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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国家对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务之后,国有银行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发放由自己决策的商业性贷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银行产权的国有性质,作为人的各银行机构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冲动,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过度发放某些高风险贷款(如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结果导致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投机性不良资产。由于国有金融产权的退出成本将很高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作为注资者和出资人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或转让产权来威胁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银行正是利用了国家在产权上的劣势来满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时也容易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现形式则是投机性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
3国有银行在风险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X非效率特征。对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来说,没有私人能够合法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下,许多技术上可行的、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们却往往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生产了X无效(杨小凯,1997)。这个论点对于国有银行也是适用的,国有银行人均利润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就是一个明证:据统计,1995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率仅为111万元,远低于中信实业银行3953万元和中国光大银行3949万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从以上三点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国家还处在渐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了8%这个目标,也容易因为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家要维持8%这个目标,就得不断给国有银行注资。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
竟在哪里?毋庸质疑,不良资产的不断再生甚至加速增长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问题,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导致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其应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决。因为这个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政策性不良资产源于渐进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国有银行内部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渐进改革这个更宏观的层次上逐渐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资产问题从整个渐进改革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1在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贡献份额已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却又得不到足够外源融资的情况下,国家应鼓励国有银行逐渐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信用约束要相对好于国有企业,银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这样就会减少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因此还可以在我国加入WTO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竞争之前抢先争得一批信誉良好的非国有经济客户,增加优良资产的比重和银行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减小入世可能会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再就业、补贴利益受损阶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国家因此可从“国内外援”(樊纲,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弥补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这种体制外产出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以这样说,给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向商业化转变。当然,如果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信贷份额,那么国有企业所能得到的份额必然会相对减少,体制内产出的增速也自然会下降。但我们只要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用向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来抵消因体制内产出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渐进改革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会向激进式改革转化。
2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国有银行可以通过逐步增加向非国有经济放款来减缓不良资产的增长,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无论如何都仍将是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重点(包括改革中与改革后)。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转制,政策性不良资产就将在长期内困挠国有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绊脚石。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成功实现商业化经营,在我国加入WTO后就很难与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相抗衡,国有金融体系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国家已经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力度还稍显不够。我们必须抓好入世过渡期这个改革时机,否则国企改革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契约是完全对等的个人之间通过自由协商缔结的协议，其价值基础在于承诺。社会契约论属于国家政治权力学说，其核心内涵是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国家，由国家来确保人们的自由和安全。①社会化契约包括虚拟契约理论与具体契约两部分，民众让渡经济职能这一环节无需明示，是一种虚拟理论;而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利益相关方、中介机构等各方相互之间通过协议、章程、行业规范、法律等建立的权、责、利关系，是社会化契约中的实际的、具体契约。社会化契约的具体化构建被认为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一次重大进步。新公共管理便是社会化契约的具体实践。其核心仍是契约，通过多种形式以契约责任约束政府、第三方部门、消费者、利益相关方、民众等各方，但突破了传统契约“承诺”理论限制，法律、习惯、组织性、社会换、人们对未来的期待等均可以成为契约内容。根据准公共产品理论，与部分行业、部分领域或部分群体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关乎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正义，如能源、三农等产业，属于准公共产品。通过政策性银行为准公共产品提供金融支持，既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又可以避免财政配置低效，因此，成为大多数国家金融市场配置必选项之一。②政策性银行便是国家接受社会公众让渡的经济职能再次寻求的准公共产品供应商，即第三部门。但目前我国政策性银行发展中产生“四个低效率”，即，重视社会效应忽视经济效益而产生的低效率;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产生的低效率;与商业银行非协调合作的效率;适应性差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产生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最终导致“商业性金融看起来更像是政策性金融，而政策性金融看起来更像是商业性金融”，金融领域混乱、无序。表面上主要是责任制建设薄弱、监管不力、考评机制缺失造成，根本上是各方角色模糊，职责不清。通过新公共管理中契约关系的构建解决政策性银行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必要。
二、政策性银行契约体系构建的外部条件
(一)明确的契约目标
新公共管理契约责任尽管是为代政府实现公共管理的目的，并不排斥经济效益，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尤其如此。因此，新公共管理出现多目标化，包括社会效益目标、经济效益目标、程序性目标等，但不同的公共领域目标应有所不同，且必须明确。那么政策性银行的目标究竟应是政策性还是商业性，是坚持经济有效性，还是社会合理性?若坚持社会效益为目标，还要不要市场化?金融资源论认为，在资源配置目标上，商业性金融配置首要目标是经济有效性，政策性金融配置首要目标是社会合理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必须履行特定职能，处理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弥补市场失灵。①从中国现实来看，政策性银行建立15年来，中国国民经济金融化程度大幅提高，市场能力越来越强，各行业发展更加充分和成熟，需要政策性银行支持的传统领域逐步缩小。但仍有一些行业和领域需要国家“扶上马、送一程”，如“三农”行业、县域经济、小微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事关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某些高风险性投资产业和领域，商业性金融机构普遍不愿介入，仍需政策性金融落实国家各项政策目标。由此可见，政策性银行仍应坚持政策性社会效益目标毋庸置疑，但政策性目标是否为第一目标?笔者认为，经济效益至上的商业性金融的负面效应正是政策性金融弥补和纠偏的价值所在。商业性金融根据“金融啄序”规律，垂青低风险高回报的优质客户，忽视和拒绝高风险低回报的弱势行业领域，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正因为此，需要政策性银行作为“白马骑士”来解决市场失灵。若政策性银行也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则加剧了商业性金融的负面效应。因此，政策性是政策性银行的灵魂，代为执行国家责任，扶持产业发展，贯彻产业和金融政策是政策性银行的天职。市场化运作是指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要求，按照企业化的运营方式通过市场配置内外部资源，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经营手段。②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项目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银行也要承担市场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办事。但市场化运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将市场化当做目的，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在经济领域内屡见不鲜。如果我国电网改革，强行引入竞争实行市场化，将电网南北分治，但各自在南北领域内仍然是垄断，有市场化之“名”，却无市场化之“实”。在经济学上，如果某项技术产品呈现规模经济特征，即生产的边际成本少于相关范围的产量平均成本，即具有了自然垄断的特点。在实践中，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系统的固定成本巨大，且为一次性投入，增加新的准入者则需要重复建设，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③对于有些领域市场化不仅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还造成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政策性银行采用市场化运作与其坚持社会效益的政策性目标并无冲突。在契约体系建设中，仍应坚持社会效益的目标，同时将市场化运作融入到契约建立、履行、评价等各个环节，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各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二)责、权、利角色的合理设置
政策性银行的目标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同时又要求资源配置和机构运作更为合理和有效。因此，政策性银行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契约。即负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委托政策性银行代为实现政府的部分责任。在这个契约中，各方的责、权、利、效的角色责任应配置合理。
1．受托人职权和权利。
即便政策性银行追求社会效益，但它是在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则的约束下，能够有自主选择决定权的“人”。经理人制度应赋予经理人相应的职权、权利，并根据效果给予利益奖励。但就我国政策性银行情况并非如此，对于政策性目标的误读，使政策性银行和高管背负更多的国家义务、道德责任和行政干预。而行政性的人事关系和薪酬机制，使其工作人员缺乏活力和积极性。因此，政策性银行不仅应有职权，而且应有契约和法律保障的明确职权和权利。
2．委托人的职责和受托人的责任。
即便在普通私人企业中，也难免出现“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两种极端。尤其是由于国企普遍的“老板缺位”特点，政策性银行“内部人控制”现象更为严重。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管理若缺乏有效监督，不仅难以实现公共管理职能，还可能成为“内部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将委托人的监管职责和受托人的管理责任通过契约明确，才能作为双方责任划分和追究的明示依据，这也是削弱“内部人控制”损害的重要前提。
3．第三方机构和公众的监督和约束。
承担着公共管理职能，向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政策性银行，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其经营管理不应当是私人、秘密的、不受监督的。哪些行业和领域应当通过政策性银行予以扶持?政策性银行内部的内控体系是否适当?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完成效果如何?已经成熟的行业是否需要退出?在契约关系中，政府是名义的委托人，仅仅依靠其道德感、责任心来实现对受托人的监管，并不现实。在经济集中向经济民主转变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审计、评估、律所、研究机构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也需要公众通过听证、信息披露等途径开展广泛的监督。
(三)外部程序的民主、透明、科学
在普通契约中，契约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市场竞争等途径减少信息不对称以达到充分合意。而在公共管理特殊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地位不平等，公众监督和表达途径受限，造成契约构建、履行、评价中信息不对称，契约目标不可避免出现偏离。政策性银行与政府的契约构建需要外部程序主要是政府、第三方机构、公众和企业之间的程序，包括契约目标决策程序、监督程序、信息披露程序、考核程序、行业退出程序等。(四)司法上引入对民事责任的实质判断和责任追究传统上对国企负责人的行为仅有形式评价，没有实质评价，只有对违反刑法和党纪的司法追究和行政问责，不过问对履约过失的民事责任。而新公共管理强调契约性，更注重契约实效，并通过实体化的价值判断追究民事责任。国外的新公共管理实践中，“合同形式的责任不再是程序意义上的，对程序的依赖让位于质量控制和责任落实;合同化的公共责任日益纳入司法审查，意味着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趋于实体化，从单纯的行政责任发展为经济激励和法律责任，以完成公共目标。”①引入对民事责任的实质判断是经济民主化和实质正义的要求，也需要司法体系改变固有的定势，不能以“豁免”和“自主商业判断”等法律观念使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经理人仅受党内约束。
三、政策性银行契约履行体系的构建
(一)有效制衡的企业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体系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产权和银行绩效的提高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②但治理结构与银行稳健运营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参照公司法建立和商业银行法有关原则，建立“三会”构架，并成立专业的风险内控管理机构、财务机构、人事管理机构等，保证各机构间有效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科学的公司治理机构框架下，还应增加内部风险控制，约束政策性银行信贷扩展冲动，强化规范经营。由于政策性银行信贷扶持对象是根据政府政策导向来选择的，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四个弱化”:弱化项目准入，弱化贷前调查，弱化贷款担保，弱化贷后管理。“四个弱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三个风险”:因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信用风险，因贷款对象集中引起的同向化市场风险和内在约束体系脆弱产生的操作风险。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实现“保本微利”经营，是保证政策性银行可持续经营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反之，若风险过大，政策性银行便有被当做“唐僧肉”沦为“第二财政”的可能。政策性银行应对国家指定的贷款项目进行信用风险评估，同时，进行经济效益评估和社会效益评估，并确定该项目可承担的风险，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贷款分类，并提取风险准备金，启动盈利项目对亏损业务的风险补偿机制。政策性银行应践行契约义务，建立更为具体的内部控制流程和科学的管理体系，监管机构更有义务建立公司治理标准，制定内部控制目标，并监督契约的实际履行。
(二)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没有对契约履行的考核评价，契约责任就无从谈起。日本在政策性银行改革中，重点完善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两大类指标组成，共计八项内容:一类是关于政策性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稳定资金供应、满足紧急情况下的资金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和经济信息、补充和完善商业性融资活动不足等四项公益性指标;另一类是围绕机构经营绩效，包括风险管理措施、组织运作情况、专业人才培养和机构盈利状况等四大类商业化指标。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评价标准均采用商业性金融的评价标准。如银监会2007年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政策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和监督管理将参照商业银行的标准，即保持在8%以上，没有考虑到商业银行的开办业务的特殊性和资本金来源的特殊性。2009年1月，财政部为了加强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财务监管，规范金融绩效评价工作，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办法设置了盈利能力指标、经营增长指标、资产质量指标和偿付能力指标，共四项指标，几乎全部都是经济性指标。这样的监管法规有失公道，若严格和认真地贯彻下去，必然造成两个不公平。一是逼迫政策性银行收缩政策性业务，积极开展商业性业务，在金融市场中与商业银行开展“同构”竞争，政策性银行坐拥国家信用兜底、财政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与商业银行开展市场竞争有失公平;二是若政策性银行严格恪守“本职”，继续突出政策性职能，在承担了较重“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需要与商业银行使用相同的监管和评价标准，显然有失公平。②这两种不公平最终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低效率。我国政策性银行契约体系中可以借鉴日本政策性银行改革中的八项指标，引入社会效益指标，同时每年进行动态调整。
(三)有进有退的契约解除机制
1.1银行营销中的以服务为导向
以服务为导向的营销模式取决于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特征，商业银行也是一种服务类企业，但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内容都是涉及金融方面的，货币和银行的银行的金融产品作为银行提供服务的一种载体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如果将商业银行看作是服务型企业那么银行的营销就是服务营销，而传统的营销服务可以分为三种：支持、便利和核心服务。现在的商业银行以主客户关系营销模式为主，这种服务导向从另一方面决定了商业银行营销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把握服务的质量，但是在服务人员的实际工作中，因为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客户，而这种庞大的客户群体中又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对服务质量的把握和控制。
1.2银行营销中的关注重点客户
有学术报告指出，在很多的行业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盈利定律，企业80%的利润是来自20%的客户群体，而商业银行作为一种服务类企业也存在这种盈利定律，所以商业银行开展的营销行为一定要对重点客户给予高度的关注，并且要尽最大的努力与这些重点的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应对合作关系，银行要积极的提高重点客户的满意度这样才能换来客户对银行的忠诚。在与重点客户的合作中要注重双向沟通，不能一味的去重视加深对客户的认识和了解，还要向他们介绍商业银行的现状和经营理念，这样加深重点客户对银行的认识才能确保双方能够建立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商业银行在与重点客户的合作中一定要是实现银行和客户共赢，在提高银行利益的同时也要提高客户的利益，这样才能与重点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1.3银行营销中的团队力量
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越来越高，银行的单人服务已经难以满足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多元化需求，而商业银行又拥有强大的服务团队，因此商业银行要积极发展这种团队所具备的的综合竞争优势，将银行营销模式向团队营销过渡，打造团队服务重点客户的营销方案。
1.4银行营销中的以技术为核心
商业银行的服务类型都带有数字产品特征和金融产品特征，在以客户为主的营销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客户建立长久的关系。例如银行所拥有的综合数据库技术、面向对象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在线分析处理技术等，这些核心的技术都可以为商业银行制定完善合理的营销策略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这样银行就可以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一个面向主要客户的服务方向，如此才能确保商业银行的营销模式取得成功。
2、我国商业银行现行营销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经过调查发现，我国很多商业银行虽然也在积极的进行营销活动，但是里面存在着三个较为普遍的问题：观念不足、体制不完善。
2.1商业银行对营销观念认识不足
很多商业银行虽然是在主客户的营销模式之中，但是在实际的工作管理中并没有将经营理念和服务观念完全转化到客户的身上，他们对银行营销理念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字面含义中，根本没有将其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是要满足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要认识到满足客户的需要比推销银行产品对银行的发展更加重要。银行不能只是要求工作人员微笑的面对客户，要将银行营销的管理模式和理念结合起来，可以定期的开展员工对银行营销的学习活动，也可以组织员工到其它营销管理较好的商业银行进行限时的学习，真正的做到银行每一位员工不仅仅了解以客户为主的营销理念，更要掌握以客户为主的工作方式和内容。
2.2商业银行营销组织体制不完善
商业银行若想要真正的实现银行营销的作用就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银行营销组织体系。国内的很多商业银行虽然设立了营销组织体系，但是体系之中各个部分的职能不够明朗，严重缺乏专业的统一化服务标准，这种低效率的服务现象直接阻碍了商业银行的发展。银行在设置营销组织的时候要对客户群体分类，不同类型的客户全设置不同的部分和主要负责人，要有针对性的服务。而且要提前了解各个类型的客户群现在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方向，这样才能更快更好的服务银行所有客户，为银行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关系切实的起到推动作用。
3、结束语
(一)村镇银行的设立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镇银行的设立正赶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期，其建立是由于农村地区金融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以往农民主要是依靠农村信用合作社来解决融资问题，但审批时间长，容易使农民错过最佳发展时机，使许多农民无法实现投资需求。村镇银行向农民提供一定的无需担保的小额贷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保证。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2月底，三类新型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互助社)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其中，银行资本6480.21万元，占比50.9％，产业资本1953.89万元，占比15.4％，个人资本4292.55万元，占比33.7％。而其资产总额也达到了32446.16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
(二)村镇银行的设立有利于促进农村新金融竞争格局的形成，由此形成村镇银行与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及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同时并存的局面。村镇银行的进入对我国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起到促进作用，增加一条支持“三农”的金融渠道，可以弥补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地区所形成的空白，还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因审批严格、手续繁琐、门槛高而对“三农”和中小企业支持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三农”和地方经济的更好发展。中外资商业银行进驻农村金融市场，增大了农信社的竞争压力。由于涉农贷款机构的增多，农信社已经开始主动上门服务了。这对于农信社的发展、进步而言，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三)村镇银行的设立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舞台。首先，为农产品企业或者个体业主提供金融服务。长期以来，这类企业或者个人融资需求较大，而且基本上是通过民间融资(非正规金融)完成的，村镇银行的出现无疑拓宽了融资渠道，从而为形成规模化农业经营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其次，村镇银行的出现可开拓我国农村消费信贷需求。农民生活支出中教育、医疗比例较大，村镇银行可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探索，从而促进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一些农民拥有一定的闲余资金，村镇银行的出现可以满足广大农民的理财需求。
(四)设立外资村镇银行——汇丰村镇银行是创新农村金融的有效举措。有利于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从“开放”的角度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注重统筹利用国内国际资源，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二、村镇银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定位偏离服务“三农”的目标。银监会《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显示，村镇银行是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小额信贷需求一直未能被信用社很好的覆盖，这是农村金融的空白点，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难题，村镇银行在这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弱。部分村镇银行无意“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三农业务，而将目光放在贷款金额比较大的小企业主及出口企业上，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当时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
(二)村镇银行信誉度不强。商业银行法规定，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金额不得超过存款余额的75％，如果没有资金来源，村镇银行的贷款业务也无从做起。一些村镇银行人士介绍，他们行在村民中的信誉度还比不上其他银行甚至农信社，吸存十分困难。在我国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的南充市仪陇县，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小额信贷的名义利率是8％，实际利率在13％以上，比村镇银行和信用社都高，但农户却更愿意到协会贷款，而不是村镇银行或者信用社。出现了协会资金不够贷，村行、信用社资金贷不出的情况。另外，该银行现在只有一个网点，没有加入银联，村民存款、取款都必须要到网点来，让客户感到不便。
(三)缺乏差别化金融产品，创新性不足。很多村镇银行目前开展的贷款业务与当地信用社业务基本重合，由于规模经济原因，其信贷能力远弱于信用社。因此，实际工作中常与信用社“撞车”，从而引发村镇银行存在必要性的质疑。
三、解决村镇银行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充分认识村镇银行的独特性，明确村镇银行的定位。组建村镇银行有一个最大的政策背景，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已经富裕起来的群体扶持弱势群体的指导思想适时组建村镇银行，让具有优势的金融机构把信贷支持延伸到村镇，并通过股份制吸收和引导民间资本，从而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更便利、更充分、更有效的金融服务，让贫困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让弱质产业尽快升级换代，让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符合十七大精神、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决策。当前农民状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农田不多，收成不好，没什么技术，也没有打工的经济来源，勉强维持着生计。二类是正在脱贫致富的农民，他们从事个体经营，成为种植、养殖大户，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成为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有生力量。三类是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办企业，办商场，办学校，从事一切有利可图的规模化的经营活动，基本实现小康水平，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村镇银行的根本任务，是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首先应该为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最贫困、最需要扶助的人提供帮助，否则，它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村镇银行。
(二)加强监管。村镇银行市场定位与政策目标的差异应得到及时矫正，否则，试点效应一旦扩散，再来进行规范就比较被动。要从农村经济平衡发展的大局出发，站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上，定位贷款的投向。金融监管部门应设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年度或阶段性考评，对不符合市场定位要求的村镇银行提出改进措施，直至责令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村镇银行的组建和运行虽然是经济现象，但要看到它关系到民生问题。
(三)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促进村镇银行可持续性发展。要建立健全村镇银行相关法律法规，对村镇银行实行适当的优惠政策，比如推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减免税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给予政策性贷款利差补贴、允许申请央行再贷款、提供征信服务、及时解决支付结算等方面的障碍问题，等等。对外资金融机构组建或参股我国村镇银行，要积极引导鼓励，并利用其成熟的管理技术和小额信贷经验，来增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
(四)产品及服务创新。要推出适合农村中低收入阶层的产品，没有好产品的推出，就没有生命力。村镇银行可以在寻求合作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主动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联系，了解当地重点发展农业产业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同时与当地经济合作组织接洽，把握本地农村经济发展特征和农户金融需求特点，针对不同需求的农户和农村小企业，探索并开发相应的金融产品。另外，除有贷款的需求外，部分农民也有理财需要，村镇银行可借鉴城市银行的理财经验，设计适合农民的理财产品。在提供金融服务上，应把村镇银行建设成为“田野上的银行”，让农户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银行。在村级层面将金融与生产、流通、采购结合起来，更有利于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在降低信用风险方面，对村镇银行来说，可以由三个途径来强化这方面的工作：提高信息的对称程度；创新担保方式；与专业合作社进行融资担保合作等。村镇银行要真正深入基层，了解收集大量客户资料，降低因对客户信息的不知情而导致的信贷风险；寻求和开发新的担保方式；对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贷款时可要求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等。
(五)放开农村信贷利率限制。放开利率限制是农村金融得以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为基准利率的0.9～2.3倍。对于信贷供给方，关心的是成本收益，考虑到农户居住偏远、分散，借款额小、借款频率低等因素，要想使农村金融商业化可行，2.3倍的贷款利率上限还是太低，应该实现利率市场化。对于信贷需求方，最迫切的问题是“贷款难”而不是“利率高”。
(六)建立农村存款保险体系，规范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我国目前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一直由国家承担隐性担保。在金融市场逐步开放、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再由国家承担隐性担保已不合时宜，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在鼓励发展各种农村金融机构的同时，为保护存款者的合法权益，可先在农村试点，探索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一起被认为是支撑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本要素，它可以提高存款人对农村金融体系的信心、抑制个别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通过该制度，运用存款保险机制对有问题的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及时监测和早期纠正措施，有效防止农村金融机构只能存活、不能退出市场的情况发生，促进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健康发展。
总之，发展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广大农村地区不同需求的农村金融，需要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和探索，走出新的路子，创造出可持续的多种新模式来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这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商业银行是一个国家金融、经济的核心,其经营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2008年9月起,华尔街爆发了百年罕见的金融风暴,并在全球迅速蔓延,世界各国股指暴跌,石油、黄金、期货等商品价格大幅下挫,失业率猛增……这场风暴振动全球!危机爆发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是美国次级贷款的恶化,而贷款恶化是典型的信用风险事件,也即银行在信贷风险管理、控制上有所欠缺和制度执行不到位。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直接影响较小
因我国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商业银行业务大部分集中在国内市场,盈利来源主要是存贷利差,国际化程度低及单一的收入结构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因祸得福”。比如工行持有雷曼兄弟债券金额为1.52亿美元,仅占工行总资产的万分之一,直接损失对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2.间接影响较大
危机爆发后,我国部分出口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状态,甚至破产,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货款回笼不及时,呆帐、坏帐多,贷款无法按时偿还或无力偿还,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等等。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安全性造成严重威胁。同时,股市低迷,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下降;房地产行业低迷,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急骤下降等等,这对商业银行的盈利影响很大。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逐渐加大,加强对信贷资金的管理迫在眉睫
1.加强信贷风险控制的制度建设和健全信贷责任追究制度
商业银行信贷制度控制是整个信贷风险控制的物质保障,构建贯穿于信贷业务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监督的控制体系:①改变我国商业银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授权不清、分级混乱的情况,健全对贷款调查、审核、审批人员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信贷业务运营机制。②进一步完善贷审分离制度,彻底改变贷前调查、贷后检查和贷款的发放、回收由一个客户经理负责的现状,真正实现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的相互制约。③目前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稽核部门都属于内部科室,归该行领导,这样很难披露本行的信贷风险,无法独立开展工作。各商业银行的审计、稽核部门应由各地的银监部门领导管理,包括人事任免、工资待遇、工作范围等,商业银行无权干涉,使其能公平、公正、独立开展各项业务。
2.加强信贷风险的组织结构控制,其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①立足国内市场,对国外市场持谨慎态度。我国是个经济大国,国内市场庞大,特别是新能源、高科技产业值得关注。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应谨慎介入,待时机成熟时再拓展国外业务。
②坚持信用等级评审条件,严格执行贷款准入门槛,对客户提供的资料应认真审核(包含抵押物、质押物、担保方的情况),到实地查看、核对,把实际运营情况和报表资料对比,是否存在虚假成分。确保第一、第二还款来源真实可靠。对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客户应坚决杜绝。
③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奖罚分明、岗位之间相互制约的信贷组织结构,杜绝长官意志、、会计造假等现象,严格按审批权限审批。
3.加强信贷风险的人力资源管理
以人为本是任何企业经营成功的基本常识,商业银行要更加重视。COSO报告、巴塞尔委员会都强调人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主要有:
①信贷人员的责任控制制度的完善,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制度。
②信贷人员操作风险的制度控制、审查。
③信贷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严禁从业人员无证上岗。
④信贷人员的奖罚、激励制度。
4.实行清产核资,全面清理损失,同时防范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
论文摘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本文通过对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特征､董事会构成､员工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五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对深化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证券投资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中国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五､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
美国投资银行的一大特色是董事长是否兼任CEO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业绩相关｡我们权且选取权益资本回报率作为治理结构的绩效指标,从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选出权益资本回报率高于25%的投资银行共5家,将这五大投资银行作为一组,剩下的5家作为第二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董事会和经理层越是融合,越是有利于权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董事长和总裁在公司运营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董事长也是公司经营班子的成员(兼任CEO),能够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内部董事在董事会身居要职,而他们一般也属于公司经营班子｡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04)》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9;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银行系统性风险是由银行业外部冲击造成的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指借款者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贷款本息而导致银行遭受损失，它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国家风险等。目前我国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由国外和国内双重因素构成。
1、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外部因素
此番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违背了信贷的最基本原则；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以至多次积累风险，引发风险蔓延。目前世界金融的开放度、关联度日益加剧，各国金融机构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存度很高，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也是如此，从目前次贷危机暴露出的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虽然损失金额尚不构成各家银行的支付和盈利障碍，但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国金融结构当初投资金额过大、盈利性和流动性主要来源在于美国金融市场，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
2、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内部因素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使得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压力陡增，主要因素包括：第一，经济增速回调趋势明显。2008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回落1.8个百份点，我国经济正从高位逐步回落，投资、净出口、消费这三架马车都有不同程度回调，部分经济学家已将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调至8%-9%左右。第二，全面性通胀正在到来，压力较大。2008年上半年我国CPI水平上涨7.9%，而目前粮油、基础原料等价格改革措施受CPI连续上涨影响而滞后，PPI已连续4个月涨幅在8%以上，都对未来CPI的上涨产生拉动，所以政府在经济下滑与通胀的双重压力下很可能以容忍通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三，流动性过剩仍是推高下半年通胀的重要因素。2008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高速增长的FDI和“热钱”的不断流入，推动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再加上灾后重建增加的货币资金，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推动今后CPI总水平的上涨。第四，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货币政策包括2007年以来，央行通过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产业政策包括对高耗能行业实施“节能减排”、对淘汰和限制行业实施退出政策等，这些政策最终通过对经济实体的作用，传导到银行的实际经营成果和风险敞口。
二、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1、信用风险
表现形式为一个客户的违约，其影响可能局限于一个点，一批客户的违约可能会影响到一个行业或一个区域的资产组合质量，但不足以威胁到一家银行的生存，银行也可以通过内部管理措施来冲抵这些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怠于管理，这种风险就会逐渐积累，形成大范围、大面积的不良资产，对银行的生存发展造成巨大威胁。上个世纪末，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均达20%以上，若不是政府施以援手进行两次大的政策性剥离和注资，早就在技术层面上“破产”了。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在近几年才被频繁提及，它的显着的特点是外生性，即主要由利率、汇率政策的调整、股市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带来对银行的直接冲击或间接影响。尤其近几年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和运用，使其在成为避险工具的同时，由于投机心理和操作的不规范性使风险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破坏作用更具“杀伤力”。与信用风险相比，市场风险的爆发更加突然，市场价格波动直接体现为损失，能量的积聚在瞬间爆发，犹如经济链条上的一个个链接点出了问题，一经点燃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不断向周围传递和蔓延，波及面及影响程度都会很深，很容易形成大的系统性风险，对银行的破坏力巨大。
3、操作风险
就操作风险而言，其内生性特点较为突出，如果银行内控出了问题，其关键制度、流程或系统存在缺陷，一旦被内部人员恶意利用，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很容易同信用风险、尤其是市场风险交织在一起，对银行造成致命的打击。如历史上巴林银行的倒闭以及2008年法国兴业银行的内部欺诈造成的巨额损失事件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4、国家风险
主要表现为某一国家的风险，如果一国处于长期社会动荡、经济不稳、物价飞涨和到期债务不能及时偿清的情况就出现了国家风险；例如我们时常遇到的部分发展缓慢、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不能归还他国到期债务和及时兑付本国发行的到期债券，出现挤兑和信用危机，就说明其发生了国家风险。
三、银行实施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1、大力促进中间业务的发展
欧洲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大约在38%左右，香港当地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大约在34%左右。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普遍低于10%。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巩固和发展传统结算等业务的同时，要积极促进收入结构的调整。
第一，要大力发展投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改善经营、满足优质客户需求的重要业务，通过短债的发行、理财产品的发行实现产品多元化，提升客户对银行的综合贡献度。第二，要做好资产证券化业务。目前我国只有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行具备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的资质，各行应利用这一工具在做好优秀资产业务的证券化工作的同时，也要在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通过资产证券化提升银行资产的流动性。第三，要做好托管业务。托管业务包括投资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托管业务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较为廉价的现金流，同时银行通过融智服务获取较为丰厚和稳定的中间业务收入。
2、调整优化信贷资产结构，建立适应经济周期变化的“最优”资产组合
要防范信用风险，关键要转换存量，优化增量，增加宏观政策支持或处上升期行业的信贷资产，减少受宏观调控影响或处景气下降期的行业的信贷资产，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有利于风险分散与效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第一，结构性调整新增资产。一方面控制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一些薄弱行业的发展。即使对于过热行业，在政策上也不应搞“一刀切”，该控制的坚决控制，该支持的大力支持。结构调整主要从行业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资产结构调整等三方面进行。第二，有针对性优化存量资产。对于经济周期转向萧条或者宏观调控而使得风险程度增加的贷款要执行信贷退出政策；对已经转化为不良资产的贷款要转入不良资产的处置程序；对风险程度较高、出现一定支付危机的企业，应果断对其停止贷款，并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回收贷款，无法回收贷款的要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对出现风险因素但还有正常的现金流量和支付能力的企业，要本着以收回贷款为导向采取以进促退、逐渐退出的策略，通过增加抵押物和担保来保证贷款的安全。
3、丰富客户资源，推进客户结构调整
第一，加快中小企业业务发展。中小企业业务具有发展潜力大、议价能力强、综合贡献大的特点，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在较大，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利差将进一步收窄，而目前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平均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29%，盈利空间较大。据统计我国目前有400多万公司法人中小客户，发展中小企业业务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二，进一步提高对公客户的群体。对公客户是各商业银行的传统客户，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经济依然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经济是“政府经济”、“关系经济”，政府部门和公务员，既是我行对公业务和个人业务的优秀客户，同时也能为银行提供大量的资源和市场信息。在为这类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获取盈利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的国防事业，为社会的各项事业做出应有贡献，同时提升我行的品牌形象。第三，加快外汇业务和海外业务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兴市场不断出现，客户的跨国经营和对外往来不断增多。事实上，国内的外币业务无论如何创新，西方的优秀银行可能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为我国商业银行提供了学习和创新的范本。
四、简要分析实施战略转型是银行抵御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途径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正确的银行业务转型战略决定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决定其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决定该银行效益、质量和市场地位三者科学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及早实施转型战略，银行的负债结构、资产结构将日趋多元化，盈利模式得到根本改变，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银行业务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即银行业务结构向资产、负债、中间业务协调发展的业务结构转变，充分体现效益最大的基本思路。彻底改变目前信贷资产“一股独大”的局面，建立多元化的资产结构；在负债总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低成本负债占比，降低筹资成本，不断调整负债结构；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中间业务产品结构，使中间业务逐步成为与资产、负债并驾齐驱的业务线，同时加快对中间业务内部业务品种的结构调整。第二，银行客户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其总体原则是发展优质客户，打造核心业务，实现由注重整体扩张的“规模效益”，向注重市场细分、追求做好目标市场的“深度效益”转变。具体表现为：积极拓展跨国公司和优质中小企业板块；退出部分传统加工企业，进入新兴产业；退出利润贡献度小的劣质客户，进入高回报率的优质客户；稳定和扩大正在高速成长的优质客户，挖掘一批全球性、全国性的强势客户，提高优质客户比重。第三，银行区域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能够顺应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突出区域经济的特点，突出重点和注重特色的区域化发展布局转变，稳定推进区域结构的调整；对经济热点区域，加大政策和资源倾斜力度；对经济转型区域，实施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再造；对专业经济区域，实施特色经营、专业经营战略。第四，银行盈利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通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扩大非信贷盈利资产，实现盈利结构向存贷利差与非利息收入并重的经营结构转变；大力挖掘中间业务的盈利水平，提升非利差收入的盈利占比；努力开拓非信贷资产的投资渠道，实现业务盈利结构的多元化。
通过回顾西方银行业近百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有些银行辉煌一时，但转瞬即逝；有些银行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并且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成为令客户和同业尊重的“常青树”。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它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繁荣，而是长期稳定的发展。这就告诉我们，一家银行要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跟，并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最关键的是能够有效抵御各种内外部风险对银行体系造成的冲击，成功避免经营的大起大落，最终实现银行价值的持续稳定增长。本文就是希冀通过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实施战略转型、及早构建有效的防御体系是抵御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李志辉：商业银行管理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上海市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国有商业银行实施战略转型的动因、路径和策略研究[J].金融论坛，2005（12）.
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准确性的考虑，本文的样本包括了从2004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其中商业银行流动性采用的指标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CZBJ)，计算公式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性公司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被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ZBJ)的变量指标选取当月月末大型金融机构正在执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FZ);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的变量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政府债权(GZ)。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新浪财经网站、Wind金融数据库和Reset数据库。2．基本数据分析首先根据公式计算得到2004-01—2011-12这段时间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4年起，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下降，并在2011年6月达到最低值后才有所上升，这表明这段时间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图1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图2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发行债券数额的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央行发行债券数额从2004年1月到2008年10月不断增加，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9月发行量有所下降，但之后又开始增加，至2010年7月达到最高值后开始出现下降。图2央行发行债券变化趋势考虑到2007年下半年为了冲销外汇占款，我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特种国债，造成了数据的突变，本文对中央银行增持特种国债进行了剔除处理，从而让数据更加合理地反映中央银行买卖国债的冲销干预操作。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自2007年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的数值处于平稳下降，2009年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且幅度较大，说明央行2009年之后开始更多地运用卖出国债的冲销干预措施。图3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图4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央银行规定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这段时间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总体上看呈上升趋势。图4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的实证检验(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上文数据分析可知，CZBJ、ZBJ与FZ、GZ的数量级差别很大，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FZ、GZ进行取对数［4］，表示为LNFZ和LNGZ。各个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ZBJ、ZBJ、LNFZ与LNGZ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数列。继续对CZBJ、ZBJ、LNFZ和LNGZ四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发现它们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得出CZBJ、ZBJ、LN-FZ和LNGZ都是一阶单整数列I(1)。由于同阶单整数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接下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本文运用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确定VAR模型形式和最优滞后阶数。本文选择无约束的VAR模型，并根据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来确定VAR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也以此来确定协整检验分析中的滞后阶数。表2为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由表2可知，AIC的最小值是－22．80360，对应的阶数是2阶，而SC的最小值是－22．14027，对应的阶数是1阶，AIC判断准则和SC判断准则出现了矛盾，此时要依据LR、FPE和HQ的统计值。这三者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都是2阶，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根据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比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少一阶的原理，接下来的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对CZBJ、ZBJ、LNFZ和LNGZ做基于VAR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表4。由表3、表4可见，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实际值均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None)的零假设，这说明了CZBJ、ZBJ、LNFZ和LNGZ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央行买卖国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如表5所示。表5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表CZBJZBJLNFZLNGZ1．0000000．3727300．021066－0．056149(0．09364)(0．00328)(0．01432)由表5可以得到如下协整关系式:CZBJ=－0．372730ZBJ－0．021066LNFZ+0．056149LNGZ(1)从式(1)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负向协整关系，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债权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正向协整关系。这一结论与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关系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式(1)中ZBJ的系数为－0．372730，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372730个百分点。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作为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变量，系数分别为－0．021066和0．056149，明显小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实行的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强;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弱些，其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最弱。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程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冻结商业银行的资金［5］，冲击商业银行流动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强。而中央银行采取向商业银行发行票据或者卖出国债的干预手段时，由于中央银行票据和国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失去的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资金，但获得的却是流动性较强的票据或者是国债，这样就抵消了一大部分央行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所以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手段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
格兰杰因果检验。尽管CZBJ、ZBJ、LNFZ和LNGZ是非平稳数列，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检验的原理，可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9%的置信水平下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央行采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的干预措施会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同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中央银行买卖国债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另外，还可以看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互为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关系不仅说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干预作用，也说明了不同的流动性状况对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力度不同。(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图5脉冲响应函数从图5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中，ZBJ对CZBJ的影响最大，LNFZ次之，LNGZ对CZBJ的影响最小，这个结论与前面所做的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大，也正因为如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我国央行应对危机后我国流动性所发生的异常变化首选的政策操作手段。还可以看出，在本期给ZBJ一个正的冲击后，CZBJ对ZBJ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几期不断增强，并在第四期左右稳定地持续下去。而在本期给LNGZ一个正向的冲击后，CZBJ对LNGZ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两期起伏较大，之后呈稳定持续状态。同样在本期给LNFZ一个正向的冲击，CZBJ对LNFZ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在前两期比较剧烈，但是到了第二期之后这种影响开始逐渐减小。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发行央行票据也可以起到降低流动性的作用，而央行对政府的债权增加，等于向市场投放货币，会增加流动性，这个结论和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通过比较CZBJ在给上述三个变量正向冲击后前四期的反应还可以看出，ZBJ相对于LNFZ和LNGZ两个变量，其对CZBJ影响的时间要长，可以达到约4个月，而LNFZ和LNGZ两个变量的影响相对较短，大概有2个月时间。说明相对央行发行票据和购买国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会持续比较久，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发行央行票据还是买卖国债，均以短期为主，而自1984年我国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无论其如何变化，我国商业银行就一直按规定比率办理缴存，其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另外，由脉冲响应函数图还可看出，CZBJ对ZBJ、LNFZ和LNGZ三种变量在前四期中反应比较强烈，其中LNFZ的短期冲击比较大，但长期影响比较小，这说明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冲销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短期影响显著，但是长期影响比较小。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大多是短期的，所以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冲击比较大，但随着到期收回，其影响逐渐减小。购买国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较长，长期影响比较稳定，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的国债规模有限，以此作为操作工具的力度和频率都不是很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但由于国债主要是长期国债，因此其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论文摘要：如何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列举了英国巴克莱银行与我国民生银行风险管理的成功案例，并对二者的风险管理经验进行分析，旨在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有所启迪。
美国花旗银行主席及总裁沃尔特威斯顿有一句名言：“银行家从事的是管理风险的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银行间竞争的日趋激烈、银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宽和规模的不断膨胀，银行面临的风险也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某些高风险业务所带来的风险有可能在转瞬间葬送整个银行。然而作为经济的核心，金融大厦的坍塌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动荡。
当前，如何把握风险与利润、风险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使银行既不承受过大的风险，又能保持适当的发展，是每个处在新的竞争环境中的银行经营者必须深思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由于风险管理不善致使银行经营失败的情况频频发生，然而也不乏在风险管理方面表现出色的银行。就让我们走进这些中外银行，分享它们的成功经验。
一、巴克莱银行的风险管理
巴克莱银行是英国的四大银行之一，在英国设有2100多家分行，在全球60多个国家经营业务。近十几年以来，巴克莱银行十分注重不断拓展其业务的广度和深度，资产和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在巴克莱银行各项业务快速拓展的过程中，成功的风险管理为其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构造风险管理系统——结构清晰，权责明确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银行一样，巴克莱银行具有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不仅如此，在这一系统内，对风险的管理分工非常明确，而且职责清晰。具体来说，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识别和管理业务线条的风险；风险总监负责进行风险管理和控制；分类风险主管及其团队负责风险控制框架的建立与监控；业务风险团队负责协助业务条线负责人识别并管理其总体业务风险；内部审计独立地检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环境。完善清晰的结构与权责明确的分工为防范风险布下了天罗地网，为巴克莱银行成功进行风险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运用风险偏好体系——保证业绩，控制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巴克莱银行一直在内部使用风险偏好体系。风险偏好体系的具体方法是，通过未来三年的业务规划，估计收益波动的可能性及实现这些业务规划的资本需求，将这些与目标资本比率、红利等因素相对比，并将这些结果转化为每个主要业务板块规划的风险容量。风险偏好的数值要通过估计集团对宏观经济事件的敏感性来进行验证(这种估计是利用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来完成的)。巴克莱银行集团信用风险总监安德鲁·布鲁斯认为，巴克莱银行风险管理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十几年来通过建立风险偏好体系，加强限额管理，强化了经济资本在集团内部的运用。而风险偏好体系的运用也是国际活跃的银行风险管理成功的普遍经验。
(三)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手段先进，数据充分
与其他银行一样，信用风险是巴克莱银行最大的风险。据统计，巴克莱银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经济资本被配置到各业务条线的信用风险上。对于信用风险的管理，巴克莱银行主要利用五步风险管理程序(即指导、评估、控制、报告、管理和分析)以及基于COSO的内部控制体系来进行。巴克莱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较为成熟，主要利用自己的历史数据和其他外部信息，通过银行内部风险评级系统来对借贷者、交易对手以及零售客户进行评级。与此同时，巴克莱也采用一些外部开发的模型和评级工具，当然这些外部开发的模型及评级工具必须经过巴克莱银行的相关验证。
二、民生银行的风险管理
民生银行是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于1996年。在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今天，民生银行却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风险管理道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民生银行如何应对日益多样化的信用风险。
(一)重视贷前调查——充分检验，防范风险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是广州地区唯一实行“预授信申报公示”制度的银行。当年广东南海华光集团骗贷屡屡得逞，“洗劫”了广州数家银行近74亿元人民币。然而该集团存在的风险却无法逃过民生银行的火眼金睛。下载论文
南海华光集团曾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当广州分行收到南海华光集团的有关资料后，立即进入其受理贷款申请的检测达标通道，这第一道关卡就是大名鼎鼎的“预授信申报公示”。预授信申报公示制度是广州分行2002年上半年刚刚推出的新制度，目的就是为化解一些常见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风险。其实这套制度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当银行接到授信申请时，在银行内部网站上将南海华光集团的有关材料进行为期7日的“公示”，广而告之，广泛征求意见，听取群众的呼声。预授信制度不但大大节省了支行具体经办人员实地贷前调查的工作量，而且使调查渠道更为广泛、通达，使授信通道更为透明、民主、公开，很难出现漏网之鱼，为自身保护提供了安全绿色屏障。南海华光集团的申请也正是在公示期间，由于该行员工们陆续提供的华光集团的相关信息显示出其众多漏洞，经有关部门认真分析核实后，而被多票否决，实现了防患风险于未然。
(二)加强贷后检查——重视结果，更重过程
尽管贷前调查与贷中审查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款项贷出后就“一劳永逸”，贷后管理也绝对不可小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管风险控制的副行长赵继臣说，在杭州分行，风险控制高于业务发展。银行不良资产反映的是结果，但产生却是在过程，因此对于分行来讲，过程控制重于结果控制，注重贷后管理是保证信贷资产质量的基础和关键。
杭州分行曾为杭州某企业贷款400万元人民币，然而该企业的两幢房产早在2003年9月就被法院查封，分行信贷资产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分行组织相关人员多次与借款人、保证人联系，制订清收措施。经过各项艰苦努力的工作和与当事人谈判，终于在贷款到期前一天全额收回了400万元贷款的本息。
另外，在对湖州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续授信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在生产经营、销售渠道及财务等方面均存在问题，检查人员随即向分行贷审会提出了不能给予其续授信的理由，果断退出，避免了后来其他贷款行因来不及收贷而最终采取法律补救手段情况的发生。检查过程中，杭州分行还了解到安吉某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存在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分行配合支行几次到安吉，与企业和政府联系落实分期还款计划，并积极争取到了总行的支持，分三期收回了全部贷款本息。可见在贷款业务中，过程控制至关重要。杭州分行正是通过贷后管理，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将风险“扼杀于摇篮中”。
(三)培养风险意识——认识到位，团结一心
民生银行的一位领导曾说过，“银行经营同质化趋势很强，民生银行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靠的是员工们工作拼搏、热情、坚韧、执着。”是什么力量鼓舞激励着民生员工?我们应该看到，民生银行尤为注重员工队伍业务培训、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工作，通过多样化、实用化、层次化的培训方式，生动活泼地为员工的实际工作注入了新鲜活力，大大强化了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规范了他们的业务操作，对真正做到按章办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所谓意识决定行动，有了正确的积极的思想做后盾，才有了广大员工在风险防范方面更强的行动力。在高度风险意识熏陶下，风险防范观念深入到了每一位民生银行员工的内心，使风险防范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成为民生企业文化的重要灵魂。
三、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中外银行成功案例带来的启迪
(一)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
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是有效实现风险管理的前提。外资银行大多具备独立的内部监督机制，其内部监督部门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并实行垂直管理。分支机构的内部监督部门往往与本级机构相互独立，或者在分支机构不设内部监督部门，内部监督的职责直接由总行的内部监督部门实施。
巴克莱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结构清晰，权责明确，是外资银行成熟风险管理系统的典型。再来看民生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2004年，民生银行华北、华东和华南授信评审中心——风险管理的核心机构，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成立。评审人员“直系”隶属于总行，是总行的“嫡亲”，而与分行没有任何血缘——人事和经济利益联系，这使得总分行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审贷分离”，从制度上避免了由基层行领导者的长官意志可能带来的授信业务经营性风险。实践表明，民生银行的独立评审与区域授信评审中tk,等制度非常成功。
(二)完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
完善操作规章制度是银行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保证。银行业务人员由于受自身素质和外界条件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约束，在进行风险评价和判定时，难免会带有个人倾向，造成判定结果有失公正。通过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严密的规章制度，能够使银行员工避免主观主义和随意性，做到公正、合理地判定风险。
巴克莱银行作为一家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牌银行，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十分完善与周密。在民生银行，各项内控制度建设也紧随业务的发展步步推进。一笔信贷业务，从贷前调查到评审，从放款到贷后管理，直至最后的责任追究，分行都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制度，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商业银行信用评级体系建设
建立与完善信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重要举措。信用评级体系往往独立于信贷和审批部门的信用管理部门，肩负着对客户的信用调查、征信、信用档案管理、信用记录监控等职能。信用管理部门在授信前做出的客户信用分析报告，是银行的信贷决策机构决定能否给予授信的依据之一，在授信后定期向信贷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做出的信用监控报告，更是银行衡量信用风险大小的重要指标。
巴克莱银行经过长期发展，其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并且拥有较为充分的历史数据，为其测量与防范信用风险提供了保障。在我国，尽管银行信用评级体系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差距，但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例如民生银行对申请授信的客户进行内部信用评级，并以此作为信贷审批的重要依据。在数据集中管理方面，民生银行也走在全国同业中的前列。该行率先采用全国数据大集中的模式，将全行所有业务的数据处理集中在总行，为业务拓展与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
(四)树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银行不能回避风险，只能管理风险。实践证明，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是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只有将风险管理从高深的理论变为所有从业人员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风险管理体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风险管理意识和理念必须贯彻到全行全员，贯彻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银行的每位员工在做每一笔业务时都应考虑到风险因素，贯彻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思想，始终把控制风险与创造利润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经过长时间发展，风险管理观念在大多数外资银行早已深人人心。而对民生银行来说，正是由于民生银行上下都把风险管理放到突出位置，各级行领导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使得员工达成共识，才使民生银行在风险管理进程中硕果累累。
(五)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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