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3 04:59:01
导语：在行政赔偿法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违法国家赔偿可得利益精神损害
传统上，政府行使权力给人们带来好处往往被看成是“恩赐”，因此，政府就其怠于行使权力而给人民造成的损害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但随着民众对国家行使权力的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加，政府因不作为违法而给相对人带来损害的机会和程度也随之增加。所以，国家应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我国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及缺陷
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包括没有正确履行)的状态《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7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实践中，当行政主体发生行政不作为的时候，依据《国家赔偿法》对受损害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否赔偿、如何赔偿、赔偿多少等问题，呈现出一种不明朗的现状。据此。笔者对其缺陷分析如下：
一是内容缺失。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应的一种消极行为方式，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作为有多少种形式，行政不作为就有多少种形式。法律对诸种行政作为引发的相对人损失明确了较完备的国家赔偿机制，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问题态度不明，甚至只字未提；另外，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赔偿范围的规定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可是法条不仅在规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第3、4条中未提及行政不作为违法，而且在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第5条中也未涉及不作为违法=显然在内容上是不完善的。
二是形式分散。《国家赔偿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可对行政不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由于我国另外两部行政救济法律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有所涉及，所以这些规定对不作为违法国家赔偿案件的处理有一定影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早于《国家赔偿法》，所以，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应以《国家赔偿法》为准这样一来，使人们、包括受理个案的裁判者都难以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赔偿机制形成完整统一的认识，这就直接危害了行政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是现有的规定过于模糊、原则。就立法精神而言，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没有予以明确否定：第一，《国家赔偿法》在行政赔偿范围的第3、4、5条的第5项都作出了“其他违法行为”或“其他情形”的抽象规定，但是，行政不作为违法在不在这“其他”之列呢?第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1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但是，上述规定中所谓的“其他行为”包不包括行使行政职权中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及其行政赔偿责任对其他国家机关是否适用?国家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赔偿范围如何界定?普遍存在的精神损害到底赔不赔?各种赔偿数额又依何种标准确定?这些问题都没有予以确定。
这种不一致、不明朗，必然而且确已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第一，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损害当事人应得的合法权益。第二，由于行政主体可以毫无后果地怠于行使职权，使得权力与责任脱节，权力一旦缺乏制约机制，将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加重权力腐败；第三，会影响行政机关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和形象，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二、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l条就明确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即“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规范国家机关行为，如果仅凭法学理论工作者或法官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认识和经验，作为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不恰当的：所以，应对《国家赔偿法》予以完善。
(一)在总则中予以明确
应将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与行政作为违法国家赔偿相并列在《国家赔偿法》总则中予以明确规定。基于此，《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宜扩充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二)在内容中予以细化
宜增加以下条款：(1)对可得利益的赔偿?因为行政主体未尽应尽职责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性腐败，是不良行政，如果只赔偿相对人的直接损失即实际利益的损失，而对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被侵权人本来可取得的利润、利息或其它收入等。)和预期利益(被侵权人尚未具体、尚未确定的收益但依通常情形或已定计划、设备或其它特别情事，可以期待得到的利益)一概不赔，这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来说是很不公正的。(2)对行政不作为违法引发的相对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颁布于1994年，在此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财政还很落后，相较于诸多精神赔偿庞大的数额，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很难要求当时出台的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打开缺口，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更是无法可依。但在现在这样一个提倡依法治国，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国情下仍固守陈规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引发的精神损害是个很现实也很普遍的问题，法律不应置之不理，而应积极的应对。
总之，《国家赔偿法》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律需要稳定，但同时，也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应：正如卡多佐所言，“一方面，我们尊崇法律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法律的确定性并非追求的唯一价值，法律静止不动与不断变动一样危险。”“法律亟需一个成长的原则”所以，对于不作为行政行为违法这一特殊侵权行为，法律的制定者应该像对待行政作为违法一样重视，进行补缺和完善：:
肯定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并不是说所有的行政不作为违法都由国家赔偿。我国现阶段的财力状况也不允许，而且将不作为违法过度全面的纳入国家赔偿范畴之内．也可能影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我国对行政不作为违法引起的国家赔偿也应予以一定的限制：
首先，存在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这是行政不作为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该行政不作为违法不可诉，则国家对此的赔偿就无从谈起：另外，还必须经相对人行使请求权，即对该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提讼，发起公法上的请求权，使之进入诉讼程序，否则，自然不涉及国家赔偿问题。
其次，如果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受害人在对行政主体提起司法诉讼之前，已经从其它途径获得了赔偿，那么也就不涉及行政主体的赔偿问题。
关键词：国家无答责 民间索偿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家无答责”理论
简而言之，“国家无答责”就是指当国家及其公职人员由于行使国家公权力而给个人造成损害时，国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理论来源于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即《明治宪法》。当时日本的争端解决机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司法裁判所和行政裁判所。当时的《日本宪法》规定，国家及其公职人员由于行使国家公权力而给个人造成损害的诉讼，司法裁判所无权管辖而行政裁判所无权受理。从而使个人对国家的损害赔偿诉讼陷入一种“两不管”的尴尬状态。有学者把这种立法空白状态称作“国家无答责”。豍
二战后，日本政府颁行了新宪法，即《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第十七条规定：任何人在由于公务员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时，均得根据法律的规定，向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提出赔偿的要求。并为了这一规定的实施正式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至此，该理论在日本法学界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但是日本法院在审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诉讼中，还是频频用到该理论来搪塞中方的索赔请求。如刘连仁劳工诉讼案件、福冈受害劳工案等。豎
简而言之，“国家无答责”就是指当国家及其公职人员由于行使国家公权力而给个人造成损害时，国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理论来源于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即《明治宪法》。当时日本的争端解决机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司法裁判所和行政裁判所。当时的《日本宪法》规定，国家及其公职人员由于行使国家公权力而给个人造成损害的诉讼，司法裁判所无权管辖而行政裁判所无权受理。从而使个人对国家的损害赔偿诉讼陷入一种“两不管”的尴尬状态。有学者把这种立法空白状态称作“国家无答责”。豍
二战后，日本政府颁行了新宪法，即《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第十七条规定：任何人在由于公务员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时，均得根据法律的规定，向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提出赔偿的要求。并为了这一规定的实施正式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至此，该理论在日本法学界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但是日本法院在审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诉讼中，还是频频用到该理论来搪塞中方的索赔请求。如刘连仁劳工诉讼案件、福冈受害劳工案等。豎
二、对该理论的反驳
（一）日本《国家赔偿法》有溯及力。
日本《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或公共组织的雇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故意或过失对他人造成违法损害的，国家或公共组织对这种损害负赔偿责任。”从而赋予个人在受到日本的国家行为侵害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一直以来，日本法院大都主张《国家赔偿法》制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适用于日本对我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案件。
然而，“法律不溯及既往”并不是绝对的，其并不是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任何案件任何场合中。有学者指出，“根据国际法原则，对待战争赔偿问题不应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许多国家都是在战后制定新法规定战时责任和战后赔偿的”。豏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二战结束以后制定了《被爆者援护法》，专门保护当年原子弹爆炸范围内的指定区域内的受害者及其胎儿。并于2003年，通过对该法的修订，将一九四五年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地受到核爆炸影响的外国人纳入发放津贴的范围。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溯及既往”的事后法来救助战争受害者的个例。
当人数众多的我国民间战争受害者面对诉讼“无法可依”的窘境时，日本政府“法不溯及既往”的说辞显然与其前述作法相矛盾。
（二）“国家无答责”理论缺乏实体法上的依据。
“国家无答责”虽然是学者根据《明治宪法》总结出来的，但它本身并未明确规定在《明治宪法》中，《明治宪法》中存在的只是个人对国家的损害赔偿诉讼求诉无门的立法空白。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公权行使行为不受司法裁判所管辖”，而《行政裁判法》规定了行政裁判所不受理公权行使行为损害赔偿案件。单从这两条规定来看，不能直接推论出日本政府不承担国家损害个人权益时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只能推出司法裁判所和行政裁判所对这类案件没有管辖权。加之追究日本政府的损害赔偿责任缺乏实体法上的依据，于是在实践中，形成了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都无法追究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但这事实上只是一种实体法上的立法空白和诉讼法上的管辖权规定的缺失给诉讼当事人造成的一种诉讼障碍，而绝非实体法明文规定的“国家无答责”制度。
（三）“国家无答责”与国际条约违背。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规定，战败国对战胜国国民的因战争而引起的受害应当赔偿。“从此战争受害者赔偿就成为国际法的正式条文”。豐日本于1911年12月13日交存《海牙第四公约》的加入书。《海牙第四公约》及其《陆战规则》第三条规定“违反本公约之《陆战规则》规定的交战者，应付出赔偿。该交战者应对其武装部队中的一部分人员所做的行为负责”。在此，可能引起争议的是本条款所称的“赔偿”是仅指国家之间的赔偿还是包括违反《公约》的当事国对敌对国国民的赔偿。这一点的确定要从公约的措辞入手。“该条款中所说的损害行为以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与战争国在与战败国缔结和约时的战争赔款（reparations）是不同的用词，这里的法语为inmendenty翻译成英语为compensation，这个用词被广泛地用于民事赔偿方面，可见这里的赔偿并不是专门指国家间的战争赔款。”豑
在国际条约明文规定战败国应赔偿战胜国国民所受损失的情况下，日本法院一再以“国家无答责”为由拒绝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是为当今文明世界所不能容忍的。
三、结语
由上述理由可见，日本政府无权以“国家无答责”为由拒绝承担我国民间对日索偿的责任。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2012级国际法学院国际私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注释：
豍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在其著作.日本行政法.上卷（有斐阁1936年版第349页）就持此种观点.
豎管建强.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偿的法律基础.此文为作者200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时的博士学位论文，190页.
豏毛欣.试论中国对日索赔的法律问题.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
论文摘要：行政赔偿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行政赔偿的范围问题。美国和法国分别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而两国的行政赔偿范围从可以引起承担这种责任的原因行为即侵权行为角度去比较，可以从一定的程度上看出两大法系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差异以及发展的趋势，也简单地给我国行政赔偿法的修订提供一点意见。文章从立法模式具体内容和理论根据等方面来比较，介绍了两国的行政赔偿范围的区别。
一、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范围的界定
谈到这个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概念一直在范畴上存在不同的见解。比如“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概念可以在两个层次意义上使用，一是指导致行政赔偿责任的原因行为即侵权行为的范围或者说行政赔偿应当界定在哪些事项上……二是指赔偿损失的程度，即是否仅赔偿直接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是在第一个层次意义上使用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法律概念的，西方国家在国家赔偿立法及理论研究中一般是在第二层次意义上使用‘赔偿范围’这个概念。”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还谈及行政赔偿主体的范围，也就是哪些主体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笔者主要谈第一个层次。因为第二个层面。大家都知道已经被众多学者谈到要扩展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损失赔偿等内容，对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清楚，而笔者鉴于对哪些侵权行为可以引起国家赔偿还存在不少学界争论，将行政赔偿的范围界定在引起行政赔偿的原因行为上。
二、英美法系代表之美国和大陆法系代表之法国行政赔偿比较
下面将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的美国再结合大陆法系的法国简单比较两国的行政赔偿概况。
首先，从行政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来看，目前统观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立法例大致分为三种，“其一为仅规定概括性条款，未加具体列举，日本国是这样；其二是通过行政法院判例荟萃而成的，比如法国；其三是采取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式，这可以在美国的《联邦侵权求偿法》中找到，我国也是这种体例。”“美国有1946年的《联邦侵权求偿法》，但法国却没有一个有关行政赔偿的法规。”法国首先是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并存的体制，而在法国行政法中，判例等非成文法占有首要的地位，行政赔偿制度由行政法院的判例，而不是由成文法确立和发展。至于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本身判例是行政法主要渊源之外，还不可剔除国家赂偿制度在法国的演进过程中对判例的依赖性。
第二，从两国行政赔偿范围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沿革来看。西方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国家完全豁免时期、国家有限豁免时期以及行政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所有国家都否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存在。例如当时美国的“国家免责”，即非经政府同意不得对政府。这一原则既适用于联邦政府，也适用于州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行政赔偿制度的初步确立阶段。最初法国的国家赔偿是由普通法院受理的，但是这遭到了法国行政法院的坚决反对，并在1873年于著名的勃朗哥案件的判例确立了行政侵权赔偿的基本思想。这个判例第一次明确了国家对公务活动所引起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开创了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先例，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的诞生。二战后，国家赔偿制度得到了全面发展，世界各国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改革，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抛弃绝对、国家免责观念，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20世纪40年代后，法国行政赔偿范围的不断扩大，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范同逐步缩小，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和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所确认的事项。法国成为国家赔偿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美国作为以不成文法为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代表也开始制定了专门的国家赔偿法典。美国于1946年颁布了《联邦侵权赔偿法》，经过1966年的修改，至今仍在适用。该法规定凡政府的任何人员于其职务范围内因过失、不法行为或不行为，引起人民财产上的损害或人身上的伤亡，联邦政府应与私人一样，负有被提讼并进行赔偿的责任。
第三，从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范围的具体行为方面来看。在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上，美国和法国都将此划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美国有一个案例，一个小男孩在公园玩耍。因为没有拦人的铁链，小男孩受了伤，法院认定政府负有赔偿责任。这让笔者想起我国的一个新闻报道，是说某乡村的一个河堤口，一小孩在岸边玩时，不小心落水身亡，父母将构建河堤的承办政府机关告上法庭，政府机关没有先例，而且与法无据不予赔偿。笔者认为这里主要的因素除了两国立法状况不同之外，关键是追究责任原则有所不同。比如法国是危险责任和过错原则结合，美国是逐渐确立这样的理念。而我国则是从违法原则来追究政府责任。其实在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内容上并不排除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只是该案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没有明确的法律需要作为的依据，导致了违法原则在这里出现了漏洞。在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上，法国和美国存在一些差异。对自由裁量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不予赔偿的规定，是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法在2680条中规定了大量不适用国家赔偿的情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如因行政机关或公务员行使裁量权或不行使裁量权，不论该裁量权是否滥用，国家均不负赔偿责任。相对而言法国赔偿的范围则很广泛了。基于法国行政赔偿的追究原则，只要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即便是自由裁量行为也给予赔偿。在过失的行政行为可否获得赔偿上，美国并不一律排斥，但是需要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是，原告不仅需要证明行政机关职员的行政职务行为构成过失，而且还要证明损害的发生是由该职员的过失引起的。在法国，损害赔偿一般是由过错行政行为造成的，过失一般是公务过错，故意是个人过错。公务员表现出极端的粗暴和疏忽时才构成本人过错。针对公务过错，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而个人过错则由公务员个人承担私法上的赔偿责任。
在行政立法行为是否可以获得赔偿上，美国给予了排除，而且，“政府官员执行制定法或规章所规定的职务行为，不管所执行的法律和规章是否有效，所引起的赔偿请求”都不予赔偿。在法国通过判例确定，因立法行为制定的某项立法的实施导致了特定人的损害，受害人则可以依据危险责任原则请求主管行政机关承担赔偿。在公务员行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范围大小上，美国联邦侵权责任范围仅限于职务行为。美国是通过宪法性诉讼和联邦侵权求偿诉讼来分配公务员和政府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1988年美国修改《联邦侵权求偿法》规定，美国代替官员的赔偿责任，成为官员执行职务时侵权赔偿的唯一被告。受害人不得追诉官员的责任，但官员违反宪法的侵权行为例外。法国的公务员责任追究制是比较特殊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由公务员个人责任到行政主体责任再到现在的行政主体并列责任。法国公务员造成损害的行为，出于行政主体过错，由行政主体负赔偿责任；如果该行为出于公务员个人的过错，则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如果公务过错和个人过错并存，由两者负连带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主体赔偿全部损失后，都可请求共同责任人偿还其应当承担的部分，双方对于关于赔偿金额的分担和实施的争议，由行政法院管辖。而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追偿的方式要求公务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我国。对于公务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对自己的部分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必然可以让公务员加强责任意识，提高行政行为的质量；让受侵害人去选择两个赔偿主体中的任意一个，对于受侵害人而言恐怕也是一种良好的权利保障的方式。
第四，从行政赔偿范围所依据的归责原则和理论根据比较来看。在美国，《十国行政法》举例如下，在游行示威中警察开枪打死了并未参加游行的无辜者，死者家属却不能得到政府救济。而在法国就能得到救济。因为这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警察的行为具有风险性，应负风险责任。而不是介意有无过错，指挥要造成了严重损害，就应负赔偿责任。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简单看出法国是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而美国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其实这深层的理论根据也对这种责任追究的原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关于国家赔偿的基本观念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国家赔偿在性质上是国家承担违法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是建立在过失责任的原则之上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代表国家进行公务活动的政府官员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主观上有过错，或者公务活动上存在某种缺陷，即公务过失。此时的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代位责任。第二种倾向认为根本不考虑致害行为是否有过错，是否违法，是否有可非难性。而是根据国家负有的社会责任强调对公民、组织所受损失的补偿。公共负担平等说与社会保险理论是典型代表。第一种理论正是美国目前国家赔偿依据理论所属的类型，而法国则是第二种，基本上就是公平负担平等说。基于此，就便于理解法国的危险责任为什么较之别的国家会那么大胆和广泛。第二种学说已经被广大学者看好，不少国家也在慢慢普遍接受法国行政法学界的观点。公平责任平等说和社会保险说可能是构筑国家赔偿制度未来前景的理论脊梁。
三、我国行政赔偿范围扩大之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赔偿标准；严重后果
国家赔偿法从1995年颁布实施，历经两次修改，分别是2010年的重大修改和2012年的修正，经历了20年左右。2010年的国家赔偿法在1995年国家赔偿法的基础上，将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进行了完善，针对国家赔偿程序进行了简化，将确认环节取消了；更具有进步意义的是，确立了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从无到有，从非物质性赔偿到物质性赔偿的转变，历经两次飞跃。但是，其依旧存在很多的不足，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受到侵权行为而遭受到肉体或精神上的损害或痛苦，以此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或赔礼道歉等形式弥补其伤害的制度。[1]也有的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针对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而进行的赔偿行为，该侵权行为不仅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也包括精神利益的减损。[2]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侵权人的行为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和精神利益的减损，通过物质和非物质的形式给予其赔偿的制度。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特点
1.自然人是精神损害赔偿主体[3]
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法上，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法人在法律上作为拟制的人，其与自然人在某些程度上很相似，自然人具有的一些权利，例如荣誉权、隐私权等等，法人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法人也应当享有自然人拥有精神损害求偿权。然而，法律认为，法人作为拟制的人虽拥有与自然人部分相同的权利，但是因精神损害而产生的求偿权，法人不应当享有。究其原因，法人是自然人的集合体，由许多自然人组成，不过，组织却不具有自然人拥有的情感，不会因遭受精神损害而产生任何痛苦和精神利益的减损，故不应享有精神损害的求偿权。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求偿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2.物质赔偿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等，但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特点是一旦精神遭遇到损害就难以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因此《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中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继续履行等不适用于赔偿受害人，这几种方式在日常的实践中往往会因为各种状况而无法实现，故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因其便于履行而成为赔偿最主要的实现方式。
3.精神损害赔偿操作困难精神损害的对象是精神利益，精神利益是由人的思想和感知所组成，因此不象具体的物质利益那样便于衡量和确定；同时，因个人的先天和后天等因素的不同，对于精神利益的损害承受能力不同，从而使得法官对于同一案件会做出不同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所以说，无论法理还是实践，都难以针对精神损害做出统一的国家赔偿标准。
二、现行法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一）民事方面
民事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由《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就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等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进行了基础性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规定问题的解释》则是为如何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了依据和标准，使其更具有操作性。最典型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其中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则是我国第一次将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在现行法中。一方面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为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刑事方面
刑事处罚是所有处罚中最为严厉的一种方式，一旦对被害人造成损害，赔偿则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被害人遭受侵害给予经济损失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相关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对于遭受精神损害直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有一定的不合理因素，[4]值得立法机关进一步细化和修改。
三）行政方面
行政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所规定，具体的条文是第三十五条，规定了“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①行政方面的其他法律法规基本未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详细的规定。
可以说，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是以民事方面的规定为主，行政和刑事方面的为辅，这对于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相关的问题和缺点，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有助于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构建和谐社会。
三、国家赔偿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
（一）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不明
虽然新《国家赔偿法》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却未规定如何计算，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确立具体的标准，这就会导致在具体案件中，一方面赔偿义务机关和审判人员会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未受到合理的限制，则会产生裁判不当，令受害人对国家司法机关不信任，影响司法权威；另一方面，会对赔偿数额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等有不一致的结果，从而使法律适用不明确，进而使得受害人获得赔偿遭遇各种困境。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统一的指引标准，容易使受害人在进行国家赔偿时产生困惑，受害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与法院最终做出的判决数额往往有很大的落差，
国家赔偿范围决定着受害人是否可以获得救济，那么赔偿标准则决定和影响着受害人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救济。通过设立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旨在以一定数目的金钱来缓解受害人在精神上的痛苦，进而能够使受害人得到相应的精神损害弥补。
因此有必要对如何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的时间标准以及地点标准等等加以规定，这样才能够使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明确，最大程度上保障受害人的权益。
（二）精神损害赔偿中“严重后果”的认定缺陷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是“造成严重后果”，但是相关的条文释义或者该法中对于何谓“后果严重”，没有做出相关的解释或规定。由此，对于如何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一个难题。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和一般性的财产赔偿案件不同的是，精神损害一般是看不清和摸不着的，属于无形的，现实当中的案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因为各种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精神损害赔偿比较复杂和困难。认定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严重性之间的联系，对于最终是否应当获赔，难度较大，法律条文因此难以就该认定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5]现实当中，也会因为“严重后果”未有详细的规定和标准，往往会以该理由拒绝受理和承办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从而导致受害人再次遭受到损害，这种伤害较之于原始的精神损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需要对国家赔偿法中第三十五中“严重后果”进行规定，以便于更好地帮助受害人及时维护其应有的利益。
四、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
纵观世界对国家赔偿的标准，主要有抚慰性标准、损益相抵性标准、补偿性标准和惩罚性标准，赔偿的标准依次递增。一般而言，精神损害是属于无形的，难以通过一些量化的方式进行比较准确的计算，无法直接以财产或者实物来计算精神损害。
各国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主要有：1.酌定赔偿方法。即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将该权限下放给法官自由采量，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受害人的受害程度、侵权程度凭借自己内心确认该赔偿数额，主要在德国、瑞士等国家适用。不过该方法的缺点是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2.固定赔偿方法。即国家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律，依据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的侵权性质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制定相应的赔偿数额，该法适用于日本、英国等国家。该方法比较呆板，容易造成损失与赔偿不成正比，难以有效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利益。3.最高额赔偿方法。即由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一个最高标准，美国、埃及等国家采用该种方法。该方法对于案件判决和认定比较容易，但是最高标准有时会比较低，与实际造成的损失不协调，导致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弥补。4.医疗比例赔偿方法。即按照受害人的医疗费用的一定倍数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秘鲁等国家运用此方法。该方法运用在非永久性损害案件中比较合理，因为在这些案件中，由于受害人已经治疗康复，医疗费用可以确定，按照该方法能够计算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但其缺陷则是若运用到永久性损害案件中，由于医疗费等确定不了，从而导致精神损害抚慰金难以确定具体数额，对于受害人进行赔偿方面相当不便，不利于对受害人的精神权利保护。5.日标准赔偿方法。即精神损害赔偿金按照每日的赔偿数额累计计算，使用该方法的国家有丹麦。该方法对于只受到身体损害案件适用，因为按照该方法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对便利，但其缺点则是如遇到特定纪念物遭受损害时难以确定精神损害的期限，或者是限制人身自由等，这些往往都难以计算，对受害人来说不利。
综合上述方法，各有优势和不足，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国家应当制定一个统一标准，但是这个标准需要区别对待人格权和财产权造成的精神损害以及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型人格权精神损害；其次，按照不同的损害程度明确一定的赔偿比例，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国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活水平，既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自由采量权的滥用。因此，我国现行可采取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模式为：以固定赔偿为基础，以酌定赔偿为补充。[6]同时，需要考虑一些因素主要有：被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的侵权程度、侵权手段、受害人的体质等等。这样做，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公正，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充分完善我国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制度。
（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中“严重后果”认定
学界和实务界对于“严重后果”的分析如下：一是通过归纳影响精神损害程度的几个因素来确定如何进行赔偿。[7]最高院的江必新副院长则认为影响精神损害程度的因素有：是否超出正常生活所应有的界限，身体和健康的受损害程度，侵权状态和方式，以及是否能够弥补。[8]该种方法的优点是便于灵活操作，法官能够依据相关的标准，结合自由裁量，十分灵活；但是其缺陷归根结底始终是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详细的和具体标准依旧未能确立。二是通过例举方式详细罗列精神损害中“严重后果”类型。[9]例如隐私权和名誉权受到侵害，从而使受害人处于长期痛苦以至于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再如因行政或司法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从而给受害人家属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等等。该种方法优点就是操作性十分强，无论是法官还是受害人，都能够根据这些列举的情形作出相应的预测或判断，对于是否“后果严重”一目了然；但其缺陷则是毕竟列举有限，无法穷尽，若遇到新情况时，则难以确定，对受害人的保护将产生不利后果。三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例如有学者主张采用美国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中“严重后果”的认定，并归纳了九种情况。该种方法的优点则是比较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以概括为主，列举为辅的形式便于实践中的操作；但是缺点则是以正常人标准进行评判，凭借更多的则是感觉，归根结底依旧未解决认定“后果严重”的方法。
因此，应当采取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来解决“后果严重”问题的认定。通常意义上来讲，能够以货币进行衡量的精神损害后果都可以认为其“后果严重”。后果严重的类型可以分为精神痛苦、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和概括性条款。[7]首先，关于精神痛苦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有：因精神痛苦而进行的自杀、自残、患精神类疾病等等情形；其次，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的情形主要包括因职权行为（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对受害人造成基本权利受侵害、婚姻家庭关系受侵害以及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等等；再次，关于概括性条款则作为弹性而设置，以便于未来对司法解释而所用。
五、结语
《国家赔偿法》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进行规定，无疑对于国家赔偿是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还是构建和谐社会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时代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无外乎如是。通过对于精神损害标准不明确和“后果严重”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够对于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帮助。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年修正）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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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指导 可诉性 国家赔偿 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 公务过错责任 违法责任
行政指导作为现代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已受到各方面越来越多的重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从以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所主张的“守夜人政府”、“小政府”利用“看不见的手（即靠完全的市场机制）”到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大棒政府”依靠各种法律制裁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社会管理，二战后都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无为政府”和“政府干预”的弊端和失效引起了人们对于政府管理手段的重新思考。很多学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各自功能和相互关系，政府宜更多地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即柔软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和社会。从而，以行政指导为代表的包括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行政计划和规划等非强制性行政调控手段发展了起来。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行政指导制度同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不规范，行政指导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与其他行政行为的区别也缺乏统一的认识，导致实践部门操作较为困难。有鉴于此，笔者想在本文中主要从法院审判的角度对这一制度涉诉的几个问题做些研究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政指导之可诉性
被誉为日本行政指导之父的佐桥兹先生认为：“政府统制弊端甚多，人们不欢迎，自我管理也得不到人们期望的效果；较好的办法是吸收两者的长处，实行诱导式管理”。简而言之，所谓的行政指导就是行政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对相对人的诱导式管理。诱导式管理的好处在于行政主体采取非强制的手段界入行政管理领域，利用其自身一贯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使相对人乐于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或接受某一意见以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行政指导这一非强制性、灵活性的政府管理手段非常适合市场经济的社会行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行政指导也越来越多地取代行政指令或命令而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他行政主体进行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然而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指导既具有行政性（行政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施加影响以实现一定行政目标）又具有非强制性，这两种属性集于一身本来就存在某种天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行政主体的每一项活动都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行政指导而言，理论上它虽无直接强制力，但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却存在事实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因而行政指导必然会对相对人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对于那些服从指导的相对人而言很难说他们完全出于自愿。
我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罗豪才教授指出：行政指导权的滥用必然会严重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当前，从法院行政审判的角度，研究是否将行政指导列入可行政诉讼的范围及其理论依据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已显得必要而迫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规定。第二条采取概括式，规定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均可提起行政诉讼。第十一条采取肯定列举式，具体列举了八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第十二条采用否定列举式，规定了不可诉的四种行为。以上列举式规定均未提及行政指导可诉性问题，而第二条概括式规定从字面上理解应包括一部分实际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指导行为。对于《行政诉讼法》采取的是哪种标准（列举式还是概括式），行政法学界历来有争议。笔者认为，随着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拓展，也为了更充分的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在根据《行政诉讼法》确定受案范围时宜采用概括式和否定列举式并用的原则，即凡不是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不列入行政诉讼范围又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都应允许提起行政诉讼。
2000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江必新庭长在其后出版的一期人民法院报上就“正确把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撰文指出：“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咨询、建议、训导等性质的行为。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当事人必须履行的法律效果。……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既然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强制性，没有必要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解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不具有强制性’，不是说行政指导行为除了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指导行为，还包括强制性的行政指导行为，而是为了强调。……如果某一种行为具有强制力或者某一种行为要求当事人必须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或不执行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是行政指导行为了，当事人对这种行为不服，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照以上解释，可这样理解，凡是行政指导都是非强制性的，因此所有的行政指导就都不可诉。排除情况是，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强制力或者……则这种行为就不是行政指导行为了，即为可诉。但笔者认为江必新的这个解释在实践中仍然缺乏可操作性，有几个关键性问题没有得到解答。1、行政指导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2、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3、什么叫“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指的是事实上的，还是仅仅是形式上的？4、行政指导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究竟有哪些，它和一般行政处理行为的区别在哪里？
行政指导表面上与法律关系之含糊性以及政府运用行政指导行使行政权的混沌状态，对于科学地界定行政指导的概念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从国内外学者迄今为止对行政指导概念的研究成果来看，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这样一些观点。1、日本学者系田省吾认为：行政指导表面上是指劝告、指导、指示、希望、建议、训告、协商、期望等非强制性措施，而且并不具有限制国民的权利，或课国民以义务的、法律的强制力，它是行政机构在法律所赋予的权限和所管事务的范围内，为得到行政相对人的合作并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进行劝诱或诱导，使其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2、日本学者室井力在其著作《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对行政指导作了这样的定义：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通过向相对方做工作，期待实施行政机关意图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形式。因此它是权力性事实行为。3、和田英夫则作了这样的定义：行政指导是这样一种行政作用，即不管有无立法根据，行政机关对特定的个人，公法、私法上的法人和团体，要求对手一方的同意或协作，采用非权力的、任意的手段进行工作，以实现行政机关的意图，诸如警告、劝告、建议、提供知识、信息等。4、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权或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要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指导、劝告、建议、以及其他的不属于处分的行为。5、台湾学者林纪东：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就其所掌之事务，对于特定之个人、公私法人或团体，以非强制之手段，取得相对人之同意或协力，以达到行政目的之行为。6、罗豪才认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在其职责、任务或其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原则和政策，在行政相对方的同意或协助下，适时灵活地采取非强制性手段，以有效地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简而言之，即是一种非以行政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目的在于希望相对一方自觉服从行政意志。7、应松年：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所期望的行政状态，谋求相对人响应而依照法律政策所采取的非权力行政执法活动。8、胡建淼：所谓行政指导即行政主体在其职权管辖范围之内，对于特定的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9、郭润生：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遵循法律原则，制定诱导性法律规则、政策；或者依据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与政策，针对特定相对方采用具体的示范、建议、劝告、警告、鼓励、指示等非强制性方式，并施以利益诱导，使其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之非强制性行政行为。10、姜明安：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行为。
以上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却又都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学术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对于行政指导的某些基本属性还缺乏统一的认识，而实际上，行政指导这一概念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对于行政执法的需要以及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因此笔者在这里无意重新对这一概念作出全面的诠释，只是想从与本文相关的角度，对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定义，试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行政指导的）目的性、有无法律依据、事实强制性、权力性。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指导时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基于其行政管理职权，而为了实现某种行政管理目标。目的有正当和非正当之分，但即使是行政主体怀有某种不正当的目的，只要是其基于行政管理职权而作出的行为同样构成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否必须有法律依据，国内外学者有分歧。日本学者多不强调行政指导必须有法律依据，和田英夫甚至明确指出行政指导不管有无立法依据都成立。国内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则多主张行政指导应有合法依据，这里的合法依据指的不仅是具体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依据更包括了法律原则、精神及政策。现代行政法将没有具体程序法和实体法依据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称作“未型化的行政行为”未型化行政行为未必违法，其可以符合法律精神或原则。因此，国内学者所指的行政指导合法既包括行政指导符合一般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即“狭义”合法）亦包括一部分符合法律精神与原则的未型化行政指导在内。
对于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国内外学者对行政指导理论上之无强制力意见一致。但对事实上是否有强制力则意见相左或含糊其辞，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权力性事实行为（室井力），有的认为是非职权行为（姜明安），即无关公权力则谈不上强制力，而大多数学者则回避该问题仅认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或者手段。而笔者认为：行政指导无疑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是由于行政主体处于事实上的管理者地位。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管理权限内，事实上的不平等决定了行政主体作出的形式上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实际上对行政相对人都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产生间接的法律效果，因而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影响。
行政指导行为事实上的强制性来源于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行政主体行使其行政权力所做之行为未必都要具有法律的拘束力，产生直接的法律后果，其可以通过行政权去威慑去影响而产生间接的法律效果。因而行政指导行为具有权力性。那种认为行政指导不具有权力性的观点（和田英夫、应松年、姜明安）是片面的。
现在可回答第二个问题（行政指导是否属于行政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属于行政行为，但行政指导又不是一般的行政行为，它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而可纳入广义行政行为的范畴。江必新在“关于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问题”一文（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11日第三版）中指出：“过去，与对行政行为作狭义解释相适应，在解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强调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现在，对行政行为的概念已作了广义解释，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不能再解释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只要某个行政行为对某个人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原则上该个人或组织就具有了原告资格”。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目前采用“广义解释”的行政行为的概念已不局限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而包括那些虽然没有产生、消灭、变更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在内。通过前文分析，很显然，行政指导行为应该包括在广义解释的行政行为之内。按照行政行为的学理分类，行政指导也可以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其中的具体行政指导行为对特定的行政指导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还因为行政指导具有行政行为最本质的属性，即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主体依其行政管理职权而作出的行为，同时其理论上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往往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会产生间接的法律效果。
现在基本上可以回答第三个问题（即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强制力……）了，如前所述，国内行政法学者大都回避行政指导事实上强制力这一问题而仅仅提及非强制性方式或者手段，从江必新解释的原意来看，他也没有明确所指的强制力是形式上的还是事实上的抑或两者都包括在内。从行政指导的内涵来看，笔者认为，很清楚除了一小部分授益性的行政指导行为之外，几乎绝大多数行政指导都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产生间接的法律效果，这也是现代行政权逐步从直接命令为主发展到间接影响为主而实现行政目标的反映。转贴于
回答第四个问题，要想在审判实践中能正确区分行政指导同其他行政行为的区别，必须在深刻掌握行政指导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尽可能熟悉其外部表现形式。对于行政指导概念的内涵，前文已从四个方面作了阐述，而从目前国内外行政法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行政指导的外部形式主要有这样一些：咨询、建议、训导、警告、告戒、反对、指导、意见、劝告、指示、希望、协商、期望、鼓励、敦促、提倡、引导、推广、宣传、示范、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纲要、计划，信息公布等都属于行政指导性质。这些形式上的特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分辨某一行政行为的性质，但笔者认为，行政指导的这些形式上的特征仍然不足以使行政相对人区分行政主体是在进行行政指导还是行政处理，也不足以使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判明其到底是何种性质的行为。例如，行政主体作出的某些《意见》，从字面上解释“意见”是指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并不带有强制性（《辞海》1999年版），但实际上行政主体的很多《意见》带有强制性，因而有的《意见》是行政立法行为，也有的《意见》属于行政处理行为，当然行政指导行为用《意见》形式更是顺理成章的。即使有的行政行为事前似乎是非强制性的，但行政相对人一旦违反，非强制就会立刻变成强制，而法律对此似乎也无能为力。因此笔者认为，除了应该立法规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定形式之外，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指导行为时，还必须明示，即明确表示该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而不具有任何法律上以及事实上的拘束力，相对人若违反该项指导亦不承担任何不利后果，否则，相对人即可请求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以决定是否撤消或变更。
二、违法行政指导应允许行政相对人请求国家赔偿
即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指导行为时作了如前文所述的或类似的明示保证，行政指导仍存在一定的心理上的事实强制力，由于这种事实强制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如果不允许行政相对人获得一定的国家赔偿或补偿则既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也将导致行政指导权的被滥用而同现代行政法之发展趋势相悖。事实上，行政指导行为从理论上因其无法律的拘束力，不直接产生、消灭或改变既有的法律关系，所以即使列入行政诉讼的范围，行政相对人一般也是在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时才考虑提起诉讼以获得国家赔偿或补偿。按照《解释》的规定，行政指导行为不列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不可以撤消或变更。但是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应该允许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行政相对人之所以服从行政主体的行政指导是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赖以及行政主体的权威性，行政主体如果无视这种信赖和权威而违法或显然过于随意的作出行政指导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对比没有任何有效制约则必然导致行政指导权的滥用。现行《国家赔偿法》实际上肯定了这一做法。《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国家赔偿法》这样规定表明我国国家行政赔偿的范围要广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对于广义行政行为可要求国家赔偿的观点比较一致。
然而，现行《国家赔偿法》要求国家赔偿须先经过“依法确认”（《国家赔偿法》第九条）。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侵权赔偿，赔偿请求人如果不服行政主体或复议机关的处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要求国家赔偿，但是由于行政指导行为不列入行政诉讼范畴，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对于行政指导行为违法侵权不予答复或者拒绝确认时如何要求国家赔偿，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虽然按照《解释》第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指导行为不列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但是按照《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消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的规定，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对确认行政指导行为违法提起诉讼并在符合上诉规定时作出确认判决。
三、行政指导国家赔偿之归责原则
在人民法院确定某行政指导行为违法后，行政相对人即可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国家赔偿，在法律规定的时效内若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或行政相对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可依法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下面的问题是，由于行政指导同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相比具有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国家赔偿诉讼时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对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赔偿诉讼，世界各国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由于国家赔偿从民事赔偿发展而来，因而一些受民法传统影响较深的国家，如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一般采用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其法理学依据是“法律拟制说”，即认为国家是一个拟制的法人，它和普通人一样，对其不法行为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因而国家赔偿在性质上同一般的民事责任没有差别。在当今世界，采用过错责任为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以英、美、日为代表。过错责任原则将国家人格化，混淆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性质从而限制了公民在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寻求国家赔偿的权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对于国家赔偿则采用以公务过错为主，无过错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公务过错原则。公务过错即以公务活动是否达到中等公务活动水准为标准来衡量公务活动是否存在过错，它设定了行政主体的客观行为模式和标准，避免了主观过错理论在判断上的困难，从而最终使过错责任原则从民法中分离出来而适应了公法的需要。法国公务过错的形式很多，可表现为行政活动的组织不良和管理不善，也可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疏忽、怠惰、自私。除了过错责任、公务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外，有的国家还采用违法责任。采用该归责原则的国家有瑞士、奥地利等，我国采取的也是违法责任原则。所谓的“违法”责任即违反法律所应负的责任，但在这里“法律”指的是什么，从来有狭义、广义和折衷的解释。狭义的解释即指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指行政行为应当符合定型化的要求，包括行政行为的主体、权限、内容、程序等法律法规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广义的解释则不仅仅包括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还包括法律的原则、精神和目的。随着现代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为了防止行政权的被滥用，国内外行政法学家多主张采用广义的标准，笔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违法责任原则同过错责任、公务过错责任原则相比具有较易操作的特点，从两者的相关性来看，违法责任包括了一部分过错责任，因为国家或其熟知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公务人员违法行政本身就意味着其具有过错。所以，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当前阶段对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采用广义的违法责任原则是适当的。但我们还应看到，行政指导行为同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行政指导行为理论上无法律拘束力，其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因而行政主体在作出该类行为时与作出具有拘束力的行政处理行为相比更为灵活，同时行政相对人在作出是否接受该行政指导时比之于必须接受的行政处理要有选择的余地。既然行政相对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自己的判断而作出的选择则其理所当然亦应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在涉及行政指导国家赔偿诉讼时通常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混合过错。根据行政指导行为的以上特点，结合国内外国家赔偿制度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指导的国家赔偿诉讼有必要采取违法责任和公务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具体适用如下：（1）国家完全责任：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熟知现行法律并能正确执法。因此，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完全定型化（所谓的完全定型化是指法律、法规对于某种行为从主体、内容、形式、程序到手段等等都作了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规定）明文规定所作的行政指导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失的，应视为行政主体的最大过错则国家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2）国家相对责任：现代社会就好比一架高速运转着的机器，社会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同时随着现代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法律法规又始终处于滞后状态，所以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行为大量存在。（自由裁量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没有明确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具有一定幅度的事项，以自己的意志和判断主动作出决定和采取措施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自由裁量行政指导行为国家赔偿的违法性审查主要应从行政主体是否存在公务过错来判断，因为这种行为一般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明确规定，其违反的主要是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从行政审判的角度，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自由裁量行为的违法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裁量行为的滥用职权和显失公平。滥用职权与自由裁量行为之显失公平均不以行为的客观违法性为前提，两者的共同特点是行为人主观上都有过错，在这里应以是否存在公务过错为准。例如行政主体没有经过核实就对消费者发出错误的警告，造成消费者对某产品的质量产生怀疑而给企业造成严重损失是一种滥用职权作出行政指导的表现。而滥用职权同显失公平的区别在于后者又常常表现为行政主体执法前后行为的不统一或者相同情况下而采用不同的标准等明显超出人们对于公正司法所期望的限度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对于行使自由裁量行为应该遵循一个“比例原则”。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首先要正确地确定行政的具体目的，其次要恰当地选择达到这一具体目的的手段，所谓“恰当”即比例协调，手段既能达到目的，又尽可能作到不产生目的之外的副作用。有两种情形的不“恰当”：一是手段不足以达到目的，二是手段过量，即手段超过了目的的要求，产生了副作用。笔者认为，运用“比例原则”能够比较好地从自由裁量行为的客观效果上去分析、判断行政主体在作出自由裁量行为时的主观心态，从而使审判人员在把握行政主体是否存在公务过错上有了一个相对较为客观的标准和较易操作的手段。综上，笔者认为，对于自由裁量的行政指导行为应从行政主体的公务过错程度以及行政相对人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两方面具体分析来决定国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政府职能正向着“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的方向发展，政府类型也从“集权型”过渡到“服务型”。和以上变化相适应，行政主体将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指导这只政府的“看得见的软手”来管理社会。“无责任即无行政”，必须以司法权对各类行政权进行必要的约束和制衡。随着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行政立法的不断完善，这一政府行政管理诸手段中的后起之秀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参考书籍和文章：
1. 莫于川《论行政指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硕士论文1994
2. 系田省悟《反垄断与行政指导》载《法学家》1974年7月15日21页
3. 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译本
4. 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译本14页
5. 林纪东《行政法》三民书局1988年版434页
6.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75页
7. 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87页
8. 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9. 郭润生《论行政指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9页
10.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11. 李傲“未型式化行政行为初探” 载于《宪法学 行政法学》2000.11 第55页
12.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13.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页
关键词：民营化；公共管理；行政委托
一、行政委托在公共管理领域正当性基础与现实动因
（一）相关几种学说依据
1．公共选择理论学说：该理论主要是利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基于为求得最大效益的经济人的假设，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提出应在政府以及政府的整个政治通知范围引入市场竞争。并建议将利润分享机制引进政府，对于节省出来的成本归入财政节余，赋予官僚机构一些的自主选择权。这就是一种在政府中引入企业运营方式的模式，参照竞争机制来规划政府行为方式的做法。
2．新公共管理理论学说：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支撑现代国外公共进行行政方面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认为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管理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仍然可应用于公共部门。政府一方面应逐步退出一些诸如经济的社会领域，促使社会经济主体依照司法进行活动；其次，政府在调控过程中，应提出如何以私法方式来进行某些公共管理服务。
3．企业型政府理论学说：该学说是结合了一些企业家在其经营中所采用的重质量、效率、力求完美服务与善待消费者的精神加之企业中广泛采用的科学管理策略，创新和改革政府管理的方式，从而使得政府充满活力和更加有效率。“传统的政府本能地会选择第一个方法”，“但这种本能的行为只会更多地导致失败、合并机构和集中控制只能产生更多的浪费”。所以，主张以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并坚信新企业型政府模式必然会替代传统的政府模式。
4．治理理论学说：治理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产生并兴盛，为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该学说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管理的主体既可是公共机构亦可是私人机构，甚至包含公私之间的合作。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建议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方式以实现政府对公共领域的管理。“治理理论是有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要求依靠强制力量要求别人服从。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者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二）现实动因
1．长效治理机制不强：城市管理部门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很难彻底解决的问题。因为城管执法需要面对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其多在社会底层生活，缺乏基本生活保障，从事无证经营小商小贩或者是无处可归的流浪人员，这些执法对象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城管执法过程费时费力，且收效甚微，诸如此类现象很难以得到根治。
2．城市综合执法范围越来越广，行政事务增加：较少的人员编制不能满足广大区域以及众多执法任务的要求。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要承担着市容环境卫生整治、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城市河湖管理等多项职责。
二、我国行政委托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现状分析
（一）城管外包的合法性遭质疑
很多民众认为将执法权外包给承包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外包公司并没有执法依据。外包公司因为其并不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且和政府的关系是行政委托而非授权，执法权缺失，也因此得不到民众的认可。
（二）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事件频发
城管服务外包的一部分是为了缓解城管执法对象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冲突矛盾，推行柔性执法。但是结果并未如人所愿。一些城市的城管业务外包并没有解决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事件频发的问题，也没有改善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的形象，暴力现象仍有发生。
（三）外包公司执行效率低
城管服务外包因为承包公司无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所以在其员工管理的过程中，行政权力仅限于上前进行劝阻。占道违法经营的小摊贩或其他街道上违规的人员不听从劝阻，承包公司的巡查人员也无没收其东西、扣留或对他们进行处罚的权力。
（四）城管服务外包公司服务不规范
外包公司在服务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第一，随意着装。第二，缺乏身份证明。第三，服务程序并不规范。第四，超越服务权限进行管理，而且经常发生外包公司人员没收摊贩东西，与服务对象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五）后续维权存在问题
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中，“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的，委托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样就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受委托人如果行使职权超出了委托权限时，那么法律责任如何承担行为效果如何归属？受委托人是不是应承担责任？应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其应负的责任？如果是将受委托人作为被告借由行政诉讼进行行政赔偿责任的追责，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受委托人在其受委托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并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也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但当其超越权限行使时却具有了作为行政主体的资格。且因为受委托人行使职权产生是典型的公法关系，故通过民事诉讼来追究受委托人的责任，要求赔偿显然行不通。
第二，若委托的行政主体承担了受委托人行使权力造成的全部行为后果（包括诸如赔偿责任在内），那受委托人在存在其行使权力存在违法或者过错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及其应如何追究受委托人的责任？这在我国立法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承包公司的人员权利保障问题。接受委托的公司人员在提供管理服务过程中如果出现损害，甚至伤亡情况，赔偿的方案和办法应当如何确定，目前仍然不明确。
三、行政委托的界限与规制
（一）合法原则
1．法律优先原则：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必须依照法律规定；鉴于行政委托专门立法较少，在增加新的立法之前，应遵守下位法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要求。
2．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是宪法规定的有关对人民基本权利加以限制等专属立法，必须要由立法机关经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可代为规定。且行政机关若要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得到法律授权，否则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
（二）权责统一原则
从行政委托开始到委托职权完成的全过程中，都应遵守权责统一的原则。行政机关应当始终为自身职权内的事务负责。无论是不是委托给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都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此一来，一则保证行政机关不会出于自身的懈怠将职权随意委托，二来，也可督促行政机关行使对委托职权的行使状况进行控制和监督，保障职权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三）禁止再委托原则
行政机关职权委托给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是现实状况所需要，组织和个人能够成为被委托方，正是因为其符合法定条件，能够承担一定的权力，实施任务。再委托，一方面会导致行政管理权威性的丧失；另一方面，组织和个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再对受委托对象进行审查监督。
四、对公共管理领域行政委托的规制
程序的设计对实现实体权利至关重要。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对公共管理领域行政委托的程序和实质要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是零散分散于一些地方性规章或法规中。我国应尽快出台专门的《行政程序法》明确行政委托的程序。此外，还可以借鉴外国比较成熟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机制的程序。萨瓦斯在他的著作中叙述了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应当遵循的几个过程，主要有：一是外包内容的确定；二是外包可行性研究；三是招标合同的准备；四是招标公告的；五是承包商的选取；六是监督、评估和促进合同的履行。公共管理领域行政委托的的程序与上述公共服务外包程序可以采取大体相似的做法。
（一）可行性研究
行政机关在需要对职权委托之前，应对该职权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以书面的方式说明委托的理由、优缺点、预计成效等内容，交由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是主管部门进行审批。
（二）公告招标确定受委托方
在委托申请得到批准后，行政机关应当立即向社会公告，开展招标工作，在接收标书的同时，积极联系符合条件的组织和个人，动员其参加投标。在招标结束后，应对提出申请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性与实施能力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排除。全过程都要有记录，确保公正公开。
（三）签订委托合同
为了避免委托事项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责任的争议出现，在委托合同中应载明如下内容：一是委托的主体，即委托方与受托方的名称、地址、性质；二是委托的事项范围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三是委托生效及截止日期；四是责任的归属，明确由越权委托引起的法律责任或违法事实行政职权的后果如何承担。
（四）公布委托事项和内容
委托成立后，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确保行政相对人不会因为不了解职权的转移委托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一，在委托开始实施时，要立即公布委托主体、委托的内容、委托事项、委托的期限等内容；第二，在委托发生变动时。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变动情况；第三，在委托结束后，应当立即公布职权的归属。行政机关不能之局限于一次性的公告，必须及时向社会公开委托的进展。
注释：
敖双红．公共行政民营化法律问题研究（第一版）．法律出版社．2007．68．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斯著．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译．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55，2．
孙春霞．现代美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毕业论文．2007．
[美]詹姆斯•N•罗西瑙著．张胜军、刘小林译．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5条第4款．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67．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医疗侵权责任的调查，现行立法并没有为医疗侵权之诉提供统一完善的法律依据，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针对存在的问题，笔者浅析了在医疗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制度、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及医疗赔偿制度法律体系有待于完善。
[论文关键词]医疗侵权 法律体系 完善
医疗侵权责任如何划分和认定，首要明确“医疗事故”的概念。目前，对“医疗事故”概念的不同理解，已成为困扰我们对医疗责任划分和认定的实际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医疗事故分级中将“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列入医疗事故范畴，将非明显人身损害排斥在外，而相关司法解释又提出“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医疗损害，按民法处理”的概念，使“医疗事故”又可以理解为“严重医疗过失行为引起的侵权事件”。而 “医疗事故”概念在这里承载了决定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双重职能，它既被寄希望于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又成为决定行政责任的考量标准。实践证实，这是不现实的，应将民事责任的内涵从医疗事故的概念中剥离出去，仅以“医疗过失侵权行为”表达《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希望囊括的民事概念，使“医疗事故”成为一个纯粹的决定行政责任的标准，以规范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医疗行为的行政管理。现行立法并没有为医疗侵权之诉提供统一完善的法律依据，在法律适用上采用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因此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由于医疗侵权实行不同的赔偿机制，势必会产生不同的过错和伤残等级鉴定，得到不同的救济待遇，不同的赔偿数额结果。这样会导致医患双方不同的诉讼请求：医方为追求最小量的赔偿数额，即使其医疗过错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也会极力主张构成医疗事故，争取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的低赔偿标准承担医疗赔偿责任；患方为追求最大的赔偿数额，即使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构成医疗事故，也会极力主张该医疗过错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力争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高赔偿标准要求医方承担医疗侵权责任。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医疗侵权责任法律体系进行进一步立法和完善：
一、医疗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
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认定侵权责任最具决定性的关键因素，对于医疗侵权责任而言也不例外。应当在充分考虑医疗侵权行为特殊性的前提下，规定专门适用于医疗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制度。应对不同种类的医疗侵权责任，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对医疗器械、药品等医疗用品瑕疵导致的医疗侵权责任和违反医疗法律法规依法应承担的推定医疗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但对于违反注意义务导致的医疗侵权责任，一定要坚持其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定位，明确其归责原则为过错原则。在举证责任上，既不刻板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规则，也不完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证明规则，而是借鉴德国医疗诉讼中的表见证明规则，建立一种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与法院依据表见证明规则认定事实相结合的举证责任制度。
二、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权威的、独立的鉴定机构
医疗服务人员是否尽到同类专家应尽的注意义务，应由专家做出鉴定结论。为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独立性、权威性，笔者认为应建立权威的、独立的专家库（不是由医学会建立，专家也不应先限于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家，而应从全国范围内选择）。在医患双方发生争议、当事人要求鉴定时，应由法院组织鉴定工作，即由法院从专家库中抽取并确定若干鉴定专家对于损害与医疗行为间有无因果关系、医疗方有无过错以及医疗损害的程度等予以鉴定。
（二）完善鉴定机制，提高鉴定人准入资格
加大鉴定人法律责任，有效解决鉴定结论质量不高、缺乏公信力的问题。应明确鉴定专家的权利义务，专家进行鉴定时不受任何人的制约，有权对匿名的医案独立做出结论。同时，专家的鉴定意见应实行实名制，每位专家都应对自己的鉴定结论负责，当然，对于专家的鉴定意见须实行保密制度。
三、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医疗行业是高风险行业。根据我国《保险法》和《中国人保财险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将医疗责任保险定义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职业过失对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患者及其近亲属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责任保险。因而建议参照交通强制险的做法，将医疗风险分解到社会。一方面，事故发生后，受害者一方可以得到足额补偿，另一方面医方也不必困扰于医疗纠纷中而阻碍医疗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多省市从20世纪末就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但其发展并不成熟。各保险公司提供的医疗责任保险由于不能满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需要而导致投保率降低，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此外，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着理赔范围过窄、保险对象范围过小、赔偿限额过低等问题。因此，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急需改进，不仅要确立合理的保费，加大保险对象的范围，同时还要进行宣传，增强医疗机构与医疗人员的保险意识。
四、医疗赔偿制度的完善
（一）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体现社会公平
人格权的有效保护是文明与进步的需要和表现，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立法中应当对患者生命、健康和身体完整性的损害，制定较为合理的赔偿标准，同时又注意避免赔偿标准过高而过分增加医疗机构的负担而影响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统一医疗赔偿立法和赔偿标准
无论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赔偿标准均应统一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同时对医疗侵权责任的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制，并做出强制性规定。
统一赔偿标准有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而对医疗侵权行为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制也是基于医疗行业是特殊的风险行业，医疗服务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赖于医疗服务的存在和发展，全额赔偿会成为医疗机构的不能承受之重，从而限制医疗行业的发展。
（三）技术性损害应纳入国家赔偿
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因技术性原因造成的损害赔偿应纳入国家赔偿范畴。公立医院是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发生民事赔偿须以医院的财产进行赔偿，理论上有可能导致医院因高额赔偿而倒闭，最后还需要政府把钱给医院或者补给患者。侵权责任立法的目的之一是要保护患者，一旦医院为减轻赔偿责任采取规避措施，反而会失去这种保护作用。考虑把公立医院的损害赔偿纳入到国家赔偿中，这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因为公立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经费由公共财政拨付，将其作为国家赔偿予以安排，可减少医院为了避责而采取各种自我保护手法，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充分的医疗服务。
我们应当树立行政机关与公民平等的观念，“平等不只适用于公民之间,同样也应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或组织)之间。没有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平等,也就没有社会平等、公民之间的平等；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不平等,只会使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更加紧张。”［1］
（一）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
按照古典自然法的观点,国家是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而形成的。程序上民众一旦授权给政府,行政权力便具有了对社会利益、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合法性地位,这样的国家和组织行使权力才有合法性。国家不得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卢梭曾说:“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2］对人的欲望不是通过纵向的等级制度来限制,而应通过横向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来限制。
（二）是制度的要求
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自由和平等是的终极关怀,也是最高理想。行政机关一向处于优势地位,对其进行限制是理性的表现,平等是对政府的最好限制。
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政治体制向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政治体制转变,亦是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商品经济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土壤,在此土壤之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平等化为法权，并授予个人对抗政府侵害的诉权和赔偿权等权利”［3］。
（三）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
现代行政法有如下特点：(1)从行政相对人方面讲，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2)从行政方面来讲，现代行政呈开放性，具有吸纳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可能性。以上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表现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性。行政相对人不是从属主体而是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和享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如果没有独立性，行政相对人的意志就难以得到尊重，当然自由就更无法谈起。”［4］公众参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利于保证行政政策、行政决定的顺利贯彻执行。有利于消除歧视,保障社会公正；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
（四）从法治理念分析
法治理念包含着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政府与人民平等,追求对人性尊严与人权的保护。政府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二者应将法律内化为内心的一种信念。“法治理念与平等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法治是平等理念赖以成长的土壤”［5］。
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不平等。行政主体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行政相对人是被管理者。但在特殊情况下二者可以平等“行政法由于其价值取向的公益性,在实体上对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配置的不对等性也具有其必要性,但是这种实体权利义务上的不对等性并不构成否定二者平等地位的条件”［6］。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节、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的非强制行政方式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善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它能够促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活动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是民主行政、文明行政、宽容行政与高效行政的体现。非强制行政方式适用的空间越广阔,双方合作的程度越高,对抗与冲突的情形就会愈少,有助于推动行政法治的发展。
二、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适用范围
平等权的实现有利于相对方利益的实现，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赋予相对方与行政方平等的法律地位,他就可以独立自主的反映自己的意志,通过与行政方的平等协商,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更好的实现自身权益并有效监督行政权的行使。
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许可（“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7］）；行政确认（“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于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8］。）；行政监督，即行政主体以法定职权，对相对方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了解、监督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更多的体现了行政管理职能，行政相对人在参与时一般无法发挥平等性。
1、行政补偿过程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
随意变更或撤销行政许可的，应当对当事人补偿，在补偿标准、补偿范围方面双方应当平等协商。行政机关违法对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是一并提出。”
这是在行政主体违法的情况下对作出的行政行为给与补偿，某些情况下，行政行为合法的也要给与补偿：以前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规定，以强制取得相对方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无偿行为。2004年宪法修正案作出规定“行政征收应当给于适当的补偿。”
2、行政处罚的过程也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行政处罚分为人身自由罚，我国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有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大多数国家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需要经过听证程序。行为罚，指限制和剥夺违法相对方某种行为能力或资格的处罚措施，如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等。财产罚是适用较普遍的一种行政处罚方式。行政处罚的程序包括立案、调查取证、听取申辩与听证，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处罚前裁决前，应告知相对人：根据调查情况准备对其做出处罚裁决的理由和依据。
3、行政收费及行政合同，行政收费的正当性在于它的特别交易性，诸如放射物处置费；建筑垃圾处理费；登记费；国有土地、矿产资源使用费、排污费等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等价交易，也不能说其具有补偿性。行政行为在此又一次体现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为保障税收和收费的现实正当性，必须在行政征收领域确立和张扬法治理念：未经人们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收费或以其它形式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行政合同也要遵循民法中的合同理念，贯彻平等精神。
4、某些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也需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因为“平等不再仅仅意味着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社会成员已产生获取立法平等的新的渴望”［9］。
三、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途径
如何才能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笔者认为需要让相对人真正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充分的博弈基础上做出决策。
首先，课以行政方特定义务并赋予相对方一定权利而使行政机关主导性权利的行使合乎理性,排斥行政恣意,保证由此而为的行政决定最具有效益,限制行政恣意制度和保障平等协商制度。通常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透明公开制度等是其具体制度。“它们所蕴含的程序上的权利与义务分配强化了相对方制约行政恣意的能力,促使了上述抗衡平等状态的形成”［10］。
其次，通过行政程序使平等成为看得见的平等。当事人参与是行政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之一，在没有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作出有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本身就是缺乏公正的，更不用谈结果的公正性。行政当事人参与行政程序，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辩论促使行政主体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行政决定。而且更容易接受裁判结果。例如《行政处罚法》赋予了当事人知情权、陈述权、辩护权等，通过陈述、申辩、质证、听证等一系列程序性权利，明确了相对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法第42条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听证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听取与该决定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意见的活动。“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的关键性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决定前由相对人表述意见、提供证据的程序以及行政主体听取意见、接受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法律制度”［11］。
最后，充分履行行政公开原则，否定内部文件的效力。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履行这一原则，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的规则要求“没有公开的政策和措施不得实施”；行政处罚法也规定了“不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不得作为处罚依据”。不仅法律法规要公开，其制定过程也要公开，凡是与法律法规等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有权利参与他们的制定过程，比如价格听证制度以及地方立法中经常使用的听证制度，这也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基本表现。
结语：传统行政法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怀疑与不信任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在权力行使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行政活动如果得不到行政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权力活动就可能表现出强制性的暴力(或者软弱无力的状况)。我国的行政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三者一致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一假设前提下的行政法,突出了行政权力色彩,强调了行政相对人的绝对服从,未给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以应有的保护,从而在实际行政管理活动中也产生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相互敌对的局面:抗拒与消极抵制。我们应当以合作取代冲突。通过合意的契约手段或者在充分尊重民意的理念支配下行政,则易获取行政相对人的通力合作,从而便于行政职能的实现。
注释：
［1］张春莉、杨解君《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文史哲，2005年第5期(总第2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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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4］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5］范文进,陈亚玲：《行政契约中的平等权及其制度保障》，邢台学院学报，第20卷第4期。
［6］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7］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8］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9］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10］范文进,陈亚玲《行政契约中的平等权及其制度保障》，邢台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20卷第4期。
［11］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东华理工大学法学系，江西南昌330013）
摘 要：在踩踏事故中，我国一般通过公法手段对事故责任予以救济。与私法救济相比较，公法救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与巩固，但难以让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救济与补偿，无法完全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因此国家应增强踩踏事故中的“私法救济”而逐渐代替、消减“公法救济”。以风险控制理沦为视角，探讨踩踏事故责任的私法属性、责任构成以及法律赔偿机制。提出我国目前宜构建包括私主体、国家和保险赔偿多元的救济机制，从而更好地实现对踩踏事故的预防和救济。
关键词 ：踩踏事故；安全保障义务；活动组织者责任；国家责任；保险赔偿
中图分类号：DF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6-0135-10
收稿日期：2015 -03 -27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5月6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黄胜开（1973 -），江西景德镇人，西南政法大学博研究生，东华理工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法、土地法。
一、问题缘起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市外滩广场因人流聚集，引发踩踏事故。截至目前，踩踏事故已导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所谓踩踏事故是指在人员密集场所中，由于现场秩序失去控制，发生拥挤、混乱，导致大量人员被挤伤、窒息或踩踏致死的事故。盘点近年发生的踩踏事故，上海踩踏事故并非个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经媒体报道的国外踩踏事故已愈数十起，死亡数千人。其中典型的有2005年伊拉克巴格达踩踏事件，死亡人数1000余人；2010年印度北部某寺庙踩踏事件，死亡人数60多人；2010年德国杜伊斯堡市音乐节踩踏事件，造成19人死亡；2010年柬埔寨金边送水节活动踩踏事件，死亡人数为347人；201 1年非洲马里首都体育场踩踏事件，死亡人数36人。近年来发生在国内的代表性的踩踏事故有2004年北京密云2.5灯会踩踏事故，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2009年湖南省湘潭市某中学校园发生的踩踏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2014年9月，云南昆明一所小学发生踩踏事件，事故造成6人死亡，22人受伤的后果。纵观以上踩踏事故，它具有发生时空不定，诱发原因众多，发生突然，难以控制，群死群伤．危害巨大的特点。
悲剧的发生让社会深刻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以后怎么预防这种悲剧的发生。从法律意义上，国家如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民事救济，死伤群众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用等应由谁来承担？相关责任人无力承担时谁来买单？国家是否应承担善后赔偿责任？
梳理我国现有踩踏事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有关踩踏事故主题的研究论文不足十篇。已有成果主要涉及了踩踏事故诱因分析、防范机制、处置策略等方面。从法律责任对其展开探讨的较少，尤其是从民法视角，对群体踩踏事故民法责任进行分析的至今阙如。本文主要采用类型化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探讨群体性踩踏事故民事责任性质、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问题，以期希望为相关案件的理赔处理提供借鉴，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目标。
二、踩踏事故责任的概念与法律属性
（一）踩踏事故责任的概念
踩踏事故法律责任是一个广义上的社会生活概念。如果从法律意义上来对其下定义，就是从权利、义务及责任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规定。笔者认为，民法意义上的踩踏事故责任就是指行为人由于违反了相关法律上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引发踩踏行为，并导致特定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踩踏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负有特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怠于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从而导致踩踏事故的发生，它是一种人为的灾难，其本质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必须用法律予以规制。如果发生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仅仅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等纯粹自然原因引起，则其性质属于踩踏事件而非踩踏事故，不发生所谓的事故责任。
对踩踏事故的法律规制，既可以用刑法、行政法等公法手段制裁踩踏事故责任人，也可以用民法手段对受害人损失进行补偿和救济，二者具有不同的法律目标。公法手段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恢复与稳定，同时通过对责任人进行惩罚起到警示社会的效果，引起人们重视踩踏事故的危害性，从而提高踩踏事故防范意识，起到预防的法律功能。私法手段的调整目标在于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补救，以及通过财产手段对责任事故责任人进行制裁，间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目标。梳理我国近年来踩踏事故的法律处理手段，发现我国比较重视公法的制裁作用，而通过私法对踩踏事故受害人如何补救重视不足。即使踩踏事故受害人最终大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赔偿，由于我国现有赔偿立法规定的粗陋，法律对于该种类型法律赔偿的性质、赔偿责任人、赔偿的标准及方式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规定，从而难以实现对事故受害人充分救济。
（二）群体性踩踏事故责任的法律属性
前文已经论述，群体性踩踏事故应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但由于民事侵权行为作为一个类概念，仅仅定性为侵权行为并不能明确踩踏事故的责任主体、归责条件、责任范围，对于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并无裨益，我们应在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侵权行为的具体类别。
根据我国现有侵权行为法，我国的侵权行为整体上可以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其区分标准为不同的归责原则。前者适用侵权法的一般规定，即过错责任原则；而后者采纳过错推定及无过错责任原则。二者的具体范围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凡法无明文规定者，即归类为一般侵权行为。根据我国的现有立法，特殊侵权行为大致又可区分为三小类。第一类是根据行为人的特殊性进行的分类，包括国家公务行为侵权、职务行为侵权、无行为能力人侵权（监护责任）；第二类是根据特殊活动进行的分类：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产品责任事故、高度危险行为致害责任等；第三类是根据特殊物（质）进行的分类，如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物件致损责任、动物致损责任等。
笔者认为，根据法律类型化理论，在侵权行为众多的分类中，比照各种侵权责任类别的具体特征，把踩踏事故责任归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较为妥当。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违反该义务，因而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通说认为，我国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源自于德国法上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其基本含义是如果某人开启或持续某种特定的危险源，那么，他就负有控制和消灭该种危险的法律义务，如果行为人怠于行使该义务并致使第三人损害时，法律将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传统的侵权法观念，行为人仅就其积极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对其未积极从事的行为或未加以阻止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法律要求不作为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何在呢？理论界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理论、公司社会化理论、风险控制理论、诚实信用理论等。笔者比较认同风险控制理论，其理由在于：其一，凡是由于自己的活动开启和维持了一个危险源，其就有义务去预防和消除该危险。“人类生存于社会中，凡对他人制造危险，必须对于其后果负责，责任基础并不在于有无过失，而系因其制造危险。”其二，危险控制义务源自于危险源的控制能力。危险开启人相较一般社会主体更能识别和控制活动的潜在风险，也更加容易采取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与蔓延，同一般人相比，他是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最佳人选。
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权赔偿解释），该法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其第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的规定。2009年12月我国颁布了《侵权责任法》，它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根据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类：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的司法纠纷频发，这方面的实践案例越来越多，这也是我国当前学界把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的主要原因，相反，对社会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很少关注。比如张新宝教授把直接安全保障义务定义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_，即为很好的例证。然而，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在工作闲暇之余大量参加到娱乐、体育、休闲等群众性活动。如各种大型集会、健身会、体育比赛、音乐会、旅游、展览、展销、焰火表演等，社会风险理论认为：人群聚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风险，人群聚集范围越大则社会风险也越高。上海踩踏事件就是群众自发到外滩看灯光秀而导致的风险事故。
尽管笔者把踩踏事故归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踩踏事故发生的场合不同，进一步把违反安保义务侵权责任区分为经营场所事故责任和活动组织者事故责任。由于两者之间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免责事由、违反义务的判断标准方面皆不尽相同。杨立新教授甚至把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获益应作为行为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的重要判定标准。基于此，笔者尝试把群体性踩踏事故区分为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和经营场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两种类型。对于经营场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因学界对其讨论较多，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下文仅对我国踩踏事故的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进行分析。
三、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辨析——以踩踏事故责任为线索
1．法律依据
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中，其第5条规定：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对其承办活动的安全负责，承办者的主要负责人为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责任人。其主要职责包括：（一）落实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工作方案和安全责任制度，明确安全措施、安全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开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宣传教育；（二）保障临时搭建的设施、建筑物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三）为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
2．责任构成要件
第一，行为的违法性。行为违法性首先表现在违反了相关公法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定。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7条、《消防法》第12、14条、《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9条、23条、24条等都对活动组织者的安保义务进行了详致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范中，活动组织者首先要确保活动场所和活动设施等硬件设施达到国家或通行的安全标准，符合人身安全的保护要求，如举办大型展览会、舞会等，组织者必须确保群众看台坚固扎实、活动通道、出人口保持畅通等。其次，活动组织者要确保活动的过程符合安全保障的要求，即软件达标。如：活动组织者必须准备群众活动的方案、计划；现场要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对于活动的现场秩序要进行管控。如果活动到场人员超过计划参加人数，活动组织者要对现场人员进行疏散，并禁止新的人员进入现场。上海踩踏事故发生时，当天晚上外滩人数已达15万人，并主要汇集在不足两百米长的外滩平台上，随着外来人流逐步涌人该平台，导致现场人数最终失控才酿成悲剧。相同的例证是，2004年2月，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也是发生在最窄处不足三米的公园彩虹桥上，该公园平时游客大致3000人左右，而事故当天达到破纪录的30000人，正是由于活动组织者在参观人数远远超过公园的可容量时，没有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消减由此产生的不安全因素，才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并最终酿成37死1 5伤的悲剧，相关责任人最终也受到了相应的公法制裁。
其次，行为违法性还必须违反了民法的相关规定，如违反《侵权责任法》、《合同法》、《人身权损害赔偿解释》等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踩踏事故如果仅仅违反公法规定并不足以构成侵权责任。行为人的行为只有直接或间接引致了踩踏事故的发生，并侵犯了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才构成侵权行为。民事违法行为一般分作为和不作为。在群体性踩踏事故中，活动组织者的违法行为主要体现为不作为，违反了法定的作为义务，即违反了有关公法和私法要求的对群体活动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如没有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的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活动场所设施存在不安全隐患等。
第二，损害事实。踩踏事故引发的损害事实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活动相关组织者的懈怠或失职行为引致了踩踏行为的发生；第二层面是在踩踏过程中，相关主体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损害。如果仅仅发生了踩踏行为而没有其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损，则不构成民法上侵权行为。其是否构成公法上违法行为，则应视公法相关规定来具体判定。在踩踏事故中，人身权受损的主体仅仅为自然人，而财产权受损主体则可能包括自然人、法人或者国家。如在踩踏过程中，公共道路、公共体育场所受到损害，受害人为国家或代替国家行使管理权的有关公法人。自然人的人身权损害一般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等，在踩踏事故中，一旦发生人员伤亡，即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损害。如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死亡36人，受伤47人。
第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理论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即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第二种是条件说，即只要违法行为是构成损害后果发生的条件，没有该违法行为就没有该损害后果，即认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踩踏事故的因果关系比较特殊，与前述违法行为类似，它也应该包括两个环节。第一环节：违法行为引发了踩踏行为；第二环节：踩踏行为导致了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失。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并且必须环环相扣才构成踩踏事故的因果关系。活动组织者的违法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受损之间以踩踏行为的发生为纽带，二者并无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无法采用必然因果联系说。而采用条件说尽管可以实现了受害人救济优先的法律目标，凸显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但是该说并没有区分造成损害原因力的大小，对活动组织者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双方利益的平衡。因此，笔者认为，应采纳折中的相对因果关系学说。该说认为，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了受害人损害发生的一个条件，并且在通常情况下，该条件也足以引发该损害后果。就踩踏事故而言，如果活动组织者的违反安保义务引发并维持了一个对活动参加人的危险源，并且其有能力控制或消除该危险源而没有去实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活动组织者的违反安保义务的行为是构成了受害人损害的原因。该说吸收了德国一般注意义务的合理内核，即体现了受害人利益保护优先的思想，同时又兼顾了活动组织者的利益。
第四，主观过错。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学界主流的观点是过错责任。因为判断一种侵权责任是否是无过错有赖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人身权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了安全义务保障人仅在其过错时才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该条文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立法并未明文规定安全保障义务责任采纳无过错责任，按照民法解释学推理，它应属于过错责任。法律制度是法律利益权衡的结果，因此有学者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必须在此类案件中使用严格责任或者危险责任的必要性有多么高，权衡的结果就是让组织者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而不使组织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尽管我国学界对安全保障义务采纳过错责任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对于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则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违反安全保障注意义务责任采纳一般过错责任原则，由原告证明被告存在着过错，因为过错推定原则必须要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我国现有立法并没有相应的规定。而主张采纳过错推定的学者则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受害人只要举证证明被告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则应推定被告存在过错，因为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基础就在于其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既然原告已经举证证明了该事实，推定被告具有过错就具有法律合理性。反之，如果被告想免于责任，则应由其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果他没有证明或证明不符合标准，则必须承担侵权法律责任。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从形式上，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区分标准之一就在于侵权行为是否是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奉行一般过错责任，特殊侵权行为采纳过错推定责任。违反安保义务责任无论是责任主体（替代责任）还是行为方式（不作为）都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其特殊性，我国法律把其单独列举，进行类型化，显然已经把它归为特殊侵权行为种类。另外，从举证的成本和便利性而言，群体性活动组织者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往往难以举证或举证成本太高，反之，由被告就是否存在过错进行举证则较为容易，符合举证经济性原则，有利于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过错的判定标准：根据前述我们可以得出，组织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即是有过错，然而，我们又该如何判断怎么才算是“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这不仅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的难题，也是困扰世界法学界的一大难题。美国法律对于土地占有人是否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判定标准是区分土地进入者的身份。对于未经许可进入者，土地占有者仅承担一般的注意义务，即其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其注意义务最轻。而对合法进入土地者（许可进入者和受邀请者），土地占有人须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土地占有人必须为自己的轻过失对损害人负责。对于儿童，美国法律认为，由于儿童风险识别能力不强、风险控制能力差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儿童要尽最大的保护努力，活动组织者须对儿童承担较成年人更高的注意义务。
笔者认为，我国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立法应该吸纳美国的土地占有人安保责任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具体到踩踏事故责任组织者是否尽到安保义务的认定上，首先应该坚持法律的标准：如果我国相关立法对组织者的安保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应该严格遵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判断。其次，如果我国法律法规对组织者的安保义务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立法规定，只要是合法进入公共活动场所（不一定要购票进入、因为很多群体活动都是免费，如上海灯展），活动组织者都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再次，对于非法进入者（或未经过许可），群众活动组织者也要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即对于隐蔽性危险的告知义务，如果这种告知义务没有履行，则可判定组织者存在过错。最后，对于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活动组织者须承担特殊注意义务。其标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活动场所存在对儿童具有诱惑力的危险时，活动组织者必须履行最高的安全保障义务。
另外，判定活动组织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还要从组织者的风险和损害的防范和控制能力上进行考虑。按照汉德公式理论，我们须就活动组织者排除风险的成本和可能造成的社会伤害之间进行价值衡量。根据克雷斯蒂安·冯·巴尔对风险控制义务的分类，他把风险控制义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得以使潜在的受害人对危险自己负责的义务。这里主要涉及一些警告与提示的义务，如公共活动场所地下通道的照明，危险路段危险的警示标志等，义务的具体形态依赖于具体活动进行判断。第二类就是以直接排除危险源为目标的义务。如前文所述，当提示危险的警示灯不足以预防风险时，组织者则必须设置通行障碍物以阻断通行，从而彻底排除风险。通常言，警告是比较经济的风险预防措施，然而其效力也是最弱的。据媒体报道，上海每年都有在外滩举办跨年灯光秀传统，今年活动组织者由于考虑到人流大风险大的缘故，把其转移到其他地域举行，并在有关媒体进行了告知。然而，踩踏事故当晚大量人群仍然去外滩看灯光秀，一方面表明了活动组织者安全管理手段不到位，从另一个侧面也显示了警告的风险预防效力低弱的特征。相比于警示义务，直接排除危险源的措施一般更有效但成本也更高。活动组织者是仅仅应该发出一些警告和指示还是必须直接采取排除危险的措施，其应当依赖于活动组织者风险预防的控制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权衡比较。如果组织者采取措施成本较明显低于其所保护的社会价值，则应采纳第二种风险排除措施，否则采纳第一种，即仅需履行警告或者告示等义务。
最后，在判断组织者是否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时，还应该考虑风险或者损害发生的来源，如果风险是来自活动本身所固有且不可避免的，则组织者不承担该责任，该事件应该被认定为意外事件，由损害人自担风险。如足球运动员犯规导致他人伤亡。“偶然的意外事故是运动员或观众在受益于运动的同时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3．免责事由
笔者认为，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并不能仅仅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规定而免责，其还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前文所述，活动组织者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能力防范和阻止风险与损害的发生，以此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免责。
我国民法中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包括合法行为、不可抗力、紧急避险、受害人过错、意外事件，受害人同意等。这些法定事由同样可以被运用到踩踏事故中成为活动组织者的免责事由。如就受害人过错而言，活动组织者可以举证证明受害人不听劝阻、无视活动组织者警示或其他安全规定，对于踩踏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活动组织者可以免责或减轻责任。
四、踩踏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在踩踏事故责任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四类。
（一）经营场所的所有人或管理者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无论是《侵权责任法》还是《人身权损害赔偿解释》都规定了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所有人，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赔偿责任符合现代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也体现了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
（二）活动组织者
根据社会交往理论，社会公众通过参加组织者组织的社会活动，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社会关联关系，参加者有理由对活动组织者能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活动环境产生信赖，而这种合理信赖是法律保护的价值之一。活动组织者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打破了这种信赖关系，法律往往要求活动组织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根据先危险行为理论：凡是由于自己的活动开启和维持了一个危险源，其就有义务去预防和消除该危险。社会活动组织者通过组织社会活动，聚集了大量的人流，而大量的人流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控制，其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源，比如，我国大型灯展活动多次引发踩踏事件即为例证。因此，活动组织者有义务去控制或消除该潜在的风险，如果先危险行为人应作为而没有作为，其就应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责任。而危险控制理论认为：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源的控制能力。活动组织者通过组织活动，其较一般主体更能识别和控制活动的潜在风险，也更加容易采取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与蔓延。如活动组织者往往享有活动的组织策划权，对相关公众有指挥控制权，因此，由其承担风险控制责任符合风险控制便利性原则。
（三）国家赔偿
由于踩踏事故造成赔偿数额的巨大，承担法律责任的相关私主体往往没有能力加以赔偿。为避免私主体因对受害人赔偿不足或者不能及时赔偿而造成的严重困境。我国往往由国家来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然而，当我们梳理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发现现阶段国家对踩踏事故的赔偿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该法第3条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违法行使职权的范围。该法第3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给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者致使其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权利的规定。”《国家赔偿法》仅例举出国家机关不作为要予以赔偿的一种具体情形，其他都是作为的情形。因此，我国法律对于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是否包括行政不作为没有明确，但是通过结合该法第3条的理解，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指行政作为，不包括行政不作为（第3条第（三）项除外）。因此，鉴于我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不作为给社会公众造成损失予以国家赔偿的明确规定，踩踏事故发生后，国家给予踩踏受害人一定经济利益，我们只能理解为是补偿而非赔偿，它仅仅具有道德义务的性质，是国家在特定情形下的一种社会救助行为。行政不作为（含踩踏事故）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欠缺，这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利的。明确国家机关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一方面有利于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另～方面，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利益得到更加充分、全面的保护，彰显以人为本的法律精神。今后，我国在修订《国家赔偿法》时，应该明确政府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责任。当政府不作为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受损时，应根据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具体规定国家赔偿的原则、赔偿范围及方式等内容。
（四）保险赔偿
在救济踩踏事故损害的制度中，保险制度是最好的分担责任的制度之一。上海踩踏事故发生后，上海多家保险公司成立急难救援小组，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昆明踩踏事故中，每名身亡学生获得了最少80万元赔偿金。该保险金主要来源于两部分：昆明市学校统一购买的校方责任险；学生家长自愿购买的学生平安保险。踩踏事故发生后，正是由于保险赔偿的迅速介入，弥补了侵权责任制度确定责任过程中的拖延，和侵权责任人赔偿能力有限的缺陷，使受害人损失及时得到弥补，从而起到快速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目前，我国与踩踏等安全责任事故有关的保险是公众责任险。所谓公众责任险，又称综合责任保险，它以被保险人的公众责任为承保对象，以投保主体在法律上负有经济赔偿责任为前提，其是否承担公众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各国的民法及各种有关的单行法规制度。目前，我国各种公共设施机构，如工厂、办公楼、学校、医院、商店、展览馆、动物园、宾馆、旅店、影剧院、运动场所等，其所有者、经营管理者通过购买公众责任保险的方式来转嫁其公众责任风险。然而，根据我国保险法现有相关规定，公共场所所有人、管理人是否购买公众责任险采取自愿方式，导致实践中公共管理机构投保率普遍不高，在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上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保障功能。与国际上相比较，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在整个财产保险业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只有区区的4%不到，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1/3。而公共安全意识更高的欧洲国家，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占到非寿险保费收入的35 010左右，在美国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50%左右。鉴于公共责任险在维护公共安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目前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我国有关部门应大力推进环保、安全生产、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强制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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