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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十年代初日本开始工业化生产冷冻鱼糜以来,冷冻鱼糜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开发研究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三十多年来,虽然其生产工艺未发生重大的变化,然而在生产方法和使用的设备上还是有了不少的改进和完善,具体表现为对采肉方法、漂洗形式和脱水设备等进行了开发研究。根据漂洗和脱水这两个工艺过程中所使用设备的工作原理改用由一次管道式槽和许多U型管道组成的漂洗装置,再用倾析式离心机使鱼肉和水初步分离,达到预脱水的目的。采用这一工艺后,漂洗水中固形物的损失就比较少,从而提高了鱼糜的产量,也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使用马鲛鱼为原料,采用去头去内脏后部分,清水洗净,再按下面两种不同的工艺进行处理。
传统工艺:采肉一次漂洗回旋筛脱水二次漂洗回旋筛脱水三次漂洗回旋筛脱水精滤螺旋压榨机压榨脱水。
新工艺:采肉线型混合器漂洗管道式滞留室漂洗倾析式离心机预脱水精滤螺旋压榨机压榨脱水。
1.2测定方法
1.2.1固形物含量的测定称取一定量的鱼糜,采用直接干燥法进行测定。
1.2.2凝胶强度的测定将各种鱼糜解冻,加入3.0%食盐,擂溃30min,灌肠后于90℃加热40min使之凝胶化,将样品切成直径2.6cm、高度1.3cm的圆柱体,于NRM-1002A食品流变仪上测定。
1.2.3白度的测定用ZBD型白度仪测定,将工作白度标准板放在试样座上进行白度校正,然后将样品放在试样室测定。
2结果与讨论
2.1漂洗工艺的特点将马鲛鱼用二种不同的工艺处理,比较在不同工艺阶段对漂洗液中固形物回收率的影响,见表1。
由表1可见,在传统工艺中,鱼糜经三次漂洗后固形物损失了29.29%,而经精滤和压榨后,又有16.14%的固形物损失掉,也就是说,总共有45.43%的固形物将在加工中流失掉。其中,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固形物是在漂洗中流失掉的,而漂洗中固形物的流失又集中在回旋筛的预脱水过程中。为进行预脱水以便于下一次漂洗的有效进行,在回旋筛的圆筒中分布大量直径为0.4mm的小孔,这是造成固形物流失的
表1不同工艺对漂洗液中固形物回收率的影响
工艺标准鱼糜重量(kg)固形物重量(kg)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回收率(%)
传统工艺鱼糜
第一次漂洗
第二次漂洗
第三次漂洗
精滤后
脱水后
鱼糜
50
72.39
72.45
72.02
72.0
33.74
50
8.49
7.65
7.10
6.00
5.33
4.63
8.46
16.97
10.60
9.75
8.33
7.39
13.72
16.92
—
90.12
83.68
70.71
62.78
54.57
—
新工艺一次漂洗
精滤后
脱水后
86.52
81.26
36.14
8.04
7.25
6.06
9.30
8.92
16.77
95.09
85.70
71.63
主要原因。而改用新的漂洗和预脱水设备后就能有效地降低固形物的流失,由于这类漂洗设备的内部是一个线型混合器,鱼肉和水可在混合器内得到充分的搅拌混合,然后直接输入由许多弯管所组成的滞留室,在滞留室内,随着水流的快速运动,鱼肉颗粒周围产生了小的湍流,从而使鱼肉与水之间进行了充分的交换,可有效地使鱼肉中不需要的水溶性蛋白质和色素等成分溶出。由于这一新工艺中不使用回旋筛预脱水的方法,因而固形物的流失就很少,只有4.91%,比相应的三次漂洗中固形物的损失下降了24.38%。此外,在这一新工艺中,用水量上只比传统的漂洗工艺中一次漂洗用水量稍多一些即可,即鱼肉对水的比例根据不同鱼种控制在1∶6~8范围内,基本上能起到传统工艺中三次漂洗的效果,因而大大减少了用水量,节约了能耗,降低了生产成本。值得一提的是,滞留室的管道还可根据鱼种和漂洗要求的不同而在长度上予以调整,即漂洗白色鱼肉或新鲜鱼可缩短管道,而漂洗血红肉或鲜度稍差的鱼可加长管道,所以这套设备使用方便,尤其适合新鲜原料鱼的加工,因为原料鱼越新鲜,漂洗因素对凝胶强度影响就越小。
2.2倾析式离心机的作用
倾析式离心机的结构如图2所示,用于对漂洗鱼糜进行预脱水,使鱼糜中的固形物与水能有效地分离。
从倾析式离心机的结构来看,它能起到使鱼糜预脱水的作用。固形物在螺杆的转动下被送入狭窄的一端出来,而漂洗水部分则流向相反的一端出来,比较二种不同工艺在精滤后固形物的损失,新工艺中固形物的损失比传统工艺要低22.98%,说明经倾析式离心机预脱水比传统工艺中三次回旋得预脱水对固形物的回收率要高。这主要是因为这类离心机使鱼糜中的固液两相分别从二端出来,其液相中虽能带走一部分固形物,但流失量还是较少,而在回旋筛中,则一部分固形物转出水一起从网孔中流失,所以传统工艺中三次漂洗后的预脱水将使固形物的流失大为增加。从数据结果分析看,用倾析式离心机预脱水其固形物的损失率仅相当于第一次回旋筛预脱水的结果。所以,倾析式离心机在鱼糜生产工艺中的最大作用就是大大降低了固形物的损失,值得推广应用。
2.3鱼糜制品的凝胶强度
将传统的经一、三、五次漂洗和新工艺漂洗后的鱼糜制品的凝胶强度列于表2。
表2凝胶强度的比较
样品漂洗一次漂洗二次漂洗三次新工艺漂洗
凝胶强度(g.cm)195115230217
由表2可知,采用新工艺漂洗后鱼糜制品凝胶强度与二次漂洗的效果相同,仅比三次漂洗的结果下降5.6%。因此,新工艺对凝胶强度稍有影响。
2.4鱼糜制品的白度传统漂洗和新工艺制备的鱼糜制品的白度如表3。
表3白度的比较
样品漂洗一次漂洗二次漂洗三次新工艺漂洗
白度50.253.355.252.6
由表3可知,新工艺漂洗样品在白度上仅比三次漂洗低4.7%。因此,对白色肉鱼类更合适些。
3结论
综上所述,新工艺是一项值得推广的技术,尤其适合于一些新鲜度较好的白色肉鱼类鱼糜制品。
参考文献
【关键词】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正交设计
萘普生(naproxen)又名消痛灵,化学名为(+)-α-甲基-6-甲氧基-2-萘乙酸,为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其疗效确切,耐受性好,副作用较少,是目前临床上解热止痛药中较为理想的药品。
目前萘普生流通于市场的基本剂型有片剂、注射液、栓剂、胶囊、颗粒,收载于中国药典05版第二部[1]。制成传统剂型的优点为:口服吸收完全,起效快,生物利用度也高。但由于其分子中羧基的存在,对胃刺激性较大,常引起出血性溃疡等不良反应,同时存在肾及肝损害。故本研究将萘普生制成β-环糊精包合物[2],以改善其在水中的溶解度,促进吸收,并降低口服后对胃黏膜的刺激,以提高其临床应用价值。
1仪器与试药
1.1仪器SHIMAZU-UV245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AB265-S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恒温磁力电子搅拌器(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RS-8G智能溶出试验仪(天津大学无线电厂)。
1.2试药萘普生对照品(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00198-200403),萘普生原料药(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惠赠,批号0710120),β-环糊精(上海化学试剂公司,批号T20010308),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2实验方法与结果
2.1检测波长的确立分别对萘普生对照品、β-环糊精的氢氧化钠溶液在200~600nm范围内进行全波长扫描,在330nm处萘普生对照品溶液有最大吸收,β-环糊精及溶剂均无吸收,与文献报道相同[3],故确定330nm为检测波长。见图1、2。
2.2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取萘普生对照品5mg,用0.1mol/L氢氧化钠溶液配成0.2677g/L的溶液,再用相同溶剂稀释成浓度分别为0.2008g/L、0.1606g/L、0.1004g/L、0.0803g/L、0.0402g/L的溶液,在330nm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D)为纵坐标,浓度(c)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c=0.1631D-0.01406(r=0.9998,n=6)。结果表明,萘普生浓度在0.0402~0.2677mg/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3原料药纯度测定精密称取萘普生原料药5mg,计3份,分别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氢氧化钠溶液适量,振摇使溶解,定容至刻度,摇匀。在330nm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其纯度,结果:其平均纯度为82.93%,RSD为1.81%。
2.4包合物的制备根据文献[3],按处方比例称取β-环糊精适量,在一定温度下制成饱和水溶液;另称取4.6mg萘普生,用少量无水乙醇溶解;恒温搅拌下将萘普生乙醇液缓慢滴入β-CD饱和溶液中,滴毕,继续搅拌一定时间,得白色混悬液,停止搅拌,冰水浴冷却,置冰箱中冷藏16h,抽滤,用适量乙醇、水洗涤,将滤饼于60℃真空干燥,即得。
2.5萘普生-β-CD包合物的定量分析称取包合物,记录重量。按式〔收得率=M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Mβ-环糊精+M萘普生)×100%〕计算收得率;精密称取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约10mg,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氢氧化钠溶液,振荡,超声10min,使之充分溶解,定容,摇匀,在330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利用回归方程计算样品溶液中萘普生的含量,按式〔包合率=M被包合的萘普生/M投入的萘普生×100%〕计算包合物的包合率。
2.6正交设计为寻求最佳包合工艺,根据文献及初步筛选的结果,β-环糊精与萘普生的用量比例、搅拌时间、包合温度3个因素对包合物的包合率有较大影响。因此选择上述3项为考察因素,每因素各取3个水平,因素水平安排见表1。表1因素水平表
2.7工艺筛选指标的确定包合率是衡量包合效果的重要指标。包合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因而权重系数定为0.7;收得率在大生产中也很有意义,在β-环糊精和药物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收得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故收得率作为次要筛选指标,权重系数定位0.3,将包合率和收得率的综合评分作为工艺筛选的指标。公式为:综合评分=萘普生包合率×0.7+包合物收得率×0.3。
2.8正交试验及结果根据表1,选择L9(34)正交设计表(表2),按上述方法进行9组实验,每组平行3次,共制得27份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并测定包合物收得率及包合率,结果见表2。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影响萘普生包合因素主次为A>B>C,最佳工艺条件为A1B1C1,即萘普生与β-环糊精的比例为1∶1、包合温度70℃、搅拌时间0.5h。表2L9(34)正交试验结果表表3方差分析结果
2.9包合物物相鉴别β-环糊精包合物的鉴定方法有相溶解法、薄层鉴别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和热分析法等方法。本实验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进行物相鉴定。将萘普生、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β-环糊精的氢氧化钠溶液分别做紫外扫描,扫描范围为200~400nm。结果表明,萘普生已经与β-环糊精形成包合物。见图3。
2.10验证试验称取萘普生原料药6mmol,按照以上实验结果所得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最佳包合工艺,即萘普生与β-环糊精的比例为1∶1、包合温度70℃、搅拌时间0.5h,共制成3份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并求得其包合率及收得率,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该法简便易行,重现性好。表4验证试验收得率和包合率统计表
3讨论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的工艺进行筛选。确定最佳包合条件为:萘普生与β-环糊精的比例为1∶1,包合温度70℃,搅拌时间0.5h。并在此条件下制备了3批包合物,其收得率和包合率分别为(52.93±1.08)%和(85.44±1.82)%,工艺简单可行,且重现性好,得到的产品细腻均匀,质量容易控制,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包合时间可影响包合率,但0.5h包合率最高,分析原因可能是,当包合物形成后,继续搅拌可使一部分包合物溶解于溶剂中,产生平衡,而使收率及包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二部[s].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644-645.
关键词:公共利益;现代公共;公共管理;管理本质
Abstrac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usuallyhastwokindofentirelydifferentstandpoints: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andpublic''''sstandpoint.Standsin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takesthepublicinterestspokesmanandvindicator''''sPublicsector,howcancarryontheeffectivemanagementtothepublicaffairs.Standsinpublic''''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howcanthecitizenobtainthethingwhichfromgovernmenttheretheyneed”(thenote:HowardFrant:UsefultoWhom?PublicManagementResearch,SocialScience,andtheStandpointProblem,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2,1999,p.324.).
keyword:Publicinterest;Modernagepublic;Publicadministration;Managementessence
引言
显然,这两种立场都没有脱离公共利益这个核心问题:前者以“公共部门如何实现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焦点;后者以“公共利益是怎样被实现的”为焦点。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前一种主张所说的公共利益多半是抽象的,而后一种主张则意指现实的公共利益,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事实上,研究公共利益时有两个关键问题不容回避。第一,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虚幻的)还是现实的(具体的)?第二,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一致吗?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在区分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概念差别的基础上,界定公共利益的本质内涵;进而力图阐明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3.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2.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三,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同时,以公众为立场并不代表公众只是被动的、挑剔的消费者,因而也并不是与公共管理主体相对立的群体。既然公众可以从公共物品中“共同受益”,他们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除了以税收等方式集体地购买不特定的公共物品之外,公民参与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集体表达利益需求的途径,也是与公共管理主体合作从而降低管理成本的方式。
随着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许多公立医院已实行药品零差价,医院不能再从药品上取得任何收益,医院将面临药剂部门及物资管理部门费用的负担问题。然而地方财政补贴有限,医院不得不重新思考存货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在设备投入经费上不足,医院要想发展的更快更好,也不得不考虑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处于公立医院资产管理中心环节的存货,药品和卫生材料已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30-40%,较小的医院比例会更大。公立医院必须挂网招标采购的药品价格常常为最高限价,各个供应商报价惊人的一致,致使药品成本价难以降低。因此,怎样用最少的资金做好后勤保障,通过规范采购保证物资的安全,通过合理用药提高社会效益是公立医院不得不认真思索的问题。管好、用好存货资产,加速存货周转,保证供应链的顺畅,对促进公立医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
二、公立医院存货管理的主要内容
公立医院存货管理的重要环节包括计划、采购、结算、库存、消耗五个环节,公立医院通过科室请购,形成采购计划单,再按计划单组织采购,经库房验收合格后进行货款结算,再通过医疗服务活动耗用药品材料等库存物资,最后收取医疗费用弥补成本,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活动。计划作为供应链环节的起点,是物资配置是否得当的具体体现。合理有效的存货配置,既能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又能安排好资金运用,提高存货周转率。因此计划数量应是必须的、恰当的、经济的。各科室根据自身的业务活动需要填制请购单,交物资管理部门,物资管理部门在充分了解家底的情况下,对确需购买的物资填报采购计划单报分管领导审批。采购部门根据领导审批的采购计划单组织采购。采购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相关采购规定。公立医院药品必须实行挂网采购的应挂网采购,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必须认真执行政府采购。采购过程中坚持四比原则,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比信誉,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物资采购入库应严格按规定组织验收,核对生产厂家、品名、规格、型号、生产日期等事项,确保与所订购物资一致。验收入库后,及时将结算发票、随货同行联、计划采购单、入库单、验收单、合同等单证交财会部门入账并办理货款结算。同时,通知各请购科室前来办理领用手续,以保障各科室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物资管理部门应随时掌控物资库存动态,物资库房应做到分类清晰、摆放整齐、入出方便,注意防霉、防潮,设置近有效期的预警提示以及常备存量不足的预警提示,减少存货过期失效,霉烂变质损失,保证常用物资的经济库存量。各科室按需领用物资,通过收取病人的医疗药品费用弥补物资消耗成本,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为医院发展积累资金。可见,只有抓好、管好存货上述五个环节,才能实现存货资金使用的科学合理,安全高效,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
三、公立医院存货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存货储备过多,资金积压严重
出于业务工作考虑,各临床、医技科室总是希望随要随取,总是希望物资管理部门储备更多他们需要的物资以满足他们医疗上的需要。院领导也担心因物资供应不足问题导致病员的流失,所以也要求物资管理部门储备较多的物品,这往往导致资金在存货上占用过多,存货成本加剧,物品过期失效浪费较大。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公立医院,资金需求本来就大,大量的存货势必减弱投资力度,甚至影响资金链的顺畅。另外,各临床科室滥用进口、高档药品,也增大了病人负担,加大了病人人均医疗费用水平,影响到公立医院社会效益的提升。
(二)管理认识不足,人员配备不当
存货管理工作因属于后勤保障工作,公立医院对此均不太重视,而将管理重点全部放在临床医学上。人员配备也总是随意用一些其他科室闲置人员担任。这些人员常常不具备电脑办公软件知识,或不具备物资管理专业知识,工作效率低下。往往造成存货账实不符,核查起来耗时费力。
(三)内控制度不严,资产损失较大
公立医院内控制度不严,管理、计量方式的不科学造成物资管理部门人员采购、验收、发放的随意性,账实差距过大,导致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发生,同时,责任心的淡漠,也会造成过期积压现象严重,形成资产损失。
(四)科室配合不到位,阻碍工作进程
物资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配合不到位,例如与财务部门的配合不到位:有许多物资到库验收后,由于结算凭证未到,常常没能将物资采购入库单交财务及时入账,往往造成库房已入账而财务未入账现象,形成资产账实不符,时间长了对起账来也比较困难。与请购科室配合不到位:物资到库后未能及时通知科室领用,造成存货积压,同时也耽误病人治疗。
四、完善公立医院存贷管理的建议
(一)强化存货管理意识,树立职工责任心
公立医院应加强职工专业技能的培训,物资管理人员应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知识,通过用计算机软件管理库存物资,进行数量金额核算,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信息化平台,设置相应预警提示,实现实时管理;通过职业道德强化,树立职工爱岗敬业的责任心,减少物资差错及过期毁损情况的发生。
(二)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保证物资安全
公立医院应建立健全存货的内控管理制度,明确规定采购计划的编制、审批、采购方式的确定、供应商的选择、验收入库、履约付款、仓储保管、领用发出与计量、处置损溢等环节的控制要求,明确职责权限,确保全过程得到有效控制。纳入政府采购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范围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确保物资使用的安全。减少物资耗用的浪费,提高存货的使用效益。
(三)建立定期盘点与不定期抽查制度,确保存货账实相符
公立医院存货管理部门至少每年末应对存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由财务部门进行监盘。平时可采取不定期抽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查明原因,完善相应控制措施。物资管理部门月终应到财务部门核对账目,看看物资部门的购销存录是否与财务部门一致,并分析查找不符原因,针对不符原因完善相应控制制度。对于已入库,月末结算票据仍未到的款项,可与财务部门商定先以除发票外的其他单证进行入账处理,财务部门可设置相应应付账款明细账进行专门核算,等结算发票到了,作相应调账处理。这样,物资保管部门的物资明细账与财务部门物资大账金额就会完全一致。
(四)探索最优存货管理办法,确定经济库存量
公立医院在经营过程中,存货过多必然增加管理成本,并且加重医院财务负担;存贷不足则会影响医院正常医疗活动的开展,不能满足病人用药的需要结果是留不住病人,导致医院经济效益直接下降,最终导致社会效益的降低。因此存货应该遵循“定额管理,合理使用,保证供应,加速周转”的原则,实行“计划采购、定额定量供应”的管理办法,合理确定储备定额。对于低值易耗品采取“定量配置、以旧换新”等管理办法,做好低值易耗品五五摊销法下的管理工作。根据常用、特殊、急救用的不同特性分别确定安全存量。在满足临床开展业务工作的需求下,努力降低存货成本。
(五)建立与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物资供应保障
为了保障物资供应的顺畅,公立医院应和供应商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条件允许的话,可按不同类别的药品耗材与货源足、信誉度好的商家签订长期供应合同,优先满足医院常用药品耗材、特殊药品耗材、急救药品耗材、一般性药品耗材的供应。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医院可作出收货后多久结清款项的承诺。这样,院方的物资得到了有力保障,就不必储存太多的物资了,结余下的资金可用在其他设备项目投资上,以提高医院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六)推进业绩考核,实施奖惩制度
[关键词]议程设置;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效果;政策宣传
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大众传媒的重要职责,是影响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趋成熟,大众传媒对舆论的影响力更大了,“现在,新闻媒介(报刊、广播、电视)已成为政策传递中‘一竿子插到底’、信息衰减或失真最小的主渠道”。⑴对大众传媒来说,能否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党的政策和策略,始终是问题的关键。而议程设置论对大众传媒进行政策宣传,搞好“舆论导向”则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将就议程设置论的涵义,议程设置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与限制以及正确运用议程设置论进行政策宣传作些出粗浅的探讨。
一、正确认识议程设置论
议程设置论是美国传播学者麦康于己于人1972年首先提出的一种直接探讨媒介如何引导公共形成舆论或转变已有舆论的理论假设。其中心思想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或问题,依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大约在议程设置论提出的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和传播学者分别依据自己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社会现实建构理论”,事实上这一观点可追溯到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学》。这两种从不同角度略有不同的假设具有“神似之处”。⑵
我国传播学者郭镇之在回顾了议程设置论这一理论假设将近30年来的研究进程后认为:“议程设置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效果,获得了大量的验证,说明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这种效果具有潜在的歪曲‘图像’的危险,但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⑶既然媒介的议程设置及其效果是一种客观的媒介功能,那么就非常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客观功能的作用、条件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充分、适当地运用它达到既定的宣传党的政策进而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相关性是传媒宣传政策和引导舆论的前提与基础。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建立在公众与自身经验以外事物直接体验的基础上。于是大众媒体得以每日每时提供人们身外许多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从而满足公众认识世界的精神需要。因而,公众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舆论,除了人际传播的影响外,基本受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控制。该理论假设第一提出者麦康通过研究和分析认为:大众传媒经过连续的新闻选择与,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在媒介的议程和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⑷这一理论假设在以后许多规模更大、相关问题更多的条件下,屡次被证实。
议程设置的效果不仅存在与媒介公众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不同媒介之间。较大的通讯社和威望较高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往往为众多较小的媒介设置了议题,记者或编辑个人作为把关人的作用实际上也无形中受到消息来源的影响。这在我国表现也很突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及媒体和新华社这一国家通讯社对议题设置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往往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联合行动,就从整体上覆盖了人们感知环境的范围,从根本上影响了舆论的发展方向和强度。
如果将媒介报道和其他内容总体上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和氛围,那么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它们会无形中给公众议程带来某种新的观念或设置某些新的议题。这种宏观的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强大的。
这就为媒介正确宣传党的政策,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可靠的提供和依据。
二、议程设置产生效果的条件及其限制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间的因果关系,仅为媒介宣传政策和引导舆论提供了前提和依据,要使政策得到有效宣传,有使议程设置能够对舆论发生作用尚需要一定条件。麦康和肖在研究中曾指出,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与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当时人际交流的情况、不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影响的状况;并非媒介报道的所有议题都会紧接着在公众议程上显示出来。也就是说,很多具体情况会减弱或增大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另两位传播学者帕姆格林和克拉克在一次媒介调查中又发现,地方一级的媒介与全国性媒介相比,其议程设置对舆论影响力要逊色得多。他们认为,地方的人际交流和亲身观察,以及许多偶发原因,都会减弱地方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力。⑸另一位学者金的调查也表明,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在涉及较为宏观的社会整体方面的问题时最为显著。这主要因为,人们认为经过切身体验认识到的东西是可靠的,外界的灌输一旦受到自身体验的质疑,其影响就会大打折扣。对于超出自身接触范围的远距离的或宏观的问题,不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时间在媒介的议程设置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萨尔文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开始呈现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在新闻报道以后的5-7周,对公众议题冲击最大的时刻是在出现这类报道之后的8-10周。伊顿的研究也发现,当公众对某一问题看得很重要时,媒介的近期报道较之早期报道与此的相关度要高得多。如此看来,对报道时机的把握也是不容忽视的。⑹
另外,公众对于外界信息的接受是有限度的,因而媒介的议程不论设置的多么巧妙,一旦过量,只能有部分的议程可能被接受。肖和麦康的一项研究表明,任何特定时刻,公众的议事日程中不能超过5-7个议题。我国传播学研究者祝建华研究发现,媒介议程转移到公众议程中的前三个最重要的议题,其在公众议程中的显著度也是有差别的,每一个议题的显著度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其他两个议题的报道的显著度。对议程设置容量、主次、轻重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⑺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表现出现出一种很大的描绘社会实际情况的权力,使得客观现实反映到媒介上,变成了“媒介实现”,媒介有意无意地建构了一种与现实差距很大的“社会现实”。⑻尹特曼1993年归纳了媒介“构造”世界的两种方法:突出法和选择法。他说,“构造作用引起人们注意现实的某些方面,而掩盖可能引导受众作出不同反应的其他实质”。这就可能提供了片面的事实从而产生错误影响舆论的机会。因为,通过选择,社会现实的一些方面被摈弃于媒介现实之外;通过突出,改变了现实的各个方面在人们眼中重要性的比例关系。
因而媒介总体上的传播形式和氛围,在长久的时间之流中可能对公众议程产生有害影响,因而使舆论导向出现偏差。也就是说,媒介议程可能掩盖或歪曲社会现实,使得社会矛盾大量积压,最终导致消极的后果。因此,在发挥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引导社会舆论时,也要防止消极的一面,至少要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三,应用议程设置理论开展政策宣传
科学合理地应用议程设置理论开展正确的政策宣传,引导舆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在世纪之初的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针对现实中存在的某些不当之处,本人提出以下几点正确做法,以期对媒介宣传工作有所裨益。
(1)正确评估政策宣传的效果而避免效果推定。媒介的议程确实对公众的议程有很大的影响,但根据传播学理论对议程设置的综合研究,并非只要上了媒介,安排在显著位置和黄金时间,就会对公众议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公众本身的兴趣、接受水平、接受引导的需求以及人际交流的状况,都会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我们的媒介习惯于通过统计公众的媒介接触率,即阅读率、收视率和收听率来判断传播和宣传效果。而根据这种统计,很难弄清楚是否由于具体的议程设置而造成的变化。特别是地方媒介和涉及公众生活的议题,对其议程设置的效果量化更要留有余地,因为公众通过直接的体验与媒体的议程进行比较,差距若过大,传播效果也许会相反。这一点真实早已被我们的传播实践所反复证实,只不过许多人不留心而已。比如,我们惯常的典型报道,对典型人物或单位描述得天花乱坠,十全十美,但是,这个典型周围的人们看过报道后就不会相信,甚至还对更大范围内的此类报道持怀疑态度。
(2)对政策的解释要及时,以便能够把握议程设置的最佳时间。如前文所述,时间也是媒介的议程设置中的发挥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与议程设置的效果有重大的关系,因此,对议程设置最佳时机的把握也是政策宣传收到良好效果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政策出台,与公众的实际利益相关,这时舆论通常回活跃起来,人们会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则四处蔓延,特别需要具有权威性的媒介及时提供关于政策的解释。在公众对政策细节知之不多又产生歪曲理解的时候,解释性信息传播的时效和力度就显得更加重要。1993年12月底发生的抢购风潮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在解释政策的时效掌握方面考虑不周,解释力度不够而产生的行为舆论。“在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的时候,群众的思想非常活跃,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迫切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同志随时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⑼人民日报副总编于宁同志的这一经验之谈值得我们的媒介记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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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引导是一个较为客观的社会性工作,即使对具体观念的引导,由于是“点”对“面”的传播关系,效果也不会像人际交流那样容易立竿见影,那样深入到舆论的情感层次、信念层次,因此,对于舆论的某种倾向,媒介的引导需要同类信息传播的不断积累,效果表现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细雨润物式的传播应当长期坚持,而不可浅尝辄止。
不过,公众的议程往往受最近时间内接受的媒介信息的影响较大,因为媒介信息的流动性决定了公众对这类信息的选择和记忆的特点,即暂时性和不断的对未来信息的期盼。很长一个时期中,我国媒介对舆论的引导,时常在时效上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媒介的近期影响效果利用不够。当舆论出现明显偏差以后,通常以集中的说服这种形式进行引导,表现出较多的形式主义,并不大注重媒介的议程设置产生最佳成效的时间。这种状况目前虽有较大改变,但仍须认真对待,继续改进。
该理论对舆论导向研究至少有两点启示:一是应注重利用媒介对舆论的长期和近期两方面的影响力,二是要启动对议程设置产生最佳效果的时间的研究。
(3)在媒介议程设置中,对政策的表达要准确,要强调贯彻政策的条件,以免形成对舆论的误导。党的政策的提出通常都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在具体表述是严谨的,同时也附加了实施政策的相关条件。媒介在将这些政策通过议程设置转变为公众的观念舆论和行为舆论时,对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概括、提炼、阐释是必要的,但对政策的理解与把握必须正确,表达则必须准确,否则,无形中造成社会秩序不应有的混乱,影响政策宣传的效果。
例如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党的政策本来是十分明确的,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也就是两个轮子必须一起转,还要转的协调一致。而几年前不少媒介将这个基本政策概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口号。但人们却发现,在这些媒介报道的内容中,与真正的文化有关的并不多,以“文化”的名义赚大钱到成为主题了。各地的文化节,除少些有些文化气氛外,多数则表现出强烈的功利目的,在“文化的幌子下,演出的只是拙劣的赚钱甚至是骗钱的鬼把戏。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产业行为都在与文化攀亲,以北至于不管什么领域行当,都可以冠之以“文化”之名;不论什么人,张口闭口皆高谈阔论“文化”。媒介对党的政策理解的肤浅,造就了一种关于“文化”的极为肤浅的舆论。除了对“文化”的理解上误差外,上述口号的表述本身亦不准确,在这里经济与文化是主从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这是对党的政策的曲解。这类报道的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后来,媒介通过对这类口号的再引导,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失为一种较为恰当和深刻的舆论引导方法。其冷静、理智的语言,与几年前关于同一话题的一面倒的报道形成一种对照,反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使人们认识到:“对文化研究而举文化之旗帜,便难免露了少文化的嘴脸,以文化当布来遮盖,为某些名不正言不顺的行为托词,又终将会有脸红的一天。归根到底,文化是一种严肃,一种神圣,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婢女。”⑽宣传的效果显然好得多了。
(4)要注意主观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与客观的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统一问题。在媒介与对舆论的引导中,由于追求一时效果而忽视长远效果的问题较为严重,又由于主要媒介通常代表着权力组织的意图,具有更大的权威性,所以往往造成某种舆论的流行现象,直接影响公众的思想动向、态度选择和行为方向。政策的话语表达,可以通过媒介的议程设置而成为公众的议程,一旦其表达片面,公众的行为方面便出现连锁偏差;若侵犯公众的利益,则引发相反的议论。议程社置理论强调媒界议程整体上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注重考察一个时期内媒介议程设置的总体效果,并且发展到研究大众媒介传播的形式和氛围这种无形的设置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这对于“舆论导向”的研究来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主观的舆论导向要放置到媒介议程设置的总体效果中去进行综合考察,从而避免引导的片面性。
1992年在全国媒介上持续数月的关于“砸三铁”的集中报道,本是一场出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善意的宣传战,却在无形中造成了舆论的惶惑、浮躁、震荡。从长远看,“三铁”的消失这一长远的政策,本身没什么错误,但是在没有各种配套办法的条件下过分集中而持续的宣传,造成一部跨入市场经济的逼人态势,对于舆论的冲击力过大,超出了公众的心理曾受能力,也让社会各方不知所措。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重要政策的宣传中其实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片面宣传,造成过局部舆论震荡的事情。比如,在先后出现的关于万元户、亿元村、百亿元县、富豪竞富、开发区、形象工程等方面的报道中,媒介引导的偏差,造成群众对正确的政策的误解,反感的流言和民谣也随之四处流传。长远性战略性的政策,宜用浸润、渐进的方式谨慎地宣传和引导。⑾
在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的转型时期,耐心的说服引导才是社会所需要的,狂风暴雨式的狂热煽动和剧烈轰击应当抛弃。我们的媒介一定要加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明确自己作为党、政府和人民耳目喉舌的身份定位,深入研究传播规律,逐步提高宣传技巧,在信息时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⑴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⑵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第55页
⑶郭镇之:《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1997
⑷慎之:《议程设置研究第一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第3期,1996
⑸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206页
⑹同上,第207页
⑺Zhu,J.(1992).Issuecompetitionandattention:Azero—suntheoryofagendasettingJournalismQuarterly,69:pp.825-835.
⑻(台)王石番:《民意理论与实务》,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202页
⑼于宁:《及时为民效疑云》,见199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摘要:医院供应室是以满足临床需求为宗旨的预防院内感染的“心脏”科室,其管理是医院感染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全院的医疗器具的回收、分类、清洗、检查、包装、灭菌、贮存、发放和一次性无菌物品的保管和供应,为医院开展各项医疗及护理工作提供物质保证。其工作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医疗护理质量,也影响着医院的形象和发展。因此,必须加强对消毒供应室的科学、规范管理。我院供应室管理的基本做法主要体现在“三注重”。
1注重建设战略化
20世纪60年代,战略思想开始运用于商业领域,并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思想共同成为战略管理学科的两大思想源流。战略管理是确定使命,根据单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要素确定目标,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并使使命最终得以实现的一个动态过程。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我院供应室形成的建设战略架构为:以增强工作人员意识为控制院内感染的前提,以合理的环境布局为控制院内感染的基础,以健全的领导管理体制为控制院内感染的保障,以加强制度化管理为控制院内感染的根本保证,以加强消毒灭菌质量的监测为控制院内感染的关键,以加强无菌物品的管理为控制院内感染的核心。
不可忽视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和比较性研究已经证明,集中管理可以提高消毒供应工作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并可节省医院的投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因此,管理模式集中化、清洗方式机械化、处理程序规范化、质量管理标准化是我院供应室管理的战略选择。
2注重风险防范与预警
“医疗风险无处不在”已成为医疗界的共识。供应室是医院污染物品的集散地,很易成为医源性感染的媒介,因此加强风险管理意识,降低和避免不安全的风险因素,是供应室的重要工作。
我们知道,医疗护理风险管理即指对患者、医务人员、医疗护理技术、药物、环境、设备、医疗护理制度与程序等风险进行管理的活动。风险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患者、医务人员的安全以及医院功能和效益的发挥,通过对现有和潜在的医疗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以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及风险事件对患者和医院的危害及损失。我院供应室近年来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分析供应室风险成因,正确识别和评估可能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因素,通过培训提高工作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质量标准、风险管理措施等,重新评估和确定工作中的不安全风险因素,对各个环节加强质量控制并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和预警,差错率显著降低,风险达到最小化,为临床提供了高质量、安全的消毒灭菌物品,为预防医院感染及保证医疗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3注重精细化管理
研究表明[1],医院感染是目前影响医疗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难度加大。手术切口感染在住院病人医院感染总数中占有重要比例(在美国排第三位,在英国为第二位,均占14%~16%),其预防中,除加强手术部及医务人员无菌技术操作管理外,加强器械与用品清洗、消毒工作的管理是重要环节。精细化管理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之道[2]。为达到兼顾高质量与低成本的工作目标,我院尝试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供应室日常工作中来。
精细化管理是对于管理工作要作到制度化、格式化、程式化,强调执行力,它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方式。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供应室管理,关键是以“安全、低耗、高效”为目标,以高标准严格把关每个环节的工作,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杜绝浪费,并坚持改进工作方法,做到“五精四细”,即精华(文化、技术、智慧)、精髓(管理的精髓、掌握管理精髓的管理者)、精品(质量、品牌)、精通(专家型管理者和员工)、精密(各种管理、生产关系链接有序、精准),以及细分对象、细分职能和岗位、细化分解每一项具体工作、细化管理制度的各个落实环节。“精”可以理解为更好、更优,精益求精;“细”可以解释为更加具体细密。在工作中,所有员工重细节、重过程、重具体、重落实、重质量、重效果,讲究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在每一个细节上精益求精,从而实现兼顾高质量与低成本的工作目标,从整体上提升供应室效益。
引进精细化管理理念后,我院供应室的管理由单纯经验型、粗放式管理转向科学化,能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纵横结合,广泛性与综合性结合,独立性与协同性结合,程序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管理承上启下,保证了每个程序的工作质量。
4讨论
我们认为,进一步把风险管理与精细化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确保供应室战略目标的达成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参考文献
医院人本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包括两大群体,一是指医院的所有员工,二是指医院的所有患者。因此,医院人本管理的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以满足员工和患者的需求为目标,对患者的服务形式和对医院员工的工作方式运用管理理论与手段对他们进行人性化的组织管理。[2]通过在医院人员管理中应用人本管理,有利于了解员工的工作动态与综合能力,根据员工的具体情况做到为每个员工合理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整合医院资源,共同为医院长效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二、人本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实行人本管理是符合医院现实的发展需要。医院作为向大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要求每位医护人员依靠自身的专业技能和优质服务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每位具备这种能力的医护人员都是医院稀缺的宝贵资源,是医疗卫生行业难得的知识型员工。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医学人才,人才是医院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天服务的对象成百上千,每位患者的病症情况又有不同。通过专业医护人员对患者不同病症的需求提供一对一的治疗和服务,有利于帮助患者加快治愈时间,利于间接宣传医院的良好声誉,对维持医院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行人本管理是满足新时期社会的要求。围绕着“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医疗改革出台之后,医院针对服务领域进行了相应的医疗卫生改革,要求每个医护人员把患者当成是服务的中心,围绕患者展开人性化的服务工作。然而出台鼓励的医疗政策与现实践行的结果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效,当前医院在运用人本管理方法对医院员工进行管理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医疗卫生改革市场与政府监管机制不协调,出现医疗机构变相竞争逐利现象严重;医疗机构自身没有把发展内部服务管理与外部扩张发展有效结合起来,甚至出现舍本逐末的现象,过度追求外延式发展;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没有对自身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对患者的反馈与需求没有能很好地进行分析和满足,缺失合理的人性化服务。当今新时期社会要求的是具有专业技术与优质服务的医疗队伍,继续实行人本管理有利于完善医院员工管理制度,促进医院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实行人本管理符合当今时展的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生活资料已经基本能够满足的人们对温饱的需求,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更多优质服务的需要。在当今时代的发展的背景下要求医院员工能够进行运用创新化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在医院员工管理制度中引入人本管理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从人的角度出发,根据每个员工的具体情况进行创新化管理,助推医院管理体系向着创新化道路的发展。
三、如何把人本管理与医院员工管理相结合
(一)创建和谐的人文环境。医院管理层通过加强医院的人文关怀,从人的需求出发,打破职位产生的等级制度,加强医院人员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与各个阶层员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身作则努力奋斗,给基层员工做出良好的工作榜样,调动各个员工的工作热情;针对员工的需求给予员工适当的人文关爱,与员工一起携手创建和谐的、人文氛围浓厚的医院环境。(二)完善医院人事制度与考核制度。完善医院人事制度,是进行人本管理的措施要求。这就要求在用人机制打破干部终身任职制度,打破干部垄断医院职位的严重局面,在社会上进行公开招聘人才,创造健康的医院用人制度。完善人事制度的渠道可以走群众路线,根据基层员工的要求,多多听取医院基层群众的声音,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制度完善。通过完善医院绩效的考核制度有利于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并同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奖惩制度,鼓励员工多劳多得,投身广大的医疗工作事业。(三)提高员工的自我管理意识。人本管理的中心是人,对员工进行管理的同时要兼顾员工的自我管理意识,强化员工的自我参与行为。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表现员工的个人需要,从而加强员工的内在责任感与人文价值观念。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保证员工的全面发展建设团结合作的队伍,从而保障医院的常态化健康发展。
(四)人本管理是以人的全面发展而进行的管理,在医院运用人本管理的方法对员工进行管理,利于激发全体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凝聚员工的向心力,全面增强医院对外的竞争力。在新时期须结合人本管理对医院人员进行科学管理,发挥管理与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企业也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股东是公司财产的所有者。一般来说,企业在创办初期,股东的主要目的是扩大企业财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有多方面体现,主要包括企业股东出售股权、获得股利和股东分红等。其中企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股东持有的股票。股票价格在市场环境下,随价格的波动而变化。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通过市场上股票价格的高低反映出来。因此,股票价值对股东财富有着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也就是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对企业股东的财富的重要影响。股票价格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市场竞争环境、企业管理决策和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因而,合理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企业成本,保持企业股价保持持续稳定,使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双赢局面。
(五)成本控制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根本方法。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就是要求企业采用现代管理制度,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加强企业成本控制和财务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企业财务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在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企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形势下,企业只有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加强成本控制,才能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状况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字“开源”、“节流”。“节流”指的就是成本控制,“开源”指的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方法很多,比如研发新产品,采用先进技术降低成本,合理配置资源,节约资源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达到降低成本的功效。而企业的投资活动不仅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而且在投资过程中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加强成本控制不仅能够为企业的投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能够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
在新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目标分为短期现实目标、中期规划目标、长期战略目标。下面将对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三个目标一一阐述。
(一)短期现实目标
短期现实目标是实现资本的结构优化,控制财务方面的风险,追求合理的利润。短期现实目标是公立医院维持正常运营的基础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立医院是医疗竞争行业当中的主体,如果单单依靠政府的资金扶持和补助,那么公立医院得不到更好的发展,难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不难看出,在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因此,为了使公立医院的资金能够得到良好的运转,应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以较少的资金和较低的风险,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为了保障医院能够合理地利用资金,公立医院应该强化成本,对医疗成本和费用构成等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正确分析各项成本,在降低医疗成本的同时应以不降低医疗服务质量为基础,采取合理的措施,为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合理运营提供经济保障。
(二)中期规划目标
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中期规划目标是在提高公立医院的持续盈利能力的基础上,积蓄力量,继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要遵循市场的竞争机制,近几年,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医疗行业的需求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在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医院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和专业素质,才能应对医疗器械更新速度快、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节奏,这也对公立医院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过去,无论是医护人员的工资还是医院的医疗器械,都统一由国家财政拨款,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医疗成本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拨款已经无法满足公立医院在引进高端医疗器械和顶尖医护人员等方面的需求,如果公立医院继续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其辐射的社会服务范围将会减小、服务水平会降低,长此下去,会严重限制公立医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立医院的经营效果不佳,无疑加重了老百姓的医疗负担,新型医疗改革就是让老百姓人人看得起病,减轻民众负担,显然这与新型医疗改革的初衷相违背。
(三)长期战略目标
公立医院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不变,通过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履行促进人民健康、提高国民体质、服务广大群众的社会责任,充分彰显人文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设立公立医院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全体国民健康水平。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活动需要与其长期战略目标相结合,利用合理的运营方式,在增加医院收入的基础上,合理引进高端技术和优秀人员,降低患者看病成本,提高患者看病质量,缓和日益尖锐的医患关系,给国民提供良好的医疗环境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职责。
二、新医改下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措施
(一)采取动态式管理
动态式财务管理包括财产管理、负债管理和盈余管理。公立医院的资产包括两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在新型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出于对公立医院资产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虑,应建立健全资产监督管理机制,采取制度化、标准化的管理。根据医院的实际需要采购医疗器械,减少器械闲置,提高医疗器械的利用率,这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医疗成本;在医院器械采购招标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将招标信息到社会各界,做到信息透明化,避免因个人原因造成医疗器械水准不达标;定期核对财务,明确资金去向,避免资产流失;建立健全资产管理体系,将所有的资产进行评估,合理融资、投资,公立医院的合理盈余应当在不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的前提下进行。
(二)利用网络进行管理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各类操作和管理都趋向于电子信息化,因此,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管理,从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计算机办公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进步,将计算机运用于公立医院财务管理能够大大提高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速度。要善于引进先进软件,组织财务人员学习,尽快掌握软件使用。同时,公立医院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引进和培养会计算机的专业人员,提高医院计算机网络应用范围,定期检查财务类软件,针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做好预防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医院财务信息准确、真实、全面。此外,还应建立应急管理处,制定应急方案和预备方案,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因计算机故障而给医院和患者带来的损失。
(三)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并严格执行
公立医院财务预算管理是指对医院内的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统一配置、考核、调整等。当前因为公立医院现已成为全国医疗市场的竞争主体,开展全面预算管理是其发展的需要,且国家在财政补贴方面的不足,使得公立医院必须开展全面预算管理,才能增强资金的利用率,增加收入。为了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医院应当科学、合理地考虑影响医疗收支的因素,再制定全年预算,对重大科研项目和常规医疗等方面,做到统筹兼顾。当医院全年预算制定完毕后,应必须进行严格审查,而后执行,对没有列入计划的部分应作出相应的调整,确保财政管理目的实现。
(四)建立健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公立医院内部财务控制制度是为了能够保证医院资产安全、完整。在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内部财政控制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业务程序中的漏洞,也是保障财务会计资料真实的保障。因此,公立医院需要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将管控的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完整、有效的控制制度是加强内部财政控制的前提,公立医院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从细节上进行完善财务制度,包括对固定资产的控制、货币资金的控制等。此外还需要建立能够与之相制衡的监督机制,明确各个人员的职责,保证医院财务安全。同时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提高财务人员的自觉性,保障财务决策的科学和高效。
三、结束语
关键词:以人为本,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改革之初,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我国公共政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僵死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得自然生态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不谐调。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颇的集中体现。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地位,明确了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一,“以人为本”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哲学的总概括,是的实质和精髓。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在哲学视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本质;人是价值之“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是历史之“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并主导着历史。
第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心、共同奋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实,这种小康只解决了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仅仅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要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首位,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过渡和变革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特定状态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我国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物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等经济差距看,还是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城乡差距是否适度的标尺,通常是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1,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3;到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6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2,从中可以看出扩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失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因此市场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但无法矫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失衡。在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地方政府决策中甚至会影响政府,使得政府决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弱势群体本来在市场机制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而其利益诉求在某些公共政策过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会利益格局愈发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决策目标人性化。决策目标人性化就是决策目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需求,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造福。
其次,决策程序民主化。决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决策以人为本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决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正确决策。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坚持以人为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决策,决策方案一般来讲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即使有了缺点或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而凡是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所作出的决策,由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够,决策过程简单,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主观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再次,决策主体群众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决策一直实行“精英”决策模式,公共决策由少数人操纵,而普通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作风,必然导致决策失误。所以,公共决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笔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并不是否定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决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强调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使领导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这就意味着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时,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显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综合、表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需要,必须从维护和谋取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热情,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次,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将更加重视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民主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来完成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增强。一方面,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听证制度和网上公开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应弘扬公平原则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阶层之层、不同地域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强调,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和需要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损害后代人发展和需要的条件,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在其目标取向上做到: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现实的发展;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公共政策要以立体公平为目标,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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