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9 03:33:40
导语：在法律经济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全国文化发展现状
文化产业近几年蓬勃发展，其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可估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里提出了“文化圈”模型，其中揭示了文化的再生产理论，讲述了文化的循环发展五个阶段：创造、生产、传播、展览/接受/传递、消费/参与。在高树生如何认识文化产业中提出了文化产业经济分析模型，即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周而复始的延续过程视为文化再生产，其包括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四个类别。
（二）国内旅游业发展现状
我国国内旅游的经济总量远高于国际旅游，可以看出国内旅游带来了经济效益，其供给面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而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部分，也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体现为：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地区建设—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循环的促进过程。
（三）南锣古巷现状分析
南锣古巷是北京市政府确定的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也是北京市胡同肌理保存的最完整的棋盘式传统居民区。对南锣古巷的SWOT分析，如下：STRENGTHS：历史悠久，地区特色使商业化和古老的北京胡同融合一体；WEAK-NESSES：较高的商业流给附近居民出行造成不便；OPPORTUNITIES：文化商业街定位既很好利用了南锣古巷的历史人文气息，也方便吸引投资激活当地经济；THREATS：商业开发和古城特色保护的平衡，过度的开发则导致古城特色不在，开发力度不够便无法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研究思路
（一）地区发展路径构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南锣古巷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文化遗产丰富，利用文化资源我们在城区范围内进行文化再生产，从而达到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南锣古巷地区投入产出是一个循环促进的过程，通过不断促进本地区文化建设中以获得进一步的收益，使得经济发展循环上升到更进一步。
（二）文化作用的实证研究
通过文化旅游投入产出的流程图，来设定投入产出模型，先忽略它的循环效益，把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果看做是一个静态的投入产出的过程。由此可知，在地区的范围内，文化产业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循环受益的过程。
（三）地区发展的路径研究
除了主要的投入外，经济效益的获得还来源其他因素，在投入产出中体现为间接消耗。在南锣鼓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去最开始的对其基本设施的建设，中间产品的产出以及投入对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初步的文化创造对经济、人力、资本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此类中间产品的发展，对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影响，而中间产品的发展和壮大又对文化的建设发挥重大的作用，进一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结论及建议
（一）文化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利用文化的投入产出分析得出，文化产品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成为一个产业，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其涉及面广，辐射力度强，具有较好的带动作用，这样可以使得地区的人、财、力充分的利用，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循环发展圈。
（二）利用文化遗产可以带来地区的繁荣
文化的再生产过程给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思路，部分地区由于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优势，利用其发展经济一方面是对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可以免去再寻其他路径发展所耗成本，因此，地区的发展可以利用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循序渐进的发展，不断开发并发展文化旅游产品，以此来吸引游客，加深游客对传统和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吸引招商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
（三）地区的特点决定其发展方向
利用历史文化是南锣鼓巷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SWOT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是此地区的重要优势，而与历史文化相关的旅游产业也是经济发展不可估量的一部分。南锣古巷作为重点保护区，历史文化的传承十分重要，因而地区发展以保护和还原原有面貌为主，以此设计旅游产品，带动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增加旅游人流量，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四）注重商业的开发和古城特色保护的平衡
一
本文要讨论的是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学范畴内，直面和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人有些犹豫。正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撰写中国法制通史或断代的著作，一般不用担心受到质疑，但分门别类地研讨传统中国的刑事、行政，尤其是经济、民事诸法，就会有头痛的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科学的对接问题。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法学亦不例外。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样的科学早已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尽管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价值观，相对人类的多样性必有限制，文化多元也是人类的事实和理想选择，但现在还是无法想象，撇开这一套话语，我们又如何进行科学探索。这使我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和克服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研究的前提条件。同样，对探讨传统中国法律问题的学者来说，还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法律学术别具一格，从法律的表现形式、编纂体例到概念术语、精神原则，显而易见异于西方。这意味着借用现代法学的学科体系、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固有的法律文明是很危险的。但放弃这样的冒险，我们又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认识呢？这是更大的问题。简单又常见的办法是似是而非的混淆，或对他人的努力过于苛求的批评。这不可取。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现代非西方文明研究中的共同难题。张光直教授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性时说了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他说：……上面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做了简单说明，是为了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如果合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材料加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原则；如果两者不符合，我们就要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这些原则，或甚至试求建立一些新的原则。[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是华人的骄傲，他的通识和成就并非人人所能达到，但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精深见解也为我们克服面临的困难指明了方向。谨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进行谨慎、互动的冒险。
二
自西方法学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域外专家对此已作过不少可贵的尝试。他们将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从一般的通论和单一的刑事法拓展到了断代和分门别类的专题。这些工作已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移植西方法学并使之中国化的努力。成败得失可以再论，但不能简单说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2]置于历史的境地，我们要看到，这些努力有如前述是情势使然，此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据。依我自己的经验，在没有相应的谨慎、互动和说明下，言之凿凿地谈论传统中国的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确与现代法学的理念和精神相去甚远，结果有可能误解遮蔽了科学的理解。同时，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德国比较法学家说：“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3]这种功能性原则是全部比较法的基础，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法律就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就取消或无视事实上同样存在着的中国人的多样法律生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经济法和民法这类机械对应但易引起误解的现代法学概念，而是在法律之前附加了相关“性”的定语，既表明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现代法学的分类来直接裁剪和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同时又相信，在属性和功能上，传统中国的法律能够与现代法学接通。
三
藉现代法学理论，从宏观上概括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提出。首先，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但没有独立的法典化。这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特征。法律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法律由习惯而习惯法，由习惯法而成文法，由成文法而法典化，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国是具有成文法和法典化传统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这一进程，演进到唐代，法典编纂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唐律疏议》成为人类法典编纂史上的杰作。同样，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就法律渊源论，经济法律的绝大多数规定和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大都集中在唐律和唐令中。律、令是唐代法律体系（律、令、格、式）的主体和代表，国家制度藉此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由于律、令化的成文法原因，除物权和债权有所限制外，各项制度都较完善，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事中的身份、婚姻、家庭、亲属、继承、诉讼等，制度化程度是中古欧洲所不能比拟的。[4]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欧陆法律进入近代后分门别类地诞生了独立的民法和民法典，20世纪又发展出独立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典。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法律，尽管在唐代已有较高的制度化表现，但迄清末也未能孕育出独立的民法和经济法典。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性质上有点类于“李约瑟难题”。[5]历来有论者习惯于从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体例“诸法合体”上去索解，也有从社会发展和分工程度上理解的。无疑，这些都是线索。但确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对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谜，任何个别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唯有大家参与，才是破案的正途。我浅而又显的认识是，法典的编纂体例是现象而不是原因，“诸法合体”曾是人类法律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西方亦不例外。同样，社会发展和分工水平低自然是“诸法合体”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方面高度制度化，一方面始终不能独立的法典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因此，要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不妨先从正面来理解它的特殊性，即传统中国何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典编纂。这是我们接近认识问题的前提。以我之见，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和等级性，经济构成上的单一性，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重政治道德轻经济民事和长综合短分析的思维模式，应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背景和基础。换言之，这些背景和基础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既定前提和无形框架，法典的结构不外是这个无形框架的有形化。所以，用“诸法合体”这样简单明了的现代法学词汇，确实很难解读浓缩了诸多传统中国特色的法典编纂结构。进而，我们是否可以明白，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始终是社会框架内的，框架不破，制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溢出框架独立法典化。
与唐代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前后之变化。唐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期与后期。[6]唐代的基本制度大都形成并完备于前期，有关经济民事的国家基本法唐律和唐令初唐即已完成。《唐律疏议》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为底本，完善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3年即建唐35年后的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唐律疏议》是唐代法制的核心，其《名例》、《户婚》、《擅兴》、《杂律》、《断狱》诸篇，均有专涉经济民事的规定。唐令是国家法中正面规定经济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从史料和后人辑录的《唐令拾遗》[7]来看，与经济民事直接相关的《户令》、《田令》、《封爵令》、《赋役令》、《关市令》、《杂令》、《狱官令》等，内容大都定型于唐前期的《武德令》、《贞观令》和《开元令》。唐代法律体系的“格”和“式”同样完型于前期。有论者统计，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凡16次，律、令、格、式臻于完备。[8]唐代民事法律渊源与经济法律有所不同，经济法律集中在律、令、格、式成文法中，民事法律除成文法外，还有不成文法的礼和习惯等。唐初沿袭隋礼，经贞观到开元年间，唐廷对礼不断增删修改，随着《开元礼》的颁布，“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因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9]习惯或者说惯例由于不成文的原因，难以流传下来，因此，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其在唐前后期的具体形情，但从张传玺教授辑录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10]一书中的唐代部分看，有多种契约惯例和惯语出现在唐前期契约文书中，说明这一时期已适用习惯。
“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家法全面发展的势头停止下来。据统计，后期比较重大的立法活动只有7次，律、令、式都没有再修订过，唯一的一次修格，主要是编纂格后敕和刑律统类，也即对皇帝敕令的分类整理。[11]涉及经济、民事行为的敕令数量众多，是唐后期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法源。敕令一般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属于特别法范畴，但由于敕令源于皇权，效力往往优于具有普通法性质的律、令、格、式。这种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形情与民事法源中习惯和礼的上升一样，都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反映。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均田、赋税、府兵等多项制度崩溃，政令常有不出都门的现象，前期有关经济的均田、赋役、货币等律令成为具文。民事调整也出现很多空缺，制度的瓦解和商品化又加速了人、财、物的流动，经济、民事活动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相应的规范加以调整。于是，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习惯成为应对社会、填补空缺的重要法源。还有，作为民事法源的礼的重要性在唐后期迅速上升。比较唐前后期经济民事法律的变化，概括地说，前期是经济民事成文法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后期是国家成文法制度建设停滞，特别法、礼和习惯的上升时期。
国家与礼教是贯通和支撑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构架的两根支柱，虽然两者轻重的分布各有不同。这是我在研读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唐代经济法律中各项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不妨这样说，唐前期的均田律令本质上使其经济成为一种国家强制经济。很显然，均田律令竭力确保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最后控制；赋役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利益所在，赋役法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官工“食在官府”，商人和商业由严格的城坊法令管制；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是国家控制经济的典型，表现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国家干预的坚强有力。唐后期，朝廷代表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虽远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但敕令对律、令、格、式的优先，一方面表明国家制度化了的全面强制力的下降，同时也反映出特别干预的加深，尤其是国家意图通过法律控制经济及人的愿望并不因法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民事法律总体上没有脱出传统中国重刑轻民的特征，官方对民事活动中的契约行为不同于经济法律的强制，而是采取“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相对放任态度。但唐前期毕竟是制度完备、国家控制有力的时期，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土地所有权、负债强牵财物、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都由律令予以明确的规定，违者治罪，同样体现出国家的干预。经济法律大多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依欧陆法律的分类，可归于公法，国家干预理所当然。民事法律专注私人事务，原则上属于私法，国家干预应尽量减少。但中古的唐代还是一个等级化的礼教社会，理论上天下一家、家国相通，官方自来以“为民作主”自誉，私人自主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其中的国家干预稍逊于同时的经济法律而远重于西方的民法。
唐代国家干预在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一个不同于西方或现代法制的延伸特点是，调整方法上的刑事化与行政化。依现代法制，经济犯罪可以刑事论处，这与法律的性质一致。民事法律贯彻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原则，绝大多数是任意性授权规范。与此相适应，民事调整方法一般不涉刑罚，即使惩罚也以失权、强令生效、价格制裁、证据规则等形式出现。从契约文书看，唐代民事虽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实际的救济方法，但所有违犯律令和部分触犯习惯、礼教的民事行为，一律都被视为犯罪。与经济法律的调整方法无异，这些犯罪通用《唐律疏议》中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基本的方法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和免官、除名等行政处罚。这是私法公法化的结果，符合唐代法律体系中“一断以律”的规定。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12]
礼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它的精神和内容内化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制度和行为模式中，形成民族的心理结构。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支柱，国家之外即是礼教。这首先表现在唐代法律体系的礼教化上。唐代各部法典可以说是礼教精神和原则广泛均匀的渗透，直如《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揭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3]后人称赞唐律“一准乎礼”，可谓一语中的。反映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上，追本溯源，脱胎于井田制的唐代均田制度，其框架和精神仍不脱西周的礼制。放宽说，有材料表明，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俭的，它的最高统治者推崇的是理想化了的儒家正统理论，对农民和土地予以特别的关注，以为有道的政府应“重农抑商”，商人和商业受到严格的管制，经济主要表现为饥寒无虞的民生，奢侈性的工艺品和金钱、物欲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社会的谴责，布、帛、谷、粟是比黄金有价的东西，朝廷的理想是在文治的同时，通过武功而取得天下的信服。因此，经济必须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不能有违道德和良心。这些以礼教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唐代前期均田律令、租庸调法、工商贸易以及货币流通诸经济法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14]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些观念和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早期奉为准则的经济法律首当其冲受到时代的挑战。现实主义的做法应是与时俱进、革新旧制，但唐廷宁愿在事实上与初唐相异，表面上仍不放弃原有的理想，以致不合时宜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然如故。官方试图通过这种“设而不用”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坚持。所以如此，礼教发挥了支配作用。很难想象，衰弱的朝廷能够大面积修改虽与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但与社会礼教化趋势相契合的经济法律制度。在信心和权威这两点上，唐廷都不足以做到。所以，它夹在旧制度和新现实之间痛苦不堪，对现实只能采取有限的改革和无奈的默认。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理想、理论、制度与现实各有相当的独立与脱节，超现实的理想、滞后的理论与制度，对变化的现实仍保有历史的惯性和顽强的定力。有唐三百年经济法律中的礼教体现了这一点。
礼教对唐代民事法律的影响极为深广。由律、令、格、式、敕令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习惯、礼、法理等构成的民事法律渊源所具有的相通一致之处，凭藉的即是“礼法合一”前提下礼的指导作用。从唐代民事法律有关身份、物权、债权的原则性规定看，礼教与国家同样是支配性的。在民事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尽管唐前期礼教受到了胡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15]但礼教的支配仍重于国家，后期礼教化更是得到了社会与国家的广泛支持。
礼教在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等级性身份法的制度构成。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核心是等差，转化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礼教后，延伸到制度上就是等级性身份法的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均田制下土地分配上的悬殊，赋税征收上的差别，对工商的歧视，民事主体的阶梯性结构，物权和债权的从属性，婚姻上的“当色为婚”，家庭中父权和夫权的统治，继承方面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在在都显示出礼教下的等差。[16]从法理上说，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贯彻的是身份而不是契约原则。
四
精神原则上的相通和内容上的交叉奠定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一致之处，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又铸就了各自的特色。唐代经济立法思想是“重农抑商”，各项制度无不以它为指导。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唐代经济法律制度整体上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以实现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为中心任务，对商人和商业通过身份、重税、专卖、货币变化等多项经济法律措施予以抑制，意图是确保“重农抑商”的实现。中唐后情形有很大变化，但如前所述，官方并没有彻底放弃体现礼教精神的相关制度。
唐代民事法律的自我特色也很显著。在法律渊源上，经济法律是成文法，民事法律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在成文法方面，经济与民事法律一致，通为律、令、格、式和经整理的敕令。此外，民事法律渊源还有不成文法的习惯、礼和法理。成文法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不成文法是补充，两者及其各自内部形成一定的结构，礼为其纽带。这是经济法律所不具有的。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胡化与礼教相互消长，这是唐代民事法律变迁中一个深有时代特色的特点。唐前期中央强大、社会稳定、制度完备，律、令、格、式成文法乃“天下通规”，在法律位阶上优于不成文法。“安史之乱”后，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不成文法之习惯成为填补空缺、应对社会的重要法源。与此同步的一个变化是，礼教地位的上升。唐前期社会受胡化、功利主义还有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和礼教受到抑制。尽管唐律“一准乎礼”，但礼教作为民事法源的重要性不及后期。原因是经历外族祸害的“安史之乱”后，唐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社会趋向保守，儒家思想和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重，礼教、礼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影响增大。这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突出的反映。可以说，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遍化。
依现代民法观，唐代民事法律上不放任中的放任也颇具特色。基于国家的介入和限制，唐代民事法律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积极干预，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不放任的态度。同时，在民事契约领域，唐令又规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17]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主要由民间依习惯约定，也即“人从私契”，[18]表明民法中基于意思自治必然具有的政府放任态度在唐代民事法律中同样存在。但要注意到，唐代的放任不是无限的，要受既定的法律限制，所谓“官有政法”。“政法”即是国家的不放任法。这种不放任中的放任，法理上应理解为公法性私法的表现。
唐代民事法律中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发达中的发达。一般说，相对同时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法律，唐代民事法律不甚发达，尤其在物权、债权领域没有建构起系统、明晰的规则体系。这也是传统中国民事法律的缺陷。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唐代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则相对发达。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法典化，但详细严格的规定已高度制度化。民事法律的发达与不发达，依现代解释，显而易见与商品经济对财产关系的限定有关。唐代物权、债权法律的不发达客观上根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同样，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然而，由于人的身份、婚姻、家庭和继承本质上是一种人身关系而非财产关系，不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其直接受身份影响甚于受财产影响，更何况在礼教等级的唐代，这种情况远非现代民法原理所能化解，因此，调整这部分领域的法律呈现出相对发达的状态。
五
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这些特征，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有一天，偶然有一条线索打开了我的思索之门。这条线索起于最简单的法律分类。西方从罗马法开始，法学家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这种曾受中国大陆批评的分类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启发意义。不论我们依那一类标准，[19]经济法大体可归于公法，民法原则上是私法。传统中国没有欧陆法律体系，自然也没有这样的分类。因此，简单的对接是有困难的。不过，借助这种分类作一次探险，未尝不可。藉此，我们从西方公法与私法所代表的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权力与权利的二元结构中，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结构。简言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实际含有公、私两极，但整体上又呈现出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在原则和精神上，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表现出公对私、国家对社会、整体对个体、官方对民间、权力对权利的兼容与支配，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与归属。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结构深究下去，就要面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是一元论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是也。道的基本构成是阴与阳，两者的关系是对极中有包容，包容中有统摄，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推及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
合是合成，兼是兼有，县是悬。在董仲舒眼里，万物的合成不出阴、阳两种要素，从自然万物到家庭社会到国家政法，莫不如此。阴阳虽相互兼有，但阳是处于前的积极要素，对阴有统摄和支配性。阴是悬于后的消极要素，对阳有依附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阴阳之道对世界有广泛而彻底的解释力。沿着这种哲学的逻辑，天子与臣民、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德礼与刑罚、权力与权利、国与家、义与利、公与私等都是阳与阴的对应与体现。因此，相对于体现阳性的德礼，法律是阴；相对于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法，私法是阴；相对于公法性的经济法律，私法性的民事法律是阴。结论自然是，代表阳性的国家与礼教对代表阴性的法律在兼容的同时又有统摄和支配性。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的国家与礼教中心主义，政治道德重于经济利益，国家意志优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法律先于民事法律，控制重于放任，民间屈从官方，个体服从整体，私契不违政法，权力大于权利等，诸如此类完全契合“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
西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分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之上的，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与独立，这是西方市民社会法律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结构和理念不仅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还以国家整体的名义包容和替代了社会个体的存在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必然形成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经济民事法律结构。传统中国的文化哲学对此不过是一个恰当的表达和解释。这样的法律自有它特定的理想深蕴其中，这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所着立场的一个方面。但同时要看到，这样的法律必然以限制个体的利益、自由和意志来维护国家名义下的礼教、王朝与家族控制，结果是个体和民众的权益被削弱以至牺牲，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利益被放大和强化。因此，尽管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有不少与现代经济法、民法相通的东西，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以礼教为纲目的社会控制法。
六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内容、原则、精神大都已与时俱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寻求某种历史文化资源，不如说在明理中获得启发更为妥帖。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给我以启发。首先是法的创制和学科建设上的。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有较高的制度化而未独立的法典化，这仅适合过去的时代但有悖于社会进步和法律体系自身的发达。同时，经济民事立法应遵循相应的规律，避免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一时政策或长官意志的工具，包括唐代在内的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立法于此有深刻的教训。还有，经济民事法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体系和法理根基，不能象唐代和传统中国那样，有大量的经济民事法律规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学和民法学。这提示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时，尤应注意并克服中国法律传统中重“术”轻“学”，以一般哲理直接担当法理的弊端。
第二个方面的启发是，对国家控制的转换。从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这个角度可以透视传统中国的特性。依我的理解，这种特性表现为政治国家的控制性和道德礼教的弥散性。相对于西方，政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进程和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在性质上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不能有违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也不能有害社会结构和性质。社会由政治和道德维持并由其控制和带动，所以公法文化突出。可以说，这已构成传统中国历史内在性[21]的一个突出方面。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依其固有的特性运行着。近代伊始，中国的路向被强行中断和扭转，原因是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介入。如同中国一样，西方有它自己的历史路径。不同于中国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最终为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由经济推动，所以私法文化发达。西方的历史法则随列强扩张逐渐侵入非西方地区，从而不同时速、不同强度地冲击、扭转、中断以至改变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走向。尽管传统中国在时间、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上都是一个巨人，但时代的落差终使它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向，由传统转入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动力，一种是传统中国政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一种是西方社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力。前者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构成当代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主要方面；后者源于西方历史方向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这两种力量将长期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将在相互激荡、相互纠缠、相互妥协中磨合向前，直至中国真正成为有它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法制的情形亦不例外。具体说，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内定了国家控制在现代经济民事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视和否定以中央为代表的国家作用，既不可能也是对传统政治法律资源的浪费。但同时务必认识到，这种作用要转换到以人为本、遵循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与国际潮流相联通的轨道上来。
可能会有争议的另一个启发是，法律中“公”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实质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它沿着“公”的路线迈向大同世界。事实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我们是否还应该看到，作为应对人类承担责任的大国，能否放弃对高远理想的追求？不放弃这样的理想，就要赋予人类行为中“公”的内涵。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民事法律首先要坚持的是现代法制原则，但不必排斥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何况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联系。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在整体和精神上确是国家政治和礼教道德的工具，而且由于这种政治和道德的滞后，最终导致了法律的落伍和瓦解。但要注意到，历史场景中的这种法律仍是一种具有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的法律。表现在经济民事法律上，土地立法中的均田制度和抑制兼并的规定，赋役法中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财为本的立法变迁，工商法律中对商业和商人的过分发展可能瓦解农业和农民的限制，专卖法律中“平准”的理念，民事行为中的放任与不放任，财产继承中“诸子平分”的原则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即对一定等级秩序的大同世界和适当均平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性质和极端化要另当别论，但经济民事法律应体现时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关怀，防止因过分现实而迁就时俗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也符合人类赋予法律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追求。
注释：
[1]［美］张光直著：《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
[2]参见苏力：“‘法’的故事”，载《读书》，1998年7期，第30～31页。
[3]［德］K·茨威格特等著：《比较法总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4]罗马法曾达到高度的制度化和法典化，但中古欧洲通行的是教会法、王室法和庄园法。在经济民事法律方面，习惯化色彩很浓厚，制度化程度因此受到限制。有关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情形，详见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传统中国文明曾经高度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西方。这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终身求解的课题，谓之“李约瑟难题”。他主持编纂的7卷34册《中国科技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是对这一问题的求解。
[6]唐朝（公元618～907年）存续289年，历22代。依据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一般可分为两个时期，大抵以“安史之乱”为界，即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天宝末年（公元755年）的130余年为前期，其后150年为后期。同时，在文史界也有初唐、中（盛）唐、晚唐的说法，一般唐建立政权的最初几十年为初唐时期。
[7]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多年努力完成《唐令拾遗》巨作的编纂，该书中译本1989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1997年池田温又出版了续编《唐令拾遗补》。
[8]参见张晋藩总主编、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4页。
[9]《新唐书·礼乐志》。
[10]该书广搜各类契约文书，特别是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
[11]参见前注〔8〕揭，第144～145页。
[12]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8页。
[13]《唐律疏议·名例》“序”。
[14]参见拙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部分。
[15]唐代前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礼教，但有两种社会风气即胡化与功利主义对礼教形成冲击。此处的功利主义是指追求实利和享受的俗世生活态度。“胡”系古代汉族对异族特别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有礼教中心观下的轻蔑之意。胡化指唐代受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和风气的影响，不太受礼教的约束。（详见傅乐成著：《汉唐史论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17～142页）
[16]详见前注〔14〕揭，第二部分。
[17]［日］仁井田陞撰：《唐令拾遗》，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页。
[18]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3页。
[19]公法、私法的分类标准颇不一致。依徐国栋教授的概括，有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共同利益还是私人利益、权利是否可以抛弃、主体是国家还是私人、规定关系是否平等、行为者是公主体还是私主体、法律渊源是由国家创制还是由私人创制、法律的规定是否可以由当事人的合意加以变更等至少七种分类标准。（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1中小企业保护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首先，中小企业庞大的数量以及涉猎面的广泛使得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它分布在国家的各个地区和领域，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其次，中小企业承载着我国很大一部分就业，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分布在服务业、加工制造业以及个体零售方面的数量都较大，吸收了我国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就业，尤其是对近年来产生的就业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再者，中下企业为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助力，近年来，经济结构的转型成为了热门话题，促进我国的企业向现代化的、高科技的产业发展，是现阶段的目标，中小企业就在其中承担着先行者的任务，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最后，中小企业还是扩大出口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出口产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型企业的发展已经基本定型，进出口行业的效益增长日间转移到表现凸起的中小企业身上。
1.2目标价值的一致性
对于中小企业的保护是出于促进市场经济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而经济法的目标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价值理念则是保护自由竞争，由此可以看出，这两者在目标价值上具有很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从经济法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的保护可谓是完全可行而且顺理成章的。
2.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法律保护及其借鉴
2.1德国的法律保护措施
2.1.1着重法制环境的营造
德国在对中小企业的保护手法上，最常用的是立法手段，比如在1953年出台的《手工业秩序法》，主要是针对规模不大的手工行业的准入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而四年以后产生的《卡特尔法》则是对中小企业实施了比较实际的保护，因为其严格限制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压制和收购，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1.2金融行业的支持
德国的银行体系与我国有一定的类似度，由被称为信用合作银行的金融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经济上的服务，比如：提供额度较小时间较长的贷款，因为这类银行在德国分布范围广，对中小企业来说最方便。正因为有这种周到的服务，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容易实现，也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2日本的相关措施
2.2.1有完善的管理机构
日本目前有全世界公认的职能最为科学、完善的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其管理网络基本遍布全国，在该网络中，政府占主导地位，成立了专门管理中小企业运营的部门，工作细化到地方，另外，还有社会团体的参与，为整个网络自上而下，自内而外传达各项政策、精神提供了便利，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2.2.2到位的法律政策
除了科学的组织机构外，与德国一样，日本对于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政策的制定也丝毫不含糊，尤其是在19世纪，出台了各种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竞争的法律，有《防止中小企业破产共济法》、《中小团体组织法》等等，总量达到30多部，其思路是通过立法形式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使其在与较大企业的竞争中不会因为实力的不对等而被兼并。
2.3美国的相关措施
2.3.1以法律手段维护中小企业的竞争环境
与德国、日本政府一样，美国也是首先考虑通过法律来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律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最先提出了发垄断的法律法规，无形中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谢尔曼法》慢慢的有些不能满足和规范企业的运行秩序，于是《克莱顿法》便应运而生，历史上，对于《克莱顿法》的评价说的最多的就是《克莱顿法》则是对《谢尔曼》法的一种补充，更大程度上为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助力。
2.3.2以技术创新为发展突破口
美国敏感的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加强发展科技，科技革命开始后，美国政府便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中小企业身上，使得他们进行先进的技术探索和创新，此举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美国以技术著称的几家大企业就是当初扶持的这批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并且就现有统计来看，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十分有活力，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2.4美国、日本、德国的措施比较
通过以上对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三国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研究发现，三个发达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视，但是根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具体的政策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国家在企业竞争的公正、平等的客观环境，保护自由竞争，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特别为企业融资渠道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建设等等方面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三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处于世界前列，作为发达国家，都深刻认识到中小企业只有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在经济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也给予了很多的扶持，有政策上的，也有技术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等等，比如：对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政府帮助企业与专家学者间搭建交流平台，或者是设立各种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基金，使得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可以享受到资金的扶持。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甚至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都让我国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上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2.5西方国家中小企业保护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借鉴
2.5.1从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着手
就我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小企业的占比依旧很大，并且发展潜力也很大，西方国家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大多以立法为基础，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但是相比我国目前的现状，法律制度的制定上依旧十分不足，所以，我国应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手段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从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的同时还要注重随着实践的发展，要不断建立健全法制体系，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环境，确保中小企业的合法权利。
2.5.2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一直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制约，所以，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当中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可以从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这点出发，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提供贷款、提供政策咨询，同时还要注重担保以及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5.3抓紧政策落实与科学配备管理机构
在立法等政策制定出台以后，就要真正贯彻落实下去，在我国，政策的落实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能不能将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分布在城镇，所以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抓紧政策的落实，还需要密切关心中小企业的成长，并将其如实地反映给制定政策的中央机构，这样才能有效的制定出符合实际而实用的政策、规章。另外，我国对于中小企业一般运用的是比较分散的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由于管理职能的分散，会使得部门与地方的不协调，影响管理效果，所以，科学配备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2.5.4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从美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要造就成功的企业，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探索创新是必由之路，在科技力量上，光靠企业自身是有限的，所以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必须在科技创新上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如制定各项科技发展规划，在中小企业较多的地区建立各种科技园区，或者各种科技基地，为企业间进行交流提供平台，甚至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方面的咨询服务，带领企业走上科技发展之路。在科技创新方面，人才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还应该在为企业吸引人才上下功夫，技术产生于优秀的人才，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一些高科技人才优惠政策等方式帮助企业吸引并留住他们。
2.5.5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
所谓的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是指为中小企业提供例如：政策扶持、经营技术指导、融资服务、投资顾问、创新技术研发等等一体化服务的组织与机构，在我国，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政府，在体系中占主要地位，近年来，国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要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这一概念体现在面向中小企业上就如提供技术信息、融资与担保、企业间的交流服务等方面，这是政府在服务方面可以做到的；二是中介，中介可以由政府支持，辅助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做到更完善，更全面，一些必须市场化的政府无法干预的就可以由中介机构完成。在这几者的联合作用下，必定会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加蓬勃、健康。
3.经济法基础下的中小企业保护制度分析
3.1市场竞争中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未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大企业独大的不良发展态势，保护小企业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我们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竞争的合理性，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自由竞争是市场的本质属性，但是自由也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是相对的，法律的存在对市场竞争起到了规范作用，为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导向。中小企业的存在是作为市场的一个部分，他们与大企业一起保证了市场的运转，市场只有存在多种类型的竞争主体的时候，才能实现自由竞争，而出台各种法律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这一特点，保证自由竞争。在我国，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它诞生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和控制，直接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也保护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可谓是效果最显著的法律，顾名思义，反垄断法直接禁止了大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的垄断行为，保护了自由竞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1）严禁大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在市场竞争中针对价格方面进行的支配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2）为了达到市场支配者的地位采取的不当合并行为。（3）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4）限制竞争的横向限制行为。
3.2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3.2.1金融方面
中小企业的发展少不了财力的支持，所以怎样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制度支持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作用明显，只有有了畅通的融资渠道作为支撑，企业的发展才有动力⑩。中小企业的融资可以是直接融资也可进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企业面向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而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资本筹集，这种方式的资本是由如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通过存款等方式为企业筹集资本再通过贷款等的方式转移给企业的。怎样从制度层面上为中小企业的金融融资渠道提供支持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点：一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提供机构，目前，我国在金融体制的改革上要多注重中小企业一块，为他们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或者是开辟新的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部门，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强中小企业贷款的便利性。二是加强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这个体系的建设目前要多依赖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担保机构，或者是为中小企业的贷款设立专项用作承担担保的基金，然后由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负责运作，这样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也使得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险。
3.2.2税收方面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向各种群体或个体收取收入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财物的二次分配，其有着强制性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固定标准。正因为税收的这些属性，使得税收成为很好的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配置的一种手段，并且可以促进社会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在税收上，如果能善用其调节经济收入和支出的作用也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目前，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制度上，税收上可以制定优惠政策，这种方式对中小企业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在企业，税收是不小的一块支出，如果这方面国家可以进行扶持，那么会实实在在的为中小企业减负，也是中小企业比较乐于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资金积累，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从长远考虑，这种方式能取得双赢的效果，经过资本积累的中小企业会迎来更加长足的发展，发展的越好，税收自然也就越多。参考其他国家在税收上的政策，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征税比率的下调，可以通过下调中小企业税率10个百分点左右来进行税收优惠，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等。（2）直接减免税收，对于一些特别的中小型企业进行减免，根据经济形势，可以对比如进出口类型的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3）调高税收的征收线，对于征收的标准线进行提高，对于一些营业额等不及标准的企业可以减轻很大程度的负担。目前，我国对于税收减免政策上都没有形成法律形式，为了将这些政策更好的落实与发展，加强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明确的立法是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当然，这也需要更加系统的对于政策进行细致化的研究。
4.结语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最为典型的是石少侠教授提出的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
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概述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
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也有争论,如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两个特征:1.违法者对损失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2.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更多地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法人。有学者认为相互分离性、双重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2.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复合性;3.经济法责任具有直接、显著的社会公益性;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双重性;2.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3.功能因主体不同具有差异性;4.形式具有适用范围的特定性;5.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团体)责任。
我认为经济法责任应具有以下特征:1.责任目的的社会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上的反映,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的,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要求。2.归责原则的公平性。在过错、无过错和公平归责的选择中,经济法选择了以公平归责为重心的归责原则。区别于民法和行政法侧重于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作法,体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性特征。它是经济法追求经济公平的反映。3.政府责任的突出性。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是与调制受体相对的一方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要重视政府主体在履行调控或规制职能时对个体、群体、集体。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凸显政府责任。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为本位,改变了原来法律责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责任与义务对等性。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责任往往是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5.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应该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责任形式,但仅有这三种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新的责任形式存在。
三、社会责任的引入作为法律责任的第四种类型
民事责任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一方承担的责任;当行为人的行为引起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时,产生了刑事责任;而行政责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发挥效用时,才会产生的。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形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一)概念
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填补经济法法律责任承担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法主体之一的管理者,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的目的,而对经营者采取的一种限制性责任。它是以公平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对整个社会法律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有利于生产经营者的自治程度的提高,并会促进社会的法制进步。它和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一起,构成了经济法法律责任形式。
具体而言,社会责任的形式包括公示,歧视性待遇。公示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为大众所知,并且有一定的时间和范围的要求;歧视性待遇是经营者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的待遇不同于正常企业,比如,贷款利率要提高、某些优惠措施不能继续适用等等。另外,社会责任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经营者整改合格后的继续经营,就需要管理者的协助。这也是消费者对于管理者信任的表现,要求管理者自身能力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二)效果分析
如果经营者违反经济法相关规定,如采用价格垄断、搭售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采用偷税、漏税手段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管理者一方除了通过民事责任令经营者进行赔偿,通过刑事责任追究主管者刑事责任,通过行政责任对企业进行监管,还可以利用社会责任使得该经营者在合理期间内的失去一定的业务能力,使得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因为社会责任有公示性,对于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知情权大有裨益。
引入社会责任对于经营者而言也有有利的一面:首先,有利于加速经营者整改的速度。因为社会责任会影响其正常的业务,比如银行可以据此拒绝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率等等,只有尽快消除影响才能使企业重新获利;其次,有利于经营者消除之前的不良影响,重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现在的企业对商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商誉受损往往很难补救,如日本的福岛速食水饺公司、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都因此破产,因为失去公众的信任之后,即使进行改进,也很难再令公众产生信任。而社会责任是通过法律的公正性,认可其整改后的成果,帮助企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三)以南京冠生园为例,分析引入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2001年,南京冠生园食品厂(以下简称南冠)“以旧馅生产新月饼的事件”在业内外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2004年,曾经叱咤全国食品行业辉煌一时的南京冠生园走完了凄凉破产路。
当“陈馅事件”发生后,南冠被多部门联合查封,缴纳罚款,进行整改之后仍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导致这个1918年建立的品牌遭受了空前的信用危机。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品牌企业缺少的国家是否是一个损失?南冠使用不合格原料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定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才能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失去这样一个企业的代价时候过大?超级秘书网
如果引入社会责任,南冠在整顿的期间内,管理者会告知社会,此时南冠比正常企业低的待遇;整顿结束,管理者进行审查合格后,仍有管理者进行公示,如果管理者能够取得消费者的普遍信任的话,对于南冠的整顿结果,也应该产生信任的态度,南冠是否还会破产,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可以的话,既保存了一个老字号的商誉,又增加了大众消费的信心。
四、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引入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起构成经济法法律责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现在,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其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社会责任的制定部门、制定标准、执行机构、责任方式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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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11月19日报道金融海啸、跨国公司裁员，让瞄准外企的名校尖子生乱了阵脚。在一次次被用人单位招聘“调戏”后，他们发现还是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靠谱。然而，百万雄师都想挤过独木桥谈何容易，除少数幸运儿，更多人充当了“公务员考试的分母”，他们自嘲是“国考炮灰”。
何谓炮灰?按报道主人公周悦的话，“炮灰的意思就是做无用功，陪着冠军跑的人。”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超过了104万，而最终能捧上“金饭碗”的仅仅13566人，也就是说，有超过100万人将成为“炮灰”，淘汰率高达98.7%。由此可见，“炮灰”之说，尽管有些悲情，客观上却是一种实情。
“炮灰”一说的流行，反映了大学生求职的悲怆与无奈。按理说，公务员考试只是众多就业渠道中的一条，但由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具有户口、福利等安定职业的关键要素，这几年公务员考试一直都是求职热点，报考人数犹如芝麻开花，以至于今年中国残疾人组织建设岗位供需比达到4584∶1，夺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公务员考试实现就业简直是“华山一条道”，考上公务员无异于中了彩票。
“炮灰”一词，还暗示了一种渴望就业的焦虑情绪。就业问题原本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今年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谓难上加难。一方面，企业在校园的招聘需求大幅缩水，有些公司的校园宣讲会成为“形象宣传会”;而另一方面，今年毕业生总数将超过600万，广东省高校毕业生超过33万人，比去年上升4万人，如果再加上省外大学毕业生，将超过50万人在粤“找饭碗”。在僧多粥少的求职环境下，毕业生们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公务员考试只是在“就业无门”彷徨无助的时刻紧紧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摘要:依托农业科技活动开展的农业科技旅游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农业科技旅游的内容广泛,这种旅游活动具有三个层次的审美活动:一直蕴含了农业美学自身所具有的形式美、动态美、韵律美、艺术美;二是体现了美的创造者———劳动者以及劳动本身的人工美、功能美、技术美;三是农业美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美、时代美。
关键词：农业科技旅游美学审美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农业生态旅游的热潮,而农业科技旅游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现象是在已经取得辉煌工业文明成果的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希望回归自然的一种精神需求,是人们追求自然、崇高质朴的一种审美需求。所谓农业科技旅游就是依托古今农业科技发展的历史遗迹,现代农业科技景观设施等所进行的休闲旅游活动。当我们从审美角度去分析认识这种活动时,就能够发现,农业科技景观旅游的兴起是必然的。我国杨凌高新农业示范区发展计划局在对西安市民进行旅游调查显示,近40%的人有到郊区特别是田园风光景观旅游的愿望,有近35%的人有想亲自经历农耕和养殖作业的愿望,其余25%愿意到度假山庄去疗养。[1]同时,对于长期居住城市的人们,还有青少年来说,则更青睐既能受到美的熏陶,又能增长知识的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因之,对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活动进行审美观照,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是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
审美不是人类天生的禀赋,也不是人类在进入艺术领域后才增长的才干。审美作为人类特有的有意识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生而产生的。美产生于劳动,美的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直接呈现于对象的感性形式(色彩、线条、形体),在这些感性形式中凝结着人们的劳动和创造。这些形式成为人的智慧、灵魂和力量的标志,能唤起人们的愉悦而成为美的事物。因此,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美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用上述观点来观照古今农业科技就能发现,农业科技景观旅游的美学因子实则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农业美学本身,具有的形式美、动态美、韵律美、艺术美。二是体现了美的创造者———劳动者及劳动本身的美:人工美、功能美、技术美。三是农业美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美、时代美。人们在农业科技旅游中,能够深切体悟、领会农业美
学本身无穷的迷人魅力,同时,通过对农业科技的了解,认识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增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再次,认识农业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美学的发展,把握社会、科学、美学发展的规律,以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农业科技旅游可以提高对农业科技的认识,更好地发扬农业科学精神,进一步推进农业科技意识的觉醒和提高。这种农业科技活动,是人的社会实践的扩大,同时也是人们审美范围的扩大,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互动,自然而然提高了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在审美的同时,又受到思想的洗礼,知识的丰富,这就是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有异于它种旅游形式,是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必然地会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内我国旅游的又一个热点,且会越来越热。
二、农业科技景观的审美内容
农业科技景观是地球上的一种景观形式,它除了具有一般景观所具有的客观的地物、地貌特征外,它更是社会的一种空间,是人类生活的栖息地、生产劳动的场所,因之,它也就具备了视觉审美的内容。农业科技景观内容,从宏观上,所有与农业科技有关的地物、地貌和人群,都可包含于内,从微观角度分析,即以人的视觉所观察到的具体的农业科技景观,有水利、梯田、农具,技术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及其设施等,这些景观各自有不同的审美内容。
(一)水利设施的社会美、动态美
我国从古到今,有关水利建设的成果不可胜数,工程景观多有遗存。从远古的大禹治水,劈山导洪,古今之龙门,传为禹所开凿,今人睹之,亦称其奇。四川都江堰、京杭大运河,陕西关中农田水利,新疆坎儿井等均为天下名胜,近现代以来的长江三峡工程等大型水库,均为世上奇观。在技术上,过去自然条件的自流灌溉,到今天的节水灌溉,材料、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水利设施景观旅游,人们首先受到震慑的是它的社会美。当人们看到巨大的山峰被劈成两半,或滔滔大江被拦腰锁住,或暗河百里而清流欢腾,或“玉龙”随着人意而畅流不息,自会感叹人类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无坚不摧的。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才创造了我们今天的繁荣与进步。笔者曾于2003年参观了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对这一点感受颇为深切,曾作诗一首对其赞颂。诗云:“生民自居造化力,掘地饮水举世奇。雪水奔涌五千里,清凌润口兼沁脾。灌出良田碧似洗,育得果瓜含饧饴。我披骄阳饮此水,江山同醉花影迷。”这恰是这次旅游产生的效果。同时,通过水利景观的旅游,可以加深人们对水的认识。人们对水的传统的认识是人与水的对立,水只是一种物,随人处置,故或视其为洪水猛兽,排之去之,或视水为索取无厌的物,灌溉、发电、不加节制地利用之,浪费之,污染之。要说审美,水之美也仅仅成为哲学家思想家借水论人,诗人、作家借物抒情,画家、音乐家发泄牢骚的寄托物罢了。现在,环境的恶化使人们对水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亲水意识增强了,爱水护水,人与水和谐相处,通过水利科技景观,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设施的参观,更能很好地理解人喜择水而居和依水傍水的环境美,依供定需、量水而行的规律美,人水共处、相得益彰的和谐美。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其技术美亦令人叫绝。被称为“活的水利博物馆”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已有22600年的历史。它以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为其特色,位居成都平原顶端、岷江的出水口,居高临下,分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要工程。鱼嘴分水,飞沙堰泻洪排沙,宝瓶口进水,三者珠联璧和,协调运行,互相制约,饮水入田,分洪减灾。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都江堰工程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泄洪排沙的世界水利技术难题。由此可见,古代水利工程确实具备了科学美。
(二)梯田景观蕴含的韵律美、智慧美
梯田是“在坡地上沿等高线修筑的阶台式或波浪式断面农田”。[2]一般说来,在磅礴逶迤的山坡峻岭上修建的梯田,将巍巍山岭依起伏之势,劈山积土,累石为界,便形成了高阜之田,其平如盘,层层映绿。[3]是体现农业进步的一种科技景观资源。梯田景观在世界各地均比较引人注目,其有名的如菲律宾伊富山上,2000多年来一直沿山修筑水稻梯田,位于马尼拉以北250公里的安第斯山上的水稻梯田,它被誉为“当地土著……通往天堂的天梯。”世界文化委员会已将巴纳韦高山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从古至今,华夏儿女生生不息,辛勤劳作,开山劈石,垒土造田,在荒山秃岭上开掘出了梯田。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成就。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至少有1300年以上的开发历史,并至今持续使用和发展,以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共构人类生产生活空间的传统人居环境和农耕文明的典范,上百万亩农业生态奇观,既是人文景观,也是自然景观,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活动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古代科技、自然生态的巧妙结合的典范。当我们欣赏哈尼梯田时,一面面山坡,一道道山梁,一片片梯田,纵横交错,气势磅礴,让人惊艳,30多公顷的梯田世界是中国大陆的最神奇的景观之一。20世纪的最后一年,哈尼人为其千百年来创造的梯田奇观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各地,在中国各个历史阶段,都遗存有大量的梯田景观。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寨梯田,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几辈人数十年的艰苦劳作,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条件,人力造出的梯田首尾相连,层层依偎,高低错落,绵延不绝。当我们欣赏这些高低错落、蜿蜒在等高线上的田块时:观赏水田,则田如层境,波光粼粼,细瀑清泉,飞花溅玉,水车飞鸟,别有天地;观赏旱地,则绿波涌涛,千迭起伏,山随田动,田随山高,一派生机,尽奔眼底。此时,梯田形成的“蛇形线”沿山转,宽适当,长不限,绘的是“灵动”的感觉,这就是梯田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的韵律美。当然,我们观赏梯田,往往被劳动人民的力量所折服,被劳动人民的精神所震慑,越是条件艰巨的地方,劳动人民越能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奇迹,创造出新的生态环境,这就是梯田所带给我们的社会性的人工美。
(三)技术景观蕴含的技术美、功能美
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上,技术的发展往往成为农业科技发展的标志,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自由自觉的创造和才能、智慧、意志、情感等最直接、最集中地表现出来,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以至现代农业的发展,也证明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高,例如,精细农作技术的形成多熟制的应用,水利设施的多样等,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效率,也提升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知识层次。在这里,重点例说的是我国的天文历法知识。这种知识,在我国远古时代就非常普及。《尚书•尧典》有: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故“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4]《尚书尧典》有:帝“乃命羲和,钦差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远古时代,是民由渔猎而进入耕稼,因而仰视天文以测寒暑季节,以备衣食住行之需,农耕稼穑,皆侍观察昏旦中星。所以我国极其丰富的天文历史知识,为我国传统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候学基础。现在保存下来的北京古观象台,模仿元代仪器,制成筒仪、浑仪、浑象、圭表等,还有紫薇阁、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监制西式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象限仪、纪限仪、天体仪等。清乾隆初年戴进贤制作玑衡抚辰仪,这里有世界现存古观象台中保存最旧的连续观察记录。倘佯在这些古代人们精心发明出来的科学观测仪器中间,我们怎能不为其精巧绝伦而摄心动魄,感受到祖先的聪明才智,从而激发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呢?我国传统的历法,就是本着“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的原则设立的,所以年分十二月,又订立了二十四节气,还在一年中有许多与各地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节日,这些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当我们随着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来审视这些古代历法、节气时,便可体悟出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到何等发达的程度。当我们欣赏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四季花木,或历经春种夏收秋播冬藏各种农时时,我们在这种游览中体验到的是一种美的律动,美的演变,自当令人陶醉,从中我们看到了农业技术发展、应用的作用和魅力。
(四)农具演进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
在人类历史上,工具是生产技能的客观化,是科学技术的物化。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农具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肯定。我们在农业科技旅游中,去欣赏从原始农牧业到现代农业生产工具,除深刻地了解农业发展历史外,更能欣赏农具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我们知道,新旧时期的石器,便具备了砍砸功能,如现知最早的非洲奥杜韦文化的阿舍利手斧,一端较为圆润,适宜手握,一端锐利,适宜砍砸。我国山西丁村尖状器,也体现了这种双重需要。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了对称、圆形、椎形、方形等行制,同时又体现出光滑、比例和谐、均匀对称等美感要求。在传统农业活动中,我国农具丰富多彩,仅元代《王祯农书》所描述的农具就有200多种。在历史上发生重大作用的如曲辕犁、三角耧、龙骨车(翻车)等。各地都有多种多样的适宜当地农活的农具,无论从材料、形制、功能等方面,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不断地解放出来,才会发展到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农具的开发应用。我们说,人类从事生产劳动的直接动力是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但劳动工具的发明创造以及使用,却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由,使人从自己创造的成果———工具中看到现实对人的智慧、理想、意志和创造力的肯定,并由此产生愉悦的情感,因此,生产工具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逐渐获得了审美价值。所以,当今天人们在一些博物馆,特别是农业或农史博物馆时,在农舍小院看到各种仍在使用的农具时,当我们看到现代农机具的既有科学原理,又制造精美、使用便捷省力的特点时,我们便深深地获得了一种历史演进的审美享受。因此,我们在农业科技景观旅游中,对农具的形式美、艺术美的欣赏表现为:首先,审美的意义。人们制作农具,就是为了实用,而农具的外观的美一般要服从实用,所以,农具的外观就具有了形式美,例如整一、对称、均衡、比例、和谐、多样统一等,在实用的前提下,符合了普遍的形式美规律。其次,农具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设计师、能工巧匠在制作过程中,凝结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显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这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农具产品上直接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故而美便存在于其中了。再次,农具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有些转化为工艺品,用于装饰或者其他生活领域,如我国春秋时期用作身份地位区别的礼器圭、璧等,据考古学家考证,它们的前身就是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环等。而石铲则发展为玉铲,用于佩带,成了一种饰物。即使在现代,我们为了美观,给有些器物如儿童玩具手枪柄上刻上交叉斜纹等,也是这样,早先在真正的武器手枪柄上刻交叉斜纹是为了防滑,而在儿童玩具手枪柄上只起装饰的审美作用。所以。当我们发现农具的这种作用时,就使得其审美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五)现代农业科技景观中体现的时代美、技术美
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日新月异,这种变化速度快,涉及面广,与传统农业科技形成鲜明对照。在农业科技景观旅游中,我们能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即时代的流动性、革新性,并由此引起时代观念和审美需求的变化,这就使农业科技具备了时代美。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生产的根本性的变化,如设施农业(即大棚农业)改变了千百年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动植物克隆技术开拓了育种保种的新的领域,无土栽培技术把农业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中“解放”出来……这些无不闪烁着技术的光芒,同时也使我们从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活动中充分得到技术审美。在现代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具有代表性。在杨凌示范区的众多景点中,不同的景点分别代表了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最新水平,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设施,光、温、湿均采用电控装置,蔬菜花卉种植采用无土栽培,计算机自动控制滴灌技术,运用基质、水培等多种栽培方法展现了现代农业全新的发展模式。昆虫博物馆是国内展览面积最大、展出昆虫种类最多、展览档次最高、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昆虫科普基地。中国动物克隆基地集教学、科研、参观、游览于一体,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胚胎克隆山羊群体,有世界上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以及它们的“基因”传代。国际节水科技博览园荟萃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精品,体现了节水技术的丰富性、综合性、先进性。人工模拟降雨大厅是世界第二大规模的人工模拟降雨试验设施,能够非常逼真地模拟自然界的各种降雨情形。还有世界名优牛羊良种高科技繁育示范园拥有世界十大著名优良品种。中富绿色硅谷的克隆植物工厂化育苗、设施农业、自控温室以及各种名优特种质资源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农业高新科技已超乎人的想像,指示出人类可以一步步运用智慧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赢得更大的生命自由,并据此可以期望人类憧憬的美转变为惬意的生活现实,对高科技的美学诠释,就是人类本身潜能的自我审视和陶醉。同时,当下时兴的“农家乐游”人们也并不是一味去寻找原始的农村风貌乡俗,实际上也是对现代农业经营的一种观照和认识。我国的现代农业呈二元结构表现出来。其表现一,在同一家庭小规模经营体制下,传统的农业经验、技术与适用的农业机械、必要的农业技术设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等并存,依靠自然力、人力、畜力的传统生产技术与依靠机械力、生产力及社会力的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其表现二,同一农业生产区域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与较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或农业园区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这种二元农业技术结构,通俗地说,就是“镰刀+收割机”并存。故我国现代农业是一个传统农业与高科技农业并存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开展的“农家乐游”,可以使我们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鲜明的对比中,更清楚地领略现代农业科技的内容,从而提高旅游者的文化性,产生审美愉悦,同时受到教育,升华认识层次,收到审美活动“净化”心灵的作用,更深刻地认识现代农业科技的时代美、科技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各地迅速的兴起了农业科技游,而且我们相信,这种旅游活动也必将越来越广泛,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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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30年是中国旅游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山东省“关于提升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旅游强省的意见”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曲阜市也提出了“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后又更明晰的表述为建设“生态式旅游胜地、世界性儒学研究中心、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确立了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支柱产业的地位。纵观曲阜旅游总收入和GDP的时序变化，可以看出二者持续增加的共同趋势。就世界遗产地曲阜市的现状而言，作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圣地，知名度享誉世界。一方面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孔庙、孔林、孔府1994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拥有各类文物古迹300多处，其中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历代古建筑1300多间，古墓葬10万座，古树2万株，古代碑刻5000余块，各类馆藏文物达10万多件；另一方面曲阜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县级市，行政级别较低，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较弱，在山东省32个县级市中排名27位，虽然曲阜的经济增长较快，每年的增幅都在12%以上，但仍低于山东全省年均14%以上的增长速度，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支撑力较弱。在这样一个弱经济支撑的国际知名世界遗产地，旅游业和城市经济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旅游业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研究进展
国外对旅游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乘数理论（Archer，Fletcher）；旅游主导型经济增长假说理论，由Balaguer(2002)和Dritsakis(2004)分别通过对西班牙和希腊的实证分析得以证明，但Oh通过对韩国的研究得到了与假设不一致的结论；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理论（Ghali和Tosun分别验证了入境旅游对菲律宾和土耳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一直以来旅游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还是个备受争议的焦点论题，到底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约，是双向作用还是单向作用，国际上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我国关于旅游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10年起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文章数量有所增加，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纵观二十几年的研究历程，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如下特征：在研究内容方面，二者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包括从供给角度对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王兆峰等，2009；查芳，2011；钟高峥等，2012）和从需求角度对旅游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张丽峰等，2009；孙虹乔等，2011）；从旅游市场类型角度对入境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庞丽，2006；武春友，2010；黄伟力，2010；张晨，2009；蒋满元，2008；张丽峰，2008）、出境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雷平，2008）和国内旅游市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屠文雯，2008；赵磊，2011）。此外，还有单向分析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文章，通过测度旅游贡献率水平来衡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周四军，2006）。在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我国其他旅游问题的研究最初多集中于定性分析，我国的旅游与经济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其中VAR模型及相关的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虽然2006年以后才逐渐被采用，但应用最为普遍（杨勇，2006；和红，2006；赵东喜，2007；黄伟力，2010；瞿华，2011；罗文斌，2012；张娜，2012；杨建明，2013）。其次是空间计量模型主要用来分析不同区域旅游与经济关系的差异问题（王良健，2010；向延平，2012），而早期的文章多采用相关分析和灰色理论来说明旅游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陶金龙等，2004），此外还有查芳（2011）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范围看，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国际层面（雷平等，2008）、国家层面（和红，2006；罗文斌，2012）、省级层面（刘长生等，2008；屠文雯，2008；张娜等，2013）、市级层面（陶金龙等，2004；刘桂玉，2008）四类，其中还包括对市辖区的比较分析，如麻学锋等（2012）研究了张家界两区两县及其与全区之间的旅游业与国民经济高增长之间的区域响应性和时间同步性。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就全国范围而言，得到了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而就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则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不同城市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原因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需要对不同案例城市的进一步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已有的研究缺少从世界遗产地角度对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曲阜是我国45处世界遗产地之一，选择其作为案例城市对拥有优势旅游资源的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第二，现有研究案例选择的最小范围是地级市，缺乏对整体经济实力较弱的县级市这一级别城市的案例研究，曲阜作为这一行政级别的城市在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城市建设等方面有自身的特征。第三，本文旨在回答拥有优势旅游资源和劣势经济环境的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否有异于其他地方的特征等问题，为世界遗产地曲阜如何促进旅游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此现提出以下假设并进行论证：①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②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关系；③旅游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于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度。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旅游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而GDP是表征一个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1991-2013年曲阜市旅游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两组数据来样本来验证曲阜市旅游业与城市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原始数据来源主要是《曲阜市统计年鉴》（1991-2013），数据的预处理分为两步：首先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旅游收入和GDP指标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对两指标数据取其对数，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LnTOUR和LnGDP分别代表旅游总收入和GDP的对数，ΔLnTOUR和ΔLnGDP分别代表它们的一阶差分。
2、模型选定VAR
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每一个外生变量作为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主要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干扰项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利用VAR模型测度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步骤。
（1）单位根检验。在分析旅游总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对这两列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因为涉及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回归，可能会形成结果看上去非常好的伪回归(Granger&Newbold,1974),但是,如果在旅游总收入与经济增长两时间序列之间存在“一起漂移”或同步现象,则可能没有伪回归问题。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Eviews提供了6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其中应用较多的是DF检验(Dickey-Fullertest)、ADF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即增广的DF检验)和PP(Phillips-Perrontest)检验。本文将借助这三种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VAR模型估计。VAR模型由Sims于1980年提出并引入到经济学中，是用模型中的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通常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它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作为自回归模型的延伸VAR模型的分析重点在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变量的滞后结构。
（3）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用来检验一个内生变量是否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对待。它解决了变量x是否引起y的问题，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期是否使得解释程度提高。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函数。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当某一变量受到冲击时，也就是说受到干扰产生波动时，不仅会影响该变量本身，也会经由VAR模型的动态（滞后）结构，将这种干扰传导至系统内其他的变量上，其中，冲击或干扰就被称为脉冲。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分析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能够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
（5）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将VAR模型中每个外生变量预测误差的方差按其成分分解为和各个内生变量相关联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内生变量的冲击对用方差来度量的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内生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四、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世界遗产地曲阜市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短期内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曲阜城市经济也呈现增长态势，从相互贡献看，城市经济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较大，增长较快，得出以下结论：
（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曲阜市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假设被拒绝。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最佳滞后期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互为Granger原因，二者联系密切，假设?成立。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显示前四期经济增长对旅游业的影响不仅是正向的，而且促进作用快速增加，而旅游业对经济起到先下降再上升的负向阻碍作用，滞后4期以后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持续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作用较强，而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从方差分解结果得出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作用显著，但相对间接，所以影响反映相对滞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相对直接，影响反应迅速但贡献度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度大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假设?被拒绝。
2、政策建议
曲阜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以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前提，旅游业可以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城市经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曲阜市旅游资源优势突出，但旅游产业化水平较低，旅游的门票经济特征明显，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未能实现良性循环。针对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曲阜市旅游业的产业化水平，完善旅游产业链，充分发挥曲阜市旅游业的关联效应、波及效应和乘数效应等。首先，“孔庙、孔林、孔府”是世界文化遗产，必须依赖强大的旅游解说系统才能让旅游者体验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同时加快寿丘大遗址、鲁故城大遗址、尼山大遗址等的规划开发。
第二，调整旅游接待业的行业结构，建设高星级接待设施满足高端客人的需要，引入知名饭店集团连锁经济档酒店品牌，打造“儒家文化”主题的私人客栈。再次，丰富旅游产品类型，增加旅游演艺娱乐活动，提升杏坛圣梦等的演出水平和影响力。最后，加快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壮大优势产业，围绕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相关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支撑力。
第四，充分发挥文化品牌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的建设，提高曲阜文化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关键词：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广西旅游合作博弈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不断发展，全世界出现了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中国—东盟正是其中的一个。中国与东盟从对抗到合作，从昔日的冷战对手到如今的战略伙伴，跨越四十年的风雨历程，成功地把彼此的关系塑造成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国—东盟区域范围包括中国和东盟的10个国家：新加坡、菲律宾、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文莱、印尼、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合作领域涉及商贸、旅游、能源、医药等多个领域。
一、广西旅游业现状和资源特色
旅游业发展比较成熟，据广西旅游统计资料，2006年广西接待游客1707729人次，比2005年增长15.61%，其中国外游客突破1046687人次。[1]旅游外汇收入42312万美元，在全国排名第13位。[2]越南、泰国和新加坡是广西主要的入境客源市场。
广西旅游拥有优越的资源禀赋，以桂林山水为代表，兼有桂平西山、宁明山花园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31个省级风景区。风景区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为特色各不相同。根据各自资源特色，形成了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古迹为特色的桂北旅游区；以壮族文化、南亚热带滨海风光和边关旅游为特色的桂南旅游区；突出历史古迹、宗教文化、风景名胜和侨乡风貌的桂东旅游区；以长寿旅游和红色旅游为特色的桂西旅游区。
同时，广西还兼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广西与越南陆路接壤，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文莱等国隔海相望，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地理中心位置，拥有延边沿海优势，是传统上中国沟通东南亚的桥头堡。在交通建设方面，广西拥有公路、铁路、水路、港口及100多条国内外航线，不仅是通向西南的大通道，还是连接中国—东盟的大通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便利的区位条件，广西与东盟的旅游合作成为各方的最优战略选择。本文将在合作博弈的分析基础上，通过经济学意义的比较，来说明广西与东盟的旅游合作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的。
二、广西与东盟的旅游合作博弈分析
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作为政府组织也可以被视为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可以认为广西选择与东盟进行区域旅游合作必然要有利可图。同样，东盟各国选择与广西进行区域旅游合作时，也要有利可图，否则，合作经济组织不可能出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不可能存在。双方进行这种策略选择时，我们可以从合作博弈的角度来分析探讨。
（一）博弈模型构建
1、假设：①该博弈模型的参与者是广西和东盟各国，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参与者定义为A和B。A代表广西，B代表（i=1、2、3…10，代表东盟各国）。
②A和B选择互相合作时，都获得收益m；A，B都不合作时，都获得n,且m>n>0，即双方合作时都能获得高于不合作时的收益；A合作，B不合作时，A获得0，B获得s；A不合作，B合作时，A获得s，B获得0，其中s>m，因为不合作的一方可以节省合作成本，同时收获合作时的利益。
③在该模型中，只要双方都选择合作，则永远合作下去；一旦其中一方选择不合作，则另一方从下一阶段开始，总是选择不合作。且每一参与者在在重复博弈中得到的收益等于各自在所有阶段博弈中得到的收益现值，其贴现因子都为δ（0<δ<1）,模型中的收益解释为收益净值。
2、博弈的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
3、参与者双方的收益：
①一直合作时有
（i=A、B；j=1，2，3…）（1）
（2）
②参与者有一方在第t阶段选择不合作时，有
（3）
（t=1，2，3…）（4）
（5）
（t=1，2，3…）（6）
其中，Π1表示在t阶段选择合作的一方的收益现值，Π2表示在t阶段选择不合作的一方的收益现值。
（二）模型分析在上图中双方的支付矩阵里，如果这个博弈只是一个阶段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那么其纳什均衡为（不合作，不合作），即广西和东盟不实行旅游区域合作策略。从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解释为，如果双方合作只有一期，那么合作的成本高于不合作时的成本，会导致该期不合作时的净收益反而大于合作时的净收益。
如果双方决定合作且一直合作下去，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只要（6）式的值小于（2）式的值，即：，则任何一方不会选择不合作。化简该不等式，可得：，其中，s>m>n>0，故。因此：
①只要<δ<1，即可保证该不等式成立，此时，参与博弈的双方都会一直选择合作策略。也就是说，只要贴现因子δ足够大，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最佳策略是双方一直合作下去，当前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该结论是相符的。
②m的值变化会使δ的取值发生变化，当m增大时，δ会在更大的取值范围内满足合作策略的要求，当m+∞时，δ的取值范围为（0，1）；当m减小时，满足要求的δ取值范围也相应缩小，直到时，δ1。
③s变化时，δ值域也发生相应变化，当s增加时，δ值域缩小，直到s+∞时，δ1；当s减小时，δ值域变大，直到sm时，δ值域为。
④n变化时，δ值域随之变化，n增加时，δ值域缩小，直到nm时，δ1；当n减小时，δ值域变大，直到n0时，δ值域为。
其中，δ是贴现因子，跟银行利率有关。s是一方合作时另一方选择不合作策略的收益，m是双方都合作时的收益，n是双方都不合作时的收益，要保证合作一直进行，需要让m值足够大；m越大，即收益越大，合作的意愿越坚定。因此，在实践中，基于双方开展旅游合作的前提下，广西更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在实践中以合作为基石，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与对策，以期在合作中取得更大的m值。
三、广西旅游业发展的新思路与对策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广西旅游业一方面有着区域经济发展新环境，在广西—东盟合作体中，拥有更加宽阔的客源市场。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包括国内和国际竞争，并且对旅游产品质量和基础设施以及环境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所以，基于上述分析，在新的合作背景下，广西需要调整旅游业的发展思路，做好行业规划和规范，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发展对策。
（一）立足自身的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提高广西旅游资源的品位，树立优秀的旅游形象。
一方面，开发旅游新产品和保护现有旅游产品相结合。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旅游产品也同样面临着开发、成长、成熟和衰退期。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开发新产品成为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广西旅游业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旅游业还在起步阶段，而早期发展旅游的地区，如桂林已经出现部分产品进入市场衰退期，面临着淘汰出市的危机。因此，各地要根据自身状况合理开发新的具有特色的产品，以保证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树立优秀旅游区的良好品质形象。同时，在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现有的旅游产品，尽可能地延长每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达到利润最大化。
另一方面，调整和优化广西旅游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是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结构化。旅游业是一个高关联度的产业，本身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部门，同时又能带动多个其他产业的发展。从总体上说，广西旅游业还处于粗放型阶段，应该加强产业建设，引导产业向集约方向发展。一方面，要加强产业间的内部联系，根据“木桶原理”使最短边与其他边一样长，发挥整体的优势；另一方面，改变单纯的以扩大规模和投入为发展旅游的手段，充分利用资源，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
（二）充分利用中国—东盟的合作平台，整合区域资源，深度开发客源市场。同时“泛珠三角洲”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力，在基础设施和通道建设方面形成独特的旅游营销模式。
1、加强与东盟各国的旅游交流合作以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平台，每年在南宁举办一次广西—东盟高层旅游论坛，在博览会期间举办广西国际旅游展，将其作为博览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吸引东盟各国旅游部门每年都来参展；每年组织一次到东盟的大型旅游宣传促销活动，每年邀请一次东盟国家的媒体及大型旅行社来广西考察、采访，以扩大影响，扩大旅游促销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2、加强广西与东盟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加强广西与东盟，特别是与中南半岛各国的旅游合作，合作圈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迅速跟上步伐，尤其是旅游通道的建设。
陆路方面目前广西已有一条铁路与越南连接，但未与整条泛亚铁路连通，与东盟其他国家的铁路连接还处于空白，因此可以规划建设：一南新公路，即南宁—河内—万象—曼谷—吉隆坡—新加坡高速公路，可沟通我国华东、华南一带与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二是南金公路，即南宁—东兴（越南芒街）—越南下龙湾—海防—南定—胡志明—柬埔寨金边，连接泰国的亚兰，沟通印度支那半岛，可沟通中国与印度支那3国的旅游合作；三南新铁路，贯通南宁—河内—胡志明—金边—曼谷—吉隆坡—新加坡；四南（宁）—仰（光）铁路，线路走向为中国南宁—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清迈—缅甸仰光，途经中、越、老、泰、缅5国。
海路方面，广西现有北海港、防城港、钦州港3个沿海港口，已开通北海至越南下龙湾和防城港至越南下龙湾两条海上旅游航线。随着广西与东盟各国旅游业的发展，应尽快完善北海、防城港至越南下龙湾的海上航线；今后还应开辟远距离海上航线，如广西至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海上航线等，真正实现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战略。
航空方面，开通南宁至胡志明市、曼谷、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的正常国际航班以及到马尼拉、万象、金边的包机航线；开通桂林至马尼拉、雅加达、河内等城市的空中航线，以形成中国南方与东盟合作的国际航空网络。
3、改善和保护资源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广西要根据旅游资源特色，筛选优质项目进行包装后推出，招商引资，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东盟国家的资金投到广西旅游业。同时，广西也积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条件较具备的东盟国家投资旅游项目或接待设施，接待中国到东盟旅游的客人，创造经济效益。
中国与东盟应考虑建立像欧盟“申根协定”一样的签证制，即广西应该向国家争取在广西口岸对东南亚国家的游客试行类似于香港到深圳的便利签证，至少是实行落地签证制度，这对广西开展与东盟的旅游合作也将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旅游业正日益受到各国各地区重视，其综合社会效益和拉动作用已被证明，而区域旅游合作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旅游合作为广西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旅游合作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我们期待广西在合作背景下，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加强合作区之间的旅游交流，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客源市场，使旅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为广西的经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news_detail/newsshow.aspid=A200736105703942096
[2]/news_detail/oldshow.aspid=a2007361123139751
[3]彭得成.论中西部旅游资源开发的资本市场战略[J].旅游调研,2000(7),32—35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法;生态经济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recycleeconomy)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实施循环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拓宽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循环经济”的主要概念,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要着眼于生态效率｡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发挥物质的可循环利用性,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循环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清洁生产,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效率;第二,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要求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和生态化｡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核心的资源与核心的产业,成为生态工业产业链中的主导链,以此为基础将其他类别的产业相连接,组成生态工业网络系统｡
二、循环经济制度的国外立法概况
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循环经济制度,是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此项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中,加倍地体验了环境破坏和污染的苦果｡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制定了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和家庭电器循环利用､化学物质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1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八项循环经济法律,其中《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母法,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根据相关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通过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循环经济法律｡
美国1965年于第一次将废弃物综合利用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1986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回收法》,其中包括了循环利用的内容,是目前世界上比较详细､完整的一部法律,在美国的固体废弃物管理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美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
德国1986年颁布了《废弃物限制及废弃物处理法》,发展方向从“怎样处理废弃物”的观点提高到了“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国民义务｡1996年提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把废弃物处理提高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高度,并建立系统配套的法规体系｡
另外,1992年,韩国开始实施“废弃物预付金制度”,即生产单位依据其产品出库数量,按比例向政府预付一定数量的资金,根据其最终废弃资源的情况,再返回部分预付资金｡2002年,韩国将“废弃物预付金制度”改为“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即从限制废弃改为再利用｡
此外,在北欧､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加坡等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多部单项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创建
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2000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公布,启动了我国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步伐,这是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良好开端｡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中也有此方面的规定｡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规章,主要有:《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完善现有综合利用政策几点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新建和扩建工程实行“三同时”的若干规定》､《1989-2000年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纲要》､《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冶金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化学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能源部粉煤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现行的这些政策､法律､法规为规范我国循环经济的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因此,该方面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重点应做好以下几面的工作:
(一)将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经济道路的内容写入国家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一个部门法都必须在宪法的指导下制定｡将在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循环经济制度写入宪法,是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最重要的环节｡经济发展同资源与环境保护是密切关联的,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环境､资源､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其他环境立法与政策中得以体现｡
(二)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和相关法律
首先,开展“循环经济”的立法调研工作,在条件成熟时,由国务院所属的相关部门同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先出台促进循环经济立法的相关管理条例,进而从制定《循环经济法》开始,明确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宗旨､基本原则｡尔后可通过制定一个相关法律群落来连接循环经济法的链条作为过渡,最后逐步建立与完善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对环境污染行为征税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之策｡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环境行为或产品课税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依赖于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加紧制定《环境污染税法》,更好地运用税收杠杆来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调整､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把发展循环经济与其他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结合起来,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等｡确立循环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给予比较具体的优惠政策和推动措施｡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律､法规,缺乏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下的原则性指导与具体规定,呈现浓厚的污染防治色彩,应予以调整和修订｡另外,加紧制定推动循环经济实施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循环经济的引导性政策,使政策和法律､法规相配套｡
鉴于我国的国情以及现有法律体系结构和环境立法传统,照搬､照抄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是不可行的,只能根据我国循环经济的立法现状,在有关层次上结合国情,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创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使我国的经济走生态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健,阎淑萍,苑清敏.论循环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J].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2]毛寿龙.迈向绿色的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与环境保护的初步分析[C]//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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