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4 00:37:45
导语:在音乐学专业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学习声乐有利于扩大学生知识面
声乐的学习离不开音乐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学生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掌握音乐的基础知识。同时每首歌曲的创作年代及创作背景不同,在学习和演唱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投身到作者创作的时代,结合歌词来理解歌曲表达的故事和思想感情。增长了学生的历史知识、文化知识以及民族风俗等。
(二)掌握声乐的演唱技巧,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的创新也越来越多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近年来,卡拉OK的兴起,促进了KTV行业的发展。走进KTV,拿起麦克风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消闲娱乐的方式之一,“麦霸”也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汇。大学生的业余生活同样离不开KTV。但是仍有许多人由于不自信而采取只听不唱,或者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导致“声嘶力竭”以及“带同伴去旅游”(跑调、走音)的现象。大学生活中也会经常组织一下文娱活动,能够站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甚至拥有大批的“粉丝”无疑会给学生增添无比的自信心。
(三)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艺术审美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潜力
声乐演唱是作品的二度创作。在演唱声乐作品的过程中,歌者往往会根据自己对歌曲的理解来演绎作品,这种做法对于培养学生的艺术表现力,激发大学生的创作潜力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随着声乐学习的不断深入,在掌握了乐理的基础知识和歌曲创作的基本手法,一些有思想的年轻人也会将自己内心的感情世界通过歌曲创作的形式表达出来。
(四)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声乐教学能以健康向上的内容、优美动听的旋律,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同时,通过学习和演唱不同题材的声乐作品,体会作者的意境,扩大了文化视野,提升文化修养,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高职院校针对非音乐专业学生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声乐开设的条件缺失
声乐课是教师示范和学生演唱相结合的授课方式,需要专业的一体化的音乐教室,其中,最重要的是钢琴。同时,为了避免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他人造成打扰,一般要求音乐教室的隔音效果较好。但是目前在许多非音乐专业的高职院校中,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导致声乐教学成了虚设,只能通过多媒体来开设音乐欣赏、影视作品欣赏等课程。
(二)声乐教学的不延续性
高职院校音乐课一般采用公共选修课的方式开设,公选课的授课范围要覆盖整个学院,因此班级人数都比较多。而声乐课的教学和学习存在着特殊性,每个人的声音特点都是不同的,而对于同样一段曲目的演唱,不同的学生存在不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老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指导。另外,高职院校的公共选修课一般是一学期选择一次,在选课的过程中,由于选课人数较多,可能导致想要继续选修声乐课的学生由于人数过多而选不上声乐课。有些院校甚至规定学生不能重复选修公共选修课,导致每一学期的声乐课都是从头开始。而每个学期的课时也很少,这根本不能满足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和实际需要,也会影响老师教学的积极性。
(三)学生的音乐基础知识缺乏
通过两个学期的声乐公选课的教学发现,学生喜欢唱歌的非常多,但是对于音乐的基础知识十分匮乏。大部分同学都不会识五线谱和简谱,也不会视唱。唱歌只是跟着MP3学习。对于节奏、节拍等知识更是知之甚少。导致授课老师每次都要在有限的课时分出一部分普及音乐的基础知识,既耽误了学习的进度,也影响学习的效果。另外,学生对音高和调的了解非常少,甚至不能准确地唱出钢琴上的某一音高。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多次带唱才能到正确的音高上。
(四)选课学生人数要求多,教师没得选
高职院校音乐课一般采用公共选修课的方式开设,公选课的授课范围要覆盖整个学院,因此班级人数一般都要求多少人以上才开班。而声乐课的教学和学习存在着特殊性,每个人的声音特点都是不同的,而对于同样一段曲目的演唱,不同的学生存在不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老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指导。高职院校学生在学期初通过选课平台来选择声乐课,选课的人数有限,但是老师不能选择学生,只能随机选到哪些就是哪些,也许错过了基础条件好的同学,这也是声乐教学的缺失。
三、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声乐公选课的开展
(一)学院重视声乐课的教学音乐教育对于塑造学生的人格,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了推进学生素质教育的发展,开设了音乐欣赏、声乐等公选课,同时根据课程开设的需求,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备教学设施,鼓励教师开设声乐课
学院在原有的多媒体教学设施的基础上,购置了钢琴等硬件设施,尽量满足声乐课上课的需求,更好地促进声乐课的开展。同时,成立组织音乐专业毕业的老师成立艺术教育教研室,鼓励老师开展各种类型的音乐专业课程教学。如:音乐基础、音乐欣赏、声乐入门、声乐提高班、节奏与打鼓等。
2.开设不同级别的声乐公选课,师生双向选择
由于公选课的延续性不强,声乐公选课在以往总是重复带新生的情况。既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水平提高也起不到好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特地从学生大一上学期就开设了声乐基础课,授课内容主要是基础乐理知识以及声乐的入门。选课人数控制在50—100人,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逐渐了解每一个学生。学生也通过10次课的时间了解声乐课的知识点和上课的形式。在学期末师生根据对对方的满意度进行双向选择,进入下一学期的声乐提高班。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保证每位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第二学期的声乐提高班在人数上会有大幅度删减。
3.教师灵活组班,选课学生梯队式排列
针对声乐课的授课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分组的形式进行小班式教学。采用小组一起练声和个人单独练声相结合的方式。小组一起练声或演唱时学生可以听老师整体地讲解或指导,单独指导时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某一错误发声提出指正。小班制教学使学生学唱与听唱相结合,即使学生在听老师单独指导别的同学,也能体会到别的同学的发声方式是否正确,发声位置是否科学,与自己的发声有哪些区别,自己存在类似的问题以及如何改正等。通常第二学期选修声乐课的同学已经熟悉了这种教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他们的学习热情,也使学生的演唱水平有显著提高。
(二)加强学生音乐基础知识普及
大学生对音乐普遍存很高的学习兴趣,渴望更多地了解音乐作品和知识,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是自己能自如地进行声乐表演。针对大学生音乐基础知识匮乏的问题,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艺术教育教研室经过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在学生入学的第一学期开设《音乐基础》公选课,课程采用大班授课的方式,主要是向学生介绍音符、旋律、节奏、节拍、音程、和弦、调与调式等基础乐理,让学生对音乐的学习有一定的了解。为学生后续的选择音乐专业的公选课打好基础。同时请几位教授不同科目的老师轮流授课,展示声乐、器乐、舞蹈、健美操、音乐欣赏等课程,让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的选修。
(三)声乐教师加强自身专业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教学水平
作为教授声乐课的教师,首先要具备基本的理论和教学能力。其次还应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教育科学修养,良好的钢琴即兴伴奏的能力。最后为了提高声音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声乐演唱能力,专业教师必须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基本功扎实。在教学过程中,思想集中,在教学中与学生做好配合,并能准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不断融入新鲜的元素,使学生更容易、更愿意接受。
(四)选择学生喜欢的曲目教学,卡拉OK进课堂
针对学生对传统声乐曲目和近代流行通俗曲目的好恶,组织校内音乐专业的老师根据学生的爱好,结合传统声乐的教学方式,选择学生熟悉的部分传统曲目和喜爱的通俗歌曲,编写校本教材,组织实施。在教学中重复利用多媒体等教学设备,将KTV接入课堂,让学生在课上练习KTV里的曲目,指导学生如何更好更轻松地演绎歌曲,使学生在K歌中体验到声乐学习的乐趣。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声乐表演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学习学习声乐的积极性。
(五)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声乐表演机会,促进学生学习兴趣
幼儿教育重在保教结合。幼儿园一日常规教学需以游戏为主,倡导快乐学习、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而这一切都同音乐教育形影不离。不论是儿童故事、儿童剧、歌谣、舞蹈律动还是其他游戏设计组织和幼儿智力和身体协调发展,都离不开音乐元素。因此,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音乐素养。音乐素养属于学习音乐以及与音乐相关的艺术活动的基础性理论性课程中的综合素质教育范畴,基本涵括读谱能力、听音能力、节奏能力以及和声、创编能力的综合训练,经过严格规范的教学训练,可以具备较全面的音乐理论知识、音乐发展史知识和较强的音乐欣赏能力、器乐声乐表现能力。鉴于学前教育专业所培养的人才,主要从事幼儿教育教学工作,而幼儿课堂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几乎都与音乐有关,幼儿需要从舞蹈、歌唱、器乐弹奏和音乐剧中学习愉悦身心的节奏、和谐美妙的声音,体会优美氛围的环境创设,一个不懂得音乐内涵、不理解音乐和不会欣赏音乐、表现音乐的人,只是在机械地重复各种声音排列的人是不可能达到课堂教学基本要求的,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的。所以,在学前教育人才培养工作中,一定首先重视音乐素养的基础教育,只有给学生坚实厚重的基础,才会使他们拥有将来持续持久的专业发展能力。
二、目前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及对策
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政策利好刺激,近两年学前教育事业有了跨越式、爆发式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各级学校开设学前教育专业,加快提高培养速度和规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但是,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都需要几个完整的包括计划、实施、反思、调整、提高、完善等教育环节的发展周期,以努力适应社会市场对人才规格的变化需求,才能获得一个较为成熟的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所以,在大而快的发展形势下,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学前教育专业以及学前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对音乐素养教育未给与高度重视。大多学校的学前专业非常注重基本文化理论课程,特别是初中起点专科,在课程设置上为了体现全科教育,只注重了文化理论厚重扎实,语数英理化史地生政各学科齐全,三学六法必修,却忽略了幼儿教师最为需要的音体美课程,而其中的音乐课程再分散到键盘、器乐、声乐、合唱等门类中,每周学生只有三十几个课时,音乐素养类的乐理视练和声欣赏教育教学时间少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一定要在教育思想上重视综合素质培养,更加注重教师教育技能教育,首先加强音乐素养教学,必须进行课程体系调整,在教学时数上对音乐素养课程予以保证,并引导教育学生在音乐素养学习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音乐素养课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所有艺术类包括语言类技能的必须基础,其在学前教育人才培养中技能学习和人文素养提高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二是急功近利思想影响音乐教育教学。毋容讳言,各类学校特别是学前教育专业扩招速度和办学规模迅速加大,使学生入学质量根本难以保证。且不说学前教育招生现在基本没有了入学面试,艺术技能考查更是无从谈起,学生入学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高考或者中考成绩。如此一来,虽然我们搞了几十年的中小学素质教育,但我们的青少年学生艺术素养特别是音乐素养基础,就连学前教育这样的非艺术专业也很难谈到满意,这就使得我们的课堂教学遇到很大困难,首先是音乐基本能力水平差距过大,五音不全、不识简谱线谱、没见过钢琴的学生,同业余器乐或声乐十级的学生按专业划为一个教学班,这种情形怎能一个分类施教或者区别教学解决得了。其次是教学计划和教学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教师面临着各种教学考核,这就势必造成在音乐技能教学上的急功近利思想,往往在学生还没有受到良好音乐素养教育的基础上,就开始进行键盘学习和声乐学习,结果学生只是掌握了应付考试的曲目,简单机械地毫无音乐艺术美感地完成所谓学习任务,根本不能达到承担幼儿园教学活动组织要求,更枉谈愉悦身心的综合素质培养和进一步的教师职业持续发展,这种忽视音乐素养教育为基础的人才培养做法其危害不言而喻。
关键词:音乐专业课 历史文化 地理文化 宗教文化
音乐是一门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学科,和历史、地理、宗教等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通常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一直以来,音乐教学都是以教材为主,教师为中心,整个教学思路都是按照教师的套路进行,以至于学生的特长得不到发挥,进而导致许多学生失去了对音乐学习的兴趣。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在音乐专业课教学中能够恰如其分地进行文史知识渗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更能唤起学生学习音乐的激情,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在音乐专业课教学中渗透历史文化
人类社会文明史之所以发展得辉煌灿烂,最大的功臣当属音乐。远古时期,还未形成文字,但大量的神话传说、歌谣通过音乐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我们从“敬天常” 、“总禽兽之极” 和“奋五谷”的优美旋律中,可以了解到人们对农业知识和自然规律的认知。从歌颂夏禹的《大夏》、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中,可以了解到夏商时期的乐舞已从对原始的图腾崇拜转化为对人的颂歌。到了近代,革命音乐、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百花齐放,竞相传达着时代的声音。因此,在具体的音乐欣赏教学中,融入相关的历史知识,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更能引导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音乐,真正融入到作品的意境中去。
在讲授“美国音乐”时,我们可以先从其历史讲起。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如《2020视野:“豪斯赖特未来音乐教育研讨会”报告》所说:“几个世纪来,庞大的移民已经把美国变成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多元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820年到1990年间,逾5000万移民来到这个国家。一个世纪前,移民多来自欧洲,而如今,新移民的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根据人口统计局的最近报告,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将会看到,亚裔、拉美裔、非裔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美国的确正在变成一个全球各民族的缩影。”①有了这些历史背景做铺垫,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的音乐会风格各异、丰富多彩了。
在讲授音乐作品内涵时,应从从创作者所生活的历史时期讲起。因为,创作者的音乐风格与其所处历史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有相当多的音乐作品都是在表现创作者所处历史时期的心理状态或是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如,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之所以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那是因为他在创作这首小夜曲时事业处于高峰期,心情很不错。而《g小调第40号交响曲》之所以充满着悲切、愁苦,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妻子身患重病却无钱医治,孩子嗷嗷待哺却买不起面包,希望朋友伸出援手却被弃之不顾。在欣赏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的作品时,亦可先从他创作生涯的两个时期讲起。他在华沙时期的作品曲调明朗欢快,赋有浪漫主义色彩。而他在巴黎时期的作品大多充斥着浓郁的爱国之情,那是因为法国七月革命后波兰处于被外国势力瓜分的悲惨情境,所以他的《d小调前奏曲》(1831)和《c小调练习曲》(又被称为《革命练习曲》(1831)均充满着激愤和深深的悲痛之情。
此外,我国的很多音乐作品也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应着重介绍一下。如,《义勇军进行曲》是我国的国歌,从三岁孩童到鬓白老人,没有不会唱的。但是会唱不代表能够真正理解音乐的内涵,而不能真正理解音乐内涵,就背离了音乐欣赏的本质。所以,在具体的音乐欣赏教学中,我们可以先重点介绍其历史背景。如,它创作于1935年,是时中华民族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原本是著名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随着电影的播放而红遍全国,被喻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号角。有了这些了解,学生们在欣赏歌曲的时候,一定会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那份拳拳的爱国之情。
在欣赏音乐作品《松花江上》时,可以以其创作者张寒晖所处的历史背景为切点,导入音乐。该曲创作于1936年,那时被驱赶到“剿共”第一线的东北军,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反而要为内战做炮灰,携家带小,流亡关内。在西安二中执教的张寒晖,对这种惨景可以说是耳濡目染,于是便谱写了这首声名远播的独唱歌曲。在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后,学生就会明白,为什么倾述性的音调会贯穿全曲,为什么旋律以反复咏唱、环回萦绕的方式缓缓展开,为什么感人肺腑的旋律中蕴藏着抗争的力量。
二、在音乐专业课教学中渗透地理文化
“特定地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②正如美国的爱尔乌德在其著作《文化进化论》中所说:“人类的文化,如树上的果实一样,是依照气候和地理条件而产生的。地理环境对于文化之起源和进化,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山歌、牧歌、田歌中地域性特色尤为突出。山歌的形成与高原和山地息息相关。北方太行山以西的的西北高原地区(黄土高原、青海高原、陇东高原等)就流传着很多的山歌体裁。这些地区大多沟壑纵横,人烟稀少,交通也很不便利。于是,常年“赶脚”的汉子便用山歌的形式驱赶孤寂。从中我们既能感受到西北高原特有的苍茫和空旷,也能体会到歌唱者内心的凄凉和深沉。牧歌因产生于宽广辽阔的草原地区,因此其音乐具备舒展、悠长、宽广的特点。田歌流行的主要区域为我国的稻作区,而稻作区的划分取决于气候条件和地理纬度等因素。所以,在具体的音乐教学中,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相应的地理知识来扩大学生感悟音乐的空间。如,在欣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时,可以先从内蒙古的地理特征说起,其后分析内蒙民歌中高亢、悠扬、抒情、旋律优美等特点,最后再让学生聆听音乐,当“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的歌声响起,深远的意境一下就进入了学生的脑海,顿时就让人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仿佛看到了那漂浮在天边的朵朵白云和奔驰在茫茫草原上的骏马,同时也聆听到了牧羊人的心声。
在欣赏德奥音乐作品时,同样有必要从“音乐地理学”的角度去审视音乐。莫扎特的音乐会让我们联想到温和的气候;联想到阿尔卑斯山顶的皑皑白雪;联想到古老的乡村教堂、遍布山坡的葡萄园、巍峨雄壮的城堡、以及河沿岸的牧场、山谷等等,而《蓝色多瑙河》的节奏和旋律,会不由自主地把我们带到风景秀美的多瑙河畔。此外,还有很多音乐具备地理的特质,如欣赏柴可夫斯基、鲍罗丁和格林卡这些音乐家的作品时,我们有必要去领略一下伏尔加河、涅瓦河、顿河大草原的风景;欣赏阿拉伯音乐和印度音乐时,有必要探寻一下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的地域特点;欣赏埃及、阿尔及利亚、新疆维吾尔等地的音乐时,有必要先学习一下沙漠地貌学。
三、在音乐专业课教学中渗透宗教文化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宗教的传播往往要求融入一定的艺术形式。音乐作为艺术形式中最显现、最活跃的元素之一,故而成为宣传宗教教义和表达信仰的主要手段。同时,宗教活动与音乐表现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如,灵魂的升华,情感体验的深入、想象力的无限扩展等。对于这一点,中国台湾的佛教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释昭慧在《从非乐思想到音声佛事》中有过论述:“在宗教领域里,音乐的用途更是重要。它除了有祭祀祝赞的仪式功能外,更有增加精神上的敬虔与专注的作用,使人沉浸在光明祥瑞、庄严萧穆、清净安宁的宗教气氛之中,收摄浮躁涣散的心神,而引发一些特殊的宗教经验。”③
音乐在印度被认为是“与神灵交流”的最直接的方式。大多数的印度学者认为,印度的音乐源于宗教。也就是说,印度的音乐来源于歌唱《婆摩吠陀》的赞美诗及与之有关的宗教活动。最有利的表现为,印度古典音乐的核心—“拉格”的源泉之一就是古老的“吠陀”音乐。因此,印度的音乐文化及音乐活动都与宗教联系密切或者直接服务于宗教。在我国,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诸多佛教活动都需要音乐的参与。道教作为我国的本土宗教,亦是把音乐巧妙的运用到其宗教仪式上。
宗教音乐虽非音乐欣赏教学中的重头戏,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很多著名的音乐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宗教,更有一些作品是为宗教而作。所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某一时期的宗教音乐来分析该时期音乐的特点。如,通过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来探寻巴洛克时期音乐的特点;通过弗朗茨·约瑟夫·海顿的《纳尔逊弥撒曲》、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的《安魂弥撒曲》以及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来分析古典时期音乐的特点;通过弗朗茨·舒伯特的《圣母颂》和安东·布鲁克纳的《启示交响曲》来总结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特点,等等。
注释:
①Chfford K.Madsen主编,Carlesta Elliott Spearman:《2020视野:“豪斯赖特未来音乐教育研讨会”报告》,《社会变迁和科技更新将怎样影响未来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家全国大会MENC出版,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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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010年全国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暨专题笔会” 音乐美学研究 新维度
一、前言
音乐美学的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自19世纪20年代萧友梅开创音乐教育事业及对音乐的大力推广,中国有了专门的音乐院校、音乐教科书和音乐论著。青主的两本音乐美学著作《乐话》和《音乐通论》的问世,开创了音乐美学专业研究的先河。近年来,音乐美学的研究论域涉及许多方面,诸如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音乐的存在方式、自律论与他律论、音心对映论、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等,为创建中国音乐美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音乐美学的研究在我国正向更广阔、更深入、更全面的维度和视野发展。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全国音乐美学会议,更是有力地推动了音乐美学研究的发展进程,而与此相关的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对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和音乐美学年会的举办,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0年11月19―20日,由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举办,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2010年全国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暨专题笔会”在金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台州学院艺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各兄弟院校音乐美学专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们。
2010年11月19日上午,开幕式在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会议由宋瑾主持,张前、韩锺恩、罗艺峰、邢维凯、冯长春、刘承华、杨和平分别向大会致辞,并就各自提交的论文进行了概括性发言。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会议在分会场就音乐美学课程教学相关问题进行研讨。20日下午,会议在分会场进行“自由论坛”研讨活动,由杨和平主持,罗艺峰、邢维凯、韩锺恩等各与会代表就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家争先恐后、各抒己见,将研讨推向了。研讨结束后,会长韩锺恩做了总结性发言,对学科建设问题提出了设想,并对2011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音乐美学年会提出了会议论题和任务。在热烈的学术争鸣,以对下一次音乐美学会议和音乐美学发展的期待中,大会胜利闭幕。
二、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
对于高等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相关院系的音乐美学学科的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问题的探讨,是这次会议论题的重中之重。张前教授对于目前音乐美学教材提出了十五个需做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包含在几个大的框架之内:关于音乐本体的问题、音乐的功能和价值问题、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概念和关系问题、对现有概论性的音乐美学教材的讨论。韩锺恩教授在19日上午开幕式上,对其向大会提交的《音乐美学课程建设与教学问题讨论》论文纲要做了解释性发言,分别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案、个案分析、学科关切等七个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上海音乐学院的杨婧博士代为宣读其导师杨燕迪教授提交的论文《中国音乐美学教学问题讨论之我见》,其中针对普通的音乐系科学生、音乐学专业本科生、音乐美学专业的研究生的教学,以及音乐美学研究生的培养与选题提出了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和看法。罗艺峰教授就“音乐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来自于学科性质”这一话题展开论述。冯长春教授关于高师音乐美学教学提出了几点感想,认为音乐美学教学中师范性的突出,重点在于对音乐美育理论的讲解与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实施从具体问题开始到一般原理结束这个基本策略;避免把音乐美学课开设成音乐欣赏课;希望编纂更富针对性的教材。刘承华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的教学应以理论思维和阐释能力的培养为教学目的,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从知识性陈述转向学理性呈现,在授课时应注意强化问题意识、展示逻辑张力,以及个性化的语言表述。杨和平教授针对目前音乐美学教材与教学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及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认为音乐美学教学必须基于经验而超于经验又最终回到经验,必须以强化学科特性为己任,必须建立在人的音响感性体验的基础上,并强调主次轻重难易的层次。宋瑾教授以音乐美学教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是“音乐的美学”为出发点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需要的人才,应具有相关领域的学理的知和亲历的知,音乐美学的发展,应朝着多元并置的方向,依靠集体的力量,鼓励学生开拓音乐美学的领域,将视野扩展到世界音乐的广大领域。罗小平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程应形成比较完整的教学系统,有自己编写的教材,能够因材施教,并将其作为这一课程的特色及最终追求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及整体素质的提高。彭永启教授以音乐美学课的实际教学及历史意义为出发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音乐美学的教学应该从观念上升到史论,从史论角度出发会更加切合实际。马卫星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推进了教育消费;应进一步探索针对大专、本科及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音乐美学应加入哲学关切。
杨易禾教授就课程教学及音乐美学的一些基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对于音乐美学课来说,教学对象是很重要的;音乐美学抽象思辨的属性,应该充分运用到表演美学中去;音乐美学课要保持贵族风格吗?临响是体验还是直观?音乐美学一定要形而下还是形而上?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参与研讨的代表们更深的思索与更热烈的反应。黄汉华教授认为目前的音乐美学教材种类繁多,编写杂乱,不能适应音乐美学课程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于音乐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建议编写出一本更加实用的教材。叶明春教授主张音乐美学应回到感性学;音乐美学课程在教学理念问题上某些题例表述不够简明。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立足本土,谈音乐美学学科如何与少数民族特色结合起来,在其独特的文化生态视野下认知与解构音乐美学教学的“方言”。
中央音乐学院何宽钊在其发言中讲道,法国是从初中就开设哲学课的,建议国内的音乐美学课也可以开始得更早些,且应从其他学科吸收资源;并提出问题:音乐美学究竟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音乐美学的任务是什么?等等。四川音乐学院陈思关于本科《音乐欣赏》教学中主体性建构实践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学生主体性建构中,首先要树立敏感意识;培养合理联想的能力对于音乐欣赏的重要性;增强审美主体的再创造能力,等等。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关于开设音乐表演美学课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作曲专业应开设音乐美学基础课,并在其研究生招生时加入中西方音乐史的基础知识考核。陈新坤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应结合音乐作品的听赏,且音乐表演和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听不同的版本。周雪丰教授就音乐美学本科教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建议编写音乐美学科目的词条,以方便教学与研究。
四川音乐学院何弦则从西方音乐史的教学谈其课程所涉及的音乐美学的教学,认为音乐美学的教学对于学生是一种引导,而不是规定;并对音乐美学的生存方式提出质疑。西安音乐学院苏小龙结合课程目标,就如何使音乐美学课生动起来侃侃而谈,并对涉及音乐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音乐美学即美的音乐的学问和音乐的美的学问。
三、研究生的培养
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是各与会代表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张前教授在会议发言及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关于音乐美学教材编写与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的一些回顾与反思》中,重点谈到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指导问题。认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其关键问题在于鼓励学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和熟悉,且有一定积累并具有创新意义的题目,同时还要考虑与选题相关的文献的条件。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既要使研究生学会如何写学术论文,又要锻炼其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在为论文确定题目后,进一步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对材料的比较鉴别、辨别真伪及确定重点,最好编排出与题目相关的文献目录,并在头脑中时时构思写作提纲。进入论文写作时,应集中思想、精力、时间,进入写作状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将搜集到的资料上升为理论,并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与琢磨。最后谈到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应注意写好论文摘要、确定关键词、列好论文目次、注释及参考文献。张前教授所谈到的上述方法和意见,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邢维凯教授在会议发言及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提纲《学术共同体在研究生论文选题与指导中的作用》中,总结了几点目前研究生论文选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诸如导师研究领域对学生选题范围的限制、导师指导经验的不足、师生配比不均所导致的问题等,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认为与当前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学术思维定式有关。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与思路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难点分析。
刘鸿模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音乐美学方向研究生的入门教育问题,从分析近年来研究生新生的特点入手,进而指出研究生在入学之初就应明确学科性质、特点,以及能力培养的目标,摒弃学生考研的功利目的,引导学生读书,通过读书培养对本学科的兴趣,并在读书的同时,安排写作与学术研究的任务,在此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刘鸿模教授还指出要注重对研究生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教育,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抄袭现象,凡是引用别人的文章内容,必须加以注释。罗艺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研究生教学中应注意三个问题,即问题意识、材料功夫、写作技巧,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注意对研究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吉林艺术学院的孙佳宾教授在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培养研究生的几点体会》中指出,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围绕专业方向,建立合理的结构化知识,拓宽知识结构体系;在读书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并开展问题讨论,引发学生的思考并形成对相关问题的重新认识。
四、相关问题之“自由论坛”
在11月20日下午的自由论坛研讨活动中,各与会代表就音乐美学学科的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及研究生的培养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踊跃的发言。罗艺峰教授就教材建设与课程设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教师与学生用书应分开;主张在韩锺恩会长主持下编写音乐美学关键词辞典,等等。韩锺恩教授就课程设置问题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诸如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校不同的情况,考虑本科取消音乐美学基础课。此话题一出,犹如在平静的湖中投进一颗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众多不同的声音纷至沓来,其中反对者居多。马卫星教授认为,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中不应取消音乐美学基础课,这一课程设置有利于提高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拓宽就业渠道。黄汉华教授认为应该让本科生接受音乐美学基础教育,而不应使之成为贵族专业。刘鸿模教授认为,本科音乐美学基础课的设置是有必要的,同意杨燕迪教授提出的“音乐学专业的本科,《音乐美学概论》应是必修课”的意见。叶明春教授支持马卫星教授的看法,认为在本科生的教育中应保留音乐美学基础课,并且最好豪华版的与简明的通史性质的教材各一套,适应不同层级的学生。何宽钊则就音乐美学研究方向的学生为何读书或者如何读书展开话题,认为这是比如何教学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主张学生带着问题意识读书,要有一种探索追问的欲望。罗小平教授针对这个话题作出回应:认为要使学生有问题,必须老师先有问题。张前教授深感此次研讨交流的激烈与各参会代表的热情,以及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提出:下一届音乐美学年会仍旧以此为中心议题,希望各参会代表根据各自学校不同的情况编写讲义,并做汇报;研究生表演类专业可以考虑开设音乐表演美学。
显然,毕业论文作为本科生获取学士学位的重要凭证,以及它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与培养服务社会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短期内是不会被轻易取消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则十分明朗,多次出台文件就毕业论文的组织管理、质量保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不良之风犹如一场瘟疫在整个本科教育中蔓延,作为培养人民音乐教师摇篮的高师音乐院系同样未能幸免。在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音乐专业的学生入大学时对于文化课的要求就要明显低出很多,这先天的营养不良进一步降低了他们抵御不良之风的免疫力。
每每想到这些即将以美育树人为己任、以为人师表为准则的准音乐教师,竟与抄袭、造假等挂起钩来,就觉得汗颜、痛心。痛定思痛,是什么造成了论文写作的不良之风盛行?为什么经过了多年的努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浮躁的学界风气的侵袭以外,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1 缺乏基本的科研能力与论文写作技能
毕业论文是一种特定的文体,是学生在近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对于某个学术问题有所研究,然后通过特定的形式与规范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的一种书面表达样式。由此,毕业论文也就具有了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属性,前者是研究成果,后者是记录成果的方式。这就要求学生一方面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与必需的科研能力,在学习与研究中的确有所发现、用心研究,取得了货真价实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还要具有把成果通过论文这种特定文体准确表述的写作能力,这就要求学生要掌握必需的论文写作知识与技能。如此来说,要想让学生胜任论文写作的任务,其前提只可能是:其一,要教给学生基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技巧,让他们逐步获得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二,要教给学生基本的论文写作知识与技巧,掌握如何搜集资料、布局、论证、行文、注释、修改、润色等技巧。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高师音乐院系开设论文写作课的依然是凤毛麟角,有的至今都没有开设。究其原因,有院系的不重视等主观原因,也的确存在缺少师资、缺少符合专业特点的教材、缺少课程评价标准等客观原因。以教材为例,在2004年以前,全国甚至找不到一本系统的、专门讲解音乐毕业论文写作的教材。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论文写作课在高师的长期缺位。在缺少课程平台的情况下,很多院系只能临时抱佛脚,仅在论文写作前由学院临时指派一名写作能力较强的教师或由学生本人的指导教师零散地向学生介绍一些论文写作方面的知识,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继而,抄袭、拼凑、造假对于学生们来讲也只能是无奈之举了!所以,就此来看,论文抄袭之风确有高师院系理应分摊的责任!
论文写作课的长期缺失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恐怕还不限于此,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一个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研训练、不具备基本研究能力的学生是不符合人才培养规格的,不是高师音乐教师工厂的合格产品.教育部2004年下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中,对音乐教师的培养目标作了明确定位--具有一定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所以,在本科教育阶段让学生获得必要的科研能力,理应是高师音乐院系的责任与义务,是音乐教师教育培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在当下中小学正大力施行课程标准的大背景下,音乐教师的科研、教研能力被寄予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在本科阶段连科研、论文写作的一般技能都不能掌握,恐怕不能称之为合格的音乐教师吧?这不能不说是高师音乐学专业办学的一大失误,值得深思!
当然,有些学院在课程开设上做得比较到位,由专门老师向学生系统地讲解相关的知识与技巧,开课时长常为八周或一学期。论文写作课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让学生有法可依.但同时还须意识到,课程讲授还无力承担起毕业论文写作的全部内容,不能保证学过此课就能让学生远离抄袭,写出符合质量要求的毕业论文。毕竟,学生科研能力的获得远非一朝一夕之功,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它依赖于整个教学系统的集体发力。一方面,要有相当资质的老师挑起论文写作课的重任,开足时数,保证质量。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功夫在诗外,要在日常的学习中注重平时的积累,养成独立思考、勤于思考、乐于思考的习惯。这就要求在高师的教学体系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模式,少灌输、多讨论、多启发,多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问题意识,培养与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在各门课程的考核方式上,教师完全可以在学生们的能力范围内布置一些实践性较强的作业,锻炼他们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相信在两方面的合力之下,学生完全可以在撰写毕业论文前具备必需的科研能力。
2 缺乏严格有效的论文监管制度
上述两点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导致毕业论文乱象丛生的内因,那么,作为外因的管理制度又是如何呢?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保障着论文的原创性与高质量?
本科毕业论文也叫学士论文,在整个学位教育中,学士属于最底端,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学士论文(毕业论文)的监管制度丝毫不能与硕、博士论文同日而语。后者的写作与答辩通常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与监督机制。论文从选题、开题,到审查、预答辩、答辩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为提高对论文质量的监管所实行的论文盲审制度、抽检制度等早已成为众多培养单位的通行做法。学生论文如果不能通过审查则会被推迟答辩、重新开题、甚至取消学位授予资格,导师则担负相应的指导责任,也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处罚。有的省(市)在学生毕业后,还要再次对论文进行匿名评议,如发现有抄袭造假、质量低下的还要追回已经颁发给个人的毕业证与学位证。所以,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约束之下,学生自然会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论文写作,毕竟,抄袭的风险系数太大,不会轻易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而指导教师也会因承担连带责任等原因自然不敢放松,会认真地去对待自己学生论文写作与答辩中的每一个环节。事实早已证明,严格的制度监控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硕、博士论文的写作质量。虽然也不时有媒体曝光抄袭事件,但与本科毕业论文的抄袭成风相比,肯定是小巫见大巫了。
相比之下,学士论文的监管力度则愈发显得力不从心.论文从选题到答辩、从指导到鉴定大多是院系自己做主,这种教练员与裁判员角色的合二为一,导致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论文质量监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导师还是学生,极易有意无意地放松对论文质量的要求。尤其对于学生而言,本来对论文的重要性就缺乏认识,如果在论文审查与答辩方面又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再加上老师们碍于师生情面而不能完全做到秉公执法,只会让学生变得对论文写作更加缺乏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审查与答辩环节心存侥幸,在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的诱惑之下,抄袭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所以,有好的制度作保障,才能在外部环境上对论文的质量给予一定的保障,才能对学生的抄袭、造假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力。
当然,由于本科教育的大众化根本有别于精英化的研究生教育,所以,完全照搬研究生论文的管理模式也不见得合适与现实。本科毕业论文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来制定办法,并适当的借鉴一些硕、博士论文工作制度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从而形成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与质量监控体系。其实,有的省(市)早就开始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抽检,并把抽检与评优相结合取得了初步成效。以江苏省为例,在2006年江苏省教育厅就出台了《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设计(论文)评优与抽检工作办法》,每年对全省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抽检,不合格的予以通报批评,论文质量优秀的可被评为优秀论文,另外还设有优秀毕业设计团队奖,旨在鼓励学生们进行团队分工协作的研究,以形成研究合力。
一个民族音乐学者对学科前景的思虑
像往常一样,大多数论文宣讲都是报告自己近年的学术研究成果。然而,在第二天的大会研讨中,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提姆西·赖斯(Timothy Rice)教授却以《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in Times of Trouble)为题发表讲演,对民族音乐学的走向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思虑。他在回顾了从越战时期到目前的全球一体化和经济衰退始终处于乱世的45年研究生涯之后感慨地说,大概只有15年的研究相对而言是有成效的。他于是提出了“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是否要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对音乐本质的理解是否能够对那些问题重重的地方有所帮助”和“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如何影响我们对音乐本质的理解”三个关键问题。他的结论是:
第一,在社会和经济总体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研究音乐会导致民族音乐学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研究方法,从而把知识结构从纵向转至横向,而横向知识要在各社区及社区音乐家们都处于平等的伙伴关系前提下创造;第二,民族音乐学家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和对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能动作用的理解可以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帮助社会教育项目和政策的创新;第三,行动的>中动在实践上有赖于社会语境,而民族音乐学家们在自己国家工作所产生的冲动应该比在国外更强烈i第四,人们可能利用音乐做好事,也可能利用音乐做坏事;第五,在有麻烦的地区从事音乐研究已经引起了对某些民族音乐学家们所声称的音乐自身可以改变和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理解的怀疑;第六,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音乐研究可能促使民族音乐学家们朝向那些音乐仍在实践着、音乐的本质仍是可以认知的声音领域作进一步的研究,或者说,这种进步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另一种民族音乐学;第七,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的音乐研究可能对缩小我们的领域中现存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裂痕有所帮助:第八,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的音乐研究可能引导我们走向有关音乐本质的新理论,而新理论的“锻造”,正如安东尼·西格尔所说,只能出自于“行动的坩炉”。
众所周知,赖斯教授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敢于向权威挑战,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用含蓄的话语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和有前瞻性的看法代表了严肃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家们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目前所处的困境和今后走向的思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可能不会像赖斯教授这样“候鸟”般地发声。他这种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良知的品质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在小组发言中,笔者听到国内学者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和发扬的关注。质疑之声集中在两点:第一,近期在舞台上表演的“原生态”音乐是否真正原生态,或者在质量上是否能代表某个原生态艺术;第二,国家认证的“非遗”品种和传人是否被地方把持变为旅游资源,而真正创造和继承这种遗产的普通人群却与他们的传统音乐生活剥离,得不到关注。据笔者看,我国近十年来所进行的“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地方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从几乎自生自灭到“非遗”遍地开花是一个成绩巨大的起步,有了这个起步才可能优化提高。质疑的第一点是个“如何做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然要从学术角度争论,但更重要的是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行动。例如,对“原汁原味”的保存应当通过立项的方式组成由民族音乐学家为核心的专业化摄制组在源头采录样品,制成具有公共产权的音像产品,形成定格,藏之于民。而原生态音乐在民间的保存,则应当允许和鼓励一定程度的加工,成为舞台表演艺术,参与旅游文化的竞争和国际巡回演出。否则,没有发展,就不可能存活。当然,“加工”的方法可能良莠混杂。这次大会的第二场音乐会,是来自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表演的云南多民族原生态歌舞专场《彩云之南》。看得出来,这场演出的策划者和编导是从舞台表演的需要出发精心筛选节目的。每一个节目代表一个民族或地方的歌、舞、乐精华,总体安排上又有体裁形式的相互配合,情绪上起伏跌宕,从始至终扣人心弦。歌、舞的伴奏只用几件民间乐器,毫无添加;舞蹈和多声部合唱有一定编排,但动作和唱法绝对原生态;服饰也有为舞台整体形象需要的加工搭配,但绝无矫揉造作。在舞台上,我们看到老翁老妇,也有娃娃;有“非遗”传人,也有正在学歌习舞的学生。从包括几百名国内外民族音乐学家在内的观众反应上看,这场演出在四场音乐会中最震撼人心。这样的精彩演出相信在其他地区也有。这证明如果把原生态音乐打造成感人肺腑的经典性舞台艺术精品也是一条通途。至于质疑的第二点,也正是赖斯教授所说的音乐可能用来做好事,也可能用来做坏事。这是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他意识到要改变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把纵向的理论研究和横向的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并且要积极行动,以期对时代的进步产生正面的影响。
迎头赶上的中国学者们
作为国际会议的东道国,上海音乐学院为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直接受惠的是国内学者。这使得各大音乐院校、地级的音乐院系甚至自由学者和研究生们都有机会参会宣讲论文。这是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继2004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大会之后的第二次,可谓机会难得。总的来说,我感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者们正在意气风发地迎头赶上,宣讲论文与国外同层次论文比较毫不逊色。
年轻学者们大多就自己的课题描述一个民间曲种或一种音乐现象的个案。其中,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祁慧民的《五音戏音乐发展轨迹研究》给我的印象深刻。她描述了一个地方曲艺小班子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传统剧目走向衰亡的大趋势中崛起,终于脱胎换骨,发展成有声有色的大戏的成长过程。通过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山东五音戏的崛起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最初的五人(山东话“人、音”同声)执着地在自己承传的传统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唱腔和剧目上丰富出新,同时广纳人才,表现出十足的自信、自立精神。从演示的音像看,他们的形式是传统的,观念是现代的,未必成熟,但不保守,具有潜力。这是五音戏能够崛起的内因。其二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剧团能够借助国内一流专家的协助提高舞台表演艺术质量和扩大演出面。这是外因。这个课题抓住了现时社会的脉搏,叙事简明清晰,在文化承传和戏曲发展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表现出作者的学术眼光。尽管在限时的宣讲中我们不可能看到五音戏发展轨迹的全部细节,也没有听到作者对这个发展过程更深入的理论性探讨,但如果继续追踪下去,加深机体解剖式的综合研究,可能是一部有助于民族音乐发展的力作。
中年学者的论文表现出了研究的深度。如香港中文大学Tse Chun Yan教授的论文《古代中国音乐的半音五声音阶:历史音乐起源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半音五声音阶”的概念来解释用“三阶”理论很难厘清的半音变化现象,是企图超越历史上的正统观念而以当代的实证研究重新解释传统音乐理论的可喜进步。美国Kenyon College(肯杨学院)的韩梅博士的论文《“声”和“音”:传统中国筝的美学体现》提出筝演奏的右手拨弦产生“声”而左手按压产生“音”的看法,是对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声、音语义分离论”的一种延伸,也不啻是一种佐证。但“声、音语义分离”目前只是一种说法,是否可成定论,还需要从汉语语义、音乐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继续论证。华中师范大学臧艺兵教授结合师范专业的论文《钢琴教育和暴力:中国钢琴教育中儿童受暴力现象研究》触及的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横向论题,应当引起重视。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的论文《由敦煌琵琶谱的解释引发的对古代音乐复原的思考》回顾了古谱破译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难以超越的困惑并提出一些建议。在大会第三场音乐会《东亚之夜》的后半场,首演了上海音乐学院叶国栋教授的新作《唐朝传来的音乐》。这部为亚洲乐器群(古琴、玄琴、牙筝、三味线、三弦诗琴、杖鼓、3筚篥、2笛子)、女声合唱、管风琴和4管交响乐队而作的音响宏大、构思精细的交响曲引用了毕铿译谱的唐乐《酒胡子》作为主题和交响发展的素材。据作曲家考证,这个译谱是“具有唐朝音乐特征而遗传至今的”(引自节目单)。我们从交响曲中部由远而近的主题陈述中也确实听到了比早期译谱更加顺畅的古朴曲调。这说明,尽管国内的古谱学研究步履艰难,从世界范围看,古谱破译还是有进展的,并且得到了应用。毕铿的译谱为什么相对较好,值得我们深思。
在大型学术会议上由资深教授带领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参会是~种传统。来自不同国家的这种团队一般把论文集中在教授主持的课题之下,从不同角度强调同一个主题。如韩国汉阳大学权五圣教授的团队把论题集中在朝鲜音乐传统中的“神明”观念;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的团队在《旋律结构、族源与移民》的题目下论证了用“腔音列”形态分析作为移民迁徙和族源认证依据的可能;台湾国立大学的团队则把焦点集中在内地不太熟悉的作曲家周兰萍的工作与生活轨迹上。东亚国家由于文化语境差别在国际交流中有巨大的语言藩篱,适当地组成团队参会不失为一个过渡性的好方法。
观念和方法的更新
通过这次大会,笔者认识到更新观念和方法,使我们的阐释在国际论坛上表达得更有说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改进方面。人们常常误以为生吞活剥时髦的词语或跟着国外某个时髦潮流跑就是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其实不然。没有学术定力和敢于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更新”的追求可能显得很幼稚。比如,同是以“样板戏”为研究对象,香港浸信大学John Winzenburg的论文《“样板戏”音乐戏剧实验:以(长城)为例》和美国肯塔基大学Yawen Ludden的论文《将理论纳入实践:于会泳及其现代京剧(杜鹃山)》从舞台表演和音乐本体研究出发,探讨其继承、革新和融合的经验。但也有脱离具体分析,仅以西方历史学家的观念为“准绳”做泛政治化的评论。两相比较,哪个更具建设性,更有利于音乐文化的积累,是很清楚的。
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用最现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使我们的学术成果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应作为我们的目标。在这方面,丹东市文化局刘桂腾研究员的文献片《诺敏河的降神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式音乐》率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部30分钟的HDV高清晰文献片的全部素材由包括主持者在内的两名摄像者于2009年8月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西博荣村拍摄。镜头角度的选择、画面的转换、景深的调配、音响的清晰度等都令人满意。后期制作也相当专业化。这部影片记录达斡尔族萨满降神仪式,包括主祭大萨满、升级萨满和培训萨满三个人物的神灵附体过程,从清晨曰出之前到日落之后,时间相当长。那么,如何在现场抓拍足够的素材和如何通过剪接使所有的细节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展示,就是关键。另外,对一个宗教仪式的记录必然牵涉到人物、器物、事件和乐舞等方面,如何分配镜头也需要精心构思。据笔者的粗略印象,此片对乐器、祭器、服饰的介绍多用短镜头和短镜头推拉组合。片中的人物是分主次的,以大萨满和陪祭萨满的长镜头为主,但在大萨满冗长的一句体歌宣唱中用音像分离的办法穿插信众顶礼膜拜或其他事件的场景。对祭祀过程的记录按顺序从日出之前树“托若”(魂灵通天神树)开始,经过祭敖包、备祭、祭天、神灵附体、信众酬神祈福、祭牲,到傍晚祭黑羊结束,交代得十分清楚。刘桂腾在影片放映前有一句令笔者震惊的话,说他把这部文献片看成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家对研究对象的不同于文字版本的“转述”。这就是说,音乐民族志的学术文献片是一种用音像手段表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目前高清晰录像机比较普及的情况下,以经过录像技术训练的民族音乐学家团队协作录制准专业的田野调查现场实况,会大大提高我们在国际会议上的表达效果,也有益于对民族音乐志资料的保存积累。据笔者看,这部影片还可以在保留所有镜头的前提下再剪接得更干净、精细一些,效果可能更好。画面下方的文字提示很简洁,不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但由于没有配音解说,信息量显得不够。对不了解萨满文化的观众来说,如果把仪式的主要项目包括萨满宣唱的歌词大意都用简约的中英文字幕显示效果可能会更好。片头画面深邃,字体庄重,有文献片的严肃感。但标题出现两次,似无必要。如果第一次出现长度加5-10秒,删除第二次,可以给观众更充裕的时间阅读引言。田野文献片的好处是只要现场素材抓拍得好,后期制作可以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在我所见的此类影片中,曼特尔·胡德1964年在加纳用8毫米单机采录和制作的黑白电影《会说话的阿通庞神鼓》在摄影、编辑和解说等各方面都是典范之作。中国民族音乐学者能够奋起直追,令笔者刮目相看。希望刘桂腾先生对此片再做锤炼并将经验与大家分享。
意外的收获
2006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的主题是“语言”,这是向电子音乐深度挖掘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电子音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这与计算机数字化的工作语言息息相关。现代电子音乐是艺术与数字化科学结合的产物,在充分保持计算机这个同一语言平台的基础上,还发扬了各自地域独特语言的鲜活个性。当前,国际学术界对众多的电子音乐术语的理解和运用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以“语言”为主题的本届电子音乐节为中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国际最新电子音乐学术成果的与研讨,必将对电子音乐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现实而深远的影响。
本届国际电子音乐节可谓盛况空前,前来出席音乐节的著名国际机构有: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EMS)、国际电子音乐联合会(IMEB)的各成员国、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电子音乐研究中心(INA-GRM)和法国里昂国立音乐创研中心(GRAME)等。在为期一周的电子音乐活动中,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电子音乐界的精英们汇聚北京,推出了十五场色彩斑斓、风格迥异的电子音乐会,举办了七场大师讲学,出版了五张CD专辑,举办了三大高峰论坛,举行了两大赛事――第三届“Musicacoustica”电子音乐(A组―― Acoustic类;B组――Mix类、多媒体类;C组――Midi类)共三个组别的作曲比赛和第一届“Musicacoustica”电子音乐学术论文比赛。在电子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国际电子音乐研究会首次来到中国北京,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会暨第三届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年会。同时,中国音协电子音乐学会(EMAC)召开了2006年会,全体会员及理事会讨论了中国电子音乐的未来发展战略。此外,国际电子音乐新技术、新设备展演也在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期间展示了2005―2006年度最新的技术成果和新开发的软硬件设备等。本届音乐节分设四个会场,主会场是中央音乐学院,分会场设在中华世纪坛、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戏曲学院。这是迄今为止亚洲最大、参加国家和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一次电子音乐盛会。
一、电子音乐会异彩纷呈
2006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举行的15场风格迥异的电子音乐会,包括“色彩声道”――多媒体电子音乐装置音乐会、在中华世纪坛多功能厅举行的多声道多媒体开幕式电子音乐会、“红色黎明”――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电子音乐研究中心专场电子音乐会、“罗兰之声”――流行电子音乐专场音乐会、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EMS)专场电子音乐会、中国青年作曲家电子音乐作曲比赛A、B组获奖作品音乐会、“点・线・云”电子音乐大师科蒂斯・罗兹专场多媒体电子音乐会、“声音・语言”――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专场电子音乐会、“新月”――国际电子音乐联合会专场电子音乐会、中国青年作曲家(C组决赛)获奖作品决赛点评音乐会、“两个法国人在北京”――萨克斯与电子音乐混合交互式电子音乐会、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闭幕式多媒体电子音乐会以及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和中国传媒大学1500人报告厅举行了中国青年作曲家电子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演出了涉及30多个国家电子音乐作曲家的百余部形式新颖的电子音乐新作品,其范围之广,规格之高是极其罕见的。现分述几场,以飨读者。
10月23日晚,在拥有亚洲最大的多媒体屏幕的中华世纪坛多功能厅内上演了一台精彩的多声道多媒体开幕式电子音乐会。代表当今电子音乐界的六位“大腕”的电子音乐作品可谓让人们身临其境地真切领略到了当今电子音乐的无穷魅力。美国作曲家、《计算机音乐教程》著作者柯蒂斯・罗兹(Curtis Rodes)“点・线・云”――为视频和计算机音乐而作首先打开了人们的听觉、视觉空间。音画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看得见的声音”在该作品中已成为可能。杰弗里・斯托莱特(Jeffrey Stolet)的“东京速度”――为互动实时MIDI软件而作,是一首令人激动和难以置信的作品,它使用了两个红外控制器和一个Max语言定制的环境互动程序以及MIDI音源。作曲家本人在对着“空气”演奏,“触摸”到的声音编织出精彩华美的乐章。中国青年作曲家王铉的“花鼓・安徽・CN”――为计算机音乐而作,通过十声道现场实时控制、运用采集到的纯人声及电子手段的表达方式去重新诠释了来源于民间的安徽花鼓灯,令观众耳目一新。瑞典作曲家亨瑞克・费瑞斯克(Henrik Frisk)的“重复重复着其他所有的重复”――为10弦吉他和计算机音乐而作,是一首人机互动的作品,来自瑞典的吉他演奏家斯蒂芬・厄斯特修需要根据计算机的反馈进行即兴变化。来自加拿大的作曲家伊凡・扎瓦达(Ivan Zavada)的“InEx”――为人声和视频音乐而作,标题运用inhale和exhale的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这一方式,源自呼吸这一生命的必要元素,作品描述了这一过程,通过人声、计算机、表演和视觉阐述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现代社会的文明。音乐会最后上演了著名作曲家张小夫的“诺日朗”――为多重打击乐、多媒体数字影像和电子音乐而作。“诺日朗”是藏族传说中的男神,作品通过提炼“转经”和“轮回”这两个最具藏民族特征性的生活表象和精神理念,运用丰富的计算机音响和打击乐音响相结合。同时,视频也融入这整体的交响,作品令人震撼、感人至深。音乐会达到了的顶点。整台音乐会充分展现了在高科技支持下的现代电子音乐的独特魅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第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拿下头彩。
10月27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的“两个法国人在北京”――萨克斯与电子音乐混合交互式电子音乐会别开生面而令人叹为观止。舞台上摆放着7只规格不等的萨克斯,囊括了萨克斯家族中从高音到倍低音萨克斯的全部家族成员,这在国内的音乐会上是罕见的。其中体积最大的倍低音萨克斯两米多高,发出巨大的“轰鸣”,令人激动不已。法国格拉姆中心Meta-duo演奏组(萨克斯和电子音乐)的两位成就卓著的音乐家给观众带来了电子音乐和萨克斯结合的新的惊喜。享誉当今国际乐坛的萨克斯演奏家达尼埃尔・坎特兹(Daniel Kientzy)在音乐会上演奏了《受难》《里斯本・二十八路电车》《超越时光》等六首作品,充分展示了萨克斯大家族全体成员的无穷魅力。电子音乐家莱娜・波尔丹多(Reina Portuondo)运用多声道系统的Enneaphony电子设备,二人的完美配合,使电子音乐与独奏乐器演奏的演绎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罗兰之声”流行电子音乐专场音乐会则充分展现了现代科技电子乐器的无穷魅力。上半场中国电子乐器演奏家使用中国乐器音色,以演奏中国乐曲为主;在下半场中,来自欧美乐坛的超级乐手们使用新一代电子打击乐器、电子吉他与合成器,以演奏摇滚、电子舞曲等流行音乐为主。强烈的音响刺激人们的感官世界。
中国青年作曲家(C组决赛)获奖作品决赛点评音乐会上,国内电子音乐专家们在长达四小时的音乐会中作精彩点评,对于想了解适用型的电子音乐爱好者而言,不失为生动的一课。
二、电子音乐学术硕果累累
本次国际电子音乐节的亮点之一就是国际电子音乐研究会首次来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会暨第三届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年会。在为期三天的电子音乐研讨会上,共有26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学术团体的电子音乐学者宣读了他们的论文。他们集中就电子音乐所涉及到的术语学、翻译学、语义学、电子音乐分析等方面讨论了电子音乐这门新兴学科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急待解决的难题。
1. 电子音乐术语学成为关注的焦点
电子音乐术语学在本次国际电子音乐学术会议中备受关注,共有九位学者提交了关于电子音乐术语学的论文。巴黎索邦大学(Paris-Sorbonne University)的马克・巴提尔(Marc Battier)教授的论题是《名称意味着什么?――论二十世纪的新音乐形式之命名》,他从新技术的产生而涉及的艺术门类命名谈起,认为命名是一门新的艺术。英国蒙特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的李・兰迪(Leigh Landy)教授的《电子音乐研究与实用术语学:统一而不可分割》认为应当重视当今术语学的应用领域,尤其是各领域的专业术语系统。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的肯尼斯・费尔兹(Kenneth Fields)教授的论题是《电子音乐术语学:翻译、本体论及知识的基础》,他认为研究电子音乐术语学包括三个方面,翻译、概念(或称本体论)和知识基础(即开发一个有用的在线专家知识库)。目前,中国电子音乐学术界正在面临将科蒂斯・罗德(Curtis Roads)的《计算机音乐教程》(Computer Music Tutorial)翻译成中文面的挑战。尽管互联网给部分语义学带来了巨大便利,但网络能否给电子音乐的翻译与研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尚无定论。法国波尔多大学(Bordeaux University)的让・路易斯・迪・桑托(Tean Louis Di Santo)的论题是《电子音乐中的结构术语学与符号记谱》。希腊爱奥尼亚大学(Ionian University)的塞德罗斯・鲁蒂斯(Theodoros Lotis)教授的论文《材料价值的概念――借鉴自光学理论的术语》异常新颖。他借用牛顿使用的光学理论的部分术语来帮助人们分析和欣赏电子音乐,强调了视觉和听觉的密切关系。埃瑞克・罗恩(Eric Lyon)教授来自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音乐系(the Music Department of Dartmouth College),他的论题是《我们还需要“计算机音乐”这个词汇吗?》。他阐述了计算机音乐在其初级阶段在制作上受到了许多限制,90年代以后,计算机已成为制作音乐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特定的音乐形式。“计算机音乐”这一术语无疑在经受着巨大的挑战。法国里昂大学(Lyon University) 的布特兰・莫里埃尔(Bertrand Merlier)教授则介绍了《法语电子音乐空间词汇》一书的出版情况。该书收录了包括声学、心理声学、处理空间相关的软硬件、各种电子音乐技术等学科相关的350多个词条及1200多种释义。这种规范化的电子音乐术语学的建立,无疑对电子音乐学科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此外,讨论电子音乐术语学的论文还有约翰・库特尔(John Coulter)的《七个世界的碰撞:论电子音乐领域的借用术语》和达尔・法拉(Ricardo Dal Farra)的《西班牙语中的电子音乐术语学问题》。
2.翻译学在电子音乐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翻译学在电子音乐学科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届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中有德国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的塔加娜・迈赫纳(Tajiana Mehner)博士的《翻译带来的再创造:偏见、暗示和想象》――论二十世纪中期电子音乐文化及其当代评价之间的文化迁移与自身再创造。论述了在今天经常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化迁移和科学交流中,时刻都受到语言及文化鸿沟的限制。来自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戴克(John Dack)的论文是《翻译皮埃尔・舍菲尔:象征主义,文学与音乐》,文章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术语的语源和文化含义,甚至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英国蒙特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的西蒙・爱默生(Simon Emmerson)教授的论文《交流、借用、理解》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本身如同音乐的表演,都是文化交流的体现,其中难免会产生误读和错误。以今天的标准、以西方背景的术语体系强加给亚非音乐文化都是不正确的。
3. 电子音乐分析已开始受到重视
近年来,电子音乐与视频等多媒体手段的结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并表现出极大的可能性,电子音乐分析已远远超出传统音乐分析的范畴,电子音乐分析的诸多可能性在本次的研讨会上已得到代表的关注。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Sydney Conservatorium of Music)的伊凡・扎瓦达(Ivan Zavada)和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的(National Academy of Music)艾拉・扎加科维齐(Alla Zagaykevych )的论文《乌克兰文献中的传统音乐到电子音乐过渡时期分析术语的演变》,对当前乌克兰电子音乐所使用的分析术语及其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的应用情况给予阐述。挪威音乐学院(The Norwegian Academy of Music)的拉瑟・特瑞森(Lasse Thoresen)教授的论文《声音的光谱学分析》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至50年代以来声音制作技术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崭新的听觉实践领域,论文旨在进一步发展舍菲尔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探索方式,称之“简约分析法”。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Malaysia Sarawak University)的哈西姆・瓦西德(Hasnizam Wahid)的论文《电子音乐研究――一些想法和可能性》指出电子音乐牵涉到多种技术成分,其实践活动包括了从作曲到表演活动的过程,从而,给分析带来诸多可能性。墨西哥的帕勃罗・加西亚(Pablo Carcia)博士在他的论文《电子音乐中的时间因素》中提出了电子音乐的“音响超现实主义”(sonic surrealism),在电子音乐分析中借鉴其他种类音乐的分析方法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
此外,还有意大利的帕度阿大学(Padua University)的博士后劳拉・扎特拉(Laura Zattra)的论文《计算机音乐版本学》、日本的远藤拓己(Takumi Endo)的《Phonethica》等不一一细述。这些最新的国际电子音乐学术成果令人们大开眼界,让人们看到了电子音乐学科发展的广阔前景。
三、大师讲学 指点迷津
系列大师班讲学主要有詹姆斯・吉鲁东和达尼埃尔・坎特兹教授的《计算机与萨克斯的交互式创作》,马克・巴提埃教授的《从电子乐器到电子音乐》,扬・吉斯林教授的《电子音乐专业软件 Acousmographe和GRM Tools》,李・兰迪《我的探索――如何使实验室里的新音乐被观众接受》以及张小夫教授的《电子音乐的创作观念与技术语言》等。
在詹姆斯・吉鲁东和达尼埃尔・坎特兹教授的《计算机与萨克斯的交互式创作》讲座中,来自电子音乐之乡的大师结合大量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子音乐作品,翔实地介绍了法国(G.R.M)三个重要的电子音乐工作室。GRAME(1982年创建)作为最大工作室从事为歌曲、歌剧和舞蹈创作新音乐,电影、照片音乐的创作以及向社会介绍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各地作青年作曲家及其作品的工作职责。该工作室创作阵容强大,在电子音乐创作中,非常重视演奏者与作曲家的互动性。作品有三种类型:电子音乐(突出科学技术性)、电脑音乐和新音乐。作曲、表演、录音是一个完整的团体。看来,一方面交互式的MIX类混合电子音乐一直被国内外广大人士所喜爱,也是电子音乐创作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领域;另一方面作曲家通过面对感应器如同指挥一样创作(同时也是演奏)音乐的方式也备受欢迎,得到更为广泛和高度的评价。这也解释了观众不愿意对着一大群音箱鼓掌的原因和现象。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现代电子音乐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克・巴提埃教授的《从电子乐器到电子音乐》将电子音乐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他对世界电子音乐的发展作了宏观的阐述,丰富的例证和许多宝贵的图片资料让人们心悦诚服。
张小夫教授的《电子音乐的创作观念与技术语言》大师讲座中,通过自己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创作实践,在不断寻找属于自己声音语言的过程中找到一条自己的路的讲述,使热爱电子音乐和音乐创作的学子们深刻启发,获益匪浅。
四、高峰论坛 风光无限
2006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举办的三大高峰论坛是“电子音乐及数字化音乐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历程专题论坛”和“电子音乐与文化创意产业”论坛。
首场论坛《电子音乐・数字化音乐艺术学科建设与发展》――暨第三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主管领导及学术带头人峰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现场气氛异常热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主任张小夫教授从学科建设的定位、课程体系建设、工作室建设、人才梯队建设、教材建设和国际专业活动六个方面为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构建了学科建设宏伟蓝图,在中央音乐学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目标下,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最终建成中国一流、亚洲一流、世界一流。中国音乐学院程伊兵的《再谈学科建设》从课程设置、专业划分的界定等方面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学科建设和发展。台湾开南大学的曾兴魁介绍了台湾电子音乐学科建设和发展概况。中国人民大学的许鹏就学科定位做出不同的阐释并呼吁关注电子音乐不仅仅是电子音乐界的事,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论坛上发言代表还有武汉音乐学院的刘健、中国传媒大学的李伟、南京艺术学院的庄曜、星海音乐学院的曹光平、厦门集美大学的康长河等。在自由发言中,与会代表各抒己见,为中国电子音乐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计献策。
此外,论坛《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历程》由张小夫教授和著名学者、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电子音乐基金会主任罗伯特・格鲁克(Robert Gluck)等专家对中国电子音乐发展历程的议题作了深入讨论。论坛之三《电子音乐与文化创意产业》将电子音乐学科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借鉴现有的一些音乐产业的成功模式,为应用型电子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