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18: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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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批判性
一
近几年来，文艺理论界对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愈来愈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既有受当代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思潮影响的因素，也与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它何以会在当今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中引起人们那么强烈的不满？在我看来，可能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主客二分这种思维模式是由实体性思维的方式而萌生出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它的确立大概始于柏拉图。在柏拉图以前，古希腊哲人一般都把存在看作是一个过程，柏拉图也承认具体事物是永远不停地运动的，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但他认为“生成的事物是从某个本原生成的”，而“本原的是不属于生成的”1（P285），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不变的。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还进而认定这种生成的基础是某种实体，认为“其他一切都因实体而有意义”2（P420），从而把这种给定的实体看作是“第一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世界本体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预成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去探讨世界的这种本原和始基。这就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观点到了古希腊晚期被怀疑主义称之为“独断论”，认为这种世界本体是不可知的。所以到了近代，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西方哲学家就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把哲学关注的对象从世界本体转向认识主体，即世界是什么转换为我怎么认识世界。但这个认识主体在他们眼中同样是一种孤立的、预成的实体，如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创始人笛卡尔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对这个口号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等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3（P369）。既然实体是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的，那么这也就等于把“我”看作为一个脱离现实而孤立存在的抽象的认识主体，从而导致心与物，人与世界处于外在对立、机械分割的状态，这决定了在他的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完全是独立二分的。所以，与古希腊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相对，人们把笛卡尔的哲学称之为主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倾向不仅影响到了整个近代认识论哲学，而且也波及到了西方近代的文艺理论。在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看来，文艺只不过是作家对于外在世界的一种反映。在这里，世界是独立于作家而存在的，而作家只不过是这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外在世界的观察者和摹仿者，看待一个作家才能的重要标志之一，莫过于他是否善于观察。所以福楼拜教导莫泊桑：“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4（P237），巴尔扎克也认为：“只有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过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生活中得来的结论写的书，才享有永恒的光荣”5（P145）。这种心物、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仅受到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创始之一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中认为“自然科学是自然和我们自身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这使得把世界与我严格区分开是不可能的”，“这或许是笛卡尔未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的质疑，而且也受到了创始人的批判。如狄尔泰对于他所创立的“精神科学”（亦称“生命哲学”，因为他所说的“生命”主要指“精神生命”）的对象作了这样的界定：“在各种精神科学之中，研究主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单元，都是作为处于内在经验之中的事实而被给定的”，所以“都不可能把人当作处于其与社会进行的各种互动过程之外的东西来发现——可以说，都不可能把人当作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来发现的”6（P53、55）。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也从“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基本主题出发，认为“在之中”不是一种空间性的外在关系，而是一种时间性的内在的“依寓”关系。“主体和客体因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而是二而一的”，“实在的东西本质上只有作为世内存在者才是可以通达的”。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把传统的主客二分看作是“一个不祥的前提”7（P74、244、73）来加以否定。这些批评对于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二分说而言，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其次，由于古希腊本体论哲学把本体看作是世界的终极本原，一切科学的最终依据，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认为它只有通过认识、通过理智活动才能把握；因而都贬低其他心理活动来提高和崇扬理智。如柏拉图认为理智在人的灵魂中“应占统治的地位”8（P297），亚里斯多德也主张“理智为了处于支配地位，为了认识，它一定不混杂的，必然地思维着一切，杂入了任何异质的东西，就会阻碍理智”9（P491）。这思想后来也为笛卡尔所继承和发展，他在把“我”看作“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认为只有在思维的我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同时，还把数学的方法引入哲学研究，要求思维必须像数学推算一样严格清晰，强调只有“我们十分明、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才是真的”3（P.369），因而就把哲学的方法确定为逻辑的推演。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排斥情感和想象；但认为那些由理智所得来的，“比起我自己那个落入想象范围的不知道是什么的部分来，我知道得要清楚得多”10（P370）。这样，也就把心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作主要是一种科学认识的关系，就像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唯一真实道路是认识，而且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7（P119）。这种思想首先影响到了当时正在法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它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他的《诗的艺术》中就曾这样告诫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成功,“首先必须爱理性”，“理性之向前进行常只有一条正路”，“一切文章永远只有凭理性才能获得价值和光芒”11（P290）。这就不仅把主客体的关系，而且把主客体本身也给分割了，使它们都成了抽象的而不再是实际存在的人与世界。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等哲学派别的兴起，这种哲学观和文艺观也同样受到猛烈的冲击和否定。因为这些哲学都反对把世界的本体看作是一种凝固、抽象、不变的、永恒的实体，而看作是一种人的意志活动或生命活动，一种生成的过程，认为世界就是人的意志和生命活动的一种显现，世界就是“意志的客体性，是意志的显出，意志的镜子”。因而，人就不仅是主体，同时也就成了客体和对象。对于这样一个意志的直观世界，意志的表象世界的反映，也就成了意志的一种“自我意识”12（P236）。由于这个意志的表象世界是个别的、鲜活的、变动不居的，相应地它也就是不可能以理智而只能通过“直观”去进行把握。这样，直观也就成了“一切证据的最高源泉，只有直接间接以直观为依据才有绝对的真理，并且确信是最近的，也是最可靠的途径。因为一旦概念介于其间，就难免不为迷误所乘”12（P114）。这种观点后来也为尼采、狄尔泰、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如狄尔泰把“体验”看作是把握和占有生命的方式，就是因为在于他眼中，生命是一个无法通过观察去把握的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所以他既反对理性主义离开人的具体存在，把人看作仅仅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不赞同经验主义“从那些感觉和表象出发来构想人”，认为这样的理解“都完全是抽象的”，“就像从各种原子出发所构想的人一样”6（P202）。这思想得到了海德格尔的积极肯定，说“他从这种生命本身的整体出发，试图依照生命体验的结构网络与发展网络来领会这种‘生命’的‘体验’。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不愿再依循心理元素与心理原子制定方向，不愿再拼揍起灵魂生命；这种心理学毋宁以‘生命整体’与诸‘形态’为表象的’”7（P58）。这些言论都向我们表明了，人作为一个知、意、情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无法被抽象为仅仅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他与世界所发生的除了理智的、认识的关系之外，还有意志的、情感的关系，包括直觉和体验在内；片面地强调理智，无视甚至排除直觉和体验，就等于这个生命整体给分解、割裂了，这是不可能说明人与世界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整体特性，特别是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的。
从上述初步分析来看，我认为自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以来，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分析和批判，有不少具体意见都是正确的、是深中肯綮的。但是，是否因此说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就一无是处，就应该全盘予以否定和抛弃了呢？这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我觉得当海德格尔等人把主客二分看作是哲学的“一个不祥的前提”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应有地忽视了、或没有看到这样两点：一、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积极成果。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哲学与日常意识和神话意识是未曾分离的，而在“日常意识和神话的水平上，是没有认识论上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的”，“世界、宇宙是作为完整的、与人统一的东西而出现的”；直到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特别是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世界划分感性和理性两个世界之后，才开始萌生了主客体的意识13（P9—14）。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产生表明人与世界开始从原先混乱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把世界当作自己认识和意志的对象，由此使得人的活动开始从自然的状态进入文化的领域，从而使得社会得以发展、人类得以进步。所以，没有主客二分，也就没有现代的科技文明。尽管主客二分的理论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科技文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片面利用，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社会效应，使原本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反过来变成了奴役人的异已力量。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此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加分析地全盘加以否定，而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之进行改造。否则就等于否定了人类文明的成果，把人重新引向愚昧、原始、自然的状态。二、主客二分理论本身也是在发展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逐步开始从笛卡尔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特别是在创始人的哲学著作中，对于主客二分的研究更有了长足的进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在谈到西方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时曾经指出：它“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具体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入到哲学中来之后，就造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不到任何事物之间，包括主客体的关系“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14（P60—62）。这就说明创始人对于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笛卡尔等人，把它们看作既二分对立，又能互相渗透的，这是对主客体理论研究的一大推进。这种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的主客体理论，后来在前苏联哲学研究中，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但由于海德格尔等人自身视野和思维方式的局限，使得他们对主客体理论的批判还只是停留在以笛卡尔等人的思想为对立面的认识水平，而无视它在现当代的发展。这就不仅使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真正达到时代的高度，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明显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主客体理论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仅存在着一个超越笛卡尔，而且还存在着一个超越海德格尔的问题。
二
要实现这一目标，哲学所指明的方向是值得我们遵循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创始人在主客体理论研究方面到底作出了哪些贡献、取得了哪些进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的活动时曾经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5（P53），使人的活动有了自己的对象，从而开始形成了主客体的二分对立，并确立了人自身在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这表明马克思创始人是接受并坚持以主客体的理论来分析和考察人的活动的。
但是与笛卡尔等近代哲学家不同，创始人不是把主客体看作是两个预设的、彼此孤立而存在的实体。他们把实践的思想引入哲学，认为不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分化出来，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起来的。从客体方面来看，与直观唯物主义不同，认为它作为人的对象世界，不是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与人不发生关系的甚至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不是某种开天阔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为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P48）。这表明“只要有人存在”，亦即在人的活动世界里，“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16（P21）。因此，在活动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都不是本然的自然，外部自然只有通过人的实践与人发生关系与联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人的对象，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是单独的自然本身”17(P551)。人只能生活在“人化”的世界中，生活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从主体方面来看，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发动者和承担者，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眼中的那种自然状态的人，同样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当人“通过这种活动（按：即指实践）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他自身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8（P201—2）。所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而存在，由人化的自然是才产生出来的”15（P83）。而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人的交往活动，又将历史和人类的文化成果转移到个人的身上，使得人的活动过程同时也成了人自身社会化的过程，成了对于人类文化的实际的掌握过程，从而使“单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成了“他以前或同时代其他人的历史”的一个缩影19（P515）。因此对于人来说，只有当他掌握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所积累起来和积淀下来的思想、智慧和能力之后，他在活动中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这都说明，在那里，主体与客体已不像在笛卡尔等人的眼中那样，是孤立的、预成的、一成不变的、外在对立、机械分割的；而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和分化出来的，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主体是在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在对客体的关系中获取自己的规定的，活动的客体怎样，它的主体也是怎样，反之变然”13（P73）。正是主客体之间这种互渗互动的关系，推动着主客体的关系随着人类的实践而不断地发展。所以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历史的、具体的。这样，就从根本上与直观唯物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划清了界线，为我们对主客体关系的正确解释提供了存在论的前提。
基于从上述存在论意义上对主客体理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创始人也提出了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原则，这些原则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近代认识论哲学一般都把认识看作是一种单向的活动；经验主义视认识为主体对外界刺激的消极的接纳，认为：“一切知识都只是从感觉获得的”20（P395）。“我们所具有的大部分观念的这个巨大的源泉是完完全全依靠我们的感官，并且通过感官而流到理智的，我把这个源泉称为感觉，”21（P450）。而理性主义则认为认识源于人的一种理性观念，认为“我的本性具有一种先天所赋予的完满性”3（P375），所以“心灵的一切观念都必须从那个能够表示自然全体的本原和源泉的观念中推导出来，这样，这个观念本身也就可以作为其他观念的源泉”22（P413）。可见这些思想都是以主客体分裂为特征的。与之不同，创始人则把认识看作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产物。他首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一切意识看作都是对存在的一种反映；但又认为这种反映不是直观的、消极的，认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3（P.16）而这种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思维方式，正是理性主义的一大特征。它们反对把认识看作只是个人感觉经验的成果，而认为是“由于一个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头来。”3（P375）因而认识“必须首先有一个真观念存在于我们心中，作为天赋的工具”，认识的“完善的方法在于指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使它依照一定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22（P412）。这样，就对经验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来了一个颠倒，认为认识不是主观符合客观，而是客观符合主观，即它总是由主体在某种现有观念指导下对于客观事物进行选择、整合、同化、建构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以唯心主义的语言说出了认识对于由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主体现有经验和思想模式的依赖性，这思想显然要比直观唯物主义包含着更多深刻的真理成分。这我想就是马克思批评直观唯物主义“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主要原因。但是马克思同样不赞同理性主义，认为它“抽象地发展了”这种认识的“能动的方面”23（P.16）。而所谓“抽象地发展了”，以我之见，就是指理性主义在正确地指出了认识必须要以主体自身的现有观念作为工具的时候，却认识不到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根源，认识不到它本身就是由经验整合、提升而来，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和社会历史的成果，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而错误地把它看作是一种先天的、天赋的东西。这样不仅使本末颠倒，而且也把问题抽象化了。这就鲜明不过地表明了所主张的是一种既不同于直观唯物主义又不同于思辨形而上学的、主客体既二分又统一、既对立又互渗的认识原则。
其次，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还在于在看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6（P50、30、48），而非近代哲学家（包括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内）所理解的那种与社会历史分离的抽象的人。所以，对于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认识的关系，甚至即使是认识的关系，也不等于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理智关系；而认为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15（P80、81）。正是从这种整体性的思想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反对传统的德国思辨哲学把人看作是一种“绝对的理念”，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思辨哲学家在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24（P7）。这些人都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16（P30）。而且对于英国近代唯物主义日趋理性化的倾向也曾作过尖锐的批判，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认为英国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前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在以后发展中变得片面了。……感性失去了它鲜明的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类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类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24（P163—164）。由此可见，在认识论问题上，创始人虽然不像狄尔泰等人那样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体验的心理关联的角度来论证生命的整体性，而始终坚持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讨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但又始终认为主体作为现实的、历史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而总是在一定的需要、动机、目的、愿望参与下从事活动的。这就使得在这种活动中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内容不可能是纯思辨、纯逻辑的，它必然还包含有感觉和体验、意志和情感的成分；所以在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工具理性，在维护人的存在的整体上方面，却有着共同的致思方向，这也是与创始人反“异化”的思想完全一致的。
对于创始人从存在论和认识论方面所开展的这些关于主客体关系的内容丰富的论述，迄今为止在文艺理论界似乎很少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至于前苏联哲学、心理学中对之所作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和阐发，那就更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这就使得我们今天在主客体问题的认识上仍然没有摆脱海德格尔的批判视域，还仅仅停留在以笛卡尔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对立面的水平，这就限制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入开展和准确把握。
按照这种对立统一的主客体理论来审视文艺，那么，在我们看来，文艺的对象就不应该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作家而存在的外在世界，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产物，带有作家思想人格、人生经历的鲜明的印记。而文艺创作也不只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简单记录，他总是以自己的全身心，亦即以知、意、情统一的人投入对世界的把握和加工之中。这就决定了文艺所反映的不仅只是发生在作家周围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须臾不分离的活生生社会现实，而且作家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认识活动，以思想、概念的形式去进行把握，而只能以情感体验的方式去与之建立联系。情感总是带有很大的直觉性与无意识性的，它不仅未经概念的分解，而且往往将主体自身融入对象，并按照自己个人的方式，根据特定情境中的特定感受来对世界作出反映。所以它所把握并向我们所展示的总是一种整体的、鲜活的、原初形态的东西。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情感体验是直感的，一般是未经理性的分析和认知的，所以往往又免不了带有某种浅表性和朦胧性，因而还需要寻求与理性的结合，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这样一种主客二分与互渗统一的结晶。这种统一往往以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过程性的。狄德罗、华滋华斯、黑格尔等都谈到这个问题，流传最广的就是华滋华斯所说的：“诗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25（P22），它表明在激情状态下人的意识水平是很低的；只有等到激情过后，再对自己当初的情感进行一番回味，经过比较理智的态度去分析、评判和整理之后，才能被之纳入一定的艺术形式，并得到比较完美的艺术表现。二是同步性的。如一些即兴之作，虽然就一时的感受挥毫成篇，但有许多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广为流传，实际上是以作家自身长期的情感的陶冶、人格的磨炼为前提的。我国古代诗论十分强调作家作诗要以自己的“胸襟”或“襟袍”为根基，如叶燮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而生，随生而盛”26。沈德潜也说：“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步真诗”27。所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情感与理智的关系不论以哪一种形式出现，本质上都是主客二分和合一的辩证统一。当然，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也有主张排斥理智的介入，完全凭直觉、体验、非理性、无意识来进行创作的，如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诗歌等等，但这种作品到底能得到多少人的欣赏和认同，它的发展前景又将会怎样，都是一个有待历史检验和证明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此为依据来否定文艺创作中创作主客对立而又互渗的这一普遍原则。
三
以上，我们主要还只是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说明文艺创作中主客对立与互渗的辩证关系。但是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形式中，它们的表现方式和形态都各不相同，在理智关系中，主导的形式是二分的；反之，在情感关系中，主导的形式则是合一的。由于在文艺创作中，作家主要是以审美情感为中介与世界建立的关系的，以致人们常常抓住这种特殊的现象来否定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二分的原则。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犯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以“经验的事实”来解释“深奥的哲学问题的”错误16（P.49）。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些经验事实的存在，以及它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因为文艺活动总是在现象的、经验的层面上进行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把哲学层面上的研究贯彻到经验层面上去，把文艺活动中的这些经验现象说透了，我们的哲学探讨才有意义，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才不致于满足于演绎哲学而获得具体而充实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时，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还应该与心理学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上，哲学层面研究与心理学层面的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哲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体、类主体，而心理学研究则是个人主体，如同狄尔泰所说“心理学的对象始终不过是某种个体而已”6（P55）。而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心理学层面的研究无疑应该以哲学层面的研究为基础和前提，如同对于个体的人的认识必须以对类的人的认识为基础和前提那样。因为一切个体的、心理活动的形式，都只有按照人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人的观点，才有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所以对于两个层面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进行理解和把握。
下面，我想就通过对情感活动与理智活动的比较分析，来看看在心理学层面上，这两者的主客体关系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和区别：
首先，理智活动（亦即思维活动）的目的是在感觉和表象的基础上，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事物的客观属性。尽管理智活动的客体和主体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由实践活动分离出来的，从哲学层面上看，两者都既是对立又是互渗的；科学研究同样也证明了认识总是在一定的“范式”和仪器为中介而达到的，它不可能做到对事物作纯粹的客观的描述，而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带有某种主观的印记。但若是把它们看作一种心理活动，从心理形式的方面来看，那总是处于二分对立的状态的，是一种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关系；否则就无法得到对于事物科学的认识结论。而情感状态却与之不同，因为情感是具有弥散性的，所以在情感关系中，一旦当主体为某一对象所打动而产生某种情感之后，反过来他又会把自己情感移入到对象，就像叔本华所说的“自失于对象之中”12（P.250），并在与对象进行交流过程中使自己的情感不断地得到强化，以致有些作家在情感状态中由于自己“自失于”对象而分不清他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的区别，把自己虚构的人物不仅当作生活在他周围世界的实有的人物那样，为他们的命运、遭际倾注着自己全部的同情，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他的小说《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中所说的：“我同我的想象、同我亲手塑造的人物共同生活着，他们好像是我的亲人，是实际活着的人；我热爱他们的，与他们同欢乐，共悲愁，有时甚至为我的心地单纯的主人公洒下最真诚的眼泪”。甚至有时还由于“自居心理”的作用，把自己喜爱的人物当作自己本人，去经历他们的苦难、分享他们的喜悦，如同福楼拜在描写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时那样，自己也感到“一嘴的砒霜味，就像自己中毒一样”，把吃下去的晚饭也“全呕出来”28（P137），以致描写死亡，也像爱仑堡所说的，就“意味着试着自己去死”29（P245）。尽管这种主客融合的状态一般说来都是经由作家理性加工之后所重新返回到的情感无意识状态，与原发性的情感不同，其中已经渗透着理性的成分，带有作家态度和评价的印记；但就心理形式上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主客合一的。
其次，理智活动的目的既然是为了认识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在理智活动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也就被分化、析离成为一种思想的工具，一个像笛卡尔所说的“在思维的东西”。尽管从哲学层面上看，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主体不是抽象的，既非理性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类主体，也非经验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个人主体，而是历史地形成的，有着具体社会历史的内容的人。因为人的思维活动是“离不开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与他们所形成的思维活动方式的”，“每个单独的人只有在掌握概括地反映社会实践经验的语言、概念、逻辑时，他才能成为思维的主体”30（P16—17）。这说明思维活动包括它的主客体在内，都是带有社会历史的性质的，它不仅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就心理形式而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总是以普遍的、类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不管在具体的认识活动过程中，作为认识活动的发动者和承担者的个人怀有怎样强烈的个人欲望和情感去投入这一活动，但这种欲望和情感无论如何是不能具体地介入到对客体的认识和评价的，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客观的、科学的结论；这同时也决定了认识活动的成果一般不是以意识的个人形式，而只能是以意识的社会形式而呈示，通常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来加以表述的。与之相反，在情感状态中，主体既不是以抽象的类主体，也不是以抽象的个人主体的身分，而是以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个人主体和身份而出现的。这是由于情感作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某种态度和体验，它的产生总是以客体能满足主体某种需要为前提条件的，而人的需要总是现实的，是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这就决定了人的情感不同于动物的，都有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但就它的出现形式来说，却总是当下的、即时的，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并受着在这一特定情境中所形成的各种心理关联所支配和调节。这就使得它不像在理智活动中那样，通过把对象进行分解来提取概念，而总是在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着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决定了情感的内容总挟带着意识的原始状态的全部丰富性而呈现在人们心目之中，它不仅是整体的、鲜活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不是为概念所能穷尽的，而只求助于感性形象来加以表现，就像黑格尔所说，“艺术之所以抓住这个形式，既不是由于它碰巧在那里，也不是由于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形式可用，而是由于具体的内容本身就已含有外在的，实在的，也就感性的表现作为它的一个因素。”31（P89）也就是说，它只有通这种感性的方式，才能使情感状态中的这种复杂而独特的心理关联，获得完整而真切生动的再现。
再次，理智活动所要达到的认识成果由于凝结在概念、判断、推理之中，所以一旦形成概念、判断、推理，认识活动也就相对地告一段落；虽然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它的真理性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确证。但实践作为一种意志活动，它的特点就是按照主体一定的需要和目的，采取和利用一定的手段，通过改造对象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它同样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活动。这决定了理智活动始终是在主客二分的状态中进行的。而在情感活动中，由于主体情感的移入客体，不仅使得客体从外在于作家的客观存在转化为作家自己情感的载体，使情感的对象同时成了显示在对象中的作家的自身，如同费尔巴哈所说的：“对象是人的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32（P470）这样，就使得在理智状态下的主客体的二分趋向于合一，这才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作家有时往往分不清现实世界与他的虚构世界的区别的情况。而且还由于“情感只是向情感说话”，“情感只能为情感所了解”，“情感的对象本身只能是情感本身”32（P472）。因而它的活动也就不像在理智关系中那样，无视客体独立存在和自主性质，即把客体只是作为一个被认识的对象，使它不仅是被动地存在着，而且还必然要对之进行知性的分解。这种分解对于鲜活的生命个体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宰杀，以致尼采认为“理性是摧残生命最危险的力量。”33（P344）这样，客体当然就不可能作为独立自主的生命个体而自由地存在了。而在情感关系中由于客体是作为生命现象而存在的，它是自主的、独立的、不是为人所能随意支配和控制的，就像许多作家在谈到自己笔下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时所说，都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自己所作的一种选择，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巴金谈到：“我开始写《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淑贞会投井自杀，我倒想让她在15岁就嫁出去，这倒是更可能办到的事。但我越往下写，淑贞的路越窄，写到第三十九章（新版第四十二章），淑贞向花园跑去，我才想到了那口井，才想到淑贞要投井自杀，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34（P.242）。这样，就使得情感关系不像在理智活动中那样，直接以主客体的方式建立关系，而只能是以一个情感主体与另一个情感主体之间所开展的交流为中介。这决定了作家创作不可能完全是独白式的，它不仅时时刻刻的在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开展交往，同时还是与作家心中潜隐的读者所进行的一场对话。就像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作品不是独立自足地存在着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灵所说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所发生出的呼吁。”31（P89）。他总是要向读者发出召唤，通过读者的阅读把这种交往扩大到与整个社会之间。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它们把阅读看作是以作品为中介所开展的作家与读者的一场对话，并通过对话来达到“从你中发现我”的目的。35（P110）这就需要我们把主客体的理论从纵向的主客体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横向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研究，这些内容是传统的主客体关系理论所无法涵盖的。
以上事实都说明在文艺活动过程中，主客体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因而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就不能只满足于哲学的演绎，还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借鉴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来对之作出具体分析。当然，若是以此来否定哲学的一般原理的普遍指导意义，也会失之偏颇。所以，我认为要对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在研究中如何有效地把哲学与心理学这两个层面辩证而有机地结合起来。
1柏拉图：《斐德罗篇》，《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笛卡尔：《谈方法》，《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莫泊桑：《论小说》，《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初版序言》，《巴尔扎克论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狄尔泰：《精神科学引导》，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1年版。
8柏拉图：《国家篇》，《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布瓦洛：《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1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现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帕尔纽克主编：《作为哲学问题的主体和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4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0霍布斯：《论物体》，《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1洛克：《人类理智论》，《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2斯宾诺莎：《理智改正论》，《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5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6叶燮：《原诗》。
27沈德潜：《说诗睟语》。
28福楼拜：《致乔治·桑》，《译文》1957年第4期。
29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0列昂节夫：《活动·意识·个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31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2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3尼采：《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
生命伦理学由美国等国家引入，在存在明显误读、误译、误识的同时，把翻译、译介的目光只对应在对具体问题或案例的分析及论题本身，很少关涉理论的本源，甚至几乎没有顾及生命伦理学的先驱人物鲍尔拉姆塞、约瑟夫弗雷彻、理查德迈克考米克等的思想与理论，使汉语文化圈生命伦理学学人以为美国式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要理论与精神。我们甚至把部分美国卫生官员的行政和制度伦理话语作为我们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奠基石，在模仿方法与内容的同时，肤浅地整理或结合了一点传统医学道德文化遗产，构建的是一个断裂与破碎又无坚实理论作为支撑的中国生命伦理学体系。
生命伦理学诞生以后，伦理学思想与理论走向变得十分复杂，康德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尼采主义都不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主义’；功利论、实用主义、境遇论等也都不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根基理论。历史性的译语行动演变为生命伦理学思想的汉语的历史解释学，汉语人文医学在没有清整和规范语言之前就焦急地承担了生命伦理学学科的构建工作，因此使得这门学科不仅在语介表意上显得混乱不堪，而且本当统一的概念也认知各异，使其会议、教学、著述语境谱调千差万别声东而言西、值此而言他。加之这门学科的研究者修道与素养的局限，使得汉语生命伦理学真的显得“幼稚”。在我们连“无聊”都没有资格的评价面前，我们大多数是采取一贯的麻木或鸵鸟的处世哲学，虽然不必为“羊头狗肉之说”[1]失去君子的风度，但还是应该认真思忖：我们的20年成败在哪里？
生命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生命学”，它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不在于对某一种或几种道德理论的应用，而是研究和创制适应于生命本体或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哲学理论；它不仅限于解释与论证生命行为和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须帮助人们努力认识生命的所有问题或难题。生命现象、生命技术、医药卫生等的伦理问题仅仅是它十分表浅的研究内容之一，对灵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哲学化注释，是其重要的使命。应用伦理学原则与规则去解释具体生命科学实践问题或医学问题，必须建立在对所有道德哲学学派和学说的研究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假如应用伦理学存在的话。生命伦理学是一个为复合生存目的和人的或其他生命存在的思辨体系与实证策略系统，它是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和后哲学时期人类对生命悟省的标志，它尤其注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它有独特的学术品格与研究方法，它在特殊的语境下运用特殊的语言符号、赖于特殊的逻辑秩序构建人文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内在关系。由于它对灵性生命的先验自觉以及与宗教神学的血缘联系，它离不开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的营养与喂育。
我们在难以确定的场景中，最易于发生差错。“我们在行为中的差错与在基于德性的东西中的差错相同。在追求德性的问题上，我们的差错出在自然的途径方面。因为差错既在不及中，又在过度中，而且，我们是由于快乐和痛苦而被移往其中的每一方面的。因为由于快乐，我们犯下恶行，由于痛苦，我们又放弃了善行。”[2]我们为使某种伦理学或伦理学理论成为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解释系统，就不遗余力地对这种理论加以粉饰，并拼命营造与其他理论隔离的屏障，凭借自己的偏爱只给具体当事人以单一的原则与规范，不顾及与其他理论的分歧与对立，使指导成为明显的误导；我们的批评意见也依据我们信仰的理论而不是客观的影响现实。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圆满解释任一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根由，是我们这些研究者自己制造了生命伦理学特有的两难；给与克隆人技术、同性恋问题、安乐死以无休止的争论。 生命伦理学这一原创性的学科，不仅理论架构粗糙，尚没有共同的学科语汇与学科语言，很多概念不被学界认同，究竟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尚未得到统一的认识，学科内甚至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而且，少数几个人掌握着话语权力或译名权，与官僚伦理媾和，控制着政策和学术表达机会的分配。汉语生命伦理学亟需要整顿学风。很多人这些年十分热衷于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会议，喜欢用西方人的经费编排和导演假戏，没有针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主题，行动计划和研究要由别人指手画脚，我们却俯首称臣；学问也基本是信息文献的编译、简单的案例分析和不具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没有精神和民族骨气的生命伦理学已经成为一种西方片面文化的传播或转播。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没有针对国情和现实的内容，屈从于西方的霸权，严重脱离中国生命伦理的本真，不顾“医疗公正”这个压倒一切的伦理，而纠缠在“基因组计划”、“胚胎干细胞”、“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等无休止的、近乎无聊的讨论中，并误导大哲学、大文化界乃至政界也一起置我们数亿人的基本医疗保健而不顾，陷入价值有限或起码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并不紧迫和重要的甚至不会有结果的课题的争论中。枯竭或干涩的营养，培育和勉强维持了一个幼小的生命，没有哲学之水的浇灌和文化的沃土，生命伦理学将萎缩。我们或是拾捡前人的理论或判断方法，或是等待大伦理学理论的突破，或吸噬“应用伦理学”的残羹，结果我们的论述和分析一片混乱。我们没有有力的证言批评医学中的心理利己主义，也没有勇气确立不伤害并有利于人类的仁爱情操，我们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常常分离，只顾事实陈述而不承担道德陈述，我们的很多结论只是一些伪结论或假命题的毫无意义的注释。我们的“是”与“应当”一贯存在“承担裂隙”[3]，这个事实的陈述与评价性陈述之间永远是一个巨大的逻辑上的裂隙。尽管我们花费巨大去替代社会学家的调查使命，考量世俗社会对生命伦理事件的评价，我们非但没能演绎出“应当”的陈述，反而连“是”的陈述都开始被质疑。脱离了文化研究，放弃了哲学家的身份，那些“安乐死”、“知情同意”、“病人权利”和庸俗的“人造美女”的调查以及艾滋病的案例讨论怎么会使人信服？我们做了许多哲学家不应该做的工作，哲学上的逻辑是：“应当”陈述不能由“是”陈述演绎而来，调查之后没有独立的充分的理论论证这不是道德哲学的方法。“在伦理学证明中，任何人试图从纯事实前提（所谓‘是’陈述）推演出纯评价性结论（所谓‘应当’陈述），他都应该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个推演是如何能够实现的。”[4]我们恰好往往缺少这种“解释”。我们没有自由争鸣的风气，很少有认真的深入的批评，没有形成学派的良好土壤，寄生于西方语言霸主的思维习惯永远是用西风压倒东风，在重大主题的讨论和条规的制订中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我们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得汉语生命伦理学始终处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生命伦理学不是制度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航标，是民主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学者必须把全部的自我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它之所以又称之为伦理生命学就是因为它需要研究者做出生命的奉献，而不是以此为谋一己之利的手段。由于缺乏潜心钻研的学者，我们又没有建立起跨科际的规训制度，我们没有生产出完整的学科知识，没有严密的体系；学科语汇、研究对象、方法、理论、认识论上的预设和生命伦理精神与意识形态都无法实现统一。由于学风浮躁和匆忙，没有在生命科学与道德哲学的领域边缘开放真实的创造空间，我们的研究没有基本的密度。破碎的、杂乱无章的孤立的选题式研究带来了许多恶果，使生命伦理学始终是一种应时的、即兴的、跟风的、俗化的、表浅的学问，我们给不出使人信任的、虔诚的、有力度的结论，使这门为人的学科最没有人性，以致研究者和学习者遗失最宝贵的精神与灵魂。
注 释：
[1]参阅范瑞平《中美生命伦理学——幼稚与无聊》，原载《中外医学哲学》第四卷第一期，2002年5月，第1—8页。范文称：“当今的中国生命伦理学还谈不上因老到而无聊，准确的描述大概只能是幼稚。”云云。我认为这份杂志从创刊以来，也加入了“这种幼稚与无聊”，采用发表过的论文，引用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的“安乐死调查的文章”，机会主义的无观点的对话，文不对题的对中华经典文献的释解，对汉语生命伦理学的贡献终于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唯有这篇导言还令人振奋。
[2]见《亚里斯多德选集》（伦理学卷），苗力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关键词：课堂教学；学生；批判精神；理论探讨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05-028-1
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教育已成为时代主题，然而，环顾中小学创新教育的微观层面研究，还仅停留于浅表层次，更多的是固守“应试”阵地以“静”观其变。
理性地审视一下目前中小学的“应试”之策，实际上已经无法“应”迅猛发展中的“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要以积极心态去迎接时代的挑战，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结合对宏观层面创新教育理论、政策的学习，对中观层面创新教育基本模式、基本原则、特点、方法、途径的思考，以及对过去教育教学成功与失误的反思，脚踏实地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切入点去探索具体的“创新”问题，即从微观层面就某个角度进行系列化的个案研究，使创新教育研究真正地走出象牙塔，走到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操作层面来。
二、以批判性精神立意的高考试题分析
基础教育领域最具导向意义的高考，十多年来各科试卷中具有创新意味的试题所占比例逐年增大。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近年来高考历史试卷中以考查学生批判精神立意的试题作一点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现行中学学科课程教学应如何应对，进行一些思考。
以考查“发展了的社会历史认识”的试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历史高考试题中就开始频繁亮相。如2000年全国“3+2”历史试卷第41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比较郑和下西洋与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远航在目的与性质、历史影响方面的差异，分析明清时期我国远航事业与西方相比从先进转化为落后的原因。
教师要理性地向学生撩开一直笼罩在那段历史上的面纱，还那段历史的本来面貌，着眼于郑和下西洋真正的目的，并从中折射出腐朽封建专制大一统体制下的统治阶级那种“老死将至，其焰弥炽”背后所隐匿的“好大喜功且又胆小如鼠“的病态心迹。同时需要学生从东西方那时在航海规模上进行表象比较的背后，深入思考得出新航路开辟时每次航海虽然规模小，但从中折射出当时上升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拓市场，谋取暴利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精神。
三、问题解决的理论探讨
从上述例证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求实创新”一直是十多年来高考学科命题的最高宗旨，命题越来越体现学科课程教育的真谛和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命题者站在时代的前沿，较好地发挥了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以考试命题中的“创新”来牵动全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创新，因为只有掌握和理解了真实，才能真正认识社会和人生，命题着眼于此，用意深远，旨在引导中学教与学在知新、思新、创新层面上做文章。
当然，解决这种认识差距问题涉及的面很广，这里仅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角度点作一点探讨。高考命题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核心层面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而我们中小学教育领域由于长期以来在单纯功利主义趋动下的“应试”教学机制培养出的学生，缺乏有目的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普遍较低。这种状况下的学生思维模式很难适应创新教育下选拔性高考试题的要求。
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教学目标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增强学生的批判性精神；（2）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智力技能；（3）经过适当训练和培养后，学生能够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以及在以后的社会生活、工作中运用这些技能、方法。
要实现上述教学目标，必须在教学中完成两大转变，并在转变过程中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和特别注意一个问题。
1.完成两大转变：（1）由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弘扬学生主体创新精神的教育模式，它力求创设民主、和谐、积极、开放、温暖的学习氛围，建立双向互动共享信任的师生关系。（2）由唯书唯上转变为知行统一。我们高中老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并及时转变教育观念，要从知识的传递者转换为对知识进行批判型分析的人，教师要让学生感受到你是在用自己嘴巴说自己的观点，给学生以示范，引导学生感悟“批判”的力量和“批判”的美，进而使学生逐步形成理性地审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2.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新颖原则。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每时每刻带给人们的是变革和新颖。新理论、新学说、新产品不断涌现，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传统的那种“永恒不变”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学生的心智是最容易接受新奇的事物和学习内容、新颖的教学方法能够唤醒学生的好奇心、求知热情和探索欲望。如果教学还停留在呆板落后的灌注的水平上，那么势必会脱离学生、脱离发展。我们今天教师的课堂教学设计、活动一定要能反映变革和新颖，要充分迎合学生新奇需要，要促使学生在体验创意的情境中学习创新。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乃是这些年来海内外教育研究的热门之一，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因素。批判性思维就是思考分辨能力。思考指的是推理、分析、判断等思维活动；分辨指的是对事情的境况、别类、情理等的分析辨别。写作的能力是指用书面语抒发思维的能力。一般而言，写作的能力集中包括两部分： 一是造句用词、谋篇布局的能力，也就是语言表达能力； 二是事物观察、事理分析的能力，也就是逻辑思维之能力。英语专业硕士生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促使自己脱离一般的定律思维模式，创造新思路、提出新观点并将其融入写作中，达到真正改善自身写作水平的目标。
论文是衡量英语专业硕士生语言水平、语言技能和和专业知识的标准 ，写作不仅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 ，而且也是学习者将来进一步学习或进行科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根据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新精神 ，毕业论文表现出“见解独到”和 “意识创新”是两个重要的参照标准。然而 ，由于学生论文写作正确的态度和认识的缺乏，也因为他们自身语言基础知识和科研能力的有限，以致英语专业硕士生毕业论文整体水平达不到教学大纲的标准。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国家，批判性思维研究在许多领域展开，尤其是在教育界。一般关于CT（critical thinking）的研究讨论了其可接受的定义，也讨论了CT的各种技能。Facione（2006）对CT提出的不同评价，为教授CT提供框架和指导。CT教学也采用了不同的辅助方法例如计算机辅助教学（Kurubacak，2006）。许多研究者对探索CT和写作能力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他们认为写作能力能整体反应一个人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语言使用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许多国外学者强调了中国学生的思维模式和写作能力之间的关系（Mohan，1985；arndx，1987；泰勒，1991）。Condon & Kelly-Riley （2004） 建构了一个批判性思维的程序来探索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两者是否有着或根本没有必然联系。结果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写作和批判性思维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写的越好，批判性思维的分数越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写作是批判性思维的载体，但写作本身不是批判性思维。他们写作评估组的评估者评判到写作考试倾向于展示良好的写作能力，但不会展示出批判性思维。即使展示出来，也是肤浅的。（Condon & Kelly-Riley， 2004）根据检查一所著名的加拿大大学里的15名工程专业的学生的写作过程和概念，探索了学生CT与写作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写作的参与者思维能力是相关的。Gonzalez （2001） 从语言学，语用学，心里语言学角度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写作模式。从而得出中国学生的语篇组织文化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他们的认知发展过程。Stapleton （2001）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一个教师，从45个日本大学生的写作中提出了一个模型探讨二语学习者的CT 并且尝试找出是否熟悉的内容会影响学生的CT。结果表明，熟悉的话题会产生更好的质量的CT。国外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较早，研究领域也颇为广泛。最早将二语写作与批判性思维相结合来研究的思想也是源于西方。有很多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相比西方国家研究的CT，中国对CT的研究比较少。在中国研究的评价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尚未系统化、科学化，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评估工具，有的只是简要介绍CT或部分回顾了文献对CT的研究。然而，近年来，CT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一些学者已试图开发一个适合的仪器测试的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罗石（2002）还提供了理论背景的CT和评估工具。一些学者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付诸于实验研究（文秋芳，1999；高秋萍，1999）。纵观国内在批判性思维和英语写作方面的研究，虽然对英语写作的批判性思维研究从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的研究，但针对于英语专业硕士论文的批判性思维研究少之又少，此领域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批判性思维自我培养策略
首先，针对主题的理解与评估。这一环节写作者应该知道词或者理念的意义是否清晰。是否借助了无关话题而引入话题。
【关键词】文献综述；批判性思维；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本科生
0 引言
文献综述也称研究综述，是指在全面掌握、分析某一学术问题或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该学术问题或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已有研究成果、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述而形成的论文。文献综述一般要对研究现状进行客观的叙述和评论，以便预测发展、研究的趋势或寻求新的研究突破点。文献综述虽不是本科生论文必备的一个章节，但却是论文撰写的起点，能够帮助学生找到选题的切入点和突破点，避免重复劳动。但英语专业本科生在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在文献综述的部分普遍存在文献搜集不全、阅读不深、仅罗列信息、个人观点多或故意突出个人观点的重要性等问题，直接结果就是论文的选题重复性特别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态度、研究能力不足之外，也曝露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缺失，因为文献综述的“综”性需要学生归纳、总结、提炼，而“述”作为评论则需要学生具备批判的能力、辨析的能力，能够发现问题最终达到提出解决方案。
1 文献综述撰写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
探究英语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文献综述部分存在问题的根源，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1.1 不会搜集文献，不懂何为“综述”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本科生不懂得何为文献综述，这也是我们看到很多本科生的论文中引言或介绍部分仅仅是作家、作品的介绍或某些理论的介绍。也有些学生根本不会搜集文献或由于资料搜集范围或方法不当，未能将有代表性的资料完全纳入研究的范围，或仅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材料，断章取义。
1.2 故意突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
因论文指导工作过程中已强调要避免选题重复，选好研究度，尽量做有意义的研究。很多本科生由于学术积累不够或思考不深入，便故意在综述中漏掉或弱化某些研究成果，或者放大已有研究的不足，以便突出自己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选题不当，重复研究。
1.3 简单罗列，“综”而不“述”
有些本科生可以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综述，但仅仅是将前人的观点罗列出来而不能进行系统分类、归纳和提炼，内容杂乱，缺乏内在的逻辑，与选题连接牵强附会。
1.4 态度不认真，敷衍了事
因为跨专业考研、实习机会、跨行就业等原因，不乏一部分学生对学位论文重视程度不够，此种原因在本文中不予探讨。
综上，除了“不懂”和“不愿”的原因，述评能力差是造成学生无法完成文献综述任务进而优化选题的主要原因，而前文提到，述评能力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反映，那么如何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呢？
2 专业学习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养成
批判性思维在能力上体现为可以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和自我校正。能够理解和表达极为多样的经验、情景、数据、事件、判断、习俗、信念、规则、程序或规范的含义或意义，包括归类、理解意义和澄清含义。能够识别意图和陈述之间实际的推论关系、问题、概念、描述或其他意在表达信念、判断、经验、理由、信息或意见的表征形式，包括审查理念、发现论证和分析论证。能够评价陈述的可信性或其他关于个人的感知、经验、境遇、判断、信念或意见的描述；评价陈述、描述、问题或其他表征形式之间实际的或意欲的推论关系的逻辑力量，包括评价主张，评价论证。能够识别和维护得出合理结论所需要的因素；形成猜想和假说；考虑相关信息并根据数据、陈述、原则、证据、判断、信念、意见、概念、描述、问题或其他表征形式得出结果，包括质疑证据、推测选择和推出结论。能够陈述推论的结果；应用证据的、概念的、方法论的、规范的和语境的术语说明推论是正当的；以强有力的论证形式表达论证，包括陈述结果、证明程序的正当性和表达论证。能够监控一个人认知行为的自我意识、应用于这些行为中的因素，特别在分析和评估一个人自己的推论性判断中应用技能导出的结果，勇于质疑、确证、确认或改正一个人的推论或结果。子技能包括自我审查、自我校正。批判性思维的倾向是求真的、开放的、系统的、分析的。
关于英语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缺席”还是“在场”，前人已有多篇论述。思辨能力作为一项核心竞争力，是优秀人才的重要素质。而大学作为优秀人才培养的摇篮，理应将思辨能力作为其最具价值的教育目标之一。1998年，由多国高等教育领导者组成的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将思辨能力视作决策者的重要能力，认为大学教授思辨能力等核心技能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将来成为更高效的职场人士和负责任的公民。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尽管并未使用“思辨能力”或“批判性思维”等语词，但都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文科专业学生，英语专业生除了语言技能外，应该拥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的更新来实现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2.1 专业课程设置
通过在培养计划中强调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可以添加诸如辩证法、逻辑、辩论方法等方法课，演讲与辩论、思维与写作等实操课，语言学、文学、文化、哲学、社会学等拓展课，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方法，进行实际的操练，并能够展开比较，因为这一过程定会引发讨论和思考，提高逻辑、批判能力。
2.2 考查方式的改革
实施动态的监控与考核，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改变一张考卷占据大比例的考核现状，这样学生才能更注重参与到整个过程中来，并且也更能考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2.3 注意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更新
现在学生的认知途径早已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各个学校也在积极参与并推动教学改革。在既有的课程设置中，教师可以尝试的是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变革。改变传统的输出和接受的模式，强调学生的参与和自主学习，强调启发和开放式结尾问题的设置，传统授课方式和seminar、workshop等方式的结合，课堂和在线学习的结合等，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3 结语
文献综述过程中曝露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只是学生批判性思维缺失的一种表现，除了提高批判能力，也需要专门训练等对策来解决。在说与写的语言输出过程中，学生不能分析、归纳、评论，提交自己观点的例子亦不鲜见，其原因也非几条能够概括，但是，如果教育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行动，即先从最基本的课堂教学开始，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一定会有提高。但正如与写文献综述的一个原则相呼应的是，我们必须恪守欣赏与批判并行的原则，为达到批判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的目标，多赏读、涉猎经典，是先行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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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康德的实践哲学
[摘要]康德的伦理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正是这一点被人们所误解，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效用的学说。然而，综观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看到，康德道德法则形式化的追求只是其道德哲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另一方面，康德力图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走向经验和情感，走向生活世界。这也就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实践性。
[关键词]康德伦理学 形而上学 至善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35-02
一、康德的伦理学
康德伦理学的出发概念就是自律的善良意志，人们常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意向铺砌的，但康德的善良意志并不是消极的，这位思想家向善良意志的体现者所要求的是活动和行为。人们或许会批判康德对事情的形式主义的看法，他暂时谈到的只是帮助人们在生命的海洋中找到确定方向的指南针，道德方向的丧失不会是长久的，道德境界迟早会在人的面前清楚地显示出来，并且人们将看到他们的行为会把他们引向的方向——引向善或恶。善就是善，其准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的宗旨就是用之指导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如果人们拥有了一个对实践生活很合理的理性却不用于人类实践生活，不能普及开来，那么原理描绘得再美轮美奂，事实上它是没意义的。想要指导人类的实践道德生活，就必须将理论带回到现实的大千世界中。
《实践理性批判》是对一般的实践理性进行批判，一般的实践理性包括我们日常的实践活动。“这个批判为什么不提名为纯粹理性批判，而是简单地提名为一般实践理性批判……如果它在这一方面成功了，就无需批判纯粹能力本身，以发现理性是否以这样一个过分僭越的要求，超越了自己……”[1]康德在导言中，强调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别，理论理性是处理认识的问题，实践理性是处理欲望和意志的问题，其最高表现形式就是意志能力。
那么什么是意志呢?在康德看来，就是自己实现自己的对象的能力。
纵观《实践理性批判》这本书，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研究到达最高之处了。实践理性批判事实上是对人类道德法则的元伦理分析。对道德法则的表达是形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就是康德的绝对命令或定言命令法则。康德对道德法则是这么评价的：“以上所列举的观察道德原则的三种方式，归根到底，是同一规律的不同公式，其中每一个又包含着其他两者。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区别，不过这种区别与其说是客观实践的，还不如说是主观的，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类比使观念与直观相接近，并由此与情感相接近。”[2]而随后的两种表述只是为了能更接近情感。
康德认为“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体对象。他认为前人的哲学实际上是“求达至善之术”。康德研究了关于“至善”的内在涵义。
在康德看来，追求幸福是每个有理性者的合理的要求。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感情：快乐、激动、悲伤等。如若这样，人们是否可以将“追求幸福”作为普遍法则呢?康德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法则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幸福”是一个具有不确定因素的东西。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追求“幸福”时有时不会考虑道德的因素，有时道德甚至成了阻碍“幸福”的因素。康德说：“事实上，一个理性越是处心积虑想得到生活上的舒适和满足，那么这个人就越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最精明的人，如果他们肯坦白承认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理性的憎恨。”[3]德行有时甚至会阻扰人们对幸福追求的达成。因此，幸福不一定能与道德很融洽地协调。
制约人欲是一个要求，同时又必须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于是康德伦理学产生了有关幸福和道德内容的二律背反：幸福和道德是“至善”中两个相对而言的要素。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它们来说不见得行得通，所以对“至善”概念的研究和演变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形而上学这一边。所以，想达成至善这个目标它的条件只能在形而上学这样先验的基础上讨论和研究。在现实实践的生活之中，人们一边受到各种道德和规范的激励和鼓舞，另一方面，道德律也在适时地限制人，这就是一般人们追求的“幸福”的基本构成。康德却认为：“这种自得好报的道德体系，仅仅是一种理念，它的实现要依靠这个条件，即人人都做他们所应该做的事”[4]。我们知道，现实的生活中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想把道德和幸福真正统一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康德将道德的研究转到了形而上学这一高度。于是就有了康德的两个悬设：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在康德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必须假定那道德的世界，对我们说来，是一个未来的世界。所以上帝与来生是两种基本设定，而按照纯粹理性的原理，这种基本设定和同一理性所加乎我们的责任，是不可分的。”[5]
康德为他所提出的两个悬设感到十分自豪，按他的观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使人自己内心对现实生活中的诱惑有抵抗性，人们便会知足而后“自足”。站在实践理性角度，康德认为：“理性的那种必然的理念，是把我们自己看做是在思宠的世界中的而在那里幸福是等待着我们的，除非由于我们自己不配得到幸福，而限制了我们在幸福中的份额。”[6]理念世界解决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道德问题，达成了二律背反，这是康德理论的一项伟大创举。
二、后人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一)海涅的批判
严谨过度的人责备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并认为其伦理学只流诸形式主义。海涅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作为绝对不能证明的东西加以推倒了全部的东西——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作为公社恢复起来。这是他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的表现，他认为虽然其并没有扩充我们的知识，但整个说来“它们给理性一种对这些概念的权利，否则，理性就不能允许自己甚至有论证这些概念的可能性了”。这是海涅对康德伦理学理论的嘲讽，也是他认为康德伦理学流诸形式的证据。
(二)叔本华的批判
叔本华认为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批判了宗教哲学，但是他的实践理性最终又变成了另一个被复活的上帝。然而，康德对于理性的限制，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非理性主义的一种默认，理性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也就只有非理性来加以解决了。他建立起经验主义伦理学就在于，继承康德的宗教批判思想，进一步对理性宗教进行更为彻底的批判，最终树立起关注个体的人的存在和境遇的非理性主义伦理哲学。
在伦理学上叔本华认为：“道德学研究的是实际的人行为，不是研究先天的纸糊楼阁。”[7]叔本华也因为这一点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他认为康德的伦理学是不会存在的一种假定，是“伪装的神学道德学”[8]，是一种最为抽象的概念，是表面的道德学说，而其内在是对康德“上帝”之说的迷信。叔本华要建立的是基于人们实践生活的具有社会实践性的伦理学说。
叔本华认为康德一开始就偷换了道德学概念。义务等概念都不能逃脱上帝哲学的假设的最初，上帝存在的假设保证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实际意义。“一切责任的观念与意义，纯粹、完全来自于它对威胁性惩罚和允许的奖赏的关系。”[9]责任本身以人们设定惩罚和奖赏来作为条件，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它是以惩罚或奖赏作为条件来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康德所说的“绝对”的意思是“无条件的”，所以他的伦理学以“无条件的责任概念”作为基础，就是“一个形容词与其形容物结合的矛盾”[10]，然而，这种“无条件的责任”在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当中难以找到依据。
叔本华批判了康德伦理学的基础和根源：他完全建立在纯粹先天概念(即纯粹理性)之上，没有任何实在内容和经验依据，适用于有理性者却不能激动人;缺乏真正实体，没有可能的功效，是建立于虚无之上和漂浮于空中，无物能赖以支持，无物能被激动。这种以命令形式出现的义务伦理学来自于神学道德观，“它本质上，是牢固地建立在人之依存于另一个意志的假设之上，这一意志向他命令，宣布奖励或惩罚。”[11]似乎上帝存在这个悬设扎根在了康德所有的伦理学和道德学说之中。
三、康德的“回应”
海涅和叔本华都未曾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康德那里宗教并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道德的结果。道德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然而它从何而来，这一点对于康德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宇宙之谜。就像宇宙本身从何而来是一个谜一样。“有两样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12]康德接下去说，惊奇和敬畏虽然能够激起人们去进行探索，但毕竟不能弥补探索的不足，那么对探索来说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科学方法，哲学永远都应该是科学的维护者和导师。康德从来没有对这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概念放弃。
无论在理论哲学之中，还是在实践哲学之中，法则都具有中间的位置。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都必然要通过法则实现出来，而这里最为特殊的一个特征就是，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在自由领域，纯粹理性都通过作为理性存在着的人在颁布法则，人既为自然立法，也为自己的实践活动立法。然而在哲学世界纯粹是有必要的，这是康德的坚持。
纯粹实践理性原则就其本身而言仅仅为意志提供了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原理，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这条法则并没有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具体做什么，比如，不许说谎、尊重生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在做那些事情时他们的意志所依据的准则能够同时用做普遍立法的原则，这就是说：他据此准则来对待所有其他人，并且他也愿意所有其他人据此准则来对待他自己以及任何人。深入分析表明，在更为准确的意义上，这样一条实践法则应该是对所有实践原理的形式约束，只有符合这个约束的实践原理才能成为实践法则。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里仍然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纯粹实践理性法则是先天的决定意志，但是道德行为毕竟是需要。此处关系到既是理论性又是实践性的问题，康德认为这种实在性法则自身是需要得到判定的，实践对象始终必须有其经验的表现。康德对这个难点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并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如果一般而简单地说，这个困难就是：先天的道德法则的实践效用如何在经验事件上得到验证。因为这样一个作用不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之间的单向作用，而且还要在已经受到另一法则支配的事件中有所表现。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愿望是能够构建感性和理性的桥梁，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推进伦理学的发展使后人受益无穷，并且能够使人们完全明白伦理学的真正内涵，从而找到什么是真正的“善”，这种善具有纯粹性并且是最高的善。因为“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力通过人的审美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并激发起人的道德情感，目的论则通过对自然目的的追溯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已肩负着和世界相关的道德目的”[13]。
康德永远在追求一种他认为内心完美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是纯粹的，所以他用形而上学只是想像数学一样使伦理学达到一个形式纯粹的高度，然后这个形式如果是合理和可以实行的，那么再回归到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中去再让人们去践行。他认为只有达成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内在认可，人们才能从心底诚服，才能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包括他假设的上帝和灵魂不朽也是为了让人们从心底遵循这种道德律，有一种对道德的敬畏之情。另外，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毕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迷信上帝的多，所以他借用上帝这个翅膀来表达自己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想维护自己建立的这个道德王国的威信。
看了“康德的实践哲学”的人还看了：
1.关于哲学实践认识论文
2.康德道德哲学观论文
3.关于哲学实践认识论文(2)
4.康德哲学论文范文(2)
5.关于康德哲学的论文
[关键词]李凯尔特;历史观;研究情况
在西方国家里，成体系的历史哲学是18世纪以后产生的，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是与其产生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亦是如此，它也是经历了对社会历史基础沉淀的过程而产生，近代的工业的超级繁荣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结构一去不复返，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和作用的日益深远，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发生的新的变化。
西方的的历史哲学像一棵令人欣喜的树苗，到了19世纪开始向两个方向分枝发展，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思想家们研究历史哲学的旗帜性经典。黑格尔是以他的“绝对精神”阐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必然性的认识。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对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认识是普遍的，而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就是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主要得意于分析的哲学日渐成熟，它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分析的哲学为历史哲学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基石，它们狠狠地批判了以往思辨的哲学方式，他将历史哲学的眼光从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引到了对于历史知识的探讨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地位得到了突显的提升，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是人对于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解，认为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历史本身，而应该是解释历史知识，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实证主义的出现对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功不可没，当实证主义将历史当成和自然科学同样的一门学科的时候，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哲学的土壤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养料，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承受不了自然科学的攻击日渐式微，但历史并没有被自然科学湮灭，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文德尔班在其著作《精神科学引论》中曾指出自然研究的是物质，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的人的精神，他最早提出了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虽然这只是分析和批判历史哲学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时间证明，他的理论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为主流，但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从科学分类的角度出发，也有的是从历史认识具有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的，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是以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成绩斐然。他的思想与他的老师文德尔班如出一辙，二人都努力想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展露手脚，李凯尔特将文德尔班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理解，使之更加系统和完整。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是其思想的核心，“一般性”是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而历史哲学则是“个别性”知识。记录的都是特殊的事件和知识，的都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对立起来，强调其不同，在他的哲学里，历史就是只出现一次的，不重复的或偶然重复的个别事件，是不能构成科学规律的，这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形成自然科学的界限，自然科学才是规律性的科学。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这个在西方历史哲学上被问了千万遍的问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呢？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哲学资料中寻找答案，无非就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正是代表了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理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新康德主义对于历史的“个别”论，如果抛开其合理性与否暂不去讨论，它的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理论的特殊意义和贡献，国内外对于其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下面主要介绍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其整体哲学思想的研究报告只作简要概括，以求重点内容的集中和统一。
如：美国布法罗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中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进行了讨论，在此书的第六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提出了作者对弗赖堡学派特别是对李凯尔特历史观的认识。并发出了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的感叹。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涂纪亮在翻译了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对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批判》中曾指出“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所负的社会使命”。他的理论为国内李凯尔特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和童世骏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第三篇《科学方法论》及的第二章中及第五篇《价值论》中系统详细的阐述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的思想以及李凯尔特对于“价值”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中的独特解释，并对其理论作出了思考和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韩震教授在他的《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下编“西方历史观念”论述了西方的主要历史观念，内容从古希腊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思考开始，一直论述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第十一章《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对于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进行了研究，肯定了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研究过程的中地位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读。
【摘 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批判性思维培养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界受到高度重视，有关批判性思维研讨会层出不穷。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的课程目标中明确写到：“发展好奇心与求知欲，发展科学探索兴趣，有坚持真理、勇于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这正如本文中前面指出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精神；“尝试经过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质疑能力，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这些目标与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智力技能也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这次“新课程标准”的一个目标。
关键词 高中物理；教学；培养；批判性；思维
因此，有必要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有意识的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所以，笔者从以下几点来着手：
1.重视实验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近现代的物理学更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必须重视实验。
学生做的实验基本上是以验证性的实验为主。验证性的实验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由已知理论推导出的新结论正确性。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由于仪器设备、人为或者实验设计的原因，致使实验结果不明显，或者实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甚至是出现与预期不相符的实验结果。这时老师应引导学生对这些“不正常”现象进行思考，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鼓励学生对实验进行改进，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学生把这个实验做完了回去处理数据交实验报告，这样容易养成编数据造数据的习惯。应该在实验室内就让学生把数据处理好，然后分析与理论之间存在误差的原因。这样就“逼”着学生去思考产生问题的原因，去思考改进实验的方法。
2.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所有一切的开始也是关键所在。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对其在中学时期提出的“站在以光速运动的参照系中观测光线会看到什么现象”的问题的思考，是他的相对论思想的最最初始的萌芽。
处于青年时期的学生，他们的思维是十分敏锐的，时常会有一些思维的火花迸发出来，尽管有些问题可能看起来是十分荒谬的，但老师这个时候不应该批评、嘲笑学生，打击他们的自信心，而是应该引导、鼓励他们。
物理学与生活、生产、技术、社会、自然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物理学习可以和科技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使物理理论的“枝干”上长出茂盛的“叶片”。如：圆周运动与gps全球定位系统；万有引力与宇宙探测；光的反射、折射与光纤通讯；电磁感应与磁悬浮列车；激光与全息技术；原子理论与核能利用等等。物理学习也要与生活联系，如：闪电、台风、蝙蝠、舞蹈、杂技、体育运动、家庭音响、人体辐射、血压与心脏功率、B超、X光检测、CT检测、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等等。这些领域涉及的物理知识丰富多彩，学生可以提出非常多的问题。教师引导他们关注这些问题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使学生感觉物理是既鲜活又生动。当然，物理作为一门科学学科也要与社会紧密联系。要引导学生用物理的眼光去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科学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3.分组讨论
分小组讨论是让学生进行广泛的交流。在辩论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对别人和自己的观点进行分析、判断、怀疑和评价，这中间可以让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很大的锻炼。期间学生通过讨论可能会从一开始对自己观点的坚持，到对自己的观点加以合理的修改，甚至于完全否定，这就需要学生乐于计划，有灵活性和坚持性，能自我纠正的批判性精神。
4.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有意的引入一些错误的观点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错误的观点，可以使学生摆脱“老师永远是正确的”这样一种惯性束缚。最近新课程强调的理念是：教师的角色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承者，而是学生的合作伙伴。长期应试教育形成对学生的权威性，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教师始终以权威的姿态出现，要消除学生对老师的畏惧心理，我们必须重构师生观，鼓励学生敢于超越老师，学生的问题看起来是离奇或荒唐，但创新的火花往往就在这中间迸发。教师的职责是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和教育环境，强调不要只是给出正确的观点，而是说出观点的理由，争论时允许学习方式和能力存在差异，要允许学生对争议过程作观察，相互作用和内化，鼓励他们自由讨论。
这些观点可以是历史上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也可以是学生中经常出现的错误观点。例如在讲到自由落体运动时可以先讲亚里士多德的落体论。
5.对原始问题的探讨
这里所说的原始问题是指直接来自于生活中的，未经过人为加工的物理现象或物理过程。学生通过对原始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个人想象，可以提出不同的分析、解释或答案。
正是因为是原始问题，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干扰因素，学生必须从中判断出哪些是有用的因素，哪些是无关紧要的，并且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和不同的解释。哪种分析或解释是可能的，哪种存在问题，这些都会激发学生怀疑和论证的欲望。在原始问题的探讨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得到很好的培养和锻炼。
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最终目的是能够被迁移与应用到广泛学生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去。因此，培养批判性思维不单单是物理学科的教育目标，同样也应该成为数学、化学、生物等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学科，更能为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实践提供有利条件，从而促进批判性思维有效地迁移到生活中去。另一个方面，批判性思维既需要具备严密的逻辑推理思维，同时又需要具有大胆的直觉猜测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即思维具有独立、自由、开放等特征。这些能力与品质的获得，不仅来自于物理，还有来自于物理之外的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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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建平.批判思维教育方法在美国学校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分析——兼评保罗（Paul）的批判思维观.外国教育研究，Vol.29 No.5 2002.5
[5]朱新秤.批判思维的教学与迁移.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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