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7 16:41:53
导语：在民事纠纷调解协议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的钱，但侄女总是找借口拒绝。无奈，李大妈找到了社区人民调解室，希望人民调解员能调解她和侄女间的矛盾。
说法：人民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的一种，是人民调解员以国家法律、法规和道德观念为依据，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在互相谅解、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与提起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冗长、费钱费力相比，人民调解具有方便、简捷、及时和不收费等优势，可以较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对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201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施行。该法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人民调解员的职责、调解程序和调解协议均有明确规定。
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本案中，李大妈可以向侄女居住地的社区人民调解室申请调解。调解被受理后，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员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也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
调解结束后，人民调解员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采取口头协议方式，但应当记录协议内容。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二）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白己的合法权益，李大妈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伞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文来自《人民调解》杂志
【关键词】人民调解 四个转变
一、在调解工作根本方向上，推动“单一调解”向“调诉衔接”的转变
过去，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有效的履行。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通过明确调解协议的可诉性质和设定部分民事纠纷诉讼前置的规定，进一步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与实施，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为实现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的衔接方面提供了法定的依据，亦为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人民调解组织要严格依法开展调解工作，调解纠纷过程中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做好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并制作合法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达到调解工作与民事案件审判工作协调一致的最佳效果。
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关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组织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这就实现了将部分民事纠纷列为诉讼前置。法院可将一些事实清楚，争议标的较小的经济纠纷和涉及婚姻、赡养、邻里等简单的民事纠纷设定为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由法院受理，既减轻了法院的压力，也拓宽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法院在纠纷结案后，若仍有后续工作需要做的，应将有关情况告知纠纷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送调解书或判决书，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做好后续调解工作，并及时向人民法院反映有关情况。
二、在调解工作基本方针上，实现“重调轻防”向“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转变
一些基层调解委员会掌握纠纷不及时，以人民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为借口，认为当事人不上门就不能主动开展调解工作，对辖区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等重调轻防的思想比较普遍。人民调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必须掌握主动，坚持调防结合的原则，重点在防字上下功夫。
一是要做好普法宣传，提高全社会对人民调解的认识。充分利用人民调解宣传月活动，以开辟人民调解工作宣传专栏、举办法律知识问答、以案说法形式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地位、作用，正确引导纠纷当事人主动寻求人民调解的帮助；坚持在调解纠纷过程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直接面对普法对象的优势，加强对群众的法律知识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让群众知法、懂法、用法，提高群众面对纠纷的理性程度，更多考虑成本、效益等因素，使人民调解获得信赖并深入人心。
二是要建立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机制。调解委员会要善于从既往调解案件中科学分析把握辖区纠纷产生发展的规律，比如以我街来说，改制公司换届选举时期往往是矛盾集中爆发期，年底是劳资纠纷的多发期，房屋宅基地相邻权纠纷较为频繁等等，建立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机制。建立矛盾纠纷的排查制度，确保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排点上以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劳资关系、宅基地、婚姻家庭等纠纷为主，排查形式上坚持定期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平时十天一排查；在政治敏感期、重大节假日等矛盾纠纷高发期开展统一排查行动。
三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解工作人员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要经常对辖区单位和居民进行走访，全身心融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发现纠纷苗头，真正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在调解工作运行方式上，确保“单独调解”向“联合调解”的转变
“调解工作只是司法所的事，是调解委员会的事”的思想和内部分工分家的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调解工作的力量和力度。在当前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发生新变化，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开展调解工作必须运用综合手段，多方协调才能达到更好效果。
一是健全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办公室牵头各部门参与的协调配合机制。随着环境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行政调解机制愈发显得重要，因此其它职能部门要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调处。调处办应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研究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路、方法、措施，及时分析人民调解工作的薄弱环节并探讨对策。
二是整合辖区社会资源，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根据实际情况，聘请本辖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志愿者或兼职调解员身份加入到调解员队伍中来，如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学教师、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工作者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既提高了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平，又扩大了社会参与和社会影响。
三是积极推行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互动制度以及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两所联调”工作机制。区法院可为各街道指派一名法官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员，负责业务指导，为调委会提供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对重大疑难案件给予法律上的建议和帮助，调委会可为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寻找当事人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协助，在诉讼、调解和执行过程中给予必要的配合协助。街道司法所与派出所建立联动联调的工作机制，派出所接警涉及民间纠纷或者经调解能解决的轻微案件由派出所交司法所或街道调委会解决；改制公司、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可与社区民警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遇到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社区民警应积极参与；派出所对案件的民事争议部分，可移交调委会处理，调委会处理的情况及时反馈给派出所。
四、在调解工作实践方法上，促进“以德调解”为主向“依法调解”为主的转变
从实践来看，目前一些调解组织在调解矛盾纠纷时主要仍是依靠个人威望和传统道德规范，实施劝说和情感影响，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让步，达到和解和好的目的，有的干脆硬性依靠命令或依靠调解人员的年龄大、辈份高为调解的基础进行。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在矛盾纠纷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手执法律法规各执一词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有的当事人能将相关法律条文全文背出，这势必对以往依靠情理进行调解的工作方法提出重大挑战，如果单纯凭劝导说服当事人就很难接受，势必影响到调解的法律威信和工作效果。这对调解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调解员要努力提高自身法律素质。人民调解员要通过自学、参加培训等途径，一方面要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重点学习民间纠纷涉及较多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继承法、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学习省、市、区行政管理的一些政策法规，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学习调解的技巧和方法。要通过工作实践、经验交流等不断改变调解方法，创新调解工作的技巧。
【内容提要】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沟通和衔接，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对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衔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浅的探讨，详细论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效力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应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束力，实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从而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充分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 键 词】 人民调解 法院调解 衔接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在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和谐精神与协调一致[1]，人们有“厌诉”心理，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调解；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因此，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加强沟通协调，采取优势互补，是发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是拓宽和完善调解制度的积极路径。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人民调解的优势（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人民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人民调解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人民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人民调解的缺陷（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二、二者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调解的成本，迅速、彻底地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节奏，真正达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我们应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司法干警与法院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并深刻认识当前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衔接的理论实质，尤其是学习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实施意见，澄清模糊思想观念，进一步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从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出发，积极推动二者的有效衔接、“本土资源”和“法律资源”的充分整合、相互支持的工作机制的形成，将法律的正确适用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从坚持司法为民宗旨、落实公正与效率主题的高度，进一步消除影响法院调解、人民调解指导工作的主客观制约因素，重视发挥调解程序简约、成本较低、便于执行的优势和人民调解信息灵、反应快、情况明的优势，力求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二者衔接的条文依据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38条规定：“对当事人因对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原承办该纠纷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配合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的审判工作。”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39条第2款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指导工作中，应当加强与人民与人民法院的协调与配合。”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均有类似的规定。这些法律条文实质上反映了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沟通、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二者衔接的制度要求。
四、二者衔接的路径选择
成立依托法庭指导组织机构的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全年目标管理考核责任制，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和计划，定期就大调解工作进行业务研讨和培训，以人民法庭为依托，促进诉讼调解与大调解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同时完善制度，形成规范、系统、经常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一）实行人民调解指导员制度
指定基层法院相关业务庭及人民法庭审判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担任各乡镇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指导员，实行定人、定岗、定点。人民调解指导员与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正常的工作联系，以增长法律知识、强化调解技巧、提升调解艺术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就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案件，不定期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同时聘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民调解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审理简易案件，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
（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定期、不定期召开与司法行政机关、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席会议，基层人民调解员座谈会等形式，通报一个地区或阶段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较为突出的矛盾纠纷，共同分析探讨，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方案对策，超前制定调解措施和工作方案，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及时了解基层调解工作开展情况和典型案例，提出指导意见，提高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约束力
1、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
“调解书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寻求新途径解决争议。”[2]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应认定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应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除非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
为什么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调解的范围仅为民事性纠纷，属于私法的范围。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谛在于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调解协议书是当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虽然双方可能都做出了让步，牺牲了自己在纠纷发生时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与对手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约束，即契约，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这正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必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前提。自主参与者对于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即自己责任，这是自主参与的必然逻辑。如果当事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意即当事方存在过错，根据意思自治理念，有过错的加害人必须对加害行为负责，即过错责任。既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承认意思自治原则[5]，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呢？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时也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在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法律做出的是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没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选择权，反言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该款随即规定：“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并没有说，当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条文规定中也推导不出这样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认为推出这样的意思，显然与该条文的前半句“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条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该条规定只是赋予当事人在不履行调解协议时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外的另一解决争议的新途径，即诉讼。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反悔方起诉，还是对方起诉，在民事实体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担不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除非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6]
2、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效力问题，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仲裁制度为我们进行调解衔接提供了参考蓝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第48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书。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有效保证和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我们设想的调解衔接制度中，人民调解委会员主持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此处的“和解协议”，法院可参照该条仲裁规则，作出法院调解书。
从法理上讲，法院调解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必须存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一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前提是一个“诉”的提起。因此，要想使人民调解进入到法院调解，首先必须构造一个“诉”。诉的要素有三个，即当事人、诉讼标的、诉的理由。[7] 人民调解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具备了诉的三个要素：（1）诉的当事人分为起诉一方与被诉一方。提出申请的一方可视为起诉方，被申请方则为被起诉方，双方都申请时可视为诉与反诉的合并；（2）诉讼标的，该诉为确认之诉，确认的客体为当事人之间具有人民调解协议书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3）诉的理由，即诉的依据，此处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诉的提起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由当事人提出；二是向法院提出。根据前面所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具备了诉提起的两个要件。至此，一个完整的“诉”形成了。
具备了“诉”的要素与提起要件后，还需要有人民法院的受理，才能产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受理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的申请，可依据民事诉讼的主管与管辖的一般原则。在主管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受理的民间纠纷基本上都属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在管辖方面，级别上一律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地域上应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人民法院审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程序
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在遵循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主要适用法院调解制度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并可以借鉴仲裁法的一些做法，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本部分就审理程序进行简略论述。
（1）法院受理的根据。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效的调解协议书；二是当事人的申请书。有效的调解协议书，应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依据当事人自愿、合法原则达成的书面协议。[8] 在形式要件上，协议书应采用司法行政部门印制的统一格式，由纠纷当事人和人民调解员的签名，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的印章。当事人的申请，可以是一方申请，另一方同意；也可以是双方达成申请协议，共同申请。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也可以委托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向法院提交申请。
（2）法院审理的方式。法院受理后，依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应将案件的案卷材料和有关证据移送法院。法院以书面审理为原则[9]，如果审判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知当事人或证人到庭进行询问，以核清事实。独任庭可以通知调解人到庭或以其他方式询问案件情况，调解人应如实回答。法院审理期限，应比一般简易程序要短，一般的应在15日内审结，复杂的可延长至一个月。
（3）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结果可能有几种情形：一是，一般情况下，经过审理，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应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法院调解书，要求双方当事人要调解书上签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不清或者违法或者有欺诈、强迫等情形的，应认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当事人愿意再行调解的情况下，可以主持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并以此制作调解书。三是，如果在独任庭制作调解书前，当事人双方撤回申请的，应裁定撤销案件；一方当事人撤回申请或不同意法院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坚持不撤回申请的，应驳回申请，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诉。法院受理起诉后，在审理时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证据规则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否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呢？我们认为，不发生冲突。
第67条的规定是针对法院主持的调解或当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当事人害怕在调解或和解中因承认案件事实而在其后诉讼中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顾虑，鼓励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中作出让步，从而促进调解或和解协议的达成。从条文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证据规则只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适用该项证据规定，除非当事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10]的规定提起再审。因为当事人一旦签收了法院制作的调解书，调解书即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经结束，不存在“其后的诉讼”，第67条证据规定失去适用条件。当事人要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当事人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对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为调解书的内容，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处中心主持下进行调解与法院主持调解同样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当事人之间一旦达成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具备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则不能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在诉讼中引用第67条证据规则，除非当事人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审核后制作法院调解书，则适用法院调解书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详见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 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 同上，第2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详细阐释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6] 此处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可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并参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来进行。
[7] 参见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下以下条款：（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二）争议事项；（三）协议内容。”
邻居相处，就像舌头、牙齿难免打架，但是，到底是舌头不好。还是牙齿犯了错呢?这就要有一个说法，既要维护彼此的利益，又能和谐共处下去。
案例分析
肖爱英与同楼邻居崔达举发生了争吵，双方甚至发展到了动手的地步。
肖爱英搬到港南村，每天下班回家，都发现自家门口摆放了很多自行车、助动车，出入极不方便。两个月后，她未与任何人商量，便在楼道门旁的公用部位装了一扇铁门，以至于那些自行车、助动车再也无法进来。
这一举动引起楼内其他住户强烈不满， “楼道的公用部位怎么可以让你一家使用啊?”她的邻居退休工人崔达举代表楼上的其他住户跑来交涉，没说几句话，便争吵起来，并发展到肢体冲撞。崔达举年纪稍长，意识到情绪严重对立，对大家都不利，于是向街道司法所反映情况，请求法律帮助。
第二天，调解人员召集社区民警、物业、居委调解主任以及18户居民和肖爱英在居委会开会协商此事。调解人员根据这起纠纷的实际情况，草拟了协议书发给双方，提出开会要协商两点，一是肖爱英要拆除铁门；二是楼上居民不准在此乱停放自行车。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
专家评析
这起民事纠纷的顺利解决，得益于依法办事，一步步执行，非常规范。
调解人员先到现场勘察，再到物业查找相关的规定，并向其他居民及居委会干部了解情况。
随后又找来了肖爱英，告诉她，“装防盗门谁也管不着，但按规定要离门20至30厘米处，也就是不超过一砖厚。而你安装的铁门却是走道铁门，超出1.5米，成了你自家的自行车棚。”
同时也指出，乱停放自行车和助动车以及崔达举先动手打人的不对，一切按规章办事，于是问题迎刃而解。
调解的好处
调解有利于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晚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温馨的居家氛围，运用调解来解决纠纷，非常有益处。
矛盾巧“调解”维权好处多
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作为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
调解委员会有哪几种形式?
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4，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纠纷的范围有哪些?
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公民之间的纠纷，一般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居民、村民之间，因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
公民与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纠纷也十分广泛，例如，农村村民与农村合作组织、经济组织、乡镇企业之间因土地承包、农业产业化服务中的合同问题，划分宅基地、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所引出的纠纷。
企业职工与所在企业之间，因企业转制、租赁、兼并、破产、收购、转让，或者因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医疗费等发生的纠纷。城市居民与城市市政管理组织、施工单位、企业事业单位等因城市街道市政建设、危房改造等引发的纠纷等等。
有些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不受理的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1，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2，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调解的程序以及方式
调解的程序为：1，受理纠纷。2，调查分析纠纷情况。3，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工作。4，促成当事人和解并达成调解协议。5，调解协议的履行。
常用的调解方式：单独调解、共同调解、直接调解、间接调解、公开调解、非公开调解、联合调解等。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和群众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矛盾纠纷需要多层次化解。价格是调节利益关系最直接、最灵敏的杠杆，价格工作具有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矛盾集中、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决定了价格工作必然牵涉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价格问题容易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全省物价部门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行政调解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相关要求，以预防和化解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价格行政争议为重点，针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充分发挥物价部门行政资源多、调解范围广的优势，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妥善协调各方面价格利益关系，确保不同社会群体的价格利益得到兼顾，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健全机构，加强领导。建立省、市（州）、县（市、区）三级价格行政调解组织体系。省物价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价格行政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物价系统价格行政调解工作的政策调研、组织推动、综合协调、指导督促、考核问责。各市（州）、县（市、区）物价部门要及时成立相应的价格行政调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建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法律素质高的价格行政调解员队伍，负责本辖区内价格行政调解及信息报送工作。同时，市（州）、县（市、区）物价部门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基层价格监督网络和社会义务价格监督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及时把价格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全省各级价格行政调解组织要在同级“大调解”工作领导部门的领导下，按照“逐级调解、分级负责”的原则开展工作。
三、明确范围，把握原则。价格行政调解的范围是物价部门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价格行政争议；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价格行政管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民事纠纷。各级物价部门要始终坚持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要积极研究探索调解价格民事纠纷的新方法，不断提高价格行政调解的成功率，力争做到小纠纷不出村（社区）、一般纠纷不出乡镇（街道）、疑难纠纷不出县（市、区）、重大纠纷不出市（州），从源头上预防、减少重复越级上访和不稳定因素，防止因价格问题引发重大。同时，价格行政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平等的原则，把调解贯穿于处理价格行政争议和化解价格民事纠纷的全过程，引导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力争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对不愿调解或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要引导当事人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妥善解决；要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强化价格行政调解意识，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制和分级责任制，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价格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和群众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矛盾纠纷需要多层次化解。价格是调节利益关系最直接、最灵敏的杠杆，价格工作具有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矛盾集中、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决定了价格工作必然牵涉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价格问题容易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全省物价部门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行政调解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相关要求，以预防和化解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价格行政争议为重点，针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充分发挥物价部门行政资源多、调解范围广的优势，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妥善协调各方面价格利益关系，确保不同社会群体的价格利益得到兼顾，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健全机构，加强领导。建立省、市（州）、县（市、区）三级价格行政调解组织体系。省物价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价格行政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物价系统价格行政调解工作的政策调研、组织推动、综合协调、指导督促、考核问责。各市（州）、县（市、区）物价部门要及时成立相应的价格行政调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建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法律素质高的价格行政调解员队伍，负责本辖区内价格行政调解及信息报送工作。同时，市（州）、县（市、区）物价部门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基层价格监督网络和社会义务价格监督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及时把价格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全省各级价格行政调解组织要在同级“大调解”工作领导部门的领导下，按照“逐级调解、分级负责”的原则开展工作。
三、明确范围，把握原则。价格行政调解的范围是物价部门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价格行政争议；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价格行政管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民事纠纷。各级物价部门要始终坚持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要积极研究探索调解价格民事纠纷的新方法，不断提高价格行政调解的成功率，力争做到小纠纷不出村（社区）、一般纠纷不出乡镇（街道）、疑难纠纷不出县（市、区）、重大纠纷不出市（州），从源头上预防、减少重复越级上访和不稳定因素，防止因价格问题引发重大。同时，价格行政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平等的原则，把调解贯穿于处理价格行政争议和化解价格民事纠纷的全过程，引导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力争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对不愿调解或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要引导当事人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妥善解决；要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强化价格行政调解意识，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制和分级责任制，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价格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各级物价部门要结合价格工作职能以及自身工作实际，建立健全价格行政调解的有关规章制度，加强调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要规范调解程序，对调解申请、受理、调查、听证、调解实施、调解期限以及调解协议书的制作等环节明确具体要求。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本系统的调解工作进行监督抽查，建立典型案件和普遍性问题的通报制度。要完善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按照“及时排查、各负其责、工作在前、预防为主”的原则，构建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减少和化解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要建立健全价格行政调解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要把价格行政调解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目标管理，严格考核问责，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对因组织领导不力、工作落实不到位、消极应付调解，导致重大矛盾纠纷发生的，严肃追究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
五、强化服务，落实保障。各级物价部门要坚持预防和化解并用、排查和调处并行，把价格行政调解与行政复议、工作、综合治理工作以及价格监督检查工作结合起来，要依托“价格服务进万家”活动工作成果和工作载体，促进价格收费矛盾纠纷从集中处理向常态化解转变。通过价格维权、价格自律、价格引导、价格协调、价格宣传等服务，保障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投诉权和举报权；帮助经营者增强价格诚信意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价格行为；落实价费优惠措施，了解民情民意，及时出台有利于发展和减轻群众及社会负担的价费政策；化解企业之间、产供销各环节之间、执收与征费对象之间价费矛盾；宣传价格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发挥成本调查、价格评审、价格认证等方面职能作用，有效调解价格矛盾。同时，要将价格行政调解工作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落实必要的设施条件，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充实和调剂价格行政调解人员；要充分发挥基层价格行政调解的主力作用，加强对基层调解人员的指导和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其调解工作能力与水平，确保调解工作规范有序高效。
【关健词】司法调解民事诉讼调解强迫调解无原则调解
正文：调解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其他机构或个人根据事实的法律的居中调和下，互谅互让，达成合意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调解可分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诉讼外调解）和行政调解等等。其中司法调解也叫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其实质是人民法院按照自愿，合法原则，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其特点是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较弱的对抗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但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它也面临和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以下的文章的内容中我将着重的对司法调解作出个人肤浅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时间上要快、并且不易激化当事为之间的矛盾，社会效果好。但有人也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当司法制度基本健全后，法院调解的部分适用价值完全可以由判决的适用价值取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在调解民事纠纷时，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比之于选择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应当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也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调解结案比之于判决结案虽然可以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这一价值的实现基本上建立在牺牲权利为利益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环境中，法院调解的适用除了会产生”重调轻判”和借调解办”关系案”、”为情案”的弊端外，法院调解本身的性质还决定了其适用过程中难免损害当事为的自，从而造成非真实的自愿，还有人认为，调解制度无法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把法庭当作生意场，法官近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这和法律的严肃性是不相容的。其次，法律强调“公正”，以事实为基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许多当事人却是以“调解”来逃避责任，因为在调解中，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解决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和法律的公正性相抵触。因此持上述观点的人主张审理案件时应以判决结案为主，尽量不采用调解方式。
我认为，虽然上述认识中有正确的成分，但却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考虑到“诉讼爆炸”和”判决过多，过滥”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经及”一场官司十年人仇”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调解作为符合我国民众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仍然是重要的结案方式，在新形势下，司法调解的克服掉司法实践中不规范的做法后，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调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整体立法设计上，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但是，具体到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则各有侧重，判决结案强调整个程序的严谨周密，如果以调解方式结案，案件既调节既结，无需走完整个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同时,当事人无需上诉，执行相对简单，自然减轻了二审的负担，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大大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约了诉讼成本，其次，调解可以实现司法公正，民事诉讼调解必须由审判人员依法进行，法官在事实清楚，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说各级党委，明是非，理纷纭，不“和稀泥”，不压、拖、诱、同对对违法的协议进行纠正，可以使司法公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另外，调解还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调解结案使许多“冤家”、“对头”握手言和，和好如初，消除了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双方当事人事后继续交往合作的可能，有利于法的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调解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来否定整个调解制度，“因噎废食”不足取。实践证明，调解制度在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2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努力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这无疑给法院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总之，在诉讼过程中，法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事人多做说服教育，尽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过也不能过于依赖调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愿意调解，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调解成功。调解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否则调解便无法进行，我们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对那些双方争议较大，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以及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案件，法官要及时判决，通过判决来分清是非二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调解。目前，民事案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审判人员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有的审判人员为了快递结案，片面追求办案效率，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都强压着当事人调解，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与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相悖的。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首先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是否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经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于调解无效，没有条件调解或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案件，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而不应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二是调解是否达成协议也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双方当事人尽管选择了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能否达成调解协议，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法院不能强迫或施加压力，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方案。
（二）该调解的不予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由于调解并不是一调必成，往往需要花费办案人员比较多的精力做予服解释工作，有的审判人员因为怕麻烦或缺乏耐心，就直接安排开庭进行审理，审理后径下判，殊不知，这在不经意间违反了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离婚案件要求必须进行调解，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二）；劳务合同纠纷;(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五）、合伙协议纠纷；（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上述规定，对哪些种类的案件必须进行调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从规定的几类案件可以看出，前四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双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甚至会使权利得不到维护的一方采取极端的手段，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些，这几类案件要先行调解，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努力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就能有效地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后两类案件由于案件的性质或标的较小，调解条件比较好，当事人双方较易达成协议，因此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来讲，对这类案件先行调解很有必要，对审判人员来说，审理案件不但要实体合法，而且要求程序合法，忽视程序有时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先行调解就是为了当事人的权益尽早得以实现而规定的，因此要耐心细致的做工作，尽量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无原则调解或“和稀泥”。调解案件时，有的审判人员在事实未明，是非不分的情况下盲目调解，根据自已的主观臆断，提出调解方案，或者一方提出调解意见后，让另一方无原则的迁就、让步，甚至“和稀泥”。这样必然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调解制度在公众中的威信。我们知道，司法调解一个重要原则益是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个原则是司法调解的基础，它要求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应当在查明不事人各自的责任，然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达成调解协议，而不能搞毫无原则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因此这就要求审判员在调解时一定要查明事实，明确责任，只有在此基础上造成的调解协议才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才能真正使协议双方的权益得以实面。
（四）久调不决。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片面追求社会效果，认为判决会激化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就多次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久拖不决。这种情况使当事人争议的权益长期悬而不决，处于不稳定状态，更重要的是原告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排除审判人员“人情案”、“关系案”的可能，采用“拖”的方法，让原告无可奈何，所以说久调不止会严后果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法律的神圣公正产生怀疑，进而当事人会在采用“公务救济”的方式无法维护自已的权益时采取激进的，非法的手段来“以恶制恶”，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解决久调不决的有效措施就是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定期对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检查，发现超审限的要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另外要对案件的延期审批严格把关，对不符合延期条件的坚决不批，从而杜绝久调不决的现像，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各类案情复杂多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问题，新现像的出现和产生，就如何高效而公平地审理各式各样的民商事案件,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地人民法院的重视。大法官肖扬指出，法官要增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而诉讼调解能力就是其中应有之义，即使在美国也有30%的案件是通过非判决方式结案的。同时，调解也符合中国人的“息讼”心理，当事人双方不伤和气，并且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产生不公正的猜疑。因此，做好调解工作，总结调解经验，是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式，本人就民事诉讼调解策略发表以下观点，做为参考意见：
三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法：
（一）收集信息，熟悉案情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收集有关信息，了解纠纷的性质、起因和经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个性，找准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问题症结。这个过程是调解的基础环节，如果盲目介入，不但不容易搞好调解工作，反而会因对整个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缺乏了解，使调解工作陷入被动，甚至恶化。
（二）把握局势，控制场面
很多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劝说。心理学研究证明，冲动性情绪直接导致意识范围狭窄甚至理性丧失，极易做出违纪违法的行为。若遇上此种情况，调解人员首先应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平息情绪的方法有：
1：是察颜观色，进退结合。面对当事人的冲动性言语和行为，调解人员应保持冷静的态度用平静、低沉而有力的语言与当事人交谈。在一方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要设法使另一主保持克制，而不是互相激怒。
2：是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
倾听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也可以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让被侵权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倾诉和宣泄，使其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在宣泄过程中，如能引起侵权方当事人的内疚和后悔心理，从而当场向对方道歉，那么调解的成功便一步之遥。但需注意把握宣泄的程度，不可把宣泄搞成无止无休的控诉，防止失去控制。
3：是分而处之，各个击破。
由于发生矛盾冲突而处于不理智状态的当事人，极易脱离主题而相互攻击、谩骂，这种不良刺激相互反馈、恶性循环的结果，容易导致矛盾加深、战火升级。当务之急是把双方当事人隔开，互相避开对方恶言恶语的刺激和攻击，如让其各自回家，或分开在不同的场合，待双方恢复理智后，再进一步做调解工作。
4：是大棒+萝卜。
对于无理取闹的当事人，可以有两种震慑方式：A、是严肃指出无理取闹的后果，让其明白并不是谁闹的凶谁就有理，闹过了头还物极必反，不会有好的结果；B、是明确指出恶言恶语相向的违法性，对他人的人身攻击要承担法律责任，用法律的威严震慑不冷静的当事人等等。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要时刻把解决当事人的纷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对当事人要亲切地接待、真诚地理解、妥善地安置，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这种真诚的情感会营造一个温和、默契的调解氛围，这种无私敬业的精神也会赢得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尊敬，从而有利于调解工作顺利进行。
（三）更新观念，讲求策略
1：是做合格的“法律的嘴巴”。司法调解与当事人自发的民间调解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司法调解人员能够自觉地运用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对当事人晓以法理，提醒和教育当事人只有用法律手段，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解决纠纷，保护自身利益，其他任何过激的行为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弄巧成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调解人员自己必须熟知法律，在所调解纠纷的法律适用上表现出娴熟的知识和技巧。“人有情，法无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坚持依法调解，才能促进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信任并达成比较满意的调解方案。
2：是使当事人双方相互沟通。
调解人员应使当事人换位思考，促进当事人彼此了解，角色换位是指在转变当事人认识的时候，让当事人想像自己处于对方角色的情况，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认识问题、体验情感。鉴于彼此之间的利益纠葛，当事人在情绪激动、不够理智的情况下，其认知范围受到限制，思路狭窄，被侵权方当事人往往提出不合实际的补偿要求，而侵权一方则千方百计减少或推卸自己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开始答应给对方一定的补偿，但时间一长，就想逃避补偿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则干脆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而反诉对方的种种失误，伤害了对方的感情和自尊。如果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则需要让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都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使思维跳出只看到自己利益的小圈子，才真正有利于彼此理解，并达到和解的目的。
3：是细致分析，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调解当中，如何能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还需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当事人理清纠纷发生的来龙去脉,明了自身的言行举止有哪些不当的地方,对对方的侵权行为,应怎样求助法律,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能采取任何不理智的行为。调解人员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讲解常常带来良好的效果，能够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执。调解人员的细致分析并不等于面面俱到，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繁难的民事纠纷，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事人分析。
（四）公正执法，让当事人满意。
不偏不倚、公平行事，自始至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进行调解，是调解人员应牢记的调解原则。现实生活中，司法活动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人际关系的影响、亲戚朋友的面子、个别领导的招呼等因素，不仅影响调解工作的进行，还能考验调解人员是否出于公心。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当当事人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会伤害到其自尊，也最易激起对执法者的怨恨。不公乃执法大敌，亦是调解之大敌，一旦被当事人察觉，则必然导致失败。但调解人员也是有情感的人，在调解纠纷过程中，除外来因素的影响，还不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个人修养、容貌服饰等因素而产生对当事人的好恶情感，尤其应警惕的是影响法律公平的情感，否则对调解是极为有害的。调解人员应当坚持调解的客观公正性，立场居中，不偏不倚，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坚决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人民调解，民间调解：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民事纠纷未必一定要经过公安机关或法院才能解决。通过各村民或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委员会调解，也是一种可供当事人选择的好方法。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继承政府和继承法院的指导下依法进行工作。一般的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名成名组成，设立主任一名，必要进还可以下设副主任。调解委员会的成员除了由村民或机关委员会的成员兼任外。还可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以连任，期限法律并没有作限制性规定。对于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调解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前去调解，也可以依据自身的职权范围主动去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应当进行登记，制作笔录。调解结束后根据需要或当事人的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以及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在调解结束后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一方仍然有的权利，也可以请求基层政府处理。
参考文献：
《法官的思维-司法认知的基本规律》作者王纳新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构建
近年来，尤其是和谐社会理念提出后，行政诉讼调解这一行政
诉讼法学理论及审判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虽然我国行政诉讼第50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以"协调"、"和解"的做法来变通适用调解。调解在审判实践中已是公开的秘密，从我国居高不下的行政诉讼和解撤诉率就可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收案数的1/3，最高时达到57.3%，个别地区一度竟然高达81.7%①。
如此高的行政诉讼调解率，不仅在实质上缺乏法律依据， 在形式上也违背了现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显然不利于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对此，我们应先行从理论上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予以探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并最终为行政审判的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一、调解概述
根据我国学理界对其的一般定义，所谓调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在法院法官主持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教育规劝，促使其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1]。就我国实践来看，调解历来均特指民事诉讼调解， 法院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是人民司法的一大传统；刑事诉讼方面，除自诉案件可进行调解外，其余刑事案件一律不得适用调解；在行政诉讼领域，《行政诉讼法》更是明文禁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行政赔偿案件除外，以下涉及之行政诉讼均不包括行政赔偿诉讼）。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取向
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是否可以照搬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抑或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设计的原则取向。
借鉴他国经验和中国的审判实践，笔者认为，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应以"有限调解"作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取向，以凸显行政诉讼的特点。所谓"有限调解"原则，是指在调解的适用范围上应当受到限制，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受到法院的监督，在调解的结果上应当不能损害第三方利益和公共利益。在行政管理领域，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均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对其行政权力不能擅自扩大、缩小或不当行使。如果扩大处分，就是超越职权；如果缩小处分，就是不履行法定职责；如果不当行使，就是。这就与私法领域中"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的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行政诉讼调解，其实质是允许行政机关处分其行政权力，因此，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受到限制[2]。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目前我国立法中只准许当事人就行政赔偿诉讼进行调解， 适用范围过于狭隘，不利于及时解决行政争议。
当前学界普遍根据行政行为的分类作为行政诉讼调解适用范围的界定标准。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是相较于其他的标准更为具体明确，也便于实践。本文认为，根据法理基础、实际需要以及可行性，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可以包括：群体性纠纷案件、存在自由裁量行为的案件、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直接或者间接涉及民事纠纷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案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案件、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法律规定与相关政策不统一的案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具有规制性的行政指导案件、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等共计十类[3]。
四、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和阶段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申请书，即使由法院提出也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这是由行政诉讼的特点决定的。
至于调解阶段，应当在开庭后且法院已经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人民法院在一审、二审和再审过程中均可以进行调解。由于调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所以我们不应对调解的阶段进行限制。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只要双方达成合意，人民法院均可以予以认可。但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裁判方式会有所区别，二审和再审中调解结案的，将会面对如何对待一审裁判的问题，这就要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协商一致而定。
五、行政诉讼调解的运作程序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 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
第一、调解应当由受诉法院管辖。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作为诉讼法律行为的一种，必须由已经受理诉讼的法院管辖。这就要求原告和被告不能因为原管辖法院对调解有异议而到另外的法院重新；
第二、法院应当对调解申请书进行全面审查。包括是否属于可调解的案件、有无胁迫或者恶意串通等；
第三、制作调解协议书。如果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调解申请合法， 则应当作出准予调解决定，并主持调解及制作调解协议书。如果经审查后认为不能适用调解，也应当作出不予调解的决定，并告知不予调解的理由；
第四、如果调解的案件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则法院应当依职权或者依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注意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六、行政诉讼调解的瑕疵救济
对调解中瑕疵的规范及其救济是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行政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笔者在这里稍微提下自己的看法。
虽然行政诉讼调解协议在其本质上是公法合同，但笔者认为，应当考虑行政诉讼调解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特征，对调解协议瑕疵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行政诉讼调解无效可以包括： 第一，调解主体与诉讼标的无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调解主体无诉讼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人未参与调解；第二，调解协议因欺诈、胁迫、强制而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行政诉讼调解协议可撤销可以包括： 第一，重大误解。当事人对协议中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错误或者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由于行政诉讼调解双方在诉讼能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具体案件中重大误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而言应该有程度上的差别；第二，显失公平。非出于自愿原因，调解协议的结果对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对他方当事人过分不利[5]。
行政调解协议虽然是在法官的参与下自行达成的，又经过了合法性审查，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调解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仍应当设计相应的救济制度。但这种救济权是通过上诉来实现，还是通过请求继续审理来实现，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笔者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量更赞同向原审法院申请继续审判。至于审理期限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他国或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
七、结语
本文从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取向、适用范围、启动和阶段、运作程序、以及瑕疵救济五个方面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建议。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要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注释：
①参见孙林生、刑淑艳： 《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高居不下？--对365 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6 第3 期。
参考文献：
[1]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社，2002，235.
[2]付洪林，刘峰.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J].2012，2.
[3]方世荣.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模式及方法[J].法学评论，2012，2.
关键词：调解，法院调解，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处理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法官WarrenBurger也对中国的调解机制大加赞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调解制度或许还算得上是我国的一项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与国人厌恶诉讼和追求和谐谦和的传统心态有很大关系。在众多的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之中，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简化了司法程序，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确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因而，调解制度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是，再好的法律也会因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恶法”，更何况我国的调解制度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调解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所以笔者认为，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尤其是法院调解并不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
一、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原则概述
通说认为调解有诉讼外的调解和诉讼上的调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后者即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那么，法院调解，亦称诉讼上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抛开调解的其他形式和其他主体，本文讨论的仅是关于法院调解的有关问题。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要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3、合法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也是法院的审判活动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满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无巨细的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滞后性愈发明显，因此用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则性的规定毕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体的司法工作的操作人员来说，会因为个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现谬误，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已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或者说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信仰，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必然会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基于对上面罗列的几项原则的考虑，我国法制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眼前所出现和发现的法制建设的漏洞，下面笔者就所学的知识和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二、调解不一定非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
按照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在事实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是不能结案的。在这里，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相对于公法而言，民事案件的特殊性有一点，即：它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利害关系和冲突，这与他人无干，当事人都达成了和解，旁人又何必追究到底呢？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及当事人已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诉讼双方适当作些让步乃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结案也无不可。
三、法院调解并非都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
在法庭上，法院调解必须得在当事人双方明确的表示同意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即要充分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接受调解也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属于对私权的自由处分。但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了我们的诉讼当事人非自愿的寻求纠纷的其他解决方式，如调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事人改变了他们提讼的初衷呢？笔者认为有如下：
（一）法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的谋求当事人接受调解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似乎我们的审判机关更愿意选择调解来作为他们的结案方式。因为调解结案的案件同样是要计入法院的结案率的，而且调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上诉。所以，相对而言程序要简单得多的调解方式更容易引起审判人员的兴趣，因此他们在诉讼程序中积极的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只要存在调解可能，不管处于审理程序的何种阶段，法院总是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调解。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这是法院的职权所在，本无可非议。但本文认为案件既然已经处于了一种诉讼程序当中，而且法庭也已经开庭审理案件了，就再无询问当事人的必要。将纠纷诉之于法院，必然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谋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初衷，这属于对私权采取公力救济方式的一种选择，接受调解就不再是当事人的首选，至少应该不会是原告方的首选。
（二）司法效率不高，诉讼成本过高，当事人失去耐心
总体而言，《民诉法》本身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司法资源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各地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不一，导致我国整体的司法效率不高，在一些司法资源匮乏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从原告到法院开庭审理，对于原告而言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或许没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或者刚刚开庭，原告就会要求调解。进入审理程序之后，诉讼程序更是繁杂、拖延，导致诉讼成本与日递增，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当事人双方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再选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再选择接受调解也是出于对我国司法现状的无奈，很多原告撤诉转而接受调解的例子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
（三）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无形压力的产生
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这一条我们展开来分析，也就是说法院会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这种社会力量既可以是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可以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难以保证整个说服过程当中没有其他足以造成当事人误解或者恐慌的说辞，从而使当事人非自愿的做出接受调解的意思表示。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舆论力量介入到法院调解过程中来，很难说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但即便是违法的行为也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掩盖从而逃脱监督的眼睛。所以本文对《民诉法》中法院调解的这一规定持有微词。
四、法院调解的合法性应该得到实质的保证
《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要求调解协议必须具有合法性，它应该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合法和实体意义上的合法。实体上的合法，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我们可以通过比照调解协议书的具体条款以及最终结果是否公平公正来加以判断，以及对于诉讼双方当事人而言是否大致公平。但是，程序上的合法，也许可以通过了解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过程来对其合法性来加以判断。作为法院，为了谋求和解的达成，对于其主持调解的具体手段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灵活运用。但是很多情况下法院借助的手段是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是不能对外界披露的。比如说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分别加以说服，并晓之以利害关系的，而不是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的共同会话式的调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欺骗，是违法的。但是，调解的最终的结果是：呈现在当事人双方面前的必然是一份权利义务相当明确，看似公平、公正的调解书。我们不难想象，作为法院，必定具备一些善于运用法律技巧和熟练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制作调解书的时候，当然会注意处理法律文书的形式合法性，他们深知哪些事实是可以记录下来的，哪些是将会影响调解书合法性的内容，哪些是绝对不能记录下来的。于是，在制作调解书过程当中，这些专业人士当然会有所取舍了，从而最终展现在当事人面前的是一份形式上合法的调解书。由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法便被调解书形式上的合法所掩盖了。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对此种问题加以重视。调解过程乃至调解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应该首先从程序上加以保证，这样才能使法院调解得到实质的保证。
五、结束语
以上是笔者针对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中的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做的一次初步探讨，提出以上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说明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为了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思考。当然，由于知识的有限和视野的局限，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笔者在这里加以提出，只是因为考虑到了法律条文与司法现实之间的存在一些差距，并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国的法制建设能够日臻完善。也希望国人息事宁人和“厌讼”的传统习惯能得以改善，能够善于运用诉讼来寻求法律的救济。
参考文献
[1]江伟，《民诉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2]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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