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4 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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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对我国农业都有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加入WTO后，我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成果，〖HT〗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方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为我国农业国际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
2.有利于我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对实现农业两个转变，提高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可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而且，加入WTO后，我国也可以成员方身份，全面参加国际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遏制少数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行动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韩国在各方面压力下，终于有限度地开放了其大米市场，我国大米本来在日、韩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但美国等大米出口国则向WTO提出，日、韩开放大米市场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只有WTO成员方才能有权享受。因我国目前不是WTO的成员方，所以我国不能向日、韩市场出口大米。加入WTO后，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相反，我国可动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本国利益。
4.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HT〗乌拉圭回合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取消了非关税措施，均以关税及关税配额的形式来管理农产品贸易，这样就大大改善了农产品出口环境。目前，我国出口到欧洲的土豆，遭到欧盟歧视性的数量限制，这本不符合WTO农业框架的规定，但由于我国不是WTO的成员，因此，欧盟对我国采取的这一歧视性措施，不能被WTO纪律约束。加入WTO后，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
5.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乌拉圭回合后，由于发达国家削减农业保护水平和增加市场准入量，因此，有利于我国抓住机会扩大农产品出口。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
农业是传统产业，一般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二、三产业不发达，多数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农业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根据地，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保护地。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不仅二、三产业发达，农业也很发达，拥有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极力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推向世界，特别是推向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与工业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工业品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它总能带进去一部分技术，而农产品往往就是产品，它所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很难被进口国所利用。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入世"谈判时，都是把农业作为重要产业加以保护。在比较早的乌拉圭谈判，就把农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在农村，有5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生产，因此，我国在一系列入世多边谈判中，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农业的稳定。
我国农业与国际发达农产品生产国相比，有两个很难改变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们的自然生产条件，比欧美主要国家差得很多。我国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频繁，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而欧美国家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极好地区。第二，我国资源结构严重不合理，人多地少，生产规模小，是我国农业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一个农户一般要种几百公顷地，欧洲小一点也要几十公顷到100公顷左右，而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平均只有0.4公顷左右。我们知道，技术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自然条件差和生产规模小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自然条件差，降低了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生产规模小又是如何影响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呢？第一，农业生产规模小，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采用程度更高的机械化生产并不经济，因为由机械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在没有稳定就业出路的情况下，仍要分享农业收入，使成本大大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必然会与其他生产领域的劳动辛苦程度作比较，结果不是粗放经营，减少粮食生产，就是设法提高价格。第二，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低商品率也促使价格上涨。以粮食为例，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产品商品率几乎为100%，但我国生产规模小，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农民生产口粮中使用的化肥等价值投入，也要在商品粮销售中收回，这样就使商品粮的成本提高。商品率越低，这种影响就越大。第三，小规模生产的交易成本高，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的比重很大。
农户生产规模小使农产品生产的绝对收入很少，假设农户以种植粮食为主，那么生产仅够维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1998年，按高于市场价的国家收购价计算，全国平均每亩生产粮食及其副产物的纯收益只有134.47元，再加上用工作价135元，共有269.47元。若户均种100亩地，收入尚可观，但若户均只有7亩地，收入仅1886.29元，按户均4人计算，人均只有471.57元，属极贫困人口。农业生产规模如此细小，决定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弱质地位。
在这样一种资源结构下，如果过量进口粮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仅从国内经济看：第一，国外低价粮大量进入我国，会造成农民破产。我国特有的农民破产，不是指资不抵债而无法经营，而是指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商品率明显下降。农民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涌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二，农民收入会明显下降。粮食商品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几十亿元，其中纯收入也会明显下降。更突出的是，如果农民以种粮为主，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商品率每下降10%，种粮农民的现金收入就会减少30%，这无疑会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矛盾。第三，对工业生产也会构成严重打击。现在，我国农民每年要购买大约2000亿元的农用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那么农民势必大量减少农用生产资料的购置，加上农民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工业生产会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在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减少500亿元，那么由于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上千亿元工业产品的滞销。
因此说，加入WTO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一种历史性转折，它虽会促使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是外贸体制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促进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但是，在生产条件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农业国际化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加入WTO会使我国农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的挑战。在入世谈判中，农业问题成为我国加入WTO谈判的难点之一，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虽有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大不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由于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应根据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减少贸易保护，因而对我国农业直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农
产品市场面
临对外开放的压力。过去，由于我国粮食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没有进口关税，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如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并通过国有进出口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但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规定，今后各成员方只能通过关税措施对农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不能再使用非关税措施。进口保护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将按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已不可避免，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和挑战。
2.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将产生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贸易保护相对减少的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低价优势也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而逐渐消失，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冲击。
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空间和力度将受到影响。尽管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大多符合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规定，不须作减让承诺，但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将受到限制。
3.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负担。由于我们的粮食品种结构还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还要进口我们缺的粮食品种，例如从美国进口硬粒小麦等。但是，过去我们还能出口一些粮食，实现进出口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粮食出不去了，将成为净进口国，情况就会有新的变化。据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削弱了农业补贴，过去被压低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这样，如果今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过度，使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也将增加我国进口粮油的外汇支出，加大外汇储备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就会完全被外国农产品所挤占，对我国农业形成很大冲击。因为国家已经在入世谈判中做了最大努力，减少对农业的消极影响，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我们在畜牧、水果、水产等方面潜在的比较优势，最大程度抵消入世带来的冲击。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核心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核心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世界农业机械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之后，其在世界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使机械性能上更为优越，并且在操控上得到了提升，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的高效。本文中具体分析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的应用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应用；现状
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度，世界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在电子信息的促进下工作效率得以显著提升，在增加产量的同时降低人工输出，文章简要阐述了现阶世界农业机械应用电子信息化的实际效能，并阐述了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EGU与CAN技术联用
从目前情况分析，拖拉机是世界范围内应用较广的农机设备，同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设备之一，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以手扶式为主，而随之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现阶段主要是以自动行走式为主，由此可以看到农业机械设备的巨大变革。而针对自动行走式设备来说，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电子信息技术，比如ECU，即电子控制单元，CAN总线等等，1台大型拖拉机，一般来说安设多个标准ECU，这个装置本身具有良好的性能，不仅可以进行信息的处理，而且还同时兼具控制功能，属于智能化终端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是为农业机械量身定做，根据他们作业环境而设计的，这种微型计算机设备帮助农业机械实现新的跨越，在该装置上面，不仅具有统一标准接口，而且还兼具CAN总线技术，还有相应的通信协议。例如：以德国某农业机械而言，他们自主研发的拖拉机配备比较先进的技术信息，分别是ECU、CAN，而上述技术伴随科技的不断进步正在日益完善，并且这类农业机械已经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推广，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响较好。该设备大部分部件上面，均已经设置ECU设备，而且是自带标准的I/O接口，将之和CAN总线进行有效的连接，就能够实现通信与控制。
二、 机群调度管理的实际应用
针对欧洲发_国家来说，很大程度上农场管理已经进行信息化时代，办公室里面存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是借助移动作业机械，构建无线通信，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加快农业机械信息化进程，快速传递信息内容。针对DIN9684-5而言，不仅对无线通信协议施以明确规定，而且还在接口标准层面予以明确规定。农场计算机装备具有自身的优势性能，不仅可以自由调配作业数据，而且还能存储作业数据，这其中离不开智能终端的作用性，与此同时，还为农场管理人提供极大的便利，他们能够依据作业安排，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除此之外，农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其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不仅具有专家知识库，而且能够提供管理决策系统，能够对作业机械信息予以有效的存储，并且进行有效的处理，从而拟定科学有效农田作业方案，实施有效导航作业计划，而这些决策内容则可以依据无线通信快递，传送至机械智能化终端，实施作业方案。一旦农业机械出现故障，故障信息就会通过相应的设备，即无线通信，到达农场计算机设备，而系统之中存储很多故障的类型，这主要是依托故障数据库，从中汲取丰富的资源，由此就能够对故障进行有效的诊断分析，然后根据分析提供合理的解决故障方案。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欧洲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的推动下，农业机械设备已经日渐成熟，尤其是在电子信息化的发展上更为纯熟，针对农业机械化作业，基本上可以实现远程管理，从而提升机械化的实用效能，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从整体角度分析，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的工程已经成为未来的主导趋势，未来必将取代传统农业机械作业，实现良好的远程管理效果，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因而必须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及设备，取得优异的成绩。
结语：
总体来说，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已经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必将能够引起农业上的革命，达到事半功倍的运用效果，提升农业产量与效率，并且能够最大限度改善机械自动化管理效能。文章中具体阐述了当前世界农业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程具体应用情况，并提出优化的改进措施。
[摘要]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在WTO《农业协定》签署之后，美欧等国在不断加强国内“绿箱政策”支持的同时，并未真实降低“黄箱政策”对国(区域)内的农业保护，相反他们试图利用现行WF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给一些“黄箱政策”扣上“绿箱政策”的帽子继续规避其削减贸易扭曲的成员义务，维持并扩大其农业支持总水平，从而巩固和提高其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本文试图从PSE和AMS两个指标角度来分析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程度和做法，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简要分析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政策改革取向。
[关键词]扭曲贸易农业 国内支持 改革
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焦点问题。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参与国际贸易的考虑，多哈回合确定了以农业谈判作为核心议题――主要针对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农业高关税和高补贴问题，通过推动农产品公平贸易以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因此又称为“发展回合”。尽管由于各方利益无法协调致使新一轮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但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所展现的谈判技巧和对WTO规则的熟练运用仍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农业总产值在发达国家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很低，但由于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产业，多数发达国家每年都以大量的预算支出对农业给予特别支持。各国采取措施支持农业生产，一方面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也成为造成国际农产品贸易扭曲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两个指标对农业支持进行衡量，一个是OECD的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rodueer sup-port estimate，简称PSE)，另一个指标是WTO的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PSE衡量由于农业政策的实施，每年消费者和纳税人向农产品生产者的价格转移总量，它由市场价格支持与对生产者的预算支付组成，因此，PSE是衡量“黄箱政策”加“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AMS是从PSE演化而来，是衡量WTO《农业协定》规定的需要各国作削减的“黄箱政策”包含的农业支持总量，AMS包括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和非特定产品的支持总量。
一、从PSE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2004年，OECD国家PSE达到2795亿美元。其中，欧盟PSE总额为1334亿美元，占欧盟农业收入33％的比重；日本PSE总额487亿美元，占农业收入56％的比重；美国PSE总额465亿美元，占农业收入18％的比重；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PSE相对较少。从所有OECD国家来看，大约30％的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的支持，而非市场。从产品分布看，受保护的范围更加集中于大米、食糖和牛奶等部门，使得相关产品的扭曲贸易程度进一步提高。
从美、欧、中政策措施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转移支付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来看，1993－2004年，美欧农业收入得到政府较大支持，特别是欧盟，1／3左右的农业收入来自于政府。而中国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甚微，个别年份甚至对农业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从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农业政策的改革，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正面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
总支持水平估计值(TSE)指纳税人和消费者每年提供给农业部门的所有转移支付的总值。根据表2可知：欧盟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最高，达到464亿美元，占欧盟TSE的40.5％，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59.5％；其次是美国218亿美元，占美国TSE的22.9％，占所有OECD国家贸易扭曲的政府支付总额的28.12％；而加拿大、澳大利亚贸易扭曲政府支付总额很低。从NAC指标来看，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农产品政策影响力很大。此外，所有贸易扭曲的政策支持中，欧盟、日本、加拿大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较高，美国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相对较低。总体而言，按照以PSE衡量的某一国家(地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支持总水平，美欧都对农业生产者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其中扭曲贸易的支持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受保护的范围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二、从AMS的角度来衡量美欧扭曲贸易的农业支持总量
(一)美国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美国是农业大国，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农业支持主要集中于大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补贴的分配依据农作物的类型，超过90％的农业补贴分配给大约20种农作物。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出口激励、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信息服务、加强农业科研以及农业保险和救灾、环境保护等方面。
2001年，美国特定产品农业AMS为146亿美元，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奶制品，占所有特定产品AMS的31％，其次是大豆和棉花，分别占25％和19％，上述三项总和占“黄箱政策”支出的75％。由此可见，美国在特定产品农业AMS的总量和集中度都非常高。美国非特定产品支持主要体现在市场损失保险、灾害补偿和信用贷款等方面。如图1所示：1986－2001年，美国非特定产品AMS总体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7－1999年，增速十分迅猛，大约每年增加30亿美元的预算。1999年后，非特定产品的AMS略有回落。
根据WTO的农业协议，在过渡期内，美国的黄箱支持不能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并每年向WTO报告其农业国内支持水平。针对这一规定，美国新农业法对国内支持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将2001年及之前的报告书中所包含的生产灵活性合同(Product Flexible Contract，简称PFC)列作“绿箱政策”。而在2002年之后，美国用直接支付替代生产灵活性合同，并将直接支付仍作为“绿箱政策”。此项标准的确立对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是否超过191亿美元黄箱支持的上限有决定性影响。根据图2，如果不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则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AMS均不超过191亿美元的上限水平；而如果将PFC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政策”，2000年、2001年、2006年。美国的国内支持水平都将超过WTO上限标准。尽管目前业界和学界的许多人对是否应该将直接支付列入非特定产品支持的“绿箱政策”多存置疑，但现行WTO文件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美国显然利用了WTO框架内的规则漏洞，规避所承担的实质性义务，维持甚至扩大扭曲性农业补贴，为其农业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二)欧盟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
欧盟是世界农产品第一大进口集团和第二大出口集团，欧盟的农业法律与政策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多边规则谈判举足轻重。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自1962年制定至今，不断地调整、改革，以适应 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它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收入支持政策、价格支持政策和市场管理机制等来保护和促进欧盟区域内农业的发展。
欧盟农业支持偏重于针对特定农产品。2001年，欧盟总的AMS是392.813亿欧元。从表3可知，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最大的是牛肉，达到97亿欧元，其次是白糖和黄油。而非特定产品AMS主要包括保险补贴和利息返还，金额仅为5.74亿欧元，远小于美国非特定产品AMS。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盟农业支持的方式，通过降低支持价格水平、限制得到价格支持的农产品数量等手段进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费用负担也逐步由食品消费者转向纳税者。2003年欧盟设计了新共同农业政策方案，此次改革方案是围绕适应WTO的《农业协定》展开的，其核心是改变了欧盟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完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由初期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步过渡到以对农民收入补贴为主的演变进程，被认为是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根本变革。
总的来看，美国和欧盟都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和贸易强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奉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方针，采取对农业的高额补贴政策，为巩固和扩大其在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滚滚潮流，尤其是新一轮多哈回合中对成员国缩减农业扭曲贸易的呼声渐高，美欧一方面顶住来自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维持甚至扩大对农业生产补贴在一个较高的总量水平上；另一方面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强化“绿箱政策”，调整“黄箱政策”，坚持在WTO现有文件框架内积极调整对农业生产补贴的方式和结构，为推动其农业发展和保持贸易竞争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应该说，美欧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正在走向更具针对性、更有效、更隐蔽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国际间经济博弈的演进，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升级。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将会出现更多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农业、熟悉世界贸易游戏规则、在WTO现行框架内平等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和改革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一直以来都将粮食自给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首要考虑。尽管如此，农业所获得的补贴从总体看还是非常有限。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进一步显化，“工业反哺农业”作为一项政策手段得到了重视和采纳。目前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坚持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建立主要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国家设立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发放自然灾害救济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天保工程等。这都说明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在农业的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发展较晚，仅有短短十几年时间，无论在经验还是在财力上都仍显得十分不足，尤其在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度安排上无论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要求还是与WTO现行规则仍存在着一定的“背离”。一方面是与许多发达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基数相比，与农业基础状况相比，我国农业支持力度仍相当薄弱，总量亟待提高；同时现有的财政、金融补贴方式亦难以使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特别是战略性农产品生产的人口真正从中受益。仍主要局限在流通领域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根据表4，中国对本国特定农产品进行保护的力度非常有限，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农产品上更加出现负保护。如1999－2001年，我国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的直接支持均为负数，这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显然是相违背的。因此需要对农业支持方式和结构进行大力的调整。另一方面，按照WTO衡量成员国对农业总支持水平估算方法计算。2001－2003年，中国的TSE占GDP比重为3.5％，明显高于欧盟的1.2％、美国的0.9％、墨西哥的1.3％和巴西的0.6％，据此反映我国农业贸易扭曲的水平较高，需要进行大幅削减。根据WTO的规定。中国对农业的黄箱补贴水平不能超过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8.5％，即约为480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仅为60亿美元。显然，这又使得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连续多年快速发展、财政税收逐年增加、国力日盛之时，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补贴支持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应陔坚持首先从我国的农业发展和财政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逐步提高农业支持总水平的基础上着力调整政策支持的方式和结构，要把重点放到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些补贴来真正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同时，还要兼顾作为WTO发展中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文本所要求的削减扭曲贸易义务，尊重和掌握国际游戏规则，要充分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支持政策中的积极经验，使我国国内支持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保护国内农业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WTO规则框架内提高对农业支持的总水平。当前我国对农业支持补贴力度虽有所增加，但在总量上仍与解决农业生产与贸易问题的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全局来看，只有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方向，不断加大农业支持力度。才能支撑起我国农业实现加速发展的战略，在相对短时间内缩小我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农业的差距。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作为世界贸易的后来者和现有规则的接受者，在WTO内还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尽快熟悉国际规则，充分借鉴其他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的经验和做法，在WTO文本框架内采取有效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才能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其他成员的摩擦。今后我们也应积极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成员身份，联合其他在WTO中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成员，通过发起和组织多边和双边农业磋商，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充分表达我们对农业发展的愿望和诉求，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当中的更大话语权，使WTO农业政策制定朝着更有利于消除国际贫困、实现公平贸易的目标发展。
(二)有效利用“黄箱政策”，灵活使用“发展箱政策”。尽管与WTO的有关政策相悖，美欧等国都在尽力保持对农业的黄箱支持，目前中国农业黄箱支持尚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我们应该借鉴各国农业支持结构调整经验，在支持结构和补贴目标上作深化调整，使有限的黄箱支持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将WTO规则允许的黄箱额度用在刀刃上，起到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农业的作用。此外，《农业协定》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微量允许标准”，这意味着补贴空间灵活性的增强，中国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应该有效使用这一条款来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
(三)加强农业“绿箱政策”支持。1996－1998年，我国“绿箱政策”的农业支持与补贴的平均水平为1514.2亿元人民币，约合182亿美元，并总体呈增长趋势。在“绿箱政策”补贴中，中国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中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在“政府一般服务”中，农业基础设施支持比重最大，而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支持、农业培训服务、农业科研支持、病虫害控制支持、检验服务支持等的比重很低。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绿箱支持总体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中国农业干预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价格支持，对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和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投入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
(四)改革“黄箱政策”，将价格保护政策逐步转化为直接补贴。《农业协定》生效以来，许多成员国调整了农业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由过去侧重于农产品价格支持与市场干预，转向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通过建立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体系来减少对黄箱支持占用，改善农产品市场扭曲状况。我国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体系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差价补贴实际上都是价格支持政策，这是一种需要逐步取消的“黄箱政策”。向工业和农产品消费者倾斜的国家宏观政策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非常有限，甚至会带来农民利益的损害。而且，保护价收购体系是给流通领域补贴，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的补贴数额很少。按WTO规则，价格支持是“黄箱政策”、数量上有限制，但直接补贴农民收入是“绿箱政策”、不受限制，这为我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今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方向是将保护价收购体系改为直接补贴农民，政府价格支持应该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非流通部门。这样才能提高政府效率，使农民利益能得到更好保护。
(五)加强补贴的集中性和针对性。美欧的农业补贴都有很强的集中性和针对性。各国在农业改革过程中虽然对黄箱支持进行了大幅削减，但对部分重点产品却加强了保护。而中国的农业补贴具有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各具体类别上所获的补贴数额很少，财政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效能，因此补贴的效果也较差。我国财政支农的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集中精力打优势战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在进行农业支持结构调整时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粮、棉、油、糖等战略性农产品的支持。
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GDP增速预计将达4.6%左右，但各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估计将略低于2010年，经济复苏放缓且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困难。美国的预测基于以下假定。在宏观经济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各地主要央行采取积极行动，以面对从衰退中徘徊而遇到的持续的财政问题。即使采取这些行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仍然将影响经济复苏及为经济预测带来不确定性。第二、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预计2011---202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5%。第三、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贸易预测假设各国遵守现有的影响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和贸易改革将继续进行。
小 麦
1.收获面积：预计2010年相对2009年减少480.9万公顷，达到2.209亿公顷，但在预测期内全球小麦收获面积将平稳增加。其中美国小麦收获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9年下降至1824.9万公顷；加拿大小麦收获面积也呈下降趋势，2019年仅有857.6万公顷；澳大利亚小麦收获面积实现平稳增长，到2019年小麦收获面积达到1391万公顷；中国小麦收获面积则呈明显下降趋势，预计从2009年的2400万公顷降至2019年的2245万公顷；欧盟小麦收获面积在预测期内将小幅上升，至2019年达2695.3万公顷。
2.总产量：预计2010年全球小麦总产量为6.57亿吨，预计小麦总产量将逐年增加，到2019年将达到7.19亿吨。其中美国小麦总产量2009年为6031.4吨，预计2010年小麦产量急剧下降，到2019年仅有5729.7万吨；加拿大也呈同样趋势，预计2018年产量为2524.4万吨；预计2019年产量为2521.9万吨；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到2019年达2663.3万吨；中国小麦产量在2010年预计减产696.3万吨后产量增减幅度不大，2019年预计达1.08亿吨；欧盟小麦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到预测期结束达到1.57亿吨。
3.进口：美国小麦进口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20年达到350万吨；中国的小麦进口量在100万吨左右徘徊；欧盟的小麦进口量逐年增加，预计从2010年的550万吨下降至2020年的700万吨。
4.出口：欧盟的小麦出口量2011年预计比2010年减少8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2080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出口量增长较为平稳，在预测期内保持在1720万吨左右；澳大利亚2011年小麦出口量预计达1650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1820万吨；中国的小麦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逐年小幅增长，到2020年达380万吨；美国小麦出口量2010年比2009年陡增1000万吨，预计此后出口量缓慢下降，到2020年将达2380万吨。
5.出口价格：美国离岸价从2010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9年达每吨222.72美元；加拿大小麦出口价格也呈上升趋势，到2019年高达每吨206.37美元；欧盟出口价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在各主要国家中出口价最低，到2019年仅为每吨201.02美元。
水 稻
1.收获面积：全球水稻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增加，2009年全球水稻收获面积1.53亿公顷，预计到2019年增加到1.57亿公顷，其中中国水稻收获面积也逐年减少，2009年水稻收获面积为2968万公顷，预计2019年仅为2760.9万公顷；美国水稻收获面积2010年预计减少6.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收获面积为113.1万公顷；澳大利亚水稻收获面积则逐年增加且趋势明显，预计2019年将达到5.3万公顷；欧盟水稻收获面积将稳定保持在45万吨左右。
2.总产量：全球水稻总产量预计将逐年增加，2009年总产量为4.35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4.77亿吨。其中中国水稻总产量呈下降趋势，2009年总产量为1.37亿吨，预计2019年减少到1.34亿吨；美国水稻产量将逐年增加，预计2019年将达到691.9万吨；澳大利亚水稻产量走势与其收获面积一致，预计2019年将达34.8万吨；欧盟水稻产量呈缓慢上升趋势，预计2010年为192.4万吨，到2019年将达199.7万吨；
3.进口：加拿大水稻进口量预计将不断增加，2010年为34万吨，预计2020年将达39万吨；中国水稻进口量将平稳增加，预计2020年达62万吨；美国水稻进口量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到80万吨；欧盟水稻进口量也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达149万吨。
4.出口：中国水稻出口量预计将不断减少，预计到2020年减少为107万吨；美国水稻出口量2010年达到364万吨，之后开始逐年增加，预计2020年出口量达421万吨。
5.出口价格：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预计在预测期将缓慢上升，预计2019年泰国米100%B级出口价格为每吨429美元。
大 豆
1.收获面积：全球大豆收获面积预计会不断增加，2010年为1.02亿公顷，到2019年预计将达到1.11亿公顷；其中美国大豆收获面积保持稳定，预计2019年将达3135.8万公顷；加拿大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变化不大，保持在14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豆收获面积预计将缓慢减少，2010年为868.7万公顷，到2019年预计达864.5万公顷；欧盟的大豆收获面积保持在37万公顷左右。
2.总产量：全球大豆总产量将不断增加且增幅较大，2010年全球大豆产量为2.52亿吨，预计到2019年将高达2.95亿吨。其中美国大豆产量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美国大豆产量为8739.5万吨，预计2019年将达9688.3万吨；加拿大大豆产量预计将缓慢增加，2010年为344.4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378万吨；中国大豆产量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预计2019年将达1579.6万吨；欧盟大豆产量预计将小幅增加，2019年达到104.4万吨。
3.进口：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5700万吨，并将持续增加，到2020年将高达8830万吨；欧盟的大豆进口量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1150万吨左右。
4.出口：美国的大豆出口量将逐年增加，到2020年将达到4800万吨，但占世界大豆贸易的比例下降较为明显，到2020年仅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36.5%；中国的大豆出口在预测期内稳定在50万吨。
玉 米
1.收获面积：2010全球玉米收获面积1.56亿公顷，预计收获面积将会逐年增加，2019年达1.62亿公顷，其中美国玉米收获面积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收获面积仅3222.5万公顷，预计2019年达到3381.6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8.05亿吨，预计2019年将高达9.19亿吨，增幅达14.16%。其中美国玉米总产量2010年为3.34亿吨，预计2019年将增加到3.80亿吨。
3.进口：美国的玉米进口量稳定保持在30万吨；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在预测期内稳步增加；预计到2020年达800万吨；加拿大的玉米进口量保持在180-190万吨之间；欧盟2011年玉米进口量预计为340万吨并将缓慢减少，预计2020年达260万吨。
4.出口：欧盟玉米出口量也是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100万吨预计增加到2020年的310万吨；中国的玉米出口量稳定保持在20万吨左右，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从2010年开始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5080万吨，到2020年将达5970万吨，增幅达17.52%。
高 粱
1.收获面积：全球高粱收获面积预计将保持不变，2019年将达4400.5万公顷。其中美国高粱收获面积将逐年下降，到2019年仅224.8万公顷；澳大利亚的高粱收获面积保持稳定略有增加，2019年预计达76.8万公顷。
2.总产量：全球高粱总产量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预计为6856.6万吨，到2018年将高达6963.1万吨，增幅为1.55%。其中美国高粱总产量略有减少，预计2019年达921.1万吨；澳大利亚的高粱总产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225.5万吨，到2019年将达到256.5万吨。
3.进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粱出口保持在50万吨左右；美国的高粱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420万吨，到2020年将达530万吨，且占世界高粱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将占世界高粱贸易的72.9%。
4.出口价格：高粱的海湾FOB价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83美元。
大 麦
1.收获面积：全球大麦收获面积比较稳定，在预测期内保持在5450万公顷左右，预计2019年大麦收获面积为5462.3万公顷；其中美国的大麦收获面积将逐年减少，2011年预计为120.3万公顷，到2019年将减少到108.9万公顷；澳大利亚的大麦收获面积将略有增加，2019年将达到448万公顷；加拿大的大麦收获面积保持稳定，大概在350万公顷左右；中国的大麦收获面积也是略有增加，到2019年预计将达86.4万公顷；欧盟的大麦收获面积相对稳定，预测期内将保持在1300万公顷左右。
2.进口：中国的大麦进口量将稳定增加，2020年将达300万吨；欧盟的大麦进口量在预测期内均保持20万吨；美国则保持在40万吨。
3.出口：欧盟大麦出口量将逐年增加，2011年预计为390万吨，到2020年将增加到520万吨；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量也将不断增加，在预测期的后半段将稳定保持在450万吨；加拿大的大麦出口将略有减少，2020年大麦出口量将达到110万吨；在预测期内美国的大麦出口将稳定保持在20万吨。
4.出口价格：加拿大的大麦出口价格将不断上升，预计2019年将达每吨148美元。
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充分认识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的重要性。我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的预测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和规模，大部分只是少数有关部门和学者做出的关于某些品种的生产及贸易的预测，更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资料和数据均来自国外的有关农业机构和学者的报告，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完成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预测报告。这对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加快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我国是农业大国，全球经济的形势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农产品生产及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所以对于我国农业整体优势并不明显的状况而言，农产品生产应向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发展，单纯的数量增长已不能满足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的需要。只有走优质、绿色、安全的农产品生产道路，才可能在白热化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和食品需求的变化较大--以原料和初级农产品的贸易比重下降，以加工品和食品形式的贸易比重上升。改变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形式是未来中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一大选择。
（三）建立农业生产及贸易预测体系。农业部应会同有关部门和学者成立农产品预测中心，将大家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和预测，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及贸易预测报告，为国家的中长期农业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摘要：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位回落。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将对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和贸易产生进一步影响，而且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农产品供需矛盾出现，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大幅上升。因此，我国要千方百计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应，以减小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农业；有效供应
从2007年开始，美国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7月中旬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通过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将风险不断扩散，并进而蔓延到全球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目前，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还在深化，2008年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对于刚刚经历粮食危机的全球而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发展又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变化上。由于金融危机造成流动性紧缺，加之市场预期全球经济放缓、需求下降，各国投机性资金纷纷撤离农产品期货市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国际大宗农产品需求的明显下降，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也出现高位回落。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化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下跌幅度大。2008年6-10月，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从最高点179.8跌到130.7，跌幅约达49个百分点(见图1)。二是下跌速度快。2008年10月份国际产品价格与2007年8月份价格差不多。从2007年8月份价格上升到最高点，共花了10个月，而从最高点跌到2008年10月份价格，只花了4个月。三是各种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2008年进入7月份，谷物和油脂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分别达到19和30个百分点；进入8月份，奶类价格开始加速下跌，月跌幅达23个百分点，比1-8月份快了20个百分点；进入9月份，糖料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到11个百分点；进入10月份，肉类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月跌幅达7.5个百分点。
二、金融危机给世界农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11月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作出预测，预计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5％下降到2008年的3.75％，2009年将降至2.2％。全球经济的持续下滑将给世界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一)农产品需求下降已显现，今后压缩的空间不大
农产品的需求主要包括食物需求、饲料需求和工业需求。在这三种需求中，食物和饲料需求刚性明显，不会出现较大波动的增减情况；工业需求弹性大。增加和减少的速度快，波动比较剧烈。以谷物为例，口粮和饲料的消费增长相对缓慢，2008／09年度仅分别比2007／08年度增长1.3％和2.O％，而工业消费增长了11.8％(见表1)。在农产品的各种需求中，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工业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许多深加工企业(如淀粉、味精、生物燃料)效益普遍大幅下滑，企业亏损严重，停产、限产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金融危机波及原油市场，从2008年8月份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价格指数从248，43跌到10月份的136.25，3个月下跌了45.16％(见图3)。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跌“挤压”生物能源“泡沫”，导致大批生物能源生产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部分企业还将面临破产。如2008年12月份，美国第二大乙醇生产商Verasun公司宣布破产，德国的生物燃料生产商Campa GmbH公司第二次宣布破产(该公司年产能在15万吨)。生物燃料行业遭受重创，将大大减小对农产品的工业需求。但是，由于工业弹性大，需求变化“来得快、去得也快”，估计后期工业需求再次压缩的可能性不大。总需求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二)生产要素投入可能减少，农产品供给将出现大幅下滑
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土地来看，土地投入将减少。2007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了缓解农产品供需紧张的局面，主要农业生产国如美国、欧盟都减少或放弃休耕计划。如美国国会通过的2008农业法案，将休耕保护计划的土地面积上限由3920万英亩下调至3200万英亩；欧盟委员会决定在2007年秋季至2008年春季期间将欧盟境内土地的休耕率由过去的10％降为零。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主要粮食生产国的农民极有可能再次加入土地休耕保护计划。从资本来看，农业投资将减少。一方面，农业投资风险大、利润率低，一般在资金转移时，投资者首先会从农产品市场不断撤资：另一方面，银行对农业部门的贷款会减少。目前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一些欧洲国家等出现了信贷紧缩，银行普遍惜贷，农业生产者更难得到生产所需要的贷款，这会影响下一年度农作物的种植，给农业生产前景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劳动力来看，劳动投入将减少。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挫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力投入将会减少。
(三)农产品贸易额将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世界各国均在收缩消费，加之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开支，必然导致农产品进口的减少，最终导致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下降。以谷物为例，根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11月份的《全球农产品供求预测》，2008／09年谷物的总出口为2.64亿吨，比上年减少500万吨。这一数据还是在200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发生的，预计今后农产品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出口总额还将下降。在2008年农产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减少，世界农产品贸易竞争将异常激烈。由于金融危机，一些国家的货币将贬值，这将大大增加这些国家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为了减少或缓解危机对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贸易伙伴国家可能采取进口保护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关税和配额限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对抗由于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所增加的竞争力，波兰提高了某些重要商品的关税并引入了关税配额限制。1999年2月，配额按季度确定。以防止季节初期进口洪流的冲击。
(四)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影响的综合判断
目前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上。其深层原因是在农产品供给基本确定的前提下，需求大幅度萎缩。从短期来看，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消费者是有利，但是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会切断国际低价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可
能不大；另一方面，供需矛盾可能再次出现。从需求来看，农产品的工业需求在2008年已经大幅下跌，总需求再进一步压缩的空间很小。从供给来看，生产要素投入(特别是农业投资)将减少。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很难出现“V”型翻转，更可能会呈现出“U”型翻转的特征，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较长时间保持衰退状态，持续时间可能是3-5年。金融危机较长时期的冲击下，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大幅减少。在需求基本不变，供给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再次上升。
三、我国应对世界农业形势变化的政策选择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世界农产品价格再次大幅上升的可能，我国要积极做好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甚至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加大支农投入，确保主要农产品充足供应
首先，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产量。一是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关键领域、重要产品、核心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整合科研资源，加大研发力度，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品种。二是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进粮棉油高产创建活动，支持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到农技推广一线工作。三是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采取委托、招标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活动中来。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产品损失。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是农业最重要的抗风险工具。因此，各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部署的政策措施，切实改善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稳产高产。第三，加大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离不开农民，需要坚持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相结合、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继续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完善补贴办法，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农业生产。
(二)加强宏观调控，确保主要农产品均衡供应
政府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不断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证主要农产品均衡供求。一方面，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合理安排进口，确保国内主要农产品均衡平衡。一是要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要密切关注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和市场变化形势，重点跟踪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二是要健全高效灵活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协调和管理，密切关注并及时分析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形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把握国际市场重要农产品价格动态信息。做好粮食进出口调控工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快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国内主要农产品区域间的均衡供应。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农产品经纪人等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通过政策扶持和投资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推进主要物流通道和节点项目建设，推广应用散粮运输装卸新技术新设备，改善农产品物流条件。通过各类流通组织的积极参与，采用先进的物质技术装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平衡区域间农产品供求矛盾。
(三)加强储备管理，确保主要农产品应急供应
首先，完善主要农产品的储备机制，增强国家储备体系。一是要完善国家、省市、区县三级储备机制，储好、管好、用好各级主要农产品储备。二是要提高企业、农户等主体农产品储备意识，鼓励其积极开展储备，使民间储备成为国有储备的重要补充，增强国家储备体系。其次。加强储备督监察，建立健全储备监督长效机制。要加大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搞好各项专项检查，并且检查结果要严格把关，及时报送，加大对违规动用储备或虚报储备数量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健全库存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发展。第三，加强行情监测和统计分析，推动储备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要加强主要农产品市场行情跟踪监测及时掌握农产品市场动态。加强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与市场供求相适应的轮换机制，适时吞吐，控制风险，推动储备粮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
我国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隶属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的垂直层级结构，即称为垂直体系。该体系曾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这些问题包括：
机构重叠，力量分散
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全国是农业科技推广总站。这个主系统依次层层下来，一直到乡，从经费和人员来看，是个“倒三角”，即在与农民越接近的地方，越没有钱，越没有人去干活，而上面的钱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体系，不适合我国的经济现状。
经费不足，人浮于事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官方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网破，线断、人散。特别是基层的农业科按推广人员，为了能养活自己，都去做生意(如卖化肥等)。
从“百万美元农业GDP拥有农业科技人数”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说明“人多不干活”，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对农业的贡献在全世界属于最底层。
观念落后，机制僵硬
主要表现在：(1)推广理念――完成政府推广任务，忽视农民意愿；(2)推广方式――多采用行政手段，忽视市场机制：(3)推广目的――注重产量提高，忽视产业整体发展。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理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由两所大学、五所科研院所合并而来，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另外一个特色为，它是全国唯一的一所位于农村的大学，学校地处杨凌，位于西安和宝鸡的中间，以前是一个公社，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就必须为农村、农民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所以学校的服务方向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向，不是以创收为目标，很大的一部分是公益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学校为“三农”服务的能力7学校通过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垂直体系层面的科技推广体系，决定来探索新的模式，即“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的新模式“。
在提出新模式的同时，又要求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农民满意，即农民的腰包要鼓起来：二是政府满意；三是农业主管部门满意。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一：产业化
就是要以提高产量和品质为目标，把人、专家和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的载体。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二：永久基地
要选择区域性、主导产业和中心地带来建立永久性的基地。只有永久的基地，才能真正显示高科技农业，使“顶天”和“立地”有机结合。通过永久性的基地，实现四个对接(1)大学农业专家和地方推广人员对接；(2)农业科研项目和农业生产问题对接：(3)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生产需求对接；(4)校内课堂教学和农村生产实践对接。
推广新模式的基本理念之三：全程质量控制
农业产业化最终从土地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过程，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出现食品安全和各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全程质量控制。
主要做法
在区域主导产业的最佳产区建立永久性试验示范基地
针对陕西的苹果、猕猴桃、甜瓜，茶叶、红枣、核桃、板栗和水产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建立了一批永久性的、专业的试验基地和示范推广站。如，白水苹果示范基地、阎良甜瓜示范基地，眉县猕猴桃试验示范基地，西乡茶叶试验示范基地、长武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关中优质小麦示范基地、陕南中药材示范基地、陇县奶牛养殖示范基地等。此外，还与宁夏贺兰清真肉羊集团公司合作建立了肉羊推广基地，与甘肃泾川县合作建立了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了酿酒葡萄示范基地等。每个示范基地拥有一支稳定的科技团队，这个团队由学校确定的首席专家挂帅，相关学科人员长期驻点服务，教师与学生流动参与。基地拥有四大功能：(1)示范的平台、培训的讲台；(2)教学、科研的“露天”实验室；(3)服务区域产业的推广中心；(4)逐步成为专业协会的组织枢纽。按产业链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以葡萄酒为例，从产地到消费者的酒窖和餐桌，这整个的过程，都会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这些技术服务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同时将相应的技术武装起来，促进国际合作。另外，按照产销一体化的思路，帮助农民进行市场开拓。之后，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其中培训有三个层面的措施：(1)长期培训，即推广措施和工程措施；f2)中长期培训1，把农民请到学校中，提供食宿进行培训，再把技术带回去；(3)田间、地头的现场培训。最后，建立便捷的信息传播体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包括实时的咨询。
主要成效
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的实践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中发挥出作用。如全国各产区的葡萄与葡萄酒示范基地，累计获直接经济效益150多亿元，间接效益400多亿元白水苹果基地通过实施“苹果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2008年优果率较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果农人均收入3000元，较上年净增300多元，苹果收入占到全县人均纯收入的80％阎良甜瓜试验示范站探索了“专家+基地+示范村+示范户”科技入户新模式，建立了10个示范村，100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全区发展5万多亩，该产业将阎良区人均收入提高了1000元。核桃板栗试验示范站建立的560亩核桃高接示范园，嫁接成活率达95％以上：陇县奶牛示范基地培养科技示范户1000户，带动全县发展奶牛4.3万头，奶牛良种率由45％提高到65％，全县畜牧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
[摘 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三大产业的一体化，目前我国农业的一体化进程不论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说都还处于落后状态，再加之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农业国际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世界粮食危机 农业国际化 路径选择
一、当前世界粮食危机概况
最近3年，由于国际市场粮价过高，已经导致多国发生了“粮食骚乱”。2010年由于受到全球极端异常气候的影响，全球小麦主产区的小麦产量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大米生产国的大米产量剧减了30%，导致国际粮食总产量预期下降，国际粮价不断攀升。2011年国际粮食市场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受全球流动性依然宽松和极端天气影响，上半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四大粮食品种价格在2月份强势上冲，随后宽幅震荡，维持在2010年尾段较高位的运行区间。
二、世界粮食危机对我国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1.世界粮食价格上升，导致我国粮食进口成本增加
据统计局初步统计，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截至12月15日，全国粮食价格指数报205点，较去年同期上涨17个点，涨幅9%，上涨速度虽较前两年小幅回落约2个点，对比其他年份，仍属于高速增长，延续了近几年的上涨势头。
2.发达国家粮食出口国借口世界粮食危机继续加大农业国内支持力度，提高贸易壁垒
自2010年以来，美洲、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主要产粮国均发生了罕见的气候灾害，导致各发达国家政府更加不顾WTO《农业协定》关于国内支持条款的规定，增加对农业生产者的绿箱和蓝箱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就公开允许提高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努力扩大粮食出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不断完善国内农业保护体系，并形成了由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组成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体系。
3.国际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粮食市场，使得我国在农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几家跨国粮商和四十家中型企业几乎控制了全球食物链，而拥有世界大量粮食储备的“ABCD”四大粮商就已经控制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近80%，这些企业靠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垄断优势，运用各种资金运作消灭竞争对手，从而实现价格的控制和市场的控制。
4.粮食金融属性的增强考验我国国内粮食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和与世界接轨的适应能力
当前粮食的金融属性已经超过了其商品属性，粮食贸易金融化程度已经大大加深。然而当前我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还存在交易品种少、规模小、投资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与世界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还不密切，国外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将会对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并间接影响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进程。
三、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加快我国农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1.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推进农业国际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应该进一步扩大国际农业技术的合作，利用自身在农业技术上的相对优势，输出我国的优势农业技术和装备；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进口我国短缺农产品，保障我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实施多种形式的农业对外投资，形成生产、加工、贸易等领域全面发展的格局。
2.积极参与新一轮《农业协定》谈判，创造公平的农业贸易环境
当前的《农业协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承诺扩大大宗农产品进口配额，将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让，特别是进口配额的一部分必须分配给非国营贸易企业，将会影响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进一步改革《农业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才能在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中促进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3.培育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打破国际农业企业的行业垄断
针对当前国际农业跨国企业依仗对相关农产品资源在生产、流通、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垄断，赚取垄断利益的行为，应该加快国有农业公司的改革，走开放之路；引入新的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加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步伐；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产权改革，让农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鼓励其朝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奋斗。
4.完善国内粮食金融市场，促进国内外粮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为防止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带动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攀升，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粮食金融市场，尤其是农产品期货市场。除了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进行风险的自我规避外，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际经验，重视期货品种的开发，服务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需要，在适度开放期货市场的条件之下，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完善我国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前提之下，实现国际国内农产品金融市场的接轨，争取实现农产品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作者简介：彭昌发（1988— ），男，汉族，四川省德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科罗拉多河流域较早应用立法开发和管理水资源
作为制约农业生产的两个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水资源的缺乏不仅仅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美国是实行水权较早的国家，水资源分配是通过州政府管理的水权系统实现的。水权是由法律确认或授予的水的使用权和处置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水权可以继承，可以有偿出售转让，有的地方还可以存入“水银行”，这对用水者具有极大的经济激励作用。
以科罗拉多河为例，20世纪30年代，内务部垦务局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了库容达422亿立方米的胡佛大坝。同时在下游地区修建了几个较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如考契拉水利区、伊姆皮里灌区等。当时，由联邦政府协调，有关各州达成了分水协议，并得到最高法院的裁决。其中伊姆皮里灌区分到约84亿立方米的水量。当时洛杉矶的人口和规模不像现在这样大，所分得的水量较少。近年来，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需水量剧增，原分得的水量已不能满足需求。为此，洛杉矶大都市与伊姆皮里灌区于1985年签订了为期35年的协议，灌区将采取包括渠道防渗、把含盐较多的灌溉回归水与淡水掺混后重新灌溉利用等措施节约下来的水量，有偿转让给洛杉矶大都市。作为补偿，洛杉矶大都市负担相应的工程建设投资和部分增加的运行费（其中灌溉回归水掺淡水再利用的工程投资为700万美元，另加一定的运行费用等）。
为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亚利桑那州颁布法律规定，如果城市要使用或购买农村地下用水，必须交纳“地下水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用来弥补受损失的经济活动。
在科罗拉多州，存在一种在干旱时期暂时转让灌溉水权的选择性合同（Option contracts）。城市部门与农村通过充分协商、谈判，来决定转让的水量和方法以及输水时间和价格等。合同中的条款很重要，它要明晰买卖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且应具有灵活性，最终使双方都能从中获利。
日本《河川法》明确规定，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农业稻田灌溉用水属“惯例水权”，占有优先，禁止水权交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用水需求增加，争水矛盾突出，法律规定在高效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同时，可通过拥有水权的用户相互协商，对用水进行控制和调整用水量。近年来，日本出现了由城市部门提供部分灌溉设施改造费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节约下来的水则由提供投资的城市部门使用，这是激励农民进行设备更新的一种方法，这种间接的改变用途的水权转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水农业的发展，保护了农民利益。
明晰农业水权，允许水权转让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成功地实现公平有效的配水，限制农民无节制的用水，同时又激励了农民们的节水积极性，促进了农业节水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健全农业节水投入机制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节水都有一定的扶持，如政府无偿投资、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政府扶持与农民投入相结合，加大了农业节水投入力度，有力推动了农业节水的发展。
美国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干旱缺水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灌溉用水问题，长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首先，在工程计划方面优先安排灌溉工程项目。仅1902～1991年的89年间，联邦政府通过垦务局完成了106亿美元的水利工程补助性投资，其中20亿美元为灌溉设施投资。
其次，给予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是联邦政府扶持兴建水利工程的一个有效方法。对于一些农民急需而又缺乏资金的工程，只要农民提出申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必需的、长期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偿还期限为40～50年，年利息为3%。农民在还清全部贷款后，其产权则归农民所有，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兴建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又促使农民管好、用好水利工程，建立起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为了鼓励农民兴建水利工程，联邦政府通常采取向农民赠款建设工程的办法，一般赠款额为工程总投资的20%。
第四，在税收方面，联邦政府也采取优惠措施，水利工程免缴任何税赋，并可获得所征收的财产税中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偿还水利贷款，使工程做到按董事会决策的水价征收水费，达到收支平衡，良性运行。
此外，政府还根据需要，通过发行建设债券或从某些受益行业中提取建设基金等，支持灌溉工程建设。以色列国家供水工程投资全部由国家负担，对供水系统的运行维护费用，用水者负担主要部分（70%），政府负担小部分（30%）。国家负责建设和管理骨干水源和供水管网，把灌溉水送到基布兹（一种集体农庄组织）或莫沙夫（由个体农户组成的合作社）的地边上。农场内部节水灌溉设施的建设全部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经费有困难时，可以向政府申请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银行还可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由政府给予担保。国家水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不够运行开支时，每年作出预算经审核批准后由政府给予补贴。
澳大利亚灌溉工程斗渠以上的部分由政府投资兴建，并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农场内部设施由农场主自己负责。管理单位所收水费只够渠系输水工程运行维护费的70%，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农民兴建节水灌溉工程可向政府专门机构申请比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低7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另外，州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业用水更新用水技术和设备，如政府承担的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税补贴更多地向农民转移，以提高农业投资节水灌溉设备的能力，使其灌溉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发展。
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修建诸如水库、引水坝、干渠这类灌溉设施，地方政府负责修建向农田供水的支渠，用水户协会负责毛渠的修建。各级政府对灌溉工程设施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灌溉面积500公顷以上的干渠，由国家兴办，总投资的2/3由中央承担，县（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23.4%，市、町、村及受益农户只承担余下的10%。如果市、町、村和农民无力支付，通常先由政府垫付，工程建成收益后，再分年归还。县兴办的灌溉工程，总投资的一半由中央政府负担，县政府负担25%，市、町、村及农户负担25%。农户联合兴办的小型灌溉工程中央补助45%。
合理的水价政策体系
从全球范围看，灌溉用水的水价远低于生活、城市和工业用水。即使是在像美国、以色列这样的灌溉系统能够达到自我维持发展的国家，其灌溉用水的价格仍然远低于其他用水的水价。但是，为了鼓励农业节水，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水价政策。
以色列实行全国统一水价，通过建立补偿基金（通过对用户用水配额实行征税筹措）对不同地区进行水费补贴。不同部门的供水实行不同的价格，用较高的水价和严格的奖罚措施促进节水灌溉。
为鼓励农业节水，用水单位所交纳的用水费用是按照其实际用水配额的百分比计算的，超额用水，加倍付款，利用经济法则，强化农业用水管理；对配额水的前50%的用水按正常价收费（0.1美元每立方米），其余的50%将提高水价收费（约0.14美元每立方米）；对于超过配额用水的前10%，定价为0.26美元每立方米；再多的超额用水为0.5美元每立方米。此外，为了节约用水，鼓励农民使用经处理后的城市废水进行灌溉，其收费标准比国家供水管网提供的优质水价低20%左右，其亏损由政府补贴。
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水价政策，不仅保证了农业用水需求，而且鼓励或迫使农业有效节水，使其成为国际上农业节水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美国水价制定的总原则是：供水单位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偿还供水部分的工程投资和承担供水部分的工程维护管理、更新改造所需开支。同时采用不同级别的水价政策，包括联邦供水工程水价、州政府工程水价以及供水机构的水价等，各类用水实行不同的水价。联邦工程灌溉用水水价，只要求偿还工程建设费用，不支付利息；州政府建设的水利工程灌溉用水，必须支付全部的运行费、所分摊的投资和利息及其他费用；灌区水管部门从水利工程处购水再卖给灌溉用水户，灌溉用水费除水利工程购水费外，还包括灌区水管部门的配水系统成本、运行维护费、行政管理费。
美国所采用的水价结构随水资源条件不同各地有较大差异，但近年来都逐渐采用有利于节水的水价结构，累进水价。另外，农民使用处理后的废水（可达到地面水三类标准）发展喷灌、灌溉牧草等，水价只有正常地表水供水价格的1/3左右，也比抽取地下水便宜。
澳大利亚的供水分为政府控股、政府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兼有经营、私营等三种，不管哪种模式，对于各用水户都按全成本核算水价，包括年运行管理费、财务费用、资产成本、投资回报、税收、资产机会成本等项构成。灌溉水价主要根据用户的用水量、作物种类及水质等因素确定，一般实行基本费用加计量费用的两费制。全澳要求在2001年实现农业用水的水价完全包含成本。灌溉供水不取利润，供水单位是不赢利的；政府管理的灌区所收水费，只能用于工程维护和运行开支，水费要收支平衡；开支后的结余可接转下年用于工程维护，而不能用于发奖金等，以保持事业性水利管理单位的廉洁、高效。
澳大利亚和美国是完全采取市场制的水价政策，农业用水水价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求完全收回成本。
重视农业节水科研
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奥秘在于良好的推广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农业研究组织两大体系紧密合作。以色列建立了一套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组织紧密结合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科技课题直接来自于生产实际，并由生产部门提供科研经费及试验基地，由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组织承担。成果通过农业推广技术服务站以培训班、示范点等方式推广，所创利润由生产部门和科研部门双方分成。这种以生产引导科研，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
以色列每年用于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达8000多万美元，占农业GDP的2.6%，居世界第4位。尤其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方面科研投入十分巨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已成为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美国在农业节水方面是教学、研究、延伸服务一体化。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即原农业部土壤保持局，是负责美国全国田间灌溉和用水的机构，它在全美各地有十多个从事农田灌溉试验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通过观测试验改进各种灌溉技术、灌溉方法，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服务，并无偿对周围农民进行培训。农业部有一笔专项资金，补助各中心建立自己的示范区，通过这些手段，引导农民自觉地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
美国的灌溉用水推广机制是一种以股份公司为主体的企业型管理运行机制，辅以少量的事业性单位企业型管理。在这种机制中，各级董事会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董事会负责水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并决定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聘任与否，而不是由政府任命。各灌区参与管理的代表，则更是由用水户直接选举，别人不能干预。董事长、经理及工作人员除对国家法律负责外，还要对广大用户负责。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型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多为政府部门所控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政府管理的灌溉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工程设施老化严重失修，灌区水利用率下降。而用水户由于得不到及时、足额的灌溉供水，因此对工程的运行管理漠不关心。
为此，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制定有关政策、法规，鼓励用水户更多地参与灌溉管理，以改进灌溉工程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具体做法是，将许多基本的灌溉管理职能从国家机构转移到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以农民为主的地方组织。最常见的灌溉管理转移形式是将灌溉管理职责从中央政府的灌溉机构转移到财务自主的地方性非盈利组织，此类组织一般由灌溉工程受益区用水户组成，或者用水户在该组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灌区运行和维护责任的转移，导致用水户必须支付灌溉用水的实际成本，促使用水户自觉节水。
一、世界农业推广体制的现状及趋势
(一)政府兴办农业推广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证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应,即食物安全,世界各国都以政府办的农业推广组织作为主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农业推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其比例高达81%。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推广的组织形式都是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美国虽然州及州以下农业推广组织是以大学为基础,但仍是政府办的官方机构,联邦农业部设有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者和主要管理者[1]。
(二)政府财政支持是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确立农业推广事业和推广机构的法律地位,也保证了推广经费的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球农业推广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约为60亿美元,平均每个推广员经费为1.1万美元。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世界平均为0.5%。如美国的农业推广经费由农业部承担20%-25%,州政府承担50%,县政府承担20%-25%,私人捐款仅占一小部分[1]。英国的各级农业推广组织的经费开支均由各级政府提供。近年来,农业推广投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农业推广组织重视自我积累,除了社会、团体、企业,甚至慈善机构的投入外,对推广服务实行直接收费的做法不断增加,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它们中多数成员至少有20%的推广经费来自直接收费。
(三)农业推广私人化悄悄兴起,农业推广商业化势头加强
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推广模式中由政府农业推广机构通过教育与培训和咨询服务来传递和扩散农业科技成果的方式正发生改变,农场主为了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纷纷要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出现聘用专门技术顾问,并提供报酬的农业推广私人化形式。同时,世界上许多农资生产公司派出推销人员,在农村推广产品的过程中传授农业技术和新产品的使用技术,成为农业推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农业推广工作既有国家推广人员,也有商业公司的推销人员,从而调动了广大推广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推广的效率和效益。
(四)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结合越来越紧密
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与生产相结合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重视面向市场,通过推广人员与农业生产者之间上下结合,双向互动,使推广工作更具针对性。特别是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农业教育工作,以提高教育为先导,建立庞大的成人教育工程,尤其重视普通大众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如韩国为农民举办各种培训班,几乎每个农户每年都接受1次培训,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其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三者都结合得很密切。此外,在政府推广机构与生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民协会”,重视农民组织在技术推广和农村开发中的作用;丹麦、荷兰等国的农民合作社等生产经营组织,通过各组织间的紧密联合,成为农业推广面向农场(农户)的主要渠道和十分有效的途径。
(五)农业推广正向形式多样化、服务有偿化转变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农业推广形式越来越多,通过计算机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知识越来越普遍,农业推广人员提供无倾向性的实用知识,由农场主自主决定采用与否。如加拿大农业推广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形成全国性的电脑信息网络,并且通过卫星传送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连接起来,在已入网的农户中可以随时获得10分钟之前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在不同地区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户之间还建立了电子邮件传递系统,迅速传递农业技术资料。此外,农业推广服务方式也有所改变。如英国农渔部设立的农业咨询所(ADAS)、新西兰的“新西兰农业”的推广技术服务公司,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以及拉美的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方式,以弥补农业推广经费的不足。
(六)狭义的农业推广正逐渐被广义的农业推广所取代
传统的以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目标的狭义农业推广正转向广义农业推广,农业推广不仅单纯地推广农业技术,还包括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民带头人及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量等方面。它是以农村社会为范围,以农民为对象,以农场及农户为中心,以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内容,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的农村社会教育,它不仅使农民获得实用知识和技能,而且特别强调注意改变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团体发展能力,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美、日等国通过地方志愿者,德国政府通过官方推广咨询机构,以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其生活水平为目标,根据农家及企业的需要,面向全体农民开展全方位的无偿服务。
二、目前我国农业推广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推广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当前农业推广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推广,在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组织创新滞后,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既受农业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又受上级推广机构的业务指导,在组织管理上具有双重性。由于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权大于推广机构上级的业务指导权,使得农业推广机构的组织领导功能较弱,农业推广部门的工作较多的是围绕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来开展,对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管理权受限制,其业务上的指导和建议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未形成有合力的运行机制
我国现有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部门分属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管理,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只有工作上的相互协作,没有管理体制上的内在联系,相互之间协调困难,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要严重脱节。此外,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校的科研行为与市场需求、农业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和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削弱了“教育、科研、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农业推广投资机制不健全,资金短缺,工作难以开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是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进行研究开发,农业企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使得投资渠道单一,资金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不到0.25%[2-3]。很多地方农业推广经费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大幅削减推广事业经费,相当一部分基层推广人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有的甚至难以保证基本生活,使农业推广体系面临“线断、网破、人散”的危险。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新的综合配套技术无法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四)农业推广局限于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
我国目前的农业推广注重农业实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农业推广机构主要承担把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及咨询服务等介绍给农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等工作,忽视了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农民在商品经济竞争中对科技、市场、金融、文化等方面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五)农业推广人员队伍残缺,综合素质不高
我国目前农业推广人员数量少且素质较差。据统计,我国农业推广人员只有88万,初中以下的就占60%,平均万公顷土地仅有12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4]。在布局上呈“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农业推广人员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的农业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并有下降的趋势;农业推广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由于基层推广机构待遇低,工作艰苦,人才断层问题普通存在。在这些农业推广人员中,接受高层教育人员比例少,人员素质偏低,大部分是属于种植业产中服务型人才,而养殖业、农村非农产业和市场服务人员比重偏小,农业推广人员缺乏综合性、多学科知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六)农业推广形式单一,手段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主要是通过行政指令来搞项目推广,农民在推广计划实施过程中参与程度低,农民不能成为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用户。农业推广形式还未从过去推广什么农民就接受什么转变为农民需要什么农业推广部门就推广什么,尚未形成“市场—项目—成果—推广”的农业市场反馈机制。在推广手段方面,多集中于技术讲座、技术示范等传统方式,农业信息技术,如信息网络、远程教育、互联网等新的推广技术手段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七)农村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据统计,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人口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19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名,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而在美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年。到2000年,农村普及9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仅达到54%左右[5]。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低与农业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
三、发展面向世界的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几点启示
(一)建立以国家农业推广机构为主,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体系
为了保护农业,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保持农业的基础和战略地位,保证食物安全,在我国经济不发达、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国家兴办农业推广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发挥,有利于把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现有国家农业推广机构的管理体制方面,应借鉴美国、日本、泰国等农业推广组织实行垂直领导的经验,打破目前的条块分割的状况,加强农业推广机构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和组织协调。随着农业推广由一元化演变为多元化,建议建立起一个高层次的国家级农业推广协调机构,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和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职能,使多元化农业推广机构有序地、公平合理地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在竞争中合作和发展。
(二)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推广资金融资投入机制
在国家财政作为农业推广经费主要来源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合作推广,建立多渠道融资投入机制。通过立法手段,争取保证国家财政每年投放到农业推广的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0.5%以上。要借鉴美国多渠道多元化筹资经验,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农业推广基金,广泛在社会上筹资作为农业推广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鼓励民间、私人投资于农业推广。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有偿服务,或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如示范农场、植物医院等,有条件的可尝试实行股份制,通过多种形式壮大农业推广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
(三)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结合
农科教结合、产学研一体化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密切结合是多数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好的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美国以州立大学为基础,将州级农业推广机构设在州立大学内,在农学院直接领导下,农业推广、科研与教育密切结合,堪称典范。日本的农业普及事业协作组织机构,将农业科研单位、学校和改良普及所等相关组织联系起来,实现了科研、教育与推广的有机结合[6]。我国的农业推广应充分调动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农业推广机构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创造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同时,增强农业推广工作的综合服务功能,在农业产前引导、产中指导、产后促销方面多下功夫,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开发科研成果、开展推广服务工作。此外,我国有近70所农业高校,要重视农业高校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坚力量。
(四)扩大农业推广内涵,充分发挥农业推广工作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对农业推广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农业推广的内涵更为丰富。借鉴美、日、法、德等国的农业推广经验,农业推广应在保证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作为重点和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家政服务,通过家庭示范和家务咨询等,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此外,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维护生态环境、社区和农村地区开发,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推广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积极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实行多形式的农业推广
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知识技术更新加快,信息传播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里,迫切要求农业推广的形式和手段的创新。面向新世纪,我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应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加大信息网络建设,整合网络资源,丰富网上信息,实施网络进村入户工程,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向广大农民普及推广科学知识、先进技术等,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用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协会、企业、农民等多方面积极性,通过农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推广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村致富奔小康。
(六)鼓励建立多形式的农业推广组织,实行推广队伍多元化
农业推广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是一种很受农民欢迎的民间合作经济技术组织形式。在日本、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农协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重要作用,尽快制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法律地位,提供优惠政策,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大力发展农民、企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组织,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专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并使其不断完善、健康发展,使之在推进农业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以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农业推广人员和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农业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优化队伍结构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业推广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推广队伍的人才结构和推广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不断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要加强现有推广人员的综合性、多学科方面知识培训,以在岗学习为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促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提高农业推广的服务水平。此外,农民是农业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者,要提高推广效率,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目前,我国农业推广工作要通过农业广播学校、电视大学、技术讲座、专业培训、职业高中、信息网络、远程教育、函授和夜校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技术员队伍,把科学技术送到千家万户,传授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加速农民知识化进程。
1美国
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信息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1)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自从1844年莫尔斯(S.F.B.Morse)发明第一封电报起,人类就进入了电子信息传播时代。1946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真空晶体管后,美国的无线电声音广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此后随着图像传递技术的发明,美国的无线电声像广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入广播、电话阶段。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基本在美国农村地区普及。1954年美国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为49%,到196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3%。从1962年开始,美国开始资助在农村建立教育电视台。电话和声像广播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把大量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起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作用。此时,计算机才发明不久,体积较大,运算速度较慢。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局限于科学计算阶段。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运用线性规划对饲料配方和饮料问题的处理等。
(2)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寻求计算机以开发潜在的战略价值。这促进了计算机的研究与发展。1944年霍华德.艾肯(1900~1973年)研制出全电子计算器;1946年标志现代计算机诞生的ENIAC(The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omputer)在费城公诸于世;1956年,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后,计算机制造商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微型电脑。1981年,IBM推出了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个人计算机(PC)。此后,整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个人微机的拥有量不断增加,计算机继续缩小体积,从桌上到膝上到掌上。与IBMPC竞争的AppleMacintosh系列于1984年推出。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化经营和实用化推广,带动了美国农业数据库建设、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建设。1985年,美国对世界上已发表的428个计算机化的农业数据库进行了编目。这些数据库是当代最重要的农业信息资源。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的是: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它存有杂志论文、政府出版物、技术报告等;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还有信息研究系统CRIS,该库可提供美国农业部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数据库应用系统则有不同的目标,它们分别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科研。如美国还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现有60万个植物资源样品信息被计算机化,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应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到1985年,美国已有8%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大农场则已计算机化。迄今,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2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事广播(有线放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管理(计算机)中心、以及农村有线电视放送(CATV)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GreenUtopia构想”,顺应了当时新闻传媒的潮流,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80年代末,由于各种信息机械的迅速普及与网络化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政策业不断地进行扩充,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底,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建立的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网络中心等机构有67个,平均每个县有1.5个农业信息中心。另外在全国各地有38个研究机构开展的信息化软件开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研究等课题。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德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德国农业广播、电话、电视等通信技术发展,并在农村地区普及。是德国农业信息传播的初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建立数据存储等农业信息化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如早在1976年就使用计算机计算每块地的面积、登记每块地的类型及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地区、村庄、道路的信息系统。8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委托有关研究部门建立了全德国的地区农业经济模型,后来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正成为很成熟的农业信息处理系统,为有关决策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模拟模型技术开发走向应用的阶段。在此时期,德国在农业的数据库技术研究开发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如B.Hau(1985)设计了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用于作物害虫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和应用。J.Lipinski(1988)设计了农药残留数据库IN-TERPRET,科学地管理农药残留数据。G.Teubner(1989)设计了植物保护剂数据库,用于植物保护剂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E.moll(1990)建立了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将苹果害虫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与危害、防治方法等信息科学有序的管理起来,方便查询与开发利用。D.Blumenbach(1986)研究建设植物保护文献数据库PHYTOMED,用于德文和英文文献的的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德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电脑广为普及。通过Internet联网,德国已拥有了发达的通讯网络。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大型而低效的数据存储设施被高效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目前,德国通过各种网络的连接,可查找到各种专业研究信息、科技管理信息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4法国
在1997年前,法国信息化还相对滞后。在信息网络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当然也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从1997年开始,法国政府将信息社会的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前总理奥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于当年启动了“信息社会项目行动(PAGSI)"。经过不懈努力,法国已经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法国家庭电脑配备在1997年到2000年几乎翻了一番。在2000年末,个人电脑家庭配备率介于26%~33%之间,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该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由此也促进了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2000年,法国有700万至1100万个英特网用户。法国在家庭、公共场所、农业企业及工厂的英特网用户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欧洲平均水平。为了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法国政府计划于两年内把全法互联网络建设年度投资额提高到目前水平的2倍以上。
5印度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1964年安装的,是一台IBM1620-Ⅱ,在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IASRI)用来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IASRI的计算机系统1977年升级为B-470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ASRI应用计算机进行气象学、遗传学和产量预测方面的研究。1971年印度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NISSAT)。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归国家科学与工业委员会领导,不是一个大的领导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协调性组织。其目的是把信息系统和服务中心相互连接,成立一个整体性信息服务网。通过协调,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1979~1985年间,IASRI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系统来提供服务,之后则由位于新德里的农业研究信息中心来提供这项服务。1983年,IASRI成立了一个农业统计和计算机应用高级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一些农业大学,比如G.B.Pant农业技术大学也在应用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校管理。1985年左右,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库和疾病信息系统就开始使用小型个人计算机。直到1990年,个人计算机才开始在农业研究院所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ARIS)项目,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利用信息;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研究项目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
6韩国
(1)韩国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1986~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单产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锐减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信息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下工夫上,首先,加大对通讯设施的投资,1986年在这方面投资高达20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7.7%。其次,鼓励私人企业介入。1989年国家通讯部宣布了若干项通讯市场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建立增值网的措施,加速通讯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的建设,到1994年全国拥有电话线2078万条,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1988年韩国数据通讯株式会社(DACOM)研制出一种尖端电讯网络,可以提供电子邮递、资料库和增值网信息等服务,大大地改善硬件设施的环境,为农业信息化搭好大展宏图的舞台。
(2)韩国农业信息化初步发展阶段(1994~1999年)
1994年韩国推出《农渔业振兴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加强科技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强化了政府在信息化过程的作用。
(3)韩国农业信息化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追赶型”国家有可能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技术反过来推动和改造传统的农业,甚至于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阶段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更注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
7越南
越南的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在世界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互联网络,2000年正式加入东盟电子协议。目前,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在实现电子化管理过程,政府吸取了许多国家的经验,计划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建立网站,为人民提供基础信息;第二步建立并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贸易信息系统;第三步建立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软件工业,尽力替代进口软件,并逐步实现出口自己的软件;第四步是为了适应技术开发的需要,加强对农业信息技术专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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