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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中美贸易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保护贸易政策;综合竞争力
一、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频频发难
(一)导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国外因素 第一，美国借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缓解贸易逆差及失业压力。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得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颇为不满，他们声称中美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而应对我国输美产品予以设限。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因此当美国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理由而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时，作为我国出口重头的纺织品自然是首当其冲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额剧增。美国却认为是低价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尽管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失业率与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美国政府则声称鉴于“公平”起见，须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纺织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的进口纺织品成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美国对WTO体系下的特保条款和非市场经济条款肆意滥用。根据中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果世贸组织成员在确定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由于市场扰乱、威胁和阻碍这些产品的有序发展的话，在与中国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则可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进行限制，而由于相关文件中对于“市场扰乱”及“威胁、阻碍相关产品的有序发展”的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美国则擅自将此标准当作“自由裁量权”而加以滥用，对我国的进口纺织品肆意制裁。 在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确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界定价格要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从2008年特保条款到期到2016年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效期结束的八年间，反倾销与反补将成为美国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国出口纺织业的弊端
第一，出口纺织品同质化严重，单位创汇额低。我国出口纺织品多年以来主要有中低档产品构成，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免要走低价竞争的道路，从而给了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可乘之机。产品范围的狭窄、营销路径单一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惨重。 另外，与我国其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样，我国的出口纺织品也有技术附加值与品牌价值低的通病，大多数出口纺织品都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定牌生产，只能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而自主出口产品质量差，档次低，虽然出口量大，但价值低廉，创汇少。
第二，我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导致我国出口纺织品在美国频频遭遇特保调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进口方对我国纺织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乃至化解与其他进口国的贸易摩擦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三，出口纺织品行业协会调控能力欠缺。在对美国出口中频频遭与特保与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纺织品行业协会责无旁贷。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失控，出口价格失调，在贸易风险之前缺乏相关的预警信息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职能上的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晚，机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即所谓“半官半民”性，使其社会职能不明确，而且我国缺乏与行业协会职权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受限，执行力度欠缺，从而无法实现对出口纺织企业有效的宏观协调作用。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如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从量的优势转向以质取胜。要想让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纺织品质量与品牌价值，提高高档产品在出口纺织品中的比例，从而增加单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润，让种种保护贸易政策无从下手。针对当前我国出口纺织品中贴牌生产比例大，且国内品牌价值低、数量少的现状，政府部门及行 业协会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结构进行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从生产和定价两方面着手对行业结构进行整治。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方面执行统一严格的质量标准，尤其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向西方主流标准看齐，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在定价方面，必须理顺当前低价竞争的价格体制，通过引入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劳保制度、税收制度等将出口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纺织行业内形成定价策略高度统一的“卡特尔”，对个别企业在贸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个人行为”坚决予以杜绝，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长期中所有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国出口纺织品在海外市场能够稳据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是我国纺织行业的必经之路，我国应通过技术与资金支持在纺织企业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业，通过过硬的质量和高端定价以及一系列完善的营销网络在进口国确立起巩固的市场地位，扭转国际市场上中国纺织品以往粗制廉价的形象。
第二，做好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准备。但随着2008年特保条款得到期，反倾销将成为许多进口国尤其是美国制约我国纺织品进口的利器，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被认可，针对我出口纺织品的反补贴调查也很可能会有增多的趋势。面对可能到来的纺织品反倾销浪潮，除了要对出口纺织行业中的价格体系进行整改以外，纺织企业的产权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顺，根据欧美的反倾销法，对于倾销的界定取决于一国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定价中所起作用程度。产权不明晰是当前我国众多国有企业的通病，因而许多大型国有纺织企业须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切断产权上的政企关联，为反倾销的应对打好基础。而与反倾销相比，我国纺织企业对反补贴似乎更为陌生，在应对反补贴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相关立法也欠完善，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纺织行业内大力普及WTO框架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在国内培养起一批我们自己的反补贴应诉人才，尽快熟悉与适应国际反补贴应诉规则，为反倾销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全球化经营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贸易体系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比例急剧增长，据统计，2005年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优惠贸易已占到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对纺织品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贸易的一体化对我国这样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具有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区域贸易组织的内部贸易对我国纺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会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作用，因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应当以合作贸易形式取代单一的出口贸易，通过海外生产及加工贸易的方式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从而利用其内部贸易的优惠安排增大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
三、结语
伴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走过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销售额已经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纺织品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已经不在于谁掌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在于生产中的专有技术、高质量高品位的产品、完善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信誉、服务等等。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浪潮下，仅仅靠一国国内的生产和出口来占据海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开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就得本着“大市场”的理念在广泛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国际贸易中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中美纺织贸易争端暴露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软肋，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成为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稳若磐石的贸易强国，提高出口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必经之路，也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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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进行货物的买卖，很多美国人在广州建立洋行，替到中国的美商购销货物，从中收取佣金，佣金率一般为百分之七左右。于是在广州、澳门的洋行逐渐增多。1818年，剌素洋行(SamuelRus-sellandCo.)在广州成立，这家洋行是旗昌洋行的前身，许多的股东与当时美国在广州的最大行柏金斯行交情甚好。剌素洋行得到最有声望的保商潘长耀的担保，同时也与怡和行行商伍秉鉴(Houqua,浩官)、天宝行行商梁经国(Kingqua,经官)、西成行行商黎光远(Pacqua,伯官)建立了贸易关系。1820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国内有多家企业与银行倒闭，对外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滞。贸易状况的恶化导致中美贸易额迅速下降，1819年尚有39艘美国商船来华，但到1820年减少到20艘。[4]3681820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55万元，仅是1819年的1/2。商业的萧条使对外贸易缺少足够的银元来采购商品，美国在华的机构也陷入经营的困境中。1824年，在普金斯洋行的帮助下，剌素洋行改组为旗昌洋行。与其他洋行不同，旗昌主要做业务，而没有自己的投资，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又可以避免与委托人之间的竞争。新股东阿米顿(PhillipAmmidon)的加入，为旗昌注入了活力，阿米顿是布朗－艾弗斯公司(Brown&Ives)———普罗维登斯最大的对华贸易商行驻广州的商，他的加入，为旗昌带来了该公司在广州的所有业务。很快，旗昌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阿米顿还到印度积极招揽输入广州的印度棉布和鸦片的业务，鸦片很快成为旗昌洋行经营的主要商品，到1827年，旗昌已经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走私商。
如果说美国对华贸易有两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应该是普金斯洋行。这两家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旗昌洋行的发展离不开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创办于波士顿，创办者是詹姆斯•威尔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马斯•威尔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来适逢时机，成为了美国驻广州第三任领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广州设立分行，主要从事委托代办贸易。威尔科克的侄子约翰•顾盛从16岁就开始到广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从普金斯洋行建立至与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国在广州的最大商，中美贸易有一半的业务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顾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汤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汤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门外海，留有遗书，希望将普金斯洋行的业务，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顾盛提议以旗昌洋行为波士顿行号的单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国在广州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商行合二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号，成为美国在广州最大的机构，其实力堪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经营鸦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奥利芬洋行因反对鸦片贸易而成为美国在华洋商行中鲜有的经营正当贸易的行号。1828年，做过船货管理员和人的奥利芬在托马斯•史密斯行的基础上组建了同名商行，这家行号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奥利芬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坚定立场及对传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赢得了行商与本国传教士的尊重。除这三家美国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东之一奥古斯丁•赫尔德后来离开旗昌，另创办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还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卫特摩洋行。在美商进入广州几十年中，往来的商行几经更替，只有旗昌、奥利芬、赫尔德和卫特摩这几家行号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有些回国投资，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国，回美国兴建中西部横贯铁路，也有的破产倒闭。
在中国开设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钱财，或是资力雄厚的美国大商行的亲信代表。当时中国没有银行，交易常须一两年时间，因此需准备巨额资金，同时不仅在华外商与其在伦敦、利物浦、纽约、波士顿的往来商行之间，而且在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信用关系。这样一来，只有有条件的人才能过得了这些关。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必须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个特殊阶级，不仅大洋行的股东和经理如此，他们的助手也是精明强干的。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是老头了。然而在对华贸易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他们都保持着年青人特有激情与怀揣希望的勇气。厄运从来吓不倒他们，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商业盛衰所带来的挑战。对他们来说，这一季度的失败是下一季度赚钱的预兆，连续几年的倒霉使他们相信大利必将到来。他们的这种职业胸怀使他们在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势。
二、美商与行商的关系
广州一口通商之时，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贸易最繁荣之时。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权利，却没有独立的行政权。行商往往具有双重身份，被称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银子捐出来的，在政府中没有实际权利，仅代表政府管理贸易，而“商”则是外商在广州经管活动的管理者，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必须要经过行商监督，缴纳关税后方能在中国销售，同样在中国采购商品也必须经由行商，行商统一采购后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然后以行商的名义报关，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员一样的去参与管理，又像商人一样采办，并负责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间的上通下达，这就使行商与政府、外商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非属行商团体内之买卖人等参与外国贸易之禁。”[5]91选择与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国长久经营的最好选择。1784年，美商到达广州之时，正值广州行商独揽贸易之际。与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华的外商利益，因此聪明的美国商人与行商交往密切，特别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旗昌洋行与怡和行伍家的关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这样说：“行商是一个遵守信用的团体，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忠实可靠，慷慨大方的……我从未在任何国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诚信无欺之高度的商业道德。”[3]49多数美商与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货价较高，但交货时货物的质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国的信誉极佳，贴上该行的商标，在美国的售价一般都比其他同类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垄断了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银堆满十三行”就是用来描述十三行的繁荣。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鉴就以巨额的财富成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资遍布多个领域、多个国家，其影响力蜚声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更得益于他的名声。他很愿意与广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以及港脚商人往来。在与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鉴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经亲手撕毁了一位美国商人欠他数万银元的借据。美国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美国在广州的两大商号：普金斯洋行与旗昌洋行，皆与伍秉鉴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后者与伍家的关系特别亲密，因为它的建立是伍秉鉴一手促成，他给了美国的义子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成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来旗昌洋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在华商，几乎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时，他还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通过福布斯的运作，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使福布斯成为有名的铁路大王。权利与责任、义务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财富面前很难中饱私囊，政府对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过各种理由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足以让夹杂在中西方贸易之间的具有双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敌而繁华尽去。而这些管理制度会传导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对后者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成为行商后就要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外船驶入广东时，凡入口货税及出口货税均须经行商之手，并须由行商保证，是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记载：“洋船或其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官方认为行商能够并应当管理驻广州商馆的洋人与泊在黄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样，每一外侨自登岸之时起，必须有其‘保护人’，于是行商便成为‘保商’了。我们的保商是(伍)浩官，当然他还担保了别人。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为我们的‘教父’。”行商要监督与管理外商的商业行为是否合法，如商船挟带了违规的商品或是船员寻衅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而被责罚、取消行商的头衔、弃军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1728年，英联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经过总督批准，就与各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之后总督将担保的行商召来，斥责行商办理洋务不善，将保商henqua禁锢。
1817年，美国一艘名为“沃巴什号”的货船停泊于澳门海面，几名中国人冒充买办来找船长，被允许上船后进行了突然袭击，五名美国水手被杀，船上的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长甘特将事情经过及财物损失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清政府要求对被害者及船只进行赔偿。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抢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鸦片时，两广总督怀疑“沃巴什号”运载鸦片，所以拒绝做出被劫持财物的赔偿，并向行商谕令：“此事确系全属由于该外国商人运来违禁品鸦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运送鸦片，则彼等将无所疑惧。”[4]317与此同时，行商因美商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须承担连带的责任，伍浩官被罚了160000两白银，其他三位商总被要求募捐一些给公共事业。这次袭击事件迫使行商处于绝望之境，经充分商量后，他们作出决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长如果不签具私运鸦片、纹银或白银的甘结，一律不予担保。[3]46保商不仅要保证外商在华通商的守法行为，同时还要对他们在华期间的生活行为也要负责监督。为了加强对外国人及外国贸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种章程派发到商馆，由行商宣读给外国人。[6]304所有规章都在行商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着，特别是有关妇人的条款。1830年，有三名外国女子潜入英国商馆，中国官府威胁要中断贸易，并要惩处保商。这些妇人不得不离开去澳门。清政府之所以对妇人进入广州严格管理，主要还是担心外商在华乐不思蜀，长期定居在广州影响到社会安定，尤其穿着西洋服的女人们走在大街上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对外贸易的“吸金器”，但获得这项特权也意味着付出较大代价，首先加入行会，就要付出20万两银子，同时还要因为公益事业，如兴建水利、赈济灾区，行商每年需进贡百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员贪污。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粤海关每年采购官物所消费的金额，筹措贡品的资金与采购贡品的工作全由行商办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万两巨款，令广东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谕未到达广州前，就议定由广东的盐商出资四十万两，其中十六万由盐商负担，二十四万由行商负担。行商潘启官、叶仁官、伍沛官、卢茂官等都捐出了两万至五万不等。难怪有英国人记载“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种货税、规礼、船钞等名目繁多的收费，大大增加了外商进口的成本。“船有‘船钞’，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货有‘货税’……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
除船钞与货税外，海关勒索更是层出不穷的，“其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钞’、‘货税’外完缴。”[5]90资金的来源最终必然转嫁到外商们的身上，途径就是行商利用其垄断地位对商品进行统一定价，外商只能服从，这对崇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国商人来说是极大的限制。1720年，广州的商人组建了“公行”，专揽茶、丝、及大宗货物，而扇、象牙、刺绣及其他小宗商品由公行以外的散商负责。“中国人正在成立的这种组织是要对他们售给欧洲人的货物，自行规定价格，以便不论是不是卖主，都能从上述货物上得到他们的一部分实际利润。”[7]1381755年，“保商制度”建立后，所有与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渐参加贸易的小商人们全都排斥在外。围绕着外国商人的圈子越缩越紧。他们曾经一再抗议并以退出贸易恫吓，但都无济于事，唯一改变的就是清政府在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方面又向前进了一步。第三，行商所遭勒索、行商与洋行的债务关系导致公行的连带危机。虽说行商是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也有“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之说，但行商的巨富却隐藏着重重危机。行商除承担税收之外，铺张盛行、国用无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名目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贪婪的宫廷和官府的榨取，仅1773年到1832年的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资金变得更为紧张。此外，广州行商订购茶叶也要现银支付，所以资金周转成为行商经营上的突出问题。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到40%，而当时英国银行的利率水平仅有3%左右。每当贸易季结束时，外商离开广州之时为避免海上风险，都会将一笔闲钱留下来放贷，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同时也是行商覆灭梦魇的开始。1780年，8家行商中的四家共欠外债380万元，他们原来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政府除将行商颜时瑛、张天球革职充军伊犁外，还命令“所有泰和、裕源两行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英人收领，其余银两著落联名俱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清偿。”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洋行经营中的应用。清政府严厉惩罚商欠仅限于对行商，外商对行商的欠款，清政府却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忿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越洋诉讼非常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1808年担任总商的同孚行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并在遗言中告诫儿子：“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到1814年，行商十之八九濒于破产。
三、结语
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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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中美贸易
一、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的核心问题，也是导致两国贸易摩擦的主要诱因。人民币汇率的人为低估被认为是中美贸易产生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就汇率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缓解美中贸易逆差。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分析
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美国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转而增加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来填补这一缺口，如印尼、韩国、越南和泰国等国。从整体上讲，人民币迅速升值将抑制中国出口的急剧增长，从而对本身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对于全球失衡和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根据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汇率升值会导致一国净出口的下降，但有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就是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进出口价格弹性绝对值之和大于1）。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性，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大贸易顺差。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比较特殊，具体表现在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而非普通的一般贸易。2005年中国的一般贸易逆差为440多亿美元，而加工出口贸易顺差为14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所有的顺差都是加工贸易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将降低加工原料的进口价格，这样反而会鼓励进口更多的原料，刺激加工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中间品进口的汇率弹性远小于一般贸易的进口汇率弹性，即马歇尔－勒纳条件在中国不一定满足。
三、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
首先，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次，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3.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四、结论
美国把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归因于人民币被人为低估所导致的商品价格的低廉，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1.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
2.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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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大，农产品贸易争端也不断增加。本文主要从中美农产品发展的现状着手，通过对现状的分析从而具体阐述了引起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发生的原因。不管是对于企业微观层面来讲，还是对于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或许有所值得借鉴的地方。
美国在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2007年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增长较快，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日本和欧盟)。进口金额达88.46亿美元，增幅达到23.7﹪。同时我国农产品对美国出口额呈稳步上升趋势。2007年我国成为美国农产品进口第五大来源国(仅次于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和日本)。
1 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的现实状况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2002年美国《农业法》修改，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范围包括棉花，大豆，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02年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果汁等，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2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 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 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如补贴，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如高关税，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3 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2.4 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国家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很多企业为了那道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还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2.5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的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摩擦可能性。
3 小结
中美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争端接连不断，但是从整体上看，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的特点，而且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当然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成为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从政府，企业，商业协会等多方位考虑解决措施，形成完善的解决机制。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获得双赢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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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品贸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美国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050―02
文化产品贸易是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美国虽然在货物贸易方面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在文化贸易上却呈现贸易顺差，属于文化贸易强国。借助“经济全球化”的进展，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亦蔚为大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以视听媒介文化产品出口为典型代表，其文化产品贸易无论从营业收入、覆盖地域还是从实际影响力来看，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贸易国，但是出口的产品大多集中在工业制造品方面，文化产品出口则远远落后于对外贸易的总体发展。为了加强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出口，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扶持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出口贸易额逐年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美国是我国文化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2012年美国成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为分析探讨中美两国间文化产品贸易状况，本文从产业内贸易角度，实证分析两国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分析结果将对我国文化贸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文献综述
1.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研究中，Wildman、Siwek（1988）通过对国际影视文化贸易的分析，认为影视文化产品的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即较大规模的投资会使其生产的产品具备竞争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Frank（1992）分析了美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认为外部规模经济、物质资料和人力资本都能提升美国影视文化贸易的竞争优势。Schulze（1999）将艺术文化产品分为现场表演艺术、不可复制文化产品和可复制文化产品。他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对可复制文化产品贸易的解释性强，但并不适用于不可复制文化产品贸易。Marvasti（1994）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图书、报纸、电影、唱片领域的双边文化产品贸易额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语言的相似性、人均收入、资本密集程度、人口规模是影响两国间文化贸易的因素。Marvasti、Canterberry（2005）研究了1991-1995年期间，美国与33个国家间电影文化贸易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语言、教育等因素对美国电影出口具有正面影响。Disdler（2010）实证检验了1989-2005年跨国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认为文化相近性对文化产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指出文化产品贸易的增长与一国总贸易规模扩大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1.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最初始于对中国文化贸易逆差的关注。例如，赵有广（2006）指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后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更加系统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如方慧、尚雅楠（2012）选取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广告宣传、电影音像五大行业，通过计算TC指数和出口优势变差指数，得出了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的结论。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出版的《创意经济报告》及随之推出的创意经济数据库为研究文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更好的数据基础，促使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朱文静、顾江（2010）发现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很强，但体现文化产业精髓的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很弱，逆差严重。白远（2010）发现中国是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大国和消费小国，但“出口大国”是基于文化产品贸易而言的，而且指出，如果文化创意产业只被定义为服务业或知识产权业，那么中国在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上的确毫无竞争力可言。方英、李怀亮和孙丽岩（2012）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贸易的规模与结构进行了分析讨论，运用国际竞争力指标分析了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文化贸易逆差与竞争力落后的形成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讨论。赵有广（2006）指出版权贸易中的软件和电视节目是我国文化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造成这种逆差的主要原因则是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未对文化元素进行经济化传播、货物贸易没有承担宣传中国文化的责任以及政府的支持措施不具体。康小明、向勇（2005）从文化产业集群角度，按照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指出影响文化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要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状况、文化企业战略、相关辅助产业和政府行为等。白远（2007）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行业界定的基础上，指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和融合、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内市场需求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的条件。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见，当前的相关文献关注的是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状况、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分析文化贸易的研究尚且不多。由于在文化贸易方面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本文试图做以下三方面的论证：一是目前的文献均认为我国在文化贸易方面存在贸易逆差，本文将实证分析中美文化产品贸易是否真正存在文化贸易逆差；二是分析中美两国在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三是分析判断中美两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上是否呈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格局。
1.3本文研究范围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05年将文化贸易分为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而文化产品可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及相关文化产品，其中核心文化产品包括文化遗产、印刷品、音像媒介、视觉艺术、影视媒介；相关文化产品包括音乐、影院和摄影、电视收音机、建筑和设计、广告、新型媒介，并划分出相应的协调制度编码。本文根据该定义，同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分析中美9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
2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衡量方法
2.1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衡量方法
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度可以采用一定的指标来衡量，这些衡量指标包括巴拉萨指标、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指标。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衡量指标是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提出的G-L指数，这个指数近似于衡量产业内贸易在全部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首先从某类文化产品的角度来看，该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在公式①中，GLit是第i类文化产品在t时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t和Mit分别代表第i类文化产品在t时期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在本文中，i取值为1-9，分别代表文化遗产、印刷品、视觉艺术、影视媒介共4类核心文化产品，以及音乐、影院和摄影、电视收音机、建筑和设计、广告共5类相关文化产品；根据公式定义，0≤GLit≤1，该指数越接近1，表示该类文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其次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用各类文化产品GLit指数的加权平均求得，以表示该国文化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Wit为第i类文化产品在t时期的贸易权重，是各类文化产品贸易在总文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因此权重越低的产品类别，对总文化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就越小。
2.2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衡量
从产品差异角度产业内贸易水平可以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Greenaway等人（1994）以产品质量为根据提出了区分方法，他认为产品质量可以由产品价格来体现，具体的衡量方法如下：
3实证分析过程
3.1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规模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市场集中于美国和欧盟，美国是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对美国文化产品出口为170.4亿美元，进口为8.38亿美元，由此可见在文化产品贸易上中国对美国呈现贸易顺差，不存在所谓的“文化贸易逆差”现象。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规模与两国间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差甚远，2012年中国对美出口高达4256亿美元，自美国进口1105.9亿美元，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率仅为4%，文化产品进口占总进口仅为0.7%，这说明两国间文化贸易规模很低。
在核心文化产品上，中国对美出口集中在印刷品上，2012年印刷品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38%，具体主要是图书、报纸和期刊。其次是视听媒介产品，2012年视听媒介产品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16%，具体主要是摄影和电影产品；进口方面，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印刷品，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印刷品占文化产品进口的232%；其次是视听媒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视听媒介产品主要是电影和新型媒介。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相关文化产品是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的4倍。从具体产品来看，中国对美出口集中在电视收音机产品上，2012年电视收音机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半壁江山，达53.9%；其次是音乐产品，2012年音乐产品出口占中国对美文化产品出口的24.2%，具体主要是乐器和录音媒介。从进口上看，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影院和摄影产品，2012年影院和摄影产品进口占中国进口美国文化产品的27%，具体主要是电影摄影机、照相馆和电影院使用的产品。
综合核心文化产品贸易和相关文化产品贸易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对美国的文化贸易以相关文化产品为主，尤其集中在电视收音机和音乐产品出口上。同时，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无论是在核心文化产品（文化遗产除外）还是相关文化产品上对美国均呈现顺差，而且顺差很大。
3.2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本文通过公式②计算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总指数发现，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不高，产业内贸易总指数最高时也仅0.082，这说明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
从9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来看，中美两国相关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核心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这说明中国对美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相关文化产品上。核心文化产品产业贸易水平较高的是文化遗产和印刷品，最高分别达到0.76和0.47；而视觉艺术和影视媒介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特征。相关文化产品方面，中美在影院和摄影、广告两类产品上产业内贸易特征明显，最高分别达到0.88和0.95；而在音乐、电视收音机、建筑和艺术三类产品上产业内贸易特征不明显，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
综上所述，中美文化产品贸易还处于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中国在相关文化产品出口上具备一定比较优势，两国间在相关文化产品上产业内贸易水平也相对更高。
3.3中美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公式③和计算公式④计算发现，中美两国在9类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上主要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电视收音机、音乐两类相关文化产品上垂直产业内贸易尤为突出，这说明中美两国在主要文化产品生产上提供的是质量不同、价格不同的相似文化产品；只在文化遗产这类核心文化产品上表现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这说明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方面存在差异性，从而使两国文化消费者在选择消费文化遗产方面可供选择的产品增多。由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格局主要由两国文化要素禀赋差异引起的，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此可见中美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格局与工业制品产业内贸易格局完全相同。
4结论和建议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文化贸易规模不高，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不高，但在文化遗产、印刷品、广告等文化产品上表现出相对较强的产业内贸易形式。
4.1通过政策调整推动国有文化机构走向市场，鼓励文化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
2012年我国制作生产电影745部，电影产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27.04亿美元，美国电影票房收入10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文化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一定的效益，中国文化企业还存在规模小、分散生产、企业效益差等状况，这些是阻碍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化企业要从产量经济向规模经济转变，鼓励文化企业注重和追求规模经济，就是要通过政策调整推动国有大型文化机构走向市场，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大型文化企业的领头羊作用。
4.2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文化方面法律法规
由于中国与美国的制度差异会阻碍两国文化贸易规模，降低两国间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文化方面法律法规，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贸易规模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4.3文化贸易的发展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发展文化产品贸易，对于中国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经济软实力，而后者又将对中国其他产品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传播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助推的一蹴而就，因为文化产品出口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接受并成瘾的民间过程，政府应致力于文化企业创新的扶持上，而不是直接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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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比较 数字环境下中美版权比较研究与借鉴 中美版权贸易现状统计分析 中美版电影《歌舞青春》文化差异比较 中美两国网络游戏产业版权保护政策比较 中美体育产业发展比较研究 中美社会未发表文学作品版权登记服务工作的比较研究 中美版 家有儿女 中美煤炭产业市场集中度比较研究 中美文化产业研究之比较 中美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比较研究 中美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比较研究 中美青少年版权意识的比较与启示 中美死刑比较研究 中日图书版权输出之比较研究 数字内容产业版权制度建设研究 视频媒体产业版权管理策略研究 中美动漫产业营销模式比较分析 中美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角色的比较研究 中美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比较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3-05-01，2013-06-10。
{3}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4}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为了促进科学与实用技术的进步，国会有权赋予作者和发明者对其各自的文字作品和发明享有一定期限的专有权。”依照该授权，1790年美国第一届国会以1710年英国《安娜法》为蓝本制定了该法。
{5}李响：《美国版权法：原则、案例及材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6}杨丽娅：《中美版权产业与版权制度之比较》，《齐鲁艺苑》，2005年第4期。
{7}为了适应1996年12月公布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要求，美国对其版权保护的法案进行了修订，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便顺势而生。该法案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衔接两个公约。
{8}The 21st Century Department of Justice Appropriations Authorization， H.R.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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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晓青：《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修改的最新状况及启示》，。
{11}例如，早在1917年，美国就通过联邦税法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还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文化产品课以重税，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版权产业。
{12}商务部《我国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已超过90%》，。
{13}戚骥：《细说我国版权产业发展七症结》，《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3-21。
{14}《著作权法》第48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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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继续抓好全国宣传文化系“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着力加强领军人物和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继续办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培养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吸引财经、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优秀人才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注重海外文化创意、研发、管理等高端人才的引进，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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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汇率升值 中美贸易失衡 相关性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迅猛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进入2010年，随着危机
影响的深化，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又一次挥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并扬言发起“贸易战争”，以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面对美国官方及民间的压力，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没有低估，并且人民币是否升值，以及什么时候升值不应该由美国人决定。一时间，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谈论和研究的热点。
2008年我国对美贸易实现顺差1708.6亿美元，2009年为1433.7亿美元；其中，2009年中国对美顺差占到美国对外逆差总额的45%。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官方和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主要原因。美国方面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人为低估人民币汇率，致使中国对美国出口旺盛，而中国对美国产品需求萎缩，造成美国对华贸易严重逆差。因此，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时，这种要求更强烈。面对国外普遍的压力，中国于2005年对外宣布实施汇率改革。截至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21%，但与此同时，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对美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0.8%。对此问题，美国官方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只有进一步升值，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中国及美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迫使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长期以来，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问题一直是理论上研究的热点，而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更是近年来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因此，定量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平衡的关系以及中美贸易结构的关系，对探讨推动中美贸易发展，调整中美贸易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促进我国外贸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针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rose a.k.(2000)通过对汇率变动对于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认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有系统的、显着的阻碍影响，汇率贬值会改变贸易恶化条件。蒙代尔（robert mundell，2003）认为，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平衡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升值并不能改变美国逆差的现实。ste phen jeffrey(2006)从理论和数据两方面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双边贸易失衡的影响很小。王胜、陈继勇和吴宏（2007）通过研究认为，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人民币升值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孙霄种、宋逢明（2008）通过建立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贸易的协整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从理论上找出了汇率升值的上限。彭其龙（2009）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人民币兑美元确实存在被低估的情况；人民币升值短期内能缓解中美贸易总量的不平衡，但是在长期内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作用。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对于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定论。因此，笔者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能否改善中美贸易不均衡需要不断地观察和实证。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总量失衡的关系
（一）简单相关性分析
自2005年中国宣布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大量增加。特别是自2005年开始，当人民币加速升值时，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并没有下降的迹象，反而也加速增加。
表1人民币汇率统计（1994-2009）
注：人民币名义汇率或实际汇率是100美元兑人民币元的年平均数，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网站，间接标价法即100人民币可以兑换的美元数；美国cpi指数来自gpoaccess.gov/eop/download.html；中国cpi指数来自stats.gov.cn；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数据来stats.gov.cn/，单位为亿美元，为中方统计的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计算公式：实际汇率=名义汇率*（美国cpi指数/中国cpi指数）。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1995-2004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不大，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却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双边贸易壁垒的减少，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关税的下降，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呈飞速上升趋势。自2005年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上升加剧，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破千亿美元。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之间呈现出正的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数据的分析，明显看到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相关系数指标来量化这一关系。根据表1中的数据，利用软件对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间接标价法）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得到二者的相关系数如表2。
表2 人民币汇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相关性分析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汇率（间接标价法）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之间具有正的相关关系，但二者的正相关性是逐渐减弱的。而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变动额之间的相关与之前的结果有所不同，2001-2005年间，人民币汇率变动很小，由于中国加入wto组织，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变动额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而人民币在2005年开始加速升值后，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有所减弱。如果仅从2005-2008年时间段来看，却表现出很强的负相关性。通过上表，我们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二）adf单位根检验
鉴于上述方法过于粗略，接下来将通过eviews软件对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严谨的分析，以检验二者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数值变动较大，所以在进行检验之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将人民币汇率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取自然对数。在此，我们假设两变量时间序列都服从ar(p)过程，并采用同时带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模型，然后根据回归需要在剔除截距项和趋势项。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进行检验，adf单位检验结果见表3。
表3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中检验形式c表示有常数项，t表示有趋势项，数字表示滞后期，n表示不含有常数项或趋势项；*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5%的显着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根据表3，中美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名义汇率月度序列的adf统计值都比对应的显着性水平为10%的麦金龙临界值要大，表明两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中美贸易顺差lnnexsa的adf统计值、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lner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着性为5%的麦金龙临界值要小，说明该两个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月度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在此基础上，再检验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对两个变量作协整检验时一般采用engel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再把回归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的协整检验涉及两个变量，适合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由于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名义汇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所以直接进行第二步，即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两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协整关系。据此，对中美贸易顺差lnnexsa的一阶差分序列lnnexsa与人民币名义汇率lner的一阶差分序列lner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并得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在此设为ut。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根据表4，中美贸易顺差一阶差分序列(lnnexsa)的与人民币名义汇率一阶差分序列(lner)线性回归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着性水平为10%的麦金龙临界值要小，表明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而，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名义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逆差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前面分析的正确性。
三、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商品结构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在总量上的不平衡，也就是说，想要通过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在短期内改变中美贸易总量上的不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呢？这也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表5 美国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类）（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数据网。countryreport.mofcom.gov.cn/index.asp .
从2005年下半年，人民币开始快速升值以来，我国对美商品出口在总量上增长较快，主要对美出口商品在量上也有所增加，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量有所下降外，2006-2008年间，对美出口主要商品基本呈上升态势。从对美出口商品结构上来看，各主要商品所占当年的出口比重变化不大。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和2009年主要商品所占出口比重，除机电产品、纺织品及材料和贱金属及其制成品三类所占比重变化超过1%以外，化工产品变动超过0.8%，其他的商品比重变化很小。
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变动在短期内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当人民币上升时，2006-2008年间各主要商品对美出口也有所增加，且各主要商品之间的比重变化不大。
四、简要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1994-2009年间的数据计量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变动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变动之间存在系统性相互影响和决定关系；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变动与中美净贸易额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民币汇率越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越大。因此，在短期内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改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不可能的。2.从2005年人民币开始加速升值以来中国对美商品出口的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影响不大，二者之间体现出同时上升的趋势。3.通过1994-2009年间人民币升值变动率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变动额的简单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双方的正相关关系有不断减弱的趋势，这与通过计量检验得出的二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协整关系有一定的矛盾性。未来长期中，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是否会影响并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二）政策建议
汇率变动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十分复杂，汇率变动改变贸易差额需要诸多前提条件，并且，目前中美贸易失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单靠调整汇率是不行的。当前，关于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的观点更多具有政治含义，经济效果不显着。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在实事求是、共同发展中美贸易关系的基础上一起努力。因此，从美国角度出发，消除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以增加产品出口、维护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同时，美国也应该提高国民储蓄率、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等，这是短期内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有效方法。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因此，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汇率干预，维护自由竞争；扩大技术引进、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优化固定资产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减少外贸依存度等。这些都是减小人民币升值压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切实可行的做法。目前比较急迫的是，我国应该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制定我国外贸行业未来的发展规划，积极引导外贸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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