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7 05: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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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公平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障,但客观存在的地区、城乡和学校差别导致了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均衡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为此我们应该强化基础教育公共物品的地位,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并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重点倾斜,同时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转变观念,提升教学管理水平,推进农村学校合理化分布。
关键词:教育公平互助共同体阶层差距
长期以来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因素,如分级管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多渠道筹措经费等政策以及发展观念落后,对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本质联系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了我国教育发展存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城际差距,而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进城民工子女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无法享有与流入地儿童同等质量水平的教育,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条件简陋的学校或者需要交纳一笔高昂的借读费才能入读较好的学校。这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弱势群体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导致了长期以来城市学校获得资金优先投入,城市重点学校独享优质教育资源,造成城乡以及经济发展差距大的城市之间的教育发展严重失衡,主要体现在人均教育经费、师资水平及就业率等方面。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均衡,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教育投入力度,政策向农村倾斜,但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其财力差异直接造成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差异化。学校之间的重点、非重点划分和有增无减的择校费又导致了富校愈富、穷校愈穷的校际差距。近年部分学校实行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富裕地区,而贫困的农村地区很少有企业愿意投资,进而扩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并且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更加明显。
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以人为本,以农为重,要求我们真正解决失衡的城乡教育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问题。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而努力,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应承担起主要责任。和谐社会既是物质生态、制度结构的和谐,更是人的和谐,而和谐人群的形成依赖于和谐教育。我们应该追求教育投入的均衡与增长,以现代公平理念为指导,重视教育立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现社会公平及社会和谐发展。现代教育公平理论指出教育公平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弱势补偿。
2006年9月我国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次将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写入国家法律。在差异性极大的现实中,必须依靠政府补偿性的倾斜政策对弱势地区、弱势人群予以特别关注。同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根源在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在新兴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直接导致他们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成为新经济穷人。只有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使农村教育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通过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金,取得更大的办学效益。同时通过城乡学校互助,拓宽当地农民的视野,转变落后观念,促使学校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以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我国人口结构来看,农村人口占大部分。建设新农村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是目前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舒乐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也是资本,是广义资本的一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的积累,也包括人力资本积累,人口素质的改进主要通过教育进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增加政府教育投入,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我们在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和实施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时,可以将它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地位,通过增加农村教育投资的途径解决受到世贸组织限制的农产品补贴问题,让农民得到实惠,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为了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努力推进教育教学管理改革,健全教师管理机制,加强对教师工作的考核。努力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大胆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如政府牵头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保持更新的管理人员储备库,改变农村学校管理人才缺乏,管理方式落后,管理水平低下的现象。学校之间定期举办研讨会,交流和学习各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管理经验,每年互派管理人员到双方学校进行挂职锻炼,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发挥特色名校的引领与辐射作用,将其优质资源向城乡、区域学校进行辐射。
同时转变办学观念,进行新课程改革,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其次,加强教师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加强骨干教师的培训,分层次培养青年教师,形成合理的师资队伍梯队。教师的素质是教育之本,但是目前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新课程改革。农村学校师资队伍的培训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通过政策鼓励城市教师支援农村教育,推进教师交流制度,派出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挂职,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传送给农村学校,开展课题示范,进行教学专题研讨,提升偏远地区农村教师滞后的教育理念,并充分利用教育网、远程教育等手段,达成教师备课、学生练习、音像资料等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带动薄弱学校共同发展。并且通过校际团队研课、教师上课、专家点评,充分发挥城区学校的带头作用,城市优秀教师与农村学校青年教师结对,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同时应鼓励教师参加学历培训,吸收最新教育信息。而且应努力改善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放宽评聘职称条件,稳定农村教师队伍。针对农村学校举办的优秀活动设立专项基金予以鼓励。超级秘书网
农村教师普遍缺乏,师生比例过小,教师很难改善教学质量,为此应加大师生比例,切实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再次,加强学生相互交流,共享现代文明成果。运用师生结对、生生结对等多种手段扶困帮贫,每年帮扶一定数量的农村贫困学生。城乡学校互助共同体内部制定结对互助计划,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合作互动的发展团队,通过学校间的互动机制,共同参与信息互递、教研观摩、师生活动。互助团体内部以科研为龙头,提升教育理念,成立师生结对互助,规范学校结对互助行为,确保互助行为的可持续性。建立专项基金奖励生活困难、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构建城乡一体化德育网络,让城乡学生都受到教育。同时加强农村学校文化建设,树立其文化个性和特色。最后,全面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的结构调整。通过相对集中的教育投资,能够提高农村学校的建设标准,又可集中农村可贵的优秀教师,改善学校的师资结构,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逐步撤销规模过小、布点分散的学校,推动学校布局合理化,提高规模效益和整体办学水平,改善以往教育投资分散等诸多弊端。
基础教育进行新课程改革已有了好长一段时间,表面上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还是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局面,素质教育和减负教育并没有真正实施起来。
教育改革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源在什么地方?我想,根源在于这场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广大教师都热衷于应试教育并乐此不疲;同时,因为应试教育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学校和教师并成了名校和名师,并为此在教育上大发应试教育的横财。这样的“良性”循环,是没有人顾及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没有人愿意再素质教育上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叶澜教授说:“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形态。我们都知道要落实素质教育,但应试教育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我认为这种状态如果不走出来,生态恶化还要继续。”因此,教育改革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这样,才能真正让改变中国的教育(具体见笔者刊发于2009年9期《现代教育论丛》的《论教师专业培训的自主性》一文,笔者做了详细的论述。)
叶澜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自己在和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和校长接触的时候,发现很多教育工作者有“被改革”的感觉,包括基层教育研究者;一说到改革,他们做肯定回答,然后就是你给我办法、给我一个模式,却不动脑筋去想想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被改革行为和现象。教育改革一旦走入被改革的局面,就注定的改革将以失败而告终,或者流产。
广大教师“被改革”,这是问题的根源。新课程改革并不是广大教师想做的事情,这仅仅是专家学者、教育主管部门的愿望。即使是政府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想推行改革措施,就必须得进行广泛的宣传,让这样的改革思想深入教师群体、深入教师的骨髓,让教师认识到当前的教育就是需要这样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方法。纵观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革,事先都要广泛的掀起一场思想革新启蒙运动,让这样的思想和思潮让人民大众接受并深入人心,否则,没有思想启蒙运动的改革注定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本次新课程改革,仅仅是教育主导部门强行推行的一种思想,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开辟出专门的阵地来宣传新课程改革,并没有多少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相关的权威的书籍和文献,导致新课程仅仅仅以一种观念的形式出现,并没有深入人心。
叶澜说:“当主体变成被动体,改革怎么改,都没有办法。这种状况形成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改革者和领导长期以来重心太高,缺乏多元主体和多层次改革同步推进滚动向前的思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基层的教育工作者缺乏内在的积极性。”因此,目前教育改革就是要着力于改革这种教师被改革的被动状态,让教师从被改革走向主动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让新课程理念被广大教师接受并真正在具体教学中实践起来,否则,就只能走入改革的形式主义。
新课程改革走入目前的尴尬境地,并不仅仅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问题,根源还在于政府没有给教育营造一个适合新课程改革和教学的氛围和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和氛围制约了广大教育工作的教改热情。我们知道,要想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就必须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行教育制度以分数论成败,必然导致应试教育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考试,而是采取与素质教育相符合的考试试题、考试指导思想和考试制度。因此,改革考试命题方式,命制符合素质教育的试题来考察学生的各种能力,我想,这是目前教育改革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新教材老教法、新理念配套陈旧的考试试题。
其次,充分放权给校长和教师。叶澜说:“我认为重心的下降,将是管理重心的下降,真正把教育改革的主动权还给校长和老师,是下一阶段基础教育实现内涵发展的最重要保障。”现行教育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管得过死、管得过多,把一个个象牙塔似的学校全部衙门化,俨然办成了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而校长则对上级唯令是从,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教育规律、不顾教师的感受。如果教育部改变这样的状态,教育改革想让学校真正的自由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一线教育,能够像洋思中学和杜郎口中学那样,敢于创建自己的教育模式的学校和校长并不多见,能够走出特色道路的更是凤毛麟角。
再次,新课程改革之初并没有给广大教师做好相应的物质保障,即教师的工资待遇很低,尤其是乡镇中学和农村中小学。我国70%以上的人口都在农村,为此乡镇中学和农村中小学承载了中国基础教育的绝大多数。抓好乡镇中学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落实好乡镇中学和农村中小学的各项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就解决了。在全国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如果教育资源配置的重心还不加强在乡镇中学和农村中小学建设上,中国的基础教育将不可能得到改观。钱学森逝世前推出的教育命题,其实就是基础教育的问题,解决好了基础教育的均衡问题,也就解决好了钱学森提出的问题。现在,全国正在全面落实教师绩效工资的问题,很多地区基本上都落实了这个政策,一旦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乡镇中学和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与以前相比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政府解决好教师的“安居”工程,广大教师才能真正安心教书育人,才能安心专研教材、研究学生,创造性的完成课堂教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处心积虑的、想方设法的在学生和家长身上找钱,办各种补习班、甚至把在课堂上该讲的都没有讲完,留到辅导课上完成。因此,教室绩效工资的实施,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前奏,是政府在基础教育上迈出的最关键性一步。
笔者认为,基础教育要走出被改革的尴尬处境,就必须处理好思想宣传、营造改革的氛围和环境、进一步放权、做好物质保证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否则,基础教育被改革时代将永远也不会终结!
一、基本理论
财政政策是具有公共性的,财政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财政的公共性源于国家的公共性。公共性是财政客观的、固有的属性。
公共财政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主要特征是弥补市场失效和市场缺陷。而市场失效的原因就在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存在,基础教育正是一种正的外溢性很强的准公共物品。所以几乎各国政府都对基础教育进行直接投资,通过财政直接拨款方式,确保包括贫困家庭人员在内的每一适龄青少年能够有条件接受义务教育。
关于基础教育。教育是一种兼具公共品和私人品特性的准公共品。教育的公共品性质表现在一定范围内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而且具有受益的外部性,有一定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私人品性质表现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其消费具有一定的排它性,一些人消费意味着另一些人将无法消费,而且其受益具有内部性,受教育者可增长知识,提高生产技能和个人收益。但各类教育的性质又有较大的差异,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它们在受益外部性方面逐渐减小,在消费的排他性方面逐渐加大,人们受教育的目的性逐渐加强。也就是说,教育的公共品属性逐渐减弱,私人品属性逐渐增强。教育的公共品和私人品性质分别为政府供给教育和个人负担教育成本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我国基础教育现状分析
(一)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
1.中国教育经费增长虽然较快,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较缓慢,没有实现《纲要》规定“本世纪末达到4%”的要求。鉴于教育经费不足,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到20世纪末,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一要求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且差距较大。
2.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从整体的教育支出比例来看,我国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般而言,基础教育当依靠财政性拨款来支撑的,然而,财政性拨款在总量不足的条件下分配亦不合理,政府目前对基础教育的拨款只占整个基础教育总投入的58%左右,而在高等教育的总投入中却也占到了50%左右。对基础教育投入的不足,又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教育机构乱立名目向学生收费的现象,进一步提高了居民尤其是乡村居民子女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成本。
3.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责任主体不合理。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模式,地方各级政府成为筹措基础教育经费的直接承担者,中央和省级财政只给少量补助。
(二)基础教育领域中城乡差别明显
1.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依然存在,其在小学阶段与初中阶段均有表现:就小学阶段而言,从统计数据上看,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似乎已不明显,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小学适龄儿童数一直维持在1亿以上,即使未入学率以1%计算,小学适龄儿童未入学数也有百万之巨。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小学阶段依然存在辍学现象。较之小学阶段而言,初中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更明显可见。农村地区离实现“普九”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农村初中阶段的辍学现象较之小学则严重得多。
2.从人群结构来看,城市基础教育投入体制没有充分考虑到流动人群的利益。随着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益突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三)基础教育供给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服务,应由政府提供,财政买单,提供教育服务是政府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公共财政基本职能之一,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在基础教育的供给中,无论什么情况,政府都应当成为基础教育最主要的供给者。三、公共财政下基础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针对教育投入不足
1.确立公平优先的价值取向。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原则下,国家有必要将国民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战略地位来推进。切实确立“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加大投入,突出重点。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中,义务教育应当成为重中之重,政府应当成为义务教育的最主要责任主体,确保义务教育真正成为普适性的完全公平的福利教育。
2.各项相关制度的变迁。制度层面,增加教育投入的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分税制,改革教育投入的预算管理体制。
(二)对于城乡教育差别问题
第一,统筹中国城乡居民公共品收益分享制度。第二,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实行对贫困地区规范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纵向与横向均衡。第三,将流入地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
(三)改变教育产品的供给方式
教育服务不应当市场化指的是不应当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则完全移植到教育服务中来,这并不等于教育服务不应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相应改革。在教育中有限度有条件的引入市场机制;有限度的引入教育券制,实现基础教育的供给者和生产者分离,极端一点说,即使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也不一定由政府来生产。如国防产品,在美国生产武器的公司完全是私人拥有的,但政府掌握着武器采购开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首先,确立差别原则,其次,保持政府对教育领域市场运作的强有力的规制。
针对我国基础教育经费管理的混乱状况,应建立一套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收费方式,实行收钱与花钱、管钱分离的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预算单列和建立定期公布各地教育经费支出状况制度的落实情况的检查,加大对各地中小学和主管教育部门的财务审计力度,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财政、审计等职能部门对教育经费使用的约束和监督作用,有效避免教育经费的挪用和滥用。
一、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与农村教育发展的整体要求是不相符合的,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有效减轻农民负担,但同时也切断了“农业教育附加费、乡村教育统筹和集资”为渠道的教育经费来源。经费严重短缺的结果不仅导致学校运转陷入种种困境,也使得教师工资无法保障,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农村教师大量流向城市,使农村教师队伍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另一方面,在农村和城市的教师分配问题上,国家政策倾斜城市的做法也是造成农村师资力量薄弱的重要原因。教师分配问题上的不公平与教育主管部门在这方面的宏观控制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
当前农村教师队伍主要由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三种类型组成。其中部分贫困地区农村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占整个教师队伍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未受过严格的师范训练,相当部分的农村教师专业知识低,难以承担教学任务,教学效果差。公办教师中也有相当部分不合格,教师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欠缺,加之农村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总体上偏低,专业化程度不高,部分教师职业道德意识淡漠,知识结构、教学方法、教育观念、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都不能适应农村教育的需求,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专业展,降低了农村教育水平。
其一,学科结构不合理。农村学校部分学科教师短缺现象非常严重。语文、政治等学科教师偏多,而英语、音乐、体育、美术及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相对紧缺。虽然有的学科教师如此缺乏,但相关部门却没有大量招聘相关学科教师,其原因在于教师招聘受到人事编制和县可用财力的限制。其二,年龄结构不合理,教师队伍年龄老化现象日益严重,这个问题在小学阶段尤为突出。
二、解决农村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存在问题的对策
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推进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抓手,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保证。
1.突出重点,切实提高新教师队伍质量。在新教师招录上,对师范毕业生实行公开招考;在新教师配置上,在采用提供教师岗位与考生填报志愿相结合的方式的基础上,制定向农村学校倾斜的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师范生到农村基层工作。而对于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非师范类优秀毕业生和硕士学历以上的研究生,要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本着引进人才的目的,特定情况下也可以破格录用。
2.政策支持,进行学历补偿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农村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村教育教师队伍中存在着大量学历不合格教师,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给予经济上和政策上的支持,学校也要给予鼓励和帮助,优先安排学历不合格教师进行学历教育,确保教师队伍的整体合格。
1.齐全各学科教师。解决农村中小学学科教师不齐全的问题,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法:第一,引进教师。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进所缺学科教师;第二,“一师多能”。鼓励现有教师学习第二专业,培养多种技能,以适应多学科教学。
2.改善教师年龄结构,通过加强农村教师编制管理,解决农村教师队伍老化问题。目前教师编制大多按师生比为准,一个地区内城市、乡镇、农村学校相同。但是城乡学校差异大的矛盾要求我们在核定编制时,不能以一个标准衡量,应充分考虑农村区域广、生源分散、教学点多等特点,通过选派大量师范毕业生到学校,保证这些地区教师编制的基本需求,另外,还要通过采取限期与脱离学校的办法,坚决清理在编不在岗的人员和年龄较大的不合格教师。一是严格按照《教师资格条例》的规定,公开面向全社会进行教师资格考试,严把教师入口关和质量关。
在录用新教师时,必须把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作为选聘教师的先决条件,并对应聘者进行学科专业知识水平以及教育教学能力的全面考核,择优录用,以确保具有较高素质和较强能力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教师资格定期考核考试制度。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度,改一次性资格考核为每5年考核一次,探索教师资格分级认证制度。
二是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教师聘任以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工作实绩为主要考核依据。
三、结语
农村师资力量薄弱的严峻形势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全改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中,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仍是整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重点。我们应当从教育公平的理念出发,完善农村教师管理制度,提高其地位和待遇,以制度来保障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不断推进教育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
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其发展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农村教育既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国家把农村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通过政策上的倾斜和资金上的投入对农村地区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使得农村教育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下,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从绝对意义上说,全国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有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后,经过各级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近几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无论在办学条件,还是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基础教育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但从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农村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存在着教育资源存量不足、教育经费财政投入不足和已经取得的“普九”和“两基”成果不能巩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就是影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经费问题是困扰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不建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体制和管理体制,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就没有保障。
一、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总量缺口分析
(一)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导致的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存量不足形成的缺口
农村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发展,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拥有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二是基本的教师素质。而恰恰是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广大农村地区在这两方面与城市地区的巨大差距,在基础教育资源存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
据统计,1991年,全国中小学校设备配齐率,城市中学为42.49%,小学为25.52%,而农村中学只有17.62%,小学为8.46%;城市中学生均拥有图书20.9册,小学生7.6册,而农村中学生只有3.6册,小学生1.9册。2001年底,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为1:19,其中,城市为1:17,县镇为1:19,农村为1:20。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为1:21,其中,城市为1:19,县镇为1:20,农村为1:22。这种教育资源存量方面差异大的局面需要一段时间连续的较多的投入才能逐渐扭转过来。
教育资源存量上的差异根源就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方面。在20世纪末期,我国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基础教育的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1970-1985)。在这一阶段,虽然农村中小学教育在规模上迅猛扩大,形式上花样翻新,但其目标、内容与方法已背离教育规律,总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投入水平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的限制,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第二,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85-1993)。在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总投入逐年增加,但这些投入都是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和农民认识的转变而进行的自发投入,国家财政投入水平并不高,虽然颁布《义务教育法》,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法律规定,但由于当时财政管理体制尚处于变革之中,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也没有放在农村基础教育上,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速度虽然加快,但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许多问题,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到1989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为15.88%,初中文化程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70%,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农村;第三,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1993-2001)。1992年,主席在党的十四大上指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国家制定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的标准,规定了不同地区达标的时间表,并开展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由各级政府实施的“双基”达标活动,在这一阶段,农村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制度化,财政投入水平显著增加。可以说,每一阶段的教育投资体制都曾有过积极作用,都把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作为重点,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农村教育经费短缺存在两个突出特征:巨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这种差距的扩大趋势。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农民承担了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绝大部分成本,这些年高等教育体制的产业化改革又使农村的一大部分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城市,加剧了农村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财政部曾于1999年组织过一次对于我国“普九”工程资金投入缺口的调研,认为如果要全面达到“普九”标准,至少还需对国内1053个县投入资金总计约354亿元。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王蓉表示,这一数据只是在一个较低物价标准上的保守估计,实际需要只可能是高于这一数字。毫无疑问,这一具体情况的存在促使决策者对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进行改革,使今后的改革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农村基础教育在教育资源存量和人力资源存量方面的缺口。
(二)由于近年经济政策原因导致的增量不足形成的缺口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达到4%,这一目标是根据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并参考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情况而确定的,应该说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稳步地上升,而是呈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1991年为2.85%,1992年为2.73%,1993年和1994年平均为2.52%,1995年为2.46%。到1999年仅为2.97%,2000年为2.90%,仍比国家预定目标少投入1.1个百分点。
注:1.预计占GNP比例根据1993年的占比,到2000年达到4%计算的平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此表可以看出,如果按照1993年提出的增长目标,1995年以来,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投入都存在较大的缺口,且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241.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71.9亿元,累计达3515.4亿元,即使是按照1995年以来农村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30%左右这个比较低的比例,2000年以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缺口就在1000亿元以上。在这种总量增长乏力和目前的教育财政投入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背景下,首先受到影响的必定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总量增长,无论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长,都相当有限,这种影响会直接体现在农民义务教育负担方面。
我国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支出1999年比上年增5%,而农村初中则减少1.5%;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支出1999年比上年增6.4%,农村小学只增加2.9%。与此相对照的是,小学生均交纳杂费1999年比上年增加6.1%,而农村小学的增幅则是6.9%,超过了城乡平均水平。结果,1999年农村普通中、小学杂费占公用经费支出的比例都高于城乡平均水平,如果再考虑到城乡学生人数的差异,则这一比例的城乡差距会更大。所以说,农村在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三)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需求的影响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陆续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把农村税费改革与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对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教育经费,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在改革后的财政预算上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中优先安排,确保当地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低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水平。”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农村地区展开。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三提五统”以及屠宰税等多个收费项目,农民只需交纳农业税及其附加。在取消乡统筹费后,原来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两级九年制义务教育等支出,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正在迅速扩大试点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从分配上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是国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而实施的治本之策,但税费改革也势必给现有的农村教育投资格局带来重大的冲击。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各种收费,改为只收一种农业税,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和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此引出的矛盾也显而易见:农民减负,县和乡、村就要减收,按原有的经费收入渠道和格局,农村基层政府和基础教育就难以保持正常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县乡财政可用于基础教育的收入在税费改革后主要依靠两个来源:一是县乡中非国有或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由于县及县以下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没有多少国有经济,更少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因而非农产业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是否能正常进行的关键。如果县乡中的非农产业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那么主要依靠在GDP中比重不断降低的农业增加县乡财力,是全然支撑不了农村基层政府和基础教育的正常运行的。另一方面,整个税费改革过程又受制于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大部分教育集资,大幅度减少了农村教育的经费:全国农村教育费附加1996年240亿元,1997年269亿元,2000年151.97亿元,地方教育费附加25.94亿元,农村教育集资34.2亿元(1999年),而在农村地区,教育费附加是补充教师工资不足部分的经费来源,农村集资则是改善校舍和办学条件的主要经费来源。虽然国家在进行税费改革过程中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把农村税费改革与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对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教育经费,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在改革后的财政预算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中优先安排,确保当地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低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水平。但如果不进一步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调整农村基层政府不平衡的事权和财权安排,仅仅靠地方财政是难以完全填补税费改革带来的日益扩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
二、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制度性原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基础。一方面,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在权力和责任分配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与责任分担机制的改革决定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体制,也决定了投入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分配。
根据传统的测算指标,如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比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预算法》授予地方高度的自治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独立的、经由各级人大批准的预算。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间的收入共享体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层层相叠的分级体系依然存在着。在中央政府决定收入共享体制的大致框架基础上,各级次之间是分别向下进行分享的。即中央一级的政府只与省政府打交道,而省级政府则与市级政府确定收入分享机制,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确定收入共享机制。同样,支出分配机制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这一分享机制的确定使得各省之间的实际收入由于其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距,也使得我国财政体制的框架呈现出联邦制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数次大的财政体制改革,80年代分权化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开始的公共财政改革。80年代初的分权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力,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40:60,变为90年代初的22:78。但随之而来的总体财政收入下降,国家中央财政对于经济调控能力减弱等问题。在此基础上,1994年我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三个领域的问题:抑制财政收入下降和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提供充足的收入;消除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和增加税收透明度;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如果从增加财政收入,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来看,这次改革是十分成功的。在当年,一次性将大额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上缴国库,使中央政府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由22%快速提高到55.7%。
(二)改革对于我们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
1.从各级财政主体财力分配格局来看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调整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收入分享机制上的比例关系,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能力的同时,将大部分的公共支出责任,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等支出留给了地方。
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基础教育实行地方政府负责的体制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力,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强为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奠定了政府间财力分配关系的新框架,其基本特征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现在大约50%左右,标志着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增强。如果再加上省本级的财政收入,那么,中央和省的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超过60%;而县乡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现在一般为20%左右。正由于县乡财力规模相对较小,现在我国县以下财政自给率不高,在1999年县级财政自给率总体水平仅为64.97%,而大部分的县财政自给率不足50%。
尽管财政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变,但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投入的支出格局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依然强调了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在整个基础教育教育中的重要性,即地方财政占大头,中央财政只占很小的比例。1996年全国教育投入2262.3亿元,其中,中央只占10.8%,地方占89.2%。到1998年,教育投入总额为2949.1亿元,中央的教育投入比重略有提高,当年为12.8%,而地方仍高达87.2%。再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结构看,1996年和1998年地方的教育投入比重仍高达87%~88%。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韩民曾发表看法:“中国目前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在经费筹措上过于依赖基层乡村和农民,这是不合理的。级次较低的政府,其财力规模小,难以有效承担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而级次较高的政府,其财力相对雄厚,必须适当承担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这种政府间财权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安排,是我国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
2.从各级财政主体的转移支付情况来看
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另一个深远影响就是进一步加大地区财力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进一步影响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情况。
1994年改革的初衷之一就是彻底改革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通过公式化和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将收入分配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放在客观的基础之上。但是改革的结果没有改革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只不过增加了两项新内容—税收返还和过渡期均等化转移支付。由于这两项政策的实施使得原有的收入再分配改变成为了来源地原则,也就是将更多的收入返还给富裕地区而不是贫困地区。这种返还制度进一步造成了财政转移支付与各省的财政收入相关,加剧了原有省际之间的不平等。
具体到农村基础教育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我国中央、省级政府在这几年中也投入了大量专项财政资金用于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问题。但这些转移支付资金的数额与实际各县级财政投入在教育的资金仍有较大的差距,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教育补助专款还无法弥补现阶段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199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教育补助专款为11.13亿元,约占当年全国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的1.5%。但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7省市26个县的抽样调查,1998年样本县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含预算外经费)中各级财政的教育补助专款约占12%,县财政约占9.8%,其余78.2%为乡村负担。
3.从财政主体结构动态发展来看收入重心上移、支出重心下移
从财政主体结构动态发展来看,我国财政体制还存在着收入重心上移、支出重心下移的倾向。一方面,收入上移,县乡财政成为层层集中财力的对象。从县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看,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需要将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上缴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对县的补助主要有税收返还和机关事业单位增加工资补助。这样县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央集中各地的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较多,而地方得到两税增量的比重却大幅度下降。从县财政与省级和市级财政的关系看,1994年分税制以来,省级和市级政府在中央集中一部分财力的基础上,又对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进行了分成,即又对县乡财力再次进行了集中。收入的上移使县乡基层财政财力薄弱,入不敷出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支出下移,使县乡财政支出不断加大。在中央及省市财政与县级财政的关系上,在层层集中财政收入的同时,还存在着负担下放的倾向,即将部分应由上级财政负担的财政支出全部或部分下放给地方政府,这在基础教育上的表现特别突出。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明显不够,省级以上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很少,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基本上是由县乡财政和农民负担。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而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困难,急需增加财政投入的地区,不仅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县市,东部发达地区教育经费也有很大的缺口。薄弱的县乡基层财政难以承担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这一最繁重而艰巨的历史重任。
(三)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现实性原因
县级财政财力薄弱的基础性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缺乏推动和支持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能力。从现有县级财政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仅凭县级财政难以支撑中国庞大的义务教育工程。从县级财政本身的收支状况看,收入上移和支出下移,使县级财政财力匮乏。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大幅度调资政策,给县乡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即使中央对落实此项政策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县乡财政承担其余部分仍然感到十分吃力。
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在80年代联产承包和90年代农产品提价的政策调整中,曾有两次明显的提高,1978—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1倍。但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调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过剩等原因,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减缓,1991—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1倍,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甚微,有的地区和有的年份甚至下降,个别的还有人不敷出、种地赔本的现象,这势必影响农村教育的经济基础。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在近几年一直处于迂回爬坡的阶段。统计资料显示,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6%、3.8%、2%,刚刚过去的2002年,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善,增长幅度仅略高于4%。”另一方面,农村人均财产性、转移性收入无论在绝对量的增加上,还是在速度的增长上都远远落后于城镇,仅占城镇的13%左右。违背了我国1993年《农业法》的规定,即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
另外,教育成本由于教师工资和教材等材料价格的上升而提高,也进一步使得许多地区单靠县乡财政已经难以承担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贫困地区有的县乡全部财政收入还不够发放教师工资(例如甘肃省榆中县2000年全县财政收入7410万元,而财政支出13900万元);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放到乡级政府后,由于乡财政中的大部分是教师工资,容易被挪用,这样就连续出现了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2000年曾达到180亿元,有的地区拖欠达半年以上,农村教育面临着经费短缺的严重困难。
三、完善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体制政策思路----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公共投入的不均衡
(一)政策思路
随着我国“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开始试点并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的总量、投入公平性和贫困地区教育经费来源等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在不少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已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方面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不足;2.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分配不够合理;3.农村基础教育区域间财力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针对以上三个突出的矛盾,结合目前我国的国情,我们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体制的政策思路。
1.明确政府财政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主体
农村基础教育是事关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是关系到未来我国社会均衡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明确其经费主要由以基础的财政负担,国家有提供义务教育所必要的基本就学条件的义务,这也是保障公平就学机会的基本要求。应进一步加强财政的公共职能在农村基础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政府的财政拨款保证普及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和承担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经费。因此,在未来的财政公共体制改革中,明确财政的公共投入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主体,由财政承担起农村基础的投入。
2.增加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
农村基础教育在民教育体系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教育面广量大,中小学在校生多达1.6亿人。根据2002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2001年我国预算内农村中小教育事业经费占总预算投入的比例分别为9.98%和21.12%。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应比例数据,同时,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对于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还存在着巨大的资金远远没有达到满足需求的要求,需要我国财政部门在未来通过更多的渠道投入更多的资金。
3.明确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中应承担的责任
我国的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从其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来,这样的体制设计并没有太多的制度障碍,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各级次政府对于在基础教育中应承担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分工。因此,在今后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体制的完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级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经费筹措和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在中央、省、县和乡各级政府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基础教育分担比例。
4.加强转移支付力度
近几年,中央用于各省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在增进基础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补助的规模过小,制度本身设计不规范,补助使用过程中缺乏监督等原因,使得这项补助的作用极其有限,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因此,建立规范的中央对省基础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中央政府应正确认识基础教育专项补助的意义和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加大补助规模来提高基础教育的财政责任.加快基础教育专项补助制度的公式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的进程,设计科学、可操作性的转移支付公式,同时简化分配程序,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使中央基础教育专项拨款在决策、分配、使用和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做到科学、透明,以达到增进义务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效果。
(二)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公共投入的不均衡
国务院总理在全国农村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教育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农村教育影响广泛,关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经济以及财政能力的地区间差异导致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水平的差异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关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关于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一是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十分明显;二是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不平衡。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相对差距就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和直接表现;三是各地区在接受中央财政补助以后,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没有明显变化;四是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总支出相对差距较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总收入相对差距大大缩小,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财政能力差距的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状况;五是如果考虑征税努力程度和支出成本的差异,各地区财政能力差距可能比以财政支出指标衡量的各地区财政能力差距要大得多。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经济的均衡发展是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均衡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对于全局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来说,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地区差距问题只是一个局部问题,不可能脱离整体而单独解决。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地区差距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总量增长问题和投入、支出结构(各级财政投入比例、城乡比例、基础教育与中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问题,比如,在中央、州、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上,美国为6.2:48.3:45.5,法国中央政府则分担了68.4%。而在我国,中央财政负担2%,省地负担11%,县级负担9%,乡镇负担78%左右。谁都知道,中央和省级财政能力比地方和基层政府强得多,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性拨款力度;教育经费投入,突出向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总量和结构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讨论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地区均衡问题就是画饼充饥,纸上谈兵。
1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的确立
财政转移支付,指政府间财力的上下移动。广义上的转移支付指国内各级政府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财政收入级次和规模,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财政收入的补助和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上解,还有政府间财力的转移与划拨关系,都可被视为转移支付。狭义上的转移支付指相邻两级政府间上级对下级的财力补助。转移支付从形式上表现为各级政府间事权的转移,财权财力在不同级次政府间的转换,是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一种再分配,它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和地区间财政横向不平衡。无论从国际经验方面考虑,还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考虑,建立和实施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地区间差异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
从上面转移支付的定义来看,转移支付是一个复杂的资源配置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决策者如何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决策方案,其指导原则涉及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主要考虑的两个因素—公平与效率。公平因素和效率因素在确立转移制度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地区之间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的时候差距还可能很大,因此,在财政转移支付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致力于消除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距,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反映上级政府对社会公益产品的服务准则,另一方面强调财政的再分配功能,使不同地区能够保证提供基本水平的公共服务,履行政府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
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毫无疑问,不能听任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否则,无论在公平目标还是在效率目标上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然而,地区差异问题只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之一,我们研究农村基础教育地区差异问题,最终目标不能只限于缩小财政投入水平的地区差距,而是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在认识到地区间适度差异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它对整体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的基础上,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地区差异问题。
2.在我国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模型应该遵循的原则
第一,允许适度地区差距的存在。从前面的分析和比较结果来看,中国地区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将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旋律,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听任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否则,无论在公平目标还是效率目标上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急于缩小地区差距的任何措施都是不现实的,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是有害的。所以,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农村和困难地区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基础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基础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缩小地区差距,不能以追求绝对的平均为目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转移支付而缩小。
第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差异、财政能力差异与公共服务部门差异的关系。既然地区差距不可避免,在设计转移支付模型时,首先,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必须以促进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即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只有经济发展,中央政府才能增加转移支付总量,从而通过增强财政平衡能力来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其次,转移支付模型要能够保证平衡地区财政能力的一般转移支付,以保证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再次,专项转移支付要注重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部门和领域的资金短缺问题,要简化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层次较多,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大,项目过多,可能会出现上级政府截留下级政府财政资金和责任过度下移问题,反而加重基层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农村基础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因此,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地区差距问题,必须充分考虑部门分目标和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关系。
第三、转移支付模型的相对性和动态性。所谓转移支付模型的相对性,即确定转移支付标准时由于经济不断发展和地区自然、文化、人口结构的差异,财政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成本是不断变化的,不同地区对达到一定基础教育水平的需求不同,供给能力也不同,这种公共投入地区差异的必然性决定了转移支付标准必定是相对于一个或几个相关定量经济指标的一个相对数,而不可能是一个绝对数。因此在运用转移支付模型计算的转移支付额度时,不能将其绝对化,所谓转移支付模型的动态化,是要求转移支付模型能够随时根据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特点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动各地区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避免基层政府对上级补助“等、靠、要”等等不作为倾向,也能有效避免“鞭打快牛”情况的出现,因此我们建立转移支付模型时,要以相对性和动态性作为主要原则之一。
虽然转移支付模型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但一旦根据转移支付模型确定转移支付额度后,实施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的弹性,这是实施转移支付模型的绝对性。(三)缩小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地区差距的转移支付模型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计算转移支付数额的计算公式不尽相同,也从未形成过统一模式,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纵向的转移支付,既可以解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纵向财力不平衡问题,也可以解决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问题,纵向的转移支付要受到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二是横向的转移支付,则是对纵向转移支付的必要补充,目的在于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在制度和标准确立后,一般不存在总量限制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建立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转移支付,尽快弥补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缺口,满足落后地区发展基础教育的需要。
1.纵向转移支付的模型
研究农村基础教育转移支付模型,必须把国家用以平衡财政能力的一般转移支付作为研究的前提,这种纵向的一般转移支付模型就是计算下级政府从上级政府获得转移支付的标准问题。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是分税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府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无论多级财政体制的国家还是单一制财政体制的国家,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都是财政分配的主要内容。确定纵向转移支付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必须相适应,农村基础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以平衡地区间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为目的的转移支付模型,是以完成以平衡地区财政能力为目的的一般转移支付后的专项转移支付模型。建立这一纵向的专项转移支付模型时,纵向转移支付的总量除了要受到一般转移支付总量的限制外,还有分配结构对总量的影响问题。
因此,平衡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地区差异,有两种方式,一是减少投入较高地区的投入数额,二是增加投入较低地区的数额。前面的讨论已经提到,我国即使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也存在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和分配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等同于“平均发展”。均衡发展决不是教育上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尽可能缩小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是要限制教育发展,把高水平的拉下来,而是要尽快用各种方法把低水平教育的地区、学校扶上去;要尽量减少甚至消除低水平的学校,而让优质教育资源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实现基础教育的高层次均衡发展。因此以平衡地区差异为目的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不应以降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投入水平为代价来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因此农村基础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也存在总量限制问题,即用于平衡地区差异的专项转移支付总量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总量的增量部分,二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于其他中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比例的调整产生的增量部分,三是城乡基础教育经费分配比例的调整而产生的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量部分,用公式(1)表示为:
县级农村基础教育转移支付总量=总量增量+比例调整增量…………………(1)
专项转移支付总量确定后,我们来研究分配标准。由于是以平衡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差异为目的的,用于农村基础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总量增量部分的补助对象应该是人均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以保证地区差距的逐步缩小。因此,我们计算转移支付额时应以县为单位,计算其基础教育成本,不足部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获得。其次是因比例调整而增加的转移支付数额的计算,转移支付的对象则是全部地区。我们先来看平衡地区差异部分,具体计算方法用公式(2)表示为:
x县应得转移支付额=本地标准的教师工资总额+人口总数×本地人均基础教育成本–本地上年规定标准的基础教育财政支出……………………………………(2)
公式(2)中,本地标准的工资总额应该全省统一标准,可参考外国的经验,由较高一级的政府负责制订,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按时拨付到教师个人的工资账户的方式,但这部分资金来源应该至少由省一级财政解决,以此来保证用于教师工资的财政支出部分不被挪用,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同时,由于前面提到的中国农村基础教育地区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还受到人口、文化、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本地人均基础教育成本要考虑人口密度、学校数量和面积等因素。还有,公式(2)中规定标准的基础教育财政支出为本地按经费来源核定的应该支出额和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额之和,用这个数据而不是用实际支出额核定转移支付额,可保证教育经费的基本支出和避免教育经费的挪用和稳定增长。财政性教育经费被挪用的现象越是在经济不发达、财政能力弱的地区越普遍。按公式(2)计算的转移支付额为正数的即为x县当年应该获得的转移支付额。
县级基础教育转移支付额确定后,应由省级财政统一安排,省一级的财政缺口应通过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一般转移支付来补足。
公式(2)计算的转移支付对象只是人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相对较低的地区,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转移支付总量中还包括比例调整增量,这部分增量的转移支付对象则应该是全部地区,转移支付数额则根据调整的比例计算。通过这两部分转移支付,则既保证了所有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又保证了困难地区的基本支出水平和增加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使地区差距逐渐缩小。
根据公式(1)、(2)和近年来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增长速度,以及今后教育经费财政支出中基础教育比例和基础教育经费中城乡比例的调整,我们预计2001年以后几年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增量和落后地区应得转移支付总额的计算结果。
按近几年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07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将达到占国民收入4%的水平,如果在未来的5、6年中,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加快的话,达到4%这个目标的时间还能提前。我们这里仍然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计未来几年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财政性支出的增长情况如表11。1996年至2001年,农村普通中小学财政性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平均值为30%,按照这个比例,我们预计2002年至2007年农村普通中小学财政性经费支出较2001年的901亿元的增量见表11第3列总量增量数据,累计将比2001年增加2850亿元。如果再考虑每年增加的基础教育经费中城乡比例的变化,比如我们按每年增加1%的比例预计,这几年的结构增量见表11的第4列数据,累计为424亿元,两部分增量总额为3274亿元,占未来6年累计支出总额的40%,所以即使按当前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增加总量和逐渐改变支出结构的途径,完全有可能改变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地区差距状况。
2.横向的转移支付模型
接下来我们研究横向转移支付模型。同样道理,在研究基础教育横向转移支付模型之前,应该先研究以平衡财政能力为目的的政府间一般转移支付模型。
横向转移支付作为纵向转移支付的补充,对平衡地区财政能力,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也可以参考国外的经验,例如,在德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的补助和平衡是德国联邦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平衡通过一系列特别的措施,即德国独具特色的转移支付方式,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法,由各州之间实施“兄弟般的”第二次分配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虽然也采取了东西部省份之间合作援助措施,但由于措施不规范,执行过程中弹性较大,影响实施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建立我国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模型。
在横向转移支付模型中,首先考虑在完成纵向转移支付后,所有那些人均财政能力超过平均水平一定幅度的地区,要按规定比例计算横向转移支付数额,作为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资金。这种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主要在省一级政府间和省内县级政府间进行。在计算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需要进行横向转移支付的地区不应该是所有超过全国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地区,因为在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采用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因减少发展资金而影响一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并影响发达地区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所以,作为国家纵向转移支付的补充,只能选取那些人均财政收入高于全国人均财政收入一定水平的地区进行横向转移支付,这种计算公式有点类似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以此原则计算出每年国家能够用于横向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总额。
在横向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确定后,还要计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定幅度的地区的财政收入差额。需要得到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则应该是所有人均财政收入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地区。因为横向转移支付资金总额与收入较低地区的财政收入差额并不完全吻合,这里用横向转移支付资金总额和财政收入差额计算出横向转移支付分配系数,从而保证横向转移支付资金完全分配到应该获得该资金的地区。
确定横向转移支付模型的关键在于需要进行横向转移支付支出地区的确定和横向转移支付比例的确定,这两个因素影响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规模过大,会影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减少发展资金,规模过小,又难以起到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
在完成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后,在各地区的财政能力的差异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的情况下,不应该再以财政资金的形式进行横向的农村基础教育转移支付,而是应该规定人均基础教育财政投入较低的地区获得横向转移支付后,必须把一定比例的横向转移支付收入作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用公式(3)表示为:
地区j用于增加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横向转移支付额=地区j获得的横向转移支付资金总额×适用于该地区的用于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3)
这样表11中各地区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增量中又增加了横向转移支付增量部分,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转移支付缩小地区差距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如下表。
根据1996至2001年的计算,估计农村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的教育经费总额占全国的比例在55-65%之间,考虑到地方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支出的积极性,横向转移支付不应该大幅度减少进行转移支付地区的支出水平,且财政支出能力的平衡主要应该通过纵向转移支付进行调节,因此这一比例不应该定得过高,我们在计算表12时,按照占支出总额1%的比例进行计算,换句话说,就是横向转移支付资金占人均教育经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教育经费总额2-3%,作为缩小地区间教育经费差距的一个重要的补充手段。
四、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主体的国际比较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主体结构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国家各级财政主体在基础教育投入中的责任,试图从中发现或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总论,来进一步指导我们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主体结构的分析,并对现有主体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
(一)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基础教育财政体制
纵观世界各国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与管理体制,都与本国的政治体制、财政体制、尤其是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密切相关,无论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还是单一主体国家,从发展的最终结果来看,基本上都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与管理体制。
1.联邦制国家
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的教育财政体制各不相同,但根据宪法第10修正案,教育是美国各州的保留权力,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管理教育的权力。在美国的现实教育制中基础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美国地方学校管委会是公立学校的决策机制。管委会成员有权兴办学校,推选地方学区教育主管,制定规章制度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以及筹措和分配教育经费。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每年也提供相当数额的拨款资助地方学区中小学校。
联邦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一般而言,联邦政府通过资助教育项目来实现自身对州和地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例如,1996年联邦政府教育总投入达到738亿美元,其中48%用于资助中小学教育,主要包括:职业教育项目、特殊教育项目、双语教育项目、补偿教育项目等。这些资助都是采用专项拨款的方式,即指定专门用途,且大多通过联邦政府的相应职能部门来核拨给项目单位。有些项目拨款采取“一揽子”拨款方式,即将某一地区的相关教育项目一笔拨给有关州和地区。但各州获得州政府的资助拨款的方式和数额并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凡是州或地方财力条件比较好的(或具有联系政府所辖直接利益的地区),得到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就比较少。反之,则多一些。
与联邦政府相比,州政府对基础教育的管理具有具体的职责和权力,它们对公共基础教育的管理的最主要途径是通过税收和基础教育的经费分配,且规模较大,作用显著。1992年公立初等和中等学校的资金由州政府提供的部分平均在45%以上,地方政府-学区提供公立初等和中等教育资金47%,联邦政府提供了公立初等和中等学校资金的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州政府对于地方教育的扶持作用日益重要,学区对于州补助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州政府公立中小学资金提高最快的年代是70年代。学区得到的州政府教育补助经费占学区收入比重不断提高,1965年为39%,到了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9%,90年代仍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公立中小学教育是美国州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补助的主要项目。1991年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的补助占总补助的16.4%,而州政府对于教育的补助占州政府总补助的63.4%。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州政府对于公立基础教育补助占公立基础教育经费的比例扩大速度远远超过了州政府在公共财政支出中份额扩大的速度。州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拨款在基础教育经费中所占份额在1929-1989年间增加了31个百分点。美国州政府对于学区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补助在提高学区公立中小学教育经费水平、保障各学区公立中小学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德国,教育是各州的义务,即各级各类的学校的管辖权在州,由州议会主要通过立法和财政预算参与学校的监督,而州文化教育部是通过命令和指示以及通过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来参与学校监督的;另一方面,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乡镇政府作为地方上的行政机制,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己负责下处理地方共同体的一切事务”,即实行地方自治的原则。由于地方自治与国家对学校的监督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一般由州和镇政府共同负担教育经费。
在加拿大,基础教育实行联邦、省、地方政府三级管理,分10个省3个地区,省以下设市、县、社区,统称为地方政府,基础教育主要由省和地方政府负担,联邦政府向教育项目提供援助的转移支付。在澳大利亚,根据其国家行政体制的划分,共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6个州和2个地区,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能是通过对州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的,具体的教育事务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联邦政府负担了全国的大部分公共教育经费,目的是保证各级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服务都能达到同一水平。
2.单一制国家
法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级管理体制,有22个大区、96个省、4个海外省、4个海外领地、2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行政区、36565个镇。中央政府统一支付全国所有教师的工资支出,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教育的财政支出责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分别由中央政府、大区政府、省政府、市镇政府管理并负责其建设费用和正常运行费用,学校教师的工资统一由中央政府支付,省级财政主要是初中教育和中学生上、下学的交通网络。法国政府认为办学校是政府的职责,因此,即便是私立学校,只要与政府签订合同,即可获得经费资助,其教师工资全部由中央政府发给,学校的建设费用和运行费用亦可得到地方政府供给或补贴。市镇财政主要负责小学教育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进一步推行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从公共投入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按照多级政府分工理论,义务教育属于地方政府的事务,其发生的经费负担也应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是由于义务教育产品存在的“外溢性”,以及公民享有义务教育权力的公平性,中央政府在制度上、财力上给予支持。它的义务教育直接提供者主要是市级政府,但在各项经费开支中很大部分为中央政府以专款专用的形式进行转移支付。
首先,日本的公共教育经费由国家和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在内的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次,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央政府承担的比例逐年增大,由19世纪80年代的10.2%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的48.4%,而地方政府的投入比例则相应地逐年下降,由19世纪80年代的89.8%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51.6%;第三,在地方政府的投入中,都道府县的投入比例也逐年上升,由19世纪80年代的14.3%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30.3%,而市町村的投入比例则逐年下降,由19世纪80年代的75.5%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21.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部分国家各级政府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的调查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的三级体制十分明显,即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当然,不同国家的基础教育投入有三种情况:一是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二是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三是由中央政府、省、州等中级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按照不同责任分别承担一定的投入比例。但从大部分国家所选择的投入主体结构模式来看,基础教育一般以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为主,中央/联邦的财政预算资金作为专项拨款的主要来源,由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完成对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
(二)各国教育支出责任划分的特点
为进一步归纳和总结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基础教育主体责任划分的特点,在实证的数据分析之后,本文在此给出一些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结论性归纳。
1.基础教育责任归属的划分
西方财政理论界普遍承认,政府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与发展这三大职责,并把事关国家全局利益的收入分配职责和稳定经济职责主要赋予中央政府,主张地方政府在行使地域性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责方面可能有更多的作为。即按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大小程度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和财政支出责任。
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原则:技术原则,凡属复杂的支出项目应划归中央财政,一般性的而又需要适时进行监督的支出项目归地方财政;利益原则,凡属事关国家范围内的整体利益的支出应划归中央,而与地方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支出则应划归地方政府;行动原则,即行动需要一致的项目归中央,需因地制宜安排的支出归地方。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主要是确定哪一级政府最适合于处理哪一项公共事务。以效率为标准划分支出,规模较大的支出归中央财政,规模较小的支出归地方财政,外溢性较小和地方性较强的公共产品,更适合于地方政府提供。
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分级财政的条件下,地方财政既是上级财政的某种程度的延伸,同时也是一级相对独立的理财主体,地方政府职责是各级政府职责的基础环节。因此,将基础教育的财政管理体制归属于地方政府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在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由三级政府来构成,即中央政府、州政府(日本是都道府县)与地方政府,但其主要的财政管理责任一般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在教育经费的构成中,各级投入主体都负担了相应的教育经费投入责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州、县以及镇、村和地方政府都承担了一定的投入比例。
2.基础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
随着各国政府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对于人才的培养日益做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在财政投入体制上也相应地做出了一些调整。
首先,发达国家中央财政和州省邦等高层次地方财政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负有主要责任。不仅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士、俄罗斯等发达国家,而且在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埃及、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来自政府的公共经费一般均占义务教育投资总额的85%—90%左右。而在1998年,OECD国家初等、中等及中学后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平均比例已达到了90.9%。1995—1996年美国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97.6%来自政府投入。这充分体现了义务教育应由政府举办,其经费应由政府公共经费承担的基本原则。以政府公共经费负担义务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排除各种因素对义务教育的制约和干扰,切实保证一国范围内义务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均衡发展,并为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较为平等的机会。
其次,发达国家教师工资由中央和高层次地方政府分担成为主要责任。在世界各国,教师工资历来是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支出,一般达到政府公共投资的80%左右。许多国家在实施义务教育之初,曾将义务教育视为基层的责任,并将教师工资经费的支付责任也一并交给了基层地方政府。这种作法不仅给地方财政造成很大负担,而且无法切实保证教师的工资。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国相继调整了教师工资的管理筹措体制,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将保障教师工资的责任上移或适当集中,由中央和高层次地方政府分担主要责任。
研究认为,实行集中或比较集中的教师工资管理体制,教师工资由中央和高层次地方政府承担,不仅切实保障了教师工资的发放,而且能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为义务教育教师创造一个大体相当的福利条件,从而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
在法国、泰国、韩国、埃及等国,均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额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独立负担。日本的国立学校教师工资全额由中央财政独立负担,地方学校教师工资由中央和都道府县财政各负担一半。德国和印度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额由州或邦财政独立负担。美国教师工资虽然由地方学区支付,但由于地方学区经费的半数以上来自州政府的财政补助拨款,故实际上教师工资是由州和地方学区共同负担的。
最后,逐步规范化的政府拨款体制。各国基础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特征就是政府教育拨款的法制化和规范化。①基础教育经费由州和地方议会通过;并通过规定的立法程序法定化;德、英、美、韩等各国基础教育经费拨款均建立在州、郡等地方议会的法定程序上,经费拨款标准和经费管理权限均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从而为规范政府的拨款行为奠定了基础;②政府基础教育拨款注重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地方教育当局或其他拨款部门作为政府机构实施按既定标准的拨款程序,将教育经费拨付给地方教育当局所管辖的学校;③政府拨款机构在具体拨款时,十分注重处理和协调与有关的政府各部门、地方或学校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校长及相应的协会、家长和社区代表、学生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规范化的拨款体制落实到实处。
(三)案例分析:美国与日本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1.美国
美国教育管理体制体现了如下特点:三级管理,地方分权,财政单列,法律至上。
所谓的“三级管理”是指美国教育的管理由上至下分别由联邦政府教育部、州政府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办公室负责管理。各级政府教育部门都有自己不同的决策权力和负责对象。“地方分权”是指美国的教育管理和其他的行政管理体系相同,地方拥有很大的管理和决策权。一般来讲,联邦政府教育部只根据总统和议会的决策制定对全国教育都有影响的大政方针,一般以法律和财政支持两个方法保证实施。比如,布什总统提出的“不放弃一个孩子的教育行动计划”(nochildleftbehindact)成为当前美国教育行政的一个主题。州政府对教育决策和行政掌管着主要的权利。州政府教育部负责制定所有的课程规划和全州的教育发展计划,绝大多数的教育法律是由州政府制定的,地方各级部门要绝对执行这些政策,依法治教。主要的教育资金也是由州政府投入。所以美国各州的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差异。地方分权,还主要指教育管理的基层单位学区(schooldistrict)也有很大的教育决策权。比如学区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开设怎样的课程,进行什么教改等。学区也决定着怎样执行联邦和州的教育法案和行动计划。所以学区作为教育行政的前沿阵地有很大的自主权。“财政单列”是指美国的教育财政单列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各级政府都有特定的税收作为教育的单项资金。其中,州政府承担的任务最重,主要的教育资金来自于州政府,比如洛杉矶地区每年的州教育投入是1千亿美金($100,000,000,000)。联邦政府的资金直接投入到每个学区的特定项目。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教育单列资金,保证教育质量。甚至各学区也会根据社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得到不同的资金资助。比如,彩票收入中的将近半数投入到地方的教育中。所以,财政单列导致美国教育财政有这样几个特点:教师的工资不因学区不同而变化;各级政府都依法为教育投入,所以学区的资金充足;学区决策资金的使用,因此学校基本没有财政权。“法律至上”是指无论是学区或是州政府教育部无论权力多大,都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法律是美国教育管理至高无上的准则。美国的教育法律制定的非常广泛和明细。每一个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都要注意熟悉相关法律,用法律规范自己的工作,保护教育的权利。
2.日本
在日本教育发展的这一百多年来,公共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不断增大,特别是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其公共教育经费几乎与国民收入呈同步增长,明治18年(1885年)为1.8%,1930年为4%,1955年达到5.5%,短短几十年时间,从2%增加到5%以上,这种迅速完善教育事业的步伐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与欧洲对公共教育经费的缓慢投入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日均收入为350美元(当年价),但与人均900美元以上的英国、挪威一样公共教育经费占整个国民收入的5%以上,属于最高层次,当时美国、德国、加拿大均在4%—5%之间。
日本教育刚刚起步时,所需费用都是民间承担,虽然规定学生需交纳学费,但学费收入只在教育费中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小学经费主要依靠学区内集资和捐款。从明治以后,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开始从市町村向都道府县,再向国家转移,现在日本教育费的国家负担额实质上已经达到了50%左右。这种教育财政体制得以实施的理念是什么呢?
日本教育财政的基本理念即是从经济、财政的层面上确保“国民受教育的权利”。日本宪法规定:“所有国民均有依据自己才能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使之无偿地得以实现”。日本教育基本法规定:“不论其经济地位或门第如何,所有国民在接受教育上均是平等的”,“对于那些有能力,却因经济原因上不起学的人,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采取鼓励其上学的措施,此乃义务”。日本的教育财政理念就是确保平等地实施上述法律规定的“国民受教育的权利”,而以义务教育为轴心的公共教育经费的分担原则是实施的前提条件。
日本公共教育经费的负担原则是“学校的设置者须管理自己设置的学校,除去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外,还要负担该校所需经费”,即涉及到学校经费时,国立学校由国家、公立学校由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等地方政府、私立学校由学校法人来负担。学校教育法对市町村还赋予了如下义务:“必须在所辖区域内设置所需小学校,确保学龄儿童上学”。上述的学校设置义务和学校经费设置者负担原则,是地方自治分权的具体性制度表现之一,但从收入财源的构成比例来看,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负担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于承受着设置各种义务教育学校义务的市町村来讲,学校经费设置者负担原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负担,比如要新建一所中小学,市町村就必须要负担学校用地购入费和校舍建设费等一次性支出、以及学校营运时占比例最大的学校教职员工人工资等经常性支出,对于财政负担能力差的地方政府而言,只用自己的资金来负担这些费用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从财政上真正确保“教育机会均等”,就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受教育者全国范围的地域性流动逐渐展开,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也就惠及整个国家,而不是局部地区。这种大背景的变化,需要以国家规模推进教育政策,国家在教育投资方面担当起重要角色,这是日本的教育财政倾向。
日本地方财政法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必须要地方政府实施、且涉及到国家与地方政府相互利害关系的事务,如果为了营运顺利,国家有必要负担经费的,国家将负担其经费的全部或一部分”,换言之,日本采取的特殊措施是从法律上规定了“学校经费设置者负担原则的例外事项”,这些例外共有26项,均由国家负担,具体包括义务教育教职员的工资、共济组合(互助会)长期支付所需经费、建造各种学校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向高度残疾儿童支付的残疾儿童福利补贴、振兴产业教育所需经费等。
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国库补贴的特点是:(1)补贴的用途明确;(2)补贴采取的是定额或一定比例的形式,接受该补贴的地方政府自身必须准备一定额度的财源。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库补贴制度未必能够调整地方政府间不均衡的财政能力,但是,作为特定财源,在地方教育费的财源补给上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消除教育水平的地区性差距、提高以义务教育为中心的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日本,义务教育任务基本完成后教育投入依然在增加,主要用在了提高教育质量上。今后,在教育经费的国库补贴对象、范围、程度上依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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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各学区也会根据社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得到不同的资金资助。比如,彩票收入中的将近半数投入到地方的教育中。所以,财政单列导致美国教育财政有这样几个特点:教师的工资不因学区不同而变化;各级政府都依法为教育投入,所以学区的资金充足;学区决策资金的使用,因此学校基本没有财政权。“法律至上”是指无论是学区或是州政府教育部无论权力多大,都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法律是美国教育管理至高无上的准则。美国的教育法律制定的非常广泛和明细。每一个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都要注意熟悉相关法律,用法律规范自己的工作,保护教育的权利。
2.日本
在日本教育发展的这一百多年来,公共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不断增大,特别是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其公共教育经费几乎与国民收入呈同步增长,明治18年(1885年)为1.8%,1930年为4%,1955年达到5.5%,短短几十年时间,从2%增加到5%以上,这种迅速完善教育事业的步伐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与欧洲对公共教育经费的缓慢投入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日均收入为350美元(当年价),但与人均900美元以上的英国、挪威一样公共教育经费占整个国民收入的5%以上,属于最高层次,当时美国、德国、加拿大均在4%—5%之间。
日本教育刚刚起步时,所需费用都是民间承担,虽然规定学生需交纳学费,但学费收入只在教育费中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小学经费主要依靠学区内集资和捐款。从明治以后,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开始从市町村向都道府县,再向国家转移,现在日本教育费的国家负担额实质上已经达到了50%左右。这种教育财政体制得以实施的理念是什么呢?
日本教育财政的基本理念即是从经济、财政的层面上确保“国民受教育的权利”。日本宪法规定:“所有国民均有依据自己才能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使之无偿地得以实现”。日本教育基本法规定:“不论其经济地位或门第如何,所有国民在接受教育上均是平等的”,“对于那些有能力,却因经济原因上不起学的人,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采取鼓励其上学的措施,此乃义务”。日本的教育财政理念就是确保平等地实施上述法律规定的“国民受教育的权利”,而以义务教育为轴心的公共教育经费的分担原则是实施的前提条件。
日本公共教育经费的负担原则是“学校的设置者须管理自己设置的学校,除去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外,还要负担该校所需经费”,即涉及到学校经费时,国立学校由国家、公立学校由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等地方政府、私立学校由学校法人来负担。学校教育法对市町村还赋予了如下义务:“必须在所辖区域内设置所需小学校,确保学龄儿童上学”。上述的学校设置义务和学校经费设置者负担原则,是地方自治分权的具体性制度表现之一,但从收入财源的构成比例来看,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负担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于承受着设置各种义务教育学校义务的市町村来讲,学校经费设置者负担原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负担,比如要新建一所中小学,市町村就必须要负担学校用地购入费和校舍建设费等一次性支出、以及学校营运时占比例最大的学校教职员工人工资等经常性支出,对于财政负担能力差的地方政府而言,只用自己的资金来负担这些费用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从财政上真正确保“教育机会均等”,就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受教育者全国范围的地域性流动逐渐展开,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也就惠及整个国家,而不是局部地区。这种大背景的变化,需要以国家规模推进教育政策,国家在教育投资方面担当起重要角色,这是日本的教育财政倾向。
日本地方财政法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必须要地方政府实施、且涉及到国家与地方政府相互利害关系的事务,如果为了营运顺利,国家有必要负担经费的,国家将负担其经费的全部或一部分”,换言之,日本采取的特殊措施是从法律上规定了“学校经费设置者负担原则的例外事项”,这些例外共有26项,均由国家负担,具体包括义务教育教职员的工资、共济组合(互助会)长期支付所需经费、建造各种学校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向高度残疾儿童支付的残疾儿童福利补贴、振兴产业教育所需经费等。
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国库补贴的特点是:(1)补贴的用途明确;(2)补贴采取的是定额或一定比例的形式,接受该补贴的地方政府自身必须准备一定额度的财源。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库补贴制度未必能够调整地方政府间不均衡的财政能力,但是,作为特定财源,在地方教育费的财源补给上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消除教育水平的地区性差距、提高以义务教育为中心的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日本,义务教育任务基本完成后教育投入依然在增加,主要用在了提高教育质量上。今后,在教育经费的国库补贴对象、范围、程度上依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教育管理;基础教育;干部培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走过了一个拨乱反正、恢复发展和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伟大历程。20世纪末,我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经进入全面提高质量、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时期。基础教育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国家从教育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特别是重视培养一批富有教育理想和开拓精神的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校长。
一、基础教育的历史性变革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作为教育部直属的教育系统干部培训机构,承担着教育系统管理干部培训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30年来,学院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大局,积极开展基础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校长的培训工作。截至2008年10月,学院先后举办各类基础教育干部培训班次达225期,参训人数达29000多人。其中,地市、县市教育局长研修班40期、以中小学骨干校长为主体的基础教育改革动态专题研究班65期,其他各级各类基础教育干部专题培训班120期。基础教育干部培训工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干部培训为我们观察、认识和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多年来与基础教育一线不同领导岗位学员的沟通、研讨和交流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基础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回顾与总结。
(一)教育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教育理念是指导教育行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教育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教育作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步入拨乱反正、恢复发展时期,也因此拉开了基础教育理念创新和变革的序曲。多年来,一些新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和形成,深刻地影响着基础教育管理干部和广大教师。如:教育“三个面向”和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尊重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注重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等素质教育理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建设理念;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观;等等。许多不同类型参训干部的共识是:观念的变革与价值的重建,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先导。
(二)素质教育的提出和推进
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迎接21世纪挑战,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重大战略举措。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颁布和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素质教育从理论和实践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成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强大动力。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第一次将素质教育的要求写入了法律,强调要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以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课程改革是富有代表性的一项重大举措。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决定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3年,新课程改革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我院参训的课改一线的校长们对新课改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新课改实现了从课程观念、课程体系、课程制度到课改机制的一系列创新,课程改革正在引发基础教育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它的不断完善,必将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升教育质量方面显示出更大的成效。
(三)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
先进的教育理念要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保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随后,通过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现了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学校下放权力等改革。目前,基础教育已形成“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以省统筹、社会力量有限介入的教育管理与办学体制。在机制建设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政府的职能正在发生转变,经费保障、学校管理、课程建设、教学组织等管理机制也随之逐步发生变化。参训干部普遍认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保证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30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大,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到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这是该报告中唯一出现的具体数字指标,体现了党中央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同时表明实现该目标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指出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并提出了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即“两免一补”等经费投入政策。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在城市也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从而形成了全国性免费义务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获得参训干部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一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30年来一个相当重大的举措。
在充分肯定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参训干部认为,在新形势下,我国基础教育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存在较为尖锐的矛盾;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学校之间教育发展不协调,农村教育仍然薄弱,办学条件、教师队伍建设亟待提高,一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仍然突出;素质教育的推进仍然面临较大的阻力,一些校长和教师对新课程的教学方式、评价制度等还不适应;不少学校办学的特色不够鲜明,办学的行为不够规范。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乡二元结构和基础教育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等因素密切相关,它必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到解决。
二、以干部培训促进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
党的十七大把教育作为民生问题之首,提出了“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围绕教育事业发展大局,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干部培训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基础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压力、新挑战和教育管理干部的实际需求,不断更新培训教学内容、深化培训教学改革、构建培训文化,努力提高培训质量,着力提高参训干部的综合素质、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为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第一,用科学理论武装参训干部头脑,不断丰富和完善培训教学体系。我们将继续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基础教育干部培训的核心课程,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干部头脑。同时,将现代教育科学、教育政策法规和教育管理理论作为特色内容,并加强对基础教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讨,加强参训干部领导和管理经验的交流和研讨。根据不同类型参训干部的需求,不断增强培训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第二、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培训教学实效。多年来,为了全面提高基础教育干部培训质量和水平,我院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主要包括专题报告、案例教学、参与式教学、专题论坛、学员论坛、分班研讨、综合考察、撰写论文等。我们将根据新时期参训干部的不同需求和学习特点,改进和创新培训的组织模式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培训教学效果。
第三,努力构建培训文化,提升教育管理干部综合素质。新时期各级各类教育都以提高质量为重点,这必然要求我们在培训中更加以提高参训干部的综合素质、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作为追求目标。而加强培训文化建设,对于坚定参训干部的教育理想抱负,提高其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要紧密结合基础教育干部培训工作的实际,着力在培训理念的更新、行为规范的完善创新和人文环境的创造三个方面加强培训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努力提高参训干部的综合素养及能力水平,为加强基础教育战线的干部队伍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了素质教育乃至基础教育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遵循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产生了一些争议和问题:如课程改革中的“形式化”问题、教师培训问题、评价问题等。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21世纪初,我国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影响甚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下简称“课改”),这是建国以来我国规模最大,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较大反响。但是,我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对课改的看法并不一致。
教育部先后于2001年12月、2003年3月和2004年12月委托专家组三次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实验的追踪调查表明:“教学活动形式更加灵活多样”[1]“教师的教学观念与课堂教学行为发生变化”[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多年来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已经在切实推进新课程的实验工作中体现了出来”[3]。2006年,由国务院牵头组织,、人事部、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完成的“素质教育调研报告”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载体,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为学校教育带来了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促使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改变”[4]。
然而,学术界以及社会对课改仍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一些知名专家(包括院士)对课改也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例如,在“素质教育调研报告”中还发现:“许多中小学生作业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体育活动少、社会实践少,因此失去快乐的童年、自由成长的空间和多样性发展的可能。”[4]一些中小学教师也批评课改中出现“家长找老师补课,补旧教材,穿新鞋,走老路”[5];有教育学资深专家指出“这一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一开始便出现争议”。[6]甚至一些院士对初中数学课程改革提出了尖锐批评。
当前课改已进入关键时期,如何看待课改中的成绩、争议和问题已经直接影响课改的发展,甚至影响到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影响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进程。当然,看问题的立足点不同,看问题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到的评价结论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应该而且必须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并推动课改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意义
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主题,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方式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环境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真正实施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末的事情。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总书记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其后在谈到“科学发展观”时,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7]总理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9]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9]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经济社会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当然也同样可以指导并解决教育活动中的发展问题。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尤其是基础教育,更是通过课程教学实现人的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应当是也必然是指导教育发展、指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指导方针。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就是要看课改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课改是否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发展,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是否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否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
(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发展
对于我国的课改而言,“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其一,从课改的有关政策和文件来看,是否反映了发展的精神;其二,从课改的实效来看,是否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其三,从课改中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材来看,是否促进了教材的发展。
课改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文件,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简称《纲要》)和各学科的《课程标准》(简称《课标》)。
《纲要》是课改的纲领性文件,是课改的行动指南。《纲要》首次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包括课程改革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教材的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等方面,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纲要》体现了我国现代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尤其是国际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进理念。《纲要》在继承我国基础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教育思想和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例如,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纲要》整体设置九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课程,构建分科与综合、必修与选修、综合实践活动等多样化、有弹性的课程结构;《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个性品质和创新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倡导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倡导建立以教师、校长、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总之,《纲要》的制定和颁布,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中关于发展的精神,尤其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发展要义。
《课标》是《纲要》的具体体现,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首先,从传统《大纲》发展到《课标》,体现了全新的课程理念。《大纲》主要强调学生在“双基”方面的具体要求,是教师教学与评价的依据,这是符合我国当时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课标》则着眼于未来社会对公民素质的发展要求,不仅是对“双基”的要求,也是对学生学习方法、态度、情感的要求,还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指导。可以说,《课标》改变了我国几十年来《大纲》以“双基”为主进行教学的传统,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资源开发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来讲,《课标》是对传统课程教学的继承、发展,甚至是超越。课改实践表明,《纲要》和《课标》实实在在地推进了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实实在在地促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课改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尤其促进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巩固和质量的提高。自课改实施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又有了较大的发展。2000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普九”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2541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56个)。[10]在课改实施6年后的2007年,我国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2973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5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6%,“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11]例如,2007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49%,比2002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比2002年提高8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6%,比2002年提高23.2个百分点;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毛入园率达到44.6%。[12]全国小学五年巩固率达到99.4%,比2002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4.66%,比2002年提高了5.27个百分点。[13]应该说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较大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加大了支持力度,加大了投入,加强了措施,但另一方面课改也从课程教学的层面为此提供了保障、促进了落实。课改调查表明,课改以来课程教材降低了难度,贴近了学生生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有助于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巩固率,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这正如教育部组织修订各学科《课标》时所指出的:“经过改革实践的验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探索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教育规律的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改革的方向得到了普遍认可,基础教育新课程已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14]
课改促进了课程教材的发展。一方面,教材的内涵、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立体化、数字化的教材,如课程资源包、电子书包等逐渐走进学校,走入课堂。教材多样化开始体现了课程发展的现代意蕴,体现了目前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趋势。教材多样化体现了课程教材的弹性和选择性,促进了多种教材的特色发展。教材多样化适应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生的需要,更加有利于学生学习,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体现了课改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要求。应该说,21世纪初的课改使我国的教材多样化格局开始呈现。例如,小学一、二年级使用的教科书《品德与生活》就达15种之多,而小学1-6年级所有学科的备选教科书达到81套,共计760本(不含教师用书和教辅材料)。[15]而且,根据《课标》编写的各种版本的高中实验教科书数十套,也陆续得到审查通过并进行实验试用。教材多样化已经成为这次课改的显著成果之一,同时,教材多样化促进了教材的特色发展,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实施。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
课改一开始就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仅要以“学生为本”,而且要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就是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本,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以教师为本”,就是要发挥教师在课改中重要的主导作用。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课改改变了传统的课程教学以“学科本位”的做法,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课改新理念——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本质,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目的,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动力,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成功的标志。这一理念在课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在课程价值上,强调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在课程内容上,加强与现代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必备的“双基”;在课程实施上,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注重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交流能力;在课程评价上,加强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以教师为本”就是指要发挥教师在课程改革中作为“教师的因素”的作用——充分尊重教师的劳动和创造。课改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教师即课程”,[16]教师成为课改的参与者、组织者、指导者,成为推动课改前进的动力之源,成为决定课改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表现在:第一,在课改中,教师不再是课程的“忠实”执行者,而是课程的“创生者”。即教师要创造性地利用教材,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材料。第二,在课改中,教师还是“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基地,围绕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结合校内外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开发的课程。《纲要》的实施,为教师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校本课程”成为“教师即课程”的生动写照,成为课改“以教师为本”的真切体现。另外,课改为教师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教师专业化发展,广大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课改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师培训,900多万中小学教师中的大多数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培训,使教师教学教研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国家还通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重大举措,使农村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水平得到切实提高。[4]
综上所述,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这正如教育部部长周济所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突出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推动教育观念、教学方式发生了积极变化,共同学习、平等交流的师生关系正在形成,切实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受到学生、社会和家长的普遍认同。”[12]
(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全面发展是指课程改革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和谐发展;协调发展是指课程改革促进区域之间、校际之间、人际之间、课程之间、学科之间等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发展后劲上,课程改革不仅要满足学生现在的学习需要,更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发展。课改明确提出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基本理念。一方面注意面向全体,而不是面向少数精英;另一方面又注意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中,设置综合实践课为必修课,“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综合实践活动既为每一位学生的参与提供了机会,又为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校际之间的协调发展:条件好的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人际之间的协调发展:学有余力的学生和学习困难学生之间的协调发展,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协调发展,以生为本和以师为本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课程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语、数、外、政、地、史、体、音、美等多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立足于学生的现在,更要立足于学生的将来,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让学生现在掌握好“双基”,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为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例如课改倡导新的学习观,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以此奠定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如,课改确立了新的评价观:“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这里的学习潜能是指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即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是实现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综上所述,课改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
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课程改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协调好课程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一,课改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要求来统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方面,比如,在课程目标上兼顾“双基”、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者的要求,从而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二,课改实现了“一标多本”的统筹兼顾。“一标”是一个标准,是统筹所有中小学生学习水平的基本要求,是基础教育质量的保证;“多本”是多种版本教材,兼顾了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群体的发展需求,从而可以保证我国基础教育的平等与质量兼得。其三,课改以教师的专业发展统筹兼顾教师职前职后的培养、培训。在教师职前培养上,教育部正在倡导新的教师培养模式(如北京师范大学的“4+2”培养模式,忻州师范学院、西南大学“顶岗实习”培养模式),旨在优化教师教育的培养方式,融师范教育人才培养的改革与提高中小学教师的质量为一体,使新教师能适应课改的需要;在职后教师的培训上,采取了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课改全国性的教师培训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使在职教师通过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可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
三、正视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争议与问题
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是观察、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理论。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既要科学地、客观地肯定课改的成绩和进步,又要科学地、客观地正视课改中出现的争议和问题。
一方面,课改涉及范围宽、内容多、因素复杂、实施时间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课改涉及学生约1.6亿、教师约900万、中小学校约40万所;课改涉及内容有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教材、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课改涉及因素有课程理念、课程政策、经费投入、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实验研究等;实施时间虽过七年还任重道远。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育人工程,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课改就是教育观念的变革,是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碰撞,是现代教育观念向传统教育观念的挑战。因此,课改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议,加之课改还没有成熟理论引领,又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课改给各地中小学教育带来了活力,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实施,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面对争议、意见、批评,我们认为应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前途,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对争议和问题不回避,应该科学地、理性地分析和思考,不断矫正课改中出现的偏差,促进课改目标的全面实现。
(一)对课改的争议和批评
随着课改的推进,有人怀疑:课改是在推进素质教育,还是在搞“轻视知识”教育?于是,学术界对此次课改是否是“轻视知识”教育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进而发展成为对课改的全面反思。人们围绕着课改的理论基础、基本目标、实验效果等问题进行了逐步深入地探讨,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意见。[17]尤其是2005年《光明日报》发表《姜伯驹:新课标让数学课失去了什么?》一文,《四川日报》发表《“思维体操”在走样》一文,二者都批评了初中数学课程:“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至此,这次初中数学课改更加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加大了课改的争议。
在这场讨论中,参与者不仅有一线教师还有不少专家学者,甚至一些非常有影响的院士,这说明课改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已有很大的影响。课改争论中,既有观念交锋,也有认识分歧,但更多的是反映了人们对课改的关心和忧虑。这场争论反映出课改远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课改的确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反思、需要谨慎从事。
纵观国内外的课程改革,没有哪一次是一帆风顺的,课程改革往往是在争议、批评中发展的。例如美国的“新数运动”“标准运动”等数学课程改革都遭致众多非议和尖锐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美国标准运动中的“数学战争”——200余名数学家和科学家(包括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位数学奖菲尔茨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教育部部长,强烈要求终止改革——至今余波未息。然而,正是这场“数学战争”,导致了全美数学教师协会《从学前到八年级数学课程焦点:寻求一致性》(CurriculumFocalPointsforPreKindergartentoGrade8Mathematics:AQuestforCoherence)的出台,反而推动了美国“标准运动”的发展。在我国,一线教师、专家学者尤其是院士对课改的批评其实是对课改的关爱和警醒,是苦口良药,可以说这是一场有价值的争议和批评,正是这些批评构成了课改强有力的“推进器”。争议和批评促使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首先完成了全面修订。同时,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为契机,教育部又及时组织完成了各学科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二)课改中的“形式化”问题
“形式化”是课改中的一种不良现象,它偏离了课改方向,影响了课改成效,带来了负面影响,使人们对课改产生了误解。课改的“形式化”主要有,其一,重形式不重实质,追求表面上的“形似”,不注重本质上的“神似”。例如,课堂教学中出现“三维”教学目标虚化,情感、态度、价值观贴标签;课堂教学有活动却没有体验,合作有形式却没实质;有探究之形,却无探究之实;教学评价中出现过度的赞誉等。[18]其二,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例如,在课改中,已被《课标》删减的内容,却又以“补充教材”的面目重现课堂;相反,一些有利于培养学生能力的新内容却以“知识含量”不足为由,而被“一笔带过”。
产生“形式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对课改创新理念的认识不够或者片面,甚至产生了误解,导致课改中出现了“形式化”的倾向;其二,我国上千年的考试文化和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新的课程教学观并未真正建立,因此出现新理念和教学实践脱节的“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其三,课改的推进速度过快,一些学校和教师,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致徒于应付,“形式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三)课改中的教师培训问题
应该说此次课改是重视教师培训的,但是在培训中仍然出现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尽管大多数教师都进行了通识培训,但通识培训联系课程教学实际不够,对课程理念的认识和有关问题讨论不够,加之教师传统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换言之,通识培训并没有完全使教师树立起新的课程理念。其二,教师学科培训所用时间远远不够,且学科培训不够深入,浮于表面,对《课标》、对教材用新理念去研究也远远不够,缺少可操作的学科教育教学的指导。其三,对校本教研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因此校本教研的作用也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四)评价是制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瓶颈
多年来,评价一度被异化,考试甚至成为评价的代名词,评价的甄别功能被过分凸显。
评价是课改中的难点。一方面,尽管课改提出多元评价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如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淡化评价的甄别功能,加强评价的教育功能,评价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教师、学生、家长、社会评价相结合……这些评价的新理念、新方法,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提高教学质量。但由于评价理念与升学压力之间的矛盾等原因,使得目前课程改革尚未设计出既符合先进的评价理念,又行之有效、操作简便易行的评价方案;没有真正解决好考试与评价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解决好“评价(考)什么内容,用什么方法评价(考),用什么标准评价”的问题,以致评价成为课程改革和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与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矛盾很大,因此,要真正减少评价的甄别功能并非易事。
综上所述,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审视,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课改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推进了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成绩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客观地正视课改中不容忽视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有重大意义的教育行为,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政府行为。我们不仅要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程改革,而且要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课程改革,使课程改革更加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以促进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摘要:基础教育素质素质教育
概述摘要:素质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以人为本,既强调人的整体性(全面素质),又强调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目的。同时,素质教育又注重学生个性差异,提倡因材施教。在学校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要努力加强对素质教育的熟悉,在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的同时,把握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促进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此外,素质教育的实施必须有和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作保证。评价不能仅仅依据一张考卷,而应当采取形成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方式。
在过去的几年,广大外语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推行素质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并在一些重要的新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本文拟将探索素质教育的概念、外语学科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及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在外语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一.素质是什么?
有关素质的论述很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素质是指人的先天的生理特征,但素质概念和教育结合起来,其含义就广泛得很多了,常被定义为“以人的先天遗传因素为基础,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生理的心理方面稳定而巩固的属性”。即一个人在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后,在思想品德上、人文知识上、心理上及生理上所达到的水平总和。具体来说,人的素质,除了生理素质外,还应包括摘要:文化素质、思想品德素质的心理素质这三个方面。
二.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教育的内涵是在以上三个方面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学会发展。
学会学习这个新问题是的文化素质紧密相连的。学会学习的重点是学生变对知识技能的被动接受为主动获取,培养并锻炼主动获取新知识、分析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学会做人,就是培养人的思想品德。良好的思想品德应该体现我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以及新时代的要求,让学生从爱家乡、爱社会的感情升华到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崇高情操,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富强联系起来,成为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学会发展是一个心理素质的培养新问题。良好的心理素质包括能够和有团结合作、坚韧不拨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能适应社会生活、能独立思索,并具有创新意识的科学精神。
那么,具体说来,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中的素质教育又是指什么呢?现做如下简述摘要:
(一)文化素质方面
正确把握教学大纲规定的和教材上出现的英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知识;
具有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的初步的交际能力;
具有自学英语的能力。
(二)思想品德方面
具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精神;
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能够初步欣赏英语语言文字的美。
(三)心理素质方面
激发用英语进行交际的强烈欲望;
培养学生对英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句、语篇的注重力、观察力和记忆,能主动积极地学习,保持旺盛的求知欲。
培养学生对英语语法结构、文学作品和语言逻辑新问题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培养英语学习的正确动机、浓厚喜好和坚毅的意志。
(四)生理素质方面
注重开发左、右脑的功能,促进英语“四会”能力的协调发展;
培养学生在言语活动中的灵活度、准确度和耐力,促进学生语言器官、部位的发育;
培养学生在进行语言习惯和语言练习时的身以统一,使身体、精神处于最佳状态。
三.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
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才能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呢?这就要来我们广大英语教师更新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探索改革之路;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法指导,提高学生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当作英语教学的立足点和归宿。
(一)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
党中心《有关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专门把提高教师的素质列为一章,并指出这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素质教育的直接实施者是教师,教师的思想、学识和能力直接影响着素质教育的效果。优秀的现代教师在知识层面、能力层面和品德层面都应当具有较高的水平,即所谓“学为师表,行为世范”。同时,教师应在教育工作中探究和探索教育理论,调查、探究和分析新问题,探索和发现新的教育方式和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还要具有营造和控制教育环境的能力。两者,英语课是跨文化的人文学科,所以,外语教师必须比其他一般学科的教师具有更为丰富的目标语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知识,才能有把握处理好教材,使学生学得更丰富、更全面。
针对我国外语教师目前的目前状况,在教师队伍中要大力提倡“爱岗、敬业、奉献”的精神,鼓励教师岗位培训、自修提高,大练“听、说、读、写、唱、画”六项基本功。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测试评估体系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
传统的教育评价将学生的学习作为唯一的评价对象,将考试分数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素质教育应当是对学生的全面评价,即把形成外语能力的各个要素及学生的整体素质作为评价对象。评价的内容除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以外,还应包括品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学习态度、学习策略、学习习惯和思维品质等。评价的方式应该是多层次和多种形式的,如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等方面的评价可采用问卷调查、教学观摩、采访、表演和课内外作业等方式;对学生的思想品质和文化素养的评价可采用观摩、写作文、口试、角色扮演和小组项目和探究等方式;对语言能力的评价则可采用客观测试、作文考试、口试及汇报表演等方式进行;对学生的整体评价可采用建立学生档案,资反映学生多方面能力的资料系统地收入学生的个人档案,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公正性、发展性和有效性。评价的组织形式可以有同伴评价、自我评价、家长评价、观众评价、教师评价以及主观和客观测试等,使突出性的评价和整体性的评价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改进教学方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外语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主要新问题是“费时较多、收效较低”。在外语教学中只看重知识点的讲授和记忆,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这显然和我们“强调基础性以提高全民素质,培养不同层次的外语人才”的原则相违反。要改变这一目前状况,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摆脱传统教学的羁绊,改进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创设情景,制造英语氛围,实现把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再把语言技能转化为运用语言的能力。
20多年来,“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更多地被看作是教学技巧新问题,现在把它提升到素质教育的高度,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长期统治外语教坛的那种重教法,轻学法的局面会立即结束,使语言教学和人的全面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即在帮助学生把握英语知识和提高交际能力的同时,引导他们通过教材内容的学习,养成良好的个性、品德和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语言教学的归宿。
在各类书籍和资料上介绍的教学方法很多,笔者认为,正确地运用“交际法”,能较为全面地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因为摘要:
1.交际法对教材处理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都和传统的教学方法大相径庭。如通过引导学生对教材内容或故事情节的讨论,往往可以使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即思想品德教育潜移默化,深入学生心坎。这是其他教学法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在教授新编SEFC教材时,发现在进行阅读教学之前,常布置了Pre-readingDiscussion,这是编者的有意布置,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好场所,但是有些教师在教学中把这一环节删除掉了,明显有悖于素质教育。
2.交际法从本质上分析,最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要求。在交际化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但是一切语言操练活动的主体,而且在模拟的或实际的交际场合中,学生的主观意志、态度、情感以及他们的英语水平等变量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或语言功能的发挥。因此,整个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学生为主。教师的责任是给学生提供交际的情景,让学生在其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见解和情感。
总之,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外语教师应当为实施素质教育做出努力和贡献。
内容摘要摘要: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和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新问题,提出了非均衡投资战略是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保障,并给出了可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参考的建议。
摘要: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非均衡投资战略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重要而非凡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因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基础教育发展步履维艰。走向21世纪,我国正在实行“战略西移”,加快发展西部经济,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而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教育如何发展,已是教育界关注的热点新问题。
一、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经历了二个阶段摘要:第一阶段大约从1949年到1985年基础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统一财政和分级管理”。这一投资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给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统一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但全国实行的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强求统一反而压抑了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后,供给教育资源的财政新体制迫使基础教育必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地方财政将发挥主渠道功能。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时间由1985年至今,基础教育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以分散管理为主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学校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其突出特征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心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关键一环”。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加强学校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已日趋完善,其积极功能也日益突出,尤其对发达地区的效益更为显著。但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分散为主的管理体制,会因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全国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发展。1993年国家教育发展探究中心的测评结果表明摘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小学的及格率摘要:语文差15个百分点,数学差12个百分点;初中的及格率摘要:语文差25个百分点,数学差20个百分点,英语差38个百分点。在基础教育中,逐步解决地区差距过于悬殊的新问题,是实施教育公平原则的重要内容。基础教育关系着一个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的提高,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的儿童和少年,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基础教育的权利。只有实施了基础(义务)教育平等原则,才能促使全民都成为有文化知识的生产工作者和有政治头脑的好公民,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儿童和少年创造一个平等的接受基础(义务)教育的环境和条件,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基本的教育。这就是说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应明显地体现在基础(义务)教育中,中心政府应承担相应的投资责任和义务,保证各地区基础(义务)教育能够相对均衡的发展。因此说,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二、我国西部基础教育的目前状况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既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同时又由于受地理以及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当然,这一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西部经济的制约造成的。经济制约教育,教育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西部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典型的具有共同症状的“贫困综合症”——越是贫困的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现代科学技术需求不迫切,吸收不了科技人才,越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限的资金只能顾及生存,无法投资教育以求发展;反过来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导致贫困。西部要走出贫困,治理“贫困综合症”是一个历史话题。西部地区“贫困综合症”的治理,不仅影响着本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熟悉西部基础教育的目前状况,分析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新问题,对治理西部的“贫困综合症”,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1989年统计数据反映,我国贫困人口有45.7%在西部,从贫困发生率来看,东部地区为5%,中部地区为7.8%,西部地区则高达16.8%。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中,有307个在西部地区,约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51.9%。西部宁、云、川、陕、甘等地财政补贴县分别占本省总县数的90%、81%、51%、76%、69%。1993年,全国人均纯收入前10名的省市中,东部占9名,平均收入水平比西部高出近1倍。同年,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46.04元,比东部的1398.69元低46.6%,比全国低25%。诸多的数字都向我们诉说着同一个新问题摘要:西部=贫困。因为贫困,投射到基础教育又会出现一组令人心酸的数据。
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新问题是摘要:①教育投资少,劳动者素质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西部9省区6岁以上人口为22699.54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281.08万人,占总人口的1.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6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云南、西藏还不到1%。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却远远高于20.61%的全国平均水平,达26.51%,不识字人口占30%以上的就有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宁夏6个省区,只有四川和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造成这种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是一个主要因素。1990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7.52亿元,而西部8省区只有66.5亿元,仅占投资总数的17.7%,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显然太少。其结果是许多适龄儿童被拒之门外。青海省的适龄儿童入学率81.48%,牧区仅为36.4%;另外就是办学条件和教师工资得不到保障。②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在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重“学历”高等教育的现象,从西部地区1982—1986年的统计资料看,在此期间全区范围内的高等院校在校生数由21万增加到36万人,增长了70%;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仅由909万人增加到1048万人,增长率为15%,非凡应注重的是小学在校学生数则由3404万人减少到3277万人,减少了5%,出现了萎缩现象。1992年统计资料表明,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结果是摘要:在9省区中每千人中拥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陕西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四川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尽早扭转,必将对国家“战略西移”造成障碍,给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治愈的疾患,影响到全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③民族教育落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9个省区中有44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这里。民族自治区总人口达6569.6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3905.11万人,占民族自治地总人口的56.03%。少数民族人口占9省区总人口的14.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里的民族教育却十分落后,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各民族中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全国平均为698.12人,而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摘要:回族584.89人,维吾尔族613.22人,藏族264.7人。民族教育落后导致民族人才匮乏。西北地区的甘、宁、青、新四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0%以上,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却只有9万多人,仅占四省区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10.2%,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0.3%,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西部地区必须加强少数民族教育,以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④女童教育出现“三低一高”。即入学率低、巩固率低、在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低,辍学率高。四川昭觉县的女童入学率只有10—30%,青海循化县女童入学率是30%。由于受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观念、家长受教育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西部贫困地区女童往往不能上学或中途辍学。这就导致西部贫困地区妇女文盲率很高,严重影响西部人口的总体素质。
从上面的目前状况可见,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致使教育尤其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伴随地方经济的贫困而走入困境,成为“贫困综合症”的重病区。对于治理“贫困综合症”古今都有实践和经验。目前,国内流行的观点是摘要:贫困地区教育和经济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已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教育和经济发展的结合程度。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似乎无错误,但却忽视了贫困地区的当前新问题是“生存还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发展新问题。在“生存”的层面上侈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笔者认为摘要:在“生存”层面上,“资金是第一推动力”。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要求和当地经济协调发展是永远走不出贫困的。国家必须实施教育扶贫战略,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注入教育资金,推动贫困地区的教育优先发展,这才是治理西部“贫困综合症”的一个突破口。
三、国家的教育扶贫战略
国家已熟悉到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是西部贫困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必须由国家注入发展资金,这也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到目前为止,国家以及由国家组织的(基础)教育扶贫工程主要有摘要:①政府扶贫—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②基金扶贫—社会捐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③国际组织扶贫—引进外资,以世界银行为代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心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预计总投入200多亿元,重点投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贫困县等老少边穷地区,改善这些地区小学、初中学校的办学条件。整个工程由政府为主投资,政府组织,并动员全社会力量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基础教育事业,融化政府在完成本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的宗旨是摘要:根据政府有关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方针,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国内外财力资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工程自1989年10月30日开始实施,截止1996年底,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累计接受国内外捐款额978287526元人民币,累计支出为686977179元人民币。全国希望工程捐款暂存(待拨)291310347元人民币。
为了重点扶持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尽快赶上全国“普九”步伐,国家教委决定进一步引进外资,将世行贷款作为我国教育投资的一个有力补充,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更快地发展。1992年国家教委出面,从世行借贷1.3亿美元,启动了“贫困Ⅰ”,世行贷款和国内配套资金之比为4摘要:6,云南、贵州、湖南、陕西、湖北、山西6个省114个县因此而受益。1995年“贫困Ⅱ”启动,世行贷款1亿美元,国内配套资金为1.2个美元。江西、四川、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6个省区的111个县因此受益。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范围内的三种教育扶贫主要形式,从扶贫的规模和力度上看,政府是教育扶贫的主体。教育资源应由政府来配置,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必须由政府来配置,也只能由政府来配置。“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践证实,政府作为教育扶贫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笔者认为,国家以扶贫的形式,集中财力在一段里间内扶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做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基础教育继续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新问题。基础教育既然是政府行为,政府就应从教育财政制度、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上,有一个长期的、全面的规划,对基础教育实施非均衡投资战略,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对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经常性投资比例,使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投资体制走上法制化轨道。通过非均衡投资体制,保证全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四、实施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战略”的内容、方式及方法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分析了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两种形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高度分散的管理体制。这两种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实践都反映出一些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也难以保障我国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基础教育究竟如何管理,许多学者进行过探索。笔者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所谓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指基础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心(省)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心(省)政府应在整个基础教育投资中承担较大的比例和义务。我们其所以支持这种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是因为第一,有国际成功的经验和普遍的做法。如日本1881年中心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占教育投资的10.2%,1960年上升到48.4%。第二,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可以避免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统得过死,难以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积极性的缺陷,又可以消除高度分散投资管理体制不具有有效保障和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弊端,从而有利于基础教育投资的动态管理和分配,有利于基础教育持续稳定均衡的发展。
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有利于中心(省)级政府集中财力采取非均衡投资战略,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经常性的、稳定的经费保障。这里我们是站在全国的立场,从中心政府对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的角度提些建议,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可以仿此办理。
我们建议中心政府应将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列入教育财政经常性投资规划和计划,并以专款形式直接下达到县。这笔专款应包括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项等。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为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心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省区的基础教育实行经常性的专项拨款制度,在基础教育经费中,设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按照一定的标准,以专款的形式直接拨给贫困地区的贫困县,专门用于这些地区设置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培训师资,从而保证贫困地区儿童入学和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可用于发展教育的资金极少。所以这项专款还要用于免收义务教育儿童的一切学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助,以降低他们入学的教育成本,减轻贫困地区人民的负担。
我们建议,把现在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经常化、制度化,逐步转化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
和基础教育关系密切,并直接影响基础教育持续发展的是贫困地区的扫盲教育。《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据1990年统计,西部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率为26.51%,高于全国15.88%的水平,第四次人口普查,西部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47,低于全国6.26的水平。文盲率居高不下,必然导致贫困和对基础教育熟悉不到位的双重危机,阻碍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国家要和“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相配套,设立“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该专款用于贫困地区的成人扫盲教育,包括建立乡村一级的学校及教学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学设施建设,教学活动的开资和免除扫盲对象的学费并提供适当补助等。我国政府目前已实行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这就意味着作为扶贫重要内容的扫盲教育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有责任设立“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并将其法制化。
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项
基础教育中的义务教育属于纯公益性事业,按照经济学理论分析,义务教育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因而完全应由政府保证财政上的支持。至于富裕地区的人民希望自己的子女享受到一定标准以上的更好条件的教育而愿意出资支持教育,那是“锦上添花”之举,断无不可之理。在贫困地区为了鼓励民办基础教育的发展,弥补国家财力之不足,政府应当设立“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款”,为贫困地区的民办基础教育提供制度上和物质上的保障。这项专款要实行教育经费单列,按接受民办基础教育的学生数划拨到学校。这项专款的实施,可以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在贫困地区创办民办基础教育,接收贫困地区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入学,减轻政府的负担,官民结合,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分三个阶段:酝酿准备阶段,试点实验阶段和全面推广阶段。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第一阶段,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义务教育阶段18科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编写审查了各科实验教材,目前已有20个学科的(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实验教材将在今年9月首次在实验区试用。同时关于课程管理政策、评价制度、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将在实验区逐步应用。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实验工作拟用三年时间。2004年秋季,在对实验区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课程改革工作将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到2005年,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原则上都将进入新课程。今年全面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研制工作。2003年开始组织新高中课程的实验推广工作。至此,在我国逐步形成适应21世纪需要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门类、更新课程内容、改革课程管理体制和考试评价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必将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对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发挥重大作用。
适应未来发展确定新时期培养目标
当人们回顾本世纪一百年教育的发展,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21世纪的时候,发现教育的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能力很重要,发展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更重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中小学教师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只有很少的教师(不到10%)意识到人的情感、价值观、个性、创造性更重要。这不是教师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考试评价制度、社会的价值追求造成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决不是换一套教科书,也不是课程内容的调整,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整个改革涉及到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改革、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以及保障支撑系统等,是一个由课程改革所牵动的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首先确定了新时期的培养目标:即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强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确定这一培养目标,正是基础教育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也是基础教育承担提高全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历史重任的具体落实。
体现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着按照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课程内容的思路,即学科——课程——科目,中小学课程基本是若干个学科的浓缩。在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时,力求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注重的是所编内容是否符合学科知识体系,逻辑是否严密,某一个知识点在本学科中的位置怎样,是否为下一个概念的学习打下基础等等,而较少考虑学习内容对学生是否是基础的、必须的、恰当的,对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基础知识的把握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是终身发展必备的,如何根据儿童的发展需要,从教育的总体目标和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去设计和把握课程内容,应当依据怎样的课程观和知识观构建学科教学内容,成为本次课程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在分析现行义务教育课程现状时,一些专家指出,基础教育肩负着双重任务,即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人才、为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但长期以来,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而忽视了后一项培养目标。因此,课程目标的确定和内容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是选拔人才及少数人进一步深造的需要,而较少考虑大多数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直接进入社会、从事各种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无从谈起适合每个受教育者终身学习和发展的需要。由此带来了课程设置和内容编制上的一系列问题,如内容过多、量过大、程度过深、过难。这种对于课程目标认识上的误区,与另一种观念是直接相关的,即以高难度和增加学习内容来保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义务教育课程的性质。课程专家通过反复讨论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义务教育是国家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的基础教育,应提供均等的就学机会,课程应适应儿童发展的不同需要,保障儿童法定的受教育年限。国家课程标准应当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是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第二,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今后的发展和从事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不是精英教育、选拔教育,因此,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该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扩大、拔高。第三,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的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应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求知、开发智力无疑是教育的一项根本任务,但不是唯一任务。课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应当通过课程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所达成的共识。
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将课程功能的改变作为首要目标,力争使新一代的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刻分析了基础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鲜明地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环境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课程改革,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整合,体现了新课程的价值追求,每一门学科课程标准都是按照这三个方面构建的。各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编写,都力争体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整合。
课程结构:从整齐划--走向多样化,从分科走向综合,合理设置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体现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结构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变了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九年一贯整体设计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我国现行中小学课程,由于门类过多,强调学科本位,课程内容缺乏整合,从而导致课程内容繁、难、多、旧,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且,学科课程占绝对主导地位,忽略了其他类型的课程在学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均衡发展。课程缺乏弹性,难以适应不同地区发展的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现行课程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减少学科门类,对具体科目之间的比重进行了调整,在保持传统学科的同时,加强了旨在养成学生科学素养和实用技能学科的地位,使科学、综合实践等学科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并且将课程的设置与管理分为三级,从而形成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并行的课程结构。通过结构的调整体现出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中的语文、数学等传统科目占据了较大比重,与日本、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两国,而科学、体育与健康则低于这两个国家,而且没有综合课程的科目。新课程计划分别将语文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24%降至20%--22%,将数学由原来的16%降至13%--15%,并对其他传统科目所占的比重进行了适当的下调。同时,将下调后积累下来的课时量分配给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课程,使综合实践活动有了6%-8%的课时,地方和学校课程有了10%—12%的课时。显然,此次课程科目比重关系的调整,折射出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即重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德智体美等方面发展的要求,保证学生和谐、全面发展。
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关注儿童生活经验,反映社会科技发展最新成果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实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与适应性。
多年来,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学生有限的九年时间里,究竟学什么最有价值?成为本次课程改革关注的焦点。在制定新课程标准前,专家组成员首先达成共识,义务教育是为每个学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因而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当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拔高。而且,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义务教育的性质和时代的要求,重新确定了哪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学生终身发展必备的,重新界定了新时期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概念,如英语的基本能力、信息意识与能力也应成为当代公民必备的素质等。
在每一门课程标准的制定与教材编写上力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适当降低难度,删除了原有课程内容中偏深、偏难的部分,使课程内容呈现出简洁、明了、有条理和新颖的特征。其次,增加了与学生和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部分,使课程内容更加具体、更富有生活气息。如在体育与健康中增加了保健和健美的内容;综合实践活动中安排了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劳动技术、探究性活动等内容。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确立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学生自主、探索、发现、研究以及合作学习的机制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学生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为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保证学生自主性、探索性的学习落到实处,此次课程改革首先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使儿童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在课程中获得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新课程标准通过改变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并能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接受、探索、模仿、体验等,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丰富而有个性。另外,设置新的课程,强化探究性和实践性的教学目标,倡导新的课程形式,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实际的、主动探究的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新课程对学生如何掌握和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予以关注。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学生是通过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和策略来学习的。死记硬背、题海训练得到的高分,掩盖了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因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关注学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知识的,是死记硬背背会的,还是大量做题练会的,还是通过自主探究、发现,在解决问题中学会的。无论是用哪种方法学会的,从试卷上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不一样,导致了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收获是不一样的,而且对学生终身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不一样的。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在我国新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综合实践活动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技术教育。按照新课程计划,综合实践活动占总课时比例的6%--8%。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不是其他课程的辅助和附庸,而是具有独特功能和价值的相对独立的课程形态。为学生生活经验的获得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形成开辟了渠道,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种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综合运用的新课程形态,它既适应我国当前进行素质教育的要求,又呼应世界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要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其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技术能力。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结构上的重大突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现代新课程观念的形成。它表明,课程是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孤立于生活世界的抽象存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那种把课堂看作唯一受教育的场所,把书本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把教师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拥有者和权威的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重视生活中、工作中和实践中的学习。
综合实践活动是由国家设置、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开发的课程,国家着眼于宏观指导,地方和学校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规划具体活动方案。综合实践活动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在“做”、“考察”、“实验”、“探究”、“设计”、“制作”、“想象”、“反思”、“体验”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以学生为核心,主要围绕三条线索进行——学生与自然的关系;学生与他人的关系;学生与自我的关系。
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
未来的中小学课程将出现一种新课程——综合课程,这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鲜明特征。
根据新课程计划,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小学低年级设置品德与生活、语文、数学、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小学高年级思想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外语、综合实践活动、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地理)、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这是本次课程改革在课程结构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
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学科内部的分化更加精细,另一方面,也使学科之间进一步交叉综合。专家预言,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是当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21世纪将是不同领域科技创造性融合的时代。课程要反映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并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就必须纳入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知识,而只对原有分科课程做一些细节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应重新整合学科知识,加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等,是学校教育亟待加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分科课程中难以综合体现,因此,课程的综合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科技综合性加强的必然体现。
设置综合课程,不是增加一门新课程,而是通过综合课程的开设,改变课程观念,推动课程改革,改变单一的学科本位的模式,形成一个包括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在内的新课程体系。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科,最终目的是使每门学科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得到最好的发挥。
树立全新的课程资源观,学生应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
从本次课程改革的B标来看,要改变过于往重教科书、机械训练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倡导学生动手实践、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校内外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
过去,对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认识不够,一方面是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未纳入教育资源范畴,其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教师、学生和家长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对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由于学校教育体系的封闭性,资源拥有者缺乏为社会、为教育服务的意识,不了解学生需求和教育规律,造成各种校外教育资源闲置浪费现象十分突出。
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传统教科书相比,课程资源是丰富的、大量的,具有开放性的,它以其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和学生能够亲自参与等特点,给学生多方面的信息刺激,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愉悦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是传统教科书所无法代替的。为此,在每一学科的课程标准中,都开辟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一节,为学校教师利用课程资源提出具体建议,教师在执行新课程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发挥课程资源的作用,使各种资源和学校课程融为一体,更好地为教育发展服务。
调整现行课程政策,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以适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课程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成鼎足之势。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着差异,完全用大一统的课程设计和一刀切的要求,显然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学生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次课程改革妥善处理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既体现国家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又为各地发展留有时间和空间。在新课程计划中,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的开发被提到日程,逐步将一部分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让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更多的参与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机会。这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级课程管理的基本模式是:国家制定课程发展总体规划,确定国家课程门类和课时,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宏观指导课程实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对课程的总体设置,规划符合不同地区需要的课程实施方案,包括地方课程的开发与选用;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次课程改革重新划分了国家、地方、学校课程在整个课程计划中所占的比重,收缩了国家硬性规定的成分,在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弹性,让地方和学校真正拥有选择的余地。按照新课程计划,地方、学校课程占总课时数的10%--12%。这一决策的实施,将会改变“校校同课程、师师同教案、生生同书本”的局面,适合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利于调动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办学更有特色,学生发展更有特长。
改变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的功能
多年来,我国中小学教育评价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评价指标单一,基本以书本知识为核心,忽视对实际能力、学习态度的综合考查;评价方法多采用纸笔考试,过于注重量化;评价技术落后,过于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等。教育评价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瓶颈。
此次课程改革响亮地提出,倡导发展性评价,突出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体现尊重与爱护,关注个体的处境与需要,注重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注重对学生素质的综合考查,强调评价指标的多元化,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改变单纯通过书面测验、考试检查学生对知识、技能掌握的情况,倡导运用多种方法综合评价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进步与变化。不仅要反映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态度,应采用多种评价手段和评价工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评价,比如,采用开放式的质性评价方法,如行为观察评价、问题研讨、研究性学习、情境测验、成长记录等。这次改革举措意味着,为学生的评价多提供了几把尺子,教育评价“一卷定高低”的局面将被打破。
新课程对学校、校长、教师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教研员和教师要认真学习领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精神实质,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树立新的人才观、质量观、课程观,尽快适应新课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教育改革浪潮迭起,形成一场历史上影响广泛深刻、全方位、大动作的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各国学校音乐教育顺应这一教育改革大潮,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学科内部某些方面的小修小改,而是纷纷开始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改革,包括重新认识音乐课程的价值与性质、研制新课程标准、设计新教学体系和实验新教学方法等。
近年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也不断尝试改革与创新,制定了新的音乐课程标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初步建立起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管理、咨询、教研机构,改变了过去一直无专门机构和专人管理音乐教育的状态;制定了一系列指导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工作的法规和文件,改变了音乐教育无法可依的涣散局面;中小学音乐课程开课率稳步上升,改变了音乐教育长期存在着大面积空白的状况;引进吸收了多种国外著名音乐教学法,如奥尔夫教学法、达尔克洛兹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铃木教学法等,教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校外音乐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学校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另外,在音乐教材建设、教学器材配备以及音乐教育科研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可以说,当前是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史上的黄金发展期和历史机遇期。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笔者由于从事高师音乐教育的工作,曾就音乐新课程的推行对海南省及深圳市的中小学骨干音乐教师进行了培训。在此期间,经过实地听课、看课及与各地中小学老师沟通了解,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基础音乐教育课程体系仍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时展的问题。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大量的投入为城市音乐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村音乐教育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则严重滞后,城乡音乐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在此,笔者结合实际现象,将《音乐课程标准》实施以来,城市与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为有针对性、有效地把新课改的先进理念、方法等贯彻到实际教学工作中提供实践依据。
师资现状的比较
城市教师队伍现状。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学,多配备有专门的音乐教师。音乐教师作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受到新的教育理念、教育观念的影响,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和参加培训,完成教学素养的自我提升,以适应社会的前进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学历层次较高、综合能力强,在能较好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多数还能胜任课外音乐特长辅导。此外,城市中还有一批音乐教研人员、音乐教育专家、热衷于音乐的各行业音乐爱好者来支持国民音乐教育事业,并发挥了带头、引导、示范等骨干作用。他们对音乐教育资源的整合、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音乐新课改要求教师们认真解读《音乐课程标准》。参照标准,教师们在教学设计上下工夫,认真研读新教材;及时在课堂上调整教师角色的转换,让课堂气氛活起来;并能利用多媒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真正做到了理念和知识的更新。正如音乐教育界专家所言: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将使我国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革,教师的课堂生活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教师将随着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而重新建立自己的教学方式。
农村教师队伍现状。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基础教育仍相当薄弱。以海南为例,2003年我们对海南省3320所小学、535所中学当中的109所中小学进行了抽样调研。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292名中学教师当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仅有37人,占被调查教师总人数的12.7%,连专科文凭都未获得的教师有42人,占所调查教师总人数的14.4%;能胜任或基本胜任所从事的音乐教学工作的教师约占60%。海南省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整体素质与深圳等在基础音乐教育较为先进的城市相比,要落后至少10年。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对占我国总人口65%的农村音乐教育几乎未发生任何影响。笔者曾被从农村走出来学习的一线音乐教师多次问过一句同样的话:“老师,我们那儿没有多媒体、学生又买不起新教材怎么办?”是啊,该怎么办?像海南一些贫困县乡,长期以来无专职的音乐教师,有些地方连语文课都无法保证用普通话正常授课,都是夹杂着海南话的“双语”授课,更甭说音乐课了,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其推行新课程标准呢?这种因缺少专职音乐教师而无法确保正常上课、保证教学质量的现象在其他省市也存在。我国80%左右的学校在农村,75%左右的学生在农村。农村音乐教育又是我国国民音乐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新课程在农村学校的推广和实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使用教材的比较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新的音乐教材的编写必须遵循六大原则:教育性原则、学生为本原则、科学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与旧版教材相比,新教材所选曲目加入了部分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专业创作的经典作品、优秀新作品,中外作品比例适当,有利于欣赏、歌唱、演奏、创造性等内容的综合运用;音响教材包括歌曲示范演唱、歌曲伴奏、欣赏曲、实践范例及供教师选用的一定数量的备用乐曲;教师参考用书包括教学目标、教材分析、教学建议、有关参考书目等。编写内容既利于发挥教学的规范性,又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学生教科书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文字简明、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教师参考资料除了用文字表达的教师用书外,还利用多媒体教学辅助软件,开发制作音乐课件(如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新教材的编写,使音乐教学更具直观性、参与性、丰富性、趣味性和可操作性。城市教材使用情况。众多城市的中小学均使用了新版的音乐教材,且多数学校采用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教材,只是有些学校使用线谱版、有些学校使用简谱版;还有些城市的学校使用按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本省自编教材(如广东省大部分城市的多数学校);另有少数学校仍沿用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旧版教材。
农村教材使用情况。在我国广大农村,部分条件相对较好、能正常开课的学校使用的仍是旧版教材,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教师不愿意换。他们已经熟悉并掌握了原来教材的使用,自身的技能及知识结构使他们研读新的教材很吃力,且音乐课件在农村因教学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应用,因此教师们情愿使用旧教材。至于相当一部分经济落后县乡的中小学,长期以来是“教师手中一本书,学生桌前光秃秃”,即学生根本没有教材,只有老师手里有本教材。他们每堂课只带着耳朵、嘴巴来,每学期跟着老师学几首生涩的歌曲,课堂也不涉及音乐知识的讲解,随意性很大。教师简单、程式化的教学使原本最应有趣的音乐课变得枯燥无趣。
少数民族教材使用情况。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当中,多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中蒙古族、朝鲜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傣族等的文字较常用,彝、纳西、苗、景颇、傈僳、拉祜、佤等族的文字已少用。其中蒙古族、朝鲜族(延边自治州教材较富民族特色)、藏族等都有用本民族文字编写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教材,他们使用的仍是过去编写的音乐教材,没有受新课程标准实施的影响。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边远少数民族农村的中小学虽无教材,但当地一些民间歌唱艺人走进课堂,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教孩子们唱着本民族世世代代相传的古老民歌,这也正是我们亟须挖掘的民间音乐瑰宝。如北方少数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南方少数民族藏族(部分经济较落后县乡)、侗族等。如今,随着音乐教育的改革,一些热心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业内人士在少数民族当地建立了“音乐传习所”,立足于挖掘民间音乐、民间歌手,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教学设施的比较
城市教学设施状况。城市的中小学当中,教学设施完善、各种乐器配备丰富,如钢琴、手风琴、电子琴、各种打击乐器等,有乐队的学校更配备了齐全的西洋管弦乐器、民族管弦乐器等;很多学校都有固定的音乐教室,教室配有多媒体教学设施,教师能依据新教材教学内容、教学目标,针对教学对象,合理使用现代教学手段授课,使教学更为直观、形象,教学过程更为立体化。
农村教学设施状况。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只有个别学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有的师生都未见过多媒体教室。城市学校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排练,如合唱、舞蹈、器乐等,在这里均无固定的场所、乐器及必备的教学设施。大部分教学是随班上课,有些学校连基本的教学挂图都没有,更无缘投影仪、电脑等先进设备了。
结语
通过对城乡之间师资结构、教材使用、教学设备等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区、各学校在教学设备、师资水平、教学质量等方面表现出的严重不平衡。新课改背景下城市的变与农村的不变让我们在改革中不断反思,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拙见:解放观念,重新审视农村基础音乐教育;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同时相应提高其工资待遇;加大农村教育投入,解决长期经费短缺现状。笔者认为这几点做到了,我们的新课程标准就能得到切实推行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下小学生素质评价的研究
新课程改革已进行了几年,如何建立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评价机制,我校通过两年多的研究与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学习素质的提高。现将我校小学生素质评价的研究与实践作如下汇报。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实施小学生素质评价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以前传统的小学教育评价模式,已不能适应“三个面向”的要求,不能适应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不能适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开展新一轮课程改革,是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必由之路。时代呼唤着我们去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又呼唤教育改革与创新。因此,着力构建现代学生素质发展的评价势在必行。
二、评价目的
1、改变评价过分强调甑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2、树立学生素质评价理念,不仅关注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成长过程,要有机地把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学生成长的过程成为评价的组成部分。
3、探索学生学习发展性评价的策略,构建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
三、评价原则
1、激励性原则。让学生产生被评价的需要,对评价产生信任感,把评价作为自身发展的需要。
2、因材性原则。评价时充分重视学生学习发展水平差异,针对学生个体差异的不同特点分别要求,从而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培养与发展,以期收到教学的整体效益。
3、发展性原则。使学生在评价活动中,不断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使之不断积淀、发展,优化其自我素质结构。
4、全面性原则。对学生的各方面进行切实评价,对每个学生的发展状态和水平作出客观的评价。
5、民主性原则。在学生的素质综合评价中,项目与指标的确立,以及最后的评定,均由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同学等多方面合作完成。实现评价指标公开化,评价过程民主化,以保证评价的公正合理。评价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
6、时代性原则。评价的项目和指标直接体现着学校素质教育发展的水平和方向。以确保本评价体系的时代性。
四、评价方法
1、评价目标的系列化
一般应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知识评价系列、能力评价系列和非智力因素评价系列。
2、评价方法多样化(以学科考试考核为例)
(1)单一的教师评价与家长、伙伴评价相结合:(2)口试、面试、笔试相结合:(3)免试与重试相结合:(4)课内表现与课外活动相结合:(5)评价结果科学化
五、有的放矢、精心设计、落实三项举措。
1、运用成长记录袋实施发展性评价
以成长记录袋为雏形评价体系的建构,使我们能以全面发展的眼光评价学生,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心,提高自我教育能力,有利于教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共同促进孩子的发展。它具体体现以下特点:①评价主体的多元互动性。②评价内容的多维性。③评价形式的生动性。④评价过程的开放性。
2、构建与素质评价相适应的考试考核模式
我们进行了以下尝试:
①考试方法:分项、分散与集中相结合。②考试内容:书本、课堂与课外相结合。③、考试方式。本着“快乐考试”“享受考试”的理念,开发了多种考试形式,考试花样不断创新。让游戏进考场,让家长进考场,边玩边考。
3、关于作业的评价。
对于学生的作业,我们应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给予评价。采用动态、灵活的评价方式。即,不要把眼光仅仅停留于传统意义的“对”与“错”上,要多层次、多维度地看待学生作业。如:对学习努力,由于其他原因(如转学,知识有缺漏)作业完成情况不够好的,教师也要不吝对其表扬鼓励;图形设计中,有的学生创意好,绘图不够美观、有的有创意,但绘图中有错误等等,教师要根据其实际情况,赋予适当评语,指出他的优点,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对学生开放性题目的解答,教师尤其要对思维质量高的解题方法给予特别的嘉奖并在全班推荐。教师必须有这样一种意识:让学生自主解决问题,不等于放弃教师的引导。教师要善于利用评价来激发学生积极的思维。总之,从作业中发掘学生不同领域的长处,有利于学生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有利于学生将优势智力领域的好品质迁移到数学学习中来。使作业评价更好地发挥激励、促进作用。
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实施“小学生素质评价”中,我们也遇到许多的制约和困难:
第一,实施小学生评价在小班化中易行,在大班额中难以操作,学生评价的实施步骤工作量甚大。我校生均60人的大班,教师会出现畏难情绪,或有时敷衍了事。例如对学生思想品德素质的评价17项,由班主任负责组织实施,组织班级同学、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等有关人员参加,并要做好日常中观察、谈话、访问、调查、测验、收集成长记录等信息,班主任工作量很繁重。
第二,评价要求采取自评、小组评、教师评、家长评。要求家长参与评价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成长记录有待改进。我们在实验中推广的成长记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成长记录没有很好地与学科相结合,其中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变成了没有条理的资料的容器。另外,一些成长记录中学生给自己的评价连续几次都是“我要好好学习”,同学的评价也多是空洞的语言,不但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负担,而且效果也不好。
我校的学生素质评价体系现在仍在建设之中,评价体系在实践中还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将继续探索,以全面的学生素质评价体系逐渐取代单一的考试制度。
论文摘要:新课程标准鼓励开发校本课程,但是,缺乏理论支撑,表述比较笼统,许多基础教育学校体育课仍然照搬体育竞技项目,中小学生很难掌握,使运动素材教材化,不仅可以丰富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同时也是“健康第一” “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论文关键词:新课程标准 基础教育 运动素材 教材化
1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校体育由于受到军事体育竞技体育的影响,学校的体育工作出现了飞速发展,但是,也出现一些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学生的体质水平出现下降的趋势;肥胖人群不断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耐挫折能力差,自杀与犯罪的学生时有发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人际关系紧张,交往能力差;许多学生直到大学毕业也未能掌握一项体育技能。体育教材内容过于竞技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学校体育教学偏重于竞技运动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要,忽视了体育的娱乐性、趣味性。新课标的提出为我们的体育教学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提出了“健康第一”的理念,注重“以人为本”,体育教学的不仅增强学生的身体健康,还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使学生通过体育运动得到快乐,同时体育运动生活化。新课标鼓励开发校本课程,但是,缺乏理论支撑,表述比较笼统,许多学校仍然照搬体育竞技项目,缺乏对竞技体育项目的加工与改造,表现在教学内容高、难、繁、杂,学生难于掌握,得不到快乐体验,学生的掌握效果不好,使学生对体育运动望而却步,对运动素材技术性的改造,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得到快乐,并且生活中可以成为休闲娱乐的方式,促进学生的健康参与、娱乐和运动,同时,新的运动素材技术性转变为新的体育教学内容将丰富体育教学内容。
2概念界定
“运动素材教材化”:所谓“运动素材教材化”就是按照现代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方法、原理,将那些属于体育运动范畴的运动项目,经过合理的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服务于学校体育教育目的的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目标到加工竞技运动素材最后形成教学内容这一系列的过程就叫做“运动素材教材化”。
“运动素材”是可被选择的一切身体活动内容,具体来说有现代竞技运动项目和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包含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域外”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每个运动素材中都有人类创造的痕迹,都有不同的文化含量,都有劳动人们倾注的文化因素。
3竞技运动素材教材化的思路
对竞技运动的表现形式存在不同的观点:
(1)认为是奥运会的体育项目都称为竞技运动,而其他的运动项目划归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这其中包含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域外”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2)认为具有统一的规范的赛制的体育项目都称为竞技运动,而其他的划归为非竞技项目。
由此可见,尽管竞技运动的概念与表现形式在表述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就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来讲,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主要表现在:①竞技运动是以取得优异运动成绩为核心目标的;②完成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训练和比赛;③运动个体充分发挥其生理性能力(体格体能、运动能力等)和心理性能力是完成目标的基础;④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运动个体经由持续不断的训练,最终在比赛中获得优异的运动成绩的过程;⑤竞技运动的技术是高、难、美、新、杂,最人限度地挖掘内在体力、心理、智力方面的潜力。
当前,基础教育的体育教学内容主要以竞技项目为主,即使是武术这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打上了竞技武术的烙印。竞技运动是人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最人限度地挖掘内在体力、心理、智力方面的潜力,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主要目的的一种运动项目。竞技运动的技术是高、难、美、新、杂。对于在新课程标准下“健康第一”理念下,对竞技项目素材的转变的视角与方法,未能从学生和学校的实际出发,机械地搞“一刀切”,表现在:l、运动技术的高难度与学生学习掌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竞技运动的技术高、新、繁、杂、难的技术在体育教学中常常认为是最先进的技术,必须传授给学生,但是那种高技术恰恰是少数人的“专利”违背了选取运动素材应遵循个体差异和个体需要的原则。在基础教育当中学生抱着大篮球投篮,有的学生连篮板都碰不到,试想学生如何能够通过体育运动获得成功的体验,得到快乐,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体育成为小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必须对竞技体育运动素材进行合理的改造。
80年代后,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兴起小排球、小篮球、小足球运动,学校体育部门对正规的排球、篮球、足球等竞技体育运动的器材、场地进行改革,很适合学生年龄特征,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目前,日本学校体育教学中,对正规的竞技项目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适合青少年健身运动的需要,这是在青少年中开展竞技项目的厂泛措施,被改造的竞技项目可称作为亚竞技运动。亚竞技运动包括牛正规和非正规两个层次,半正规是修改正式的规则,而非正规是自己制定规则。因此,亚竞技运动项目并没有改变通过竞争决定胜负的竞技特征。日本的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竞技运动素材教材化需要根据学生的情况选取教学内容,将复杂的正规竞技项目的动作,技术,战术体系和规则分解化,向趣味化、娱乐化、游戏化方面发展,在传授运动技能的同时向同学讲授体育运动背后的文化背景,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得到快乐,愉悦身心。这样学生才能热爱体育,使体育运动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真正实现体育生活化。
4民族体育项目运动素材技术性转变体育教学内容的思路简述
民族体育项目在竞技性、观赏性、价值、娱乐性上与竞技体育项目相媲美。做为中华民族体育项目具有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凝聚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健身、养心的作用。
吸收民族文化:民族体育项目多、游戏化、娱乐休闲性、民族性、有的还有宗教色彩。
民族体育项目运动素材的概述:例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气功秋千、磨秋、跳跳板、踢毽予、放风筝、打陀螺、赛威呼、跳板、顶罐走、摔跤、打嘎儿等。
“域外”民族体育项目,英国的龙保龄球、法国的叭幢球、苏格兰的莎莎球手球、水球、网球、棒球等。
民族体育项目运动素材技术性转变的需要根据学校条件(体育场地、器材、设备、民族体育的知识技能等),学生(生理、心理特点、体育运动基础与经验等),教师(能力、教学经验、技能)。
(1)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选择。
(2)技术含量与学生的具体情况协调一致,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3)选取原则和引进条件全部满足。
(4)技术上简约化、竞赛上规范化、运动强度和密度的缩减化。
(5)原汁原味,去粗取精。
总之,教材化的运动素材应更适合学生的实际,遵循了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保征学生个性的发展和自我的实现,使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到体育中,体验体育带来的乐趣,并在积极的参与中逐渐培养对体育的兴趣,养成良好的体育意识,培养终身体育习惯提供了可能。同时应剔除不健康因素,将阶段效益与长远效益有机结合,遵循“健康第一”的原则,淡化成绩第一,取胜第一的观念,根据机体的生理结构特点,更多的引进健康的锻炼方法。
竞技体育教材化的原则运动素材教材化应遵循完善人体和增强体质的原则;学生可接受性原则;高标准原则;全面性原则;渐进性原则。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学校 内部管理 创新
论文摘要:创新,意思是更新、制造新的东西或改变原来的做法。在当今的教育中,创新教育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创新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教学要创新,学校管理也要创新,这样才能在学校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创新需要管理观念创新、学校管理战略创新、教学管理创新、教师队伍管理创新、学生管理创新。
我国是一个具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农村的基础教育关系到整个国家教育的未来,学校内部管理又是决定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是领导和管理学校的根本制度,支配着学校的全部管理工作。管理体制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校运行的效率。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的创新,是发展农村现代化教育的必然要求。
一、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创新的含义
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教育的一部分。它是指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农村地区中等以下学校教育。它的主体是农村中小学教育, 但其范围还应上下延伸, 上至成人教育, 下至学前教育。学校内部管理是学校管理者根据教育政策和教育规律,通过一系列协调性活动,有效地整合、利用校内外各种教育资源,以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形成学校组织文化,促进教师专业和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创造性实践过程。学校管理创新是指为了培养创新人才而对学校管理进行创造性的变革,也就是指学校管理者在创新理念指导下,创造性地采用新的措施手段,对管理要素进行扩展更新和优化组合,以形成新的管理格局,产生新的管理效果,从而更好地培养创新人才的活动。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上创新,就是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创造性地利用政策,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使学校管理中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以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更加合理、更加规范。
二、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1)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现行内部管理机制还不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调节的经济活动。在供求关系上,它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出发点,自由适应;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把社会可以掌握、利用的资金、劳力、资源以及土地等有限资源,有效地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领域;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现代教育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有益事业,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它的产品是“人的劳动能力”,因而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劳动。六十多年来,我国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我国教育在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结构不合理,教师待遇偏低,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同程度地脱离实际;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日益深化的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基于这些认识,农村基础教育,还未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2)在当前教育需求与良好教育资源供给矛盾加剧的形势下,农村基础教育学校自身生存与科学发展的迫切需求。周济同志2009年在国家行政学院春季开学典礼发表讲话指出,现阶段教育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对于良好教育的强烈需求和良好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剧增的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与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办学质量较低矛盾尤为突出。因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择校”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村地区学生家长想尽各种办法将子女送往城市名校、重点学校接受优质教育。而农村地区学校,生源越来越少,有的村小甚至出现一个班只有几个学生或招不起生的现象,再加上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管理能力等多方面原因,办学质量不高,升学率逐年下降,升学率的下降又影响来年的招生,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学校生存与发展面临巨大危机。
三、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创新的内容和方法
要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的危机关键所在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走内涵发展道路,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这一过程,管理创新,是提高学校内部管理能力不可或缺的举措。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内部管理创新的内容主要有管理观念创新、管理战略创新、教学管理创新、教师队伍管理创新、学生管理创新等方面。
(1)管理观念创新。学校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学校管理主要是指对人、财、物、事、时间、空间、信息七大要素的管理。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管理的创新首先是管理观念的创新,这是由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在管理观念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所决定的,如重主观意志、轻群众监督;重教育结果、轻教育过程;重眼前发展、轻长远规划等。我们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发展,学校管理观念的创新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因此,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的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育人为先”的管理理念,建立“师生互动、交往平等”的教育观念。
(2)学校管理战略的创新。学校管理战略,是对学校管理的宏观思考,它的创新决定着学校的未来和发展方向,在学校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由于受当地经济、地域环境等影响,其质量发展较为缓慢。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学校要适应培养现代化人才的时代要求,学校管理者就要从管理战略上创新,要把眼光跳出农村地区,放眼开去,特别要树立国际意识、发展意识、超前意识和竞争意识,做到学校下一步发展有计划,长远发展有规划,跟进世界先进教育理念,在竞争中不断发展。
(3)教学管理创新。农村基础教育学校教学质量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教学管理工作的创新, 主要表现在意识和管理两个层面上。首先,是意识创新。随着教育的迅速发展, 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变化, 管理工作者就必须从长远的、发展的、创新的眼光去认识和理解新时期创新教育的内涵和外延,用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其次,是管理创新。为了适应新的教育发展的需要, 我们在对新问题、新情况、新变化进行认识与思考的基础上,必须寻找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因此,学校应重视制度建设,狠抓教学常规管理,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提升教学管理水平。要重备课建设,提高备课质量;强化课堂规范化管理,提高课堂效益;重课后复习巩固与提高。
(4)教师队伍管理的创新。教师队伍管理的创新,应更多地体现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上,因为只有人才能盘活教育资源。教师是农村学校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不实现教师队伍管理的创新,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校管理创新。作为管理者,只有不断创造并实践新的教师管理理念,才能造就心态正常,人际关系正常,事业兴旺发达的教师队伍。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的教师,容易受客观条件影响,造成心态的不稳定。因此,在教师队伍管理中,既要建立动态的用人机制,激发教师的活力,又要关注教职工的心灵,视教师为亲人。要丰富教师的精神生活,构筑教师的人格大厦。要多渠道挖掘教师的潜力,使其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另外,要实施教师多元评价。教师评价是导向,评价的目的不是把教师分成等级,而是对教师进行监督和指导,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采取教师多元评价办法,一是请学生评价老师,每学期学生从教育教学、言行规范、处理班级事务等方面进行评价;二是请家长评价教师,每学期的家长会,请家长评价老师;三是按学校内部评估规则进行自评、互评。通过评价,使教师了解自己的状态及在学生、家长中的信誉,也引发教师反思。
(5)学生管理的创新。作为学校管理者,首先应该明确一个责任,树立两个观念,利用好五个阵地。在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学生管理要与时俱进。一个责任是:培养学生追求成功能力的责任;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多把尺子衡量学生”两个观念;创造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运用好学校、班级、课堂、作业、家长会五个阵地,发现学生优点,表扬优点,促进其成长。其次,积极构建学生培养自主能力的平台。注重学生干部的培养,培养学生参与各种活动的能力,如升旗仪式、班会等由学生组织主持,庆祝活动等表演由学生自行举办,学生还可向老师申请班级自我管理日等等。学校管理者通过各种平台和一切机会让学生锻炼自己的自主能力。再次,学生评价体制创新。学校管理者不仅要构建适合学生的教育,提供适合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环境,更要构筑多元化的评价机制。评价方法要多样,评价不仅要注重结果,更要注重发展和变化过程。要多渠道挖掘学生的闪光点,激发其成功的动力。
新课改下高校美术基础教育创新研究
一、创新思维是美术教育的关键
创新是赋予教育的最关键的生命力。原有程序化、公式化的单一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是会发展的需求。教师的思想观念也应改变,作为美术基础教育的教师,需要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动态以及中国当代美术思潮的最前沿的动态,并结合新课改的下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模式,在这种趋势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以适应发展。应让学生多参与互动,注重对学生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引导学生对事物的探究精神,逐步养成创新思维的习惯,在实践中鼓励个性的张扬,注重个体差异,让学生能深刻的认识到创新是艺术的灵魂,唯有创意才能让艺术充满生命的张力。“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积极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的思维活跃,逐步形成创新思维习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二、高校美术教学在创新教育中的作用
创新精神的造就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是多方面综合培养的结果。在高校教学中,美术教学以其学习艺术创造的基本学科特点,对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创新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每一幅作品都是内心世界的宣泄
在创作课上,以形象思维的思维特点,创新的思维和创新想象关系密不可分。创新思维是学生在创新教育中最应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的思维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创新思维也应有独特性。诸如写生课时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掌握眼睛和思维以及手动的巧妙结合,鼓励学生经常画速写,养成日久天长的画速写习惯。观察和表现物象的能力能让艺术走的更远。不管是速写素描的黑白灰还是色彩的冷暖调子,学生面对画纸,都能自我的变现自己,在画中能看到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理解和特色,“我笔画我心”,每一幅作品都是内心世界的宣泄。美术基础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创新思维。
(二)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性教学
美术基础教育是美育的基础课程,在具体教学中容易拘泥于课堂常规教学形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增加实践教学课程的时间可使美术基础课程与实践课程合二为一,不但学生对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专业知识得到运用、检验、提高,更为积累了实践经验胜任今后工作岗位。美术基础教育课程有两点是尤为重要的:一是实践性教学应该注重专业技能,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应该紧密结合;二是必须强化美术基础教育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尽量做到实践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美术基础教育课程与实践课程的相互结合,先让学生在教学中理解并消化基础知识。三是使其在动手实践训练中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创新思维、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更好的拓展课堂教学功能并优化教学内容的教学目的。实践性教学所达到的拓展课堂教学功能,开展创造了积极思维的课堂氛围能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说教式的教学,活跃思维不足的消极课堂气氛,增加了师生交流,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交流贯通的。
三、美术教学中创新教育的实施
(一)教学内容的创新是通向美术创新教育目标的桥梁
定位在创新教育意义上的美术教学内容,与一般知识教育、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不同,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人的审美发展,包括感知、想象、情感、直觉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以及促进创新素质的培养。美术的教学内容与设置紧紧围绕审美情感这创新的目标。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应遵循审美教育的基本规律,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审美,按照形式多样健康、新鲜活泼、向上发展的原则进行美的探索。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是实现美术创新教育目标的手段
美术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具有较强的个性化。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投入到审美、动手实践、创作等各种实践活动。创新教育是特殊的变革,课堂是应给与学生更多的参与到个性化的体验中,给学生提供各种的尝试和表现体现的机会重视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是思维。美术基础教育要改变传统的说教式的教学手段,创新教学,利用网络、动漫软件等多媒体工具,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上,提高创新的美术基础教育水平。
(三)角色重新定位的创新是实现美术基础教育创新的关键
中国教育已经发在了几千年,一直以来教学活动中教师都是起着主导作用,包括教学的主导,确立教学目标,落实教学环节以及教学内容,还有选择教学方法、安排教学时间等等都是由教师决定,学生被动接受安排。教师是教学的主导,
划分了教与学的界限,把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受教分离,师生各司其职。而创新教育的创新模式,强调课堂上的互动,让学生成为美术基础教育的主角。信息社会讯息万变,很多知识的途径不完全依靠书本获得,二可以从互联网等多媒体方式获得,创新美术基础教育课上,教师的任务从传统的说教式嬗变,学生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重要。这就对教师的要求重新定位。创新教育下学生为主导作用,包括教学的主导,确立教学目标,落实教学环节以及教学内容,还有选择教学方法均可让学生参与。从而更好的发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挖掘有想法有创意的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辅导,做到学有所长。
(四)创新能力是教学评价用以检验美术创新教育的效果
创新的教学评价是美术基础教育的特点,培养创造性尤为重要,遵循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并给予其发挥的空间。美术教育与其他学科有一点不同之处是感性和个性特征突出,和其他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学生的个性化表达与张扬更应得到教师的鼓励与肯定,在大方向也就是内应荣健康向上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独立的创作,对那些能有独立思维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创新能力是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融合后的一种高级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目标之一。有机结合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更好的技法学生的来创新意识。教师应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创新意思的培养,观察学生的创新力,引导学生进行“宇宙一样漫无边际的思维”,才能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的训练效果。
美术基础教育的初期阶段很多时候是技法上的模仿,到了教学的中后期,就要坚决摈弃以技能模仿作为主要评价指标、扼杀学生独创性的做法。21世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千姿百态的艺术语言百家齐放,我们应该从形形色色的信息中总结和借鉴,运用到美术基础教育创新上来,尊重和鼓励学生的独立思维,这也是教育发展的趋势。时代的发展的要求教育时时要创新,创新也是整个教育体系改革的方向所在。美术基础创新教育对现代美术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教育创新所追求的目标也体现了美术基础创新趋势,也为今后的就业或艺术道路上培养独立思维的能力,使学生成为“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是高校美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城市化是指由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居民向功能不断完善的城镇集聚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改变其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要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仅仅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一个迁移过程,而是在迁移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使乡村人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笔者认为,要实现众多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关键是农村基础教育要适应城市化,要转变农村基础教育理念,提升农村基础教育师资素质,重在强化农村学生的养成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村学生的城市化教育。基于这些问题,结合我县的实际,我们课题组展开研究。
一、重视提高农村学生的整体文明程度
城市化进程既然是一种必然趋势,那么现在的农村孩子必然有一大批人是未来的城市建设者和生活者。从实践看,农村基础教育要适应这种城市化进程,就应该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
1.从小培养农村孩子良好的文明习惯。
提高农村学生的社会意识和整体文明程度,这是农村基础教育在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和提升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要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着眼,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还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及社会实践等活动,开拓学生视野,使其感悟社会进步和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进而帮助学生缩短与城市的心理距离,形成健康积极的对城市的追求与向往,为以后尽快融入城市奠定基础。
2.从小培养农村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念。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别以及不同的教育和文化差异,我国大批进城农民工往往会受到歧视甚至排斥。因此,加快农村学生的城市化教育,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奋斗观,培养和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守在学校养成的道德底线,这不仅是改变他们今后生活状况的需要,也是当今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
3.加强自信教育,从小培养农村孩子的自信心。
与城市学生比较,农村学生虽然在自立能力上比较强,但大多数受生长的社会环境或家庭环境影响,眼界较闭塞,在工作中表现为不自信,不善于表现自己,或不敢于表现自己。因此,从小加强农村孩子的自信教育已十分必要。
二、重视培养农村学生未来生活的城市意识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要使广大的农民及农村孩子接受城市化教育,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农村基础教育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提升农村学校的城市化教育水平,缩小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行为习惯差别,使其从学生时代就树立城市意识,从而加快实现人的城市化。
首先,树立规则意识。从个人行为规范来讲,要教育学生做事有条理、有耐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及生活习惯,使他们勤俭节约、善于思考、学会自我保护;从公共行为规范来讲,要使农村学生遵守规则,尊重社会公德,有正确的竞争意识,善于合作,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只有具备了规则意识并熟练地运用各项规则,农村孩子才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城市里生活才能成为好市民。
其次,培养环境意识。大多数农村学生从小生长在农村,由于整个农村大环境以及有些家庭小环境卫生状况较差,环境卫生意识淡薄,形成随便乱扔废物、随地吐痰以及不注意自身卫生的不良习惯。因此,在农村学校教育中,尤其要重视环境育人,营造人人注意环境保护、人人讲究卫生的浓厚氛围。
再者,培养时间观念。由于农村生活节奏相对松散,农村多数家长时间观念较差,多数孩子从小做事没计划、拖拉延误,缺乏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不知时,不守时,不会珍惜时间、使用时间。因此,在农村基础教育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急需强化学生的时间观念,不断向学生进行“知时、守时、惜时、用时”教育,使学生在学业、生活、处事中处处有时间观念,以便将来更好地适应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三、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不少农村青少年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初高中毕业后便无所适事。这需要我们明确,农村基础教育在为城市化进程输送大批农家子弟时,也要为未来的新农村建设培养人才,两者的结合点就是未来农村基础教育的方向。
首先,从农村实际出发,农村基础教育既要使一大批走向城市的农家子弟打好基础,使他们具备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素养,同时在传递现代文明和现代精神时不忘“三农”,研究和探索适应于农村学校优势的一套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农村基础教育展现自身特色,使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孩子真正地了解农村。
其次,加强对农村广大新生一代学生及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他们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尽管目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很多,但他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没能很好地掌握一项专业技能,只能从事城里较苦、较累、较脏、较险、加班时间也较长的工作,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较差。要使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就必须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技术能力,掌握谋生与发展的一技之长,使他们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去。
总之,要加快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步伐,以城市化推动现代化,关键是对人的培养,尤其是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的培养,这就要求我们农村基础教育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还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关注和大力支持。使农村基础教育更好的适应城市化,为城市化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接班人。
摘要: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变革中,不断拓展研究的问题域。在课程目标价值取向、课程结构与形式、课程内容选择、课程文化建设、课程实施、课程发展的技术支撑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形成研究的新视域。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新视域
随着我国课程改革的深入,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要求下,正实现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变革。在这一深刻的变革中,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以现代化发展为主题,拓展了研究的问题域,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问题域及研究的新视域。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七个问题。
一、对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重新审视
课程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问题。课程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首要的问题是课程目标的定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的课程发展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之争,即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目标定位上的分歧,集中反映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学术取向与经验取向、教育准备生活与教育即生活的论争。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其核心和占主体地位的是以唯知识论为特征的课程思想,是工具理性论,强调知识专精化和窄化,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的形式化。主要表现在:从概念定义出发,着眼于逻辑上的严密,重视形成演绎推理系统,忽视了从实际出发,忽视掌握科学事实与现象;过分强调本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忽视学科体系整体的综合功能;强调知识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基础性,忽视了对学生发展的作用;片面强调技能方面的知识内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忽视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陶冶;以学科知识为中心,没有把人格的完美发展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目标。
审视我国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变革,集中表现在从以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条文解释为唯一依据到多元的价值判断视角的形成。学者们抛开了长期以来对教育要适应政治经济发展,德、智、体几者关系等问题上的纯理论、思辨性探讨,形成了以下几种对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选择的新思路。
1.从我国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调整所导致的劳动力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对人才素质提出的新要求,即对新型人才高的社会适应能力,强的主体性及鲜明个性特点的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动力队伍需求出发,来考虑课程目标价值选择。
2.从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性发展实际出发,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上的二元化特点,考虑课程目标如何适应多样化人才规格需要以及区域适应性的要求。
3.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价值观基本取向的变化以及网络文化背景下新的伦理问题的挑战和困惑,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课程目标价值选择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继承与改造、创新中推进现代社会的发展。
4.关注全体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在重新审视“基础性”的同时,以促进儿童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为目标,既有正常儿童的超常发展,又关照特殊儿童群体和处境不利的儿童群体。
现代基础教育的课程目标,立足于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以主体教育理论作为基础,追求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学生获得终身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以及生存与发展能力打好基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了基础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的目标,指明了学校课程目标的方向。
课程的发展性目标,强调通过基础教育课程的学习,在良好的品格方面不仅要求热爱祖国,有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而且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有理想有抱负,具备乐观向上、健康活泼的个性品质。
发展性课程目标,特别关注学生有较强的社会适应的能力。学生不仅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学会科学方法,而且要有良好的学习品质及自主、主动学习的基本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具备健康体魄及审美情趣。
基础教育的现代化发展,首先是使全体学生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实现个性的最优发展,通过主动参与和自主选择,不仅学会学习,学会生活,而且学会创造,学会做人。因此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上必须体现基础教育课程的基础性、全面性和发展性特点。
二、面向现代化的基础教育课程结构与形式问题
突破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一统课程结构体制,尝试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课程结构体制,近十多年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根据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与区域性发展的特点,基础教育课程结构如何体现灵活性、多样性和选择性,且突破时空局限,形成立体的发展性课程结构体系问题。这就是使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普通教育课程与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相结合,并设置以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性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及地方自主选择的课程。从而使这一课程体系将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以及学生发展提供更大的选择余地,并从根本上保证素质教育的实施。
第二,依据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学科群,调整课程结构问题。这就是,既要在中小学合理开设若干门课程,又要科学规定每门课在整个课程系统中的特定位置和任务,同时将若干门相关学科整合成一个有一定功能的课程组块。在每一个组块中,既有基础类的语、数、外等学科,又有知识类、体艺类的多门学科。正是利用课程系统整体中各成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提供的“附加量”,构建合理的课程结构,提高和发挥课程的整体功能。
第三,依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完善课程结构。如综合实践活动、健康教育、生活与社会等新课程的产生。应该看到,随着知识和信息的激增,基础教育课程结构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不断生成发展的系统。
三、基于现代化发展的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建构问题
(一)关于课程的基础性问题
针对长期以来在唯理智主义思潮影响下,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所坚持的旧的知识观,仅关注学生掌握知识的数量和程序,提出现代课程内容应以学生发展为主旨,构建更加简明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处理好课程中的“一”与“多”的关系。目前争论焦点在于:在现代意义上,如何重新理解课程的基础性。
什么是课程的基础性?课程的基础性,当前是应该加强,还是应该批判扬弃?近年来人们对“基础”“基础知识”“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加强基础”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
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坚持基础,学生为本,这二者不应是对立冲突的。对“基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应有现代意义的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技能远不是一般的读、写、算基础技能,而是涉及人所必备的表达与交流、数据处理、信息技术的运用、问题解决、交流合作以及自我更新发展能力等丰富的内涵。应该说,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这些看法已基本取得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确立什么样的知识观。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知识观”是什么,如何充分发挥人类创造的文化知识在学生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如何让学生均衡地掌握广阔领域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仍是目前国内外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
(二)基础教育课程面向生活实际的问题
吸取1958年教育革命和后来的“”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粗陋的实用主义的覆辙,如何在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提升,在面向生活实际目标、内涵、内容选择、实施方式等根本问题上,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是课程改革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向生活实际的课程价值取向,强调让学生体验过程,习得某种经验、经历和体验,这是一种凸显获取生活经验的价值取向。这是基于教育是建构人生价值和生活方式、实现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一种活动的认识,课程目标指向儿童体验生活和存在的意义。无论是社会生活经验(如对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关心),还是学生生活实际,课程都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社会生活,更是对社会生活进行批判和超越,从而满足学生理智生活、情感生活、审美生活、道德生活的需要。这是一种回归生活、强调生活体验的价值取向。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与双向拓展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从分歧与对峙,走向并重、协调与互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顺应时展的要求。问题是:科学性与人文性如何内在地统一于课程建设的全过程?二者的统一在观念及实施行为两个层面上如何体现?我国有极其丰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内容,如何挖掘提升并与现代科学教育相互补充,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既有高的文化科学素养,又有高的人文科学素养。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在处理“一”与“多”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识能力与情感等关系上获得了新的认识。尽管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深化研究,但应该说已经初步确立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现代教育观念。特别是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升价值、情感、态度的重要性,提升对人文因素的关注。认识到:学校教育的课程应既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又具有人文性、社会性,二者内在地统一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课程中科学性的一面表现在知识的、认知的、分析的、逻辑的、思维的理性方面,因果关系的解释,较精确的定量分析和预测,不仅使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技能及问题解决的策略,而且具有科学知识,有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有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其人文性、社会性的一面则表现在情感的、意志的、直觉的、综合的、直观形象的非理性方面。群体间的社会交往,环境的潜在影响,模糊的整体综合的定性分析,作为课程人文性社会性的体现,发展学生的自信心、自制力,培养积极进取的良好个性品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人文精神,在实施过程中,强调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合作融洽、相互尊重信任以及共同参与;强调学习者对教育活动过程的内心体验,注重知识、智能、情感和行为的整合;强调优化育人环境,发挥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合力效应。正是多种因素的互补及内在统一性,使学生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应该看到,正是通过该问题的探讨,科学与人文的整合在课程研究的三个层面:课程观、课程内容及课程实施上,形成了研究领域并深入到实践领域。
四、现代课程文化的建设问题
对课程建设的文化学研究,这是一种建构新课程理论形态的积极尝试,不仅拓展了课程理论研究的视域,而且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开发和建设将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如何在多元文化观的影响下,对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审视,从文化层面剖析课程发展的实质,我国的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民众文化心态的根本变革,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面对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性特征,与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极大差距相适应的主导性文化与非主导性文化的冲突以及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并存导致的文化价值冲突,我国的课程改革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选择。我国的学者关注现代课程文化建设这一重要命题,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相结合,从多元文化视角对现代课程文化建设所涉及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
首先是关于“课程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内涵的界定。什么是文化?文化,即人化。“文化,是指人们按照一定尺度去改变环境,发展自己。这样的活动及其成果就是文化。”[1]换句话说,文化就是人追求和享有一定的价值成果,并通过实现这些价值来更新和发展自己。那么,什么是现代学校课程文化?有的学者认为,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一切经验的过程。课程文化,是以群体间的关系和活动为载体,是师生双方互动的产物。[2]有的学者提出:学校课程文化是指按照一定社会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活动形态。也就是说,将课程文化作为现代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生存方式,进而从理念和活动形态来加以把握。
其次是课程文化的内涵、特点问题。即关于课程文化的存在形式、存在形态问题。
课程文化,作为一种存在,必须有自己存在的形式。有的学者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课程文化,一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体现一定的社会群体的文化,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课程本身的文化特征。这样,课程文化所涉及的内容方面就比较宽泛,既有教材中多元文化的吸纳,又有课程中的性别文化、隐性文化。而主线,课程必须体现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主流文化。[2]
基于现代学校课程文化集中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课程文化观和课程活动观的看法,基于初步的课程改革实践探索,有的学者是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三个层面上来把握课程文化的主要内涵及特点。在课程目标上,多元化的课程目标价值取向,强调掌握基础知识的价值取向,强调基础技能训练的价值取向,强调获取生活经验的价值取向,强调创造性思考能力培养的价值取向和情感陶冶的价值取向。正是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形成目前教学活动的丰富性。在课程内容上,是以“仁爱与情感”“和谐”“价值与信念”为标志的现代课程内容文化。课程文化,以其特有的视角体现了基础教育对人类文化的选择,借助于学科课程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把蕴涵在学科知识技能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加以挖掘和提升,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在差异中存在共同的标志性话语,这是在深层次上的文化价值定位。在课程实施上,体现为以参与、合作、理解、体验等为标志的课程实施文化。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课程文化在实践层面的研究,在全球化语境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在北京、成都、重庆、深圳等地区的部分中小学,结合学科课程特点进行课程文化的实践探讨。其中,尤其是语文学科与数学学科。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性很强的学科,以“理解与交流”“批判性思考”“审美体验”为语文学科的文化学基本特征,同时探讨多元文化与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问题,旨在培养学生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交流与批判。数学,作为一门科学,不仅包括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还包括数学态度、基本的思维方式、重要的思想方法、理性的艺术以及求实、质疑的理性精神。在数学学科,建构和实施了以“审美体验、理性思考、实践创造”为核心概念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数学课程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打破了数学学科教学的逻辑唯一性,尝试确立数学文化教学的人文独特性。正是通过实证研讨,加深了对数学课程文化特性的认识。
五、体现现代化发展的课程实施及策略问题
课程实施,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同样是课程发展的关键内容。遗憾的是,在半个世纪的探索中,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始终没有将课程实施状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纳入研究视域,相反,更多的是学校将此作为依据行政命令而执行的工作措施,教师依教材机械地完成教学的程序,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
如何构建体现发展性的课程实施方式,核心的问题是学习观问题。重新界定“学习”的概念,揭示学习过程基本结构与要素,重点阐明现代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实践性、社会性与创新性。只有真正确立现代学习观,才有可能通过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创造,形成体现发展性的有丰富内涵的课程实施活动方式。
基于“在活动、实践基础上通过交往促进学生发展”这一基本思路,作为对过去那种单一的“授—受”活动方式的突破,在课程实施方面出现了以问题解决和学生知识主动建构为特征的课程实施状态,并形成了不同的活动方式,从而使课程实施体现出以“参与、合作、体验、探究”为特征的发展性特点。
六、现代课程发展的教育技术支撑问题
寻求教育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的结合点,是这20年研究的重点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
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正引发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信息快速高效传播和大量信息资源的广泛应用,不仅引发教育技术手段方法的改革,同时信息技术本身将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导致课程与教材的变革。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我们需要借鉴外国经验。但是,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求高科技与课程现代化的结合点,同时,人们需要关注以下诸多问题。
1.计算机的应用从文字信息编辑、问题求解等转向信息源共享、协作型的cai教学模式的发展及模拟教学实验。如何克服技术工具论的影响,在观念层面上实现从技术工具到主体发展的认识转变。
2.信息网络,提供集成性的学习资料,不仅作为一种信息文化,而且将被广泛应用于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如何在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主体能动意识和自主选择能力。
3.人工智能和智能教学系统,主要应用于“任务分析与专家系统”“个别指导策略与学习者控制”“学习模型建构与错误分析”“问题求解策略”等等,不仅使教学更具有灵活性、创造性,而且导致了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那么,如何整合技术、教师、学生三个基本活动要素,充分体现基于资源的学习、个性化学习和交往实践学习的优势。
现代教育技术的开发,对课程与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教学资源等课程资源的开发,导致了网络学习、虚拟学习、弹性学习、远程学习等新的学习方式的出现。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层面、工具功能提升出更上位的研究问题,从而开拓出我国在现代教育技术开发应用中的新思路。在我国,相当一个时期内研究的重点:一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课程资源的开发;二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导致学习方式的变革。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将对多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世界上也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当然,课程实施还涉及管理体制问题,这就是:建立三级课程管理模式,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实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从而为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七、课程现代化发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重要的是取决于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建国以来,我国的课程建设在研究方法方面采取的是经验总结、思辨分析的模式,受原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形成的是“课程计划+大纲教材”的课程建设分析框架。
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发展,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提供了批判反思的武器。围绕“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中国要构建什么样的课程理论,要形成什么样的课程体系”这一中心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理论层面的研究涉及课程本质、课程目的、课程价值与功能、课程内容选择、课程结构、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领域。学者们从中国国情出发,介绍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课程理论和流派观点。
在理论研究层面,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对课程问题的思考。深层次涉及: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还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是以掌握科学基础知识为主,还是使学生获得生活直接经验为主;是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还是批判和超越;是强调现代化、国际化,还是强调本土化等诸多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掌握好合理的“度”。
在实践研究层面,开展了广泛的教改实验。我们知道,教育实验,作为人类获得知识、检验知识的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它能超越狭隘的教育经验的局限,通过合理的控制和干预,揭示教育现象与过程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检验、完善和发展科学理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以教育实验作为发展的实践基础。近年来在我国中小学开展的教改实验,是继20世纪20~30年代教改实验之后形成的又一次改革浪潮,不仅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而且产生了规模效应,开拓了综合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文化建设等新的研究领域。
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1985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教改实验,以“发展”为主题,以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发展为研究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学说以及先进理论为基础,以不同层次、多样化的实验类型和优势互补的科研群体为支撑,创建了中国教育实验观以及实验方法论特色。“教育实验首先是教育思想实验”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并论证,激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在的巨大创造力,使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走在了国际先进行列。
在教育实验研究基础上,不断提高研究的水平,将“形而上”理论引导与“形而下”实验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发展研究的基本范式:“理性+实验”。正是研究方法论的现代化变革,促进了现代课程观念的变革与现代课程体制的构建。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 撤点并校 启示
论文摘要:均衡发展已成为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农村基础教育“撤点并校”应运而生,这一措施对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实施中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借鉴美国合并学校运动,给我国“撤点并校”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途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教育布局调整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第13条要求,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适当合并。全国各地自此开始了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等为目标的大规模的学校合并工作。
一、“撤点并校”取得的成效
1.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当规模小的学校和一些教学点被撤并以后,各地就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使用,从而避免了过去分散办学时普遍存在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接受调查的县乡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认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县教育局局长中,这一比例高达100%。尽管在调查中学校校长、中层管理人员、教师及其他人员(教辅和工勤人员),对这一问题的认同比例呈递减趋势,但在各项选择中都居首位。由此可见,尽管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2.提高了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调查发现,在受访人员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员认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提高了学校的规模效益。而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前与布局调整后的学校规模比较中,能够明显看到各级学校的校均在校学生人数都有显著增长,高中的规模增长极为明显,这是由于高校扩招后对普通高中产生了极为显著的拉动作用。
3.促进了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实地调查中我们看到,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以后,一些基础设施较好、教学质量较高的农村中心校,由于投入加大、资源集中,其办学条件在当地农村达到一流水平,其基础设施、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管理水平等也朝着与城镇水平差距缩小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学龄儿童可就近接受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对缩小区域内、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推进区域内、城乡间的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撤点并校”可以说是整合教育资源的一个创举,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国情、地域、经济发展状况、人口结构等多方面的问题的复杂性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二、农村小学撤点并校引发的问题
农村的“撤点并校”这一政策推行9年以来,使得教育资源得到了有效地整合,学生综合素质得以提高,促进了办学的规范化、科学化,许多家长和老师为此叫好。然而,“撤点并校”带来欣喜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烦恼。教育界人士分析认为,农村小学在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1.学校撤并之后,家长负担增加。撤并学校带来了上学成本的压力,终将落到家长的身上。并校之后许多原来就近上学的学生因寄宿产生了住宿费、伙食费、生活费、交通费等合计每年数千元的开销;学生年龄太小,异地就学家长不放心,不少家长选择了陪读,这样又增加了租房费等开支。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由于家里负担不起学费而导致新的辍学率反弹的现象。
2.安全隐患增多。由于乡村地势比较宽阔,部分村屯相隔较远,一旦并校,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学生上学、放学的交通问题。现在许多学校都采用校车固定接送的方法,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孩子的上学、放学问题。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泞湿滑,或车辆超载,学生安全存在潜在隐患。此外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也可能对学生造成危害,这些隐性的危害应受到学校和家长的重视。
3.学校发展受限。学校撤并后,许多“新学校”并没有相应地扩建,导致许多地方出现“巨班”现象;而扩建校舍的学校所消耗的教育投资要远远超过并校前的投资费用,闲置的校产如不扩建将无异于废墟,便造成了新的资源浪费,与教育资源的集约使用和优化配置的目的南辕北辙。况且新学校的师资大都来自撤并的学校,教学质量也并没有相应提高,限制了“新学校”的发展。
4.大批师资力量闲置。我国农村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状况存在着区域数量过盛、学科结构失衡、年龄分布不均和学历层次偏低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并校数量多,导致“新学校”将面临着极大的管理问题。资源整合后,由于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严重制约着师资力量的调整,有部分教师被调至新学校工作,同时也造成大批师资力量闲置。因此,剩余教师的下岗安顿问题成为该政策能否得到社会各方支持的关键。
5.学生在并校后的磨合期容易出现因不适应而产生违纪行为。撤点并校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隐患和资源浪费等显性后果,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期,受学校、家庭环境影响较大。由于孩子们过早离开父母过集体生活,难以适应新学校的生活,身心受到了不良影响,这是更严重的隐性危机。有些孩子因不适应食堂饭菜而食欲不振,造成营养不良;有些孩子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适当的疏导,造成性格上的偏执,可能出现逃课、打仗、违反课堂秩序等问题,学习受到严重影响。
撤点并校并不是中国首创,很多国家的教育发展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借鉴意义的便是美国的做法。
三、美国农村学校合并运动的启示
美国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其实是以城市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为参照系的,它试图解决因城市化而导致的逐渐衰退的“美国农村教育问题”,追求教育效益与平等,以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美国一百多年来的学校合并历程及围绕合并而展开的争论、研究和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
1.理性看待农村学校合并所涉及的利益调整。我国农村学校合并中的利益调整涉及地方政府、教师、村民及其子女。就政府而言,学校合并提高了教育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减轻了地方财政负担,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和管理。对村民而言,其获得的益处可能是教育质量的提高,但在当前我国学校布局调整补偿机制远未完善之前,由此带来的损失包括家庭经济负担增加、对孩子上学不便的担心以及失去学校这一农村文化标志物的情感失落。对学生而言,学校合并可使他们在更好的环境接受更多元化的教育,但由此也产生了生活、交通的不便及安全隐患等。因而,在农村学校的合并中,示范式或强制与示范相结合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模式更为理想,可减少利益主体的冲突。此外,公平应优先于效益,对处境不利者的补偿应该是公平教育的应有之义。建立与完善对在农村中小学合并过程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机制,对实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提高教育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2.农村学校合并应遵循渐进与逐步完善的原则。一个多世纪来,伴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及教育水平的发展,美国农村教育目标经历了由实现农村教育城市化、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到实现教育公平和农村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发展历程。同样,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及教育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且需要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制度创新。为此,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这一行为,坚持协调、公平、均衡、可持续的农村学校布局与发展模式,为未来的教育发展预留空间。
3.应关注农村学校的文化重地作用。农村学校布局是城乡教育中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现象看是学校布局问题,从实质看是财政支持体制、管理体制问题以及文化的问题。目前,在学校合并的状况下,撤销小规模学校对传统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得到适当的关注。无论农村目前有多落后、贫困与守旧,农村都不应该成为城市的“跟班”。农村需要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也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农村学校合并应在充分考虑这种价值取向之下而为之。
4.农村学校后勤保障体系的完善。学校后勤体系是否完善,关系到农村学校发展的全局。一是农村学校食堂建设问题。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有效保障学生的餐饮健康。二是学生的住宿与安全问题。农村学校合并后,边远地区的中小学生大部分住进了学校,学生的住宿条件、安全问题与管理问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做到细致周到。三是学生的交通问题。农村学校的合并,打破了以往在儿童步行距离区域内设点的基本原则,意味着儿童将要步行更远的距离去就读。因此,为农村合并学校建立一个高效、安全与免费的交通服务体系,应成为农村“学校合并”的基本条件之一。
总之,对农村学校而言,规模大并不能绝对保证办学的成功,不同规模的学校都有成功的例证。在不具备学校合并条件的地区,盲目进行一刀切的校点撤并,可能会导致辍学率、失学率上升以及教育质量的下降。稳妥地推进农村集中资源办学,循序渐进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是发展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文关键词:农村教育 教育经费 师资 贫困家庭 教育救助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前农村的基础教育存在着经费不足、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质量不高、教育致贫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政府应采取措施,及时地对农村教育实施救助。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急剧加大。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公平、公正,而教育公平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核心,没有教育的公平公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既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又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目标。现代社会的教育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按照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应该以和谐理念来引领教育发展,通过推进教育的公平、公正,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通过构建和谐教育,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农村得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农村发展的基础是搞好农村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地方事业,担负着为地方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基础教育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然而,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却不容乐观。
二、农村基础教育现状
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农村教育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所以农村教育状况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投入有限,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差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财政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财政紧张,各种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学校的持续发展难以实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的绝大多数。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约1.93亿人,按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70%算,农村在校生约1.3亿人。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中义务教育阶段所占比例过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近年还不足30%。而且,在农村义务教育总投人中,政府财政拨款所占比例也不高。尽管近年中央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有所增加,但最高也只达到64.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2001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人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而在国外,中央政府是义务教育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有的国家中央政府投入占整个基础教育投入的比重高达80%。
长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主要以农民投入为主。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事实上主要由农民承担。税费改革后,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来源基本是以乡镇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农村教育费附加以及收取学杂费、教育集资等。乡级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承担了全部责任。农民的“合理”负担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支柱。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农民减负的同时,教育也大幅度减收,一些地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状况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由于经费不足,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设施十分落后,一些中小学的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2004年,我国农村地区危房比例仍然较高,全国小学和初中共有4542.3万平方米的d级危房。此外,每年自然新增危房约1750万平方米,因自然灾害受损的校舍约200万平方米,小学和初中校舍危房率分别为5.6%和3.7%。虽然2006年,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新的保障机制,许多学校新修了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但在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等方面,农村中小学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其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技术水平更低,从而最终导致农村学生流失。
(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教学水平低,教学质量堪忧
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整个教育环节中至关重要。师资力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育质量。调查发现,农村教师队伍的现状不尽如人意。
1、师资力量匮乏,农村师资“缺血”
由于农村教师待遇低,生活条件差,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严重,很多人不愿到农村任教。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宁愿在家待岗,也不愿当乡村教师。同时,家里有门路的、教学水平稍高的教师也想办法挤入城市。再加上这几年城市学校扩招,一些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也开始从农村招聘教师。随着进城教师的择优录取,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流向了城市。由于师资的流失,贫困农村的中小学校里一个教师跨年级、包班上课的现象司空见惯。在农村许多学校,英语、计算机、音乐、体育、美术等方面的教师严重缺乏,无法适应新课改后的需求。另外,造成农村教育师资力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师的单向流动,即优秀教师只具有向上的流动性。如果村里的老师教得好,则入编进入镇里的学校,镇里的老师如果教得好,则进入县城里的学校。依此类推。这种带有刚性的评选机制导致农村基础教育系统只能得到较差的师资来源。农村师资原本“先天”不足,无奈又遭流失之痛,农村师资严重“缺血”。
2、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
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普遍偏低,学历达标与能力达标存在较大落差,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以湖南省为例,农村小学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占的比例不到城镇的20%,初中也只相当于城镇的一半,如衡阳市农村学校教师第一学历合格率为22.7%。尽管通过大规模的学历补偿教育和在职培训,农村教师学历达标率得到极大提高,但教师素质仍然不能满足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农村一些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是本镇(县)未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一些初中毕业生也当起了教师,很多贫困县还有一部分教师小学毕业。另外,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无法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使得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形成不了梯队,专业化程度不高。教师的低素质直接影响、限制了学生素质的提高。由于教学质量不高,农村一些学校的生源逐渐流失。在一些地区,“村小学到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到县城小学,优生不断流向县城”已成了趋势。长此以往,学校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并将随着这种恶性循环而趋于萎缩。
(三)家庭贫困,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
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由于教育投资少,本应由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负担转移到农民家庭,义务教育已无义务之实,老百姓需要自己负担学费。农民一年的收入本来就很少,大部分用来支出子女的学费,一些多子女的家庭出现了教育致贫现象。农民不堪教育费用的重负,导致其子女失学、辍学。另外,近年就业形势不太乐观,职业教育极不发达,导致学生在大学学的知识在农村派不上用场,使得农村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一些家长认为,与其让孩子读书,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出去打工挣钱以贴补家用。尤其是那些家庭比较困难而成绩又不好的孩子,受家庭财力的制约,对教育的需求也很微弱,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贫困人口失去学习机会,也就限制了他们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三、对农村教育实施救助的建议
教育救助是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保障适龄人口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政策、物质和资金上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所提供的援助。限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地区难以实现教育的自救,因此,积极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及时实施农村地区的教育救助就成为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教育经费方面
1、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建立农村教育财政保障机制
缓解基础教育投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财政乏力的问题。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承担责任。建议国家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严格规定农村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我国许多省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被取消,县乡财政收入减少,为了保证县乡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中央应确定一定比例的税收进行转移支付,专门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切实发挥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在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中的绝对主体作用,构建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承担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最终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和保障农民子女平等享受教育机会的长效机制。
2、拓宽筹资渠道,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达到完全支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水平,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教育经费完全靠国家长久支付的可能性并不大。要想使农村义务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除了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证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地筹措经费。比如可以建立“义务教育基金会”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发行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义务教育。所得的资金由政府根据有关政策统一进行调配,切实定向用于农村教育。同时建议国家出台农村教育救助法,以保证农村教育的优先发展。
(二)师资方面
1、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
农村教师信息闭塞,接受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其教育理念、教学方式都与城市的教师有很大差距。因此,各级政府要大力开发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援助项目,加强对农村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同时在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方面对农村教师要有所倾斜,比如为农村教师提供免费的培训,适当增强教师培训名额等。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要增加一些新的理念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注重教师实际教育教学素质的提高和教师的实际教学效果,以切实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2、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
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教师的双向流动。实施“教师交流机制”,把城里的老师交流到农村支教半年或一年,带动农村的教育;农村教师则到城市学校去实习,充实提高,以解决农村教师单向流动的问题,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从而有效控制辍学率。比如河南省在1995年就硬性规定,刚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到农村支教一年,并把支教作为将来评职称的一项条件。同时给予支教大学生提前半年转正的优惠条件。2006年,郑州市又出台了新的教育救助政策,从2007年起,郑州市将在5年内实现所有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1年。郑州市教育局文件规定:从2006年起,市直学校每年下乡交流人数应不低于全体教职工的10%。另外,政府也可以在政策方面对农村有所倾斜,比如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巡回授课,鼓励紧缺学科教师的流动等。
3、制定可行的措施吸引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
由于农村学校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大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去。他们一是害怕无机会再进城市的学校,二是担心自己到农村会被同化。因为农村教师教育观念落后,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上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严重不足,新教师难以进行教学改革。为吸引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政府就要给予到农村任教的师范毕业生一定的优惠政策。
4、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与条件开发本土的教育教学模式,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在硬件上相差甚远,在短期内不能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农村学校的教师也不能总是一味的抱怨,要充分利用农村一切可用的现有教育资源,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不足,开发适合本土的教育教学模式,提高农村的教育教学水平。
(三)贫困家庭方面
教育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贫困家庭在社会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的享有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没有辅助性的机制保证他们得到教育的公平,那么贫困本身则有可能成为“世袭”的不幸命运。这种个人命运的恶性循环。最终使整个社会受到危害。因此政府要采取措施,把对贫困学生的教育救助作为农村教育救助的重中之重。
1、建立稳定的教育救助机制
各级政府要成立贫困家庭学生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贫困学生救助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中小学救助受援捐赠中心”,同时还要增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设立中小学贫困学生救助专项资金,并将助学工作列人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明确各部门职责,整合各方面力量,统筹协调和指导本地区的经常性助学活动,推进救助贫困学生工作。
2、加大教育救助力度
对贫困学生的救助要以政府资金为主,继续执行“两免一补”政策并要落到实处。同时要以经常性捐赠活动为载体,组织和发动各界人士捐款助学,对口帮扶。目前,无论是政府的救助、社会的捐助,还是学校的奖励与减免,总体来看教育救助覆盖面不大,平均到人的额度较低,救助力度偏小。因此,各级财政要每年安排贫困学生专项救助金,加大救助力度。
3、努力扩大教育救助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我国逐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已成为可能。2005年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教育部首次《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该报告列出了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表:到2007年,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费),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到2010年,全国农村地区将全部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到2015年,全国将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然而,政府、社会对高中教育的贫困救助问题,相对来说关注不够,虽然有一些相关政策,但执行中存在若干问题。从全国范围看,多数地区至今缺少刚性的制度和措施。因此,在进行教育救助时,要把救助的范围扩大到高中。
总之,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多管齐下的教育救助体系,制定合理的教育救助政策,是农村教育救助及时性、长效性的重要保证。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也发展迅速,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计算机技术成为了大学生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作为现代科技的核心和基础,计算机数量的多少,人们对计算机技术的撞我程度以及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计算机教育的水平高低对我国各项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必定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是高校中的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育,其针对的人群占全部高校学生的90%。现在社会,各个工作岗位对计算机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和英语水平一样,计算机水平也成为衡量大学生能力的标准之一。所以,计算机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培养质量,拓展其专业水平,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使其成为既掌握自身专业课知识又可以熟练运用计算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各大高校现在也都把计算机技术作为其机修的课程之一。然而,由于我国的计算机基础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又较快,现在的计算机基础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与形式和时代不相符合的部分。因此,找出问题,分析原因,再点对点的研究出解决方案对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进步和进一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起步的,起步初期,只有计算机专业开设了计算机课程,其他专业还是一片空白。自八十年代起,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起步阶段。在1984年由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提出要在非计算机专业开展计算机课程,理工科院校率先响应了这一号召,开设了计算机课程,自理工科开始,迅速的扩展到农学、医学、财经类、师范类等大批院校。在这一阶段,进行的主要是进行的计算机的入门普及教育。第二阶段是规范阶段。自九十年代起,office办公应用软件在我国开始普及,各个地区的教育部门开始重视计算机基础教育,将其列入重要的必修课程之一,并且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各高校添置计算机设备,加强计算机教师队伍建设,增加学时,完善考核制度,在这一时期,我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今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阶段是进入二十一世纪至今,可以看做深化提高阶段。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计算机技术发展极为迅速,单纯的学习office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工作岗位对大学生的要求。在这一阶段我国的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处于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怎样抓住机遇,解决问题是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技术这门课程与其他的课程相比,更新速度快,技术淘汰快。我国的计算机技术起步较晚,底子薄,尽管在近几年有长足的发展,但其发展总体是滞后的,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硬件设施落后。在最近几年,由于各高校存在扩招现象,与学生的增长比例相比,高校计算机设备的增长速度与之相比远远滞后,并且还有好多的计算机因多年使用而性能降低,无法满足教学活动的进行和一些软件的运行。多媒体教室和网络教室的数量过少,无法满足高校教学的要求,而这也成为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硬伤,严重阻碍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教学手段落后,教学内容陈旧。由于各专业老师知识程度不一样,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有很多老师教课方式还是依靠黑板板书和口头教学,上机时间比较短,不能使在课堂上所汲取的知识在计算机上得以实践。另一方面,教学内容。计算机技术更新快,除了传统的计算机知识外,还有很多的新兴学科和相关学科,使计算机技术的传统知识丰富不少,有些高校缺乏对计算机课程的系统安排,只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忽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学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低下。
对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和英语课程一样,计算机技术也是大学的基础课程,但就这两年的形势看,大部分高校对计算机的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英语课程。与英语相比,计算机没有一个统一考核制度,也没有成为大学生的毕业资格的审核项目,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对计算机技术的不重视,不探索,只求及格。
教学内容、深度“一刀切”。高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相比于来自大城市的学生,贫困地区的学生中学时期计算机基础相对较差,大学期间的计算机课程对他们来说学习起来较为吃力;而对于计算机技术比较好的,高校的计算机课程所学知识对他们来说已经可以熟练运用,已没有再次学习的必要。因此,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方法容易造成教学资源浪费,事倍功半。
2.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
2.1 教材改革
教材是计算机教育的根本,有了好的教材才能有好的教学质量。教材在编制过程中要要强调实践能力,提高应用水平,避免空洞的理论讲述;要根据各专业的不同侧重点来编制教材,根据各专业的特点来选择其所需的教材,例如程序设计课:经济类的的学生可以侧重学习 vfp;文学类的学生可以学习 vb。有针对性地选择教材很有必要,一方面对学习和掌握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学以致用。教材改革是计算机教育与本专业结合,将知识用于实处的重要方法。
2.2 提高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起点
现在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普及了计算机教育,在中学时代得到强化。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起点,使计算机技术的基础知识在小学和中学时期得到夯实,这样在大学期间的计算机课程就可以和专业课程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可以是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均等化,防治分层现象的出现,使高校的计算机基础课程能和中小学期间的计算机知识得以衔接,形成高起点的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课程体系。
2.3 优化教学评价
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是不断提高的,传统的评估方式逐渐的显示出其不足和缺点,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应该建立能促使教师、学生不断进步的评价体系,不光重视学习的效果,还要兼顾学习的过程,以前的评价体系只能测定学生以前的成绩,而我们优化后的体系应该可以测定学生以前成绩和未来的发展。例如,老师可以定期举办一些计算机操作技能比赛,将比赛成绩折算成期末成绩,以此来激发同学们学习的兴趣和学习计算机技术的自动性。
3.结束语
在二十一世纪,计算机技术是现代人的文化水平和基本技能的标志,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计算机技术掌握程度更是关系到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是传授大学生计算机基本知识和能力的主要途径,因此我们要重视高校计算机基本教育的发展,着重解决由于社会快速发展对其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尽快更新计算机知识的知识库,改革教学的方法,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加强,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培养大批国家栋梁人才。
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研究
“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农村教育都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农村人口众多,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教育的整体水平。中国有13亿多人口,超过半数生活在农村,一半以上的学龄儿童在农村。农村教育是农村的希望。农村教育发展了,农民素质提高了,就会形成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相反,如果农村教育跟不上,众多的人口就会成为发展的巨大压力。”当今社会又是信息的社会,教育的信息化更要走入农村,更要走入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可是想要在这些地方全面推行基础教育的信息化又面临很多困难。
一、欠发达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现状分析
1.经济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农村和偏远地区面积较广,国家很难提供充足的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以便实行信息化,农村地区中小学的硬件设备严重不足;而拥有设备的农村学校,也由于缺少信息化氛围,设备利用率非常低。要实现基础教育的信息化就要配置较当地消费水平来讲相对昂贵的计算机网络设备,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比较发达富裕、教育意识浓厚的地区,还基本可以支持,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对这样的奢侈要求更是不敢轻谈。
2.思想意识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一些边远贫困山区学校,初中三年辍学率累计最高的可达到40%左右,一般初中学校年辍学率实际都在6—8%之间。在偏远的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基本的教育的意识都没有建立起来,教育的信息化就更谈不上了。电脑对于他们,仅仅看到了它的负面,认为信息化就是游戏、不务正业。让他们将网络视为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即使认识到了“读书才能有出路”,大部分农村学校和一些基层教育的领导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信息化建设流于形式,农村学校的信息技术应用和普及程度还未真正对教师职业形成根本的冲击,传统的课堂教学还是农村学校的主流教学形式,教师仍是课堂的主宰者,学生仍处于被动接受教师灌输知识的地位,课堂上很少运用媒体。
3.技术人才问题
大多数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教师队伍中,能熟练掌握信息化技术的,少之又少。由于教师待遇差、工资低,很多骨干教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公办教师人心思走,代课教师“亦农亦教”,使农村基础教育雪上加霜。在广大农村,尤其是欠发达的偏远山村,很多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分散精力从事其它职业,增加收入以维持生计,从而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再加上经费问题,教师外出学习培训、交流的机会少,致使多数教师不可能进行教育信息化的改革。
二、加强欠发达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策略思考
1.加强资金和技术双方面的投入,奠定教育信息化的基础
政府部门可以建立专款专用制度,首先加大对欠发达的偏远山村进行教育投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避免资金的流失和浪费。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政府还应采取多种方式,吸引一些民营企业单位增加对教育资源的投资和捐助,以保持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得以持续发展。
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首要条件一是资金,二是人才。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是人才,要建立以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覆盖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网络管理人才等,内容各有侧重的人才培训体系,培养各级、各类教育信息技术人才。在培训对象上应当首先培训管理者如教育局长、校长,而后是骨干教师和全体教师等。要培训教育信息化离不开现代教育理论的支撑,要培训教师的现代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教学设计、现代教育技术、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使教师能够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符合课堂实际需要的教学设计,真正实现有效教学。实施有计划的长期培训,使教师具备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真正解决教师想用却不会用,又没处可学的难题,同时让教师切身体会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效果,使之产生浓厚兴趣。
2.普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知识,提高教育信息化的意识
一些农村家长如此厌恶电脑,惧怕网络,是因为他们对此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只看见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没有发现它的巨大优势,所以他们才不支持信息化教育。不改变他们的意识,实现教育信息化,只能是一纸空谈。普及网络知识,其实成了实现基础教育信息化的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之一。
对于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必须要改变以往死啃书本的学习方式,树立全新的学习观,要从传统的被动地接受知识、理解知识、掌握知识转变为主动地获取知识、处理知识、运用知识,获得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
3.采用远程教育项目进行教学,实现教育信息化的目的
针对欠发达农村地区师资力量缺乏、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可以利用远程教育向农村传送优质的教师资源、教学资源,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农村地区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利用远程教育传送优质教学节目,使任课教师能够观看到优质课,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策略,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起到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的作用。
农村教育信息化是时代的呼唤,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的充分重视和大力扶持下,欠发达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教育信息化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基本得到普及等,呈现出较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但要实现欠发达农村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认真总结经验,提出有效发展策略,为持续推进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