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03:21:49
导语：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叫卖形式从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业广告，叫卖的传播渠道也从纯粹的吆喝到如今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进行宣传；叫卖内涵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发展迅猛，商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场、百货的叫卖各式各样，叫卖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一、叫卖文化的内涵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 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二、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三、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商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四、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对商业发展的影响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五、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未来走向预测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者：重庆市永川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永川调查队，永川区人民政府官网 ，2016
[2]《叫卖声中说变化》，作者：周礼，中国江西新闻网，2009
改革开放后的祖国
中国，是全中国人的骄傲，然而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祖国变得焕然一新，将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让祖国变得更加辉煌。一次我去了上海，发现因为改革开放上海变了，祖国更变了。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妈妈匆匆吃完早饭，我们母女俩便踏上了征途。一路上，我不时朝车窗外探望，只见以前还是一片荒野的地方，现在都由高楼大厦代替，金茂大厦巨人般矗立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世界第三的东方明珠更像一根顶天立地的柱子，耸立在海天之间;宽阔笔直的中央大道宛如一根巨大的彩带，将陆家嘴和中央公园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不远处我还看到了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宛如两条巨龙在天河上游玩。车到了北蔡，以前的茅房不见了，一幢幢漂亮的高楼拔地而起，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央公园，我们买好票，刚走进公园，立刻有一股清香直扑我鼻，接着，一大片绿色呈现在我眼前，那起伏的草坪上，许多游人正在放风筝，我越看心里越痒，便央求妈妈也给我买个风筝，妈妈爽快得为我挑了个蝴蝶形风筝，结果我们的风筝飞得好高好高，我看着那自由自在高飞的风筝，真想坐在那风筝上把中央公园，浦东以及整个上海看遍，那才叫过瘾呢！玩好风筝，我们又往前走，只见湖边游人如织，有的在钓鱼，有的在戏水，有的在草坪上野餐，谈笑风生，多像一幅美丽的写生画呀！突然我们被一个巨大的喷水池挡住了去路，那些手臂一样粗的管子喷出的水柱一定有四米高，我暗自猜想着。不知走了多少路，终于到了尽头。听说，现在开放的只是公园的三分之一而已。
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才依依不舍得离开中央公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上海的变化太大了，祖国的变化太大了，因为改革开放祖国变得更加美丽更加辉煌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相信祖国将来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神奇。
关键词：台江苗族；信仰礼仪；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2-0292-02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与意识形态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同一性，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台江苗族民间信仰种类庞杂，内容繁多，根深蒂固于苗族民众生产生活实践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台江苗族社会的发展变化，台江苗族信仰礼仪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祖先崇拜淡化
自古以来台江苗族就有崇拜祖先的习俗。改革开放后，随着台江苗族社会的发展变化，苗族祭祖仪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祭祖观念淡化。鼓社祭是台江苗族最隆重而且规模最大的祭祖活动，鼓社祭之年，苗族民众以鼓社为单位举行群体性的祭祖仪式。根据1955年台江县人民政府初步统计：解放初期，在台江的覃膏、孝弟、德条三乡镇的1 552户家庭中，人们在举行鼓社祭时就杀去393头鼓藏牛，以当时每头牛平均100元（按旧币折合）计算，共计39 300元。而每头鼓藏牛又要喂三年，每天每人割草花费的劳动力以0.40元计算，三年合计169.676元。此外，杀鼓藏牛时，每家亲友前来送礼祝贺，估计每头鼓藏牛平均礼物15元，393头年约计5.895元。在杀鼓藏牛的第二年又要杀鼓藏猪，几乎每户杀一头，也有一户杀两头的。据估计杀去的鼓藏猪大约400头以上，以每头平均15元计算，累计6 000元，以上共计达22万余元。在台江县交汪寨，总户数196户，1955年用48头牛在吃黑鼓时打架，附近村寨有五千余人到场参观，虽经主事者在斗牛完毕后宣布接受党的教育，厉行节约，不再宰杀牯牛，不按旧例招待亲友，以免浪费。但是还有800多人在交汪苗族村寨吃住一晚，仅酒饭就耗去8 000多斤谷子。如果按照原有旧俗，那么在交汪寨吃喝通宵，至少会有三四千人。 1955年台江九龙乡有四个贫农一共凑了一百九十八元买了一只牛，预备参加斗牛后杀来“吃鼓藏”。改革开放后，现代文明对台江苗族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风尚逐渐渗透到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之中，苗族人民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在当今台江苗族社会，苗族同胞举行鼓社祭时，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以鼓社为单位举行集体性的祭祖仪式，而是以亲族为单位举行家族式的祭祖活动，而且没有出现大批宰杀耕牛的现象。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郊地区和施洞口清水江一带，部分苗族家族已经没有鼓社祭习俗了，他们都仿照汉族习俗在过客家年和清明节时自由举行祭祖仪式，鼓社祭习俗渐渐淡化。
第二，祭祖仪式公开化。改革开放后，台江苗族在举行鼓社祭时，祭祖程序和仪式已经简化，各种祭祖禁令被解除。例如，按黑鼓祭旧俗，旧时祭祖须有一套接鼓、翻鼓、制鼓等特定的程序、仪式和专门的鼓藏语言，其中的某些环节仅限本家族人员参加，外人不能参与或观看。如今，时逢鼓社祭之年，人们举行祭祖仪式时，为了迎合游客需要，祭祖活动中常常出现游客与家族成员共同参加的盛大场面。过去只有在鼓社祭之年才能敲的铜鼓或木鼓，只有在举行鼓社祭时才能跳的木鼓舞，现在在台江反排等地，适逢农闲时节或岁首节日，只要有游客来访，人们可以随时为旅客表演，让旅客随意欣赏。其中，2002年农历10月，台江反排举行鼓社祭活动，在的各种文告中，一改以往由鼓社有关规定的惯例，而是由村委会和鼓社共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台江苗族鼓社祭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外来游客与当地苗族民众共跳芦笙舞，共同合影留念的现象。
第三，祭祖礼仪由文化功能向经济功能转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台江苗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鼓社祭的文化功能减弱，其商业性内容日益增强。在台江苗族地区，如今举行鼓社祭已经不是一项单纯意义上的民间娱乐活动。相反，人们举行鼓社祭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吸引外来游客，以文化消费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鼓社祭期间，台江苗族民众尽量以奇异艳丽的方式展示本民族的祭祖文化，让文化消费者在参观这一异域文化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灵的享受和满足。面对这一奇风异俗，游客追求的是一种猎奇式的异域风光，他们并不在乎苗族祭祖礼仪的原生态性质和真实寓意。游客以“误读”的方式在心中获得一种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当地苗族人民关注的则是文化消费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游客与苗族同胞之间便形成的这种“默契”中，彼此间的需要和愿望都得到了实现。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台江苗族鼓社祭已经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
二、神灵信仰减弱
改革开放后，随着台江苗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当地苗族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苗族民众对生、老、病、死等现象逐渐由盲目诉诸鬼神保佑转向求助于科学的解决方式，台江苗族地区的神灵信仰习俗出现衰落之势。
第一，神灵观念削弱。台江苗族人民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鬼神信仰种类繁多，祭祀鬼神一般须请巫师主持。许多祭祀典议都有固定的程序和内容，世代相沿成俗。特别是苗巫的咒辞，不仅有请神、送鬼的咒辞，有大量专述苗族历史、祭祀语词，同时还有各种古理、古规、古词等，民族特点十分浓厚。苗巫是苗族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和代言人，熟悉本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懂得本民族的各种礼仪和传统道德规范，在群众中很受尊重。凡婚嫁、丧葬、建屋、架桥，甚至出门办事等，都要请巫师看吉凶、选吉日。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文明在台江苗族社会的传播，促使当地苗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念发生嬗变。在当代台江苗族社会，人们不再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根溯源来获得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他们逐渐失去对神灵的敬畏和依赖，其内心深处的灵魂观念和原始巫术意识逐渐淡化，民族传统观念淡薄。广大苗族同胞对世俗生活自我感受的关注，必然削弱其民族传统文化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加速了苗族传统文化的“异化”进程。如今，尽管在台江县境内一些较为落后的苗族村寨还广泛存在着招龙求雨、扫寨、招魂等旧俗，但其神秘性已不如过去。人们在举行上述祭祀活动时，祭祀人员和宰杀牲畜数量都相应减少。过去使用杀牛送鬼，如今改用牛角和牛尾巴代替；以往规定杀猪送鬼，现在改用猪头或公鸡代替；旧时往往是全族人或本家族成年男子参加，而现在只需祭师主持，主家或三五位旁人陪同即可。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苗族民众认知水平的提高，台江苗族地区的招龙求雨、洗寨、祭嘎哈等习俗逐渐消失。
第二，巫术活动走向衰落。在台江苗族传统社会，医药落后，苗巫掌握着民间巫术，依靠民间偏方和草药为广大苗族民众治病。巫师借助巫术活动沟通人和鬼神，以祈福消灾，驱邪除病，人们对之深信有加。改革开放后，苗巫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他们在社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过去相比明显下降。21世纪以来，虽然在台江广大苗族地区仍然存在宴请巫师驱鬼治病的旧俗，但占卜仪式和层序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烦琐，占卜所用祭品趋向简单化，巫师报酬趋向经济化。过去巫师给病人治病，一般都要根据患者病情宰杀猪、牛或羊等畜生驱鬼。现在巫师给病人治病时，通常只需宰杀鸡鸭等畜生，这些祭品主要用于主家与巫师一起食用，事后巫师往往会拿取一定的现金报酬。就目前情况而言，巫师做一次占卜活动的报酬少则一二十元，多则三五十元不等。这种变化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苗族地区巫师数量稀少有关，而且也与当地苗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相连。本世纪以来，随着台江苗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部分疑难病症可以通过医疗机构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疗，因而当地苗族民众诉诸巫师占卜治病的现象逐渐减少。如遇疾病，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到医疗部门救治。即使部分苗族民众依然信奉巫师占卜，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寻求心灵慰籍而已。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们的迷信观念逐渐淡薄，其求巫现象大为减少，台江苗族村寨巫师后继无人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巫师现在已七八十岁高龄，他们一旦去世，以祭神驱鬼为特征的占卜活动必将随之消失。
三、信仰禁忌的消除
解放前，台江县苗族地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一旦遭遇灾祸或瘟疫，只知求助神灵，祈祷平安。村寨内外，鬼师施法痕迹比比皆是。改革开放后，台江苗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1981年，全县组织学习“全省农民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开设教学点26个，29个班，学员806名。1986年，有扫盲夜校162所，198个班，4 843名学员，脱盲者有936人。1989―1990年，脱盲率达80%以上。为贯彻国务院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1992年先后举办了1788个扫盲班，脱盲17 092人。台江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使许多苗族青年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了他们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与此同时，台江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当地广播、电视、书籍、报刊、影视、电子网络等新兴知识传输工具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现代传媒工具的兴起为广大苗族民众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条件。大量现代文明传入台江苗族地区，各种新信息、新观念和新思想不断渗透到苗族民众日常生活中。台江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现代文明在台江地区的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苗族人民的传统价值观念。随着台江苗族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的神灵崇拜意识逐渐淡化，迷信观念日益淡薄，神灵崇拜现象大为减少，各种信仰禁忌也随之消除。
参考文献：
[1] 石宗仁.苗族多神崇拜初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4）.
[2] 高婕.民族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保护研究――以黔东南苗寨为例[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9.
官店民族小学四②班：黄璐瑶
指导教师：李道坤
每年的十月一日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是我们的伟大祖国妈妈的生日。伴随着风风雨雨，我们的祖国妈妈已经快61周岁了。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运输日益先进，条件的改善使街道变得宽敞平整，人们出行井然有序。60年代，开门就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60年代后的今天，水、陆、空构建的立体交通枢纽网络，让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
听爷爷说，建国时期，人民生活贫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听姨妈说，改革开放前，人民的生活水平稍有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人民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上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好均衡了。
建国初期，人民的居住条件极差，不仅面积小，而且设施简陋，农村还多为土坯房、窑洞。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人畜混居一室，卫生条件极差。改革开放后，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求，于是新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楼房鳞次栉比，犹如一座新城。液晶电视、电脑、汽车、高档家具已经入住普通人家。------
关键词广州住区规划发展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广州地区城市经济、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成为我国较早进行房地产制度改革的城市。伴随着商品住宅逐渐的推广，广州房地产产业迅速崛起，并在政策扶持和整治约束下，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广州市住宅建设及住区规划发展带来了契机和动力，使得广州住区规划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发生了前所未有发展变化，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住区规划建设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在其发展演变到今天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规律并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1住区规划思想演变
改革开放后的广州住区规划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借鉴尝试到实践创新的过程。引进外资开发建设房地产促进了广州住区规划打破以往行列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周边式、散点式等多种布局方法，同时把环境设计的思想融入了其中，利用围合出的院落空间设计绿化小品。
进入了九十年代，随着住宅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住区规划得到了重视。开始把“以人为本”的原则纳入到了设计中来。住区规划为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开始出现各种不同形态风格及不同档次的住区，如异国风格住区、别墅住区等。此外，随着住宅市场化及住宅技术的进步，高层高容积率模式住宅区也在此时出现并得到广泛推广。
新世纪后，在九十年代住区实践反馈的基础之上，异国风格在住区规划中的应用经历了从盲目发展到回归理性，在传统文化的引导下积极探索适合地方特色的设计方法。此外，面临日益破坏的生态环境及逐渐缺失的自然资源，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保护自然原生态的智能集约型住区及绿色生态住区都相继出现并得到了重视。
2规划布局形态变化
2.1住区规划结构——由分级结构到自由模式住区
广州住区规划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苏联居住小区思想影响，严格按照分级结构设计。即以组团为最小单位划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组团三级结构、居住区/居住小区—组团两级结构及整体组团式或城市街坊式的单级结构。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分级结构开始向多元化发展。由于景观设计在此时得到了重视，在规划结构设计上往往以突出中心景观效果为出发点，同时强调构图的完整性及独特性，因而这种带有独立而鲜明风格特征的自由模式规划的方法逐渐得到了青睐。到了2000年后，自由模式已经完全取代了分级结构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结构设计方式。根据不同规模的住区，考虑到小区管理及可识别性问题，采用了两种模式：在大型住区规划中以组团为基本单元自由组织规划形态；中小型住区彻底取消分级或分组团的概念，构图更加灵活、自由。
2.2住区布局形式——由单一到多样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广州住区布局形态上均为片块式，其形象单一、可识别性差。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引进外资”的方式为住宅设计及住区规划带来了新的思想，在以片块式为主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围合式及轴线式结合围合式的综合式。之后在景观建设的思想影响下，发展出了照顾每一户景观朝向的向心式设计手法，此外多种手法的综合应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新世纪之后无论是外界技术支持还是内在消费价值取向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传统功能形象均不占优势的片块式及抽象的隐喻布局已经很少采用。而其他围合式、轴线式、向心式及综合式都有大量的应用，与住区结构、风格结合，作为整体考虑，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2.3交通组织——由人车混行到人车分流
八十年代受社会经济及居民收入水平的限制，私人交通以自行车为主，因此小区的道路交通规划没有把机动车列入主要考虑范畴。但在在动态交通上以开始出现一种“双层结构体系”以连廊连接相邻住宅实现初级人车分流的形式。其后随着居民私家车的拥有量的增加，人车分流的动态交通组织被广泛的采用。2000年后，住区形式更加丰富，动态交通根据不同住区用地规模及住区建筑类型，在人车分流为主导的基础之上，实现别墅住区完全人车混行，道路断面上体现人车分行；大型综合住区局部人车分流；中小型住区完全人车分流三种形式。
2.4公共服务设施布置——由集中到分散
八十年代在“六统一”的政策引导下，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设计思想被融入了住区规划之中。原来统一布置在整个住区中心的手法转化为相应的分级中心布置。此外，一些沿周边布置的商业设施及教育设施的模式也逐渐兴旺发展起来。
九十年代开始，公共设施配套由原来的计划式配建转向以经营为主。公共建筑及设施成为这一时期人们购置住宅时的重点考虑对象，因而开发商在在配置公建的种类上随着人们需求转变有所改进，兴起了住区游泳池、会所等设施的建设。其次在布局设计上，由原来的依照住区的等级结构分级设置设施的方式转变为把公共服务设施作为景观的一部分纳入到住区整体环境设计中去。
2000年后，住区建设呈两级模式发展，市区集约化、郊区大盘化。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也呈现不同的形式：在用地紧张的中心城区向垂直布局发展，多利用裙房兼设服务设施；郊区住区则以配备完善、高档次的公共服务设施吸引消费者，并颠覆了原先的集中布局的方式，采用结合自然环境分散布置，出现了泛会所等新型公共建筑。
2.5绿化景观布局——由人工到自然
从住宅市场化时起，室外景观规划开始有所重视。在八十年代时最常见利用三种元素即绿地、铺地广场、小品，采用两种布局方式，一种是采用规整的几何构图的形式以广场为中心结合绿化、小品；另一种是采用绿地园林为中心，运用岭南园林造园手法的叠山理水、植物造景等方法，较自由的布置整个中心绿地。九十年代开始景观设计成为了住区规划的重点，强调绿化景观的中心地位，在布局上更加集中。此时的设计追求华丽、气派，出现了大批的人工景观，如人工湖、屋顶花园等等。新世纪开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原则贯穿各个领域。在这种生态思想的影响下，住区绿化景观规划注重细节的刻画，更接近生活接近自然。原本大力建设人工环境的思想有所抑制，开始注重保护和利用原有植物及自然地貌等，人工景观设计结合自然地貌进行处理。
3结语
从各个时期广州市住区的规划思想、主要构成元素、布局形态等方面的发展特点来看，其发展变化是一个联动的过程。住区规划构成的各个要素之间又是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通过对广州改革开放以来住区规划发展的总结，可以看出，其总的发展趋势受三方面影响：一方面，不同的时代背景及住宅政策情况，制约着住宅投资主体的性质及开发建设的形势，同时对住区规划建设思想起到了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住宅建设技术的快速更新，赋予住宅规划设计更多的支持；此外，改革开放后，住宅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在竞争的机制下，消费者的需求被列入设计考虑的重点，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追求的转变使得住区规划设计不断创新。
总的来说，住宅规划设计是一个在社会制度、经济、公众三方面的影响下，内部各设计要素相互协调不断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周霞.广州城市形态演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吕俊华、彼得 罗.中国现代城市住宅（1840-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林琳，欧莹莹.改革开放后广州市居住区演进特征分析[J].规划师，2004，20(9)
关键词：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问题 分析
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面临的困难
从目前形势来看，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需求是非常迫切，但其建设过程面临的种种困难严重地阻碍了这种需求的实现。杨毅在《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提出目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的首要困难为缺资金，其次为组织管理问题。调查中，有很多村的村民表示，现在的水利设施状况非常差，堵塞严重，需要进行新的维修，主要困难就是资金和农民的组织问题，资金不足，上级政府无法拨款，村里筹款有限，人力资源缺乏，很多人外出打工，不愿意管村里事务。由此可见，分田到户分散经营虽说提高了个体农民的积极性，但却大大地降低了集体的筹资、组织与行动能力，在政府投资、重视不足的情况下，导致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失去了投资、组织和管理的主体和能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及科技的发展，有的村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还面临缺乏水资源和缺乏建设技术的问题。尤其是在西部干旱地区，随着降雨的减少以及地下水位的降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技术（节水技术、打井技术、筑坝修桥技术等）复杂性和资金投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村庄凭借自身力量解决本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的难度，在没有外部帮助与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听天由命。例如在调查中发现，有的衬庄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农田水利设施，村子里的池塘水井也基本没有水，村里的土地都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就是丰收年，没有雨就面临干旱，因此他们甚至觉得没有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的必要。这种情况说明，当前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一方面急需解决各个村庄内部的资金投入、组织管理问题，另一方面还要从全乡、县、国等更加广泛的地域范围以及从气候、科技、资源配置、地区发展等更加宏观的层面与领域进行统筹安排与建设管理。
二、人员、资金等主要投入及组织方式的变迁
这部分内容，将回顾现有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人员、资金投入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寻求组织建设上的启示。
1.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及维护的组织方式
据调查，目前94.5%的农田水利设施由村集体或政府组织修建，仅有5.5%的是由村民自发组织。这种情况说明，农田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农村公共物品，其最有效的组织方式为村集体或政府组织修建。今后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应该继续强调和重视这种组织方式，政府与村集体应该在农村农田水利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减少与村集体、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减小密切相关。
2.人员投入方式
从人员投入来看，主要以农民投工为主。这种方式具有节省资金、农民充分参与等优点，充分地显示了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和主人地位。然而，比较不同年代农田水利建设的人员投入方式可以发现，雇工修建正在逐渐取代农民投工投劳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简单省事，容易组织，便于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会大大增加设施建设的资金成本，另一方面还会大大减少农民对于与自己利害他关事件的参与，使其失去主人翁的地位和对当地水利设施的拥有感，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为农田水利设施的后期管理和维护留下很多的隐患。
3.资金筹集方式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筹资方式中，“村集体出资”与“农民、村集体和政府共同出资”是其现有主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主要筹资方式，但不同年代有较大的差别。改革开放前，村集体是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主要出资主体，其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由村集体承担，而此后其出资日益减少，至2000年以后基本上丧失了投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能力。相反，村民自筹资金修建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比重越来越多。加上改革开放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总量的减少，由此可进一步看出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投资的减少和重视力度的下降。缺少政府和村集体的投资，而农民自筹资金能力又有限，导致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很难跟得上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祖国母亲，您经历了多少挫折，多少磨难。才换来今天的繁荣，今天的昌盛。终于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不聊生，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体会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最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孩子们，每个最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而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妈妈说的这话说明了祖国60年代时的经济水平，这话真让我感触尤深。但改革开放后，那可不一样了。
1978年12月，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重工业优先发展下的必然。要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保证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国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力量集中到重工业部门上。最可行的方式便是利用农产品统购统销，以低进低出的方式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让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农民开始闹粮，造成“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的社会恐慌，许多青壮年劳力纷纷涌向城市另寻出路，城市人口激增:城镇人口从1954年的2200万增长到1955年的2500万再到1956年的3000万人，这个速度是惊人的。而城市因为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不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再加上农村人口分享了很多对城市居民的补贴或因无法就业的农村游荡人口在城市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偷窃，斗殴等)给城市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1月，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至此，中国的两元户籍制度从形式到内容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事实上，在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中，还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所以即使中国有户籍制度的传统，但却是不限制人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权的。1958年的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衍生出来的一项措施。至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在法理上民众失去了有力的堡垒，更推进了二元户籍制的发展。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当时的户籍政策制定是这样的: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必须在迁出前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随后，更是规定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发给户口簿，合作社以外的户口不发给户口簿。这样严格的户籍制度，特别是对农民的严格户籍限制让人匪夷所思。但是这正是因为国家坚定不移发展重工业才产生的结果，为了有效保证农村的农业生产，积累足够的剩余以维持重工业的发展，所以才因时因势而制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有效保证了农民数量不减少，使得农业生产不至于农村人口数量的大幅下降而减产;再者，因为二元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了农民的迁徙，城市的人口得到了控制，这对国家给予城市补贴和调动城市劳动力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非常有利的。可以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发展重工业才会衍生出这样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开放之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可以说我国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短期内迅速地动员和集中起了有限的社会能量，进而在基础设施上的建设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尤其是令西方国家恐慌的成就。例如，60年代，在国家综合实力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先后试爆了了核弹氢弹;70年代卫星上了天;铁矿工业，汽车工业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所以，在初期，由于重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增加了城市人口。据公开的数据，1953年至1960年，城市化率增长近6个百分点，由14．85%提高至20．74%。2．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现状。1978年后，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理论上，在随后的1988年，“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成为中国主流宏观经济发展理论。据此，政府发展策略有了重大变化，即，我国不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发展战略，转而主张逐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务来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沿海地带，发展中国经济。这样的政策，从理论上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城市劳动力缺乏必然在城市中形成一股拉力，让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与之相应的是，二元户籍制度便成了绕不过的桎梏。那么，改革开放后的户籍制度是如何的呢?1985年7月的《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是如此规定的:“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居民身份证制度也在同样的背景下于1985年9月宣布实施。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
二、三产业的人员，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
业单位聘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小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7月，从原来的随母落户发展成随父落户、住宅落户等措施。2001年3月30日撤销计划指标管理。近年来，许多地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2008年以来，各地改革加速推进。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可以说，1978年以后，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半开放期。中央和各地方对其都进行了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严格地说，改革的比重由中央政府主导倾向地方政府主导，各地方政府都根据本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在不突破中央总的政策框架下探索与本地相适应的出路，出现了方式多样，模式纷呈的态势。但各地改革的重点都是把握于“户口准入”的条件，以多种具体的方式接纳外来人口入户。其入户形式归纳起来有:亲属投靠准入、投资准入、购房准入、引进人才准入、居住证过渡准入、积分管理准入、优秀务工准入等等。长期以来，由于户籍限制以及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与福利，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虽然颁布了多项改革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取消的迁徙自由规定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也就是说，在宪法层面上，农民的自由迁徙是不受保护的;允许落户城市的户口不是完全放宽的，而是有指标有上限的，并且更多偏向于管理、技术人才或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技术优势的农民。二元城乡户籍制度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解决。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的掣肘(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个性表现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它们的工业化程度密切相连。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两率的比值是1．95(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50．9%/26．1%);而中国的比值是1．09(51．3%/46．8%)。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高出了近一倍，拿全球的情况作为参照，不难发现，中国“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很多人认为，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比值掌控(当然，很多时候是无法人为控制的)在什么样的平衡点，应该“因地制宜”。未达到世界的平均值也不能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以日本为例，作为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它的城市化水平也仅有60%，与我国现今50%的城市化率相差不多。但是，换一个视角，我们应该从发展速度上来说明中国城市化滞后问题。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城市化快速发展始于1960年，当时城市化率仅为28%，1990基本完成城市化，用时仅30～40年。1960－1980，韩国城市化率达到57%，20年时间提高一倍。从1980－1990，韩国城市化率达到74%。反观中国，1950年城市化率仅7．3%。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8%左右发展到现在的50%左右。笔者作为林毅夫先生的学生，有幸亲身聆听他的当面指教。林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韩国之前的发展模式比较相似，都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韩国从1960年到1990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城市化率从28%上升到74%，增加了46%之多，而中国从1979年到2011年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水平只上升了32%左右，较之韩国的46%相差了14%之多。城市人口诸指标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城市化水平，通过中国与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的比较，可以从“农民要市民化，户籍要一体化”的逻辑关系反映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苏联在解体之前，也与我国有着相似的户口制度。它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时，为强迫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实行了居民证制度，只给城镇居民发放居民证，农民则没有居民证。没有居民证和其他有关证明文件，苏联公民是不能异地流动的。苏联解体后，虽然由于国家制度改变等原因出现了部分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的现象，但20年间，其城市化水平高达73%。(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弊端要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形成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之后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上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历史的眼光看，二元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保证了生产力的全力发展。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作为落后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与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严重不相符，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本身使农民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然进入城市，但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劳动和报酬不对等，基本生活权利和义务不对称。面临着能力与期望失衡的问题。二是这项制度在改革开放前深入人心，使得一些农民失去自信，本身在思想上就觉得自己得到城市居民资格很困难，同时造成城市居民对农民和农民工产生歧视和排斥，这种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转变的，而需要很长时间修复，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显然，城市化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它能够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激发投资，加快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也能均衡发展区域经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而经济发展的要素环境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产业与人口共同转移成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规律。从以上分析可见，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原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助推力，人口和其他生产因素的城市集聚可以产生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显然，人口自由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的流动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度进行二元户籍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出路
一、少数民族舞蹈对于中国舞蹈发展的重要性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少数民族舞蹈，体现了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特色。在中国早期，少数民族舞蹈就已经传入内地，也改变了中原王朝宫廷乐舞的具体形式，对于汉族文化来说，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比较有普遍性。少数民族传统舞蹈文化针对自身所处的地位，对中原宫廷乐舞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还帮助了乐舞文化对中外的传播，也使民族的团结加强了不少，对于祖国的统一也起了促进的作用[1]。在中华舞蹈史中，少数民族舞蹈的历史地位不仅比较高，还比较重要。
在祖国的舞蹈艺术界中，少数民族舞蹈是比较特殊且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舞蹈可以很好地传达新颖的时代信息，例如城市的良好发展、祖国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的蒸蒸日上等，用热情、传神的舞蹈姿势在表演舞台上传达到每个人心中。少数民族舞蹈能够利用自己的艺术形象对人们进行鼓励，从而达到振奋人心的效果。
少数民族舞蹈的历史文化非常悠久，它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一一传承下来，使它自身有着非常突出的民族气息和特色，其舞蹈语汇也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风格。例如北方的舞蹈传承了当地人的性格特点，比较刚健豪放，而南方舞蹈则是婀娜秀丽；在平原地区的舞蹈比较柔美细腻，而高山的舞蹈则是奇特潇洒，各个地区的民族舞蹈各有特色和光彩。
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舞蹈家，他们的舞蹈成就比较突出，不仅在舞蹈表演、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还在舞蹈创作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例如藏族的卓玛、白族的杨丽萍和维吾尔族的康巴尔汗等等，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族舞蹈家。
二、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发展情况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在萌芽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比较注重于对少数民族舞蹈素材的挖掘和整理，而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创作表演和理论的分析。由于舞蹈是一种表演形式，只有进行演出才能够展示给世人，然后被人熟知直至被人了解、欣赏。所以对于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是比较重要的，只要做好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才能够将这个舞蹈完整的流传出去[2]。部分人并不赞同对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还有部分人认为整理编修工作需要依靠专家才能进行。但我国的舞蹈专家仍然还处于成长期，无法完全胜任对少数民族舞蹈的整理编修工作，只有让比较熟悉各地群众喜好的文化干部来进行整理编修工作，才能完全做好对民族传统的传承，对群众艺术生活的丰富。
（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
我国的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研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了规模，同时在少数民族舞蹈的教育、理论和创作方面都开始进行分支研究。改革开放使人民的国际视野得到了拓宽，舞蹈艺术创作各种变化的表现力也因各种现代化技术产品的引进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改革开放之后，如何对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进行保护和如何促进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发展是当时舞蹈艺术工作者思考的最为主要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在20世界90年代开始慢慢从文化的边缘向文化艺术的中心走去，社会各界对它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而我国出台的各种民族政策也保证了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传承和研究。
九十年代之后，对于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研究相比60年代，具有越来越高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后60年代到90年代，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内容有对舞蹈创作的探索、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现状的调查和对少数民族舞蹈赛事的研究等。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在2000年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比较重要的项目，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重点的保护对象。同时民族学者、舞蹈艺术教育者、民俗学者等各种专家，都对少数民族民俗舞蹈文化进行了重点的研究。
三、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的发展趋势
对于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已经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项目。各国舞蹈家在近十几年开展了十几次相关“民族传统舞蹈的保护和传承”的国际会议。国内外对于舞台艺术舞蹈、地域民族表演舞蹈等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3]。各民族艺术舞蹈的发展和民族生活舞蹈的发展就是少数民族舞蹈的总体发展。仪式性舞蹈、自娱性舞蹈等生活类的舞蹈一般都是群众组织的舞蹈活动，这些生活性的舞蹈在现今也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其也会有突破性的不断发展。
我国旅游文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各个民族文化村和旅游景点的建立，而给各国游客展现具有自身民族风情和特色的舞蹈对于民族文化村和旅游景点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保证民族舞蹈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好舞蹈表演的水平和质量也是比较重要的，不仅要传播和宣传我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还要展现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舞蹈给广大群众观赏。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旅游文化业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需要对民族舞蹈文化进行透彻的分析，同时进行学习和研究，保证能够真正理解民族舞蹈文化的深远意义。必须对民族舞蹈的传承和发展加以重视，才能拓展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事业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侯丽娟，杨春雪.刍议我国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J].音乐时空.2016（02）.
[2]李岩.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思路探究[J].赤子（上中旬）.2015（23）.
[3]李韵葳.原生态文化导向下的区域性民族舞蹈研究[J].四川戏剧.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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