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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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乡村居民消费消费升级

面板数据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工作重点。2021和2022连续两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指出要全面促进农村消费，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数字化乡村建设既是实现“三农”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一环。根据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借助数字化乡村建设发展的契机，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对促进三农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国外关于数字乡村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数字技术对人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RobertWentrup等（2016）通过调查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现互联网普及率越高，人均GDP越高。Priscilla等（2020）发现：移动货币的使用能够提升加纳国的家庭福利，提高平均消费水平。LeiW和TongZ（2022）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环境绩效具有影响。国内学者对数字乡村发展的研究集中于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问题以及实现路径方面。数字化可以提高生产率，催生新行业、新就业机会，同时也会冲击传统行业（ZhangLongmei，2019）。王胜等（2021）认为，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仍然面临资金、人才、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挑战。夏显力等（2019）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产业、生产和经营三个方面系统解决。关于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技术和信息要素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将不可估量（杜丹清，2017）。向国成等（2021）指出：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直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间接刺激消费。而从城乡和区域上来看，其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赵佳佳等（2022）实证研究了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论证数字乡村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且对家庭享受型消费促进作用最大。宏观层面：罗健萍、刘佳（2018）基于2013-2016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影响农村居民收入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汪亚楠等（2021）通过省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消费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李桂馨（2022）实证研究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得出了正向效应的结论，即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数字乡村和居民消费，学术界多从数字经济、数字惠普金融、移动支付等方面研究对消费的影响，鲜有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层面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视角进行研究。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空间和可能性，从这一视角研究，或可使现有的研究成果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参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19）》和《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本文对数字乡村的定义为：数字乡村是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不断融入并应用到“三农”领域，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农民现代化技能的国家战略，是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定义，数字乡村乡村发展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是乡村振兴和“三农”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日益融入并影响着人民生活，数字化在农业和农村中的应用也越来广泛。本文从消费者知识技能和数字乡村发展程度两个方面分析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从消费者知识技能层面看，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操作技能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满足消费需求。一方面，掌握数字技术的操作技能能够提升农户的现代化技能，且农户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进行在线学习，提升职业素养，为适应农业现代化生产逐渐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利用数字化生产经营增收创收，进而为消费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便捷性和选择多样性能够促进网络消费。与传统消费相比较，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进行线上消费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方便性、快捷性等优势逐渐改变着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2010年12月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从1.61亿发展到8.45亿，农村网民规模从1.25亿增加到3.08亿，网上零售额也在逐年攀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数字乡村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从数字乡村发展程度层面看，农村地区消费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和决策。居民消费一般都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当物价水平一定，收入的提升会带来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当然，由于各地交通条件、物流设施、网络覆盖程度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消费理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各异，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数字化发展程度越高、越完善的乡村，越能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刺激居民消费，满足居民需求。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其有利的地理优势，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率先实现了经济大发展，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较之于中西部，东部沿海地区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起步较早、程度较高，城市化水平也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在居民消费升级方面，东中西部可能存在区域差异。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因地而异。

三、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拟定如下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cone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之和/居民总消费），i为省份，t为年份；核心解释变量dig是数字乡村发展，为对数字乡村发展进行量化，选用农村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部）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进行量化研究；var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包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业机械化程度、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台）和受教育程度；酌为控制变量的拟合系数，啄为个体固定效应、滋为时间固定效应，着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与数据选取

本文摘取2010-2020年中国27个省级区域的样本观测值，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经济文化水平及信息化程度较高，且相关数据缺失较大，或影响整个模型的稳定性，故将其从样本中剔除，极少数缺失的数据采取均值法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份统计年鉴。

1.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升级（cone）：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将之分为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三类消费。其中，生存型消费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且必须的消费，故能够彰显居民消费升级的指标为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因此，本文用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之和占居民总消费比值来衡量消费升级程度。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低，一并计入生存型消费。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发展（dig）：参照汪亚楠等（2021）的研究，本文选取农村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mob）对数字乡村发展进行量化研究。而宽带和移动网络既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也有相互补充的可能。为了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本文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用农村宽带接入用户（bro）进行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选取如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ev）、农业机械化程度（mec）、彩色电视机拥有量（tv）和受教育程度（edu）。选取原因如下：收入决定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会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要说明的是：2013年前后统计口径有所变化，本文用2013年前的人均纯收入代替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已消除通胀因素。农业机械化程度关系着生产效率，影响着收入和消费，本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衡量农业机械化程度。彩色电视机可以为居民提供文化娱乐消遣，可视为消费升级的表现。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的高低对提升居民收入和转变消费行为存在一定的联系，进而可能对消费升级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为了解各变量整体的特征情况，便于进一步分析，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均值为37.738，标准差为5.338，最小值为26.5，最大值为47.5，说明各省的居民消费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析其原因在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各异，且自然气候条件不受人为控制。

2.相关系数矩阵。在回归前首先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的检验，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表2中数据表明核心解释变量lnmob以及lnbro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cone）呈正相关关系，符合预期假设。但不能有效排除控制变量以及潜在变量可能带来的干扰，故还需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来判定。

3.共线性检验。为避免数据出现共线性，影响模型的稳定性，本文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测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一般情况下，VIF越大，共线性越严重。当VIF介于0和10之间，则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表3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因而整体上可认为所选取指标不具有共线性。

4.豪斯曼检验和F检验。面板数据常见模型有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和F检验值可以判定选择何种模型。具体结果见表4。豪斯曼检验结果统计量为33.997，p=0.00<0.05，表明拒绝原假设，即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检验统计量为31.85，p=0.00<0.05，故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5.整体及区域回归。本文所有的回归结果都做了以下处理：一是对时间和个体进行控制；二是为防止异常值影响研究结果，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缩尾处理。表5（1）显示：整体上，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系数为16.352，在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即数字乡村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假设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人均可支配收入（rev）系数为9.528，在1%水平上显著。收入决定消费，是居民消费的基础来源，一般而言，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相对越强。反观受教育程度，整体表现出负向效应。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知识的获取更便捷，降低了学习成本。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价值观念和消费理念会发生变化，在消费上或更理性。由于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无论是地区差异，还是城乡差异，居民收入都存在较大差距。基于此，将所选样本分东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进行对比研究。通过表5中（2）（3）（4）可知，数字乡村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在区域效应上表现出异质性，假设2得到验证。东部和西部呈现正相关关系，且东部较西部地区更显著，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效应并不明显，存在一定异质性，看似不合理，然而可能与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成本投入有关。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数字乡村发展较为成熟，而西部的政策倾斜度要高于中部，中部在经济上弱于东部，在政策倾斜度上不及西部，且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效益的迟滞性，会影响消费升级。

6.稳健性检验。为处理内生性、异方差及序列相关问题，分别进行工具变量估计、GMM估计，FGLS估计，同时对解释变量进行替换，进一步验证对模型的稳定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工具变量估计。本文选取数字乡村发展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依据在于：从相关性角度看，滞后一期的数字乡村发展是数字乡村发展延续的结果；从外生性角度看，数字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即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主要在当期。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1）可以看出；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在1%水平上显著通过。弱工具变量和无法识别检验结果也都通过，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有效。在表6（2）经过修正之后，依然在1%的水平显著通过，故排除内生性。———GMM和FGLS估计。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异方差等问题，采用GMM和FGLS再次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从GMM回归中AR序列自相关检验结果可知，扰动项均不存在2阶及以上高阶自相关，符合GMM回归的前提假设。此外，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也接受了“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表明通过了模型适用性检验。在FGLS回归中，对核心解释变量回归，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加入其余变量之后依然显著，结论依然成立。———替换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发展对消费的影响则很大程度上需要网络作为桥梁连接。在拓宽消费渠道和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移动端和PC端可形成互补态势，且农村宽带接入用户的数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移动端的网络消费。为进一步验证结论，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替换。根据表8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同时，将农村居民手机拥有量替换成宽带接入量后，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加入其余变量后，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模型依然稳健。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整体层面上，数字乡村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升级的效应是显著的，即数字乡村发展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数字乡村发展在区域分布上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中部地区效应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数字乡村发展的体系建设，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政府层面可加强组织、引导和宣传，积极的政策既可以为数字乡村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也为招商引资，吸纳和引进高契合度的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个人层面可不断提升知识水平技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乡村发展需求；社会层面可以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和经验，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以创新驱动发展。2.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发挥地域优势。由于东、中、西部数字乡村发展程度各异，需立足实情，找准定位，依托地区优势资源和特色，制定科学合理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同时，加强各地域间的合作交流，打破地区壁垒，在资源、技术、人才、产业等方面形成优势互补、成果共享的新局面。3.探索和提高数字乡村发展的标准，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推进“互联网+”模式深入发展，加快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农业生产标准化、精准化和信息化。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物流体系，加大网点覆盖率，深化三产融合，打造农业生产全产业链。此外，培育和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以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带动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现代化，进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以刺激消费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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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