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探究

导语：在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探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一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文化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

引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1]提出推动地理标志与历史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振兴有机融合的目标。《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下称《地理标志“十四五”规划》）指出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是保护和传承传统优秀文化的鲜活载体[2]。国家在把地理标志工作上升到新高度之时，对其文化价值的论断为这一宝贵资源的开发指明了方向。文化与信息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的关系[3]，对某事物予以文化价值开发，实质是对其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文化信息资源开发是信息资源管理（IRM）学科的研究热点，目前研究对象集中在档案[4]、红色史料[5]，以及少数民族[6]、地方特色文化[7]、非物质文化遗产[8]、传统村落[9]等方面，虽然部分内容与地理标志在客观上形成交叉或重合，但对地理标志的专门研究尚未纳入学科视野。上述事实反映了我国IRM学科与当前国家地理标志事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不协调、不匹配。另一方面，对文化信息资源的关注不能仅局限在精神层面的创造活动、表现形式与结果，还应扩展为人们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方式[10]。地理标志正是一种两者兼具的事物，如借助地理标志可将原住民饮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使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11]，地理标志饮食文化实质是社会政治价值观和秩序的反映[12]。因此，它应成为IRM学科重点关注的文化信息工具和对象。然而，我国大多数地理标志未能充分挖掘自身文化资源并展现文化价值[13]。总体而言，我国地理标志领域面临文化信息资源全貌难以概览、文化信息资源开发缺乏模式、文化叙事挖掘缺乏整体图景依据等短板。因此，推动地理标志文化价值的实现需要对我国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属性及其信息资源概念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笔者利用“地理标志and文化”“地理标志and人文”“地理标志and信息资源”等检索词在读秀、中国知网数据库，利用“((證明標章or地理標示)and(文化or人文))”“((證明標章or地理標示)and(資訊or訊息))”等检索词在我国台湾华艺学术文献数据库，利用“geographicalindicationandcultureandChina”“geographicalindicationand(humanismorhumanity)andChina”“geographicalindicationandinformationresource”等检索词在Scopus和WebofScience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之后逐一筛选，归纳总结。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地理标志的文化基因，从信息特性和价值等方面讨论其文化信息属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地理标志文化信息资源概念，并阐释其结构，最后提出我国地理标志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策略，并进行了案例分析，以为后续开发研究与产业实践提供参考。

1我国地理标志中的文化信息

我国地理标志具有文化基因，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并以人文因素为表征，向外界传播中华文化。本节对我国地理标志的文化基因进行分析，对地理标志人文因素与文化信息的关系进行讨论，据此对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特性和价值进行总结。

1.1我国地理标志的文化基因

目前国际上对建立地理标志制度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形成普遍共识，但“地理标志”概念尚未统一界定[14]9，最有代表性的定义来源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地理标志是指识别一商品来源于一成员领土或者该领土内一地区或地方的标记，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15]8。这一定义在于强调商品（特征）与地理来源之间的联系，但没有对“地理来源”的内涵作出阐释[16]，无法解读出“地理环境”为何会影响商品的质量、声誉等特征。我国政府在解析“地理环境”时，将“人文因素”视作其核心内涵并写入地理标志的定义，这一举措属于我国地理标志制度的创新[17]1-3。“人文”即“文化”的现象[18]1064，文化才是根基。可见，我国政府在界定地理标志时，便将“文化”基因注入其中，为从文化层面开发地理标志资源埋下了伏笔。

1.2地理标志的人文因素与文化信息

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现象[19]，体现了一个区域的文脉和生活方式，代表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是区域文化的具象符号[20]序言、[21]4。保护地理标志就是对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好地理标志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弘扬[22]123-124。从长远视角刊，地理标志保护的文化意义超过经济意义[23]223。文化的显性与延续需依托于人文因素这个“接口和窗口”。人文因素本身较难发生转变，质变所需周期较长，因而具有相对永久性[24]13。可以说，人文因素是地理标志的灵魂[25]。然而，目前地理标志领域对“人文因素”尚未有统一的界定，相关讨论可以按照“概念化、具象化、活态化”3类进行归纳（表1）。从表1诸多观点中可进一步提炼出“人文因素”的特征：一是人文因素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密不可分，它从实践中总结再回到实践中发展；二是人文因素覆盖地理标志的全生命周期，涵盖生产和利用全过程；三是它是人的集体智慧结晶，但在形式上既可能呈现为无形的信息，也可能依托在有形的物品之上；四是它的诞生和获得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五是它带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六是它可以分为与技术相关的（如工艺、方法、诀窍）和与技术无关的（如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价值取向、历史传统、宗教情结、文化个性、情感特征、思维方式[19]）两类。对地理标志而言，人文因素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地理标志文化从表1诸多观点中可进一步提炼出“人文因素”的特征：一是人文因素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密不可分，它从实践中总结再回到实践中发展；二是人文因素覆盖地理标志的全生命周期，涵盖生产和利用全过程；三是它是人的集体智慧结晶，但在形式上既可能呈现为无形的信息，也可能依托在有形的物品之上；四是它的诞生和获得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五是它带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六是它可以分为与技术相关的（如工艺、方法、诀窍）和与技术无关的（如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价值取向、历史传统、宗教情结、文化个性、情感特征、思维方式[19]）两类。对地理标志而言，人文因素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地理标志文化现象的外在表征。文化是作为信息而存在的，是特定信息的凝聚[3]。因此，“文化信息”是地理标志文化现象的本质。每一个地理标志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内涵，并通过各不相同的人文因素对外呈现。

1.3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特性

一是与客体共生。地理标志制度一方面决定了其文化信息都与特定产品客体一一对应，具有鲜明的属地性[40]；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文化信息的发展和进化始终受对应产品客体的约束。这一互动关系可以用“文化因产品而流传，产品因文化而成名[17]46”来概括。二是须史料存证。在既有制度下，地理标志在申请和认定时须有与产品相关的历史发展证明材料，在其品牌塑造和传播的过程中更是需要人文因素资料的存证支撑。这里既包括历史人文证据，也包括现代人文证据。此外，对于已认定的地理标志应做好当代发展史的信息记录与归档，以为后世开发文化信息资源打下基础。三是在社会活化。地理标志文化保护的目标是成为“活文化”[41]。地理标志产品与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消费者选择什么地理标志产品反映其对地理标志中蕴含的相应文化信息价值的认可。另一方面，消费者反过来也会促使地理标志产品中的信息资源内涵及其形式迭代，如产品特性概念重心调整、叙事逻辑更改、价值取向革新、行为方式改造等按照当代文明进程做出必要且适当的调整。

1.4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价值

文化具有物质、精神和交往3种价值[42]64，文化信息自然继承了这些价值属性。在物质价值方面，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由于对应于地理标志产品实物，以及与其生产、使用相关的服饰、装饰、工具、道具、用品，乃至建筑、环境，因此与人们吃、喝、穿、用、行等密切相关，直接作用于人的物质需要。在精神价值方面，地理标志对保护区域文化心理至关重要[43]，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身份认同的作用，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44]。我国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普遍蕴含求真、淳朴、向善、和谐等精神追求，如与茶地理标志关联的中国茶道“七艺一心”的内涵便是典型代表。在交往价值方面，地理标志作为高品质特色产品的信号，在更大的空间范围、更高的人际层级中流动具有独特优势，在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制度、礼仪、风俗、伦理，甚至宗教等形成和塑造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能量。依托于前述3种价值，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在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上扮演着五大角色：文化传播的内容、文化传承的依据、文化前进的根基、文化创意的源泉、文化旅游的内核。

2从文化信息到文化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是可利用的信息[45]17。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必须资源化才能彰显价值，发挥效用。本节在对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进行初步界定，并从物质载体和知识内核两方面阐释其整体特征。

2.1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概念

信息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经过加工处理并大量积累起来的、有用的、有序化的信息的集合[45]17，包括数据、信息、显性知识、各种来源、各种载体和表示方式、各种传递方式和渠道、各种使用场合和用途[46]15-16。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作为信息资源的子集可使用该定义进行总体界定，只是其内容聚焦在地理标志人文因素这个范畴之内。数智时代，数据已成为信息资源的主要形态[47]。在这一趋势下，数字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凸显。数字化不仅是地理标志文化信息资源形态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将为地理标志发展，特别是人文因素的多元展现、沉浸感知、关联体验、多维交互等赋能。在此，对地理标志的文化数字信息资源进行界定，即：“把所有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与地理标志人文因素有关的文字、数据、图像、声音、动画等类型的信息存储在磁、光介质等载体中，通过网络通信、计算机或其他终端设备再现出来的资源。”它包括所有以电子数据形式记载的信息，是传统基于纸质或其他非纸质载体的信息资源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和发展。

2.2文化信息资源的物质载体

信息虽然是非物质的存在，但它必须借助物质载体来显示自身的存在、运动变化和发挥影响[48]85。信息资源可分为口语、体语、实物和文献4类[49]31，由于人体也是物质，而口语和体语均与人体有关，故也合称体载信息资源。因此，我国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物质载体可分为3种，即文献、体载和实物。（1）文献信息资源：它是与地理标志人文因素有关的一切以文字、图形、符号、音频、视频等手段记录在特定物质载体上的信息资源。它是地理标志最基本、最常见的文化信息资源形态。与地理标志历史、文化有关的文献信息资源主要包括诗词歌赋、传说、轶事、传记、典故、方志、书法、绘画、剧本、碑刻、题词、新闻、报道、唱片、胶片等。（2）体载信息资源：一部分地理标志产品与手工艺技术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如“玉屏箫笛”、“牙舟陶”等均同时属于地理标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产品化过程中蕴含了大量的传统手工艺技术，这些技术主要依托于技艺传承人而延续。此外，许多与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的民风、民俗、礼仪、歌谣、节庆活动、饮食习惯、烹饪方法等多以口头的形式代代相传，抑或以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所传承。如“口孜大蒜”有民谣：“口孜杨楼出大蒜，给个金马都不换”。

（3）实物信息资源：文化实物信息资源主要有地理标志产品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传统村落、民族服饰、民俗仪式器具、技艺工具、古迹、建筑群、遗址等。其中遗址波及的范围更广，影响力也最大。如地理标志“自流井精制盐”背后是自贡地区的千年盐都文化，现存西秦会馆、燊海井、富顺文庙、荣县大佛等井盐历史文化遗址。这些实物信息资源与地理标志产品相伴相生，是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史的物化映像。

2.3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内核

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具有知识内核，这里的知识专指传统知识，因为任何国家（文化）知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是其传统知识[50]。当传统知识所生产的产品因某特别的地理区域而具有特定质量和声誉时,传统知识即与地理标志产生了联系[51]。传统知识与地理标志两者的特点是高度契合的[52]，它们都保护一个特定地区累积的知识，都涉及一些传统知识信息[53]。从某种程度上说，地理标志是某一特定传统知识的凝聚，这是地理标志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54]。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地理标志人文因素就是传统知识[28]，甚至地理标志本身就是传统知识的一部分[55]178-179。也有学者认为人文因素与传统知识是相交关系，即一些人文因素本身是传统知识，而一些传统知识则构成了地理标志人文因素[38]。无论如何，人文因素通常就是通过本地区的人们运用传统知识融入产品的制造过程之中[56]。可以说，传统知识在人文因素呈现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是人文因素中最精华、最有魅力的部分。所有传统知识都具有成为地理标志人文因素的可能，而从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是传统知识与地理标志有实质性的联系，即在地理标志（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任一环节，传统知识得到了创造、应用和延续。

3我国地理标志文化信息资源开发策略

3.1总体开发策略

信息资源开发主要是完成信息资源的发现、生成和管理工作[57]。在开发过程中，应深入资源的文化内核进行价值开发（开发目标），应抓住品牌运营这一价值升维要害进行合作开发（开发模式），应依托IRM学科实践进行高效开发（开发条件），应运用数字人文成熟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开发工具），还应借力元宇宙先进技术进行前沿开发（开发场景）。

（1）锚定文化内核推动文化信息资源价值开发。随着我国地理标志培育工作的推进，地理标志数量迅速增加，地理标志产品之间日益面临同品类，甚至具有相似使用目的的跨品类产品的激烈竞争。如众多大闸蟹地理标志，由于品牌定位上普遍缺乏文化特征，出现品牌形象重叠，难以区分，消费者精神需求难以满足的局面[58]。应认识到，地理标志的产地信息需要在文化以及历史的脉络下来理解[40]。时至今日，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识别和区分主要依赖其文化价值及象征意义，对文化信息的消费成为地理标志产品消费的核心。未来地理标志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将主要依赖于自身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强度和广度。开发强度高，地理标志产品形态可实现实物与虚拟二态相融合的状态，可以衍生出文创产品等周边产品。开发广度大，地理标志产品性质可不局限在物质产品上，还可以拓展到文化旅游和创意服务领域。

（2）立足品牌运营推动文化信息资源合作开发。地理标志文化内涵在对外呈现和传播时需要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一是文化内涵的信息识别、确认及其可视化和可感知化，二是通过品牌运营使其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走品牌化建设道路是地理标志及产品价值升维的必由之路。打造并运营地理标志文化品牌应整合多方资源共同参与，以为将来的文化消费打下良好社会认同基础。参与者至少应包括地理标志权利人、当地政府、地方史志专家、信息挖掘与分析专家、品牌营销专家和消费者代表。地理标志权利人是地理标志品牌运营的管理者和组织者，通常对持有的地理标志十分熟悉，可发挥牵头者的角色。由于地理标志对本土文化传播和地方形象塑造意义重大，地方政府应站在更高位来思考和引导对地理标志文化信息的挖掘与应用。地方史志专家要在可供挖掘的文化文献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撑。信息挖掘与分析专家则应完成对文化信息特征抽取、整合、凝练的任务。品牌营销专家从市场的角度对提取到的文化信息特征进行评估，并结合市场反馈进行优化。消费者代表从消费体验角度对地理标志文化信息特征进行感知并提供反馈，以帮助文化信息特征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塑造。

（3）依托IRM实践实现文化信息资源高效开发。IRM学科不仅提供信息资源开发理论、方法与工具，还能依托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优势为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开发提供实践经验。这是因为：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理标志人文因素的内在属性都有“文化性”，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美术、技艺、医药以特定产品为载体可以成为地理标志的保护对象[59]。因此，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前期研究积累，为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开发提供经验便顺理成章。此外，IRM学科针对少数民族、地方特色、传统村落保护等方向的文化信息资源开发内容与地理标志相关内容存在交叉的情况。加强对上述资源开发研究的关注，也有利于地理标志文化信息资源开发少走弯路，提升效能。

（4）借力数字人文支撑文化信息资源深度开发。当前人文研究已进入数字时代，地理标志人文因素属于典型的人文研究范畴，借力数字人文提升资源开发效率恰逢其时。首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及其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为跨区域、跨组织、跨部门的信息交互带来了可能。例如将各国相同品类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进行综合研究、对比分析，找出共同之处，引发共鸣，为在全球传播我国地理标志文化找到着力点。其次，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关联技术等强化了信息资源的网络化联结关系，为在更宽的边界、更大的尺度、更宏观的视角、更立体多元的维度上开展研究与提供服务带来了机会。如可在方志类书籍数字化基础上，利用元数据建模、实体抽取技术进行地理标志品牌文化内涵挖掘。最后，数字人文作为方法论实现了人文研究范式的变革[60]41，对人文因素的讨论拥有了更精细的颗粒度与更充分的证据。如朱锁玲等以地方志物产数字化资料为对象，通过文本挖掘方法识别了明朝至民国时期江苏地方稻种资源的命名文化特征[61]。此外，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通过数据化、情景化、故事化层层递进的路径[62]，亦可实现由浅入深的开发局面。

（5）依托元宇宙探索文化信息资源的前沿开发。数智时代正向元宇宙时代演化。元宇宙具有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功能[63]，地理标志也均具有，且地理标志的文化、生态和经济价值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64]，因此两者功能高度契合。元宇宙的社会性本质需要文化的积累[65]，反过来地理标志的文化发展与突破也离不开元宇宙的助力。当前数字孪生可以实现人文因素本宇宙与元宇宙之间的信息流动，虚拟数字人可以助力地理标志的文化传播，数字藏品可以推动地理标志文化产业创新，区块链技术可为文化产品交易提供信用与安全保障，虚拟场景可以增加受众对抽象文化场景的具象感知，AR/VR/MR与脑机交互技术可以为文化沉浸体验创造新的空间……在元宇宙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之际，对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进行元宇宙探索性实践，将有可能推动地理标志领域率先打造出元宇宙应用的“示范田”和“旗舰店”。

3.2《方志·物产》中地理标志人文信息挖掘案例分析

我国方志类书籍中记载了丰富的地理标志人文信息，对其进行信息挖掘对于传承和塑造地理标志文化十分重要。20世纪20年代，《方志·物产》由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编制，该书辑录、整理国内8,000余种方志中的物产资料，涵盖我国所有省份，时间跨度从宋代到民国。李涛等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对《方志·物产》进行地理标志人文信息挖掘[39]，下文以此案例总结出地理标志人文信息挖掘路径。图1地理标志人文信息挖掘路径古籍信息挖掘的前提是对古籍进行数字化。之后对地理标志进行元数据建模，包括地理标志基础信息元数据和关联文化元数据。接着利用信息抽取技术进行地理标志实体抽取，主要包括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产地、贡区、时期、志书来源等基础信息，以及名人故事、诗词歌赋、典故等文化信息。表2是四川地理标志产品汉源花椒的信息抽取样例。数字人文技术使汉源花椒的基础信息和人文信息清单化、简明化、易关联化。表2信息既能帮助研究人员高效了解汉源花椒的人文情况，也为深度挖掘人文信息提供了线索。最后建立地理标志人文数据库，既为全面了解地理标志文化家底提供条件，也为后续地理标志文化量化研究提供工具。

4结语

我国地理标志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其要发挥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2]的价值，对其进行文化信息资源开发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必由之路。方向已然明确，但实施路径仍未明晰，实践细节仍需深入研究。本文对地理标志文化信息属性及其信息资源结构的讨论，可为下一步制定地理标志文化信息资源开发方案提供线索和思路。文中提出的信息资源开发五条策略，可为后续开发实践提供依据和侧重点参考。“十四五”时期是地理标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地理标志文化信息资源开发属于刚性需求，这对IRM学科拓展研究边界而言是一次重要契机。IRM学科应积极投入研究资源，推动地理标志实现“文化创意使能器”与“文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EB/OL].(2021-09-23)[2022-10-12].

[2]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的通知[EB/OL].

[3]肖峰.科学技术哲学探新学派篇[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

[4]胡艳华.文化旅游视角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创新[J].山西档案,2016(4):98-101.

[5]铁钟,夏翠娟,黄薇.文旅融合视域下红色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化创新设计与实践[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1,11(4):33-39.

[6]李鸿雁.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J].现代情报,2011,31(8):58-61.

[7]吴玉华,徐雪琴,温婷.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整合架构与机理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19(9):49-54.

[8]李雨蒙.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分类——以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为例[J].图书馆论坛,2020,40(2):56-63.

[9]岳艳明.“开平碉楼与村落”信息专题数据库建设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3,(04):49-51.

[10]王丽华,赵清亮.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内涵与视域的拓展——基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观[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23):41-46.

[14]王笑冰.论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5]翟玉强,刘显彤.地理标志产品的综合价值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8.

[16]梁丽馨.浅析TRIPs协定中的“地理标志”概念[J].法制与社会,2008,(26):131-132.

[17]杨永.地理标志的文化价值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9]张耕.契合—冲突:民间文学艺术与地理标志保护[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117-121.

[20]胡晓云.价值升维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化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21]张雯.地理标志产品知识问答[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

[22]张术麟.商业标记权的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23]李桂玲,贾利光.博物馆与非物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24]李向楠,张彦敏,禹湘.点燃智慧之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作者:李钊 侯剑华 陈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