造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的意义只有在实践应用中，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被检验。［3］(2)技术是一种人性解放的力量。他反对技术控制论与技术决定论，提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3)技术活动同样存在着负面效应，通过民主手段来进行技术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渗透在其职业教育的思想主张之中。徐平利指出，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赋予了劳动者及其劳动哲学的哲学意义。在杜威的思想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模仿和训练，而是通过劳动等技术实践活动，获得人性解放的力量，找寻”相对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确立合目的、合规律的技术活动，进而创造美好的职业生活。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技术知识的实践环境，不能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技能训练，技术知识的学习必须与完整的工作过程联系起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验与理性相互交融，不断探究的过程，实现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是教学、工作过程、评价和学生成长统一的过程。必须将教学与工作过程整合起来，实现评价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以此促进学生知识学习、技能提高、心智的成长。
(二)宏观影响探究:论述技术哲学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总体意义
技术哲学则是对现代技术的总体反思，这为理解技术进而读懂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梁卿则认为，职业的技术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点，而技术哲学则是对技术本质特点的深刻揭示，因此，技术哲学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马君明确指出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的研究点，如“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技能是什么的问题”等问题。高岩认为，技术哲学关于技术、技能等观点的阐释与分析，能够为职业教育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持。他指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技能与技能人才认识的偏差与落后。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对于技能的要求发生很大改变，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跟时代的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必须对技术哲学投以足够的关注。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分析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以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不同的研究旨趣，认为只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因为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阐释了劳动等实践活动的哲学意义，拓宽了职业教育的意涵，表明它不仅仅是具有训练性的价值，更具有教育的意义。他指出，由于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支撑，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同，“职业教育已经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与自由教育并驾齐驱，而且，在教育的本质意义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是一致的。”［5］
(三)内在联系分析:从技术哲学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与职业教育的契合之处
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包括技术本质、技术知识、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等不同的领域。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探讨与分析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教育、技术、职业、人等的彼此内在关联。如傅朝鼎在《论技术教育的实施》中指出“技术是内容，教育是形式，技术教育是技术继承(技术的横向传播)和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技术教育是技术时代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6］李艺认为，教育与技术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技术进入教育意味着它就不在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蕴含教育意义的“教育的技术”。“一种发展成熟的教育的技术事实上已经进入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贯穿于教育的各要素中。”［7］现代教育与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是相互渗入的一体。王玲则认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存在价值互指，双方互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从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依赖职业教育，从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需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引;另一方面，技术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刻影响职业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左明章指出，技术与教育的影响是互动式的交融而非单一方向的制约。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体现在技术对教育目标、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形态、教学过程及教学模式等确立的导向作用。教育对技术的作用体现在技术在进入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还要面临不同教育目标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有学者则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影响。陈向阳在《技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对技术教育的影响》中分析了技术认识论的内在意涵，认为技术认识论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产生影响，即技术知识类型的确立将改变技术在教育中被忽略的地位，技术认识论的范畴的确立将带来教育内容的改变，技术认识模式研究为教学模式提供依据。
如果说以上研究，侧重的是从“技术性”的维度进行研究，那么还有些学者则关注到了技术哲学的另一研究维度———“人文性”研究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陈向阳的《试论高职院校中的技术伦理教育》一文通过对比国外技术院校技术伦理教育的开展情况，从三个方面指出开展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技术责任感的公民;职业技术教育自身本质回归的需要;培养完整的‘技术人’的需要。”［8］他认为，技术伦理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增进学生对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理解，反思现代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确立技术应用应该对社会、自然负责的态度等。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考察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之后指出，职业教育过程凸显着“训练性”特征，但职业教育本应有的“教育性”特征却在现实的学校职业教育中被严重忽视。实践层面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学校顺应趋势片面看重技术训练;理论层面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研究还没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理念的落后很难对不完满的现实状况有更多的指引作用。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系统反思则可以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哲学理念支持。
二、反思与展望:已有研究评价和未来研究趋向
(一)在宏观理念上，从技术哲学视角诠释与反思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方面，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之前的研究未曾触及的领域。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指的是职业教育本体、认识论、价值等本源性问题，必须对它们从理念上予以阐明，才能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以技术哲学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诠释与反思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以使职业教育这些“隐而不显”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得以“敞亮”与“澄明”。从技术哲学视角反思职业教育的本体将涉及以下问题:从逻辑上看，职业教育的本体与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技术哲学视域中的职业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在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能够探寻到的职业教育本体是如何呈现的?从技术认识论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主要探讨如下问题，技术认识论如何为化解职业教育的“合法化”危机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到底有何区别，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应该如何平衡这两类知识?技术哲学家们提出的技术认识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教学逻辑的启示是什么?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职业教育的价值，将立足于职业教育与自然、社会、文化等领域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性要素所产生的紧密联系，未来的研究将深入分析在这种联系中职业教育所展现出特有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内在和外在价值。
(二)在教育实践方面，深入探究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影响
1．培养目标设立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培养的不应是单面的工具人，而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可以从技术哲学的价值诉求中找到思想依据。技术哲学中关于技术本质、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等的研究，提醒职业教育应在实践中正视技术知识的独立性、明晰技术自身的逻辑，改变传统的学科教育方式，凸显职教的“技术性”特点。技术哲学关于技术伦理的反思，能够引发职业院校对于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视，增强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凸显职教的“人文性”内涵。未来的研究将在技术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职业教育目标确立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2．对课程内容选择和确立的影响研究
当下，职业教育界对于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反映工作过程的知识，以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技术知识。而具体应该选择哪些知识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决定于不同的工作类型，更依赖于对技术知识的深刻认识。未来的研究将对技术知识的基本特点、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同等问题做出更全面的研究，为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技术伦理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方面的教育在我国各类职业教育院校中很少涉及，因此，职业学校学生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培养现状令人堪忧。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伦理与技术责任意识，是应该选取具体的技术伦理内容渗透到日常的专业教学当中，还是单独的设置技术伦理课程，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对教学过程的影响研究
当下的职业教育一般是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来展开教学。它的背后逻辑是科学理论居于先在重要的地位，技术活动是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掌握好基本的科学理论，技术活动就变得很容易了，但技术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技术活动的逻辑不同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指向现实目的，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科学活动则指向思维目的，重视理论推进。学科化的教学严格按照学科体系并遵循思维演绎来展开，注重前后教学的逻辑衔接。技术教育以现实的实践目的为指向，并不严格强调理论的深度，但重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技术活动与科学活动不同的目的指向、不同的认知逻辑决定了二者必须依循不同的教学顺序、教学方式才会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一些技术认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提出更加合理的、符合技术认识特点的教学过程。
4．对教育评价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评价必须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相呼应。为了培养技术性与人文性兼备的技术人才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评价必须综合考虑学生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伦理意识。任何单方面的评价结果，得出的只是对学生的片面判断，不利于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认识。职业教育的评价既要注重学生的技术能力评价，也不能忽视对学生所展现出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评价。具体到技术能力评价与技术伦理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立、反馈机制的设立、质性评价还是量化评价、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会给出进一步的解答。总之，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将不只停留于对职业教育与技术哲学关系的浅层次分析，将会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讨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指导意义，为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作者：徐宏伟 庞学光 单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现状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随着西方音乐的不断渗透，已经丢失了属于中国特色的韵味，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被更替，“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应用越来越冷门，中国传统音乐知识逐渐被淡忘。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泱泱大国，其特有的文化艺术性应该被积极弘扬而不是被抵制。现如今崇洋媚外的现象显著，学生更乐于接受钢琴、吉他、小提琴等西方乐器，对于中国古代乐器所知甚少[1]。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山歌民歌不被新一代的青年们接受，他们拒绝学习古老的音乐文化。因此，为了防止中国传统音乐被历史遗忘，我们应积极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知识，鼓励学生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乐器，继承和发扬记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传统音乐。
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哲学的关系
1、教育目的。中国古代将音乐教育作为学堂正式授课的内容之一，将音乐作为传扬道的一种方式，要求音乐服务于政治，规范道德，以求和平的社会氛围。所谓“致乐以制心”、“乐者乐也”就是这个道理。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塑造品格，培养情操，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音乐也一定高雅脱俗。
2、教育过程。中国古代对音乐的教育在“体悟”上，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实践经历和前人留下的规律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是讲究含蓄、暗示，强调激发个人潜力。这种抽象的“体悟”学习过程，更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中以“举一反三”的教育模式为主，实现自我修炼。中国古代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用点化式教育，让学生自己体会情感，在有形到象有了质的飞跃[2]。
3、教育方式。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性，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音乐的琴谱是以简洁为主的古老音谱，在琴谱上没有显示旋律的强弱，没有规定的节拍，在增强韵味的指法上没有特殊标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解曲谱中的意境，才能弹奏出有韵味的琴音，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相应的点拨；另一方面，流行于民间的唱本和曲谱没有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只是在一辈辈人中进行传唱，口耳相传，家中晚辈从长辈那里获得传承，再一代代传下去。
4、教育价值。儒家强调“礼乐治国”，其中音乐作为实现“礼”的必要手段，“乐”是作为“礼”的教育手段应运而生。传统音乐强调自我调整，锻炼心性，磨练意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讲究“和”，注重音乐的意向，在音乐聆听过程中体会“弦外之音”，认为音乐引导人们产生无限遐想，“留白”的寓意就在于次。
三、基于哲学基础传统音乐教育的反思
1、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发现，由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取西方客观认识论来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这就造成传统音乐的分析脱离了人物的“人格世界”，使音乐的研究只是重在音乐自身，而忽略了音乐所赋予的情感。而对于音乐的学习，如果脱离了传神的根基就使音乐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同时，中国传统音乐创作是以地区或民族等集体的方式进行表达缔造的，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民俗风格。在传统音乐研究中应坚持中国的特色，注重音乐创作过程和目的，接受产生音乐的意义，而不只关注曲作本身。
2、传统音乐教学的反思。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主要采用西方的音乐逻辑形式和方法，在教学中以逻辑讲解为主，忽略了语言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哲学艺术，使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如浮萍般没有根基。现在的中国音乐教育都以“哆、唻、咪、发、嗦、啦、啼”为主，丢掉了中国原有的音乐唱名。传统音乐讲究韵腔、润腔等具有传统特色的音乐风格都被西方音乐替代。中国古代乐论中，庄子曾说过：音乐可以分为三类，“天籁、人籁和地籁”，天籁是最自然悦耳的声音，如：风声、鸟声等；地籁是指地下的音声；人籁是人歌唱的声音。而佛教中讲究音乐可以”明心见性”，是指以琴音来看一个人的心性[3]。中国的传统音乐艺术是气韵出于自然，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艺术。北方的音乐刚硬强烈，带有粗犷悲壮之情；南方的音乐柔美婉转，意在清淡细腻。中国传统观音乐教学更应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创作和学习上才能具有中国特色，真正将中国传统音乐继承下去。
四、结论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是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文化教育形式，中国特有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贯穿于传统音乐教育之中。研究传统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推助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孔好文 单位：江西省鹰潭市一中
从贾谊对早期教育的论述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是强调了胎教的问题,还涉及如何为未来的孩子选择优秀的母亲，甚至包括考察母族的家风，即所谓“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胎教》），这种注重超前教育的理念极好地反应了贾谊考虑问题之深人与周密。既然贾谊强调在婴儿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而胎教的实施者主要是孕妇，所以，他认为孕妇应该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事情为例加以说明：“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胎教》）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胎儿在味觉、听觉听觉、视觉等方面已有不同程度的感知能力，所以，孕妇良好的言行举止确实能对胎儿产生积极的影响。贾谊认为,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巨大的差别，在于后天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以殷周两朝的君主和秦二世所受到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殷周两朝的不少君主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长大后成为治国有方的明君；而秦二世胡亥所受的教育不当,结果成为恶君。贾谊说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导之者非理故也”,认为胡亥成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是“习导之者非理故也”。
一、贾谊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贾谊之所以重视太子教育，是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国家命运的未来主宰者，因此,太子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福祉。就此而言，教育必然与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贾谊的思想里，最理想的教育既能培养出优秀的未来君主,又能对普通民众进行良好的道德引导。因为，在贾谊看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上》）人民关乎着国家的安危、君王的威侮、官员的贵贱，人民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对人民进行良好的道德教化,将直接有助于政局的稳定。由此可见,无论是注重教育太子还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贾谊都是把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贾谊的礼治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后世精英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礼须通过教育;对太子的礼教而言,贾谊提出了‘五学’的构想；至武帝而有太学之设。对社会的礼教而言,便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要求,在景帝时，巳有郡学的出现。由贾谊所代表的理想，也未尝不发生若干实际上的影响。”②时至今日，社会教育已广泛普及，从理论上来说,关于礼教与德教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重视,这些都将有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进一步说明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二、贾谊教育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
贾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民"、“教”、“政”、“道”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政治局面形成的根本。其中的“教者，政之本”，主要道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对政治的重要性；而“道者,教之本”’则让我们看到了贾谊教育思想的本体论依据，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的根本是要达“道”，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一定要依道而行。由此可见,贾谊的教育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上，它对贾谊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引领作用。政治哲学思想是定位于价值世界而作出的价值判断，可以为具体治国思想的设定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的中心关切是政治应当如何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政治哲学不是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人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③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例外,他构建了一个以形而上之“道"作为其本体论依据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里，基于大道的完满性，他设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格局——“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五美》）。应该说这个格局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包括了民本、仁爱、休战、隆礼、尚德、大一统等美好的社会愿望。“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表现在当时的现实中，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政治哲学充满了理想性,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④而这些美好愿望的实现,当然离不开贾谊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它将直接有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道术》、《六术》、《道德说》等中。其形而上之“道”的本体论思想的主旨是：“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德说》），艮P“道”是万物的本原德是禀“道”而生的，德以“道"为本。也就是说，“道”是本原性的东西，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道”为终极依据的。所以，在对待万物和处理事情时都必须依“道”而行；而“德”是以“道”为本，并且包含在万物之中的、与“道”密不可分的东西。
作者：冯国利
现代科学教育忽视实践，更缺乏正确哲学思维指导之下的实践。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习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获得高分数，很少把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更无论教会学生用正确哲学思维指导学生实践。“高分低能”，是对这一学生群体的称谓。长此以往，现代科学教育将会丧失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可能真正推动其继续发展。总之，现代科学教育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要想解决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哲学视域角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重新建构哲学在科学教育中的独特的理论指导作用。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经过数代人打磨锤炼后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各门学科的发展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不是在先进哲学思维指导下发展的结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科学教育，会使得我们的科学教育更加理性，发展的更加快速有序。无论是过去的实践，还是现实的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都呼唤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想的回归。我们要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共生关系。
二是用哲学思维重建科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哲学思维是启迪人智慧的思维，是不断打造一个完善人格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的指导理论，在这一方面作用更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正确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更是要我们学会用联系、发展、全面、创新的观点看待自身和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更是强调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更鼓励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在砥砺自我中实现人生价值等。
三是在哲学视域下，真正践行现代科学教育中的“三维目标”。人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全面的，绝不是偏失的，只注重实现知识的传输的教育科学目标的做法，必将会使得我们最终自饮苦果。因为，现代科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更高，更远，而不是如此的狭窄偏失。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指导人们真正的践行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并最终实现教育上的“三维目标”，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四是用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接地气”。
现代科学教育要紧紧与现实结合，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受教育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更是要他们学会把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学以致用，进而反过来推动现代科学教育的再发展。用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更加“接地气”。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推动人是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哲学本身就非常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用它指导现代科学教育的实际应用，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代科学教育的出现来源于教育者最初的实践，完善于后来教育者不断的实践，他进一步的发展亦离不开现代教育者的再实践。
作者：肖颖秋 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教育现代性指标的静态概念，也是对传统教育创造性地转化、并使之顺应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向未来持续整合的动态过程。在新型社会形态初现、人类文明逐步进入更高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现代化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蕴。在教育学中，教育目的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确立现代教育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教育目的观逐步趋向多元化，不再受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桎梏，将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对立起来，而是趋向于建构一种具有整体合理性的教育目的。笔者通过对主要的两种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对我国当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应建构怎样的教育目的观这一核心问题进行论述，尝试为更为科学、合理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确立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
1.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人和社会是教育的两大出发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成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目的观，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这种美好是永恒不变的，培养人性是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断展示和发挥。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财富。因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这不但是使人类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人获得理想生活。人本主义突出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是最高层次。个人应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个人谋生手段的获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本主义主张，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时才显得有价值，人类的任意活动，包括教育活动，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标准，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价值。
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核心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其次，要培养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的过程，现代教育的目的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过程，即一个社会如何基于自身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体，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长期性、革命性和全球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发展最终都要服务和归结于人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变迁。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必须顺势发展，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人的现代化。再次，要注重培养认同多元文化的人。要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将教育目的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认同多元，把多样性作为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这样，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就不会是优势中心的附庸，他们既具备了批判能力，也在这个能力培养过程中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也要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各异的他人。这既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
最后，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人。要将个体差异作为出发点，努力建立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教育模式，将学生塑造为具有自由个性和丰富内涵，具备多种行为方式、多种思维、多样化个性特点的能动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教育从依附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工具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教育，成为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真正解放过程。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它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产生出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目的观。通过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理论主张的闪光点，同时在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也可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教育目的观的现代化，就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活的理论，不断用合理的理论来改造它，使其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作者：李艺 单位：济南职业学院
引言
笔者从事思政教育数十年，对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剖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主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欠缺，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专业技能的学习为主，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摄取不受重视，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对于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具体原因如下：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
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
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
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
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作者：汪丽 肖晓斐 汤晓文 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一、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课程”观
对课程的概念或定义，目前尚存在一些纷争。一般而言，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广义上是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某一门学科。所在的音乐教育研究组织“五月组”确立了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七大行动理念其中包括“课程”，并指出“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核心的和决定性地位，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应该说，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视野下的音乐“课程”有着更为丰富而特别的内涵：
（一）音乐课程是“实践性”的
实践的音乐课程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指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课程应当被当作思想深刻的音乐实践来进行组织和教学”。看来，音乐是实践性的，音乐教学也是实践性的，音乐技能教学更是实践性的，因而倡导一种全面的，以实践为主的音乐教育，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较之传统音乐课程而言，“实践性”音乐课程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音乐课程是“情境性”的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反对既定不变的课程模式，认为实践的音乐课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音乐课程教学所包含的“目标定位、准备和计划、教和学、评价”四个阶段都是“情境性”的，因此，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实习课程，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指出，“由于音乐与其他学术科目迥然不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普遍应用于科学、历史或数学教育的课程制作和程序对音乐教育也完全适用，那一定是唐突之举。”可见，“情境性”课程更尊重音乐学科特征及学生的个性，对于改变当前音乐技能教育中“一套教案针对众多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音乐课程是“多元”的
“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身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的“多元”性是由音乐的多元文化本质决定的。指出，“支持音乐教育实践学说就是坚持音乐和教学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多元”的音乐课程观是从多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音乐，发现音乐价值，并寻求多种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判性视野。
二、实践性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技能课程改革模式
（一）技能课程的“实践化”改革模式
音乐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毕业前夕短暂的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毕业前夕，且时间短，模式单一，效果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应将各种形式的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纳入课程管理，并计入学分。一是实践课程常态化。即从学生进校到毕业，每学期都有一定学分的实践课程。二是实践课程多样化。包括课堂实践、艺术实践、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教育实践等，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实习。三是课程设置和比例搭配灵活化。学校应对学生学习情况、实践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不同学期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类型及学分比例进行合理调配；甚至可以针对就业倾向，对部分学生个性化设置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根据实践课程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增强课程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减少和避免高分低能。
（二）技能课程的“情境化”改革模式
“特定教学——学习情境被称为课程……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的经历。”他指出，“作为实践课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学习语境化或情景化……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全方位地学习，而且可以学习如何教学。”笔者深信，正如所言，“情景化”课程模式是教会学生如何教学的最佳途径。实践中，一是要将“培养基础音乐教学师资”这一目标定位作为实施“情景化”课程的基础和前提，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当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场景，通过与场景直接接触与互动，提高学生音乐技能、教学技能和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中小学音乐课堂观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情景模拟课程，如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观摩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与教学实习有机结合，将情景化教学场景延伸到真实的中小学课堂等。三是在技能课程实施中可以灵活创设场景，如安排学生观摩教师为其他学生上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安排学生为学生上课；针对学生中普遍或个别存在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等。总之，要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技能课程模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音乐技能课程变得活跃、生动，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会如何教学。
（三）技能课程“多元化”改革模式
1.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化——即本土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一是本土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承认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其实也就接受了音乐教育要融入本土化元素。“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否则，其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就是为了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所以，音乐技能课程本土化，就是要将中国式唱法、中国式演奏融入课程，如开设民族戏曲唱法课程、民族乐器演奏技法课程、本地区特色音乐技能课程等，让音乐教育专业同时肩负起传承和光大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二是多元文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认为，“只有承认和面向当代多元音乐文化，才能为音乐教育的课程建构、教学实践建立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出发点。”技能课程要充分体现音乐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工作需要，培养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所应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决定的。学校可以开设诸如中外歌剧和音乐剧体验、流行唱法、爵士钢琴等等之类课程。同时，还可以一种更加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来促进技能课程的多元化。当然，这些课程的设置不是要穷尽世上所有的音乐种类和风格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建立更宽广的音乐视野，塑造更加宽容的音乐态度以及多种音乐感知和表现能力。
2.课程形式设置多元化——即分科设置与综合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一味强调课程分科设置则背离了“师范性”的要求；而一味强调“综合化”又将背离音乐的学科特性。应统筹考虑，在保留必要的技能课程分科设置同时，设置若干综合课程，构建一种既不失专业特性，又照顾科际联系的课程设置模式。一是必要的分科技能课程设置。这是由音乐的“实践性”和“表演性”特点决定的，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教学和课程怎样改革，音乐技能课程分科设置方式也不曾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保留演唱、演奏等核心专业技能课程是必要的，其作用是，使未来的音乐教师掌握必要的音乐表演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技巧。二是音乐技能综合课程设置。利用音乐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将声乐与合唱整合，合唱与指挥整合，钢琴与即兴伴奏整合，声乐、钢琴与自弹自唱整合，充分考虑各种音乐技能的综合运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可以开设自弹自唱训练课程、即兴伴奏课程、合唱指挥课程等，并逐渐增加其比重。三是技能与基础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如将声乐技能与声乐理论、钢琴技能与钢琴理论相整合，开设声乐理论与演唱技能训练、钢琴演奏与演奏技法、民族歌曲欣赏与演唱等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四是技能与教学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将教学法的内容渗透到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当中，如开设声乐演唱及教学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等课程，将演唱、演奏技能实践与技能教学理论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到音乐技能的同时，通过直接体验掌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结语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系统理论和观念为我国广泛熟悉和接受尚需时日。本文仅从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就音乐教育而言，对实践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吸纳还远远不够，音乐教育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音乐教育并不只关注音乐，它还关注学生，关注老师，并关注我们希望共同构建的社会形态”。即必须探讨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教育培养何种人。这一点值得我们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包括技能课程）设置和实施中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龚永红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弗洛姆人生哲学的思想基础
弗洛伊德关心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了伟大探索。郭沫若正是用他的理论指导创作，把性升华为人的正当情爱，写真的人，真的性情。他的剧作《屈原》中如果仅写传统的忠奸斗争，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也没新意；他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塑造了真实可爱的人物和真的性情。比如南后迫害屈原，是因为她深爱屈原:爱他的南国才子风度，爱他的高洁品格，爱他的铮铮铁骨，而屈原又那么骄傲，南后爱之不得遂转为刻骨铭心的恨；婵娟敬爱屈原，她说“我愿用我的微躯换得先生的存在”，她对屈原的爱，既是钦敬之爱，又有男女之爱；屈原也不是一个干枯的人物，剧中他有这样的台词“南后，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的赞美，你有许多地方令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时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它化成了诗的。如果我的诗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恕我冒昧吧，南后，这多是你给我的。”这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他对婵娟何尝不是深深的眷恋，他是用人格和责任压制着这情感。这样，郭沫若就把人的主题提了出来，引导我们更好地活着，做有价值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有人的可贵的性灵。弗洛伊德也正是在关心人，他确实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学者。弗洛姆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原因：一是1931左右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所，并担任讲师，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二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很流行。三是他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迫害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消除种族歧视，倡导人类和平，这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后来苏联弊端显露，资本主义也有危机，弗洛姆更加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命运。弗洛姆对马克思评价很高，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同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弗洛伊德。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关于人道主义他提到了三点：第一，马克思主张超越国家集团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和平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交往应平等相待，国家间关系也应如此，这种要求国家、社会如兄弟般相待的真诚，很令弗洛姆振奋。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的命题。异化，这里指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病态，异化摧毁一切人的价值。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借人变成昆虫，警示人世的冷漠，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借军规的荒谬性，指出规则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利益保障，也是平民人性异化的根源。其实异化应有更广泛的理解，比如梁山好汉赤裸裸的暴虐杀戮，正常人是不会这样执迷于暴力的，不正常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他们人性的极端扭曲；再如《儒林外史》中，终生在科举路上徘徊的人们，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窘迫，这也是人的异化。第三，马克思提出健康人的标准。健康人就是独立自主，有创造精神，富有的人。富有不是经济的富有，而是精神的富有。马克思指出占有感与存在感的差别:人们拥有了物质财产，但并没有使人道德富有，反而使人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也就是重视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关于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决定精神现象，马克思重视人的活动，把它发展成真正能动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建立更理性更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束缚。总之，马克思的贡献和精髓在于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最终解放。
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三、弗洛姆的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近500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在带给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弗洛姆的人生哲学给当代大学教育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做一个如弗洛姆所说的尊重人、关怀人的幸福的人呢？这就给当代大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弗洛姆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在于，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国家层面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当代大学生必须牢记的。想起了郭沫若，他一生潇洒磊落，遵循本真性情，在他86岁高龄临死时，牵着妻子的手连声说“舍不得呀舍不得”。正因为他活得有价值，有光彩，临死才不后悔，才会舍不得。因此，当代大学教育一定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当代的大学生能够沿着弗洛姆的道路，学着郭沫若，做个尊重人、尊重情感，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做个热情活泼的人、真诚可爱的人，做个无悔于人生的人。
作者：雷宏谦 潘爱军 单位：邢台学院
一、教育家对教育功能认识的代表性观点
到了20世纪，“教育万能论”演变为“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以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为代表。华生认为，行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加以控制的，只要确定了刺激和反应(即S－R)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环境而任意地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他在《行为主义》一书中有一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一打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其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才能及父母的职业和种族怎样，我都能够任意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领袖，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盗贼”。“环境决定论”否认人性的存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源于所受的教育和待遇的不同。此外，以优生学创始人英国的高尔顿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霍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先天遗传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部分乃至完全否认后天教育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无能论”观点。
二、对“教育”的理解和剖析，决定对教育功能的判断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对于“教育”，论述颇丰。儒家思想家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外国对“教育”也有许多精彩、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康德认为，教育是由个体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构建、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自我能力的发展，它体现着社会意志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审慎严肃地共同探究的机理，不是“指令”，不是“替代”，更不是让茧中的幼蝶曲意迎合或违心屈从;蒙台梭利主张，“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概括起来，中外学者对“教育”的认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教育”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其次，“教育”的手段是“帮助、培养、促进、激发”。再次，教育的核心在于“思想、人格、精神”。其四，“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据此，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做出如下剖析。
1.“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活动，教育具有终身性。
我们惊奇地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对象，定位于“人”，而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认识的“青少年学生”、“孩子”。这无疑是符合“人”身心发展基本规律的。因此，“青少年学生”、“孩子”，只能说是教育的重要对象;学校教育，仅仅是整个“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充实精神、活跃思想的过程，教育具有塑造性。
中外教育学家，都主张把人格塑造、能力发展，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三者的关系上，大多主张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人格塑造为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这里“忘记的”，就是知识;“剩下的”，就是思维方法和个体人格。
3.“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由引导帮助，到自我认识、自主发展的过程，教育具有自主性。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引导和帮助，最终需要被教育者个体，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实践出发，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4.“教育”因其终身性、塑造性和自主性，而具有极端复杂性。
“人”，本身就是拥有复杂思维(逻辑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再加上每一个个体的“人”，遗传基因的根本不同，生活环境的千差万别，生活实践的经历迥异，生活状态的不断变化，因此，“教育”，体现在每一个被教育者个体身上，就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复杂甚至是对立的结果。教育科学是世界上最难把握的科学，这绝非孤芳自赏。综上所述，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概念，得出如下结论: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由外界力量、外部环境引导、帮助、激发、影响，进而到由个体的人自我感悟、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极其复杂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活动过程。
三、站在哲学高度，客观看待教育功能
1.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功能。
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是高度智能化的动物，这是近代遗传生物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性论点。任何种类的动物，其知识和经验的获得，都离不开学习。而学习，则主要通过行为模仿来完成。著名的“印度狼孩”案例，是这一论点非常有力的佐证。一个毫无任何教育背景的婴儿，常年在成年母狼的呵护下成长，其学习模仿的最终结果，就是食生肉、饮兽血，就是狼嚎和爬行。行为学习模仿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然而，人类毕竟是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区别的高级动物。我们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通过复杂的抽象逻辑思维，认清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根据规律制定出若干行为规范，且以此约束自身行为。抽象逻辑思维，其成果主要表现为语言和文字。因此，人类获得教育的渠道，除了行为学习模仿，还有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把一名新生婴儿置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仅仅供给其生长所必需的食物和饮料，没有任何行为学习模仿的对象，也没有任何文字和语言，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必定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的“植物”和“工具”。教育，包括行为模仿学习和语言文字学习在内的教育，对“人”的发展、“人”的塑造，无论是积极的、正面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其作用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2.教育功能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矛盾。
在实现教育功能的整个过程中，有三对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矛盾体，一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教育客体(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二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三是教育主体(自我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对矛盾中，教育者，主要借助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引导、帮助、启迪、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教育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育者是教育客体。这一对矛盾的根本冲突，在于理性化与人性化的矛盾，即人性本能与对人性本能约束的矛盾。相对于后两对矛盾而言，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教育者，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威，以及被大量教育科学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受教育者施加足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敢说是万能，至少也是有能的。在第二对矛盾中，我们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看作一个整体，即教育主体，而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作教育客体。在第三对矛盾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同一个对象(自我教育的教育对象)，我们称其为教育主体，仍然把自我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称之为教育客体。第二、三对矛盾的根本冲突，既在于理性化与感性化的矛盾，也在于语言文字教育，与行为模仿学习教育的差异矛盾，即理想化与现实化的矛盾。距今100多年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有一条著名的“思行不一规律”。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知、情、意、行，有时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相悖的、矛盾的。因为“知、情、意”，大多是后天教育，尤其是语言文字理性教育的成果;而“行”，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先天的动物本能。当“知、情、意”，处于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理想状态时，对“行”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人具有社会性。生活在并非真空的社会之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或无意，对教育客体(社会环境)现象，进行模仿学习，而这种学习，又往往与先天的动物本能有关。这个时候，感性的、本能的行为模仿学习，其作用力，就往往大于理性的、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习。“行”，反过来对“知、情、意”，产生巨大影响。当代教育学上著名的“5+2=0”和“7+7=0”两个等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能说是无能的，至少也是无奈的。
3.教育功能的实现，既有可知性，也具有不可预知性。
作为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且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教育的功效如何，是可以部分预知的。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家庭环境和可以感知的周边社会环境)，长期接受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教育，那么，教育功能的实现，再差也有三分。然而，作为对教育功能产生重大能动作用的环境(受教育者的模仿学习对象)，是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沧海桑田变迁的。环境的巨大变化，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完全可能颠覆受教育者的心智，极大地影响教育的功效。由于环境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教育的功效如何，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
4.受教育者的社会和生活实践，是检验教育功能的唯一标准。
当前，对受教育者的考试评价制度，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评价方法，是“无可奈何”的科学评价体系。一方面，考试，只能考出受教育者，在某一个阶段知识掌握和部分能力发展的状况，而不能“考”出受教育者整个人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状况，更不能“考”出受教育者的“人格”和“道德”。因此，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是“非科学”的。另一个方面，以我们当代人的智慧，又很难找到一个比现行考试评价制度更为合理、更加科学的，评判教育功效的科学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考试评价制度，又是科学的。我们暂时做不到科学评价教育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意识到，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科学态度和标准?答案是肯定的。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受教育者终身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评价教育功能，不是看受教育者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而是看他(她)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不是看受教育者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怎么“做”，而是看长期乃至终身怎么“做”。盖棺定论，以受教育者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来定论，是理想状态下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最科学方法。
作者：孟延风 彭举鸿 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重庆师范大学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源已经成为教育市场的主体，而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依然停留在简单化的操作层面，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和创办者日益被人诟病为“逐利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作为民办高校的管理和招生人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缺乏以经济哲学的视角思考民办高等教育营销理论的战略价值。其主要表现为：
1.大多数民办高校招生人员的理念还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学生、多赚钱”的层面，学生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实践中，由于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放大，客观上造成教育价值的偏移，招生人员往往认为，招生任务的完成要靠与高中班主任教师的交易、广告宣传和搞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完成，因此多采用“买卖学生”的隐性腐败、多渠道宣传推销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关营销手段来开展工作。事实上，宣传、推销仅仅是营销手段，不是营销的全部。
2.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多由学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员组成
缺乏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教育教学的价值纬度缺乏认知，造成招生人员教育营销价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导致其缺失对优质师资、特色专业建设、重点实验室等教育营销“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深度挖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招生工作解决的是生源数量问题，教学质量解决的是生源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民办高校忽视对教学质量价值属性纬度的营销属于不完全营销。具体而言，民办高校忽视了教育营销的精髓，即民办高校必须把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教育营销价值的核心内容，必须全程监控教育产品（学生）的塑造和社会对教育产品的认可度，而这些才是有效教育营销价值的基础。
3.从目前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现状来看，民办高校教育营销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战术层面而不是促进民办高校大发展的战略层面
教育营销目标只是停留在扩大生源、实现“以学养学”的工具性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促进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层面。更为严重的是，民办高校的个别领导也不具备教育营销价值理性意识，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只是出于生源危机的本能管理动机，而其他职能部门、院系从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对教育营销理念做深刻思考，这既不利于民办高校教育营销实践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教育营销是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创新
1.教育营销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营销作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而引入的一种营销模式，其市场趋利动机明显。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逆转，我国逐渐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已成为共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教育价值功能，提高教育质量和效能的教育营销理论应运而生。教育营销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是手段，而教育营销价值本身隶属价值理性范围，其价值导向上归于传播和推广等目的，两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助于指导民办高校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发挥民办教育的价值功能，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效能。
2.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营销理论的必要性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持续，民办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教育产业化的主战场，民办高校的发展将始终伴随着生源的激烈竞争，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营销理论将成为民办高校生存的必然选择。我省民办高校引入教育营销理论既有现实生存的需要，也有内涵式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河南民办高校发展的双重需要，把教育营销理论提升到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战略高度，是保障民办高校在招生战场上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撑之一。笔者认为，从教育营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综合上提纯教育营销理论是经济哲学思考的切入路径，教育营销理论贯通于围绕教育市场核心而展开的一切实践活动，应当植根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生成过程之中，民办教育机构有义务将社会需要的产品———人才与科研成果输送到有关的社会生产部门或机构，其指向是教育目标价值的实现。教育营销理论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价值先行性，其应用则集中体现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路径选择。
三、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选择
1.进行招生市场调研，实现生源目标细分和准确定位。
事实上，在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的实施中，首先要重视对生源市场细分找准生源目标，比如在学生入学前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调研掌握学生学习基本情况及报考意愿，在学生到校学习之后对入学新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服务，然后根据调研信息寻找民办高校可供给教育产品与生源目标之间的契合。
2.宣传学校特色专业，提高学校品牌声誉。
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准确把握自身办学特色。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的定位、办学的价值理念、学科的水平、课程体系的构成、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学生、培养学生、成就学生是保证学校声誉的基石，民办高校学生的质量要接受教育市场终端的检验，教育品牌的优劣取决于学生培养的质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传推广要重点从民办高校的特色专业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学校品牌声誉为导向。
3.树立教育营销战略意识。
教育营销意识应该放在民办高校招生的战略层面来凝聚和推进，民办高校应该选拔专业教学人员参与招生工作，淘汰冗员，要在民办高校内部建立专门的招生工作教育营销办公机构直接与学校教学和行政部门对接，通过招生工作会议、招生工作文件、各教学单位招生工作网站等使全体教职工都全员认同教育营销且愿意为教育营销做出贡献。教育营销理论的引入对指导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功能，提高民办高校教育质量和效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办高校作为河南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担着为河南省由人口大省向人才大省跨越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随着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产业中的深度发展，以教育营销为导向的教育运行机制其优劣得失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作为民办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应该具备教育营销理论素养，成为构建新型教育经济关系的“哨兵”。因此，笔者再次强调教育营销理论的经济哲学思考十分必要，它对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构建学生、民办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教育经济关系，有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作者： 胡朝阳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一、“教育哲学”辨
为了更好地辨明“何为教育哲学”的问题，可以把它一分为二:“什么是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是什么”。前者考察教育哲学的历史形态;后者考察教育哲学超历史性的本质。
(一)什么是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主要有三种传统: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②形而上学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思辨教育哲学，其典型代表人物为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不断以“什么是”和“是什么”的方式追问诸如“正义”、“德性”、“美”等事物的定义，以便在“人事”上获得一种超越习俗、流变事物的确定性知识。在这种教育哲学中，主要表达的是教育即“灵魂的转向”③，即让灵魂从观看习俗幻象转向洞外真理之光。规范的教育哲学的“规范性”来源于其对哲学方式的辩护，而非一种宗教信仰或政治权威。因此它往往与思辨的教育哲学相生相伴。规范的教育哲学主要关涉三个问题:何为人类的卓越与优秀的德性，这些德性为何是卓越的，如何培养卓越的德性。④分析教育哲学以分析作为工具，探索语言使用过程中概念间的联系，以便发现和澄清理解过程和知识话语中的混乱。⑤分析教育哲学反对从哲学原理简单地演绎到教育问题上来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由哲学强加给教育的做法。吊诡的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有力批判主要来自分析教育哲学的内部。①上述三种教育哲学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教育哲学样态，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问题的回答。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一种新哲学方法兴起之后，还会出现多种新型教育哲学形态的可能性。任何一种教育哲学历史形态都只是一种“偶在论”存在样态。对教育哲学确定性、本质性特征的考察则应该通过回答“教育哲学是什么”来进行。
(二)教育哲学是什么
教育哲学并不只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教育。它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探寻教育的真理。教育哲学相较于实践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而言，具有更长远的“目的论”的关怀。它关怀的是三个整全:整全的社会、整全的教育、整全的个人。具体而言，教育哲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1．追问教育“自然”教育哲学追问“教育是什么”，更为准确地说追问“正确的教育是什么”。它不同于教育科学旨在揭示“教育事实是什么”。教育哲学是一种探寻教育“本性”或“自然”②的尝试。具体说，教育哲学是这样一种尝试:旨在了解教育的本性并为之辩护。之所以需要辩护，就在于其本身是一种对教育的“本体”追问，从而显得“不合时宜”、“不接地气”。它本身并不考虑教育的具体情境与特殊性，而是对纯粹的教育“自然正确”③追求。教育哲学并不关心其能否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现实化与技术化操作。如何操作是个实践教育学的问题，实践问题是技术性问题。教育哲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绝对知识，而非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2．探寻教育“理性真理”教育哲学是对教育“理性真理”的承诺。所谓教育理性真理是以人的纯粹理性探寻教育的“理性事实”。理性事实只存在于人的言辞中，教育哲学需通过言说的方式去探寻。与此不同，教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真理”，即教育在现实中事实上是怎样的。它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把教育现状中的事实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并加以鲜活地呈现，就已经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事实”。教育哲学探寻理性真理是为作出健全的判断提供评判标准。因为教育科学恰恰只是“价值中立”地不断展示事实，而无法让我们作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判断。而教育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何谓教育真理的问题，是评判现实教育对与错、好与坏的依据问题。它寻求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教育?只有符合自然或本性的教育才是绝对正确或正当的。教育自然正确是人类教育的终极价值标准。教育哲学就是在言辞中构建以美好生活为中心的符合“自然正确”的教育。3．关涉“善好生活”在理论上可以把生活分为两类:现实的“纯然生活”与理想的“善好生活”。现代社会对人的管理已经不可能细化到个体内在德性的考察，只要个体不违反大规则，就被认定为合格公民。在这种粗放式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人们日益关心自己纯然生活的生存处境，变得更为“现实”。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正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境况。它直接扎根于教育的现实，以求获得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以便满足生存之需，而实践教育学正是通过指导教育行动直接促成纯然生活的现实化。然而二者倾向于使人精神忙碌于现实而“两眼看地”，往往忽略了“头上的星空”。教育哲学正是要使人仰望星空———超越现实，追求那个高于现实的善好生活。教育哲学是以“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善好生活”为根本主题。纯然生活与善好生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自洽的: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教育哲学关涉的善好生活是“自然好”、“自然正确”的生活。①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都试图追问教育的本性，把教育引向“至善”。②这个至善就是教育的原型。“哲学决不会超出商讨或争论的阶段，决不会达到决策的阶段。”③教育哲学只对“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教育”进行辩护。实践教育学可能对现实的教育政策感兴趣，或基于某种世俗立场而为之辩护，但教育哲学只对教育真理感兴趣，并不依附于当下的某种秩序，更不为其合理性辩护。教育科学以揭露事实为天职，而教育哲学试图超越事实探寻“美好生活是什么”。
二、“教育实践”辨
教育理论可以三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的关系。在论及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学)的实践性”与“教育实践”三者混为一谈。
(一)“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辨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社会的行为，显然都具有实践性。实践是指教育主体把教育理念付诸实际行动。“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在语法上犯了近似同义反复的错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活动、行动或行为。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如果尚存在一点意义的话，就在于它强调了教育的现实操作性与技术性。若把教育的实践性理解为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实践性，则此问题就完全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对“教育哲学的实践性”的理解涉及对教育哲学的理解。教育哲学作一门探寻教育本性的学问，本身具有实践的“意向性”。亦即教育哲学所探寻的理性真理，对教育实践本身构成了一种规范和引导。“自然正确”与“善好生活”本身就是对教育实践在方向上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教育哲学想脱离教育实践都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实践性”与“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是指二者具有指向实践的属性。前者是指教育活动内在地具有实践性，后者指教育哲学本身在理论的最高层次上始终关怀教育的行动和现实。何为教育实践也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什么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是什么。
(二)什么是教育实践
在教育实践的理论陈述中，存在两条基本话语路径: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话语与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1．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观实践哲学并非与哲学同时诞生，而是开端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与创制。①这种三分法凸显实践的特殊性。首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他看来，理论作为人性中最高的部分———理性的沉思活动，代表着人最为自足、完满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可以像神般沉思世界的原因，实现人最高的幸福，即沉思生活。但是人除了自足的沉思生活，还追求完美的贤人生活，成为一个有道德德性的绅士。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苏格拉底将人的德性等同于知识的看法，因为人具有了道德知识不一定会自动成为好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就得“做”好人。因此，与人的理论活动相比，实践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概念，包括伦理与政治活动。实践与理论一样，是一种自成目的性的活动。它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与实践之间并非一种原理与应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并非内在演绎关系，而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外在并列关系。这种等级性是指理论高于实践。②其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概念。与创制相比，实践自身就是目的。亦即一个高贵的道德行动本身就是人的目的，而人的创制活动指向的是创制之外的产品、成品。这种创制活动仅仅相关于人类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而实践活动相关于美好生活的全局。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实践的学问，并不能要求其确切性，只能是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③他试图用实践智慧来应对生活中遭遇到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理论指向普遍必然性，而不能解决行为的个别性问题，因为个别之间存在异质性差别。亚里士多德通过二分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即理论解决普遍性问题，而实践和创制解决特殊性问题。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意义上使用教育实践概念关键点有三:第一、把创制活动排除于教育实践活动之外。教育实践是一种自足的目的性活动。第二、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这种并列并非内在并列关系，并不存在相互推演的关系，而是一种外在并列关系。第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等级次序，教育哲学高于教育实践。2．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既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又包括其创制概念，并且倾向于后者。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活动，因此是以非生产性为特征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对劳动的重新理解而得到改造与贯彻。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④理解为一种人的自足的活动，即人的劳动本身不是达到其他活动的手段，特别是不能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如此，马克思成功地把劳动实践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却是以生产产品为直接目的，这种产品包括物质性产品，也包括诸如诗的创作等精神性产品。马克思通过把这个创制概念糅合进他的实践概念，从而使实践概念生产化。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以生产性为特征的。它最大特点在于实践已经完全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成为生存论的本体论概念。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自为性和目的性的解释，即把实践看成因其自身而存在，但它又包括创制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突破了伦理与政治活动的范围，达到了康德所说的价值原则的普遍性。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实践的自足性和目的性的同时，多次强调实践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他的实践纲领:“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一个终极价值的概念———将人的自由生产性活动，即实践，作为人的终极价值。
(三)教育实践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把指向目的之外的产品为目的的创制活动排除在外。教育创制活动是一种明确以实效为目的的教育生产活动。教育的核心问题被理解为使人“活得好”与“做得好”。②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观恰恰把教育创制活动包括在内。不仅如此，它还包括教育理论生产活动在内。因为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抽象化之后，从事教育理论活动依然是“劳动一般”。③劳动生产化，生产实践化，如此马克思完成了实践观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概念，使得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出现了分离，从而在二者之间留下了鸿沟。马克思把哲学与实践理解为原理与应用的关系，通过“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弥合了这条鸿沟。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代表一种古典式的实践理解方式，其形而上学基础是宇宙目的论。而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实践理解方式。它是以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实践观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自足性的认识上是相通的。教育实践最终要指向人的生活本身。然而，由于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对象的整体，人在实践中人所面对的是特殊性与个别性的情境，所以教育实践并不能操作对象的整体。这正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哲学的区别所在。教育哲学可以通过理论理性从整体上把握教育的本性。哲学是一种跳跃式、攀爬式的思维方式，它抽离教育具体情境，在概念上对教育进行考察，从而达到对教育和人的整体性把握。而教育实践必须直面教育行动中所遭遇到的所有细节，但由于人的有限性，诸如人的现实欲望和世俗立场，人所运用的只能是以一变应万变的实践知识。概而言之，教育实践是对教育哲学所探寻的教育本性的“模仿”。这种模仿并非在最佳的状态中进行，而只能是在次等(好)的状态下完成，它不可能达到教育真理的完全复制，因为它要面对双重诱惑:政制的挤压与人性的感性欲求。在被迫权衡诸多条件的际遇中，教育实践像一只背负众多包袱的雄鹰一样，已然失去了“搏击长空”的梦想，平稳而安全地飞行成为其现实的目标。教育实践就是在种种遗憾中，步步妥协地应对“杂多”的现实，在诸多权衡中通过运用技术化手段把教育理想降格地展开的过程。
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关系辨正
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内在推演关系，而是外在并列的关系。教育哲学的逻辑理路决定着它应该超越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理应联系教育哲学。
(一)“教育实践应联系教育哲学”的三重理由
1．教育哲学的逻辑在先性教育哲学追问的“自然正确”并非与人的教育行动无关，只是离具体指导稍远一些而已。再抽象的教育哲学也意向于“实践”，虽然它可能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这正是“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并不能否定其逻辑在先性。这个问题的理解涉及对“本质”的理解。在柏拉图那里，“相”(理念)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中分有“相”的事物。教育哲学作为探寻教育的“相”的一种尝试，它所探寻的“理”当然可以先于或超越具体的教育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直到近代，“本质”被理解为是从具体事物当中抽象出来的。基于这种理解本质不再像柏拉图的“相”那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被当作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性思维产物。然而，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教育的纯粹状态的自然本性的学问，不仅仅是从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它更是逻辑在先地先于教育实践，并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教育哲学要走向实践教育学，而是教育实践要联系教育哲学。不是要责怪教育哲学脱离教育实践，而更应该反思教育实践脱离教育哲学。2．哲学逻辑与现实逻辑之别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逻辑。教育哲学是属于哲学逻辑，而教育实践是属于现实逻辑。哲学逻辑是规范性的，现实逻辑是操作性的。处于现实逻辑中的教育，必须要经过理性的跳跃才能达到哲学逻辑中绝对正确的“教育的相”。正如哪怕是看尽天下所有的(有缺陷的)圆，都未必能把握几何学意义上“绝对的圆”，因为从现实之物到思想之物需要理性的“最后一跃”。这种跳跃仅仅站在实践的层面是做不到的，必须站在更高的理性层面即“灵魂的看”才能实现。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逻辑虽异，但二者在相互“流动”中可以相通:教育实践通过理性的跳跃“自下而上”地通达教育哲学，而教育哲学从纯粹理论理性出发进行教育真理的探寻，“自上而下”地对实践进行规范与指导。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教育原型的存在，更不相信“目的论”的价值秩序。在这种际遇中，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在否定自身逻辑的同时，相互僭越。教育哲学丧失哲学的纯粹性与普遍性，而教育实践失去行动操作性与个别性、具体性。3．教育哲学的超越性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学者易于承认“事实真理”，却不关怀甚至否定“理性真理”。理性真理是一种指示性真理，它为现实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参考和指导。按照古典教育哲学的理解，现实中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某种缺陷的圆，必然要趋向于完满的圆。同理，现实中的教育也是不完满的。它只是对教育的“相”或自然(本性)的摹仿。因为教育受制于现实多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出离自身的“本真”和“真实”。教育的“相”是教育的逻辑开端。它的正确性的根据来自于其自身的完满性，并为现实中的教育提供了评判的标准。教育真理并不能自己显现出来，而要靠人去探寻和用语言去表达才会显露出来。①教育真理是一种“存在”，只存在于言辞之中。通过“对现实的真正原型的深刻把握，从而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真理。”②简言之，教育真理是需要通过人的理性去言说、辨明或指明。由此，追求教育真理的教育哲学，会表现出超越或“脱离”教育实践之感。这种脱离感来自于教育实践的“向上看”，即站在现实立场上观看教育哲学，使人产生一种仰望的“高处不胜寒”之感。然而如果站在教育哲学的立场上“往下看”，即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观照教育实践，则并无脱离感。反而由于自身的高度而对实践有更整体更长远的指引作用。因此，教育哲学在最抽象最纯粹的意义上最高地指导着教育实践。③
(二)重申教育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只有普遍才能认识。④这也是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总纲。教育哲学所能把握的是教育的普遍性。而教育实践是针对情境性与个别性的教育问题。所以，那些教育中的特殊性与个别性的问题，应该放在教育实践中解决。教育哲学是从教育的整全性来研究问题，它根源于教育哲学的目的，即通过整全的社会和整全的教育绽出整全的人。这种整全性标识着教育哲学的纯粹性与高贵性。被“祛魅”了的现代人，一谈及哲学的高贵性就嗤之以鼻并大加讨伐。人们往往把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等同于哲学的专制。似乎哲学的普遍性是导致二战惨绝人寰的犹太人集中营的罪魁祸首，仿佛哲学的高贵性要为二战后的全球核威胁负责。这种对哲学高贵性的拒绝心态，正是教育在全球失效、人类心智不健全的现实表现，也是现代教育为了实现大规模的大众教育而把教育水准拉平从而使教育降格的结果。在现代所谓民主的渲染中，人们已经把自己的头脑交给了舆论主导者或民主选举出来的平庸首领。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们以为民主表决出来的，或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就是对的。人们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气氛中变得划一、平庸，不再追求高贵。哲学源于惊异，没有不断追问的理性攀爬精神根本不会有教育哲学。真理就是真理，而不是意见，真理就是高贵的。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探寻教育真理的学问，它不会因为教育实践者觉得它难以在实际中操作化，而变得妥协与脆弱。教育哲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是对人的整全人生、整全幸福的探寻，它不会纠缠于现实可操作性的细枝末节。在这个功利的消费时代，虽然教育哲学在追问教育真理的同时，还负有为其存在合理性辩护的任务，但这无损于反而更加彰显其高贵性。
四、结语
教育不仅在于教给受教育者什么，更为重要是的培养他们追求真理的心性。一种理论或思想，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人们在某个方向上引起思考，成为探寻真理的“药引”。为教育哲学的纯粹性辩护，并非要贬低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的价值，更不是忽视或否认教育实践的存在。毫无疑问，教育实践的好与坏不仅关涉到整个教育的命运，更深层地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幸福。教育哲学有其自身独立的逻辑理路，它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它可以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教育哲学试图辨明除了眼前的一抹功利，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教育根本上要引导人们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并且为正确的教育、值得过的生活辩护。教育哲学从整全性出发探寻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真理，表面上看它不顾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哲学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关怀着教育实践。
作者：吴元发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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