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4 05:42:50
导语：在文学研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英文名称：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主管单位：河南大学
主办单位：河南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开封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47-8506
国内刊号：41-1414/I
邮发代号：36-9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1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一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
正如陈平原在《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学界业有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考据与材料的工夫，而熟读细寻文学传媒上承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应该说是一条最基本与最重要的获取材料和考据考证的途径。通过整理、挖掘、阐释，一系列曾被遗忘或疏漏的传媒事实与文学文本被还原聚焦，最终完成建构或重写文学历史的宏大任务。因此，这种本着还原历史真实、重建文学现场的史料性研究试图将充满矛盾与断裂的传媒文本转叙成更为连贯清晰的历史事实。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1980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者，就是凭着这种实录精神，以文学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将深埋在地底下，面临毁绝的大批史料整理出来，呈现出可观可感的文学历史概貌。在这个意义上，方修所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学大系》功过千秋。这位深谙传媒之道的南洋报界老前辈，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录方式在早期的华文报刊上成功地抢救出了新马地区的大批作家作品资料，新马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得以立此存照。同样，国内学者陈贤茂等在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本作为学科确立标志的文学史著述时，也非常重视文学传媒的作用。在此书中，文学传媒不仅是作品的来源与平台，更是文学史重点梳理与研究的对象。同时，在写作文学史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充实的史料，陈先生等还创办了《华文文学》这一刊物，把传媒运作与文学史写作融为一体，刊物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方修和陈贤茂等的研究实践，无疑正是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著述高度依赖传媒的鲜活例证。应该说，资料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仍是首要的和基础的，海外各国已成历史或正在运作的华文传媒正等待我们潜心整理与关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学者固然重视传媒，也非常清楚传媒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传媒的看法并没有超越媒介工具论。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传媒始终是研究者接近文学事实的平台和桥梁，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传媒本身。但是，“传播不是中介”的现代传播学理念已经粉碎了这种美好的工具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传播媒介与传播过程影响的不止是文学功能的纬度，也建构出不同的文学存在。媒介性是文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传媒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与对象，研究传媒就是研究文学的存在方式与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传媒研究思维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借鉴从传播学与社会学角度业已获取的海外华文报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境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初见成效。如陈嵩杰的《独立前马来西亚报章对文化与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李志的《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2］和《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3］其中，李志对《新国民杂志》的研究是颇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范例，他通过这一传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马地区新文学生长的特点以及现代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方式，可谓以大观小、深入浅出之举。因此，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学传媒的整理与重读之中，作为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传媒研究的新路径，确实具有诱人的前景。如果说李志的研究不过隐现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这一命题的话，那么王列耀等人则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觉地确立了“传媒制造”的理论制高点。他重视传媒现场所呈现的历史细节的意义，但更关注的是传媒的具体运作，即传媒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生产与历史之中。如新近的网络传媒与传统的纸质传媒、影视传媒有着怎样的功能差异，具体的传媒事件怎样进入文学历史之中等都进入了其研究视野。王所在的暨大“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的命题系统化、理论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谓著述文学史的冲动与实践。在这里，文学传媒作为充满了暗流与偶然性的文学现场，成为文学史家自我言说的资源库。研究者们不但精心挑选也重新阐释，使文学历史和文学史观的重建成为可能。当前已有的各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或总体文学史所引发的彼此轻视与责难，不止出现在大陆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也出现在新马等地的代际话语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学史料有所差异之外，更在于各自坚持的史料阐释原则的差异。因此，如果将来重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话，应该以文学传媒作为文学历史的第一现场，考察不同地区国家华文传媒所形成的传媒场之复杂性，着力于呈现“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及结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传播时的意义迁移与文化影响、分析某种文学思潮在汉语文学界的旅行经历等。这可谓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种走向，也是当前成效最大的一种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只止于文学史重写这一目标的话，它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尚未引发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显现与解决，而是停留在中国现当代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媒介视角的同一层面。那么，“传媒”问题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引入新的场域呢?在我看来，它首先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绝境，开始重审自身的研究前提与研究基础。传媒制造意味着我们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也可能是一种想象与建构，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不过在传播意识形态设置的篱笆之内徘徊。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内地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我们和文学传媒共谋制造了它，那么我们怎样面对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幻觉呢?如何理性评价我们已有的研究思路与成果呢?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诗学话语这样的命题呢?由此，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提出媒介问题，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将引发的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突破与创新，我们不再执著于它的诗学本质，而开始思考它的建构过程、方式及意义，即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和为什么?化文学文本诗学建构为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研究。海外学界对大陆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早有质疑之声:但来自外部围追的功效远远不如自我怀疑的威力。事实上，上述自海德格尔以来认识论的转向，已经深深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自我怀疑与批判之声本身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与产物。当解构与自我否定的精神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主要学术思维方式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省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之初，吴奕锜等青年学者借助《文学报》的威力，树起了反思的大旗，尽管他们的口号也有不当之感，但“文化的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4］的提出却说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内地被建构的程度。显然，任何时空都不可能存在“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它总是被语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华文文学。而“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命题本身尽管颇受争议，但从文化角度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却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刘登翰先生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问题时，就非常重视对业已辉煌的华人学知识与方法的借鉴，呼吁建立起有关海外华人的文化诗学。①然而纯粹的文化转向是否可能改变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呢?事实上，鉴于一种海外华文文学缺乏审美性的潜在偏见，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话语与理论资源便高度依赖华人学，王庚武对华族整体性神话的解构可谓最时尚的理论话语，由此文学文本也往往变成演绎华族身份理论与事实的佐证材料。但是，如果文学文本仅仅作为同类问题的有效例证，这种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仅仅反刍已经形成有关海外华人文化的历史社会结论，这种研究就是重复无效的。此外，在汹涌而来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转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与选择。传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使一向惟我独尊的学术空间也变成了一场时尚秀，不断变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话语使业有的研究范式不断被质疑与刷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当下学术走向的一致性虽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往往忙于追随也止于追随，从离散、空间诗学到传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产生新的智慧，我们的研究瓶颈并未得以突破。或许，饶芃子先生对跨文化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与探索以及朱崇科近来提出的华文比较文学之概念，［5］应是解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困境的有益构想。饶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导将“跨文化和比较方法”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这是符合海外华文文学生产的实际情况的，但如何落实和具体运作却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实践。朱的华语比较文学概念无疑是王德威的整体观，王润华的跨界整合等理论资源的具体化，但他在强调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前提之下对汉语文学内部差异性与权力关系的解剖，可谓另类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论尝试不妨将之定位为走向比较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范式的探索之路。尽管各自的理论设想与研究尝试并不完美，却是新研究范式出现的强有力的前奏。因为其理论基点都已从理论预想回到文学现场，强调海外华文文学彼时彼刻、此时此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研究思路应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真正启始。正是在这一思路之下，传媒问题的意义显现出来。首先，文学传媒作为文学与社会交汇的一个动态场所，它本身就构成了复杂流变的文学现场，保留了更多富有阐释意义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把握文学的内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传媒空间作为呈现精神冲突和文化对话的接触地带，可以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及其根源，为比较搭建了平台。由此，传媒研究的意义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认识高度上得以确认，也可以在如何将研究范式具体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层面来确认。具体做法如不仅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诗学话语，更着重考察诗学话语在不同语境下建构与传播的原因、变异及影响。如此，诸如中国性与世界性、华文后殖民文学，离散叙事，边缘与中心、父子冲突与家园主题等诗学话语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创作的意义清理与突围
提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媒问题，其意义归根到底应该与创作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意义，应该在于其所表现的与主流汉语文学抗衡的异质性，而不是共通的汉语美学。就算它只是小写的汉语文学与美学传统，若可不断流淌出清新另类的文学乳汁，其价值就是不可替代的。这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将不仅有利于汉语文学多样性的保持，更将对世界文学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异质性自然是由作家创造和保持的。无疑，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独特性，在有关故乡情结、异国情调、文化冲突以及财富幻象的书写中，海外华文文学构筑了一种与主流汉语文学迥异的美学风景。然而1990年代之后，海外华文文学独特性神话已遭遇挑战，随着地球村的时代来临，本土与离散、文化冲突与异国风情难以引发美学震撼，若作家仍执著于书写旧的题材与主题，则必定被快速刷新的传媒时代所遗忘。因而，海外华文作家如何保持独创性的个人问题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合法性的普遍问题。在此，传媒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因为作家独创性的保持实际上是作家在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与作者交流接触沟通的公共领域，作为作家作品最终自我实现和物质转化的重要链条，传媒的重要性正在于协调作家的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文学生产的运转。由于传媒意志对创作走向有着重要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作家与传媒的博弈过程与方式也将决定文学的意义走向及生产方式。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而言，市场与读者问题从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东南亚地区，华文创作由于得不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其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出口”往往是其拓展影响的重要途径。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二元对立；文明；野蛮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53-02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一般来说，西方学者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代表人物。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认为一切主导叙事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霍米・巴巴结合了后结构主义以及心理分析等方法解构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文化杂糅和第三空间的概念，殖民地文化并不是简单的一方作用于另一方，而是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在批判理论上，二元对立是一对相反的理论，它们通常会以以阶级形式出现。在结构主义理论中，二元对立论，是解释人类基层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在后殖民主义中，二元对立论的批判占有非常重要位置，如中心/边缘，文明/野蛮，殖民/被殖民，人性/兽性等。
后殖民文学关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是多元文化的必然产物。它以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移民、当地土著作家为代表，对自我身份的关注困惑、再认识与重构，站在本民族的立场，来描述本民族的生活，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反映社会现实，与欧美白人主流文学分庭抗礼的非主流文学。
1930年生于尼日利亚的奇诺瓦・阿切比，以其独特的写作视角反映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实，被认为是非洲文学之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丁・戈迪默称阿切比有一种值得称道的天赋，是一位充满激情、文笔老辣、挥洒自如的伟大天才。与此同时，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的文学批评论文：《非洲臆象――谈康拉德〈黑暗中心〉中的种族主义》是影响力最大、最受争议和被研究得最多的文本。以尼日利亚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材的“尼日利亚四部曲”，《分崩离析》、《动荡》、《神箭》和《人民公仆》，阿切比生动地再现了殖民时期以来尼日利亚人民生活的变迁。其中《分崩离析》是阿切比的代表作，并获得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
《分崩离析》被称为非洲英语小说中的杰作，主要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入侵尼日利亚前后，在尼日利亚伊博族地区尤姆欧非（Umuofia）部落里一位信奉传统的英雄奥孔克沃（Okonkwo）的人生故事。该小说篇幅不长，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描写奥孔克沃的成长及其家庭生活。因为有一个非常“窝囊”的父亲，他给自己设定人生的目标是做一个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人。奥孔克沃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部落里受人尊敬的英雄。第二部分描写奥孔克沃因误杀他人而被流放到母亲部落的七年生涯。在这七年里，英国殖民者开始了对尼日利亚伊博人的殖民，并从宗教上对部落的人开始“洗脑”，他的儿子纳沃耶也成了一名基督教徒。第三部分描写奥孔克沃的死亡。他在七年后回到故乡，发现殖民主义的影响无所不在，他的传统思想与2个白人和许多个部落的人对立，为了坚持他的理念，最后却以一种渎神的方式上吊自杀。文章从后殖民二元对立的角度分析这本小说中所呈现的两种文化，即尤姆欧非部落所代表的伊博文化和白人所代表的西方文化。
伊博文化并不是殖民者所宣传的野蛮，伊博文化事实上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富有光彩的一面。奇诺瓦？阿切比在小说中用奥孔克沃的养子，证明了伊博人是崇尚和平。部落明文规定不会贸然向外开战，除非事件明了且理由充分，并经过山冈之神、洞穴之神等神灵的允许。当尤姆欧非部落的一位女子在另一部落被杀，双方没有立即宣战，对方部落送来了人质作为和解，而尤姆欧非也接受了这一形式的赔偿和道歉。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勘探地形的白人被当地人误杀后，英国军队随后而至，并大规模屠杀了整个部落。阿切比在小说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直到市场里人山人海时（军队）才现身。然后，他们开始射击，除了呆在家里的老弱病残，几个警惕性很高的齐比，以及侥幸逃出市场的三四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杀死了。现在，他们部落已经空无一人。湖水已经被鲜血染红”。这种行为与英国人自我标榜的公平和人权的法则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给部落带来的不是希望和文明，而是绝望和野蛮。通过同样一个被对方误杀的事件问导致不同结果的比较，人性和兽性的二元对立在姆欧非部落所代表的伊博文化和白人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说明。
伊博文化的文明和白人文化的野蛮体现在对于外邦文化的态度上。白人不懂当地的语言，也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却盲目地将伊博文化的负面因素定义为伊博文化的主要特征，这实际是殖民者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策略。他们固步自封，不愿意了解伊博文化，拒绝承认它的可取之处，对文化交流采取了排斥性的态度。以史密斯神父为代表的白人殖民者却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要求当地人，逼迫他们顺从自己的信仰，将敢于挑战基督教文明的人关进了监狱。伊博人对待外来文化采取的是宽容的、不干涉的平和态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风俗习惯，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你可以崇拜你自己的神灵。一个人供奉神灵和其他祖先的精灵，这很好”。他们给白人一块地，让其盖教堂并传教，未曾对英国人进行人身伤害，两种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即使是对待那些皈依了基督教亵渎本土宗教的族人，他们也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因为根据伊博人的传统，人是不可以杀死自己的族人的。
当然，伊博文化并不是绝对的文明，存在着许多恶俗。例如，在平和节里，人死了是不能埋葬的，只能将尸体扔到恶林里。如果本部落的人在邻村落遭到杀害，邻村要么接受挑战，要么按照习俗送来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处女作为补偿平息事端；然而这个男孩在这个村生活了三年后，也不能被释放回家乡，而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将这个男孩处死。部落对双胞胎认识的落后思想体现了伊博文化的野蛮性。因为他们认为双胞胎中必有一个是魔鬼所生，养育他们的人必会招致死神的报复，所以必须把他们扔到恶林里去。小说中有个叫恩妮卡（Nneka）的妇人，四次怀胎。不幸的是，每次都生双胞胎，结果是这些孩子一生下来都被丢弃，她的丈夫及家人都感到很不安，以为她被魔鬼缠身，所以当她加入教会时，全家人都“如释重负”。而教会能接受一个被当地人认为“魔鬼缠身”的人，这说明了白人文化中存在文明的一面。后殖民主义的二元对立――野蛮与文明在此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奇诺瓦・阿切比拥有非洲人的灵魂，同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一方面他缅怀非洲古老的部落文化，对古老部落传统中的愚昧流露出一丝痛恨；另一方面，他痛恨西方基督文明，憎恨欧洲白人对尼日利亚的入侵。因此尤姆欧非部落所代表的伊博文化和白代表人所的西方文化在奇诺瓦？阿切比的笔下得到了公正地描述，留给读者诸多思考的空间。由此可见，阿切比对伊博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持的理念是汇聚。
参考文献：
[1]Achcroft，Bill，Gareth Griffiths，and Helen Tiffin.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M].New York：Routledge，2006.
[2]Achebe，Chinua.Things Fall Apart[M].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85.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关键词】学灯；文学研究会；创作；关系
《学灯》与早期的文学研究会创作关系十分密切。虽然一直以来二者关系都被人忽略，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被打为右翼文学的《学灯》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学灯》对文学研究会的贡献便很少被提及。而80年代后到至今，虽有出版了不少研究文学研究会的专著，但是在考证其关系和影响时，对于两者之关系只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应该客观如实地描述这段历史，不仅应该肯定《学灯》与文学研究会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更应该从这段被遮蔽的历史中清晰地了解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生长轨迹。
一、文学研究会与《学灯》渊源
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会员在文学研究会建立前就开始与《学灯》开始接触。“1920年12月4日，北京文学研究会同人在万宝盖、耿济之家里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并推举周作人起草宣言书。随后，宣言书刊登在《学灯》上。”让文学研究会与学灯进一步加强联系的人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郑振铎和柯一岑。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郑振铎既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导者，又是报刊的主编，具有双重身份，在《学灯》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柯一岑在郑振铎辞职后接任学灯主编，进一步推动二者发展。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创办《文学旬刊》，并附刊于《时事新报》随刊赠送。这一事件可
以看作是《学灯》与文研会紧密合作的开始。从1923年第81期开始，《文学旬刊》更名为《文学》，成为周刊，依旧附《时事新报》发行。1925年172期起，文学研究会将《文学》再次更名为《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归并开明书店发行。至此，随着作为双方关系之纽带的《文学旬刊》附刊《时事新报》的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到此结束。
二、《学灯》与文学研究会的双向影响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曾担任过《新社会》和《人道》的编辑。他开始注重大众传播在文化、文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借助《学灯》的品牌效应，团结并吸纳了大量文学研究会会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依托《学灯》为文艺阵地，接过中文学革命的大旗，通过文学建设实施文化启蒙和社会革新，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学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文学平台，使其得以发表了一列重要文章，在郑振铎和柯一岑主持《学灯》期间，为文研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例如叶圣陶发表了《饭》《梦》以叶绍钧、郢等笔名发表了《脆弱的心》、《时间经济》、《说话》、《刊物》等作品。朱自清发表了《睡罢小小的人》、《羊群》、《短篇小说的性质》等作品。庐隐发表了《旅行西湖的感想》、《王阿大的死》、《国庆》。愈平伯发表了《胜利者》、《乐谱中之一行》等。《学灯》极大提高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影响力。这充分表现了传播媒介与社团发展之间水融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会凭借自身文学创作进一步扩大了《学灯》的文学影响力。郑振铎主持期间的《学灯》对当时的文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文学生产机制具有导向性作用。他最大的实绩就是把《学灯》打造成为传播新文学的主要阵地。通过大众传播，将自己社团的文学主张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灯》，为读者所接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文学创作分析
笔者认为如果想更深入地理解文研会， 必须追本溯源， 理清其最初的文学思路。通过对《学灯》上文学研究会发表的早期作品进行研究，有利于更清楚地把握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文学创作。早期文学研究会重视对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在“为人生”理念的指导下，不仅在作品中探讨人生意义和价值，更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加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柯一岑在担任《学灯》编辑前，就已经是《学灯》的作者。在《学灯》发表文章最早可见于1919年4月1日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后同年又陆续发表了《家庭组织问题之商榷》、《结婚时期问题》、《学生助工教育团之提倡》等文章。可见早期文学研究会是紧跟社会思潮和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的。
文学研究会开儿童文学之先河。《学灯》主编郑振铎在同是文学研究成员的冰心的多次建议下，在《学灯》上开设了儿童文学一栏，这是五四时期副刊中的首创。早期文学研究会以清醒的目光直面人生，关注着复杂纷乱的社会百态。儿童作为中国的未来，自然受到包括郑振铎、冰心在内的早期文学研究会员们的重视。其中，以文学研究会员胡天华表现突出，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例如：《盲人和乳酪》、《白菜的大头》、《在田角里》等作品，尽管都是翻译，但是奠定了《学灯》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地位，打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第一枪。
早期文学研究会非常重视外国文学原理的引进。在《文学研究会简章里》就确定了“研究世界文学”为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之一。在刊登在《学灯》上的《文学旬刊》的宣言中表明：“一方面要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中。”早期的文学研究会把传统文学观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以载道的观念，载的是圣人之道，一类是主张供人娱乐的游戏观念。文学研究会反对这两类文学观，认为这类文学观是错误和荒谬的。他们认为如果要打破传统文学观，只有从根本上更新替换原有的思想，建立新的文学观念才能实现，掌握西方文学原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改革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通过对学灯与早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灯与早期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双向影响。《学灯》承载了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创作，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思路。在了解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生长轨迹后，我们应当重视《学灯》对早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积极影响，明确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贾植芳编：《文学研究会资料》[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l版
（一）体育文学发展意识相对薄弱
无论是从远古到现代还是从国内到国外，体育与文学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在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但是，近年来体育文学才以独立形式出现，尤其对于我国而言，体育文学的起步时间更晚，各方面的探究依然处于萌芽阶段，有关体育文学方面的形式、内容、媒介、传播等都还不成熟与完善，相关的学者、作家以及广大民众等对体育文学的发展观念还相对薄弱。常言道，意识是实际行动的先导，薄弱的思想观念必然会成为体育文学发展的瓶颈。
（二）体育文学的交流平台不够发达
由于体育与文学分别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无论是研究目标还是内容、属性等都相差甚远，因此，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针对体育与文学的交流平台也少之又少。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到位，必然会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因为体育文学的壮大离不开体育与文学这两门学科中的任何一科，更离不开两者之间的融会贯通。但长期以来，文学发展文学、体育发展体育的这种割裂的文化发展状态，使得体育与文学几乎成为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两者间的封闭性发展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体育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体育文学保障制度的缺失
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体育文学一定不会科学、健康地发展。体育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若想取得长足进步就离不开制度体系方面的维护与保障。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大环境，并未构建起体育文学领域的专门保障制度与体系，例如，当前市场上的各种报纸杂志数不胜数，专门性的体育文学报纸杂志却十分罕见，同时，针对体育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著作权等方面的保障机制依然不健全。保障制度是确保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体育文学保障体制的缺失一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
二、体育与文学学科交叉视角下的体育文学发展路径
（一）树立体育文学创作理念
体育运动是开展体育文学创作的基础。目前我国的体育教育主要是以体育训练为核心。而随着现代化体育文学的产生与迅速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逐步改变与突破传统的单一体育训练教育模式，科学合理地融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即促进体育与文学学科的交叉发展，扭转传统的体育教育观念，树立现代化的体育文学发展意识，推动全体民众的体育文学观念，营造良好的、积极的体育文学发展环境。体育文学在意识观念强烈的社会大环境中发展，必然会更加健康、快速地成长，这为壮大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强健国民的身体以及升华思想情操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体育文学创作力度
文学界的工作者，尤其是作家在创作多种形式的文学题材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关注体育文学作品的开发与创作，因为一直以来体育文学类的作品数量屈指可数，因此，只有广大作家及文学工作者更加积极主动地挖掘体育方面的素材，才能撰写出更多的优秀体育文学作品。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大力支持作家组建专门的文学创作协会，促进彼此间的体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切磋，从而创作出更好更多的高质量体育文学作品。另外，还可以为体育文学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鼓励将经典的体育文学作品制作成影视作品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与推广，扩大体育文学的影响力，推动体育文学的规模化发展。
（三）构建多样化的体育文学平台
积极创建多种形式的交流与沟通平台，推动体育与文学的融合性发展是当前也是今后体育文学的必然发展方向。随着国际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国民对各种各样体育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当然，广大文学家也不例外，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体育文学方面。因此，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拓展体育与文学之间的高效融合，搭建多样化的沟通平台是有效途径之一，更是促进两者间的多渠道交流，提升体育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例如，国家相关部分可以牵头成立专门的体育文学创作机构，社会团体也可以自发组织一些定期性的沙龙活动，体育领域的学者与文学作家也可以携手创设大型的座谈会等，总之，尽量多渠道的体育文学交流平台对带动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
（四）完善体育文学保障体制
一.脚踏实地,着眼于校园文化的挖掘和学习
我校建立于1942年的硝烟战火之中,彭氏族人选择在三山环抱之中的彭家祠堂办学,目的是躲避日寇,教育兴国,三山是指明月山,影珠山和汉家山,而汉家山上有昭烈寺,乃纪念关羽战长沙而修,校门前有白沙河流过,校址名高仓。故高一班校友杨壮猷有词云:
高仓就读。恰日寇猖狂,狼奔豕突。苦哉恩师教诲,点燃青烛。金塘庵侧书声琅,白沙河水流湍速。听昭烈寺,嚎狼哭鬼,钟声频蹙。
最难忘,师生情笃。待战水刚停,创伤未复,无奈硝烟又漫,重开屠戮。师生笔伐声威震蒋王朝,彻底倾覆。喜朝霞赤,再回高仓,满园香馥。(桂枝香・母校怀古)
引导学生读这首词,可让学生了解母校创立的艰难,激发学生强烈的爱校之情,这是对校园文化的最好的挖掘。其实校园文化不乏有美的闪光点,曾于1955年至1970年担任我校校长的陈士溉先生就有著名的《七律・高仓颂》:
汉家明月影珠山,半作屏风半作帆。
绿涨白沙来赤鲤,云笼奇树引仙鹇。
亭参萧寺缘金菊,雪拥双狮见玉环。
叠嶂嵯峨应有意,攀登绝顶事原艰。
这真是对学圣地,美丽高仓的最好诠释,不断引导学生反复吟诵,烂熟于胸,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
二.见贤思齐,不断阅读,深刻反思
有人会说,一个学校文化底蕴再深,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竟争力,就要落伍,此话不假。今天的湖南教育四大名校影响太大,我们这样的学校是落后了,但我们完全可以在人才培养的模式方法上向先进看齐,这也是进行校园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12月19日,我学习了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的讲话:以有品位的文化,办有魅力的学校。他讲话中强调的为什么雅礼是“影响学生一生的学校”呢?就是因为学校着眼于校园文化的重建,以文化创新推进课程改革。雅礼培养的是“文理兼通,英语见长的高素质现代人”。我们学校完全可以培养写作上的“才人佳人”,我校学生连续多年参加“新世纪杯”、“叶圣陶杯”、“涉外杯”作文大赛,均获佳绩,我校语文组在长沙县享有盛誉,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老校长徐金凯有诗为证:
白沙水远通江海,明月山深出凤凰。
九井清泉长散馥,六旬黉舍永流光。
三.联系现实,积极投身新课程改革之中,培育独立的学生文化
开展校园文学研究,就应该培育独立、自主的学生文化,让学校异彩纷呈、充满青春、朝气的文化氛围。其实,2007年湖南实行新课程改革,雅礼的模式值得参照,新课程改革后的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它既注重了知识的生成过程,又注重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能力的培养。如我校王向春老师上的公开课“校园之美”就是让学生发现校园文化中的美的闪光点。而吴昊老师上的“让校园‘无孔不入’”更是将《论语》与校园文学研究密切相连,这些都是对新课程改革的大胆尝试。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积极研讨,大胆探索,把研究的责任转换成一种使命,必然会有重大收获。
“五四”以来,清代文章受到多重冲击,一直受到冷落。近年来,清代文章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其研究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甚至可以说,清代文章研究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下面就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谈几点看法。
对清代文章的研究始于清人。清人学风朴正,考据严密,其文学评论亦较为中肯客观,可资参考者甚多。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皇清文颖》提要谓清人:“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着作,本足凌轹古人。”对于清人文章之特色把握颇准。《四库全书总目》中尚有很多甚有价值的清代文章评价,比如对于清代各个历史时期文章风气的转变,也比较中肯。另外举一个例子。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评价了不少清人的文集,非常尖锐而中肯。比如“五四”以来着名的“桐城谬种”之说,已见于该书“戴东原集”条。从此例不但可以看出清人对于清代文章的批评,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与清代文化的一些内在关联。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与清代的关系应该是更为直接的,只是学术界尚缺少必要的关注。
自清代以来,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为我们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与相关文献提供了借鉴。《清史稿》有“文苑传”三卷,清代着名的诗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人“儒林”等传),但总体上记载过于简略,更无文学方面的研究。还有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以上数种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为《清代碑传全集》出版,全书共收清代各类人物五万五千多人,是研究清人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此外,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是清代作家研究必要的参考文献。台湾周骏富所编《清代传记丛刊》中的“学林类”分儒林、文苑、词林、名家等,对作家研究甚有价值。
在当代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中,陈陈相因的多,真正创新的少。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未能在文本细读上下苦功。研究有清一代文章,要从作家别集与总集入手。《清史稿》的“艺文志”集部收录当时各类文集目录,相当简单,但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文献线索和基础。此后,不少学者对此书有所补充,如章钰等编《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彭国栋《重订清史稿艺文志》、郭霭春编着《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朱师辙《清代艺文略》、百万斋主人编《清代艺文丛话》等。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收六百余种文集的提要目录,评论作者生平及创作。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与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文集总目。有清出现一些清代文章总集,为我们研究清代文章提供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与研究的参照对象。如《四库全书》总集类中《皇清文颖》一书,为清人所选,选录雍正到乾隆间百余年的盛世之文,代表正宗正统的清人文章观。沈粹芬等辑刊《清文汇》(又名《国朝文汇》)为清代文章总集,收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一万多篇,对研究清代文章极具资料价值。黄人在该书卷首序言对清代文章的价值与影响作了评述,也相当重要。此外如《清文补汇》八卷、《清文典要》四卷、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等选集,是清人选清文,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清代文章的评价。民国以来,亦有一些清代文章选集。如汪倜然编《清代文粹》收录散文、诗词、小说、戏曲、文学评论等文体作品,徐洁庐编、吴虞公校《清代文选》收顾炎武、黄宗羲、方苞、姚鼐、等五十余人的文章。台湾方面有高明等编《中华文汇·清文汇》,工程浩大,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于海外的清代文章研究情况,可以参考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国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与《中国文学论着集目续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续编》,该书所收目录始于1912年终于1990年,包括中文、西文、日文、韩文等语种的研究资料。美国着名学者倪豪士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指南》(Nienhauser, William H.,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也有不少可以参考的材料。在工具书方面美国的恒慕义(A. W. 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reiod),收集中国非官方文献和外国人着作中的资料,收清人一千五百家,可为代表性的成果。日本学者方面,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章论》、《中国散文论》,藤堂虎雄的《清代古文派》,武内交雄的《桐城派的圈识法》,铃木虎雄的《桐城文派的主张》,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等,提供了域外学人的视野。近年美国学者谢正光所着《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考证比较精审,解决了不少问题。法国学者戴廷杰近着《戴名世年谱》一书收集了大量清初作家的文献,甚有参考价值。新加坡的许福吉着《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为其博士论文,文末所附《桐城派大事年表》有一定价值。
现有研究清代文章的专着多数成果集中在对于桐城派文章的研究。如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梁堃《桐城文派论》,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刘声木《桐城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王镇远《桐城派》等,近年还出版多种,可谓不胜枚举。总体上看,目前清代文章研究涉及面相当狭隘单调,与清代文章的原貌相去甚远。其实,除了桐城派之外,清代可以研究的文派还不少,这方面,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是别开生面的研究。此外,如“国初三家”、“宁都三魏”与“易堂九子”、“姚门四弟子”、“湘乡派与曾门四弟子”、“骈文家”、“岭西五家”等。清代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社可以研究。如雪苑社、沧浪会、慎交社、同声社、原社、弃繻社、望社、十郡大社、南屏文社、清河文社、博我文社、三老会、三千剑气文社、神交社、南社等。在作家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又相对集中于明末清初时段个别作家与思想家。以清代前期而论,明末清初,除了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傅山等人之外,如孙奇逢、徐世溥、陈弘绪、王遒定、查继佐、李世熊、贺贻孙、钱澄之,前期作家如丘维屏、曹尔堪、吴绮,王艮、计东、朱彝尊、储欣等,清代中期的颜元、廖燕、李塨、潘耒、王源、邵廷采、李青霞、黄之隽、李绂、杨椿、茅星来、雷、沈廷芳、全祖望、汪师韩、卢文弨、蔡上翔、彭绍升等,晚期的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可以研究的确是很多。王镇远等《清代文学批评史》,目前是清代文学批评有代表性的研究着作,但是清人以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性着称,对传统古文、骈文等做了系统深刻的总结,清代文学批评仍有许多题目可做。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