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3 11:09:54
导语：在人民币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如果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速来源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双顺差”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对“双顺差”局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带有特殊国情味道的生产要素的非均等化倾向。在人力、土地和资本这三项基本生产要素中，中国生产的可贸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还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趋势的环境中，中国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所占份额极低，而且在近30年时间里始终未发生特别明显的增长性变化；在中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地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岗位，在土地批租中纷纷展开优惠竞争，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贸易商品中同劳动力成本一样也只占很少的份额。这两项成本节约因素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加之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世界工场。这使得中国在2
002年年底一跃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创汇企业，只要这类企业总数在增长，中国的出口就会相应快速增长。同时，在中国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企业贸易收入的绝大部分会自动转化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国进出口总额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也带动了外汇储备的增长进一步提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价格机制和价格水平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笔者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和外汇储备问题，完全可以用低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低价水准导致的币值严重低估来解释。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两种交互发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义劝说和政策调节，政府可以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长期看，客观经济规律总是能够矫正由政府行为惯性、惰性及决策者个人偏好或意识形态偏见产生的各种非效率倾向，让物质利益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牵引力量。在人民币币值或汇率政策问题上，我们今后也许能进一步获得这种逻辑体验。
自1986年起，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每年进行一次世界性的调查，调查内容是麦当劳快餐店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经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的巨无霸最便宜，售价约1.2美元，而其他工业国家的较高售价为3.5美元左右。人们都知道，早在麦当劳进军中国前几年，该公司已经开始低价租用中国农村的土地对其所选土豆品种进行试验性种植，所以，对麦当劳公司来说，其产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运费问题，在中国卖出的巨无霸之所以成为低价世界之最，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极低。货币汇率就是两种价格指数之比。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区销售就有近200%的价差，这个现象似乎已完全违反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价定律”，而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人民币币值是否已被低估的问题。巨无霸是非贸易品，但在中国国内的统一市场中，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规律仍然在发生作用，因此，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样遵循均等化规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定价过低也自然是普遍现象，从前边所提及的物价与币值的关系我们可以得知，人民币汇率也确实有相当的上升空间。
三、从打造贸易强国的角度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
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基本内涵就是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问题。在汇率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探讨构建各种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着眼点也是币值的最优化问题。常识告诉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币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进口从而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如果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过分地偏离了均衡汇率即定价过低，它也会导致利益损失即通常所说的不经济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用低要素价格吸引外资，用出口退税政策来鼓励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些选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中国跃升为世界贸易大国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这些政策能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却不会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可以认为，这些政策如不及时矫正甚至还会成为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化的拖曳因素。这一立论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又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等国家的长期低息政府债券，这实际上使中国在实体经济、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及民营科技企业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用低息贷款的方式去支援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较高的国内外投资机会收益与外国政府债券收益相比之差实际上就是中国巨额外汇资产运用的净损失，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年均收益与美国政府向中国出售政府债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国向中国借款的净收入。据统计，美国企业在上海等地区投资的年收益率可达20%以上，这样即使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年息率达4%，美国也能获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仅仅从这点就可以粗略地计算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目前这种运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第二，与制度演进过程中常常碰到的情况一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路径依赖”倾向。在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企业即使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也能卖得出去，卖出去后即使销售利润很低也能在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获得收益补偿，这样就会在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流动方面产生负面效应，即扭曲价值信号不能自动产生资源优先配置的结构调整效应，大量的企业生产偏低端产品耗用了巨大的资源，而那些新兴的、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可用资源被惯性效应作用下的低附加值产品行业挤占。从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产品和传统企业的繁荣兴旺虽然在增加税收和就业方面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这类行业的不断扩张会迟滞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改善的速度。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导的方式来解决结构调整问题，结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实只要运用汇率、税收、利率等价格性工具，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就会立即改变。以可贸易商品结构之调整为例，只要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足够高，出口型生产企业的投资就会自动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再比如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生产企业采取惩罚性税收制度，也能对这类企业的投资冲动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等等。总之，中国应当将提升人民币币值作为产业产品结构的一种手段——即使在短期内会付出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够大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谁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损者？银行系统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耐冲击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这种投资和出口双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会不会受到剧烈的负面影响？中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广场协议”之后的宏观经济现象和可能的长期经济萧条，等等。这些问题和担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总要有些优先考虑的事项，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就是如何尽快使自己从大国变成强国，从储蓄利用效率过低转为疏导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并运用强制和诱导等种种政策手段进行产品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国际收支调节上以平衡管理为基本指导思想并用市场化的价格性工具作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开始这样：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级精神用行政的办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业压缩出口增加进口。这类做法到底能否奏效还有待实践检验。根据以往的经验，压缩地方企业的出口就等于压缩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这个新近实行的平衡国际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难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预期效果，事实将证明，平衡国际收支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简近有效的办法还是动用汇率等价格性手段。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理解为在现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再升值10%以上，这样幅度的升值实际也远未弥补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同类要素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说，即使在这样升值水准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仍然会保持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不会使出口增长出现明显下滑，但却会对进口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因为人民币升值10%意味着石油、矿产品、木材、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及一般工业消费品等所有的进口商品的价格都会下降10%。这样，用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币若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升值10%，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度可达到20%（即出口产品多赚10%，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10%），这是一笔可观的国民收益。
“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会对出口型生产企业和银行造成损害”，这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忧虑。有人说，许多外贸型生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在3%至5%之间，只要人民币升值超过5%就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的现象，但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国呈现的却是出口越来越旺盛的势头，我们还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远超过100%时，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微观主体的政策环境适应能力之强有充分的信心。此外，关于人民币升值可能对银行业负面影响的问题，我们看看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上市银行股票成为市场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动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国内投资者追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作为经营货币的机构，业绩不断向好的银行将成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们经营的特殊商品在不断增值。其实，中国的银行业不怕人民币升值，怕的是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在银行业总体存放款业务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币值波动可能引发的“存款搬家”即中资控股银行的存款向外资银行大量转移现象，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一点。但在资本项目仍存在严格管制和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基本面背景支撑下，这种由扩大人民币每日波动限制区间可能出现人民币币值大幅度频繁波动景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银行业开放实践中也没有出现1999年和2000年期间许多实务界和理论界人士所担忧的“狼来了”效应，外资银行从机构数量到业务规模都没有取得迅猛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境外银行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行为的普遍化。这种行为从实践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仅壮大了中资银行的资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资银行在财务审计上同国际接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创新及服务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点说，中资银行目前应对利率、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与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银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目前推进利率、汇率等价格性机制改革的一个障碍。
四、结语
中国的金融改革设计正
处在一次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上，汇率改革只不过是新时期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一，但它事关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决不是无关紧要而是相当重要。中美经济关系是全球经济发展动力的主体内容，美国既应当进行国内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也应当认真考虑美国的诉求顺势而为，即把握人民币普遍升值预期业已形成的历史机遇，改善自身的国际贸易条件，利用人民币升值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和国际能源矿产品类产业的投资规模，推进国内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提升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准和工业用地价格。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贸易国际收支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阶段。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接近6.5%，2007年12月起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7月14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已达6.8266，创下新低。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逾7%，仍呈现不断升值的趋势。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因此需采取多种措施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互相配合以应对升值带来的冲击。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人民币升值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政府认为，中美长期的贸易顺差以及中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贸易作用得不到发挥，反而使中国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因此迫切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美国外贸逆差的剧增是由其对外直接投资过大、个人消费支出远高于储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单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挽救其经济衰退的局面。其次是来自日本的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期，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商品低价向国外销售，不仅使日本的经常项目处于逆差状态，也给日本国内市场带来了通货紧缩的威胁。因此，日本极力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改变其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的状态。再次是来自欧盟的压力。美元兑欧元的持续贬值使得与其挂钩的人民币对欧元也相对贬值，近年中欧贸易持续增长，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导致欧盟企业对中国商品的成本上升，企业出现亏损，于是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承担美元贬值的部分后果。
2、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原因。首先，我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最主要的内部原因。1978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首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但是外汇储备的激增是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表现，十多年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也是一种反常态现象，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促使人民币升值。其次，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人民币汇率上升的经济基础。再者，中美利差的倒挂也进一步促使人民币升值。中国当前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的状况，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央行需要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其中包括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但美国在连续降息之后仍有可能降息，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使得从美国流出的大量短期资本更有可能流入中国，给人民币造成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利润率。人民币升值后，若我国商品以外币标示的价格不变，则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国的出口量不会受到影响，但企业的利润率会下降。若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则以外币标示的价格上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出口量减少，企业利润也会下降。人民币升值造成企业利润率的下降程度因出口产品的不同类型而存在差异。其对于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影响最大，这类产品主要是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来降低成本、压低出口价格以获取国际竞争力，由于行业本身竞争激烈、利润空间较小，人民币升值对其冲击较大。其对于深加工、拥有较高附加值以及具有独立民族品牌的企业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的出口产品具有价格以外的产品优势，企业可以通过与客户协商议价、锁定汇率风险等方式化解利润减少的压力。
（2）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改善贸易结构。对于进口依赖型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使产品的进口价格下降，同样的资金可以进口更多的资源，企业进口原材料越多就越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我国企业进口先进设备、引进稀缺技术成果，促进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提高生产率。进口的增加短期来看可能会造成贸易逆差，但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所引起的优胜劣汰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将会起到调整贸易出口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为我国企业走向世界、改善贸易结构带来机遇。
（3）人民币升值促进企业的产品升级。人民币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促使其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减少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我国已经是出口贸易大国，但是出口产品结构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大部分也是来自于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很小，出口产品大多依赖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优势。中国企业需要改变思路，把以价格取胜变为以品质取胜，人民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出口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从生产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逐渐转向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同时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理论上，一国货币汇率上升使得该国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外国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该国的贸易顺差减少或转而出现逆差。但是自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并未减少，反而仍在持续增加。这是因为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一国商品的进出口弹性之和大于1才会扭转贸易收支状况，而我国目前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小于1，因此人民币的小幅升值不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下降，并且出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小于1，升值会带来出口数量的减少，但出口额反而会增加。这是小幅升值的情况，然而如果年升值幅度超过5%就会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今年以来人民币开始加速升值，截至3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超过3%，如果继续升值，随着出口价格的提高，产品的出口需求弹性会逐渐增大，直至进出口需求弹性系数之和等于1甚至大于1，便会出现国际收支逆转的状况。
2014年人民币贬值已经不仅仅是外汇市场的问题了，而是全球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计划以刺激经济复苏。美国GDP的增长率在2013年第一季度达到1.3%，第二季度达到1.6%，第三季度涨了2%，第四季度涨了2.6%，美国的股市强劲复苏。2013年美国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31.8%，2014年仍然维持在高位；道琼斯指数2013年上涨了27.4%。美国的失业率从2014年初开始处于历史的新低，一月份为6.6%，三月份为6.7%，美国企业投资大幅度上涨。2013年企业的投资增长率是2.3%，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的《世界经济展望》杂志的预测应该是7.3%。在此背景下，美联储10月底宣布退出量宽政策(QE)，后日本央行随即加码QE。这不仅导致了美元汇率快速上升，也导致日元快速贬值及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虽然长期与美元挂钩，也是今年美元强势过程中唯一对美元升值的主要货币，但是，随着非美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走弱的态势也将显现，人民币将进入一个贬值周期。
2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造成汇率下跌
中国虽然没有受到QE退出过多的消极影响，但仍然有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甚至可能会有局部市场波动。从表1可以看出，国家的GDP持续下跌，即国家经济衰退、消费能力降低，此时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可能下调利息和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导致利率下降，货币吸引力降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跌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和企业部分债务压力的担忧所致。尽管2014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形势不错，但采购经理指数(PMI)下降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23个月负增长显示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同时，对人民币贬值的呼唤其实由来已久，在我国经济增长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前提下，人民币单边持续升值带来的风险不断加大。人民币过度升值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人民币只升不贬，不符合汇率改革的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广大公众而言，伴随人民币持续升值产生的“外升内贬”现象，降低了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
3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分析
3.1对房地产的影响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大幅减息和人民币贬值，热钱停止流入我国，并从许多渠道慢慢退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民币贬值而导致的热钱大规模流出而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严重后果。首先，中国投资机会减少，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化，市场冷淡，还有做空人民币现象的出现，再加上中国的政策也在收紧，经济存在下行风险；其次，美国由于投资不足，就业不足，未来可能出台政策鼓励海外资本回去。一旦资本流出，中国的风险加大，在热钱流入时，中国的困难是宏观调控比较棘手，热钱流回去，中国国内信贷紧缩、房地产资金紧张等因素叠加在一起，风险变大。将促使大量对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资本在短期内流出中国，进一步加剧国际资本流出，形成恶性循环。这会造成国内局部流动性不足并推升市场利率，最终导致房价、地价、收藏品等资产价格下跌，引发银行等金融系统的债务安全性。中国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始于1998年，1998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0.45万亿元，从1998年的10万亿元，到如今超过100万亿元，十多年里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10倍，货币超发推动房价大幅上涨。过去10多年房价持续上涨，使得拥有房产或土地的企业及个人的财富迅速增长，大量资本向房地产行业聚集。企业也热衷于搞房地产开发，房价高企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恶化，所以许多经营资本退出实业后投资于房地产。此外，过去8年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也引来国际资本涉足中国房地产，同时推升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投放。美元走强、人民币汇率下跌同时将导致很多持有美元贷款的企业债务负担加重，利润大幅下降，也将导致中国房企的海外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增加。房企在海外融资的难度将加大，甚至可能被迫抛售房产以应对流动性危机，而大量卖房就会增加市场供给，致使房地产价格下降。
3.2对我国对外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进入贬值周期，将会使出口企业的压力减解。出口产品的整体价格下降，形成价格优势，产品竞争力随之增强，利润率也会上升。但贬值的经济影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弹性和时滞。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一国处于贸易逆差中，即Vx<Vm，或Vx/Vm<1(Vx，Vm分别代表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会引起本币贬值。本币贬值会改善贸易逆差，但需要的具体条件是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必须大于1，即(Dx+Dm)>1(Dx，DM分别代表出口和进口的需求弹性)。形状如图2所示。同时对外汇储备有所影响。储备货币升值使国际储备实际价值上升；本币贬值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际储备增加；同时本币贬值使短期资本流出增加，流入减少，外汇储备减少。而外汇储备过多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加人民币发行量，将会加重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第二，外汇储备已经过多，而长期贸易顺差将加重这一现象，不利于资金充分运用；第三，美元等储备货币发生贬值时，我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此外，这种现象也会引发国际关系紧张。
3.3对我国部分行业的影响
纺织服装业。人民币贬值将刺激纺织服装行业业绩增长。人民币贬值，国外价格下降、国内价格上升，有利于商品的出口，但增加了进口成本，从而拉动就业。钢铁行业。人民币贬值对钢铁下游行业如机械、家电等行业有间接的促进作用，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如果上升，或能带动国内钢材市场好转。 航运业。人民币贬值将刺激国内纺织业等行业的出口，从而给集装箱航运带来一定的利益，同时对原材料有需求刺激，进而带动干散货运输市场。化工行业。人民币贬值将加大进口企业的采购成本，同时也对出口型化工企业有利。汽车行业。人民币贬值将使进口汽车的价格吸引力下降，抑制进口汽车销量进一步扩张，从而促进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 此外，人民币汇率贬值将会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铁矿石、天然气、大豆等商品价格上涨，这将推高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破坏经济稳定。
4结语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了“6时代”，相比多年之前的“8时代”，人民币已经在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下升值了许多。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人民币的汇率有着重要经济意义，因此人民币汇率剧烈上升这一变动会牵动全世界的神经。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也对我国的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各种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原因
考虑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原因，首先必须将我国政府近年来对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有效抑制考虑在内，通胀率的相对稳定，与人民币升值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所谓通货膨胀，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其理论需求量，造成货币价值下跌，物价上涨。尽管自2003年以来，我国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涨价狂潮，在2010年的10月，CPI指数更是暴涨4.4%，创数年以来的新高，使得各类日用品物价全面上涨。然而也就是在CPI指数不断上涨的同时，我国中央政府不断打出“组合拳”，调控物价，2010年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16项政策措施，力求稳定物价，而《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也不断消息稳定民心，这一系列措施都使中国的物价水平得到有效平抑，通货膨胀率也得到有效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人民币的购买力也得到了良好的保证，因此就给人民币的汇率的上升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条件。其次就是我国长期维持外汇储备的巨额规模。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指外汇在一个国家所持有的国际资产中所占的储备，外汇储备的数量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掌控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作用。通常来说，外币现钞，外国的有价证券以及国外银行的存款等都是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我国，外汇储备的拥有量独占鳌头，据有关数据显示，其余额业已超过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额拥有量对人民币的升值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巨额外汇储备的现状不断维持，所以流入我国的外汇不断增多，事实上就会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而造成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再次则因为我国偏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通常而言，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组成，是我国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手段与重要方式。为了应对一直以来不断上涨的物价与通货膨胀压力，我国政府近年来主要实行的是偏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的首要表现就是减少人民币的供应量，控制人民币的发行与政府贷款的数量，从而稳定物价，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就业。我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减少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这使得银行利率上升，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则会直接导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
（二）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
从外部原因而言，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是导致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所谓贸易顺差，就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数量总额超过进口数量总额，即国际贸易上的“出超”，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的国家，通常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由于我国出口贸易的结构性原因，一直以来，我国都处在贸易顺差地位，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这是由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供应能力比较强、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需求量比较大等多方原因共同造成的。然而也正因为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相关产业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增加本国的就业机会，扶持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以对抗中国产品与产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他们必将不断向中国施压，给人民币造成升值的压力，从而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提高价格，减轻他们本国产业与产品所受到的压力。因此，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上升。
三、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人民币对外升值导致热钱的流入
人民币升值后，将导致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际热钱是一些国际投机商，为了追求高利润回报而让其资金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短期内迅速流动，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拉动就业与促进生产，而仅仅是为了短期盈利。国际热钱热衷的投资对象通常为房地产行业、证券市场等，因此，在国际热钱的大力注资下，使我国不少城市不断出现股市的“大牛市”与“地王”。这些国家游资一方面大肆炒作我国的股市与房地产，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中央乃至地方的决策，从而全面形成股市与房地产业的红火局面。当热钱的投资达到预期收益目标时，就会把其投资对象的价格捧到一个更高的价位，进而果断地撤资逃离，股市、房地产市场等的变化也会由于各种主力热钱退出方式和退出时间不同而表现为动荡起伏的趋势。在此情势下，甚至会导致我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与社会动荡，乃至造成整个国家发展脚步的全面受挫。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人民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国际热钱炒作下的大牛市与天价房价，另一方面则又会承担着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爆发的巨大风险，从而给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对于热钱的流入，当局首先要对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动的短期资本进行有效的监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引导。其次，当局要做好热钱流动的风险预警工作，防止国际热钱在短期内大规模流动，从而造成证券市场的动荡。再次，当局必须缓慢、稳健、有序地开放我国资本账户，从而有效地对热钱在证券市场的流动形成控制，进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人民币对外升值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对资本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本质上是股票等资产价格重新估值的问题,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给中国股市的长期走势构成强力的支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从1996~2003年，中国的实际GDP每年平均增长8.2%，是世界先进国家平均2.7%增长率的三倍，或为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平均3.5%增长率的两倍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不断加大,人民币问题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而与一国货币的汇率变动联系紧密的就是股票等资产价格的重新估值问题,而这也将成为在国际化趋势下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及汇率制度的调整已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长期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微观层面看，汇率变动可能对部分上市公司业绩及财务数据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记账货币的原因导致的账面数据变动。比如说，若人民币升值，则以美元表示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利润等均会上涨，从而改善财务数据状况。第二种情况涉及上市公司的进出口成本变动。若人民币升值，则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口成本会下降；出口品外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以本币计算的收入也会减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长期利好，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促使产业升级，最终会促使上市公司提高竞争力，相信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能从不同行业中涌现出的具有很强的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其次，从国外股市发展的经验中看，本币升值一般会推动外资大量流入，从而增加股市的资金量。汇率变化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业务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人民币对外升值对汇率市场的影响
1985年，美英德法等国与日本签署“广场协定”，在此之后，日元对美元升值迅猛，日本投资者在美国疯狂购置美国资产，而其中以三菱集团以13.73亿美元购置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最具代表性，半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半价卖回通用财团。在日元升值的那段时间，国际热钱流入，股市楼市堆高。当日元套利空间减少，国际资本财团撤离，日本股市，楼市的泡沫也因日元的升值过快，迅速破灭，日本金融机构大量倒闭，银行坏账丛生。日本经济陷入滞涨危机，日本人称之为失落的十年。目前，中国持有世界身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巨额的外汇储备标志着我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也保障着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对外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但是，人民币升值会直接导致我国汇率市场激烈动荡，并且引发巨额外汇储备的缩水，这会使得我国的汇率市场极不稳定，甚至重蹈日本的覆辙。对此，由于人民币升值，外汇汇率上升，央行必须把控好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从而防范可能的金融风险。一方面，央行要把控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价格、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好汇率杠杆调节经济的作用，使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另一方面，央行要运用好利率手段，通过对利率的结构和结构进行调整，从而改革利率的管理体制，对可能的通货膨胀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进行有效的控制，既要防止经济过热，也要保证投资的规模。
（四）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外债偿付的影响
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盟区域开展汇率合作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适宜直接移植于东盟地区。本文沿用竞争性均衡假设，即认为经济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并且通过汇率合作削减恶性贬值对福利带来的损失。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因其在东盟各国的不对称经济地位，作为该区域基于竞争性均衡汇率合作的货币锚。利用汇率调整出口竞争力的行为是破坏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分析东盟经济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如何促使危机向各国扩散，假设有3个国家的中心—模型，3个国家分别以A，B，C表示。每个国家专门进行某种贸易品的生产，只有国内投入用于生产过程。A和B代表国家即东盟国家，C代表中心国家。假设A国和B国仅与C国交易，而没有国家之间的交易，同时在最初的均衡中，A国与B国和C国的汇率固定。3个国家的效用函数采用Obstfeld和Rogoff［11］提出的人模型:其中:Ui表示i国效用;Ci表示i国消费量;Yi表示i国实际产出;二次方项表示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的劳动量。式(1)表明总消费带来的效用扣减因工作减少闲暇损失效用的差值即为一国效用。即一国产出越多，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越多，这就意味着其丧失闲暇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越大。模型作以下假设:①A国和B国没有贸易往来，两国都只与C国进行贸易;②各国收支平衡，或者说实际总产出与实际总消费持平;③消费品交换保持货币均衡。通过构建消费量模型、产出模型进而可以推得货币市场均衡、贸易均衡，其中:消费指数的上标表示消费国，下标表示消费产品的提供国，如CCA表示由C国居民消费的A国产品数量;Y为该国的产出;M为各国货币供给存量;P为货物价格;EA和EB表示A、B两国对C国的名义汇率。若处于竞争地位的两经济体，同时钉住第三方(出口国)货币，那么其中某一货币贬值会使得另一货币也处于被动性贬值的情况。随着经济全球化，东盟各国与我国及世界贸易往来不断加强，一个经济体受到打击，其他关联的经济体也必然难以独善其身，不得不选择贬值。
2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实证检验
2．1G-PPP的理论模型
Edwards和Sebastian［12］提出国家i的实际汇率与各影响汇率的经济变量的关系为:q=xi，tβiεi，t其中:xi，t为基本经济变量的向量;βi为系数向量;εi，t为误差项。所谓购买力平价是指在n+1个国家之间，存在n个独立的实际汇率。当所有的经济变量平稳时，实际汇率也是平稳的。Enders和Hurn(1994)定义的平稳性是指当系数β矩阵的秩小于等于n－1时，存在一组实际汇率的线性组合相关。最优货币区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G-PPP成立，从统计角度上必须满足一组国家之间的实际汇率具有协整关系，即具备相关性。根据G-PPP，假设有n个国家组成一个潜在的最优货币区，那么在这n个国家之间的n－1组双边汇率之间存在如下的长期均衡关系(对数公式)。
2．2指标选择和数据说明
本文分别将美国、日本和中国作为基准国，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分危机前、危机后2个时间段，进行各经济体之间以及2个时间段之间的对比分析。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数据，以美元平价的月度平均汇率作为名义汇率，CPI的月度数据作为物价指数。2个时间段均以2010年1月为基期，PPP实证研究需要确定恰当的基年。笔者认为该时期各经济体基本面较为稳定，作为基年更合适。本文将相关数据均统一转换为以2010年1月=100的基期数据。
2．3实证结果分析
2．3．1单位根检验结果
根据前文所述可知:需对汇率进行平稳性检验，Johansen的协整方法是最被接受的。首先采用ADF检验。从表1～3可以看到:所有ADF检验都无法拒绝单位根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实际汇率系列在样本期不是平稳的。同时，全部的ADF值的t统计的绝对值都小于ADF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各组双边实际汇率的观测值都不平稳，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平稳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运用协整关系检验。
2．3．2协整检验结果
对于协整检验学术界比较认可Johansen的最大似然法。该方法主要是将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相应临界值进行比较。表4～6给出了全时间段、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以美国、日本和中国为基准的实际汇率的协整检验结果。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该地区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性，那么基准国货币就有成为隐形货币锚的可能。迹统计量如果大于临界值，则表明拒绝原假设。表4中，以美国为基准的多国实际汇率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为135．1883，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25．6154，则可以认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原假设为r=0)，依次进行下去，直到接受原假设。危机前的检验结果显示:以迹统计量判断，有2组实际汇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以最大特征值判断，3组实际汇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危机后的检验结果则表明:以迹统计量判断，有2组实际汇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2个协整关系，1组实际汇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以最大特征值判断，3组实际汇率均不存在协整关系。这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经济体采取了一些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如稳定的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率等，同时东亚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促进区域内贸易和要素流动。综上可得3个结论:①将美国作为基准国，东盟各经济体之间的实际汇率均存在稳定关系，那么各地区存在着美元为基准的实际汇率名义锚。②不考虑美国时，东盟各经济体之间同样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以日本和中国为基准，检验结果显示仍存在协整关系。不难推断，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东盟各经济体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任何一国货币都受到其他国货币的影响;同时人民币和日元有作为隐形货币锚的潜质;③根据迹统计量判断显示结果，以中国为基准国的实际汇率仅在危机后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东盟与我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进一步说明我国货币有成为东盟地区隐性货币锚的可能。下面更进一步探索哪种基准国货币已成为东盟实际“货币锚”，本文将进行实际汇率波动的对比。
2．4实际汇率波动对比
由表6可知:以实际汇率波动标准差作为判断标准，国际金融危机前，我国作为基准国的波动最大，美国次之，最后是日本。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和日本为基准国的实际汇率波动大部分大于危机前，而以我国为基准国的实际汇率波动却有十分明显的下降。这表明:金融危机后，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我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强并存在着竞争性均衡。从实际汇率的趋同性反映出人民币有成为东盟区隐形“货币锚”的潜质。
3结束语
关键词：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的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根据贸易条件的定义，其与对进出口价格有直接影响的汇率关系密切。2005年7月，我国央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原来8.276:1调整为8.11:1，人民币升值2%。此后，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稳定上升态势，2006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8.0，而到了2007年7月，更是达到7.57:1。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变化对我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人民币的升值会不会打击我国的对外贸易？这样的汇率政策是否合理等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就将带着这些问题，探讨一下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的贸易条件效应，以期能够通过对贸易条件变动结果的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合理变动的一些结论。
贸易条件的种类及其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贸易条件可分为三类：纯贸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简称NBTT)、收入贸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简称ITT)、要素贸易条件(factorialtermsoftrade,简称FTT)。这三类贸易条件中纯贸易条件最为常用，而收入贸易条件普遍被认为最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本文也主要讨论这两类贸易条件。
纯贸易条件（NBTT）又称价格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公式表示为：NBTT=Px/Pm。式中Px、Pm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其经济学含义是，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当NBTT＞1时，表示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当NBTT＜1时，表示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一国的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的增加。
收入贸易条件（ITT）是联系出口数量，反映一国出口商品的整体进口能力的指标。公式表示为：ITT=Px/Pm·Qx。式中Qx为出口数量指数。由于ITT是由NBTT和Qx两个因素决定，所以ITT与NBTT的变动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恶化时，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的变动以及一国通过对外贸易满足本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为直接。但该指数无法说明贸易条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技术含量提高还是由于低价促销带动出口数量增长，无法表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实际竞争能力。
要素贸易条件(FTT)又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简称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简称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别是出口和进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要素贸易条件表明，NBTT恶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出口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出口价格下降，而国外进口品生产率的下降会使进口价格上升，但无论发生哪种情况，一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过了价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理论分析
贸易条件即Px/Pm，现以Px和Pm分别代表用外币表示的本国出口品和进口品的价格，X和M分别为本国的出口量和进口量，R为外汇汇率（直接标价法）。R·Px和R·Pm分别表示用本币表示的本国出口和进口价格。Exs为本国出口商品供给弹性，Exd为本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Ems为本国进口商品供给弹性，Emd为本国进口商品需求弹性。根据弹性的定义有：
解（1）和（2）组成的联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组成的联立方程，得到：
贸易条件为，根据（5）和（6），可以得到：
本币贬值表现为dR/Rφ0，本币升值表现为dR/Rπ0；贸易条件改善表现为│dPx/Px│π│dPm/Pm│，贸易条件恶化则表现为│dPx/Px│φ│dPm/Pm│。从（7）式可见，弹性不同，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同。从弹性角度进行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会出现：
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无穷大，即Exs和Ems为无穷大。此时，本币对外贬值会使贬值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商品供给弹性Exs无穷大，但进口商品供给弹性Ems小于进口商品需求弹性Exd。此时，本币对外贬值可以改善贬值国贸易条件；进口商品供给弹性Ems无穷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给弹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弹性Exd。此时，本币对外贬值会使贬值国贸易条件恶化；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之积等于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积。此时，贬值不会影响贬值国贸易条件；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之积小于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积。此时，贬值可以改善贬值国贸易条件。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理论来讲，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贸易条件将发生改善或恶化，人民币升值后贸易条件的变化要取决于我国的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
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实证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贸易条件的总体变动
为了考察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贸易条件效应，本文选取了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的美元折合人民币的每月平均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参看指标。在贸易条件上，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总署按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缩写HS)公布的各类指数的原始数据，计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间每月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参见表1）。
从表1及图1可见，人民币自2005年7月以来一直呈稳定升值态势，2006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势。同期贸易条件的变化由表1及图2看到，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在1左右变动，没有大幅度偏离1，表现比较平稳；收入贸易条件基本在1.2左右变动，波动幅度较价格贸易条件大，在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平稳的条件下，这说明收入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是来自人民币升值以来出口数量指数的波动，尽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贸易条件的总体走势也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
（二）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效应分析
1994年我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当时的人民币是一次性贬值50%，此后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国贸易条件的表现是价格贸易条件一直呈恶化趋势，收入贸易条件一直呈改善趋势（参见表2）。
对比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的价格/收入贸易条件和出口数量指数等指标可以发现：
人民币升值后，价格贸易条件虽然每月都有波动，但基本在1左右变动，没有大幅度偏离1，表现比较平稳，与过去价格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相比，价格贸易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改善也就意味着我国的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与过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币升值后，出口数量指数与过去相比明显降低，但在出口价格指数提高的条件下，收入贸易条件虽在个别月份出现下降趋势，但总体表现也比较平稳，与过去收入贸易条件逐年改善的趋势相比，人民币升值后收入贸易条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这反映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影响不大。
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数量与过去相比减少，出口贸易受到抑制，但对比人民币升值以来的各月数据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带来的被动影响并不明显，稳定升值可以被市场接受。从表1可见，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我国出口数量指数与过去年份相比在整体降低的趋势下，各月份间的波动幅度并不过大，虽然升值后我国的出口数量指数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复。如在2006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国出口数量减少，当期收入贸易条件恶化，但很快出口数量又恢复了，且收入贸易条件也恢复了以往的趋势。
结论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理论来讲，汇率波动时，贸易条件会以汇率波动的一定比例发生变动，但并不能说明人民币升值一定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条件将发生改善或恶化，贸易条件将如何改变要取决于我国的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
从人民币稳定升值后的现实结果看，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收入贸易条件基本没有变化，贸易条件总体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没有降低的情况下，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与过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币稳定升值带动我国出口减少，但在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收入贸易条件没有大的变化，说明人民币稳定升值带来我国对外贸易出现由过去量的增加带动对外贸易发展向质的提高带动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向，而这恰好与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外贸增长方式由量的增加到质的提高转变”的目标吻合，人民币稳定升值的汇率政策与当前提出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贸易政策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坚持目前的外贸政策，那么人民币的稳定升值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其未来一定幅度的继续升值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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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璋.国际金融[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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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业已超过30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自2002年2月起美元对欧元和其它主要工业国家货币持续贬值，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也在相应贬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外有关人民币具体低估幅度的看法较多，其中以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胡祖六的估计值最大，约为15%.近来，国外不少经济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纷纷提出中国应对人民币重新估值，某些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甚至指责人民币弱势是向世界，尤其是向日本输出通货紧缩。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人民币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
在进出口贸易总额同GDP之比已达50%的今天，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目前已发表的文献尚无法就这些问题得出量化的回答。本文通过应用China_QEM模型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得出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数量结论。
汇率的变动将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之后通过对经济总量及价格的影响波及宏观经济的其它变量。在事实上采用固定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在起步阶段，数额相对较少，因而基本上可假定，国际收支表中的金融项目是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所决定的。同时，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在经常项目下，China_QEM模型也只考虑了商品进出口，未包括服务进出口等其它项目。因而，在引用本文所列China_QEM模型拟合结果时须加以注意。
在确定基准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利用ChinaQEM模型对汇率的三种调整方式进行了模拟，结果如下。
模拟方案一人民币一次性中幅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5%，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人民币升值，将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进出口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将下降5%.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自第二季度开始明显低于基准方案，在持续低于基准方案约5年之后方趋于平稳。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约下降1.5%.
消费者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但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较大，它与基准方案的偏离略晚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自2004年第三季度才开始低于基准方案，但偏离时间长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幅度也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消费者价格指数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接近2%.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3个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2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
受工业品出厂价格和进口价格下跌的双重影响，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与基准方案相比，2004年第一季度将下降2.83%，自第二季度起下降幅度将有所减缓，至第三季度下降幅度达到最小，之后下降幅度将渐渐回升，在约8个季度后下降幅度稳定至3.3%左右。
尽管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呈下降态势，但由于人民币升值，美元出口价格指数仍呈上升态势，因而导致出口相对价格大幅上扬。2004年第一季度出口相对价格比基准方案上升2.29%，2004年第二季度上升2.47%，2004年第三季度上升幅度最高，达到2.56%.之后上升幅度逐渐下降，在人民币升值约8个季度后趋于稳定。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幅约在1.8%左右。
尽管人民币进口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均呈下降态势，但进口相对价格仍大幅下跌。2004年第一季度，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尚无变化，进口相对价格下跌幅度与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相同，为5%.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下降的幅度有所减缓，至5年后降幅稳定在约3.6%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最初的5个季度内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约在5年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在0.35个百分点左右。与此相对应，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自人民币升值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与基准方案相比，除第一季度出口增幅略小于进口增幅外，出口增幅在第2个至第6个季度均高于进口增幅，之后进口增幅开始高于出口增幅，约在4年后进出口增幅之差稳定至0.35个百分点左右。
相对于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而言，人民币升值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很小，仅使现价总消费下降不到0.7%；同时受消费者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不变价总消费却在短暂下降后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1.2%.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在人民币升值后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极为有限。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4%左右。
人民币升值，在最初的约6个季度内对名义政府消费基本无影响。此后政府消费与基准方案相比开始有所下降，至6年后降幅稳定在0.5%左右。
综合上述各因素的作用，与基准方案相比，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下降较快，但在连续下降约10个季度之后降幅趋于平稳，约为0.6%左右。各价格指数虽均呈下降趋势，但各自下降开始的时间与速度有较大差别，因而GDP减缩指数在人民币升值最初的约8个季度内与基准方案相比却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其升幅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大，为基准方案的1.15%，之后升幅开始减小，约在3年之后较基准方案有所下降。在人民币升值8年之后较基准方案约下降0.7%左右。在上述两项因素的作用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人民币升值的前4个季度内低于基准方案，其中第一季度低1.29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低1.4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低1.32个百分点，第四季度低0.96个百分点。但在第2年的前3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较基准方案反而高出0.4至0.6个百分点。之后，虽仍高于基准方案，但超出的幅度却只在0.2个百分点上下波动。
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证券市场规模还很有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还基本限于商业银行贷款，居民储蓄的主要形式也还是把钱放入银行（与存款利息率的高低基本无关）。鉴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基本属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由通货膨胀率、折旧率、利息率以及税率共同决定）已成为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而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基本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物价水平。因此从模拟结果看，货币供应量Ml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很小，8年后相对于基准方案也只下降了不足0.5%，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消费的影响，准货币的供应量（M2-Mi）相对于基准方案却在8年后下降了1.5%.不过总的来看，正如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所显示的那样，通货收缩的压力仅表现在最初两年，之后对货币供应量基本不再有大的影响。
模拟方案二人民币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10%，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较基准方案下降10%.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前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自第三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达3%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基本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时下降，但与基准方案相比，其降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已接近4%.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三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与方案一相似，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与此同时，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在人民币升值后即开始低于基准方案，虽第2、3个季度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但之后降幅逐渐加大，约在8个季度后降幅稳定在6.7%左右。
与方案一相似，进口相对价格最初较基准方案下降达10%，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降幅缓慢回升，8年后回落至7%左右。出口相对价格最初上升较快，前5个季度均在5%以上，但自第3个季度起升幅开始下降，约在8个季度后稳定在3.7%左右。由于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后，在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额与基准方案相比均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出口额的降幅在最初5个季度内小于进口额的降幅。之后，出口额降幅将大于进口额的降幅，约在5年之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至0.7个百分点左右。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在人民币升值后均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同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只有第2到第5个季度的出口额升幅高于进口额升幅，自第6个季度起进口额升幅开始超过出口额升幅，并在约4年后两者之差稳定在0.7个百分点左右。
与基准方案相比，人民币升值10%，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从最初的些许影响到两年后稳定在低于基准方案1.3%左右，而不变价总消费只在第2、3个季度出现短暂下降，之后则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2.5%左右。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下降幅度很小，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8%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的最初5个季度内，名义政府消费基本与基准方案一致，此后政府消费开始下降，但降幅在6年后将只有1%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呈下降的态势，但在10个季度之后将稳定在略高于1%.GDP缩减指数在最初约8个季度内较基准方案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升幅在第2个季度最大，达2.27%，随后开始缩小，并于3年之后开始低于基准方案，8年后将较基准方案下降1.2%左右。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幅度上与方案一有所差别，其趋势基本相同，也是先降后升，最后稳定在高于基准方案0.4个百分点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货币供应量Ml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大，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也只下降0.9%左右。准货币的供应量（M2-M1）在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下降了约3%.通货紧缩的压力只体现在最初两年。
模拟方案三人民币小幅渐进式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人民币自2004年第一季度起每季度升值1%，连续升值5个季度，之后保持不变。
相对于一次性大幅调整，如进行持续的小幅调整但最终调整的幅度相同，则由于误差修正机制的存在，系统调整的过程将大大缩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要小一些。以价格的变化为例，无论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还是人民币进出口价格指数，与方案一相比，相对于基准方案，它的下跌幅度均会有所减少。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小幅渐进式调高币值的做法，对进出口的影响在前两年明显减弱，但对更长期的影响基本与一次性大幅调整接近。同样的情形可见于其它名义类变量，如名义GDP、名义总消费及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变价总消费在第一年较方案一有所上升，而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明显低于方案一，同时在长期也要略低于方案一。相比之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第一年要高于方案一，而第二年低于方案一，但随后却基本与方案一相同。
尽管从长期看，方案三与方案一中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相同，但在前6个季度，方案三却高于方案一或与方案一持平，表明人民币的渐进式升值所产生的通货收缩压力要明显小于瞬间调高人民币币值的做法。同时从长期看，无论以M1或M2-M1所表示的货币供应量均高于方案广。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采用China_QEM模型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政策模拟的结果与经济学理论基本相符，如汇率调整之后所出现的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所引致的通货收缩压力等。
模拟结果显示，当汇率调整为一次性冲击时，因人民币升值而引致的J曲线效应对经常项目的改善只表现在前5个季度，其后经常项目顺差将呈减少趋势。而当对汇率进行渐进式调整时，J曲线效应却几乎不存在（只在第1个季度出现，且幅度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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