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2 00:02:49
导语：在现代农业考察报告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今年60岁的赵久富瘦高，精干，健谈，一口郧县乡音。五年前，他带头搬迁。如今，在黄冈这片红土地上，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致富路。“领头羊”的抉择
2009年秋天，余咀村被确定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移民试点村，村民们炸开了锅：“搬到平原地方，洪水来了怎么办？”
赵久富是该村连任26年的老村支书。其年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妻子严重晕车，患有类风湿病，更是“淡迁色变”。
按南水北调移民政策，在水库172米水线以上的赵久富一家可选择内安，可他清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他若不带头，搬迁工作很难开展。当过干部的父亲赵守德关键时候推儿子一把：“娃子你去吧，都不想走，南水北调调不成了！”
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赵久富第一个在外迁协议上签了字。
他和其他村干部走进每家每户，耐心地解释政策。为了使移民户都信服，他5次到团风县安置地考察，每次都要拍许多照片、录几段视频，回来后形成考察报告，组织移民观看、讨论。终于，家家户户都签了字。
搬迁的时间定在了2010年4月30日清晨。头天夜里，家当都搬上了卡车，一家人遮风挡雨、生息繁衍的屋子空了。赵久富拆下自家四扇门板当饭桌，拿出自酿的黄酒，将40多位乡亲请到家里，喝下临行前的最后一碗酒。
第二天。客车载着赵久富等271名余咀村移民驶向黄冈。他们是郧县第一批外迁移民，掀开了南水北调工程几十万移民浩荡外迁的历史一页。
游子的眼泪
搬迁那天，军旅出身的硬汉赵久富偷偷流了两场泪。
赵久富担心临走的时候老父母一哭令他迈不动步子，提前把两位老人送去了妹妹家。可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拄着拐棍，步行5公里赶到了移民现场，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赵久富硬着心肠上了车，直到客车拐过村口，他见不着母亲那瘦弱的身影、银白的头发，泪水瞬间决堤。
车队走到武当山的时候。一位村干部给他打电话说，他家的房子已经拆了。听到这个消息，赵久富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回忆起建这房子时，通村公路还没修，砖瓦只能用船运到汉江边，然后靠人力往上搬，100多米远，一砖一瓦都是赵久富和妻子用肩膀扛上去的。
房子拆了可以新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园扎根在记忆里。而对父母双亲的亏欠是心中永远的痛。赵久富说：“父亲是在我搬迁之后第三个年头去世的。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我千里迢迢赶回去，喊破了嗓子。他都没有知觉了。这个事情，一想起来，心里就特别难过。”
党旗下的承诺
五年前，赵久富在鲜艳的党旗面前郑重地说：“我是一名移民党员，即将离开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在走之前庄重地向党旗宣誓，一定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带领所有移民党员搞好移民工作，请党放心，我们的移民党员一定能够在新的家园团风县搞好生产。”
为了实现党旗下的承诺，赵久富付出不少心血。搬来团风的时候，他还是一头黑发，如今已头发花白。
刚搬来团风，时值盛夏。赵久富与镇里干部夜晚开会，制定方案，白天冒着炎热行走在田间地头，全村6000多亩耕地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顺利地分给了村民。为脑瘫患者申请低保、为五保户找工作、推荐年轻人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培训……说起赵书记为大家办的实事，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赵久富积极奔走，与党委、政府、移民局等有关部门以及企业沟通联络，为移民争取到800多个“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引进武汉中兴公司，打造黄湖现代农业园，投产后将每年带动农民增收1000万元以上；倡导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管理，成立服务队和治安巡逻队，全方位服务移民。
如今，黄湖新村已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安置点，现有移民874户，3723人。在各级政府和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全国、全省移民工作提供了优良的示范参观点。
关键词：台湾农业发展模式政策调整经验教训
现代以来，台湾农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转型四个阶段，反映了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兴衰史。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台湾海峡的军事控制，岛内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抗战胜利后，台湾农业开始缓慢复苏，但因内战期间岛内政局动乱，经济发展再度受挫。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经济，实施了休养生息的农业政策，使台湾农业得到了逐步恢复。从1953年起，台湾农业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闯出了一条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市场狭窄且生产力落后地区发展外向型农业的道路。然而，随着台湾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台湾农业的比较优势又迅速丧失，并从1969年起进入了停滞阶段。于是，台湾当局进行了多次的农业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本文拟就现代台湾农业发展模式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政策转变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帮助读者了解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
一、通过变革土地管理制度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二战结束后，台湾地区的土地管理制度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少数地主(11．7％)占领了大部分(56．0％)土地。据1948年统计，“当时台湾总人口约740万，农业人口约380多万，农民75％是佃农，约有280万，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3。”①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靠租佃地主土地维持生活，佃农通常要将所收获粮食的50％作为租金，其土地较好和肥沃地区，租率甚至高达70％。且不管年景好坏，地租照交不误，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只能得到少部分粮食，故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结束后，台湾岛内人口剧增，经济秩序混乱，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于是，从1950年初开始，台湾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农耕的政策措施，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1951年底，台湾岛内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水稻产量达到148．5万吨，甘蔗产量达到202．2万吨，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3％。②虽然台湾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但仍然无法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于是，在祖国大陆的影响下，台湾当局也着手进行，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①李松林著：《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②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赴台湾现代农业考察团著：《现代台湾农业考察报告》，《中国热带农业信息网》2006年3月。
台湾第一次建立了自耕农土地管理制度。整个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实行“减少地租”政策。1951年5月25日，台湾“立法院”颁布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地租最高限额为37．5％。即：佃户在农地年收入总量中扣除25％作为生产成本后，余下的粮食租佃双方按比例分红，佃农占62．5％，地主得37．5％，地主和佃农双方必须订立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灾歉之年地租减免，因灾歉收获量不到三成者，应予免租。①《减租条例》明确了农地的租率、租期，取消了附带租金，巩固了佃权，改善了佃农生活。据1953年统计，岛内约有26万公顷出租耕地重新订立了租约，受益佃农达29万户。减租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对台湾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1953年1月26日，台湾当局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一户地主最多允许保留水耕田2公顷或旱地4公顷，超过部分由“政府”征收，并付给地主补偿金。
补偿金可以领取现金，也可以用土地债券或公营企业的股票结算。一般情况下发给地主70％的实物债券和现金，30％的(农林、工矿、台泥、台纸等四大公营公司)股票。而台湾当局又将征收的土地有偿转让给佃农，原承租者优先购买。征收的地价和佃户承领的地价相同，都按耕地全年收获量的2．5倍计算，分10年付清。台湾的第一年，共征购地主土地13．9万公顷，约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19．5万农户购买了土地。②这次历经10年时间，据1963年统计，80％的耕地变更了所有权。“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施，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快速发展。三是推行“公地放领”政策。近代以来，台湾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出现了封建地主、殖民统治者和农民共同占有土地的局面。二战结束后，台湾省政府接管了日本殖民者占有的土地，成为公有土地。从1948年开始，台湾省政府开始将部分公地承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l952年5月30日，台湾“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全面推行“公地放领”政策，允许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按照现耕农、雇农、耕地不足的佃农、半自耕农的顺序)承领公地，其地价也按单位产量的2．5倍计算，分10年付清。“公地放领”政策一直延续到1976年，共放领公地14万公顷，28．6万农户承领了公地。“公地放领”政策使台湾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农民与“政府”都增加了收入。据l963年统计，台湾地区每公顷稻米产量提高到2600千克，比1948年增产了200多千克，山芋每公顷产量提高到14000千克，比1948年增产了2800多千克。农民平均年收入达到20988元新台币(以1953年价格计算)，比1948年13158元增长了7830元。③台湾第一次，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新的土地管理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快速发展。
①《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民国40年4月7日颁发。
②喻尘著：《铺平腾飞之路》，《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8日。
③李国鼎著：《台湾的现代农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6—67页。
关键词：门头沟区介绍；旅游资源类型；旅游资源特色评价；旅游资源开发方向；旅游资源保护与管理
1、门头沟概况
门头沟区位于东经115°至116°，北纬39°至40°之间。东西长约62公里，南北宽约34公里，总面积1455平方公里。属太行山余脉，地势险要，“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
地层经过漫长的地质变迁，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矿床，煤矿的储藏面积近700平方公里，是我国五大无烟煤产地之一。其盛产名特果品，东山京白梨，灵水核桃，龙泉雾香白杏，陇驾庄盖柿，妙峰山玫瑰花。
门头沟区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老区。早在1万年前的新石器早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这就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东胡林人”。1958年正式更名门头沟。
如今，门头沟区人正以“自强、求实、团结、奋进”的精神，按照“实施三大战略，紧抓四区建设，强化一项工程”的总体要求，扎实前进。
2、门头沟区旅游资源介绍
门头沟区是集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古老民风为一体的经济发展区。境内风景瑰丽、气候宜人，文物古迹则记载了门头沟区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全区共有4A级景区2处，3A级景区5处，2A级景区4处，1A级景区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国家级森林公园2处，市级森里公园4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3处，北京市市级风景名胜区2处，北京市最美乡村4个。主要旅游景点有“三山、两寺、一涧、一湖、一河”。
3、门头沟旅游资源评价
门头沟区旅游资源丰富，既有独具一格的自然风光，也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人们一提起门头沟便想到它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宜人气候。目前，门头沟区按照版块开发和精品带动的策略，以潭戒两寺为龙头，突出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两条主线，实施了旅游产业开发的“双十计划”。下文我将评价我的家乡——门头沟的旅游资源。
3.1一路与自然为伴，畅想美妙人生；一路与美景为友，领略大千世界；游在门头沟，乐在风光中，爱在山水间
“三山、一涧、一湖、一河”，让你尽情亲近自然，让你不出北京就能看到“小三峡”、“小漓江”。
北京高峰——灵山（2303 m）拥有高山草甸、牦牛、羊群，景色秀丽，是游人休闲、度假、避暑的胜地；百花山有“华北天然动植物园”美誉，各种名花争奇斗艳；妙峰山景区以“古刹、奇松、怪石”而闻名，山下千亩玫瑰飘香。
永定河呈“入”字形纵贯全区，沿河的小水库和坝区犹如串串珍珠，为山水增色。清水乡的龙门涧有长江三峡之峻拔，桂林山水之秀美，又有匡庐之飞瀑，黄山之叠泉，因此人称“燕京小三峡”、“京西小桂林”。
3.2 净化心灵，陶冶情操，让寺庙带你领略京都的宗教文化
门头沟的宗教文化独树一帜，其主要是受到古代佛教的影响，寺庙、摹刻等遍布全区各地。作为北京最大的寺院谭拓寺始建于晋代，有‘先有谭拓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戒台寺名列中国戒台之首，素有‘天下第一坛’的美誉
3.3 领民俗风采，品老区文化
门头沟的民俗文化之所以璀璨夺目主要是因为其内涵丰富。其中包括有‘香火甲天下’盛誉的妙峰山香会；民间剧种山梆子戏、蹦蹦戏；民间舞蹈太平鼓；民间音乐京西古幡乐；保存了古风貌的清代村落错落有致。
因为农业旅游资源的大力发展使得门头沟发展形势愈加多样化。其农业旅游主要是让生活在都市的人群能偶尔体验一下乡村农家菜、采摘水果、垂钓等山野式的娱乐方式，从中寻得心灵的净土。与此同时，土特产的销售业一定成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灵芝秀茶庄就是依托门头沟山区茶叶、药材等而创办的成功企业，大山山货也是门头沟有名的土特产品牌之一，其销售的山核桃、柴鸡蛋、大枣成为市区人送礼的必备之选。
此外，该地区政府依托本地区丰富的物产，进而将财政收入更多的投入到农业旅游业的发展，形成优势的特色产业，实现政府和农民的双赢。
总之，门头沟的旅游资源可以用几个词概括形容，那就是丰富、奇特、瑰丽、珍贵，
4、门头沟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建议
我个人认为门头沟区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存在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旅游相关产业发展滞后。旅游景区关联性差，未形成组合优势。民俗旅游的档次较低，服务水平和质量亟待提高。所以，我具体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1.改善景区的交通状况。潭柘寺、灵山、爨底下等景区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山区，通向这些景区的车基本只有一辆。所以，我建议区政府可以开通旅游专线，满足旅客的需求。
2.提高人们素质，提升民俗旅游质量和档次。纵观现在旅游业的发展情况，门头沟做得确实不如密云等区，我认为很大的原因在于门头沟人的素质。所以，要想搞好民俗旅游先要改变“人”。比如举办一些讲座，传授知识和经营致富的理念。民俗旅游还要做的有特色与众不同，比如妙峰山玫瑰园，就可以提倡消费者亲自采摘，自己动手制作玫瑰饰品、精油。
3.提高各个旅游资源地的关联程度。例如效仿江西婺源开发旅游精品路线，把门头沟的旅游资源制成“套票”形式，这样做既给旅客带来实惠又可以“套牢”他们，让他们为更多的景点掏腰包，也可以为不知名的景点带来收益与口碑宣传。
相信我美丽的家乡——门头沟会建设的越来越好，旅游也将会办的蒸蒸日上，成为不折不扣的北京后花园。（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人文经管学院）
参考文献：
[1] 门头沟区委宣传部.诗情画意门头沟（中英文本）[M].中国旅游出版社.
[2] 北京山地生态科技研究所.门头沟生态修复论文集[M].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2出版.
关键词 油菜生产；措施；问题；建议；江苏大丰；2014年
中图分类号 S5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3-0053-02
2013年大丰市油菜生产以实施油菜高产增效创建活动工作为契机，重点推广主体品种的应用、板茬移栽、油棉套作、人割机脱轻简栽培、移栽油菜秋发冬壮高产栽培技术等配套技术，促进了该市油菜生产区域化、规模化和产业化进程。狠抓高产保优栽培技术和抗灾应变措施的落实，在油菜生长期遇到越冬期间低温冻害和返青抽薹期低温、花荚期阴雨、菌核病重等不利条件，夺得丰收。现将情况总结如下。
1 主要生产特点
1.1 种植面积及总产减少，单产增加
3 生产上主要措施
3.1 良种良法，田管标准化
针对秦优10号、秦优11号、秦优7号、宁杂19号、沣油737、荣华油6号、史力佳等优质油菜特点，围绕良种、壮苗、秋发、冬壮、春稳、活熟的油菜群体质量栽培技术指导农民，着重抓好以下4个方面：一是适期播种，培育壮苗，要求在9月18日左右播种。二是适期早栽，合理密植，要求在10月25日左右移栽，11月5日前移栽结束；直播油菜在播期上围绕早调茬口，力争早播、早发壮苗安全越冬。目前推广的油菜品种大多为大株高产型，需要较高的栽培技术措施，因此在油菜生产中首先要狠抓早茬口培育壮苗，纯作密度控制在9万～12万株/hm2，与棉花间套种的密度控制在7.5万～9.0万株/hm2。三是科学肥料运筹，氮、磷、钾肥配套，氮肥掌握前重、中少、后足的原则，加大薹花肥用量，增加肥料投入，改进施肥方法。肥料是高产的基础，没有肥料不能高产，但有了肥料，施用不合理也不能高产。因此必须做到：增施基肥，使用高浓度肥料作基肥，氮磷钾齐全，肥效时间长；早施提苗肥；增施有机肥作蜡肥；普施重施返青抽薹肥，真正起到增角、增粒、增重，防早衰防倒伏的作用；普施硼肥，油菜是对硼较敏感的作物，缺硼易形成花而不实，硼肥不能单纯注重在杂交油菜上使用，常规品种也应普施。
3.2 大力开展油菜高产创建活动
大丰市的油菜高产创建活动，由于主导品种明确，以推广秦优10号、宁杂19号、沣油737、荣华油6号为主；油棉套作等主推技术突出，增加密度，施好蜡肥，早施、重施薹花肥等田间管理措施得到较好落实，苗情转化快，长势好，高产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明显，促进全市油菜生产整体水平的提升。通过推广高产栽培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种植油菜收益。通过高产创建活动不仅调动了基层农技人员宣传新品种、新技术，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的积极性，而且让农户感性认识到了油菜新品种和高产调优栽培技术的优势，为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3 进一步推广油棉套作，提高套油作物效益
油菜、棉花是大丰市秋播、春播两大经济作物。过去由于大多数是纯作油菜，收获后再移栽棉花，油后棉的移栽期迟，影响棉花产量。为了既扩大油菜面积，又不因油菜收获后移栽棉花而影响棉花效益，将行距由过去的50～60 cm扩大至100～120 cm，既增加了通风透光条件，减少了菌核病发生，又提早了棉花的移栽期，特别是与杂交抗虫棉套种，效果最好，油棉套作已在棉花乡镇普遍推广。
3.4 机械作业，栽培轻简化
由于人少地多、油菜种植面积大、收获期劳动力不够的问题相当集中，推广人割机脱的油菜收获方式是最好解决方法[1-2]。油菜由于成熟期不一致，机械收获损耗大，农民不易接受，多年前大丰市万盈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就在当地推广人工割晒，等秸秆全部干枯后，用稻麦收割机进行脱粒，节省脱粒用工15个/hm2以上，还可使油菜秸秆粉碎还田，增加土壤肥力，抑制杂草生长，一举多得，2014年推广面积6 666.67 hm2以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效解决油菜种植劳动过多的隐患。
3.5 大力推广滩涂种植油菜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油菜对盐碱的适应能力超过大麦、小麦，在大麦、小麦生长不好的田块种植直播油菜可以获得高产和高效。2012年秋播，加大了宣传推广力度，目前全市滩涂种植油菜面积666.67 hm2左右，特别是稻麦原种场连片种植266.67 hm2，2014年产量2 400 kg/hm2以上，机播机收，实现了油菜生产的全程机械化，2014年秋播将加大推广力度，进一步扩大油菜种植面积。
3.6 大力开展试验，增加技术贮备
为适应大丰市优质油菜产业的发展需求，加快技术和新品种更新步伐。开展了宁麦19号、沣油737、荣华油6号的试验、示范工作，表现好，平均产量比面上品种高10%以上。2014年秋播进一步试验示范为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4 存在的问题
4.1 订单生产比例小，产业化水平低
大丰市是油菜生产大市，也是油脂加工强市，油菜年加工能力在40万t以上，大丰市目前的油菜籽只能满足20%的加工能力，但企业与农户实现订单种植比例很低，2014年出现许多农户油菜惜售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企业采取观望，或者加工多少收多少菜籽的现象，产业化水平低，将会严重制约大丰市油菜推广种植规模，给油菜种植户生产带来风险，也将影响2014年秋播油菜种植积极性，如何提升大丰市产业化水平，是该市油菜生产上面临主要难题。
4.2 高产保优栽培技术存在不足
油棉套种技术是近几年在大丰市示范并推广成功的模式，但该模式技术的完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适期移栽油菜十分关键，由于传统上移栽偏晚，油菜品种大多为迟熟高产的高大型杂交品种，造成油菜成熟期偏迟，对移栽在油菜茬口的棉花生长存在很大影响，这是大面积推广的难题。同时，存在播期偏晚，播量偏大，苗床苗量大，苗龄过长，高脚苗移栽比例率高；移栽过晚，冬前发苗不足，不能壮苗越冬；薹肥用量不足、偏迟；菌核病防治不力等常规技术不到位的问题[3]。
5 秋播技术建议
5.1 明确主体品种，优化品种布局
秋播油菜种植明确以秦优10号、秦优11号、秦优7号、宁杂19号、沣油737、荣华油6号、史力佳为主；淘汰双高和乱杂品种，杜绝种植未经试验品种。同时进一步优化种植布局，实现区域化种植，基地化生产，杜绝插花种植，以保证商品籽的产量和品质。
5.2 大力实施标准化生产
一是坚持适期播栽，推广科学的降密足肥技术。二是推广抗灾应变技术，尤其要抓好油菜的化控和菌核病防治技术。三是积极开展有机生物肥料、无公害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示范推广，以确保油菜品质，提升大丰市油菜产品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四是积极探索无公害农产品技术并制定生产技术标准操作规程，为无公害油菜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5.3 认真做好轻简栽培技术推广工作
在油菜轻简、节本、高效栽培措施求突破，重点抓好沿海滩涂机械直播油菜栽培技术和机械收获技术，努力实现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增加农民收入[4-5]。
5.4 认真实施高产创建，提高实施效果
认真分析目前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以组织开展挂钩服务和专业化服务为抓手，扎实推进高产增效创建活动，积极放大示范带动效用，加快推进高产技术普及化，最大限度发挥高产增效创建的示范引导辐射功能，最大限度挖掘油菜生产的科技潜力，促进大丰市大面积油菜平衡增产、油菜可持续增产。努力促进该市油菜又好又快发展。
5.5 加强产销衔接，扩大订单种植面积
2014年秋播，要继续与大丰市骨干油脂龙头加工企业接洽，力争订单种植面积达1.33万hm2，占总面积的80%以上，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出贡献。
6 参考文献
[1] 田保明，宋文光.河南省油菜生产现状与发展建议[J].河南农业科学，1993（7）：12-14.
[2] 张书芬，朱家成，王建平，等.河南省油菜生产概况及制约因素分析[J].河南农业科学，2010（12）：139.
[3] 莫，郭亚军，刘翠莲，等.2012年扬州市江都区油菜生产现状及发展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20）：66-68.
王桂显（执笔）
为了更好地适应WTO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所面临的形势，了解澳大利亚、新西兰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体系、职业标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做法，学习先进经验，促进我国农机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健康发展，由农业部农机试验鉴定总站组织的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农机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体系建设”考察团一行11人，于2005年6月16日至7月1日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专题考察。考察团先后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农业园艺职业培训中心、Jamie Grants农场、Banchory农场、国家制造业职业标准研究中心、维多利亚州初级产业部和新西兰的国家资格认证局、农业职业标准研究中心、建筑业职业标准研究中心、园艺职业标准研究中心等部门考察访问，与有关管理、研究、教学人员和农场主等进行了广泛的座谈和交流，对两国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取得了很大收获。现将考察到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有关基本概况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南半球，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属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通用英语。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大陆、塔斯马尼亚岛及周围海岛组成，面积为769.2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不足2000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地区是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气候干热，雨水稀少，是世界降雨最少的大陆。新西兰西隔塔斯曼海与澳大利亚东南部相望，由北岛、南岛和斯图尔特岛及周围海岛组成。面积27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近400万，境内山地、丘陵占总面积3/4以上，平原狭小。绝大部分属温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年温差小，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农牧业在两国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都已高度机械化。澳大利亚农用土地面积4.55亿公顷，2000年农业人口有41万，不足全国总人口的3%。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大麦和燕麦，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甘蔗和亚热带水果等。天然牧场辽阔，其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5%，羊和羊毛驰名世界，羊的存栏数和羊毛产量位居世界前列，肉、乳畜牧业十分先进。农业总产值390亿澳元，占国民总产值3.8%，加上加工后的部分所占比例超过10%。新西兰全国2/3的土地适宜农牧，农牧产品占国民总收入的3/4，占出口总量的60%以上。主要饲养羊和牛，是世界上按人口平均养羊、牛最多的国家，人均10只（头）。农作物有小麦、燕麦、大麦、新西兰麻和水果等，粮食不足自给。
在为期半个月的考察期间，考察团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澳、新两国农牧业资源的丰富和生产的发达，我们到的季节虽然已是这里的初冬，但整个大地依然都由绿色的植被所覆盖，在郊外参观的旅途中到处是绿草葱葱，不时可以见到成群的牛、羊在大自然中悠闲的生活着。其畜牧产品及其加工品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名不虚传。
二、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基本情况
1、主要发展历程
澳、新两国的职业教育培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全面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标准化、规范化时期。初期的职业教育是在大学内设有部分的应用技术和实践课程，为大学生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二战结束后，由于大批的退伍军人需要就业，同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统工业部门进行了技术改造，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新兴工业部门开始建立，现代管理制度逐步引入，这些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一线就迫切需要大批高水平的技能型、技术应用型人才和管理人才。而传统大学重学术科研、轻技术应用的教育思想，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这种需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TAFE(技术和继续教育)应运而生，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得到快速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使职业培训更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需求，提高培训质量，保持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政府认为应推动职业教育培训行业管理,更大限度地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政府组织产业职业技能标准研发机构在国家制定的职业培训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以此作为职业培训机构认证、课程设置审批和技能考核鉴定的主要依据，职业教育培训全面走向标准化、规范化。
2、组织管理体系
澳、新两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管理职能明确，机构设置清晰、体系完善。澳大利亚有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各级政府都在教育培训部设立“职业培训委员会”专门负责职业教育培训管理工作，联邦政府“职业培训委员会”，负责全国职业教育培训的规划和体系构建，指导、协调各州政府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全国职业教育培训的统一政策；向联邦政府议会提交有关职业教育培训的法律和经费保障议案，下达全国的指导性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管理、划拨该项政府拨款。各州政府“职业培训委员会”，负责统筹和规划本州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负责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评估和监督，负责对政府培训项目进行招投标，负责监督培训质量和管理职业教育培训经费等，并且各州政府有较强的独立性，都有一些不完全相同于联邦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新西兰有联邦和地方两级政府，也是由各级政府的教育培训部负责统筹职业教育培训工作。
3、职业培训实施机构
澳、新两国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可分为四类：①联邦政府办的TAFE学院，是国家实施职业教育培训的主体。有些TAFE学院是独立设置的，有些则附设在高校内。其规模大，设备先进，专业设置广泛，培训层次多样化，学制长短结合，培训模式灵活多样。②成人与社区培训机构，主要提供基本职业技能训练，为失业人员再就业和人员岗位流动提供岗前技术培训。③私立培训机构，国家鼓励私立培训机构参与对TAFE学院竞争，通过立法形式规范职业培训竞争机制。④产业部门、企业集团兴办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负责初级培训，开展实用型技术的在职培训和职业技能再教育等。在上述职业培训机构中，前两类属公众性培训机构，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少量收取学费（澳大利亚收10%）；私立培训机构的经费，一部分靠收取学费，另一部分通过参与政府职业培训项目招标，获得政府拨款；产业部门和企业集团兴办职业培训机构的经费则主要由产业协会和企业负担。
4、职业技能标准研发机构
澳、新两国的职业技能标准研发机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逐步由政府和产业协会组建成立的，并经认可注册的机构。如考察团访问的澳大利亚制造业职业技能标准研究中心、新西兰农业职业标准研究中心、建筑业职业标准研究中心和园艺职业标准研究中心。这些专门的职业技能标准研发机构及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负责进行本行业的就业需求预测和职业分析，包括了解国内外企业、学员的职业培训的需求，研究制定行业职业技能标准，经教育培训部审核、批准、颁布。职业技能标准研发机构还负责向政府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建议，向TAFE学院和其他职业培训机构提供专业课程设置、教学依据和咨询。其工作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拨款和行业资助，与政府有工作协议，并接受政府的工作考核，考核结果直接影响政府的拨款。据新西兰建筑业职业标准研究中心Lan shepherd先生介绍，该机构每年有1200万元新币的经费，其中70%是政府拨款，30%是建筑业资助。
5、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澳、新两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被社会普遍认可，证书作用明显，含金量高。政府有关法律规定，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通用，只有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才能从事相关职业的技术性工作。职业资格证书成了求职就业的必备条件，雇佣者以此作为上岗、确定报酬的依据，同时也是其免除相应法律责任的依据。澳大利亚的职业资格证书有六级，其中一、二级为初级，三、四级为中级，五、六级为高级（相当于我国职业学校的大专和本科）；新西兰的职业资格证书有十级，其中一至四级为普通职业资格证书、五、六级相当于大专，七、八级相当于学士，九级、十级分别相当于硕士、博士。
三、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特色
1、学分制修业
职业培训机构的课程设置和技能鉴定的内容，严格按照统一的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和统一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求，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内容全面、详实，不仅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课程要求，而且按职业功能模块和级别具体细化分解为学分，学员可以通过累积学分完成学业。这种学分制修业方法使职业培训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相衔接，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就可以自由地选择一级证书和二级证书要求的职业教育课程，高中毕业进人TAFE学院后，在高中教育阶段所得的职业教育课程的学分得到承认，即不必从头学起，可直接学习后续的课程模块。学生从TAFE学院毕业后，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其在TAFE学院学习的相关专业的课程全部（若大学的专业实践性较强）或部分（若大学的专业理论性较强）得到承认。这为TAFE学院毕业生进一步深造取得大学学位创造了条件。由于课程设置为模块式的，学生可以进行全日制学习，也可以在就业后进行部分时间制学习，同时，职业培训机构对学生通过自学或在工作、生活中获得的相关专业技能也予以承认，使就业前教育和就业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根据个性发展需要进行选择学习，也有利于学生逐步分段攀登，更为在职人员提高职业岗位技能创造了条件，从而大幅度提升了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为社会提供实用人才的效率和效益。
2、注重技能训练
职业技能标准研发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都与企业集团建立有广泛的、有机的和密不可分的协作关系，以确保获取最切合实际的训练和最新的专业信息。企业集团研制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往往都无偿地予以提供，及时纳入职业技能标准和培训课程。职业技能标准和培训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行业企业和学员的培训需求，特别注重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各职业培训机构都有实践基地或实习企业，大部分的学业是在实践基地、行业企业或农场完成。对学员的技能鉴定，也以实际操作技能为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到工作岗位上马上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没有适应期。另一方面行业企业通过参与职业培训运作与监督，对职业培训有很好的认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受到行业企业的普遍欢迎，有很好的就业前景，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也到TAFE学院接受职业培训，才能有比较广泛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职业培训的社会地位，增强了职业资格证书的作用和含金量。
3、实行资质管理
政府对培训机构的质量保证体系、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实行资质管理，通过评审认证注册登记。经过认证注册的培训机构才能有资格参与政府职业培训项目的招投标，获得政府拨款。担任职业培训的教师一般要有5年的专业工作经验，受过教育专业培训和具有相应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同时职业培训机构鼓励其聘用的教师成为产业协会的成员，参加专业协会的活动，接受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信息。在职业培训教师队伍中，有相当比例的兼职教师，他们聘自于产业协会和行业企业，大多是企业集团的老总、部门经理或技术骨干。考察团在新西兰访问的国家资格认证局，是联邦政府教育培训部下设机构，负责组织质量审查组对职业培训机构的认证注册，对职业技能标准和职业资格证书等评价认可。其对培训机构认证收费每小时100—150元新币，一次认证收费一般为1600元新币左右。认证注册有效期为3年，期间培训机构还要接受质量审查组的年度监督审查。对审查出的不符合项，培训机构要予以整改，问题严重的将被停业整顿或撤消注册。
4、市场机制运作
政府主管部门每年根据职业培训框架和培训计划，确定职业培训项目和指标，以职业培训这个“特殊商品”的“购买者”身份，在有资格的学院、社区、私立和企业的职业培训机构中进行招标，哪一个职业培训机构适应经济和社会需要，且质量高（学生的巩固率高、毕业生获证率高、就业率高）、成本低（生均经费低），政府就“购买”哪一个的“特殊商品”，中标者获得该项政府投入，以此来不断提高职业培训的质量。这种市场运作机制和拨款方式成为政府发展职业培训的指挥棒，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的作用。这种管理模式促使职业培训机构最大限度地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高效率地利用教育资源。同时，政府鼓励职业培训进入社会市场竞争，得到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的资助。
5．技能鉴定便捷
由于职业技能标准是按职业功能模块和级别分解叠加，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功能模块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学员修业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只要其能力符合某个功能模块的要求，即可以通过技能鉴定，获得该项的学分，待全部通过某个级别若干个功能模块的技能鉴定，积够学分，即可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置于职业培训机构，其鉴定活动受控于认证注册制度。职业资格证书由职业培训机构颁发，全国统一格式。这种培训与鉴定的结合，既促使培训机构不断按职业技能标准更新培训内容，也使学员根据自己的精力与培训要求，灵活支配时间完成培训课程。同时，国家鼓励职业技能标准、培训教材和技能鉴定市场化，通过市场激烈竞争，刺激职业教育培训事业蓬勃发展。
四、体会与建议
澳、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其从业人员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技能密不可分，归结于国家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视，归结于社会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认可。两国政府都把职业教育培训放到了提高公民劳动力素质，保证国民经济“高质量，高效益”运作的高度来认识，投入巨额资金，颁布有利于职业培训发展的配套政策法规，积极支持和推动。社会各界，对职业培训和资格证书制度投入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积极参与职业技能标准研发、职业培训运作、课程设置、技能鉴定等工作。各类教育形式相衔接，教育资源得到高效率、高质量地利用，职业培训机构不断壮大发展，并形成多元化的格局。职业资格证书成为求职就业的通行证，得到求学者和雇佣者的普遍认可和信任。
我国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水平普遍偏低，特别是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多、素质差，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尤为短缺，直接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制约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水平，培养造就农业人才队伍，对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全局。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农业行业的实施，农业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发展时间短，认识不到位，国家投入不足，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机制，各方面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农业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还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农机人才队伍是农业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农机行业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工作，加强农机人才队伍建设，是各级农机部门的重要职责，是广大“农机人”的共同事业。结合澳、新考察和我国实际情况对农机行业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提出如下建议：
1、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机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对农机行业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履行职责。协调农机系统内、外部关系和政策，整合系统资源，加大投入力度，统筹规划和部署，确定发展目标和工作目标，落实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和人员，纳入考核管理，加强监督和指导，推动农机行业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2、制定配套政策，强化主导作用。在积极采取措施，落实农机修理工就业准入制度的同时，加强农机行业其他职业（工种）就业准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在农机大户培训、购机补贴、跨区机收、维修网点审定、整顿农机市场等业务和项目中，对人员能力和职业资格提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将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与行业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政策约束力和利益驱动力，引导和鼓励广大农机从业人员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推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农机行业顺利实施。
3、加强宣传发动，提高社会认知度。 注意收集和整理农机行业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工作在提高人员技能水平，提高作业效率，保证维修质量，减少机械事故和故障，增加获证人员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的典型事例，结合科普宣传、年审年检等活动，通过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体，加强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作用的宣传。同时，通过组织业务比武、技能竞赛等活动，扩大社会影响，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认知度，为推动农机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工作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4、采取多种形式，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加强农机行业职业培训方法和技能鉴定模式研究，探索单元化教学、学分制修业、模块化鉴定的途径，促进农机专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衔接。以促进就业能力为导向，以提高技能水平为目标，鼓励涉农院校和农机化学校推行“双证制”，使毕业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机制，引导和鼓励农机行业企业、农机服务组织和其他社会单位积极参与职业培训运作、课程设置和职业标准研发，增强用人单位对职业资格证书的信任度。同时，通过技能人才使用和激励机制的建立，逐步搭建起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就业上岗的直通平台。
5、夯实基础工作，保证“证书质量”。进一步加强农机行业国家职业标准内容和功能作用的研究，及时了解农机新技术、新工艺，分析行业新职业、新需求，不断完善国家职业标准的内容，使其成为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的重要依据，积极推进已颁布职业标准的实施和统编职业培训教材、技能鉴定试题库的利用。同时，加强农机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和质量督导员的培训与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农机化中专和农机化培训学校的“双师制”，使农机职业培训的教师具备讲师和技师资格。按照“统一标准、教材、试题，统一鉴定工作程序，统一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行为，保证工作质量，使农机职业资格证书在行业企业和全社会有良好的质量信誉。
五、其他考察情况
通过接待我们的Des McGarry先生和昆士兰大学Jeff Tullberg教授的介绍以及到Jamie Grants和Banchory两个农场的参观访问，使我们对澳大利亚的农业机械化和保护性耕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澳大利亚的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以家庭农牧场为主，而且规模很大，一般土地面积在几百或上千公顷，机械化程度高，社会化服务完善，生产效率高。如考察团到的昆士兰州多尔比市附近的Jamie Grants农场和Banchory农场，分别拥有土地5千多公顷和2千多公顷，这两个农场都是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农场，主要种植的作物有小麦、高粱、棉花和向日葵等，前者平时有3个人从事生产和经营，后者平时只有1个人打理。Banchory农场的主人诺瑞斯（译音）先生告诉我们，他有拖拉机、小麦播种机、高粱播种机、植保机和运输车各1台（辆），采取保护性耕作方式，播种和田间管理工作都由自己完成，只是在农忙时（主要是收获）从服务公司雇请帮手和作业服务。可见科学的生产方式、高度的机械化水平和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为农场高效率的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和支持，减轻了生产压力和管理的负担。
澳大利亚是实施农业保护性耕作较早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模式。Des McGarry先生向我们介绍“免耕、轮作和固定道作业”是澳大利亚保护性耕作方式的三要素。在澳大利亚由于土地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为了提高机械作业效率，各农场普遍采用动力在100马力以上的大型农业机械。同时，由于大型机械反复在耕地上作业，造成土壤压实，不仅增加了机械动力的消耗，而且不利于雨水入渗，降低土壤的蓄墒能力，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经过多年研究，澳大利亚农业科技人员总结了一套固定道机械作业方式，该项技术主要是根据作物的行距、机组的轮距和作业的幅宽等，在农田中划定出若干组一定宽度的固定机组作业道，适当调整机组轮距，使每次作业时机组的承重轮都能在固定道上行走。据Jeff Tullberg教授介绍他们多年的研究表明，固定道作业方式比传统的非固定道作业方式：一是避免了机组在松软的土壤上行驶、在压实的土壤中播种，可以节省机组50%左右的牵引力，减少能耗，减低成本；二是避免了土壤被轮胎反复碾压，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和蚯蚓含量（Jamie Grants农场实行固定道作业12年，土壤有机质含量由1.0增加到1.8，蚯蚓含量增加20%），适宜作物生长；三是减少压实土壤面积，利于雨水入渗，增加土壤蓄墒能力，同时减少地表径流，一般压实土壤的地表径流是未压实土壤径流的3倍以上；四是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0%—20%。
据介绍澳大利亚为了防止土壤风蚀和沙漠化、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地肥力、保持生态平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推行保护性耕作方式，初期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难度，政府为了推广这项技术，先后启动了大量的研究、示范、培训项目，并对采用这项技术的农民在机具购置、改进、税收、用油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通过项目带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按照Des McGarry先生的估计，目前全国有30%的耕地实施了少耕技术、40%的耕地实施了免耕技术。澳大利亚在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同时，还十分注重视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综合运用。如将GPS定位技术应用于农业机械的免耕精量播种、施肥、喷药和固定作业道划定等作业控制，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利用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澳大利亚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经验和做法对我国推广该项技术，提高了有益 借鉴。
注： 赴澳、新农机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体系建设考察团成员
【关键词】生态适应；文化变迁；生态移民
【作 者】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47-006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China’s experience of 30 years
Qi Jinyu
Abstract：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has been used by Governments，the academia，and various form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focus on an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issues，making th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has become a high-profile emerging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briefly comb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focusing on analysis of China’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nearly 30 years (1978～2008)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yet ripe，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subjects’ norms is more prominent，and so，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the norms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Ecological adaptation；Cultural Change；Ecological migrants；Ecological harmony；Sustainability
西方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期，这个领域的研究趋于规范和成熟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研究进入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本文就近30年来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及其进展加以初步梳理。目前，生态人类学研究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在学科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应在广泛吸取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成果和深入开展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典型个案，从术语、概念到方法和学科史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此，既利于学术对话和比较研究的进行，也能使生态人类学的中国化有一个理论平台，不断深入，此外，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学科规范建设。
一、生态人类学：概念及其发展
人们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由来已久。人类学的这个研究领域通常被称为“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一词的使用是1960年以后的事，关于“生态人类学”一词，一般认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韦达(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然而人类生态学研究从法国的马塞尔・莫斯和英国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就已经开始。莫斯根据民族志的资料指出，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生活因环境因素分为冬季社会集中期和夏季社会分散期，宗教的、道德的表达方式及其强调程度，顺应社会集团这种集中和分散的集团化原理而变化。普里查德经过实地调查指出，奈尔地区半农半牧的努尔人到了雨季，他们的村落分散在一定的地域之内，到了旱季，许多村落又集中到河川流域。这种游牧生活与他们非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因此，重视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
生态学是研究动物、植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生态人类学研究人和生态的相互关系，此外，它还要研究观念体系在其中的作用。这一研究领域的形成是基于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和灵长类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而初具形态。日本人类学家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研究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田中二郎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有别于生态学研究，必须具备这样的观点：要认知动物生态学所顾及不到的观念体系和技术体系。他认为，生态人类学在近20年来进展迅速，但是其基本方法论是对环境影响下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形态的分析。[2]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社会组织、技术、环境等重要组成要素。为了确保通过直接观察所做的再编排较之民族志的科学性、正确性，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重视直接观察和计量。
20世纪20、30年代，在文化生态学研究方面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在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持“环境可能主义”立场。环境可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较弱的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并不是严格地限制文化的发展。J.H.斯图尔德(Steward)被认为是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1955年由他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被看作是生态人类学理论产生的直接源泉。斯图尔德强调了人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不同，把说明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探讨这种文化类型起源的学科规定为文化生态学。尽管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虽然有诸多不足之处，也曾遭致批判，如韦达(Vayda)、拉帕波特(Rappaport)、贝内特(J.W.Bennett)、唐纳德・L・哈迪斯蒂(D.L.Hardesty)等人指出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严重缺陷，但是由他所倡导的对地域集团的生产形态和生存环境进行细致的研究，后来却成了生态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
文化进化论是20世纪20年代左右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M.P.萨林斯和E.塞维斯强调的“特殊进化论”、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L.A.怀特的“一般进化论”等文化进化论的各种流派，从各自的研究视角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现代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
关于灵长类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在欧美发端于C.R.卡彭特(Carpenter)对豪埃猿的研究，从1960年开始，多博和R・李根据狒狒的研究，对非洲的布须曼人进行了研究。
在20世纪60～70年代，生态人类学逐渐产生生态系统途径和民族生态学两种研究路径。1963年，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农业过密化》成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首次明确提出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生态人类学采用了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概念形成了生态系统途径，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民族生态学是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它以结构语言学为手段去了解当地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从而得到当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观，并得出如下结论：环境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和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有研究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生态人类学不会再是凯・米尔顿所说的“一种观点”，而是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3]
二、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生态人类学研究进入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时期伊始，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处于“补课”阶段，主要侧重于对国外的相关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引进和译介的国外生态人类学经典著作，包括：科兹洛夫《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1984)[4]、美国学者内亭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1985)[5]、绫部恒雄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1986)[6]、田中二郎的《生态人类学――生态与人类文化的关系》(1988)、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的理论》(1989)[7]、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1989)[8]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2000)[9]、唐纳德・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2002)[10]、大柳太郎(2006)[11]等。
我国本土人类学的两本奠基之作：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都以生态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也可谓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则要归于美国学者哈里斯明确地把、张之毅的禄村调查视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范例。[12]然而，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从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概念界定、内涵及其外延等充分加以探讨，并就该研究领域的本土化加以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1993年，宋蜀华教授撰文介绍了生态民族学，指出它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亦即研究族体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的方式。它的研究领域包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信仰、行为及道德标准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与生态环境的关系。”[13]1996年，宋蜀华教授又提出“生态文化区”的概念，将中华民族划分出八个主要生态文化区，指出“生态环境对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文化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影响”。[14]可以说，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尚处于引介国外相关理论和本土化探索的初期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也给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的足够的发展空间。
三、当前中国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取向与发展趋势
(1)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学科研究发展较为迅速、在该领域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国内的一些学者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与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认定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必定隐含着对当地生态维护极其有效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这些智慧与技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直接的利用价值，发掘和利用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态灾变。目前，在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云南大学的尹绍亭[15]、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16]、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裴盛基、许建初、新疆师范大学的崔延虎、中山大学的麻国庆、吉首大学的杨庭硕、罗康隆[17]、云南民族学院的高立士[18]等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尤其值得加以介绍两位人类学家在生态人类学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尹绍亭教授是中国西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刀耕火种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著作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研究视野中，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少数民族就是通过他们所经营的刀耕火种农业系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主动调适其生存环境后获得的延续发展。[19]
杨圣敏教授曾经先后20余次赴新疆对维吾尔、塔吉克、塔塔尔、哈萨克等民族进行实地调查，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牧场和高原，做过2500余户，包括13000余人的入户访谈和调查，大量的实践，使他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有很多新的认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他首先提出了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干旱区文化的观点，并从历史和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论证了这种文化的特点与新疆干旱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他进一步在云南、海南岛等多雨地区的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探讨环境与文化之关系。[20]
有研究者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民族学人类学者致力于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解释，并且创建了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人类生态系统等诸多理论流派，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这就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角度和特色。[21]
(2)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生态移民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恶化，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生态学家都力图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借鉴。在生态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关于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并举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22]，从长远看来，所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有助于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系统相当脆弱的地区。近年来，民族地区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对资源的无序、过度等不合理开发，已使那里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和突出。有研究者针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与治理、新技术支持和文化自救、地方族群生态系统重构与修补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23]在生态人类学的区域性研究方面，微观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过对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加以探讨，揭示了长江民族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开放性、和谐性、节律性和变异性等特征。[24]
生态移民是以保护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政府行为，它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关于生态移民、文化适应以及文化生态保护等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焦点。也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分析牧民定居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地方政府制定地区发展计划时需倡导参与式发展、让当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水利资金投入和限制当地牲畜数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5]也有研究者认为，生态移民工程不应成为某一地区或某些地区孤立地实行的工程，对一个国家来讲，生态移民工作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必须从社会公平和民族平等原则出发，从整个国家的整体角度统筹规划。此外，针对不同的地区情况差异，也有研究者认为要加大针对性的区域生态移民安置的模式研究。[26]
(3)生态适应与文化变迁研究
文化生存是近年学术界较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所谓的文化生存，主要指小民族或者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其民族传统的权益战略。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历经时间考验形成的适应性关系，也曾确保了当地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研究者认为，当传统文化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生产方式等发生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前的诸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常令本土文化处于消亡的边缘。由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绞结在一起，丧失其一也意味着两者共同失败。[27]人类除自身繁衍外，还需要将同自然植被和动物种群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累世传递下去。如何重整已经破损的文化生态系统呢?有研究者从广西、云南的两个应用人类学调查个案分析认为：新技术支持和文化自救，对于地方族群生态系统重构与修补，是行之有效的、必要的。[28]也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对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旅游场域”进行分析，比较了三种不同开发模式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旅游场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的方式。指出“旅游场域”中的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环节：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这是保证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29]
在生态人类学的区域性研究方面，微观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过对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加以探讨，揭示了长江民族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开放性、和谐性、节律性和变异性等特征。[30]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鄂伦春族传统生存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狩猎文化的自然进化过程遭致断裂，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简单文化的特点，束缚了鄂伦春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31]从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可以发现，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元凶或前提往往是人类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有学者指出，一方土地造就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养护着一方的生态环境，并由此为世界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各民族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发挥各自的潜能。这不仅是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32]
有研究者基于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进展和作者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结果，提出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概念。研究者认为，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除了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系统科学等主要学科外，还要求一些直接研究小规模社会的学科的参与，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多学科实地调查和分析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32]也有研究者对环境问题的分析应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角度来加以探讨，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人类应用文化的调适作用，在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文明观。[34]
生态和谐与环境保护潮流虽然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但是生态保护与生态和谐的宗旨，也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有研究者认为，如何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意识将有助于人们重视信仰在环保中的协调作用，恢复生态保护的道德自律。[35]
四、结语
由于生态人类学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因而在学科规范上问题也很多，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规范建设。应在广泛吸取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成果和深入开展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典型个案，从术语、概念到方法和学科史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此，既利于学术对话和比较研究的进行，也能使生态人类学的中国化有一个理论平台，不断深入。
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大环境下，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现代化正在向社会各个领域中不断渗透。目前，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回应现实的需要，把研究视野拓展至中国社会的各个基本层面。所以需要大力拓展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进一步规范学科体系建设、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发展和培育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在今后的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中，注重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族主体性地位忽略的结果，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关注我国民族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从而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可能也是今后我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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