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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从分散、多头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建立了符合证券市场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实际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但受制于转轨经济和新兴证券市场的影响，我国证券监管体制仍有许多缺陷。因此，要从监管机构的设置、对监管者的监督以及强化自律功能等方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法制化的辅以自律监管的集中管理体制。
一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由分散、多头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5月以前)是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萌芽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在国务院的部署下，主要由上海、深圳两市地方政府进行管理，有关证券法规也是由两地政府和两地的人民银行制定并执行。
第二阶段(1992年5月一1997年底)是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199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证券管理办公室，同年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1992年10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为专门的国家证券监管机构。这种制度安排，事实上是将国务院证券委代替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替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将中国证监会替代了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
同时，国务院赋予中央有关部门部分证券监管的职责，成了各部门共管的局面。国家计委根据证券委的计划建议编制证券发行计划；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报证券委备案；财政部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从事与证券业有关的会计事务的资格由证监会审定；国家体改委负责拟定股份制试点的法规，组织协调有关试点工作，同时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中央企业的试点。
另外，地方政府仍在证券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地方企业的股份制试点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时，中国证监会向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授权，让它们行使部分监管职责。
第三阶段(1997年底一至今)是初步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系阶段。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撤消国务院证券委，其监管职能移交中国证监会。199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对证券市场监管职能(主要是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也移交中国证监会。同时，对地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将以前由中国证监会授权、在行政上隶属各省市政府的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收归中国证监会领导，同时扩大了中国证监会向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的授权。此外，证券交易所也由地方政府管理转变为中国证监会管理。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两级监管体制基本建立：证监会负责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区域内上市公司和证券经营服务机构由证监会派出机构——地方证管办和特派员办事处、证监会专员办事处根据授权和职责分别监管。地方证管办还负责涉及跨省区重大案件的联合稽查的组织和重大事项的协调工作。
二、对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评价
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普遍偏好的目标模式，它甚至被认为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证券市场本身具有统一性和一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一个高效证券市场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即市场的信息有效性、市场运作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市场的统一性和规模以及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来说，只有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和由此形成的统一市场法规体系方能使之得以保证。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符合了证券市场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客观要求。同时，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又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同我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经济与金融管理模式以及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相吻合。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市场发展全国化同管理地区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证券业的扩张和中介机构非规范化运作的普遍性也呼唤单一的行业管理；监管体制的低权威性使投资者利益难以在操纵与欺诈环生的市场环境中得以保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持久、统一和稳定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正是上述我国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运行的客观
要求促使证券监管体制的变革，以消除制约市场发展的矛盾和障碍。可以说，现行的监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体制的若干内在弊端和矛盾，降低了监管成本，从而提高了证券监管效率和监管的公正性。
但受制于我国转轨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这主要表现为：(1)对政府监管者的监督及其自身建设问题。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官僚主义以及监管者被“俘虏”所带来的寻租等监管的非效率。对此，必须设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以防止监管者的官僚主义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避免监管者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提高监管与服务的质量，从而确保证券监管的公正性和效率。(2)中国证监会与其他经济管理部门的协调与沟通问题。独立而专一的主管机构设置固然能够提高决策出台与实施的力度与权威，但同样可能损害决策的科学性。特别当证监会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间就某些重大事项存在目标冲突时尤为可能。因此，集权化的主管机关必须避免狭隘于本领域的监管视野，注重监管制度、政策的全面合理性和对国家整体利益的通盘考虑。(3)自律机构的作用问题。集中统一监管体制并不排斥自律监管的作用，自律机构在美国模式中同样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自律管理的作用依然未得到强调，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只起辅助政府监管的作用，且完全受制于证监会的集中管理。
三、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取向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表现为一种逐步强化的过程，但在现实中，政府监管既存在着越位的情形，也存在着缺位的状况。因此，必须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针对上述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主要缺陷，可实施以下措施，提高监管绩效。
1．确认和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
监管机构的一些行为具有立法和司法性质，如政策制定与实施、监督、检查、处罚等。目前，我国具有立法和司法性质的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制定与实施基本上是按照普通行政程序进行的，该机构及其人员没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其身份也没有特别保障，因而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和监管行为的威信和效用均不理想。如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朝令夕改就是多头决策形成的结果。保障具有立法与司法性质的监管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并将其监管行为司法化，是提高此类行为的威信与效能、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加强统一立法和集中管理的程度，逐步解决部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实现证券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还要逐步放松继承原计划体制所建立的高度计划管制，建立松紧相宜的监管制度，实现集中管理下的总体放松和局部强化的结合。
2．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
在证券监管活动中，由于自主裁决权的存在，使监管者有可能滥用职权，不是按“三公”原则规范行事，而是出于某一利益集团的考虑，或凭主观意愿行事。因此，要确立和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以保证监管者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作为行动基准。规范监管行为关键在于监管程序法制化和社会化。监管者对市场的监管行为首先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因此，要控制监管者的创租行为，尽可能减少监管失灵，就应当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使监管程序法制化。实现监管程序社会化则要求革新证券监管中立法和实施其他抽象监管活动的程序。将目前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程序改造为允许社会参与和监督的开放程序。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再搞政府部门闭门造车，应自下而上、广泛征集、充分酝酿、反复比较，最后由有关部门择优。为此，听证制度应作为一种新的内容广泛进入证券监管的立法和其他抽象监管活动的程序。
3．强化自律机构的功能与地位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滞后等原因，导致证券市场监管不力，在证券市场上出现了诸多混乱现象，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是证券市场走向规范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中国证监会2009年8月25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底，我国股票投资者开户数近1．33亿户，基金投资账户超过1．78亿户，而上市公司共有1628家，沪深股市总市值达23．57万亿元，流通市值11．67万亿元，市值位列全球第三位。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监管、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证券市场。这些问题的出现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证券市场监管陷人困境之中。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证监会的作用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8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从现行体制看，证监会名义上是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监会的监管范围看似很大：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从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市规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数、上市公司的价格、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及认可标准，到证券中介机构准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内容，以及证券交易所管理人员的任免等等，凡是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情无不是在其管制范围内。而实际上，证监会只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附属机构，其监督管理的权力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2．证券业协会自律性监管的独立性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4条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证券公司应加入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同时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如拟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组织会员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处分违法违规会员及调解业内各种纠纷等等。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的独立的监管权力，致使这些规定不仅形同虚设，并且实施起来效果也不好。无论中国证券业协会还是地方证券业协会大都属于官办机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章如一些管理规则、上市规则、处罚规则等等都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没有实质的监督管理的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这与我国《证券法》的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其会员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来补充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初衷是相冲突的，从而表明我国《证券法》还没有放手让证券业协会进行自律监管，也不相信证券业协会能够进行自律监管。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依然没得到重视，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
3．监管主体的自我监督约束问题
强调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考虑到证券市场的高风险、突发性、波及范围广等特点，而过于分散的监管权限往往会导致责任的相互推诿和监管效率的低下，最终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从辨证的角度分析，权力又必须受到约束，绝对的权力则意味着腐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监管者也是经济人，他们与被监管同样需要自律性。监管机构希望加大自己的权力而减少自己的责任，监管机构的人员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规章还是执行监管，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自身的职责和牺牲公众的利益。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公共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人民权利中分离出来，交由公共管理机构享有行使权，用来为人服务；同时由于它是由人民赋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权力则意味着潜在的腐败，它的行使有可能偏离人民服务的目标，被掌权者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中，由于监管权的存在，监管者有可能，做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监管主体的监督约束。
(二)被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问题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这种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的情况导致政府不敢过于放手让市场自主调节，而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证券市场的运行，形成所谓的“政策市”。由此出现了“证券的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的每一次大的波动均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的现象。证监会的监管活动也往往为各级政府部门所左右。总之，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虑，而不敢放手，最终造成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出现问题。
2．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治理问题
同上市公司一样，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等也有在着上述的问题。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也成长起来，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关发展经验不足的境况下，这些机构的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违法或无理要求，为其虚假包装上市大开方便之门。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在上市、配股、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多个环节联手勾结，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以能力有限为由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做出有倾向性错误的审计结论，误导了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秩序，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造成冲击。
3．投资者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离理性、成熟的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这表现在他们缺乏有关投资的知识和经验，缺乏正确判断企业管理的好坏、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种市场传闻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从，缺乏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在市场价格上涨时盲目乐观，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又盲目悲观，不断的追涨杀跌，既加剧了市场的风险，又助长了大户或证券公司操纵市场的行为，从而加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难度。
(三)监管手段存在的问题
1．证券监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证券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为主，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及其它市场参与者组成，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有效组织，围绕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运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应当是应有俱有，但我国目前除《证券法》之外，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平价法》等几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国不具备统一完整的证券法律体系，导致我国在面临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无计可施；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导致在监管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责任的配制严重失衡，过分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民事责任，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在事实上得不到补偿。以2005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为例，该法规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款有48条，其中有42条直接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只有4条。
2．证券监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曾长久的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这种政府干预为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已根深蒂固，监管者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导致政府不敢也不想过多放手于证券市场。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被弱化。
3．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存在的问题
对于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无论是我国的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均有体现，只不过这种经济的监管手段过于偏重于惩罚措施的监督管理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奖励的监督管理作用。我国证券监管主要表现为惩罚经济制裁，而对于三年保持较好的稳定发展成绩的上市公司，却忽视了用经济奖励手段鼓励其守法守规行为。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I．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这样，一方面利于树立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权威，增强其监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监管主体之间合理分工和协调，提高监管效率。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证券法》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简简单单的几条规定并未确立其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辅助地位，我国应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对证券业自律组织重视起来。应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其中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国证券业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以及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
3．监管者自我监管的法律完善
对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必须加强监督约束：我国相关法律要严格规定监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监管者依法行政；通过法律法规，我们可以从正面角度利用监管者经济人的一面，一方面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证券监管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对监管者形成约束，增加监管的透明度；还可以通过法律开辟非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对监管者业绩的评价机制，来作为监管机构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中介机构治理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中介机构同上市公司一样，在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情时也有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其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经济信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我们应当以优化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完善中介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根本目标，一方面在法津上提高违法者成本，加大对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力度：不仅要追究法人责任，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相关责任人的经济乃至刑事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加大对中介机构的信用的管理规定，使中介机构建立起严格的信用担保制度。
3．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已经日渐完善，形成了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面对21世纪的法治世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在对证券监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语，我们仍需加强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视与完善。要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2．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
3．证券监管其他手段的法律完善
证券监管除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外，还有经济手段、舆论手段等等。对于经济手段前面也有所提及，证券监管中的每个主体都是经济人，我们利用其正面的作用，可以发挥经济手段不可替代的潜能，如对于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建立违法违规的惩罚机制和监管效率的考核奖励机制等，促进监管者依法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在法律上对新闻媒体进行授权，除了原则性规定外，更应注重一些实施细则，从而便于舆论监督的操作和法律保护，使舆论监督制度化、规法化、程序化，保障其充分发挥作用。
〔论文摘要〕 我国金融业目前面临着金融市场效率低下，银行规模较小，不良资产比例过高，证券监管机制透明度较差，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加入WTO后，这些问题将愈益突出，必须及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应对挑战，争取双赢，保证中国金融业的健康成长。
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业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日益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着现代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发展成为严重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金融危机。中国加入WTO，从总体上讲，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需要，是加速中国经济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走向世界市场的必由之路。但是，从目前看，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深刻的。因此，寻求化解入世给金融业带来的风险就成为重要课题。
一、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金融市场效率低下。金融市场是由货币资金的供需双方以金融工具为对象所形成的市场，有广义金融市场和狭义金融市场之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服务。一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育越健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一国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越高，整体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会越高。我国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已初步形成了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然而，从整体上来判断，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比较明显地缺乏效率。导致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开放相对较晚和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1)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不足，金融业的高度垄断堡垒仍未打破;(2)金融市场的制度创新不足，限制了公众在投资市场上的经济活动;(3)金融市场的工具创新不足。这大大制约了我国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2.我国银行的规模较小，不良资产比例过高，银行业的竞争力较弱。已经进入或将要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其规模皆较大，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优良的资产质量，与我国的银行相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美国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和。从资产质量上看，美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0.67%。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总和比例过高，如美林公司1998年估计的中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坏帐的平均比率为29%，J.P摩根银行的估计为36%，IMF(1997)的估计为20%，高峰期比率则大于2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比率是相当高的。如此高的不良资产比率，增大了银行业自身发展的金融风险，也是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
3.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较差，降低了监管效率，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所谓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是指证券监管机制的监管活动和程序具有相当开放度与公开度。我国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证券监管机构本身包括内部组织机构、机构名称及工作程序等方面，由于没有法定性而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就连业内人士对此也不甚清楚。二是证券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和决策事项时也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迄今为止，证券监管部门很少就起草某项规则举行公开听证会，因此，造成实践中许多规则缺乏可操作性。三是在查处证券违规违法事件中，经常性地出现暗箱操作情况。由于透明度差，对案件处理结果，投资者往往不满意。也由于透明度差，助长了证券市场交易中的内线操作、大户操纵、虚假信息及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这又增加了证券交易过程中的金融风险，也蕴育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为中国的金融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4.保险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已承诺:外资在人寿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可达50%;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可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为51%，并可在三年内成立合资的分公司。这样优惠的条件，使我国保险业务面临的压力愈益增加:一是外资将抢滩中国保险市场，民族保险业市场份额将会下降。目前，我国国民保险人均仅为100元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已近4000元人民币，经营压力增大。二是外资资本雄厚，多渠道经营理念对中国保险业造成心理压力。世界上最大的25家保险公司资产任何一家都比中国保险资产总和都大。三是外资保险业务悠久，开发保险品种多，覆盖面广，再加之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也对我国形成强烈的竞争压力。由于外资保险注重品种开发和售后服务，整个流程注入了科学化管理，这都是我国保险业望尘不及的。四是外资保险先进机制和优厚待遇的吸引，势必影响我国保险业人才大量流失，而我们的经营模式还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与外资保险在市场经济下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可相比，难免造成人才流失，减弱民族保险业的综合实力。
5.金融市场开放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1999年，经过世界各国艰苦的谈判和努力，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终于正式签字和生效，我国政府也公开和明确承诺将承担金融开放的义务，并于近年内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如宣布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对我国金融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发育成熟，金融体系还不完善，金融机构缺乏竞争能力，金融监管经验不足，因此，开放金融市场对我国经济也有一定副作用，体现在:(1)对国内金融业形成冲击。外资银行争揽了大量绩优的三资企业、外向型企业，使我国银行遭受了客户流失的风险。(2)导致“外资替代现象”的出现。企业从外资银行获取的部分贷款，实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资”，而是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获取的资本。(3)逃避监管。有的外资银行多存少贷、转移资金，有的外资银行则转移利润，逃避税收等，给经济秩序的稳定带来不良影响。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健康成长构成严重威胁。
二、对策与措施:寻求中国金融业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
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危机与困难愈益明显，如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中国金融业的健康成长将受到阻滞，这也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质量。
1.提高我国金融市场效率。
(1)增加外商的进入，促使国内金融机构提高效率。实践证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对于改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是明显的。
(2)提高交易的自由程度，改进外汇市场效率。当前我国存在宠大的外汇储备，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这是外汇市场缺乏效率的一个明显表现。如适当开放股票市场等，可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也有利于提高整个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扩大金融市场准入程度，提高金融创新效率。通过学习发达国家金融业所开展的金融创新，降低我国金融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的经济成长和时间成本。同时，通过金融业务开放刺激对金融创新的需求，有利于金融创新效率的提高。
(4)改善政府监管效率。推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适当放松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职能向国际标准靠拢，这对提高我国金融市场效率有重要意义。
2.体制性改革与商业化经营同时并举，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中国银行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性原因产生的，是历史的长期积淀，主要起因于国有银行与企业之间“软约束”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上，银行的商业化经营与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加入WTO后，我国必须实施金融赶超战略，才能迅速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具体为:(1)政府的积极参与与扶持。国际实践证明，要实现金融赶超目标，必须有政府的扶持。(2)启动金融赶超，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不同质的金融产权主体。(3)抓紧培养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才，同时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以吸引和留住人才。(4)严格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统一原则，接受以《巴塞尔协议》为准绳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标准和方法。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制度。
3.增大我国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在立法方面，我国立法机关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组成人员、名称及其职权等内容明确作出规定，对其运作程序规定更加详细。证券监管机构本身立法及司法解释，也应增大透明度。在执法方面，证券监管机构更应增加透明度，特别是对违规、违法交易现象的处理结果及时向公众公布，这实际上也是增强证管会本身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众对证管会的信任度。
4.完善我国金融法制，适应金融服务贸易全球化的需要。(1)逐步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随着全球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竞争的日趋激烈，我国金融业应尽量参与竞争，才能处于有利地位。近年来，我国已逐步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人民币业务，开放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国内地区性限制，那么，相应地也应取消外资金融机构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使内外资得以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这有利于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我国对外金融秩序的稳定性。(2)建立对外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制度。《巴塞尔协议》的设立目标是通过对外资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实现国际银行体系的健全和稳定，因而巴塞尔协议致力于制定统一监管的国际标准，促使各国银行在同一监管水平上公平竞争。由于该协会对银行监管重点(如资本充足率、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等)做了规范性的规定和要求，因此实施该协议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监管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改变重引进、轻监管状况。(3)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修改《商业银行法》，使之能适应金融开放的需要。 转贴于
一、引言
会计政策选择的恰当与否，对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和信息使用者据以进行决策的正确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关系着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经济动机，对于规范地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更好地为财务信息使用者服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关系
(一)盈余管理与会计政策之间的共性
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会计政策选择，而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盈余。会计政策选择属于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目的。从长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政策之间的差异
1.盈余管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当局的动机。如果管理当局试图通过收入确认等判断来达到明确的、事前设定好的目标的话，这种行为就应当属于盈余管理。
2.盈余管理除了采用会计方法外，也可以采用非会计方法，如安排交易发生及交易方式等，这显然超出了会计政策选择的范围。
三、不同盈余管理动机下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
(一)融资动机下会计政策的选择
为满足融资动机，上市公司选择利于盈利的会计政策，往往进行所谓资产剥离重组并按剥离后的结果对前三年虚拟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模拟经营，达到上市目的。这是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关于资产剥离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显滞后，对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资本计价、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减值等有关损失的确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有效的盈余管理。
(二)规避债务契约约束动机下会计政策的选择
为达到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动机，上市公司会选择一些降低契约成本的会计政策。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债权人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在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企业的经营，作为债务人的企业管理当局则会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来完成上述会计数据指标和避免产生违约行为。
(三)维护管理者当局利益动机下会计政策的选择
为了维护管理着当局利益的动机，上市公司会选择利于业绩提高的会计政策。大多数企业都通过盈利来衡量管理当局的业绩，并由此计算报酬。在这种利益驱动下，管理当局必然通过会计政策选择，采取将一些费用资本化或减少预提费用等会计政策，使企业获得较高的会计收益，来提高自身报酬。如果管理者当局的报酬中包括了认股权，管理当局则会选择能平滑收益的会计政策，以保持其股票价格的稳定。
(四)避免发生政治成本动机下会计政策的选择
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对配股和暂停上市的条件做规定，上市公司为避免摘牌或取得配股资格而进行会计选择甚至会计操纵的行为。如常用的策略是集中一个会计年度提前确认损失和费用、延期确认收入，另外利用关联方交易、资产重组或债务重组等方法转移不良资产，获取暂时收入。
四、盈余管理动机下会计政策选择的应对措施
(一)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大多是由国有股权占据优势或控制地位所引发的，因此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其次，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再次，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挂钩。最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二)深化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诱发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是应付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诱发因素，原因就在于市场监管沿用了计划行政型的管理体制，因此要降低甚至清除这些诱发公司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的影响，就必须继续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
(三)建立较为科学的指标控制体系
对于控制上市公司上市、配股、摘牌等行为的限定条件，不应局限于单纯依赖于某项指标，比如衡量配股资格时，不应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唯一控制参数，而应建立一个更科学的多变量的控制参数体系，并改绝对数控制为绝对数控制与相对数控制相结合。对于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也要改变以连续三年亏损作为衡量的充分条件，应结合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加以判断。
(四)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对于监管者来说，会计方法选择范围和条件的规定应该严些还是应该灵活些，是一项两难选择。一方面强调会计准则的统一性，有助于减少企业操纵会计数字的机会主义行为，加强证券监管，提高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因此使企业丧失灵活的会计选择权，难以因地制宜地向投资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五)完善证券监管法规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启示
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改革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革前的分业监管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写作论文
然而,直到1998年之前,英国实行的仍然是以政府监管和自律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分业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时期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自律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三个证券自律组织分别负责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的执业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在英国分业监管使得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同时监管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显现无余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特别是在巴林银行事件后,英国国内要求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2.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主要内容有:
第一,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决定由10家机构合并,组成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这10家机构包括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证券期货协会(SFA)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组织(IMRO)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注册互助委员会(RFC)房屋协会委员会(BSC)互助合作委员会(FSC)由贸易工业部划转到财政部的保险监管司以及伦敦交易所的英国发行上市监管部(UKLA)1997年10月,证券投资局更名为金融监管局(FSA),1998年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责移交给FSA,FSA依法行使监管权力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一百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二千多人,这主要依靠其先进的监管手段,因此使得监管机构降低了成本,效率却反而有所增加
第二,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改革放弃了伦敦金融市场行业自律管理体系,重建全行业的金融服务监管体系;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这是英国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后,取代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FSA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
第三,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被监管机构的监管条例,主要内容有:(1)被监管者经营业务一定要诚实;(2)被监管者一定要尽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必须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法的监管,及时向FSA通报必须报告的情况
第四,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以下环节:节约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鼓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第五,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由于在新监管体制下,FSA拥有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SMT),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此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到2001年12月,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历时4年的金融体系改革基本完成
二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的启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为一度关于央行拆分的争论画上了句号,我国由此成就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通过生效,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完善确立
伴随着新形势下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创新,我国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发展很快,但是毕竟历史短暂,目前的监管远远不能适应金融业迅速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甚至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抑制”,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水平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迈进一步,以“分业”为背景的中国金融业将直面以“混业”为背景的金融集团,今后中国的金融业将更加国际化,金融风险防范的任务更重借鉴英国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笔者对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总结出以下几点启示:
1.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成为非主流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银行保险证券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经成为了非主流的趋势
对我国而言,虽然目前仍是一分业经营为主,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业走向综合经营成为金融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和现实选择实际上我国金融业也已经出现了混合经营的苗头,金融保险证券业务已经不同程度交叉,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了大势所趋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怎么样适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已成为完善金融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
2.营造金融混业经营的法律环境实行效能监管金融业的任何变革和创新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革新法律环境的营造因此如何营造中国的金融混业经营法律环境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交叉经营业务出现即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正在滋生混业经营的现实,从而金融监管及金融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机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还会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2003年12月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的出台,以及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无疑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改革创新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的内容,同时对有关条出修改,以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无疑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然而在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多采取了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比如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需要在银行监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之间协调,而不同部门对于同一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向存在较大差异,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此外有的新业务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同时具有储蓄功能和保险功能对于这些新业务,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逐步由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英国先进的监管经验实施金融效能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努力精简监管机构的人员配置,“一行三会”既要各尽其责各行其是也要相互配合提高效率,使得监管机构运作不但降低了成本,效率反而有所增加于是我国完善金融监管所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跟上全球金融业混业监管的浪潮而是如何在自有体制下改革和完善我们自己的分业监管模式,提高效率现阶段内如何做到效能监管便成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首要思考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尹灼.英国新金融监管体系述评.农村金融研究,2004,(1):51-55.
时间：2003-1-25作者：秩名
[摘要]我国已成功加入WTO，证券市场也将逐步开放，只有10余年成长历史的中国证券公司，不久将与经历过百余年资本市场锤炼且实力雄厚的国外证券公司同场竞技。为了增强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业务创新和管理规范两手同等重要。
我国已成功加入WTO，证券市场也将逐步开放，只有10余年成长历史的中国证券公司，不久将与经历过百余年资本市场锤炼且实力雄厚的国外证券公司同场竞技。为了增强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业务创新和管理规范两手同等重要。就规范管理而言，无论证券监管部门还是证券公司本身都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提高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水平?如何提高证券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本文从证券公司的业务构成着手，分析了新形势下国内证券公司的风险类型，并在对中外证券公司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应对措施。
一、从业务构成看我国证券公司风险
我国证券公司(指综合性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按照《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有经纪、承销、自营、兼并收购、基金管理、咨询服务等。因此证券公司风险根据业务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证券经纪业务风险
由于经纪业务收入占证券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较大，一般达到40—50％以上，因此经纪业务风险是证券公司最基本的风险，主要表现有：
1．经营风险
由于经纪业务的佣金收入占证券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较大，证券公司对经纪业务的依赖性增强，二级市场行情波动对证券公司收益影响较大，当行情低迷时，固定成本(如通讯费用、场地租金等)居高不下，经营风险凸现。
上海证券交易所2000年度会员年检结果显示，96家证券公司类会员只有32％被列为年检好会员，与99年相比在总体规模、盈利水平有一定提高的同时，仍有近十家证券公司出现亏损或接近亏损，相当一部分证券公司净资产低于平均水平，在资产经营安全性、合法合规经营、内部控制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2．拓展业务风险
随着证券市场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深入，证券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拓展业务时采用的一系列手段措施，面临较大风险：
(1)向客户融资。由于向客户透支资金的方法已经被严厉禁止，变相透支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利用国债交易向客户融资等)，有的还与银行共同协作，使融资行为不易被发现。(2)返佣。返佣使经营成本加大，一旦行情不好，返佣成为节约费用的包袱；返佣的帐务处理有的返还现金，管理漏洞较多；返佣比例制定亦有较大的随意性，增加了规范管理的难度；同时返佣税金的收取有的只代扣了个人所得税，未扣所得税、营业税，留下了隐患。(3)提供担保。证券公司有的分支机构为客户贷款资金提供担保，因担保方比较隐蔽，只有在资金链出现断裂，才有可能被发现，而这时证券公司面临的风险已十分严重。(4)三方监管。有的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实行三方监管(一客户提供资金给另一客户买股票，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客户的股票，以保证另一客户资金安全)，这是《证券法》不允许的行为，监管协议不受法律保障，监管行为不受法规认可，一旦发生纠纷，证券公司十分被动。(5)业务创新。为追求规模扩大和市场占有率增加，证券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的业务创新，并与银行、保险等机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业务创新遇到来自包括技术、咨询、培训和推广等多方面的挑战，风险控制难度加大。
3．系统网络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证券行业的广泛应用，随着证券行业业务创新的不断深入，网络是否安全可靠、网络是否便捷高效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证券公司对此的风险控制及抗风险能力仍不容乐观。
(二)证券承销业务风险
证券承销业务是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因为项目周期长，受市场不可预测因素影响较大，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证券公司的连带责任增加，公司各项风险增大。
如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研究不够，推荐企业发行证券失败而使证券公司遭受利润和信誉损失的风险。对二级市场的走势判断错误，造成股票价格定位不合理或债券的利率和期限设计不符合市场需求，券商包销的股票卖不出去；或者在增发配股时成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证券公司资金被大量占用引发财务风险。随着B股市场将率先成为全流通市场，B股承销业务将有较大发展，如果履行包销责任，还可能出现外汇风险。对上市公司进行过分包装，在信息披露上出现过错，误导投资人，造成违规违法的风险。
(三)自营业务风险
作为证券公司传统业务之一，证券自营收入约占中国证券公司总收入的30％，但其风险却比较巨大。首先是市场风险，自营收益与二级市场走势关系密切。目前我国证券二级市场整体来讲投机气氛较浓，市场波动相对频繁，很多证券公司未建立有效的业务决策系统、调研系统、操作系统及相应的管理制度责任制度，面对相对较少的投资品种，证券公司无法利用套期保值等手段规避证券市场波动的系统风险，因此，二级市场的价格异常波动会给公司业务带来较大的风险。其次是新业务风险，很多新的交易品种即将推出，但由于业务新、经验少，容易出现问题。同时它在能够规避风险的同时，也有放大风险的效应。“李森事件”把百年历史的“巴林银行”毁于一旦就是典型的案例。第三是违规操作风险，追求自营业务收益增加，恶意炒作使股价震荡加剧从中获利。这种行为是《证券法》所严厉禁止的。一旦受到查处，公司的各项业务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四)其他业务风险
在上述三大业务之外，资产管理业务是很多证券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但其带来的风险在2001年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指出，证券公司在从事资产管理业务过程中不得向委托人承诺投资收益，但是不少证券公司在进行资产管理业务时，还是违规进行保底和收益分配承诺，在操作不当时，易使应由客户承担的市场风险，转化为由证券公司承担实际的亏损。同时该业务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收益分配机制，致使收益分配的品种单一、凭经验确定，客户可选择的机会少，证券公司遇行情波动较大时，风险应对的能力欠佳。假设某证券公司注册资金20亿元，实际资产管理的资金100亿元。允诺资金的保底利润率是10％。按此计算，其年成本在10亿元左右，在大盘下跌20％，损失应超过15％达8．5亿元，加上公司自有的自营资金按10亿元计算，大盘下跌损失2亿元，则两者合计损失超过20．5亿元，对该证券公司来说已达到生死存亡的地步。因此，证券公司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一定要注意风险。不能盲目扩展。其他如国外证券公司获利丰厚的资产重组、并购业务在
我国虽然也开展，但业务量较小，所以其风险并不明显。
二、风险管理的国际比较
随着证券行业的快速发展，证券监管理部门和证券公司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得以稳健发展和证券公司业务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但是我们也看到，与发达国家的证券公司相比，目前我国证券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距：
(一)科学风险管理理念的缺乏
发达国家的证券公司形成了一整套的科学风险管理理念，对风险管理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不仅在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在风险管理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从认识、衡量、评价到控制的一整套完整的管理体系。而我国的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加入WTO后我国证券公司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时间：2003-1-25作者：秩名[摘要]我国已成功加入WTO，证券市场也将逐步开放，只有10余年成长历史的中国证券公司，不久将与经历过百余年资本市场锤炼且实力雄厚的国外证券公司同场竞技。为了增强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业务创新和管理规范两手同等重要的证券市场相比发展时间较短，缺乏对风险管理的科学认识，风险管理的经验是在惨痛教训中积累的，没有形成适合中国证券市场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
(二)组织架构上的差距
国外发达国家的各证券公司，根据其自身发展需要构建了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并且在市场发展中不断完善。如美林公司的管理体系：一名公司副总裁具体分管公司全面的风险管理事务，由其领导公司的风险控制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计和修订公司的风险控制政策及程序，规划各部门的风险限额，评估和监控各种业务风险等。风险控制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风险与信用管理机构。而我国多数证券公司未建立具有高效的风险管理职能的部门，或建立了风险管理职能部门，但未有效履行风险管理职能。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架构亟待完善。
(三)管理手段上的差异
国外的证券公司对风险不仅能定性分析，而且能量化分析，即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运用统计技术等手段来定量分析风险。对风险的定量分析不仅是证券公司自身防范风险的内在要求，也是监管部门的硬性规定。在中国，很少有证券公司对市场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大多是仅凭经验判断风险，并以此进行定性分析。
(四)经营规模上的差距
与国外证券公司相比，我国证券公司存在规模小、数量多的现象。1998年全球十大证券公司平均资本(折合人民币，下同)为2334亿元，其中美林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分列一二位，资本规模分别为5618亿元、3448亿元。1999年底我国共有专业证券公司90余家，累计总股本为286．56亿元，平均每家股本只有3．184亿元。这样的规模难以适应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将面临较大风险的现状，更不要谈与国际证券公司竞争了。
三、风险防范与管理应对措施
(一)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
从国外证券公司实践来看，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比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更重要。其认为业务的主要风险不是业务本身，而是业务管理方式，违反纪律或在监管方式上出现失误最有可能引发风险。因此我们应不断地在整个证券公司内部强化纪律和风险意识，一方面自上而下地推动风险的警示教育；另一方面在对经营管理中的风险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风险控制制度，让每一位员工认识到自身的工作岗位上可能存在的风险，时刻警觉，形成防范风险的第一道屏障。同时使风险管理策略具备灵活性，以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要。
(二)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
证券公司必须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确保公司对各种风险能够识别、监管和综合管理。为此，风险管理委员会需建立严密的风险管理流程，一般包括：(1)成立一个正式的风险管理组织，此组织能确定风险监管流程；(2)审计委员会(向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公司整体风险监管流程进行定期的审核；(3)确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并由定量分析工具来支持；(4)公司最高管理决策层明确规定风险容忍程度，并且定期进行检讨以确保公司的风险承受与公司的各项业务发展战略、资本结构以及现在和预期的市场条件相一致；(5)在职责和分工明确的情况下，保持业务、行政管理和风险管理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协调。
(三)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
证券公司应当运用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技术，形成组织严密并能适时对风险进行监控的综合风险管理和控制模型。如借鉴证监会国际组织“资本充足率”的框架和计量与管理风险的VaR(Value—at—Risk)模型，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
VaR是指在正常的市场条件和给定的置信度内，用于评估和计量任何一种金融资产或证券投资组合在既定时期内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大小和可能遭受的潜在最大价值损失。其风险管理技术是对市场风险的总括性评估，它考虑了金融资产对某种风险来源(例如利率、汇率、商品价格、股票价格等基础性金融变量)的敞口和市场逆向变化的可能性。VaR风险管理技术(或模型)是近年来在金融市场发达国家(主要在欧美)兴起的一种金融风险评估和计量模型，目前已被全球各主要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公司和金融监管机构广泛采用。
(四)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的内控体系
证券公司的风险防范和管理的内控体系应该由三部分构成，即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
1．风险评估：首先是各业务岗位或工作流程中的风险评估。岗位或工作流程中的风险评估是对证券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每一项业务或每一个工作流程中可能产生风险的可能性的预测。它包括风险所在、风险所引起损失的时机、可能发生的损失原因、可能发生损失的金额、损失预测的可信度、损失发生的频率以及损失应对措施等。其次是整体风险评估。公司的整体风险最终都可能通过资产体现出来，因此，对公司整体风险的评估，主要是对资产风险进行测评。资产风险评估的主要指标有：(1)安全性指标：对外担保比例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0％；自营股票余额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超过30％，自营债券余额占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50％等。(2)流动性指标：流动资产余额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长期投资余额占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30％。(3)盈利性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等。通过对以上指标的分析，确定公司风险的发生概率，进而采取相应的防范应对措施。
2．风险控制：完善以一级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授权分责制度，加强决策的集中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实行与个人责任密切联系的集体决策制度，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建立高级管理人员岗位定期轮换和重点岗位定期轮换的制度，保持决策体系的新鲜和活力。
(1)．经纪业务风险控制。公司要对营业网点合理安排，防止盲目扩张。建立和完善交易岗位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职责，制定各岗位操作制度。进一步完善营业部各项业务的交易流程。加强财务稽核和现场监督。
(2)．承销业务风险控制。建立“统一领导、专业分工、集中管
理”的业务体制，在公司内部形成以专家评审委员会为核心的业务管理体制。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公司承销业务的操作流程；负责项目立项、策划、创新业务的咨询和评审；负责拟上报项目材料的评审。规范运作、严格自律、提高执业水准。
(3)．自营业务风险控制。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自营业务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研究部门、财务资金部门、风险控制小组、投资决策部门等共同参与完成。在这个决策系统中，投资决策部门是最高决策机构；研究部门对市场分析和投资品种进行可行性分析研究，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财务资金部门负责资金调拨、核算；风险小组对自营业务全过程进行监督。加强自营资金的管理；加强自营队伍建设；公司总部对整个系统的资金运作、自营操作进行统一管理，充分利用资源，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关键词：文化资产证券化；法律风险；两级立法模式；信息披露；风险隔离
中图分类号：F832.48；DF43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4—0010—07
一、引言
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如何促进文化产权交易、发展壮大我国文化产业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国家早有丰富的实务经验，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包括从破产法的角度探讨实质合并规则对SPV风险隔离作用的影响（陈霞，2010；陈依依，2003；迟君辉，2010；Lahny IV，2001）、详细探讨税法、信托法、银行资本监管法规对资产池构成的影响（Frankel，1991），以及针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制度背景下资产证券化的规则设计等研究（Aleknaite，2007）。但专门针对文化资产的研究并不多，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知识产权上设立的证券性权利的登记与信息披露问题（Widen，2004）。而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时，普遍将关注点放在银行不良资产、基础设施收费项目、住房抵押贷款等资产类别上，很少有对文化类资产的关注（潘晓明等，2010；陈依依，2003）。实务界却先行一步，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创新尝试提供了一个发展资产证券化和文化产权交易可能的契合点，但由于制度和监管的不足使其发展受阻。笔者认为：文化资产证券化应当纳入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立法框架，同时兼顾文化行业的特殊性，国外经验可以适度借鉴，但更应当结合本国特色来进行具体制度构建。
二、文化产权交易制度创新一资产证券化
1.资产证券化的定义与我国的实践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作为一种结构性融资产品，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迟君辉，2010）。但对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学者并不统一。比较狭义的定义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由其通过特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融资制度”（顾权，2010）。而被称为“证券化之父”的美国耶鲁大学法博齐教授则认为，“证券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将具有共同特征的贷款、消费者分期付款合同、租约、应收账款和其他不流动的资产包装成可以市场化的、具有投资特征的带息证券”（周乐伟，2007）。笔者认为，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在于使非流动性资产变得具有证券流通性与可及时变现性，至于是否采用统一的程序和方法，并不具有根本性意义，故本文采用较为广义的定义。
实际上，至今我国尚无一部法律中明确出现“资产证券化”这个词，但现实中类似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已经先行，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出台之前，珠海 —广州—深圳高速、上海—杭州—宁波高速就采取收费权证券化的模式进行融资运作，而1997年《公路法》出台后才正式认可“开发、经营公路的公司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筹集资金”。银行资产证券化领域也是如此。早在2003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就开始了资产处置信托项目，但直到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才《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可见，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呈现出一个实践先行、立法滞后的特点。
总体上，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大多还处于空白和试行状态，但实践中金融创新的需求却极为高涨。由于我国经济蕴藏的巨大潜力与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需求，理论和实务界都相当看好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2.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资产证券化创新尝试
2010年7月3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第一个基于权益拆分模式的艺术品资产包——画家杨培江的12件画作整体打包后成为首个资产包，初始作价200万元，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将所有权份额“拆分”为1000份，每份面值为2000元，挂牌认购，持续流通，投资人将通过艺术品资产包的增值获得投资回报。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创新性的“权益拆分”，其实质是将一件实物的所有权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收益进行拆分。投资人可以通过认购拆分的份数，来获得投资标的物的部分所有权及相关收益，从而也获得基于这些权益所带来的远期或当期的收益（马丽，2010）。
艺术品“权益拆分”交易模式具有降低艺术品投资门槛、增加资产流动性与促进融资等多重效果，推出之后也很受投资者青睐，但其法律性质究竟是什么，投资者恐怕并不清楚。深圳文交所将其称为“所有权份额”，其基本运作模式是由画家杨培江的独家授权经纪人张宏作为发行人，由天禄琳琅公司作为发行商和挂牌保荐人，其1000份份额由发行人和商保留400份，其余600份在深圳文交所公开发行流通。
可见，这种“权益拆分”既不同于一般的共有，也不同于普通的证券发行，其实质应属于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简称ABS），即以艺术品这类特定资产的现实价值与将来的升值收益为保障，发行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证券持有者可以按照份额来分享这部分资产当期和远期的价值。这种艺术品份额交易模式一经推出后，天津、成都、郑州等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纷纷跟进，投资者也是热情高涨。从金融创新的角度看，这一模式的确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3.文化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与发展前景
从根本上看，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是具有一个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池（Asset P001），证券化的制度构建核心是资产转让和破产隔离（即与该资产或资产池的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而这个资产池的构成除了一般认可的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收费项目等种类外，还可以包括许多具有价值与未来现金流的资产类型，如前述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已经尝试的艺术品、专利、商标等。实际上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国外早有发展，“1997年，美国Pull—man Group以英国超级摇滚歌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所出版唱片的许可费收益权为支撑发行证券，成功地从资本市场融资5500万美元。随后，一系列知识产权证券化相继进行”（陈霞，2010）。
可见，资产证券化在文化产权交易中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只要能满足“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三个基本要件，艺术品、知识产权、应收账款乃至广播电视频道播出权（比如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所得收益）等有形和无形文化资产都可以通过这一新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和融资。这样一来，文化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成为我国开展金融创新的一个突破口，而且对于促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加强文化资产的流动性，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人文化市场；可以降低投资门槛，鼓励民间文化投资；可以盘活企业非流动资产，解决缺乏可抵押资产的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而且，相比其他类型的资产，文化资产的价值稳定性、收益可靠性、从业人员素质等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具有更高的市场认可度。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不尽如人意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策制度与市场需求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王元璋等，2011）。立法者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但投资者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水平、不良资产的管理水平等不够信任，实践中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而在资产证券化中，资产的选择是决定证券化能否成功的前提，“发行人通过资产打包，对基础资产重新分配确定新的发行收益与比例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投资人的偏好。……只有发行人与投资者选择发行优质资产的比例相同时，市场才会出清，两者收益达到最大”（李冬花等，2010）。影视、创意、动漫、艺术品收藏等文化行业的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对投资者具有很大吸引力，而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有更有效的途径来吸引社会资金，两相契合，文化与资本的联姻通过文化资产证券化或许能够更好地达成。
三、目前文化资产证券化实践的不足与潜在风险
虽然文化资产证券化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当前法律的缺失始终是艺术品份额交易不可回避的障碍。2011年，国务院连续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业界称“38号令”）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业界称“49号令”），尤其是后者明确规定各地文交所的清理整顿工作要在2012年6月30日前完成。大部分文交所已经在进行此类业务的停止和善后工作，2011年8月15日，因承诺的上市交易迟迟不能兑现，湖南文交所开始受理退款申请；陕西文交所也在“38号令”后不久暂停所有新品发售，并为中签者办理全额退款；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在此项业务暂停近一年后，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则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关于文交所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善后重点工作及责任分工通知》，公布了其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的善后责任分工，并督促其份额产品的初始发行人及交易商回购产品。
监管层之所以紧急叫停文化产品份额交易，源于在短暂的时间内，这类交易已经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状况，究其根源，在法律制度支撑不足的情况下，此类交易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1.法律风险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践中的试点更多带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配套制度支持不足，缺乏法律保障，是目前发展文化资产证券化的最大瓶颈。首先，文化资产证券化其实是针对公众进行的融资，如果缺乏有效的发行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很容易造成投资者难以挽回的损失；其次，目前我国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与资产证券化相冲突的地方，如通过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按照现行物权法的规定，进行融资属于权利质押，需要到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才能成立质权，并对质权设立后的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规定了限制，而针对公众发行的、需要通过转让和许可交易进行资产增值的证券化资产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法律要求；最后，文化资产投资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普通投资者而言，中介机构的评级、担保和咨询服务非常重要，而目前这方面的中介服务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2.资产价值变动风险
大多数文化资产本身的价值存在变动性，比如在专利资产池构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可替代技术、专利技术淘汰与更新、专利技术实施、专利技术可重复利用、专利技术产品责任等方面的风险（靳晓东，2011b），对其资产价值的评估存在着很大难度，这也是文化资产在一般的抵押贷款模式下难以得到银行融资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达到业界普遍认可的科学准确的评估方式和标准之前，文化资产的证券化仍然会存在很大的难度（靳晓东，2011a），笔者建议在进行评估标准设计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至少包括：商品更新周期、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时限与未来预期变化、产品市场地位与份额变化趋势、可能的侵权风险等。
3.金融风险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受到了更多的质疑，我国刚起步的资产证券化更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金融衍生产品本身的设计是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但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监管缺失、市场投机过度就很容易激化乃至放大金融风险。此外，文化资产证券化将使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业的风险会对文化产业造成更大冲击，需要发展相应的风险防御机制。
但应当注意的是：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是次贷危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证券化运作模式的异化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明晓磊，2011），也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在监管缺失情况下贷款机构错误甚至恶意利用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的结果”（沈炳熙，2007），学界基本上都认可金融监管的不足才是次贷危机的根源，不可因此否定整个金融创新，但在今后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和执法中应当更为谨慎。
4.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更会被放大。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缺乏统一的资产证券化发行人、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担保机构、承销商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规则，难以给投资者权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此外，在文化资产增值过程中，资产管理人的水平至关重要，除了艺术品可能随着时间自然增值外，知识产权、文化设施、行政特许权等文化资产都需要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如果资产管理人不能做到忠实和勤勉，会给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损失。
四、法律保障措施建议
目前对全国各地文交所的清理整顿只是将文化资产证券化纳入规范发展轨道的第一步，对文化资产证券化这一新事物不必因噎废食，通过建立完整的法律保障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更好对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制度建设：
1.建立全国统一的资产证券化两级立法模式
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最先出现在美国，美国的判例法传统使得法院可以通过“法官造法”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成文法国家要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普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统一立法应先行，否则司法机构在审理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案件过程中会面临困境（顾权，2010）。
我国可以参考韩国的统一立法模式，立法上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根据我国《证券法》第2条“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的规定，由国务院出台《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规定资产证券化的类型、基本原则、发行条件、交易规则、交易所管理、中介机构、从业人员资格、监督管理部门、禁止的交易行为与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在第二个层级，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针对职权范围内的不同种类的资产证券化出台相应的部门规章和操作指引。
2.加强协作，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
在我国，受分业监管体制的影响，资产证券化被人为地割裂为金融资产证券化与企业资产证券化两大块，在不同的市场流通（Schwarcz，2004），接受不同的监管部门管理，适用不同的规则。这样的监管体制容易产生监管盲点和扩大风险，比如文化类资产的证券化，就可能涉及到文化、文物、版权、专利、商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繁琐的审批程序会阻碍资产证券化的实现，而多家监管的局面又可能造成实际执法中的冲突或责任推诿，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从近期来看，当务之急是需要多部门联合，建立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从长远来看，金融混业经营改革势在必行，统一监管、权责明晰方能保障资本市场的规范与稳定。
此外，尽快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在美国，担保性的融资中债权人通常要求专利或商标管理机构反映出自己的证券化权利，即使在美国判例法中，这一登记并不是对抗破产管理人的要件（Widen，2004）。而我国目前一方面立法不能满足资产证券化的登记要求，另一方面文化资产还存在着多头登记的弊端，建议在《物权法》中增加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登记条款，以及设立了担保物权后的财产转让限制的例外条款。
3.加强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资产证券化要长期稳健运行，银行、保险、风险投资、评估、担保、法律服务、信用评级等机构的协作都是不可或缺，但是目前敢于在这一领域试水的中介还为数不多，与此有关的配套制度很多也还处于空白状态，尤其是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国际上的地位更不能与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比。但次贷危机前声誉良好的三大评级机构未能提前警示风险、危机发生后又快速调低信用评级导致市场恐慌的表现也使公众大为失望，在评级机构向被评级企业收取费用以维持经营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评级机构的公正性也是各国研究者质疑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不仅是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必要前提，也是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等新兴中介机构树立信誉、争取国际认可的良好契机。尤其在信用评级机构建设上，我国可以考虑以文化资产证券化为试点和突破口，依托政府资金和文化产权交易所共同建设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交易所对每笔交易收取的中介和服务费用，减少对被评级人的资金依赖，增加评级机构的公信力。
4.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不管是从金融创新还是从证券市场监管的角度来看，信息披露都是非常关键的，有学者指出次贷危机的根源就在于金融信息披露失范，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尽快建立信息监管制度是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最优选择（许多奇，2011）。不可否认，有的金融产品设计得结构复杂，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大信息隐蔽程度，误导投资者，逃避金融监管。在资产证券化操作程序中，SPE（SpecialPurpose Entity，特殊目的载体）的设立模糊了证券购买者与资产发行人之间的信息联系，延长了信息传递过程，事实上使得风险转移到了原资产所有人的债权人身上（Janger，2004），因此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中最重要的是对基础资产状况的全面披露，尤其是文化类资产，更需要对基础资产的真实价值作出完整披露，这一要求应当在我国相关立法中作出明确而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在信息披露的监管方面，美国在次贷危机后作出的重要立法调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其核心内容并非是对现有的多元监管体制做实质性的调整，而是促进各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协调。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法律还很不完善，2005年6月人民银行颁布过《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这一规则法律层级不高、条文过于简略、适用范围过窄，尤其是法律责任部分几乎缺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建议参考美国的做法，在统一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中明确规定文化产权交易所、文化主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银行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尤其要加强披露不实信息法律责任的追究，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
5.采取信托方式，完善风险隔离机制
“资产证券化的关键是使资产收益与发起人、出售者和SPE的母公司破产风险相隔离”（Plank，2004），根据SPE的类型不同，风险隔离的原理和程度也有所差异，如果是采取特殊目的公司（SPC）形式，需要强调真实销售、在公司章程中增加自愿破产申请权的放弃、增加独立董事等方式隔离发起人和发行人破产风险。但SPV中设立的公司很难满足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关于经营场所和范围、发行债券、公积金和公益金提取等规则要求，存在较大的法律障碍。
在当前制度背景下，采取信托方式（SPT）设立文化资产的证券化是更为现实的选择，银监会于2005年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也都将资产证券化的开展形式规定为信托型。这种模式比起SPC的优点是即使管理者破产，投资者也不会受到影响，而且税负更轻，监管重点是要严格确保证券化资产与管理者资产的隔离，达到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要求。
此外，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是隐蔽地把资产自身的风险从发起人转移给了SPT和投资者，因此建议保险公司开发相应的保险险种，抵御可能的自然灾害、大规模侵权等带来的资产损害。
6.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文化领域的投资本身要求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而金融产品发展得越来越复杂，为了减少人为的复杂化，在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应规定一项证券化投资品种只能由同一种类的资产构成资产池，且只能指定一个发行人和保荐人，避免法律关系复杂化。
同时，在统一资产证券化立法中强制要求发行人和商的风险提示义务，对基础资产的性质、市场前景、投资回报、可能风险等进行真实详尽说明，如有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要追究其行政责任，投资者还可以主张民事赔偿责任。
此外，对于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等高度依赖资产管理水平的基础资产，建议法律规定发行人或资产管理人必须持有一定的资产份额，并且在职期间不得转让，由此实现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的捆绑，避免出现道德风险。
最后，建议明确规定投资者的监督权，持有证券一定比例份额的投资者对资产管理人定期公告的资产经营管理状况有疑问的，可以提出质询并查阅相关原始资料，如果发现资产管理人存在侵害证券化资产的行为还可以提讼追究其法律责任。鉴于普通投资者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与能力进行对资产管理人的监督，建议各地政府在文化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采取激励政策促进机构投资者进入文化资产投资市场，鼓励和支持机构投资者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加强对资产管理者的监督与约束。
五、结语
文化资产证券化作为我国文化产业与金融业对接的一次大胆尝试，原本应当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制度支撑和法律监管的不足，在实践中反而演变成为一场潜在的危机。在监管部门“急刹车”式的禁令后，还应当通过统一立法和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和风险隔离机制、加强中介机构管理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健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立法和文化产业的相关配套制度，使文化资产证券化真正成为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器。本文提出这些法律保障措施构建方面的浅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为我国金融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陈霞.2010.专利资产证券化法律障碍浅析[J].法制与社会（1）下：114.
陈依依.2003.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选择[J].宁波经济丛刊（5）：31.
迟君辉.2010.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现状与风险防范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3）：43.
顾权.2010.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案件的法律关系如何确认[J].中国审判（47）：90.
靳晓东.2011a.基于实物期权的专利资产证券化中的单一专利价值评估[J].统计与决策（4）：50.
靳晓东.2011b.我国专利资产证券化中资产池构建的技术风险及其防范[J].全国商情（7）：43.
洪艳蓉.2004.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5—6.
李冬花，尚成新.2010.基于博弈论视角论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选择[J].黑龙江对外经贸（1）：125.
明晓磊.2011.后危机时代资产证券化发展方向[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68.
潘晓明，吴勇.2010.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切入点分析[J].现代金融（1）：16.
沈炳熙.2007.次贷危机与证券化[J].中国货币市场（11）：14.
许多奇.2011.信息监管：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之最优选择[J].法学家（1）.47.
内容提要：监管与自律、自治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的主体。没有适度的监管难以自发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安全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而一个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市场交易主体缺乏活力，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场。对政府监管产生强烈依赖，以至于无法生成自律、自治环境机制的资本市场，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我国资本市场以政府为主导，管制过甚，自律、自治受到无形压制的发展模式，必须扭转、过渡到监管与自律、自治并重，二者有机统一的轨道上，才能使我国资本市场最终走向成熟。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市场必须营造一个监管与自律、自治对立统一的市场环境，才能实现法律调整对安全和效益的追求。然而，法律如何把握适度监管的领域，为各类市场主体保留适宜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空间，则是整个资本市场能否良性运转的关键。资本市场的监管应建立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尊重资本市场的规律，注重宏观调控，间接管理，多采用经济手段保持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经营权。不因监管的存在而使市场主体丧失经营的灵活性和活力，不因监管而妨碍其效益的增长。
一、监管与自律、自治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古典自由经济学派崇尚自由经济，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完全竞争性的市场模型能够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效率配置。即个体消费者的效率最大化行为和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将通过“看不见的手”使资源的配置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任何变动若不使任何他人的境况变坏就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这一理想状态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或公共政策，这是一个自我调节和修正的过程。最小政府理论以人类平等、自由、公正和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的价值，坚信个人的主体权力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实现能力是实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福利的唯一途径。因此，政府只履行守夜人和交通警察的职能。政府的功能只局限于“保护所有的公民免受暴力、盗窃和欺诈，……确保合同的履行与实施。”最小的政府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随之宣告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终结。针对经济放任造成的后果，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的了大量失业和物价高涨并存的“停滞膨胀”，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经济政策陷于破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既不是放任自流的经济，也不是政府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二者缺一不可。
政府监管和调控市场经济的正当理由，首先，是因为市场的失灵。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与非竞争、可排他、可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权的过度消费和投资不足，使市场机制的帕累托配置效率失灵；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以及竞争性市场的其他局限性均会引起市场的失灵。其次，自由竞争的经济必然走向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反过来妨碍、排斥或限制竞争；再次，市场调节无法自动地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而且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只能通过对经济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资源浪费，才能恢复经济总量的再次平衡。最后，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均有追求自我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和人性恶的一面，这样，市场交易和竞争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损人利己的现象。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就曾设问“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的说明吗？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做恶者，来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资本市场作为作为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平、竞争、高效的市场秩序，对资本市场必要的管制，自不待言。例如，在股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股票的发行人与股票的认购人之间，发行人关于自己股票的质量信息，知道的要比认购人全面的多。当投资者无法区别质量较高的股票与较低的股票时，较高质量的股票就会以低于投资者能够确知两种股票差异时的价格出售。这样，就会出现劣质股票将优质股票驱逐出市场的现象。政府监管除了具有消除资本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的防范作用外，还有积极的促进功能。第一，政府监管有助于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第二，政府的监管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平等、自由和公正交易秩序中的每一个人和企业都是自我利益实现的最佳判断者。“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具有限制个人的选择干涉别人选择程度的机制；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畅通的让所有的人都广泛参与决定私人物品和社会物品配置的制度机制；一个好的社会应尽一切可能消除天赋性的与生俱来的特权与不平等，而让人的后天努力成为处于社会网络的哪一个纽结点上的惟一决定性的因素。”在哈耶克看来，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的人按照一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指令进行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政府不应当对经济发号施令，而应当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人们能够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政府恰当的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法律恰当的目标则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创造一个私域，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意愿活动。”哈耶克进一步认为，最优的社会就是个人透过竞争性市场公平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获得地位和物质财富的社会，而在此竞争性市场中，人们享有交换自由和私人财产，政府并不控制经济活动的细节。发达、良好的资本市场市场环境应当建立在广大市场主体主动性自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完全依赖于监管。主要靠政府监管才能维持秩序，市场主体普遍缺乏自律意识，违规操作盛行的资本市场，这种状况，只能说明资本市场远未成熟。私法自治精神仅在于“实现下述思想：即任何人均可随其所欲，订立契约，作成遗嘱，设立社团。”资本市场的各类主体，无论是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法人团体，还是在资本市场投资的个人，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法律必须确保他们能够行使自主经营权，根据自己的决策，自由地开展资本经营活动，努力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同业者为了自身的共同利益，按照自愿的原则可以依法建立自律性组织，维护团体的共同利益，协调团体与成员之间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同业者的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的竞争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政府从事大量的活动以使其正常地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要弥补其缺陷，但是在能够创造出竞争的地方就必须依赖竞争。哈耶克认为，如果政府的管理和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进行反对，但是除此以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监管与自律、自治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的主体。没有适度的监管难以自发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安全和广大参与市场交易者的利益；而一个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市场交易主体缺乏活力，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场。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的管制就必然会排斥市场，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既不是古典自由经济学派所倡导的放任自流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的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可宏观调控，适度监管的经济。
二、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范围与自律、自治空间
资本市场不是全面管制或无缝隙监管的市场，也不是放任自流的纯粹的市场。前者，无异于对市场的取缔或对市场机制的全面扼杀；后者，则难以克服资本市场的局限性，防止资本市场失灵带来的灾难。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的知识并不能集中于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由不同的人掌握分离的知识。即便是政府也不可能掌握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中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因此，对资本市场实行全面的管制，使其按照事先的计划运转，不可能造就一个良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点早已被我国计划经济的教训所证实。为了建立一个高效和公正的资本市场，我们不需要政府非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限仁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这样，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一个发达、健全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必须是既有健全的严格监管体系和手段，又有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自治空间；同时，要建立政府监管与市场交易主体自治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协调社会公共利益、行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梁定邦先生曾经指出，空间和社会秩序是法律的两个重要因素，“没有秩序的话社会无法发展；没有空间就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积极性一个社会的积极性。”所以，法律本身一定要有它的框架，有它的规范，使得每一人都知道这条路是宽的；使得每一人去走的时候，能发挥它的替能，它才是算好的法律。关于资本市场中的监管与自律、自治的关系，就深层次而言，实际上反映了个体、团体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为社会利益着想，但仍必须重视个人利益。”我们必须考虑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整体要求和每个市场主体的单独要求，承认并保证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可以通过自身努力经营活动，去追求盈利目标的最大化。“政府最好的管理就是让人们非常自由也竭力创造他们自己的幸福。”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应以宏观管理为主，微观管理为辅。资本市场需要监管的事项应该是市场主体不能做、不愿做或做不好事，“关于公民个人知道的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国家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
（一）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监管范围
关于资本市场的组织、运行，哪些事项和方面属于政府监管的领域？哪些事项和方面政府不应该插手，而应该由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自治和自律？这个问题在立法上，即使不能做出详细的划分，也必须进行原则性的明确界定。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我国立法往往从规定监管机关的职责入手。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法》第三章[2]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可概括归纳为：（1）依法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2）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3）对发生变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或持有股份达法定比例的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的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4）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的审查批准和备案；（5）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6）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3]；（7）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法律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信息。我国新《证券法》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权：（1）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或核准权；（2）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登记、存管、结算，进行监督管理；（3）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管理公司、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结算登记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4）依法制定从事证券业务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监督实施；（5）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6）依法对证券业协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7）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8）法律、行政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证券投资基金法》第76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下列职责：（1）依法制定证券投资基金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或者核准权；（2）办理基金备案；（3）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他机构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予以公告；（4）制定基金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监督实施；（5）监督基金的信息披露情况；（6）指导和监督基金同业协会的活动；（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从以上条款关于监督机构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职责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监督管理机构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领域十分宽泛，其确切的范围可以从横向范围和纵向范围两个方向加以把握。首先，关于资本市场监管的横向范围。资本市场受监管的对象包括各类市场主体、中介机构、行业自组织及其行为。其中应接受监管的主体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的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结算登记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以及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的证券、基金同业协会等。此外，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商事主体的监管还向内延伸至市场主体的高管人员，以及证券从业人员，向外扩张到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主体。纳入监管的市场行为，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和经营方式；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信息披露；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或持有股份达法定比例的股东的变动情况。从资本市场的体系看，监管覆盖了股票市场、公司并购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等。其次，关于资本市场监管的纵向范围。从各种类市场主体的设立、变更到终止，从经营决策、执行到市场交易结果等均被纳入全过程的监管，甚至纵深到市场主体的人事安排、治理结构、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和内控机制。几乎构筑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管系统。
（二）我国资本市场主体自律和自治的空间
资本市场的自律是指市场主体的自我管理，“当私人领域的某一部分的成员承担起监督他们自己事务的责任时自律就发生了。”（8）（p395）我国资本市场主体与国外较发达的资本市场上的主体相比，无论是公司自治空间，还是自律空间均相对要狭小的多。主要表现为：（1）无论是商业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还是上市公司均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仍然无法做到政企分开，企业不能实现完全的自主决策。无限的政府监管对这些市场主体的挤压，致使它们能够拥有的自主经营权十分有限，几乎没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的能力。（2）证券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实行分业经营，其业务范围和种类必须在核定的范围开展，不能自主地拓展业务，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受到很大的限制。（3）行业自律组织除了为成员企业提供服务，基本上无法肩负起对成员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这种局面的形成在我国并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市场主体历史上缺乏自律的传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长于管制，疏于发展，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场，不擅长依靠经济规律办事，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的惯性在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十多年的历程中欲罢不能，阴魂不散，致使当前国内资本市场依然盛行非市场化运作的倾向。
三、资本市场监管、自律、自治的模式
资本市场由于政府管制与自律、自治各自所占比重不同，资本市场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主体自律、自治为基础，还是实行政府管制与自律、自治有机结合将会形成不同的模式。各种模式是资本市场监管、自律和自治现实化的具体表现。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主要分为集中型管理体制、自律型管理体制和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折衷体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所采用运作模式虽然属于集中管理型，它在形式上貌似美国的监管体制，但是在实质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美国集中监管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集中型管理体制表现为，国家制定专门的证券管理法，设立全国性的专门证券管理机构对全国的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管理。美国有关资本市场的立法和规章分为三级：一是美国联邦立法，其中包括1933年的证券法、银行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1939年的信托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1949年的投资顾问法，1995年的金融竞争法，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利法案。另外，还包括证券监督委员会依照法律授予证券交易所、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证券商协会等制定规章和自治规则。美国设立了直接隶属于总统的证券集中管理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独立行使职权，对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制定补充规定。二是各州制定的证券、金融、保险和公司方面的立法。三是由自律机构如证券交券商、投资公司，以及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实施全面的监督管理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每个分区设立分区委员会，负责执行和落实管理政策与措施。美国在自由市场经济，契约自由和企业自治理念的指导下，对资本市场监管的主要方式是注重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信息的披露，解决信息不对问题，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强化董事、高级经营管理者的诚信义务和管理职责，注重发挥资本市场对资本流动的自我调节作用，较少采用行政管制手段。因此，在美国无论是立法或是政府的监管措施都给市场主体实行自律、自治留有足够的余地。
（二）英国自律型监管模式。自律性的管理体制则表现为，除了国家必要的立法外，政府较少干预证券市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主要依赖于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等组织进行自律管理。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由自愿建立的行业、专业和社会组织自主监管它们带有共同利益的事务，已形成自律性传统。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职业机构和各类公司等一系列私人运作的组织，在没有法定权利和不直接向政府官员负责或报告的情况下监督资本市场的活动。《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改变了以往的状况，使资本市场的组织和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自律”。英国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是一个私人公司而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其主席由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任命，并借此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它必须按照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对证券市场行使监管权，没有完全的自，当它不能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时，财政部可以取消赋予它的权力并亲自行使这些权力。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使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具有半官方和半私人公司的性质。因此，于其说1986年之后，英国证券市场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自律模式”，不如说它是一种“共同管理体制”。英国1997年10月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被授予对银行、证券、期货以及保险业广泛的监管权，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同监管的体制。然而，英国自律的传统仍然是资本市场运作的基础，市场准入条件及资格、专业标准的确定，市场秩序的建立与维护继续掌管在自律组织手中。只有出现自律、自治不能，或者不能凑效时，政府监管部门才出面加以干预
（三）我国政府主导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我国自199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三定”方案，确定其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到按照分业经营管理的原则，陆续成立了银监会和保监会，完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由多头、分散、重复、交叉管理到集中、专门、统一管理的体系构架。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公司实务和证券市场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国家花费了一百多年时间才经过的历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点，也存在诸多先天不足的问题，例如，市场体系不完整、股市二元化，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偏低，“国有股一股独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差，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由于过去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使政府擅长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而采取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经验不足，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缺乏自律和自治的传统。新《证券法》第8条规定：“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资本市场“政府集中统一监管为主，并辅之心行业自律的运作模式”。目前，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理依然停留在管人事、管资产、管审批、管业务的层面，资本市场的运行过度地依赖于政府的监管。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仅证券市场已废除的行政许可事项就有49项，但是继续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仍然达54项之多。资本市场往往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充分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动作的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下，集中监管”的形式，市场主体对政府监管的强烈依赖，极难生成资本市场的自治和自律机制。近来，股市交易量不断的下滑，市场缺乏可预期性，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不足，券商大面积亏损，其中有一大批成为被托管、被拯救或倒闭的对象。尽管原因复杂，但是其主要的症结不外乎出在监管的过多、过死，管理手段滞后、缺乏合理性与市场主体自律、自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上面。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如何把适当、合理的监管与企业和投资者充满活力的自律和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监管、自律、自治在资本市场中协调效用的实现
一个良性的、理想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通过必要的监管与自律、自治形成了良好的信用基础，信息公开、价格真实，市场主体可以较自由的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每一个市场主体按照自我判断以自己的经营方式去追求利润最大化，投资者利益能够获得充分的保护。为了实现理想资本市场的理念，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促进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实施自律、自治，逐步放开管制，直至解除管制。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把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因担心现在市场机制不够成熟而放在行政管制层面加以处理的问题，必须逐渐地交还给市场来调整。
（一）监管、自律、自治协调的法律基础
这句关于公平的格言。以新《证券法》为证，其内容依旧以强化监管为主线，无论是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是对证券市场修改后的条款均大大的扩充了监管的范围，增强了监管的力度，然而涉及自律和自治的规范依然没有改观。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市场主体的资格、市场交易、违规行为的处理基本上没有管理权，在证券市场的组织和运作过程中完全被边缘化。这样一部证券法就其精神实质和主要条款而言，早已因扭曲而沦落为一部“证券监管法”。这必然会使我国证券市场今后增强自律和自治功能带来法律资源供给上的不足。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企业自律和自治都必须具备合理性和坚实的法律基础。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资本市场实行监管，当然是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资本的经营效益。而决不是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干预在法理上有很强的理由，因为中国政府是所有人。“中国政府帽子转过来就是所有人，帽子转过去就是管理者”。我国资本市场运作不规范，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出在政府同时承担着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和所有都的职能，二者纠缠不清。有时它以所有者身份去行使社会管理者的职责，有时它却又以社会管理的资格和地位去保护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利益。角色的错位使政府很难做到客观、公证，有些问题就是由于政府管理管出来的，如果依法由市场去调节本来就根本不存在问题。法律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法定主义调整方式，另一种是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法定主义调整方式要求当事人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概括的典型形态，否则，就属于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定主义调整在立法上表现为强制性、禁止性法律规范。显然，政府对资本市场监管依据的是法定主义调整方式所确定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法律禁止政府部门去做的，政府不得滥用监管权。法律行为调整方式，即私法自治的调整方式，在立法上表现为任意性法律规范，即意思推定规范。当事人根据自己行为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行为排除意思推定规则的适用，即当事人的约定优于法律的任意规定。只有当事人未作意思表示或者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才推定适用任意性法律规范。私法自治原则必然意味着“承认个人在私法的领域内，就自己生活之权利义务能为最合理‘立法者’，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之条件下，皆得基于其意思，自由创造规范，以规律自己与他人之私法律关系。”资本市场的自律和自治必须以任意性法律规范为基础，按照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法律允许做的。然而，我国关于资本市场的各项立法，就其规范体系考察由于受重监管轻自律、轻自治思想的支配，强制性法律规范与任意性法律规范的比例严重失衡，许多本应由市场调节和市场主体选择便可以有效解决的事项均被上升为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致使市场主体的自治和自律空间被极度地的压缩。殊不知，“最严厉的法律是最大的错误或不公正”。
（二）政府监管的价值必须立足于对安全和效益的合理追求
正当的法律并没有设计人们相互交往的细节，而仅仅创造其边界。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透过创造出的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分离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的合作。在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方式上，政府应采用非现场监督和现场检查方式实施监督。监督方式对市场主体及其活动的影响，决定着是否允许市场主体自治以及自治的程度如何。若对市场主体实行现场监督，无异于对市场主体自由的剥夺；虽然是非现场监督，但是如果对市场主体进行任意的、频繁的现场检查必然会严重地干扰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检查是否必要，检查的频率必须从严、适度地掌握。政府监管应多注重宏观层面，多应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监管；监管对安全价值的追求不能妨碍市场主体对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的自我利益的追求。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外部行为的监督，不应涉及或尽可能少地涉及公司的内部事务，尤其不能妨碍其自主决策。监管应有助于强化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和高管人员的信息披露义务，防范系统风险，不代替市场交易主体作判断，个体交易风险应通过市场主体的内控机制解决。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应区别管制与监督，管制是对资本市场主体和行为的事前监督，它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解决是否赋予特定市场主体某种权利，是否允许市场主体做出某种行为的市场准入问题；而监督属于事后的督促检查，它解决的是市场主体如何行为，行为的后果是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为了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动作效益，资本市场未来的趋向必须是逐步放宽管制、加强监督、扩大自律和自治，坚持资本市场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赋予资本市场主体独立的地位、拓展其自律与自治的空间
资本市场的自律组织，主要有证券交易所和各种同业协会，如银行业协会、保险协会、证券业协会、基金同业协会、会计协会和律师协会等，它们都是同业者为了同行业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促进行业的发展，根据平等、自愿、互利原则，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为了实现本行业的自我管理，在法律上必须赋予其社团法人的独立地位和权威性。中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作为政府附属物的行业协会，只能是强化政府全面管制的手段和工具，而决不可能成为促进行业成员自律发展的中间力量。新《证券法》就证券交易所而言，赋予并扩大了下列权力：（1）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上市交易的核准权；（2）证券暂停、恢复和终止上市权；（3）停牌、停市权；（4）对证券交易的实时监控权；（5）信息披露监督权；（6）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和证券从业人员规则的权利；（7）对证券违规交易的处罚权。自律、自治应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首先，必须承认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独立的权利主体，能够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格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在公平竞争中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市场自律组织也必须是市场经营主体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为了成员企业的整体、长远利益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建起来，既独立于其成员，也独立于政府的法人实体；其次，自律、自治意味着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和相关同业公会等自律组织必须依据法律、自治规则和公司章程自愿地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尤其，将自律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资本市场自律组织能够实现自律功能的前提是，它必须是成员自愿结合起来的，具有完全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法律实体。资本市场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则必须获得充分的尊重和可靠的法律保障。自律组织的自律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自我约束；（2）自我规范；（3）自我管理；（4）自我控制。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各种与资本市场有关的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除了组织成员交流信息和业务培训外，并没有真正发挥对其成员的自律监管作用。即便是证券交易所在我国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它虽然在立法规定中是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它在实际活动中却表现出对证监会很大的依附性，在外观上犹如证监会规章、政策的下属执行部门。咎其原因就在于法律几乎把所有的监管职能均赋予了政府监管部门，根本就没有为这些社会组织留下自律空间，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权和手段，自然无法发挥作用。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法》第31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自律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章程应当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该法对银业自律组织仅有的一条规定，却没有赋予其任何权利，立法对银行自律监管的忽视，从此可见一斑。我国无法开辟场外的证券交易市场，完善证券市场的分层体系，与缺乏证券市场的自律机制不无关系。自律性组织是场外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机构是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但目前我国证券业协会根本不是监管者，且法律也未明确它的地位。场外交易的自律规则要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具备很好的职业准则和高度的自律，而目前我国并不充分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困难太大。
资本市场的交易主体实行自治是资本市场产生活力的源泉。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公司必须具有独立的意志能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有自己独立的法人财产，独立的物质利益和独立的责任能力；有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高效的经营活动，积极地开展公平、有效的竞争，才能不断地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五、几点结论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为迎合世贸组织规则下世界资本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我国资本市场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辛发展后的今天，必须适时地转向监管与自律有机结合的轨道。大力培植资本市场的自律力量，提高政府适度监管的效率，增强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本市场的经济功能和法律功能。首先，必须明确划分政府监管和市场主体自律和自治的边界。凡是通过资本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是能够通过规范、公正的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自律能够解决的，应当自律解决；即使是市场机制、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自律解决不了，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问题，也首先通过事后监督去解决。即资本市场实行行业组织自律优位，政府有限监管，市场主体充分自治。其次，在资本市场立法方面必须适当地削减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确定政府有限的监管权力，扩大任意规范的比例，并使其系统化和体系化，为培育资本市场的自律和自治机制拓展应有的空间。第三，完善资本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强化董事、监理及其他高级经营理人员诚信义务，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第四，扶持和推动市场主体、行业自治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依法保持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它们充分的自治和自律权，为资本市场发挥自治和自律功能创造条件。第五，政府应合理地处理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监督其运行的矛盾，不仅要促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快速的形成和发展，还必须通过卓有成效的监管手段的运用，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公正、有序和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另外，应该在观念上明确促进资本市场自律功能的发挥也是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参考文献]
〔1〕AdwinCannan，ElementaryPoliticalEconomy（London：Routledge-Thoemmes，1997），119.
〔2〕杨冠琼。政府治理体系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3〕（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坚强捍卫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郑玉波。民法债编论文选辑〔C〕。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
〔5〕梁定邦。公司治理与律师〔J〕。中国律师，2001，（1）：22-23.
〔6〕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8〕（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高西庆。公司自治与政府规制〔J〕。全球竞争下的公司法改革北京〔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变企业养老保障为社会养老保障，有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社会统筹基金“赤字”增加和个人帐户“空帐运行”及养老保障覆盖面较小.通过深化改革和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化解改革中出现的困难。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主要是由所在企业保障的。其特点是:职工同企业达成终身雇佣契约。职工放弃自由择业权，并向所在企业提供劳动，企业则为职工支付工资并提供就业、医疗、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基本保障。职工只要无大过失，就可以在一个企业工作到退休，并享受基本的养老保障。
企业化养老保障资金的流程是:企业先以工资扣除的形式从在职职工创造的财富中取得养老金，然后以退休金的形式支付给退休职工。在新建企业或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中，筹集的养老金多，支付的少，一般不会发生支付困难问题。但在老企业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中，筹集的养老金少，支付的多，就会发生支付困难。到了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差，而退休的职工却越来越多，不能按时足额发放退休金的现象时有发生，退休金财务危机开始凸现。为了保障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决定改革传统的企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制度，完成由企业保障向社会保障的制度转换:二是建立包括积累基金制在内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制。
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是将筹集和支付养老金的主体由企业转变为社会。其资金流程是:企业职工在领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缴款，并同企业缴付的部分社会保障款同时进入职工的个人帐户，以后就从职工的个人帐户中支付他们的养老保障金(退休金)。根据改革的进程，社会化养老金开始时可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统筹，以后要逐步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作为过渡，近期可以考虑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所辖各地、市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险负担水平等因素，适当划分档次，在条件相近的地市实行同一缴费比例，经过逐步调整，实行省级统一的企业缴费比例。待条件具备时过渡到全国统筹。实行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制，有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建立包括基金制在内的多支柱体制，主要是建立三个支柱:一是建立现收现付的、公营的、以收定支的体制，主要是为那些低收入的老年人提供在会安全网;二是建立强制性的、以收定支的完全积累制的，基金管理是私营性和竞争性的;三是实行自愿储蓄和年金，提供补充性退休收入。其具体形式就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除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障金外，职工也从参加工作开始时建立个人帐户，为自己积累养老金。
从理论设计上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多支柱体制，既可以为以前没有个人帐户积累的退休人员提供基本保障，顺利完成养老保障由“企业化”向“社会化”的体制转换，又可以使现有的职工自己积累一定的养老保障金，以减轻企业和社会的负担，促进资本市场的发育。但从近期实践来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新体制，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个人帐户中积累足够的养老基金。成问题的是，己退休的职工和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较早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统称老职工)，由于在过去的工作期间没有直接为自己积累养老金，而是通过预先扣除把保障费用转化为财政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中。转入新体制以后，老职工新建的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很少，己退休职工的个人帐户则完全是空的。这样，社会统筹基金部分就入不敷出，发生了收不抵支的财务危机。中央财政只好给予补贴。其中1996年6月底以前拖欠的146亿元养老金“历史债务”，由中央财政一次性支付偿还。
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提高得很快，离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之比己相当高，在企业为在职职工个人帐户进行缴费的情况下，己经不可能再承担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养老需要的统筹缴费。因此，在社会统筹基金部分入不敷出时，就只好挪用个人帐户资金，将现在在职职工缴纳的应存入个人帐户积累的养老金先发给退休职工。这又造成个人帐户“空帐运行”。据测算，1997年以来的个人帐户“空帐”已经达到2000亿元左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待到目前的在职职工退休时，又必须挪用下一代人的个人帐户资金，使“空帐运行”长期化。 社会统筹基金“赤字”和个人帐户“空帐运行”，使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采取对策，弥补目前养老基金的缺口。首先，要坚持社会统筹为主、个人帐户为辅的原则，适当降低个人帐户的比重。从我国“多支柱”体制的设计来看，个人帐户比重为11%，明显过高，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下一步应适当降低个人帐户的比重。先从“小”帐户起步，并坚持个人帐户资金来源个人缴费的原则。其次，要把个人帐户与统筹帐户分开管理，不再挪用当期职工缴纳的个人帐户基金，并逐步补足以前被透支的基金。具体办法:一是把每年的缺口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由财政补足。二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如出售一部分国有股份，也可以出售部分国有土地、公有住房等，充实养老基金。需要指出，出售一部分国有股份，充实养老保障基金，其实质是将职工原来积累的养老金返还职工，并不存在国有资本流失问题。三是发行社会保障国债、彩票及开征一些特殊税种(如遗产税)。
另外，从严控制职工提前退休，也有助于缩小基金缺口，缓解养老金支付困难。目前有很多人提前退休，这对养老保险体系会形成冲击。因为，原来设计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以20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为基础的。如果有人45岁就退休，他必定少交巧年的退休金，多领巧年的退休金，这就会形成养老金缺口。据专家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推迟1年，养老统筹基金1年可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基金缺口就能缩小200亿元。现在许多地方让职工提前退休，初衷是腾出就业位置，增加年轻人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但从实际效果看，鼓励提前退休不仅无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养老保障问题的困难。
从长远看，解决养老保障金问题，需要研究个人帐户基金保值增值问题。当前，应成立专门的、相互竞争的基金管理公司营运个人帐户，由政府加强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遵从审慎原则，起初应以购买国债为主，仅以少部分进行其它方面的尝试性营运，再逐步放宽对投资比例和投资方向的限制;对基金管理公司应达到的投资回报率要制订最低标准。基金会通过招投标选择基金管理人、保管人和投资人具体运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应扩大职能，增加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管理和运作职能。
近期关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呼声很高。从国际经验和发展趋势看，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是应当进入股票市场的。但近期条件尚不具备。主要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很不规范。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要有长期稳定的回报和很高的安全性。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发育还不成熟，证券监管部门虽然加大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和规范，但培育一个规范、健全的证券市场还需要假以时日。在此之前，养老保险基金入市风险太大。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养老基金投资仍然应首选国债，其次是银行存款，不可贸然进入股票市场。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旧前由国家财政发放退休金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会遇到麻烦。假如一位大学教师或公务员调入企业，他的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没有任何积累，其起点是零，与企业没法衔接。这就要求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既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客观要求，也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如美国在1984年把过去分设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私营企业雇员养老保险制度合并成统一的联邦养老保险制度，日本1986年把过去分设的公务员、私营企业雇员和个体经营者养老保险制度统一设计，建立了覆盖全体劳动者及其配偶的国民年金。我国国有企业职工远多于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并且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相互流动较多，因而设计覆盖我国城镇所有职工的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很有必要，并可和企业职工基本保险制度大致相同，只是企业缴费改为用人单位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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