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0 04:37:05
导语:在产教融合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关于萧蓬父先生与蜀学研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主题发言认为,学养渊深而极具诗情的哲人萧先生得益于“中西文化交融的多棱镜”之近代蜀学的滋养,又自继承了“深人旧学”、拥抱新知、“心态开放、相容并包、哲诗并重、仁智双彰”近代蜀学之精神,并以重识中华文明作为蜀学研究的重心,通过对近代蜀中大家蒙文通、刘咸圻、唐君毅进行评介和表彰,认为近代蜀学具有中西文化相资互补之属性,其特色在于:传统学术的根底厚实,特别是深通经史之学,而又堂庑宽广、心态开放、相容并包、不囿成法。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作了《略述萧父先生的蜀学研究一一兼谈推进蜀学研究之我见》的主题发言:通过对萧先生的蜀学论着及其学术贡献的集中梳理和高度评价,进而建议在资料上“广搜深掘”、在研究上“择原甄微”,并呼吁建立“蜀学研讨会”制度和大力培养蜀学专业性人才,以期绍继萧先生等前贤弘志,大力繁荣巴蜀文化和蜀学研究。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教授感悟于萧老《吹沙二集》中关于“真与美”之关系问题,指出哲学认识是“由真入美”之途径与“由美人真”之结果两者的辩证统一。并指出萧先生“关于哲理、诗心与史感之统一的论述,既为后学指点了研究哲学史须将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审美观照三者相结合的门径”,又启迪我们如何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向重建现性:“由真入美”、人乎其内,通过审视人类理性的发展历程产生历史情感;进而,“由美入真”、出乎其外,从这种历史情感出发,“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由此走向新哲学之创造。
二、关于蜀学与巴蜀文化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在《巴蜀文化时间与空间“维度”讨论》一文中,通过对古人文献、古城遗迹、先秦时蜀王序列、传说中蜀国史料等四个类别的史料分析,指出巴蜀文化历史时间起点略晚于五帝之首黄帝;在与巴蜀政区相比较的基础上,认为巴蜀文化区的空间范围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稳定的地域共同体,而其核心地域大体以龙门山一一大凉山为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副教授以“研究重视程度和具体成绩”为切人点,对近现代蜀学的发展演变进程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认为其大致可分为草创和初步发展、缓慢发展、蔚然兴起三个阶段,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蜀学研究在风气倡导、平台构建、影响扩大、成果取得诸多方面不断推进,使之已然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在大会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兼有巴蜀文明载体和巴蜀文化主体的双重含义之巴蜀文献的重要价值,同时对《蜀中著作记》、《嘉庆四川通志》、《拟四川艺文志》,特别是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着录文献详加分类统计,强调了编纂《巴蜀文献要览》的必要性;他还就本书中“载体”性、“主体”性与“本体”性巴蜀文献分类选录标准和“‘文献概论’、‘类聚群分’与‘专书提要’相结合”的编纂方式进行了详细介绍。四川大学哲学系贾顺先教授认为,古代四川学人“既吸取又创造”,在与中原主流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蜀文化的独特风貌,然而,近代多数四川学人并不墨守理学,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互补中成就了蜀文化中西融合的特点。
三、蜀学与中国哲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蒙默教授认为谯周是蜀汉时期学术界最为广博精深的学者,对谯周及其师秦宓古史之学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谯周关于古史的论述虽未突破三皇五帝的框架,但其独具慧眼在于以我国原始社会之三大发明(“钻燧出火”、“结绳为网以渔”、“神农作耒耜”)为据“以定三皇之序”(燧人“为三皇之首”),并认为“谯周《古史考》与古代君位之传承炎帝之上记以‘姓’,炎帝以下记以‘世’,实为我国原始社会组织由部落而酋邦演进程序之实录”;崔述所言三皇五帝中三五为约数之说,谯周之师秦宓早已论述但未能流传后世。蒙先生还认为,学习古文经的谯周一改以神秘主义释“德”之法,仅“谓之‘水德’、‘木德’、‘金德’,止为各国氏不同文化习俗之表述,而不包含他义”。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蔡方鹿在《刘沅对理学的批判与继承发展》一文中指出:刘沅以求圣人中正之道作为判断是非、取舍事物的标准,对理学之名、理学道统论、理学心性论、理学知行观及其流弊提出了批判,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认同和肯定理学的价值观和经学观,对理学本体论加以吸取和借鉴,表明在客观上刘沅对理学有所继承、改造和发展,使其学术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而在蜀学史乃至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詹石窗教授对刘咸忻先生的道学研究作了探讨,总结刘咸道学研究的成果在于精辟概括了道教的文化传统和全面梳理了道教的历史脉络与道派传承,并指出刘咸忻秉承巴蜀朴实的学风,其道学研究呈现出“说理透彻、启人心扉”和“考证翔实、独具匠心”两大特点,还高度评价了刘成“考察渊源流派”和“整理经典文献”在中华道学研究史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欧阳祯人主张将刘沅、章学诚、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三大理论来源作为研究刘成先生子学思想之依托,认为刘咸圻在讨论诸子学时十分注重材料的“考校”、文本的“专究”,进而以综合比较之“通论”将“中观之说”和诸子学研究提升到哲学的境界;刘咸忻独到之处在于:以“整合老孔,立足中观,平和中正、任天圆道、天人相续相连的哲学思想”来评判先秦诸子发展源流和响应五四时期思想的偏执,并对诸子各家各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研究也作了探讨。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刘俊哲将唐君毅的道德思想概括为是“对现代人类的善性追寻”,认为唐先生所言的“内部之自己”乃内在的、真实至善、本质性之心,是其道德寻求的形上之基础,并由此而论述:对于人的道德价值,本质在于“自己超越实现自己”;对于人生的真正目的,基于本体之心的自主自定而“做你该做的”。还就“自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理想化道德生活、“自地‘求不陷溺’”之道德理想主义信仰和“以用达体”之道德实践等内容进行了分析。
四、贯通三教的蜀学之佛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