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1 16:34:58
导语：在政治经济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1学生在学科认识上存在偏差
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整个学科体系划分为两大板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截然对立。这样的体系划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1]。可过于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对立，热衷于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简单对比，使学生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学生如果看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会使学生产生政治经济学“过时无用”的观念，从而挫伤了学生学习这门学科的主动性。
1.2在学科的实践性方面存在不足
从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看，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种灌输性讲授形式和知识主义的考试形式，漠视了该课程价值观念渗透、内化的功能；教学过程较多地强调其知识性，而较少强调其思想性、教育性、倡导性。教学评价方式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预设的教学目标，忽视非预设的学习效果；过分重视应试的教学目标，忽视对理解、分析、运用等思维方式的培养。由于“训练”、“灌输”取代了陶冶，所以教学内容和现实的脱节是在所难免的，教师无法对课程中的众多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无法给学生符合实际的理念导向。
1.3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不足
当今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使得政治经济学中的部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现实经济运作的解释力不足。部分基本理论与现实存在着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入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虽已根据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了一些个别理论、个别概念的理论创新,但是远无法满足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断涌现新问题的需要，而且有些创新在逻辑上还和政治经济学存在冲突，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常出现此处否定、彼处又肯定的现象，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信服力[2]。理论和现实的差距使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越来越难教了。
1.4在教学内容深刻性方面存在不足
教师在讲授时，仍然停留在解释学科的状态和层次，把政治经济学当成是批判的经济学来讲授。因此，多年来一种错误的观念深入人心：“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或剥削，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的经济学，剥削理论和阶级观点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教师在讲授中将紧紧围绕剩余价值理论，把讲授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方面[3]。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与它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积极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的生命力所在。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只关注该门学科的表层，单纯给学生讲授理论，而没有深入到其本质精神的剖析，不仅使得理论说教显得空洞和枯燥，而且让学生产生理解上的错误和偏差，很难准确地掌握这门学科的精华。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析
2.1实现政治经济学教学理念的创新
对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大部分学生产生其对今后的学习和事业作用不大的印象。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通过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纠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误解，让其充分认识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益处，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教师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1.通过提问和探讨的方式，了解学生是如何认识政治经济学的；2.通过介绍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以及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学术争论,让学生了解政治经济学概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3.通过生动和形象的例子，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当前的经济热点问题等方式。目的是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政治经济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立场和观点，教会我们能从理论的高度去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经济事物和经济现象，让我们掌握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以达到服务于个人、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目的。
2.2不断发展和变革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
在理论内容上，我们应当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他经济学理论中科学因素和有用成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于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丰富其内容，重新构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教学内容上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线，在学习基本理论的同时，着重学习和掌握的经济分析方法，坚信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二是以历史为切入点，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重要观点与理论产生历史背景的分析，加深对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三是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传授和灌输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现代经济学思维方式，加深对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四是运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我们国家、某一个地区或某一部门的经济问题，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充分体现出服务地方经济的宗旨。
2.3变革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在积极探索教学内容改革同时，与之相适应，还必须有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1）注重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1870年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首创的，并从美国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案例教学。[4]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在课程讲授时，可提前将教材中某些章节的内容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提前预习。案例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设计学习内容，对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将基本概念与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和感受案例内容，如情景式教学、项目导向教学等。教师在教学中，可针对政治经济学特点，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增强课堂感染力；采取小组讨论、案例展示、教学小品、学生演讲、辩论等教学方式，结合当下的经济热点问题，营造轻松、自然、活跃的课程气氛，注重师生互动，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这门学科的乐趣和益处。（2）采用“五环节导学教学法”实施全程导学。第一，目标导学。在教学中，向学生展示课程学习目标，让学生明白每节课学习的内容和需要达到的要求，对学生的学习起到导向作用，学习目标尽量做到简单明了。第二，自主学习。教师要设计和提出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学生可以将自主学习过程中的疑点、难点、重点问题做好记录，为提交学习小组合作探究打下基础。具体时间由问题的难易程度而定，简单问题在课内解决，复杂问题在课外探讨解决。第三，合作探究。三五个学生组成学习小组，针对自主学习中遇到的疑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小组成员展开讨论和交流，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第四，展示交流。教师预先把题目和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各小组通过课外合作学习，在课堂上派代表进行成果交流展示，可采用讲解、板书或多媒体等形式，鼓励其他同学提问和质疑。教师汇总学生交流展示中出现的问题，准确把握各小组在合作学习中遇到的疑点、难点和重点问题，为精讲点拨做好准备。第五，精讲点拨。教师根据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合作探究和交流展示中发现的问题，对重点、难点、易错点进行重点讲解，为学生答疑解惑，最后点拨学生思考问题的思路，以此增加学生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性。
2.4增强学科的实践力
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别是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多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从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入手，笔者发现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差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几点，笔者提出了高校应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调整考核方式等对策。
关键词：
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参与式教学法；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高校的经管类专业的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经管类专业都把它作为大一新生入学后的经济学入门课程，但就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着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的现象。提出，要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党政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学习的大本营，高等教育更应该走在学好、教好政治经济学的前列。本文将以笔者所在的民办本科院校为例，探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试图从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讨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
一、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1.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首先，从课程内容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今年还包括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而笔者所在的学校只在大一上学期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且也只有短短的48学时，这个课时长度只够讲授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而笔者通过对于学生的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民办本科院校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所欠缺的就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了解，砍掉了社会主义部分，更是导致政治经济学课程与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脱钩这一结果。其次，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民办本科院校的教师构成基本上可以分为自有教师和外聘教师两部分。由于学校的教学任务重，自有教师的数量很难满足每年庞大的招生规模的需求，因此，从校外聘请教师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但是校外教师并不了解民办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动力进行教学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非常低，学习效果也比较差，出现大规模的不及格现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从自有教师的角度来说，迫于科研的压力，很多青年教师不会把研究方向放到政治经济学中，而会把目光投向西方经济学或者其他的应用经济学当中，从而导致青年教师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功底比较薄弱，承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时也抱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教学效果也不甚理想。第三，从学生的角度来讲，高中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属于政治课当中的一部分，致使学生并没有把该课程看成是专业基础课，并且就现在的学生而言，他们会觉得政治经济学说教的味道比较重，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另外，就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学生考虑的问题非常现实，那些与就业相关的实践性强的课程比较容易受到学生的青睐，而抽象的理论课会让他们感觉比较枯燥，这种观念会从高年级学生流传到大一刚入校的新生，更加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
2.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很多教师在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囿于理论基础所限，只能照本宣科，完全按照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来讲，很少用到案例，也很少探索更新的教学方法。单纯从教学内容上讲，《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时间，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现实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在讲授时，若不注意到这些问题，不能和当代经济发展相结合，势必导致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精髓无法传递给学生，自然也就无法达成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从教材的选择上来说，现在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数量很多，但是，内容上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把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块内容。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源于《资本论》，从逻辑体系上来说非常严谨，但是教材中讲解知识点时，相关的案例比较少，即使有，也非常古老，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严重脱节。而社会主义部分主要讲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内容上来讲则显得比较松散，而且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关联度也比较差，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也未能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问题。
3.教学方法单一
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依然大行其道，依旧是教师按照PPT讲解，学生要么抄笔记，要么抄PPT，而且心思经常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其结果就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较少，对于学习态度较好的学生来讲，这种方式还有些作用，而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本来就有一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较弱，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更是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随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有些课程对于PPT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教师只是把PPT上的内容讲了出来，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也认为手里有了老师的课件就万事大吉，反正老师讲的内容也和课件上的没什么区别，这大大削弱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课堂也显得很沉闷。
4.考核方式一刀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比较单一，由于平时上课就没有较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导致在考核学生成绩时，也只能或完全采取一刀切的闭卷考核方式。虽然有平时成绩，但是，并没有办法考察教师是如何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的，其结果要么大规模的不及格，要么就只能调高平时成绩，保证通过率。而正是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导致教师更没有动力在课堂上进行案例分析等互动教学，同时，也由于学时有限，教师更是不敢耽误课堂上的时间，当然，也认为没有必要。对学生而言，即使课堂包括了案例教学，学生也会认为，这和考试成绩关联不大，缺乏了参与的动力。这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平时上课听讲不认真，考前临时抱佛脚，只能死记硬背知识点，考试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很显然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路径
1.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
对于民办本科院校而言，其培养目标固然是应用型人才，但是，从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必然也要考虑到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身遇到的问题时，会感到迷惑和彷徨。因此，从学校的层面来讲，不应该只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课的设置。那么，短短48个学时的政治经济学，想要既吸引学生，保证案例教学，又要理论联系实际，显然是一个挑战。同时，学校应进一步关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可以组织教师参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观摩，组织教师到外校进行考察等等。从教师的角度来讲，要想讲好政治经济学，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非常重要。有很多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甚至没有读过《资本论》，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仅仅是各种各样的教材。而理论基础的脆弱也造成了教师讲课能力的低下，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够很好地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自然也无法传递给学生一个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正确态度。
2.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
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本质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深刻理解，都已为实践所证实。但是，马克思写就《资本论》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100多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并存，并且相互竞争的现象，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出现。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进行更新。在教学中应注重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讲授，同时还要突出经济学研究方法。注重讲授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并且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比较。持续地更新教学内容，既能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又能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提高教学质量。
3.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
（1）案例教学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比较抽象，对学生来讲，单纯的理论教学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因此，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能够引导学生思考，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比如，教师在每一章开始时，可以设置导入案例，这个案例应该和本章内容相关，但是又不能太直白，关键能够吸引学生关注教师讲授后面的内容。比如，讲解货币起源时，教师可以应用人民币国际化的例子作为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解价值规律时，可以引用最近一段时间内猪肉价格的波动，追问：猪肉价格到底能不能“飞上天”？这些方式都可以激发学生对市场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兴趣。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尽量选取与学生现实生活接近的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做足功课，不光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同时，教师在讲解案例时，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不应把案例的答案囿于某个固定的点上，而应该刺激学生多思考。（2）参与式教学法。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够保证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就显得势在必行。参与式教学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堂论坛、学生主讲、角色扮演、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形式。举办课堂辩论赛。教师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辩题，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把握。所谓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辩论的形式，鼓励学生讨论甚至争论，打开思想的大门。教师要做好组织工作，选定适合辩论的辩题，如对于价值的形成，教师可以设置辩题，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自动化创造价值？教师可以按照标准辩论赛的模式设置正反双方，也可以抽签决定。这样，学生为了获得辩论的胜利，自然会认真准备，也就达到了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辩论结束后，教师要进行点评和总结，对学生进行鼓励和表扬。（3）讨论式教学。现在的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广泛，对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就能完全让学生信服的，学生对很多问题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思考。教师应抓住并利用这一特点，进行讨论式教学。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应本着宽容的心态，哪怕学生的想法比较幼稚，也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4.调整考核方式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想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参与课堂教学，那么考核方式的改革就势在必行，必须调整唯考试论的考核方式。教学考核可以形成特定的考核方式，具体来说，要把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表现尽量完全体现在考核当中，学生参与的每一项课堂活动，比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下小论文、调查报告进行具体量化，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在试卷的内容上也要进行调整，合理分配基本概念的记忆、知识点的理解以及对于知识的运用等部分的比例，重点考察对知识的运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而不仅是记住。
总之，要改善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状，教师就应该在讲授内容上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夯实理论功底，同时，通过优化教学手段，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目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受到学生欢迎的课程。
作者：孙亚君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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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庆.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路径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5(050:49-50.
1、政治经济学课教学改革的原因
1.1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传统教育注重系统知识的传授，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源泉是教科书和教师的讲授。当今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片面强调以教师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形式。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师滔滔不绝讲解；另一方面，学生紧张记录。形成了教师对教学内容单向输入，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方法，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第二，片面强调教材的作用。我国高校课堂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是教材，而教材内容通常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学生及时了解经济理论最新动态。第三，片面强调校内课堂的作用。传统的教学是在学校课堂中进行，学生所学知识未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感性认识，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使学生进入社会后应变能力较差。
1.2 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表现为科学抽象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定性分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长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往往更多的是注意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忽视三大基本方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机结合，这样不利于学生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准确认识，不利于其将来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2、政治经济学课教改的实施途径
2.1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开展多元化教学。
2.1.1 课堂教学采用三段法，知识传授由浅入深。第一段：教师对前次内容简单回顾，提出具有一定深度并与新课紧密联系的问题，学生回答，老师点评，由此导入新课，增强教学内容的系统性、逻辑性。第二段新知识点讲解。这是课堂教学中最重要部分，主要分三个层次完成。第一层次，运用科学抽象法对基本知识点进行分析叙述；第二层次，选择典型实例进一步分析。正是充分运用这一方法，使学生对枯燥的教学理论有了更深刻理解。第三层次，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总结归纳知识点，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又有了进一步认识。第三段：课堂练习，授课之余，笔者参阅了大量资料，编制出适合学生使用的习题集，由学生课堂独立完成，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其对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
2.1.2 结合青年学生活泼好动，反应快，独立意识强的特点，让学生参与课堂活动。教师将教材中某一部分内容交给学生通过讲课形式解决，对有争议的问题采用辩论、讨论方法解决。
2.1.3 注重教学内容的动态发展，及时更新和精炼教学内容。①教材选择始终处于动态更新和调整过程中，一改过去教材不变、教案陈旧状况，使教材常新教案常新。②及时将一些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突出课程内容的时代特征，使基础课教学得到优化，理论更联系实际。
2.1.4 考试形式多样化，力争使考核内容能够真正检验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精髓掌握的情况，以及运用它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专科学生的具体情况和本课的特点，采取了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2.2 打破学科授课独立化过程现象，实现交叉学科的有机结合。笔者在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负责讲授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民族、政党等内容的学科。与政治经济学有相通之处。在教学中，采用横向联系法，从两个学科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讲解，从而大大拓展和加深了学生对相关问题的了解，更关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2.3 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科，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多年来，始终不忘读书，努力科研，将科研实践的体会和科研成果以生动而深刻的语言传授给学生，激励学生敢于、善于独立思考和敢于创新。
2.4 以满腔热情对待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保证教学工作的圆满完成。
3、政治经济学课教改的成效
3.1 实现了学生学习态度的转变。学生对本门课产生了浓厚兴趣，即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吸纳，变知识传授为能力自我培养。
3.2 学生及时了解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为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课程培养目标着眼于学生应具备相应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为以后开设其他经济类课程以及将来从事经济经管类相关工作熟练运用经济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奠定基础。旨在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突出特点是理论性强，与现实联系不十分密切，教学内容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这需要教师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目标对其内容和教学方式重新设定，增强实践性。教学内容。“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经管类学生的基础必修课，每周4课时，3学分，理论课72时。本课程教材选用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从教学大纲来看，内容先后大致如下：前半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介绍，后半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系统介绍。内容非常多，远远超出了计划课时所能承载的范围。因此，在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时，需要对教材内容做处理。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发展的历史。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高中文科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在本教材中，占用一节课时，是为了更好的说明剩余价值规律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中可以发挥其作用。理科学生虽然高中没有学习历史，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因而这一部分可删减。另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一部分也可以删略。社会主义部分内容重点是为了让学生认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决定、所有制构成，无需花更多的课堂时间给学生讲述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立。与后续课中有重复的部分，比如，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政府职能等，也可以删减。针对部分考研学生而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体系知识掌握要求较高，考虑到在后续课程中不会专门开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课，因此，在教学设计时需要加大这一部分所占课时的比重。
二、教学策略。
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需要改变政治经济学以往的教学策略。选择合适的教法提升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多媒体是一种比较好的表现形式。通过多媒体应用，在多媒体课件演示过程中，充分利用动画、声响效果和色彩形成的视听组合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强化学习动机，有利于他们获取知识，调动学习积极性。另外，教师也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团队互助法等展开教学。从这方面讲，要求教师一方面要有驾驭学生进行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平时就要注意多搜集素材，展开案例进行分析或者针对团队布置任务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既引导学生掌握了知识，又实现了教学目的和要求。
三、教学实践。
政治经济学课程之所以枯燥，不受学生的欢迎，缘于课程内容过于陈旧，缺乏解释和指导现实生活的活力。基于此，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目标，必须加大实习实训内容，强化课程的实践性。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走出学校，进入工厂、地头参观，真实感受教科书中反映的经济体制的差异。对于不同制度下同一体制的内涵，只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理解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学校出面联络，形成固定的实习实训基地，每学期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参观访问，能较好的消化课堂上的空洞的理论。充分利用实验室机房进行上机模拟实践。模拟实验课，引入专门的ERP软件，引导学生学习企业的基本知识，从产供销对市场的把握到对企业的管理，提升对课程中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内容的感性认识，并进而理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部分内容。
积极参加科技竞赛，突出实践能力。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是检验学生动手能力的一个场所，目前针对经管类大学生涉及到的各种全国性、地区性的竞赛非常多，参加这种比赛是学生锻炼和展示自己能力强弱的一个平台。学生通过赛前不断的撰写商业计划书，会对学过的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有一个融会贯通，利于提升分析思考能力。利用图书馆丰富的网络资源，自行上机模拟演练从业资格证考题，为将来毕业考取专业性的资格证书打基础。图书馆拥有庞大的大学生考试学习电子资源库，里面包含有各种符合经管类专业学生模拟训练的模拟考题和部分真题，学生可以利用这种网络资源，强化训练，为毕业应聘添加砝码。
四、教学评价。
传统的评价指标都以学生学期末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指标。这样，难免出现学生为了考试而考试，考完就忘的现象。不但没有掌握真知实学，更没有将知识转化为能力，使改革变了味。对此，在设计考核时，从两个方面着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包括出勤率和作业两大块。出勤率与期末考评相结合。为了避免部分学生平时逃课，考试前背范围的不良习惯，设计该门课程的考核在期末考评之外，再加入平时出勤考核，起到督促学生走进课堂的意义。出勤率占比一般设置为5%。作业成绩与期末考评相结合。政治经济学内容庞杂，需要学生课后花大量时间进行消化吸收课堂知识，为了更好的巩固所学内容，每一章都会设有作业，包括各种题型，发到公共邮箱里，供学生下载填写。每一章的作业都有批改成绩，最后学期末，所有的作业装订成册，按百分制核算出学生的作业成绩分数，作为期末考评成绩的又一个衡量指标。这个成绩一般设置为5%，期末成绩则占90%。合理合计期末考试试题类型。在期末考试题型构成中，主观题分值和客观题分值比例要做合理分配。由于学生主观题作答分数比较集中，设置客观题尤其是多项选择题，可以使基础扎实的学生在考试中脱颖而出，通过优异的成绩获得各种奖励，来激励学生的学习上进心。这种考核方式通常应该在每学期开学时即对学生阐明,让学生明白这种考评方式的意义，为以后能取得好成绩而利用好时间。
关键词：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模型；中点选民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简介：白洁，女，山西忻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福利，一国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国最优的贸易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理论和现实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它已经成为一国干预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虽然在WTO的倡导下，各国施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非关税壁垒却盛行不衰。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更青睐于保护而不是补贴等直接根治经济扭曲的手段。经典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诸多经济学家从最优关税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市场失灵、次优等角度出发试图解释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以效率为基础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所以，只有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传统的贸易理论当中，从收入分配而非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探究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的出发点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政治捐资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中点选民的出发点则缩小到不能进一步分解的选民个体，政治家要赢得选举，得到选票的最大化，必须代表中点选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模型及相关研究
利益集团模型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理论，大部分学者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贸易保护政策了进行分析。该模型主张资本家通过影响政治家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支出，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团模型理论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研究介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是利益集团模型的雏形。大部分学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这些研究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一阶段的理论是分散和片面的，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体系。到20世纪80、90年代，利益集团模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代表理论有关税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护代售模型和信息传递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的提出成为利益集团模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模型较为完备和成熟，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热情持续不衰。其中一些学者以保护代售模型为基础，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因素加入模型当中，使该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学者用利益集团模型分析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等具体问题，使其解释力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学者以本国数据为基础对利益集团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该理论在本国的适用性。根据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研究重点的不同，将相关研究分为四个方面：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构成了利益集团模型理论的基础部分。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能有效调整集团内部利益并形成游说，因此行业获得的保护水平以及行业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能力与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认为不利于收入、就业水平提高的经济环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团的形成。所以行业保护水平和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渗透率呈正相关关系；Gawande等[2]研究了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有损失的，但Gawande等却认为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当中。认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的游说能力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在企业游说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献，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拥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所以，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如果该产业内大型企业较多即产业集中度较高，则该产业的游说能力就较强，贸易保护水平也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中，认为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
2.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决策过程的研究。
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影响因素可以看作是一个输入变量，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以作为一个输出变量，那么中间的影响过程和决策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诸多学者通过构建函数或者是利用博弈论对该环节进行展开。如Findiay等[5]构造了关税形成模型，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团影响关税的具体过程。认为关税水平取决于对峙的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的最优关税便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该模型认为关税是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而政府在关税的决定过程中退居其次。该模型较好的利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关税决定水平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在此过程中过分看重利益集团的作用，忽视了政府、消费者等其他社会群体对关税的影响。
Magee等[6]构造了两个政党、两个利益集团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该模型认为利益集团为候选政党或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党或候选人当选执政的概率。假设，各党在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献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导的贸易政策，并且该贸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献的影响与干扰。利益集团只是根据自身的贸易政策偏好，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那么，在该情况下，利益集团并不能以政治捐献的方式直接影响贸易政策，只能通过政治捐献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的获胜几率，从而间接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贸易政策。
上述研究将政治捐献作为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筹码，而Ainsworth[7]认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同样可以起到游说作用。由此，我们研究的前提从充分信息演变为非充分信息状态。于是，信息便成为了利益集团游说决策者的重要砝码，能够帮助资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经济状况，作出决策。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便由“保护待售”模型中的交易双方，变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团向决策者传递对自己有利的真实信息，决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选择以延长政治寿命，双方互惠互利。
传统的利益集团模型大多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关税形成模型。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全部的贸易保护利得（租）。随着贸易保护手段的日趋丰富，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不能获得全部的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acchini等人[8]将配额等非关税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团模型当中。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过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终由政府获得。该研究大大拓宽了以往分析的视野，使得研究学者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给予关注。从而使得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3.关于利益集团综合模型构建的研究。
上述文献分别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和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只是利益集团模型的两个方面，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权衡，最终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呢？这就涉及到了综合模型的构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个较为完备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通过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结果：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很大，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该模型虽然比之前的理论更完善，但单从公众的角度或单从政治家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仍然不够丰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团模型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而非提高竞选政党的当选概率或是当权政府的连任几率。当权政府则为了再次当选，除了借助政治捐献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该情形下，利益集团应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政治捐献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当权政府则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使总政治捐献与社会总福利的加权值最大。Grossman等假设，一小国中存在n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各自产业利益游说当权政府。在劳动报酬为1的前提下，构建了利益集团的福利函数和社会总福利函数，政府的目标是使游说集团的政府捐资和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为了达到目标，利益集团和政府间形成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之间首先提出纳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献安排，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捐献安排上再决定最优税率。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根据政府与游说集团之间“菜单拍卖”的纳什均衡条件，得出了均衡时的关税表达式。其结论表明：均衡关税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组织产业。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献，便可享受到关税保护，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忍受负保护。若所有产业均存在利益集团，并且每位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则此时会形成全面的自由贸易。该模型是利益集团模型中最为完备的一个，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缺陷，即对于利益集团期望利用政治捐献影响所有商品关税的假设，与现实情况并不一致。在现实中，利益集团更希望将有限的政治捐献投入到直接相关的贸易政策游说中。利益集团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产品的保护程度，对于其他产品则并不关心，因为对其他产品关税进行游说，将是一件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的行为。
基于此种考虑，Helpman进一步假设利益集团只对自身产品的关税水平进行游说，结论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将实行自由贸易，而并非征收出口关税；提供政治捐献的产业将一定受到关税保护。即使出现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的极端现象，全面的零关税也无法实现，除非只存在一个产业、一个利益集团。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其关税具有独立性，并与该产业特定要素的所有权集中度有关，集中度越大，保护率越高，而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实力无关。然而，该模型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种假设仍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在现实中，只有当利益集团的潜在收益足够高或者组织成本足够低的时候才可能形成。保护代售模型作为利益集团模型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后期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Chang[11]对保护代售模型进行了深化，将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探讨了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该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1）即使是在没有组织的产业中，内生性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不会降到零。（2）对于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内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现为出口补贴。但对于没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则表现为出口税。（3）不管该产业是否有组织，进口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探讨了上游生产者和下游生产者的游说竞争问题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文章认为来自于相互对峙的两个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搜集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个有组织的产业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该产业中下游生产商也存在强大组织的话，往往会削弱政府对该产业的贸易保护力度；Matschke等[13]将劳工问题引入了保护待售模型中。通过构建新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确实受到劳动力市场变量的影响。并认为，如果一个特定产业中的工会而不是资本拥有者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会比保护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为工会会将零散的游说租金集中起来。反之，如果资本拥有者而不是工会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较低；Facchini等[14]将产品替代率引入了保护代售模型当中，认为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保护就越强。
4.关于利益集团模型应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臻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将利益集团模型运用到分析其他问题中去，比如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比如，Maggi[15]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自由贸易协定确实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仅与一些政治变量相联系，还与部门间资本流动性有关。如果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越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间接投资问题。该论文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决定。认为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资产去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作为外部人员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无法获得有效保护，这些因素会导致投资者获得的保护水平在一个次优的状态下达到均衡。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确实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是普通选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又涉及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条主线――中点选民模型。
三、中点选民模型及相关研究
中点选民将立足点放在选民个体。政府或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在选择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从选民的角度考虑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观点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选举最大化模型就将行业的就业人数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并考虑选民人数对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行业就业人数是利益集团和政府谈判的筹码，有更多选民的行业更容易得到候选人的偏好，即行业就业人数与行业保护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理论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却给出了与利益集团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场，即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过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只要中点选民对政策的偏好有“单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点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比经济体的总比率低，那么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时，这个国家就会征收正的进口关税。即如果该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它的贸易政策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如果该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那么它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但这与各国实际情况很不吻合。事实上，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国少数要素拥有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点选民模型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将中点选民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近几年，学者对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持续进行，他们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经济、政治变量，集中分析了中点选民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从而使该模型与现实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该模型解释能力的局限，导致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贸易保护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另外一类是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将中点选民模型与要素禀赋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拥有量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他利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玻-萨缪尔森定理构造了一个经济均衡时关税水平的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均衡关税水平是中点选民的个人最优关税水平。然而，对于中点选民的识别依赖于对投票者资格的判定和要素拥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资格判定中对最小资本拥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该行为就体现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保护的意图。如果最小资本拥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保护的意图就越明显。保护性关税水平取决于中点选民对相关要素拥有量与经济中要素拥有总量的关系。如果中点选民对资本拥有量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数投票原则将导致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反之亦然。自由贸易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即中点选民的要素拥有量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时候。除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投票成本为正，则个体进行投票的可能性将随着投票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那些边际收益在征收关税后提高很少的个体，将没有激励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与征收关税密切相关，即征收关税以后会明显提高该选民的利益。于是，从贸易保护中得到的利益将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产业当中，而损失则被广泛的分散到整个经济当中。该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与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富参考价值的论点，但是对间接民主下的贸易保护问题没有涉及。
Dutt等[19]将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当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在中点选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一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文章指出，如果一国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禀赋的价值比较低，那么相应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较高。对于资本丰富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反之，对于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将越低、补贴越高。总之，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该模型运用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给予关注。
Daron等[20]将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某些经济因素比如分配效应、外部效应、规模效应和消费者效应与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将腐败引入了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腐败会提高劳动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与其他因素相比，腐败会使贸易政策偏离中点选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给中点选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变量，认为在西欧国家全球化对派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点选民的位置。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会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贸易政策。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则会采取较为极端的、不友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中点选民模型从Mayer的首次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日渐丰富，诸多经济学家将要素禀赋、收入分配、外部效应、规模效应、腐败、中点选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点选民模型当中对其进行完善，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不仅可以利用其分析关税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等诸多经济现象。
2.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将中点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当中。具体分析了一国在从封闭经济走向双边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的损益情况，并且剖析了双边贸易协定到底是多边贸易协定的绊脚石还是铺路石。通过分析，芬斯特拉证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观点。首先，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如果两国的中点选民都会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个国家一定会在多边贸易协定中获益；其次，如果允许垄断竞争下产品的多样化，那么两国的中点选民一定会在从封闭经济到双边贸易协定，或是从封闭经济到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收益。但可能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受损。所以，双边贸易协定会阻止参与国向多边贸易协定发展。对于多边贸易协定来说，双边贸易协定是一个绊脚石，而不是铺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在关税同盟内部不存在贸易转移的条件下，优先贸易协定一定会阻碍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并通过对欧盟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该论点。上述经济学家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了贸易协定问题，从广度上拓展了其解释能力。这为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中点选民模型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可以把其当做是一个分析工具去解释其他经济现象。
四、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沿着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两条主线并行发展，但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即对利益集团模型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中点选民模型的关注。最终导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中，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中点选民模型则相对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模型解释力的差异所致。利益集团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团游说的基础之上，而利益集团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这就奠定了该理论继续深化和发展的基础。中点选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为常见的政治体系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选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议制民主下，个体并没有机会参加投票来直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虽然他们可以寻找可靠的代表参与政治决策，但是由于政治进入壁垒、投票者理性、搭便车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导致中点选民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减少。所以，后期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贸易保护问题的研究与利益集团模型相比较少，而更多研究学者利用它来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问题。
（二）未来研究展望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补充和完善成为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首先，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保护主要是针对于产品贸易，忽略了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国外的研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要么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一个统一体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贸易保护问题，要么单纯的研究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少有学者专门将服务贸易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而我们知道产品贸易政策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区别很大，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差异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贸易保护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丰富。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数已有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唯一表现形式，尽管后期一些经济学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关税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整个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政府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将非关税壁垒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转化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综合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献针对于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较少。相关的模型不是针对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针对于代议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样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构建相关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虽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针对于中国提出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没有针对贸易保护进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分开讨论，研究了保护待售模型在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应用。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能成为后续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所以探讨利益集团模型在非民主国家适用性的相关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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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操纵；汇率之争；人民币汇率；美元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75-05
一、引言
“汇率操纵”现象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当时美国指责英国货币英镑价值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运行了近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初崩溃，1976年牙买加体系建立，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升级，“汇率操纵”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指责日本等国家有货币操纵之嫌，韩国于1980年被美国财政部确定为“汇率操纵者”，1985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签订了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货币汇率之争已经持续了多年，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操纵汇率”。自从2003年以来，美国国会少数议员不仅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而且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如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查尔斯（Schumer Charles）和格雷厄姆·林赛（Graham Lindsey）最先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指责人民币价值低估，还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2005年，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在国际上掀起了要求人民币升值之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是一篮子货币，向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迈进。从此，人民币进入了快速升值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再起。2010年6月，在美国国会中一度有130名参众两院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商务部动用“反补贴法”应对中国的“汇率操纵”，并强烈要求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10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员蒂姆·瑞安提出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允许美国国内企业对来自于所谓“货币根本性低估国家”（如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2011年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矛头直指中国，意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
由此可见，中美汇率之争主要是围绕着“汇率操纵”问题展开的。为此中美双方展开了多轮的磋商与协调，例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②本文在阐述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中美两国围绕“汇率操纵”问题展开争论的本质以及影响，以便从中得到启示而采取应对措施。
二、“汇率操纵”研究文献回顾与评析
国外学术界关于“汇率操纵”问题研究文献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汇率操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Calvo and Reinhart（2002）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表明，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他们的货币汇率施加了操控。这种“恐惧浮动”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国家公开承认了这一点。…可见，在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在美元汇率不稳定的情况下，“汇率操纵”现象并非是某个国家特有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2.不透明的政策往往要比透明的政策干预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Brunnermeier and Pedersen（2009）认为模糊的政策通常会增加中央银行在危机发生和资本外逃期间的干预效力。在这期间，信息不对称，包括流动性准备金的提前周转和心理预期经常会导致风险资产的超规模抛售。当危机国家的货币被贬值，可靠的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披露已失去效力。这时，透明的货币干预比更加隐蔽的、不透明的干预效果更糟。例如，在墨西哥和俄罗斯的案例中，利用模型可以证明这两个国家从更加隐蔽的、模糊的政策中获得了更大的益处。
3.中央银行干预政策的透明度有助于控制货币危机的发生
与前面观点相反的是，干预政策的透明度有助于防止货币危机发生。Bannier and Heinemann（2005）在检验货币危机和全球中央银行透明度政策的博弈效果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央银行的透明度有助于避免危机。当人们对经济基本面向坏的信念形成之前，人将透明度视为其私人决策信息，这决定了对未来预期信念。Chamley（2003）构建了一个模型，在模型中投机者通过观察目标区内汇率波动来了解经济基本面的情况。他验证了投机者攻击这一区域的状况，并且通过信息传递在汇率上表现出来，并且得出结论：中央银行的干预政策减轻了汇率的波动。
4.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在政策干预和经济基本面中的表现不同
Ricardo Femholz（2011）探讨了中央银行干预外汇汇率透明度的含义，并且通过建立动态的模型来研究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在政策干预和经济基本面中的表现。两期标准检测模型显示的主要结果是汇率和经济基本面之间的透明度经常被偏离因素所扭曲。这一结果表明透明度有着明显的两面性。首先，透明度揭示了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信息掌握的情况（显著的真实情况）。其次，透明度进一步证明了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所知的经济基本面信息对汇率产生影响的精确性程度。如果中央银行公告透露出细微的关于经济基本面的信息，那么，第二种影响因素就会发挥支配的作用，并且，透明度放大了汇率的扭曲程度。事实上，局部的信息披露比没有信息披露的情况会更糟。这种结果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危机时刻，模糊不定的政策不但不会阻止货币贬值，而且还会使之加剧。这表明中央银行在这种混乱时刻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对神秘的干预政策所做的辩护是相一致的。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汇率操纵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国际货币演变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下，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操纵本国货币汇率的现象。这是因为“汇率操纵”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国际金融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当前，在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货币汇率受美元汇率影响，不得不随着美元汇率波动而波动，一国的货币汇率政策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汇率政策。所以，在这种国际货币格局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只能选择与自己相适应的汇率制度安排，与美元保持着或近或远、或紧或疏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公平的、非均衡的美元本位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一种错位的、扭曲的现象。而美国站在国际货币制度设计的顶层，利用美元本位来掌控国际金融话语权，动辄指责其他国家操纵汇率，而不考虑自己对美元价值稳定是否该负起责任。
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一个国家能摆脱束缚于未加管理的国际体系而产生的那些不利而又往往危险的义务时，它便可望更好地按进步的路线管理本国货币；下一步接着要做的是发展出具有变动汇率的国家体系。最后一步就可能是将这些体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管理国际体系。”可见，这段话道出了当前美元本位束缚下，一国货币汇率制度选择的艰难与无奈。在美元本位制度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地寻找着管理本国货币的进步路线，要么建立国家本位，要么建立超国家本位，要么建立全球联合本位，据此来寻求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稳定。除了少数地区以外（欧元区），其他广大中小国家管理本国货币的进步路线只能是国家本位，在发展出具有变动汇率的国家体系或者联合本位之前，往往会陷入汇率僵持。这一点已经被国外学者研究所证明，而这恰恰又成为美国指责其他中小国家货币汇率操纵的有力“证据”。可见，广大中小国家的货币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稳定两者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
三、中美汇率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站在黄金巨人肩膀上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从此美元称霸世界，并以此建立起了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话语权的美元本位。美国仰仗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享受“无泪赤字”和铸币税等诸多益处。从此美国开始放纵美元，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然而，美国却将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通过指责他国“操纵汇率”来为其埋单，如日本和中国。
1.“汇率操纵”成为美国惯用的国际经济政策工具
美国政界许多人认为中国操纵货币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纵观历史，每次“汇率操纵”风波，要么在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要么就是在贸易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但两种情况都归结为一个目的，就是要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要想实现上述目标，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可以做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情，通过别人不可能使用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那就是用干预别国货币汇率的方式。一旦将其他国家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它的目标。例如，历史上大萧条期间，美国于1930年通过了旨在保护美国本土就业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保护本国贸易，打击其他国家贸易。同时，美国还指责其他国家操纵货币。
2.美国以“汇率操纵”借口打压人民币，遏制中国经济
当今世界，汇率已经成为大国之间经济利益博弈的重要工具。无论是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汇率上升与下降，都会对中美双方经济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当前，美国最需要的是人民币升值，而达到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就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一旦人民币升值达到一定程度，美国就可以收到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可以限制中国出口贸易；二是通过贸易乘数效应抑制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三是促使中国国内大批产业工人失业，抑或引起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人民币国际信誉快速提高，国际化进程正在逐步向前推进。中国虽不是世界强国，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正在上升。美国不能容忍的是谁对美元霸权的挑战。所以，美国国会议员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压制人民币，维护美元霸权。一旦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打击中国贸易，同时也必然会削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3.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出于政治目的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表明，任何充当世界价值标准（本位）或者国际价值标准（本位）的货币，其所在国需要承担责任，即维护该种货币的价值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特里芬两难”的情况下放弃了其承担的责任，其后果是“尼克松冲击”。之后，美国只享受美元本位带来的好处，却不承担维护美元价值稳定的责任，而且还通过“双赤字”来放纵美元。根据国际经济学原理，美国贸易赤字是无法克服的“新特里芬难题”，既然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美国就必须努力保持其价值稳定，收敛“双赤字”。
然而，美国却将“汇率操纵”这一具有双重标准和随意性的工具乱用。例如，美国于1988年出台了《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根据该法案之第3004条款和第5304条款，就可以确认某国是否操纵汇率。可见，美国所谓的“汇率操纵”，有其自己的标准。而按照IMF制定的原则，应该尊重各会员国国内的社会、政治、及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对各会员国的境况给予应有的注意。虽然美国在定义“汇率操纵国”时，需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咨询协商，但只是形式而已。历史已经证明，是否将一个国家列入汇率操纵国，更多是出于政治因素，经济和金融因素将退居其次。
4.“汇率操纵”成为美国政界惯常使用的一张政治牌
在美国历史上，一到国会中期选举和总统选举之时，为了赢得选民支持，一些政客往往将美国内部的经济矛盾向外转移。无论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还是贸易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客们总是能够找到借口将上述问题与汇率联系在一起。寻找替罪羊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美国的标准将贸易伙伴定义为汇率操纵国。例如，大萧条时期，恰逢美国中期选举。美国明知贸易保护对经济有害，更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但为赢得选票，政客们必须迎合选民，尤其是危机时期那些失业和随时可能失业的选民。又如，在美国贸易失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无法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也无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恢复经济。在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来临之时，一些政客就将汇率操纵作为一张政治牌，积极鼓动将中国等有关国家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又例如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美国参、众两院130名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操纵货币国”。
可见，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层面问题。从经贸角度看，中美汇率之争是由于人民币价值低估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美国贸易逆差，中国贸易顺差。从政治角度看，中美汇率之争是美国国会议员出于政治原因对人民币汇率提出的一系列无理指责。对于美国政界少数人将中美汇率之争问题作为政治筹码，经常就人民币汇率搬弄是非，干扰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的现象，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四、结论与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是站不住脚的，只是凭借其自己的标准来断定他国是否操纵汇率，既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也不符合国际经济常识，更不符合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实际情况。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的行为是对汇率制度自主选择权的干涉，也是对中国货币的不尊重。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有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权。
当前，日美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全球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货币民主主义抬头，将全球推向了货币战的边缘。美国“双赤字”依然居高不下，已经对美元信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财政悬崖仍困扰着美国经济。中美汇率之争看似风平浪静，上述情况一旦逆转，美国还将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动新一轮责难。因为汇率已成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是非常重要的积累和扩张财富杠杆。纵观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在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方面一直将汇率视为核心。对此，中国必须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1.坚持国家本位，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抵御外部冲击
根据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不能走两个极端，即要么固定汇率制度，要么浮动汇率制度。所以，只能走中间道路，那就是坚持国家本位（国家价值标准），即“各国货币依然是以美元为标准，但以浮动汇率的方式与其自由兑换，以实现全球市场价格单一化。”因此，人民币与美元应该保持灵活的、有弹性的兑换关系，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有节奏地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既要有利于内部均衡，又要有利于外部均衡，即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要有利于实现内外经济的联合均衡，让美元本位服务于我国的内外经济目标。
同时，不断地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将人民币汇率制度铸成一道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屏障，抵御外部冲击。
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共同性，即研究的都是社会经济现象。然而，两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却走向了两条不同的方向。以下就从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研究的侧重点；建立的理论基石；对价格的认识；对企业的认识；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及分配方式七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初步的比较。
比较一：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不同。
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任何劳动，一方面是与其他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与其他劳动相同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是由雇用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部分。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遵循从商品出发，到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二重性，再到剩余价值理论，直到得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结论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人是利己的，自私自利的，他所作出的选择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对人性的假设，可见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
比较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研究的是隐藏在经济问题下的生产关系问题。这是由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律这一时代任务决定的，属于社会制度领域。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点是选择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研究人的欲望无穷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问题。稀缺性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和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欲望有轻重缓急之分，同一种资源又可以满足不同的欲望。选择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什么欲望的决策。属于价值选择问题。
比较三：建立的理论基石不同。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和划时代的贡献。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价值理论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找不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而是企图劝说资产阶级放弃剥削，以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平等制度，这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只有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并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社会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价格调节经济的需求供给理论。供求决定价格，所以，供求的变动也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如果需求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上升，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需求减少，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减少。如果供给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下降，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供给减少，均衡价格上升，均衡数量减少。需求和供给变动所引起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不同变动在经济学上称为供求定理。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比较四：对价格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格的变动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金属货币本身的价值量，或纸币等符号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供给的变化是价格变化的原因。价格(即均衡价格)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时，生产者为了把东西卖出去会竞相降价；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小于需求时，消费者为了得到东西会竞相提价；当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时，既不会降价又不会提价，这时的价格就称为市场上自发决定的均衡价格。
比较五：对企业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工具。资本家通过企业运作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投资以获取更大的回报。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看。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累的规模与剩余价值的量成正比，与劳动者的工资相对量成反比，因此。在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工资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数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资本家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积累的规模就越大，而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资本家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大，企业的效益也就越好。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单位，它购买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物品与劳务。企业也是经济人，它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产生企业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不是个人进行生产，然后进行交换，而是组织为企业进行生产，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生产的效率高于个人。对这种效率的产生有不同的解释，如企业内部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团队协作提高效率；企业的规模之大可以实现规模效益；企业可以更有效的筹集资金，或使用设备等等。
比较六：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个别生产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平均劳动时间，同时资本家购买了这一特殊商品后，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了价值量大于劳动力价值的商品，资本家按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不仅收回了资本价值，而且获得了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在流通领域进行(资本家必须在流通领域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又不在流通领域进行(价值增值发生在使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全部过程都符合价值规律，即资本家购买或出售商品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他的使用价值创造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获利。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利润是由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投入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企业家才能。产出就是产品或产量。成本是企业用于购买投入的支出，收益是企业出卖所有产出所得到的收人。当实现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实现了盈利。
比较七：分配方式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要按劳分配。这是因为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进一步说就是，生产的特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定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自由人的联合体时，马克思就提出按劳分配的思想。他说，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生产者在生产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既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摘 要 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观点，它对我们研究当前中国的物价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介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关价格问题的一般原理，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物价问题的实质。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物价问题
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观点，它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任何市场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政府调控。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格机制的相关原理
不同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决定了价格形成的不同，价格机制是由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所决定的。价格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表现形式，是市场上商品价格涨跌调节生产和流通的内在功能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也转化为生产价格，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价格的形成受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经济政策等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价格是在商品交换中形成的，主要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力量决定，价格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一般不会偏离太远。简单来说，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有下降的趋势；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将上升，这就是它的形成机制。在长期看来，由于厂家会根据市场的变动调整他们的生产，价格一般不会变化太大。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还有工人的名义工资、货币实际购买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甚至现在公务员将上涨的工资也将会影响到价格。
商品价值量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形成、变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一个过程。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动，首先会引起相关商品价格发生相应变动，进而引起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产业结构又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力投向及消费结构，制约着产品结构和供给结构，新的供求结构又会引起价格结构的变动。
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原理
1.生产与分配的关系
社会的分配是先有生产条件的分配，其次才是产品的分配。马克思认为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分配，应该把历史限制在分配之外才正确。分配分为生产条件的分配和生产成果的分配。马克思又说这种分配是一定历史的产物，这说明一定的历史是与其分配联系在一起的。
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分配决定生产。对于分配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说明是历史创造了分配。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其有自己的分配形式。生产是永恒真理，因此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
2.生产和交换的关系
生产决定交换，生产过程中和社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交换本身就属于生产，交换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环节。独立于生产之外的产品与消费者的交换也是由生产决定的，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决定。交换反作用于生产，交换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也就是社会整体最优，其最优条件的实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调整只要还存在使消费者效用增加的可能，就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者就可能继续调整生产投入组合和产品结构，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直到产品组合的改变不再能增进消费者的效用为止，此时没有再调整的必要或余地。
3.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直接生产过程是再生产过程的起点，起着决定作用。消费与生产之间具有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物质资料生产要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生产决定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并为消费创造动力，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消费对生产有重大的反作用，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劳动力，并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因为消费具有这样重大的作用，人们不能人为地抑制消费，不能使消费滞后，而应当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提高消费水平，使消费和生产协调发展。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消费为生产创造新的劳动力，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4.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者的辩证关系
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关系，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生产对分配、交换和消费起着决定作用表现为：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对象；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水平与结构；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具体形式；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具体表现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分配方式，能够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交换的发展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的发展；消费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得到实现，消费为生产的发展创造出动力，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一条铁路，虽已修成，但如果没有通车，不被消费和使用，那它就只是一条可能的铁路，还不是一条现实的铁路。不仅如此，消费还不断地创造着新的需要，从而为生产不断地创造着前提。
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物价上涨的三种情况
1.价格向价值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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