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13: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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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中西方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西方偏重精确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中国文学注重表现自我所感所识，力图将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自然教育观的比较，系统地论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探讨了各自教育观的影响问题，主要分析在当今教育全球化形势下中西方自然教育观对当今教育的启示及可取之处，提出了当今应该坚持的教育观。
一、序言
中西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自然是万物的本原，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与呵护的态度；西方人则认为自然为上帝的造物，且从上帝处获得了掌控自然、征服自然的权力。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因此，在看待问题、接受教育上会有不同的方式。
二、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概述与比较
中西方传统与观念的冲突，尤其是中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不同背景，可以从中西方对人与自然的认识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诠释。
在中国，自然教育观首先出现在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之中；在秦汉时期，黄老之学对自然教育观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老子的自然教育观的核心是“无为”。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但老子的“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排除一切人为。
在西方，最早的自然教育思想发源于古希腊时期，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近代。例如：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应当效法自然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犹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2］
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域独立发展的，但存在着差异。
中西方自然教育理论对于培养人才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在中国，由于自然教育理论发展较早，因此中国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圣贤”。而在西方，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公民”，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具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的人。
三、中西方自然教育观的影响及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纵观中西方自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自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会促进自然教育的进步，相反则阻碍自然教育的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从中得出一些经验，以对后人有所启示。
（一）自由、民主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在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只有宽容不同学派自由发展，才能繁荣学术，激发活力，促进思想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而学派之间的自由发展，需要民主来保证。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形成了短暂的民主氛围，从而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自然教育观得到了长远的发展，这得益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意识到思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种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中国确实不能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落后就意味着和西方有一定的差距，这就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只限于学习西方的经济，更要将改革深入到制度、思想的层面。
（二）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教育不是顺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是违背了这一规律。中国教育研究者对这种现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而是积极地提出许多对策，例如近年来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等。自然教育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重视学生的个体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努力使教育顺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对学生的天性进行压抑。
在现实的教育中，自然教育存在一个难题，即如何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充分的发展，这可能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两难问题。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的发展是教育的理想。在这一过程当中，应主动掌握理想的教育形态和具体表现形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为了理想的教育而不懈努力。
四、结语
自然教育理论在中西方教育思想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然教育思想源远流长，远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关于自然教育的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中就包含有自然教育的思想。自然教育理论在不同的年代有其不同的表现，但其核心是不变的，就是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教育要遵循自然的本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对外汉语；中西方语言交际；文化差异
一、引言
本论文主要通过论述以下问题：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怎样运用这些文化差异辅助语言教学，使大家进一步了解语言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以及合适的语境中得到正确使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它们的交际价值。
二、人类灿烂的财富―文化
（一）文化丰富的内涵
盛炎指出：有关文化的定义，有的说有一二百种，有的说有上万种（盛炎1990），因此难以一一列举。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对狭义“文化”的经典界说。通过概括，我们可以总结出：文化伴随人类产生而逐渐形成，它是人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的社会遗产。
（二）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保存、延续和传播文化的工具。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发展。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借助语言这个工具，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沟通；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也要通过语言。同时，语言是社会及其发展的见证 。总之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要学好汉语，就必须学习汉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
三、中西方语言交际文化中的差异
（一）中西方语言交际差异产生的原因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相当的文化差异。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而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的核心是崇尚个人主义。“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是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二）中西方语言交际中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在开放的现代社会，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显得愈发重要，已经成为现代交际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随处可见，语言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同时受到普遍重视。
1、打招呼。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你去哪？”而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
2、赞美。在英语国家，赞美也常用来作为交谈的引子。赞美的内容主要有个人的外貌，新买的东西，个人在某方面的出色的工作等。对别人的赞美，最普通的回答是：Thank you.而中国人以谦虚为传统美德，当别人称赞中国人时，他往往会说：“您过奖了”来表达谦虚。
3、称谓语。汉语中称“伯伯、叔叔、舅舅等，姑妈、姨妈等”的亲属称谓在英语中“uncle”就囊括了。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深远影响。
4、某些词内涵意义上的差异。比如，中国人喜欢数字“8”，象征兴盛发达，西方人认为13是个不祥的数字。还有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西方龙象征邪恶。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授汉语的同时，要注意让学生了解和区别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样有助于他们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去，进而提高汉语交际水平。
四、如何发挥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给予了文化丰富的内容，在教授外国人汉语的过程中，文化知识的教育特别重要。
（一）文化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
1、能缓解文化冲击，减少文化休克的出现。对于学习者来说，中国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同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方式与理念有很大区别。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生活与学习。
2、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兴趣，自然也就能认真主动地学习了。
3、帮助外国学生正确理解及运用汉语。英语的句子体现“孔雀尾”的特点，讲究头轻脚重，讲究句子结构。而汉语的习惯是“狮子头”，很多定语都得放在被修饰对象前。
4、帮助外国学生提高言语交际能力，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比如人们见面打招呼，常说“吃过了吗？”“干吗去呀？这样的用语同欧美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理解这些文化因素造成的差异，并且学会在生活理解使用它，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
（二）采用适当的文化教育方法
文化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接导入学生学习的时间主要在课堂上，遇到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时，往往会感到费解。这时教师就要发挥其主导作用，直接给学生介绍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增强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同时加深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2、推荐佳作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效地增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教师可以有选择地向不同阶段的学生推荐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知识的优秀书刊和电影。书刊如“四书五经”《史记》等，电影如《花木兰》、《建国大业》、等。
3、组织讨论。讨论是学习语言的一种常用方法，它不但给学生提供了集体活动的空间，还能激发学生的表现欲，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与合作能力，而且能使他们在讨论中获取完整的文化背景知识。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们在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要明确学习者的语言习惯，清楚他们的文化习俗，了解他们喜恶。在汉语教学中，应让外国学生多了解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这样才能减少甚至避免学生们在用汉语交流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将汉语技能训练与语言文化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汉语教学达到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胡文仲 文化 跨文化交际
近些年，外语教师开始关注和重视文化与跨文化交际，他们发现外语教学并不是简单地教些语音、语法和词汇，交际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在我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胡文仲教授堪称鼻祖。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意R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性，在随后三十多年的研究中，他颇为重视和文化有关的跨文化交际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全面介绍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研究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关系及如何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他还主编、编选了数本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著作和文集，如《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超越文化的屏障》、《跨文化交际面面观》、《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学选读》等。此外，先生还撰写了《英美文化辞典》。这些论文和书籍为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将对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十年的研究进行梳理，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将选取三个阶段中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综述。
胡文仲先生1935年生于天津，1951年初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54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在翻译班及师资班进修。自1957年起先生开始在英语系任教，1979年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198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在英语系继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主编。
胡文仲教授早期就认识到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跨文化交际教学是文化教学沿革”的观点，认为在“文化真空”中进行英语教学是不可能的。据笔者统计，80年代初至今，先生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外语期刊上发表和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文章共计23篇，现按时间顺序由近及远列表如下：
1. 80年代的研究
80年代先生发表了以《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为代表的5篇论文。在《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这篇文章中，胡先生通过例证法提出“学习英语不能不同时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一观点。然而，在长期的英语教学中，由于大家对中西文化差异重视不足造成在英语写作或口语中经常犯“语言形式表达无误，而不合乎西方文化情理”的错误。此外，权威机构编撰的英语教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社会意义，即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中的运用。英语学习者对下列几组“对话”似乎都不陌生：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 Hong.
-How old are you？ -I’m twent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anj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这类对话是英语学习的开端，它们都是“中文思想+英文形式”式的表达，语法自然正确，却忽略了是否适合交际场合这一现实。除了在医院、移民局这类地方外，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碰到“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这类私人性的问题。然而，若干年来一直使用的英语教材基本不会注意到这些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学生又喜欢机械模仿，缺乏对语言学习中文化的意识。
如何让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呢？胡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提出“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教学”的合理性建议：（1）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外语院系除了设置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课程外，还应该增设社会学、人类学这类课程；（2）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使用一定比例的国外出版的外语教材，在自编的教材中多用一些“真实材料”（authentic material）；（3）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多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4）在课堂上，教师不仅应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还应该重视语言运用是否得当；（5）充分利用图片、幻灯片、电影、电视等直观媒介；（6）充分利用外教资源，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和讲这种语言的本族人接触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接触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取代的；（7）开展汉英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先生80年代提出的这些建议很具前瞻性，甚至对现在的英语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文化差异种种》[1]这篇文章中，胡先生列举了几个较为突出的文化差异的表现，比如中西方在“打招呼，致谢，表示谦虚，礼物的赠予和接受，身势语，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英语教育者在教学中如何做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呢？胡教授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首先是学生的态度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努力尝试理解外国文化，不能认为异于我国文化的都是荒唐可笑的。其次是英语教育者要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图片、照片介绍外国的艺术、雕刻、建筑、风俗习惯；可以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比如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广告等，选择与文化有关的一些材料让学生读，然后组织讨论；还可以放映介绍外国文化的短片及一般的外国影片；可以组织学生演剧、为某些外国影片配音，使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外国文化的细微之处；可以请国外客人来校与学生接触，或做报告，或举行讨论，使学生有比较直观的感受；还可以让学生做翻译练习，引导学生注意那些包含丰富文化内容的词语（culturally-loaded words）；引导学生阅读专门论述文化和语言关系的书籍等，小说、剧本及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书籍。小说和剧本虽然不是为介绍文化而写，却有许多反映文化的生动例证。
在这个时期胡先生发表的其他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论文，有谈及论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有谈交际与语言的关系。总体来看，先生在这个阶段发表的文章主要是讨论教师如何将文化差异贯穿于课堂、学生在学习中如何提高文化敏感度。笔者认为，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应该把先生提出的那些建议铭记在心，并将之贯穿于语言教学和学习之中。
2. 90年代的研究
和其他时期相比较，胡先生90年表的文章数量较多。纵观这些文章，先生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浅谈文化对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重要这个微观层面，他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跨文化交际这个更宏观的层面，比如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跨文化交际研究如何起步》[2]、《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3]、《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4]。同时，先生开始参与以跨文化交际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国际发展动态并发表《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5]等相关论文。除此之外，胡先生开始着手文化辞典的编撰，在90年代期间发表了论文《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6]。因此，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开始进入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视野，各大高校也陆续使用了相关教材。他在此期间对一些教材进行了推介和比较，相关文章有《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7]、《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8]和《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9]。可以说，90年代先生研究视域的拓展及对一些文化教材的引荐为国内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英语学习的引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20世纪后的研究
搜索中国知网，先生20世纪后在国内较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6篇：《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10]、《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11]、《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12]、《评介英国出版的一部跨文化交际著作》[13]、《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14]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15]。从文章名称可以发现，胡先生这个时期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焦点继续关注在国际层面并进一步向实证方面延伸。在《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一文中，先生把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讨论并总结了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长期以来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研究偏重于外语教学，研究范围不够宽泛，研究视野不够广阔，其他学科的参与较为单一；提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科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学科研究基地建设需要加大投入等。这些问题确实是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值得大家关注并加强的方面。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胡教授的这些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4.结语
本文对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综述，发现三个阶段虽然有相对明显的特征，但前一阶段后期的特征已显示出后一阶段主要特征的萌芽，正可谓承前启后，衔接无p，这恐怕也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任何历史分期似乎都难逃“人为干预”之宿命。论从史出，以史为鉴，由于“文化”与“交际”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之特征，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30年来的一大局限是：凡是涉及语言与文化差异比较研究成果几乎都可“扔进”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一领域，这一表面风光景象提醒我们注意学科边界，因为当一个研究领域无所不包时，势必影响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深度。笔者认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对象的未来应更加注重学科相关概念的探讨，更加注意文化与交际的相关性研究，同时促成诸如跨文化商务交际一类分支学科的繁荣发展。此外，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成为眼下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的航向标。小而论之，英语专业中英语报刊选读课程最需要跨文化批评，孙有中主表的《跨文化视角》和《跨文化研究前沿》所选辑的大量论文就是明证；大而论之，英语专业任何一门课程几乎都与跨文化（交际）批评相关，有待全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合力攻关。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差异种种[J].教学研究，198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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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文仲.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J].外语界，1995（4）：2.
[7]胡文仲.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J].外国语，1998（4）：3.
[8]胡文仲.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J].外语界，1991（3）：3.
[9]胡文仲.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J].外语界，1991（3）：58-59+60.
[10]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11]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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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文仲.评介英国出版的一部跨文化交际著作[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1）：69-71.
具体实施措施笔者把中西文化比较课程教学环节分为课堂讲授、自主学习、教学活动和课外作业等多种形式。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了情景教学课，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情景教学。中西文化比较双语课程呈现情景模拟系列训练时，设定多个文化场景，分别组织学生进行实训，由此形成系列训练。通过实训，学生从中西方文化不同角度进行双语呈现的表演演示，进而理解本课程教学内容中相关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表演中英语与汉语的比例为1比9。文化表演内容用英文，理论阐述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选取一些专题内容，如，中西方建筑文化，中西方艺术，中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方思维方式等，让学生提前做好材料的收集与整理，教师做好课堂策划。在讨论中，教师用双语教授学生文化专题的精髓，并与当前文化现象紧密结合，提出若干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学生用中、英两种语言参与课堂，提出自己对某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并作出对比。讨论中双语的比例为5比5。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描述用英文，而文化的引申与思考则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选取若干具有可辨性的专题，如，中西方教育差异，中西社会规范体系等。教师先用双语传授基本知识，然后给出辩题，让学生课下收集资料，为辩论会做好准备。辩论课采用辩论会的形式，辩论总结陈述部分用英文，自由辩为中文。在双语的辩论中让学生对某一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更全面地了解他国文化，深入思考本国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根据教学内容，确定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同学课下撰写小论文，确定一次课，进行研讨，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阐述其论文的基本观点。论文写作采用中文，阐述语言使用英文。除此之外，笔者还采取了提纲下自学，分组集中，课内实践，课外实践等方式按照一定的中英文的比例进行授课，以期实现此课程的双语教学理念。
二、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在双语教学模式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其英语语言水平。使学生对很多文化现象有了深刻认识，如，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学生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解决“中西之争”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师、学生都要去查阅原版资料，同时要用另一种语言的思维习惯来进行对比，更彻底使用对比的方式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另外，现在有很多院校都与国外有着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或与国外院校合作办学，这为教师带来了进修或考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英语和专业水平，也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这些条件，可明显提高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现状
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受许多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好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双语教材，老师只能查阅各种单语版本的教材与参考书，然后经过教师的组织与加工，变成双语授课材料。这样的讲义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单语教材，而且理论深度也不够，在指导学生深度比较方面就捉襟见肘。第二，学生英语水平制约。学生的英文水平，特别是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使得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有一定的难度。学生无法准确、流畅地叙述完某个文化现象，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对其进行评价。老师上课英文讲得多，学生就会听不懂，进而听得不耐烦，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师必须又用中文赘述一遍，影响了教学进度。第三，师资匮乏。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双语课能否很好实行的关键。而目前全国各大院校的双语教师均较匮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担任双语教师。英语教师英语水平高，而专业知识薄弱，专业课老师专业基础扎实但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第四，双语课和双语教学理念不统一。至今学术界对双语教学及双语教学实施的意见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北美一些国家，对于双语教学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在此种情况下，双语理念的实施更是举步维艰。
四、解决措施
[论文摘要]本文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入手，从其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具体表现、差异性比较的意义、中国的对策和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扬等五个方面进行差异性比较研究，明晰中西翻译理论的各自侧重和不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优点，有利于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一般认为，有历史记载的中国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而且自此之后，产生了四大翻译时期，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期间，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六次。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翻译论理和流派日益科学化和系统化，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中西译论差异的原因探究
中西翻译的历史同样悠久，并都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显得相对滞后。本文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相对滞后的原因做出分析:
第一、历史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与此同时，中国从二战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段时间里，翻译事业乃至各项事业发展的大环境是封闭的，是停滞不前的，这与同时期突飞猛进的西方翻译是远不能相比的，差距由此拉开。
其次，中国的思维方式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对滞后的原因。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综合，西方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分析。表现在翻译理论上面，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大都是经验式的总结，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感受。而西方的翻译理论大多都是成理论体系的，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在当今重视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比自然显得相对滞后。
再者，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趋于保守，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则显得开放、自由。中国人极端尊重传统，这种思维定式使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开拓性，失去了进步的动力。而西方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翻译活动深人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二、中西译论差异的具体表现
第一，中西方翻译理论意识的差异。西方的理论研究有着很强的广度和深度，是多维度、立体式发展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就出现了不同学派的翻译理论，同一理论在不同地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操纵派、文化派、多元系统派则跟翻译研究学派是一脉相承的。我国翻译理论，缺乏对事物进行科学论证和系统总结的习惯，谈论翻译标准仅限于随感式、印象式的，由于这种学术传统，加之中国人务实、重实践、讲究实用的社会心理，使得理论研究远不如西方那么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
第二，中西方翻译理论基础的不同。西方翻译标准大多建立在某种理论或思想基础之上，自觉的理论意识和科学传统使得他们的译论容易形成流派和体系。如纽马克的标准属于语言学派，奈达以信息论、符号学为理论基础。而我国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近年来，情况有了改观，但我国翻译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仍然大多是西方的翻译理论。
第三，中西方翻译理论译者的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西方译论强调客体意识，注重保持“物”(文本)“我”(译者)之间的距离，注重对文本进行冷静、客观的解析。而中国传统译论强调译者的主体意识，以“人”为出发点，重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第四，中西方翻译理论表述的含蓄性与明确性。西方翻译理论以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在用来指导西方语言文字之间的翻译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明确性。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倡导者注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境，给予人们较大的联想和领悟空间，但无法给翻译实践作出精确的规定，具有含蓄性。
第五，中西方翻译理论立论的实用性与理论性。中国的传统译论注重于实用性，关注翻译理论是否有实际的作用，能否指导翻译实践，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与中国传统译论相比，西方更为重视翻译理论的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他们认为重点在于描述翻译实践后面存在什么样的理论，在于如何从理论角度去认识翻译、解释翻译。
三、中西译论差异性比较的意义
首先，通过比较，使我们认识到各自翻译标准的特点和发展轨迹，知己知彼。中同方的翻译理论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差异性。其差异主要由中西语言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并非反映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传统的中西翻译标准都离不开“信”或“忠实”，以原文为依据，同时并不忽视读者的接受水平和译文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只不过在用词上有区别而已。
其次，认清我们同西方译论之间的差距。现代中西翻译标准都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但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上，西方似乎更显开阔。西方理论家将翻译置于原文和译文的多维文化空间，善于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另外，他们有较强的理论意识，任何研究都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使翻译标准的内涵(指翻译标准本身)和外延(研究方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因此，西方翻译研究成果更丰富多彩。
第三，学习借鉴西方译论。如果说中西翻译标准真正存在差距，那主要是时间上的先后，西方起步早于我国。尽管目前对西方译论仍处于引进、消化阶段，但是，借助网络媒体和各种现代化信息传递技术，掌握西方先进理论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有了西方的理论作为借鉴，可以避免走弯路，能够在理论上取得更快的进展。当然，应该注意学习西方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批判地接受，而不是盲目照搬。
四、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对策
通过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找到了中西翻译理论差异的一些原因，明确了差异对比的意义，这一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好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使中国翻译理论有所提高和进步。
为了赶上西方的翻译理论，中国的翻译理论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应该从对汉语言的研究人手，运用科学、系统的方法，创立适合中国需要的现代翻译学。因为，语言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媒介之一。没有对语言的研究，要研究该语言的翻译理论就是缘木求鱼。
第二，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和模式，而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不足，结合中国的实际，探寻弥补的对策，建立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
第三，进一步提高翻译的地位，充分认识翻译的作用。应该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一步提高翻译的地位，推进翻译工作。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形而上之品格，是儒、道、释思想深入渗透的结果。著者认为，“中国形而上之艺术理论，氤氲着道家、禅宗的玄远灵动的精神；重‘体悟’的艺术精神与庄禅之道，可谓脉脉相通，息息相应。”[2]13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艺术直觉的研究，只有从道、禅思维方式切入，才有可能接触其本真。著者在严羽《沧浪诗话》中拈出两组看似矛盾的命题，以此入手仔细甄别道禅致思方式的特点及其在诗论中的运用，对艺术直觉的整体性、直入性、非理性、模糊性等诸多特征作了透彻的分析，形成最终的结论，“所谓艺术直觉就是指审美主体高度浓缩推理过程，超越理性思辨，对审美客体所作的模糊整体性的直入本质的审美观照”[2]26。这一结论无疑凝聚了著者对庄禅智慧精神的深切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释不是截然相分，而是相互融合的。如魏晋玄学就融合了儒道思想，禅宗也是印度禅学和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虽号称“新儒学”却也整合了道释之观念。它们对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艺术风尚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并通过对主体心灵的作用渗透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各个命题、范畴以及审美趣味中，左右其流变。如著者在《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一文中深入探讨了玄学、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揭示了南朝诗风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玄学、佛学对诗人审美心理的深刻影响所致。儒、道、释之间相互融合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意蕴极为深厚。同一命题、范畴在深受三者影响的文论家或著作里其内涵各个不同，面目各异，故在研究时既要别异，又要合同，更要深溯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著者在研究《乐记》中“遗音遗味”说时就是循此思路，溯其源流，考各家同异，认为本于儒家礼乐文化而产生的“遗音遗味”说，其影响在于东晋以后形成“以味论艺”之风气，而其渊源则是受到古代饮食文化和儒道释思想的共同作用[2]177。这一研究，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诗书画乐相结合。中国文学草创之初就是诗乐舞一体，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也是以诗论乐论相通。汉魏六朝之际，诗书画乐在表现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入宋之后，在理学“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之下，人们更是自觉注重诗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以画论诗、以书论诗等现象纷纷出现，至清代，桐成派后学中坚方东树在遍阅诸家诗话的基础上予以总结：“诗书画乐理一”①。可以说，注重各门艺术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为注重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书画乐之间的贯通研究。前文论及《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即是从乐论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以味论诗”的现象。著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两大特征就是画意与乐感”[2]51，并分别从“画意”和“乐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视觉审美意象和听觉审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对诗与画，诗与乐之间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研究。著者从视觉、听觉等审美感官来研究古代文论并提出“感官诗学”这一课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精神及古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美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画意：视觉审美意象生成表现论》一文中，对中国诗歌的画意问题从视觉这个感官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直视”、“悬视”、“内视”三个视觉审美范畴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诗学审美意象的营构方式及其过程进行论究。“直视”是“物沿耳目，临景结构”，“悬视”是“登高远眺，笼罩全景”，“内视”是“视境于心，物在灵府”，诗歌创作是诗人借助“直视”，“悬视”或“内视”来观物取象（境）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得出“中国古代诗歌的鲜明“画意”性与诗人的视觉审美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9的结论。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远”的创作精神及中国古代诗歌的“画意”性特点的根源。著者认为，“书画艺术创作的不同，与文学创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响、相互贯通、并生激荡的。”[2]136据此，著者常将古代文论置于哲学、宗教、绘画、书等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就充分注意到禅宗的南顿北渐之别对中国画论、书论的影响，认为：“以南北宗派来区别画学的南北流别，这种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2]132六朝文论向来是著者治学的重点，与之相关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研究特点，尤其在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著者认为，“从《文心雕龙》创作论方面，我们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时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对书、画、乐等艺术理论观点吸取和包容的特点。”[2]209故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本着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一文中，著者将乐论、画论和文论结合在一起，以《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陆机的《文赋》为主，对六朝审美心物观演变过程及其对刘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诗书画乐与儒道玄释融为一体，堪为著者治学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论、考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问题。人们提出诸如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学转向等诸多观念，体现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努力姿态。其实，无论怎么转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文本正确解读。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应该向文献学转向可能更为合适。中国古代文论虽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总结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审美心态，以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就是诗性话语这一特征。随意性的、体悟式的意象批评到处可见，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思辨严密、概念明确，往往难以确解。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进行历史还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侧重于“史”，或立足于“论”，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论、考相结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说必考之有据，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论自身的逻辑性，自足性。这使得本书立论尤为平实，公允。如在《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新论》一文中，著者对古典诗学中的“味”、“韵”、“境”等范畴，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探其流变，又作“论”的剖析，寻其真义，并对“味外之旨”说与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大致说来，著者精于考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证为主的研究，如《司空图家世、信仰及著述问题综考》、《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论，考论结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证。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中带考，析论之中，凡所征引，务求真解。如《〈乐记〉“遗音遗味”说及其审美观念之发展》一文，先就《乐记》编撰问题进行一番考证，既为论题“遗音遗味”说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解决了其渊源问题。在探讨《文心雕龙》中的儒学思想时，对其古文学派的立场及其对今文学派的统摄与汲取，既对《文心雕龙》本身之观点进行辨析，又考征他说予以支撑。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证释。注释是对论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其本身就是论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极其注重注释的严谨和规范，并常加按语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诗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后代诗人妙悟自然，寻觅本体意义的山水诗的先声”后，所加注释就引《世说新语》之《文学》第85则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孙绰、许询诗，以及评价东晋玄言诗之说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加以辨析，认为：“檀道鸾只是说玄言诗风，‘谢混始改’，但开始逐步向山水诗写作过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转而说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田园诗。”[2]95这种注中考的方式，既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也强化了研究的深度。
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宏观研究时，需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使自己的研究避免流于庸俗类比、庸俗阐释，当为研究者所重视。著者曾从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思考，“当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建设当代文化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深入思考中西古今之通的问题，并将之切实贯注到我们文艺学研究和建设之中。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异、中西之别，更要考察古今之同、中西之通”[3]。其研究途径是，“我们应该立足于‘古’与‘中’，究明其本来意；而又要放眼于‘今’与‘西’，阐释其现代性，区别其差异，也注重其会通”[3]。那种过分地强调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难免会产生强加古人的流弊，最终会导致传统文论“个性”的丢失。鉴于此，著者在研究时，立足于古代文论本身，博考诸文，以究其实。又贯通古今，察其流变，在中西对话中彰显其民族性、发掘其文化精神、阐释其现代意义。如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的研究，著者从严羽提出的诗要“妙悟”而又“不假于悟”以及“别材”、“别趣”与“书”、“理”相关而又不得不相关这两组“悖论”入手，认为其“既指出了‘妙悟’非理性的特征，但也不排斥其理性的作用，就较为接近现代文艺哲学中的‘直觉’范畴内涵”，因而“比司空图更具有现代意义，他的两大命题已点到了艺术直觉最主要的特征”[2]14。这一见解显然是以现代艺术哲学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为参照，旨在分析以该命题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直觉理论的现代意义，从而把古代文论与现代艺术理论贯通起来，使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直觉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特征得到充分揭示。
【论文摘 要】 本文论述在大学外语教学中进行西方文化导入的必要性，探讨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措施：文化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文化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开设专门选修课程及外籍专家讲座。
一、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文化的导入和课本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根据实际授课内容，讲授相应的背景知识,把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内容穿插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快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对英语从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培养起英语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学习英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真正合格的跨文化交际的人才。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跨文化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打开眼界、开拓思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得到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中外文化精髓的熏陶，具备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语用错误。
二、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方法
1、文化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交际化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语言教学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这一教学方法的目标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它把可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看得同样重要，认为语言学习者通过输出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流利程度，生成更多可理解的输入，而且可以通过生成可理解的输出来加速第二语言学习。在教学上它十分重视交流活动，强调学习者之间的意念协商，其课堂活动有解决问题、做决策、观点交流、图画听写等形式。交际化外语教学带来的不仅是方法的改进，更是教学思想的转变。其教学理论明确指出，在交际化外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正确掌握语言形式，还要考虑语言文化。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可根据需要对教材所涉及到的文化现象给予补充讲解。教师可以通过一些生动有趣的小活动来避免填鸭式的文化教学，如讲故事、小组讨论、小型戏剧、几分钟演讲、小组竞赛等。当谈到历史剧、文学小说的作品时，对人物的刻画、背景及性格的描写，进行专门讲解，否则学生不了解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很难准确体会故事中主人翁心理变化过程。这些活动既达到了教授文化的目的，又丰富了课堂气氛，深受学生的欢迎。如笔者在讲授 “jobs and careers” 《工作与职业》一文时 (见高等教育出版社《体验英语》综合教程2 unit 2), 就组织了同学在班级内进行模拟面试活动。 同学们的亲身参与, 使他们对整个面试过程及国外的面试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们未来的求职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有利用图片展示法：此法可以展示说明某一个“文化现象”或具体操作。如：“throwing the sledge”(链子球)，通过图片学生可以对此运动得到更直观的认识，同时介绍此项运动是从苏格兰流传开的等；又如“pelotas”(回力球)——回力球又叫“小球赛”，最早起源于西班牙和法国，更广泛流行于拉丁美洲各国，人们称之为“杰莱”，意思是：“欢乐的节日”。
2、文化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
课堂文化教学主要给学生起示范引路作用，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单靠教师在课堂上介绍不可能全面, 文化的学习不应只限于课内, 课堂外的文化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续和补充，它能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教师可鼓励学生多阅读文化方面的书籍，多听英文的故事、戏剧，多观看英文原版的录像和电影，主动地与外籍留学生、教师交谈，多参加英语角等活动，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巨大资源，以增加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改编对话进行表演，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语言和文化，同时注意其中有意义的文化细节，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意识。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3、开设专门选修课程及外籍专家讲座
除了大学英语的必修课以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来丰富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如为学生开设“电影欣赏-美国历史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技能”、“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概况”等课程。相信通过这些跨文化课程的学习，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会更加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鉴赏能力。为了充分利用校园中的文化资源，我们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籍专家定期为学生开设讲座。通过讲母语的本族人（native speakers）来向学生传递最准确的异域文化和地道的表达方式。定期、限时、有的放矢结合某一章节进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讲座。比如第一学期开设“英国概况”，第二学期开设“美国概况”。每门课都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专题组成。文化讲座可以将支离破碎的文化信息重新整合构造，系统列出用以说明一个整体概念的有效教学策略(rosen shine & sevens，1986)。这种讲座可给学生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训练和提高了学生的听写和观察能力。
除了上述种种方法外，束定芳，庄智象两位老师合著的《现代外语教学》中也提出了有关文化导入的主要方法如：融合法、实践法、和比较法。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的指导。（束定芳，庄智象 1996：130）.总而言之，文化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文化，并通过文化学习语言。达到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外语教学的最高境界。作为英语教师，我们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学习者。我们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平时又广泛涉猎英美文化作品，注意积累，采用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方法，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英语水平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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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商品意识日益增强,广告的作用在我国也逐渐显露出来。本文结合实例探讨了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去体现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通过跨文化视角下的商业广告翻译策略。
一、跨文化视角下的商业广告翻译的相关社会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告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广告翻译对于推动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开拓国际市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随着经济活动与国际接轨,从某种角度上说,广告是一门浓缩的、综合的、具有商业性的、大众的艺术。
二、广告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的广告在传播和推广文化的同时也受到文化的制约。广告源自于不同文化环境,其对象也在相同或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和成长。在宣传商品的过程中,广告必须考虑文化因素,而且广告语言的文化内涵必定要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又不违背国家正统文化或法规。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中英广告中所折射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以利于分析跨文化交际的广告翻译。
1、历史背景差异与审美观差异
每种语言都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因此不同的社会背景反映在广告翻译上也有所不同。日本丰田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广告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是套用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在美国,他们却换成了“‘Not all cars are created equal’(并非所有的车都生而平等),因为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首句就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人生而平等),丰田公司就是以此来表示丰田车的质量比其他的车要好。”运用些译入语国家人们所熟知的谚语、俗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
2、民族信仰差异与风俗习惯差异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敬仰之物,他们的婚丧、嫁娶、饮食等方面的规定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当地消费者的信仰,切勿触犯他们的禁忌。了解各个地域国家的民族信仰,才能避免广告中出现有文化禁忌色彩的词语或形象。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它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认识行为和生活方式。广告翻译应尊重民族心理,把握好广告的联想意义,才能真正做到入乡随俗。
3、思维方式差异
讲英语的人思维呈直线型,文章开头通常直接点名中心思想,而汉语中文章的展开多数成螺线型,主题往往不是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来加以阐述。说英语的人会在一开始就切中要害,然后层层推进,以推理的方式摆出自己的论据。而说汉语的人则会先举出大量证据,然后向论点逐渐靠拢,最后在强大的理据支持下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广告翻译时要注意中西方这种思维的差异,进行适当的逻辑顺序对调,以免让中国人觉得太突然,让西方人觉得不耐烦。广告应适应当地的价值观取向,顺应他们的模式选择出适当的表达方式,提高商品的可接受性。 四、文化交际视角的广告翻译
广告翻译除了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审美观等因素,还应保证准确生动地表达原文隐含意义,在没有文化冲突的前提下兼顾形象意义和字面意义,根据具体语境,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等。最低限度的功能等效是:译文读者应该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理解程度,即能够构想原文读者是如何理解和欣赏原文的。尽量恰当的遣词造句,并准确的表达原文用意,从而做到等效翻译。
1、直译法
所谓直译,“就是在转达原文意思的时候,使译文的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尽量同原文一致,能完全对等的就完全对等,不能完全对等的也要大致对等,其目标是做到“神”、“形”兼备。”主要用于原文和目的语言之间具有文化共性,并能让人产生相同的联想。直译并非词对词的翻译,直译不仅忠实于深层结构(内容),而且与表层结构(形式)的风格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通过直译,能有效表达原文意义的同时,反映原文的风格。
2、意译法
意译是“指通过对原文深层意蕴的理解和消化,将原文的表层结构打破和重组,尔后转化为译文自然流畅的表层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冲破语言的外壳,将其真正的意指挖掘出来。”由于文化语言差异,有时译文无法在形式上完全与原文一致,因此意译常利用更为符合当地消费者的形象、生动、委婉的语言来吸引读者。意译法是广告翻译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翻译方法,但其使用频率少于直译法。意译之所以必要,因为存在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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