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1 1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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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银行国际化战略战略选择
一、中国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发展现状
中国银行，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一，香港、澳门的发钞银行，2007年度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第九位。旗下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等机构。集团经营业务主要由三大板块构成，分别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其中商业银行业务为集团传统核心业务，并创造绝大部分的营业利润。
二、当前中国银行国际化中存在的问题
1.海外机构覆盖尚有空白，海外并购合作不成熟。作为集团国际化经营硬件基础设施的中国银行海外网点多在香港、新加坡、日本、伦敦等地，皆属于亚欧大陆区域。而对北美的纽约和芝加哥等金融中心、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及大洋洲地区覆盖较少，且层次相对较低。
中国银行目前除有兼并香港同澳门金融机构的经验外,并无实质的境外合作（如银团贷款）和并购实践。在海外的经营都主要依靠于自身网点机构循序渐进式的发展,成果与收益较慢,不利用迅速提升国际知名度,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易处于劣势。
2.业务和收入结构单一，机构服务水平滞后。集团过于依赖传统存贷款业务和利差收入，非传统业务收入比不到20%，对中间业务的发展程度不够。所以同其他成熟的跨国金融机构相比，缺乏抵抗东道国金融政策风险的能力。
逐级上报下行的审批制度放置在层次冗杂的集团内部机构间运行,直接导致了企业业务周期的漫长和效率低下。在外资银行完全进入市场进行服务质量竞争之后,高端优质客户流失情况严重。
3.金融产品创新能力较低，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窄。由于大部分的收益均来源于传统的存贷利差，造成银行内部产品陈旧，变通极少。而国企惰性也导致其在新兴的个人信用卡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上较其他跨国银行起步晚，发展慢，难以拥有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同国外各大银行相比,中国银行的融资途径仍然主要集中在境内上市和在美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融资范围区域化,手段单一。
4.跨国经营能力不足，人才匮乏
(1)对国际惯例缺乏了解。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中国银行内部计划经济依旧明显，极容易将国内的做法直接照搬早国际经营中去。最明显的人员定期回调，三年一换，外派人员刚熟悉业务就被调走，又换新人。(2)经济实力尚算薄弱。资本充足率，资本收益率和人均利润率均远低于外资大银行。(3)国际化经营人才缺乏。由于金融行业开放时间尚短，有涉外业务经验和熟悉相关国际金融专业知识手段的员工稀缺。而且在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上，不如条件优越、业务规范的外资银行。三、当前中国银行国际化经营战略的选择
1.明确市场定位。跨国银行是以国际业务为主并采取跨国经营方式的银行。中国银行资本雄厚，现已经具备了国际性银行发展潜力和必要条件，可定位于海外的多元化市场。集团经营重心逐渐向海外转移，先按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原则，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形成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基础类产品和服务，初步创建中国银行的优势品牌，争取在5年的范围内达到境外业务收入占到集团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一目标。
2.建立外资银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中国银行的海外战略伙伴主要为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但该集团在经济发达的北美和一些新兴市场，影响力较弱。所以中行应当通过战略联盟的形式寻找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战略伙伴，通过双方间共同实现特定的业务（如人民币资金借贷领域的合作，银团贷款业务及中间业务）发展目标，来提高国际化速度和降低海外金融市场风险。特别是中间业务部分，是中行急于成长起来的主要收入来源部分，该领域中外资银行产品多，经验丰富，运作方式和风险控制手段成熟，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3.加强人员和技术培训。为解决国际化经营人才短缺现象，中国银行一方面可以以优厚待遇从外资银行或海外高等学府引进专业人员，同时也可以依托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子公司，建立起金融专业培训中心。凭借两地的国际区域金融中心地位、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交易清算系统，以及语言文化上的中西合璧，既能有效缩短进修培训人员的适宜环境过程，又能很好地接触国际金融市场和业务，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深度。
4.积极进行跨国并购。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金融竞争更加激烈。为了与跨国金融机构相抗衡，中国银行采取并购的方式是最快最有效的选择。这是因为海外并购相对投入较少,但见效快,投资回收期短,还可以继续利用被收购银行原有的健全的组织结构、专业技术人才、关系网络和业务渠道等资源,利于避开东道国有关政策限制，迅速进入新市场开展工作。
四、结语
中国银行作为我国金融行业内国际化经营的先进力量，在面对国际金融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和严峻挑战下，不仅要充分利用和强化现有的国际化经营业务水平和硬件设施，更应该通过内部自上而下的革新使自身的企业体制、运行机制、产品和服务人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向国外银行的先进水平靠拢。
通过现阶段实施立足集团现实、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既能有效提升中国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收益能力,更能进一步满足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服务的现实需求,完成提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能力，维护本国金融经济安全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张邯田高良: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6,(02)
论文关键词：国际，营销，经济全球化
1、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原因
1.1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即涵盖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亦即世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日益兴趣。其主要表现，即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包括了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资本向全球扩张来推动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高度发展和产业资本向全球扩张（其具体表现是工业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世界范围内便兴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和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1.2现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推动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现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进展，主要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从科学发明到技术创新再到生产中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所谓“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表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极为迅速。有关资料表明毕业论文的格式，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初期为30年，20世纪中期为10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转化周期已经缩短到5年以内。据发达国家的测算，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10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现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散，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1.3国际水平分工深入发展，加强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国际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国际水平分工。一般说来，当达国家之间、新兴工业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分工，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也逐渐参与了工业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例如，现代波音客机（约有450万个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国际水平分工基础上的高科技产品。有7个发达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分布更多国家的1.5万家（其中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协作制造龙源期刊。目前全球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是当代各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是当代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基础，它将各国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使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的根本原因和坚实基础。
2.国际营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1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核心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必然会促进世界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转移和扩散，会改造和优化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推动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意味着世界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随之改革，使国际分工日趋合理，促进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竞争的发展，优化世界资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还可优化国际经济关系结构。
2.2推动世界经济有序运行。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从而要求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各国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国际范围内按照经济合理的的原则组织生产和经营，要求有关国家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在当代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这样，便产生了再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正是为了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于是，以国家和国际机构出面组织的国际经济协调便应运而生。在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国际市场活动受到3种机制的调节：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各国政府单独制定的自主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节；在国际协商基础上若干国家政府的联合调节，即国际经济协调。在这3种调节机制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毕业论文的格式，因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矫正，而各国的调节政策也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协调（如关税政策的协调等）。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和目标，是要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实现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在当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成功与否，则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兴衰。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营销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3.1世界经济进入全球竞争。
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两大潮流之中。一是现代高科枝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显示出当代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二是世界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前一个潮流即现代高科技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求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轮高科技发明权、领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战。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卷入了争相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竞争的大潮之中。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这种国际竞争将会更加发展、深化和激烈。
3.2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求合作。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日趋增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高科技、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产业的国际转移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和深化的基础上，各国民族再生产过程日益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同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也越来越难于垄断技术，一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产要素配置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按照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原则来决定取舍，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各国技术、经济互补性的国际经济效益。因此，在现代科技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同时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的成败则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冲突和合作、停滞和发展。这可以说是当代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征。
4.国际营销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4.1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阶段和地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划分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资料划分，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的仅有22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冰岛、挪威、卢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发达国家则是原来经济落后、现在正逐步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一般称为发展中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龙源期刊。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统计，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16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内）。
4.2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是利益和风险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所以毕业论文的格式，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共同机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国共同发展的机遇。因为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和经济发展。第二，给各国提供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机遇。第三，给各国经济体制趋同带来了机遇。这是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建立能够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主要有：第一，优胜劣败的挑战。既然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卷入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有竞争就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的法则。第二，金融动荡的挑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国间的金融活动的关联度日益密切，一旦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便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4.3 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斗争与协调
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由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领域的关系构成。
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在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日趋激烈，即所谓的“投资战”。发达国家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约占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80%左右，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约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投资领域的矛盾和竞争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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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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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融合；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变迁过程。”[1]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今时代，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融合和冲突日益凸现出来，在这之中，既有各种文化或文明的全球融合，又存在着各种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既有西方强势文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的渗透、颠覆，又有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根据自身在这种文化一体化中所处的地位制定、执行相应的文化政策及策略。
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融合与冲突
全球化并不仅仅意味这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也意味着各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扩散与传播，各种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民族文化相互接触，必然会带来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即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一方面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全球融合，另一方面是各种文化基于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在全球化中处于劣势的民族文化为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自主性而不断引起的文化冲突。
造成文化融合与冲突两难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根本属性。文化本身具有双重性，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文化是出于一定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下共同生产、生活着的群体所积累的‘特殊成就’――特殊经验、知识与智慧。它体现为同一社会群体的一套统一而独特的生活意义信仰和生活事务操持，其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无疑，这种‘特殊成就’具有国别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但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人们各自所取得的文化‘特殊成就’，都是作为人类思维和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各文化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共识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同时包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统一体。”[2]正是由于文化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各种文化才有融合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文化是处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人们所取得的“特殊成就”，所以各种文化又必然具有各自的独特属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当各种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相互接触时，其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文化融合，是指不同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之间彼此接纳与调和，形成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融合，主要指国家之间通过对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不断丰富和更新本国文化的过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在各个层面上同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接触与交流，不可能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虽然这种频繁的接触与交流常常引发更多的文化碰撞或冲突，但与此同时文化融合也在相应地加强，它们有效地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力。纵观历史，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是环地中海欧亚非各地区文化融合的结果；日本文化则被称为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杂交文化”――中古时代的日本文化由其本土文化和以中国儒教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融合而成；近代日本将其中古文化传统和以近现代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进行融合，并由此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
所谓文化冲突则是指“在文化传播与传递过程中，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规范文化的接触、碰撞而产生的文化对抗现象”[3]。文化冲突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交融与撞击过程，它既包括不同时期因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文化规范变迁上的纵向冲突，也包括同一时期因两种文化规范对立而产生的横向冲突。当代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二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三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突。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必然产生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问题，这使得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冲突更加明显。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理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指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4]虽然亨廷顿“文明冲突”实质上是“欧美中心论”的翻版，具有局限性，但是他也告诉我们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冲突在加剧。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融合与冲突的新趋势
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冲突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的，它并不是全球化的产物，但是，全球化在客观上造成了这种融合和冲突的加速和加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从文化融合的向度来看，文化融合实现了从“单向文化融合到双向、多向文化的融合”[5]。就一般而言，文化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即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渗透，呈现出单向融合的特点。联合国开发署在1999年的《人文发展报告》中写道，“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但这不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应有状态。现代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不仅给西方文化，也给非西方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使各种文化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与共享。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在人们的跨文化交流中，并不总是强势文化影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网络、卫星等信息工具清楚地将全球各种文化及其最新进展显现在世人面前时，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比较、引进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越条件，具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一些原来鲜为人知、不受重视的文化也有可能获得与主流文化同样的竞争机会。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优势，所以包括强势文化在内，每一种文化都在不同程度地吸收异质文化的合理成份，从而使不同文化在珍视自己的基础上，扩大了对异质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同它们的不断冲突中逐渐走向融合。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本国文化、维护文化的需要，在极力与西方文化扩张和“侵略”作斗争的同时，也努力向西方国家输出其文化传统，力图避免被边缘化。从而使得当今文化融合呈现出从单向到双向、多向文化的融合趋势。
第二，从融合的层次来看，实现了从“较低层次的物质文化的融合到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的融合”[5]。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文化融合，最早是从物质的、有形的文化开始的。由于器物形式之类的文化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观赏性，因此对他国，尤其是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卡拉OK、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等通俗文化走向普遍化的重要原因。制度文化融合是后于器物文化的第二层次文化融合。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吸收、借鉴了西方文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化模式，在本国传统文化更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划时代的腾飞。
在文化融合的实践中，精神文化是最难实现融合的部分。因为在精神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价值规范是极其坚韧的内核，它的变化要比文化的其他层次缓慢得多。而且，精神文化具有无形和抽象的特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亲和力与凝聚力的源泉，所以极易成为排斥异质文化的强大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界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深入进行，精神文化的融合正在水到渠成地悄然进行。一些原本分属于西方或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正在打破文化的界限和“思想专利”而日益为人们所共享。如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源于东方儒学的仁爱、和谐、信义等理念，正成为世界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
第三，从融合的意向来看，实现了从“被动文化融合到主动文化融合”[5]的转变。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重要形式之一，是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而将非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其价值体系。这相对于以往的强迫同化，被称为“市场同化”。“市场同化”也带有强制成分，它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散，而这一切往往又都是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武力的保护下进行的。因而从头到尾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抵制，文化融合呈现出被动融合的特点。
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国家和民族开始积极主动地吸收、借鉴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由被动的文化融合发展到主动的文化融合。这是文明意识的觉醒，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近100多年来，许多东方国家在为摆脱贫穷落后而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都积极、大量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文化融合实现了从被动融合到主动融合的转变。
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始终是文化发展的二重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也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文化冲突的表现类型发生了变化。二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前文化冲突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同质文明内的文化冲突相对受到了制约，异质文明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则成为主要形式。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深，各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文化冲突中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来越淡化，再加上冷战的结束，在异质文明内冲突仍作为一大类型存在的同时，同质文明内的文化冲突得以凸显，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争斗，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可见，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西方国家虽然价值取向基本一致，发展水平接近，但也因各自利益不同，存在文化冲突。
第二，文化冲突的产生方式和解决方式的变化。由文化交流与传播所引发的文化冲突，其产生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和平的方式所引起的冲突，如文化移入导致的双方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经济全球化前，以战争这种暴力方式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大大多于和平方式所导致的文化冲突。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由于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愈益密切和深入，文化冲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战争这种暴力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冲突开始降低，而更多的是以和平的方式体现出来。在经济全球化未对文化的发展构成大的冲击以前，对于弱势国家来说，文化冲突的发生要么是自在的，要么是被动的，而这些都使经济弱国在文化交流中居于被动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后果上的变化，使冲突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冲突双方的主动交流，事实上只有主动地拿来，才能有选择地吸纳，才更利于自身的发展。主动吸纳和被动承受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们对待文化冲突在解决方式上的变化。
第三，文化冲突在全球冲突中的地位上升。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指出，在冷战后的新世界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是经济因素。人类今后的重大分裂和冲突的根源将是文化因素。全球的主要冲突将会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发生。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他甚至断言，如果下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话，将是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多数学者不赞成“文明冲突论”以及文明冲突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的观点，但在文化冲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大这一点上存有共识。事实也是如此，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各有积极因素和消极成分，不同文化的交汇产生摩擦与碰撞不可避免，文化差异是引发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之一。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国与国之间文化交往的增多，使得文化冲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加深。如各种国际力量的组合与分化都受其文化制约。美、日、中、俄、欧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为适应形势变化、确保自身利益，在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过程中，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延伸到国际关系上就会产生摩擦，引发冲突。
三、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应对文化发展两难困境的策略选择
全球化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独特民族文化的舞台，但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大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西方文化借助其强势地位大肆宣扬西方的价值观，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挑战，并制定正确的策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必然会被湮灭于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中，从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为了正确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使中华文化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应制定正确的文化策略。
第一，固本溯源，进一步挖掘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华夏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也是留给全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历史上，中华文化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曾长期使得周边国家“向风慕化”。今天，中华文化中许多宝贵思想也有着其普遍意义，如天人合一思想、和谐思想等，它们有着充分的现代价值。传统文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国家安身立命的文化之本，是中华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进一步挖掘整理传统文化，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只有通过不断地挖掘和整理，才能够增加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有效抵御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侵蚀。
第二，转变思想，化被动为主动，实施主动进攻的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是各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交流的过程，从表面看，各种文化的全球流动是自由平等的。但从全球化的现实来看，在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借助其在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事实上形成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和打击，在此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采取了被动防御性质的文化发展战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这种文化战略收效甚微。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应该闭关自守，而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文化战略，利用各种方式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宣传中华文明，努力增强中华文明的吸引力。近年来，海外各个孔子学院的成立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第三，努力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与文化产业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文化是灵魂，文化产业是躯体。文化产业是文化的有效载体，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风靡世界，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文化产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汉堡包和可口可乐，西方的所谓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得以推广，西方颓废、奢靡的生活方式得以传播并对广大青少年形成了吸引力。要有效抵御来自西方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丰富的资源，在思想观念上努力创新，实现文化的价值转型，促进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不断地用文化产品的市场占领文化阵地，才能够有效抵御西方文化的冲击。
第四，虚怀若谷，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值得学习借鉴的一面，中国文化既要迎合全球化的趋势，充分和其他文化融合，又要在融合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中国特色，不至于被“西方化”或“美国化”，就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全球化为导向，积极学习和吸收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以他之强补己之短。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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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晓明.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关键词：沱牌酒，国际化，现状，SWOT分析
1.沱牌酒业的现状
沱牌酒业现已具备年产销沱牌系列酒20万吨的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白酒制造企业之一。并形成了高、中、低档兼有，高、中、低度结合的产品结构新格局，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并正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沱牌曲酒是中国低端白酒强势第一品牌。从1997年至今销量连续9年入围全国白酒品牌前十强。由于税收的影响和中高端产品销量的规模性缺失，其与中国传统名优白酒品牌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其平均毛利率在30%左右，而五粮液却是49%，茅台更高达71%。论文参考。沱牌酒80%集中于西南，中原，华北以及东北市场，70%销售来自于中低档产品这两个现实对沱牌酒业寻找新的市场，整合市场营销策略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2.沱牌酒业推行国际化战略的SWOT分析
2.1. 沱牌酒业推行国际化战略的竞争优势与劣势分析分析
沱牌酒业地处四川盆地，四季分明，气候湿润，环境优雅，青山绿水，具有酿酒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沱牌酒业拥有中国首个国家酿酒工业生态园，将生态概念植根于品牌中。
企业技术先进，改进并应用了隔排双轮底工艺，应用了加泥发酵及夹泥发酵工艺、回双轮底糟发酵工艺、糟醅翻酵工艺等特殊工艺，其浓香型曲酒生产技术不断完善。 沱牌酒业借力川酒整体优势，“六朵金花”其心协力，团结互助，共同攻克中国白酒业共性的核心问题，技术优势明显。
基酒储备优势巨大，但却占用了巨大的资金金额。公司司近两年销售收入在8亿元左右，而存货却高达11个亿，远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公司销售面临困难，销售目标过高，激励效果不明显。
2.2.沱牌酒业推行国际化战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2009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酿酒行业面临着成本上升和市场萎缩的双重压力。而压力正是转型的机遇。沱牌酒业以责任为重，抢抓低碳经济发展的先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增添动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增加了沱牌就出口的机遇。世界文化也不断交融，中国的白酒文化被广泛接受并受到重视。
但是原材料价格持续上升和运输成本的增加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压力，进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降低。论文参考。国内白酒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在经营实力、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外国酒业公司的行业渗透都将将影响向海外扩张的步伐。销售数据明显显示，沱牌酒业短期走势过强，补跌压力大。
3.沱牌酒业国际化的策略
3.1产品定位与市场定位准确。
对产品定位的计划和实施以市场定位为基础，受市场定位指导。具体地说，就是要在目标顾客的心目中为产品创造一定的特色，赋予一定的形象，以适应顾客一定的需要和偏好。在进行产品定位和市场定位之前首先要做好国际市场调研。沱牌酒业应更多地以国际化的思维寻求改进国内生产工艺的技术，从而使中国白酒口感更适合国外消费者，在达到口感认同的过程中提高沱牌酒的知名度。在国际市场上，沱牌酒业的沱牌曲酒可继续实行渗透定价策略，走低端市场。亦可寻求适当的营销策略使舍得品牌得以重新塑造，从而将其再次打入高端市场，取得预期目标。
3.2重视消费文化的营建
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要形成国际品牌，应以文化输出为前提。在不通的国家中加入不通的元素与中国元素紧密结合。即在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做到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深刻发掘白酒蕴含的文化精髓，然后以恰当的方式加以传播。在文化营销方面，沱牌酒业应在企业的品牌中融入中国元素，利用四川省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发挥其优势。射洪县亦为唐代大诗人陈子昂故里，具有一定的历史名人效应。沱牌酒业亦可利用中华侏罗纪公园和遂宁死海等旅游圣地，制造营销事件，宣传推广旗下品牌。
3.3 促进品牌国际化，提升品牌附加价值
现代意义的品牌是指消费这对产品的全部体验。在产品同质化的时代，产品的物理属性差别并不大，品牌能给人以心理暗示，注重消费者的情感和精神寄托。品牌是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打开商品销路、占领市场的重要竞争手段。在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应关注品牌的翻译和情感定位，以全球化的思维重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打入国际市场。
3.3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建设营销渠道
资源的稀缺性要求企业从经济的角度出发，高水平地运用国际市场的资本、人才等经济资源。尤其是在企业初始进入某一海外市场，尚不具备顺利运作的条件时，建立战略联盟将很有必要。企业可与国际巨头联姻，借助国际巨头销售渠道，建立企业联谊会制度以相互传递经济信息。加快企业海外子公司销售当地化，资本当地化，管理当地化，研究与开发当地化的进程，有助于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实现国际化经营。论文参考。
4.结论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沱牌酒业选择国际化战略无疑是顺从了经济趋势。沱牌酒业想要弄潮于经济之海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沱牌酒业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做好企业短期和长期规划，逐步实现沱牌酒国际化，为中国白酒国际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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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际商务的许多研究都作为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对立面出现。本文以中国纺织企业为基础，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按阶段进行，但并不必然依照国际化阶段理论的预期。
关键词：阶段理论；纺织企业；国际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10-06
一、理论回顾
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可以聚焦于验证企业国际化扩张的模式。关于度量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文献并不广泛，并且彼此各不相同，也很片面。所提出的模式通常是被观察企业行为的反映。例如，瑞典研究者发现了瑞典企业先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扩张的模式。Yip，Javier & Monti (2002) 确定美国企业国际化时采用如下模式，即先是加拿大、英国、墨西哥、德国、法国，然后是亚洲国家。加拿大企业国际化时先进入美国市场，后进入其它国家［1］。Davidson(1983)发现美国企业国际扩张时的先后顺序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德国、比利时、墨西哥和意大利［2］。
企业国际化的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在东道国投资的类型。Hennart & Park (1994)在研究了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投资模式后发现，绿地投资比起其他任何投资方式应用得更加广泛［3］。Stopford & Wells(1972)发现，当商业活动关乎跨国企业的核心业务时，相对于完全的自有资金投资，合资的形式则较少地被采用［4］。Caves & Mehra(1986)分析了138家非美国公司通过新建投资进入美国，而不是兼并或收购［5］。Gatignon & Anderson(1987)用三种模式分析了1 267家公司的进入决策，这三种模式包括完全自有资金投资和其他两种形式的合资［6］。就新建投资和合资而言，Kogut & Singh (1998)试图通过对跨国企业本国文化的研究来找出公司投资偏好的模式［7］。还有一部分学者强调某些行为变量作为国际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在某一时点这些变量的组合会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当这些变量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改变时，进入模式也随之改变，形成一个有时间性的国际化流程，就是所谓的建立链（establishment chain）。有些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会是渐进性的、从低涉入模式向高涉入模式发展（Welch & Luostarinen,1988）。
资源基础论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就是一种企业对资源配置与运用方式的选择。资源在国际化中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组织所拥有资源的多寡、资源的特性与资源的发展。许多研究指出，小型公司可支配的资源较少，因此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会受到限制；反之，规模较大的公司，拥有的资源较多且广，对于进入模式的选择空间更大，并更倾向使用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模式，例如设立子公司。研究者研究是否有某些特定的资源对于海外进入模式的选择影响较大。其中，人力资源是影响海外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若是缺乏拥有适当技术与知识的人才，国际营运会受到阻碍。另外，领导者也会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有研究显示，组织的进入模式会进入下一阶段通常发生在领导者替换时，有时甚至产生“蛙跳”的情形，越过数个阶段，直接进入涉入更深的直接投资。最后，国际化各阶段所产生的结果，会影响到国际化营运中资源取得与资源发展相关的决策，例如东道国的选择［8］。
本文将更多地关注Johanson, Vahlne以及欧洲的学者们一直关心的模式。这些研究者们关注的是本国企业向东道国市场具有个性化的扩张模式。之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二、研究框架
Johanson和Vahlne以单个企业的发展为研究中心，特别是聚焦于逐渐的获取、整合及使用国外市场和经营的知识，聚焦于对国外市场持续增加的承诺，以在Uppsala大学对国际企业的研究的实证观察为基础，提出瑞典企业通常以很小的步伐建立他们的国际化经营，而不是在某一时间上进行大量的国外生产投资，并进一步指出企业国际化应被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通常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二是企业经营方式的演变，最常见的类型是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此即为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Johanson和Vahlne通过对瑞典特种钢企业及造纸企业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描述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动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个决策的结果或事件的一个循环构成下一部分的投入。即国际化当前状态是解释下一个国际化步骤的重要因素。如下式所表达的：Δ1=f（1……），其中，1=国际化状态。
Johanson和Vahlne所考虑的状态方面是对国外市场的资源承诺，即市场承诺和关于国外市场和经营的知识。变化方面是投资的决定和当前企业活动的业绩。市场知识和市场承诺被假定影响投资决策和所从事的当前活动，这些又依次改变知识和承诺。在模型中，假定企业力求增加其长期利润，并假定等价增长。企业也努力使风险处于最低水平，这些努力被假定是企业所有层次决策的特征。考虑到这些前提和构成决策框架的经济和企业因素的状态，模型假定国际化状态依次影响投资决策和当前活动预期的机会和风险。
在Johanson和Vahlne关于国际化扩张模式的研究中，“模式”暗含着“区位选择”（Johanson &Vahlne，1977）。Johanson和Vahlne（1990）指出他们所观察的模式与区位和认知因素相关。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区位因素与认知过程完全不同还是两个因素可以混淆？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企业国际化时所选择的地理进入顺序是基于区位和认知因素，国际化决策是认知因素，感兴趣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区位因素。区位因素包括以地域为基础的方面如母国与东道国的特征、国外市场的距离和其它一些与区位相关的因素。在上面的例子中，国际化决策被看做是认知上的选择。无论如何，国际化倾向或许与区位相关。这个关系既可以通过社会因素如法律也可以通过民族因素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与某一个市场有很长的贸易历史，这种贸易遗产或许会植根于社会文化。相反，一个企业的位置可以影响到企业管理者对于国际化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按照Johanson和Vahlne的观点，区位与选择高度相关。
地理上的进入顺序的选择并不是Johanson和Vahlne所考虑的唯一问题。所考虑的其它问题包括“知识”和“心理距离”。知识包括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并且都受到知识的获得和传达条件的影响。这个定义考虑到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清楚地表述和理解的知识，也包括了另一范畴的知识，即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但在一些环境下不能系统表述或传达的知识。这种知识即是默会知识（Szulanski，1984）。知识的传递受到传递者和接受者的认知的影响［10］。知识的本质植根于地域，因此，很难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知识的区位特征也阻碍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来理解、传递和接受特定的知识。而人们认知的局限性或知识传递者和接受者的视野也会限制或影响知识积累和传递的难易（Cyert & March，1963；Szulansk，1984）。
Johansonh和Vahlne（1990）的研究从企业所拥有的关于外国市场、国际化过程和组织知识角度考虑了认知。他们的研究也考虑了母国和东道国的心理距离如何影响知识的获取［10］。优泼萨拉模型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被看做是企业走向国际化时所经历检验和错误的行为过程。另一个观点是企业所经历的是一个学习过程，并且通过学习获得关于国外市场存在的机会和问题的知识。新信息按现有的理解力、企业内部化过程、单循环学习过程进行加工，或者企业可以按照新知识改变企业内部化过程来整合新知识。之后的变化是双循环过程。第三个变化，无论Argris & Schon还是Johanson & Vahlne 都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个循环往复的学习过程。这是企业获得新知识、整合新知识的内部化过程。无论企业采用什么方法获得知识，研究显示多样化市场的不同对国际化知识积累产生正面影响。
Johanson和Vahlne（1977）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心理距离进行了定义。最初的定义是“阻碍信息在市场之间流动的因素组合”。后来的定义是“阻止或妨碍信息在潜在的或现实的供应商（母国）和顾客（东道国市场）之间流动的因素”（Nordstrom & Vahlne，1992）。这个概念最初由瑞典企业用来增加对国际化模式的理解（O’Grady , Lane，1996）［1］。Hornell, Vahlne, Wiedersheim-Paul在1992年指出心理距离对瑞典企业的国际化模式有实质的解释力。
心理距离有植根于它自身环境的区位特征。例如，我们通常认为亚洲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并存在距离。在决定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征时，区位是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它能够组成或影响心理距离的区位因素是教育、文化和产业发展。
心理距离也具备影响选择的认知方面的因素，包括教育、文化、语言和商业活动（Johanson & Vahlne，1977）。这些因素中有许多与人或与社会相关。例如，中国人讲汉语，日本法律有许多方面区别于西方的法律体系。
综上所述，区位和认知因素在心理距离中相互影响。教育、文化、语言和法律都包括区位和认知，每一个因素的程度依赖于所检验国家的环境。
选择也是由知识驱动的。当一个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它会构思与国际化初期不同的选择和战术。如果关于东道国市场的知识很难整理，那么获得信息的成本会很高。考虑到一个特定国家的知识的影响，距离只增加成本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最初的地区化、聚焦于收集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都与母国市场最近的东道国市场的知识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扩张时应先进入与其母国地理上最接近的国际市场。
假设2：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先进入文化上与母国最接近的国际市场。
假设3：随着企业关于国际市场的知识和经验的增加，企业将进入距离母国较远的国家。
假设4：中国纺织企业将根据目标东道国的心理距离，从最近的东道国到最远的东道国顺序进行国际化经营。
假设5：中国纺织企业将随着进一步的投资和市场适应而增加的卷入程度和承诺顺序进入国际市场。
三、研究设计
1．使用方法说明
根据本研究理论验证和数据的特征，需要一个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本文中，一些度量措施在两方面与参数假设发生冲突。首先，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大多数数据是按等级排序的序列，这表明数据不能被内在假定为正态的，进而，参数的描述方法不能准确地概括变量的信息。其次，一些变量的样本规模很小，考虑到比较小的样本规模，进而验证变量是正态分布的假定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检验的特征和数据的类型，本文将使用几个非参数方法，序列对比将是最主要的检验方法。
2． 样本
本论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主要是总部在中国、具有国际经营业务的纺织企业。为研究方便，本文以国家工商局提供的2004年规模以上纺织加工企业名录为基础，共有企业1 180家，国家样本的选择以霍夫斯泰德关于国家文化研究的样本为标准。
3． 变量
为完成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所需要的信息包括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扩张历史、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企业进入的国家数。下面对所需要的信息进行详细说明。
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是一个绝对变量，既然企业的样本限定于总部在中国的中国纺织企业，那么对每一个东道国的地理距离可通过计算两国首都的距离来测算。考虑到地理距离的定义和本论文的限定，测量应当是北京和东道国首都的距离。例如，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扩大它的销售到日本，那么日本首都东京和北京的距离就是本研究所指的日本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其距离是1 064海里。
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是一个无形的指标，因而不能直接测量。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概念上的度量，本论文主要使用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模型对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测量。所使用的指标包括个人主义、男性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
关于国家之间心理距离的验证，本研究采用Nordstrom&Vahlne(1992)和Johanson&Vahlne(1977)关于心理距离的定义。这个定义需要使用母国和东道国的如下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的教育水平、贸易、语言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由于先前的研究没有为心理距离建立确切的维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用一个数字来定义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
经验知识与一个企业所拥有的有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数相关，本论文采用一个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来度量企业的国际化经验。
4． 序列的确定
（1）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实际市场进入顺序
样本和变量确定之后，就可以为每一家样本企业汇编市场选择顺序列表
基于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的特征，可产生两个列表：内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和外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从1 180家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看，几乎所有企业都经过了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发展阶段，内向国际化以技术设备的引进、建立合资企业和技术合作为主；外向国际化目前仍以产品出口为主，少部分企业已开始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中，对实际进入东道国的总体排列顺序，可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计算：对于样本中的每一个国家，把每一个样本企业对其进入顺序进行相加，对没进入该国的企业统一赋值，本研究中，中国纺织企业进入的国家总数为33（剔除霍夫斯泰德国家样本中没有的国家），因此，对于没进入该国的企业赋值34，之后除以1 180，以计算出每一个国家的平均进入顺序指数，值越小，表明进入越早。以此产生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选择顺序列表，并与下面计算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各列表进行相关分析。
（2） 地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两个国家地理距离的确定可用两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来代替。首都间地理距离使用由三角学计算的真正的海里来确定，把经度和纬度结合起来，极坐标转换成笛卡尔坐标，方程如下：
X=RCOS（经度）×COS（纬度）（方程1）
Y=RSIN（经度）×COS（纬度）（方程2）
Z=RSIN（纬度） （方程3）
国家之间地理距离可以计算为：
R为地球半径。
按照各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由近及远进行排序以产生地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序列。
（3） 文化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国家之间文化距离的确定采用霍夫斯泰得维度来度量，文化距离是由Kougut & Singh定义的霍夫斯泰德维度的综合体。可用如下方程进行计算：
本研究中CDj表示第j个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第j个国家的指数，Vi是第i个维度的指数的方差，C表示中国，可按此方程计算各东道国对中国的文化距离并由近及远进行排序，以产生文化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的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序列。
（4） 心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心理距离采用Johanson & Vahlne (1977)的定义。为了确定心理距离，可采用主成分分析。在Nordstron & Vahlne（1992）的研究中，心理距离的因子可定义为文化距离、教育、经济发展、商业语言和贸易，分别用文化距离指数、学生数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讲英语人口和贸易依存度等指标来衡量，由于讲英语人口各国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因此在本研究中，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代替。同时，各国人口数量不同，学生数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教育现状，因此，本研究采用成人识字率来代替。
（5）在本研究中，中国纺织企业的“知识”与管理者的国际化经验水平相等，用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来度量。之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距离对比。
5．数据来源
每一个企业的数据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得，包括公司年报、给企业主管的E-mail、对公司管理者的电话访问，及对企业的实地调查。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
四、结 果
在本研究中，对各序列进行简单对比是不够的，使用斯皮尔曼相关来检验序列的相似性是必要的。皮尔逊相关或其他相关模型的使用在本研究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本研究中各序列所提供的只是一个顺序的范围的数据，各数据间的间隔范围并不相同。我们只知道X1大于X2，但不知道大多少，因而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来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合适。之前对两个变量做散点图，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曲线趋势，因而可对其进行相关分析。使用SPSS12．0软件,省略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如表1。
关于假设3的验证，对样本企业进行聚类分析，为研究方便，在此，对结果进行重新定义，1=国际化水平低的企业，即本土的，样本数28；2=国际化水平中等的企业，即多国的，样本数为10；3=国际化水平高的企业，即国际的，样本数为2。考虑到由文化距离代替的国际化距离，使用SPSS12．0版软件对三组分类进行幂检验，省略分析过程，结果如表2。
最后，关于假设5的验证，在所调查的1 180家企业当中,在海外拥有生产设施的企业,全部按照阶段理论提出的顺序方式建立,即全部按照通过中间商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的顺序建立,没有一例是从纯国内经营直接建立的,另有23%的企业仍处于间接出口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纺织企业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
渐增加其市场卷入。
五、结论分析
经典的国际化阶段理论被假设为一个没有考虑到产业、文化或国家区别的普遍的概念，国际化过程的基本原则被认为是普遍的影响来自所有国家和文化的企业的经营模式。在这一点上，本论文的结果与经典国际化阶段理论有些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其它国家的企业国际化相比，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是在两个特殊条件下展开的：（1）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在竞争优势、外国市场的进入方式和所有权结构等方面与先发展型跨国公司有明显不同；（2）中国是一种过渡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逐渐转变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中国纺织企业与中国其它企业一样，面临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企业改革深化，另一方面，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使其在自己的本土上面对国际竞争。因此，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有它不同的特征和路径选择。本论文关于中国纺织企业的大多数检验都证明，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是两个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这是由中国纺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所决定的，也受制于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在市场扩张的地理顺序方面，内向国际化过程与经典理论完全分离。中国纺织企业内向国际化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是-0．009，P=0．489，即内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不相关。但内向国际化市场选择顺序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系数为-0．518, P=0．051,即内向国际化与文化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另人惊奇的发现，对于其原因的探究必须获取这个特定国家的相关信息，这超过本论文的范围和能力，可作为本论文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中国纺织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可被认为遵循经典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发展模式。其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相关，但相关系数并不高，为0．382，说明地理距离并不是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的很好的预示指标，而文化距离表现出是一个比较好的预示指标，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扩张中，不管是内向国际化，还是外向国际化，都与文化距离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为-0．518和0．531。同时本研究还证明 ，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与心理距离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89,P值为0．395和0．347。 在假设3的验证中，组间均方1．645，自由度12，组内均方0．232，自由度27，组间均方远大于组内均方，Eta值0．936，R值0．711，说明进入国家数与国际化距离之间联系紧密，并且相关系数0．711，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当一个企业增加它的国际化技能时，它会进入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这个结果支持了国际化阶段理论。
本研究中，知识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而是遵循Johanson & Vahlne的理论，是关于一个国家的市场特定经验，通过对假设3的验证，我们只能说明市场特定经验知识与中国羊绒企业的国际化扩张相联系，并不能提供包括普遍意识和对国际化商业活动总体理解的知识与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按阶段进行，但并不必然完全遵循Johanson和Vahlne的理论，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心理距离并不是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中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果与国外许多学者关于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国际化研究结果一致。如Bell(1995)认为，小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没有必要通过“较近”的市场开始国际化，并发现在他的样本中，30%―50%的小企业不遵循国际化阶段理论；Knight，Bell和McNaughton认为，新西兰“天生的全球化”企业也不是以心理距离近的市场为目标；Lamb和Liesch（2002）研究认为，澳大利亚食品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以海外市场承诺的扩张和收缩为特征，而不是如国际化阶段理论所强调的随时间和经验的获得逐渐增加的承诺。也就是说，只要考虑到母国及产业特征的限制，企业国际化过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Andersen(1993)认为，理论必须要有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假设和约束。空间限制可以被定义为理论对于特定分析单位的约束条件，时间限制可以被定义为分析所考虑的时间。因此，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上不够严密，太过于一般化因而使研究不够精确，这是国际化阶段理论的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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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动机，经营效率
自2006年以来，受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浪潮以及中国银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与中国相关的跨国并购事件中，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外资银行的事件不断出现。中资银行在跨国并购的市场选择和进入方式上，出于维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所需的资源供应、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应对新形势下国家产业竞争的需要，正在配合农业、资源行业、制造业、TMT行业和服务行业“走出去”的战略，着力向业务国际化和综合化的全能大银行迈进。[①]
传统而言，中国商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内，同国际经营效率较好的商业银行相比，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相对较少，与海外市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40%以上的国外商业银行相差甚远。[②]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商业银行上市后的盈利要求，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进一步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次数达到了14次。其中，4次在2006年之前，而且并购的都是香港地区的金融机构。这是因为香港是辐射亚洲一个较好的基点，中国的银行业对亚洲经济和市场是比较熟悉的，在国家文化上相似点也很多，地缘关系上也更为接近，对于并购后的管理是非常便利的。10次发生2006年以后，并购地区已经扩张到了东南亚、美洲和非洲地区，并购的金额也在日益增加。
表1：中国商业银行历年跨国并购统计
时间
购并内容
1998
工商银行与香港东亚银行共同收购国民西敏银行下属的西敏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组建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
2000.7
工商银行以1.8亿港币收购香港友联银行，改建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2002.2
中国建设银行收购香港建新银行。
2003.12
工银亚洲收购了比利时富通集团在香港的华比富通银行。
2006.8
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国银行持有的美国银行(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2006.12.
中国工商银行买入印尼的哈利姆(Halim)银行90%股权。
2006.12.
中国银行斥资9.65亿美元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份。
2007.8
工商银行收购澳门诚兴银行79.9%股份。
2007.10
民生银行出资3.2亿美元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9.9%的股权。
2007.11
工商银行宣布以约54.6亿美元价格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
2007.11
工商银行收购印尼哈里姆银行后成立的工银印尼正式成立。
2008.1
工商银行45.5亿港元收购澳门诚兴银行79.93%股份。
2008.9
招商银行以193亿港元的现金收购永隆银行53.12%的股权。
工程项目管理形成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接触项目管理是在20世纪80年代。工程项目管理理论,首先论文从原西德和日本传入我国。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已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工程项目管理体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此后由于外资项目的增加及国际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我国进一步得到推广应用,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建设的项目,必须按国际惯例实行项目管理,这进一步加速了项目管理理论在我论文国的推广应用,也促进了我国建筑业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进一步的改革。
鲁布改水电站引水系统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利用世行贷款,并按其规定进行国际竞争性招标和项目管理的工程。以此为契机,我国首先在施工企业中推行项目管理,1987年在全国推行项目法施工,目的是建立在施工项目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经营体制。80年代末,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完善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我国继而推行了招标承包合同管理制、项目法人责任制论文、工程建设监理制等。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陆续开始了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和注册估价师的考试,凡通过考试的,可获得执业资格。
二、工程项目管理的特点
1.工程项目管理是一次性管理。这是项目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项目是一次性的,决定了项目管理也是一次性的。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很难有纠正机会。
2.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全过程的综合性管理。论文由整理提供idi-language:AR-SA">论文项目的生命期是一个有机的成长过程。项目的各个阶段既有明显的界限,又有相互衔接,不可间断。这就决定了项目管理应该是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管理。
3.项目管理是一种约束力很强的管理。项目管理的一次性特征其明显的目标和时间限制、既定的功能要求以及质量标准和预算额度,决定了项目管理约束条件的约束强度比其他管理更高。项目管理的重要特点在于项目管理者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在合理应用而又不超越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完成既定任务,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
1.工程建设法律、法规不健全。尽管我国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规章,但仍没有一个在项目管理专业和行业范围的指导性实施准则。目前我国建筑市场比较混乱,项论文目管理很不规范,“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极为普遍。
2.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重视。可行性研究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工程项目在建设投资决策前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它是保证工程项目以最小的投资耗费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的科学手段,也是保证工程项目在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建设上可行的科学方法。但是目前我国的许多投资项目都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项目匆匆上马,盲目投资,这样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可能埋下质量隐患。
3.对实行建设监理的必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我国推行的建设监理,就是国际上通行的由项目管理公司或咨询工程师代业主进行的项目管理。目前国内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项目法人不肯放“权”,没有充分利用监理和咨询机构,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工程咨询业欠发论文达,管理不规范,没有真正成为专业管理的内行。
4.项目管理人员普遍素质较低。由于我国对项目管理的系统研究和行业实践起步较晚,到1991年才成立全国性的项目管理研究会,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正式发行的项目管理专业刊物,项目管理人才培养也相对落后。目前我国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和资质认定工作多偏重于承包商和监理工程师方面,忽视了对业主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考核和资质认定。
四、我国项目管理的发展趋势
1.项目管理国际化。项目管理国际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越来越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合作项目越来越多。现在不仅是一些大型项目,论文由整理提供
/eWebEditor_new/">连一些中小型项目要素都呈国际化趋势。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的行业壁垒下降,国内市场国际化,国内外市场全面融合。就工程建设领域而言,外资利用将会进一步增加,海外建设市场也会进一步向中国开放,国际工程将会进一步增加。从工程项目管理角度看,这意味着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工程项目咨询、工程项目融资、工程招标、合同管理论文等均要求国际化和国际惯例接轨。
2.项目管理信息化。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项目管理的信息化已成必然趋势。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门综合学科,应用性强,很有发展潜力。目前人们把它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用计算机辅助工程项目管理,使工程项目管理的效益大大提高,并促进了工程项目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用Internet进行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信息交流,促进了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工程项目管理研究的深入。
3.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现代社会对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需要职业化的项目管理者,这样才能有高水平的管理。项论文目管理发展到今天已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成为一个职业。在现代社会中,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公司专门承接项目管理业务提供全过程的专业化咨询和管理服务,这是世界性的潮流。项目管理已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已探索出许多比较成熟的项目管理模式。
4.项目管理的社会化。在现代社会中,项目管理越来越趋向社会化。将整个项目管理任务以合同的形式委托出去,让专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这是项目管理的一大趋势,最典型的是建设工程监理制度。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推广建设项目监理制度,这是建设工程管理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五、加入WTO后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对策
1.工程建设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工程建设领域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初步形成了法律、法规的框架,但还不能适应加入WTO的需要,需继续完善,形成完备的法规。另外,政府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2.工程投资体系应进一步改革,项目法人的主导论文由整理提供
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论文地位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应退出经营性项目的投资,使项目法人真正成为责任主体,并由其对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负责,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3.工程咨询业有待发展,管理水平也需进一步提高。在工程项目建设中,项目法人应主要负责工程项目资金的筹划、项目组织和项目决策。而项目管理应由项目法人委托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公司去承担,应充分利用咨询和中介机构。
4.工程建设企业管理水平迫切需要提高。当今工程项目越来越趋向大型化、复杂化、国际化,这就要求国际化的项目管理。而我国的建设企业素质低、管理水平不高是目前的一个普遍现象,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以增强竞争能力。
5.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规程、规范、标准和制度要作进一步调整。
[论文摘要]我国保险业已全面对外开放，保险国际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对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从四个角度对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予以现实思考。
一、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界定
保险国际化是指各国保险活动日益跨越国界，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即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一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它包括本国保险人与国外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外保险人与本国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本国保险人走出国境到国外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国外保险公司到本国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其二，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二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反映着保险资本的社会化、国际化。保险分配关系的两个层次反映着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随着保险活动的扩展，保险国际化的内容日益丰富，主要有保险企业国际化、保险市场国际化、保险监管国际化等方面。
保险企业国际化指一国的保险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保险业务，形成信息灵敏、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保险企业网络。同时在对等的条件下，允许外国保险机构进入本国，开放本国的保险市场。
二、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现实考虑
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我国保险业国际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现实考虑。
第一，不一定要在本国市场出现饱和时才向海外扩展。通常大型保险公司只有在本国的业务和市场出现饱和的情况下才会向海外扩展。在本国拓展业务的同时，适当向海外扩张，通过实战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等也可以促进本国业务的成熟。
第二，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仍应重视。在全球保险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过去很多曾是封闭型市场，现在向国外保险业开放，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印度以及中国。但实际上包括法国和德国向海外保险公司开放市场也是在十多年里才开始的；二是许多曾对保险产品费率和条款格式进行严格控制的国家，已开始放松管制。现在如果一个企业要进入海外市场，门槛来自于纯粹市场经营能力，而不再是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如果人们对新的市场不熟悉，仍然要面临严峻的考验。
中国保险企业走出去之后，就要面临所在国的法律约束和监管，必然需要对所在国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很好的把握。除此之外，保险企业应重视文化的认同，这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最不容易被看到，但又是最容易造成损伤的风险。
可以说，保险国际化后对保险经营的影响主要是经营风险的增加。保险经营风险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承保风险，一类是投资风险。在承保方面，保险国际化使得保险经营国际化和惯例化。另外，国际化使保险市场竞争加剧，那些片面追求份额、不计经营效益的非理性竞争行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市场，以至于对整个行业造成损害。在国际化条件下，再保险分出业务和转分保分出业务在更多的国家分散。任何一个国家金融形势的变化和保险市场的波动都会对再保险业务分出国的保险市场产生影响，都会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波动，甚至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不稳定，这对保险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风险。在投资方面，国际化会增加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在这种体制下，不但本国利率的变化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发展，而且关联国利率的波动也会对本国保险市场产生互动。同时，不同国家的交易方的信用水准也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稳定。总之，在保险国际化条件下，保险公司风险将出现多元化、国际化和复杂化，保险市场波动将呈现出连动化的新局面。因此，对于国际化中出现的风险仍应予以重视。
第三，大力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再保险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保险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速我国保险国际化的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近年来，随着直接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再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股份制公司和外资公司多种形式并存、专兼业经营相结合、公平竞争、多元化发展的市场格局。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共9家，其中，中资专业再保险公司3家(1家集团公司、2家股份公司)、外资分公司6家。随着再保险供给主体的增加，以及各主体资产总额的上升，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完善我国再保险市场的途径
3.1优化市场主体结构，扩大国内再保险供给能力
其一，做大做强中再集团的同时，加强市场行为监管，反对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改造中再集团，使其成为符合现代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在改造中再集团的时候，必须将其推向市场，让其感受到市场的压力，促使其自身的变革，实现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凤凰涅槃。
其二，建立共保集团，鼓励各直接保险公司建立互惠共保体系。巨灾风险损失的巨额性和竞争的激烈性，都促使国内保险公司选择了联合以应对大型的单个保险项目。国内已形成了共保机制，实行首席共保人制度，这样的合作无疑增强了国内保险公司整体的承保能力，缓解了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但是对于常规保险业务，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较少。对保险公司来说，即使承保的是非巨灾风险等，也会由于某一风险的发生，导致赔付额瞬间大幅上升，导致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所以，各保险公司应继续考虑针对一些特殊风险，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组织或组建某风险同保集团，这样既可形成国内各公司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我国再保险市场尽快走向成熟，也可防止出现市场开放造成的保费严重外流现象。
其三，鼓励、促进中外资再保险公司合作。国际再保险业开展得较早，早期的经验积累和数据较完善，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可以引进短期外资战略投资者，或中资再保险公司与外资公司建立短期战略合作关系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承保与风险管理技术和信息系统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3.2鼓励再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
由于再保险行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较一般保险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因此国际上大部分再保险人的业务都是通过再保险经纪人等中介机构办理的。而目前我国再保险经纪人寥寥无几，再保险中介机构的缓慢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再保险经纪人为代表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高要求性则是再保险中介机构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再保险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应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专项培养，加紧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尤其是国际型、开放型、复合型的再保险管理人才和业务专业人才。
此外，应进一步建立完善再保险监管制度。我国应建立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相结合，并以间接监管制度为主体，符合国际惯例并体现自身特色的再保险监管体系。具体来说，我国应建立包括市场准入机制、市场日常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在内的再保险全过程监管框架。
四、加强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对于跨境保险机构，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进行合理的监管分工和合作。通常，母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资本充足性、最终清偿能力等实施监管，东道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管理和流动性等实施监管。同时，两国监管当局要就监管的目标、原则、标准、内容、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因此，在逐渐开放我国保险市场的同时，应尽快对在我国境内设有保险机构或我国在对方国家设有保险机构的监管当局建立稳定的监管协作机制。具体来说应参照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责任划分的国际惯例，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协调实施对跨国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管，在保险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确保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险公司都不能逃避监督。
另外，要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加大对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引进，从而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作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当局，中国保监会要切实利用好这个国际保险监管交流与合作的场所，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同时，有针对性地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近年来制定的对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保险监管原则和建议，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研究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机制，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小梅，李小燕.培育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02(5)：16-19.
[2]孟龙.关于新兴市场国家保险监管制度的国际接轨问题[J].2005(1)：11-14.
[3]姚壬元.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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