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23:37:17
导语：在工艺管理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电烙铁；引脚型元件；贴片型元件
现在电子元器件的封装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电路板上的元件越来越少，越来越密，管脚越来越细，电路板越来越小。而且电路板上大量使用表面贴装元件，倒装芯片等元件，这无一例外的说明了电子工业已朝向小型化、微型化方面发展，手工焊接难度也随之增加，在焊接当中稍有不慎就会损伤元器件，或引起焊接不良，所以工作人员必须对焊接原理，焊接过程，焊接方法，焊接质量的评定，及电子基础有一定的了解。
电烙铁是焊接中最常用的工具，作用是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对焊接点部位进行加热焊接是否成功很大一部分是看对它的操控怎么样了。一般来说，电烙铁的功率越大，热量越大，烙铁头的温度也越高。像我们对硬件改造选用20W的内热式(30-40W外热式)电烙铁足够了，使用功率过大容易烧坏元件，一般二极管、三极管结点温度超过200℃就会损坏。一般最恰当的必须在1.5～4s内完成一个元件的焊接。
现在常用的电烙铁有外热式和内热式两种，外热式电烙铁热效率高，加热速度快。内热式电烙铁功率较高，使用方法相同，但据笔者经验发现在市场上内热式电烙铁的配件较多（主要是不同种类，不同价格的内热式烙铁头在市场采购容易），所以建议使用内热式电烙铁。在许多文献中都有阐述，如果电烙铁尖被氧化后，要用小刀等刮除前端氧化层。笔者认为现在市场上普通价格的烙铁尖（外层有电镀层）都有防氧化层，在使用时不能刮，否则影响使用寿命，如果烙铁尖上有氧化层，要用湿透的吸锡海绵擦拭干净，后马上镀锡防止再次氧化。
助焊剂能使焊锡和元件更好的焊接到一起，一般采用得最多的是松香和酒精的混合物。现在使用的焊锡丝中，有一部分焊锡丝中心是空芯的内有助焊剂，使用这种焊丝作业时不用再另外使用助焊剂了，但如果是要焊接或修理的电路板焊点管脚表面已经变乌氧化，最好使用少量的助焊剂来加强焊接质量。
另外还有一些必不可少辅助工具，烙铁架，吸锡器，镊子，偏口钳，毛刷等，烙铁架应该是在其底座部分有一个或二个槽(用于放吸锡海绵)的专用架子，而并不是随便的架子，这样可以随时擦拭烙铁尖，方便使用。吸焊器可以帮你把电路板上多余的焊锡处理掉。
现在的电路板上主要有两大类元器件，一类是直插式引脚式元件，另一类是贴片类元件。以下就按这两大类，元件来具体的说一说每类元件的焊接方法。
1.直插引脚式元件焊接方法：
1.1烙铁头与两个被焊件的接触方式。
接触位置：烙铁头应同时接触到相互连接的2个被焊接件（如焊脚与焊盘），烙铁一般倾斜30-45度，应避免只与其中一个被焊接件接触。当两个被焊接元件受热面积相差悬殊时，应适当调整烙铁倾斜角度，使烙铁与焊接面积大的被焊接元件倾斜角减小，使焊接面积较大的被焊件与烙铁的接触面积增大，热传导能力加强。如LCD拉焊时倾斜角在30度左右，焊麦克风、马达、喇叭等倾斜角可在40度左右。两个被焊件能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相同的温度，被视为加热理想状态。
接触压力：烙铁头与被焊件接触时应略施压力，热传导强弱与施加压力大小成正比，但以对被焊件表面不造成损伤为原则。
1.2焊锡丝的供给方法
焊锡丝的供给应掌握3个要领，既供给时间，位置和数量。
供给时间：原则上是被焊件升温达到焊料的熔化温度是立即送上焊锡丝。
供给位置：应是在烙铁与被焊件之间并尽量靠近焊盘。
供给数量：应看被焊件与焊盘的大小，焊锡盖住焊盘后焊锡高于焊盘直径的1/3既可，焊点应呈圆锥形。
1.3焊接时间及温度设置
1.3.1温度由实际使用决定，以焊接一个锡点1-4秒最为合适，最大不超过8秒，平时观察烙铁头，当其发紫时候，温度设置过高。
1.3.2一般直插电子料，将烙铁头的实际温度设置为（350~370度）；表面贴装物料（SMT），将烙铁头的实际温度设置为（330~350度），一般为焊锡熔点加上100度。
1.3.3特殊物料，需要特别设置烙铁温度。LCD连接器等要用含银锡线，温度一般在290度到310度之间。
1.3.4焊接大的元件脚，温度不要超过380度，但可以增大烙铁功率。
1.4焊接注意事项
1.4.1焊接前应观察各个焊点(铜皮)是否光洁、氧化等，如果有杂物要用毛刷清理干净在进行焊接，如有氧化现象要加适量的助焊剂，以增加焊接强度。
1.4.2在焊接物品时,要看准焊接点，以免线路焊接不良引起的短路。
1.4.3如果需要焊接的元件是塑壳等不耐热封装，可以在元件本体上涂无水酒精后进行焊接，以防止热损伤。
1.4.4在焊接后要认真检查元件焊接状态，周围焊点是否有残锡，锡珠、锡渣。2.贴片式元件焊接方法：
2.1在焊接之前先在焊盘上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处理一遍，以免焊盘镀锡不良或被氧化，造成不好焊，芯片则一般不需处理。
2.2用镊子小心地将QFP芯片放到PCB板上，注意不要损坏引脚。使其与焊盘对齐，要保证芯片的放置方向正确。把烙铁的温度调到300多摄氏度，将烙铁头尖沾上少量的焊锡，用工具向下按住已对准位置的芯片，在两个对角位置的引脚上加少量的焊锡，仍然向下按住芯片，焊接两个对角位置上的引脚，使芯片固定而不能移动。在焊完对角后重新检查芯片的位置是否对准。如有必要可进行调整或拆除并重新在PCB板上对准位置。
2.3开始焊接所有的引脚时，应在烙铁尖上加上焊锡，将所有的引脚涂上焊锡使引脚保持湿润。用烙铁尖接触芯片每个引脚的末端，直到看见焊锡流入引脚。在焊接时要保持烙铁尖与被焊引脚并行，防止因焊锡过量发生搭接。
2.4焊完所有的引脚后，用助焊剂浸湿所有引脚以便清洗焊锡。在需要的地方吸掉多余的焊锡，以消除任何可能的短路和搭接。最后用镊子检查是否有虚焊，检查完成后，从电路板上清除助焊剂，将硬毛刷浸上酒精沿引脚方向仔细擦拭，直到焊剂消失为止。
2.5贴片阻容元件则相对容易焊一些，可以先在一个焊点上点上锡，然后放上元件的一头，用镊子夹住元件，焊上一头之后，再看看是否放正了;如果已放正，就再焊上另外一头。如果管脚很细在第2步时可以先对芯片管脚加锡，然后用镊子夹好芯，在桌边轻磕，墩除多余焊锡，第3步电烙铁不用上锡，用烙铁直接焊接。当我们完成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工作后，就要对电路板上的焊点质量的检查，修理，补焊。符合下面标准的焊点我们认为是合格的焊点:
（1）焊点成内弧形(圆锥形)。
（2）焊点整体要圆满、光滑、无针孔、无松香渍。
（3）如果有引线，引脚，它们的露出引脚长度要在1-1.2MM之间。
（4）零件脚外形可见锡的流散性好。
（5）焊锡将整个上锡位置及零件脚包围。
不符合上面标准的焊点我们认为是不合格的焊点，需要进行二次修理。
（1）虚焊：看似焊住其实没有焊住，主要原因是焊盘和引脚脏，助焊剂不足或加热时间不够。
（2）短路：有脚零件在脚与脚之间被多余的焊锡所连接短路，亦包括残余锡渣使脚与脚短路。
（3）偏位：由于器件在焊前定位不准，或在焊接时造成失误导致引脚不在规定的焊盘区域内。
（4）少锡：少锡是指锡点太薄，不能将零件铜皮充分覆盖，影响连接固定作用。
（5）多锡：零件脚完全被锡覆盖，即形成外弧形，使零件外形及焊盘位不能见到,不能确定零件及焊盘是否上锡良好.。
（6）锡球、锡渣：PCB板表面附着多余的焊锡球、锡渣，会导致细小管脚短路。
最后在说一下焊接操作的坐姿，由于助焊剂加热挥发出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是有一定的危害，如果操作时鼻子距离烙铁头太近，则很容易将有害气体吸入体内。一般烙铁离开鼻子的距离应至少不小于30cm，通常以40cm时为宜。
【关键词】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正交设计
萘普生(naproxen)又名消痛灵，化学名为（＋）-α-甲基-6-甲氧基-2-萘乙酸，为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其疗效确切，耐受性好，副作用较少，是目前临床上解热止痛药中较为理想的药品。
目前萘普生流通于市场的基本剂型有片剂、注射液、栓剂、胶囊、颗粒，收载于中国药典05版第二部［1］。制成传统剂型的优点为：口服吸收完全，起效快，生物利用度也高。但由于其分子中羧基的存在，对胃刺激性较大，常引起出血性溃疡等不良反应，同时存在肾及肝损害。故本研究将萘普生制成β-环糊精包合物［2］，以改善其在水中的溶解度，促进吸收，并降低口服后对胃黏膜的刺激，以提高其临床应用价值。
1仪器与试药
1.1仪器SHIMAZU-UV245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AB265-S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恒温磁力电子搅拌器（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RS-8G智能溶出试验仪（天津大学无线电厂）。
1.2试药萘普生对照品(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00198-200403)，萘普生原料药（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惠赠，批号0710120），β-环糊精（上海化学试剂公司，批号T20010308），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2实验方法与结果
2.1检测波长的确立分别对萘普生对照品、β-环糊精的氢氧化钠溶液在200～600nm范围内进行全波长扫描，在330nm处萘普生对照品溶液有最大吸收，β-环糊精及溶剂均无吸收，与文献报道相同［3］，故确定330nm为检测波长。见图1、2。
2.2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取萘普生对照品5mg，用0.1mol/L氢氧化钠溶液配成0.2677g/L的溶液，再用相同溶剂稀释成浓度分别为0.2008g/L、0.1606g/L、0.1004g/L、0.0803g/L、0.0402g/L的溶液，在330nm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D）为纵坐标，浓度（c）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c=0.1631D-0.01406（r=0.9998，n=6）。结果表明，萘普生浓度在0.0402～0.2677mg／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3原料药纯度测定精密称取萘普生原料药5mg，计3份，分别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氢氧化钠溶液适量，振摇使溶解，定容至刻度，摇匀。在330nm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其纯度，结果：其平均纯度为82.93%，RSD为1.81%。
2.4包合物的制备根据文献［3］，按处方比例称取β-环糊精适量，在一定温度下制成饱和水溶液；另称取4.6mg萘普生，用少量无水乙醇溶解；恒温搅拌下将萘普生乙醇液缓慢滴入β-CD饱和溶液中，滴毕，继续搅拌一定时间，得白色混悬液，停止搅拌，冰水浴冷却，置冰箱中冷藏16h，抽滤，用适量乙醇、水洗涤，将滤饼于60℃真空干燥，即得。
2.5萘普生-β-CD包合物的定量分析称取包合物，记录重量。按式〔收得率=M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Mβ-环糊精+M萘普生)×100%〕计算收得率；精密称取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约10mg，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氢氧化钠溶液，振荡，超声10min，使之充分溶解，定容，摇匀，在330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利用回归方程计算样品溶液中萘普生的含量，按式〔包合率=M被包合的萘普生/M投入的萘普生×100%〕计算包合物的包合率。
2.6正交设计为寻求最佳包合工艺，根据文献及初步筛选的结果，β-环糊精与萘普生的用量比例、搅拌时间、包合温度3个因素对包合物的包合率有较大影响。因此选择上述3项为考察因素,每因素各取3个水平，因素水平安排见表1。表1因素水平表
2.7工艺筛选指标的确定包合率是衡量包合效果的重要指标。包合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因而权重系数定为0.7；收得率在大生产中也很有意义，在β-环糊精和药物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收得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故收得率作为次要筛选指标，权重系数定位0.3，将包合率和收得率的综合评分作为工艺筛选的指标。公式为：综合评分=萘普生包合率×0.7+包合物收得率×0.3。
2.8正交试验及结果根据表1，选择L9(34)正交设计表（表2），按上述方法进行9组实验，每组平行3次，共制得27份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并测定包合物收得率及包合率，结果见表2。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影响萘普生包合因素主次为A>B>C，最佳工艺条件为A1B1C1，即萘普生与β-环糊精的比例为1∶1、包合温度70℃、搅拌时间0.5h。表2L9(34)正交试验结果表表3方差分析结果
2.9包合物物相鉴别β-环糊精包合物的鉴定方法有相溶解法、薄层鉴别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和热分析法等方法。本实验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进行物相鉴定。将萘普生、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β-环糊精的氢氧化钠溶液分别做紫外扫描，扫描范围为200～400nm。结果表明，萘普生已经与β-环糊精形成包合物。见图3。
2.10验证试验称取萘普生原料药6mmol，按照以上实验结果所得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最佳包合工艺，即萘普生与β-环糊精的比例为1∶1、包合温度70℃、搅拌时间0.5h，共制成3份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并求得其包合率及收得率，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该法简便易行，重现性好。表4验证试验收得率和包合率统计表
3讨论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萘普生-β-环糊精包合物的工艺进行筛选。确定最佳包合条件为：萘普生与β-环糊精的比例为1∶1，包合温度70℃，搅拌时间0.5h。并在此条件下制备了3批包合物，其收得率和包合率分别为(52.93±1.08)％和(85.44±1.82)％，工艺简单可行，且重现性好，得到的产品细腻均匀，质量容易控制，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包合时间可影响包合率，但0.5h包合率最高，分析原因可能是，当包合物形成后，继续搅拌可使一部分包合物溶解于溶剂中，产生平衡，而使收率及包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二部［s］．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644-645．
关键词:公共利益;现代公共;公共管理;管理本质
Abstrac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usuallyhastwokindofentirelydifferentstandpoints: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andpublic''''sstandpoint.Standsin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takesthepublicinterestspokesmanandvindicator''''sPublicsector,howcancarryontheeffectivemanagementtothepublicaffairs.Standsinpublic''''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howcanthecitizenobtainthethingwhichfromgovernmenttheretheyneed”(thenote:HowardFrant:UsefultoWhom?PublicManagementResearch,SocialScience,andtheStandpointProblem,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2,1999,p.324.).
keyword:Publicinterest;Modernagepublic;Publicadministration;Managementessence
引言
显然,这两种立场都没有脱离公共利益这个核心问题:前者以“公共部门如何实现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焦点;后者以“公共利益是怎样被实现的”为焦点。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前一种主张所说的公共利益多半是抽象的,而后一种主张则意指现实的公共利益,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事实上,研究公共利益时有两个关键问题不容回避。第一,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虚幻的)还是现实的(具体的)?第二,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一致吗?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在区分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概念差别的基础上,界定公共利益的本质内涵;进而力图阐明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3.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2.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三,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同时,以公众为立场并不代表公众只是被动的、挑剔的消费者,因而也并不是与公共管理主体相对立的群体。既然公众可以从公共物品中“共同受益”,他们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除了以税收等方式集体地购买不特定的公共物品之外,公民参与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集体表达利益需求的途径,也是与公共管理主体合作从而降低管理成本的方式。
随着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许多公立医院已实行药品零差价，医院不能再从药品上取得任何收益，医院将面临药剂部门及物资管理部门费用的负担问题。然而地方财政补贴有限，医院不得不重新思考存货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在设备投入经费上不足，医院要想发展的更快更好，也不得不考虑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处于公立医院资产管理中心环节的存货，药品和卫生材料已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30-40%，较小的医院比例会更大。公立医院必须挂网招标采购的药品价格常常为最高限价，各个供应商报价惊人的一致，致使药品成本价难以降低。因此，怎样用最少的资金做好后勤保障，通过规范采购保证物资的安全，通过合理用药提高社会效益是公立医院不得不认真思索的问题。管好、用好存货资产，加速存货周转，保证供应链的顺畅，对促进公立医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
二、公立医院存货管理的主要内容
公立医院存货管理的重要环节包括计划、采购、结算、库存、消耗五个环节，公立医院通过科室请购，形成采购计划单，再按计划单组织采购，经库房验收合格后进行货款结算，再通过医疗服务活动耗用药品材料等库存物资，最后收取医疗费用弥补成本，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活动。计划作为供应链环节的起点，是物资配置是否得当的具体体现。合理有效的存货配置，既能保证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又能安排好资金运用，提高存货周转率。因此计划数量应是必须的、恰当的、经济的。各科室根据自身的业务活动需要填制请购单，交物资管理部门，物资管理部门在充分了解家底的情况下，对确需购买的物资填报采购计划单报分管领导审批。采购部门根据领导审批的采购计划单组织采购。采购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相关采购规定。公立医院药品必须实行挂网采购的应挂网采购，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必须认真执行政府采购。采购过程中坚持四比原则，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比信誉，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物资采购入库应严格按规定组织验收，核对生产厂家、品名、规格、型号、生产日期等事项，确保与所订购物资一致。验收入库后，及时将结算发票、随货同行联、计划采购单、入库单、验收单、合同等单证交财会部门入账并办理货款结算。同时，通知各请购科室前来办理领用手续，以保障各科室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物资管理部门应随时掌控物资库存动态，物资库房应做到分类清晰、摆放整齐、入出方便，注意防霉、防潮，设置近有效期的预警提示以及常备存量不足的预警提示，减少存货过期失效，霉烂变质损失，保证常用物资的经济库存量。各科室按需领用物资，通过收取病人的医疗药品费用弥补物资消耗成本，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为医院发展积累资金。可见，只有抓好、管好存货上述五个环节，才能实现存货资金使用的科学合理，安全高效，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
三、公立医院存货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存货储备过多，资金积压严重
出于业务工作考虑，各临床、医技科室总是希望随要随取，总是希望物资管理部门储备更多他们需要的物资以满足他们医疗上的需要。院领导也担心因物资供应不足问题导致病员的流失，所以也要求物资管理部门储备较多的物品，这往往导致资金在存货上占用过多，存货成本加剧，物品过期失效浪费较大。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公立医院，资金需求本来就大，大量的存货势必减弱投资力度，甚至影响资金链的顺畅。另外，各临床科室滥用进口、高档药品，也增大了病人负担，加大了病人人均医疗费用水平，影响到公立医院社会效益的提升。
（二）管理认识不足，人员配备不当
存货管理工作因属于后勤保障工作，公立医院对此均不太重视，而将管理重点全部放在临床医学上。人员配备也总是随意用一些其他科室闲置人员担任。这些人员常常不具备电脑办公软件知识，或不具备物资管理专业知识，工作效率低下。往往造成存货账实不符，核查起来耗时费力。
（三）内控制度不严，资产损失较大
公立医院内控制度不严，管理、计量方式的不科学造成物资管理部门人员采购、验收、发放的随意性，账实差距过大，导致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发生，同时，责任心的淡漠，也会造成过期积压现象严重，形成资产损失。
（四）科室配合不到位，阻碍工作进程
物资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配合不到位，例如与财务部门的配合不到位：有许多物资到库验收后，由于结算凭证未到，常常没能将物资采购入库单交财务及时入账，往往造成库房已入账而财务未入账现象，形成资产账实不符，时间长了对起账来也比较困难。与请购科室配合不到位：物资到库后未能及时通知科室领用，造成存货积压，同时也耽误病人治疗。
四、完善公立医院存贷管理的建议
（一）强化存货管理意识，树立职工责任心
公立医院应加强职工专业技能的培训，物资管理人员应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知识，通过用计算机软件管理库存物资，进行数量金额核算，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信息化平台，设置相应预警提示，实现实时管理；通过职业道德强化，树立职工爱岗敬业的责任心，减少物资差错及过期毁损情况的发生。
（二）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保证物资安全
公立医院应建立健全存货的内控管理制度，明确规定采购计划的编制、审批、采购方式的确定、供应商的选择、验收入库、履约付款、仓储保管、领用发出与计量、处置损溢等环节的控制要求，明确职责权限，确保全过程得到有效控制。纳入政府采购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范围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确保物资使用的安全。减少物资耗用的浪费，提高存货的使用效益。
（三）建立定期盘点与不定期抽查制度，确保存货账实相符
公立医院存货管理部门至少每年末应对存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由财务部门进行监盘。平时可采取不定期抽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查明原因，完善相应控制措施。物资管理部门月终应到财务部门核对账目，看看物资部门的购销存录是否与财务部门一致，并分析查找不符原因，针对不符原因完善相应控制制度。对于已入库，月末结算票据仍未到的款项，可与财务部门商定先以除发票外的其他单证进行入账处理，财务部门可设置相应应付账款明细账进行专门核算，等结算发票到了，作相应调账处理。这样，物资保管部门的物资明细账与财务部门物资大账金额就会完全一致。
（四）探索最优存货管理办法，确定经济库存量
公立医院在经营过程中，存货过多必然增加管理成本，并且加重医院财务负担；存贷不足则会影响医院正常医疗活动的开展,不能满足病人用药的需要结果是留不住病人，导致医院经济效益直接下降，最终导致社会效益的降低。因此存货应该遵循“定额管理,合理使用,保证供应,加速周转”的原则,实行“计划采购、定额定量供应”的管理办法，合理确定储备定额。对于低值易耗品采取“定量配置、以旧换新”等管理办法，做好低值易耗品五五摊销法下的管理工作。根据常用、特殊、急救用的不同特性分别确定安全存量。在满足临床开展业务工作的需求下，努力降低存货成本。
（五）建立与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物资供应保障
为了保障物资供应的顺畅，公立医院应和供应商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条件允许的话，可按不同类别的药品耗材与货源足、信誉度好的商家签订长期供应合同，优先满足医院常用药品耗材、特殊药品耗材、急救药品耗材、一般性药品耗材的供应。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医院可作出收货后多久结清款项的承诺。这样，院方的物资得到了有力保障，就不必储存太多的物资了，结余下的资金可用在其他设备项目投资上，以提高医院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六）推进业绩考核，实施奖惩制度
关键词：明前期市舶宦官朝贡贸易
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具体表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凡定期入贡，皆预给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凭公据，至明变为贡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盗剧烈，明初严禁人民下海贩易，市舶司时置时废，很不正常，等等。[1]以主管机构与官员而言，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也与前代大不一样。永乐元年以后，命内臣提督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市舶，在市舶司之上形成新的管理机构，取代了市舶司的职能，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为之改变。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值得深入研究。
一市舶宦官及提督衙门
明初，鉴于汉唐宦官乱政的教训，朱元璋制定严格制度，限制宦官人数，防止宦官干政。明成祖以藩王身份篡夺政权，宦官起重要作用，因而永乐年间宦官受到重用，势力不断增长。陆容《菽园杂记》谓：“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2]《明史》称：“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3]
宦官涉足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始于永乐。明人王世贞说，永乐元年遣内官李兴等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啰谛剌，并赐王文绮帛及铜钱、麝香诸物，与其贡使偕行，“此内臣奉使外夷之始也”。三年，内使王琮同给事中毕进封故真腊国王长子忝烈昭平牙为王，“此内臣封夷王之始也”；是年，命太监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人行赏赐西洋古里、满剌诸国，“此内臣将兵之始也”。郑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谓之三宝太监。[4]内臣自郑和、王（振）、（刘）谨后，其富贵势焰有以歆动之耳。”[5]
明前期的朝贡贸易管理，具体由市舶提举司负责。明朝初年，依照宋元制度，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司，设提举、副提举、吏目等官员。洪武三年二月，因地近京师，罢之。洪武七年一月，依“太仓体制”设置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和广东。九月，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贡使入贡，复罢三市舶司。明成祖上台后，锐意经营海外，于永乐元年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设官如洪武初制”，同时派遣内臣提督，派往广东的提督市舶太监为齐喜。[6]
市舶司隶属于粤、闽、浙三省布政司，属地方行政系统，“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7]毫无疑问，市舶司是朝贡贸易的在地方的主管机构。然而，由于永乐朝派遣市舶中官，侵夺了市舶提举司原有的职权，改变了明初贸易管理的体制。
永乐初派出市舶宦官，是为了加强朝廷对朝贡贸易的管理和控制，市舶宦官与三省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在市舶司之上构成朝贡贸易的多头领导。正统十四年（1449），广东左参议杨信民奏称：“广东番夷往来，既有内使专统其事，又有镇守、巡抚、三司等官，令其待宴足矣，乞免差京官远行陪宴之礼。”从之。[8]弘治十六年林玭《福建市舶提举司记》谓：“永乐元年，始置市舶提举司于泉，设官掌之，又主以中贵一人。”[9]杭济《提督福建市舶题名记》谓：
东南自浙江而闽广为三省，其外大海多蛮夷，环水而岛居者若干国，凌风驾涛，译言贽贡，岁率以为常，故每省各该市舶司领之，又命中贵臣一人统其事，区划周悉，盖欲下通款附之诚，上以布我朝廷柔远之意也。[10]
林文俊《送黄德恭赴广东市舶提举序》也说：
闽、浙、东广近海之处，各立市舶府，领之以中官；而又有市舶司，分莅其事。每番舶至，则先遣提举阅实其货，籍其入贡之数，有余乃听贸易，而又为之平其物价，治其争讼，盖圣朝所以柔远之意，固甚善也。[11]
市舶宦官以皇帝钦差常驻地方，来历不凡，口衔天宪，权势煊赫，特别是正统以后，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插手地方事务，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在贸易管理中具有统领全局的权势。
天顺元年（1457），翰林院编修尹直奉旨到广州祭南海神，两广地方长官陪祀，镇守太监阮能居首，市舶太监杜乔居次，其后依次为副总兵翁信，巡按御史徐瑄，都指挥使胡英，左布政使韩阳等。[12]可见两广镇守太监、广东市舶太监地位高于两广地方长官。
市舶司在市舶中使领导下机构被架空，职权被剥夺，很自然的变成无所事事的清闲机构，这是古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指出：“其供应之节，控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仪，贡输之数，主于中官；职提司者，不过检视而已。”[13]清人梁廷枏说：“自洪武迄嘉靖，置罢不常；又始置三司，后复罢浙江、福建，而专属之广东，大抵归其权于中官，凌轹官吏，古人互市之法，荡然尽矣。”[14]
市舶中使多以太监充任，也有少监、监丞，并无定制。[15]（见附表）明制太监正四品，少监从四品，监丞从五品，[16]可见市舶宦官官位并不高，但能量很大，不容小覦。
市舶中官有独立的衙门，名目有“市舶府”、“市舶公馆”、“市舶中官衙门”、“提督市舶衙门”、“市舶中官公馆”等，直属内府，与地方不相属。成化中，广东布政使彭韶奏言：
广东市舶提举司衙门，先于永乐元年八月内该内官齐喜钦奉太宗皇帝圣旨设立，彼时佥民殷实户四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脚夫并跟拨皂隶等项，又名不簿，内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17]
可见市舶中使衙门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支配了贸易管理中的各项资源。下面是粤、闽、浙三省市舶宦官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市舶公馆
广东市舶公馆，初设于城南江边，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观旧址。嘉靖《广东通志》谓：“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诸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所未有，乃命内臣监镇市舶，设公馆于城南水滨，改建于城西仙湖。”[18]同书“公署”条谓：“嘉靖十年，革去市舶内宦。其馆在郡西武安街宋转运司旧址。”[19]嘉靖《广州志》亦云：“市舶公馆，在郡西武安街南，永乐元年建”。[20]
嘉靖初，广东市舶公馆衙门有正厅五间，穿廊三穿，后厅五间，左右厢房二十二间，仪门厅三间，东西耳房二间，大门三间，比广东市舶司衙门规模大。[21]
万历《广东通志》谓药洲“南有千秋寺，被有八贤堂。洪武三年劈寺址为按察司，观址为市舶公馆。”[22]此说有误，洪武三年并无市舶宦官，何来“市舶公馆”？不过药洲倒与海外交通有关系。该地原为南汉宫苑，有文溪流过，潴水成湖。湖中有洲，为刘氏“聚方士习丹鼎之地，”建有长春宫、三清殿；药洲“积石如林”，形成花、石、湖、洲并胜景色；药洲四周“环以犀桥”，以通宫城，北桥名“宝石桥”，南桥名“仙童桥”，为药洲胜景。[23]宋代药洲为转运司地，后有莲池，建有奉真观。绍兴六年（1136）十月戊午改奉真观为来远驿，以备招徕诸国贡使。
（二）福建提督市舶公署
据弘治《八闽通志》记述，福建提督市舶公署在布政司东南光泽坊内，旧织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东。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监太监韦查与织染局互易创建。[24]同书“织染局”条谓：“在府治西南地平寺东，旧为提督市舶公署。洪武八年，建于府治东南光泽坊内。成化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遂以此为织染局。”[25]这里的地平寺，也就是法光寺。
光泽坊，一般认为在福州东街福建省立医院内，因为道光时林枫《榕城考古略》提到：“镇闽将军署，旧染织局也。明成化间为市舶府，后为巡按御史署。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国初为总督署，康熙十九年改为镇闽将军署”。民国《福建通志》亦从此说。该地为通往东城门的必经之地，故名东街。民国时镇闽将军署改为省立医院。1966年以前，医院内假山尚有督舶太监吟风弄月的诗刻一首，惜后来失落。不过，王铁藩先生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认为光泽坊不在福建省立医院，而在今仙塔街街东，光泽坊宋为润泽坊地。宋《三山志》所载之润泽坊，五代为横冲营地，内有义井，明改为光泽坊，明后期坊废。[26]
此说还可以《闽都记》的记载为证。该书“光泽坊”条云：“闽横冲营在焉，巷有二井，义井也；建坊润泽，后更名光泽，井存，坊废。”同书“察院”条曰：“其地旧织染局也。国朝成化间改为市舶府，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27]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又谓：“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市舶提举司于澳桥，进贡厂、柔远驿于河口。”这里的“柏衙”，在光泽坊之南。《闽都记》“柏衙前”条曰：“在察院之南。元行省郎中柏帖木尔居此，柏一门死事，宅废已久，坊名尤存。国朝成化间侍郎黄尧存、尚书黄镐二人故宅在焉，今俱易主。”可见福建市舶太监府原与市舶提举司相连。成化十六年市舶府与织染局交换衙署，司府才分开。
（三）浙江市舶府
浙江市舶府，在杭州城内，原为宋德寿宫后苑。宋德寿宫，在大内之北，史称“气象华胜”，内凿大池，引西湖之水注之。其上叠石为山，以拟飞来峰，建有聚远楼，“凡禁籞周四”；分四地，东为香远清深（梅台竹堂），月台、梅坡、松竹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樨）、芙蓉岗；南则载忻（大堂乃御宴处）、忻欣（古柏、湖石）、射厅、临赋（荷花山子）、燦锦（金林檎）、至乐（池上）、半丈红（郁李）、清旷（木樨）、泻碧（养金鱼处）；西则冷泉（右梅）、丈杏馆、静药（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则泽华（罗亭）、旱舡俯翠（茅亭）、春桃、盘松。真是“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民间可拟”。[28]明市舶太监以旧宫苑为官署，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5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4036092）。
[1]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第160-173页。
[2]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
[3]《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序。
[4]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一《中官考一》，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5]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二《中官考二》，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6]《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
[7]《明史》卷九十五《职官志》。
[8]《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酉。
[9]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条，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10]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条，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11]林文俊：《方斋存稿》卷四，四库全书本。
[12]尹直《御祭南海神文》，李福泰修、史澄纂：《番禺县志》卷三十一《金石略》，同治十年刻本。
[13]张邦奇：《张文定甬川集》，《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十七。
[14]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著：《粤海关志》卷七《设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1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16]《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
[17]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议》，四库全书本。
[18]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9]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0]黄佐：《广州志》卷二十二《公署》，嘉靖残本。
[21]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2]郭棐：《广东通志》卷十四《郡县志·广州府》，万历三十年刊本。
[23]樊封：《南海百咏续编》卷四，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1977年。
[24]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5]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6]王铁藩：《福州明代福建市舶司衙署考》，《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第70-75页。
[27]王应山：《闽都记》卷三《郡城东南隅》，求放心斋道光辛卯年重刻。
[2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南北内》，四库全书本市舶宦官权势膨胀
正统以后，宦官“干与外事”，在朝架空内阁，把持国柄，操纵厂卫，提督京营，如边方镇守、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宦官权力体系。武宗继位，刘瑾擅权，打击异己，朝政败坏，史载：“瑾逐去不附己者，矫旨许进、马文升、刘大夏、赵事贤、张津奸邪朋党，为民。”[1]宦官还控制厂卫，开张皇店，监督征税等。
市舶宦官在这一时期权势大为扩张。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镇守太监，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职，权势更加显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监董让迁江西镇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监尚春升御马监太监、福建镇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监赵诚升福建镇守，都是很有势力的人物。
成化间，浙江市舶太监林槐获得提督海道的权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监赖恩，“比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2]虽然兵部和都给事中郑自璧皆上言反对，但有旨许之。
成化十一年，韦眷为广东市舶太监，兼“采造进奉品物”，又任珠池太监；[3]二十三年（1487），韦眷插手盐政，奏请征广州东莞西湖等村各埠场鱼盐之税，“以备入贡之用”。[4]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韦眷以内官监太监兼任两广镇守太监，[5]成为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的两广头号实权派人物。弘治八年卒于任所。韦眷操控对外贸易二十年，胡作非为，臭名昭著，是成弘间权势最大、为祸最烈的市舶太监。
嘉靖以前，浙江、福建还形成总镇太监管带市舶太监的“事例”。嘉靖八年（1529），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言：
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驻扎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或久妨机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辙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以为不如令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6]
这段史料说明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宦官兼职情况有所不同。浙、闽市舶宦官往往由总镇太监管带，广东则委派专官，原因是两广总镇太监与两广总督驻梧州，市舶太监则驻广州，两地距离太远，不能相兼。
正统以后，贡舶贸易日趋萧条，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监无事可管，正如广东巡抚林富疏言：“先年番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7]相反，属于非法的商舶贸易日趋兴旺。两广当局面对紧迫的财政形势，默许商舶贸易发展，放松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开始确立“收税则例”，开征市舶之税。正德四年，都御史陈金等提请对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户部同意，“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正德十二年降为十分之二。抽分制公开确立，成为“广中事例”的核心内容。[8]
番舶互市有利可图，引起市舶太监的垂涎，广东当局与市舶宦官的权利之争随之展开。正德四年（1509）三月乙未，市舶太监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诸国商舶抽分，结果为礼部所劾，斥其“妄揽事权”，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9]
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监毕真援引所谓“熊宣旧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务要求：
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书所载，例不当预。奏入，诏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太监也，常以不预满剌加等国番船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10]
这次争议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点在于商舶贸易税收。宦官方面认为商舶抽分不宜由镇巡三司兼管，而应由市舶太监专理；礼部以贡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贡舶属太监，商舶归地方，对商舶抽分市舶太监“例不当预”。当时刘瑾掌权，在他活动与支持下，武宗批准了毕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胜利。
[1]郭棐：《广东通志》卷三十八《郡县志·惠州府》，万历三十年刊本。
[2]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五《中官考》，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3]《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未；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方向传》，道光二年刊本。
[4]《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八，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癸亥。
[5]应槚辑、刘尧诲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一《历官·总镇》，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七《秩官上》，嘉靖十四年刊本。
[6]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7]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拙作：《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199页。
[9]《明武宗实录》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
[10]《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
[11]《明武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三裁撤市舶宦官
宦官势力的高涨引起朝野的抗争，统治集团从王朝统治、维护集团利益出发，在力量制衡上做了一些补救，压制宦官势力过度膨胀。如仁宗时内官马骐矫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闸办金银珠香。本院官复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阯荼毒军民乎？交阯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乃至。[1]
宣德年间，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官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寘极刑。……”[2]
一些正直不阿的地方官员，也惩办了一些不法宦官。成化、弘治间，广东市舶宦官韦眷等，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陈选、彭韶、番禺县知县高瑶等抵制，威势少杀。成化间，姜昂知宁波府，“中官以市舶至，怙势张甚，公与之抗，其人反愧服焉。”[3]正德六年，张津知宁波府事，时市舶太监“怙势不检，公以法绳之。”[4]
世宗即位后，鉴于正德间宦官擅权干政之祸，“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5]宦官嚣张气焰大为收敛。嘉靖八年（1529），用辅臣张孚敬及兵部胡世宁言，革各边各省镇守中官。[6]同年，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请裁撤广东市舶、珠池内官，理由可以归纳为四条：
（一）市舶太监额编军民殷实人户各50名，徭役供应之费不少。
（二）多年来贡舶罕至，市舶太监无所事事。
（三）当时浙江、福建贡舶事务俱委总镇太监兼领，广东因省情不同，总镇、市舶太监互不相兼；总镇太监驻广西梧州，市舶太监驻广东广州；梧州离海远，如果总镇太监兼管市舶，往来不便，且易兴衅端，故粤省不宜仿照浙闽，应将市舶事务委巡视海道副使兼管。
（四）裁撤广东市舶内官还有一大好处，即省内臣之费，“不啻齐民数十家之产，而地方受惠，边檄获安矣。”[7]
嘉靖九年以后，陆续裁撤派往各地的宦官，包括市舶宦官。该年以云南巡抚毛凤韶言革镇守太监。[8]十年，正式革去广东市舶太监，巡按御史吴麟采纳布政司参议王洙的建议，将市舶中官公馆改为岭南道公署。[9]十一年，保定巡抚林有孚疏方镇守内臣之害，兵部尚书李承勋覆议，大学士张孚敬力持之，“遂革镇守，并市舶、守珠池内官，皆革之”，一时皆称快。[10]
此后，“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11]中官既罢，市舶管理权尽归地方，形成以海道副使为主导，市舶司、府县分权管理、互相监督的新体制。万历中矿监税使复出，市舶制度又为之一变，此是后话。[12]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143页。
[2]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176-177页。
[3]徐兆昺著、桂心仪等点注：《四明谈助》卷十《北城诸迹二下·明贤牧》，宁波出版社，2003年。
[4]徐兆昺著、桂心仪等点注：《四明谈助》卷十《北城诸迹二下·明贤牧》，宁波出版社，2003年。
[5]《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
[6]朱东观辑：《奏疏》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
[7]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页。
[9]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0]《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张二果、曾起莘：《东莞县志》卷二《事记》（崇祯刊本）作嘉靖十年五月。
在我国，公益广告本身和权力具有着复杂的关系，公益广告的实质是权力的体现。因此，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场域，它同时体现了公益广告管理的复杂性。在权力维度方面，中国的公益广告尤其是政治型公益广告具有以下几个问题:广告传播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广告传播本身作为权力来源并没有充分考虑受众的具体需求;作为一种资本和场域，公益广告充分体现出了它本身的复杂性。这些特点，给公益广告的传播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就目前来看，主要的是造成受众的逆反心理、没有抓住受众的具体需求。同时，使得广告的管理更加复杂。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应该在下面几方面进行改进:淡化公益广告的意识形态特征;淡化广告的权力色彩，增强其服务性，同时充分考虑受众的具体需求;理顺公益广告管理主体的关系，调整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对于公益广告的管理比较复杂。他们之间管理关系的复杂性实质上就是权力本身的复杂性，理顺公益广告管理自身的复杂性，既有利于调整广利体制，也有利于整合相关资源，从而推动公益广告的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力维度的改进
目前，我国公益广告管理方面在经济力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我国公益广告目前的人才投入、资本投入和制度的建设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就目前有限的资源来说，以企业为主体的公益广告收益分配的动力机制也并不健全;以国家为主体的公益广告收益分配的动力机制也并不健全。从管理主体上看，无论是在投入上还是在收益分配动力机制上，政府目前仍然是主体。因此，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更大的发挥其他各个主体的重要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其他各个管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知识力维度的改进
在我国的公益广告实践中，公益广告的管理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一、在资源和资源的调配方面，应充分保障公益广告行业资源的充沛。二、在知识产权方面，应更加注重对公益广告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既有利于公益广告的创新，又有利于塑造品牌形象，形成品牌的影响力。三、在在创新能力上应更加注重公益广告行业中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同时形成创新的氛围，当然也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奖励以刺激公益广告的创新欲望。
四、文化力维度的改进
文化力的主要作用在于塑造核心文化、形成相互认同和对某一个发展目标的认同。它是社会发展、国家富强和民族进步的灵魂。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公益广告管理中，其文化力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在于凝聚力不足、导向力不强、激励力发挥作用小和辐射力的表面化等。因此，在今后的管理中，重点要从以上几个方面予以解决:管理的目标是增强公益广告的凝聚力，当公益广告向自身回归的时候，其对受众的影响力自然强化，其凝聚力也就得以增强;强化公益广告的导向力，要淡化公益广告的政治性和商业性，在公益广告的选题、制作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具体需求，将受众的需求和传播者的意图有机结合，以受众的实际生活的重点、热点和难点作为切入口，以此来增强公益广告的导向力;在激励力方面，增加公益广告传播给受众的力度，同时增加受众接受公益广告以后所获得的利益，只有增强受众接受公益广告后的利益，才能对受众形成相应的刺激，以进一步使得受众行为朝向传播者的意图转变;在辐射力上，扩大公益广告的辐射范围，突破地域的限制，使得介益广告在整个社会会中形成规模优势，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区域内。另一方面，公益广告的辐射力不能仅仅停留在受众的认知和态度层面上，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到受众的行为方式中，而这正是公益广告实现传播效果的关键。
五、结语
医院人本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包括两大群体，一是指医院的所有员工，二是指医院的所有患者。因此，医院人本管理的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以满足员工和患者的需求为目标，对患者的服务形式和对医院员工的工作方式运用管理理论与手段对他们进行人性化的组织管理。[2]通过在医院人员管理中应用人本管理，有利于了解员工的工作动态与综合能力，根据员工的具体情况做到为每个员工合理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整合医院资源，共同为医院长效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二、人本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实行人本管理是符合医院现实的发展需要。医院作为向大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要求每位医护人员依靠自身的专业技能和优质服务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每位具备这种能力的医护人员都是医院稀缺的宝贵资源，是医疗卫生行业难得的知识型员工。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医学人才，人才是医院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天服务的对象成百上千，每位患者的病症情况又有不同。通过专业医护人员对患者不同病症的需求提供一对一的治疗和服务，有利于帮助患者加快治愈时间，利于间接宣传医院的良好声誉，对维持医院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行人本管理是满足新时期社会的要求。围绕着“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医疗改革出台之后，医院针对服务领域进行了相应的医疗卫生改革，要求每个医护人员把患者当成是服务的中心，围绕患者展开人性化的服务工作。然而出台鼓励的医疗政策与现实践行的结果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效，当前医院在运用人本管理方法对医院员工进行管理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医疗卫生改革市场与政府监管机制不协调，出现医疗机构变相竞争逐利现象严重；医疗机构自身没有把发展内部服务管理与外部扩张发展有效结合起来，甚至出现舍本逐末的现象，过度追求外延式发展；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没有对自身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对患者的反馈与需求没有能很好地进行分析和满足，缺失合理的人性化服务。当今新时期社会要求的是具有专业技术与优质服务的医疗队伍，继续实行人本管理有利于完善医院员工管理制度，促进医院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实行人本管理符合当今时展的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生活资料已经基本能够满足的人们对温饱的需求，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更多优质服务的需要。在当今时代的发展的背景下要求医院员工能够进行运用创新化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在医院员工管理制度中引入人本管理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从人的角度出发，根据每个员工的具体情况进行创新化管理，助推医院管理体系向着创新化道路的发展。
三、如何把人本管理与医院员工管理相结合
（一）创建和谐的人文环境。医院管理层通过加强医院的人文关怀，从人的需求出发，打破职位产生的等级制度，加强医院人员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与各个阶层员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身作则努力奋斗，给基层员工做出良好的工作榜样，调动各个员工的工作热情；针对员工的需求给予员工适当的人文关爱，与员工一起携手创建和谐的、人文氛围浓厚的医院环境。（二）完善医院人事制度与考核制度。完善医院人事制度，是进行人本管理的措施要求。这就要求在用人机制打破干部终身任职制度，打破干部垄断医院职位的严重局面，在社会上进行公开招聘人才，创造健康的医院用人制度。完善人事制度的渠道可以走群众路线，根据基层员工的要求，多多听取医院基层群众的声音，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制度完善。通过完善医院绩效的考核制度有利于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并同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奖惩制度，鼓励员工多劳多得，投身广大的医疗工作事业。（三）提高员工的自我管理意识。人本管理的中心是人，对员工进行管理的同时要兼顾员工的自我管理意识，强化员工的自我参与行为。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表现员工的个人需要，从而加强员工的内在责任感与人文价值观念。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保证员工的全面发展建设团结合作的队伍，从而保障医院的常态化健康发展。
（四）人本管理是以人的全面发展而进行的管理，在医院运用人本管理的方法对员工进行管理，利于激发全体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凝聚员工的向心力，全面增强医院对外的竞争力。在新时期须结合人本管理对医院人员进行科学管理，发挥管理与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企业也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股东是公司财产的所有者。一般来说，企业在创办初期，股东的主要目的是扩大企业财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有多方面体现，主要包括企业股东出售股权、获得股利和股东分红等。其中企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股东持有的股票。股票价格在市场环境下，随价格的波动而变化。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通过市场上股票价格的高低反映出来。因此，股票价值对股东财富有着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也就是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对企业股东的财富的重要影响。股票价格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市场竞争环境、企业管理决策和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因而，合理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企业成本，保持企业股价保持持续稳定，使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双赢局面。
（五）成本控制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根本方法。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就是要求企业采用现代管理制度，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加强企业成本控制和财务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企业财务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在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企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形势下，企业只有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加强成本控制，才能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状况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字“开源”、“节流”。“节流”指的就是成本控制，“开源”指的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方法很多，比如研发新产品，采用先进技术降低成本，合理配置资源，节约资源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达到降低成本的功效。而企业的投资活动不仅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而且在投资过程中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加强成本控制不仅能够为企业的投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能够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
在新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目标分为短期现实目标、中期规划目标、长期战略目标。下面将对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三个目标一一阐述。
（一）短期现实目标
短期现实目标是实现资本的结构优化，控制财务方面的风险，追求合理的利润。短期现实目标是公立医院维持正常运营的基础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立医院是医疗竞争行业当中的主体，如果单单依靠政府的资金扶持和补助，那么公立医院得不到更好的发展，难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不难看出，在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因此，为了使公立医院的资金能够得到良好的运转，应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以较少的资金和较低的风险，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为了保障医院能够合理地利用资金，公立医院应该强化成本，对医疗成本和费用构成等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正确分析各项成本，在降低医疗成本的同时应以不降低医疗服务质量为基础，采取合理的措施，为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合理运营提供经济保障。
（二）中期规划目标
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中期规划目标是在提高公立医院的持续盈利能力的基础上，积蓄力量，继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要遵循市场的竞争机制，近几年，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医疗行业的需求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在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医院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和专业素质，才能应对医疗器械更新速度快、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节奏，这也对公立医院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过去，无论是医护人员的工资还是医院的医疗器械，都统一由国家财政拨款，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医疗成本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拨款已经无法满足公立医院在引进高端医疗器械和顶尖医护人员等方面的需求，如果公立医院继续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其辐射的社会服务范围将会减小、服务水平会降低，长此下去，会严重限制公立医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立医院的经营效果不佳，无疑加重了老百姓的医疗负担，新型医疗改革就是让老百姓人人看得起病，减轻民众负担，显然这与新型医疗改革的初衷相违背。
（三）长期战略目标
公立医院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不变，通过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履行促进人民健康、提高国民体质、服务广大群众的社会责任，充分彰显人文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设立公立医院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全体国民健康水平。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活动需要与其长期战略目标相结合，利用合理的运营方式，在增加医院收入的基础上，合理引进高端技术和优秀人员，降低患者看病成本，提高患者看病质量，缓和日益尖锐的医患关系，给国民提供良好的医疗环境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职责。
二、新医改下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措施
（一）采取动态式管理
动态式财务管理包括财产管理、负债管理和盈余管理。公立医院的资产包括两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在新型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出于对公立医院资产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虑，应建立健全资产监督管理机制，采取制度化、标准化的管理。根据医院的实际需要采购医疗器械，减少器械闲置，提高医疗器械的利用率，这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医疗成本；在医院器械采购招标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将招标信息到社会各界，做到信息透明化，避免因个人原因造成医疗器械水准不达标；定期核对财务，明确资金去向，避免资产流失；建立健全资产管理体系，将所有的资产进行评估，合理融资、投资，公立医院的合理盈余应当在不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的前提下进行。
（二）利用网络进行管理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各类操作和管理都趋向于电子信息化，因此，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管理，从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计算机办公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进步，将计算机运用于公立医院财务管理能够大大提高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速度。要善于引进先进软件，组织财务人员学习，尽快掌握软件使用。同时，公立医院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引进和培养会计算机的专业人员，提高医院计算机网络应用范围，定期检查财务类软件，针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做好预防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医院财务信息准确、真实、全面。此外，还应建立应急管理处，制定应急方案和预备方案，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因计算机故障而给医院和患者带来的损失。
（三）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并严格执行
公立医院财务预算管理是指对医院内的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统一配置、考核、调整等。当前因为公立医院现已成为全国医疗市场的竞争主体，开展全面预算管理是其发展的需要，且国家在财政补贴方面的不足，使得公立医院必须开展全面预算管理，才能增强资金的利用率，增加收入。为了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医院应当科学、合理地考虑影响医疗收支的因素，再制定全年预算，对重大科研项目和常规医疗等方面，做到统筹兼顾。当医院全年预算制定完毕后，应必须进行严格审查，而后执行，对没有列入计划的部分应作出相应的调整，确保财政管理目的实现。
（四）建立健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公立医院内部财务控制制度是为了能够保证医院资产安全、完整。在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内部财政控制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业务程序中的漏洞，也是保障财务会计资料真实的保障。因此，公立医院需要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将管控的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完整、有效的控制制度是加强内部财政控制的前提，公立医院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从细节上进行完善财务制度，包括对固定资产的控制、货币资金的控制等。此外还需要建立能够与之相制衡的监督机制，明确各个人员的职责，保证医院财务安全。同时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提高财务人员的自觉性，保障财务决策的科学和高效。
三、结束语
关键词:以人为本,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改革之初,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我国公共政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僵死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得自然生态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不谐调。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颇的集中体现。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地位,明确了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一,“以人为本”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哲学的总概括,是的实质和精髓。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在哲学视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本质;人是价值之“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是历史之“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并主导着历史。
第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心、共同奋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实,这种小康只解决了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仅仅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要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首位,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过渡和变革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特定状态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我国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物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等经济差距看,还是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城乡差距是否适度的标尺,通常是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1,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3;到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6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2,从中可以看出扩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失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因此市场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但无法矫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失衡。在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地方政府决策中甚至会影响政府,使得政府决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弱势群体本来在市场机制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而其利益诉求在某些公共政策过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会利益格局愈发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决策目标人性化。决策目标人性化就是决策目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需求,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造福。
其次,决策程序民主化。决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决策以人为本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决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正确决策。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坚持以人为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决策,决策方案一般来讲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即使有了缺点或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而凡是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所作出的决策,由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够,决策过程简单,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主观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再次,决策主体群众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决策一直实行“精英”决策模式,公共决策由少数人操纵,而普通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作风,必然导致决策失误。所以,公共决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笔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并不是否定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决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强调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使领导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这就意味着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时,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显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综合、表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需要,必须从维护和谋取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热情,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次,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将更加重视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民主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来完成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增强。一方面,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听证制度和网上公开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应弘扬公平原则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阶层之层、不同地域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强调,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和需要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损害后代人发展和需要的条件,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在其目标取向上做到: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现实的发展;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公共政策要以立体公平为目标,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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