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3 03:33:25
导语：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1.设立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缓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商业性保险公司
根据中央“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和《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关于“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的精神，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进行多种形式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验。但是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操作条件和操作规则问题。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不明确
为什么要试验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是什么?这是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各地政府至今还不统一或存在众多疑惑的问题。他们说，办农业保险是中央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但我们地方花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有什么好处?加之中央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害怕遇到大灾还“吃不完兜着走”。这样，地方上的积极性会打折扣，而且这点有限的积极性也很难持久。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能力给农业保险试验以补贴，而且还想从农业保险的经营中得到一些好处(从保险经办公司得到一些手续费收入)。这就更难期待农业保险试验的真正启动。
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和推动农业保险的费用分担无章可循
各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不可能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以行政组织和推动为主。有的试点省，例如浙江省、江苏省淮安市都将农业保险承保面作为试点市、县政府的业绩考核重要手段。因此，在推进的过程中，除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外，地方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的农经中心等都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宣传、展业、收费、查勘、定损、理赔工作。但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实际上是他们临时附加的一项工作，由于没有专门的编制和行政职责岗位，有关农业、财税、发改部门只能临时抽出一部分人员开展此项业务。鉴于我国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和小规模经营，各地用于农业保险的宣传、展业、查勘、定损的成本相当高，而保险公司从所收取的保费中提取的经营管理费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给这些人员，这部分费用实际上还是由财政负担，但“师出无名”，有的试验地区根本没有这项费用，这些地方的区县乡镇基层干部也就没有积极性。这将可能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持续推进。
三、农民的自主投保意识参差不齐
农业保险对农业经营者来说虽然可以帮助他们分散生产风险，稳定其生产收入，保证简单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但是，由于农业灾害频繁，风险大，费率高，投保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庭收入主要不靠农业的农户来说收益更是相对有限)，农户购买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或者虽然有支付能力但不感兴趣，这就使很大一部分农民即使有政府的部分保费补贴也不会自愿投保。但对于费率相对较低、政府补贴较高险种(例如浙江温岭的露地西瓜保险)，农民感到有利可图时，其参与热情就比较高，甚至排队投保，100%投保。这种情况给农业保险经营如何平衡农民自愿投保和准确费率、适度财政补贴关系的研究带来了挑战。
四、地方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缺乏长效机制
不少省、市、自治区虽然在试点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时提供了一部分财政补贴(有的补贴保险费的50%，有的补贴35%)，但是，他们也担心全面铺开以后，财政补贴的压力必然增加。例如，江苏省金湖县现在只在该县的塔集镇开展农业保险试验，市县财政2005年的补贴额为13万多元，如果在全县推开水稻、三麦、养鱼保险，县财政每年将要为此补贴200多万元，而且这种补贴一旦实施，就不可能收回来，只可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地方财政存在补贴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建立巨灾补偿基金的条件下，真的发生大灾需要巨额赔付时，财政兜不了底，到那时政府将失信于民。
目前能得到中央财政补贴的黑龙江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拿到了4400万元的补贴，但是不仅数额不足，而且都是临时性的安排，没有长期保证。这对于一家只有数千万元家底的相互公司来说，经营风险相当大。
五、中央的财政扶持手段和力度是一个未知数
政策性农业保险离不开财政支持，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支持。财政支持一般包括保险费的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在发生巨灾损失条件下的财政支持等。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条件下，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离开了中央财政的适当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恐难建立。而直到目前，中央财政没有任何有关政策期许和支持承诺，这是大多数省、市、区不敢进行试验的重要原因，即使开始试验的财政状况较好的省份，也对试验的可持续性没有信心。这一点也正是前20年农业保险试验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当时不少地区也曾给与农业保险以补贴，但是他们能补“一阵子”，难补“一辈子”。
六、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缺乏巨灾补偿准备和分散直接保险经营风险的再保险机制
各地在农业保险的试点中发现，如果不出现自然灾害或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农业保险费可以作为补偿基金积累起来；如果出现了较大灾害，农业保险可能会出现超赔(基金积累不足赔付)的现象；如果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损失巨大的自然灾害，靠农业保险的保费收人以及艰难的积累来赔付，很可能就是杯水车薪。这就要求农业保险必须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同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再保险机制，使得风险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有效分散。而现在，尚无一个省、市、自治区在试验之初就着手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同时，部分试验的省、市、区也没有安排再保险。缺乏巨灾赔偿准备，也五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这样的农业保险试验经营就成了一着“险棋”，等于将风险都集中到了政府身上。
七、某些筹资渠道的随意性对正规制度建设效力有限
在一些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地方，当地政府或保险经营机构力图拓展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渠道，寻求一些产业化组织、龙头企业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或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展业，但这种非正规手段和制度是一种自愿行为，没有任何政策和规则约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只可以提倡，不可能要求。有多大推广价值，对正规制度建设能产生多大效力，还无法预见，因此也恐难纳入正规制度建设中来。
八、缺乏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的其他配套政策
除了财政支持政策的缺失之外，农业保险试验的其他配套政策和措施也还没有踪影，例如：
1.税收优惠政策。迄今为止，对农业保险的经营尚无任何税收政策的支持。曾有“经营农业保险免除营业税”的不成文规定至今还没有明文认可。而所得税对农业保险原则上依然征收。实际上，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费率和高赔付，使农业保险的试验经营已经举步维艰，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可能的经营结余并不能将其当作利润，而应当将其作为非常年份的赔偿准备基金。取消33%所得税征收规定是试验地区的普遍期盼。
2.“以险养险”政策。为了弥补农业保险准备基金的积累和增强偿付能力，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之一是给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某些盈利性较好的商业保险险种，甚至对这部分险种也不征营业税和(或)所得税。目前的试验中也有不少地方在这样试验。但因为没有任何规范和依据，各地也只能各行其是。例如，江苏让承保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借助该渠道同时向农民推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浙江省把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动车辆保险”都指定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共保体”投保(7月1日“交强险”实施后尚无明文)，上海允许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公司经营“农村建房保险”、“农业机械设备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但是各地的做法或者毫无依据，或者只是将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当作一个保险市场上的一般竞争主体，或者对这部分非农险业务的税赋不免，因而对补充农业保险准备金或者“养险”的正面意义有限。
九、缺乏农业风险区域规划，费率厘定和调整没有依据
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教训表明，农业保险成功经营的基础之一，是做好农业风险区域规划。因为这是正确厘定和合理调整农业保险费率的最重要的依据。我国虽然试验了几十年的农业保险，但至今没有启动农业风险区划工作，这对试验非常不利。据浙江省的某些地方反映，该省某些地区农业自然风险比另一些地区大数十倍，但省里定的农作物保险费率全省各地相差很小(风险系数最大相差是1：1.6)，显然违反了保险经营的风险一致性原则，致使其经营公平性受到广泛质疑。因为出一样多或略有差异的保险费而获得风险损失补偿的机会大不相同，风险小的地区的农户只有向风险大的地区的农户做贡献的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低风险地区的积极性。但是，因为没有风险区划作依据，同时又没有相关经营的长时间数据资料积累，其调整难度可想而知。
做农业风险区划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或某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完成的，需要政府立项并由各部门协调配合才能实施和完成。
十、专业技术和人才缺乏
农作物保险的专业性很强，要求从事试验经营的机构和人员既要掌握娴熟的保险经营技术(例如种植风险评估、费率厘定、保单设计等)，又要掌握广泛的农业技术(掌握育种、土壤、耕作、植保、畜牧、畜禽疾病防治、气象、经营管理等)知识，不然无法正常试验经营。浙江省某地区2006年开办的“露地西瓜”保险，由于其条款、费率、承保方面的缺陷，农民排队买保险，而且100%投保，100%受灾，导致理赔遇到较大麻烦，最后不得不由省政府出面协调和拍板。
关键词:农业保险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于1982年正式恢复,由于缺乏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主要走商业化的道路,在经历了几年运行之后,不断萎缩。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全面铺开,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农业保险公司相继获批成立,江苏、浙江、四川、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启动。2006年,全国多数省市区采取多种模式和渠道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论文百事通2007年,中央财政注入10亿元资金于首批被列为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的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六个省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近两倍。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但目前仍是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险种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突出,正式制度的创建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部分省市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与问题
(一)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及经验
1、“以险养险”的大农险模式
保险公司不但经营农业保险,而且经营农民健康保险、农民财产保险、农村住房保险等一系列事关“三农”问题的保险业务,在扩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实现以赔付率较低的险种(如住房险)养赔付率较高的险种(如种植业险)。这种模式以上海、吉林为代表。
上海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以险养险,即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上海模式是目前运行较好的农业保险模式,但这种模式其它地区很难复制。
2、黑龙江“互助制模式”
黑龙江省的阳光农业保险公司是一家“相互制”性质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在日常运营中较重视投保人的利益,且名义上不通过公司的对外经营获取利润,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资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旦出现灾年,保险公司需赔付的资金较多,而且需要得到赔付通常都是参保的农民。只靠参保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明显不足以满足高赔付资金的要求。资金受限是相互制保险模式的保障能力比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弱的原因。
3、以“共保”为主的浙江模式
2006年,浙江省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采取“互助合作”和“共保经营”两种模式。共保经营是主体模式,由省内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成立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为管理核算制度共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共保”模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应对罕见巨灾和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公司承保的风险,提高应对巨灾风险时的承受能力。但存在试点的区域过小,无法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问题。
4、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省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自办的代办模式。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以财政奖励代替补贴的政策,即农户可在投保后可持相关证明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为保费补贴的及时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种模式实施中,保险公司的商业化意识较浓。保险公司一方面愿意积极参与试点,把试点作为抢滩农村巨大市场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又想把试点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客观上造成了保险产品单
一、条款不尽科学合理。
(二)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补贴问题
从长期来看,要发展农业保险,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农险模式,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补贴,只能起到有限的保障作用。在浙江、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资金雄厚,而农业占地区GDP的比重较小,无论采用“共保体”模式,还是实行“大农险”模式,政府补贴充足,能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补贴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2、农民购买力与购买愿望较低的问题
我国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小、收入水平低、保费支付能力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
3、农业风险无法分散的问题
保险的大数法则,即投保主体越多,则保费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低。农业风险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跨区域的保险对象同时受灾。因此,要想分散农业风险,就必须在更大地域甚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国家扶持力度有限,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尚未大面积铺开。
4、农业保险法和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
农业保险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但仍缺少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或相关的保险的实施条例。农业保险体制相关规定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即使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导致了在实际运营中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过于集中,很难实现农业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各试点地区的农业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农业再保险缺失的问题。一旦巨灾发生,农业保险公司由于面临巨额索赔而存在破产的风险。国家在农业再保险领域和农业风险基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三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不相称。新晨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一)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农业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国家财政支持、商业化运作,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散风险,并逐步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和市场监督机制,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即:政府对保险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险业务给予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依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保险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大数法则,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承保面,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在各地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摘要】我国政策性生猪保险自2007 年出台以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如何确保政策性生猪保险充分发挥其政策性功能这一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本文从生猪保险监管的现状出发，分析如何确保政策性生猪保险充分发挥其政策性功能，实现其经济政策目标，并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 农业保险；生猪保险；政策性；监管目标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JY097）、湖南农业大学国家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项目（GYB201003） 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A168） 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亚林，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保险。
政策性生猪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保险的政策经济意义，但如何确保政策性生猪保险能充分发挥其政策性功能这一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本文将分析我国生猪保险监管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生猪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 生猪养殖的风险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在整个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面临着许多风险。生猪养殖作为农业养殖业的一大重点，是典型的风险产业，其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自然风险。从概念上来说自然风险即由自然灾害造成的欠产欠收，主要表现为区域性、难以预见性的特点。农业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 自然受到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我国国土面积大，经纬跨度也不小，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千差万别，使得农业风险更加复杂。我国的自然灾害（包括农作物病虫害等） 种类繁多，如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就生猪养殖业来说，自然风险主要体现在暴雨、雷电及泥石流、地震等引起的猪棚坍塌等事故中。
第二种是疫病。我国目前的养猪产业处在发展的阶段，有规模化的趋势。对于生产、养殖越来越集中的生猪来说，疫病就是一大威胁。近年来，由于猪病种类的增加，细菌和病毒的变异、出现非典型性疫病、耐药性的增强、生物安全措施不力，多种疫病混合感染，生猪之间交流频繁，疫病传播迅速，加之猪肉流通渠道增多，疫病检疫防疫和诊断治疗滞后等原因，使养猪业遭遇动物疫病侵袭的风险加大。表1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生猪（含能繁母猪)产量的变化趋势。
第三种是社会风险。有时也被称之为行为风险，是指由于个人或团体的社会行为不当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从生猪养殖的角度来说，社会风险包括买卖伪劣饲料等生产资料、不正确的行政干预、工业污染、农业政策等经济环境变化和故意投毒等行为给农业生产和经营带来的损失。
第四种是市场风险。生猪养殖业的市场风险主要是指因为生猪在通过市场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变化、消费者需求转移等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养殖户收入减少的风险。由于生猪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 生猪的价格易发生较大的变动。特别是近10 年内，尽管生猪养殖业发展很快，但周期性波动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并且波动幅度很大，生猪市场风险的影响日趋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说来，生猪保险主要是猪流感、猪蓝耳病等疫病以及泥石流、地震之类的自然风险和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其中因为现在生猪养殖趋向于规模化，所以对疫病等自然灾害的保险最为普遍和重要。
（二） 生猪保险的特殊性
生猪养殖产业属于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猪流感等疫病影响较大，同时，由于生猪保险属于准公共物品，所以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非盈利性，这与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的相矛盾。另外一方面，生猪保险的保费收入低，风险大，对经营生猪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来说会带来亏损，这也与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相背离。因此，在缺乏政府的费用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缺乏经营动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国生猪保险监督管理主要由监管商业性保险的中国保监会来实施，但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除之前提到的经营目的和目标的不同外，在监管的性质、内容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政策性生猪保险业务管理较之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要更加复杂，涉及到农林经济的各个方面，需要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
目前在我国，由于养殖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作用和性质的不了解及政府关于生猪保险的宣传不到位等原因，养殖户的生猪保险意识还很淡薄。而养殖户作为生猪保险的投保人和受益人，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猪保险市场的发展，导致我国目前的生猪保险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育不健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策性生猪保险市场的交易费用上涨，甚至破坏市场的交易秩序。所以，必须对我国的生猪保险实施监管，在问题造成危害之前采取前瞻性的措施，消除或减轻损失。
二、生猪保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2007年国务院为有效降低能繁母猪养殖的风险，鼓励和支持能繁母猪生产，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根据该文件， 能繁母猪的保险金额为1000 元/头，保险费为60 元/头。保险费由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30%，养殖户交纳20%。现行生猪保险监管机构是1998 年11 月成立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目前生猪保险的监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监管成本高
生猪保险自2007年出台以来，在我国发展的年限并不长，在监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我国目前采取的是较为严格的实体监管方式，重点监管条款以及费率的审批、手续费标准等理赔的流程，而对保险公司赔付能力、资产负债质量等方面的监管还很薄弱。导致成本过高，还不具备有效性。
（二） 有效性差
按业务性质不同实施不同监管是国际惯例，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性，而我国对生猪保险一般按照商业保险来监管，致使一些生猪保险的政策难以落实。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每头生猪的补贴保险费是48 元，养殖户交12 元。同时对国有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农业相互保险社、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免除一切税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生猪保险，根据具体情况，或予以免税，或予以减税。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也不会被课税。若按商业保险的规定来，这些补贴、税收优惠养殖户就享受不到了。表2反映了2012年生猪和能繁母猪的承保数据，从这些保费收入的情况可以看出，生猪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有效地实施。
三、生猪保险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生猪保险监管的特殊性
1.较难统一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一方面，生猪养殖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和疫病，如暴雨、冰灾、干旱、猪流感、猪蓝耳病等，其发生极不规则且一般都有伴发性，以往灾情和疫情累积的统计资料，对预测未来灾情和疫情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生猪品种繁多，各畜龄期生长差异较大，灾害定损标准难以量化。以一头能繁母猪为例，在生猪市场行情不同，品种不同时，每头差价可达1000～2000元。而我国目前的监管手段很难应对这种状况。生猪保险条款仅规定了生猪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付比例，而没有公认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定损标准。表3 反映不同行情、不同品种生猪的经济价值。
2.保险价值难以确定。生猪同所有的农产品一样具有鲜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使生猪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毁失，对生猪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以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如能繁母猪出险后没有佩戴耳标的就不予赔付，因病死亡的能繁母猪不做无害化处理的不予赔付，补栏的母猪未及时补办保险的不予赔付。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生猪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3.生猪保险的政策性经营方式不够明确。迄今为止，我国的生猪保险试点一直局限在“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的经营模式当中，风险投资再加上政府补贴始终是其经营的一个主要做法。从而导致政策性保险业务和商业性保险业务的核算不能够明确地划分开来。政府在提供补贴时无法准确判断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亏损究竟是来自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难以确定合适的补贴额度，难以科学评价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的绩效，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性生猪保险业务的开展。
生猪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作为一种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准公共物品。生猪保险的利益是外在的，从长期利益来说，生猪保险最终真正的受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保险公司。生猪保险的外部属性决定了生猪保险应该是一种政策性保险，应该由政府参与经营管理，生猪保险的经营费用和部分保费应该由全体消费者(或者政府)承担。
（二） 生猪保险的法制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生猪保险监管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处于真空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政策性生猪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一项措施，它的非营利性使它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它是准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非常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政策性生猪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而我国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
（三） 生猪保险的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在我国，生猪保险监管由中国保监会监管，没有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其他政府部门不得干预农业保险经营管理机构的经营与管理。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同其他产业不同的风险，从而对农业保险的经营运行与监督管理有不同的要求，然而对传统的农业保险来说，经营与监管技术只是简单地套用财产保险技术与监管体系。这样，就难以实现对农业风险的有效识别、计量以及损失控制，会使农业保险经营失去方向，增加经营的成本，从而无法吸引商业保险公司进入到农业保险市场，进而抑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监管体制是中央保监会到各省保监局自上而下的模式。在我国2009 年保监会的《关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中，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所要达到的条件做出了规定，还提到了加强监督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等内容。
四、实现生猪保险监管目标的途径
（一） 加强基层监管力量
在建立专门监管农业保险的机构的同时，可考虑根据各地区生猪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铺设监管分支机构，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加大监管的延伸触角，同时又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监管范围以及监管权限等，发挥地方政府机构的监管职责和地区优势，既不能越位又能及时补位，起到对于监管职能的良好补充与配合的作用，从而提高监管效果。
（二） 引进外部监督力量
可考虑适当引入外部力量对生猪保险进行监管。例如像国外一样，引入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审计力量对保险公司日常经营状况及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明确规定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范围、频率和质量要求，将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监管部门评价保险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使得对保险企业经营的定期审计成为防范和化解行业经营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 加强社会监督
建立生猪保险参保农户消费者监督机制。要按照维护一般消费者应有权利的要求，通过电视媒体、互联网、报刊和社会调查等方式，加大生猪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认真保障生猪保险参保农民的知情权，鼓励引导参保养殖户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主动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生猪保险运行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使广大养殖户信息灵通，以切实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已成为我国整体金融系统的瓶颈,具有不同于城市商业金融的特质,尤其在目前农村金融改革进程中,为了构建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充分竞争,满足农村金融有效需求,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强化农村金融监管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和城乡二元分化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决定了现阶段农村金融经营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低,由此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亏损严重、资本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使得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农村金融的监管无论在理念、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整体金融或者商业金融的特殊性。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有效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机构功能错位,农村资金回流,农民融资困难等问题要求建立具有多元化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有效竞争,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过于复杂的农村金融局面以及难以对农村、农业经济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缺陷均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稳定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
一、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法理基础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尤努斯认为,金融权利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法哲学研究中的人权理论将其划分为应有的人权、法律上的人权和现实中的人权三个层次,农民的金融权益便属于应有人权的范畴,不仅可以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角度得以证成,而且可以通过对其在现实中的享有和实现来评价和检验一国金融法律的质量和状况。首先,包括金融融资、获得农业保险、参与并实现合作金融等各项权利的农民金融权益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正式的确认和肯定;其次,无论进行融资、获得农业保险抑或参与合作金融,都需要在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对农民金融权益的关注和保护,决定着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的转化。因此,可以说,从法学的层面上,运用权利理论对农民的金融权益状况、原因和保护进行权利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寻求法律的保障,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核心。
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
1.我国农村金融监管资源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现有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具有诸多方面的缺陷。具体到农村金融体系,目前主要的监管机构为银监会,而且地方银监分局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属地监管机构。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机构小链条长的特点,绝大多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都设在县(市)及乡(镇)和行政村,在其辖区内只设有监管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并不具有独立的监管主体资格,而且一般仅有3—5人的监管人员,应对辖区内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已是困难,再加上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以及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参与,监管资源更是难以为继。
2.监管体系混乱,非正规农村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1)传统商业性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监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也由银监会监管,但其在资产规模、市场定位、资金运作、员工构成、贷款审批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均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重大差别,难以根据一元化的监管体系进行简单处理;(2)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比照《商业银行法》执行,监管责任由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共同担当,其效力通过县联社—省联社的模式由联社体制来贯彻,但公司治理改革未能完成,省联社的行政管理和基层社的公司治理之间冲突加剧;(3)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无需接受银监会的审慎监管,由省政府指定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试点,实际情况是,由省金融办把试点的权限再次下放到县政府,负责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的则为当地工商局;(4)合会、私人钱庄等非正式金融形式缺乏相应的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总体存在较大风险。
3.金融改革以及监管方式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手段,忽视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性培育。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轨迹即可说明这一问题,而我国农信社的改革过程仍然忽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力量,未能给农民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和改革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间,而是采取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出台一揽子改革方案,然后由各地去执行的方式,使得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机制完全未能体现农民的自主参与意愿。
4.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监管体系除前述已经论及的外部监管系统缺陷外,其内部治理、控制和行业自律等监督体系均存在缺失。
三、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借鉴
构建完备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农村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很多具有发达农村金融体系的国家均具有完善和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1.美国以农业部为政府监管主体,辅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内部治理结构控制以及农业保险的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业保险体系组成。其中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均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管辖。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则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专门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包括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这四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各自独立、职能各异。在美国,各种信用社协会或合作金融多达几十个,这些行业协会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为规范,进行自律管理。美国联邦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存款统一实行强制保险,具体业务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经营的储蓄协会保险基金承担,并承担对投保金融组织的监督。
2.法国“半官半民”体制模式。法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是从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相对较为稳定。法国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主要由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信贷合作社三级构成。其中地方信贷合作社是基层组织,直接由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入股组成,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则由地方农业信贷合作社组成,同时以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农业信贷银行作为合作金融的中央机构,对合作金融的运作提供最后的保证。1945年,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了全国农业信贷联合会,作为省级农业信贷银行在国家一级的代表,参与决定农业信贷政策。除此之外,法国的农业保险体制也相当发达,并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相对应地设置了三个层面的农业互助保险机构。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日本,对农村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以实现整体风险调控;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包括农林水产省下设金融科对农林中央金库的监管,农林水产省在六个大区设置农政局对辖区内县信联的监管,以及都、道、府、县农政部对辖区内农协合作金融部的监管。另外,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日本还设立了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组织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制度措施。
四、完善现行农村金融监管法律的构想
1.针对农村金融的特质,建立不同于城市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实践,总是将农村金融机构当作一般的金融机构看待,仅仅要求投入金融资源,没有足够认识到农业作为产业的独特性和由此产生的城市和农村金融之间的显著差别。实际上,农村金融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其本质主要是贴近农民,而不是贴近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监管首要主体的银监会,在农村金融监管中具有监管资源不足,难以贴近农村、不了解农村金融现实需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农村政策之间不具有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极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局面。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经验,我们应当以农业部为主导,同时厘清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设置目标和宗旨,在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业部之间建立顺畅的国家产业政策的表达和执行机制,并通过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导向、补充和支持等作用,构建农村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同时可以在财政部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建立辅助机制。
2.健全完善金融同业公会,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我国于2005年底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应当引导协会发挥职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和管理办法,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将那些监管部门不宜管,而被监管机构又需要的工作,尽量交由协会负责,实现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与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3.注重农村金融主体的内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内控制度建设是建立有效监管体制的关键,也是有效监管的基础。农村金融监管中内部治理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基层合作金融组织中自愿入股的成员通过完善的治理结构,形成、表达并且实现自己的意愿,同时,由于基层成员是最为贴近金融需求、了解融资状况的主体,使得对于资金发放、运用以及贷款的回收等事项具有最为直接和灵活实用的监督管理作用。另外,就农村金融本土力量的培育和发展方式而言,应该是把选择权交给农民,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摸索,自下而上地生成一套成功的借贷模式和本土金融组织形式,更好地挖掘和满足当地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
4.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一是针对农村金融监管进行理性立法,设立可以作为农村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机制,将已在农村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减少非正规金融活动对农村金融监管的消减效应;三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实现农业保险的支农功能;四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完善农村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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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寅锋,赵岩青.国外的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4.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写作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五）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对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它方面的负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美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提高了保费补贴幅度，对私营公司提供再保险、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美国农业保险险种创新越来越多，农业保险的参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参与率高达75%。1997年，美国农作物保险的承保面积为1.822亿英亩，2004年已经超过2.21亿英亩，8年增加了21%。其中2002年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不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是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高支持度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虽然在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后农业保险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边际成本已经很高；农业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计划捆绑，许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多农业生产者参加农业保险只是为了取得财政补贴，存在着大量的骗保行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被异化为农民获取政府财政补贴的“刹手锏”。与美国相比，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对中央财政并没有造成压力，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由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地区的发展。从参保率来看，各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即使是在因采取“共保”模式而较为成功的浙江省，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全省共有13976户农户参保，投保金额99397万元，保费收入2164万元，已完成大户基数的33%。同时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大多数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要由财政救济和农户自身承担。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农业保险地区采取了“统保”等应对措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严重。美国与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对比见表4，表中从支持农业保险所产生的财政压力、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程度、农业保险参与率等几个角度对两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对比。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一）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在通过保费补贴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性之后，还需要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来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成本和风险，调动保险机构积极性，主要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损失大等特点，单一农业保险机构难以承受，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针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地方试点农业保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运用大数原理分散风险的特点，可在财政支持下鼓励保险机构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的形式在时间上分散风险。
（二）提高支持标准1.提高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因而，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标准也应有一个梯度推高的渐进过程。具体讲，在保成本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5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40%；在保产量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6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30%；在保收入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70%—8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20%。2.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得正常利润，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考虑到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可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三）税收优惠针对当前我国仅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并且仅界定在种养两业范围偏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自我积累的能力，还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税收优惠力度。在减免种养两业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免征种养两业保险业务的所得税，并将对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它涉农保险业务，为农业保险顺利开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税收条件。在各地区开展试点的过程中，适当下放有关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减免权限，对税收减免后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可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有利于各地区更好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出更有利于各地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模式。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我国农业保险业可持续发展。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目标的实现。当前“三农”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够，特别是农村发展不够。而发展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从农村资金的供求情况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很大，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加以解决。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直强调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也出台了一些信贷支农政策，信贷支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三农”资金欠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国内理论界和银行部门对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对当前我国的信贷支农的困难和挑战并未出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运用农村金融等理论，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借鉴、汲取国内外农业和农村信贷体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信贷供求、信贷风险、信贷市场的问题和成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的见解，并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包括提出问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农村金融基础理论及其借鉴作用。主要是为研究我国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重点梳理了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农村金融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对农村金融基础理论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可以运用到我国农村信贷发展和改革中的个人判断，如实行“金融约束”政策、供给主导模式和需求追随模式相结合、借鉴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政策建议、政府适当介入等等，企望借鉴这些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和适用部分，以起到指引我国农村信贷体系建设的作用。
第三章，国外农村信贷的经验与启示。对国外农业和农村信贷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都相继形成各具特色、与本国实际相联系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较为完善的农村或农业信贷组织体系，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对国外农业和农村金融机构运作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也不能全部否定。本章通过对国外农村信贷的比较，得到了要加强并完善农业和农村金融立法、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单纯追求商业化、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要合理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等经验与启示。
第四章，中国农村信贷的绩效与问题。回顾了我国农村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支农绩效，分析了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我国从建国以来，农村信贷体系一直处于发展和改革中，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农村信贷体系在自身曲折发展过程中，促进和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本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加快农村信贷体系改革，改善农村信贷机构发展状况，增加农业和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章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供求缺口大，农村信贷存在垄断行为，资金外流严重，贷款风险大等等。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农村信贷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缺乏风险转移机制等。因此，对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信贷机构本身，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对症下药。
第五章，中国农村信贷供求分析。重点考察不同需求主体的信贷需求，分析供求缺口，为构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奠定基础。我国信贷需求的多样性与供给的单一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既有结构上的矛盾，也有数量上的缺口。本章着重分析需求主体各自的信贷需求，由于我国当前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信贷需求的多样性显得尤为明显。在我国农村中，既有农户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又有大型龙头企业的信贷需求；既有商业性信贷需求，又有政策性信贷需求；既有生产性信贷需求，又有非生产性信贷需求；既有短期信贷需求，又有中长期信贷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对信贷的需求有相当部分是无效的，这与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密切相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信贷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以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和合作信贷为主体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本章在对信贷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贷供求的缺口，并指出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劣户驱逐良户”的现象，分析认为引入担保和引入利率补贴等措施可以减小或消除供求缺口。
第六章，中国农村信贷风险分析。本章将农村信贷风险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深入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风险上，即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村客户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不论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他们都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信贷资金，而贷款的本质是要求还本付息的，因此，信贷机构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一般又是风险厌恶者。农村信贷机构的信贷供给对象主要是“三农”客户，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风险状况直接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的大小。农业具有弱质性，农村企业发展起点低，竞争力弱，风险大，与农业密切相关，处于竞争的劣势。这就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既有一般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也有自己的特殊风险。农村信贷机构面临较高的系统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
第七章，构建完善的中国农村信贷体系。根据前六章的分析和结论，提出了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善的农村信贷体系的构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提出了构建农村信贷体系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和框架，指出构建我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要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鼓励发展农村商业信贷业务，规范合作信贷业务，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制度，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规范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对当前的农村信贷体系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和正常民间借贷相结合的农村信贷体系。不断强化政策性信贷职能，鼓励商业信贷，规范合作信贷，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与“三农”的需求相适应。必须对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大力发展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建立财政政策补偿信贷，信贷扶植农村经济的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从而，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真正担当起为“三农”提供信贷支持的重任，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三农”贷款难的压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八章，相关问题研究。构建一个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需要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努力创造和改善信用社及其它涉农信贷组织的经营环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信贷组织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建立农村信贷风险转移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为信贷支持“三农”发展提供保障，减轻信贷机构的风险压力，培育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保险、信贷、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以增强农业和农村对抗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为信贷支农提供合适的、强壮的载体，增加农村信贷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动力。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1.提出“两个循环”的见解。一是农业资金使用成本高，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风险高，容易形成“高风险-高收益-高利率-高成本-高风险”的恶性循环。二是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农业保险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使农村信贷组织增加信贷投入，减小信贷供求缺口，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农业资金融通成本，从而形成农业保险作保障、信贷支持作动力的格局，形成“保险转移风险-信贷加大投入-农业不断发展-风险承受能力增强-保险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提出“劣户驱逐良户”的见解。农村信贷客户大多数分散、规模小，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村信贷机构很难辨别“良户”和“劣户”，有可能出现“劣户”充斥农村信贷市场，“良户”因贷款利率高而不容易得到贷款的现象。
3.农村信贷资金数据统计更全面。在分析农村信贷资金时，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一切贷款都统计在内，克服了以往只考察农业贷款或乡镇企业贷款数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4.提出多样化需求需要多样化信贷服务的观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在时间上有差异性，在空间上也呈现较强的差异性，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南北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户间差异很大，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对信贷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需要多样化的信贷服务。
5.提出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的目标和原则。构建目标是将我国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竞争适度、发展持续、产权明晰和监管有效的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要坚持有效性、渐进性、多元化、政策扶持和进退有序五项原则。
摘 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成立以来，一直经历着不断地调整，现阶段更是处于转型特殊期，作为集政策性、功能性、扶持性于一身的特殊金融机构，正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和挑战。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困境 挑战 政策性 体系
我国现有的包含各种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向农村部门发展提供资金供应的主要机构体系，仍面临着信贷资金供应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的严峻挑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农村金融支柱和骨干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正经历着从传统的政策性银行向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转型的特殊时期。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已经改变了过去单一支持粮棉油购销储备业务局面，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信贷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信贷为一翼，以农业和农村中长期为另一翼的“一体两翼”的多方位、宽领域的支农格局。同时，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也适当拓宽，从2004年起开始市场化发债筹资，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市场化筹资，其中金融债券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此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还开展了国际结算、保险等中间业务。
但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与困境。
（1）职能定位不规范。农业发展银行由原本只拥有政策性业务，但随着重要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其不断扩大商业性盈利性业务，过于讲究利润指标。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边界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村强位弱势对象支持、扶植的政策性导向功能的有效发挥。
（2）法律依据缺失。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有独立的法律依据，它们在政府支持的产业方向和范围内独立决策和经营，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独立法人。而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迄今没有出台，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和解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性质和定位问题，对农业政策性银行运营管理、与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关系、政府支持方式、监管模式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经营范围，一直游离于专门立法之外，制约着政策性金融的健康发展。
（3）机构设置不合理。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组织机构基本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总行――分行制，机构末端大多数都止于县市级，乡镇级别及以下的行政区域分支机构设置极少。这种营业机构设置成为与农户、中小企业等发生业务联系的障碍。这样一来，由于机构缺失的问题，使其服务于“三农”的宗旨实现困难，严重制约着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
（4）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子成立以来，除财政拨付的资本金外，其信贷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向中央银行借款。从04年以来，开始以市场化方式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但市场化筹资成本高，农业发展银行由于自身盈利能力较差，对资产经营管理不善，本身难以消化如何还本付息，又成了政策性银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目前农发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属于短期性的央行借款，但资金运用方面除很少一部分的正常库存占用、正常结算资金占用等贷款属于一年以内短期贷款外，其余700k以上的其他各项贷款，如超期库存占用、陈化变质库存占用及各类挂账贷款基本上都属于中长期贷款，绝大部分的短期资金来源被大量的中长期资产占用。另一方面，农发行以市场化方式发行债券所募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扶植一些经济效益低、投资周期长、数额巨大、资金回笼慢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其贷款占用的长期性“资金来源的短期性与贷款占用的长期性矛盾的存在造成了政策性银行的支付困难，加大了其经营风险。
（5）业务范围狭窄。农发行的主要业务是支持粮棉油流通。虽然一直以来国家政府一直对其业务范围进行调整和一定的扩大，但是仍然只是在原有业务领域里的微调而已。农发行自2004年5月以来粮食流通体制开始向全面市场化过渡，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逐渐丧失垄断地位，同时，商业银行也开始向其提供收购资金，农发行独家供应收购资金的格局逐渐被打破。这使得农发行的政策性业务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小。
（6）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从本质上讲，农发行作为政策性机构应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性金融方针政策，实施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的同时，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机制。但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资金来源及经营的特殊性，风险和竞争意识比较薄弱，对风险的约束力较弱。理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信贷资产管理责任制，建立贷款保全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面临的风险。
简单来讲，笔者认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在保证实现其政策性目的的同时，适度的一步步扩大其业务范围，逐步发展成为能够真正为“三农”服务，为人民带来福利的综合性特殊机构。切忌同商业性银行业务混合经营，将盈利性代替政策性作为首要目标。与此同时，农发行应该以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规范内部组织管理制度，强化内部风险控制，健全信贷风险考核体系，提高资产质量，使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型机制。
参考文献：
[1]王伟.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优化与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直坚持着金融改革的步伐。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初步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逐步形成了一条以信贷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以宏观调控为目标的发展道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构建健全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有力的各项信贷资金支持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试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金融特点的改革道路，这将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过程。
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题，商业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农村融资特别是农村基层融资问题仍较为突出。农村金融业的发展事关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农村金融体制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事关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解决我国农村金融问题，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是我国金融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农村金融问题现状
改革的原因
1.保障对农村持续增加的资本投入和发挥金融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
2.当前农村资本形成不足，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农村信贷资金需求，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农村资金需求
从整体上看，在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农村融资特别是农村基层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农村资金需求按性质可分为三类：
1.社会公共性需求，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农业风险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等资金需求，应当以财政为主，金融为辅来解决。
2.经济公共性需求，包括农村区域性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等资金需求，可由财政和金融共同解决。
3.生产性资金需求，包括农业产业化，中小企业，农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微贷款等资金需求。
农村资金需求规模和对象
1. 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大企业等的资金需求，借款人多为政府背景的企业，数额多为千万及以上。
2. 农业产业化，中小企业等的资金需求，数额多为百万和数十万，由农村信用社等地方小金融机构承担。
3. 农户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的微贷款，资金需求额多为数万元及数千元。这一层矛盾一直十分突出，是农村金融的基础部分，也是农村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急需新的金融体制来解决。
二．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
农村贷款主体缺陷:
无法落实抵押担保；贷款时限性强，要求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农村点多，面广，战线长，贷款额度小而分散，同时贷款市场受自然灾害，市场等诸多不可预测因素影响，使得贷款成本高，风险高，效益相对较差;乡镇企业作为贷款主体的缺陷主要为：（1）融资成本高（2）资产质量差，财务制度不健全，不透明 （3）信用观念不强
农村贷款现状；
1.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扩大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
2.政府强调加大对三农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
3.农村贷款比例逐年下降，政府发放支农贷款，农村资金却大量流出
4.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金融机构难贷款，大量信贷资金流失，甚至亏损。
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
我国农村金融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因此对农业，农业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瓶颈约束。主要表现有：
1. 现有的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农业银行很少为农服务：9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农业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农村，加大了对农村电网，交通，通信等的支持力度。农业银行很少向农户贷款。
2. 农村信用社支农的动力和激励不足：近年来，由于商业化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更加强调贷款的质量和回报，其经营的利润和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经营活动风险不确定，农业信用社没有足够的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活动提供贷款数量不多，农业信用社都表现为“非农化”特征。农村信用社目前开展的小额信贷依赖于中央银行和各级政府的压力和支持，可以说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3. 农业发展银行没有起到预期的政策性金融作用，支农作用弱化。非正规金融没有合法地位，缺乏规范和保护：目前我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虽然远比正规金融组织灵活，但是由于政府采取抑制取缔的态度，民间信贷没有阻止化和正规化，影响了民间金融以合法化的形式正常发展，因此它在有效利用乡土信用资源，满足农村融资需求，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状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4. 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高，回报率低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依据，加之保险公司在实行商业化经营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近十年来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农业保险缺位，不仅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使举步维艰的农村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困扰，而且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进程。
四．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1）商业银行和农村发展银行机构和职能萎缩，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信贷支农功能。国有大型银行在商业化改造过程中，从县乡撤减机构收缩业务，农村整体资金供应能力下降。据调查显示，截止2005年底，我国每个乡镇仅有2.13个金融点，“十五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及以下的网点人员分别减少了24﹪和14﹪，平均50多个行政村才有一个金融网点。
（2）现有基层金融服务机构缺乏有效的金融技术和产品与借款人之间的合作存在制度和技术障碍：金融机构难以把握应对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村微贷款中有一部分是用于日常生活之需，与传统金融机构贷款的生产性用途相悖农村信用社受到行政干预和利润导向行为，满足需求作用有限
（3）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资产质量差，亏损严重，风险大，服务水平低，贷款手续繁琐，时间过长。农村金融的笔数巨大，但单笔资金数额小，信息不对称，耗时多成本高。传统银行要求房屋，土地等抵押物，基层农户和个体缺乏抵押物，难以满足银行的要求。
五.我国基层金融服务体系的出路：
1.国家信用退出，建立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打破信用社地域和业务限制等来建立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以增加信贷供给总量，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成功经验，创造中国特色的金融技术和产品：发展“草根金融”，注重现金流，不注重抵押和担保，能够实现上也可持续发展的新行微贷技术和产品。
2. 深化商业银行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来加强利润的激励和约束力，提高以高风险获得高收益的积极性，增强对风险较大的农村信贷市场提供信贷能力：（1）支持开展微贷业务的非政府组织改制为正规的金融机构。（2）支持以微贷业务为主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及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3）继续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机制，增强实力，扩大微贷业务规模。（4）支持各大银行开展微贷业务。（5）鼓励外资银行在国内开展微贷业务。
3. 建立农村金融技术专家队伍：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与外国银行合资建立中国微贷技术咨询公司，推动国内微贷咨询业的发展，建立农村金融微贷技术培训基地，大力培训中国本土的微贷技术专家队伍。
4.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发放政策性贷款，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农村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金融机构风险，以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村信贷的积极性：（1）可考虑减免从事农村微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相关税收。（2）放宽信贷规模控制。（3）建立适合农村金融特点，相对独立于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机构，创造适合各地实际的灵活多样的监管方式。
5. 确立稳定与效率并重的银行监管目标，减少监管对银行竞争的限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副作用，增强对信贷资源配置的积极性
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互相依托又各司其职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有力的各项信贷资金支持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繁重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农信社改革因其积重难返，也就注定了改革过程中必然充斥着现实与传统的冲撞，习惯与创新的妥协，甚至是一次次的试过重来。让我们祝试点改革一路走好，早日在全国推开。
参考文献
1. 农村信用社改革总体框架设计 史建平 国家信息中心
2. 农信社改革冷思考 国家信息中心
3.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进农村金融服务 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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