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3 00: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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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贷款增长过快，贷款存量过大
高校向商业银行借款，大多用于基本建设，高校贷款通常是中长期贷款，利息高于一年期贷款，因此，高校实际负担的利息费用要高于上述计算值。而从高校预算执行结果看，学校将总收入中的10%用于还本付息，已经是相当困难，为此，有些高校只好采取“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用新增贷款支付贷款本息。笔者曾经对江苏省37所高校的财务人员就贷款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当问及“还贷资金来源时”，有11所高校的财务人员选择了“以贷还贷”方式，占被调查高校数量的30%。
2.还款责任不明确
《高教法》明确规定了高校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单位，“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就是高校向银行贷款应当自己还，国家没有义务替学校还债。另外，教育部针对“银校合作”问题，于1999年在10号文中明确要求：“各校必须本着‘谁贷款谁负责’的原则开展银校合作工作，教育部不承担此类贷款的还款责任”。
但是，仍有一些高校对举债建设的认识不足，认为学校是国家的，现有资金来源仅能够满足维持学校日常运行的需要，并没有扩建校园的能力，学校的基础设施等办学条件的投入应该由国家财政投资解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举债建设，很容易出现贷款超出学校偿还能力的问题，造成财务状况恶化，进而影响学校持续健康地发展。甚至有的高校片面认为，现在高等教育是加快发展时期，各级各类高校都在贷款建设，若不能跟上发展步伐今后将难以立足，但对自己的还款责任却认识得不够充分。
3.贷款动机不当
我国高校主要领导一般由上级组织任命，实行任期制，这样容易出现短期行为，一些高校的领导为了出政绩，盲目地扩大学校规模，贷款规模也随之增大，领导层流行的“政绩观”演化为扩大贷款规模的主观意志，而且贷款规模的大小似乎成了学校实力和学校领导能力强弱的代名词。绝大部分高校借款人没有还款意识，恐怕都有“只借不还”的思想，在校长的任期内将借款用完，还款的事由后任去考虑。
4.贷款决策的非理性化，缺乏财务风险意识
高校在贷款的决策过程中通常以项目需求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不考虑将来的偿还压力，或对未来的收入情况过于乐观，高估自身的还款能力。许多高校对于贷款的态度是争取、争取、再争取。事实上，融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缺乏融资专业知识的高校财务人员难以胜任这份工作。根据万青所调查的29所高校情况看，有21所高校在贷款申请的决策过程中，财务部门是主要的责任部门，决策过程偏于简化。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方面看，17份调查回函中，12份回函认为，高校财务状况及银校合作情况是银行审批高校贷款的最重要条件，当问及高校贷款规模的控制依据时，16份回函将项口的资金需求作为第一或第二重要的依据。由此可见，不论是贷款高校，还是金融机构，对于高校贷款决策都趋于非理性化。
5.贷款的管理和使用缺乏科学性
高校贷款资金的有效管理与合理使用，是这些借入款项取得预期效益的有效保障。要提高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益，首先要求对贷款的投向和额度有个科学的规划，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高校利用银行贷款投资建设项目，本身就是一种超常规发展的举措，这种发展模式包含着政策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若干风险。要规避这些风险，必须在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投资总额、贷款额度还款计划等进行详细规划。
6.还款渠道单一，还贷负担重
在目前形成的高等教育多渠道筹措资金局面中，政府拨款和事业收入约占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的90%左右，是多渠道筹措资金中主要的两个渠道，也是高校贷款还款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高等教育本身具有成本高并递增的特点，虽然近几年来连续扩大招生，教育事业收入在逐年增加，财政拨款也年年增加，但平均拨款呈下降趋势，同时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学校必须同步增加对教学设施、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特别是近年来各高校普遍进行校内分配制度改革，如实行校内岗位津贴、实施人才战略等，加大了人员经费的支出，以及各种公关性的支出、新老校区办学而增加的成本等，使高校的支出呈高增长状况，学校资金的节余不容乐观。尤其是近年来高校规模的过分扩大已经明显冲击了教育质量，这样将会影响到招生的数量，从而使未来学费收入隐藏着不确定的风险。
二、高校贷款风险的控制
1.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贷款风险的控制
高校贷款危机，起因和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此，高校贷款风险控制首先应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入手。
2.自身防范贷款风险应做好的工作
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下，习惯于无偿使用资金，财务风险意识相对淡薄。为了更好地防范贷款风险，还应做到如下几方面。
（1）树立风险意识，适度、科学理性举债。建设开发新校区，其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大，相对集中占用时间较长，教育贷款和政府投入性质不一样，必须按照信贷管理的有关规定按时偿还本息，因此学校在考虑贷款时，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和效益意识，这是防范风险的基础。
（2）做好财务规划，加强贷款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高校财务部门要在学校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学校未来的财政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人员经费支出、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等收支情况进行科学预测，制定财务规划及还款计划
在贷款资金管理方面，要实行专款专用的原则，保证借贷资金用到既定的建设项目上，狠抓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步到位，防止贷款不足、滞后影响建设项目，或者贷款过多、过早而造成资金闲置，以提高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率。
（3）多渠道筹措资金，开源节流，增强还贷能力。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校已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要充分利用办学自，千方百计拓宽筹资渠道，多方筹集资金，寻求自我发展道路。
（4）建立贷款风险预警系统。根据自身财务情况，各高校应对本校的信贷资金使用情况有个比较适合的预警系数，包括累计负债额、自有资金比率、资产负债率、债务帐龄分析等等。有关教育系统讨论此问题时曾提出:生均贷款额度1万元以内无风险区；生均1万元到1.9万元为轻度风险区，风险系数30%，属可承受区；生均贷款额度在1.9万元到2.8万元为中度风险区，风险系数45%；应有黄灯警告；生均贷款额度超过4万元时，风险系数为70%；应属于严格控制甚至禁止区间。当然，这系数仅作参考。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林莉.2020: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前瞻[N].文汇报，2005-04-18.
[2]孙幼飞.论高校贷款办学风险及其防范[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4）.
[3]万青.高校贷款的风险及其控制[J].浙江金融，2004，（5）:36-37.
关键词：人口流动风险管理城市
中国社科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在对2005年经济社会形势的预测中所提到的“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的虚假短缺”，则无疑是对“民工荒”现象做出的最好解释。“虚假短缺”不是劳动力供不应求，也不是“被淘汰后的黯然退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离弃。而其原因，也并不是“知识断裂”，而在于“劳动关系的紧张”。究其根源，是因为长期以来，各省对民工进城采取的是控制而不是管理，才导致了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
人口流动风险分析
流动人口的流动不仅仅是经济状况的变化，更是一种社会（地位）流动。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这种流动分为上升流动、水平流动和下降流动。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下降流动即人口流动存在的风险之一。
（一）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人口流动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入学的农民工子弟也因为学校收费高、没有城市户口这两大难以逾越的困难，最终却不得不选择打工子弟学校。
打工子弟学校教学条件差，使得跟随打工者流动的子女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很难通过高等教育寻求社会地位的提高。打工子弟长大之后很大的可能是又称为下一代的打工者。这种流动一般是水平流动即流动人口的子女的社会地位与其父母保持在同一水平，或者下降流动即流动人口的子女的社会地位比其父母降低了，从而影响了社会的进步。
（二）给公共卫生带来安全隐患
外来流动人口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人群。由于缺乏适宜的医疗保障以及收入不高，导致外来流动人口就医率低，患传染性疾病后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在病情严重后又有相当比例的人会选择返回户籍所在地治疗，很容易造成传染病的跨地域传播。所以说，流动人口是一个潜藏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三）影响社会的稳定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由于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趋向差异性小，导致就业机会相对短缺，其结果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因为地域的流转而发生经济意义上的改变，大批的农民沦为城市的新贫困群体和新的脆弱群体。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城乡的文化差异，导致一部分农民工产生了行为失范。行为失范指的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判定违反其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的感受和行动”大多数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都存在一般越轨行为，同时从数字上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违法犯罪，给社会带来了损失，给社会安全带来了隐患。
人口流动风险管理方法研究
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置，一般都是按照常住户口人数规划定编定职和财政拨款制度进行，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并未列入规划范围。然而由于外来人口剧增，原先按常住户口人数设置的职能部门不得不承受超常规的工作压力，经费、管理人员不到位，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因而也无法很好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一）政府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管理部门
政府的基本宗旨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让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利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得到保证。而政府机关本身履行职能，也必须依法行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为了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引导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政府必须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管理部门。该部门的主要功能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法律法规，从法律法规上对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研究或者委托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从宏观层面上对人口流动进行引导。
（二）设置流动人口工会
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组建流动人口工会，实际上是在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的基础上所设置的另一个功能单位，而这个功能单位将为农民工提供一系列的便利服务，甚至可以起到引导农民工流动的功能。
流动人口工会主要承担以下职责：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就业登记、岗前培训，提供就业信息，推荐就业；提供法规政策咨询和侵权投诉等服务，指导进城务工人员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履行代言人的职责——代表进城务工人员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协议；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督促用人单位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帮助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资纠纷；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和严重职业危害问题的调查处理；帮助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基本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工会、上级总工会、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部门以及用人企业之间的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
当流动人口与企业之间产生矛盾无法得到解决或者流动人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转向流动人口工会寻求援助，流动人口工会与企业取得联系，进行协商解决问题，并将结果反馈给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工会收集流动人口的意见并从平时工作中总结，再通过上级工会向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部门建议制定一些保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政策法规；政府收集用人企业的意见，最终制定出双方都较为满意的政策法规。
人口流动管理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为了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问题，必须针对该问题进行立法，而且必须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具体措施，这对于我国未来的一大批下一代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社会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从社会公平层面上分析，需要通过立法来保护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流动人口是城市建设的一分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流动人口的子女也应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权。从社会稳定层面分析，需要通过立法来保护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忽视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会给未来社会遗留下一大批低水平甚至是根本不合格的劳动力，无法满足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这部分人极有可能成为城市的不安定因素，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将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一是企业风险长期隐藏、积累后集中暴露,不良贷款集中出现。由于历史原因,银行与国有企业建立了密切关系,企业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而银行的大部分资产也是对企业的贷款,两者唇齿相依,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按照国家计划,以完成计划任务为主要目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不会卖不出去,经营亏损由国家弥补,不需要企业自身承担。这时,企业的经营风险还没有形成,或者没有暴露出来。相应的银行贷款也没有风险或风险较小。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调节取代了计划管理,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要承担自负盈亏的责任。于是,企业长期积累的问题开始集中暴露出来。从而使不良贷款开始出现,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就转移为银行的信贷风险。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把历史遗留的人员负担、债务负担、社会负担大量留在老企业,使原来改制前的银行贷款被大量悬空。因此,目前银行的贷款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经营风险长期隐藏、积累后集中暴露的结果。
二是银行在过去发放了许多政策性贷款,现在基本上都成为不良贷款。在《商业银行法》未出台以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法人地位尚未确立,自主经营权没有落实,在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下发放了许多政策性贷款。特别是在成立国家政策性银行之前,各商业银行都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政策性贷款任务,这些政策性贷款是经政府协调后银行对单户企业、单个项目发放的。这些贷款的绝大部分风险很高。目前贷款质量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政策性因素造成的。
第二,与国有企业负债过多、效益较差密切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相当一部分流动资金,都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到80年代中期,实行“拨改贷”以后,财政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从财政拨款转向银行借款。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占用逐步增加。但国有企业的折旧率普遍偏低,自我积累不足,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靠大量占用银行贷款维持生产经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困难,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国有企业大部分亏损,经营状况不佳,而这些企业负债的主要部分是银行贷款,而且短期借款长期占用,资金实力严重不足,资金周转不灵,抗风险能力很低。当市场略有变化,营销出现困难时,资金运动立即受阻,偿债能力大大降低,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风险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转嫁给银行。即使少数效益较好的企业,由于其资产负债率较高,利息负担较重,贷款到期也很难收回,企业能够按时支付贷款利息,不过是银行不断准予续借,贷款质量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一旦银行停止续借,不良贷款立即显露出来。这是影响贷款质量的重要因素。
第三,与银行经营管理方式有关。
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经营上把效益性放在首位,而忽视安全性。《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在表述上将效益性放在首位,而将安全性放在次位,这对银行经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效益第一的原则,使银行盲目追求效益,从而忽视贷款的安全性。因为国家财政每年给银行核定上缴利润指标,从财政部到总行,从总行到分行,层层下达利润计划,并将利润计划的完成情况与全行工资奖金、财务费用、基建支出等挂钩,完成利润计划成为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完成利润计划,贷款的安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有的甚至不惜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来换取现实的效益性。比如:有的银行采取放贷收息;有的在对企业还款能力没有深刻了解的情况下,发放高额贷款等。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防范风险的要求,与对银行的利润指标管理存在矛盾。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企业效益很差,要很好地协调二者的关系非常困难,从而使牺牲前者而满足后者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也是形成不良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是银行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责权对等的管理机制。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相似,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责权相当的管理机制,对有权决策人缺乏有效约束,有些个别商业银行甚至搞违规经营、帐外经营,加之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混在一起,银行自己经营权受到影响,一旦贷款出现问题,很难分清责任,更谈不上追究责任。
因此,目前银行贷款质量问题,既有银行内在原因,也有银行外部原因,两者综合作用、共同影响,使银行贷款质量问题日益严重,银行信贷风险越来越大。如何及时有效地解决贷款质量问题,防范与化解信贷风险,需要国家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体制;同时也需要银行自身努力,不断加强信贷管理,增强职工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
二、提高贷款质量、防范与化解信贷风险的对策
第一,转变观念是前提。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首先要实现经营观念的转变。一是在经营指导思想上要实现由追求“数量”到注重质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切实改变追求总量扩张,对安全、质量、效益较为淡薄的经营思想。因此,首先要树立安全、效益观念,把贷款的安全性和效益性视为银行信贷工作的生命线,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确立效益最大化和资产质量最优化的经营目标。其次,要树立竞争观念,正视银行的现实,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拓竞争,改变粗放式管理,实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后,要树立发展的观念,不断开拓业务领域,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二是对信贷资产的管理上要实现由“高风险、低收益”到“低风险、高收益”的转变。首先,充分利用目前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的良机,支持和帮助企业实现资产重组。把风险承担的主体转移到高效低险的企业,降低风险系数,提高信贷资产的收益。其次,建立信贷风险防范预警系统。从贷前调查入手,通过确立科学的贷前调查分析指标,全面分析贷款的安全性、效益性、可偿还性等指标,提出科学的贷前预报;贷后要建立跟踪检查系统,形成信贷资金网络风险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起到预警、报警作用。再次,健全贷款放、收一条龙责任制,实行全过程的严格管理,逐步将过去追求规模、铺新摊子,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式经营改变为注重效益,讲求效率,以内涵为主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从而使信贷资产达到高效低险。
第二,根据企业信用等级选择贷款客户,抓住优良客户,压缩中间客户,清理不良客户。企业信用等级是对客户质量的综合衡量,是决定贷款安全性和效益性的主要因素。信用等级高低,是贷款风险大小、效益好坏的基本标志。在信贷管理上,首先要抓住那些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如AA级以上企业),把他们作为贷款重点投放对象;对信用等级低的客户(如BB级以下企业)因贷款风险较高,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清理;对中间客户(如A级、BBB级企业),目前贷款风险可能不大,但这些企业经营状况一般,潜在风险较大,对其贷款应以临时性为主,并逐步压缩。这样,三管齐下,逐步提高银行贷款客户的质量,保障新增贷款质量、稳步提高存量贷款的质量,使银行信贷资产运营步入良性循环。
众所周知，诚信是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保险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在保险理论中强调保险交易双方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对交易的消极影响。但遗憾的是，在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诚信缺失问题，特别是保险人诚信缺失问题，一直困扰着保险业界，成为制约保险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保险人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承保容易索赔难。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增加保费收入，在承保时不按业务规范对被保险人及其标的物进行审核，甚至对于明显不符合承保条件的被保险人给予承保；等到事故发生后，再以各种借口拒赔，或者故意拖延赔付。其次是不能严格履行保险合同的责任。有些保险公司为了自身利益，随意改变保险合同的内容，降低赔付标准，引起保险诉讼。第三是保险人的误导。一些保险公司疏于对人的管理，使得不少保险人为了追求佣金而不择手段，展业时不能全面、客观地介绍保险产品，而是采取夸大保险功能和责任范围、对保险除外责任不讲或少讲的方式诱导消费者投保，少数保险人甚至私吞、挪用保费。第四是保险人的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公司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
当前保险人经营中存在的不诚信行为，使保险行业信誉受损，一些消费者对保险公司不信任，已经成为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如果不能得以有效治理，将会影响整个保险业的社会形象，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对保险业的信任危机，信任缺失是保险业隐含的重要风险。因此，必须从保险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诚信的重要性，大力加强保险业诚信制度建设，建立保险业的失信惩戒机制，培育保险业的诚信文化。
二、经营风险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单位，通过其承保活动实现风险的集中与分散。但保险业又属于高风险行业，一招不慎往往会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目前我国保险经营过程中除了道德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常规经营风险外，比较突出的经营风险主要有：
（一）保险费率连年下跌
不少保险公司采取以业务收入计提费用的简单考核办法考核基层公司，导致基层公司不计后果地争夺市场份额，加剧了市场的无序竞争，价格战成为最常用的竞争手段，其后果是保险费率连年下降。据统计，企业财产险的平均费率自1998年至2004年下跌了一半（见表1），存在着巨大的经营风险。
（二）再保险业务安排滞后，保险公司自留保险费过高
从理论上说，保险公司为了稳健经营，防范经营风险，必须把超过自身承保能力的保险业务及时分保出去。保险公司自留保费过高，使得在遭遇巨灾事故时保险公司很容易发生偿付危机，隐含着巨大的经营风险。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保险公司抱有侥幸心理，对于再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足额安排再保险；一些保险公司在一些高风险、高保额的大型项目承保过程中不计成本地进行恶性竞争，使得承保费率严重背离国际市场，难以对外有效分保而使风险积累。
（三）寿险退保率和退保金额不断攀升
近年来,寿险业在保费收入连创新高的形势下,退保率和退保金额也连年攀升（见表2），特别是投连险、分红险等险种出现大面积退保，退保金总量上升较快。2005年寿险公司退保金达到484.97亿元，同比增长55.56%，退保金增幅明显高于同期保费收入增幅。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除了正常的保险产品转换，即投保人把资金从收益率低的产品转向收益率高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于不少保险人在销售时故意夸大收益率，欺骗、误导投保人导致部分保单退保；另外，保险公司的违规行为，如为了完成年度保费任务虚假承保，或短险长做，造成人为退保。
大面积的退保不仅影响到寿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在严重时会危及到寿险公司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影响到保险业的社会声誉，是寿险公司潜在的经营风险，不容忽视。
三、盈利能力风险
与其它产业一样，保险业要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提高盈利能力是关键。从理论上说，保险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承保利润是指保险公司从其主营业务即保险业务所获得的利润。投资收益是保险公司运用资金所取得的收益。投资收益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投资收益不仅可以弥补承保亏损，而且可以获取利润。例如，美国非寿险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主要就是通过投资收益来弥补承保亏损和获取利润的（见表3）。
我国的保险公司盈利能力较差，我们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上找到参照点。国际资本市场保险企业平均股本回报率约为11%左右，2004年中国非寿险业股本回报率约为6%。其主要原因：首先是随着保险市场主体的增加，竞争加剧，保险公司的费率有下降之趋势，而运营成本却有所上升，导致保险业的保费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一路下滑。其次是投资收益率不尽如人意。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上可供保险公司投资的金融工具不足、投资渠道有限以及政府严格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一直无法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2004年和2005年美国非寿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约为11%左右，寿险资金运用收益率为12%左右，远高于同期中国保险资金2.9%和3.6%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
为了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险业的增长方式由传统的以保费增长为核心的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变到以提高业务质量和效益、增加业务的内含价值为核心的集约式发展轨道上来。
四、偿付能力风险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生存的物质保证和生命线，是保障保险公司经营安全和投保人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物质基础。我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潜伏着一定的危机，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首先是如上所述我国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差，特别是保险资产的收益率不尽如人意。其次是保险公司在高利率时期出售的大量高预定利率的保单正经受着巨大的利差损失，单寿险业1999年前出售的保单利差损失就高达500多亿元，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形成巨大的压力。第三是我国的保险资产质量不高。如财产险中的应收保费过高，截至2005年12月底，财产险公司应收保费81亿元，同比增长34.94%，高于同期保费收入增幅20.91个百分点，占财产险公司保费总收入的6.32%。第四是我国的保险业务快速扩张，而相对应的公司资本金并未同步补充，保险公司资本金不足。2004年8月，中国保监会首次向中国人寿集团、太平洋人寿和新华人寿三家寿险公司发出偿付能力预警，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时隔一年，也就是2005年7月底，保监会向太平洋人寿正式下达偿付能力预警通知。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在我国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我国当前的保险市场结构下，如果任何一家市场份额较大的公司发生偿付能力危机，都可能引发保险市场甚至金融市场危机。
五、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风险
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了保险业在未来的整个金融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我国保险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竞争无序，保险公司经营行为不规范
我国保险业是在政府严格管制下的较低程度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使得保险公司一直处在较高的收益水平上，保险公司主要关注的是数量上的增长，如保费收入的增加、市场份额的扩大。随着保险市场的开放，市场主体不断增加，为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状态，各家公司争夺市场的价格战和非价格战此起彼伏。有些公司为了实现短期经营目标，不惜牺牲规范的市场秩序进行恶性竞争，不惜牺牲行业整体形象搞欺诈误导，不惜牺牲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保险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这不仅损害了保险业共同的发展环境，也破坏了保险业的整体利益，不利于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保险公司缺乏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的形成是我国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谓核心能力是指企业具有的开发独特产品、独特技术以及独特营销方式的能力，同时还包括企业独特的经营理念。核心能力是企业科技力、管理力、市场力以及文化力的有机结合，企业拥有的核心能力是保持行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吴玉明，2001）。但目前我国的保险公司，特别是中资保险公司核心能力缺乏。首先是产品开发能力薄弱，主要是靠仿制其它公司特别是国外保险公司的产品，造成保险市场各公司产品结构高度雷同，缺乏个性。这一方面加剧了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很多保险需求得不到满足。其次，保险公司的技术水平，特别是精算水平较低。我国的保险业起步较晚，精算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方面表现为精算人材缺乏，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少公司收集保险历史资料和挖掘保险历史数据的意识和能力落后，造成很多数据资源收集依赖于国外。第三是保险营销手段落后。要么以人海战术为依托，保险营销员满天飞；要么以价格战、高回扣甚至商业贿赂为手段争夺业务。鲜见以品牌创建、完善服务和科技创新为手段的营销创新。
（三）保险业的创新能力不足
创新是解决保险业突出问题的金钥匙，保险业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在传统的模式和思维下产生的，必须用创新的办法才能解决（吴定富，2006）。实践证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是由重大创新引发的。但总体上看，我国保险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缺乏创新意识。如在产品开发中，照抄照搬国外的产品，不考虑中国国情，不重视吸收和再创新，使得产品脱离市场需求。其次是创新体制不健全。第三是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支持有待完善。
（四）高素质人材匮乏
高素质人才的匮乏仍然是保险业发展的一个桎梏。与目前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保险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等问题十分突出。虽然保险从业人员队伍庞大，但人才队伍结构却不合理（见表4）。整个从业人员队伍中，精算、投资、核保人员所占比重偏低。保险全行业人力资源稀缺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高素质的保险中介和营销人员、高水平的保险精算人员、高层次的保险高级管理人员、复合型的保险从业人员、高水平的研发人员、高水准的保险监管人员成为目前保险业最稀缺的人材。
参考文献:
[1]吴定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创新型行业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保险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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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工程联营体承担的国际工程往往具有规模大、复杂程度高、技术难度大等特点，再加上国际工程所处的外部环境，如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技术及自然等的动态性和不确定程度高，联营体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风险。如果国际工程联营体在实施项目时，不注重风险管理工作，那么不仅难以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甚至还会导致整个联营体经营的失败。以往对国际工程联营体风险管理的研究已经识别出了多种风险因素，并相应为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风险管理的建议和意见，但是这些研究多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风险管理，较少采用定量方法对各种风险因素给特定工程项目造成影响的程度做出精确计量。
二、国际工程联营体风险识别与分类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国际工程联营体的风险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种类。根据Bing(1999)的研究，按照风险的来源，将国际工程联营体的风险划分为三类：一是联营体内部的风险，这是联营体所特有的风险，是因联营体内部各成员公司间发生矛盾而产生的，如选择了错误的合作伙伴，内部管理混乱，责权利界定不明等；二是项目特定的风险，这是由项目本身的特点所造成的，如项目过于复杂造成工期延误或成本超支，或较高的融资成本导致施工费用拖欠，以及已完工程未达到设计要求等；三是联营体外部的风险，是指联营体所处的外部环境所产生的风险，主要受政治及司法环境、经济和行业条件、社会条件及特殊自然条件的影响。
Shen等人(2001)依据风险涉及的不同内容，将国际工程联营体的风险划分为五种，依次是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政治风险，并进一步划分出58个风险因素。Gale与Luo(2004)依据联营体的生命周期，将国际工程联营体的风险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启动阶段的风险、联营阶段的风险和项目结束联营体解散阶段的风险。
本文使用的风险分类方法基本沿用Bing(1999)的分类法，略有改动，并借助层次分析法(AnalyicalHierarchyProcess，AHP)，对国际工程联营体经营管理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构建风险评价的层次递阶结构，给出各风险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为项目管理人员实施管理和进行决策提供依据。
三、国际工程联营体的风险评价模型
在Bing划分的三类国际过程联营体的风险基础上，对每一类风险进行更详细的划分。联营体内部的风险细分为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合作伙伴的资质背景两个子类；项目特定的风险包括项目的特点和项目的配套资源两个子类；联营体外部的风险则分为政府因素和市场条件两个子类。其中，每个子类均包括多种风险因素，最终共可分解出25种风险因素。
对这25种风险因素应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可构建国际工程联营体风险的层次递阶结构，如图1所示。在图1中，对联营体风险的整体评价处于目标层，Bing识别出的三大类风险处于约束层，每一大类下的风险子类作为准则层，更详细的风险因素处于方案层。
建立了风险评价的层次递阶结构后，即可由项目经理或有关专家凭借自身的经验和直觉，对每一层的元素进行两两比对，构造判断矩阵，进而计算出各层元素相对于上层指标的权重和相对重要性排序。针对图1所示的层次结构，可构造10个判断矩阵，如表1所示。表1的每一矩阵中的字母A及A-1、A-1-1等分别代表图1中所示的各种风险类别，各矩阵中的具体数据来源于Sung-LinHsueh等人所做的调查问卷的结果。另外，每个矩阵的最后一行表示的是该元素相对于上层指标的重要性权重。
表1各判断矩阵中的相对重要性权重指标可进行汇总计算，如表2所示。
表2带*的项目为相对重要性所占比重较大的十种风险因素，分别是：项目工期、联营体协议、工程合同、谈判难易度、良好的关系、政策变化、现金流的要求、当前实施的项目、遵守法律法规和公正性。
四、国际工程联营体风险管理措施与建议
从表2中相对重要性比重较大的十种风险因素可以看出，联营合作伙伴、联营体协议、工程合同以及良好的公共关系等是国际工程联营体的主要风险，国际工程联营体应当予以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和规避。
对于我国工程承包企业与国外承包公司组建的任何联营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承揽国际工程项目，我国工程承包企业都必须在选择合作伙伴、投标、签约及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认真研究相关风险，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风险以减少损失。国际工程联营体实施风险管理的措施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联营伙伴的选择是建立联营体的基础，选择恰当的合作对象是联营体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应当考虑对方的信誉、经验及财务、设施、人员及融资等实力，事先调查其优势和不足，力求与己方达成互补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其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及其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以便利用其关系网络疏通和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另外，由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承包企业有着不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选择与己方经营理念相契合，或者对外来企业文化持理解态度的联营伙伴，对于整个联营体的顺利经营、流畅运作也是一份强有力的保障。
(二)签订权责利明晰的联营体协议
在签订国际工程的联营体协议时，尽量采用英语作为书面语言，做到内容完整、定义准确、措辞严谨，按照整体风险最小化原则清晰划定合作各方的权责利，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各人员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与综合；以联营体这一系统的高效率作为主要目标，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参与方进行风险控制和履约的积极性。
(三)签订公平的工程合同
工程合同是连接业主和联营体的法律纽带，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划分联营体和业主之间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尤其需要对容易产生风险的工程合同的支付、调价、变更、索赔、不可抗力等条款做出明确规定。
(四)选择恰当的分包商／供应商
为了弥补联营体合作伙伴的不足，选择合适的分包商／供应商来承担部分工程不失为一种可行有效的方法。国际工程联营体在选择分包商／供应商时，同样需要确保其具备足够的实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经验，并在分包合同中明确联营体及分包商／供应商各方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五)维持良好的公共关系
国际工程联营体除了需要维持好内部各成员间的关系外，更重要的还要营造并维持好与当地政府机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建立良好的关系，使联营体“本土化”，得到当地社会的信任、认可和支持。另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3期外，建立各种渠道与项目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良好沟通，并确保这些交流渠道及时通畅也是很重要的维护公共关系的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外，国际工程联营体进行风险管理的措施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管理是国际工程承包联营体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产生在国际工程的建设实施过程中，更贯穿于联营体运行的每一个阶段，因此，国际工程联营体必须在联营体协议签订之前就开始分析风险因素，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进行风险管理。
后危机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保护环境将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大户,必须转变外贸发展思路,推进绿色贸易战略,掌握世界贸易关系变化的主动权,为我国的外贸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一、绿色贸易的内涵
绿色贸易包含两层意思:通过提高国内节能减排技术、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国内经济走上能源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国内经济发展的绿色化,以此带动出口产品的绿色化;通过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生产并出口绿色环保产品,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清洁生产的发展,以绿色出口带动国内经济的绿色化。
二、后危机时展绿色贸易面临的形势
国内推动节能减排、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力度在不断加大,而难度也在不断加大。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调低或取消出口退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监督机制等,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性产业的发展;同时,鼓励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流向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另一方面,我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都对重化工业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导致能源、资源性行业的产能不断膨胀,出口也随之大幅增加。
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日益成为潮流,发达国家在这个潮流中再次居于主导地位,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比如,美国最近通过的《2009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提出了针对没有设定行业排放限额或者行业能源强度没有降低到相当水平的国家的惩罚性计划——“国际储备配额”计划。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资金实力和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差距还比较大,要在低碳经济潮流中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难度要大得多。
三、后危机时展绿色贸易的战略支撑体系
内外两方面的支撑体系:一方面,在国内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调整能源结构为主,在不对重化工业进行显著压缩的情况下,提高重化工业的能源效率和减排力度,推动国内产业和出口产品的绿色化;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积极应对全球低碳经济潮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适当策略,既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又不能承担超越我国发展阶段的责任,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
(一)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未来20年的发展目标所决定,重化工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情况短期内无法改变
如果要对重化工业强行做出较大的压缩,那么有可能延缓我国的基础设施完善进度、城市化进程、就业状况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兼顾经济发展目标、环境保护目标,发展绿色贸易的关键在于改善节能减排技术、调整能源结构、改善能源效率。
1、改善节能减排技术,完善政策激励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建议在《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增加附录,将节能减排技术列入重大科技专项,从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与节能减排技术先进国家进行合作,同时建立吸引海外相关科技人才的机制。可以考虑允许若干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香港、澳门建立专门的实验室,利用港澳整体科研、创新环境更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吸引海外人才。形成鼓励企业,特别是大型能源、资源型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可以考虑将节能减排技术和新能源行业列入高新技术产业目录,享受高新技术产业在税率、税前抵扣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推动企业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逐步改善能源结构。一方面,大力推广风电、水电、太阳能热利用、农村沼气等比较成熟的新能源技术;另一方面,加大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研究开发力度,并在适当时机制定建筑设计的新标准,实现建筑与新能源利用的一体化;加大对生物液体、固体燃料技术和节能环保汽车的研究开发力度。建议在贴息、税前抵扣、税率等方面给予新能源产业一定的优惠,并在适当的时候实施新能源市场配额制,通过为新能源产业配给一定规模的市场,促使新能源产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走上规模化的发展道路。
2、加快价格、税收等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传统能源、资源和两高一资产业的引导和管理力度
加快能源、资源价格体制改革,使能源、资源价格能真正反映其稀缺程度,使不可再生的能源和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配置与利用。择机开征反映温室气体污染的碳税,通过碳税使得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和消费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真正由其自身来承担,促使传统能源的使用走上高效节约的道路。加强对两高一资企业产能的管理,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降低地方政府通过上马两高一资项目实现GDP增长的动力。鼓励两高一资企业开发、采用节能减排技术,在融资、财税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同时完善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税收体系,适时考虑开征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关税。进一步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清洁能源、环保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中。
(二)在应对全球低碳经济潮流方面,我国应该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充分肯定节能减排为全球带来的收益,在减排问题上持积极参与态度;第二个层次,反对将节能减排与贸易、投资等问题挂钩,坚持一事一议,通过谈判推动建立合理的减排成本分担机制。
1、积极参与到全球节能减排的进程中
就我国目前而言,如果不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将会有以下三方面的成本:(1)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必然使我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位置;(2)我国为生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使我国发展高能耗重化工业的收益大打折扣,而资源浪费、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续成本,包括疾病、医疗等更与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相悖,将从根本上损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3)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压力将减小,进程将减缓,参与经济国际化的质量和层次将得不到明显的提高,使我国的比较优势无法实现动态升级。
2、积极推动建立全球减排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都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应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然而,所谓“有区别”的责任如何界定?如何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标准,在此标准下确定不同国家的不同减排量和减排速度,以及所应承担的不同减排成本?迄今为止没有很好地解决。各国在减排问题上常常自行其是。
我国在这个方面应有所为,积极推动建立减排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公共品提供的成本分担原则应该是两条: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具体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受益原则应替换为损害认定原则。
在减排量方面,应坚持以损害认定原则为主。即排放越多,损害越大的国家,应减排的量应该越大。全球变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长期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结果,因此,应将历史排放量统筹考虑。1850年到2002年,美国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重为29.3%,欧盟为26.5%,而我国只有7.6%。因此,统筹考虑的时间越长,越符合历史事实,对我国越有利。
减排速度和单位成本分担方面,应坚持支付能力原则为主,即支付能力越强的国家,分担的成本应越多。确定支付能力,可以以人均GDP为标准,或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应确定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人均排放成本在人均GDP中所占的不同比重,实行累进制。对于人均GDP水平低、节能减排技术落后的国家,要推动建立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补偿机制。
建筑施工企业在走出国门之前，需了解国际化经营的各种风险并认真学习防范之道，是非常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编者对国际承包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及对策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国际承包；风险；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风险
1.合同计价风险
依照国际惯例，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计价方式分为：总价合同、单价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其中总价合同又分为不可调值总价合同、可调值总价合同。不可调值总价合同是由承包方一次性包死，可调总价合同是当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合同总价进行相应的调整；单价合同分为估算工程量单价合同、纯单价合同，这两个的主要区别是有无工程量；另外就是成本加酬金合同，它分为成本加固定百分率酬金、成本加固定酬金、成本加奖罚。
按照国际惯例用的多的是估算工程量单价合同，但是因为国际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主为规避自己的投资风险，采用不可调值总价合同，将风险转移到承包商那里，而承包商为了继续在国际承包舞台上能有一席之地，不得已以增加自己的风险为代价而承包工程。
2.项目管理人员
缺乏国际型的管理人才，国外项目成败的关键在人才，这是许多国际承包企业多年来的共识。国际工程项目管理需要的人才应该是复合型、创新型、外向型的高级管理人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总是很难培养出适合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人才，企业中懂得国际工程管理、精通国际商务、掌握一两门外语、熟悉专业技术、善于经营管理、能吃苦的对外经营人才极少。或者是好不容易培养出几个，也往往留不住。
3.劳务分包风险
劳务分包对于一个项目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面包括劳务人员的签证、劳务人员的施工水平、劳务分包商的管理水平等。我们到国外施工都需要对方国家的签证，如果劳务人员的签证不能按时、按量的签下来，即使拿到了项目也没有办法按计划开展。劳务人员的施工水平直接体现在实体工程上，这不仅涉及在建的工程，还涉及以后能否在当地继续承包工程，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建筑企业的形象问题，因此对于劳务人员施工水平的甄选不可掉以轻心。劳务分包商管理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还需具有对工人强有力的管理能力，因为在国外和国内环境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他们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和我们也不尽相同，如果工人对此认识不够，而又没有强有力的分包商去管理，可能会因为一个工人或一件小事给工程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是毁灭性的。
4.材料、机械、设备供应风险
现在在国外承包的工程大部分采用的材料、机械、设备是从国内运过去的。一是我们国家的建筑材料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在质量和价格方面都是有优势的，二是可以拉动我国的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并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但是这就存在运输问题，无论是海运、空运、陆路运输，都产生能否按照计划时间、完好无损的运到施工现场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尤其从国内运的建材迟迟不到，或运来后因破损不能使用，而又在当地采购不到，此时就会停工待料，从而严重影响承包商的工期、成本，这种事屡见不鲜，应引起高度重视。
5.当地的社会、政治、自然环境的风险。
帕尔旺水利工程位于阿富汗的帕尔旺省，中国政府在2003年5月与阿方达成协议，无偿援助帕尔旺水利工程修复项目。因为政局动荡施工沿线不断发生枪战和爆炸袭击，安全状况严重恶化。同时当地发现利什曼原虫病(又称黑热病)疑似病例，工程技术人员的健康受到威胁。2004年8月12日，除部分留守人员外，中国工程人员陆续撤离，致使帕尔旺工程全面停工。
二、主要对策
1.合同计价风险对策
在承包合同中对在国际承包中刚起步的承包方最有利的是成本加酬金，这合同的风险是最小的，回报也是有的；当承包商的实力逐渐壮大、有些经验后，可以按单价合同形式进行承包；到最后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以固定总价承包形式来击败竞争对手，这样一来可以彰显承包商的实力，通过有效的管理实现利润。固定总价合同风险大，回报多，是国际承包市场的趋势。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按照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需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复合型、创新型、外向型的高级管理人才，尤其是项目经理人才，以提高项目的管理决策水平。逐步形成一个涵养投标报价、施工组织、质量控制、财务管理、材料管理、合同管理及法律服务等技术、管理人员比例得当的项目管理人才体系。
3.劳务分包的管理
从国内选择一批信誉好、实力强的劳务队伍进行综合评议，定期考核，建立相对稳定的合格劳务分包商很关键。劳务分包应实行招投标制度。在国外施工时劳务队出现问题，从国内又一时无法替换，并与当地的劳务队无法合作时，对项目影响是致命的。因此在项目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采用两个以上的国内劳务分包队伍，这样做是在其中一个劳务队不合格或出现其他意外的情况下，由另一个劳务队迅速顶上，使项目不至于停工。即使只用一个劳务队施工时，也要有可以随时替补的国内劳务队。
4.制定行之有效的计划
根据进度计划制定施工人员、物资的数量、办理证照时间、进场时间的计划，制定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原来的经验和教训、当地的实际情况。古人云：凡事立则欲，不立则废。制定一个详细、能指导实施的计划是项目承包成功的一半。根据计划组织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去具体实施。
5.加强企业间自身合作、建立与当地和谐的社会关系
通过建筑企事业自身的努力，依托政府，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为企业间国际承包的合作、联合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相关政策，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走出去的步伐，鼓励有资金能力的私营经济参与国际工程项目。
无论是办理签证、货物运输、各种施工证件，都少不了和当地政府、企业、个人接触，因此需依靠我们驻各国的大使馆和经参处及其他正当渠道，迅速建立起中国公司的品牌优势，全面了解和尽快融入当地社会。
三、结束语
海外巨大的工程承包市场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更是给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对市场进行研究，合理制定企业的国际工程承包发展目标，学习吸收国际先进企业的经验，努力反省自身的不足，高起点、高标准地建立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体系、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发挥自身优势，我们一定能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真正实现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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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乡财政；运行风险；财政职责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总体上迅速增长。但处于基层的县乡两级财政的运行质量却每况愈下，财政风险日渐显化。这一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部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为此，改进县乡财政运行质量，化解财政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财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风险的基本态势
（一）财政支出超常增长，收支矛盾突出，公用经费难以为继，事业发展能力低下
县乡两级政府作为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负有县、乡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职责。但近年来，我国一些省、市所属的县、乡财政甚至难以维持“吃饭”水平，用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已非常有限。
据统计，1994—2001年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平均占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70.33%，而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仅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48.63%.超常增长的支出吞噬着增加的财力，财力的窘困必然制约地方公共事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在县乡层面表现更为明显。2000年，全国2074个县的46%需要财政补助。而且绝大多数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挤占专款、拖欠工资、医疗费、差旅费等现象。如2001年，安徽省30多个县拖欠工资总额14.44亿元。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则更加尖锐。比如，现行村办公费、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费主要来源于农业税附加，而农业税附加只有改革前村提留的二分之一。在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有限的条件下，乡村两级公用经费难以为继，县乡社会事业发展欠账严重。
（二）财政赤字规模巨大，债务负担沉重，基层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在我国省、地（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处于基层的县乡财政因回旋余地小，遇有风险往往难以外化释放。因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累积了大量赤字与债务。虽然其总体规模目前尚未作出精准的官方统计，但据专家预测，地方财政最终负担的债务很可能是以万亿计的天文数字，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放大。这一预测源于债务不同侧面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近40%的县一般预算呈赤字状态，部分县虽账面无赤字，却普遍存在巨大的隐性赤字，即以当年应付未付的各种支出拖欠，或以负债、寅吃卯粮等形式存在的赤字。所以，实际发生赤字县、乡的数量和赤字规模可能会更大。在财政赤字不断累积的同时，地方政府负债也日益加重。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政府均不同程度地负有不同形式的各种债务，而且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负债规模越大，债务负担越重。如乡镇基层债务额已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负债则超过2500亿元。不仅如此，乡镇政府的债务每年尚以200多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三）财政收入质量低劣，财政支出刚性增强
依托于税法征收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确保了财政收入质量。但近年来，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增加不仅快于税收，而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收的正常增长。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政府基金等非税收入形式具有“列收列支”的性质，具有专项用途，难以形成地方政府正常支配的财力。另外，我国现行地方税收体系中，不仅多为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较弱的零星小额税种，而且在地方预算自求平衡的约束下，收过头税、不规范举债、寅吃卯粮、“空转”收入等现象大量存在，财政收入“虚增”严重。
低劣的财政收入质量，伴随着刚性的财政支出，使基层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进程中，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性增资”项目，需要地方提供配套资金。如由地方自筹配套的粮食风险基金，按《农业法》、《教育法》要求高于收入增长比例的支出安排等，这些硬性规定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另外，虽然财政每年增收达1000亿元之多，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员也是大量增加，加之工资制度改革，一些地区新增财力的80%用于人员经费的增加，县、乡等基层的比例更高。
（四）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日益扩大，区域间的不平衡态势加剧
分税制体制实施以后，虽然转移支付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却日益扩大。如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能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低于中部地区。资料显示，全国县级财政收支占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呈“反向”变动的趋势。与全国情况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收支占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则是“同向”下降，呈现县级财政萎缩趋向。
总之，我国县乡等基层财政运行质量堪忧，已经积聚并隐含了巨大的财政风险。
二、县乡财政运行风险的诱导因素分析
（一）经济运行质量低下，县乡财政运行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运行质量取决于总体经济运行质量。近年来，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结构失调、下岗职工增多、再就业压力增大、农民增收速度减缓、企业亏损增加、财政增收难度加大等。而这一时期，正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每项改革最终都要财政兜底。各级财政不得不承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多重压力。所以，拖欠工资、赤字增多、债务累积形式上是财政问题，实质却是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在财政上的综合反映，是经济未能充分发展导致的。譬如，我国除沿海地区和地处大中城市市郊的县乡外，大部分县乡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财源结构单一。而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增产不增收，农民因缺乏务农积极性而弃田抛荒，农业税税源萎缩，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县乡财政运行失去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人为加重财政负担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一般依据政府官员的短期“政绩”对其予以考核、晋职提升。浓厚的功利思想和政绩意识，常常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短期政绩而牺牲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比如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谋求主导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开发市场、招商引资等“政绩”，推出了一系列形象工程、献礼工程、达标升级工程，因缺乏调查研究，这些工程常常不得不中途进行调整，浪费了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使捉襟见肘的基层财政雪上加霜。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造成了地方财政的人为负担。地方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追求还体现在同级政府间、上下级政府间的竞争、攀比行为中。竞争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则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引导及竞争中的急功近利行为，出现了大量简单粗放的盲目投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浪费与基层财政的困难。
（三）政府间职责划分粗糙，地方政府职责与财力矛盾突出
与依据具体的法律划分政府间事权的国家相比，我国宪法对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与责任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具体事务上的划分及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并不明确，经济性事务的划分更为模糊，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省、市、县、乡各级的财权与事权，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客观上迫使省市级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加强对财政资金的集中力度。根据权威资料调查，省级政府所集中的资金自1994年至2003年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市一级政府也在设法提高集中程度。不仅如此，不甚明晰的事权还在不确定地上划下移，致使事权与财力偏离，尤其是地方政府职责与财力矛盾突出。如，消防、预备役费用支出在分税制形成时属于省级财政负担，但1999年，支出下划到区、县；教育经费的承担责任也是逐级下划，越到基层可支配财力越薄弱，财政负担比例越重。加之一些基层政府在鼓励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同时，过分夸大税收优惠作用，为税源流失打开缺口，导致财政虚收，形成风险隐患。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庞杂，地区均衡效果不理想
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般由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为目标的均衡拨款及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专项拨款组成，并以前者为主体。但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过于庞杂，体现为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多种形式，并且均衡拨款的转移支付力度过小，而专项拨款的转移支付不仅规模庞大，且采用非规范的“基数法”安排转移支付量。其结果不但未能缩小地区收人水平差距，反而直接推动了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1995年推出“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尽管在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有了明显进展，但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而言，过度期转移支付的作用力度显得极其微弱。而县乡基层财政间转移支付甚至未能形成制度，区域间财政能力失衡是必然的。
三、县乡财政风险的化解与防范对策
对策之一：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县乡经济运行环境
我国县乡财政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改善县乡财政运行质量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财政实力，走出“三农”困境。因此，从全局着眼，国家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思路与政策，调整农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强化国家对农业、农民的投入支持，改革农村管理体制。譬如，通过有条件地减免及至逐步取消农业税，涵养农业财源；通过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农业公共品（如乡村道路、电网改造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供给范围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增加对农业科研、教学、新产品培育的财力支持，以无偿方式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对高科技农业及农业深加工项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提升农产品质量及国际竞争力。
对策之二：重新界定县乡两级政府职能，明确划分两级政府事权及财政职责
目前，尽管法律未对县、乡政府的职责作统一、具体的规定，但从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看，其主要职能是承担行政管理、法律与秩序维护费用支出，文教卫生等事业支出以及农村的道路、救灾、扶贫、社会保障等支出；而缺乏自、区域差异大的乡镇政府也要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服务、基础教育、医疗、灾害救济、法律与秩序的维护等事务等。这种模糊的事权范围和财政责任必须重新界定。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县乡机构改革以及财政改革的要求，事权的重新界定应侧重于县乡在教育、卫生、社保、公务员队伍建设等事业发展方面的责任，以充分发挥县乡各自优势。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主要将原乡镇的教育、卫生、公务员、离退休人员经费和优抚对象优抚金等社会保障事业职责划归区县级管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事权，原则上按受益范围确定管理对象，其中跨乡镇项目事权主要划归县市管理，乡镇范围内项目事权主要划归乡镇管理。从而明确区县本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强化区县经济发展、财源建设责任，减轻乡镇建设支出和财源培植等方面压力。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乡村政权正常运转，以及除教育卫生外的乡镇事业发展及辖区内的公共公益事业发展等。事权划清之后，计划生育、义务教育、卫生、科学文化、民政等事业费，其人头经费原则上由县级财政管理，非人头经费则由县级财政与乡镇财政按比例分摊支付。
对策之三，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理顺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县乡财政体制的完善与确定，应以财权和事权相对称、有利于县乡两级财源建设并强化财政管理为原则，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激励与约束并重，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分灶吃饭”机制。首先，在划分税种、核定基数、确定分成比例或结算比例上，应县乡统筹兼顾，既有利于县级适度集中财力、增强调控能力，又要考虑乡镇行使事权的财力需要，调动乡镇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其次，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县对乡镇的转移支付等补助形式应与其共享收入基数完成情况挂钩，乡镇公用经费节余部分留用，保证财政体制良性运转；第三，理顺乡镇财税机构体制，增强财税合力、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第四，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在合理界定县乡政府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合并方式，适度扩大乡镇规模，获得资源规模和集聚效益；最后，强化宏观管理，理顺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在分灶吃饭条件下，乡镇财政的一些重大的财政决策如大项支出、举债、担保、投资等原则上必须与县级财政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能付诸行动。
对策之四，建立财政偿债基金与风险预警制度，化解与防范财政风险
首先，根据债务形成机制以及各级政府承担的支付责任，消化现有债务；其次，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完善债务偿还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资金等形式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并将政府融资项目投资额及项目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划转入偿债基金，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最后，建立有效的地方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根据地方债务特点建立一套既符合地方财政债务状况，又能反映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及其变化发展趋势的风险预警系统，监测和预防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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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指标体系和基于ISM的定性分析
1.1指标体系的建立在文献［7～9］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光伏发电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内含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的光伏发电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子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如表1所示。
1.2基于ISM的定性分析ISM是一种系统结构建模的方法，主要用于分析组成复杂系统的大量元素之间存在的关系，通过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及层级划分，得出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通过解析结构图清晰地看出哪些因素是深层因素、中层因素、浅层因素、表层因素。根据光伏发电投资风险分析的指标体系及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邻接矩阵表。经过前期一系列的计算，得到ISM模型的结果表，即根据邻接矩阵表和推移律进行演算得到因素的缩减矩阵，见表2。表2光伏发电投资风险分析的缩减矩阵从市场角度分析，主要考虑产能和利润空间两个因素。光伏发电成本来自元件，元件的产能高，可选择的空间就大，反之就小。目前光伏产业虽然得到了政策支持，但实际中仍面临核心技术壁垒，如硅材料的技术壁垒。在实际投资建设中，工期长短直接影响了投资风险和成本，严格控制工期长度，按时保量地完成光伏电站的建设，是光伏发电投资风险中最重要的因素。光伏发电主要依赖光照，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要求比价高，当地光照时间和强度直接决定了光伏电站的装机容量。光伏发电的最终目的是并网，但其发电受自然气候因素影响较大，发电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所以能否并网也是投资风险的考虑因素。考虑表2中的因素，采用ISM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光伏发电风险的根源在于实施进度。目前光伏项目上马很多，造成了产能过剩，加上电网接入的限制，对光伏发电企业的财务资金形成很大的压力。由于光伏发电的间歇性，产品的竞争力不如常规电源，最后会影响光伏大规模并网。设备可靠性直接影响上网电价，这是由于电池板的可靠性及成本费用在光伏发电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大。除此之外，国内外竞争对手通过对原料采购环节的干预也会间接影响上网电价。中国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和行业规模影响了发电企业的选址。最后光伏发电企业的投资风险集中在核心技术、厂址选择和国家产业政策3个方面。对于发电企业来说，国家产业政策是没有差别的，如果要降低投资风险，应当从掌握核心技术和选好厂址2个方面进行努力。
2光伏发电投资风险的ANP模型
2.1数据预处理数据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3种。
2.2评价指标的一致化处理根据表1各指标的性质，可以看出其中既包含极大型指标也包含极小型指标。指标的一致化处理就是将各指标统一成极大型或极小型，此处统一规划成极大型指标。转换方法为x*=M－x，其中M取指标值的最大值。
2.3光伏发电投资风险的ANP模型及权重的确定根据ANP赋权准则，综合表1中指标间的关系，建立ANP模型。ANP在实现各要素的赋权时，先要对要素进行两两比较，获得判断矩阵，然后综合德尔菲法得到的专家意见，再在SD中进行计算。15个要素的权重如表3所示。表3ANP模型的因素权重一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局部权重极限权重市场风险C10.129597C11产能情况0.2499810.0323968C12利润空间0.7500190.0972技术风险C20.498179C21工期0.1047290.0521738C22硅材料核心技术壁垒0.6369860.317333C23造价成本0.2582850.1286722环境风险C30.246640C31光照强度及时长0.2777310.0684996C32并网0.5136690.1266913C33空气水噪音0.0497790.0122775C34装机容量0.1588210.0391716政策风险C40.059837C41补贴政策0.6369860.0381153C42标杆上网电价0.1047290.0062667C43利率0.2582850.015455管理风险C50.065748C51原材料供应0.6586450.0433046C52财务0.1561820.0102687C53决策0.1851730.0121748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个要素的权重。W=(0.032，0.097，0.052，0.317，0.129，0.068，0.127，0.012，0.039，0.038，0.006，0.015，0.043，0.010，0.012)T
3实例分析
以某发电集团拟建光伏电站面临的投资风险为例进行说明，有4个备选方案可选择，分别为A1，A2，A3，A44个方案。各方案的评价指标值对表4数据进行预处理后，根据指标的权重及处理后的评价指标值得出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然后按照PROMETHEE法的步骤，对各方案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并计算各方案的优先指数、流出量、流入量和净流量，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表5，列出基于PROMETHEE-I法和PROMETHEE-II法的方案优劣排序，见图1。PROMETHEE-I法和PROMETHEE-II法的级别高于关系图对比图。图1a显示方案4是最优，其次是方案3，但是在最后一层的排序上出现方案1和2并列的情况，所以使用PROMETHEE-I法不能做出强排序，但是PROMETHEE-II法可以做到。
4评价结果分析
本文将ANP赋权法分别与罗马利亚选择法和TOPSIS结合，将得出的计算结果与PROMETHEE-II的结果比较分析，找出最优分析方法。
4.1基于ANP和罗马利亚选择法基于ANP和罗马利亚选择法的评价结果。
4.2基于ANP/TOPSIS法的评价结果基于ANP/TOPSIS法的评价结果。
4.3评价结果的敏感性分析兼容度是指该评价方案与其他评价方案的等级相关系数的加权平均值。兼容度较大，则该方案的代表性就强，可靠性就高;差异度是指以该评价方案的排序为基准值，差异度越小，评价方案越好。本文中的差异度范围按方案的前3名为基准。计算3种方法的兼容度与差异度，得到评价方法排序，结果如表8所示。经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可靠性上本文所用方法优于其他，可以对不同的光伏发电投资风险方案进行择优，如表9所示。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