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4 11:31:09
导语：在中国产业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2.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入，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1．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2．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首选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到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率均超过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但从近期看，无论是外贸总额的增长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其增幅均有所放缓，特别是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首次出现低于总体贸易额增长的情况。这也与总体的外贸环境不容乐观有一定的关联。即使外贸环境发生如何的变化，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态度始终不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部分都维持在17％的最高退税率。国家多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虽然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从市场中淘汰，低端产品规模逐步减少．产业结构有所优化。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释放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分工不断深化、国际经济分工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分工政策环境不断改善的产物。商品的区际间或国际的价格差异引发了国际贸易活动，而资本的区际间或国际间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综合获利差异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对广泛存在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因为大规模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最早是由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和后来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来完成，所以经典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行为长期跟踪分析和研究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兴起，又形成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各种投资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认识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由于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上也呈现不同的经济特征。
四、结语
加强对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宏观上分析世界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分布趋势，从中观上比较不同区域的外资特征，从微观上分析不同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实证支撑。
摘要：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其中有人担心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巨大优势的外资企业会不会在其进人的行业内形成垄断，从而控制中国的产业，向消费者提供垄断高价。
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反垄断处调查发现，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行业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占有中国手机市场的70%，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观。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极易垄断行业市场，从而损害国内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利益。
笔者主要分析跨国公司投资进入，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结构变迁过程中跨国公司的竞争行为变化。
一、我国市场结构的变迁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推动了我国的市场结构的改变。在外资进人之前，中国市场是高度分散的竞争性市场。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而在跨国公司进人的初期，由于其具有竞争优势，在其进人的行业一度垄断市场，甚至独占了市场。但随着竞争对手的大量出现，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少数几家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市场成为相对分散的竞争性市场。
1.从高度分散竞争性市场到寡头市场
(1)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一1991年为第一阶段，其后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跨国公司投资以新建投资方式为主。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因此跨国公司进人初期一般都会降低集中度。在第一阶段进人的FDI主要投向了纺织、成衣、玩具、加工工业、消费类电子工业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我国实际上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在跨国公司进人之后，短期内降低了市场集中度，促进了竞争。如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家电企业依靠提供技术、转让生产线与中国刚刚起步的家电企业合作，最早进入中国家电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家电企业凭借产品的耐用、优质、精美等特性在中国市场形成良好口碑的机遇，纷纷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合资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家电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使市场集中度已经较低的家电行业进万步降低了市场集中度再如，世界轮胎巨头美国固特异公司和韩国锦湖集团进人我国轮胎市场时的生产规模平均只有500万条左右，而当时国内轮胎行业已经有了5000多万条的生产规模。他们的进人只会降低我国轮胎市场的集中度，促进竟争。
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在资金、规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示出来。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市场占有率也节节攀升，其中不少已经处于垄断地位。大量中国本土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或转行或破产或被兼并，市场集中度又发生了变化。在跨国公司进人的一些行业，市场已经趋向独占或寡头市场。再以轮胎行业为例，2001年3月，国内轮胎行业的龙头老大、世界排名第18的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投靠法国米其林。从此轮胎这个长期被视为战略物资的行业主导权将转移到外方手中。有专家预计，在2008年以前，米其林、固特异、普利斯通三大轮胎行业跨国巨头将占中国轮胎市场80%的份额。我国的半导体工业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控制。1998年上半年，8个“三资”企业的销售额占了88%，其中日本的NEC就控制了中国50%以上的半导体市场。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行业，跨国公司的渗透已经无处不在，国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几乎都有跨国汽车巨头的背景。大众、通用、本田、雪佛莱等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汽车业的命脉。2000年前，仅大众就占据了中国轿车行业60%的份额。而通用汽车在进人的五年内，其市场份额就上升到了15%。在信息通信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摩托罗拉、微软、英特尔、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等跨国巨头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兴建研发中心，既夺市场又抢人才，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柯达、富士等跨国巨头在感光材料行业的垄断地位更是牢不可破。此外，零售、快餐、制药、日化、石化等领域，欧美日跨国集团近年来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扩张步伐，进一步蚕食中国同行的领地。
(2)进人壁垒的突破。进人壁垒是反映市场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反映市场中现有厂商对潜在进人者的阻挡能力。由于跨国公司拥有的规模经济和专用性资产构成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进人壁垒对跨国公司的阻挡并不具有实质性作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凭借竞争优势，并通过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安排，可以实现对东道国进人壁垒的突破。在我国市场上这种情况比较明显。虽然我国在一些产业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如纺织、家电等。但大多数产业生产能力还比较弱，而且单个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差别化优势不突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上经济性进入壁垒的突破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
跨国公司凭借规模优势。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地位。我国钢材生产总产量世界第一，超过日本和美国，是韩国的三倍，法国的五倍。1998年，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两家钢铁公司的销售收人分别是216亿、97亿美元，而我国的首钢和宝钢两大钢铁公司的销售总额之和仅为53亿美元。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动力集团是最大的国内动力集团，1995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通用动力1994年的营业额为647亿美元。有数据显示，2002年，三资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是国内同行业企业平均水平的1.64倍，平均资产规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其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金属制品、普通机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三资企业的产值和资产规模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规模上的明显优势决定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竞争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克服行业的规模壁垒，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
跨国公司通过大量的广告投入和促销活动，逐步克服中国市场上的差异化壁垒。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前，我国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虽然已经拥有了一些名牌产品。但大多数企业的商标保护和品牌竞争意识并不强，品牌运作手段陈旧，不少企业甚至在合资时将原有品牌和商标低价甚至无偿出让给外方。湖北的“活力28"洗衣粉)、北京的“熊猫”(洗衣粉)、上海的“美加净”(牙膏)、广州的“浪奇”(洗衣粉)等日化品牌原本有着很高的市场认知度，但与跨国公司合资后，在外方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外方按照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部署在华品牌战略，将产品定位在高档，即使保留本土品牌，也将其价格提高，导致本土品牌原有的消费人群流失。这种“品牌谋杀”色彩的战略令本土品牌迅速在市场上销声匿迹。相反，跨国公司则极其重视品牌效应，不仅在合资企业安排自己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宣传，而且还积极尝试品牌当地化。宝洁公司仅在洗发水方面就有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品牌。2004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会上，宝洁公司竞标黄金段位，一出手就是176亿元，成为日化行业中的央视广告“标王”!
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明显，我国国内行业的技术壁垒在其技术优势面前没有丝毫阻挡作用。有关调查显示，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出国内同类企业，与母公司相比，使用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例达到了42%，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5%。与国内企业相比，使用填补国内空白技术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例达到了65%，使用先进技术的占35%。
在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竞争优势，实现了对经济性进人壁垒突破的同时，我国对外资市场准人等政策性壁垒也出现了逐步弱化的趋势。加人WTO后，中国对外开放进人了新的阶段，除了个别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之外，其他市场逐步向外资开放。而且，国家在外商投资方式、股权比例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少。加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进人中国市场的非经济壁垒也很容易就被突破了。
(3)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跨国公司来华技资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而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因此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巨大，一般来说都达到了最小有效规模。中国的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上、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经营的产业范围上，很难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跨国公司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各种优势。目前我国在钢铁、煤炭准工、建材、彩电、纺织品及很多日用品等主要产业都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但不相匹配的是我国单个企业的生产规模太小，综合优势不强，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必然会因为力量薄弱而居于下风。我国最大的软件集团沈阳东软公司2002年的销售总额为20.7亿元，仅相当于Microsoft公司2002会计年度销售额280.053亿美元的1.02%。在跨国公司不断冲击下，国内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探刻地认识到了面对世界巨无霸所带来的残酷市场竞争，只有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才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跨地区、跨行业的收购兼并以及由政府行为主导的国有企业重组都实现了快速的规模扩张。如三大石油公司和三大航空公司的组建迅速地提高了企业规模，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2.从寡头市场到相对分散的竞争性市场
(1)竞争主体的变化与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于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良好赢利前景的预期以及市场准人的逐步放松，大量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市场重要的参与者。随着大量跨国公司的进人和国内本土企业的发展，行业的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并引起了市场结构的又一次大转变。先以轿车行业为例。随着通用、丰田、本田、马自达等汽车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扩大和国内一汽、二汽的加大对国有品牌汽车的支持以及华晨、吉利等民营汽车企业的兴起，中国轿车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大众一支独秀的格局被打破了。2002年轿车市场CR1为25.6%，比2001年下降了7.1个百分点，CR3为53.4%，下降了6.6个百分点，CR4为61.8%，下降了5.9个百分点。手机市场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后期，摩托罗拉公司首先在天津投资2.8亿美元，建立独资的移动通信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手机市场，随后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索尼、阿尔卡特、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进人开始挤占摩托罗拉的市场。就在国内手机市场几乎被外资垄断的时候，国内手机制造商开始发力，波导、TCL,厦新等手机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竞争加剧使得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品牌集中度开始下降。从赛迪顾问的统计数据上看，2003上半年，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前三名销量份额为45.1%，比2002年市场前三名销量份额下降6.9%}厦新、康佳、东信和科健等国内厂商也进人销量前十名，再加上进入销量前五名的波导和TCL，国产手机品牌已经在中国手机市场上拥有了较大份额。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的大规模进人和中国国内本土竞争对手力量的壮大，不仅单一或极少数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就使整体跨国公司想垄断中国市场也难以实现。
在中国加人WTO后，电信、金融、能源、旅游、煤气和公用事业等行业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外资进人的门槛越来越低。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长较快。跨国公司进人后势必削弱了这些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垄断地位，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增强了这些领域的竞争程度。
(2)重构进人壁垒。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金额较大，一般在短时期内是不容易收回的。因此跨国公司一般在东道国市场会有较长期的战略目标。为了阻止其他竞争对手(不管是来自东道国还是第三国)的进人和确保自己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需要对其进入的市场重筑进人壁垒。首先，跨国公司重构规模壁垒。由于大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力日剧，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华投资，通过收购、兼并、合资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内资企业很难达到的规模水平。其次，构筑技术壁垒。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积极开展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跨国公司掀起了在我国进行R&D投资的高潮。微软、摩托罗拉、宝洁、联合利华、杜邦、英特尔、诺基亚、松下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相继在华成立了研发中心或宣布了大型的R&D投资计划。再次，构建差别化壁垒。日化用品、家电、移动通讯、食品、快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在广告促销方面投人了巨额费用。如前所的跨国公司并没有太大压力，而对其中国同行来说实际是构筑了相当大的壁垒。
二、跨国公司竞争行为的变化
1.从价格垄断到价格下调
在独占或寡占市场下.市场上鲜有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往往将价格定位于高端，价格垄断是跨国公司获取垄断利润的惯用手法。如背投彩电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1年前长虹还没有开发出第三代背投彩电的时候，东芝、索尼等外资品牌占据了背投市场儿乎百分百的份额，价格也是高高在上，2001年背投的价格在1.8万元以上。
随着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竞争加剧，多数跨国公司在华长期坚持的高价位产品价格战略也随之变化。先以汽车为例，大众汽车的“普桑”在富康、夏利等车型的“威胁”下价格持续下降。从1998年到2001年三年时间价格下降了近40%。手机市场也是如此。1999年以前，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少数手机品牌垄断了中国市场，手机价格奇高.是少数人才能消费的高端产品。而1999年放开手机牌照以后，进入中国市场的手机生产商不仅有来自国外的更多的跨国产商，还有波导、TCL,厦新、康佳、科健等为数众多的国内新进人者，手机价格也持续降价，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消费品:日化品市场也存在同样的现象。1998年宝洁碧浪超效洗衣粉(第2代)400克装市场全年均价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2代)400装全年均价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2代)400克装市场价已经低到5.16元，三年时间，产品价格下降了35%，而同期国内大致相同质量的洗衣粉价格仅下降了不到8%。
2.从技米锁定到加快技末转移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为了获得持续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期望通过技术锁定战略防止技术外溢。跨国公司进人中国的早期，普遍采用技术锁定战略。据调查，只有14%的跨国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华使用了最先进技术。有33%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和产品，是其母公司已经不再使用的技术。微软公司在进人中国市场的初期，也采用技术封锁战略，不开放源代码，不转让软件技术，只卖产品。在我国轿车行业发展之初.国外的车厂把一些在国外已经淘汰的旧款车型送人中国，就可以红遍大江南北。当桑塔纳在欧洲已发展成为帕萨特的时候，我们的“普桑”还在大行其道。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据研究人员在2001年的一次调研结果显示，2001年，使用其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从1997年前的14%增加到了41%，使用母公司已经淘汰技术的企业由33%降到了13%。仍以轿车行业为例，随着国外汽车业巨头在中国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国际巨头开始将主力车型和与世界同步车型放在中国国内生产。目的是为了赚取比其他成熟汽车市场大得多的利润。像“别克新世纪”、”雅阁”、“帕萨特”、“高尔夫”等。随着宝马3系5系、福特蒙迪欧、以及丰田花冠、佳美都已经或即将在国内投产，许多原来只能在进口车卖场才能看到的车型，都挂上了“国产”的旗号了。半导体行业老大英特尔2002年5月在上海宣布增资3亿美元，用以完善其具有检验、测试、封装功能的奔腾4处理器生产平台。2003年8月宣布斥资2亿美元在成都建立芯片测试封装厂。居世界半导体产量第二的东芝2002年7月在无锡成立了“东芝无锡半导体有限公司”，计划3年内增资100亿日元，使双集成电路的年产量达到3,000万片的目标:甲骨文公司以首期投资1亿美元与中国教育部合作，推动建立包括北大、清华、复旦、同济等35所示范软件学院。IBM和中国400余家应用软件开发商共享IBM的技术平台，并计划培养10万名中国软件白领技术人员。在IB并和甲骨文等对手的竞争压力下，微软也不得不加快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2002年6月微软表示在今后3年内在中国投人62亿元人民币，并在开放源代码、加速软件技术转让，拟订与中方伙伴的合作计划等方面提出了六项承诺。可以说，加快技术转移已经成了跨国公司竞争战略的需要。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从理论出发，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贸易保护政策的有关概念及其内容，经济危机下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进行研究。
论文关键词：产业；国际贸易；中国贸易政策
一、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
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
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二)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首选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
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率均超过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但从近期看，无论是外贸总额的增长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其增幅均有所放缓，特别是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首次出现低于总体贸易额增长的情况。这也与总体的外贸环境不容乐观有一定的关联。即使外贸环境发生如何的变化，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态度始终不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部分都维持在17％的最高退税率。国家多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虽然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从市场中淘汰，低端产品规模逐步减少．产业结构有所优化。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税率，以缓解南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释放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分工不断深化、国际经济分工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分工政策环境不断改善的产物。商品的区际问或国际的价格；引发了国际贸易活动，而资本的区际间或围际间的现实的或澄的综合获利差异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对广泛存在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因为大规模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最早是南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和后来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来完成，所以经典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行为长期跟踪分析和研究的结果。2O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兴起，又形成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
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各种投资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认识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由于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上也呈现不同的经济特征。加强对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宏观上分析世界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分布趋势，从中观上比较不同区域的外资特征，从微观上分析不同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实证支撑。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步伐，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亟待向纵深推进，因为产业结构的国内现状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面对着种种挑战，我国应该在尊重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从分析国内产业结构的现状入手，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随着中国加入wto带来的经济开放性增长，产业发展必须迎合开放趋势是时代的要求。然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发展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要求。从目前看来，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正处于以下几个关键时期：（1）产业发展正处于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变为以提高素质为主的关键期。我国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除少数行业之外，已主要不是在生产能力和产量方面的差距。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丰富产品品种和结构、降低单位产品物质消耗，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这对于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产业结构正处于与需求变化相适应、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关键期。目前，我国大多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已超出了市场需求而出现了相对过剩。避免过度竞争，优化配置资源，适应民众多品种、多层次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的趋势要求产业结构及时调整与优化。（3）产业结构正处于升级的关键期。从国内的产业实际运行来看，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基本消除，目前的重点应是提高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与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结构进入高技术化、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的新领域[1]。（4）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正处于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期。加入wto使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扩散到国内市场。在新兴产业领域尚未形成竞争力而传统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日益弱化的形势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关系产品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事关民族产业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安全。
二、 我国产业结构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经济建设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得到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近几年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要求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走过的相应阶段相比，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仍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第二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
这些矛盾具体表现在：（1）从组织结构看， 多数企业都自我封闭，办成万事不求人的小社会。行业内各个单位，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组织结构庞杂。（2）从规模结构看， 我国企业规模过小的现象尤为突出。虽然我国与多数国家一样是大中小企业并存，但从资产结构看，美、英等国100家最大工业公司占工业总资产的比重都在50%以上，而我国仅占25%左右。如在汽车行业，全国汽车总产量还不足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年产量的20%。相比之下，我国企业规模就显得太小，很难取得规模经济效益。（3）从产品结构看，我国高技术含量产品较少。这样，不仅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企业经济效益的低下，而且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4）从地区结构看，各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热衷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如我国中部与东部的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的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7.9%，绝大多数省区之间、省区内各市县之间也存在产业结构趋同化的问题，表现为各地的支柱产业选择雷同[2]。
（二）第一产业的结构性问题亟须解决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的生产技术没有大的改进，整个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水平很低，2/3耕地靠畜力、人力耕种，1/2耕地靠自然灌溉，大部分处于以人力、畜力和自然力为主要动力，手工工具占主导的落后状态；尽管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量的72%，农业劳动者人数3倍于工业，但农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及工业的1/6，农业技术人员奇缺，以致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转化率已达70%～80%相比，我国的转化率仅有30%～40%；农产品结构不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从反映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6.7%下降到目前的41.9%，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为52.6%[3]，意味着城乡居民有更多的钱用于满足温饱之后的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并对农产品消费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不能不考虑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三）第三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也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仍然是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所占比重不大。如果分别与库兹涅茨模式、钱艾西模式和赛钱模式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应该分别达到41%、49%、40%左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应该分别达到37%、42%、35%左右。与之相比较，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较大程度低于国际标准模式的水平[4]。可见，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种种不合理因素，对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都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急需采取相应的调整与优化的对策，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三、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
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率的提高，要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优化工业结构的对策
我国工业结构的优化，总的思路是要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贯彻发展中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在工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中促进发展的原则。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东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科技人才聚集的优势，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支撑经济增长作用强的主导产业，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其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引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持中西部地区采用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资源优势与适用先进技术的结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产品的附加值[5]。
（二）优化农业结构的对策
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基本思路是要以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应与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为目标，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既要以农业科技进步为先导，以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强化农业的科研攻关，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创新中心，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又要实施以公司带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样，能把市场信息、技术服务、销售渠道更直接、更有效地带给农民，能有效地解决众多农户进入市场、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有利于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增值增效，有利于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国家应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扶持。
（三）优化第三产业结构的对策
与工业结构、农业结构相比，第三产业结构要复杂得多。它既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又包括金融、保险等广义的社会服务体系，还包括科学教育、医疗卫生等关系到居民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的服务行业。首先，要推进第三产业的改革和开放，加快这些服务行业的高效发展。同时，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竞争，以发挥市场机制对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作用。其次，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这是调整与优化第三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对缓解资金、资源的供求矛盾也有重要意义[6]。将同样的资金、资源投入这类行业，比投入到第二产业多吸收50%的劳动力，而平均能源消耗只是第二产业的20%。这对于扩大劳动就业，保持社会稳定，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也具有现实意义。
摘 要：引进外资、扩大进口对我国经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对产业安全又是有风险的。当前，我国产业在产品品牌、市场占有率、技术自主性、主体民族性、结构层次、政策效果等方面，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为此，政府应当及时完善引资法律体系，健全产业安全管理体制，培育优势主导产业，从而形成有利于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大环境；企业应当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品牌战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努力增强自身竞争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产业安全；外国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技术??
1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品牌安全?
品牌是企业为自己的商品确定的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是便于消费者把该商品与众多竞争对手的商品区分开来的手段。外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使中国民族工业品牌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民族品牌的所有者多为国有企业，它们在转轨时期因发展的需要和资金缺乏，都主动或被迫选择了合资的道路，将品牌及有形资产入股。国有企业因投资较少，在合资公司中通常无法控股，因此受制于人。外商利用控股优势，掌握了合资企业的采购、供应、销售、财务等要害部门，制定有损中方利益的生产、营销战略。?
一些国际知名大公司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在投资中明确要求生产的产品使用它们的品牌。有些合资企业最初保留了中华品牌，但在经营过程中，外方凭借控股优势，采取减少广告费、降低产量、提高价格等多种不正当手段封杀中华品牌。与此同时，外方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生产线和劳动力大规模生产自有品牌，利用合资企业的资金大张旗鼓地为自有品牌做广告宣传。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许多耳熟能详的中华名牌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如日用品中的活力28、熊猫、白猫、美加净、中华等。 ?
“熊猫”牌洗衣粉原属于北京日化二厂的产品，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是一个国内知名洗衣粉品牌。1994 年，北京日化二厂以品牌、厂房等作为股份与美国宝洁公司合资。宝洁公司以 65% 的股份控制合资公司，并以1.4 亿元买断了“熊猫”品牌 50 年 的使用权。为了加快宝洁品牌取代熊猫品牌的进程，控股公司将熊猫洗衣粉的价格提高 50%。该方法实施 7 年后，熊猫洗衣粉的产量下降为原来的 6.67%。合资公司遏制了熊猫品牌的发展，却为宝洁品牌的全面扩张铺平了道路。?
2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市场安全?
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和进口产品，在中国的许多产品市场占有垄断地位。?
外资企业在行业中所占的产量和销量比例与日俱增。2002年的统计显示，轿车行业中三资企业占有 68% 的份额，电梯行业中三资企业占有 70% 的份额，彩色显像管行业中三资企业占有 65% 的份额，机床行业中外商占有 62% 的份额，洗涤行业中合资企业的产量已达全国总量的 40%。200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平交易局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的50％以上，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共占有中国手机市场的70%，美国ibm占有中国ia服务器市场的19.3%，日本索尼占有中国照相机行业市场的18%。?
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营销网络。柯达的影像零售网络目前拥有8000多家零售店，成为规模仅次于中国邮政的全国性网络。我国年消耗彩卷1亿多个，但外国品牌“柯达”、“富士”两大寡头的产品充斥市场，国产品牌仅有“乐凯”在艰难支撑。在一些限制性较强的行业，跨国公司采取合资的方式建立了本土化的销售网络。如在成品油零售市场，bp、埃克森美孚两家公司通过与中石化、中石油开展合作、合资，仅在广东一省就建立了1000多座加油站。?
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高，使中国财富大量外流，民族产业的生存环境恶化。?
3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技术安全?
3.1 跨国公司限制技术转移的策略与中国技术安全?
跨国公司在进行技术转移时，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侧重于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从国际生产的地区分布上，跨国公司一般将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配置在母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而将中低档技术、低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配置到发展中国家。根据小岛清的“逆贸易导向型对外投资”理论和赤松的“雁行发展”模式，东道国引入的一般只是投资国即将淘汰的技术。目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价格和自然资源价格，这就决定了跨国公司转移的绝大部分技术是一般技术。?
此外，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垄断地位，牟取巨额超额利润，总是将最先进的技术控制在内部核心企业中。例如，微软牢牢控制着视窗软件的源代码。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严格控制高新技术扩散，而跨国公司 90% 以上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在母国进行。因此，中国极难通过跨国公司引进世界最先进而又最适用的技术。?
3.2 合资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附与中国技术安全?
外资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总是选择实力较强、效益较好的中国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这些企业原本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但合资后外方凭借控股优势，削弱甚至取消我国企业原有的技术开发机构，迫使合资公司直接采用外资母公司研究开发机构提供的技术。?
2001年前后对 120 家合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没有设立技术研究与开发机构的企业达49%。而在设有研发机构的合资企业中，这些机构目前也主要是从事应用技术研究、产品测试等活动，基础性研究仍然是由跨国公司总部完成。“三资”工业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仅占销售收入的0.4%。合资企业在技术开发上依附外国的状况，严重削弱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3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独资化”趋势与中国技术安全?
为了加强技术封锁，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独资化”趋势上升。?
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我国有三种方式，即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以中外合作方式为主，以后中外合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外商独资企业快速发展。?
这三种方式在采用技术的先进程度、组织控制的严密程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为例。中外合资方式可以为中方人员提供了较多的接触跨国公司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具有较高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跨国公司只会向中外合资企业转移一般技术。外商独资方式使跨国公司拥有完整的决策权，可以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因此跨国公司愿意向在华企业转移先进技术甚至部分核心技术。?
统计资料显示，世界500强在华投资企业使用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比重迅速上升，90年代中期仅为14%，2001年达43%，2002年接近80%。但是，高新技术转移的对象是外商独资公司，中国其他类型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都很难从中受益。跨国公司通过加大企业内部化控制的力度，弱化了独资公司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产业的市场份额，但我国获得的技术主要是国外二、三流技术，而且我国原有的技术研发机构遭到严重削弱。如果我国不能较快地形成技术创新能力，就会产生引进外资越多、对国外技术依存度越大的风险。?
此外，经济全球化还使中国传统工艺技术面临泄露的威胁。我国拥有的许多传统工艺技术，如景泰蓝、双面绣、云南白药、工艺陶瓷、人参栽培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久负盛名。使用这些工艺技术生产的产品畅销世界各地，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这些工艺技术是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技术，也是长期以来无数外商觊觎的对象。如果有关企业、有关部门在管理上稍有不慎，致使这些传统工艺技术扩散到国外，就会给我国的相关产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有一些外商借与国内企业合资生产之机，窃取我国的传统工艺技术，甚至以之申请专利。?
4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主体安全?
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选择中国有发展前途的部门和行业作为投资领域，选择各行业中有发展潜力的大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并且将控股作为前提条件。?
5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结构安全?
从产业结构看，外资投向有如下特点：重工业，轻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重投资规模小、回收期短、收益高、风险小的一般加工工业，轻精加工工业；重劳动密集型产业，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据统计，截至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例分别为1.91％、67.01％、31.08％；外资在中国制造业总资本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27.76％，而在橡胶塑料制品、金属制品、木材加工与家具制造、纺织服装、造纸印刷等行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5.17%、41.06％、36.05％、34.37％、33.18％。?
外资投向不合理是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外资高度集中地投向第二产业，特别是集中投向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种现状不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导致重复建设问题日益严重，加剧了部分产业中生产能力的结构性过剩。?
6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政策安全?
重点行业和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渠道。它们被外资控制，就会严重削弱政府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以最大限度占领东道国市场、获取超额利润为目的，很少兼顾东道国的社会效益。因此，外商的投资行为有时与我国优化产业结构政策的主旨相悖。?
按照 wto规则，我国政府在入世后必须放弃部分宏观调控权力，这增加了与产业结构调整最直接相关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 ?
7 维护中国产业安全的对策?
引进外资、扩大进口对我国经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对产业安全又是有风险的。为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政府应当及时完善引资法律体系，健全产业安全管理体制，培育优势主导产业，从而形成有利于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大环境；企业应当实施依靠质量与品牌取胜的战略，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努力增强其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
7.1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取消赋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 的规定，使内外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我国现行的招商引资法律、法规的主旨，是通过给予外商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例如，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以前，在华外资企业的平均税负约为12%，而我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达24%，国有大中型企业更高达30%。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在企业用地的批准、数量和租金等方面都给予外资优惠待遇，这种引资政策既恶化了民族企业的竞争环境，又违反了wto国民待遇原则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即使是从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来说也应当彻底取消。?
建立健全反垄断法律体系。制定统一、规范的《外资管理法》，规定外国投资的原则、 外资的定义、 审查批准程序、出资方式、持股比例、资本转让、资本及利润的汇出、投资期限、国有化征用及其补偿、投资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外商控制国内企业股份，涉及到企业的产权流动。目前，我国有关产权交易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因此外商收购中国企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相当复杂。例如，对于有充分理由被认定可能妨碍公平或违反公共利益的收购，对于可能影响公司股东和雇员利益的收购，对于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和特殊行业（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的收购，我国尚未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条款。此外，要配套建立健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企业并购法、商业秘密法、反贿赂法等。?
7.2 建立健全国家产业安全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引进外资的国家产业风险管理与安全防范机制。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建立国家产业安全信息库、评估指标体系，跟踪中国利用外资的相关信息，履行产业安全的预警职能和研究职能。借鉴国外经济安全的经验和研究成果，采用科学、高效的方式，对产业运行状态的各项指标进行持续监控。一旦发现经济运行的参数偏离标准值或接近危险值就及时预警，立即督促政府及相关产业调控部门迅速作出反应。?
7.3 实施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层次，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应、承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塑造一群新兴主导产业，改造一大批传统产业，促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型、粗放型向内涵型、集约型转变。?
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准入审批工作，提高引资的质量。鼓励科技含量高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严格限制甚至禁止资源密集耗费型、环境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当前，要特别警惕环境污染型外资借“西部大开发”之机混入西部地区。?
7.4 增强企业竞争力?
政府应消除小企业过多、过滥造成的无序竞争状态，为重点企业的发展创造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提供多种融资渠道；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为我国的幼稚产业提供合理保护；集中国力，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培养一批在世界同行业中竞争力位居前列的民族跨国公司，把中国庞大但零散的生产能力整合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要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品牌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价格低廉的产品容易遭遇进口国政府的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难以跨越进口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品牌产品不仅拥有稳定的消费者群体，还包含较大的附加值。因此，企业应当摒弃低价竞销、以量取胜的传统思路，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注重打造自身的品牌。
摘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应对目前面临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消耗偏高、服务业落后等的挑战，我们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以我为主，综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加强重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关键词：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换和升级过程，普遍具有以下特点：（1）在经济总量中，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继成为增长的主导产业。（2）一些高速增长行业相继出现，带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3）资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使整个经济向着资源节约和技术、知识密集的方向推进。由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正向着资源节约型的方向转变。2000年与198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3倍，而能源消耗仅增长了2.2倍。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降为0.4。1980年，每万吨标准煤消耗仅能产出国内生产总值750万元，到2000年，同样的能源消耗，能够产出gdp 2 182万元。中国20多年的实践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只有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民经济才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许多有利条件。然而，今后结构优化升级将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技术约束更加明显，有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开放带来的结构升级空间减小。这些因素的出现，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战略。
首先，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前些年，我们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术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由于我们处于科技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环境之中，有大量先进技术跨国转移，跨国公司将许多新技术在其全球生产体系内使用，有些技术还很快向海外企业转让。科技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引进技术的空间大大拓展。然而，在大量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能够同步提升。虽然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总体上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200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在关键技术上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在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中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予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从1991—2000年，中国累计投入研发经费约为553亿美元，仅为美国同期的1／36，约为韩国的1／2。2003年中国研发经费约为190亿美元，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16。
其次，重要资源国内供给压力加大。目前，中国资源能源消耗仍然偏高，能源供给仍然很紧张，部分地区频繁出现了供电紧张问题。石油进口大幅上升，2004年，中国进口原油12 272万吨，比2003年增长34.8%，成品油进口3 788万吨，增长34.l%。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能源约束加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能源的产出效率显著低，表现为单位能源消耗生产的gdp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1年，中国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仅能生产的gdp为1.04美元，同年，日本为8.02美元，美国为4.39美元，阿根廷为4.66美元，巴西为2.75美元，墨西哥为4.09美元，土耳其为2美元。不过，还需要与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进行比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单位能耗的产出能力明显不同。2001年，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产出的gdp，高收入国家为4.82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仅仅为0.78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35美元。中国为1.04美元。相同组别的印度，该指标为0.9美元，印尼为0.93美元。这组对比表明：（1）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水平基本符合国际比较显示的一般趋势，目前的发展水平决定我们处于相对高消耗的发展时期。（2）符合“一般趋势”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引导，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但中国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现实状况表明，不能听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一定要使经济增长向着更加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持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要打破“一般趋势”，需要下更大的力气。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们水平相同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森林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全球平均为29.7%，而中国仅为19.7%。如果按人均水平算，我们还要低得多。人均淡水资源全球平均为8 241立方米，中国仅为2 257立方米。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油气、铁矿、铜矿等资源，国内供给的压力更大。因此，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加快优化升级，工业化不能进一步转向资源能源节约型，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增长将不可持续。
第三，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偏低。2001年，中国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4%，服务业就业占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为28%。与收入水平与中国基本相同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服务业产值比重要低19个百分点，在同类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位；就业比重要低20个百分点，名列倒数第一。考虑到中国服务业统计方面可能存在误差，即使按调整后的数据，中国服务业比重仍然明显低于同类国家的水平。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表现在比重上，而且表现在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上。与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和产品供给充裕、质量品种合乎需求、国际竞争力较强的状况相比，中国有较多服务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目前中国一些供不应求的行业，价格明显高出国际市场的行业，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大多数是服务行业。特别在一些具有垄断、半垄断性质的行业中，由于服务产品开发不足，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不稳定等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使大量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状况不仅抑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服务业更好地发挥促进各个行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改革滞后的影响。服务业中一些行业特别是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存在限制进入和垄断现象，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和最终需求。（2）就业压力的影响。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有安置富余职工的压力，使本来可以交给专业化服务企业从事的服务活动长期内部化。（3）产业性质定位的影响。对教育、科研、文化、体育等产业，强调准公共服务的性质；对金融、通讯等行业，强调安全性的要求；对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功能。重视这些性质和功能是必要的，但同时对它们作为产业的经济含义和要求重视不够。（4）低消费率的影响。消费率低必然导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和比重偏低。（5）开放程度较低的影响。对外开放对中国工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升了工业比重和降低了服务业的比重。
第四，结构优化升级的成本上升。过去多年，我们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但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在真实成本相对较低的同时，也存在成本扭曲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压低地价，甚至实行零地价；污染企业不支付或少支付治污成本；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劳动条件差、社会保障不健全。这些都进一步压低了成本，是靠欠账和透支支持的低成本。这种状况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最近几年，中国gdp构成中，劳动报酬约占一半，2003年，这一比重为49.6%。劳动力成本上升即使幅度不大，也将对价格总水平产生明显影响。此外，严格土地管理制度，将纠正以往土地使用中损害农民利益和消费土地资源等严重问题，同时也会使地价上升，带动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今后中国经济增长要解决好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就业压力。我们在尚有大量农业人口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候，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进入持续升级过程。与前些年的主导产业相比，新的主导产业资金更密集，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更少，就业的压力加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就不断下降，“高增长低就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结构优化升级中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
第五，开放带来的升级空间越来越小。和以前填补空白式的结构升级过程相比，今后通过引进新产业、新产品，继续提升产业结构的空间缩小。从国外引进更多先进技术的难度也在加大。近些年来，通过技术引进，中国许多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今后需要引进的许多技术已经不是发达国家的二三流技术，而是真正的前沿技术。掌握这些技术的国外企业从保持自身竞争力的需要考虑，拥有这些技术的西方国家从其战略图谋考虑，都对转移或转让前沿技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特别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中国始终面临技术封锁局面，如巨型计算机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等技术的进口，一直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严格控制。一些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如微电子电路、集成式半导体产品、计算机软件、机器人、光学纤维、超导技术等，也经常受到西方国家以军事安全为借口的输出干预。
针对中国目前产业结构的状况，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措施。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科技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以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突破口的一些重要条件开始形成：大规模制造能力的形成；配套产业水平提升；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投资主体；科技投入不断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中国应当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在一些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战略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会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的重大带动作用。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自主创新和发展能力，事关中国经济军事安全和长期发展潜力，必须制定切实有效的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加大政府的扶持与支持。这是新形势下国家产业与技术战略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传统产业在较长时期内仍将是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国际市场上我们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产业，要加快开发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装备制造业是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产业，也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有较大市场空间的主导产业。要以重大工程为依托，推动设备制造业振兴。我们自己和国际经验都证明，以重大工程为依托进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设备研制，目的明确，配套同步，成果直接为重大项目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有需求方的约束，其成效是“可检验的”，是要拿到市场上去的，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此外，还要加大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跟踪投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与微系统、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洁净与高效能源、海洋技术、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技术等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中可能孕育出引导下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技术。我们要力争通过几年、十几年的持续努力，在这些新的技术领域中奠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第二，增强以我为主综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 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封闭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含义大不一样。在封闭的经济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意味着“闭门造车”，从头开始自主开发所有的技术环节和零部件生产能力。而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能力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系统，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形成自己的封闭技术体系。开放条件下，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集成能力，即一个企业能够有效整合内部外部技术资源的能力。经过多年竞争和积累，国内企业集成国内外技术资源的能力在提高，这是以我为主组合技术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重要基础。
第三，加强重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中期，近年来，住宅、汽车等产品进入大众消费时期，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分工链条加长，装备技术水平提高，都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大量需求。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一定的压力，但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看，我们不大可能“跨越”这些产业加快发展这个阶段。这些产业的发展要走新路子。受资源和环境生态等条件的约束，我们不可能重复走先行国家在这个阶段的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发展老路子。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走新路子的可能性。即使是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近些年国内外也出现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在节约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清洁生产、产品技术含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由于这些行业的“重型”特征，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更要努力走出一条技术推动、资源节约、效率提高、环境良好的新型道路。
第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与工业相比，服务业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够促进消费，提高国民支出中消费的比例，有利于改善投资和消费比例；服务业中的科技、教育、文化、休闲健身等产业加快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特别是从2001年以来，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经成为负值，服务业是就业的主渠道。没有服务业加快发展，就业问题没有出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需要积极鼓励和引导。一是在制定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时，要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地位。二是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三是加快服务业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制定和完善。四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将促使国内服务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五是加强服务业发展基础条件的建设与完善，重点要扩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服务设施的覆盖面。同时，要加强监管，促进服务业健康发展。服务业中有些行业，由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政府监管的任务很重。特别是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要与我们的监管能力相匹配，做到既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控制和减少其负面影响。
论文摘要：首先分析了社会中存在的价值观问题，并提出中国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是此种价值观产生的深层原因，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最后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利用科技调整产业结构的事例，提出我国应靠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和建立以科技、人才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价值观。
论文关键词：社会价值观；产业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欧美发展模式
一、社会主义转型期间价值观现状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由原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之相伴随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瓦解．非公有制在我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冲击下，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似乎得了永恒意义的“五大崇拜”。一是市场崇拜，认为市场交换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原初行为，也是人的～切行为的表现方式。二是金钱崇拜，认为金钱是衡量人的价值，尊严和事业成败的唯一客观尺度；三是私有产权崇拜，认为私有产权是自由、独立和社会活力的物质支撑；四是法权崇拜．认为机会平等是一切法权形式具有的终极意义；五是抽象个性崇拜，认为个性意味着自由解放，离群索居，独立特行，与众不同。物欲化的价值观导致盲目的攀比，超前消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经济学家也认为．当人均gdp达到i000美元左右时，社会价值观体系冲击最为激烈。
二、价值观形成原因和中国产业结构背景
在政府主导的以gdp为衡量地方领导政绩时，各行各业都以追求利益为最大的目标．自然作为等价物的人民币成为人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在道德、文明等与这金钱标准发生冲突时，金钱便成为主要矛盾，是首要解决的。道德与文明只能被兼顾，或者被抛弃。
美国建立了以美元(而不是黄金)为基础的全球经济霸权的阴谋今天已经得逞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国即开始疯狂的印刷美元(买全世界的资源都是用美国的印钞机印出来的一张纸)．并用美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美元送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保证其含有“价值”。美元已经成了一个能够自我繁殖的妖怪货币．并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币种。至此建立了以美元(而不是黄金)为基础的全球经济霸权。而中国贮存了大量的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一旦美元贬值．人民币自然也会发生动荡．此次金融危机很好的说明了美元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缩水，从而对出口，对外投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支撑中国gdp增长的是投资、出口与消费．在出口消费持续疲软时，中国唯有依靠固定投资拉动gdp增长。而固定投资中的房地产、钢材等行业。导致房价涨帽过大，一般百姓根本无法承受。如此也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为追求gdp而进行投资．投资含有泡沫经济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产业，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资源枯竭的不可持续增长的模式。
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开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中国基本上延续了苏联模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到上个世纪7o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时．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很突出。为了调整的产业结构，协调各产业部分的发展，政府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先后出台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促进“短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限制“长线”的加工工业发展的政策。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看．促进轻纺工业发展和农业的政策效果显著。在整个80年代，尽管国家鼓励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并在资金、物资、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扶植，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瓶颈”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相反．国家限制发展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工业却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加工工业因其经济技术特性成为主要的投资领域，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业迅速大量涌现。“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不仅没有得到执行．而且加重了已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低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迫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以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九五”期间，我国在成功实现国家经济“软着陆”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突出表现为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
尽管“九五”期间过剩经济的运行态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约束，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没有得到有效调整．第三产业因受到政策性进入的限制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背后发展模式
马克思根据社会总产品两个构成原理，提出了分析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公式，l(v+m)+iic交换．是生产资料和消费之间的交换，通过交换，一方面，ii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11c从生活资料形式变成了制造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面粉机)，从而使消耗的不变资本得到补偿，能重新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另一方面．ii部类的劳动力的等价v(可变成本)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m)则是从生产资料的形式变成了生活资料的形式，从而能够进入个人的消费。
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通过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而形成的。当时中国劳动利用、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模式把整个国民经济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并且假设两个部类都具有固定的技术系数。即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由于假设劳动力具有无限的供给弹性，则资本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唯一限制要素。按照这个战略模式，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从长期来看会增加消费。投资和总产出。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寒意是：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而提高总的投资增长率，可以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加快经济增长。
四、借鉴国外科技革命影响和树立人才价值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2l世纪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纪，生物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蓬勃发展的史实等成为引领经济的巨大引擎，这次新技术革命不是在个别或少数领域中的突破，而是在各个科学领域和生产部门中的全面跃进。因此．它的影响极其巨大、深远。
首先，新技术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类社会最初第一产业。即农、牧、林、渔业十分发达。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第二产业，即工业、采掘业、建筑业等发展起来．产值超过第一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使工农业产品大量增加，可以把更多的人力投入到不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如商业、金融、服务行业等。当前．经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产值都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总和。1982年，美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第二产业占31．7％。第三产业占65．8％。同一年，英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2．8％，法国为61．6％．联邦德国大约为60％。日本为53．8％。苏联的第三产业不够发达，l982年的产值仅占全部产值的23．8％。
其次，新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和美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战争爆发，已经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一般认为，其经济增长速度将回落。社会主义苏联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将难以维持原来的速度。然而．事实和预期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例新技术在工业中比例越来越重．1977—1984年间，美国的高技术工业年平均增长14％，比1950—1977年间高出l倍。高技术工业的比重由1977年的6．1％增加到l984年l2．9％。1976年，美国化学工业的营业额中有50%是l966年前不存在的新产品，仅在字宙空问研究过程中研制的新产品有l2000种也是1966年前所没有的。1983年2月里根宣布“在今后数年里，高级技术将使我们的工业发生巨变，并使我们的经济复兴”。并且，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1940年为1886美元，1983年升为13，887美元。在同时期苏联则从510—542美元升为2655美元。新技术革命极大还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改善了劳动的组织和管理。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195l—l979年期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苏联的年均增长率为5．8％．美国3．2％，日本8．9％，联邦德国4．5％，法国4．5％，英国2．8％。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采用生物工程和电子计算机，在一些国家中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工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金的增长转为主要靠技术的提高和组织的改善。换句话说，集约因素代替粗放因素，在二次大战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最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泉，新技术革命既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它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情况、新形势下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和发展．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生产力理论、国民经济结构理论、失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理论、现时代特征理论等。
我们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进行把握。我们也相信在今后的l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与突破将创造新的需求与市场．将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改变全球产业结构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既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但是也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从近期看，依靠科技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手段；从长远看，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科学技术为导向价值观是我国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创新型人才．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人才价值观的方向。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升级
论文摘要：我国要不断利用开放条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重要的是重视“二次创新”，提高引进技术的有效性，最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l产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升级
1．i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主要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世界上较为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方法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划分的：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
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具体趋势如下：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在大多数国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在2o世纪6o年代以前，大多数国家都是上升的。但进入2o世纪6o年代以后，美、英等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各国都呈上升趋势。
1．2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的升级包括产业间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内的升级这两种基本方式。
从宏观角度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是指在特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资源条件下，按照一般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断提高产业的结构层次和发展水平，以保障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种经济活动。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效率的转化过程，就是社会生产效率由低到高的改进和转化，是整个生产体系的改进和提高。产业升级是一个系统化工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是一个逐步演化和提升的过程。
2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
2．1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转换型动力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长期任务。其中技术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在动因。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变革等技术进步而实现对原有的产业部门的改造并且建立新兴产业部门，从而导致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引起产业结构变化的技术动因反映了技术进步与创新对产业结构演变的作用和影响。
技术进步与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和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技术进步与创新使生产力提高，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成新的产业分工；技术进步与创新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力发生转移，使产业结构产生变化。所有这些作用和影响会使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构成不断高级化，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即是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代表(见表1)。
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过程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技术进步和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逐步上升，这一变化过程既是技术进步的反映，又对技术进步起着推动作用。
2．2技术进步的途径
技术进步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所需的自有资金。政府要不断完善投资管理制度，使得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形成“提高效益一资金积累一技术创新一提高效益”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创新中的资金问题。第二，技术转移。曼斯菲尔德认为，国际间技术转移分为垂直转移和水平转移。垂直转移是指把甲国关于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到乙国的应用科学中或者把甲国应用科学应用的乙国的生产领域。水平转移是指把甲国已经应用于生产的新技术应用到乙国的生产领域，包括物质转移、技术和人才转移、设计转移。一国要得到国外先进技术可以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从国外进口新产品、仿制；从国外购买专利权、设计，在国内生产；接受国外援助，派人出国学习；从外资企业学习新技术；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建立创新机构、促进技术创新，必要时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等。
3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演进进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o世纪5o年代初到7o年代末，中国迅速改变了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第二阶段从1979年开始到2o世纪9o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第三阶段从上20世纪9o年代初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至2020年左右，中国将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完成初步信息化。
3．1建国初中国产业结构的基本情况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发展滞后，在整个产业构成中，农业居主导地位，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门类不全。工业整体水平基本上处于手工作业状况，根本谈不上工业化和工业体系。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工业结构极为简单，生产水平极为低下。195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20．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28．2。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3．5，第二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7．4，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9．1。
3．2体制过渡期的产业结构演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的2o多年间，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在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贯彻着计划经济的思想，全部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取得的。这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也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并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终于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三次产业的cdp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有逐步缩小的趋势，而第一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近年来有所增加，从业人员主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1998年，我国第一产业总产值为24516．7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分别占58．1、3．5、28．5、9．9，与1990年64．7、4．3、25．7、5．3相比，农业产值比重有较人幅度的下降，牧业和渔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粮食作物占农产品总产量的比重由1994年的76．7下降到1998年的73．6，经济作物产量所占比重上升了3．1个百分点，农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
4引进技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4．1产业技术升级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和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转移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技术引进以及利用技术引进促进产业升级的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如引进结构不合理、消化吸收能力弱和技术引进的成效差等问题。
第一，技术进步加快工业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以技术引进为主要特征的技术进步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推进了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产业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升级特征，但主要是第二产业发展较快，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已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第二、增长方式粗放，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破坏。
自然资源利用率低，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大我国主要工业产品能耗远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如火电煤耗高出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出21。而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源供给压力明显上升。支柱性矿产如石油、富铁矿、铜、锰、铝土矿等储量不足，供求缺口较大。
第三、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没有同步前进。
在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方面“重引进，轻消化吸收”，以致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引进技术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本来同属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然而我国目前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不能有力地促使引进技术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此外，目前我国技术市场管理尚不完善，使潜在的消化吸收企业对创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大打折扣，从而没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外在机制，以促进企业进行消化吸收。
4．2技术引进的成就及政策建议
近几年中国的技术引进主要涉及机械、电子、能源、交通、信息和化工等领域，而这些行业都是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最集中的行业。可见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产业与跨国公司进入的主要产业是相一致的，从而积极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技术进口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领域。而同期中国fdi的产业重点也是以制造业为主。因此，可以说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行业内部也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转变。
我国要不断利用开放条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重要的是重视“二次创新”，提高引进技术的有效性。“不是不要引进技术，而是要把引进技术充分消化、吸收并再创新。”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长期以来，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定势下，我国工业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怪圈。高新技术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依靠自主创新。2o世纪6o年代，韩国和我国工业水平相差不多，甚至很多产业起步比我国晚，但韩国在引进技术后，非常注重消化、吸收、再创新及再出口，政策坚定，组织有序，且持之以恒。所以，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注重消化吸收，重视二次创新，增强技术引进的有效性，最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摘要】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政府推行产业组织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发展趋势,要以促进竞争作为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基本原则,以维护有效竞争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以信息指导和政府扶助作为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主要手段。当前政策着力点是尽快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强化对外国企业垄断的管制和打破国内的行政性垄断;以技术政策为核心,提升国内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贯彻《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体系和政策机制。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反垄断 技术政策 中小企业扶持
经济全球化和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范围内新经济的兴起,使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产业组织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国际潮流。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做强做大国内企业和积极引进外资的产业组织政策,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新形势下,选择什么样的产业组织政策,事关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发展的大局,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1.1 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1998年,我国1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平均值、销售收入平均值、平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和人均销售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家最大企业平均值的2.44%、4.75%、26.40%、17.60%和12.70%。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1995年,我国制造业521个行业cr4加权平均值为20.1%,而美国1963年为40.9%,日本1963年为35.4%,法国为33.1%①。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在某些产业,跨国公司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控制市场、限制竞争的倾向初现端倪。
目前,瑞典利乐控制了中国95%的无菌软包装市场,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95%,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行业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占有中国手机市场的70%,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日本索尼占有中国照相机行业市场的18%,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自身的资金、品牌和技术优势,已经在某些行业取得了垄断地位。在取得垄断地位后,控制市场,限制竞争,谋取暴利的倾向已初现端倪。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②。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行政性垄断是基于法律和行政权利而产生的独家或少数企业对市场的垄断。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产业地位特殊,而且这些从事这些产业经营的都是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1.2 国际环境分析
(1)第五次兼并浪潮方兴未艾,企业间的国际竞争加剧。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全球性并购事件1990年为11346起,1999年为28265起,年平均增长10.7%③;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2000年,美国在线以164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取代1999年世界微波通讯以1220亿美元收购斯普林特成为新的世界单项兼并交易金额的保有者。1995年,全球大型并购有35项,平均规模为17亿美元,1998年增加到89项,平均规模为45.3亿美元④;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从1990年以来,跨国并购占fdi的比率一直较高,均在60%以上,1995年为69.9%,2000年达到89.8%,跨国并购已经成为fdi的主要实现途径⑤;四是并购以水平并购为主,混合并购为辅,垂直并购微不足道。1990～1999年,在跨国并购总额中,水平并购额所占比重由55.8%上升为71.2%,混合并购额所占比重由40.9%下降为27.0%,垂直并购额所占比重由3.4%下降为1.8%⑥;五是兼并范围广。此次兼并,2/3以上的项目分布在五个产业:金融服务业、医疗保健业、电讯业、大众传播业和国防工业,同时还涉及到汽车业、商业零售业等几乎各行各业。
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⑦。
(2)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再加上国际竞争的加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国内的竞争政策,在电讯、民航、铁路、电力等产业引入竞争机制,放松对这些产业的经济性规制,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由。美国联邦政府自二战以来就主动地介入到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80年代为支持美国的半导体工业,巨额资助了大学、工业界的研究开发;90年代中期制定“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世纪末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组织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日本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通过补贴、税制优惠、低利贷款等方式对国内的研究开发进行扶持,使日本的研发规模和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超越英、法、德居世界第二位。2004年5月,经济产业省出台《新产业创造战略》,提出必须培育在今后5至10年内能够成为日本产业竞争核心的新产业。
(3)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但是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和反垄断政策却对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显得束手无策。传统的反垄断理论认为垄断厂商通过降低产量、提高价格获得垄断利润,损害了社会福利,但是在网络经济领域,垄断厂商往往并不控制产量,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并且新产品的价格低于老产品的价格。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1969年,美国司法部诉ibm垄断pc市场,诉期十余年,最后不了了之。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2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调整
2.1 产业组织政策主体的调整
中国和日本都是“官僚主导的经济发展指向体制”,但中国和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体制并不相同,日本实行的是以产业界自主调整为基础的“官民协调”体制,产业组织政策的主体是政府+企业界,政府和企业界协商制订产业政策。而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体制,产业组织政策的主体是政府,产业界的要求很少被考虑。很多学者将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归因于这种“官民协调”体制,同时认为政府主导产业组织政策的制订存在以下弊端:一是政策和产业实际脱节的危险,政府及其智囊机构对具体产业的信息拥有量显然不如产业界,不考虑产业界的要求,因信息偏在,政府制订的政策就有和产业实际脱节的危险;二是政策能够贯彻实施的前提是政策目标和企业的赢利目标相一致,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企业会产生抵触行为,从而使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将企业界纳入产业组织政策的制订体系中,形成官、学、商共同制订产业政策的新体制是当前中国产业组织政策应当进行的调整。
2.2 产业组织政策目标的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目标应当从组建国内卡特尔和积极引进外资转向反垄断和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市场经济性质和国内的反垄断形势决定了当前的产业组织政策必须以反垄断作为重要目标。首先,市场经济要求反垄断。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依赖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作为市场机制有机组成部分的竞争机制在市场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必须通过竞争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竞争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竞争机制通过企业间的竞争,优胜劣汰,给企业形成强大的外部压力,是企业进步的原始推动力,优胜劣汰的结果使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社会资源的配置由此得到优化。但是企业间的自发竞争会损害竞争,一是作为竞争后果的垄断的出现会使得竞争压力减弱或消失,企业发展的动力弱化,二是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会使社会资源得到不当配置,竞争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发生扭曲,因此,竞争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干预的主要方式是制订和实施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竞争政策,调控企业的竞争行为,维护有效竞争,保证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其次,国内的行政性垄断泛滥和外国企业控制国内市场的局面要求当前的产业组织政策目标必须以反垄断作为重点。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维护本国居民利益和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是政府当然的义务。行政性垄断以部门利益损害公众利益,而外国企业控制国内市场损害了全体国民的福利,因此必须坚决反对。
经济全球化决定了当前的产业组织政策必须以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重要目标,而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以注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立自主品牌作为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化条件下,以产业政策为核心内容的供给政策已经替代需求政策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市场开放意味着要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除了在国际供给中占有更多的供给份额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而要增强本国的供给能力,就必须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优势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注定不会长久,另外,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过低价格已经引起了无休止的贸易纠纷。跨国公司相较国内企业而言,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研发和营销(以品牌为核心)两个环节,而这两个环节又是所有价值链环节中增值最多的环节。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从这两个核心环节入手,注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立自主品牌的思路上来。
2.3 产业组织政策调控对象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组织政策把国有企业作为主要的调控对象,但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当前,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地位已经显得已经无足轻重。形势的变化要求产业组织政策将调控的重点转移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上来。加强对外资企业的控制和引导,使之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强化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组织政策的中心内容。
2.4 产业组织政策手段的调整
我国的产业组织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律手段,行政指导,财政税收政策(包括财政补贴,倾斜性投资,出口退税、税收减免、外汇配额等),金融政策(包括低利息融资、区别性融资、择优融资等),贸易政策(包括关税保护、非关税壁垒和歧视性待遇等),和信息指导。中国加入wto已经五个年头,随着商业、金融等行业的新近放开,国内除极个别的行业外,已经全部对外开放,在此背景下,以往的一些产业政策手段有的已经变得不可行,如关税保护、歧视性待遇、出口退税政策等;有的面临调整,如政府指导、财政补贴政策等。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手段应向以法律手段和信息指导为基础手段,以适应wto规则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为补充的新的政策手段组合体系的方向发展。
3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重构
3.1 制定和实施以反垄断为核心内容的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是国家权力机构为保护和加强市场竞争而制订的法律和政策的总称。从世界各国竞争政策的实践来看,反垄断是竞争政策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主体,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是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围绕这一核心的结构框架由三跟支柱组成,即1)禁止限制竞争的行为;2)禁止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3)对兼并的控制。
中国当前还没有一部反垄断法,有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价格法》和其他法律、政策涉及竞争行为的相关规定,竞争政策主要由政府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实施。这种政策体系和政策运做方式与当前国内、国际反垄断形势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首先,现有的政策体系缺失对垄断的明确界定,尤其是从市场结构方面进行的界定,;其次,不正当竞争行为并不等同于垄断行为,仅从竞争行为角度来制订政策,政策体系本身就不完备;再次,以行政运做方式而不是以司法方式来实施竞争政策,政策的公正性和政策的执行力度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国内和国际环境要求当前中国制订一部系统、专门的反垄断方面的法律。
3.2 调整技术政策,把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技术政策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在技术政策上,重引进、轻自主创新。这种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带来了双重恶果:一方面,丢失了市场,但是并没有换来技术。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国内的三大汽车厂商(一汽、二汽、上汽)到现在还没有掌握小汽车的关键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沦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和代工厂,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空前的挑战。
调整技术政策,首先要改变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要转变到以技术立国的发展思路上来。借鉴韩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在wto框架协议下,对产业的保护和扶助仍必不可少,没有国内需求的保证,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起步阶段就会被扼杀。其次,在具体的技术政策层面上,要加大对企业自主技术开发的扶持力度。
3.3 贯彻《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体系和政策机制
中小企业被称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在保持经济活力和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已于2002年6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宗旨是“国家对中小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加强引导、完善服务、依法规范、保障权益,为中小企业创立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是“这部法律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具体的促进办法,因此它没有作为主张权利基础的功能。它要求受影响的(地方)机关、银行和机构根据该法阴极一项更为优惠的待遇,并创造专门的项目改善其对中小企业的行为。”⑧具体而言,在开业登记、融资、资金援助、税收优惠、完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该法涉及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去制订具体的政策体系和政策实施机制。
中国大多数产业集聚还是靠低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一方面是通过集聚本身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外部经济获得，另一方面，亦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便宜土地供给、宽松税收政策及低环境保护成本等因素形成，但是靠消耗廉价要素和环境谋求经济发展并不是长远政策。从国际贸易环境看，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等方面，由于相当多的产品是主要面向国际市场，这些新的政策贸易环境给中国的产业集聚带来挑战，本文试图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通过对其发展特征、效应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今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成本追逐型、外源型集聚模式
外源型产业集聚主要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利用政策和区位优势，引进三资企业而形成，广东的产业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
(一)外源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和效应
外源型产业集群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产品销售基本以国际市场为主，例如石碣生产的110种电子产品中，有8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东莞大岭山镇台商家具业集群号称亚太地区最大家具生产基地，但国内知名度却不高，主要是因为该集群产品基本出口，不在内地销售。外源型产业集聚由境外企业转移加工制造环节而形成，以oem为主要业务，企业的研发、销售等战略环节基本留在境外，产业链并不完整，产业价值链缺乏战略环节，整体处于低端层次。例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拥有3000多家相关企业，但拥有研发机构的却凤毛麟角，东莞能够生产一台计算机95％的配件，却无法生产具有核心技术的关键组件cpu。规模生产并没有带来高额利润，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一般只赚取5％的加工费。产品品牌基本属于外资企业，难以形成自主品牌。
外源型集群虽然属于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为主要是基于降低成本和获取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网络的联系相对松散，嵌入程度有限，产业关联度较低，企业间缺乏紧密的分工协作体系，相互依赖程度小，台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会协作网络和人际交往圈子，彼此间及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阂，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向外转移，往往也会导致为其配套生产的一批中小企业随之迁走。
外源型企业虽然地区根植性不及内源型产业集聚强，但却起了母细胞效应，其效应便像硅谷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硅谷之内的七十余家专门从事半导体技术的企业中，约有一半是从仙童直接或间接衍生出来的，母细胞效应对区域经济的起飞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快速带动当地经济。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自发式的产业集群发展进程往往非常缓慢，而引进外源型产业集群，寻求嵌入式发展是可供选择的一条重要快捷方式；二是促进技术进步及转变观念。借助外部力量，扩大利用外资，不仅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同时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扩大，对于转变观念和企业经营机制，对于管理体制创新和制度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三是在地理区位上，集群多产生于城市边缘地区或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产业集群所在地成为城市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四是在经济上，产业集群现已成为很多地区加快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重要载体。
在市场竞争上，产业集群已成为当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虽然在产业单项竞争上，广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凭借产业集群带来的整体竞争优势，广东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工艺陶瓷等产业正逐渐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美国《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产业在生产成本上涨后，为何产品还能统治国际市场时，曾指出，这些地区的制胜之道在于强大的配套优势，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国家目前难以达到的。
(二)外源型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外源型产业集聚的发展主要是靠台湾及港商企业，虽然有亲缘、乡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但不同的制度环境及技术水平往往妨碍了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一是外商制造业采购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进口，外源型集群与当地相关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不太强，例如台商到大陆投资后，仍然与台湾的原材料、设备供货商等上下游企业以及其他支撑体系保持着相当紧密的供货商——生产——贸易商的网络联系；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时是所谓“复制群居链”，一些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一窝蜂地相继前来办厂，以维持原来的生产联系。如制鞋业，台湾的制鞋商、原材料供货商、包装商、机器维修店以及外包厂商在广东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网络。“群居链”复制过来后，与当地的交流就少了，因为它们可以不依赖当地的供货商网络。而这种“群居链”又是可以到处流动的，这容易造成当地经济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术溢出不明显，港资及台资企业在大陆多以独资形式出现，为保护先进技术，外资企业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术过快外溢，例如一般情况下核心技术是在台湾研究开发，然后直接移植到大陆进行生产，它们的技术创新与改造仅与台湾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而不与当地同行发生横向联系，仅仅将部分技术单项、分散地传给中方技术人员。因此外源型集聚比较难植根于当地。
二、地区自发型集聚模式
地区自发型产业集聚，可以说是自发形成的一种产业集聚，这在浙江一带的产业模块最为常见。
(一)自发产业集聚模式形成过程
浙江历史上是一个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唐朝便开始与日本通商，北宋时被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因此在商业发展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商业文化，构成特有的文化遗传基因。对外贸易口岸及航海的传统，不仅有利于发展工商实业、海外贸易和运轮业，更重要是孕育了浙江人敢于冒险和善于应变的企业家精神特征，这是农民的创业精神和初期资本积累转化为发展产业集群的动力。
浙江传统上是一个手工业发达地区，由于可耕种土地不多，为了生存，当地手工业得到发展，编织、弹棉、刺绣、雕刻等工艺发达，出现了一代代能工巧匠，产业集群就是在这种富含工商素养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萌生发展的，利用制造小商品的工艺技巧，发挥会经商、肯钻研、善模仿的优势，逐步形成了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早期的工业大多孵化于家庭，工人或小业主分散在自己的家里，按照中间商的定货要求生产所需产品，渐渐由分散的手工工场，孕育出集中的手工工场，之后形成集体企业。
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因素，一是大量劳动力的出现，这些农村劳动力必须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例如温州“人耕三分地”意味着乡村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大批劳动力成为家庭工业的支柱；二是庞大销售网络的形成，将日用小商品与全国市场联结起来，温州大批劳动力出外经商，迅速形成一个销售大军，将温州农村的劳动力与国内市场联系起来便是一个例子。
(二)自发型产业集聚的特色
首先，自发型产业集聚模式一般是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聚而成，集群中的企业通过高度专业化分工或转包结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生产关系；其次，大部分企业都是本地自发产生的企业，地区植根性强，人们虽然在不同企业里工作，但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各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不论处在哪个生产环节，都相对独立，没有支配与依附的关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区域性生产体系；第三，自发型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生产小商品，小商品生产成本低，经营风险相对较少，适合中小企业，而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要求不高，工序相对简单，适合个体私营生产，最重要是小商品都是日用消费品，市场大，利润高，如一个纽扣，成本2分，可卖1毛，正是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汇集成高额产出，支撑起整个地区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自发性产业集群都是在家族团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沿着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向外扩散的。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是产业集群的无形精神脉络，尤其在产业群落成初期，这种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有的集群几乎百分之百是同一家族，因而使企业间的协作及信任得以加强，促使中小企业有效掌握商机、降低风险，遇到困难时能共度难关，在生产、技术及市场三种结构都不太稳定的大环境里，这种家族团体的产业集群更具灵活应变能力，往往既具弹性又富效率，使小企业拥有顽强的竞争能力。
(三)自发型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自发型产业集群由于是地区自身发展而成，因此开辟了一条促进农民迅速脱贫的道路。由1978年至2000年，温州市的gdp从13.21亿元增至825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1.12亿元增至1807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至73.9亿元，外贸出口由无到有，1999年出口总额达到8.23亿元。改革以前，温州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比较困难，11个县(市、区)中就有3个贫困县，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各县、乡、镇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81年的423元和270元提高到2000年的12051元和4298元，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自发型产业集群的另一个作用是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浙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小企业、家庭工业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特色产业，带动了相关产业及交通、服务等设施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小城镇集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苍南县龙港从一个小渔村崛起成为一个拥用15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便是一个例子。
但自发型产业集群的主要缺点在于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发展，较难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力不强、国际视野不足，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环境很不利，像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如果本地企业缺乏国际触角、缺乏对国际市场的认识、缺乏应变能力，便很容易使区域经济毁于一旦。
三、政府主导的工业园模式
工业园区(开发区)，是一种由政府为实现工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环境，由政府主导，给予包括用地、税收、金融、财政、海关、外经贸、人才等优惠政策。往往形成一种快速吸引外资或建立地区龙头产业的政策工具，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开发区的做法被广泛采用。工业园区的产业形态与内源型和外源型的产业集聚很大不同。
(一)工业园区的特点／优势
内源型的产业集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某一地区能否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产业群落，有很多因素，即使具备了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和条件，其发展历程一般也比较曲折和漫长，特别是经历一些产品质量及企业行为规范过程。但政府主导的园区，能很快建立产业集聚，且具有规范作用。由于园区由政府主导，由相关政府部门规划管理，在资金、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也较容易整合地区资源。另外政府是站在地区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建设园区，这有助于优化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战略性带动作用，政府的参与能够减少集群内企业发展中的一些盲目性。
首先，工业园区一般强调土地、水、电力、能源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程度，使区内的单位面积土地利用效率、万元产值耗水和电力能源达到最大效率，同时亦可以统一综合处理污水等“三废”问题，降低治理成本，促进对环境的保护。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工业用地容积率从0.6-1.2提高到0.8—1.5以上，可建设用地的建筑密度从45％提高到55％。苏州工业园区亦积极探索“清淤、治水、取土、扩地”相结合的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新模式，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确立“绿色招商”理念，坚持环保部门“一票否决”制，从源头控制污染项目的进入。
第二，工业园区具有高效的管理模式。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它用跨国公司的视角来审视政府行为，用小政府来营造大市场环境，率先推行市政基础设施的社会融资，打破垄断，弱化传统的政府行为，精减机构，简化办事程序，设立招投标中心、政府项目评审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实现统一财务监管，避免政府经济行为暗箱操作，推进体制创新。现在企业进入开发区的平均周期由一个月缩减到10个工作日，最快可以5个工作日领到批准证书，7个工作日领到营业执照，在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消了所有行政性收费项目，只保留14项资源性收费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在物流通关方面亦建有全国现代物流试点地区、首家电子报关区，拥有十分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入区的企业可以享受与国际接轨的海关、物流服务。
第三，具有城市化经营模式。虽然是工业园区，但大部分园区走的是城市化规划思路，比如将公共区放在园区中部，住宅和工业区放在两侧，在道路建设上借鉴国外的400米×400米的网络式设计，以国际化宜工作、宜居住城市的标准来塑造。
第四，集群内的创新优势比内源型和外源型集聚强，由于园区的产业大部分以高新产业为主，高学历及高技术人员含量高，研发及创新气氛浓厚，园区一般设有企业孵化器，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创业，并举行各种讨论会、讲座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有效扩散知识和技术，更有利于创新。
(二)开发区模式的制约及发展障碍
1 开发区一般是集合型产业集群，有多种主导产业，因而使主导产业集群缺乏区域特色，主导作用被淡化，不利于形成区域竞争力。
各开发区之间存在着与其他地区的同构现象，例如北京开发区目前发展的汽车产业、移动通信、微电子等产业集群，明显与相邻136公里的天津开发区相似。在江苏，除了苏州工业园区外，既有浦东新区，又有南京高新区、无锡新区及沪宁地区国家级高新区。据统计，53个国家高新区中，近30个高新区发展重点是电子信息，近20个高新区发展重点是生物工程，25个是光机电一体化，24个是新材料。产业结构趋同导致产业发展资源(包括人才及资金)分散度趋大，不能有效发挥，反而形成竞争。经济技术起点不同，资源环境工业基础各异的工业园区，如果生产相同产品，彼此间欠缺合理分工与合作，便会造成低水平的重复生产。
2 各集群产业关联度不高。
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不强，例如汽车制造、生物技术、装备制造等产业之间没有形成产业相关性，产业群之间难以在合作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力量，很多园区的企业关系如同现代高楼公寓里的邻居，即使在同一工业园内，亦未建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诺基亚星网企业模式的不多。
3 企业根植性不高。
政府主导的园区发展，具有开放及外向的特征，一般以引进外资为主，这些企业的地区根植性不高，一旦成本上升，或优惠政策到期，较容易出现“飞地”或“分厂经济”现象，用建立分厂或代工生产方式转移加工基地，离开园区寻求更低生产成本的地区，对当地带来产业转移或产业空洞化威胁。
4 后续力不足。
由于园区的建设与发展过于依赖地方政府，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在政府支持乏力或规划出现失误时，园区发展可能停滞或者衰落。另外，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优惠措施，使园区缺乏产业特色，也缺乏专业化生产性服务，无法形成有效的持续发展力。目前很多园区的规划用地已基本用完，大部分园区己完成了90％的用地，能再开发的土地不足，更由于中国国土资源紧缺，工业园区扩大土地使用面积的审批条件越来越严格，且在不恶化农业基础和兼顾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土地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工业园区的后续开发得不到保障，陷入难以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四、对不同产业集聚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外源型产业集聚模式
一是要促进和辅助外源型产业集聚的转型，协助其演化为植根于本地的独立工业企业，使其投资于比较长期的内部资源，巩固与跨国企业或海外企业的战略关系，即强化它们在产业链中的长期竞争力。
二是增加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的投资和增强企业使用地方公共资源的机会。一方面可协助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源的长期投资，例如人才、知识、技术、设备等，减轻它们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促使它们在产业链上延伸至加工以外的环节，包括质量改善、新产品开发，或在产品结构方面有所提升。
由于这样的重心转移，政府政策便不应再局限于一般的投资优惠或基础建设硬件的投资，而是有所针对，例如对企业投资于人才、研发、设备等，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以至直接的财政补贴。
三是在增强社会资本与公共资源投资方面，投资同样要有针对性，应建立地区学习机制，例如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建立中专以上的职业学校、技能培训中心、科研机构、产业技术与市场情报机构，鼓励成立行业协会、专门技术学会或专业人员协会等，以及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巩固地方社会或社区的发展，成为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的载体和投资者。
这些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外源的产业集聚植根于地方，一是扭转它们原来的短期经营倾向，使其长期化，把它们变为真正的本土企业，与本地的社会资本与地方公共资源，以至地方的公共利益紧密结合，二是从投资社会资本、公共资源方面协助企业发展出创新和升级转型的竞争能力。
(二)自发型产业集聚模式
由于自发型产业集聚已形成一定的企业网络和根植性，形成了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互相促进的基本机制，进一步改善将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关键不是重新创建这个机制，而是在这个机制内纳入新的知识，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
一个方法是由政府引进新的知识体系，冲击原有的地方公共资源的知识基础，以及与此相连的产业集聚和所属企业的运作模式。新的知识体系仍然可以由原来的地方公共资源的体制作为载体，但不能单纯依靠这个体制自我更新，而需由政府超越这个体制，强制引入新的人才、教育、培训、课程和机构，更重要是引入新的技术知识，包括生产工艺、科研设计、管理、市场等。这同时要求政府从本地或上级政府层次筹集动员资金来支付新知识投入的费用和成本。
另一方法是引进新的相关企业，特别是在生产经营、技术管理、科技等各方面都比原有企业优越的企业，从而产生冲击，促使原有的产业集聚调节适应。新的企业可以属于产业集聚的地方生产体系的不同环节，由于生产体系的完整性，某一环节的转变会促进整个体系其他环节的调整及适应，这个方法同样决定于政府的能力，但更重要是如何挑选适合引进的企业，以及在引进之后怎样协助它们进入产业集聚的地方生产体系之内，使其产生母细胞效果。
(三)工业园区模式
克服上文所述工业园区的先天性限制，从国内外经验看有两个方法：
一是采取企业工业园区，让一个企业或企业集团垄断整个园区，如美国底特律那样，形成企业镇(company town)。二是工业园区的企业引进标准依据产业链，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由园区选择企业，而不是企业选择园区。
特别是高新科技产业，由于其高新因素，在中国内地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高的城市外，地方的公共资源未必能与之适应，由于对人才、技术、知识等要求较高，高新科技园区需要科研教育机构的支持。在考虑建立高新科技园区时，需要考虑设在科研教育机构集中的大城市附近，国际上成功的高新科技园区都是位于重要科研教育的城市附近，例如硅谷附近有斯坦福大学、国家级研究院和大企业的科研基地；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美国波士顿附近等国际级大学集中地亦成功地发展出高新科技的产业集聚。此外，高新科技园区的引进政策，可在引进生产企业的同时，引进科研为主的企业和机构，把园区的产业链延伸至科研环节。
论文 关键词：新 经济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着重要影响：三大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第三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分离、融合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高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主导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产业结构“软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调整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制定和实施 科学 的产业政策。
世界正在走向新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的 发展 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面对新经济时代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也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迅速进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加速知识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依靠科技进步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新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新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1、新经济时代，三大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第三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与农业经济时代和 工业 经济时代相比，新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已显微弱，一般低于10％；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明显，一般占20％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gdp中的比重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和。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生产已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导致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提高，而且，这种趋势将在新经济时代进一步强化。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从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来衡量转变为以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来衡量，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结构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2、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发展，产业分离、融合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一方面。大量的新兴产业在新的知识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如从生物工程中可分离出生物农业、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药等多种门类的生物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经济和信息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将对产业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使原来专业分工明确的产业因新知识的融合而组成新的产业，如机械制造技术与 电子 技术相融合，形成了机器人制造业；生物技术与医疗技术相结合，产生了生命科学专业；信息产业和 网络 产业更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
3、高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主导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新经济将加速传统产业的更新和改造。新经济的产生是与高科技，尤其是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的。新一轮的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推动的高技术的产业浪潮，拉开了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大改组的序幕。随着高技术的发展，一批高技术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同时，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提供更多的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深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大大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缩短工业化进程。
4、新经济促使产业结构“软化”。产业结构“软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以通信、 金融 、信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生产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产业的服务，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所有产业结构中，伴随着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人才，尤其是高技术人才的依赖大大增强。
5、新经济引导并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同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过程对比，新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知识和信息要素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以可移动性为特点的知识资源，可以在广泛的地域空间中流动和扩散，使高新技术和知识、信息产品迅速地从一个地区推广到其他地区，推动落后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系扩大，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新问题
1、三次产业的结构不合理。一是工业结构不合理，比重过高，技术和制度创新动力不足，不适应发达市场的需要。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浪费；“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依然存在，多数 企业 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水平低。二是第三产业比重低，发展较慢，水平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低收人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金融、保险、 旅游 、 教育 、医疗等配套体系以及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三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过低， 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2、各类产业内部，整体素质不高，主要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工艺陈旧，设备老化，多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大部分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出vi额占全部商品出vi额的58．3％，而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产品出vi以量取胜，优势与特长不明显，竞争力不强。
3、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市场集中度低，规模经营水平差。目前我国石化、汽车、机械、电子和建筑等支柱产业远未达到规模经济水平，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制造业榜上无名。
2、结构升级型调整。这次结构调整，是在技术进步加快正在对 经济 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结构升级的调整。因此，这次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结构升级，一方面，产业重点将向建筑业、汽车业以及一些新兴产业转移和延伸；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走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之路。
3、动态型调整。这次的调整是 发展 中的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我们要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的生产力，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
4、全面型调整。这次战略调整的范围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调整。由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失调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不仅产品结构不合理，地区结构不协调，而且产业组织结构，产品技术结构都难以适应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决定了调整不可能局限在某个地区或领域，而应该是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全面调整，调整的范围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和地区布局等。
5、重点发展型调整。由于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是在经济全
球化趋势加快，我国加入wto，更加全面地融人到产业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针对现有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制定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一些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抢占这些产业的制高点，提高产业竞争力。
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适应市场要求，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产业结构。
首先，就政府而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选准方向，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把过去那种既当组织者又当实施者的角色，尽快转换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者和调控者，并正确处理好市场和资源的关系。
其次，就 企业 而言，要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运用新技术，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不仅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且决定着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
因此，企业应该审时度势，选择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并以此为龙头，培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整个产业的结构升级。
2、调整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要将全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方面充分利用东部地区 工业 基础实力雄厚，科技人才聚集的优势，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支撑经济增长作用强的主导产业，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挥其对全国的示范、辐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中西部地区采用适用的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资源优势与适用先进技术的结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3、要依靠科技进步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实质是用 现代 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科技含量的过程。新兴产业和新技术产业既是
一、引言
概括而言，产业投资基金是指一种主要对未上市企业和公司直接提供资本支持，并从事资本经营与监督的集合投资制度，是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券募集资金，交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投资管理机构操作，基金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实业项目，投资收益按资本分成的投融资方式。通常，基金发起人会联合主要投资者出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由其担任基金管理人并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同时选定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投资收益按投资者的出资份额共享，投资风险由投资者共担。产业投资基金一般定位于高新技术产业，有效率的基础产业，如收费路桥建设、电力建设、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以促进产业升级与结构高度化。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广，凡是符合国家鼓励发展并具有较好回报的产业，均可以运用这种投融资方式。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产业投资基金业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金融产业，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仅次于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业结构比重，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应占金融业资产规模的1％—3％。按中国现有金融资产规模约40万亿元匡算，产业投资基金规模应在4000亿元到8000亿元，最终达到占金融资产3％的目标。在影响上，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将改善我国企业的融资格局，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环境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段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投资活跃的时期，投资主体既有政府，也有私营部门。一方面，是国内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显著增长，而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和职能转变，需要减少债务，并将投资风险转移到私营部门；同时相对较高的估值推动更多的资产转手，进而促进了较快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在需求作用下，资金被吸引到国内高新技术，尤其是基础设施行业，基础设施资产已成为具有长期投资等级，富有吸引力的固定收益产品；而且在宏观经济向好的情况下，股本投资将产生较高的股息收益，能充分利用杠杆实现增长，并与通货膨胀挂钩。这些都为中国私募股本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也为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法律环境来看，经国务院批准，199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是至今中资机构在境外设立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依据。对在境内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1月起草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虽然至今没有出台，但是有关内容已经在相关政府部门达成共识。而国内已成功设立的中瑞、中比等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均由国家发改委以特批的方式报国务院批准成立。
从市场环境来看，当前国内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社会资金较为充裕，但投资渠道不畅，包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在内的大资金集团，正积极寻找有稳定现金流回报而又能与其负债结构相匹配的项目投资。只要产业投资基金的回报和结构设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可以完成基金的募集。
三、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融资特点
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包括运输行业(如收费道路、机场、港口和部分铁路)、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如供电和天然气网络、供水和废水处理网络)、政府服务业(如学校和医院、卫星等部分国防项目)和其他(如输油管、液化石油气接收站和运输船、合同发电)等。该行业资产均属于社会基础设施，具有稳定、可预测和低风险的现金流，且独立于商业圈之外，通常与本地通货膨胀相关，有能力支撑高负债。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值得中国企业探索的、比较适合大型建设项目的股本融资方式。对于项目主体而言，其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融资，主要有五大特点：一是投资期限较长，一般为10?15年；二是投资者一般不要求占控制地位，只要求参股；三是投资者到期后退出，发起人可拥有优先回购权；四是以财务投资者为主，很少参加经营管理(但会要求改善和强化公司治理)；五是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要求不高。当然，由于股本投资者比债务融资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在收益获得次序上排在贷款之后，因此，产业投资基金的融资成本要高于银行贷款。
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产业投资基金融资特点如下：
四、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案要点
目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立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已设立的中瑞合作基金、中比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创业投资基金和房地产投资基金，均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对不同的设立模式进行了探索。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进行研究、设计，不仅直接关系基金本身能否成功募集和运作，而且对于中国整个产业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结合国内外实践，在中国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需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基金组织形式：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公司型基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治理规范，管理直接，透明度高等优点；但需承受双重税赋，不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基金单位，无法实现利润100％分红。契约型基金设立简单，便于运作，经批准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基金单位，基金收入可以全部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本身无须缴纳所得税；但治理相对困难，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如公司型基金。
2.基金注册地：境内还是境外。在境内注册基金，目前尚无有关的专项法规，无税收优惠政策，审批程序相对简单，投资者以境内保险公司和社保机构为主，期望回报率比债务融资略高；在境外注册基金，法律环境较完善成熟，可选择具有税收优惠的境外地点注册，但审批程序较复杂，投资者群体广，期望的回报率较高(一般在12％一16％)。
3.基金投资方向。首先需确定基金定位是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还是要求高回报的创业投资基金，并考查拟投资行业的监管要求；然后分析投资者对基金收益率及其分布特点的要求，选择投资成熟项目，还是在建项目；最后检查不同项目的现金流配合情况，确定具体的投资方向或项目。
4.基金规模与存续期。基金规模主要受拟投资项目预计的资金需求，监管机构对基金规模的要求和审批的难易程度，潜在投资者的资金供给规模影响。基金存续期主要受拟投资项目预计的资金需求期间，潜在投资者的资金供给要求，满足投资者一定的预期收益率影响。
5、基金到期后处理方式。基金到期后的主要处理方式包括续期，基金将所持有投资项目股权在市场上出售等。项目出售可由约定的投资者拥有优先购买权，出售价格可按项目账面净值、基金成立时的收购价格，或市场价格进行。
6.发起人认购比例。发起人需确定对基金希望保持的控制力，将基金预期收益率与其现有投资项目回报率进行比较，以及衡量自身的资金来源是否充分。在契约型基金中，由于发起人可通过控股基金管理公司来实现对基金运作的实际控制，因此其对基金的认购比例可以尽可能的低。
五、产业投资基金的治理
产业投资基金的治理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1.基金公司或基金本身的治理。由于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二者本身的治理也大相径庭。公司型基金参照《公司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以基金章程为治理法则，其最高权利机构为股东会，常设机构为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原则与投资战略、审定基金管理公司提交的投资方案；同时设立投资委员会，由各股东按投资比例列席，审查基金管理公司提出的投资方案。契约型基金参照《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设立，投资者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行使基金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委托权、监督权和处置权等，对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表决。
2.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基金管理公司根据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原则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确保公司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化；公司董事会下设风险控制委员会，专职负责公司的风险控制，以保证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对投资项目的筛选、价值评估、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在促进所投资产业发展的同时，谋求基金收益的最大化。基金管理公司的责、权和利应在基金公司或基金与其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中明确。
3.基金托管人的治理。基金托管人是依据基金运行中“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和保管基金资产的架构，是基金持有人权益的代表。基金托管人的主要职责是保管基金资产，执行投资指令并办理资金往来，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复核、审查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财务报告。基金托管人的责、权和利应在基金公司或基金与其签订的托管协议中明确。
【内容提要】韩国电影的政策与法规制度、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市场开发与营销方式的流变过程，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启示：真正理解了电影产业化的本质是将电影作为一种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场，努力去研究如何为电影拍摄提供适宜的政策和资金环境，如何拍摄出观众喜欢的电影。
【摘 要 题】环球视域
【关 键 词】韩国/国产电影/中国/电影产业
【正 文】
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景气早已是无法回避的话题。2004年恰逢我国引进进口大片10周年，然而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上，进口大片的号召力也已经远不如前。1994年我国引进第一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这部电影创下了6000万人民币的票房纪录，而现在“一部进口电影如果可以达到2、3000万的票房就应该可以算是很不错的电影”。[1] (p12)2004年1～4月份，全国各地电影院平均上映场次比去年上升了20％，但观众人次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票房也相应的下降了15％。[2] (p4)2000年全国的电影票房是将近10亿元，就算以十元一场电影来计算，一年之间也只有1亿中国人走进了电影院，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当中每个中国人的平均观影次数不到0.1。而同样是这个指标，美国是6，韩国是3。[3] (p69)
在这种不景气的状况下，国产电影的境况更加值得担忧。2003年广电总局19号文件放开了对于合拍片管理的限制，合拍片也可算作国产电影。然而2003年这广义上的国产电影所创造的票房是3.5亿左右，仍然没有办法和进口大片超过4亿的票房抗衡。如果对国产电影进行细分，2003年1年内票房超过500万的纯大陆产电影有5部；票房超过600万的香港合拍片有13部，[4] (p104)可以看出这3.5亿的国产电影票房里还是合拍片起着支柱作用。
然而就在我们的东北方向，韩国的国产电影却正走出一条轰轰烈烈的繁荣之路。1993年金泳三当选为1961年军事政变后第一个民选总统时，韩国的电影市场也十分的不景气。然而1999年上映的韩国国产商业片《生死谍变》被评论界公认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大片，这也成为韩国电影异军突起的真正起点。在其后的短短5年，韩国当代电影工业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催生了大量充满生机的商业电影，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像金基德、洪尚秀这样的作者型艺术片导演。随着大量高品质的电影作品问世，当代韩国电影工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4年5月3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以一组韩国电影剧照作为封面，上面赫然写着：《东方好莱坞：为什么韩国电影能够打败好莱坞最火爆的大片？》。[5] 2003年12月1日全球同步上映的《指环王3》横扫全球，在韩国也没能免俗的创下了600万人次的观影纪录，《指环王3》也因此成为韩国历史上最卖座的进口电影。可是这个成绩也就大致相当于韩国国产电影创下纪录的一半。半兽人、精灵和霍贝特人可以在中土叱咤风云，但是他们却显然打不过韩国本土电影中的那些帅哥美女，因此就能够初步反映出韩国国产电影的繁荣状况真的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韩国是一个只有不到4800万人口的小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国的电影市场，每年被好莱坞买走版权并准备进行翻拍的电影多达30多部；2004年上半年中两部电影的票房之和就已经超过中国全年电影票房总数；每年在韩国的大银幕上映的韩国本国电影平均达到50％，在2004年前3个月这个指数已经上升到70％。[6] 应该说，韩国本土电影的崛起和繁荣不仅为电影观众们提供了一批赏心悦目的影片，更为亚洲还普遍低迷的电影业提供了一种民族电影发展的本土化经验。
一、韩国电影政策及法规制度流变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在韩国关于电影的政策和法规主要包括：已经不再存在的电影审查制度、电影分级制度、电影法、电影放映保障法和电影振兴法。
韩国从1926年就开始实施电影审查制度，这个电影审查机构曾分别隶属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美军驻韩政府、韩国宣传部、国防部、文教部和文化部。在军人政权期间，电影审查制丝毫没有放松，直到1973年对《电影法》进行的第四次修改中仍然明确强调要加强电影审查。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占领韩国的同时也把电影分级制度带到了韩国。但是在韩国，电影分级制和电影审查制度长期共存，对于电影更多的是进行限制。韩国电影分级制把电影分为四等级，但分级标准很粗略教条，其分级理念和目的从属于审查，对于电影中的暴力和色情全部都采取否定的态度。
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军人政权认识到媒体具有的力量，就收集日本占领朝鲜期间与电影有关的法律来制定韩国的电影法以限制电影创作。虽然韩国电影法的基本模本是日本占领期间旨在遏止朝鲜电影发展的限制政策，但是毕竟早在1962年韩国就出台了他们的《电影法》，用明文法制手段来管理电影已经成为人们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的共识。
虽然在《电影法》施行的过程中，韩国不断对这部法律进行修改并辅助以其他政策来使韩国电影按照他们的想法更好的发展，但是上世纪70年代的电视业兴起之后，韩国的电影工业不可遏止的开始崩坏。1973年韩国政府立法保障国产电影每年的放映天数，更在1984年第五次修订《电影法》的时候提高了国产电影每年在电影院上映的基本保障天数，正式确立了所谓的“电影季系统”(screen quarter system)，规定每个影院每年放映国产电影的天数不得少于每年的2/5，即146天。[7] (p277)这样一种强制性的措施迫使一些已经失去信心的韩国电影人为了填满电影上映的档期而坚持电影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韩国电影的发展，同时也遏止了好莱坞电影对于韩国电影市场的占领趋势。但是这一次修订又一次强化了电影审查制度，明确提出电影审查以行政控制为主，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提高道德和社会伦理。这种政策一方面保护了韩国本土电影得到充分的与观众接触的空间，另一方面却限制了韩国电影在吸引观众方面的发展余地。
1986年韩国政府第六次修订《电影法》，放宽电影制片商和进口商的注册标准，大开韩国的进口电影准入之门，自此韩国政府在美韩贸易谈判中彻底被迫采取了自由化的电影政策。这种自由化对于本来已经充斥着好莱坞作品的韩国电影市场伤害不算很大，但是它打破了原来由旧电影法保护的几家电影公司独占国产电影的局面，催生了上百家规模不大却充满活力的韩国本土电影公司。
1993年金泳三当选总统，结束了韩国长达30多年的军人统治，在“民主化热”的推进过程中，电影的表现题材逐渐放松。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韩国电影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活力，出现了像《悲歌一曲》（注：又名《西便制》，导演林权泽。）和《封大夫》这样的观影人数过百万的国产商业电影，韩国电影步入了多元化发展的轨道。1997年韩国实施了电影振兴法，内容涉及电影业登记、独立制作、电影审查、振兴机构、振兴基金和电影季系统等十多项。总体上，韩国政府对于电影的控制从严格走向宽松。但是韩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应该从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算起。金大中在竞选总统时的竞选纲领中就明确提出：“我们会通过强制手段来保证韩国国产电影在上映档期上的配额，并给予专门发行韩国国产电影的发行公司和专映韩国国产电影的影院以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将持续到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7] (p277)而他在当选总统之后也表示：“既然电影和ibm一样赚大钱，为什么我们不发展电影？”[2] (p4)
就在金大中准备放手发展韩国电影产业的时候，发生了韩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光头运动”。1998年10月，在《韩美投资协作第三次实务协议》中，韩国表示要将现行“电影季系统”中的146天放映韩国电影的时限缩短至92天。这个消息引起了韩国电影界的强烈不满，以韩国著名导演林权泽为首的韩国电影人组成了“死守电影季系统电影界非常措施委员会”，他们向全社会宣告：“美国的压迫使韩国电影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他们于12月1日在汉城市中心的光华门十字路口集会游行，其中绝大部分男性电影人都剃掉了头发，这种举动在韩国是仅次于自焚的抗议行为。最终这次抗议行动以政府宣布继续维持146天的本土电影放映期而告终。这一次示威活动不仅保护了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而且使国产片情结深入人心，使得韩国电影的内部关系渐趋良性发展。
不仅如此，这次示威也为修正原有《电影法》中的关键问题扫清障碍，迫使政府认真考虑电影产业中原本存在的很多问题。1999年韩国国会了《电影法修正案》，其中规定韩国将在2000年彻底废除影像制品审查制度，完全采用分级制，维持影院韩国电影放映任务制度。国会还对原有的电影等级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解释，并补充划分了“级外电影”，这类电影的放映必须由放映城市市长的许可，且只能在“级外电影”的专用院里放映。到2000年，原本隶属于文化部负责电影审查的“演出振兴委员会”被“影像制品分级委员会”所取代，由政府机构变为民间机构，这个分级委员会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父母所组成，特别要求其中包括女性委员。
经过这一番不断改革，韩国的本土电影由90年代前半期的年产100部左右，市场占有15％～20％，转变为年产45部左右，市场占有40％～50％。[2] (p4)虽然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当初金大中总统预言的可以全面开放的水平，但是韩国政府仍旧坚持了原有的“电影季系统”，来继续保护虽然已经比较繁荣但还不甚稳定的韩国电影。
相比较韩国电影政策和电影法规制度的流变，中国电影产业还缺乏规范的法律保护和规定，政府对于电影产业化也显得不够热心，似乎仅仅是在把所有原本没有产业化的领域全部推向产业化而已，政府甚至很多电影人还没有看到电影成为一个用艺术来赢利的产业的真正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国产电影的充分发展，虽然在2003年就已经有很多电影人呼吁我国也出台一个电影分级制度来取消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但是广电总局到现在还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就像已经讨论很久了的电影法起草工作一样，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然而从韩国国产电影的起飞可以看出，电影审查制度和电影分级制度对于电影产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分级制度意味着根据分级影片适合观看的对象，自律的限制影片的流通范围，而不是动辄对影片强制性的删减或者禁映。
我国现在也实行国产电影年上映时间的最低限制政策，而且我国还有每年进口电影数不得超过20部的保护政策。可是我国的电影人与观众之间的凝聚力明显没有韩国那样强大，观众也没有表现出韩国观众们对于国产电影的那种热情和责任感。在加强电影人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这一点上，韩国政府注重电影文化的建设和普及，引导和提高广大观众的电影文化视野和欣赏水平，为了这个目的韩国政府选择了举办国际电影节的办法。诸如汉城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等等，这些举办电影节的措施训练了韩国观众，使他们具有广阔的国际电影视野，习惯并喜欢本国电影中较高层次、雅文化性质的艺术片，使他们具备鉴赏能力去接受和品味本国导演拍出的既有民族风味又有国内品味的优秀电影。除了主要在高校举行的大学生电影节，中国现在举办的金鸡、百花、华表奖等评选和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更像是电影人自己的聚会，观众几乎参与不进去。当然并不能够要求政府为了普及电影而盲目的多举办电影节，但是至少每举办一个电影节都应该让周边的观众知道这一次活动对于自己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二、韩国电影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流变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从1962～1986年的二十多年间，韩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一直在不断加强，这对电影人的创新意识和表达热情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威吓与阻挠的力量，使得很多电影的投资商只愿意投资给那些运用好莱坞风格的叙事来附庸儒家思想的电影。这种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悦一些观众，同时也维护了审查机关的认定儒家是政治主流，不容任何怀疑、触动敏感神经的思想模式出现的想法。在这一阶段，大多数电影人在创作时的主要考虑不外乎就是将审查官的思想意识内在化，对于真正有意义的电影内容表达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阶段工人阶级迅速壮大，而并没有出现很多表现相关主题的电影，这使得社会变革时期的本土社会意识难以得到清晰的传达，人民与电影的关系仅止于浅层次，电影审查制度与电影创作的发展方向上的矛盾从那时起开始日渐激化。
1986年韩国对国内开放了制片市场后，有很多新鲜而有活力的电影涌现，一时间韩国电影成为国际影展上的新贵，与中国大陆的第五代和台湾新浪潮相呼应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这种前所未有的获奖浪潮对韩国电影的整体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影片开始有意无意地按照参赛的标准和趣味拍摄，对于国内评论界和观众的反应并不真的重视。于是韩国电影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倾向：一是重形式上的场面强度，尤其偏好长镜头的运用；另一种是假惺惺的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引用西方的寓言方式，使影片充满了徒有其表的“政治意识”或显得很“激进”。除却这两类电影本身的造作不谈，从前一阶段的模式化商业片一下子过渡到第一类枯燥晦涩、充满探索意味的艺术电影为韩国电影的市场化投下了不小的阴影，而那些“政治基金”的电影一般难以通过电影审查制度的审查，不得不都变成地下电影出境放映，这就相当于使当时本来就不多的韩国本土的电影投资白白的流失在国外市场上。
但也是因为电影市场的逐渐开放和电影审查制度的逐步放宽，社会资本的进入和进口电影的考验使韩国的电影产业真正做到了让市场来选择适合的电影，这些可以说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绊脚石，可能也是动力的因素最终在1995年迸发。1995年初韩国电影院里第一次播放了以前很少见的国外艺术电影，并且成功地在一个月内吸引到了两万名观众。一些电影制作公司还专门开设了艺术电影专用电影院和电影普及小组来向普通观众介绍艺术电影，并且逐渐的很多大学也开始开设有关影视方面的专业。而同样也是1995年，韩国kb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沙钟》创下了45.7％的收视率纪录，而这一年韩国的有线电视台成立、三丰百货公司崩溃灾难、当时在任总统金泳三的政治献金丑闻为韩国社会带来了极大动乱，而这个时候一直急剧扩展的录像带市场更以一种急速狂飙的态势占领电影的原有市场。[8] (p303)在这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韩国电影为了吸引观众而出现了电影种类多元化的格局。就是这些因素最终使现在的韩国电影形成了两大风格流派：第一类是以刻画人物心理，探索电影语言为主的艺术电影；第二类是注重类型特色，强调奇观效应，追求票房目标的商业片。
这一代的韩国艺术电影和80年代的“获奖风潮”期间的艺术电影有明显的不同，新一代的艺术电影对剧中主人公的个人生存状态描述得很细致深入；叙事化的表现常常代替情节化的处理，使人物的原生态鲜活生动。而且电影的叙事形式和风格个人化印记突出，电影语言精致熟练和国际化特征加强，成为这一代韩国艺术电影的特征。这些电影的风格和文化意味当然还是建立在韩国文化之上的，但文化视野和电影技巧明显示回应世纪末电影国际潮流——常常是欧洲艺术电影的时尚——这就使韩国新一代艺术电影提升了进入国际格局的品质和品位。在这一批艺术电影中很多甚至还取得了相当好的票房成绩，例如1998年上映的许秦豪导演的代表作《八月的照相馆》不仅在当年被评为最佳评论奖，而且观影人数也超过了300万人次。这种艺术电影已经可以不去迎合市场却仍然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的现实说明韩国电影市场向正常化文化消费发展的良性态势。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先前谈到的韩国经济起飞和韩国政府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培养起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经济和文化鉴赏能力的观影人群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存在，产生了高档次电影文化消费的社会需求。
第二类商业片是指那些以市场赢利为目标，根据当下的观众需求和潮流，按照特定类型规范而策划制作的娱乐化、消费性影片。韩国本土电影商业片的成功程度更甚于它的艺术电影，在我们上文曾开列的位于韩国前十大卖座影片中的八部国产电影有五部是典型的商业片。而韩国商业电影的这种成功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90年代后期商业片出现的重要趋势，即少数重点商业片追求高投资、数字化技术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的市场效果。这是因为“商业片仅仅依靠高投资、高技术、明星化操作还不够，超级商业片必须以宏大叙事为依托，才能使故事、人物、主题产生人类感和震撼力。”[9] 但是这种商业电影已经可以算是商业电影的高级阶段，它们往往首先有具备一定市场号召力的著名导演，通过对导演的信任吸引来很多的投资从而可以进行相当级别的数字化制作。同时这些导演一般都不仅是对市场有很大野心，他们力图融合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风格，在商业电影中以宏大叙事为主题框架，制成规模化和高技术的奇观效应，并最终产生巨大情感震撼力。通过宏大叙事的思想性提升悬念设置的层次和观众的认同感，可以使商业片的娱乐化、游戏感和审美过程跟相当程度的社会历史意识结合起来。从而使商业片不是那么赤裸裸的“商业”，这在很大程度上照顾了观众心目中追求电影的“艺术性”以彰显自身审美品位的心理。
另一个推动韩国商业电影发展的原因是韩国商业电影的多元化和类型化。由于电影产业已经具备了初步发展，很多商业片的制作方需挖空心思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出路，而一旦新的出路被证明是有商业意义的就会有很多人跟风而来，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类型电影。同样也是因为社会资本被允许进入电影市场，原本韩国传统“师徒相继”式的论资排辈规则被打破，很多青年导演得到了拍片的机会。为了回报投资方，他们只能选择拍摄商业片，而年轻人的锐气又促使他们去选择成名导演习惯回避的领域，于是在这些青年导演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现在韩国商业电影中蔚为大观的恐怖片、情色片和女性电影。
通过研究韩国电影的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的流变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影创作现状和1986～1990年间的韩国电影很类似，同样是处在逐渐放开的电影审查制度之下，背靠在国际影展上的辉煌，面对电影产业化的巨大压力。和当时的韩国相比我们有优势，中国的电影市场每年只允许最多上映20部进口电影，而韩国的电影进口市场是完全放开的；我们也有劣势，我们没有电影分级制度，这迫使我们的电影只能更笼统，在类型化和多样化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要走；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心腹大患，就是与香港合拍的电影已经被开放为国产电影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它们的运作方式和创作手法和狭义上的国产电影完全不同，我们很可能守住了好莱坞的进攻，却被“自己人”打败了。
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还是需要把电影分级制度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的电影分级真的已经到了“非分不可”的地步。否则很多商业片甚至艺术电影的表现手段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商业片无法进行足够细化的分类，很多本来可以有很好的市场效益的电影类型不能够通过审查，或者偶尔通过审查也最终无法走向成熟。而像在韩国电影市场上效果很好的恐怖电影、唯美的情色电影甚至现在可以成为很多人眼中韩国电影的标签，不论是从产业的角度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中国就可能无法通过审查的电影并没有伤害韩国电影乃至韩国的形象和公民素质，反而为韩国的电影产业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我国现在情况有时甚至是电影审查的制度原本在国内的大银幕上克制住了一些内容，但是没奈何国际上的风潮仍然潜移默化给我国的观众一种对暧昧镜头的观影兴趣，甚至电影的尺度多大都可以成为电影宣传的热点，这些国际电影的“时尚”迫使很多我们的本土电影在没必要的情况下也要在情节中添进一些暧昧的镜头。但是如果我国有电影分级制度，在这种自律机制的压力下，即便是为了商业利益，电影的制作者自然会把握电影的尺度，而不是无谓的非要安插进去一些滑稽的镜头。
在电影创作方面我国更需要努力向韩国学习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一批能够做好商业电影的电影人。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论调表示不屑，按照我们在国际电影节上披金戴银的架势，那么晦涩的艺术电影都可以做好，怎么会做不好商业电影？可是我国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商业电影不商业，很多电影人也许觉得拍摄商业电影代表了“向五斗米折腰”的不得已而感到极不甘心。于是我国的商业电影很多时候夹杂着导演生生掺进去的“人文抱负”，反而使一部电影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新锐导演朱文这样分析这种现象：“统计学上认为，任何艺术形式的产生99％与相应的消费需求有关，只有1％与所谓灵魂或精神有关。而在中国99％的电影人会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件和灵魂或精神相关的伟大事业。”[10] (p47)简单说，就是太拿电影当回事了！我们需要一批能够认真研究观众的喜好，市场的喜好，并能够将之与适度的电影艺术性相结合的电影人，而不是那些只顾自己喜好，甚至自己也未必喜好只是一味追求艰深的电影人。虽然韩国的电影在产业化与市场化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要比我们长一些，但是既然珠玉在前，我们就应该努力吸收人家的经验教训，不必再走当初他们走过的弯路。
而且商业电影并不像很多人印象中那样只要情节够通俗，过程够曲折，结局够皆大欢喜或者够凄惨，整体够“俗套”就可以，很多让我们觉得艺术性和震憾力都很强的电影其实在制作和创作的时候都是按照商业片来运作的。举个例子，韩国著名的商业电影导演姜帝圭最近的作品《太极旗飘扬》讲述了朝鲜战争一个家庭中两兄弟不同的成长道路，背后反映的是朝鲜战争给朝韩人民带来的影响。这部电影就是以宏大叙事为背景的典型电影，成功地吸引了1200万韩国人进电影院去观看，甚至很多亲身经历了朝鲜战争的韩国人在看后都流下了眼泪，但不论是投资方还是创作方都始终坚持认为这部电影就是商业电影。可是做一个大胆的想象，如果这部电影由中国的电影导演来拍摄的话，一定要宣称自己要拍“史诗巨片”了！所以说，商业电影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商业利益而非艺术追求粗制滥造来糊弄观众的，只有很精致的电影才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上，韩国的现任文化部长、著名导演李昌东这样总结商业电影应该具备的五个要素：故事具有感染力；情节富有想象力；视觉上要有冲击力；音效上要有震撼力；主创人员具有票房号召力。[11] (p1)我国的电影人对于商业电影的观念应该从中有所借鉴。
三、韩国电影市场开发与营销方式流变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韩国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韩国自己制作的第一部电影，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韩国电影市场开发和营销方式还是应该从上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算起。
一部电影的生产可以分为制作、投资、发行、放映四大环节，[12] (p372)如果说制作更多的是和艺术性相关联，那么剩下的三个环节就无可避免的要和市场开发和营销方式相联系。而其中首当其冲在上世纪韩国电影崛起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角色的就是电影拍摄资金来源的变化。
韩国电影界80、90年代里最重大也最基本的变革就是资本投资的形式变化。韩国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规模制作电影时起就有了的“忠武路”电影制作方式，一直延续到1986年都是韩国的主流电影制作方式。这种电影制作方式依靠专门的电影公司，自身的资金主要进行商业电影的拍摄，而且这些电影公司一般都没有足够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背景支持。在1986年韩国开放电影市场之前，这些电影公司把持了韩国的电影制作和电影进口事业，在电影制作上面输给好莱坞电影的部分还可以在进口电影的时候赚回来，所以基本还能够维持韩国本土电影的生存。但是当电影市场被打开之后，很多电影人自己组成了独立电影公司，某些大企业也把电影投资当作副业进行，这都对“忠武路”电影制作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到现在，这种依靠中小资本和单独经营电影一个方面的电影公司经过市场的淘汰，只剩一些具有相当的资本力量和自己的电影院线的公司还在勉强经营下去。
在1986年韩国开放了电影市场之后，首先出现了独立的电影制作公司。这种电影公司一般是由摆脱忠武路制作方式的电影人自己组建的，或是由一些爱好电影的年轻人一起设立的电影公司。它们标榜独立制作方式，先向地方营销者销售地方营销权，或者是向大企业销售录像带版权，以这种方式吸引资本来拍电影。但是由于自身资本力量比较薄弱的缘故，这些电影公司逐渐开始依赖大企业的资金支持，很快导致了大企业自主投身电影投资事业，于是这些独立电影公司要么逐渐成为大企业在电影投资业的附庸，要么就以破产消亡告终。
现在韩国电影的投资主力都和韩国的大企业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韩国的三星集团和大宇集团等著名企业都是在1990年前后开始涉足电影投资，起初他们只是从事营销录像带的版权，但是由于自身资金实力雄厚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内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的销售权。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电影的制作方式出现了偏差，这些大公司盲目追求如何在录像带市场低投入高产出，很多他们投资的电影公司开始拍摄粗糙的b级电影。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将这些大公司拖向了破产的边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货币稳定支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这些重组后的财团退出电影行业。短短几个月，原本还是由大财团把持的电影投资行业就风吹云散。可是并没有很久，这些大财团又重新回到了电影投资行业。因为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这些财团很多原本的核心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低迷，股票市场不稳定，银行利息又低，但电影业还是可以保持20％～30％的回报率，这在当时经济很不景气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收益率了。于是大企业重新开始投资电影拍摄，并且为了符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定，这些大企业都专门开设了负责电影投资事项的子公司。尤其是1999年上映的《生死谍变》获得了票房上空前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将投资的目光转向了电影方面。到1998年前后韩国电影产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脱胎于大企业的投资公司的身影，这些专门负责投资的公司投巨资开设专门的电影公司攻占电影市场。到2000年前后，这些拥有巨额身家的大公司不再甘于投资拍摄电影，他们还投资和美国、香港等地的著名电影公司合作获得进口电影的亚洲版权；从2001年起这些公司开始创立自己的电影院线，有的大财团甚至下设很完整的电影公司。
相比较韩国电影的资金来源，我国的电影拍摄资金就显得微不足道，基本上都是由一些电影公司来提供，少数知名导演拍摄的大片可以得到高额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本土化程度很低，使得这些大片的高票房最终很难回到本土电影市场上来。即便是有本土企业肯投资给电影拍摄也大多数采取广告赞助的形式，不仅数目不大，而且作为回报电影中必须出现相应的产品，这样更限制了电影可选择赞助商的范围，有的时候不恰当的赞助产品还会给电影带来滑稽甚至致命的硬伤。
我国的大企业不愿意投资电影产业有着特殊的原因。在我国电影业虽然不景气，但回报率也仍然可以达到20％，但是相比很多回报率更高的产业，电影带来的利益还不算诱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由于我国是一个仍然存在关税保护的国家，很多现代产业的资金回报率非常高，例如汽车制造业在韩国的回报率不过15％～20％，著名品牌的汽车制造业回报率稍高，也不超过35％，而中国的汽车制造业的回报率平均甚至都在35％～55％。但是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拿出培育电影产业的态度来看待我国的电影产业，想要取得足够高的回报率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关键还是需要拥有投资能力的企业认识到，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一种可以赚钱的产业。
一部电影的市场开发和营销离不开发行，韩国电影的发行基本上是照搬了好莱坞的发行模式。豪华的电影院，长长的红地毯，盛大的首映式，众多的明星捧场，无数疯狂尖叫的追星族。
韩国电影崛起的经验表明，在发行方面好莱坞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拍摄和院线推广一样重要，都需要进行大量资金的投入。但是中国的现状是，很多电影本身拍摄资金就捉襟见肘，更不要说按照好莱坞的规矩拿出总预算的1/3来进行发行宣传了。但是这种认为可以舍弃电影发行宣传的想法也说明了我国的电影产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发行宣传对于一部电影的重要作用。电影的发行工作应该是和电影的拍摄工作同步展开的，而不是等到电影快要上映时才开个记者招待会就了事；同样电影的发行宣传应该努力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电影本身上，而非电影明星的花边新闻。
作为电影的最后一站，也是电影直接和观众接触的最后一环，韩国电影的放映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部分。现在韩国的5厅以上电影院589个，每厅700～800人，而电影票价仅是韩国人均月收入的1/200；而中国现在拥有1106家电影院，2197块银幕，这说明我国绝大多数电影院还是单厅放映，同时我国的电影票价是月人均收入的1/60。[13] (p106)相比之下，两国的电影放映环节优劣不言自明，这是因为在韩国的电影界有这样的观念，“电影以观众人次多少来获得票房，而不是以电影票价高低来获得票房。”虽然韩国的电影多厅制是和它的电影类型多元化相适应的，也许这一点在中国还不算很合拍，但是至少多厅制在电影时间的选择上也可以给观众提供很多的便利。而电影放映作为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如果还只是生硬地安排出一张电影放映时刻表要观众去适应，那就不能不说这种做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卖方市场的时代。
韩国本土电影的崛起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但是我们也并不单是要跟在韩国的后面亦步亦趋。韩国本土电影的繁荣告诉我们用商业化的眼光去看待电影产业才是解决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根本办法。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进行纵向联合，集约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为提升本土电影受关注度可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我们还可以对电影文化进行跨媒介甚至跨产品领域的推广。从进行跨媒介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单单把解决电影产业资金流动问题的目光集中在电影票房上，只有多渠道的解决问题才能够降低风险和成本，我们可以向电视网络出售播放版权，还可以出售音像制品的版权，这样不仅降低了电影本身的成本和投资风险，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盗版，甚至通过电视网络作为前期宣传，会吸引喜欢某部电影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感受更为震撼的视听效果。而从进行跨产品领域推广的角度来说，在电影类型多元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联合各种不同的产品领域，趁势发行电影原声带、开发相关电脑游戏、出版电影剧本或者写真集，甚至还可以生产销售相关的商品，例如：服装和宣传画。
总而言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解决电影产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认真规范，脚踏实地的进行电影产业化。不论是政府这样的决策和管理机构、电影人这样的制作单位还是投资商这样的经营方，只有真正理解了电影产业化的本质就是将电影作为一种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场，一切的优胜劣汰都掌握在消费者——观众这“上帝之手”中，努力研究如何为电影拍摄提供适宜的政策和资金环境，如何拍摄出观众喜欢的电影，或者说如何使观众喜欢这些电影，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从韩国电影的崛起乃至腾飞中得到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启示。
【内容提要】韩国电影的政策与法规制度、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市场开发与营销方式的流变过程，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启示：真正理解了电影产业化的本质是将电影作为一种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场，努力去研究如何为电影拍摄提供适宜的政策和资金环境，如何拍摄出观众喜欢的电影。
【摘 要 题】环球视域
【关 键 词】韩国/国产电影/中国/电影产业
【正 文】
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景气早已是无法回避的话题。2004年恰逢我国引进进口大片10周年，然而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上，进口大片的号召力也已经远不如前。1994年我国引进第一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这部电影创下了6000万人民币的票房纪录，而现在“一部进口电影如果可以达到2、3000万的票房就应该可以算是很不错的电影”。[1] (p12)2004年1～4月份，全国各地电影院平均上映场次比去年上升了20％，但观众人次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票房也相应的下降了15％。[2] (p4)2000年全国的电影票房是将近10亿元，就算以十元一场电影来计算，一年之间也只有1亿中国人走进了电影院，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当中每个中国人的平均观影次数不到0.1。而同样是这个指标，美国是6，韩国是3。[3] (p69)
在这种不景气的状况下，国产电影的境况更加值得担忧。2003年广电总局19号文件放开了对于合拍片管理的限制，合拍片也可算作国产电影。然而2003年这广义上的国产电影所创造的票房是3.5亿左右，仍然没有办法和进口大片超过4亿的票房抗衡。如果对国产电影进行细分，2003年1年内票房超过500万的纯大陆产电影有5部；票房超过600万的香港合拍片有13部，[4] (p104)可以看出这3.5亿的国产电影票房里还是合拍片起着支柱作用。
然而就在我们的东北方向，韩国的国产电影却正走出一条轰轰烈烈的繁荣之路。1993年金泳三当选为1961年军事政变后第一个民选总统时，韩国的电影市场也十分的不景气。然而1999年上映的韩国国产商业片《生死谍变》被评论界公认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大片，这也成为韩国电影异军突起的真正起点。在其后的短短5年，韩国当代电影工业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催生了大量充满生机的商业电影，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像金基德、洪尚秀这样的作者型艺术片导演。随着大量高品质的电影作品问世，当代韩国电影工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4年5月3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以一组韩国电影剧照作为封面，上面赫然写着：《东方好莱坞：为什么韩国电影能够打败好莱坞最火爆的大片？》。[5] 2003年12月1日全球同步上映的《指环王3》横扫全球，在韩国也没能免俗的创下了600万人次的观影纪录，《指环王3》也因此成为韩国历史上最卖座的进口电影。可是这个成绩也就大致相当于韩国国产电影创下纪录的一半。半兽人、精灵和霍贝特人可以在中土叱咤风云，但是他们却显然打不过韩国本土电影中的那些帅哥美女，因此就能够初步反映出韩国国产电影的繁荣状况真的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以上数据来自《新电影》杂志，2004年5月15日出版，总第44期，原文载于2004年5月3日出版的《news week》，作者mark russell & george wehrfritz, 新电影杂志社翻译)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韩国是一个只有不到4800万人口的小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国的电影市场，每年被好莱坞买走版权并准备进行翻拍的电影多达30多部；2004年上半年中两部电影的票房之和就已经超过中国全年电影票房总数；每年在韩国的大银幕上映的韩国本国电影平均达到50％，在2004年前3个月这个指数已经上升到70％。[6] 应该说，韩国本土电影的崛起和繁荣不仅为电影观众们提供了一批赏心悦目的影片，更为亚洲还普遍低迷的电影业提供了一种民族电影发展的本土化经验。
一、韩国电影政策及法规制度流变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在韩国关于电影的政策和法规主要包括：已经不再存在的电影审查制度、电影分级制度、电影法、电影放映保障法和电影振兴法。
韩国从1926年就开始实施电影审查制度，这个电影审查机构曾分别隶属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美军驻韩政府、韩国宣传部、国防部、文教部和文化部。在军人政权期间，电影审查制丝毫没有放松，直到1973年对《电影法》进行的第四次修改中仍然明确强调要加强电影审查。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占领韩国的同时也把电影分级制度带到了韩国。但是在韩国，电影分级制和电影审查制度长期共存，对于电影更多的是进行限制。韩国电影分级制把电影分为四等级，但分级标准很粗略教条，其分级理念和目的从属于审查，对于电影中的暴力和色情全部都采取否定的态度。
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军人政权认识到媒体具有的力量，就收集日本占领朝鲜期间与电影有关的法律来制定韩国的电影法以限制电影创作。虽然韩国电影法的基本模本是日本占领期间旨在遏止朝鲜电影发展的限制政策，但是毕竟早在1962年韩国就出台了他们的《电影法》，用明文法制手段来管理电影已经成为人们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的共识。
虽然在《电影法》施行的过程中，韩国不断对这部法律进行修改并辅助以其他政策来使韩国电影按照他们的想法更好的发展，但是上世纪70年代的电视业兴起之后，韩国的电影工业不可遏止的开始崩坏。1973年韩国政府立法保障国产电影每年的放映天数，更在1984年第五次修订《电影法》的时候提高了国产电影每年在电影院上映的基本保障天数，正式确立了所谓的“电影季系统”(screen quarter system)，规定每个影院每年放映国产电影的天数不得少于每年的2/5，即146天。[7] (p277)这样一种强制性的措施迫使一些已经失去信心的韩国电影人为了填满电影上映的档期而坚持电影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韩国电影的发展，同时也遏止了好莱坞电影对于韩国电影市场的占领趋势。但是这一次修订又一次强化了电影审查制度，明确提出电影审查以行政控制为主，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提高道德和社会伦理。这种政策一方面保护了韩国本土电影得到充分的与观众接触的空间，另一方面却限制了韩国电影在吸引观众方面的发展余地。
1986年韩国政府第六次修订《电影法》，放宽电影制片商和进口商的注册标准，大开韩国的进口电影准入之门，自此韩国政府在美韩贸易谈判中彻底被迫采取了自由化的电影政策。这种自由化对于本来已经充斥着好莱坞作品的韩国电影市场伤害不算很大，但是它打破了原来由旧电影法保护的几家电影公司独占国产电影的局面，催生了上百家规模不大却充满活力的韩国本土电影公司。
1993年金泳三当选总统，结束了韩国长达30多年的军人统治，在“民主化热”的推进过程中，电影的表现题材逐渐放松。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韩国电影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活力，出现了像《悲歌一曲》（注：又名《西便制》，导演林权泽。）和《封大夫》这样的观影人数过百万的国产商业电影，韩国电影步入了多元化发展的轨道。1997年韩国实施了电影振兴法，内容涉及电影业登记、独立制作、电影审查、振兴机构、振兴基金和电影季系统等十多项。总体上，韩国政府对于电影的控制从严格走向宽松。但是韩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应该从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算起。金大中在竞选总统时的竞选纲领中就明确提出：“我们会通过强制手段来保证韩国国产电影在上映档期上的配额，并给予专门发行韩国国产电影的发行公司和专映韩国国产电影的影院以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将持续到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7] (p277)而他在当选总统之后也表示：“既然电影和ibm一样赚大钱，为什么我们不发展电影？”[2] (p4)
就在金大中准备放手发展韩国电影产业的时候，发生了韩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光头运动”。1998年10月，在《韩美投资协作第三次实务协议》中，韩国表示要将现行“电影季系统”中的146天放映韩国电影的时限缩短至92天。这个消息引起了韩国电影界的强烈不满，以韩国著名导演林权泽为首的韩国电影人组成了“死守电影季系统电影界非常措施委员会”，他们向全社会宣告：“美国的压迫使韩国电影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他们于12月1日在汉城市中心的光华门十字路口集会游行，其中绝大部分男性电影人都剃掉了头发，这种举动在韩国是仅次于自焚的抗议行为。最终这次抗议行动以政府宣布继续维持146天的本土电影放映期而告终。这一次示威活动不仅保护了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而且使国产片情结深入人心，使得韩国电影的内部关系渐趋良性发展。
不仅如此，这次示威也为修正原有《电影法》中的关键问题扫清障碍，迫使政府认真考虑电影产业中原本存在的很多问题。1999年韩国国会了《电影法修正案》，其中规定韩国将在2000年彻底废除影像制品审查制度，完全采用分级制，维持影院韩国电影放映任务制度。国会还对原有的电影等级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解释，并补充划分了“级外电影”，这类电影的放映必须由放映城市市长的许可，且只能在“级外电影”的专用院里放映。到2000年，原本隶属于文化部负责电影审查的“演出振兴委员会”被“影像制品分级委员会”所取代，由政府机构变为民间机构，这个分级委员会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父母所组成，特别要求其中包括女性委员。
经过这一番不断改革，韩国的本土电影由90年代前半期的年产100部左右，市场占有15％～20％，转变为年产45部左右，市场占有40％～50％。[2] (p4)虽然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当初金大中总统预言的可以全面开放的水平，但是韩国政府仍旧坚持了原有的“电影季系统”，来继续保护虽然已经比较繁荣但还不甚稳定的韩国电影。
相比较韩国电影政策和电影法规制度的流变，中国电影产业还缺乏规范的法律保护和规定，政府对于电影产业化也显得不够热心，似乎仅仅是在把所有原本没有产业化的领域全部推向产业化而已，政府甚至很多电影人还没有看到电影成为一个用艺术来赢利的产业的真正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国产电影的充分发展，虽然在2003年就已经有很多电影人呼吁我国也出台一个电影分级制度来取消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但是广电总局到现在还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就像已经讨论很久了的电影法起草工作一样，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然而从韩国国产电影的起飞可以看出，电影审查制度和电影分级制度对于电影产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分级制度意味着根据分级影片适合观看的对象，自律的限制影片的流通范围，而不是动辄对影片强制性的删减或者禁映。
我国现在也实行国产电影年上映时间的最低限制政策，而且我国还有每年进口电影数不得超过20部的保护政策。可是我国的电影人与观众之间的凝聚力明显没有韩国那样强大，观众也没有表现出韩国观众们对于国产电影的那种热情和责任感。在加强电影人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这一点上，韩国政府注重电影文化的建设和普及，引导和提高广大观众的电影文化视野和欣赏水平，为了这个目的韩国政府选择了举办国际电影节的办法。诸如汉城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等等，这些举办电影节的措施训练了韩国观众，使他们具有广阔的国际电影视野，习惯并喜欢本国电影中较高层次、雅文化性质的艺术片，使他们具备鉴赏能力去接受和品味本国导演拍出的既有民族风味又有国内品味的优秀电影。除了主要在高校举行的大学生电影节，中国现在举办的金鸡、百花、华表奖等评选和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更像是电影人自己的聚会，观众几乎参与不进去。当然并不能够要求政府为了普及电影而盲目的多举办电影节，但是至少每举办一个电影节都应该让周边的观众知道这一次活动对于自己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二、韩国电影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流变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从1962～1986年的二十多年间，韩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一直在不断加强，这对电影人的创新意识和表达热情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威吓与阻挠的力量，使得很多电影的投资商只愿意投资给那些运用好莱坞风格的叙事来附庸儒家思想的电影。这种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悦一些观众，同时也维护了审查机关的认定儒家是政治主流，不容任何怀疑、触动敏感神经的思想模式出现的想法。在这一阶段，大多数电影人在创作时的主要考虑不外乎就是将审查官的思想意识内在化，对于真正有意义的电影内容表达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阶段工人阶级迅速壮大，而并没有出现很多表现相关主题的电影，这使得社会变革时期的本土社会意识难以得到清晰的传达，人民与电影的关系仅止于浅层次，电影审查制度与电影创作的发展方向上的矛盾从那时起开始日渐激化。
1986年韩国对国内开放了制片市场后，有很多新鲜而有活力的电影涌现，一时间韩国电影成为国际影展上的新贵，与中国大陆的第五代和台湾新浪潮相呼应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这种前所未有的获奖浪潮对韩国电影的整体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影片开始有意无意地按照参赛的标准和趣味拍摄，对于国内评论界和观众的反应并不真的重视。于是韩国电影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倾向：一是重形式上的场面强度，尤其偏好长镜头的运用；另一种是假惺惺的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引用西方的寓言方式，使影片充满了徒有其表的“政治意识”或显得很“激进”。除却这两类电影本身的造作不谈，从前一阶段的模式化商业片一下子过渡到第一类枯燥晦涩、充满探索意味的艺术电影为韩国电影的市场化投下了不小的阴影，而那些“政治基金”的电影一般难以通过电影审查制度的审查，不得不都变成地下电影出境放映，这就相当于使当时本来就不多的韩国本土的电影投资白白的流失在国外市场上。
但也是因为电影市场的逐渐开放和电影审查制度的逐步放宽，社会资本的进入和进口电影的考验使韩国的电影产业真正做到了让市场来选择适合的电影，这些可以说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绊脚石，可能也是动力的因素最终在1995年迸发。1995年初韩国电影院里第一次播放了以前很少见的国外艺术电影，并且成功地在一个月内吸引到了两万名观众。一些电影制作公司还专门开设了艺术电影专用电影院和电影普及小组来向普通观众介绍艺术电影，并且逐渐的很多大学也开始开设有关影视方面的专业。而同样也是1995年，韩国kb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沙钟》创下了45.7％的收视率纪录，而这一年韩国的有线电视台成立、三丰百货公司崩溃灾难、当时在任总统金泳三的政治献金丑闻为韩国社会带来了极大动乱，而这个时候一直急剧扩展的录像带市场更以一种急速狂飙的态势占领电影的原有市场。[8] (p303)在这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韩国电影为了吸引观众而出现了电影种类多元化的格局。就是这些因素最终使现在的韩国电影形成了两大风格流派：第一类是以刻画人物心理，探索电影语言为主的艺术电影；第二类是注重类型特色，强调奇观效应，追求票房目标的商业片。
这一代的韩国艺术电影和80年代的“获奖风潮”期间的艺术电影有明显的不同，新一代的艺术电影对剧中主人公的个人生存状态描述得很细致深入；叙事化的表现常常代替情节化的处理，使人物的原生态鲜活生动。而且电影的叙事形式和风格个人化印记突出，电影语言精致熟练和国际化特征加强，成为这一代韩国艺术电影的特征。这些电影的风格和文化意味当然还是建立在韩国文化之上的，但文化视野和电影技巧明显示回应世纪末电影国际潮流——常常是欧洲艺术电影的时尚——这就使韩国新一代艺术电影提升了进入国际格局的品质和品位。在这一批艺术电影中很多甚至还取得了相当好的票房成绩，例如1998年上映的许秦豪导演的代表作《八月的照相馆》不仅在当年被评为最佳评论奖，而且观影人数也超过了300万人次。这种艺术电影已经可以不去迎合市场却仍然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的现实说明韩国电影市场向正常化文化消费发展的良性态势。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先前谈到的韩国经济起飞和韩国政府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培养起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经济和文化鉴赏能力的观影人群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存在，产生了高档次电影文化消费的社会需求。
第二类商业片是指那些以市场赢利为目标，根据当下的观众需求和潮流，按照特定类型规范而策划制作的娱乐化、消费性影片。韩国本土电影商业片的成功程度更甚于它的艺术电影，在我们上文曾开列的位于韩国前十大卖座影片中的八部国产电影有五部是典型的商业片。而韩国商业电影的这种成功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90年代后期商业片出现的重要趋势，即少数重点商业片追求高投资、数字化技术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的市场效果。这是因为“商业片仅仅依靠高投资、高技术、明星化操作还不够，超级商业片必须以宏大叙事为依托，才能使故事、人物、主题产生人类感和震撼力。”[9] 但是这种商业电影已经可以算是商业电影的高级阶段，它们往往首先有具备一定市场号召力的著名导演，通过对导演的信任吸引来很多的投资从而可以进行相当级别的数字化制作。同时这些导演一般都不仅是对市场有很大野心，他们力图融合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风格，在商业电影中以宏大叙事为主题框架，制成规模化和高技术的奇观效应，并最终产生巨大情感震撼力。通过宏大叙事的思想性提升悬念设置的层次和观众的认同感，可以使商业片的娱乐化、游戏感和审美过程跟相当程度的社会历史意识结合起来。从而使商业片不是那么赤裸裸的“商业”，这在很大程度上照顾了观众心目中追求电影的“艺术性”以彰显自身审美品位的心理。
另一个推动韩国商业电影发展的原因是韩国商业电影的多元化和类型化。由于电影产业已经具备了初步发展，很多商业片的制作方需挖空心思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出路，而一旦新的出路被证明是有商业意义的就会有很多人跟风而来，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类型电影。同样也是因为社会资本被允许进入电影市场，原本韩国传统“师徒相继”式的论资排辈规则被打破，很多青年导演得到了拍片的机会。为了回报投资方，他们只能选择拍摄商业片，而年轻人的锐气又促使他们去选择成名导演习惯回避的领域，于是在这些青年导演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现在韩国商业电影中蔚为大观的恐怖片、情色片和女性电影。
通过研究韩国电影的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的流变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影创作现状和1986～1990年间的韩国电影很类似，同样是处在逐渐放开的电影审查制度之下，背靠在国际影展上的辉煌，面对电影产业化的巨大压力。和当时的韩国相比我们有优势，中国的电影市场每年只允许最多上映20部进口电影，而韩国的电影进口市场是完全放开的；我们也有劣势，我们没有电影分级制度，这迫使我们的电影只能更笼统，在类型化和多样化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要走；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心腹大患，就是与香港合拍的电影已经被开放为国产电影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它们的运作方式和创作手法和狭义上的国产电影完全不同，我们很可能守住了好莱坞的进攻，却被“自己人”打败了。
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还是需要把电影分级制度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的电影分级真的已经到了“非分不可”的地步。否则很多商业片甚至艺术电影的表现手段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商业片无法进行足够细化的分类，很多本来可以有很好的市场效益的电影类型不能够通过审查，或者偶尔通过审查也最终无法走向成熟。而像在韩国电影市场上效果很好的恐怖电影、唯美的情色电影甚至现在可以成为很多人眼中韩国电影的标签，不论是从产业的角度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中国就可能无法通过审查的电影并没有伤害韩国电影乃至韩国的形象和公民素质，反而为韩国的电影产业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我国现在情况有时甚至是电影审查的制度原本在国内的大银幕上克制住了一些内容，但是没奈何国际上的风潮仍然潜移默化给我国的观众一种对暧昧镜头的观影兴趣，甚至电影的尺度多大都可以成为电影宣传的热点，这些国际电影的“时尚”迫使很多我们的本土电影在没必要的情况下也要在情节中添进一些暧昧的镜头。但是如果我国有电影分级制度，在这种自律机制的压力下，即便是为了商业利益，电影的制作者自然会把握电影的尺度，而不是无谓的非要安插进去一些滑稽的镜头。
在电影创作方面我国更需要努力向韩国学习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一批能够做好商业电影的电影人。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论调表示不屑，按照我们在国际电影节上披金戴银的架势，那么晦涩的艺术电影都可以做好，怎么会做不好商业电影？可是我国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商业电影不商业，很多电影人也许觉得拍摄商业电影代表了“向五斗米折腰”的不得已而感到极不甘心。于是我国的商业电影很多时候夹杂着导演生生掺进去的“人文抱负”，反而使一部电影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新锐导演朱文这样分析这种现象：“统计学上认为，任何艺术形式的产生99％与相应的消费需求有关，只有1％与所谓灵魂或精神有关。而在中国99％的电影人会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件和灵魂或精神相关的伟大事业。”[10] (p47)简单说，就是太拿电影当回事了！我们需要一批能够认真研究观众的喜好，市场的喜好，并能够将之与适度的电影艺术性相结合的电影人，而不是那些只顾自己喜好，甚至自己也未必喜好只是一味追求艰深的电影人。虽然韩国的电影在产业化与市场化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要比我们长一些，但是既然珠玉在前，我们就应该努力吸收人家的经验教训，不必再走当初他们走过的弯路。
而且商业电影并不像很多人印象中那样只要情节够通俗，过程够曲折，结局够皆大欢喜或者够凄惨，整体够“俗套”就可以，很多让我们觉得艺术性和震憾力都很强的电影其实在制作和创作的时候都是按照商业片来运作的。举个例子，韩国著名的商业电影导演姜帝圭最近的作品《太极旗飘扬》讲述了朝鲜战争一个家庭中两兄弟不同的成长道路，背后反映的是朝鲜战争给朝韩人民带来的影响。这部电影就是以宏大叙事为背景的典型电影，成功地吸引了1200万韩国人进电影院去观看，甚至很多亲身经历了朝鲜战争的韩国人在看后都流下了眼泪，但不论是投资方还是创作方都始终坚持认为这部电影就是商业电影。可是做一个大胆的想象，如果这部电影由中国的电影导演来拍摄的话，一定要宣称自己要拍“史诗巨片”了！所以说，商业电影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商业利益而非艺术追求粗制滥造来糊弄观众的，只有很精致的电影才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上，韩国的现任文化部长、著名导演李昌东这样总结商业电影应该具备的五个要素：故事具有感染力；情节富有想象力；视觉上要有冲击力；音效上要有震撼力；主创人员具有票房号召力。[11] (p1)我国的电影人对于商业电影的观念应该从中有所借鉴。
三、韩国电影市场开发与营销方式流变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韩国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韩国自己制作的第一部电影，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韩国电影市场开发和营销方式还是应该从上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算起。
一部电影的生产可以分为制作、投资、发行、放映四大环节，[12] (p372)如果说制作更多的是和艺术性相关联，那么剩下的三个环节就无可避免的要和市场开发和营销方式相联系。而其中首当其冲在上世纪韩国电影崛起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角色的就是电影拍摄资金来源的变化。
韩国电影界80、90年代里最重大也最基本的变革就是资本投资的形式变化。韩国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规模制作电影时起就有了的“忠武路”电影制作方式，一直延续到1986年都是韩国的主流电影制作方式。这种电影制作方式依靠专门的电影公司，自身的资金主要进行商业电影的拍摄，而且这些电影公司一般都没有足够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背景支持。在1986年韩国开放电影市场之前，这些电影公司把持了韩国的电影制作和电影进口事业，在电影制作上面输给好莱坞电影的部分还可以在进口电影的时候赚回来，所以基本还能够维持韩国本土电影的生存。但是当电影市场被打开之后，很多电影人自己组成了独立电影公司，某些大企业也把电影投资当作副业进行，这都对“忠武路”电影制作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到现在，这种依靠中小资本和单独经营电影一个方面的电影公司经过市场的淘汰，只剩一些具有相当的资本力量和自己的电影院线的公司还在勉强经营下去。
在1986年韩国开放了电影市场之后，首先出现了独立的电影制作公司。这种电影公司一般是由摆脱忠武路制作方式的电影人自己组建的，或是由一些爱好电影的年轻人一起设立的电影公司。它们标榜独立制作方式，先向地方营销者销售地方营销权，或者是向大企业销售录像带版权，以这种方式吸引资本来拍电影。但是由于自身资本力量比较薄弱的缘故，这些电影公司逐渐开始依赖大企业的资金支持，很快导致了大企业自主投身电影投资事业，于是这些独立电影公司要么逐渐成为大企业在电影投资业的附庸，要么就以破产消亡告终。
现在韩国电影的投资主力都和韩国的大企业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韩国的三星集团和大宇集团等著名企业都是在1990年前后开始涉足电影投资，起初他们只是从事营销录像带的版权，但是由于自身资金实力雄厚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内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的销售权。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电影的制作方式出现了偏差，这些大公司盲目追求如何在录像带市场低投入高产出，很多他们投资的电影公司开始拍摄粗糙的b级电影。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将这些大公司拖向了破产的边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货币稳定支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这些重组后的财团退出电影行业。短短几个月，原本还是由大财团把持的电影投资行业就风吹云散。可是并没有很久，这些大财团又重新回到了电影投资行业。因为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这些财团很多原本的核心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低迷，股票市场不稳定，银行利息又低，但电影业还是可以保持20％～30％的回报率，这在当时经济很不景气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收益率了。于是大企业重新开始投资电影拍摄，并且为了符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定，这些大企业都专门开设了负责电影投资事项的子公司。尤其是1999年上映的《生死谍变》获得了票房上空前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将投资的目光转向了电影方面。到1998年前后韩国电影产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脱胎于大企业的投资公司的身影，这些专门负责投资的公司投巨资开设专门的电影公司攻占电影市场。到2000年前后，这些拥有巨额身家的大公司不再甘于投资拍摄电影，他们还投资和美国、香港等地的著名电影公司合作获得进口电影的亚洲版权；从2001年起这些公司开始创立自己的电影院线，有的大财团甚至下设很完整的电影公司。
相比较韩国电影的资金来源，我国的电影拍摄资金就显得微不足道，基本上都是由一些电影公司来提供，少数知名导演拍摄的大片可以得到高额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本土化程度很低，使得这些大片的高票房最终很难回到本土电影市场上来。即便是有本土企业肯投资给电影拍摄也大多数采取广告赞助的形式，不仅数目不大，而且作为回报电影中必须出现相应的产品，这样更限制了电影可选择赞助商的范围，有的时候不恰当的赞助产品还会给电影带来滑稽甚至致命的硬伤。
我国的大企业不愿意投资电影产业有着特殊的原因。在我国电影业虽然不景气，但回报率也仍然可以达到20％，但是相比很多回报率更高的产业，电影带来的利益还不算诱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由于我国是一个仍然存在关税保护的国家，很多现代产业的资金回报率非常高，例如汽车制造业在韩国的回报率不过15％～20％，著名品牌的汽车制造业回报率稍高，也不超过35％，而中国的汽车制造业的回报率平均甚至都在35％～55％。但是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拿出培育电影产业的态度来看待我国的电影产业，想要取得足够高的回报率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关键还是需要拥有投资能力的企业认识到，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一种可以赚钱的产业。
一部电影的市场开发和营销离不开发行，韩国电影的发行基本上是照搬了好莱坞的发行模式。豪华的电影院，长长的红地毯，盛大的首映式，众多的明星捧场，无数疯狂尖叫的追星族。
韩国电影崛起的经验表明，在发行方面好莱坞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拍摄和院线推广一样重要，都需要进行大量资金的投入。但是中国的现状是，很多电影本身拍摄资金就捉襟见肘，更不要说按照好莱坞的规矩拿出总预算的1/3来进行发行宣传了。但是这种认为可以舍弃电影发行宣传的想法也说明了我国的电影产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发行宣传对于一部电影的重要作用。电影的发行工作应该是和电影的拍摄工作同步展开的，而不是等到电影快要上映时才开个记者招待会就了事；同样电影的发行宣传应该努力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电影本身上，而非电影明星的花边新闻。
作为电影的最后一站，也是电影直接和观众接触的最后一环，韩国电影的放映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部分。现在韩国的5厅以上电影院589个，每厅700～800人，而电影票价仅是韩国人均月收入的1/200；而中国现在拥有1106家电影院，2197块银幕，这说明我国绝大多数电影院还是单厅放映，同时我国的电影票价是月人均收入的1/60。[13] (p106)相比之下，两国的电影放映环节优劣不言自明，这是因为在韩国的电影界有这样的观念，“电影以观众人次多少来获得票房，而不是以电影票价高低来获得票房。”虽然韩国的电影多厅制是和它的电影类型多元化相适应的，也许这一点在中国还不算很合拍，但是至少多厅制在电影时间的选择上也可以给观众提供很多的便利。而电影放映作为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如果还只是生硬地安排出一张电影放映时刻表要观众去适应，那就不能不说这种做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卖方市场的时代。
韩国本土电影的崛起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但是我们也并不单是要跟在韩国的后面亦步亦趋。韩国本土电影的繁荣告诉我们用商业化的眼光去看待电影产业才是解决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根本办法。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进行纵向联合，集约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为提升本土电影受关注度可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我们还可以对电影文化进行跨媒介甚至跨产品领域的推广。从进行跨媒介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单单把解决电影产业资金流动问题的目光集中在电影票房上，只有多渠道的解决问题才能够降低风险和成本，我们可以向电视网络出售播放版权，还可以出售音像制品的版权，这样不仅降低了电影本身的成本和投资风险，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盗版，甚至通过电视网络作为前期宣传，会吸引喜欢某部电影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感受更为震撼的视听效果。而从进行跨产品领域推广的角度来说，在电影类型多元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联合各种不同的产品领域，趁势发行电影原声带、开发相关电脑游戏、出版电影剧本或者写真集，甚至还可以生产销售相关的商品，例如：服装和宣传画。
总而言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解决电影产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认真规范，脚踏实地的进行电影产业化。不论是政府这样的决策和管理机构、电影人这样的制作单位还是投资商这样的经营方，只有真正理解了电影产业化的本质就是将电影作为一种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场，一切的优胜劣汰都掌握在消费者——观众这“上帝之手”中，努力研究如何为电影拍摄提供适宜的政策和资金环境，如何拍摄出观众喜欢的电影，或者说如何使观众喜欢这些电影，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从韩国电影的崛起乃至腾飞中得到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启示。
摘要：产业结构调整，是完成经济发展阶段性过渡的必经阶段，具有适应性、层次性等特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体系不断完善，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基于此，本文结合当前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着重探索国际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理参考。
关键词：国际贸易;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从世界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各国交易密切，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互补应用，为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充足的发展动力，实现社会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全方位调整；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国内产业结构必须立足于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不断的实行自我调整，才能够满足国内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外发展市场的需求，因此，结合内外双面性因素，探索多重贸易形势发展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新常态寻求进一步高速发展的基础步骤。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概述
1.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保障商品经济交易正常实施的各部分要素，随着社会市场需求不断拓展，产业开发领域不断延伸，实行的产业要素更新优化，实现产业发展与时代需求相吻合。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是指各个产业内部之间相互协调，逐步引导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产业结构高级调整就是在此基础上，实行产业升级，如我们所说的劳动密集型向着技术密集型转换，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的代表。2.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指国家各国或地区，实行商品和劳务方面的交换活动，国际交易是在各国或者地区利益互补的前提下实现的，是各国经济调整与各国贸易的综合概括。国际贸易划分形式多样，按照商品移动方向，可分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过境贸易；按商品交易形态可以分为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等等分类方式。依据现有的国际贸易开展的基本流程，将国家贸易衡量统计指标归纳为：贸易额和贸易量、贸易差额、国家贸易条件、贸易商品结构、贸易的地理方向、以及对外贸易的依赖度。
三、我国现代产业结构调整的不足
我国国内产业发展在实践中不断优化，适应社会需求，为国家经济调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充分剖析我国现代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国家统计局网络给予的相关文献，将相关性数据进行统计归纳，总结2014年-2016年国内三大产业发展统计表和2014年-2016年国内产业调整与国际贸易平均值分析表，为文章后期全方位探究提供数据参考。1.国内产业调整与国际贸易发展存在着差距。从表中数据可知，2014年-2016年以来，我国国内第三产业的发展速率迅速，产业结构调整百分比从15%增加至39%，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优势；但表2中数据变化来看，近三年来，我国第三产业的贸易额、贸易结构、贸易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并没有突显出来，反而在贸易依赖度上呈现较大的数值变化。两组数据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说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体系发展上依旧存在着差距，影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后带了的优势性变化，对充分发挥国内产业结构优势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也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同时，表2中各个产业的国际贸易相关要素变化的平均值只代表而来近三年来我国产业国际贸易的概数，就已经与表1中数据产生了差异，如果实行一对一式的数据核对，则会显露出我国国内产业调整中更大的问题。2.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贸易量和贸易额稳定性低。依据国家贸易经济交易的相关记录可知，我国国内产业调整大部分为被动式升级，也就是说企业是为了增加经理利润，扩大市场而实行的产业调整，那么，企业进行产业调整时，势必会选择迅速的产业调整方式，这种只注重部分利益，而忽视总体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式，能够为企业带来短期的经济收益，从而出现而来国内产业经济产业调整迅速协调稳定的局面，但这种“木桶效用”式的产业结构调整无法达到长期稳定运作。如果市场经济发展的冲击性增加，外部竞争里增加，产业结构将无法做出有效的风险应对，也就出现了表2中国内产业调整后与国际贸易差额依旧为44%，33%，33%的发展局面了。3.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缺乏创新。国内产业结构逐步向着技术化、程序化的角度转变，实行产业调整与产业发展相适应，我国近三年内工业比率降低了18%，说明我国工业体系运作内部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着技术方向转型，工业生产比重也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实行技术研发、程序创新的综合化转变。但较大幅度的产业调整，仅仅局限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在国际贸易中依旧处于劣势地位。如表2中农业、工业、第三产业贸易结构变化为32%、34%、34%，三大产业的结构能够打破了传统贸易单一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更大的发展突破，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适应国家贸易大环境的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发展不足。4.产业结构调整的对外依赖度较高。此外，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依赖度较高，也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不足代表，从以上几点中分析可知，第三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这与国内第三产业发展基础性差有着直接关联，同时，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滞后性，也对国家农业结构调整产生了阻碍，农业科技化水平有限，农业技术研发速率低等问题，制约着新型农业的推进。
四、协调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的途径
我国产业结构能够在实现多元化开发、多视角剖析，突破我国经济发展依旧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发展的禁锢，应充分归纳剖析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实行产业综合性规划。1.树立全方位的产业结构发展理念。通过以上对我国产业发展体系的辩证剖析，对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优劣更深层的了解，树立全方位的产业结构发展理念，是寻求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相吻合的基础。例如：我国农业开展国际贸易时，不仅实施农产业出口、同时也能够结合国际农业发展的需求，探索双重性农业发展规划，如，林下经济、杂交农作物等新型农产品，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内部出发，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模式化理念，能够为产业调整适应国家发展带来更多的交易机遇。2.合理运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优势。从以上表格中数据来看，我国社会经济体系不断优化，为社会经济体系综合化转型带来了更新的发展保障。从国内三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进行探究，2014年-2016年期间，我国农业、工业发展百分比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发展呈现较大的上升趋势，国内第三产业的潜力被挖掘出来；同时，三者之间的分布结构呈现相对均衡态势，2014年我国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百分比为40%、45%、15%，而2016年我国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百分比为34%、27%、39%，我国国内产业结构逐渐从合理化调整向着高级化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转换，国内产业发展更注重社会效益，国家产业资源发展将动力转移到技术、新型产业结构中，为我国产业经济的综合发展提供了产业动力。国家贸易体系转变，是在国际贸易交易的基础上，实行综合式的产业结构规划调整，而不是以某一国家的产业发展速率为标准，想要推进我国产业调整与国际贸易相吻合，就必须建立完整的经济贸易结构体，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发展相适应。当前，我国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实行电子产品研发、数字编程创新，同时，又将各地风景、名胜作为第三产业研究开发的主要结构，保障在国际贸易中寻找到优势开发的突破口，为国内产业调整提供了独特的产业转型平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3.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大环境。国内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看，近三年来，我国三大产业在贸易额和贸易量、贸易差额、国家贸易条件、贸易商品结构、以及对外贸易的依赖度上所呈现的百分比变化都在30%-40%之间波动，国内产业实行国际贸易结构推进，已经打破了单一化的产业贸易发展局面，适应国际社会经济均衡化、统筹化的发展局面，这也为我国产业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基础动力。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大环境，是推进我国产业对外贸易与内部结构调整的有效措施。一方面，产业结构从综合化调整向着高级化调整的转变，不仅需要完善的产业升级实施规划，我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也可以充分借助国际交易这一“外力”，暂时性的弥补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不足。另一方面，我国产业对外贸易与内部结构调整，也要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中的充实的经济资源，开展跨国公司、外企投资、技术研发合作等方面，缓解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资金匮乏的问题，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积攒发展动力的有效方式。4.实行产业调整与贸易的同步更新。实现国际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必须保持两者发展动力的同步更新，新型产业结构调整不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计划，而是要做好产业未来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向引导，实行现代化资源变革与社会体系相互适应，从而得到更权威的发展性保障。如：我国工业发展转变，石油提取、煤炭运用时，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利益，同时要与环境、人类生活等因素相联系，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传统资源的最优化运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国际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有效参考理论。辩证的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使得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理念不断革新、贸易结构创新化调整、贸易环境综合运用、以及贸易体系同步化更新，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保障。因此，关于国际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讨论，为我国未来产业调整动力挖掘提供了突破口。
作者:朱琳琳 单位: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摘要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以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于2030年以前单位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60%―65%；此外，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时期，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模型。通过行业的生产结构矩阵，构建出行业的能源结构消耗矩阵及碳排结构矩阵，旨在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双重约束下，得到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并计算了基于现有科技水平下中国最大的碳排力。线性规划的结果显示：①中国 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可以满足国民经济总产出量最大化的目标，年均增长约为8%；且相比目标年份（2005年）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6.93%，能源强度下降26.04%，达到“十三五”规划中的气候变化目标。在保证经济最低增速（6.5%）的前提下，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可以比优化方案再多下降约14%。②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仍然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的占比份额仍需扩大。③从生产的角度看，中国产业结构必须全面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全面提高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加大生活服务业类部门的产出量。④为了满足“绿色、低碳”的约束限制，半数以上的二产部门的生产规模都应有所降低，尤其是能源部门和金属加工业部门。
关键词I-0表；优化模型；产业结构调整；碳排潜力
化石能源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于此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最新的报告指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增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且1983―2012年是过去1 400年以来最热的30年。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因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愈发明显，由此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国气象局统计，中国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因此，中国政府分别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及《“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改善大气环境、降低碳排强度的目标。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源于化石能源的燃烧，而清洁能源如风电、水电等并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因此使用清洁（新）能源技术可以从本质上解决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但由于技术的成熟度与使用成本等因素，清洁能源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在中国各行业部门中大量普及。因而，在现有能源技术水平下，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控制中国的能源强度及碳排强度受到了政府部门及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样基于节能、减排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与中国政府“十三五”规划中所倡导的经济绿色、低碳的发展行为相一致，因此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利用投入产出表构建相应的优化模型，得到2020年（即“十三五”规划最后一年）中国最优的产业结构并计算出相应的最大碳排潜力。
1文献综述
国内外文献中将产业结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一并进行分析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及其衍生方法，通过结构分解或指数分解，将行业效率的变化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然后找出影响产出、能源或者碳排效率的原因。段文斌、余泳泽[1]基于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方法，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分行业的效率并将其进行结构分解，测量它们与能源强度之间的联系。宋德勇、卢忠宝[2]采用twostage 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法，测算出了中国各个产业部门碳排放的波动性，并发现了排放量存在的周期性规律。周五七[3]使用全局（Global）DEA模型同样对中国工业部门进行效率分解，发现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高能耗行业的能源强度。顾阿伦、吕志强[4]则使用IOSDA（IO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方法分析了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性行业大多是高耗能的行业，因此中国未来节能减排的重点需要逐步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对各行业应有所区别。
另一大类将产业结构、能耗与碳排纳入同一框架内考量的方法是投入产出方法。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Leontief[5]就提出了一种环境投入产出模型（Environmental IO model），将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纳入到同一体系中。赵欣娜、雷明[6]编制了中国2007年绿色投入产出表（Green IO table），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能源FDI诱发效应以及能源经济连锁效应等。苑立波、葛守中[7]在浙江省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建立了浙江省“碳排”投入产出表及其基本模型，给出了直接综合碳排系数、完全综合碳排系数等反映碳排放强度的表达式，可以从行业层面上分析碳排放的基本情况。Wei Yiming[8]等基于投入产出模型，以能耗量最低为目标对中国能源需求进行了情景分析。
张恪渝等：绿色低碳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虽然DEA及其相关模型可以有效地对产业效率进行分析，但它不能考虑到产业之间复杂的关联，也不能清晰地反应出如何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而现有的投入产出方面的文献，并没有在《巴黎协定》的背景下，回答如何在“绿色、低碳”双重约束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因此，本文将使用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它核心的生产结构矩阵，计算出中国各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矩阵及碳排强度矩阵，然后基于部门的生产、能耗及碳排三大结构矩阵，构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并计算出对应的行业碳排量，为中国经济低碳发展模式下，产业结构如何调整提出一些建议。
2优化模型构建
2.1能源消耗矩阵及碳排矩阵
一般的投入产出模型，根据里昂惕夫[9]所提的行模型原理，中间使用+最终使用=总产出，其矩阵表达形式为：
AX+Y=X（1）
其中，X为各部门的总产出矩阵；Y为部门的最终需求矩阵；A矩阵就是中间消耗矩阵。其每一元素的计算公式为：
（2）式代表了j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消耗i部门产品的数量。
根据公式（1）可以得到总产出X与净产出Y（即最终需求）之间的关系：
由于（I-A）接了部门间投入与产出的结构，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国民经济的生产结构AP。
对于能源使用结构，中国并没有官方的分行业统计数据，所以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计算出各行业、部门的能源消耗量。本文只考虑各行业部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量，因此可以根据投入产出表中能源部门产品的分配数量进行拆分，具体拆分方法见张恪渝[10]。由此可以得到部门的能源强度矩阵E，其元素emj代表部门j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消耗第m种能源的数量，即是用能源m的直接消耗量除以部门j的总产量，j=1，2，…，N；m=1，2，…，M。
接着定义行业能源结构矩阵
其中，β为各能源换算成标准煤的转化系数（具体数值见表1）；EβT代表了各部门生产出单位产出一共消耗能源的总量，即能源的复合消耗率，是一个1×n的向量。
最后，本文使用IPCC所提出的按能源燃烧热值进行碳排系数计算的方法，对中国分行业的碳排强度进行核算。具体方法阐述及计算过程见陈诗一[11]、徐达丰[12]。根据部门的能源强度矩阵E，可以得到相应的部门二氧化碳强度矩阵C，其元素cmj代表部门j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消耗第m种能源所相应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即是用能源m的直接碳排量除以部门j的总产量，j=1，2，…，n；m=1，2，…，M。
其中，emj为能源强度矩阵E中的元素；fm为IPCC所提供的分能源碳排放系数；12/44 为碳在二氧化碳中所占比例。
因此，行业碳排结构矩阵可以定义为
其中，i是一个系数全为1的标量（scaler），i=（1，1，…，1）T，其维度为m×1；C×i表示各部门生产单位产出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量，是n×1的矩阵。
2.2优化模型设计
绿色、低碳发展，其本质上就是在保证一定量经济产出的情况下，尽量将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数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因此，基于传统线性规划模型的范式，中国低碳经济优化模型可以表示为：
具体来说，目标函数为最大化中国各部门的总产出量。因此，
其中，x作为决策变量，xj代表了按照部门j的总产出。i依旧为标量，加入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矩阵表达。目标函数f是将中国所有部门的产出进行加总，代表了最大化国民总产出量。
约束条件为：
其中，ef为能源总量约束。将能源结构矩阵AE乘上总产出x再进行加总，代表了将所有部门生产活动消耗的能源量进行加总，不超过给定的临界值。加入能源总量约束的原因在于经济的低碳发展不光是对一国的碳排放总量进行限制，同样也需要保证合理的能源消耗结构。
其中，cf为碳排总量约束。和能源约束类似，将碳排结构矩阵ACE乘上总产出x再进行加总，目的在于将所有部门生产活动所排出的二氧化碳总量进行控制，不超过既定的目标。
其中，yf为经济增长下限。通过生产结构矩阵AP，将所有部门的总增加值控制在既定底线之上。
其中，lj和uj分别表示部门j产量的下界与上界。原因在于现实情况中，多数部门的产出量不可能从0到无穷的范围内变化，最多只能进行小范围调整，否则会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因此人为的给个别行业的变动加入上下界，可以让优化的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此外，加入这一约束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剔除可行解集合中出现的极端状况（例如一国只有个别部门有产出，其他部门产量均为零）。
3数据及实证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是基于国家统计局所颁布的“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将原始的139个部门合并为41个（见表2）。此外，为了数据结构的准确性，本文使用最新行业的增加值及最终需求数据通过混合RAS[13]方法将2012年数据升级，得到2014年的投入产出的中间结构（由于2015年的部分数据还没有颁布，因此2014年的生产结构是我们可以升级到的最新投入产出结构），并以此为基期进行分析。
能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5）》，其种类的划分包括了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电力这9种主要的能源形式。本文所使用的能源数据仅指各部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是终端消费量与各部门分摊的损失量（包括加工转换损失量）之和，即能源使用量=终端消费量+损失量（包含加工转换损失）。其中，使用终端消费量是为了剔除一次、二次能源所带来的重复计算，而对损失量进行弥补则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真实数值。
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界定，本文只计入部门生产时燃烧化石能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而不包括非燃烧活动所产生的。即不包含化学反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也不包含人与动物呼吸所排出的量。
本文所构建的优化问题是按照现有的经济结构与科技水平，以“十三五”规划中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年均6.5%）作为经济约束；以2020年巴黎会议所要求达到的能源强度、碳排强度为目标，回答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在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下，国民总产出达到最大。
3.2实证结果分析
2020年中国41部门产出量变化及碳排强度变化见表3、表4。各部门产出量的表现可以从表3得到：
（1）从整体看，相比于基年，中国2020年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等部门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变化不大，增长约为5.07%；而二产部门产出量降低的趋势较为明显，需要下降至原有产能的46.4%，说明节能减排的约束对于制造业部门整体产生了巨大影响；三产服务业产出占比则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达到37%。
（2）从具体行业情况分析，2020年中国行业产出量排名前5位的部门分别为建筑业，化学工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而相对增长幅度（与基年相比）排名前5的部门为邮政业，金融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批发和零售业，增幅比例最大的部门全部为第三产业部门。而相比2014年产
出量需要下降（减少产能）的部门有5个，分别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中，降低幅度最高的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比例达到50%左右。需要减少产能的部门全部集中于第二产业。
我们继续通过式（9）-（11）可以计算出各行业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强度，可以看出：
（1）从各行业的CO2排放总量看，2020年优化方案中化学工业的碳排放总量排名第一，占比约20.6%。此外，在优化模型中，除去交通运输部门外，CO2排放量前10的全都属于第二产业部门。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6个行业的碳排量相比基年都要有所降低；碳排量下降最大的部门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降低了48.2万t，降幅约为79%。这个结果说明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约束条件下，工业部门是“碳排放大户”这一点依旧没有改变，但整体的排放数量相比2014年有了大幅降低。而一产农林牧渔业的排放比例从0.87%上升至4.2%，表明一产的“碳减排”潜力并不大。三产部门中只有仓储运输业相比基年降低碳排
放水平，其他部门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放松。
（2）碳生产率（增加值/单位碳排放量）排在前5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业、教育、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全部属于第三产业部门；在前十位的也只有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两个部门属于二产的制造业。这些行业大多属于低排放部门，且增加值相比其他行业较高。
从碳强度变化的角度分析（见表4），优化方案相比于基年，二产中有半数部门的碳强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能源部类中所包含的5个产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碳生产率升高得尤其明显。其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需要提高近两倍碳生产率才能达成约束条件要求。而三产部门碳排强度的变化，只有金融业，教育，居民服务业，房地产业以及研究、试验发展业5个部门有所降低，其余各部门都有所增加。
因此，通过技术研发等手段提高第二产业部门整体的碳生产率水平，尤其是能源类部门以及基础的重工业部门，对中国实现减排目标意义重大。若能大力改善上述行业的碳生产率，则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在保证经济
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是三产中唯一碳排放总量排进前十的部门，从经济产出量看也排在优化结果的第8位（比起基年需要提升约50%的产出量），属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出产业之一。如果未来可以将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在交通运输部门多加推广及应用，减少该部门的碳排放压力，很大程度上会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低碳发展。
经测试，基于优化模型的结果，中国2020年二氧化碳强度整体比基年（2014年）下降18.1%，对比目标年（2005年）则下降46.93%；而能源强度可以下降26.04%，满足了“十三五”规划中所提出的单位GDP温室体气减排目标。
3.3碳减排潜力估计
上述结论是基于总量控制的优化模型（非限制模型），得到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同样使用2014年的生产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碳排放结构，加入强制性“减排”的政策性因素，即逐步减少式（10）中对CO2排放总量的限制。目的就是在优化模型得不到可行解前（即不能满足最低经济增长），测算中国最多能够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减少比例的步长值设定为α，α∈[0.99-0.5]。即将式（10）改为
在重复优化步骤之前，先将式（12）中部门产出量变动的上下限放宽至 50%。结果如图2所示，横轴表示政策强制定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比例，纵轴为GDP增速（下降）比例。在保持最低经济增速（6.5%）的前提下，中国最多能承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非限制优化问题结果的86%。如果继续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将不能完成“十三五”规划所要达到的经济增长最低目标。
总体来说，相比于非限制模型的优化模型结果，除了研究与试验发展业这个部门需要增加产能以外，其余40个部门都要控制产能。尤其是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15个部门，其总产出量都需要减少60%左右，可见这些部门与碳排放量的联系十分密切，为减排政策重点调节的行业。
4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最新投入产出表中的生产结构，推导出中国分行业的能源使用结构及碳排放结构，然后搭建出“经济-能源-碳排放”三位一体的结构优化模型，分析了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与最大碳减排潜力，得到以下结论：
（1）鉴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存量情况， 低于6.5%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使得就业压力问题凸显。因此，在构建能耗总量与碳排放总量双重约束优化模型时，必须进一步对最低经济增速加以要求。
（2）根据现有经济、能源科技水平，中国可以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碳排放强度目标。按照最优的规划方案，经计算中国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总量将比2005年下降46.93%，相比“十二五”期间下降18.1%。如果以最大化减排为目标，碳排放总量还可以进一步下降约14%。
（3）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促进资源环境依赖较少的行业发展。而对于有高耗能、高排放特征的行业，需要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或以提升产品增加值为前提，否则就应减少其产能。这样才能缓解中国的环境压力，促进国民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从优化模型的整体方案看，根据部门间碳强度的不同进行调整，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逻辑主线。二产制造业产出增加幅度最大的几个部门，主要集中在模块化架构产品或属于大型复杂设备领域，是中国制造业优势的主要体现，因此需要加大投入，增加其产能。这也与“十三五”规划中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定位相一致。而能源生产相关的部门以及一些基础性生产部门，其碳生产率低，但又属于整个国民经济链条的上游，并不能简单地遏制其产能。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低碳技术，集中优势资源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在三产服务业中，几乎所有的部门相比基期都应增加产能，且生活服务业包含的几个部门增幅最大。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生产服务业的可能效率并不够高，如在保证碳生产率及能源效率的前提下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加大生活服务业的产出量，尽量提高生产服务业的效率。
作者简介：张恪渝，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方法与CGE模型。Email：。
通讯作者：杨军，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和CGE模型建模。Email：。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低碳经济统计数据库及其量化模型研究”（批准号：14BTJ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财务制度效率的自强化机制理论与实证研究”（批准号：71572008）。
[摘 要]不同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尽相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被称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本文在回顾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国民经济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以全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00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构造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面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至2013年，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有所增大，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别。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促进中西部省份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以技术进步降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对策建议。
[关键字]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生态效应；技术进步
一、引言与文献分析
通常认为，第一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弊有利。例如，农业与林业生产中绿色植物的生长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而农业面源污染则会破坏环境①。但从第一产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比较来看，第一产业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ι态环境的影响均较为有限②。第二产业的生产方式与产出种类决定了其单位产出的污染程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轻工业需要更多的能耗，对环境的污染也更为严重③。于是，处于高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通常会发生较为严重且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服务业发达的地区则通常生态环境较为优良，这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少④。然而，传统服务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⑤。由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带来不尽相同的影响，这被称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⑥。产业结构的变化既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改变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其重大的经济意义和学术价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文献。彭建首次确定了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和生态环境影响指数①，其研究具有开创性，之后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赵雪雁和张海峰等利用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对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实证研究发现，两省的产业发展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②。以巢湖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变化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③。也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随时间的演变并非只是给生态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对鄂尔多斯市和武汉市的研究就表明，生态环境未来有改善的趋势④。对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也得出了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⑤。
已有的研究在丰富人们认识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却也亟待改进和提高，以单一省份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相互矛盾的结论也造成认识上的莫衷一是。基于此考虑，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00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构造面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也有望增强。
二、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与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一）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确定
由于国民经济不同行业的生产投入、产出种类与生产方法存在巨大差异，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就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行业上的细分，度量每一细分行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进而综合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表1为已有文献中给不同细分行业赋予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代表性观点。
由于学者们对于同一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持有不同看法，因此所赋予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存在差异。学者们通常按照行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高低进行排列，既有按百分制的系数赋值，也有五分制的系数赋值。通过比较分析表1中所列的4种典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本文认为，许正松等所给出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对此前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作了较为明显的改进和调整⑥，影响系数赋值更加科学合理。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均采用此影响系数。
（二）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在确定各细分行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权求和，权数为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加权求和所得值被定义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nfluenc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natural environment， IIISNE）。
其中，IIISNEkt为第k省第t年的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ISkit为第k省第t年第i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该比重同时起着权数的作用；IEki为第k省第i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各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和为1，意味着权数之和为1，因此，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即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5]。该指数数值越小，表明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小；反之，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大。将区间范围[1，5]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分为5组，则可以大致划分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指数分组情况如表2所示。
三、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比较（2000―2013年）
按照本文第二部分所构造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IISNE）的计算方法，通过查找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0年至2013年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计算得出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0年至2013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出于数据连续性和可得性的考虑，本文所用数据截止时期为2013年。
（一）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2000―2013年）
下页表3为2000年至2013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统计性描述。从统计性描述的结果来看，极小值随时间增加呈递减趋势，表明个别省份的产业结构从以工业为主逐渐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而极大值几乎未随时间发生变化，这表明依然有部分省份维持着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格局。2000年至2013年，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均值呈现出缓慢波动增加的趋势，维持在接近3的水平，生态环境影响等级整体呈中等；同时，2010年至2013年，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众数也较前几年有所增加，这些变化意味着，从整体而言，中国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反而有所加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完成，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将会持续较长时期。2005年之后的标准差系数较之前的年份有所变大，在均值有所增加的情况下，这表明各省份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所减小，而有些省份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所有年份的偏度系数均小于0，中位数大于均值，这表明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为左偏分布，即重尾在左侧。
（二）不同区域代表性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比较（2000―2013年）
除了整体上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之外，本文还选择了北京、河北、广东、贵州和四川5个省市分别作为不同区域的代表，比较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如图1所示。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5个省市中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最低，且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河北省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却为5个省市中最高。为什么北京与相邻的河北却出现了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天壤之别？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市在最近十几年来不停地向河北转移其非首都功能产业，大量的污染型工业被转移到河北。北京市的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8.3%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不足12.2%；而河北省的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27.1%增加到2013年的35.1%。与之同时，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和会展业等，以及总部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其支柱产业。由于第三产业对生态环境的毫ο喽越闲。使得北京市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也较低。
广东、贵州和四川三省虽然分处于中国东部沿海、西南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其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却比较接近。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其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整体上低于广东，2000年之后出现了逐渐趋同的势头，2013年两省份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几乎相同。2006年之前，四川省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略低于广东省和贵州省，但之后的上升趋势却较为明显，2010年超过广东，差距越来越大。这可能与广东省近几年来一直持续推进产业发展上的“腾笼换鸟”政策有关，也可能与交通障碍逐渐解除之后，大量资本进入四川发展工业有关。
四、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聚类分析
（一）聚类分析的结果
使用SPSS20.0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划分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划分为3个集群和划分为4个集群聚类结果的区别在于：将3个集群分类中原为一类成员的北京、海南和西藏分为2个集群，划分为5个集群的聚类分析则出现了结果上的较大变化。考虑到北京、西藏和海南与其他省（市、区）相比具有独特性，将除北京、西藏和海南之外的其他省（市、区）分为3个集群较为合适。
（二）分类结果的统计性描述与分析
划分为5个集群后的统计性描述如下页表5所示。集群1和集群2分别由北京、西藏和海南组成，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等级为较弱。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其主要承担的是首都功能，经济上的发展方向以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为主，其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地位，使得北京在全国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西藏地域宽广、人口稀少，较少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也较小。同时，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以工业为主，2013年其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8%。虽然西藏的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小，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具有可模仿性。海南省全境为一岛屿，其国民经济以农业、渔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工业不是经济的主流，且渔业生产地主要在海洋，对本省和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微弱。同样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海南也不可能成为其他省份产业结构调整的学习对象。
集群3、集群4和集群5的成员为中国省份的主体。整体上而言，2000年至2013年，集群3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中等的压力，而组成集群5的9个省份其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最大。集群4和集群5主要由中西部的省份组成，这些中西部省份虽然总的产值较低，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比重较高；同时，近十几年来，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大量的资源型产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天津和河北虽位于环渤海湾地区，但天津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非常发达，河北的钢铁产业占到了全国比重的一半，这使得天津和河北在聚类分析时被分在了同一个集群。江苏、山东和福建的重工业比重明显高于广东和上海，这是该3个省份未能与浙江和上海分在同一集群的主要因素。集群3中的贵州、云南、江西和广西因山区面积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份，虽然这4个省份经济欠发达，也与浙江、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分在同一类中。中部的安徽、湖北和湖南，以及西部的重庆和四川，分别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中表现出色；同时，其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相对较小，应该成为中西部其他省份的学习榜样。沿海发达地区的上海、浙江和广东，在实现经济领先发展的同时，还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同时实现。例如近十几年来，上海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2.83一直减少到2013年的2.48。这几个省、市应该成为经济欠发达且生态环境压力较大省份的追赶对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回顾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国民经济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并利用所构造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使用中国全部31个省（市、区）2000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了相对应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而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基于对聚类结果的讨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环境的压力显著大于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此，除了要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环境升级改造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应逐步降低石化、金属冶炼与加工、水泥及水泥制品等传统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第二，应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多数中西部省份和部分东部省份之所以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较高，部分原因在于承接海外和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时，未能列出详细的负面清单，或者列出负面清单后未能严格执行，以至于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接纳了大量污染型工业。为此，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较高的省份均应该有目的地承接产业转移，更多地承接环境友好型工业资本和以生态旅游等为代表的清洁型服务业。
第三，应重视技术进步在改善环境中的作用。绿色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因此，必须加快制定激励措施，支持和鼓励研发更多的减污型生产技术，并应用于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推动技术进步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实现产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减少的同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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