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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论文

时间:2023-02-04 1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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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论文

第1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马克思关于循环经济的几个重要思想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结构性矛盾;启动国内需求;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133-02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显示,一季度GDP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美国商务部2013年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长1.7%,这是美国经济连续第3个季度增速低于2%。以上数据表明,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形势没有发生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和应对措施引发了广泛关注,英国巴克莱资本创造了一个新词经济学,用来概括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内容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如何认识当期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效果十分重要。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次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关注。学术界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危机进行深刻的解读,揭示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们广为接受。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有所不同,但细细品读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定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供求失衡导致市场自发性出清功能失灵。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个层面是交易方式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导致了对实体经济的偏离。虚拟经济的发展给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使生产和消费可以突破实体经济的限制而虚假的增长,这进一步加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个层面为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不同部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而导致的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马克思用社会总产品来分析资本的运动过程,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为生活性消费的消费资料。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一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第二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

三、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贷款供应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阶层发放房产抵押贷款,贷款供应商通过资产证券化,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风险分散给其他投资者。当美国政府调控经济连续提高利率,房产价格持续下降,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导致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市场价值大幅缩水,市场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危机由信贷市场扩展到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将原有金融产品反复打包并发行新的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经济繁荣时放大账面资产规模和利润,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创造了大量虚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过剩。2007年美国的GDP约14万亿美元,全球GDP约为56万亿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多大400-500万亿美元。从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偏离实体经济有关,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第一层次。

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则和美国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当前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特点,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短,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创新层次不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远远没达到美国的程度,且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更多是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一层次,而我国当前则更应该警惕由于部门失衡、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第二层次的危机。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经济衰退的迹象。但其实多年的高速增长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着力去解决的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危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步入发展中国家陷阱,陷于长期的低增长或衰退泥潭。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偏向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滞后;资金流向结构偏向国企、房地产和美国债券;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部。

这些结构性矛盾,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如经济结构失衡,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国外市场消化内部产能的空间变小,而内需不足,国内市场还不能形成对外部市场的有效接替,这会进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加剧了产能过剩,错过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国内消费的时机。产业产能结构失衡,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严重的过剩,甚至整个行业面临亏损,如钢铁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机及地方的配套投资计划,扩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了这些资源型产业的需求,为这些行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同时一些能够创造众多就业的服务业及一些决定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产业产能结构失衡,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损害了我国的长期供给产能。资金流向结构失衡,制约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活力,不利于就业扩充,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挤占效应。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国有成本占社会资源在60%,创造的GDP是28%,而解决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GDP在62%。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走出依靠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撑,而人口结构的失衡老龄化、低端化,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的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经济运行比例失衡、不协调严重,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结构性问题为何长期悬而未决呢?纵观近几年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我们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由于国外宏观经济低迷,为了保增长,出台刺激性政策,大力启动政府投资计划,加大了对投资的依赖,造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市场难以培植起来,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迟了下来,随着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解决。因此,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四、应对的政策选择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结构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化解我国的结构性矛盾。

(一)设计启动和振兴国内消费需求的一揽子方案。纵观一些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史,强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无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之上,如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强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平稳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能够保持对外界风险的强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机发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复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大繁荣的市场环境,出台一系列民营经济大繁荣的扶持政策,鼓励它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健全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向居民和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要着力关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解决看病难、上学贵、住房贵的问题,使居民在消费之时无后顾之忧,方能释放出消费潜能。

(二)从供给因素方面,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走出“结构性怪圈”, 需要靠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找到利润增长的源泉。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虽然能显著地减少外部危机的冲击,但具有短期效应,同时会拖延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时间,使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在创新驱动方面,熊彼特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它认为创新浪潮在市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无上的作用,新的创新浪潮出现时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的繁荣。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关乎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和引导,确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保持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业家群体诞生、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创新、支持创造的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晖明.金融危机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J].智富,2013,(08).

[3] 韦森.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合宜宏观政策选择.金融危机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第3篇

关键词:资本成本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

一、对资本与成本范畴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1)绝对数,即“资本成本额=筹资费用+用资费用”;(2)相对数,即“资本成本率(k)=年平均资本成本额/筹资总额”。实务中则常用“资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资费用/(筹资总额-筹资费用)”。通常,用到“资本成本”时,即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有四层含义:(1)个别资本成本,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或总资本成本),即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3)个别边际资本成本(MCC),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它有三种定义方法:①数学上的定义。若y=f(x)[y:个别资本成本;x:筹资量],则MCC=dy/dx.②经济学上的定义。x=1时的y(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而增加的资本成本),即为MCC.③财务管理实务上的定义。企业新筹资本的个别资本成本,即为MCC.这个定义的误差大,但实用。(4)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它是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

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而且并不严格区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笼统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资本成本是比较筹资方式、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依据。个别资本成本是比较各种筹资方式优劣的一个尺度(但不是选择筹资方式的唯一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依据;个别、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是比较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2、资本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经济(财务)标准。人们通常将资本成本视为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视为投资项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还作为比较选择投资方案的主要标准。

3、资本成本作为资本化率,是运用贴现的现金流量方法进行价值评估(财务估价)的关键因素(变量)。

4、资本成本还可作为衡量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基准。近年来,在对公司的绩效进行财务衡量时,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剩余利润(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EVA)或调整的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这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上述指标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之一。

(三)资本成本的计量

要发挥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财务决策与绩效解释的功能,如何准确计量(也许用“预测”更恰当,因为要计量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徒劳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所罗门的“现代公式”(2)。所罗门于1963年出版的《财务管理理论》认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据此,所罗门建立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现代公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计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为企业预期未来净营业收入;k为债务资本成本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S为(所有者)权益价值;V为企业价值(V=S+);t为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率。

阿迪提(1973)认为,“现代公式”所隐含的下列假设以成立:①预计企业将有永续固定的盈利(为了运用永续年金值公式);②企业盈利等于预期未来净营业入。

我认为,“现代公式”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推导的问题。所罗门的推导起点是“K=x(1-t)/V”,然后将“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现公式”。问题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财务估价中,人们本来是要利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估计(预测)适当的折现率,以便评估企业价值。而“代公式”不过是这一过程的逆运算(有“循环论证”之嫌),试问:“企业价值”又如何确定?用折现现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代人“现代公式”,反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能保证与折现现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现代公式”无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种计量“行业平均资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dA为企业负债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归而得:

(V-TD)/A=■+■/A+■+■(A/A)+U/A

式中,V为企业当前市场总价值;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A为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A为资产的变动量;X为企业预期息税前收益;U为随机干扰项;■为常数项;■为规模系数;■为预期收益系;■为增长系数。

笔者发,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①MM方法不是对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虽然它对个别企业的财务决策有参考作用,毕竟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难以从MM方法发展出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公式;③C=f(K,dD/dA),而与负债资本成本本无关,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弃了“加权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与实践(税法)不符,改“(X-I)(I-T)”才对(I表示因负债而发生的利息费用),与因变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业资产收益率,用来作为K替代,显得很牵强;⑦寻找V的替代变量(计量方法)成为成功运MM方法的关键,而对V的计量本来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确,也只能求得历史(过去)的资本成本,但这与资本成本的定义相。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线性的延伸,因此经验估计的结果对来的指导作用要大打折扣。

国内,沈艺峰(1999)、王宁(2002)运用MM方法检验了“股权成本高债务成本”理论的正确性。裴平(2001)用自己构建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了计量,但与前两位的结论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结果支持裴平的结论。他们的相互矛盾的结果难以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财教科书方法。几乎在所有财务管理教科书中,多是先求出个别本成本,再以财务结构(各种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作为权数,用统计学上的加权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笔者把这种方法叫做“财务教科书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论文《资本成本会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既然大量财务管理教科书财务学者采用上述方法,笔者认为必有一定道理。

纵观个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无不是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而求的。这说明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有一大优势是,它能求出个别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可直接用于财务决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简单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观判断就准确的计量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方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作者注:也永远也找不到)。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经环境,对各种计量方法的实用价值进行判断,从而,选择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1997)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深“机会成本”概念的真谛。据此,可以预见,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构建与选择不能偏离“机会成本”概念,否则,都将难免犯错误。

三、对“资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创新

将“资成本”理解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分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还原”,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还为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进一步,将债务成本分拆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债券成本、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债券成本等,将权益成本分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因为财务决策需要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此,我们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开拓现代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

1、债务成本。公司因债务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一般是预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预测难题,所以债务成本的计量相对容易做到。不过,因公司一般有多种债务,所以债务成本也应是一个加权平均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债务可以增加税盾(TaxShield)效应,降低成本(信号传递效应),但债务成本本身却会因此增加(债权人将要求更多的风险报酬,破产成本也会增加),那么债务成本与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有何影响?此外,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债务成本的?在公司重组(如债务重组)时,降低财务杠杆,随之降低债务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效率),资本市场又作什么反应?

2、市场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学者们的注释与发挥,更使人坠入云里雾里。为此,我们尝试作一粗浅的梳理。

张五常(2000)认为:“必须把‘交易成本’定义为所有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构建性的。因为它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照发生的时间分成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等等的费用;(2)事后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后的执行契约的成本,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等行为造成的费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约成本(尤金。法马,1990)。

在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

张五常曾经提出,“交易成本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制度成本是选择制度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参与博弈者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价值。他还分析了这样的定义无法回避的四个困难:(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然而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自我约束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等等,其“成本”是无法定义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离出来。(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当事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每一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两个以上人的行动,所以必定是博弈行为。改变交易成本就意味着博弈的人“选择”从一个均衡跳到另一个均衡。但是,这种跳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就连博弈学家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计量交易成本是困难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影响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因素(交易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业所有权论》中则认为下列因素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单纯的市场支配力、置后的市场支配力(锁定,Lockin)、长期合作的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策略性的讨价还价、客户偏好的信息传递、客户的不同偏好的妥协和协调、异化(Alienation)。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业所有人、企业客户、其他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将分担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谁的头上是由企业涉足的其他市场的性质来决定。无论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总是存在着一种动力或利益驱动推动企业以重组的方式采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所有权形式,以尽可能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见,要对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财务理论中,笔者以为至少还要解决如下问题:(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义及其构成;(2)交易成本与成本、契约成本之间的关系;(3)不应将交易成本等价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种交易成本的承担者;(5)哪些具体的交易成本才可以进入公司财务理论视野,即将宏观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微观化(深入公司层次);(6)公司资本成本中,哪些属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问题难度很大,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选择是进行简化处理: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的交易成本和隐性的交易成本。显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筹资费用”,即企业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至于隐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计量的困难,我们暂时不作考虑,有待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但在决策时,我们必须定性地考虑诸如隐性的成本、破产成本、寻租成本等的影响。

经过简化处理后,还必须明确一点:计算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成本时,就不要重复计算显性的交易成本——“筹资费用”了,必须将交易成本从原来的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权益成本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虑。单独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将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关注其外部市场环境,从而更加重视对理财环境的研究,以便在筹资时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3、所有权成本。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所有权”概念在法律上比较明确。按照钱颖一(1989)的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有三种常见的含义:(1)对财产资本回收的权利,这是“产权学派”的定义;(2)对实物财产的控制权利,这是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义;(3)资本回收和控制权利。现在,一般取第三种含义,并表述为: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和收益的索取权,而且收益权(而非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本质(李笠农,2001;殷召良,2001)。这时,企业所有权事实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着。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被严格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谢德仁,2001)。亨利。汉斯曼在《企业所有权论》(中译本)中写道,企业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由此可见,企业所有权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

亨利。汉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成本”概念:企业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大致分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前两种是与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这一权能相关的,第三种则是直接与剩余收益的索取相关。具体而言:(1)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其实就是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企业所有者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付出的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间交换意见和作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2)集体决策成本是指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他们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如表决)。当所有者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即“集体决策的成本”,包括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和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

笔者认为,所有权成本是企业所有者获取和维护所有权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同样用“机会成本”计量,而且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不过,这种所有权成本最终将在企业得到补偿——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除非企业失败)。因此,转换一下,可以认为,所有权成本即财务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所有权成本回归“资本成本”的逻辑体系。“(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可定义为企业支付给权益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报酬,投资报酬又可分解为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这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对应“无风险报酬”,风险承担的成本则正好对应“风险报酬”。在财务理论中,“风险报酬”、“无风险报酬”均可以单独计量,只是要将“无风险报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并进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的具体成本项目,这个计量就困难了。

将“(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分类,将有助于改进财务决策理论,使决策分析深入“分子”层次,考虑问题将更周全,并提高决策效率。为了区别传统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的分类(如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将“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总称为“所有权成本”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定义。

“所有权成本”概念还将企业与其所有者联结在一起,必将拓宽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视野。公司财务管理应该为降低所有权成本作出贡献。同时“所有权成本”概念为论证“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了支持,或者说,公司价值最大化也是为了“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了改善公司绩效,我们必须重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公司控制权市场对所有权成本的影响,理论上值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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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载于《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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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尤金。法马(1990):《契约成本与融资决策》,载于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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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宁:《企业融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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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胡玉明:《论资本成本会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7、李笠农:《探寻新的模式——从所有权到国有资本经营体制的创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殷召良:《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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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孙铮、吴茜:《经济增加值:盛誉下的思考》,《会计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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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