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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三，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完善。任何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样，它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这方面，我国的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资深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他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对一些民族心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兴起的对西部各个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将会在大量的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研究方面积累可观的素材和成果，可以总结出西部个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西部民族心理发展规律。中国的西部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此可以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研究过程中，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
第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时代。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实地调查法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发展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特定的时代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历时性研究方面，“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三，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完善。任何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样，它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这方面，我国的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资深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他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对一些民族心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兴起的对西部各个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将会在大量的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研究方面积累可观的素材和成果，可以总结出西部个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西部民族心理发展规律。中国的西部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此可以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研究过程中，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
第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时代。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实地调查法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发展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特定的时代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历时性研究方面，“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摘要：政治心理学在欧美已经成为政治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学科，但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学者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与时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意义的认识不足有着很大关系。文章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以及方法上的意义三方面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意义进行探讨。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邪教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恐怖分子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组织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主权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邪教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
利用文献对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是政治心理学中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几乎每个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文字资料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在注重历史资料的同时，也注重对一些文学性的材料的吸收。这些文学性的材料包括歌曲、影视剧、诗歌、小说等。举例来说，经过几十年以后，后人写作我们所处时代的人们的政治心态。如果仅仅从各种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各种历史事件中去探寻人们的心态，那么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四不像，无法揭示人们本性的东西。因为无论是各种工作报告还是各种历史事件，人们的许多行为都受着现行规则的约束，他们的言行都是经过社会规则过滤后的产物。而那些文学性的材料尤其是一些流行的歌曲、影视剧、小说，更能够表达人们的心理。因为这些材料的许多表现手法是象征性的、隐喻式的，容易突破传统的一些束缚，作者的自然情感容易表达出来。而观众、读者在接受他们时也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性的，因此容易从这些材料的流行趋向看出大众的心理倾向。譬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首流行歌曲《小芳》，歌词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漂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顺着小河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从这首歌里，我们会读到什么呢?我们会读出评判一个女人的标准：眼睛大，辫子粗又长，更重要的是读出当今社会中重男轻女意识的自然流露：注重对方的外形，重视对方的温柔的气质，和女方有过一段感情经历，但因回城而把女方抛弃了，男方对女方所做的只是说声“谢谢”。这显示出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还存在极强的男权意识。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人们对文献资料吸取的范围扩大了。
政治心理学对政治学的最大的贡献来自实验方法。实验方法是心理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在政治学中却很少涉及。实验方法的引入将会极大丰富政治科学的研究。与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相比，实验方法的优势有二：一是能够干预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为因果性的问题提供答案。”通过对实验环境的创造，以及程序的设置，复杂的程序被分解，一些因素在实验的环境中变得突出起来，这样就能够为人们提供非常清楚的因果关系。譬如，要考察利益在政治参与动机中的影响，可以在某个单位做实验，把被实验者分成两组，然后告诉他们在某时某地参加某项会议，这里所说的会议应该是对于被实验者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的，也就是说是参与不参与都无所谓。然后一组作为控制组，只是得到参与会议的信息即可。而另一组作为实验组加入利益的刺激，譬如参与会议就有20元(可根据各地的情况对金钱的数量进行调整)的奖励。然后观察两组与会的情况，就可以知道逐利动机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实验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可重复性。运用文献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假设性，因为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实验则避免了以上弊端，多纳德R.金德(DonaldR.Kinder)和托马斯R.帕尔弗里(ThomasR.Palfrey)指出“实验能够重复。而且，根据以往习惯，只要实验程序描述得足够详细，重复就是可行的”。而且，实验具有可重复性是证明某项理论的假设能否成功的标志，换言之，如果同一个实验不同的实验者能够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证明这个理论假设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有关这点，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无法做到的。当然，尽管实验方法具有这些优点，但是在运用实验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实验方法只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补充，而决不是代替。
从心理学研究经济学，这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的新方向。它正在颠覆传统经济学，也颠覆着我们对于如何赚钱和如何花钱的传统理解。同时也给管理提供了新的理念，现代组织中所面临的管理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复杂，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要求管理者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所以时刻关注管理新理念并及时用于实践是十分有意义的。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提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学。随着对奚教授的幸福学的逐步了解，我越来越觉得它能给管理学以新的启示，尤其在中国。中国人从来就很看重自己的生活，是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的民族之一，也应该是对幸福最敏感的民族之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该研究幸福学这一新兴科学以及它的作用吗？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幸福学能给管理学什么样的的启示吧！
（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发点、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组织资源配置模式。传统的假设有：受雇人、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但不论哪一种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设你到桃李苑买炸排，它们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样，只是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明显大，你是不是愿意为更大块的付更多钱呢？答案似乎是显然的，人们总是愿意为更多东西付更多钱，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总是如此。让我们看一个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实验吧。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来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杯付更多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试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能把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反而愿意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钱，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花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让人很难接受，但更多的实验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
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上述试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如何花钱的。
这对企业决策，商场摆货方式等都有启发（试验表明两样都好的东西分开来摆较好，两样都差的东西则放在一起比较好），甚至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降低税收水平，一种是退税。从金钱来看减收5%的税金和返还5%的税金是一样的，但是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却不大一样。人们会觉得减收的税金是自己本来该得的，是自己挣来的，所以增加消费的动力不大，但返还的税金则好比一比意外之财，刺激人们更多的消费。所以退税要比减税更有效。
（二）"前景理论"二定律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来看两个好玩的试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元，B是50%可能性赢得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会选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有这样两种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B是50%可能性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不损失。结果大部分人会选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实验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玩了个文字游戏而已。第一个实验中假设你刚刚赢了2000元（以此为参照），那么如果你选了A就相当于肯定损失了1000元；选B50%可能性赢2000元就相当于50%可能性不损失钱，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就相当于50%可能性损失2000元。
这个似乎玩文字游戏的实验结论对管理决策是很有意义的。举个例子，一家公司面临两个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元，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盈利300万元，50%的可能盈利100万元。这时候如果公司定的盈利目标比较低，不如说100万元，那么A方案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元，而B则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赚200万元。A和B都是获得，那么大多数人会选A方案。但要是公司定的目标比较高，比如是300万元，那么大多数人会选B方案，员工会抱着说不定会达到目标的心理，去拼一下。这说明老板（决策者）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前景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决策现象。比如群体在奖惩决策时，奖励往往是就低不就高，惩罚往往是就宽不就严。为什么会有这种向中间回归的趋向呢?可以这么解释：获奖励者并非大多数人，多少有奖金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名誉，多几块钱少几块钱人们不会太在意；受到惩罚者也非大多数人，名誉上已经惩罚了，物质上象征性地惩罚一下,给人改过的机会。这就像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得饶人处且饶人。
幸福学现在还是个不成熟的学科，但其在管理决策行为研究的应用潜力已经显露出来了。人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任何偏离了这一目标的努力都是盲目的，21世纪是个追求幸福的世纪，当经济的发展无法持续提高我们的幸福时，我想幸福学一定会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而管理中对人性的假设也许就变成了：幸福人。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公司要给员工发奖金，如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每人发1300元现金，一种是发给员工两张上海最好的法国餐厅就餐券，价值1200元，如果让人选的话，谁都知道前面一种更实惠，但如果分别发给两组（不知道另一组的奖励），拿到就餐券的一组会更高兴，并且更愿意为公司效劳。就是这么奇怪！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验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JamesP.Chaplin)曾指出：“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发现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1](P13)。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在实质上就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心理科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2.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3.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1+1＞2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4](P524)。
5.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5](P25)。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5]。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6](P52-58)。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是有关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问题。可以说，心理学现在已经涉及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上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和跨度。具体的方法是与具体的研究问题相联系的。心理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所有各种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了物理的、生理的、药理的、临床的、数学的方法；心理学本身又有实验的、准实验的、非实验的、思维推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又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在某个局部问题上对各种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微观的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以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归纳和综合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该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间既有自己较完整、较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的现代科学。
[摘要]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与发展，一门新兴论文学科正悄然兴起，本文试图从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对网络心理学的概念、特点、研究目标及发展前景作一探讨，以求共识，以此促进网络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理论构建。
[关键词]网络网络心理学前景展望
网络心理学是一门综合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心理学资源和手段，研究心理学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中的应用的边缘性学科。将网络作为研究手段与研究内容的结合正促进着一门新学科——网络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一、对网络心理学的基本认识
网络的应用与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并有区别于计算机科学的范式。在网络的观点中，重点不是一台电脑的内部过程，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网络的信息流。作为整体的网络具有每台电脑都不具有的特质，这让我们想到了格式塔的名言：“整体大于部分的和”。因此，这个新范式将导致网络心理学的诞生，网络心理学将人的群体和计算机网络相类比，用网络的信息交流观研究人和人交流的心理。
1.网络心理学概念的界定
从学科理论研究角度出发，首要任务就是对这一概念进行必要的阐述。对于网络心理学概念的界定，目前尚处于未定型阶段，或者说还处于探讨与争论时期。在此，我们暂且把“网络心理学”的含义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而言，网络心理学是指一切与网络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如工程心理学对虚拟现实商店的界面的研究、社会心理学对虚拟社区的研究等；从狭义上而言，网络心理学则是主要探究由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构成的环境下的心理维度，在网络世界这个虚拟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和隐藏在其背后的心理过程及其变化发展。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广义的网络心理学研究将以自己的广泛的研究而为狭义的网络心理学研究提供支持证据与补充。在现阶段中，我们更多的是从传统心理学的角度来反思网络，对于“网络心理学”的含义更多的也是从广义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对于狭义的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基于上述认识，不妨提出一个可供商榷的概念：网络心理学就是指融合与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传统心理学理论为基石，以实证研究为手段，研究并揭示在互联网相关情景中人的心理、行为及其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的一门应用性心理学学科。
2.网络心理学基本特征分析
网络心理学是一门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不断升级而日益深广发展的学科，因而它具有鲜明的计算机网络特征。
（1）交互性。实时互动是网络心理学的突出特征，人类告别了在广播、电视、报纸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历史，人人都可以在Internet上随意点击、各取所需，主动控制信息内容、流量并与之交流。如远隔重洋人们可以通过Internet“面对面”地沟通，也可以利用网络电话或网络会议系统与网上的心理医生进行实时响应的切磋或咨询，也可以给有关专家发E-mail，或在聊天室里应用私聊功能。
（2）灵活性。人们可以利用掌上电脑、信息家电、甚至移动电话等各种有线无线的上网工具，随时随地检索、阅读世界各地的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同业人员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世界范围的交流；有心理压力或心理障碍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相关文章或与专家交流……
（3）隐匿性。由于人们在Internet中可以隐匿身份、容貌特征等个人资料，使得人们更易于与有关人员交流、咨询平常不便或不愿讲出的问题。
（4）共享性。网络心理学的资源共享是前所未有的。计算机网络大大解除了资源地理位置的束缚，用户使用千里之外的资料就象使用他桌面上的一样。如一篇答复某强迫症患者、提供系统脱敏治疗计划的贴子一旦在Internet上，即成为共享资源，其它医患人员都可以参考并加入交流。心理学与网络相结合，其内容之集中、资源之博大、影响之广泛是任何传统手段所不能企及的。
（5）更新性。网络心理学内容丰富之快、刷新周期之短，是传统心理学难以达到的。随着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知识、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的日益紧密，网络心理学发展与更新将紧随计算机网络技术前进的步伐。由于学术成果没有刊登“壁垒”，使得网络心理学研究领域可以容纳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层次的声音。而且研究成果可以随时补充、更新，使得网络心理学研究体系日趋完整和科学。
（6）扩散性。作为第四传播媒体的Internet，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网络心理学因而能藉此打破众多传统界线，如在北京上网贴上一篇网络心理学论文，几分钟内也许会从硅谷跟贴一位数学家对该论文的质疑。而且Internet的使用者不仅在网上传收信息，还会把信息带到网下传收，使网络信息在非网络用户中得以接收和反馈。
（7）经济性。上网费用低廉、信息资源检索收发方便快捷，大大减轻了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者和受益者负担，使得网络心理学更有条件迅速发展。
（8）并行性。由于Internet的存在，多结点间信息传输使大范围的心理咨询、测量与调查或为不同地理位置的患者进行跨越时空“集体治疗”成为可能，心理诊疗者同被诊疗者之间单对多、多对单、多对多的诊疗模式轻松实现。
二、网络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梳理
网络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如同心理学自身研究领域一样宽广与多样化，几乎心理学的每一分支学科都可以而且正在与网络相结合而成为网络心理学自身的研究对象。正如约翰苏勒博士所言：“因特网为心理学家以及其它行为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网络本身作为一种处理与收集信息的高科技手段，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必然造成深刻的冲击。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以及实验法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对应的形式。网络为心理学界揭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很多研究方法。其次，随着网络空间、虚拟现实的快速发展而出现了诸如网络成瘾、网络环境的去抑制特点、虚拟团队的管理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心理学开始考虑将网络作为自身的研究内容。再次，人们在网络中的行为因为不同的技术载体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涉及到人机交流、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三种不同层次的问题，这正是网络心理学的研究问题所在。此外，在进行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网络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网络改变了人类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时间、空间和感观上的构成，它需要一套有别于传统道德准则的独立的阐述说明。
在与计算机心理学、传播心理学与影视心理学等类似的心理学分支学科相比较，可以看出，网络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网络心理学研究将涉及心理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实质上，这正是网络作为当今信息社会的基础载体的必然结果。
三、网络心理学研究目标的确定
作为一个全新的边缘性学科，它的研究目标就是用心理学这一传统学科的独特视角和观点来分析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从而来指导网络用户正确使用网络、正确利用网上资源和进行有效的网络管理。
1.研究人们在虚拟环境下的多种心理状态与心理变化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革，促进信息、资源获取方式得到极大地改变，如收发电子邮件与查询信息等；网络娱乐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刺激与享受，但同时也产生了网络沉迷、网络依赖等一系列综合症状；网络也带来了空前广泛的交流空间，人们的交往模式、社会交往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隐蔽性都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心理变得更加复杂，信任感降低；同样网上出现的负面行为、病态行为，也会影响到个人、家庭。因而研究人们在不同的网络应用中的不同心理问题就越显得重要。
2.研究网络应用心理与现实对应环境的心理差异
不同的网络应用产生的新的行为模式、心理模式与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行为、心理有着巨大的差异，网络所蕴涵的文化与传统人文思想也有着巨大的落差，人们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与落差中所呈现出的新的道德、伦理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3.研究网络应用所对应的多种心理需求
从研究用户不同的网络应用心理出发，从分析网络用户的心理需求、心理特征等着手，找出现存网络应用的弊端，为设计开发更符合人的行为、心理、思维活动方式的网络应用提供依据，这是网络人性化、可用性的需求。
4.研究网络应用而带来的各种心理困惑的心理根源
网络沉迷、网络依赖，乃至网络成瘾已成为目前网络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积极探索引起网络心理问题的各种心理因素、心理特征、思维模式等是非常重要的。网络对于个体的作用永远是双重的，如何让网络更好地促进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目前网络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
四、网络心理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互联网对人的心理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众多心理学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网络心理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网络心理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与不足。
1.网络心理学研究方法尚未形成严谨的程序与体系
网络心理学的研究相对于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理行为研究来说具有自身的特点，它在研究环境、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都有新的变化，因而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并不能满足网络心理研究的需要。就目前而言，网络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仍未突破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束缚，只是将一些诸如心理测验、调查问卷等方法从现实中的应用转移到了互联网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效率，但是本质上与传统的研究方法并无差异，这就造成当前网络心理学研究的方法难以形成严谨的程序和体系。
2.网络心理学研究内容缺乏科学的系统化
对于一门学科来讲核心的内容体系构建是关键。纵观当前网络心理研究的内容仍然较为分散和片面，具体而言有如下一些表现。首先，对于不同层次的网络使用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青少年群体，忽视了心理比较成熟的成年网络使用者的研究；其次，网络心理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网络空间内人的心理行为及其表现，缺乏对于网络使用者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过程关系的演变研究；再次，网络心理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描述层面，局限于简单的数据解说，缺乏基础的理论概括。因此对于网络心理学研究来说，要拓展研究思路，更多地将新问题与具体理论相结合，从新的视角切入研究，促进这一学科体系内容的建立。
五、网络心理学研究前景展望
网络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心理学领域相结合而诞生的新课题，体现了各学科融合与借鉴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网络技术和传统心理学结合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网络化趋势，另一方面心理学已经将网络中的心理行为与现象作为自身的研究内容。网络心理学的提出体现了心理学工作者对网络心理研究学科倾向的认可，也明确了相关研究应从系统化、学科化的角度建构网络心理研究的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网络心理研究促进了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整合心理学研究、提高心理学学科地位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互联网认识的不断深入，网络心理研究也将向全面纵深的方向发展，促进网络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发展和理论构建，也带给心理学学科新的发展契机，真正展现其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科学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实验科学作为其特征和标志的。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JamesP.Chaplin)曾指出：“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发现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1](P13)。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在实质上就是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心理科学的实践有着决定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回顾、比较和分析。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2.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3.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1+1＞2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4](P524)。
5.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5](P25)。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5]。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6](P52-58)。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是有关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问题。可以说，心理学现在已经涉及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上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和跨度。具体的方法是与具体的研究问题相联系的。心理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所有各种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了物理的、生理的、药理的、临床的、数学的方法；心理学本身又有实验的、准实验的、非实验的、思维推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又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在某个局部问题上对各种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微观的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以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归纳和综合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该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间既有自己较完整、较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的现代科学。
摘要: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其住院和接受医疗期间可出现严重的心理反应,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文章初步探讨了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小儿麻醉心理学心理反应
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小儿手术麻醉前如未做好适当的心理准备,不仅影响麻醉的实施及效果,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1953年Eckenhoff提示一个事实[1]:每6个接受扁桃体摘除术的儿童中,就有1个在术后出现人格障碍;若麻醉诱导骚乱不稳,则2名儿童中就有1名产生精神创伤症状。因此麻醉医师必须能够运用医学心理学知识,在术前为病儿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以减少或避免小儿的精神创伤,便于麻醉的实施,本文从几个方面初步探讨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1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心理活动从简单、具体不断地向复杂、抽象发展。从最新的反射活动到随意活动,然后发展到意志活动、注意、记忆、情感等心理活动,也从最新的无意发展为有意的,即小儿从直接受外界影响和受成人支配,发展到越来越能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行动。从出生时仅有一些素质的差别到逐渐形成个性。因此,小儿心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有规律的过程,是受先天遗传、环境影响和经验积累的制约。当小儿在患病或接受麻醉、手术时所表现的心理障碍与此有关。
三岁以内患儿,由于自我意识尚未形成,也无所谓悲观与乐观及不安情绪,只能用啼哭来表现自己的种种感觉,这与此阶段的年龄特征有关。同时,他们完全是在成人照料下生活,只跟父母和养育者,小儿的情感是需要抚爱和逗弄等。
学龄前小儿,脑神经发育接近完好,大致接近成人生理发育,心理发育也逐渐成熟,能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进行比较,但毕竟是个半幼稚、半成熟的孩子,依恋心理明显存在,自控能力差,但可塑性也特大,喜欢受到鼓励和夸奖,以增强其心理承受力。
学龄期小儿,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知识经验的增长,已有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存在来拟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规定行为准则,当患病时心理压力与成人近似,非常注意医生和家长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因此,要注意避免增加患儿的心理压力或创伤而影响治病配合与效果。
2术前的心理状态
医学心理学认为:病人对疾病的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患儿对疾病的态度既取决于儿童心理的发展水平,同时个体差异也是明显的。因此,患儿对疾病也持有不同的反映。
在消极的心理反应方面:有害怕疑虑、恐惧心理、忧郁反应,主要表现有不安全感和孤独感、胆小怕事、情绪不稳、行为举止退步现象,较重者表现为惊恐,特别是术前在手术室门前与其家长分离时,恐惧反应更加明显,常见哭闹不安、战栗、惊叫、挣扎、逃跑等姿态反常,对麻醉前操作极不合作。
积极的心理反应:多见于学龄期儿童,一般与麻醉医师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消除了不安心理,表现较为安静、合作。
家长的疑虑:既怕麻醉浅使小儿痛苦,又怕麻醉过深发生意外,或怕麻醉影响小儿的智力,常表现紧张、忧虑、心理不踏实。
3产生各种心理反应的因素
小儿住院和接受医疗可发生严重的情感问题[2]。一些病儿在出院后长期持续存在行为紊乱,其干扰程度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小儿的年龄。
6个月以下婴儿对离开双亲无烦恼,他们很容易把护士当作母亲,从心理学角度看,此时是接受大手术的良好年龄,但长期分离也可能影响双亲与小儿的感情。其它各年龄组小儿与家长分离都有不同程度的害怕、疑虑、恐惧等心理反应。小儿情感理智上发育尚不成熟,对手术治疗不能理解其合理性。家长的焦虑、紧张不安的心理活动常可影响小儿心理活动;环境的影响,医院对小儿来说是一个陌生地方,住院后与家庭分离,以及住院时间长短;家庭背景也可对小儿引起情感问题与家庭对他们的溺爱程度有关;惧怕静脉穿刺及手术麻醉,小儿对麻醉的恐惧主要是害怕术中不能入眠、手术疼痛或术后不能苏醒;以往手术麻醉不愉快的回忆重现,可拒绝再次麻醉的实施。麻醉医师的影响,术前没能与小儿做好心理谈话,没能取得小儿的信任或因操作不熟练使他们遭受了痛苦。
4不良心理反应对麻醉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术前小儿所出现的严重心理反应,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由于严重的心理学反应可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麻醉前小儿心理准备不适当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有可能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如恐惧、夜尿、抑郁、焦虑、行为改变等后遗症,可延致数年[3]。小儿因恐惧心理拒绝麻醉操作。由于恐惧反应,可使胃排空时间延长,诱导及术中、术后易发生呕吐误吸。
5麻醉医师所面临的任务
一个麻醉医师必须认识到预防小儿心理创伤,小儿的心理准备与术前用药同样重要。
对幼儿期多和患儿在一起,在麻醉操作上采用:在未入睡前让其与父母陪伴,这主要是消除患儿的“迟延模仿”。麻醉以全身麻醉为主。对学龄前期由于他们的思维是直观的、无抽象思维、自我较突出,故术前除多和患儿在一起外,还须多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说明麻醉的安全性,并想办法使患儿早日适应环境,熟悉麻醉师。麻醉选择是基础麻醉或全身麻醉。
对学龄期,他们已有抽象思维但很幼稚,对自我有较清楚的认识,故与家长一起引导患儿配合我们麻醉,同其它患儿的亲身说法加以教育,并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麻醉和手术的问题,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通过以上做法如患儿能配合麻醉,则选用神经阻滞麻醉如硬膜外麻醉,力求做到手术区绝对无痛。反之则用基础或全麻。
少年期,他们思维已开始成熟,但考虑问题爱从自我出发,故他们对手术和麻醉的恐惧一是手术、麻醉本身,二是对他们将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于手术外露部位的羞涩和恐慌。针对上述问题和患儿讲明麻醉的安全性,将来不影响他们的智力及身体健康等,减少他们的恐惧心理。麻醉方法基本同于成人,术中尽可能早的让他们安静入睡。
6结语
以往临床工作中,人们都注意到患儿的种种不安情绪,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因受生物医学模式影响,没把心理、社会因素摆在一定位置上,这是较为遗憾的。特别是在小儿麻醉时,不可忽略心理因素,给患儿带来心理创伤,期待在今后工作中,作更大努力,探讨小儿心理与麻醉手术的关系,取得更多临床经验。
[摘要]税收遵从是近年来公共财政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经济分析的框架。事实上，税收遵从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问题，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社会影响、社会规范、态度、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因素也对税收遵从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就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为此甚至产生了专门的税收心理学，其主要运用社会调查、受控实验等方法研究纳税人和税收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认知、态度等。
[关键词]经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税收心理学
一、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行为是人们受思想和心理支配而表现在外的各种反应、动作、活动和行动。行为长期以来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动物和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他于1913年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被称为“行为主义宣言”。他用三句话宣布了三条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其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的；第三，其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而不是对心理现象的基本理解。
该模型表明，人类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的行为方式、指向和强度，主要受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个人因素包括生理和心理两类基本因素，而环境因素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基本因素。
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心理是其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即行为科学，那么，作为人类基本行为和主要行为之一的经济行为也理应是心理学所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上并非如此。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比经济学发展得要晚一些。在19世纪，心理学尚处于幼年期，所以不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块基石。作为对经济学的“唯我独尊”和对人的主观变量刻意排除的回应，长期以来心理学也对经济活动失去了兴趣，表现在心理学家对于动机、行为的形成、刺激和欲望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中，利用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来检验假设，但却忽视了对经济行为的直接研究——尽管经济行为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基本行为。这种学科之间的隔阂和疏离使得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谓“两败俱伤”。
对心理学而言，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科学，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对经济学而言，一味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放弃对人类心理变量的研究，就会使经济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形成“单向度”、“真空化”，反而不科学了，而且严重地脱离社会现实。卡托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心理学的经济学不能成功地解释重要的经济过程，而没有经济学的心理学就没有机会解释最一般的人类行为。”尽管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诸多的隔阂和疏离，但最终人们还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相互交叉的共生带。
二、经济心理学的诞生
经济学和心理学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都发轫于17～19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学派。这个时期学科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它们各自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之前，两者相互交融在一起。谈论经济问题时常常牵涉心理因素，谈论心理问题时往往涉及经济因素，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矛盾、互斥和对立。但随着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理论思考不再研究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仅仅是某些看来较为专门属于经济科学(或心理科学)的问题。当一门学科在它专门的问题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观点时，研究者就可能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他们自己的特定兴趣中去，这样同相关学科的联系也就必然被削弱了。
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的“损失规避”思想、边沁的“效用”概念、门格尔的“内省”分析、穆勒的“干扰因素”、马尔萨斯的“肉体倾向”、巴维克的“边际对偶”理论到帕雷托的“非逻辑行为”、凡勃伦的“本能和习惯”、贝克尔的“怠惰与冲动”、莱本斯坦的“X—低效率”、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和西蒙的“最大化偏离”等等，都强烈地昭示出经济心理与行为始终是经济学家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予以思索和探究的内容之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到：“当我们从一个较好的环境转入较差的环境所感到的不适程度，将大于从一个较差的环境转入一个较好的环境所感到的舒适程度。”这简直就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所提出的“损失规避”概念的通俗描述。边沁的效用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机械地借用了这一概念，认为理性人可以通过行为选择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并由此构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效用理论，从而使人们对“效用”的理解，离其初始的定义越来越远。门格尔早在1871年就提出要认识经济机制中的需求、价值和判断等，只有通过内省的心理分析。穆勒认为，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穆勒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的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马尔萨斯认为，把人仅仅当做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不够的，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倾向具有很强的挑战力”，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巴维克则认为，人们只有在换进的物品的主观价值大于换出的物品的主观价值时才愿意交换。在竞争中，价格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被确定，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尽管帕雷托坚信“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行为……大部分属于理性行为”，但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他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论社会学》一书中，他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了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并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凡勃伦认为，本能树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做出努力。理智、理性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贝克尔认为，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还有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他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即市场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在凯恩斯看来，对有效需求量，从而对就业量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西蒙认为，由于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同时，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真实决策过程中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对最大化的偏离是由行为人的认识本质所决定的，那种无限放大经济行为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理性说，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人的误解。凯恩斯更为直截了当地坦言：“我要十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它和人的内省和价值观相联系，它关心的只是动机、期望和心理不安。”经济心理学家阿尔哈德夫甚至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后门悄然进入经济学了。”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经济学正是依据“人的行为是机械的”这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经典命题才提出“人是机器”、“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是简单的刺激——反应(S-R)”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商业投资是利润的函数”以及“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长，随价格上涨而下降”等经济原则，乃至整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
应该说，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并非人为使然，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于是，20世纪以来，在一批“具有良好心理学素养的经济学家”和“具有良好经济学头脑的心理学家”的倡议和积极参与下，以卡托纳1951年出版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为标志，诞生了跨越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人为樊篱的新兴学科——经济心理学。待到卡托纳1975年出版《心理经济学》时，经济心理学才开始作为一门科学被接受。
归纳近年来经济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1)对金融行为的经济心理分析兴趣日趋浓厚；(2)发端于前景理论的实验经济心理研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并为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3)经济社会化和经济知觉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4)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发展领域是对谈判行为的研究；(5)经济心理学研究将更多地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和宏观经济体系等宏观参照结构联系起来；(6)态度研究将在经济心理学中产生更大的影响；(7)归因理论已被引入到诸如购买失误时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等许多研究中；(8)消费者行为研究仍将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什么是税收心理学
税收心理学的先驱性工作是由斯哥摩尔德斯做出的，他把税收心理学看作公共财政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分支。他认为税收心理学应该包括对决策者们决策过程的心理分析以及对纳税人税收心理的评估，后者被认为是税收心理学的主要任务。
随后，穆勒和斯达姆派尔对税收态度和公共支出进行了研究。斯达姆派尔特别注重把税收认知和税收态度作为税制的自变量(例如边际税率)和税收遵从的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来描述。斯达姆派尔、贝切特等人、斯哥摩尔德斯和其他研究者都把这类态度和认知称作“税收心理”，恩里克则称它们为纳税人的“税收意识”。斯达姆派尔的模型表明，逃税不仅是一国税制影响的结果，还取决于纳税人对税制的态度、对税收目的和税收公平的认知等。斯哥摩尔德斯通过调查，对纳税人的“税收心理”、“税收压力”和“税收道德”进行了评估。卡托纳利用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税收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研究认为，除财政政策的自身变化外，诸如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带来了更重要的影响。
刘易斯对税收心理学的概念进行了归纳：税收心理学主要研究纳税人、税收官员、政策制定者以及最广义的普通大众的偏好、认知、态度和信念，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和运用调查表。
四、心理学能为税收研究做些什么
社会心理学对税收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调查技术的运用；二是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成果的直接应用。
首先，运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方法和技术(比如社会调查)可以对纳税人的态度和偏好进行评估。目的是将从纳税人那里收集的有关态度、偏好、满意度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并与理论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从而为理论研究提供经验的证据，对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此外，税收调查还可以为布坎南在《民主财政论》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如纳税人通常是多么无知啊!他们知道财政政策的选择吗?他们对财政制度的影响是如何感知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迫缴税?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是什么?如何评价?他们能在收益和减税之间进行有效的转换吗?
其次，社会心理学中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为税收心理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比如，税收调查中需要对纳税人的行为特征进行假设，如果我们采用心理学中有关态度影响实际行为的假设，就能为逃税分析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视角，从而突破经济分析的局限性。再如，对税制简化的研究，就要应用到沟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书面沟通的理论。简短的句子、通俗易懂的词汇和更加亲切的语言风格有利于驱除詹姆斯和刘易斯所谓的“财政迷雾”，有利于增强纳税人对税法条文的理解程度。此外，在有关税收效率的研究中，还可以用到有关工作动机的理论、货币刺激作用的理论以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同样，在有关税收遵从的研究中，还可以用到公平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归因理论以及前景理论等。在归因理论应用方面，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方面保守的人更有可能把财富和贫困归因于个人而不是环境，因而不太赞成税收政策的再分配作用。
摘要；学校心理咨询受医学影响而产生了三个局限：即（1)过于重视心理治疗技术；（2）过于强调心理疾病普遍性；（3）对于心理疾病的治愈性过于乐观。针对医学模式的不足。以学校心理学产生的心理测验、特殊教育、学习理论和心理卫生四个基础为依据，提出以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和开设心理素质教育深为两个基点、以心理咨询为辅助的学校心理服务模式。这一模式中，评估系统和教育系统是核心因素，而心理健康咨询只是全方位、系统化服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素质教育从一种思想观念变成具体的行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大城市中的一些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并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从心理疾病的防治和心理使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学生的各类行为问题。原来被认为是思想品德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心理障碍。可以说，正是素质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诱发了学校心理服务的广泛开展。
学生心理健康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然而，它不可能涵盖中小学整个心理服务的范围。如果我们仅仅把学校教育心理学的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势必会导致以偏概全，妨碍学校心理学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图结合发达国家学校心理学的建立过程和我们的自身的实践经验，探索国内学校心理学的服务模式。
一、医学模式的先天不足
近些年,我国的学校心理学服务强调对个体心理障碍的咨询与矫正，试图通过诊断、干预和治疗等技术，解除学生的种种心理不适。教育部门在要求学校开展心理学工作时，强调要设咨询室，于是一些学校专门开辟了一间专门的心理咨询室。一张桌子，几个沙发和一台录音机，挂一个牌子，心理教师等着学生前来预约了。这间房间很容易使人想起医院中的心理门诊室,心理教师希望学生把心中的痛苦说出来。利用交谈的方式，排解学生的心灵痛苦。而在学校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中，许多内容都是与青春期身心健康有关。更多的内容涉及的是心理疾病，如强迫症、恐惧症等，教师所举的例子甚至是个别虐待父母的事例，这些事情毕竟是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不具有代表性。
这是一种医学的模式，因此“有人批评前几年的学校心理辅导咨询化，咨询化模式就是没有考虑学校教育的特点，去开辟心理教育途径。”当我们从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的角度引入学校心理咨询服务时，必须有一些假定为前提：
第一，心理教师必须具备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技能，对什么是心理疾病及相关因素有深入了解。我们知道，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十分复杂的，目前世界上存在着200种以上的心理治疗方法。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人一般必须受过医学训练。从这些条件看，学校中心理教师显然存在着先天不足。
第二，学生的心理障碍必须足够普遍。心理健康的对应物是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如果我们开设心理咨询室，试图借助心理咨询技术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其主要应针对的是心理障碍，即心理不正常的个体。比如，一个学生拿了别人的书，班主任找他谈话，通过谈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这位同学赔礼道歉，问题得到了解决。这种行为的偶然失误是是非观念不清的表现，并不属于心理障碍。只有自己有这样的书仍然拿人家的书的人，才是一个心理障碍者。再比如，学校中打架是经常发生的．但大多数打架行为并不是由于心理障碍，而是学生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冲突，遇到了利益冲突不知解决的办法，这是一个情绪控制和决策不当造成的，其中虽包括心理因素，但并不是由于反社会的人格障碍所导致的。而近年的心理智询工作所依据的是一些估计：如有的估计中小学生当中有心理障碍的人数为10％到16％，有的高达20％。其实这些估计一般缺少必要的信度和效度。
第三，在学校中开展心理咨询与治疗还必须假定，心理疾病是能加以解决的。可事实上，像强迫症、偷窃狂等心理障碍，即便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心理医生，其治愈率也是很低的，较严重的心理疾病只能通过药物加以控制。反观学校中的心理教师，面对真正的心理障碍，既缺少经验，又缺少技术，恐怕难以胜任。尽管如此，学校中的心理教师仍然被期望成为心理医生、在这种期待中，他们也常出现“角色混乱”，他们对掌握解决心理障碍的技术，了解心理障碍的病因，往往具有超过一切的兴趣，对自己的工作常抱以这样的信念：解除学生的心理疾病，让学生发生奇迹般的改变．上述三个先天不足，已经妨碍了学校中的心理服务的开展，如有的学校心理咨询室建立多年，但门庭冷落，几乎没有什么“患者”前来咨询，心理咨询室形同虚设。其实，这种结果是上述三个错误假定必须导致的，我们不可能指望教师摇身一变，从一个品德课的施教人成为一个心理医生。
二、从医学的模式到教育的模式
当我们的学核心理咨询陷入困境时，我们其实正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学校心理学刚刚起步时的同样错误。
现代学校心理学产生于美国，1896年，美国的特殊教育专家魏特默在费城建立第一个心理诊所，还创办了第一个医院模式的学校，即俄勒岗学校，专门诊断和矫正智力落后、心理上有障碍的特殊儿童。他利用种种干预手段解决儿童问题，在他的影响下，学校心理服务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学校中临床心理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一临床的模式不适合学校教育，它以牺牲大多数儿童的心理服务为代价。到了60年代，一学校心理学在美国正式建立时，人们已经摒弃了医学模式，接受教育的模式．如1954年美国学校心理学会成立大会上，对学校心理学的服务所作的规定为：“由有教育经验训练的心理学家，应用心理测评、学习理论、人际关系的专业知识，辅助学校工作人员，去促进所有儿童的成长，丰富他们的经验，并识别与帮助特殊儿童”。在这个模式中，没有提到心理咨询和治疗，也没有提到心理健康，而是首先以所有儿童为服务对象，然后才是特殊儿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据估计，目前发达国家的学校心理学工作人员在心理咨询上的时间不到总工作时间的5％。
在学校心理咨询中，有四种运动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一是心理测验运动，心理测验产生之后，许多测验被应用于学校，加智力测验、主题统觉投射测验等；第二是特殊教育运动，针对学习落后的儿童，学校要进行特殊教育，而这种特殊教育在诊断和干预上都离不开心理学的帮助。第三是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运动；第四是学习理论的发展，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学习过程和改变行为的过程都有进一步的了解，使心理学更加能够帮助学生改变自己。这四种运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心理测验为诊断智力落后儿童提供了工具，而特殊教育则提供了相应的干预手段和方法，此外，学习理论不断提出有效的行为改变技术，促进人们对有心理障碍儿童的干预与帮助。
由此可见，学技心理学服务是一种全方位、整体化，以评估和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模式，而心理健康和治疗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在这种服务中，我们应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心理教育的途径，促进学生在学习、人际关系和对环境的适应，发挥内部潜能．走向成熟与成功。近一两年来，我们看到了某种转变，一些学校开始开设心理健康课，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角色扮演和训练，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三、学校心理学服务模式的建立
在目前学校心理学刚刚起步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宜以心理咨询和心理障碍矫正为主要任务。学校心理服务可以以心理评估和心理素质课程建设为两个基本任务，以辅导和咨询为辅助措施。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学核心理服务的模式。
首先，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强调心理档案的建立。学校心理学应针对绝大多数学生的问题展开服务，通过一些团体方式的心理测试，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可以就学生智力的发展、人格发展和行为问题及教养方式和学习适应性进行测评。这种测评一方面可发现个别落后学生的心理问题，以分析其规律和原因，为特殊教育提供资料；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班主任掌握学生的一些心理特征，为思想工作提供依据，以测评为重心，就必须考虑目前学校心理教师的水平与素质，他们大都是班主任和德育教师转过来的，没有受到心理学的正规训练、对心理学的知识和技术缺少掌握，而从测评开始，无疑有助于他们了解心理学不同于德育教育之处，强化心理学的科学概念。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另一个学校心理服务的基本任务是心理素质课的建设，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有效的教学不仅是普及心理知识的途径，更重要的是通过心理课的讲解，使学生们对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心理问题有一种明确的认识，提高自我意识和自我改进的能力。在课程中应重视心理训练的作用，让学生自己参与进来，主动思考。
这两个基本任务的实施，也是培养学校心理教师的重要手段。心理教师通过掌握心理测试，对心理学测量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在实践中掌握心理学的技术。而通过上心理素质课，教师还会进一步地发现学生的反应，加深对心理学应用的理出和领悟，对于提高自身水平很有帮助。
最后，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并没有忽视心理咨询工作，而是把它放到了一个适当的位置。我们认为，只有在上述两个任务实施之后，才可以极大地促进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心理辅导与咨询。在测试之后，学生和家长激发了解决心理问题的愿望，想了解心理问题，主动到咨询室请教。在上心理课之后，学生们的问题也将暴露出来，他们会对解决自己的问题具有新的信心，所以，也会来到咨询室主动咨询。而只有到这时，心理教师的心理咨询工作才会变被动为主动，进行个别辅导和集体辅导的时机才真正成熟了。
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还可以提高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通过测试，教师可以发现本校学生现有的心理特点，用所得资料撰写论文和报告，如进行职业心理测评后，教师可以对本学校学生的职业兴趣的分布进行考察，了解学生就业动向，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科研成果中的资料还可以为学校的领导的办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如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相比有什么优势，有哪些弱项，应如何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等。
学校心理服务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如教师与学生的交往问题，家长和教师的配合问题，集体气氛的创造等。与学生的心理疾病相比，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更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理论心理学的概念
科学体系中总是包含着理论成分，不同的学科中也都存在着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分支。如物理学中有理论物理学，化学中有理论化学，生物学中有理论生物学。这些理论学科区别于实验或应用学科，它们不是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研究自然现象，而是以数学演绎和逻辑推理等非经验的或思辨的方法探讨问题。在上述这些学科中，理论学科成为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础，科学家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这些学科分支也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在理论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整个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理论心理学正是这样一种学科，它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设、抽象、演绎或推理等多种理论思维的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就像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在物理学和化学中一样，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理论心理学的历史由来已久，实验心理学创立之前的哲学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理论心理学，因为它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探讨人的心理现象，并试图从各种具体的心理现象背后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哲学心理学并不能称为理论心理学，因为理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特定的对象、任务和理论体系，它是心理科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心理科学的全部，它与实验心理学是并存的。相比较来说，哲学心理学虽然在方法上与理论心理学有类似之处，但是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哲学；它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在当时，哲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全部，而不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论心理学也不同于以观察、实验为基本方法的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实证学科或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使用理论思维的方法，从性质上讲，它不是一种经验学科，而实证心理学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同理论心理学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素材。一切实证研究皆以一定的理论和假设为基础，同时，理论的构建又必须建筑在一定的事实上。所以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两者的分工只是为了心理学科学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是永远的分道扬镳、互不相涉。离开了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成了纯粹的主观臆测，离开了理论心理学，实证心理学就会见木不见林，变成没思想的操作。当代心理学的破碎和分裂，正是轻视理论心理学的必然结果。
就理论心理学的范围来说，理论心理学包含两个大的方面：元理论(Metatheory)和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它是心理学学科性质的高度理论概括，是心理学的实体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元理论的部分，否则就是一个缺乏核心的松散联盟，不成其为科学。实体理论不同于元理论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心理学现象或问题。如果说元理论的探讨主要依赖于抽象思辨的方法，那么实体理论的探讨则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方法。有关元理论和实体理论的更进一步阐述，请参阅与此有关的另一篇文章。[1]
在上述有关理论心理学的概念中，我们已经指出理论心理学不同于以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的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其性质来说是一门非经验学科。那么非经验的学科能不能成为科学？是否只有以观察与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学科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呢？
把研究的问题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贯观点。心理学的发展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实证主义成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在心理学中成为衡量科学问题和非科学问题的惟一标准。
依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切科学知识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因此科学所讨论的问题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凡能以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就是科学问题，否则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非科学问题。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极端的方式宣判了非经验学科的死刑。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却昭示出科学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观点，以至实证主义者也对经验证实原则作出修改，承认非经验的逻辑证实的科学性。科学哲学的这一发展使现代心理学家认识到：“经验研究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被以往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大大高估了……我们许多人现在都愿意承认科学工作的范围要比经验工作大得多，也就是说，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扶手椅上的心理学家（即理论心理学家，译者注）”。[2]二、理论心理学对心理科学的作用回到本文目录
理论心理学的非经验性质并不防碍对心理科学的贡献。它对心理学科学的作用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心理学具有提出假设或作出预测，为实验心理学提供研究课题的功能。科学哲学家波普(Popper,K.)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阐发了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先行指导作用。他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始于经验，而是始于问题；理论先于经验观察，指导经验观察，因为科学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科学研究者总是以一种预想的理论去观察事物，一切观察与实验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而理论心理学正具有这种功能，它提出一种理论或假设，或对某中实验的结果作出预测，这些假设和预测本身也是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一个不成功的例子是新行为主义者赫尔的假设——演绎的理论体系。赫尔从公设出发，演绎出100余条定理和假设，尽管后来的验证是不成功的，但在为实验研究提供素材方面的功绩却是不能抹杀的。
其次，理论心理学所采用的逻辑分析法具有判断和鉴别概念、命题、理论真伪的功能。对理论概念的判断和鉴别并非时时处处需求助于实验验证，我们可以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判断理论概念的真伪。例如：若某一理论体系中既包含着命题F，也包含着命题非F，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理论概念连逻辑检验都不能通过，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付诸于实践检验呢？
科学哲学家劳丹(Laudan,L.)曾提出对理论体系的逻辑检验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二是理论内部的命题与一个该理论赖以建立的外部命题的逻辑一致性。对于任意一种错误，理论心理学家只需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作出判断，不必劳神经验的检验。
依据逻辑学原理，命题有必然命题和或然命题两种。必然命题要么全真，要么全假，只要通过逻辑分析可以确定，因为在必然命题中主项已包含了谓项。或然命题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真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假的，需要进行经验的验证。科学研究所涉及的是或然命题，因此需要观察和实验的参与。但遗憾的是，心理学中许多的研究把必然命题当成或然命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理论心理学的逻辑分析可以鉴别一个理论概念究竟是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从而节省心理学家的劳动。
第三，理论心理学还具有抽象和综合功能。抽象和综合是寻求真理的重要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心理本质的了解不能仅靠零零碎碎的经验材料，而必须对来自经验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和改造，舍去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和一般特点，这种抽象和综合的过程是理论心理学的重要功能。心理学发展到今天仍处在分裂和破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理论心理学的抽象和综合作用，没有把具体的经验发现和研究结论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高度。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指出过经验科学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理论学科需要的迫切性。他指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至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3]心理学恰恰处在这样一种阶段，需要理论心理学发挥它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优势，为建成统一的心理科学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目前在心理学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理论心理学空乏无物，没有实际内容，不能作出任何科学发现。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受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实证主义把科学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认为只有观察与实验才是科学发现的途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就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经验原则，昭示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是通过思想的实验发现了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利用这一理论上的发现，天文物理学家推测出宇宙“黑洞”的存在。尽管人们并不能从经验上证明宇宙黑洞的存在，但是从没有人怀疑这一发现的科学性。被心理学视为“规范”科学的物理学况且把理论上的发现看成是科学的进展，为什么心理学要把理论发现排斥在科学之外呢？
相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实证心理学家来说，理论心理学确实有它的“空泛”特点。因为理论心理学重整体概念、逻辑思辩、抽象综合，而不像实证研究那样重经验观察、实验取证、分解检测。但这属于科学分工的不同，两者各有所长、各有偏重。实证的研究主要在感性分析和细微之处下工夫，精益求精、察微知著；而理论的研究以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见长，把具体的事实和结论升华为一般性的理论。两者的歧异并不形成根本的对立，两者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才是心理学的统一之路。
一、理论心理学的概念
科学体系中总是包含着理论成分，不同的学科中也都存在着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分支。如物理学中有理论物理学，化学中有理论化学，生物学中有理论生物学。这些理论学科区别于实验或应用学科，它们不是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研究自然现象，而是以数学演绎和逻辑推理等非经验的或思辨的方法探讨问题。在上述这些学科中，理论学科成为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础，科学家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这些学科分支也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在理论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整个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理论心理学正是这样一种学科，它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设、抽象、演绎或推理等多种理论思维的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就像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在物理学和化学中一样，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理论心理学的历史由来已久，实验心理学创立之前的哲学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理论心理学，因为它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探讨人的心理现象，并试图从各种具体的心理现象背后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哲学心理学并不能称为理论心理学，因为理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特定的对象、任务和理论体系，它是心理科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心理科学的全部，它与实验心理学是并存的。相比较来说，哲学心理学虽然在方法上与理论心理学有类似之处，但是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哲学；它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在当时，哲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全部，而不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论心理学也不同于以观察、实验为基本方法的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实证学科或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使用理论思维的方法，从性质上讲，它不是一种经验学科，而实证心理学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同理论心理学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素材。一切实证研究皆以一定的理论和假设为基础，同时，理论的构建又必须建筑在一定的事实上。所以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两者的分工只是为了心理学科学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是永远的分道扬镳、互不相涉。离开了实证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成了纯粹的主观臆测，离开了理论心理学，实证心理学就会见木不见林，变成没思想的操作。当代心理学的破碎和分裂，正是轻视理论心理学的必然结果。
就理论心理学的范围来说，理论心理学包含两个大的方面：元理论(Metatheory)和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它是心理学学科性质的高度理论概括，是心理学的实体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元理论的部分，否则就是一个缺乏核心的松散联盟，不成其为科学。实体理论不同于元理论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心理学现象或问题。如果说元理论的探讨主要依赖于抽象思辨的方法，那么实体理论的探讨则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方法。有关元理论和实体理论的更进一步阐述，请参阅与此有关的另一篇文章。[1]
在上述有关理论心理学的概念中，我们已经指出理论心理学不同于以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的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就其性质来说是一门非经验学科。那么非经验的学科能不能成为科学？是否只有以观察与实验等经验方法为主的实证学科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呢？
把研究的问题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贯观点。心理学的发展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实证主义成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在心理学中成为衡量科学问题和非科学问题的惟一标准。
依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切科学知识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因此科学所讨论的问题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凡能以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就是科学问题，否则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非科学问题。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极端的方式宣判了非经验学科的死刑。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却昭示出科学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观点，以至实证主义者也对经验证实原则作出修改，承认非经验的逻辑证实的科学性。科学哲学的这一发展使现代心理学家认识到：“经验研究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被以往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大大高估了……我们许多人现在都愿意承认科学工作的范围要比经验工作大得多，也就是说，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扶手椅上的心理学家（即理论心理学家，译者注）”。[2]二、理论心理学对心理科学的作用回到本文目录
理论心理学的非经验性质并不防碍对心理科学的贡献。它对心理学科学的作用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心理学具有提出假设或作出预测，为实验心理学提供研究课题的功能。科学哲学家波普(Popper,K.)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阐发了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先行指导作用。他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始于经验，而是始于问题；理论先于经验观察，指导经验观察，因为科学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科学研究者总是以一种预想的理论去观察事物，一切观察与实验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而理论心理学正具有这种功能，它提出一种理论或假设，或对某中实验的结果作出预测，这些假设和预测本身也是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一个不成功的例子是新行为主义者赫尔的假设——演绎的理论体系。赫尔从公设出发，演绎出100余条定理和假设，尽管后来的验证是不成功的，但在为实验研究提供素材方面的功绩却是不能抹杀的。
其次，理论心理学所采用的逻辑分析法具有判断和鉴别概念、命题、理论真伪的功能。对理论概念的判断和鉴别并非时时处处需求助于实验验证，我们可以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判断理论概念的真伪。例如：若某一理论体系中既包含着命题F，也包含着命题非F，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理论概念连逻辑检验都不能通过，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付诸于实践检验呢？
科学哲学家劳丹(Laudan,L.)曾提出对理论体系的逻辑检验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二是理论内部的命题与一个该理论赖以建立的外部命题的逻辑一致性。对于任意一种错误，理论心理学家只需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作出判断，不必劳神经验的检验。
依据逻辑学原理，命题有必然命题和或然命题两种。必然命题要么全真，要么全假，只要通过逻辑分析可以确定，因为在必然命题中主项已包含了谓项。或然命题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真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假的，需要进行经验的验证。科学研究所涉及的是或然命题，因此需要观察和实验的参与。但遗憾的是，心理学中许多的研究把必然命题当成或然命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理论心理学的逻辑分析可以鉴别一个理论概念究竟是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从而节省心理学家的劳动。
第三，理论心理学还具有抽象和综合功能。抽象和综合是寻求真理的重要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心理本质的了解不能仅靠零零碎碎的经验材料，而必须对来自经验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和改造，舍去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现心理生活的本质和一般特点，这种抽象和综合的过程是理论心理学的重要功能。心理学发展到今天仍处在分裂和破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理论心理学的抽象和综合作用，没有把具体的经验发现和研究结论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高度。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指出过经验科学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理论学科需要的迫切性。他指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至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3]心理学恰恰处在这样一种阶段，需要理论心理学发挥它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优势，为建成统一的心理科学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目前在心理学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理论心理学空乏无物，没有实际内容，不能作出任何科学发现。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受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实证主义把科学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认为只有观察与实验才是科学发现的途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就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经验原则，昭示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是通过思想的实验发现了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利用这一理论上的发现，天文物理学家推测出宇宙“黑洞”的存在。尽管人们并不能从经验上证明宇宙黑洞的存在，但是从没有人怀疑这一发现的科学性。被心理学视为“规范”科学的物理学况且把理论上的发现看成是科学的进展，为什么心理学要把理论发现排斥在科学之外呢？
相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实证心理学家来说，理论心理学确实有它的“空泛”特点。因为理论心理学重整体概念、逻辑思辩、抽象综合，而不像实证研究那样重经验观察、实验取证、分解检测。但这属于科学分工的不同，两者各有所长、各有偏重。实证的研究主要在感性分析和细微之处下工夫，精益求精、察微知著；而理论的研究以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见长，把具体的事实和结论升华为一般性的理论。两者的歧异并不形成根本的对立，两者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才是心理学的统一之路。
色彩心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不同波长的光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色感时，必然导致人产生某种带有情感的心理活动。事实上，色彩生理和色彩心理过程是同时交叉进行的，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在有一定的生理变化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活动；在有一定的心理活动时，也会产生一定的生理变化。比如，红色能使人生理上脉搏加快，血压升高，心理上具有温暖的感觉。长时间红光的刺激，会使人心理上产生烦躁不安，在生理上欲求相应的绿色来补充平衡。因此色彩的美感与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快感有关。
1．色彩心理与年龄有关根据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人随着年龄上的变化，生理结构也发生变化，色彩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随之有别。有人作过统计：儿童大多喜爱极鲜艳的颜色。婴儿喜爱红色和黄色，4～9岁儿童最喜爱红色，9岁的儿童又喜爱绿色，7～15岁的小学生中男生的色彩爱好次序是绿、红、青、黄、白、黑；女生的爱好次序是绿、红、白、青、黄、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色彩喜好逐渐向复色过渡，向黑色靠近。也就是说，年龄愈近成熟，所喜爱色彩愈倾向成熟。这是因为儿童刚走入这个大千世界，脑子思维一片空白，什么都是新鲜的，需要简单的、新鲜的、强烈刺激的色彩，他们神经细胞产生得快，补充得快，对一切都有新鲜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也增长，脑神经记忆库已经被其他刺激占去了许多，色彩感觉相应就成熟和柔和些。
2．色彩心理与职业有关体力劳动者喜爱鲜艳色彩，脑力劳动者喜爱调和色彩；农牧区喜爱极鲜艳的，成补色关系的色彩；高级知识分子则喜爱复色、淡雅色、黑色等较成熟的色彩。
3．色彩心理与社会心理有关由于不同时代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感受也不同。古典时代认为不和谐的配色在现代却被认为是新颖的美的配色。所谓反传统的配色在装饰色彩史上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一个时期的色彩的审美心理受社会心理的影响很大，所谓“流行色”就是社会心理的一种产物，时代的潮流，现代科技的新成果，新的艺术流派的产生，甚至自然界某种异常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心理都可能对色彩心理发生作用。当一些色彩被赋予时代精神的象征意义，符合了人们的认识、理想、兴趣、爱好、欲望时，那么这些具有特殊感染力的色彩会流行开来。比如，60年代初，宇宙飞船的上天，给人类开拓了进入新的宇宙空间的新纪元，这个标志着新的科学时代的重大事件曾轰动过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宇航员从太空中带回新的趣闻。色彩研究家抓住了人们的心理，了所谓“流行宇宙色”，结果在一个时期内流行于全世界。这种宇宙色的特点是浅淡明快的高短调，抽象，无复色。不到一年，又开始流行低长调、成熟色，暗中透亮，几何形的格子花布。但一年后，又开始流行低短调，复色抽象，形象模糊，似是而非的时代色。这就是动态平衡的审美欣赏的循环。现代世界上，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空气环境的污染等问题，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科学研究上的生态学理论兴起。以此为背景，许多国家利用人们要保持生态平衡的心理，提出将流行自然色调的理论。后来由于霸权主义的威胁，经济萧条，政治局势不定，社会上又产生恐惧战争心理，国际流行色协会又了卡其色（即军装绿）的流行色。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时代，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使得人人都想得到一件军装上衣、蓝裤子和一顶军帽，这成了当时的流行色。后来西方又流行“历史主义时代”的理论。1982～1983年国际流行色协会的沙漠色象征着古丝绸之路。中国丝绸协会提出流行“敦煌色”也曾受到重视和欢迎。法国提出1983年春季女装流行“巴罗克”或“罗可可”风格色占有主要地位。60年代中期，抽象派的“光效应美术”在西方国家的美术界曾成为最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之一，这个流派于1965年春在纽约市现代艺术馆举行“感应视力”展览会引起观众们的重视，此后这种艺术形式立即在美国、欧洲、日本的实用美术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纺织图案设计、时装设计、商业美术设计、装潢设计以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都十分流行。
流行色一般的流行规律是，长期流行红蓝色调以后，人们会想往绿橙色调；长期流行浅淡色调以后，人们会想往中深色调；长期流行鲜明色调以后，人们会追求沉着色；长期流行暖色调以后，人们会想往冷色调。大概这就是人们的生理需求所形成的欣赏需求的生理生态平衡吧。
过去我国男子是不穿红着花的，尤其是“”时期，人们称中国是蓝色海洋。红色是革命色彩，十分神圣。号召向解放军学习，人们开始热爱草绿色军装。80年代开放政策实施后，国外的东西传入中国，我国青年人开始穿红着花，喜爱对比色，鲜艳色，高纯度色彩。不过，如同流行歌曲一样，流行色只是在青年人中间流行，他们成为社会色彩流行的代表者。
4．共同的色彩感情虽然色彩引起的复杂感情是因人而异的，但由于人类生理构造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着共性，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单一色，或者是几色的混合色，在色彩的心理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的感情。根据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色彩的冷暖：红、橙、黄色常常使人联想到旭日东升和燃烧的火焰，因此有温暖的感觉；蓝青色常常使人联想到大海、晴空、阴影，因此有寒冷的感觉；凡是带红、橙、黄的色调都带暖感；凡是带蓝、青的色调都带冷感。色彩的冷暖与明度、纯度也有关。高明度的色一般有冷感，低明度的色一般有暖感。高纯度的色一般有暖感，低纯度的色一般有冷感。无彩色系中白色有冷感，黑色有暖感，灰色属中。
（2）色彩的轻重感：色彩的轻重感一般由明度决定。高明度具有轻感，低明度具有重感；白色最轻，黑色最重；低明度基调的配色具有重感，高明度基调的配色具有轻感。
（3）色彩的软硬感：色彩软硬感与明度、纯度有关。凡明度较高的含灰色系具有软感，凡明度较低的含灰色系具有硬感；纯度越高越具有硬感，纯度越低越具有软感；强对比色调具有硬感，弱对比色调具有软感。
（4）色彩的强弱感：高纯度色有强感，低纯度色有弱感；有彩色系比无彩色系有强感，有彩色系以红色为最强；对比度大的具有强感，对比度低的有弱感。即地深图亮则强，地亮图暗也强；地深图不亮和地亮图不暗则有弱感。
（5）色彩的明快感与忧郁感：色彩明快感与忧郁感与纯度有关，明度高而鲜艳的色具有明快感，深暗而混浊的色具有忧郁感；低明基调的配色易产生忧郁感，高明基调的配色易产生明快感；强对比色调有明快感，弱对比色调具有忧郁感。
（6）色彩的兴奋感与沉静感：这与色相、明度、纯度都有关，其中纯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在色相方面，凡是偏红、橙的暖色系具有兴奋感，凡属蓝、青的冷色系具有沉静感；在明度方面，明度高的色具有兴奋感，明度低的色具有沉静感；在纯度方面，纯度高的色具有兴奋感，纯度低的色具有沉静感。因此，暖色系中明度最高纯度也最高的色兴奋感觉强，冷色系中明度低而纯度低的色最有沉静感。强对比的色调具有兴奋感，弱对比的色调具有沉静感。
（7）色彩的华丽感与朴素感：这与纯度关系最大，其次是与明度有关。凡是鲜艳而明亮的色具有华丽感，凡是浑浊而深暗的色具有朴素感。有彩色系具有华丽感，无彩色系具有朴素感。运用色相对比的配色具有华丽感。其中补色最为华丽。强对比色调具有华丽感，弱对比色调具有朴素感。
研究由色彩引起的共同感情，对于装饰色彩的设计和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恰当地使用色彩装饰在工作上能减轻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事故；在生活上能够创造舒适的环境，增加生活的乐趣；甚至在医学上也能用于治病（如眼科医生总用绿色配合治疗眼病）。工厂车间、机关办公室冬天的朝北房间，使用暖色能增加温暖感；锅炉房、炼钢车间采用冷色能加强凉爽感。红与绿，黄与蓝，黑与白等强烈的配色容易引起注目，用于交通信号、安全标志，可以避免发生事故；用于商品广告可以引人注意，达到宣传效果。货物箱子用浅色粉刷，可以减轻搬运工人的心理上的重量负担。住宅采用明快的配色，能给人以宽敞、舒适的感觉。娱乐场所采用华丽、兴奋的色彩能增强欢乐、愉快、热烈的气氛。学校、医院采用明洁的配色能为学生、病员创造安静、清洁、卫生、幽静的环境。夏天服色采用冷色，冬天服色采用暖色，可以调节冷暖感觉。儿童服色采用强烈、跳跃、闪烁、明快的配色更能表现儿童的活泼感，以逗人喜爱。美丽娇艳的眼饰色调可使妇女显得年轻、奔放、活泼、富有朝气。朴素、大方、沉静的服饰色调可以衬托青年男子稳重、自信、成熟的性格。倘若是大红大绿的花哨衣着被青年男子穿着就能使人产生轻佻、不稳重的感觉。因为把精力全部投入事业的人是没精力放在寻求色彩刺激上的。在医学上，淡蓝色能够使人退烧，血压降低；赭石色能使病人血压升高，增强新陈代谢；蓝色有利于外伤病人克制冲动和烦躁；利用蓝色荧光灯照射患有黄疸病的婴儿有一定治疗效果，绿色有利于病人休息，红、橙色可以增强食欲，紫色可以使孕妇安定，减轻分娩的痛苦等。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ofFolkPsychology.New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三，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完善。任何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样，它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这方面，我国的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资深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他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对一些民族心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兴起的对西部各个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将会在大量的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研究方面积累可观的素材和成果，可以总结出西部个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西部民族心理发展规律。中国的西部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此可以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研究过程中，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
第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时代。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实地调查法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发展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特定的时代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历时性研究方面，“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摘要: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其住院和接受医疗期间可出现严重的心理反应,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文章初步探讨了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小儿麻醉心理学心理反应
小儿的心理状态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小儿手术麻醉前如未做好适当的心理准备,不仅影响麻醉的实施及效果,而且还会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1953年Eckenhoff提示一个事实[1]:每6个接受扁桃体摘除术的儿童中,就有1个在术后出现人格障碍;若麻醉诱导骚乱不稳,则2名儿童中就有1名产生精神创伤症状。因此麻醉医师必须能够运用医学心理学知识,在术前为病儿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以减少或避免小儿的精神创伤,便于麻醉的实施,本文从几个方面初步探讨小儿麻醉心理学的有关问题:
1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心理活动从简单、具体不断地向复杂、抽象发展。从最新的反射活动到随意活动,然后发展到意志活动、注意、记忆、情感等心理活动,也从最新的无意发展为有意的,即小儿从直接受外界影响和受成人支配,发展到越来越能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行动。从出生时仅有一些素质的差别到逐渐形成个性。因此,小儿心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有规律的过程,是受先天遗传、环境影响和经验积累的制约。当小儿在患病或接受麻醉、手术时所表现的心理障碍与此有关。
三岁以内患儿,由于自我意识尚未形成,也无所谓悲观与乐观及不安情绪,只能用啼哭来表现自己的种种感觉,这与此阶段的年龄特征有关。同时,他们完全是在成人照料下生活,只跟父母和养育者,小儿的情感是需要抚爱和逗弄等。
学龄前小儿,脑神经发育接近完好,大致接近成人生理发育,心理发育也逐渐成熟,能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进行比较,但毕竟是个半幼稚、半成熟的孩子,依恋心理明显存在,自控能力差,但可塑性也特大,喜欢受到鼓励和夸奖,以增强其心理承受力。
学龄期小儿,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知识经验的增长,已有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存在来拟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规定行为准则,当患病时心理压力与成人近似,非常注意医生和家长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因此,要注意避免增加患儿的心理压力或创伤而影响治病配合与效果。
2术前的心理状态
医学心理学认为:病人对疾病的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患儿对疾病的态度既取决于儿童心理的发展水平,同时个体差异也是明显的。因此,患儿对疾病也持有不同的反映。
在消极的心理反应方面:有害怕疑虑、恐惧心理、忧郁反应,主要表现有不安全感和孤独感、胆小怕事、情绪不稳、行为举止退步现象,较重者表现为惊恐,特别是术前在手术室门前与其家长分离时,恐惧反应更加明显,常见哭闹不安、战栗、惊叫、挣扎、逃跑等姿态反常,对麻醉前操作极不合作。
积极的心理反应:多见于学龄期儿童,一般与麻醉医师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消除了不安心理,表现较为安静、合作。
家长的疑虑:既怕麻醉浅使小儿痛苦,又怕麻醉过深发生意外,或怕麻醉影响小儿的智力,常表现紧张、忧虑、心理不踏实。
3产生各种心理反应的因素
小儿住院和接受医疗可发生严重的情感问题[2]。一些病儿在出院后长期持续存在行为紊乱,其干扰程度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小儿的年龄。
6个月以下婴儿对离开双亲无烦恼,他们很容易把护士当作母亲,从心理学角度看,此时是接受大手术的良好年龄,但长期分离也可能影响双亲与小儿的感情。其它各年龄组小儿与家长分离都有不同程度的害怕、疑虑、恐惧等心理反应。小儿情感理智上发育尚不成熟,对手术治疗不能理解其合理性。家长的焦虑、紧张不安的心理活动常可影响小儿心理活动;环境的影响,医院对小儿来说是一个陌生地方,住院后与家庭分离,以及住院时间长短;家庭背景也可对小儿引起情感问题与家庭对他们的溺爱程度有关;惧怕静脉穿刺及手术麻醉,小儿对麻醉的恐惧主要是害怕术中不能入眠、手术疼痛或术后不能苏醒;以往手术麻醉不愉快的回忆重现,可拒绝再次麻醉的实施。麻醉医师的影响,术前没能与小儿做好心理谈话,没能取得小儿的信任或因操作不熟练使他们遭受了痛苦。
4不良心理反应对麻醉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术前小儿所出现的严重心理反应,使机体低抗力下降,而削弱机体对麻药的耐受力。由于严重的心理学反应可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不利于麻醉诱导及管理。麻醉前小儿心理准备不适当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有可能造成小儿的精神创伤,如恐惧、夜尿、抑郁、焦虑、行为改变等后遗症,可延致数年[3]。小儿因恐惧心理拒绝麻醉操作。由于恐惧反应,可使胃排空时间延长,诱导及术中、术后易发生呕吐误吸。
5麻醉医师所面临的任务
一个麻醉医师必须认识到预防小儿心理创伤,小儿的心理准备与术前用药同样重要。
对幼儿期多和患儿在一起,在麻醉操作上采用:在未入睡前让其与父母陪伴,这主要是消除患儿的“迟延模仿”。麻醉以全身麻醉为主。对学龄前期由于他们的思维是直观的、无抽象思维、自我较突出,故术前除多和患儿在一起外,还须多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说明麻醉的安全性,并想办法使患儿早日适应环境,熟悉麻醉师。麻醉选择是基础麻醉或全身麻醉。
对学龄期,他们已有抽象思维但很幼稚,对自我有较清楚的认识,故与家长一起引导患儿配合我们麻醉,同其它患儿的亲身说法加以教育,并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麻醉和手术的问题,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通过以上做法如患儿能配合麻醉,则选用神经阻滞麻醉如硬膜外麻醉,力求做到手术区绝对无痛。反之则用基础或全麻。
少年期,他们思维已开始成熟,但考虑问题爱从自我出发,故他们对手术和麻醉的恐惧一是手术、麻醉本身,二是对他们将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于手术外露部位的羞涩和恐慌。针对上述问题和患儿讲明麻醉的安全性,将来不影响他们的智力及身体健康等,减少他们的恐惧心理。麻醉方法基本同于成人,术中尽可能早的让他们安静入睡。
6结语
以往临床工作中,人们都注意到患儿的种种不安情绪,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因受生物医学模式影响,没把心理、社会因素摆在一定位置上,这是较为遗憾的。特别是在小儿麻醉时,不可忽略心理因素,给患儿带来心理创伤,期待在今后工作中,作更大努力,探讨小儿心理与麻醉手术的关系,取得更多临床经验。
［论文关键词］学习记忆学习环境设计有效教学
［论文摘要］近十几年来，由于跨学科合作的成果使得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有效学习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学的重心已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从结果转向过程，从机械操练转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文章从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神经科学及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分别阐述了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以往经验的不足和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一、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呈现的新特点
（一）学习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
从历史看，有关学习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心理学的领域。但是，今天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已变得十分宽泛，其中包括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跨学科研究，同时还涉及跨文化研究、各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目前在学习领域已经取得的很多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大进展，这种专业分布式的合作对于进一步发展学习科学是至关重要的。
（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相结合
学习研究的新进展已将科学与实践的关系带入一个新时代。研究人员正在走出实验室，去关注学习发生的真实情境。学校中教师、学生、家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中的从业者和专家都已成为研究中的互动对象。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学校中的学习与工作场所中的学习一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中对于新兴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关注更使得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能通过开发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回报。
（三）学习理论流派纷呈
由于学习研究的跨学科性，所以研究者既可以从某一专业角度解释人是学习本质，也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合作进行理论的互补与创新。因此，在今天的学习研究领域中，涌现出很多不同的学习理论流派，可以说是流派纷呈、视角多元。这在学习理论相对短暂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在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念和方法上竟是如此的一致，它们共享着如此理论假设和共同基础。总之，今天的研究者不仅对杜威、维果斯基、皮亚杰等的研究成国进行继承与发扬、批判与反思，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依靠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推陈出新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
二、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近三四十年发生的心理研究的革命对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学习理论的产生为教学提供了新的见解、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跨学科的研究和新的科研合作形式使人们更清楚的看到了把基础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希望。
（一）发展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虽然有众多的各个年龄层次的学习者，但儿童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成人学习者。对幼儿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学习发展的一扇窗户，这些研究还显示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呈现的动态图景。最新的对婴儿认知和幼儿怎样建立早期学习素质倾向的理解也提出一些让幼儿顺利过渡到正规学习情境的途径。研究发现：（1）人具有学习特定领域知识的先天素质，幼儿主动的探究他们的世界。在特殊领域，比如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因果关系、数、语言等，婴儿和幼儿具有极强的好学易学的先天素质。这些对学习的偏爱有利于早期学习或使之成为可能，也为低龄学校教育铺平道路。（2）学习策略很重要。事实上，儿童能够通过纯粹的意愿和努力学会任何东西，但当儿童被要求学习他并不具优势的领域时则需要具备有目的的学习策略。儿童需要理解学习的含义、作为学习者他们本人的身份、怎样作计划、进行监控和复习，需要反思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学习，学会自己理解问题。这些元认知技能为学习提供了策略性能力。（3）儿童既是问题解决者，又是问题制造者。他们试图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寻求新的挑战。在遇到失败时他们提炼并改进自己的问题解决策略，而在成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策略，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获得的成功和理解在激励着他们。（4）成人在帮助儿童在新的情境与熟悉的情境之间建立联系。儿童的好奇心和坚持性得到成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引导儿童的注意力、组织儿童经验、支持儿童努力学习以及控制儿童所学信息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所以儿童显示出的能力是在他们与环境的经验中和与照顾他们的成人的接触中形成的。
（二）教育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1)学习环境设计
学习理论并没有提供设计有效学习环境的简单处方，但学习理论却包含了设计原理。新的研究对学习环境设计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考虑教什么、怎样教以及怎样评价学习。研究发现：第一，有效教学开始于学习者带入教学环境的已有知识，包括文化实践和信仰，还有学科内容知识。学习环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程度是与学习者用他们目前建构新知识的程度相一致的。第二，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区知识的提取和运用变得容易。强调知识中心的教学引起一些质疑，比如教学聚焦与帮助学生使用他们当前知识和技能的方法的程度。第三，评价问题也代表了看待学习环境设计的重要视角。反馈对学习来说是基本的，但是课堂上的反馈并不常见。学生的测验和论文可能得到分数评定，但这是发生在学习结束时的终结性评价。还需要形成性评价，为学生提供机会修改和改进思维和理解的质量。第四，有关学习环境的重要视野是学生促进理解共同体意义的程度。学生、教师和其他参与者分享同样的标准，使学习有价值、有高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提高人们互动、接受反馈、学习的机会和动机。
（2）有效教学
各类专业知识都不仅仅是一般的问题解决技能，还要求有组织有序的概念知识和探究过程。各种各样的学科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组织起来，都有其各自的探究方法。研究发现：有效教学的教师需要"教育教学知识"--即有关如何教好特定学科的知识，而这又区别于一般的教学方法和知识。专家型教师了解他们所教学结构，他们以这种结构作为认知路标来指导学生的作业，来评价学生的进步，在平等讨论的课堂教学中向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是相互作用的。学科知识结构本身并不能引导教师。以前错误的观念是教学仅仅包括一些一般性的方法，一个好的教师能够教好任何一门学科，学科知识本身就已经足够。（三）神经科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神经科学发展证实了很多理论假设，包括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经验的重要作用。对于新的学习科学来说，它的新颖之处，就是它吸纳了很多科学领域的重要观点和例证。比如说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仅仅这三门科学，已经为学习科学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有关学习和发展的详细研究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关于智力发展的较为完善的图式。神经科学对学习机智所作的贡献是加速了非侵入性成像技术的出现，比如正电子放射X线断层摄影术（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术（FMRI）等。这些技术使得研究者们能够直接观察人类学习的功能。关键性的发展是修正大脑结构建立心理结构的过程中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发展不仅仅是以前的程序化的模式展现。有些支配学习的规则已被揭示。其中一个简单的规则是实践增强学习。在复杂环境中经验的多少与大脑结构改变的程度有很大的相关。研究发现：(1)学习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2)结构的变化改变大脑的组织功能，换句话说，学习能够组织和重组大脑；(3)大脑的不同区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学习。
（四）学习心理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新进展
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认知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学习领域研究有科学、数学、历史等，有效教学方面的研究有教育学、学习环境设计。评价学习、追踪学习的进展，需要新技术，而不仅仅是课程事实，开发有效的研究方法对这么广泛的学科研究尤为重要。现今，学习研究领域新技术的一些特点与新的学习科学的原理是一致的。
由于新技术是互动的，现在为学生创造一种能够在做中学，能够及时得到反馈、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解深度、建立新的知识的环境变得更为容易。技术现在可以帮助人们把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可视化。学生能够用类似于在学校之外环境中使用的工具的可视化建模软件提高他们对概念的理解以及从学校环境迁移到非学校情境的可能性。新技术为我们打通了通向巨大信息源的通道，包括数字图书馆、可分析的真实世界数据以及能够连接其他能够提供信息反馈的人。所有这些都能加强教师、管理人员还有学生的学习。
新技术可以以多种方式帮助我们创建这样的环境，既为教师，也为教师所教的学生。但是，在考虑如何使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方面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有关小过程教师们需要了解什么？有关教师对于技术本身需要了解什么？什么样的培训在帮助教师使用高质量的教学程序方面最有效？已开发出来的基于对学习原理有充分理解的好的教育软件、教师支持工具还没有达到标准。
三、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综合分析当代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笔者认为未来的学习研究应关注学习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学习的基础、学习科学的新方法论、学习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学习技术的研究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学习科学的研究基础方面，建议加强认知、学习、教学方面的基础研究，神经认知、社会文化因素、学习与学习环境、教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形成性评价体系的研究；在科学学习的基础方面，建议关注研究性课题以及在真实环境中影响研究知识向有效教学方法转化的因素。组织合作学习环境，开放多样性学习的积极资源。确定能够有效测量科学学习的评价类型；在学习科学的新方法论方面，应开发出能对学习科学领域进行学科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的量化指标，新的研究应致力于在学习科学中将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的整合；在学习研究中的合作方面，应鼓励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通过共同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现在需要作出努力指导培训计划以培养这样的跨学科学习；在教师的专业发展方面，许多正规教师专业培养的典型方法大多不利于教师的学习。因此应通过研究来揭示人们是如何学习成为有效教师的。需要研究来决定各种类型的专业发展活动的效能，包括职前、在职研讨、工作坊、暑期学院等形式。
总而言之，人们对有效学习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学的重心已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从结果转向过程，从机械操练转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记忆不再被看成是简单的联想，事实表明结构不仅包括知识，也涉及到意义。学生不再被看成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知识的建构者和生成者。社会文化情境、学习共同体、非正规学习、理解性学习，现代技术、教师学习、专家知识和脑科学已经成为当今学习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几十年来，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一门统一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其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要把个的和社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的探讨整合起来的呼呈，建立整合的科学大一统的整合社会心理学。人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多种学科之间形成的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社会行为心理学的提出和构建妆衰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势在必行，总的设想是将社会行为的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整合起来，从丰富多彩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切入，着力研究聚群行为心理的优化整合。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
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G.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W.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综上所术，社会行为心理学的发展趋向是整合；关节点是要将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整合起来研究；切入点是当代社会热点、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而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整合探讨是整合的着力点。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主要表现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群体与个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群体交叉作用上。
我们可以相信，21世纪将是心理学大有作为的世纪，整合社会心理学也会迎来光辉灿烂的时代！
1管理心理学要义
管理心理学从管理出发，将心理学的原理和成果与其他相关的学科成果应用到管理活动中，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研究组织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及个体、群体、领导、组织的具体活动的规律性。它包括丰富的内容，涉及组织管理中的各种心理问题，探索激励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各种途径和技巧，提高对人的行为的预测、引导和控制，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与建立组织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注意不断满足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发挥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组织效能为目的的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是各门科学独立的标志，管理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心理学是建立在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基础之上，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管理中的心理现象的一门学科，因而也是一门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边缘性学科，是一门应用心理学科J。概括地说，管理心理学要义是以组织中的人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问。
2管理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与应用价值
(1)学科特色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又都是离不开管理的，管理是追求效能的，管理的主体是人，而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个体、群体、领导、组织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发展。这就表现出这一学科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涵盖性、维度和宽广的应用空间。管理心理学重视组织中个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中群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领导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心理与管理的关系。可以说，它的发展是所有组织成员的需要，所有管理者的需要。现代化的组织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中，无时不在与其他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管理心理学注重与外部组织的联系，注重与外部组织人的联系，使组织在社会复杂系统中达到自适应。一个理论如果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就没有发展。管理心理学可以说具备了特色、基础和应用几方面的特征，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点，正是对“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一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个体、群体、组织等亟须解决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呼唤新的研究成果为之服务。需要是理论发展的动力。管理心理学发展和应用空间广阔，特色和魅力彰显。
(2)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德裔美籍思想家，著名的精神分析医生E．弗洛姆(E．Fromm)曾指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在于把称之为‘自然”’的领域和称之为‘精神“的领域相区分，而是从‘物质一精神’的整体上把握人。”‘‘人，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成为历代心理学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需要开发。对于每个人来说，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是创造积极人生、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创造力是人类巨大潜能的表现。据研究表明，用来进行心理活动的大脑容量有100亿个比特，可以装下全世界图书馆的藏书内容。《美国心理学会年度报告》载，任何一个大脑健康的人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差别是用脑程度和方式的不同，而这个鸿沟不但可以填平，甚至可以超越，因为从理论上讲，人脑的潜能几乎是无限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行为管理学》中得出如下的结论：按时计酬的员工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其能力可发挥至8O％～9O％。可见，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会有效地发现和开发员工的替能，提升员工的创造力，进而使组织中的人群交往和合作达到1+1>2的效能。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管理，为开发组织中人的潜能，进而提高组织的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3)提升管理现代化效应。顺应经济全球化
现代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现代化的管理，科学的管理，它同单凭个人主观臆断的管理、经验主义的管理，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的管理是不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生产的社会化已超越了国界，分工协作也从组织内部、国内组织之间向跨国之间发展。跨国公司作为与现代化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跨文化交流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是必须面对的。了解民族差异的管理者在与其他国家的人共同工作时，可以适时地调整管理风格，使组织中的人为实现组织目标和自身目标而努力工作。例如，他们知道英国人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所以会避免问英国人个人问题；而希腊人对个人问题却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你对他感兴趣。管理心理学在发展中关注了这些新课题。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人被抽象为劳动力，并被作为与资本、土地地位等同的生产要素；而在管理心理学中，人性假设理论是基础儿n叭。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须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心理学强调推行“顺乎人性“的管理，强调尊重员工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增进与组织员工的感情联系；强调各种激励机制，满足职工的各种合理需要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强调根据人的个性差异有效配置人力资源，人尽其才；强调民主管理，提倡员工参与决策和管理；强调管理是种服务。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对于顺应全球经济化，提升各类组织的管理现代化效应，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都是彰显的。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研究新视野
我们正处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从2O世纪9O年代苏联解体，到计算机网络风靡全球，从亚洲经济危机和复苏，到欧洲统一货币，跨国集团、跨国组织的跨国经营，促使全球经济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和配置的加速是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主要表现形式为跨国经营模式。一个大的企业公司往往在其他国家、地区开设子公司，如可口可乐要在4O多个国家和地区行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是有差异的。跨国组织中的跨文化差异对组织中个体、群体及组织自身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科研究要为时展服务。管理心理学在这场变革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呈现出新的研究特点。我国学者凌文辁、郑晓明等撰文概括了近2O年管理心理学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管理心理学的研究从个体理论向整体组织理论扩展；在理论发展上，重视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学科体系上，更强调组织的动力学和人力资源的系统开发；在研究领域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框架，管理培训与发展、工作业绩评估、管理决策、组织文化、跨文化研究已成为热门领域，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出现新的研究视野：
其一，重视精神和物质激励有机结合的研究。激励问题是管理心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自管理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最多的领域，曾产生了内容学派、过程学派及行为学派等诸多理论。进入2O世纪8O年代以后，虽然很少有新的激励理论提出，但在前人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激励研究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新型的激励是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使员工意识到自己也是组织管理者，进而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和首创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其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激荡》一书中所说，“人类正从一种饱肚子的经济走向心理经济。”当代管理思想家、英国商学院教授韩迪(C．Handy)特别提出“企业会员(membership)的概念，强调建立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心理契约。他认为，如果员工被视为企业的“工具”，无论再怎么赋予员工活力，充其量只能增进效率，而无法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贡献。只有将员工看成企业的会员，给予他们决定企业未来的权利，他们才会将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连在一起。正如美国学者马斯洛等认为的那样，追求需要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追求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员工进入组织工作，为的就是组织能够提供机会满足需要。人，都是需要被激励的。唯有受到激励，人才有干劲，尽其所能，甚至于不眠不休。员工在组织所受到的激励，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外附激励如公司的政策和公司的管理以及待遇、工作保障等；内滋激励如工作的认可、工作的成就、工作本身是否符合个人的能力与兴趣和发展等J。提供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也即是物质激励一精神激励相结合。管理心理学的新发展更加重视人在组织中的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需求。
其二，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个性，是组织的核心价值。培育充满创新精神的组织文化离不开组织人员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为了有利于创建一个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新聘用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具备更多的能力。传统的企业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而新型管理还同时强调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企业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正在全面影响着现代组织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和组织效能的发挥。在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组织文化中，全球经济化带来的组织管理中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摩擦等问题，已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使现代组织更加重视对知识和人才的管理，终身学习的理念已蔚然成风。在管理心理学的新视野中，把现代组织看成是学习型组织，要求员工不断获取新知，发挥知识或团队的整合效能。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组织成员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高度柔性、符合人性发展的组织。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把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看作是学习型组织的技能。传统组织把人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学习型组织则把人既看作是管理的主体，又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学习人”。美国排名前25家的企业中，几乎全部是按照学习型组织的模式改造的。
其三，重视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研究。传统工业管理，往往“管理过度”而忽视对人的关注。现代组织管理需要领导方式转型，关注组织中人的发展，让每个成员都有参与管理的机会。美国学者布莱克和穆顿在《管理方格理论》中描述了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五种风格，证明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最高的9．9型管理方式，是现代组织管理最有效的。现代组织与个人之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呼唤一种心理默契。这种心理默契，无疑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相渗透的领导方式转型的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乃管理行为之本质，文化激荡、管理创新、激励行为，乃世界进化之动力¨。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应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同。人是有情感的，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人文关怀是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敬重。无论是领导给员工过生日，送蛋糕，还是节假日到员工家中慰问；无论是领导的一句夸奖，还是领导轻拍一下员工的肩膀，都会给员工一种情感上的慰籍。对员工表示私下的人文关怀，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专程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公司推销员的妻子的案例，已被收人多本教科书。
4结语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研究不仅在国际视野中应用范围宽广，呈现出繁荣，也为它在中国本土的研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组织应是开放性组织，它越来越重视组织整体目标对社会进步所承载的责任。政府与现代各类组织关系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摩擦以及冲突等，为管理心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跨国公司，也给跨国组织中异国员工管理，个体、群体、领导跨文化差异与行为等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些新课题居于经济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需要跨学科研究，但它们都与管理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密切相关，管理心理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时代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一节意识生成理论
我们不用定义来解决“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对于这种人们常用的概念，往往是人们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但确切地描述，又会众说纷纭。一门学科引入它作为概念后，上来先为它下定义，就会引起理解不同的人之间无谓的争论。如果先进行各种研究讨论，到取得一定结果以后，到人们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取得共识的时侯，再用确切文字定义，就水到渠成了。
一、对意识的初步分析。
1、意识、意识活动和意识功能。意识是大脑的一种属性，它是大脑里进行的一种活动，是大脑的能够进行这种活动的属性。意识是大脑中进行的一种以信息流动、信息处理为主要形式的活动，在活动中有时也有肢体运动参与。我们使用“意识活动”这个概念描述意识的活动特征。从含义看，“意识活动”强调的是意识的活动性，“意识”强调的是意识活动所引起的一系列现象，意识比意识活动含义更广泛。
意识不是大脑所有的活动，它只是大脑活动中的一类。我们把这类活动的作用用“意识功能”这个概念表示。“意识功能”是意识活动的产物。意识有这样一些功能：意识能监视、控制全身的活动（严格说，意识不能监视、控制人体的所有活动）；意识能使人类认识、改造世界，包括人类自身；意识能发泄、表现、抑制自己的感情；意识能使人有独立的思想、人格、个性、个人意志等。
意识、意识活动、意识功能三个概念是指的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这三个概念不是包含关系，意识不包含意识活动，它就是意识活动，意识也不包含意识功能，它的作用就是意识功能。三个概念的区别是强调的侧面不同，在需要强调不同侧面时，分别使用不同的提法。
2、讨论意识的途径。由于除哲学以外没有其它科学认真地讨论过意识，人们对意识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认识。
在迷信说法中，意识是灵魂，是生命特有的可以脱离肉体存在的东西。它强调了意识与生命的特殊关系，但是否定了意识的客观物质性；它强调了意识对肉体的独立性，但是否定了意识与肉体的不可分离性。意识的确是生命的特有现象，但不是所有生命都有意识，只有人才有意识；意识有产生个人思想、个人意志、个性等的功能，在这些功能中表现出意识对肉体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意识并不能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意识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因此意识不是迷信说法中的灵魂。迷信说法之所以有人相信，就是因为它也有正确的东西（意识的生命性和意识对肉体的相对独立性），只是它把正确的东西荒谬地夸大，对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加以歪曲，迷惑了糊涂的人。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讨论意识。
作为大脑的一类活动，意识显然是心理活动，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可是由于它与心理学的其它对象纠缠在一起，很难单独作为心理课题研究。例如思维、情感都是心理学专门的课题，意识就和它们纠缠在一起，使思维、情感具有意识的特征。以至于很多人把具有意识特征的思维和具有意识特征的情感当做意识。
人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一个人独立的思想是意识的重要组成，但它们都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如果思维是意识特有的一种活动，可以把意识作为一个大课题，把思维作为它之下的一个小课题来研究。但是，实验表明没有意识的动物也有简单的思维能力，最著名的是荷勒的大猩猩实验。在他的实验观察中，大猩猩可以在够不到食物时想出把短棍接长的办法拿到食物。这里的大猩猩显然表现出简单的思维能力。计算机也可以模拟一些思维，目前模拟思维的计算机是绝对没有意识的。这些都证明思维是可以独立于意识以外的活动，思维并不是意识的特有活动。但讨论意识离开个人思想，离开人的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就不是完整的讨论。在这里，意识显然与思维纠缠在一起。
再例如，人类特有的感情也是意识的重要表现，感情显然是情感活动的结果。如果情感活动是意识特有的活动，可以把意识作为一个大课题，把感情作为它之下的一个小课题来研究。但是，动物也能表达感情，它们也有情感活动。动物的这些情感活动也是没有意识的感情活动，这表明情感活动并不是意识特有的活动。但讨论意识离开对个人感情的讨论，离开对感情的表现、发泄、压抑的讨论，就不是完整的讨论。在这里，意识显然与情感纠缠在一起。
于是问题出现了：如何把意识最本质的东西突出出来，使意识能够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课题，又不至于与其它课题纠缠不清。我们从意识的许多功能中找到一条核心的功能，把它叫做意核。在继续的研究中又发现，意核对其它活动的控制和相互促进，使其它活动发展进步，可以解释出意识所有的功能的产生：意核控制和促进思维发展，从而产生了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功能；意核控制和促进情感活动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个人感情和人对感情的表现、发泄、抑制；意核控制和促进意志活动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个人意志、个性、性格。
这些发现使我们确定了讨论意识的途径：先讨论意核的功能，再讨论意核的生成，进一步讨论意核对其它活动的控制，讨论意核促进其它活动的发展，讨论意识全部功能的生成，就这样形成一套完整的意识心理学理论。
3、意识的核心功能──意核。人类的意识表现得很复杂，有很多现象表明意识的存在和它的独特性，但是什么是它最本质的东西、最本质的功能呢？我们在研究用计算机模拟意识时，对比这个被称为电脑的设备，发现目前的计算机再先进，它也只能靠人编的程序工作，而没有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自身活动的能力。电脑控制的机器人也是这样，是靠程序控制自动操作的，但是由于没有自我，它并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人与它们的区别不就是这一点么？意识的本质不就应该是这种功能么？这就是意识的核心功能──简称为意核。意核指的就是大脑的这种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功能。
意核的功能不包括在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肢体活动等任何一种活动之中，也不是它们的综合活动或组合活动。意核是独立于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肢体活动之外的一种大脑的活动能力，意核又是意识的各种功能中的一项功能。对它可以独立研究、讨论。
意核与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等心理活动和肢体活动结合在一起，由意核监视、控制这些活动，就会使这些活动具有意识特征，构成完整的意识活动。例如，由意核监视、控制思维，促进思维发展，发展后的思维加强对世界的认识，由实践到经验，再由经验到理论，再由理论到系统理论，形成具有意识特征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后的思维使人从实践得到认识，由认识得到的经验、理论提出发现、发明、创造等改造世界的设想，再经过实验、实践实现设想，形成具有意识特征的改造世界能力。再例如，由意核监视、控制情感活动，促进情感活动的发展，感情在发展中产生高尚的、伟大的、美好的感情，这些感情还具有了个人色彩，形成具有意识特征的个人感情；意核对感情的进一步控制才形成了具有意识特征的对感情的表现、发泄、压抑能力。以此类推，就会解释出意识的全部功能的产生过程。这样就构成一套合乎逻辑的、系统的意识理论。
需要指出，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应用了动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各种活动在相互作用中互相促进、不断发展的思想。在讨论中，我们使用动态心理学专用的词汇：生成。一个新的心理活动、新的功能从原来功能中产生出来，叫做生成。
意核是一种人出生时不具有、后天生成的大脑功能。意核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最初，意核是由记忆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区域产生的，这个区域是在存储由感觉获得的丰富资料、由肢体活动积累的经验、由思维形成的认识时形成的。然后在这个区域中生成了监视、控制全身其它活动的功能。第三步，意核生成后，它又促进了记忆、思维、情感、需要、感觉、意志等心理活动和肢体活动的发展，使这些活动具有了意识的特征。最后，意核和被意核改造的其它心理活动共同形成人们心目中的意识。
4、意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大脑功能。有些人主张动物也有意识，这就使意识更加令人难以研究、讨论。我们反对这种主张。因此我们要明确指出意识是人类特有的功能，除去人类之外，地球上任何其它的生命都没有意识。
人类曾经与猴子、猩猩有共同的祖先。与曾经雄居地球的恐龙相比，人类这个物种在体形、力量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人类祖先是在体形和力量上比较弱小的一个物种。为什么人类能够在强手如林的动物世界中一支独起，独霸世界，并逼迫得很多比它在体形和力量上强大得多物种灭绝呢？人类凭的是有认识并改造世界的能力。那么，是什么使人类有高于其它动物的认识能力和无比强大的改造世界能力呢？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大脑具有的意识。
我们知道，大脑完成认识与改造世界工作的不是意识，而是思维。是人类的思维产生了各种认识，是思维想出了改造世界的方法，是思维产生了发明创造。另一方面，有很多实验都证明一些动物也能够进行简单的思维。但是为什么这些动物的思维没有发展到人类的水平呢？为什么这些动物没有认识并改造世界的举动呢？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人类的意识促进人类的思维高度发展，这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有人曾经说，是制造工具，促使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从考古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从进化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动物实验中（最权威的是荷勒的大猩猩实验），猩猩可以折断树枝去取食物，猩猩也可以连接小棍去取食物，这可以算做是制造工具的行为。在另外一些实验中甚至可以教会大猩猩使用由词汇、语法构成的手势语言。表明大猩猩也有使用交流工具的能力。但大猩猩并没有因此进化成类似人类的物种，是因为猩猩的遗传基因决定了它们的大脑不够发达（这一点与大猩猩不能使用声音语言一样），大脑的不发达使它们不能生成意识，没有意识又使它们不能从简单的使用和制造工具行为进化到进一步认识并改造世界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们的大脑不具备产生意识的条件，它们因此不能进化为类似人的物种。值得庆幸的是，在遗传基因的变化中人类的祖先幸运地获得了使大脑发育得很发达的遗传信息，使得人类的大脑发达到能够生成意识的程度，人类的祖先才发展为今天的人类。这段讨论说明了意识生成一定要有必要的先天条件。
在白鼠的大脑发育实验中人们看到：大量运动的白鼠大脑皱折要多于不运动的的。这表明：动物的大脑在出生后还要继续发育，在大脑的后天发育期内，后天的活动会使同种动物的大脑发育有很大差异。对这个结果，本文称之为大脑的多用则发育原理。意识是在大脑发育后生成的。狼孩具有人类大脑，却由于生活在狼群中而没有发展出人类的思维和意识。这个事例表明了人的大脑只提供了意识生成的条件，意识的生成还与后天环境有关。只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能够生成意识的人类社会条件下，后天环境对产生意识的影响被掩盖起来。狼孩的事例向我们表明：后天环境是意识生成必不可少的条件。
意识是先天条件与后天环境的共同产物，先天条件不足的动物和后天环境不足的人都不能生成意识。为了突出意识产生于后天，我们用动态心理学的词汇“生成”描述意识的产生。
上面，我们表明四个观点：第一、意识是人类大脑具有的功能；第二、意识使人类具有了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第三、意识的生成要以大脑的相当发达为先天条件；第四、意识是大脑在后天环境中生成的。
二、意核。
1、意核是意识各种功能中的核心功能。意核是意识的核心功能，它体现出意识的本质。
只要对自身进行试验，你就会知道：你的绝大多数活动都要受到意识的监视和控制。例如做动作：你抬一抬手，视觉和动觉、触觉都会把得到的手的动作情况汇报给意识；在抬手的过程中，意识还要控制着手抬的高度，控制着胳膊弯曲的程度；意识还为你决定了抬手的目的，监视着该动作能否达到目的，根据感觉报告的动作情况，修改动作方式或结束动作。另外，意识也监视和控制你的心理活动：你思考一个问题，意识知道思考的问题是什么，从哪儿想起，意识为你安排如何思考。意识更要监视你思考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问题，意识为你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修改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束思考等。我们把这种意识对人体活动的监视和控制功能叫做意核，意核虽然是意识各种功能中的一种功能，但它是意识的核心功能。
不仅如此，意核是以“我”的面目完成监视和控制的。当你动作时，你会意识到“是我在动作”。当你摸到其它东西的时侯，你会意识到“是我在摸我以外的东西”。意核的“以我的面目出现”的功能叫做自我意识，它能使一个人作为清醒的活动主体而存在、而活动。
综上所述，意核的功能表现为两点：第一是对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第二是以“我”为主体实现监视和控制。综合起来说，意核是大脑的一种以我为主体控制监视人体活动的能力。
2、初等认识和高等认识。我们把由感觉器官获得的资料和由肢体活动、心理活动产生的经验再经过大脑思维活动处理产生新资料的过程叫认识。认识是大脑的一种活动，是大脑获得资料的活动，但它不是简单地把信息传递给大脑，而是由思维对信息进行处理后送到大脑的。认识有时作为动词使用，指的是活动过程；有时作为名词使用，指活动获得的新资料。思维是处理信息的主要操作。
先简单说一下思维，思维有初等思维和高等思维。试验证明了一些动物能够进行简单的思维，那是一些没有意识的思维，这种思维叫初等思维。儿童在生成意识前也会生成这种初等思维。语言活动和意识生成后，人类的思维在它们的促进下发展为高等思维。所以，动物的思维都是初等思维。人类个体在语言和意识生成前的思维是初等思维，在语言和意识生成后，有语言和意识参与的思维是高等思维。
动物也能够认识，例如野兽对食物的情况、对周围环境都有认识，家畜对主人、对主人指示也有认识。再例如很多动物对要发生的事情有简单的预见，这是通过认识实现的；家畜家禽对主人的习惯很熟悉，是通过对主人的认识实现的。这些都是动物的认识。动物的认识过程比较简单，它们把感觉到的东西记忆下来，在头脑中由初等思维做处理，就能够得到认识。这些认识会保存在它们的记忆中，成为它们行事的依据。儿童在生成意识前的认识能力与动物类似，比动物略高级一些。为了与意识生成后的认识加以区别，我们把动物、儿童的认识叫“初等认识”。
意识获得信息的过程我们叫做高等认识。注意，我们本来应该说，在意识生成后进行的认识叫高等认识。但是高等认识是意识获得的全部信息，意识不获得高等认识以外的信息。所以我们换一种说法，两种说法的含义一样。为什么这样？在了解意核生成过程以后，就会有答案。意识得到的高等认识信息已经不是感觉器官、活动部位、心理状态原来的信息，它们经过很多道手续进行处理，才报告给意识。这些处理大体包括形式简化、特征提取、符号化、思维简化等。意识得到的认识信息已经非常简单、抽象、概括。这使得经高等认识后的信息与感觉信息、肢体活动信息、记忆信息、心理活动信息有了很大不同。
高等认识资料的表示方式与初等认识完全不同，高等认识获得的资料是用交流语言、内化语言（一种由交流语言简化成的大脑内部语言）、形象语言（用图形、声音形象、其它感觉形象表示的语言）表示的，也是用这种形式保存在记忆中的。而初等认识是用形象语言表示和保存的。大脑中的其它信息（例如触觉接受的疼的信息）是用大脑神经信息编码表示和保存的。这是因为高等认识是由高等思维完成的，高等思维又生成于言语活动之后，高等思维使用的语言中就增加了交流语言和内化语言。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的意识只能读懂大脑中用交流语言、内化语言、符号语言表示的东西，而对大脑中用神经信息编码记录的东西毫无所知。由于传递给意识的全部信息都是高等认识，上述就事实表明，高等认识也是有语言限制的。我们把交流语言、内化语言、形象语言叫做意识可读语言。
认识还在不断发展。初等认识发展为高等认识后还要继续发展。在意识控制思维活动后，意识用对思维的认识进一步改造思维，由此生成了科学思维。科学的思维参与认识过程的信号处理，生成科学的认识。经过人与人的交流，集中人们思维的成果，科学的认识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和理论，它们也是人类共同的认识。
本段提出初等认识与高等认识的区分，提出高等认识是意识获得的唯一信息，提出高等认识资料是由意识可读语言记录的，都是独创性见解。
3、意核的生成。一个人刚刚出生时，并没有意核，就是说他大脑中没有一个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机制存在。随着发育，随着这个人接收外界信息的增加，随着他的肢体活动能力和心理活动能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他言语活动和思维活动的发展，意核才在大脑生成。
那么大脑是如何生成意核的呢？基本过程是这样：在意核生成前，大脑的某一记忆区域存储对客观世界（包括外界和自身）初等认识的资料，当这个区域发展出独立处理这些资料的能力，又在处理过程中获得了对“我”的认识，并取得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权利以后，这个区域就生成了意核。详细讨论如下。
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表明，大脑细胞是存储和处理功能兼备的，本文称之为大脑存储和处理功能兼备原理。这一点与被叫做电脑的电子计算机不同。电脑的CPU具有处理功能，但只有很少的存储空间，资料保存主要靠存储器；而存储器只有存储功能，处理要靠CPU。这种特征使电脑的硬件必须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人脑细胞的存储和处理兼备特征使人脑的一部分可以具有独立的功能。在大脑研究中已经证实：人类大脑有很多功能定位区，它们分别完成相对独立的任务，甚至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都由大脑的不同部位完成。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大脑功能定位。我们把这叫做大脑功能定位原理。对大脑的研究还表明，大脑的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在一些功能定位区受到损伤时，其它部位可以代替它的部分功能。我们把这叫做大脑功能替代原理。这样的大脑结构就为意识的生成打下良好的基础。顺便指出，这种把实验结果总结为原理并作为规律的做法，在动态心理学中经常使用。
意核是意识的核心功能，意识是人类大脑特有的功能。意核生成过程就要由正在发育的儿童说起。正在发育的儿童渐渐生成初等认识的能力。由于他们生活在人类社会环境中，使得他们有较好的初等思维能力，有较为发达的记忆能力，并因此获得了丰富的“初等认识”。这些初等认识主要是思维对感觉得到的资料和肢体活动获得的经验进行处理的结果。根据大脑功能定位原理，这些“初等认识”要保存在大脑的一个固定的区域中，我们把它叫做“认识存储区”。意核的功能将从这个区域生成。最初，这个区域的任务就是保存对全身活动的“初等认识”资料，也不过就是一个具有记忆功能的区域。根据大脑的存储和处理功能兼备原理，这个区域还要对这些“初等认识”的资料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是向人体各处索取经初等思维操作处理过的情报。这相当于收集全身活动的情报，具有监视全身活动的性质。根据大脑的多用则发育原理，这个区域的细胞由于大量的记忆活动和收集情报活动会特别发育起来，该区脑细胞的发达为该区生成新功能创造条件。渐渐地，收集全身情报到“认识存储区”的处理工作就转变为对全身活动的监视功能。
“认识存储区”神经细胞的特别发育也使它有可能扩大存储容量和生成新处理功能。新的处理功能来自该区域获得的认识资料。当意核获得某种认识后，会试图把认识转化为活动，这种活动如果是以前没有的，就生成了新的处理功能。具体而言，这里指的获得的认识资料就是对控制全身活动的认识，试图进行的就是“认识存储区”向全身发出活动指示。在意核的监视功能生成以前，没有意识的动物和生成意识前的儿童也有指挥、控制全身活动的能力，它是由一个叫做自动控制系统（后面还要详细讨论它）完成的。在“认识存储区”获得的“初等认识”中，也有对协调全身活动的认识，“认识存储区”凭借这种认识产生一种“试图”，试图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一些活动指示，其中有些指示竟然被自动控制系统执行了，“认识存储区”由此获得这种试图成功的新认识，依据这个新认识“认识存储区”加强发出活动指示的活动，渐渐地“认识存储区”便这样有了对全身活动的控制能力，于是一种新的处理功能便在“认识存储区”生成了。
大脑的一个普通的记忆区──认识存储存储区，就这样生成了监视、控制全身活动的功能，使它具有了意核功能的两项特征。这个认识存储区也就转变为意识功能区了。
4、意核生成过程的三项说明。
第一、试图是动物和人的一种本能。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说：当意核获得某种认识后，会试图把认识转化为活动，这种活动如果是以前没有的，就生成了新的处理功能。这种说法，有些人可能感到离奇。
早在桑代克进行迷笼实验（饥饿的猫被放在有插销的笼中，它用大量胡乱动作，最后打开笼子吃到笼外食物）后，他就提出尝试错误理论。尽管他的理论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但实验揭示一个事实：动物（和人）在无法实现自己欲望时会胡乱使用一些活动试图实现自己的欲望，在大量失败后，就可能从胡乱尝试的方法中找出偶然出现的正确方法。产生这种“试图”时并不必须有思维参与。小孩、不聪明的人在猜测时无根据、不动脑子地胡猜，就是人类无思维参与产生“试图”的例子。
根据这些现象，我们提出我们的“试图理论”：在某些需要无法实现时，动物和人会本能地采用一些胡乱的活动（包括肢体活动和心理活动）试图实现需要，这个举动叫做“试图”。一些能够满足需要的活动被确定下来，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活动能力。我们认为“试图”是动物和人适应环境、维持生存的一种本能。在他们没有经验或办法实现欲望（或需要）时，一定会产生一些胡乱的试图以求欲望（或需要）的实现。而很多正确的活动方式、新的能力、新的功能，甚至新的思想就产生于对这些试图的选择（主观选择和客观选择）之中。“试图理论”是我们的动态心理学中讨论功能生成的一个重要依据。
“试图理论”与桑氏的“尝试错误理论”的区别在于：本理论只根据实验和观察，指出动物与人有这种本能，把它作为一种产生新活动能力的规律，没有对细节进一步猜测，进一步讨论。而桑氏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忽视了实验本身指出的普遍规律，自己根据实验细节猜测出几条规律，他讨论的有些细节没有普遍性，结论就不免有片面和不符合事实的东西，只好由人指责了。“尝试错误理论”有问题并不表明桑氏迷笼实验没有意义，也不意味着根据这个实验得不出普遍性规律。
第二、认识对意核生成的两项作用。在意核生成的前一部分我们指出，认识要求大脑为它分配一个“认识存储区”，这个区域又生成了意核功能。这是认识对意核生成的第一项作用，认识为意核生成创造了物质条件。在意核生成过程的后一部分，我们又提出：在获得对全身活动控制的认识后，意核又依据这种认识试图发起对全身活动的控制。这是认识对意核生成的第二项作用，认识又可以作为意核生成新功能的依据。
第三、意核的生成与人类的言语有密切关系。动物虽然也能相互交流信息，但动物不能创造和使用人类的由词汇、语句和严格语法组成的交流语言，也因此动物不能生成意核和意识。儿童只有生活在人类社会环境中才能生成意核，起关键作用的是语言交流。那么，语言对意核生成起什么作用呢？首先语言促进了思维的发展，为思维提供了一个抽象操作的工具──词语；同时意核也提供了抽象思维的操作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把一批具体事物用一个词汇表示，再把一批词汇作为一批事物用一个新词汇表示，多次这样做，就可以使信息大大简化。这种简化，大大加快思维对信息的处理，提高了认识的水平。其次是，语言使意识获得“我”的概念，获得了“我”是主体的重要认识。这里用什么符号表示“我”并不重要，不同民族就使用不同的符号表示“我”，有些部族人还只能用自己的名字表示“我”。关键在于从大量的有关“我”的资料中抽象出“我”的概念，并且用一个词汇表示它。有了“我”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意核便有了“我”这样一个简单的看问题的立场，意核才能以“我”的面目监视和控制全身活动。
5、自我意识的生成。最初生成的意核只是产生了对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功能。意核还要以我的面目从事这种控制和监视工作，才算具有完整的功能。这就是说，还要生成自我意识。那么，自我意识是怎样生成的呢？
自我意识是在意核的控制下对“我”进行认识的结果。意核是怎样认识“我”的呢？它需要完成三项认识工作：第一、对自身与外界区别的认识。第二、对自身机体统一性的认识。第三、对自身历史统一性的认识。很明显，在我们的理论中，自我意识生成于意核生成之后。观察儿童成长的过程，他先学习控制自身的活动，后产生“我”的认识。这与我们的理论是相符合的。
意核是怎样认识到自身与外界的区别的呢？这主要得益于人体生有丰富的感觉器官。在感觉器官接受的信息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外界情况的。除去视觉、听觉以外，触觉在确定自身与外界的界限上贡献非常大，痛觉则在确定自身范围上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人体的内部感觉又不断向意识报告内脏、各器官的情况。高等认识生成后，认识到内部与外部是严格区别的不同事物，进而把人体抽象为“我”，把这个界限外的事物抽象为“外界”。于是一个“我是独立于外界的个体”的认识产生了，它成为自我意识生成的第一个基础。
意核是怎样认识到自身的统一性的呢？这得益于意核对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功能和人体丰富细致的内部感觉器官。它们把人体所有情况都报告给意识，包括对全身活动情况的报告和身体状况的报告。高等认识生成后，对这种现象加以认识，经过必要的思维、抽象，一个“我是一个全身紧密联系、并可以配合行动的统一整体”的认识产生了，它成为自我意识生成的第二个基础。
意核是怎样认识到自身的历史统一性的呢？这得益于人脑记忆具有的长久记忆功能。由于长久记忆，过去的经历与现在的经历合成为“我”的经历。长久记忆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反例表现出来。有些小孩忘记了小时侯的模样，忘记了那时做过的事。尽管给他拍了照，录了像，他也会奇怪：“那是我吗？不是吧！”一些失去记忆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正常的人在对长久记忆中的历史资料进行认识后，就得出“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认识。这就是自我意识的第三个基础。
这样，“‘我’是具有与其它事物独立性、具有全身统一性和历史统一性的独立体”的完整认识就产生了。由于这些认识保存在意识功能区，就是原来的认识存储区，意核便把“我”与这个存储区合为一体，把“我”与这个区域的功能（即意核）合为一体，并产生以“我”自居的试图。当意核（它不过是大脑某个区域的功能）以“我”自居的试图实现后，就生成了自我意识。它开始以“我”的面目出现，对人体进行监视和控制，这时的人就开始懂得什么是“我”了。
至此，意核的全部功能都已经生成。也可以说，这时的人已经有意识了。
6、意识的生成。从意核生成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讨论一个功能的生成，要逐一讨论它的所有功能是怎样逐一生成的。我们在讨论意核的生成时，先讨论了它监视功能的生成，又讨论了它的控制功能的生成，最后讨论了它的以“我”的面目出现的功能，此后才确认意核的生成。讨论意识的生成也要逐一讨论意识所有功能的生成。但是这并不难，沿意核控制、监视人体的其它活动的、促进它们发展的线索就可以得到意识所有功能的生成过程。
例如，意核监视、控制思维活动后，首先把思维的进行确定为“我想”“我思考”；然后它开始安排思维的方式方法，确定或改变思路；在思维过程中指挥回忆活动搜集资料、搜集过去成功的思维方式、方法、思路。在思维遇到困难时，意核指挥意志活动参与思维，帮助稳定情绪，使思维坚持下去。最后，意核控制的思维产生“我”的思想，“我的思想”不过是以“我”为主体思维得到的结果，但它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意核控制的思维还不断进行着对世界的认识，并通过思维提出发明、创造、生产的办法，实现对世界的改造。这样，个人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等意识功能便逐一生成了。
再例如，意核控制、监视情感活动，首先意核把情感活动确定为“我的感情”“我的情绪”“我的爱恨”；然后，意核根据对情感活动的认识来监视、控制情感活动，决定是否表现感情，是否抑制感情，是否毫不控制地发泄感情；意核还控制着对感情的学习，使原始的、简单的感情发展为高级的、有风度的、表现多样的、含蓄的感情。最后意核控制的情感活动成为具有个人特征的感情。感情有了个人色彩后，人类特有的、丰富的、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柔情的、缠绵的感情故事才不断产生。
以此类推，不难得到意识全部功能的生成过程。
在讨论意识生成过程以后，我们可以较确切地描述意识：意识是指意核以“我”的面目监视、控制人体的各种活动后产生的所有现象。意识活动是指在意核监视、控制下人体进行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意核监视、控制的肢体活动和意核监视、控制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的中心在大脑，所以意识活动绝对是一种心理活动。
三、发动意识活动的需要问题。
1、需要是机体活动的发动力。世界上的运动分有序运动与无序运动两种，所有的有序运动都是由某种需要发动的。例如，当太阳内部的原子反应（属于无序运动）积累大量能量后，就产生释放能量的需要，于是发动了爆发活动，在太阳表面就可以观察到黑子现象。汽车停止时，产生要求司机发动的需要；汽车没有燃料时，产生要求人为它加油的需要。这些需要满足后，汽车才能正常行驶。生物的活动是广义的运动，动物和人的活动更要有需要发动。动物在需要食物时，就发动寻找食物的活动。人在需要知识的时侯，就会发动学习知识的活动。但是，无生物是不知道自己的需要的；动物仅仅是在非意识层次知道自己的需要，但不能计划自己满足需要的活动；而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能够为满足需要制定行动计划。
无生物的需要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需要，没有相应的心理活动。动物和人的需要是以心理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心理学中讨论的需要活动。在本文中，需要活动这个概念专指动物和人产生某种需要的心理活动，需要则包含没有心理活动的需要和需要活动，需要与需要活动是有联系但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进一步讨论中，我们常使用“XX的需要”这样的说法，它是指一种具体的需要活动。前面的XX代表需要达到的目标，例如需要满足食欲，叫食欲的需要。再例如，需要发动一个认识活动，我们就叫认识的需要。后者是一种较高级的需要，它的目标不是得到一种物品，而是完成一项活动。“XX的需要”用法，可以使需要活动随产生的需要不同而划分成不同种需要活动，例如，认识的需要就是一种需要活动。
人的有些活动只由需要发动，不由需要活动发动，如人的内脏活动。自然的呼吸是一种内脏活动，它是由人体对氧气的需要发动的，但不必有相应的心理活动。只有在呼吸不畅时才产生有心理活动的对呼吸的需要活动。肢体活动、心理活动则是由需要活动发动。
2、发动意核的需要活动。意核也是一种活动，它也要由产生某种需要的需要活动发动。在意核由生成到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种需要活动发动它，其中有一种是最重要的需要活动，这就是对认识的需要。
认识的需要是一种需要活动，它要求发动对不了解的事物加以了解的活动。认识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其它动物没有的一种需要活动。观察儿童的行为可以发现，儿童对周围的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是“认识的需要”的外在表现。动物也有好奇表现，但它不是为了满足认识需要的。例如，小猫见到一个球，就会扑上去，抓，咬，追。它是把捕食动作转化为游戏，它的需要是玩球。但小猫并不需要认识这个球，它也不会由此产生对球的什么认识。小孩则不同，当他们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后，就从只会把玩具放到嘴上吃、看它走、听它响等幼稚状态下摆脱出来，他们往往拆开玩具，看看它们为什么会走、为什么会响。在他们掌握语言以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向大人问为什么，了解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这也是认识的需要在起作用。我们从对上述现象的观察中确定，认识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活动。
人类个体为了满足认识的需要，要进行很多活动来配合认识活动，例如观察、用动作作用于被认识的对象等。而意核要监视、控制这些活动，就生成意识活动，在不断认识过程中形成完整的意识功能。
回顾意核的生成过程：正是大脑不断产生认识的需要，使大脑获得大量简单认识的资料，大脑要为这些资料划分出认识存储区，才为意核的生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还是由于不断产生的认识需要，认识存储区才不断向全身收集情报，由此生成对全身的监视功能。又是由于不断产生的认识需要，使认识存储区获得了对控制全身活动的认识，而认识“存储区能否控制全身活动”的需要，产生了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指示的试图，从而生成了意核对全身的控制功能。同样出于认识的需要，获得了自身与外界区别的认识，获得了自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认识，获得了历史的“我”与现时的“我”是一个统一体的认识，从而生成了自我意识。
不仅在意核的生成过程中，就是在意识活动的过程中，认识的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心理阶段，就是由对自我能力认识的需要发动起来的。再例如，人们对事物认识的需要发动了人类通过观察、实验获得资料，通过分析、总结形成结论，通过对实践资料的思考获得理论，再通过逻辑思维使理论成为系统的、逻辑的理论体系。还例如，发明创造是由“对新思想、新事物、新材料”认识的需要发动的活动中产生的。
3、讨论认识的需要的意义。任何活动都是由需要和需要活动发动的，这是动态心理学《活动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认识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活动”是我们研究意识心理学时提出的新观点。它们联系起来使意核生成理论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没有对认识需要的讨论，意核两个功能的形成就会使人感到没有理由。
进而，我们又能够以认识需要是发动意识活动的需要为线索，解释出意识活动的所有表现。
四、意识的程序和语言问题。本专题的目的是指出意识对人体的控制和监视不是万能的，有很多东西它不能管，这就表现出意识监视、控制能力的局限性。并从理论上对意识监视、控制能力的这种局限性做出解释。
1、意识的语言问题。意核在保存认识资料动的认识存储区生成，该区域资料的记录方式对意核的功能影响会很大。大脑有大量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活动，表示这些信息的是大脑神经编码，人们在实验中对它有所探测，但是目前还无法解读它们。在人类言语活动生成前，简单认识是用形象语言记录的。形象语言是由表象信号进一步简化而来。感觉器官获得的信息量太大，不能全部传递给大脑中枢部位，要经过一系列处理和简化。例如视觉信息经过去色、特征提取，大面积去除等处理，就得到视觉表象。这种表象再经过典型化处理，才能作为记录用的形象语言。典型化处理是一种对形象的抽象处理，例如视觉，用一种树的表象信息表示所有的树，就是典型化处理。经典型化处理后的信息已经是一种符号化的形象，不再是原来的形象，所以叫形象语言。
在语言活动生成后，认识存储区的资料由于交流的需要开始使用交流语言记录和保存。由于交流语言有虚词和语法结构，这些是说给对方的，对自己没什么用，因此就产生没有虚词，语法不严格，实词简化的内化语言。内化语言比交流语言简单，更有利于记录和保存认识资料。
由于意核生成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能够被意核读懂的也只有用形象语言、交流语言、内化语言记录的资料。意核不能读懂大脑神经编码表示的信息。意识以意核为核心，它也只能读懂这三种语言记录的资料，不能读懂大脑神经编码。意识得到感觉信息，是被处理、被转变后的形象语言，而不是感觉器官原来的大脑神经编码。这些处理可以看作是由大脑神经编码翻译成意识可懂语言。意核和意识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功能也受到限制。例如，它不能了解人体内用大脑神经编码记录的内部情况，也不能了解记忆中用大脑神经编码记录的情况，它不能产生用大脑神经编码编写的指挥活动的程序等。
2、意识的工作区域问题。意核是认识存储区生成的功能，尽管这个区域变得很发达，但是毕竟有容量的限制。很多资料要转移到大脑的其它区域保存。于是出现意识的工作区域问题。资料只有在意核功能区（原来的认识存储区）中，意核（从而意识）才感觉资料是清晰的、明确的。在其它存储区的、尽管用三种可懂语言记录的资料，意核（从而意识）也感觉资料是不清晰的、不明确的。因为在资料转移到其它区域后，意核功能区只保留这些资料的目录、摘要，没有其它细节。也只有在把其它区域的资料调入意核功能区，意核（从而意识）才感觉资料是清晰的、明确的。
从对回忆过程的自省观察中，每个人都能证明意识工作区的存在：在回忆完成前，你对要回忆的东西只有模糊的印象，当你完成回忆后，与这事情有关的所有细节便很清晰、很明确了。回忆实际是把其它区域存储的资料调入意核功能区，使意识能够阅读的过程。
意识的功能也受工作区的限制，由于工作区容量有限，思考时常常出现想不清楚、感觉象一团乱麻的现象。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叫思路混乱，其实思路混乱只是表面现象，本质的原因是意识功能区工作区容量不够，工作区与非工作区资料交流不畅所至。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对于简单的问题，根本不需要理清思路，即便是漫无边际地瞎想，也能想出结果。足见思路清楚不是决定因素。对于简单问题来说，意识功能区容量再小，也足够大，需要的资料完全放得下，与其它区域交换资料的渠道也畅通，思路混乱一些，也能完成思维。对于复杂问题则不然，由于意识功能区容量有限，思维所需要的资料放不下，与区外交换资料的渠道也不能畅通，就会感到一团乱麻。解决的方法表面上是清理思路，实际上是在确定思路后清理工作区，把思路外的一部分东西清除出去，只保留思路需要的那部分，为思维工作腾出足够的容量，并能够保证与区外交换资料的渠道通畅。
经常思考的人，由于多用则发育原理，大脑的意识功能区发育得好，容量大，思路不清的现象就少。他们好象不用经常去清理思路，也能把复杂的问题想清楚。另外，经常思考的人，在确定好的思路方面经验也丰富，这使得他们能够轻易地找到好的思路，占用最少的意识功能区，解决复杂问题。
3、意识的程序问题。“程序”是计算机词汇，它是驱动计算机工作的信息流。大脑的活动有没有程序呢？应该有！人们都知道，意识就能为思维安排程序：先想什么，后想什么，依据什么，如何收集必要的资料等。意识也可以为肢体活动安排程序，先由哪个部位活动，后由哪个部位活动，活动达到什么目的。但是意识又不能为人体的很多活动安排程序：不能为消化系统安排程序；不能安排感觉接受信息、简化信息的程序；不能安排需要和情感活动的程序；甚至对于记忆，意识也不能安排把资料放在何处，怎样寻找存放好的资料等操作；更不能为意识、意核安排工作程序。
人的活动应该有一致性，要有程序就应该是所有活动都有程序，不可能一些活动有程序，另一些活动没有程序，那么为什么有些活动的程序意识能安排，有些活动意识不能安排呢？为什么意识甚至不知道一些活动有程序呢？
是这样的，问题不在于有无程序上，各种活动都有程序，只是人体的大部分活动程序是由大脑信息编码“写”的，意识与意核读不懂它们，就不知道这些程序的情况。意识为活动安排的程序是用三种可懂语言“写”的，意识自然就知道它们。
对于人体的活动而言，它们是按大脑信息编码“写”的程序工作的，用三种意识可懂语言“写”的程序对活动没有意义。但是在意识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指示，把安排的程序交给自动控制系统时，自动控制系统会把三种可懂语言程序翻译为大脑神经编码程序，从而保证活动指示被执行。这里的情况与计算机的高级语言程序翻译为计算机实际执行的脉冲电信号语言程序非常类似。
有些活动，自动控制系统不能把意识安排的程序翻译成相应的大脑神经编码，意识为它们安排的程序就无效。例如呼吸、消化、意识、意核这些活动，自动控制系统就不能为之翻译。
自动控制系统的翻译还是单向的，它不能把大脑神经编码程序反向翻译为三种可懂语言程序，所以意识对很多活动不能知道其原来的程序。有些活动，意识可以通过感觉了解活动进行的情况，想象出其活动程序，虽然与反翻译类似，但不是真正的反翻译。
拿消化系统来说，消化系统是由很多器官配合工作的，每个器官的活动都要有控制信息，它们之间的配合也要有相应的信息。显然，一定会有消化系统每个消化器官的单独工作程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程序，这些程序就是用大脑内部信息编码“写”的。意识不能读懂大脑的内部信息编码，这些程序又不能反翻译成三种可懂语言，意识就永远无法知道消化系统的工作过程。以此类推，感觉活动的程序，记忆活动的存取程序，需要和情感活动的程序，以及意识活动的程序都是由大脑内部信息编码“写”的，意识都不能读懂它们，并永远不能知道它们的工作过程。
意识是大脑的活动，驱动它应该有相应的程序，但这些程序是由大脑内部信息编码“写”的，意识是无法了解的。另一方面，意识即便为自己安排出程序，由于自动控制系统不能翻译，这种安排也无法实现。所以，意识既不能知道自己的工作程序，又不能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程序。
由于上述的情况，对于自动控制系统不能把三种可懂语言程序翻译为大脑神经编码程序的活动，意识实际不能进行控制；对于按大脑神经编码程序进行的很多活动，只要感觉器官不能获得它们的工作过程信息，意识就无法了解它们的工作情况，实际上不能对这些活动进行监视。这显然使得意识的功能大大受到限制。
4、意识局限性的意义。我们通过意识的语言问题、工作区域问题、工作程序问题解释了意识的局限性。这种解释的成功，进一步证明意识不过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它不是大脑的主宰，更不是万能的灵魂。同时，意识的局限性也表明意识对外界对活动控制也不是万能的。那些自我意识扩张的人，错误以为意识是万能的，把自己的意愿置于其它事物之上。那些片面强调意识对物质反作用的人，错误地以为意识是万能的，不顾客观条件去办事。那些宣传迷信的人，也错误地以为意识是万能的，把意识叫做灵魂，说它不死、不灭、成仙、成神。所有这些意识万能论，都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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