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6 11: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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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录法等在对国际上主要的医院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后指出，我国应该明晰公立医院的产权，确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政府职能由办医院转为管医院，只享有财产所有权。郝模等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医院管理者和卫生行政部门领导认为应该实现医院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不再运营医院，医院作为独立法人，在市场竞争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能够确保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李卫平等学者认为，公立医院是国家投资举办，向全民提供普遍服务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医院。公立医院本身具有事业单位属性，国家应对其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目前，政府仍主要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对医院的重要决策进行干预，医院自身并没有真正的自。我国公立医院正处于改革的转型时期，因此，关于公立医院的管办模式，不同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于政府是公立医院的全额出资人，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决定了公立医院的管理模式。刘丽杭按照市场化的程度的高低，将医院管理模式分为面派种基本模式，即预算管理模式、自主化管理模式、公司化管理模式、集团化管理模式。倾向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模式，认为政府应当加强内部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以确保公益性。李玲则认为，可以在一个部委里的不同部门设置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统一又互相制约、监督。在同时加强和重视内部和外部治理的同时，更加重视内部治理，提高管理效能，其实质是管办的高度统一。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公立医院转变成为民办非营利性医院，采用基金会资助的形式，由公益人士、民众代表组成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院长管理医院，同时监督医院的运营。李卫平等以浙江省邵逸夫医院为例，阐述了公益法人治理结构的优势，如董事会决策的透明和公开；同时指出公立医院向民办非营利性医院转变要求达到实行良好的社会治理或社区治理，否则，可能会有权力滥用现象发生或公益法人性质向传统的管理体制转化的现象出现。曹永福等指出，非营利性公立医院也有盈利的动机，其收入也可用于生存与发展，于是，医院的公益性实际上受到了挑战。贾康等认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公立医院经营管理效率。公私合作是基于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伙伴而进行的改革，并不完全是出于竞争的目的。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认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基于某个项目的基础上，政府、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三方形成的合作关系。PPP管理模式有几种选择方式，如针对服务可以用外包的方式，对基础设施可以用租赁、特许经营和出售等方式。管办分离是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一种趋势，李文敏的研究以无锡和上海公立医院为例，通过典型个案分析证实公立医院管办分离的模式能够提高医务人员素质，优化人员结构，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但是此研究是单个医院的前后比较，而没有进行横向比较，因此，需要开展具有严格的研究设计和调查方法的研究来证实管办分离的效果。另外，医院首先是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因此，不论何种改革，均需要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但是，目前关于改革前后医疗服务质量变化研究甚少。再者，我国将公立医院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那么，如何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目前大多数的文章还只是限于理论研究，关于不同的筹资模式、不同的收入分配模式、监管和绩效评估模式等对服务质量和卫生支出的影响还尚待研究。
2我国公立医院运营机制研究
公立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拨款和医院自身的业务收入。政府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专项投入房屋基建和大型医疗设备维护费和经常性投入如按床位数量补助的医疗服务亏损。从2003年开始，政府的财政拨款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保持在一个较恒定的水平（7%～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学者指出，政府投入占医院总收入水平较低，应当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据李玲教授等学者估测，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的适宜量应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20%左右。金春林指出，现行的政府财政卫生投入不但投入水平低，方向和方式亦不合理，无法进行效率评估，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地下。但是，赵大海认为，我国公立医院目前收支结余已实现平衡，且略有盈余，不适宜盲目增加财政投入，但同时指出，如果取消药品加成，政府的财政投入应调整到10%左右。政府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方向是房屋基建、大型医疗设备和人员收入3方面的投入。同时，政府还要将投入重点放在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即社会效益较高的服务或项目上。应改变过去按床位数的投入计算方式，制定与工作量、资源利用效率相关联的投入新机制。政府投入的方式目前主要是通过医保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医院，也即间接方式进行投入。医院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医务人员的工资，若服务成本越高，获得的补偿就越多。因此，可以考虑将政府投入与医保资金合并按直接投入方式对医院进行补偿。目前，公立医院业务收入主要分为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两部分。药品收入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以上，印证了“以药养医”的现状。为了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确保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我国很多公立医院试行“医药分离”，比如药房托管和药品管理中心模式，以期切断医生与药品的利益关联，减轻患者的负担。但是，刘小鲁指出，医药分离不会改善患者的福利状况，反而会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的基础上造成新的社会福利损失。医药分离并没有实质性地降低医疗总费用，因为，医药分离下，以药养医将向以械养医，以检查化验项目养医转变。取消药品加成也是消除以药养医的一种可能选择，但是，在我国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且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将药品收入的降低由政府来补偿，不可能也不现实。在此情况下，我们要确保医院的正常运转，那么，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前提下，改善医疗服务价格体制，体现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劳动技术价值，消除他们对药品的依赖。医疗服务价格要根据医疗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来测算，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并制定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系统，对公立医院的服务项目进行成本核算，在政府财政能力允许范围内，适当对服务项目进行补偿，并大力发展医疗保障体系，加大对医疗服务项目的补偿，确保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从支付者角度来讲，业务收入可分为医保收入和现金收入。由于非完美供方和需方的委托-关系，以及信息不对称，供方有开大处方和大检查的道德风险。因此，要发挥医保控费机制的作用，需要对支付方式进行改革，如于德志提出可以按照门诊和住院两种服务类别采取不同的支付方式，对住院患者开展按病种付费，而对门诊患者则是按人头付费或采用总额预算制。关于补偿方式，王虎峰认为应当补供方和补需方并重，通过补供方可以让公立医院为患者提供公益性的、质优价廉的服务；而通过补需方以实现医疗筹资公平性，从而逐步提升卫生领域内的公平性。他同时指出，第三方付费方式缺乏对医方道德风险的有效控制，信息不对称是此问题的核心。因此，透明、公开的公立医院信息系统能够大幅提高信息化程度和管理效能，并同时提高患者参与度和知情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便于监管者和患者进行评价和监督，从而有效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例如，目前许多医院开展的医疗临床路径系统中会详细制定治疗该病种所必需的诊疗流程，检查、用药、费用等项目一目了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医疗、不合理医疗等现象。关于公立医院的支付方式，很多学者支持对公立医院实施收支两条线，但是曹永福等提出，由政府财政兜底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公立医院盈利以及规模发展的动机，但是，此种支付方式照样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医疗机构成为一种行政式事业单位，导致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积极性低下、体制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此外，还有学者担忧收支两条线会对医疗服务质量产生影响，王虎峰认为，收支两条线只能在短期内缓解一些问题，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1．1经济指标多于质量指标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从1989年我国启动医院评价体系以来，评价指标的发展变化从注重投入产出、强调医院综合竞争力到注重经营效果，强调经营效率。虽然现阶段运营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和构建开始逐步加入社会效益指标，如患者反馈、医疗服务辐射情况、医疗机构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医务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形成统一、客观、具有可比性的指标。为了提高竞争力，参评医院往往把重点放在经济指标上，盲目扩张发展和创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实行的是双重补偿，即服务补偿为主，政府补偿为辅［2］，政府补偿不能满足医院财政的收支平衡，只能增加患者费用；二是经济指标是政府部门考核公立医院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公立医院往往曲解效率指标，忽略社会效益指标［3］。
1．2偏重结果考核，忽略考核意义绩效考核的目的是为了反应医院运营管理现状，以完善医院管理，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满足居民基本健康服务需求。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作为政府部门管理的一种行政手段，其考核结果和医院的发展前景、院领导班子的晋升提拔和医院内部医务人员的奖金福利等直接挂钩。公立医院一直被视为事业单位，是政府机构的一种补充，管理程度与企业人事和成本管理相比，滞后10a以上。考核缺少有效的过程管理评价指标，且周期较长，导致公立医院过于偏重考核结果，使考核结果不能全面反映医院的管理运营，不利于医院管理的持续改进。
1．3网络化绩效评价方式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医院评审还处于单机辅助方式，即通过现场调查，获取医院绩效数据，利用计算机办公软件或专业统计软件，录入、计算、分析［4］。这种评审方式运行效率较低，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院方提供的是结果型数据，难以避免造假情况，信息采集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评审过程的公平性和透明性较低。同时，反馈调节机制不健全，不利于政府对医疗资源的整体把握。
2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上述分析，本研究中基于第三方评价的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是一种系统管理工具，借助于信息化平台运行，动态、准确地对医院运行进行汇总、分析，对各级决策者的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2．1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外医院绩效评价与绩效管理现状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关键绩效指标法、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采用分区域、多指标综合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指标初选、关键评价指标确定、指标权重计算、指标评分与评分标准制定。专家咨询：拟进行两轮专家咨询。每轮邀请专家15人以上，包括从事医院管理研究的卫生行政部门专家、医院主管绩效管理的专家、医院院长以及医院从事信息化研究的专家，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有5a以上工作经验。第一轮专家咨询采用头脑风暴法，商讨评价指标体系的级别、指标设置、指标计算，对各级指标的重要性、敏感性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定量评价，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现场打分。第二轮专家咨询对各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和重要性评价，从而为各级指标权重的计算提供基础数据。
2．2评价指标初设
2．2．1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框架本研究建立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综合考评体系，指标体系覆盖全院岗位，包括医院、科室、岗位三级考核体系，实现医院的全方位、立体化、动态化和信息化整体考核。
2．2．2专家咨询的可靠性主要由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系数两个指标来考量。专家积极系数：即专家对该调查研究的关心、合作程度，用专家咨询表的回收率来表示。专家权威程度：依据专家对指标的判断依据和熟悉程度计算专家的权威程度。Cr＝（Ca＋Cs）／2（Cr表示指标的权威程度，Ca为指标的判断系数，Cs代表熟悉程度系数）。
2．2．3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指标初设采用优化后的平衡积分卡，从服务总量、服务质量、客户评价、管理效率和技术资源五个维度进行构建。初步考虑二级指标体系控制在20个左右，在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初稿）（见表3）中列举了总共65个比较常用的指标体系，作为咨询专家增加、减少或者修改指标的参考。咨询专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一级指标体系的构成、二级指标体系的构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其进行增加、减少或者修改。
2．3评价体系特点
2．3．1建立健全三级考核体系三级考核体系包括医院、科室、岗位。医院绩效考核有利于改变目前广泛存在的医院拼规模、拼设备弊端，改变医院过度医疗的导向；科室绩效考核可以建立科室间统一的管理标准，有利于解放科室主任的管理压力，让科主任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临床一线中去。岗位绩效考核建立起真正的多劳多得、按劳分配体系，激发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有效减少浪费，提高医院工作效率。
2．3．2强调服务质量，尊重客户评价绩效考核的目的就是为了正确引导公立医院的办医行为，真实反映院长的管理业绩，为构建医院明确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打基础［5］。在市场化背景下，公立医院必须保持基本属性，回归公益性。平衡经济指标，突出医疗质量维度和客户评价维度指标和权重，从医疗服务供需双方角度进行评价，强化公立医院的社会效益。客户评价不仅指患者评价，还包括医院员工的评价，医生满意度、员工满意度都可以反映医院工作条件和管理情况。
2．3．3基于第三方的评价模式由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医疗评价机构根据国家政策并结合实际情况建设与设计完整的“医院运营管理综合评价信息系统”，组织具体的评价工作，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互动反馈机制，变结果考核为过程考核，为医院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2．3．4信息化平台运行，提高工作效率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在计算机绩效运行软件中运行，与公立医院众多管理系统的功能统一化，使医院和医院之间、科室和科室之间、岗位和岗位之间有统一的考核标准。减少医院的投资，提高医院效率。与卫生主管部门联网运行，成为涵盖整个公立医院的整体运行体系，形成地区级，甚至是省级行政区域内医院的动态运行绩效考核，改变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真实表现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情况，有利于政府的宏观决策。
3小结
6年以后，密斯和他的包豪斯同事们去到了美国，在芝加哥成立了“新包豪斯”，又过了6年，新包豪斯在1944年被并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成为该校的设计学院(InstituteofDesign，简称ID)。
60年后，在教授工业设计史的课堂上，郭宇读到了这一切，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1992年，从上海交大第一届工业造型设计专业毕业的郭宇开始了他的设计师生涯。在接下来的6年里，施工图、效果图、AutoCAD、3DSutdio是他最熟悉的东西、吃饭的家伙。从酒店、卡拉OK、餐厅和别墅的室内设计，到这些房子里摆放的家具、灯具，当时郭宇的感觉是：“什么都设计过了”。
夸张。他绝对还没有设计过甚至没听说过“交易平台”或者“搜索界面”这样的东西。1998年，郭宇刚刚开始用Netscape上网，梅格·惠特曼做上eBay的CEO还不到一年，世界上还没有“百度”这家公司。这一年，郭宇进了“新包豪斯”，他的设计师生涯从此不一样了。
又过了6年，郭宇回到中国，这时候他的履历表上已经增添了另外一批内容：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设计规划”(DesignPlanning)硕士；为AOL-Netscape设计的“儿童信用卡”，为eBay中国设计的“安互通”交易平台，以及刚刚获得的“百度公司首席设计师”头衔。现在，他的吃饭家伙已经改成了“UCD”——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ser-CenteredDesign)，施工图、效果图一去不返。
2003年底，郭宇在上海交大的师弟朱俊杰也从ID毕业，进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协助建立了联想第一个UCD设计部，这是一个只有5名设计师的小组，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起步。中国工业设计史和创意经济史上的UCD篇章，也从此开始。
设计以人为本
什么是UCD？——以人为本的设计。这似乎是陈词滥调，但并非看上去那么容易做到。1970年代索尼推出Walkman，它的功能只有一个：随身听；而现在，你的手机和PDA可以轻易地拥有上百种功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产品功能变得如此复杂多样，以至于使用起来困难重重。设计师的挑战重心从设计“好看”的产品，开始转向设计“易用”的产品。
以易用性和人的需求为核心的UCD在1999年甚至被国际标准组织确立为一种工业标准：ISO13407——以人为中心的交互系统设计方法。事实上，UCD的许多基本方法和工具都诞生于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设计学院(ID)。ID的名声也来源于此。
郭宇在ID最初学到的东西之一是如何用视觉语言表达一个概念。在一项课程作业里，他必须用图形教会一个对棒球一无所知的成年人如何打棒球。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UCD方法的核心——设计必须从观察开始，在1)观察中发现问题，然后将问题2)抽象为概念，接下来是3)解决问题，然后把解决方案用直观的语言4)表达出来。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设计产品。“传统的设计方法与UCD最大的不同就是非常缺乏表达之前的观察和分析过程，”朱俊杰说，“前面这个过程体现的正是对需求的关注。”
从观察开始。人类学家从对原始部落长期的实地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参与－观察”方法在ID院长帕特里克·惠特尼看来非常有用。“我们教育学生使用人类学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研究消费者体验，”惠特尼对《环球企业家》说，“观察用户如何与产品互动，以及使用者的环境、动机和心态，人类学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来自不同产业、不同文化和经济背景中得来的资料。”
如何发现问题？ID的教授发展出极为理性的方法来处理这一环节。这大概是新包豪斯人对当代设计思想最大的贡献了，它集中体现在ID著名教授查尔斯·欧文的结构规划(StructurePlanning)理论中。朱俊杰目前在联想的工作就典型地贯彻了这些方法：
在设计天骄E系列电脑的过程中，朱首先研究用户和电脑的不同设备之间的关系，将这些关系列成一张表，然后为这些关系打分，比如：通过观察用户的使用情况，发现显示器和鼠标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就打9分，鼠标和摄像头之间的关系比较弱，可以给1分，等等。将这些数据整理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显示器处于这张关系网的核心，而键盘和鼠标则与之关系最强。
于是朱俊杰得出结论：电脑设备的设计应以显示器为中心。他将显示器和键盘之间的区域定义为“第一人机交互界面”，也就是交互频率最高的区域。在新设计方案中，朱俊杰就提议把那些与用户有强烈交互关系的组件，比如USB接口、IP电话、光驱、遥控器接收模块等集中放在显示器下面。
这一方法被欧文教授用来解决比电脑设备远为复杂的关系。在“结构规划”课上，欧文布置过一个设计题目：重新设计政府。郭宇和他的同学列出了和政府有关的200多种行为。通过上述方法，就可以得出它们的优先顺序，并以此为据“重新设计政府”。与此类似的一项重新设计全美州法院工作流程的研究项目在2001年被全美法院中心在全国实施，另外一项重塑美国医保体系流程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UCD目前已在商业项目上得到大量应用。IDEO曾为超市连锁公司Target做过流程重组，联邦快递(FedEx)的整套物流服务系统则都由ZIBA设计。这两家全球顶尖的设计公司都与ID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吸收了大量ID的毕业生。仅在1999年至今的5年中，IDEO和ZIBA中的ID毕业生就在美国工业设计大奖赛中获大奖7次。“IDEO和ZIBA的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大家是用同一种思维方式在做，”朱俊杰说。
新浪潮
强调人的需求在设计中的重要性，在设计发达的西方已经走了一个轮回。在包豪斯时代，工业设计的理想就是完全忠于功能，反对一切多余的雕饰。但60年前信息革命远未到来，工业品的功能还非常单纯，甚至单调，以至于密斯的名言“少即是多”(LessisMore)被反对者讥讽为“少即是闷”(LessisBore)。
1960年代以后的西方设计，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形式——也就是外形，以及它的文化“意义”被不厌其烦地强调。直到有一天，仿佛一夜之间涌现出来的新技术令人手忙脚乱以至于无暇关心“意义”。“摩尔定律”战胜了“后现代”。
作为新包豪斯的ID，今天仍然领全球设计学院之，更意味深长的是，它的以人为本、功能至上理念，在60年后再一次成为设计界的显学，并且不止于此。惠特尼坚信，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维可以应用到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在他的领导下，ID的学生广泛地参与与世界500强公司合作的项目。它的课程设置中，相当一部分是从MBA项目移植过来，ID还是全球唯一要求学生学习资产负债表的设计学院。
“这是一种结合了商业策略和设计方法的思想，”惠特尼对记者说，“UCD的方法是通用性的，不仅可以设计具体的物质产品，也可以设计网站或者商业流程。”
过去三年中英语世界中出版的几本最为重要的设计学著作发出了相同的声音：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乔纳森·卡根和克莱格·沃格尔所著《创造突破性产品》、IDEO公司总经理汤姆·凯利的《创新的艺术》和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基墨合著的《体验经济》都指出，设计已不再仅仅是塑造悦目的形像，而是创新的艺术。
设计师正在教会CEO们如何创新。IDEO、ZIBA这样的设计公司帮助商业公司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商业公司开始设立“首席设计官”这样的职位，今天，热门的设计公司已经不再称自己是“产品设计师”，而是“设计创新者”了。他们已经开始在更广泛的商业事务中发挥自己的影响，从品牌建设、了解用户需求、改善用户体验一直到改变经营模式。
设计还正成为一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救命稻草”。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商业媒体谈论设计的文章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提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抢走了美国人的制造业和软件开发工作，对于美国来说，进一步向产业链的上端移动看上去是唯一的出路。而随着制造业在中国逐渐走向成熟，传统的产品设计业务也将不可避免地流失。因此，BusinessWeek得出结论，“美国的设计师不能与中国和印度竞争，只有改变自己。”UCD就是答案。
的确，在UCD这样的“先进”设计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交易平台，eBay已经拥有多达数百人的UCD团队；IBM研究部设有团队和设备都堪称豪华的IBMUCDProcess；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最近数年取得的胜利则是UCD应用于商业战略取得成功的最佳例证（参见本刊4月号封面故事《商业艺术家》）。而在中国，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为中国设计
是的，巨大的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经或正在打算在将工厂搬来中国之后，让设计部门也跟过来。通用电气、LG电子和伊莱克斯都在中国建设了上百人的设计团队。“跨国公司在进入海外市场后，会注意到不同文化对其产品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也是不同的，”惠特尼说，“设计必须能够适应这些不同。”
ID的合作伙伴摩托罗拉正打算为其遍布全球的分公司派去易用性和UCD专家。“我们的产品开发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同时展开，这已经从根本上影响到了设计过程。我们必须考虑产品是否能够在全球市场通用，同时照顾到不同地方市场，”摩托罗拉公司人机交互实验室主任汤姆·麦克塔维什说，“ID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们既能提供好的设计，又让我们了解人的行为。”摩托罗拉的UCD设计在北京已经设有一个8人的团队。
目前为止，郭宇最为得意的设计是他在eBay工作时为其中国业务设计的“安互通”交易平台。中国缺少西方发达的电子商务基础和信用体系，“安互通”则解决了异地交易双方缺乏信用的问题：由eBay充当中间人。买家先把钱汇给ebay，收到钱后，eBay通知卖家寄货，等买家收到货、确认没有问题之后，eBay再把款放给卖家。“这就是适合中国环境的独特的东西，”郭宇说。
在郭宇的设计生涯中，他从未特别想要设计某种产品。他的设计理想既简单又野心勃勃：通过产品影响尽可能多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确是不二之选，而中国市场则无疑拥有“尽可能多的人”。2004年，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找到还在eBay担任高级设计师的郭宇，试图说服他加盟百度。此时的郭宇只是听说过百度，从未用它搜索过任何东西。但Google创造的奇迹和巨大的中国市场使他相信，百度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关键词：工程管理项目管理
一、关于体制成本
体制成本是项目管理体制落后，不符合项目法施工原则，不顺应项目管理规律，不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传统管理体制造成的机构重叠、层次过多、队伍庞大、人浮于事引起的效率低下、费用增加。目前施工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三点：一是管理层与劳务层没有分离，企业养着人数庞大、成本高昂的工程队；二是母子公司两级项目部机构重叠，加大成本；三是企业至今没有建立起来人才、劳务、材料、设备、资金等内部市场，生产要素配置仍然采用传统管理体制与模式。
在某项工程土方施工时，土方运距三公里，给自己的队伍10元/立方米他们亏损，分包给外部队伍7元/立方米人家盈利。项目经理普遍认为使用内部队伍亏损，使用外部劳务盈利：我们的职工工资是民工工资的2～3倍（包括劳保统筹等费用），而工效为民工的1/2～1/3；我们的工程队有1/3是管服人员，有1/3是老弱病残，真正能在一线施工的大概也在1/3。因此有的工程队实际上又是一个小项目部，靠带外包劳务在施工，不是真正的劳务层。目前工程队一线职工平均年龄已超过40岁，工程队内部职工每天平均出工人数仅二、三十个人，不带劳务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目前，重点工程项目基本上还是实行二级项目部管理。一方面我们十分习惯这种传统管理体制，认为管理跨度较小、管理层次较浅，轻车熟驾；另一方面处设了项目部，资金调度使用方便，工程队和劳务有人管理，待岗歇工人员好安排，何乐而不为？就是无人考虑项目成本大小。经过评估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尽管工、料、机费都能节省，管理费用却要超支，有的甚至超过概算一倍以上。每增加1个处项目部，年增200万元以上管理费支出，一个项目设立4个处项目部，工期3年，将增加200×4×3＝2400万元的成本。若是24000万元的项目，10%的利润吃掉了。若是工程项目分劈过碎，上场单位和队伍过多，最后结局是大家都有饭吃，可谁也没钱赚。这就是体制成本。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人才、劳务、材料、设备和资金“五大市场”是项目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项目法施工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来自于市场，动态管理又回到市场中去。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有充分的自，做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动态管理。只有形成竞争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资源、降低成本，才能确保工程项目效益最大化。有些单位成立了项目管理部，只是安置型的机关部门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市场；有些单位的社会劳务管理中心形同虚设，合格分包商名录没有建立起来，更谈不上有效的动态管理；多数单位的资金中心还没有真正履行各项目工程结算、资金融通的内部银行职能。“五大市场”体制没有建立，给项目和企业带来的隐性成本是巨大的，又是难以计量的。
二、关于机制成本
所谓机制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用人、分配、激励、监督约束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配套措施不健全、不完善、不合理、不落实，导致管理混乱、决策失误、质量低劣、营私舞弊等给企业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而增加的成本。
多年来，我们在健全完善项目管理机制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和努力，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稳定的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对项目管理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我们工作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机制不够健全，二是规章制度无人执行、落实不力。如少数单位实行了项目经理竞争上岗，多数单位仍然是派遣制；劳务用工照顾关系，分包队伍选择操作不规范，不看资质看面子，不看业绩看关系；激励机制不活，重奖轻罚，工资收人与项目大小、盈亏不挂钩，只负盈不负亏；谁来监督约束项目经理部和项目经理？怎样监督约束？谁来检查落实监督约束的效果？这些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缺乏基本的工作程序和职责定位。有些工点，企业机关去的人也不少，只能是看现场、听汇报、要材料，回来说好好，等到问题曝了光，再去监察审计，再去摆平处理，如此等等，我们每天都在付出沉重的机制成本。
三、关于素质成本
素质成本是指由于项目经理和项目管理人员个人素质因素造成的决策失误、管理失控、索赔不力、效率低下，给企业和项目带来的增量成本或产生的很大的机会成本。
项目经理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领导素质、技术素质和身体素质。政治素质是第一位的，项目经理应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及较强的市场竞争意识。首要问题是要正确认识为什么要当项目经理。是为企业奉献还是为个人捞钱？通过管理项目为企业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后，合法合理地实现个人价值并获得应得的利益是我们应当倡导的。企图通过管理项目发财致富的人只能是“富了方丈穷了庙”。项目经理不仅要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控制、公关能力，还要具备较高的技术素质，要有施工技术、有施工经验，熟知施工组织设计、掌握施工预算，能看懂财会报表，只有这样才能经营头脑清晰、决策正确果断、管理控制有方、当家理财有术。少数项目经理虽然拿到了一级资质证书，但对于项目管理管什么、怎么管、怎么才能管好、怎样实现效益最大化等重大问题，还处于朦胧和混浊状态。这样的项目经理管理的项目的素质成本将会是巨大的，可赚可不赚的钱赚不来，能省下的开支省不下，机会损失增加，增量利润减少。
四、关于建立健全规范的“五大市场”
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动态管理是项目法施工的必要条件。那么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人才、劳务、材料、设备和资金市场就是项目法施工的充分条件。因此说没有规范的“五大市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项目法施工，不是完善的项目管理。“五大市场”在工民建施工企业运行得很成功，例如北京城建、中建一局、上海建工、上海隧道等大型企业集团，他们依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企业内“五大市场”配套完善，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和成熟的做法。目前我们最大的障碍是由于历史沿革而多年来形成的工程队模式，虽几经变迁但仍未改变其基本的组织结构和劳动力布局，仍然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工程队编制。我们的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工程队，我们的全部劳务人员在工程队，我们的机械设备也在工程队，工程队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五大市场”无法建立。不破不立，在建立“五大市场”的同时，必须逐步撤掉工程队建制，使工程技术和管服人员进入人才中心，工人进入劳务中心、机械设备和司机进入设备租赁中心，项目部独立成立材料采购市场，在当地招标采购材料物资；母子公司分别建立自己的资金中心，负责本企业工程项目的工程款结算。
建立“五大市场”，将会改变目前队伍歇工严重的状况。一个工程处每年揽五个亿的活，也会有歇工队伍，原因是成立一个项目部上场几个队，其他的队伍只有等待任务。一方面现场劳力不足要雇佣大量民工，另一方面自己的工程队处于歇工状态。撤消了工程队编制，优先录用派遣内部职工，在劳力不足前提下再雇佣外部劳务，确保了内部职工有活干，有饭吃，利于职工队伍的稳定。如果内部职工上场后要价过高，工效过低、技术过差，违反劳务合同和企业规章制度，项目经理有权辞退，使其重回劳务中心待岗。工程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服人员是我们企业的一大批宝贵人才资源，他们进入人才市场后，可使企业可用人才资源大大增加。组建项目部时，根据项目需要，采用项目经理与个人双向选择，竞聘上岗。如果业务能力、技术素质、道德品质不能胜任项目部工作，项目经理有权辞退，使其重回人才市场待聘。个人工作实绩及评估鉴定意见将记入本人档案，供下次聘任时参考。项目经理彻底实行竞争上岗制度，中标后企业法人代表与受聘项目经理签订项目经理责任合同，授权其对工程项目实行全过程的管理。这样可使我们的每个干部职工都处于竞争上岗、背水一战的状态，能增强职工敬业爱岗精神，有效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我们可以从人才、劳务市场中呼唤出成倍的生产力来。
企业要注重项目经理队伍建设。提高项目经理素质的途径有以下几条：一是强化培训各级项目经理，不能为发证而培训，要采用多种方式，从课堂指导到模拟工作以及在职培训，使他们真正学会当项目经理，学会管理项目，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二是竞争上岗，好中选优，特别是将那些在工程实践中表现出色的中青年技术人才选拔到项目经理岗位上；三是加强监督约束，健全完善项目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实行项目内部党群监督制度和企业层监督制度相结合的监督约束机制，定期对工程项目进行评估、审计、财务检查；四是实行项目经理定期述职制度，每个季度要以书面汇报施工进度、安全质量、成本核算、财务状况、文明施工等情况，自觉接受企业层的监督；五是企业层对于不称职或素质低下的项目经理要果断撤换，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付出惨重的素质成本代价。
建立机械设备租赁市场，并不是将闲置设备运回机关或基地待租。这个市场应是信息化的有形市场，交易在市场完成，设备可从老工点发往新工点。司机和维修工人随机械设备进入设备租赁中心，由中心管理，中心向工程项目收取的设备租赁费包括司机工资、设备折旧、大中小修费、油料、材料费及进出场费。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均由中心负责，也可采用分包机械施工工程的收费方式。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工程完工或设备使用结束，又无新工点上场时，由中心负责保管保养或者封存。内部市场价格一定要低于外部市场价格，否则，应允许项目部使用外部机械设备。优化配置、动态管理，首先要满足项目需要，其前提必须是经济合理，互利互惠，双方都有经济效益。
在机械设备租赁中心内的成套机械设备，如公路路面拌合摊铺设备、土石方机械、桩基施工设备、制梁架梁设备等，可以以设备为中心配齐管理、技术、司乘、维修人员，组建内部专业化的机械化工程公司，以分公司形式参加内部市场竞争，也可参加外部市场竞争。
业主拨付工程价款首先进入各项目部在企业资金中心的账户，项目部人员工资、补贴经企业主管部门核定标准后由资金中心发放，奖金按合同规定及时兑现也由资金中心发放；项目支付材料款、设备费和劳务分包工程款按合同及支付手续由资金中心付款；项目部日常办公及招待费用按规定包干使用，借款预支，分期经主管部门审批后在资金中心核销。逐步实现项目部财务会计信息化、网络化、无币化。
“五大市场”的特征是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撤消工程队建制，成立“五大市场”是一场重大的体制改革，也将是一次根本的机制转换，将大大降低我们的体制成本和机制成本及素质成本，将使企业项目管理水平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应在改制完成后抓试点，出经验，然后在全局稳妥推行。建立完善的“五大市场”，就可以使施工企业以最小的投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实现项目管理的效益最大化，适应建筑市场低价竞争的需要。
五、关于降低工程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几条具体意见
（一）建立合格分包商名录，招标选择劳务队伍
根据贯标工作要求，施工企业必须建立合格分包商名录，对进入名录的分包商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进行跟踪考核、记录业绩、年审评定、优胜劣汰。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工程质量优劣取决于包工队的素质高低，我们的工程成本取决于对分包队伍管理的松紧程度。项目经理都希望选择素质高、信誉好的包工队，又很难摆脱来自各方面关系的压力，违心使用并不满意的队伍，当包工队出了安全质量问题，又难以处罚或清退出场。在包工队提出调价索赔时难以拒绝或反索赔。因此说，分包队伍招标选用势在必行。应抓紧制定相应规章制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好这项工作。合格分包商名录的健全完善，是进行招标选用的基础工作，必须下决心建好。招标选用包工队可以从源头上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降低工程成本。保守地估算，企业全部实行招标选用劳务队伍，我们的成本降低率可以提高三至五个百分点。
（二）彻底实行项目成本核算制，中止队级核算制
实行项目成本核算制是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项目成本核算制，就是以工程项目为对象，归集工程成本，进行盈亏分析，这样才能准确反映项目管理经营情况，考核项目经理业绩。项目成本核算符合工程项目成本发生规律，符合项目管理财务运行规律。而传统的队级核算制，是以行政建制单位为对象的核算体系，成本按施工单位归集而不是按工程项目归集，只能反映一个单位当期盈亏而不能反映具体单位工程或工程项目的盈亏。加之工程队从以前工点带来的潜亏或未分配利润，或同时管理几个工点的成本很难准确分割，不知是桥盈还是路基亏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因此队级核算已是过时的，与新的体制不相适应的一种办法，应该中止。当然，随着五大市场的建立，工程队的撤消自然会中止。
项目成本核算制，对单位工程或分部工程做到干前有预算，干中有核算，干后有决算。开工前应首先编制预算成本，和中标价比较盈亏，找出盈亏因素，明确管理重点，制定相应对策措施；在施工过程中按季或月归集单位工程的成本，与预算成本比较进行核算分析，扩大盈利点，减少亏损点，使亏损因素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直至消除。单位工程完工后，应及时进行财务决算，合理合规地摊入间接成本和期间费用，进行盈亏分析，找出盈亏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或明确索赔重点。整个项目内的各个单位工程当期的工程成本的合计，就是整个工程项目的当期成本，有了各单位工程成本的核算，整个工程项目的核算就是简单明了好搞好。
（三）认真进行项目评估，加强中期财务检查和审计监督工作
目前各单位普遍开展了项目评估工作，作为企业与项目签订项目管理责任合同的基础。都制定了详细的评估办法，成立了专门的临时评估组织，由领导挂帅组织评估。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许多矛盾和问题：首先是没有企业内部定额或科学的指标，只能凭经验或类似工程指标推理判断，不太科学合理；其次是项目部图纸资料不齐，施工合同过粗，项目部实施性施组和责任预算滞后，评估依据不足；第三是现场实际施工环境与投标条件变化较大，设计变更较多、不确定因素过多，评估难度很大，评估结果准确性较差，难以被项目部部或企业接受。因此，项目评估必须在具备相应条件下进行，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现场勘察，在项目部施组和预算基础上进行认真合理的计算，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到既调动项目部创利的积极性，又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
我们必须加强施工过程的控制，加强中期财务检查和审计监督工作。实践证明，光靠跑面抓片，走马观花式的粗放经营，以包代管式的简单管理，难以发现和解决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如果项目部报喜不报忧，虚报利润，贷款交钱，骗取荣誉，作为上级机关和领导很难发现。只有认真进行财务检查、审计监督，即看报表，又看账本，既查库存又查凭证，既算应收还算应付，既查财务还查计划。把项目的家底摸清，成本搞实，才能真正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
（四）优化施组，编好预算，加大索赔力度，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个工程项目，光靠节省几吨水泥，几吨钢筋，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是远远不够的。
在深入勘察施工现场、调查施工环境条件基础上，编制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优化施工方案是降低工程成本的重要措施，是项目经理部上场后要抓的第一项技术经济工作。计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方案的优化是最大的节约，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在编制施组过程中，发现可以优化的设计方案，就主动与设计、监理和业主沟通，坚持变更设计，争取双赢，既便于组织施工，又利于经济效益的增加；
关键词：楚文化工艺美术漆器实用审美物存在世界
工艺美术是为生活的艺术。它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先秦时期，楚人在偏僻荒夷的楚地，凭借着自己积极进取、革新鼎故的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体系，楚文化艺术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美感的风格，以致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为这伟大的创造而激动不已。在楚文化中，富于成就和特色，首属那美仑美奂的工艺美术，单就其中的漆器，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至今依然闪耀着令人目眩神迷的色彩。流逝的光阴，不但没有使它们失色，反到使它们越发璀璨夺目，那艳丽的色彩、流动的文饰、华丽的图案，无不折射着古代楚人工匠的卓越技艺与精巧才思，也沉淀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后面，是民族自身的生存状况。当然，工艺美术与人们的生存状况的关切，不是在感性的、理性的、或道德层面上的，而是发生在存在论境域中。它们同时也是在此境域中获得独特的表现形式，传承与表征着艺术，为历史建基。
但是，它们被悬搁于高墙内阁之中，脱离了自身的世界，被人冷落，甚至遗忘，“存在自身具有的遮蔽性，也导致了这种遗忘。”1对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进行审美关照，就是要让其去蔽。只有当我们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我们，亦即接近他们自身的本质空间。
工艺美术的出现，离不开民族生存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先秦时期的楚地，湖泊众多，森林茂密，气候温润，特别适合漆树的生长。长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式田园生活，使大自然之风物已渗入到楚人的生活与文化之中。他们把漆树粘稠的分泌物涂在器具上，以使其光滑、耐腐。一般的文化只是存在者，从这种文化存在整体去探寻存在者，是一种文化的形而上学，只有切入到文化所关联的民族的历史性此在，才能揭示艺术品的存在纬度。漆器的出现，也是远古人民长期接触自然、利用自然的产物，它是发生在存在论上的，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表现。
就构图而言，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很多是模仿自然的图案，如动物、植物、天象等，还有人们劳作、娱乐的生活场景，还有许多抽象出来的图案。楚文化中的崇火崇凤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凤是原始先民从鸟中抽象而成的图腾，在工艺美术中多见。战国时期的漆双凤鼓，用双凤作为鼓架，两兽作为鼓座，以双凤首悬一圆鼓，造型优美，生动可爱。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彩绘漆内棺”，棺身两侧壁板均有黑漆绘制的一堵“回”字纹样格子门，在门两侧站着执戟持戈的神鸟、神兽。足档中部绘有一“回“字纹窗户，窗户周围及棺身外壁遍布姿态各异的龙、蛇、鸟、兽等图案，多达900多个，整个构图神秘又浪漫，俨然一副神灵保佑地宫的画面。
原始的漆器作为先民们不自觉的“艺术品“，把天地人与信仰旨趣聚集于一身，被聚集的每一方都在作品中展开游戏与嬉戏。在这些纯朴天真的作品里，浸润着乡土的情感与气息，对故乡与家园的眷恋，对天地的敬畏，对神的奉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作品是关涉到其所关切的世界的生活方式。”2
楚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制作主要是以作坊和官府所设工场的形式来组织完成的，这些技艺世代师徒言传身教，口耳相承。这些技艺介于纯艺术与技术之间，是熟练的技艺与精工细做的产物。远古时期，艺术与技术不可分离，后来技艺则是分离后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技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工艺品的品质。
漆器的制作就是一个技艺要求很高的过程。从工种分有素工、髹工、画工、上工、铜扣黄涂工、铜耳黄涂工、清工、造工、漆工、供工，实际上，从制胎到制漆，供漆、作底、髹漆、彩绘、镶扣、镏金直到最后完成，都每步必须，可见漆器制作的繁复与精巧。在实用的要求下，工艺美术除了坚固耐用，还要美观。实用对象又是审美对象。漆器装饰性的表现也是丰富多彩，除了颜色绚丽多变外，对漆饰也要求甚多。有剔红、剔黄、剔彩、剔黑、剔樨等，对于每一道漆层的厚薄都有严格的控制。如剔犀的雕镂外，要露出朱黑相间的色彩，剔彩则要露出几种不同的漆色，即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记载：“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厚堆，至数十层，有锡胎者，有红花黄地，二色眩观。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夺可观，传世甚少。”3工艺繁复、精雕细刻可见一斑。作为具有实用性的工艺美术，在创作者的拿捏与把玩中，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但是某些实用对象却要求人们的眼睛去看他们。尽管他们仍是实用对象，它们却用自己的装饰方式在想方设法讨人喜欢了。”是否具有观赏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是区分工艺美术与一般制造品的重要标准。即使如此，自然性与实用性之于审美的工艺美术，仍然是规定性的。在工艺美术的制作中，人手凭借一些特定的工具或器具完成特定的工序。在这一制作过程中，牵涉到人与物的关切。这些物包括被摹仿的自然物如动植物，以及用于描摹这些自然物的质料。制作者依凭自己的摹仿外，还融进了作者的想象。楚文化中工艺美术品种繁多，凝重中洋溢着几许生气，流淌着这些艺术本身的生命。其中的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制作者在制作中将物置入了工艺美术作品之中，如此顺手，以至于这些物或材料似乎根本不存在，从未受到过打量，也没有被意识到，在使用中，未能使物敞开。同样，处于对象位置上的物，即被关于物的流传的、流俗的观念所束缚，又与人相距太远，处于幽闭之中。进入作品中的物，已成为作品它即不同于自然物、器具，也不同于手前之物、手上之物。作品中的物，为物性的敞开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这些楚文化中美仑美奂的漆器，被搁置在那些安静而又隐蔽的角落，不在占据人们的视角，离开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非本真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物之物性自身被遮蔽，偏离了其存在的境况，那么，追问存在者之存在，亦即思存在，就是我们使遮蔽着的存在如其本性地显现出来的途径了。
从漆器的产生到成熟的几千年历史中，它走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主要用于实用的生活用品，另一个走向了专供宫廷贵族把玩的摆设装饰品。制作技艺也不断走向精巧。如后期明清时期的镶嵌工艺，金漆工艺都使得漆器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艺术乃是根本意义上的历史。这些洋溢着鲜活的生命韵律的漆器，汇集着原始先民的心智与才华。现在，已无从追问创作主体，他们早以消融在了历史文化之中，没有突显出来。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和无数个创造着灿烂的楚文化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了一起。在这悠久的楚文化背后，却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
漆器本身就是一个物的世界，更确切的说是一个物进入了作品的世界。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亦即穿越透过美的诸要素与实用的规定，通达作品之本身，一个作品才是在其现实自身的作品，这个世界才是一个敞开了的世界。“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者之存在。”4在对漆器进行审美观照时，我们要将其去蔽，原始先民的生活世界向人们敞开，并显现出来。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同时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亦即敞开了作为独特存在者的人的世界，使人们回到其本身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里，我们工艺美术世界看到的是楚文化包罗万象的情态，或者说是一种造物的方式，一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艺术情感的表达形式和人类远古文明的存在方式。
在艺术现象学领域中，一切审美的活动都是有作品“面向实事本身”的，“它排斥中介的因素，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起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5因此传统的审美标准在其语境是行不通的。在现代艺术现象学中，“美学思想在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漆器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的世界，更是一个与原始先民生存状况相关切的生活的世界与情感的家园。
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真理已自行设置入作品中”。6因此敞开作品所包含的世界，对于人类极其重要，这是因为，“因此根据现象学的解释，正是世界的开放性界定着人类。”7敞开了一个世界就是走向了真理，人类才能实现自由。
主要参考书目
1．张贤根.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2
2、4、6.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
3.高丰.国器物艺术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
“新公共管理”的萌芽、兴起、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进步的现实需求相一致。而今，因其适应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而被普遍认同并风靡全球。严格意义上，“新公共管理”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事实上，“新公共管理”首先是作为一种运动，起源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改革，后来又辐射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后经过学者们的进一步论证和丰富，才从理论高度被冠名为“新公共管理”［9］。依据奥斯本和盖布勒的研究观点，“新公共管理”包含有十大基本内容:(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效率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10］。有学者研究指出，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转变体育公共部门职能不断增强其服务功能，在城市范围内推行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对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1］。现实中，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内体育场(馆)设施紧缺及其有效利用率不高、体育活动内容单一与数量有限、体育活动组织体系陈旧和体育信息化服务滞后等现象客观存在。因此，以结果与绩效为导向，强调政府在公共事业建设与完善中的基本职能和重要角色，以公众满意度为最终落脚点，研究新公共服务管理理念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优势及作用，能有效地指导该服务提供主体根据公众需求不断改进其服务质量，最终为公众提供全面满意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
2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新公共管理理念注重以顾客为导向，主张政府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组织或机构，而是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企业家”。公民是接受政府服务的“顾客”，政府要用“企业家”的精神进行与开展公共管理，且始终须把“顾客”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进而实现管理模式由“统治”逐渐转向“服务”。依据新公共管理理念，享有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公众原本就是政府的“顾客”。而依据企业顾客满意度理论，接受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公众是国家重要的纳税者，其在享受服务时是客观购买者，是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名符其实的顾客。因此，与大部分顾客满意度和其他公共服务满意度一样，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是公众将其享有的全部体育产品(包括社区内的体育场馆设施、体育健身指导、体育活动组织、体育文化建设和体育运行管理等)的总体感知效果与其使用前的期望值比较之后产生的一种“差距感”。公众内心里的这种“差距感”是其接受和体验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心理感受状态。此时，公众心目中的这种“差距感”被认为是一种总效应，其来源于公众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中各具体产品使用后所产生的分支“差距感”的有机集合。将“顾客—商品”和“公众—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这两对范畴进行有机联系和深刻理解之后不难发现，注重并灵活运用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理念，积极引导和吸纳广大公众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主动营造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城市体育公共服务的良好环境，将一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抛向全体公众，从公众是否满意视角检视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增加城市社区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与管理的资金投入，科学规划城市社区体育场(馆)设施的结构布局;建设城市社区体育场(馆)设施质量维护与安全管理的常效机制，提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响应效率和社会影响力;优化与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人员结构和业务素质，从而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文化品质和服务质量，最终实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普遍提升。
3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实践表明，除政府供给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之外，我国社会组织或机构、企事业单位组织或机构等非政府部门以及市场组织或机构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承担着大量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如带有营利性质的体育健身娱乐中心、体育健身俱乐部、体育健身房和健身会所以及私人体育协会和体育会所等市场性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因此，市场参与并理性发挥作用，对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理念，主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并认为市场和政府同样都具有有效的控制方法，市场能帮助政府实现社会稳定，且能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其还承认政府和市场均存在某些缺陷，并试图通过引入市场运行机制对政府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进行全方位改革。同理，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合理发挥市场的刺激与调节作用，不断丰富和增加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数量，创新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简化社区体育活动组织流程，打造特色社区体育活动项目，从而不断完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水平，逐步实现政府帮助市场克服自身缺陷和市场弥补政府供给体育公共产品不足的双重目的，最终现实两者有效配置和相互促进的全新局面。发达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与经验，对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改革实践中，需加大投入，注意市场的边缘与限度，拓宽社会融资渠道，丰富体育公共服务这一主体;加快发展并积极培育体育非营利组织，提升社会资本整合能力;重视并加强利益协调，及时发现并主动化解利益冲突，努力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推进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制度建设，提升部门间的合作力;建立健全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的评估体系，加强体育资源整合［12］。因此，要将政府部门所承担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尽可能地转移给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组织和市场组织，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并主张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以突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显性特征，打破政府一统天下的格局，简政放权，发展多元化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保障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由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市场等协同提供并共同支配与管理，形成各供给主体间良性竞争的局面，从而有效提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实现多方共赢，切实提升公众满意度。
4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以绩效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理念，主张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考评，强调公共产品供给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目标;公共产品的生产不再是传统供给方式，而是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并将公共产品生产及供给的效率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重视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析;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与策略，使公共行政的效率得到提升。实践表明，传统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更为注重政府关于体育政治目标的实现和尽可能地兼顾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新公共管理理念在要求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是以体育产品的生产效率、供给质量和公众满意度为评价指标。因此，满足公众体育需求、畅通体育产品的获取渠道、追求体育服务效率和以公众满意结果为本等服务思想，将成为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改革的前瞻理念。鉴于此，笔者认为，遵循以绩效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将公众满意度纳入并作为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我国乃至全球公共事业建设与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实践中，政府应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管理过程，参与评价公众的数量、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身份以及享有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程度等因素均需明确考虑和科学选择;同时，要坚持以公众为本位，建立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用信息化平台提高公众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了解度，拓宽公众获取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途径，引导公众理性监督并及时反馈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社会互动;定期形成并公布其绩效评价结果，提高绩效信息的透明度，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逐渐形成科学化与长效化的公众评价反馈机制。
5结语
(一)岗位与人员不匹配、专业人才流失严重
改制后的新机构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场交易，对懂业务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增大，但因为改革中的人事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导致行政管理岗位人员较多、一线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无经验的新人较多、有经验的高素质人才不足。岗位与人员不匹配直接导致一线工作人员人数少、技术力量薄弱，面对繁重的工作，只能勉强应付被迫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压力甚大，有些人甚至不堪工作重负而选择调离或辞职。总体来说，与市场需求紧密关联的业务骨干人才流失最为严重。因为随着公共资源交易的规范性和程序性不断增强，市场对这些专业技能的需求不断加大、也更容易将专业优势转化为市场价值。
(二)人才培养机制不合理，员工技能素质难以提高
主要表现在：一是单位领导或主管部门只是将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可以调配的劳动要素，具有使用性，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可以深入开发的资源，导致不少单位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存在限制员工职业发展、素质能力提升的现象，使员工无法得到价值认同和个人能力提升。二是虽然也意识到了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建立了相应的培养机制制度，但是要么是培养机制制度沿袭旧的办法、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优化，要么是培养机制制度没有经过充分调研，制定的培养方案、培训内容与工作没有关联性或关联性不强，缺乏针对性与实践性，不能真正提高员工技能素质。
(三)人力资源的竞争激励机制不合理
竞争激励机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合理运用，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极大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但从实际情况来讲，改革后的新机构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人员选拔不科学，员工岗位确定、职务晋升等主要由领导层决定，员工没有自，长官意志明显；二是薪酬分配、工作考核、绩效奖惩、职称技术等级评定等缺乏明确标准和实施细则，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差，人为因素、偶然性因素较多；三是激励手段单一，或不能适应时展和员工实际需要，缺乏针对性，激励作用不大。
二、对策建议
(一)搭建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整体架构
省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对一省工作具有导向作用和示范作用，关系到全省体制改革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必然牵涉到相关部门职能的重新界定和利益调整，涉及到新旧体制的转换和衔接，为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必须搭建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整体架构，夯实管理基础。机构编制部门在制定改制后新机构编制方案时应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准确研判形势，紧跟国家导向，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确定改革整体方向；二是组织专业力量充分调研，在吸取其他省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省实际的具体方案；三是做好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取得理解和支持；四是充分考虑新机构的工作性质、职能和责任范围，制定“三定”方案。
(二)切实做好人力资源岗位与人员匹配
人岗匹配必须做到知岗、知人、动态调整。即首先，应进行工作分析，了解每个岗位的不同职责和任务，制定岗位说明书，明确该岗位所需的人才条件、资历和发展前景；其次，在人才选拔或人员晋升中，通过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从能力素质、职业意识、发展意愿和职业品德等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综合评价，为每个岗位选配最合适的人才；最后，人岗匹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不断跟踪匹配状态的发展变化，因为随着科学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岗位对员工能力要求的提高或员工能力素质的提升，原本适合的人岗匹配，将会逐渐不相适应，此时应该根据变化了的人岗条件重新进行匹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度依赖主观评价，造成人岗不匹配现象，才能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的优势特长，为更好地实现单位职能，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发挥助力。
(三)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员工技能素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社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已体现为人才的竞争。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及技能素质提高，不仅能实行人的要素增值，而且是提高工作效能，更好地发挥单位职能的重要手段。主要方法包括：一是在单位内部实行轮岗交流，使员工对本单位整体工作有个全面的认识，明白自身所从事工作在整体工作中的价值，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二是根据工作特点和实际需要组织学习培训，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法规涉及面广、行业要求各有不同，近期财政部、商务部等多个行业主管部门都对由本部门牵头制定的法规进行了修订，要适应形势发展、熟练掌握这些法律法规必须不断加强业务学习；三是选派优秀骨干人员参加专门培训，提高员工专业技能的深度和精度；四是将服从整体需要与尊重个体发展意愿综合考虑，鼓励员工自行选择需要加强的学习培训，满足员工自我发展的需要。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竞争激励机制
竞争激励机制在促进单位工作效率提高，促进员工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实现本部门本单位长远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竞争激励机制，必须做到：一是坚持公平原则，在人员选拔、岗位确定和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要“一根尺子量到底”，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增强透明度、可信度和权威性；二是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量化、细化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建立自主灵活、符合本单位职能特点和工作实际的考核制度，增强考核评价的可操作性；三是进一步扩大单位内部分配自，实行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并存，结合社会发展和员工需要不断完善竞争激励机制；四是尊重员工需求和职业发展意愿，建立具有个性化和针对性的考核管理办法，使员工个人发展目标与单位的整体目标一致。
三、结语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
1.1预算管理偏重预算编制，忽略预算考核，偏重收支预算，忽略资金预算现行《医院会计制度》第九条规定：国家对医院实行“核定收支、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按规定使用”的预算管理办法。公立医院是较为特殊的事业单位，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的预算以收支预算为出发点，注重财政资金的核拨及使用，强调所有支出均有收入来源，而实际医院的收入和支出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并不等于医院的现金流入和流出。往往是医院预算编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复后单位执行，缺乏预算考核机制的监管。对医院内部管理，注重收支预算编制，忽略资金预算的编制和考核，使得财务资金管理处于被动，造成资源浪费。
1.2财政部门预算编报口径与医院实际财务核算口径不一致对独立核算的医院来说，财政部门要求编报的部门预算按经济分类科目，收入分为财政补款收入、批准留用的教育及医疗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支出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大类，其中基本支出分为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日常公用支出，项目支出分为业务类项目支出、投资类项目支出、发展类项目支出。按《医院会计制度》要求，采购固定资产应予以记入“固定资产”科目，而并不是列为医院的支出，但是按照财政部门预算要求，采购的固定资产属于投资类支出项目，需要对应定项补助支出的资金来源。核算口径与编报口径不一致会使投资类支出占用部分收入来源，挤占部分支出项目，导致医院收支预算与实际财务核算并不一致。
2全面预算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医院全面预算管理是一项庞大的体系，预算的制定、监督、考核、分析以及总结环环相扣，紧密相连。解决目前医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坚持以下四点：
2.1医院管理者高度重视，全员参与预算工作首先，摈弃预算只是财务部门单一任务的认识，现代化医院管理要求医院管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医院管理者需要高度重视预算管理工作，而且需要全员重视、全员参与。医院高层次预算统驭低层次预算，低层次预算支撑高层次预算，明确各层次预算的责任主体，通过责任主体的确认保证全员参与医院战略目标。其次，成立预算管理委员会，由院长担任主任，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临床科室负责人为委员，坚持“权威、全面、责任、效率”原则，确保预算由编制到执行、考核的组织保证。出台预算管理及考核办法，明确预算考核指标，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量化，便于预算考核的开展，从而保证预算的权威。最后，强化预算管理人员知识培训，结合考核办法，坚持与相关部门及科室沟通，确保预算顺利执行。通过预算，医院战略、年度经营计划都可以得到具体落实，各部门对医院经营目标拥有统一认识，可以产生协同效益。通过预算实施、考核、分析总结，医院就能不断强化自身特有的竞争优势，以达到既定的战略。
2.2明确考核指标，强化考核，将预算考核纳入到医院质量考核体系全面预算管理强调管理职能，管理功能需要通过考核指标进行体现。预算本身不是目的，是确保医院战略目标实现的工具，这种工具产生作用就是通过考核来体现。所以在制定预算考核目标时就要将考核指标量化、细化，并将考核指标纳入医院质量管理体系，定期考核。针对收支预算，建立收入与工作量转换机制，采用门诊人次、出院者实际占用床日等指标进行量化考核，支出预算结合医院的成本管理，将各支出项目分解至责任科室，分类别、分重点纳入考核，针对人员费用，可采用人均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针对卫生材料支出，可采用百元收入卫生材料支出比以及卫生材料周转率指标分别对临床科室、责任科室考核，针对药品费，可采用药品收入占收入比重及药品周转率指标分别对临床科室、责任科室进行考核。
2.3结合收支预算，编制资金预算公立医院开展精细化管理，摈弃粗放式管理，编制资金预算是现代化医院管理要求。资金预算有利于医院管理者合理安排医院资金使用，将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资金预算编制需要结合收支预算，遵守收付实现制并采用直接法编制，将收支预算中不直接体现现金流量项目内容替换或剔除，如现金流入项目采用门诊预交金及住院预交金贷方金额，测算出预算期间内可使用资金，扣除人员费用、卫生材料费用、药品费用、其他费用后资金余额用于用来安排设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等支出。资金预算编制方法可采用弹性预算、零基预算等多种预算编制方法，根据医院实际合理安排，监管重点为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等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效益分析。
2.4强化预算监管，定期分析总结，坚持跟踪管理医院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分为预算目标、预算编制、预算组织、预算执行、预算考评五大模块，其中预算考评模块是整个预算管理体系中重要部分，涉及预算执行情况、差异分析、绩效管理，是预算管理动态控制的有效途径。通过定期考核，对于预算目标差距较大的责任科室，采用预算管理督办单方式对责任科室及责任人进行告知和沟通，采用图表方式显示差距，督促责任科室完善管理，确保科室预算目标完成，从而完成医院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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