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9 06:15:49
导语：在家庭教导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学校和家庭的合作，能开启儿童的生命智慧、塑造良好的个性与人格。然而从幼儿园教育实践来看，幼儿园与家庭教育不合拍，幼儿园缺乏家庭教育科学而有力的结合等诸多问题已成为影响素质教育和幼儿园教育成效的重要方面。在办园历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幼儿园教育必须向家庭教育拓展和延伸，将指导家庭教育作为家园合作的重要内容，这是幼儿园发展变革的应然使命，是儿童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家庭教育指导的模式与策略需要反复地实践与提炼。近年来，我园人格教育的特色办学延伸出母育学校、“太阳花开”心理辅导站等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经验。基于此，“十二五”我们对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实施效能分析与评估，对教师、家长、甚至社区等不同群体进行了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发放了近千份调查问卷，对真实的现状、问题、发展不断审思：何种家园合作模式能改变幼儿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瓶颈？促使家长教育观念向行为能力方向提升的抓手在哪里？如何实现幼儿园与家庭的教育互补作用？2012年，我们开始了新的尝试与探索，采取课题式的合作教育方式，建立课题研究，幼儿园与家长共同参与完成。我园课题《幼儿园节日活动中家园合作共育的实践研究》，以富有人文色彩的真实实践为活动背景，将家庭和幼儿园和谐融合，形成“发展共同体”，共同承担课题管理，建立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立体交叉”结构，科学合理架构课题的管理网络，聚焦教育内质，通过共同育人、和谐互动、协同研究的实际教育情境，实施有效的问题研究，帮助家长提升教育水平和能力，深化幼儿园指导的品质，让人格教育走向深入。
二、设计实施：多元创新的操作路径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方案是实现整合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使其发挥整体教育效能的基本保证。我们依托课题，与家长共同设计方案，梳理凝练，归类设计，构建立体多元的操作框架，建立起互动式的双向通道；创新联系途径、将家庭教育指导的触角延伸至各类家长群体，将指导家庭教育工作纳入幼儿园的整个运作体系中。
（一）活动专题指导
我们所提出的“活动专题指导”特指以家园合作为形式，以节庆活动为主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的家庭教育专题指导方式。任何的家庭教育指导都需要真实教育情境的亲身体验与积极互动，才能得以理解与提升。因此幼儿园以横向10个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传统节日如：重阳节、妇女节、植树节等；8个节庆活动如：园庆、杜鹃花节、科技节、动漫节、毕业庆典等）、纵向18项主要家庭指导系列内容来编织“活动专题指导”较为系统的实施网络。在此过程中，课题采用多种文本活动指南、活动互动、教育体验等方式帮助家长感悟教育，了解儿童成长规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同时针对不同的家长群体，开展不同类别的活动专题活动，丰富指导形式，增强家长参与合作课题研究的积极性，使活动专题指导在家长资源的充实下，更富有意义。
（二）社团专项指导
社团专项指导主要以促进幼儿个性发展与自主学习为目的，指导家长开展满足幼儿发展与兴趣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方式。我园所提出的社团专项指导是基于前期家庭教育的调查，我们发现家长对于幼儿个体所表现出的科学探索、健康运动、亲子阅读等诸多兴趣需求存在科学指导困难，家庭教育内容单一等问题。他们积极寻求学校教育的专业指导，来了解幼儿学习的特点与方式、家长的指导策略、学习方式的拓展等，来优化家庭对儿童学习成长的教育支持。对于家长的需求，开设了“亲子阅读社团”“欢乐足球社团”“创意宝贝社团”“小科学家社团”等具有活动指导张力的社团形式，充分借助幼儿园学科组的专业研究优势，定期向各年级部的家长、幼儿开放，家长可根据自己需求自愿报名申请，由幼儿园统筹安排，学科组共同设计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在活动中，通过教师有针对性地组织不同的互动形式（讲授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帮助家长打开适宜幼儿学习发展的教育视野。
（三）班主任跟踪指导
儿童的成长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幼儿园，在实施人格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坚持对家庭进行跟踪指导尤为重要。每个儿童都是个性独特的个体，他们的成长轨迹与发展速度各不相同。为了使班主任及时依照儿童的变化，帮助家长调整教育措施，我们每个班级、家长与班主任都建立良好的沟通反馈机制，如：活动信息反馈单、面对面沟通对话、网络交互平台、微信实时互通方式等。及时应对儿童具体生活情境中发生的问题，通过交流与分析，帮助家长理解儿童行为，有效地实施教育，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在幼儿园实施指导中，就有诸多翔实记录的指导家庭教育的案例：《榛榛的足球梦》记录了一名胆小懦弱、患有腿疾的小男孩，在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教师拨开笼罩全家的阴霾，让他从阴暗角落、拐着腿自信迈向绿茵场，立志当一名足球运动员的故事；《自信的“小精灵”》叙述了一位屡遭学校劝退的“问题儿童”，教师重拾父母的教育自信，使其一步一步成为无锡市“小精灵”的故事。这些班主任跟踪指导，有针对性、有效地指导家长如何看待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如何与孩子沟通，怎样鼓励孩子等等，从而不断积累针对各种儿童不同的指导经验。
（四）特色效能指导
过去的家庭教育指导始终强调家长转变观念、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相当一些家长，往往他们有着美好的愿望，也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但是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却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教育活动上，要注重家庭教育指导的效能训练，只有提升家庭的教育能力（了解儿童的能力、协调与孩子关系的能力、有效促进幼儿学习兴趣的能力、发现问题的应对能力、合理评价儿童的能力等等），才能体现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性。因此，我们在诸多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中，尝试着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引入个案、行为训练、家庭治疗等特色效能指导。如：“太阳花开心理辅导站”项目特色指导，重点围绕发现的特殊儿童个案，学校联动家庭、取得儿童行为干预中心的专业支持，开展一系列集体心理辅导活动、儿童行为训练等指导活动，帮助家庭掌握相关指导技能、采取有效的教养方式方法，强化家庭指导效能。如：“儿童助教体验”效能指导，教师承担儿童助教家长及邀约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通过“活动前教育指导——互动活动——现场评估——反馈分析”等环节，在真实的活动情境、多元的互动中，来提升家长的现场指导能力、增强指导的实效性。
三、内涵延展：积极有效的价值生成
伦理道德教育的可行性分析，最后提出在高中语文教学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高中语文；语文教学；家庭伦理道德；
一、当前高中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现状
(一)当代高中生家庭伦理道德现状不容乐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当今中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娇惯，导致高消费浪潮席卷中学校园。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特别是城市的孩子们跻身“贵族学子”的行列，他们饮食消费跟着广告走，服装消费跟着名牌走，娱乐消费跟着新潮走，人情消费跟着成人走。他们把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大把大把的钞票毫不吝惜的掷向商店、酒楼、溜冰场和歌舞厅。高消费不但增加了家庭负担，而且滋长了校园的奢侈作风，导致拜金思潮的泛滥，这不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极为不利，而且还成为青少年犯罪的诱因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
当今学生中出现的铺张浪费、不孝敬父母、父母与子女关系紧张，甚至出现父母杀死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子女杀死父母、的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现象，以及早恋、早孕等，都体现出当代学生普遍缺乏家庭责任感，因此在对青少年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认识上的误区
在学校教育中，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体无关论。一些人认为，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与高中生无关，与高中教育无关。这种观点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高中教育应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社会文化素质，包括家庭伦理道德素质。这对于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家庭与社会，家庭伦理道德与社会公德是密不可分的。家庭伦理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整个社会道德水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陈旧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我们去破除，许多新的家庭伦理道德现象需要我们研究。条件限制论。一些人认为，对高中生进行较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很有必要，但是学校远离家庭，条件限制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源，积极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高中文科教材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道德资源，需要教师用心挖掘。
二、高中语文教学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策略
(一)注重暗示、陶冶的外部因素，潜移默化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伦理道德采用暗示教育。首先，要充分发挥教师在语文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精心设计和控制各种暗示信息，使其能有效地服务于教学目标。使学生在暗示中潜移默化地进入“润物细无声”的教学境界。教师的言传身教在语文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教学中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它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说服力，最易激励学生模仿，教师应以知传知、以情传情、以行导行，取得育德的高效。其次，积极营建暗示教育环境，让学生从教材资源和教学环境中获得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信息。因为优美的暗示环境，能有效地作用于学生的心灵。比如教学《我与地坛》，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暗示，让学生听《懂你》这首歌中联想到母亲在史铁生身后复杂而感人画面，使学生感受到母爱的深沉和伟大。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政治灌输或道德说教，它是一种人文陶冶，它改造着学生的意识与心灵，积淀着价值规范，丰富着思想感情，提升着道德质量，熔铸着意志品格，强化着心理精神。文质兼美的课文孕育着丰富的育人因素，它们的具体形象又为学生乐于接受。凭借教材，对学生的思想意识给予有益或良好的影响，是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必由之路，将会喷发巨大的能量。也就是说：教师要准确把握教学目标，善于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努力营建情感氛围，制造一个熔铸精神与灵魂的大“火炉”，把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点化出来，呼唤出来，以打动学生的心弦。
(二)和谐共振，双边互动
语文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统一，是师生共同参与互相配合的双边互动过程。这里面存在着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材、学生与教材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是语文教学的内在动力。语文教学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渗透要达到艺术境界就是要合理地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使之渐趋和谐，同处共振状态。教师和学生在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达成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目标；在一种共振状态下，大幅度地提高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实效。可以认为，教师和学生的和谐共振，是语文教学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渗透的最佳境界。对语文教师来说，欲求这种和谐共振境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充分了解教学对象，明了学情，把握学生思想品德方面的“脉搏”和“频率”，深入研究教材中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因素，因人善诱，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而且，本人觉得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应该符合语文教育的特点，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注重内外部因素相结合，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要求渗透于教学过程之中。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养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这种方式，对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渗透来说，是极其自然地突出了重点，有机地统一了课文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最终达到作品与学生心灵产生共鸣的效果。
三、结论
总之，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本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有些对策也值得进一步推敲，敬请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以利于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杨韶刚.道德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16-127
[2]汪凤炎.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2007：279-281
《弟子规》又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李毓秀所著，文中主要列举了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处世的基本礼仪与规范，教导子弟要养成忠厚的家风与淳朴的民风，因此该文被当时的清代朝廷高度重视，并将其作为幼学教学必读的教材。《弟子规》充分传承了先圣孔子的智慧与美德，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思想修养，其独具特色的伦理道德与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家庭教育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弟子规》在现代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弟子规》中讲述了孝、谨、信、泛爱众、而亲仁[1]。道理虽然很浅显，但是实施起来却实为不易。尤其是在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道德危机中，成年人都普遍养成了有悖于传统美德的品格与习性，如此怎能在家庭教育中教导自己的孩子养成良好品德？而《弟子规》中有很多的内容都传达了家庭教育的信息，从最基本的孝道开始，在传统社会观念中，家庭是人们最先接触到的人机关系，家是建立血缘与情感基础的桑田，孩子的性格与品行，会随着家庭这个环境慢慢改变。在环境中，孩子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学习手足之爱、母子与父子之爱。很多出现人格障碍的孩子其最可能的原因是从小在不良的家庭教育环境中长大，孩子在家庭中因为没能感受到爱，使得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而《弟子规》中讲述的孝道，对父母，子女以及人格的修养与品行都有较大的警示作用，这些行事规矩都有利于家庭形成“真实”、“诚信”、“孝顺”的品质。并且《弟子规》中倡导的秩序，也是当今家庭教育甚至社会教育中最缺失的，如果从小就让孩子诵读《弟子规》，能够让孩子增强对家庭的认同，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品质与道德修养，养成勤奋学习、从小懂得尊重人。而从小养成的品德，往往会伴随孩子的一生，使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对形成良好的生活与处世习惯，使孩子一辈子受益无穷。《弟子规》中还十分讲究教育的方法，比如“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就体现做人做事的先后顺序，教导孩子首先要懂得孝道，然后才有诚心，继而发展为对众人的关爱，将做人、做事与做学问统一起来，随着在实践中相互依存，能够将孩子引入到一个正确发展的道路中。
三、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传统家庭教育以长期的封建体制与小农自然经济为导向。在古代中国，家庭教育的智能居首位，将家庭视为个人社会化的首要场所。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将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及最终目的，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家庭教育虽然能够有效的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但是家庭教育的教学现状却在限制其应用教育职能的发挥，甚至在某些家庭教育中还出现负面效应与职能错位的问题[2]。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家庭的教育观念上，往往一方面承载着“光宗耀祖”、“望子成龙”的价值观念，出现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而另一方面又受现实社会文化的影響，使得各种非原有道德的文化进入到家庭中，使家庭文化有意无意之间受到某些反文化的影响，让家庭道德教育出现教育方向失衡与教育空白的问题，致使家庭成员畸形发展；第二，在家庭的教育职能方面，家庭成员往往不能正确利用大众传媒工具，而其传递大量不必要甚至有害的信息，使得家庭成员的思想观念及道德品质发生变化；第三，由于当前社会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约束体系，道德标准经常发生变化，这就导致家庭教育在伦理道德的培养上往往会陷入一个茫然无措的状态，会严重影响家庭血缘关系以及家庭教育职能的发挥；第四，受当前人才选拔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的智能在不断下降，这增加了家庭成为利用消极态度甚至反文化的态度来尽可能的在孩子面前塑造自我，成为影响孩子心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此可见，现存的家庭教育模式无论在教学观念、价值观以及教育职能上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为了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建立新型家庭教育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新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上，借助《弟子规》中所规范的标准与做人原则，进一步剖析古代家庭教育模式，对现阶段青少年家庭伦理道德培养有重要意义。
四、《弟子规》教学思想在当代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实施策略
《弟子规》在我国古代就被积极推广，其中所蕴含的通俗、易懂、易行的特点，正好弥补了孩子生性上理解不足的缺陷，并且内容中蕴含的大量思想修养、待人接物以及饮食起居规范，是规范孩子道德与品质的重要参考。当前，在进行青少年道德教育中，就可以借助其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作为青少年启蒙教育的重要参考，使之为青少年思想品德成长与教育实践提供帮助。
（一）在家庭中灌输蒙以养正、道德为先的教育理念
在现代的青少年伦理道德教育中，必须充分利用好家庭教育的优势，通过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使青少年能够逐渐养成重视伦理理法的优良品质[3]。另外，家庭教育还应懂得应用之道，因为只重视而不知道如何使用，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家庭伦理教育环境的。
（二）教导孩子养成勤奋严谨、生活有序的行为习惯
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其养成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与日积月累的过程。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贯穿于青少年日常生活与待人处世中。在这两种品德中，《弟子规》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应逐步让孩子养成生活有序、讲究个人卫生与珍惜时间的习惯，并且珍惜时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要求孩子“朝起早、晚眠迟；老易至、惜此时”；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弟子规》中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洗手”，正确的生活习惯，能够让孩子从小就树立并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性。
（三）让孩子多诵读经典，熏陶出良好品德
文学经典是我国先贤与先圣智慧的结晶，这种经典能够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必然有其独到以及价值所在，因此孩子在学习各种知识与才艺之余，家长也应教导其诵读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学。孩子在诵读经典过程中，能够逐渐被其中的文化所熏陶，主动去思索与理解其中的道理以及观点，达到思维锻炼与品德发展的目的。选择文学经典，应选取那些百读不厌，对孩子终身受用的书，比如《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先贤文学经典，辅助孩子学习，并让孩子的朗诵能力及记忆能力得到提高。
（四）教导孩子学会感恩、学会尊重
在《弟子规》中，反复阐释了“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等道德品质，其中“入则孝”属于感恩教育，“出则悌”属于尊重教育，“泛爱众”是关心教育[4]。
孝是道德形成的基础，也是一切教化得以实现的根基，在古代家庭思想中，提倡“百行孝为先”，这不仅是因为孝是一种基本的家庭美德，更是一种责任。在当代家庭，独生子女往往会在家庭中受到过多的关爱，逐渐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很多学生用着父母的钱，却对父母没有一丝的感激，这实则是家庭教育出现畸形，为使孩子养成孝顺父母的良好品质，应将《弟子规》中的“入则孝”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
五、结语
总之，《弟子规》与当代青少年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探索将其转化为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同时，我们应剔除其中的糟粕，取精华，让古圣先贤的智慧在孩子心中萌芽，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贵梅，谭英，李庆风.《弟子规》和现代人际交往规范研究综述[J].现代交际，2011，（04）.
[2]樊继轩.儒家“孝悌文化”与大学伦理道德教育——在大学伦理道德教育中融入“孝悌文化”的思考[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06）.
Communication, Raymond Williams, 1962, London Penguin.
今年以来,种种的媒介现象令人目不暇接,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所引起的拜金言论以及广电总局所下发的文件只是今年的第一波,紧接着,郭德纲事件则又掀起“反三俗”的声浪。这两个事件有其相同之处,《非诚勿扰》当中的拜金女与郭德纲的表演内容或有争议,然而,反拜金言论与反三俗却都是以从上到下的模式介入。应对流行文化除了文化管理机制从上到下的管制以及道德化的标准之外,我们还有无其他的方法与途径?
近年来,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扩散,英国文化研究应对流行文化的批判资源也为人所知。在此,笔者始终使用“英国”文化研究的字眼,最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本地批判,也就是针对英国的政治社会等现实层面提出批判,而所谓的“英国”在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问题浮现,在战后初期是流行文化的包抄,紧接着是新左派与传统左派的分歧,再接下来是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少数族裔的问题,步入80年代撒切尔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则又成为批判重心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很难将英国文化研究扩大为看似具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化研究。
回首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步:面对流行文化的包抄,1960年,英国全国教师联盟(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NUT)举办的“流行文化与个人责任”(Popular Culture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研讨会堪称一个重要事件。按照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一书的说法,这场研讨会不仅英国内政大臣到场,威廉斯也发表演说,显见当时英国社会对媒体与流行文化的关切。对英国文化研究来说,被称为奠基者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传播》(Communications)一书便是在这场研讨会相隔两年后出版,而书中也提及了这场研讨会对他的冲击。
在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的介绍当中,威廉斯多以“文化主义者”或“奠基者”的姿态出现,这样的称呼可能难以看出威廉斯在英国知识界所占的位置。出身劳工阶级家庭(父亲是工党地方党部的干部)的威廉斯,求学过程都是一路凭借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就读。他的学术成就惊人,依照台湾媒介研究者冯建三的介绍,威廉斯一生以书籍形式出版的著作达28本,被编入他人所主编的专书的文章篇数达90篇,登载于报刊及学术期刊的文章高达567篇。有趣的是,在学术论文之外,威廉斯也写过5本小说。这样丰硕的论述生产,奠定他崇高的学术声望,在他去世之后,他生前所批判的商业电视为他制作纪念节目,生前的论敌也为文追悼。威廉斯一生既曾任教针对劳工阶级的成人教育,也曾任教知识精英齐聚的剑桥大学。英国所谓的成人教育(WEA,Wokers’Educational Association)源自于一战之前著名的Ruskin Strike,在此罢工之后所成立附着于大学、以劳动阶级为对象的教育体制。在成人教育体制当中,学生有着各种背景,而其课程从学生的教育程度与现实所需出发,例如教导学生写出自己的家族史、自传甚至求职相关文件等。
这本《传播》便是威廉斯依照成人教育的授课讲义所改写。这本薄薄的小书旨在处理几个问题:英国媒介的发展历史、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更为重要的监督媒介等问题。《传播》一书的问题意识,洋溢着威廉斯超越传统左翼观点的尝试,在他看来,传统左派对媒体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将之收为国有的层面,而未能深入思考这样的做法对于回应资本主义体制(如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流行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现实上,威廉斯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他写作《传播》之前,新闻记者们开始向他们工作的报社、广播电台等媒介组织要求新闻生产不受干预的运动。媒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赚钱的工具?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监督社会的利器?这个社会现实逼使威廉斯对媒体/社会之间的关联进行反思。
在他看来,既有的学科都不足以分析媒体在当今社会的角色:政治学对社会的分析集中在权力的运作;而经济学的焦点则放在财产、生产与贸易。这两种社会分析都忽略了媒介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另一种形式,也因此,对媒体相关知识的汲取、透过媒体进行劝服、经验交换的社会功能却为人所忽视。人们对媒体的忽视,这也导致了媒体被误用:在政治层面上,媒体为权力所掌控之后,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在经济的层面上,媒体商业化之后,则又成为追逐利润的工具。威廉斯所要对抗的,正是被误用的媒体。在这本书中,威廉斯对战后英国媒介的发展作了人类学式的详尽梳理。透过这些详尽的分析,他指出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联,并不能仅从控制/自由的二元观点进行分析。在他眼中,我们必须从围绕媒体的威权主义、父权、商业的现象进行分析才能看清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连。
如果当我们被迫处于充满威权、商业化的环境之下,我们该如何自处?《传播》正是教我们怎么办。威廉斯的对策是培育了解媒体与公共事务运作的阅听人。威廉斯眼中理想的阅听人,具有足够的知识分析媒体运作并对公共事务例如媒介相关法案的立法产生影响。威廉斯特别提及,这也是一种表达自我能力的培养。因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之外,才能在参与公共政策之际,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说服持不同观点的对方。总体来说,威廉斯的《传播》提出了一种古典民主的实践理念,这个民主理念践行的模式一如希腊城邦的政治形式。其政治运作的核心概念是同心圆式的――共同体的成员对于公共政策有着相同的距离,公民都可以加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当中。
一本写于半世纪之前的小书,对当今中国大陆的媒介环境仍有深远影响:一是半世纪之前的威廉斯所摸索的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半世纪之后的我们,媒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已无须强调,但我们是否调整出合理的媒介与社会关系?二是“公民”已逐渐成为时髦一词,我们能否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带出不同的公民面向?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中国大陆的媒介研究起步较晚,新闻与传播学在90年代中后期才成为一级学科,在研究范式方面相当程度仍深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大众传播效果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曾访问大陆的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1907―1987)其研究范式仍然影响大陆的媒介研究,尽管施拉姆被称为“传播学鼻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然而媒介研究的地形图在施拉姆之后却已是百家争鸣的景况。效果论之所以迄今仍影响大陆的媒介研究,也有其深层的本地脉络,新闻与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方面,政治修辞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这样一个现代化政体的想象与实践当中,媒介的应用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诸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政府形象建构之类的论题便是从这样的脉络下产生。其次则是全面市场化的转变,在商业化的脚步之下,媒介研究成为分析某某品牌如何成功策划、销售、广告乃至市场调查的工具。
就第二个问题而论,公民已逐渐成为时髦的名词。不过,关于公民的讨论,我们可发现有两种现象:第一是理论化的现象。旅美学者徐贲以政治思想家汉纳・阿伦特为基础所开展的公民政治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第二则是《南方周末》式以记者锲而不舍地报道深入探究诸如孙志刚、邓玉娇等重大案件。公民社会看似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过,在网络世界所出现的诸多乱象诸如人肉搜索引擎引发的种种争议之后,“群众”的意义重新被思考。如果说翻译是透过外在思想资源的汲取借以与本地现实脉络对话,那么近年来勒庞的《乌合之众》、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乃至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翻译,其中关于群众的思考,或许与这些现象有关,在这些著作当中,不断表达一种观点:特定时刻当中群众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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