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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论文

时间:2022-06-14 20: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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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论文

第1篇

文章利用前面构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和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城镇人口比重作为指标,构建计量模型,模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城市化之间动态影响路径,揭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提升的具体作用机理和相互影响关系。

1.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文章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平等对待系统中每一个变量及其滞后值,以便找出变量之间互相作用的机制、路径以及相互关系和对冲击的反应。而脉冲响应是建立在VAR基础上,可以把握来自每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若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则协整分析是必要的,通过协整分析可以揭示价格变量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根据前述分析,文章选择的变量共有3个,分别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化过程。文章采用非农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记为INSU。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所实现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可以度量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常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文章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互动关系检验(1)变量平稳性检验文章采用ADF检验方法,单位根滞后期选取依据SC(SchwarzInfoCriterion)最小值原则。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序列LNURBAN、LNINSU、LNINSO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可以拒绝这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经过平稳性检验说明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故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文章使用Johansen方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合理的滞后阶数,通过AIC和SC准则。根据数据的波动趋势以及模型本身的性质,文章选择检验类型是存在截距没有趋势项的类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显示存在1个协整关系。(2)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用来确定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变量之间影响的方向,其检验思想为若自变量本身的变动或通过误差调整项领先当期因变量的变动,则说明自变量为因变量的Granger原因。文章依据Johansen变量协整方程的结果决定误差修正模型的设定,并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但城市化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合理化也不是城市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直接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并不一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同时,城市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并不一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作用路径的实证检验上述的协整分析,只是说明了变量之间存在着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关系和变量之间的短期传递路径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为了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相互作用路径,需要建立VAR模型。如此可发掘三者之间具体的传导关系与时滞,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刻画具体的冲击响应路径。完成这两步计量后,可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的互动作用机理与路径,将会有更为清楚的认识。(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2)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解释利用前文LNURBAN、LNINSO和LNINSU建立的无约束VAR(4)模型,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可以分别得到LNURBAN和LNINSU对来自三者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分别选择CholeskyOrdering:LNURBAN、LNINSU、LNINSO,可以得到其combined脉冲响。城市化对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冲击产生逐渐增加的正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开始是逐渐增强的负向影响,随着时间累积又会产生逐渐增强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产生先增加后减小的正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逐渐下降的正向影响。

4.小结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显著的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都产生了正向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化的促进效应比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从脉冲响应图中也能看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化形成了较好的互相促进的作用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城市化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更大;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化还没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引起城市化先负向再正向的变动。

二、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政策选择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推进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与较同步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为此,政府在制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合理有序地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为此,文章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巩固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业的发展制约着城市发展水平。因此,首先政府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民积极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在继续发展农业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并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更好的巩固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2.合理布局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扩大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业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非农部门的顺利流动,需要城市产业部门为其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而产业是就业的载体,因此要加速城市化水平,必须合理布局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结构会相继出现轻纺工业结构、重化工业结构、高加工度结构、高技术化结构等阶段。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萎缩,并不断地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替代的现象。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重不断攀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劳动的替代提高,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弹性较高,能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因此,政府要加快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形成机制,降低政府干预,矫正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抑制企业过多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一方面要推进高新技术的开发、创新、引进、推广,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制定支持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扶植政策和区域产业转移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城市化发展的规模。

第2篇

1.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和转化。

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处于人口迅速膨胀时期,加之资源相对匮乏,这使得农村劳动力处于绝对剩余状态,所以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向城市转移已经成为必然之势,近几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民工潮也证实这一事实的体现。而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大多都未经任何培训,直接涌入到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无序状态,很多地区出现民工荒的现象。从表面上来看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是劳动力的价值伴随着市场而出现的波动,从本质上看则是因为在城市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缺少应有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对城市发展所需劳动力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职业教育在培养劳动力的时候考虑到社会需求因素,避免劳动力流动的无序和混乱;第二,职业教育可以给予劳动力一技之长,让劳动者获得收入的能力得到提升,使其在城市中安身立命。笔者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直接的,和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也呈现正相关关系。

2.职业教育可以提升劳动力的品质。

职业教育通过提升劳动力的专业素质,使其获得智力和能力的提升,并在此基础山提升劳动力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思想品德。职业教育传授给劳动力生产技术,这样使得劳动力的质量得到提升,从而提升劳动者的价值。职业教育还可以通过生产技能和技术知识的传授来开发每一个人的职业技能,使得劳动力获得个性化的发展。在传授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术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激发劳动者生产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动力。在培养劳动力设备保养、安全知识的过程中,可以提升劳动力的安全意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事故率和设备损坏率。

3.职业教育有利于城市文化的发展。

职业教育推行的过程中不断传授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将之贯穿于劳动者知识学习、行为规范培养、思想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完成文化理念条理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过程。劳动力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工作能力的同时还提升了文化价值理念。职业教育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以民主竞争意识为基础,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就是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发展策略

1.让职业教育的规模大幅度发展。

职业教育应该为城市化进程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应该能够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高技能人才的这一困境和难题。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追赶的阶段,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信息化发展势在必行。无论是制造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劳动力素质和能力的提升都需要职业教育的促进和帮助。我国劳动力数量不足导致了华东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另外,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促进劳动力资源的转移,为西部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2.调整职业教育结构。

职业教育应该将重点房子啊制造业和服务业人才的培养之上,促进城市稳步发展,缓解劳动力就业压力。职业教育应该和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调整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状态,并在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产业结构正在逐步变化。笔者根据国务院发展中心对产业结构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中发现,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将逐渐减少,第三产业劳动力将会逐渐增加。在技术不断优化、产业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我国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产业技术结构要求不同的人才。建筑、农业等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进行初级劳动,所以人才也以初级人才为主;铁路、电力和金融等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过渡,其人才结构以中级人才为主;信息、通讯和电子行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其人才结构则以高级人才为主。职业教育还要考虑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收大量的劳动力,现代服务业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职业教育应该将教学重点和培养方向集中在这方面,这对城市化进程大有帮助。

3.加快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

第3篇

一、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

1.城市化建设是发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快时期。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约3.8亿,城市化程度大约为30.4%。但与世界相比,发展还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经达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达到77.4%。据专家预测,我国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70%,在未来50多年中,将有约5亿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变为城市人口。这样不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现有的许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扩大其规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设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个城镇人口占地100平方米,增加5亿城市人口,约需要土地5万平方公里,即7500万亩。

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并转变为城镇人口,推动大批新城市的建立。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城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化建设和旧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扩大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而占一部分土地,包括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2.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最新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0.106公顷(1.59亩),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这里条件较差,粮食产量较低;人均耕地较少的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京津沪三市,这里自然条件较好,粮食产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地区。全国还有607万公顷(0.91亿亩)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积中,无灌溉设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设施的耕地,全国还有30万公顷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这些都说明,我国耕地的总体质量也是不高的。

新《土地管理法》着重强调了加强耕地保护问题,其目标是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新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但是我国耕地资源的主要特征却是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比例小,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质量低,人均耕地少,且日益减少。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所允许的条件下,绝大部分能开垦的土地已被开垦。此外,我国人口还在以每年一千多万人的速度增加,经济建设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吃饭”和“建设”给耕地带来的压力,有增无减,并没有缓解。近年来,耕地面积连年锐减,尤其是一些优质耕地的减少,很难靠开发来弥补。目前这种趋势还在发展。仅仅1997年、1998年两年,全国耕地就净减少近600万亩。地方开垦条件差或土地后备资源的匮乏,致使其既实现确保耕地不减少的目标而又同时不经济的发展相当困难。据有关方面预测,到2010年,我国还要增加一亿多人口,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陡坡退耕、灾害毁地三项,可能还要减少耕地近一亿亩。

3.缓解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的途径

在客观上,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发展和扩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发展城市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较快地发展城市,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切实地保护耕地,使两方面得到协调和统一,在发展城市中尽可能地减少耕地的占用。

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既能减少耕地占用,又能及时为城乡各项建设提供必需的建设用地,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以缓解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走土地集约化利用的道路。土地集约化利用包括四个方面:(1)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2)农村非农用地的集约利用;(3)农村农用地的集约利用(主要是大城市周围的高投入高产出);(4)全国整体的集约用地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三条是被大家所共识,而最后一条则未引起高度重视,而此条正是解决用地紧张的主要途径。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不但要从局部如某个城市或农村、某个地区或某块土地的角度来考虑,而且要从系统整体(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加快城市化进程能更好地集约用地和节约用地,能够提高全国整体的集约用地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的目标,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下面就加快城市化进程对减少耕地占用的压力谈几点看法。

二、发展城市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化利用关系

1.城市化建设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从而减小众多人口对耕地的压力

城市和乡村代表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单元,由于城乡经济水平、妇女职业类别和文化程度的差异,而使两者的妇女生育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城镇始终低于乡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镇大大高于乡村,高达90%以上,乡村二孩率超过城镇的1倍多。1998年我国城镇人口出生率为13.67‰,自然增长率8.36‰,而县出生率为17.05‰,自然增长率为10.04‰。以上海市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仅为5.20‰,自然增长率为-1.80‰。我国历年市镇与县人口生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对比见表1。

表1我国历年市镇与县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单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市镇出生率16.1415.4915.4715.3715.1314.7614.4714.5213.67

自然增长率10.439.999.709.389.609.238.828.948.36

县出生率22.8021.1719.0919.0618.8418.0818.0217.4317.05

自然增长率15.7914.0412.1812.1712.0411.0911.0810.5310.04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经济水平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则总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无论是生育率、多孩率,还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两者呈相反关系。造成城乡生育水平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妇女文化程度的差异。乡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农、林、牧、渔业妇女文盲、半文盲多,这“三多”已成为乡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职业与劳动性质。劳动性质与文化程度有一定关联。脑力劳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这一因素与经济和其它社会因素共同的影响,使他们的生育率较高。职业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生育率的高低,农、林、牧、渔业妇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职业妇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设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质,减少农业人口,降低生育率。此外,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导和加速生育水平的下降,而由于城市社会经济较发展,文化教育程度高,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较容易,能够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人口的减少又可减少对耕地的占用。

2.城市化建设有利于集约化利用土地,从而扩大耕地面积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两不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主要是转变用地方式,走集约利用土地、节地挖潜的路子。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而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粗放用地变为集约用地,并推动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是既积极而又有效地保护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纳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对比见表2。表2显示,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农村始终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为37942万,人均居住面积达9.3平方米,而农村人口为86868万,占总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积达23.7平方米。以山西省为例,1996年5个地级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农村人均占地则达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强,人均用地也越少。与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产出率和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也较高。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各项指标见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国城市增至666个,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万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与小城市相比,产业密度(人均GDP)高,第三产业比重大,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设能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利于耕地内部挖潜。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可以空闲出许多宅基地和非农用地,使这些宅基地和非农用地变为耕地,增加耕地数量。如前所述,5亿农村人口进城,若农村按人均160平方米计算,可减少占地8万平方公里,扣除城市建设用地5万平方公里,则全国可节约3万平方公里,即4500万亩;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可以使农民统一经营,连片耕作,减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农业生产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表二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对比单位:平方米/人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6.76.97.17.57.88.18.58.89.3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7.818.518.920.720.22121.722.423.7

表三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各项指标表

全国666个城市平均超大城市2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100-200万人大城市50-100万人中等城市50-100万人小城市20万人以下

城市个数(个)666112344195393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1.011.511.161.010.950.76

人均占地(平方米/人)9966.286.299105.3131.6

人均GDP913815812144551306084006281

第三产业比重(%)37.249.343.838.834.129.2

3.城市化建设有利于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

科技进步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提高了城市和农村的集约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从而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约用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越高,农业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则往往是发展家,具有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长速度快等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使科技与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假如我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去开垦后备的土地资源和复垦荒芜的土地,从而增加耕地数量;农业科技的发展使农业先进的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对农田精耕细作,从而可以提高耕地质量,达到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反过来农业的发展又保证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三、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城市化建设中,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这两方面的关系,存在着在加速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保护耕地的倾向。在如何处理耕地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中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

1.城市土地闲置与撂荒

随着国民的持续快速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土地闲置,甚至撂荒。从广义上讲,城市土地闲置是指:(1)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及时对土地加以利用,或土地利用率未达到规定要求,致使土地处于未被利用或利用不充分的状态;(2)各种非法批地所造成的闲置状态;未经批准已圈占了土地,以及未征、未用或利用不充分所造成的闲置等。1995年,全国开展了非农建设闲置土地清理工作。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全国共清查出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00平方公里,为1994年全国各项建设用地总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通过清理,已复耕240平方公里,占闲置耕地的88.9%;限期开发建设9000公顷;调整使用2000公顷;收回土地使用权4000公顷。另外,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地累计约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由于从事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和建设活动废弃土地约为33300平方公里,其中70%左右为耕地;全国因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等建设活动废弃的土地及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废弃土地约为100000平方公里,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2.城市违法用地现象严重

1995年,全国有1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按照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要求,结合贯彻国家土管理局《关于全面清理非农建设闲置土地的通知》精神,对1992-1994年贯彻执行土地、法规的情况开展了土地执法检查。据《土地报》报道,陕、粤、赣、豫、皖、鲁、吉、川、湘、浙等10个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32万宗,违法用地面积达500平方公里,浙、粤、桂3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达753300公顷。晋、辽、浙、津、鄂、闽等省,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41627宗,违法用地面积7687公顷。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江苏省,1993-1994年便查出违法用地8010宗,违法用地面积达3445公顷。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违法滥用土地,不仅远远超出了经济建设的正常需求和实际可能的开发能力,而且是外延发展、粗放经营、以牺牲大量土地资源为代价的。

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根据199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全国640个城市建成区19264.2平方公里,空闲土地按10-15%计划,这些城市用地潜力达1926-2890平方公里,如按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用地指标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可安排城市人口1926-2890万,此潜力仅是充分利用城市空闲土地得到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有很大的内部挖潜改造能力。此外,我国城市建成区平均整体容积率太低,1990年全国455个设市城市建成区平均整体容积率只有0.31。城市用地结构亦不合理,在结构上存在用地比例过大,商业用地比例偏小,道路用地比例过小的。用地结构不合理造成地不能尽其用,土地产出效益差,土地价值不能体现。1991年全国城市土地平均工业产值7277元/平方米,地均利税715元/平方米,且因城市规模而差别大,20-50万人口城市地均工业产值6625元/平方米,地均利税525元/平方米,20-50万人口以下城市地均工业产值2459元/平方米,地均利税265元/平方米。

4.乡镇布局分散,用地规模过大

1996年全国共有乡镇企业单位数2336.33×104个,职工1.35×108人,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县镇的仅占1%,在建制镇的占7%,其余98%的乡镇企业少数在集镇,绝大多数在村及村以下。由于过度分散,使用地规模至少增加1/3,出现了不注意节约用地,大量圈占农田,削弱农业生产的问题。

5.城市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相应的土地供应,从而占用部分耕地,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但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占地规模,把城市的合理发展不适当地变成乱占耕地,应予以纠正。1986-1995年,我国城市数量由321个增加到640个,增长近1倍,城市人口和城市非农业人口分别增长65.1%和51.6%,城市用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分别增长42.5%和90.2%,建成区平均每年扩大1015平方公里。城市越小,人均建设用地越多,小城市(20万以下)分别为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和大城市(50-100万人)的1.91倍和1.62倍。

四、发展城市化建设,保护耕地应采取的措施

针对目前我国已面临耕地不断减少的严重威胁,保护耕地是我国一个基本国策,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既加快城市化进程,又切实保护耕地。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

通过供地机制的变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解决乱占滥用耕地的问题,进而推动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通过调查,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体现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城市容积率、城市土地产出效益等。使所建指标体系,既有利于城市化建设,又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既达到发展建设的目的,又起到最大限度地节约用地的作用,缓解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的矛盾,变矛盾为协调和统一。

2.做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国家调控土地的基本手段,通过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潜力,地预测未来土地需求,调整各类用地结构和数量,从而综合平衡土地供需形势,达到宏观调控土地的目的。城市规划是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研究城市密度的前提下,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形态的总体设计,并通过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落实。必须将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起来,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方针,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控制乡镇企业的发展,避免乡镇企业占用过多的耕地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人、财、物等资源必然流向城市,通过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以及服务等便利条件引导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可以避免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占用过多的耕地,达到节省建设用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4.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

城市的发展建设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地通过实施旧城改造,确定以内涵为主的城市发展方针,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容积率、产出率,增加城区容量;搞好城市规划工作,坚持城市建设不求最大,只求最佳的原则,利用市场机制不断调整区域城市结构、城市用地结构和用地布局,考虑城市、集镇相互协作、取消重复设置,减少城市化过程中不必要的耕地浪费。把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经营土地。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服务。

5.根据具体情况,改革现有有关不利城市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制度和政策

制定出一系列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政策,改革现有有关制度和政策,以利于技术、资源和人才的流动。如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凡是基本上放弃农业生产,脱离农村,在城市做工、经商、经营企业,并成为自已和家庭的生活来源;长期居住城市并有自己住房,或有能力长期租住房屋的农村居民,应该改变户籍关系,变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享有同其他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对于已经获城市户口的原农村居民,不再作为农村居民,也不再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收回分配的责任田或口粮田。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脱离同土地,特别同耕地的直接联系等。

6.依靠法律、法规制止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耕地保护不利的方面

对于城市化发展中对耕地保护不利的方面,必须依靠,法律、法规,严格审批手续,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对重复、潜力挖掘不够等乱占耕地的项目则严格禁止,防止借城市化发展理由使耕地资源大量流失。

总之,城市化建设对减小耕地的占用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十分有效,我们应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搞清城市化建设(规模、速度)、耕地、经济承载力、人口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节约利用耕地角度制定城市规划和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措施和政策,探索城市化的发展途径,不断挖掘城市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城市化建设的土地管理体制。

城市化道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发展同社会生产力存在着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客观存在着。世界城市化道路的发展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人口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既指示了经济结构的化,也衡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当然城市化建设尽管占用一部分耕地,但远远低于限制城市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及农村人口非农业占用耕的数量。因此,为了实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必须发展城市化建设。但在发展城市化进程中,要处理好保护耕地的问题。

1.中国统计年鉴,1999

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

3.国际统计年鉴,1997

4.刘岳等编:国人口分析与区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第4篇

1.1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缺乏长远的规划

合理有效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对于全面推进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极其深远的意义。然而,在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发展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的原因是,进行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对于城市发展的意识程度不够到位,缺乏专业性的设计理念,有时没有清楚其意识到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对于城市化建设和人们生存环境的改造就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因此,无法有效地发挥出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的具体作用。当前我国进行园林景观建设的过程中,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了设计形式上,没有着重考虑园林景观设计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与作用,没有与实际发展情况相结合进行仔细地思考,只是考虑当前的利益,设计理念缺乏长远的规划,进而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2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无法体现出城市的人文性与文化底蕴

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的城市化建设需要从园林景观的设计开始,而园林景观设计应该首先从人的角度和需要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城市建设与园林景观设计都应该与人类发展相协调,全满满足人的需要,进而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生存环境。但是,当前城市园林景观建设中,缺乏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设计过程中无法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景观设计无法体现出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不能够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底蕴。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园林景观的设计在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是一种创新性、个性化、复杂性、系统性相结合,能够充分体验出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植树活动。每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进行城市化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与城市的发展特性相结合,充分体现出城市历史文化的底蕴。但是,近年来,许多城市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偏离来了自身城市的文化特性,无法充分地体现出城市历史文化和自身的特性。

2园林景观设计的发展策略

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周围环境等方面,此外,园林景观的设计要与时展相协调,进一步有效推进城市建设在社会发展中有效地进行。然而,在当前,我国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依旧存在诸多的问题,导致了城市化建设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为了有效解决园林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出相关的策略,进而有效提高我国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为人们创建出健康舒适的生存环境,为城市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城市建设中的园林景观设计应该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针,全面满足人力发展的需求,进行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是为人类提供一个舒适安康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人文关怀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应该全面满足人类的需求,园林景观的设计与人类发展的步伐相一致。通过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能够有效地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生存环境。除此之外,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该以生态平衡为主,与当前的发展步伐相一致,充分考虑周围环境的特征。并且,设计理念和设计风格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创新性和个性化,能够有效地体现出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的独特性,全面促进城市建设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速度。

3结束语

第5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规划与人文精神历史文脉功能布局城市建筑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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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1.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2.杭州城市建筑的历史文脉

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总称,包括村庄聚落、集镇聚落与城市聚落。杭州城市聚落发展的实质是杭州市区建成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2.1山麓孤丘原始聚落萌芽阶段(公元前222年以前)杭州城市聚落萌芽于杭州市区地域范围之内的山麓孤丘,主要分布在海拔10米和25米两层等高线上。现代的考古发现如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地“老和山遗址”,就在这一地带。

2.2沿“陵水道”发展阶段(公元前222年——公元610年)公元前222年秦置钱塘、馀杭、馀暨三县后,钱塘县就成为今天杭州城市聚落的发端。这些聚落中心,均位于当时水运交通线“陵水道”的沿线。陵道即陆道,陵水道是挖土修筑陆道而形成的人工渠道。“陵水道”在今杭州境内的行经路线,是从临平镇宝石山麓利用浅湾向西沿武林山(即今西湖群山)山麓一线绕行至南边吴山岬角后,再折南而至凤凰山麓的古柳浦,然后再西行从狭中渡浙江抵西陵通会稽。

2.3沿“江南河”发展阶段(公元610年——1919年)公元610年,隋在秦汉“陵水道”的基础上疏凿“江南河”,江南河南终端即为运河杭州段,分为杭城北段与杭城段。江南河杭城段的河堤将天然形成的西湖人为地圈固起来,至唐代增筑湖堤,加高水位,使西湖之水成为运河的水源,同时又成为运河东岸沿河堤发展起来的杭州聚落的淡水源。

2.4城区建筑风格却有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隋唐五代时期,杭州建城规模扩大,开始出现城墙,城市布局随之以坊巷格局体现;单体建筑的风格,由于中原移民南迁带来了北方建筑的痕迹,即土木建筑逐渐趋于主流地位,大型的宗教建筑也随着城市建筑的大量兴建而出现。第二次是南宋时期,由于皇室迁都杭州,使南宋时期的杭州建筑也随之有了北方皇室的华丽气派,可从留存至今的南宋京城图、皇城图和大量南宋绘画看出当时的情景。这一时期的杭州建筑特色,包括西湖园林建筑,开始出现了依山傍水顺势、精雕细琢的皇家园林,画家、文人设计而造的私家园林,对杭州西湖的建设及其对外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是元明清时期,由于杭州是东南重镇,也是历史时期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城市之一。

3.杭州新人文精神与城市规划建设

3.1城市功能布局

杭州城市未来将形成组团式的分区空间结构和组合式多中心格局,使城市的中心区、三个副中心、六个组团和其他各区块功能更加合理、明确,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城市中心将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多功能尤其是生产功能、农业功能,通过全市整体调整,向其他功能区疏解、归并,以增强现代服务功能,充分体现主城的繁荣繁华;通过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引导,使城市各大功能区,主体功能突出,配套功能完备,特征明显,品位较高。在未来城市总体功能布局上,体现大气和谐;在分区功能布局上,体现精致和谐。

3.2城市中心空间上的三大和谐。

杭州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城市中心空间上必须重视三大和谐。

3.2.1西湖与城市的和谐。杭州之所以被誉为“人间天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西湖与城市组合成“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精致和谐,景观融合,既各展风采有相得益彰。因此,通过合理的保护和整合,使西湖与城市在人文内涵和空间尺度上保持和谐互惠。

3.2.2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杭州是山水城市,今后要进一步发挥水(河、湖、江、溪等)在城市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周边的山林延伸到城市社区之中,建设一批体现杭州山水特色的人文园林。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杭州城市只有实现生态化,将生态的理念融入城市的规划、建设、生产、生活等各项活动之中,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既有现代化的设施,又有与大自然的融合,创建人们适宜的居住环境,才能真正实现“旅游购物、生活居住、求知创业”的天堂,才能真正体现杭州作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特征。

3.2.3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谐。要大力保护和显示杭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脉,保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功能;在建筑上追求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新技术运用之间的协调,积极创造既适合现代化功能又体现杭州文脉特色的建筑风格,增强和展示杭州城市建筑的艺术个性和人文特色,让城市成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谐对话的载体。3.3创新发展的布局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自然因素让位给智力因素,创新能力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杭州要保护和发展其为浙江省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长江三角洲副中心城市的战略作用,必须着力增强创新功能,真正成为“求知创业”的天堂。增强创新功能,首先要培育和增强创新源,其工作重心更多的是指创造吸引人才、资本等先进要素的机制和环境。

4.城市建筑

打好“品位牌”,彰显艺术特征。城市应当成为开放式建筑工艺品博物馆,绝大多数城市建筑物都应当按照有艺术观赏价值的标准来打造。市政府、车站、学校、艺术馆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要按照建筑工艺品的标准来设计和建设;临街建筑物应当讲究优美的造型、漂亮的外观、柔和的色调。整个城市和每一条街道都要对建筑物的风格、造型、色调、高度等因素有明确的要求,反对出现建筑造型的克隆和雷同,赋予城市建筑物文化艺术生命,努力建造中西合壁、富于特色和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4.1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

现代城市是一类脆弱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生态系统是不完全的和开放式的,主要体现在需要其它生态系统的支持(如农业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需要人为的输入大量的能源与物质,同时,城市中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排泄的大量废物,也不能完全在本系统内分解,还需要其他生态系统(如农田、海洋等)中处理消化。

城市在自然界占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却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交通和信息流,建立了大量的人工设施,并生产破坏城市环境的污染物质,改变了原来的生态平衡,造成城市物理环境的变化,如城市热岛效应、温室效应、土壤板结等。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不断影响着人类自身,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形态,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引发公害。

4.2城市景观与空间设计的特点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包含有大量的物质构成因素和若干子系统,是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是人们的主观意愿的物化表现,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情感、想象力和理想的追求。城市景观空间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人的主观意愿引导着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建成,并对已存环境施加影响力;城市景观与空间向人们传递着无限的信息,支持人们的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

城市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的影响,即在任何一个时间片段,人们都可以获得创造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各种物质要素;同样,任何一个正在营造的城市景观环境又不得不考虑时间的意义:“过去时”的历史延续,“现在时”的应用意义和“未来时”的理想追求。城市景观的本质是人们主观意愿的一种物质表达,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正确合理的城市景观设计规划理念本质上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并不矛盾,反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4.3现代城市景观与生态规划的关系十分密切。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它的主题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它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和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已经相互作用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与社会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包括生命系统、环境系统,具有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活动与城市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城市环境规划作为宏观指导和协调部门利益、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合理组织城市空间环境的重要战略部署,必须要具备生态观。只有具备了生态观,才能指导城市在今后的各项建设中向生态城市的目标迈进,建立高效、和谐的人居环境。

近年来,景观规划在城市景观特色保护与城市环境设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把它运用于建筑学、规划学中,开创了景观规划与环境设计的先例。其目标在于创造人类与他们的环境之间协调和谐的气氛,建立起土地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和谐的关系。

5.现代生态规划的内涵

现代生态规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应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根据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信息,从宏观、综合的角度,参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决策,并提出合理的开发战略和开发层次,以及相应的土地及资源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从整体效益使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关系想协调,并创造一个舒适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还不是很成熟,生态学的3个基本原则基本上可以作为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

5.1整体性原则。无论是生态建设还是生态规划,都十分强调宏观的整体效益,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中某一方面效益的增加,而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3个效益的协调统一与同步发展,并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全局性。

5.2循环再生原则。将自然界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富集、转化、分解和在生过程应用与工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及生态规划中,使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林业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获得最佳利用,从而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健康几居住环境,使废弃物对环境与人类的危害降至最底。

5.3区域分异原则。生态建设与生态规划均强调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地域分异,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指定不同的生态建设和生态规划方针,对不同的资源采取相应的保护与利用对策。

6.生态城市设计

做好生态城市设计,以真实实现城市的生态化目标,并体现不同城市拥有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风格的特点和吸引力。其基本设计有城市景观设计、城市产业设计、城市住区设计三个方面。

城市景观设计的目标是建立在由建筑、园林等为主的人文景观和各类自然生态景观构成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建筑景观设计的重点在平面规划的基础上做好空间天际轮廓线的规划设计,特点是沿主要街道建筑景观设计,要在做好高层超高层的建筑景观设计的同时,适当布置低层的生态建筑。

园林设计的重点是要做好沿江、河、湖、溪等两岸林带及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的景观设计,融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历史传统与现念及现代生活要求于一体,提高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各类自然生态景观设计的重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功能,提高其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要用生态建筑原理对居住区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形成生态建筑与完善的基础设施构成的生活环境以及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社会生态系统。居住区的设计要坚持以下原则,选择城市居住区的最佳区位和发展规模。

二是节能低耗无污染,即在建筑材料的是使上坚持环境保护原则,避免由于建筑材料的原因造成光污染、化学污染、放射性污染等。要充分考虑建筑物的朝向、间距等,以解决住宅采光、室内通风等卫生问题。

三是应用生态技术处理生活排泄物、生活垃圾。四是通过增加居住区绿地,推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湖河溪流水体的坡岸绿化等,大幅度提高居住区绿化覆盖率。居住区设置中央绿地。公共绿地必须大于人均1.5平方米。五是增加居住区的文化体育设施。城市的形成源于我们的祖先“逐水草而居”的生存准则,生态城市建设中必须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所谓充分利用,一是保护,二是提升。从实践经验看,只有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

7.结论

总之,城市规划是科学严谨的,是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中值得深思的课题,为将来留下什么样的建筑艺术,为人们的生活打造什么样的生活氛围,为可持续发展做什么样的努力。关注城市规划,是每个设计师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1.SimvanderRynandCown,Stuart,1996.EcologicalDesign,IslandPressWashington.D.C。

2.西蒙兹(俞孔坚、王志芳、孙鹏等译),2000,景观设计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Lyle,J.T.,1994.RegenerativeDesig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JohnWiley&Sons,Inc。

4.Thayer,R.L.,Jr.1993.GrayWorld,GreenHeart:Technology,Nature,andtheSustainableLandscape.JohnWiley&Sons,Inc。

第6篇

论文摘要:从驱动我国城市郊区化行为主体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城市郊区化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空间行为选择过程,并探讨了新经济时代南京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开发区与大学城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交通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等均是推动新经济时代南京城市郊区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是指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服务业、办公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关于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往大多是从制度改革、城市规划、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等宏观角度探讨,而城市郊区化机制应该是宏观(政府)、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本文试图从驱动郊区化的行为主体的角度来探讨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它以知识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使世界经济重新组织,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新构建[2]新经济的核心变化是由一个传统的以实际产品为基础的经济向一个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可以认为是一种明显的知识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成为郊区化不可忽视的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受新经济和全球化影响较为深远的地区之一,因此,以长江三角洲“三极”之一的南京市为例,研究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一、南京城市郊区化发展现状

南京市位于我国3大城市群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江苏省省会和南京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截至2002年6月,南京市域的行政区划由11区2县组成,市区包括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白下区、下关区,郊区包括雨花区、栖霞区、六合区、浦口区和江宁区,其中浦口区和六合区处于长江以北。改革开放以来,在旧城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政策推动下,以城区人口、工业企业和部分城市功能向郊区扩散为主要内容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

南京城市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工业郊区化和人口郊区化以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趋势。工业郊区化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为主,它们往往是被城市环境要求的压力所迫而外迁,同时,在外迁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改造;二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企业外迁,它们外迁的主动成分比较大,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市属国有企业从2000年初到2003年底,主城区累计迁出工业企业达到114家,迁出工业用地面积达97034万m。,大大改善了以往主城区人口过密、交通紧张、房屋陈旧、设施落后和环境质量恶劣的状况,并使城市用地有所调整,土地利用率有所提高。在人口郊区化中,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虽然城区的人口密度在大多数年份都有增无减,但随着城区原有部分人口向郊区迁移,对城区过密的人口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使整个城市人口分布趋于合理。此外,随着人口和工业的郊区化,商业郊区化的趋势也初见端倪。部分商业如便利店、仓储超市、大型专业店等开始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中,如在江宁区的双龙街附近就集中了许多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包括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仓储、家居、装饰建材超市。

二、城市郊区化驱动的行为主体

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除了传统的制度、政策(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及户籍制度)作用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使经济运行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以及城市郊区化进程[3]。鉴于此,驱动城市郊区化的行为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见图1)。

(一)政府

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促进城市郊区化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可经营的土地面积,如2000年以来南京大规模撤县设区,兼并了周围的江宁县、六合县和江浦县,使其市区面积扩大了3702krn。,这些被兼并的县(县级市)大多成为具有强劲发展活力的城市新区,成为城市政府推动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聚集的热点板块。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了城市郊区范围与郊区化进程的急剧扩张。为了提升郊区的土地价值实施城市经营,许多城市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共设施布局在郊区。同时,通过制定多种政策来促进郊区发展,如对开发区内的外资企业实施零地价甚至补贴地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促进郊区就业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

(二)企业

企业区位迁移和投资行为对城市郊区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促进了城市内部土地结构的优化,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用地等),使大量的企业向郊区扩散]。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所带来的产业布局大调整,城市郊区已集聚了大量从城区转移出来的传统产业。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以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企进入。此外,随着人口的郊区化,许多跨国公司投资于零售企业,它们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纷纷兴建大型购物中心,推动了大城市商业郊区化的进程。

(三)个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郊区化是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如住房商品化改革、因旧城改造而导致的城市居民的被动郊区化),这是区别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不同之处。郊区普通商品住宅开发相对于城区同类住宅往往价格较低,这对于城区人口尤其是工薪阶层有较大的吸引力,一些在城区工作的人员便选择在郊区购房,从而促进了人口的郊区化。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郊区新概念住宅的开发建设及其优越的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便捷的交通使得一部分居民倾向于在郊区购房。此外,家用轿车缩短了主城区与郊区的通勤距离,一些城市富裕阶层在郊区购买第二住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新经济时代是南京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除了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经典郊区化因素以外,新经济因素对南京市郊区化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空间,如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许多新概念住宅建设,以及以大学城为主的高级竞争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一)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

在新经济时代,空间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和一种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经营手段以及反映地方政府业绩的工具。城市规划的意义也实现了从传统的安排国民经济、社会生产的手段向现代的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公共政策的飞跃[6]。南京总体规划都市圈城镇结构为“主城一新市区一新城”,即主城,东山、仙西、江北3个新市区和大厂、新尧、板桥、龙潭、雄洲、永阳、淳溪7个新城。“一主三副”的城市格局以及南京跨江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郊区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7]。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也导致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外迁。随着南京地铁1号线建成,以及地铁2号东山出口的建设,进一步拉近了主城与郊区的空间与时间距离,使其与主城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愈加畅通,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在建的地铁1号线南延232程又将使江宁与主城区之间实现无缝联系,主城区的232业、居住、教育、科研、市场、旅游休闲等功能将进一步扩散到江宁区,大大促进郊区化的快速发展。

(二)大学城和开发区建设

大学城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寻求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自1987年南京大学自筹9100万元在浦口大学城征地56.67万m。建立新校区,拉开了浦口大学城建设的序幕以来,南京市又先后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兴建了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这3个大学城规划占地面积60km。,在校学生规模约37万人。大学城的建设大大增强了其对人口的拉动作用,高校学生、教职员工等在此聚集,将进一步带动房地产、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逐步扩张的态势,进而分担主城区压力。大学城的建设还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布局范式,大大延伸了南京城市的骨架,形成了现代化城市新的卫星城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南京的郊区化进程。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知识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产业空间,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大大促进了城市郊区化进程。20世纪90代以来,南京先后建成了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开发区,江宁开发区内又包括江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N-学园和华商科技园。开发区的建设引起了人口与产业在区内的集中,加快了城市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郊区化进程。

(三)跨国公司的投资

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加快,弥补了其资金和技术的缺口。我国政府关于开发区的许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人口集中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郊区化起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江宁开发区创办10多年来,已累计引进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瑞典、韩国、台湾、香港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个项目,其中千万美元以上项目239个,世界排名前500强企业已有35家进区,累计投资总额超过85亿美元,累计实现合同外资50亿美元,实现到位外资35亿美元[8]。目前,园区内著名投资企业有福特、西门子、菲亚特、日立产机、百事可乐、爱立信等。除了工业企业落户开发区外,许多外商投资于零售企业或仓储式超市。由于城市郊区拥有广阔而价格低廉的用地,吸引了如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在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聚,反过来又推动了人口及其他商业企业在此集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围地区的繁荣。

(四)房地产业的兴起

近年来,南京市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十五”期间,南京市住房市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27.62,开发投资总额累计达1021亿元,是“九五”期间的2.37倍,形成了河西、秦淮、仙林新区、江宁、江北等十几大板块。房地产开发商针对低收人群体在近郊建立普通住宅,针对富有阶层在远郊建设高档别墅,通过错位开发与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使其盈利最大化。在郊区板块中,江宁板块尤为紧俏,1992年江宁经济开发区成立以来,土地价值攀升,房地产业高速发展,集中在岔路口、百家湖、东山镇、民营科技园和将军山等5大板块,约521万m。。为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对住房的要求,郊区出现了许多新概念住宅,形成了以百家湖花园、湖滨世纪花园、中国人家、翠屏国际城、江苏省高级专家住宅园——江南文枢苑为代表的组团式开发居住群,成为南京房产市场的一个热点地区和高尚生活社区。郊区因出现许多楼盘而形成的大型居住区,为人口在城市和郊区间的重新分布创造了条件。

(五)个人消费的促进

随着南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居民也逐渐由被动郊区化向主动郊区化转变。郊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以及便捷的交通使居民越来越倾向于在郊区购房,而且由于家用轿车缩短了主城与郊区的通勤距离,使得主城与郊区的联系更加便捷,一些城市高收入者在郊区购买第二住宅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经验数据也表明,当一个城市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现象会比较明显。我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均GDP大都超过了3000美元,2005年南京市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居住郊区化已很明显。从居民购房需求上看,近5年内,南京住宅销售近27万套(3068万m2),二手房销售近21万套(16l1万m2),共计近48万套,大约1/3的南京市民乔迁了新居,改善了居住条件。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居住观念的转变,个人在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凸显,成为郊区化的行为主体之一。

第7篇

1.1实验试剂

乳酸发酵菌种:植物乳杆菌;发酵液500mL;电极室用水:0.3mol/L的Na2SO4溶液1000mL(阴极室和阳极室各500mL);酸室和碱室为蒸馏水。发酵培养基每升含:蛋白胨10g、牛肉膏10g、酵母粉5g、葡萄糖50g、乙酸钠2g、柠檬酸二胺2g、吐温-801g、磷酸氢二钾2g、七水硫酸镁0.2g、一水硫酸锰0.05g。

1.2实验仪器

恒温振荡器、高压蒸汽灭菌锅、发酵罐、干燥箱、电子天平、pH计、生物传感分析仪、分光光度计、冰柜。其他常规实验器皿:烧杯、量筒、玻璃棒、酒精灯、接种环、培养皿、移液管等。直流稳压电源;明道式电渗析膜堆一套,外配容量为1000mL的烧杯5只,硅胶管(约0.5m)10根;小型潜水泵5个。通过发酵罐控制主机箱上的蠕动泵,将双极膜电渗析的碱液隔室与发酵罐进行连接。为了降低发酵罐中染杂菌的风险,必须对连接的管子进行灭菌操作。发酵罐内由pH计进行实时监测,当pH低于设定值时,由蠕动泵自动将双极膜电渗析的碱液隔室中的碱液泵入发酵罐进行调节。由于软管内是强碱环境,故碱液室与发酵罐之间的连接管不需要进行灭菌操作。

2实验步骤

2.1双极膜电渗析的准备

(1)组装膜堆:按“阳极板—隔板—双极膜—隔板—阴膜—隔板—阳膜—隔板—双极膜—阴极板”顺序组装膜堆,用长螺杆钉压紧膜堆。为了确保装置的严密性,应使隔板之间的垫圈厚度不超过垫圈槽,并使双极膜的阳膜侧朝向阴极板。此外,在用螺钉压紧装置时,应注意均匀用力,以防止装置变形甚至断裂。

(2)连接设备:在隔板出口分别连接出水管和进水管。将进水管与外置烧杯中的潜水泵出口连接,将出水管的出口端连接到烧杯中,以确保循环通路畅通。

(3)注入料液和电极水:在盐室中注入料液,在极室中注入电极水,在酸室和碱室中注入蒸馏水,此过程应保证料液淹没潜水泵。对于双极膜电渗析,应在实验结束后将各个隔室、烧杯和潜水泵内的料液或电解质溶液清洗干净。若长期不用,应将装置拆卸还原,并确保各组件干燥和清洁。

2.2发酵过程的准备

(1)种子培养基的培养:配制一定量的种子培养基,并在高压蒸汽灭菌锅中灭菌。灭菌条件为:121℃,20min。待培养基冷却至室温后,取新鲜斜面菌种,接入种子培养基中,在转速为150r/min的摇床中培养24h,温度恒定在37℃。

(2)发酵罐灭菌:将配制好的发酵培养基加入到发酵罐中,此处应注意体积不能超过发酵罐总体积的2/3。然后将发酵罐和培养基一起放入灭菌锅中进行灭菌。

(3)火焰接种法:先用医用酒精擦拭接种口;在火圈中加入酒精,点燃后套在接种口上;关小空气进气阀,调节进风,降低罐压,打开接种口盖;在火焰范围内打开种子培养基的瓶塞,在火焰上烧灼几秒钟后,迅速将种子液倒入发酵罐中;在火焰上烧灼接种口盖子数秒后,迅速盖好接种口盖,关闭空气进气阀。

(4)发酵培养:接种结束后,对发酵培养过程的各项参数进行设定,开始培养。发酵过程中要打开冷凝器水阀。具体操作参数:转速为150r/min;温度为37℃;pH为6.7。

2.3发酵罐与双极膜电渗析集成操作过程的监测

在集成操作过程中,要对发酵罐和双极膜电渗析同时进行监测,防止任一方出现问题导致集成操作失败。发酵过程:

①通过发酵罐的主机控制发酵的pH条件、溶氧浓度和实验温度。每1h记录pH、温度和溶氧浓度,通过数据判断发酵过程是否正常;

②每4h测量残余葡萄糖的量、生物量和乳酸的生成量,以判断细菌的生长情况和乳酸的生成情况。双极膜电渗析过程:

①双极膜电渗析过程调整稳压电源的电压和电流值来控制实验条件,每1h记录电压、电流。

②每4h测量酸室中的乳酸浓度、碱室浓度和碱室碱液体积。

3分析方法

3.1葡萄糖和乳酸的测量

在发酵过程中,要间断地取样进行监测。发酵液中含有有机酸盐、无机盐、菌丝体、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等。双极膜电渗析过程的料液是经过超滤和脱色之后的发酵液,主要成分为有机酸盐(主要为乳酸盐)和无机盐类物质。实验中使用生物传感分析仪获得葡萄糖和乳酸含量。

3.2生物量的测量

在发酵过程中,要及时监测乳酸菌的生长情况。取样后,用0.3mol/L的稀盐酸溶液稀释,目的是消除一些沉淀性盐的影响。在波长为600nm处,测量吸光度。对于产酸量(Na)、产碱量(Nb)以及它们各自的电流效率(ηa和ηb),可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

4实验注意事项

(1)发酵实验结束后,需要完成乳酸发酵液的初步提取工作。应及时向发酵罐中加入NaHCO3,使pH升高到10左右。同时升高温度至90℃,使菌体和其他悬浮物下沉。发酵原液澄清后,将上清液收集到塑料桶中,放入冰柜中保存并用于下一步的提纯。对澄清后的沉淀物集中进行处理。

(2)在利用发酵罐控制主机进行发酵液pH调节时,要控制碱液的添加速度,以使碱液与发酵液充分混合反应,并确保发酵液的pH不被调节得过高而影响微生物生长。

第8篇

摘要:生成课程力图摒弃预设课程的弊端,强调对话与合作,表征着未来课程发展的根本特点与主流方向。生成课程具有体验性、创新性和生命性的特点,它是对预设课程进行批判反思的结果,也是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课程回归生活的应有之义。生成课程的实现条件是:提升教师与学生的课程意识,优化师生关系,确立主体取向的课程评价观。

关键词:生成;生成课程;预设课程

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课程理论在极大地推动了课程科学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危机和人的危机。因此,在它由诞生到逐步确立起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就绵绵不断地出现批判者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又不约而同地指向其课程的预设品质,由此而涌现了异彩纷呈的诸多课程理论话语。正是这些多元的课程话语谱写着一部精心动魄的“多声部”交响乐,而这部交响乐又有意或无意地响彻流淌着“生成”这一主旋律。于是,课程的生成性问题以其富蕴的时代精神就日益浮现出来,让我们难以回避。这样,“生成课程“作为一完整的概念就应运而生。“生成课程”又称“呼应课程”,它是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贝蒂·琼斯提出的。我们认为,生成课程不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操作模型,而应理解为一种课程理念,也即以生成论思想关照课程,力图实现课程向生活世界的根本回归,它作为一种课程理念,具有导向性与前瞻性等特点。本文也正是力图以生成论作为理论背景与思想来源,并在与预设课程的多层面相互比较中,试图对生成课程的一些基本理念做一简要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课程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以及对我国的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以及特性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

既然生成课程以生成论为理论背景,那么就有必要对生成论作一简单介绍。生成表示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生成与预设相对,“预设”是指已经完成、已经完结。在当前,生成论思想虽然仍缺乏系统的哲学建构,但它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亮点。生成论是关于事物生成、演化过程和规律的思想,它坚持宇宙万物在本质上是生成的,它对世界持一种动态的整体性分析观点。

所谓生成课程是指:以真正的对话情境为依托,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持续相互作用过程中动态生长的建构性课程。这表明课程弃绝了“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而代之以“一切将成”,课程在过程中展开其本质,课程活动成为师生展现与创造生命意义的动态生成的生活过程,而非单纯的认识活动。以此为据,英国进行的开放课程,斯腾豪斯倡导的过程取向课程,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瑞吉欧—艾米利亚的“项目活动”课程,以及丰富的后现代课程理论都是生成课程的深刻体现。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课程学者多尔就认为课程是在师生对话中生成的,“适应复杂多变的21世纪的需要,应构建一种具有开放性、整合性、变革性的新课程体系。课程不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载体,而成为一种师生共同探索新知的发展过程;课程发展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不再是完全预定的,不可更改的。”澳大利亚学者布莫等人倡导的“协商课程”实质上也是一种生成课程,其课程内容方案的制定以及实施都是由师生通过协商合作而共同完成的,同时课程所蕴涵的价值、意义、精神也通过师生的相互理解而得以生成。我国当前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也从多层面内在地反映了生成课程的精髓,比如研究型课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成课程。

这样,在生成课程中,课程就具有了全新的含义,课程真正实现了由“名词”到“动词”的根本跃迁。课程不再仅仅只是已知的结论性知识,而是师生通过对话探究知识并获得发展不断生成的活生生的动态过程。预设课程虽然也讲过程,但是过程是事先预设好的,这样,课程活动中的创造品质和生成品质遭致根本丧失。在生成课程中,教材并非学生必须识记的静态的知识体系,它既非课程的终点也非课程的目的,而是点燃学生思维火炬的原材料,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课程资源。课程的内涵也不再是静态的过去时,而成为尚未完成的将来时,这样课程就具有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生成课程对“生成”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教育中人的重视,“成人”是生成课程的核心所在,其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完整生命个体的充分实现,从而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它是“学生中心”课程,而是一种“学生本位”课程,力图以“学生”为本位而内在地整合课程的社会与知识两维度,它虽然基于学生的生活世界、需要以及兴趣,但绝非学生的漫无目的任意的自发活动。生成课程力图从根本上消解现代主义课程范式的预设性和确定性,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思维方式,使课程不再具有某种固定的程序与模式。诚然,在我国当前的教育情况下,完全运用生成课程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生成课程以其过程展开中的丰富多彩而昭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因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吻合了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从而表征着未来课程发展的根本特点与主流方向。

(二)生成课程的特性

生成课程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所依据的生成论都赋予它崭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与预设课程相区别。

1.体验性

体验具有亲历性、个人性和默会性等特点,它根植于学生的精神世界。正是在体验中,课程资源才进入主体生成之域,学习成为学生的内部需要,成为一种愉悦的生命历程,课程的意义得以生成。实际上,如果课程只是让学生记住现成的结论性知识,而不经过学生理智的探险和思维的碰撞,没有对负载着生活意义知识的独特感受与深情体验,就很难讲学生真正掌握了知识,情意领域的发展也将无从谈起,课程本身具有的深层的丰富的意义也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生成课程的体验性在根本上体现了对课程的深层次理解。尽管课程自身涵义的纷繁复杂使得我们对课程的理解还远未达成共识,但我们从课程涵义的发展走向可以发现课程正日趋强调学生的体验性、生成性,其价值重心悄然发生着由“教”到“学”的嬗变。课程即教学科目等传统观点虽然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当今的课程学者更为关注课程潜在的生成和激发性能,以发扬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于是对课程的理解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课程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制度课程”,更为重要的还是“体验课程”。这就表明课程研究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课程开发程序的论争,而应将课程联系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生活体验中促进课程意义的生成。学生不再是课程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课程发展的主体,每个学生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创造性的建构“自己的课程”,学生个体获得解放成为课程活动的终极目标,并喻示着课程理论以及课程实践必将产生深层次的变革。

2.创新性

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创新的过程。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鲜明地体现了生成的创新品质。生成课程将学生视为未完成的生命体,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开放性存在。也正是“由于把受教育者看作开放的可能性存在,他们潜伏的创造力的发挥才具备了条件”。生成课程坚信每个学生生命中都潜藏着巨大的创造潜能,并力图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掘出来,其实施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学生的创造潜能不断得以唤醒与激发的动态过程,唤醒表明生成课程注重解放并依靠学生的内部力量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而非依赖外部的控制力量。由此而论,根据哈贝马斯的“三层兴趣”理论,如果说预设课程在实质上体现着技术兴趣,并以控制、效率为价值取向,那么生成课程则鲜明地体现了解放兴趣,它以通过学生的自主创造达到个体的自由解放为根本旨趣。

生成课程的本性不只是在于让学生获得知识的增长,而在根本上以弘扬学生的创造性以及解放学生的创造潜能为根本旨趣的。预设课程实际上是反对创造的,它简单运用工业生产的运作模式,预设了课程的一切方面,课程活动过程沦为一种平面化的工艺“流程”,而非具备发展性与创造性的“流”与“变”的和谐统一过程。预设课程强调课程内容“是什么”,而生成课程与预设课程的典型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课程内容视为“可能是什么”,也即强调师生对课程的再理解、再创造,他们通过真诚的对话探讨课程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也就是师生创造性彰显与发展的过程。此外,生成课程实施中所营造的宽松自由的氛围也为学生创造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支持环境,使得学生的心灵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并为学生创造品质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毕竟,我们难以设想压制与沉闷的氛围会培养出富于批判精神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因此,生成课程是学生创造性发展的不竭源泉。

实际上荷兰学者罗格霍尔的“多观点课程”就鲜明地体现了生成课程的创新性。该课程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传承,而是提供给学生关于现实的各种观点以及解释,促使学生面对不一致的观点,引导学生进行剖析,在各种观点碰撞融合之中拓宽视野,形成新的解释,在师生共同参与及对话中发展了他们的主体性以及创造性。

3.生命性

生命性实乃生成课程的灵魂所在。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完整的生命体,其根本目的在于“成人”,使学生获得作为人的全部规定性。因此课程作为教育中的核心要素理应珍视并善待生命,课程的价值不仅仅只是让学生获得丰富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从而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更重要的是在于彰显并提升学生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就意味着生成课程的实施过程是学生自我生成、生命力不断激发的过程,成为学生的一段生命经历,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的生成。他们的生命需要得以充分满足,生命潜能得以实现,生命独特性受到尊重,生命内涵不断得到丰富,生命境界不断得以提升,课堂也由此洋溢并涌动着生命的活力。

首先,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独特性。也即生成课程重视人的个性与差异,而反对共性与同一。个性与差异是人生成过程中的根本特征。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芬芳,每个心灵世界都有奇异的美丽,每个学生都作为独特的而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而存在,他是具体的而非抽象、不能被标准化的,不同的学生在认知、情感、性格等领域,每个学生都存在着个性潜能发展的独特领域和生长点,因此,正视学生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应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正成为世界教育领域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进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内在需要。课程改革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帮助学生“找到一条最能鲜明地发挥他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才能的生活道路。”预设课程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学生生命特性的漠视,当预设课程在预先设定了课程的一切方面的同时,实际上它也无疑预设了统一标准来要求不同的学生。而生成课程则鲜明地高扬起发展学生个性的大旗,从而将预设课程对标准化产品的追求进行了彻底摒弃,并力图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展。

其次,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完整性。也即生成课程坚持运用整体性思维或关系性思维,将学生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拒斥对学生生命的人为割裂与分解。因为,学生在课程活动中,是以一个完整生命体的方式而全身心投入的,而非只是局部性的参与,学生认知系统与非认知系统如鸟之两翼,只有和谐发展、比翼齐飞,才能作为完整的人而持续地生长。这样,课程实施不再单纯是掌握知识的认知过程,而是学生个体生命全面彰显与丰富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成为自我充分实现、主体性得以全面发展的生命存在。

二、生成课程提出的必要性

(一)生成课程是对预设课程批判反思的逻辑产物

生成课程的提出决非空穴来风,它是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预设课程所日渐暴露的诸多弊端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生成课程相对于预设课程而言,预设课程是科学世界观下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并获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支持。它信奉“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认为“事物发展过程、途径、手段和结果都是先在决定了的东西,过程的本质在过程之先”。预设课程以泰勒的目标模式为代表,它是由课程专家精心设计的、教师可以按部就班运用的课程,它强调课程是事先规定好的“跑道”,教师与学生的任务就是循着固定的跑道行进并到达预定的终点。课程的一切方面都被机械化了,它有着既定而明确的课程目标、固定而客观的课程内容、机械的实施过程以及封闭的课程评价,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输入—产出”线性程序,而课程中的不确定和非预期性因素受到根本忽视。对此,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的约翰·尼莫教授曾形象地将它比喻为“罐头式课程”。“罐头”的制作由课程专家负责,教师的职责在于将“罐头”(课程)取出,学生的任务就是吞咽这些可口或不可口的“罐头”。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它表现出对社会强烈的适应性品质而根本僭越了课程的超越性情怀,这样课程无奈地沦为社会所操纵的工具,学生也被塑造成工具式的角色,其主体性与个性遭致无情的漠视与践踏,其反思批判精神与创造能力出现奇异的匮乏。

因此,预设课程已难以满足当今教育发展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克服预设课程的传统痼疾,运用生成论的崭新理念作为突破口进行课程改革,已显得日益迫切。生成课程的提出旨在对预设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力图消解预设课程固定的线形程序主义以及行为主义外塑论模式,超越目标模式与过程模式对立的窘境,以丰富与深化我们的课程理论研究,并期望在课程实践中起到相应的改进作用。

(二)生成课程是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必然结果

课程观与知识观具有内在的联系性,知识观发生转变,课程观也必然发生变化,可以说,不同的知识观必将带来不同的课程观。建构主义知识观是相对于客观主义知识观而言的。客观主义知识观以哲学认识论为出发点,认为知识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反映的结果,并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等特点。这样,客观主义知识观就趋向于将课程看作向学生传授的知识体系,由此就决定了对精细的具体目标、标准化的测验等方面的极力推崇。预设课程即是这种知识观支配下的产物。教师将充当“知识搬运夫”的角色,其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灌输这种“客观的”“绝对的”知识,知识对学生来说只是冷冰冰的事实和无情的规律,学生在被动地接受到大量的知识的同时却根本遗忘了知识的意义与价值。

而在建构主义知识观看来,根本不存在“纯粹客观”“价值中立”的知识,知识只是对世界的可能性解释。知识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相反,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将不断地被革命掉,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知识并非主体对客观现象的“镜式”反映,它是在丰富复杂的情境中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生成的,学生也并非一面“磨光的镜子”或“白板一块”,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谁也不是确定的知识主体,也没有谁是知识的客体。这样,建构主义知识观就使生成课程具有了根本性的前提与依据。建构知识观影响下的课程目标就不能被认为知识的单向传授,学生也就不必将知识视为固定的、绝对的教条加以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在与课程资源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从而成为个体的教育性经验。这样,课程目标不是事先预设的,而是师生在教育情境中通过协商而动态生成的,课堂成为师生进行知识建构与发展的实验室,而非单纯授受知识的“讲堂”。

(三)生成课程是回归生活课程生态观的应有之义

当前,学校课程“回归生活”正日益成为世界课程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其根本目的在于克服“科学世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寻找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实际上,课程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才是课程意义生成的场所。课程“回归生活”既是促进学生生命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只有如此,学校课程才会真正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并满载着生活的意义。

人类有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也将带来课程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甚至表达方式等发生重大的改变。科学世界观代表着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也称为工具理性思维。预设课程正是从“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出发,对课程进行静态化的处理,从而构筑起了现代主义课程的经典范式。生活世界观蕴涵着的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是对本质主义思维的批判和超越,它具有如下特点:“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反预定……重个性、差异,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反工具理性……重具体、反抽象。”实际上,思维方式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对课程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有相匹配的课程体系。课程在本质上是生成性的,这就意味着课程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本质,其本质应是现实的与具体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孕育出了预设课程,而生成课程则是生成性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的深刻体现,从而也真正体现了课程的精神实质与根本旨趣。

因此,在人类思维方式面临转型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我国的课程改革必须摒弃严重疏离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而强化对生成性思维方式的重视,并通过课程培养学生的生成性思维方式。课程所涉各方是否具有生成性思维方式就成为生成课程是否真正融入课程领域的关键所在。

三、生成课程的实现条件

(一)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观

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表明课程实施的过程也是课程创生、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都会随着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境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做出调整。这一过程具有非线形、自组织性等特点。自组织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它是对学生内部力量的肯定并力求获得解放。实际上教学作为一自组织系统,干扰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因素是其得以形成发展与运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它将沦为一种僵化的封闭系统。因此,它不受固定僵化程序的限制,允许“意外”以及“错误”的发生,并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这样,课程实施就不再是一种确定的封闭系统,而成为一种充满变数的非线形的复杂系统。

由此看来,生成课程的实施对教师与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提升他们的课程意识。

预设课程的运行机制采取一种“防教师”策略,教师被排斥在课程开发之外而没有发言权,他们无权对课程进行变动,也无需思考课程问题,其任务只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致使出现课程即教材、教材统治课程的现象。在生成课程中,教师不再只是课程知识的被动传递者,而是课程主动的研究者和创造者,他不仅考虑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还要考虑为何教。这样,教师立足于真实的教学情境对课程进行研究与创新的活动由此展开,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也因此形成。

在生成课程中,学生也是课程的主体,课程的创造者、设计者和建构者,不再是课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课程的主动探究者,成为自我建构的文化主体,课程实施过程成为学生主动地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学生的个人知识、生活履历、直接经验等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学生逐渐由课程的边缘人向中心发生根本性的位移。

(二)“我—你”取向的师生观

由于本质主义思维固守着一种二元对立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预设课程中的师生关系表现出“我—它”主客体关系模式的特点。这一关系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致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蜕变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其生命的完整性被简单地看作单纯的认知体而遭致肢解。而生成性思维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它根本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在生成课程中,师生就结成“我—你”主体间性对话关系。“我─你”关系并非意味着“双主体论”,因为当“双主体论”将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学生为学的主体时,教师与学生相对于对方来说仍是客体,它实际上仍是一种隐蔽的主客体模式。

“我—你”主体间性关系是对“我—它”关系的根本否定,它体现了生活世界观下的关系性思维,在力图打破笛卡尔勾勒的“单子”式主体观的同时而更为强调主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这种主体间性关系消解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认识与控制关系,而代之以丰富的充满诗意的审美关系与精神关系。这样,师生也由抽象的主体落实为生活世界中具体的主体,他们从自我中心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而处于更为广阔的范围。在这种关系下,教师与学生谁都不是中心,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对方作为客体看待,这就真正将学生提升到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为生成课程提供了最为根本的条件。

同时,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也为生成课程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自由轻松的良好氛围。因为,它弃绝了了师生关系的不平等,学生不只是倾听者,教师也不只是言说者,二者都可以是倾听者与言说者,从而将学生从教师独语控制的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样,学生才可以自由想象并自由表达,课程内容才表现出具有多种可能的开放性,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引导者与激发者,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奴隶”,而是课程的理解者与创造者。

生成课程决非弱化甚至排斥教师的作用,而是相反,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成课程中,教师必须善于倾听。倾听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它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内容表现为倾听学生的情感、欲求、思想等。正是在“倾听”中,教师才感悟到学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从而树立起生命教学观。“倾听”决非单纯的听觉反应,而是意味着教师全身心地投入,以深潜到学生心灵的幽深之处,感悟其内在生命的震颤与跳动。“全身心”的“心”必须是一颗虚静之心,才能将学生的心灵从沉睡中“唤醒”,倾听到学生心灵中那具有深层妙境的“无声之乐”。师生在相互倾听、平等对话中积极思考并自由表达,从而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果实”。

(三)主体取向的课程评价观

预设课程持一种行为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这一评价取向有力地推进了课程评价的科学化进程。但是,其缺陷也相当明显,它奉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评价者视为主体而被评价者被作为客体,以致于被评价者的主体性受到根本忽视,它简单地运用量化方法评价复杂的被评价对象,注重的是评价的判断、鉴定以及选拔功能,致使评价的促进与发展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而生成课程评价强调提升被评价者的评价意识,以此充分发挥评价的教育性和发展,从而真正转到“为学生的发展而评价”上来。

首先,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对话性。这主要是指生成性评价强调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组成评价的共同体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协商对话进行评价,这一过程是个人做、群体评的循环回归过程,评价对象也是评价的参与者、评价的主体。它力求实现课程、教学、评价的整合,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生成课程评价的这一特性也吻合了当今世界课程评价领域的发展趋势。在美国著名评价专家古巴和林肯看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评价领域进入“共同建构”时期,认为评价的本质是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心理建构”。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是一种主体间性对话关系。评价标准往往由双方依据教育情境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协商制定,因此,其评价标准是生成性、对话性的。

其次,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动态性。生成课程的动态性决定了课程评价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评价开始前只是个大致了弹性化的一般标准,随着评价的具体展开,评价标准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课程评价标准固定不变,就会丢失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甚至会产生错误的信息而误解评价的对象。唯其如此,课程评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评价的动态性表明了课程评价的复杂性,并意味着生成课程的评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长期的交往,从而获得被评价对象真实丰富而全面的信息。

最后,生成课程评价具有整体性。预设课程的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奉行“还原论”并对完整的人进行原子式分解,而生成课程是以完整人的生成为根本旨归的,学生是作为整体性的生命存在参与课程活动的,因此就不能简单地运用还原论的观点对学生进行“标准化”的分析评价。评价应该是整体性的,它不仅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等认知方面的发展,还要评价学生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心理素质、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发展。

注释

[1]转引自应俊峰.研究型课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3.

[2]李伟言.试论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教育学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4).

[3][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4.

[4]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59.

第9篇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7]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51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意义现状问题保护的动力保护的基本原则经费的负担和筹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