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3 07:50:56
导语：在法律文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本文作者：张鹏飞工作单位：兰州工业学院
食品安全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食品安全立法系统性不强，存在法律冲突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法律系统性不够等问题，规范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有《食品安全法》，有部门规章、地方性法律文件，还有部门的红头文件，这些法律规范不但法律效力层次不同，而且存在着冲突现象，这种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法律与法规之间的冲突，还表现为法规与法规的冲突，不同部门的法规之间的冲突，还有地方性法律法规存在着冲突。(二)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很多，权力分散各部门在食品监管中都有权制定部门规章，这样就出现标准不统一、法律规范打架的情形，比如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划分是生产阶段由国家质检部门监督，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监管、餐饮服务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但是对出现交叉部门各监管部门都有权监管，这样不但出现监管法律法规冲突的情况，还会出现监管权的冲突。(三)食品安全标准以及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较发达国家标准相对较低，而且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过于陈旧，许多标准十几年不变，已经不能适应变换了食品市场需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法、德采用国际标准的食品就占食品总量的80%，日本食品标准有90%以上采用国际标准，而我国目前国际标准只有40%左右，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了国际标准。(四)监管责任虚位1.法律法规处罚力度不够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处罚力度很大，一般都是给予违法所得十倍的罚款，我国对食品违法企业的罚款额度相对较低，这样以来食品生产企业违法成本很低，敢于违法，而违法所带来的利润却很高，加之我国食品监管不严的现象，食品市场违法屡屡发生就见怪不怪了。2.监管者责任规定不到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是多头分段监管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出现利益时几个部门争抢监管权，没有利益可图时相互推诿监管权，这样就出现监管真空状态，发生食品违法事件侵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而且多部门分段监管，有时候就出现灰色区域没人监管，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奶源在进入三鹿之前就被奶农注入三聚氰胺，而在这之前由农业部门监管，进入企业生产之后就由质检部门监管，这样就出现监管的灰色地带失去监管。
完善食品安全具体法律制度
(一)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应该包括食品安全立法建设、司法建设、执法建设，法律的结构决定法律的功能，要发挥好食品安全法律功效，就必须有一个好的食品安全法律结构，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法律架构对保障食品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食品安全立法应该分层次地解决好基本法与部门规章还有地方性法律的统一和效率的关系;其次，解决好法律的结构关系，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应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以食品标准方面的法律、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消费者权益法等为支撑，以国务院实施条例为轴心，会同各个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国家食品标准、地方食品标准和行业标准为细化规则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1］(二)规范食品安全标准，与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接轨要不断规范食品安全标准，做好食品安全科研工作，保证食品标准依据科学，确保从农田餐桌食品安全，做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使对食品进行监督与管理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应将标准化的工作集中到国家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制定食品质量标准时，使之涵盖卫生标准，从而使卫生许可和生产许可合二为一，并将此职能统一到国家质检总局，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增强责任意识。［2］食品质量认证部门把原来的无公害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统一起来，从执行标准、安全级别等方面统一起来，与国际农产品标准接轨，有利于保证我国农产品出口不受非技术壁垒的限制。目前来看，这些认证在程序上和最终目的上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这些食品的认证工作具有统一在一个部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3］。(三)构建执行合一食品监管执法机构我国食品监管的机构混乱，业务重叠，这样不利于食品安全监管。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应该统一监管，建立一个食品安全执法常设机构，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部分力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统一领导，通过长期规范的管理遏制食品安全问题恶化的势头，促进食品安全［4］。在各地建立这样类似的机构，业务上实行垂直领导，给予执法权，提供各种技术保障，做好对违法食品的检查工作。(四)提高处理消费纠纷的效率，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在处理食品安全纠纷上应该注意效率的提高，让消费者敢于维权。也能维权，首先，我们应该在制度设计上保证诉讼效率，在人民法院设立小额诉讼法庭，设立简易诉讼程序，保障快捷方便地解决这类纠纷;其次，增加诉讼主体，设立公益诉讼制度，确保有公益心的人参与诉讼。(五)食品监管还要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要保障食品安全，还要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利用宪法赋予公民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监督食品市场上的不法行为，让食品违法曝露在阳关下，让伪劣食品没有市场，通过新闻监督，可以反映广大群众的呼声，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促进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5］。总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我们与国际社会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合作与贸易，也会促进我国食品安全工作，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张旗 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大学生没有将学习到的法律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的机会，了解到的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很难将其运用到实践中，无法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师资力量薄弱，缺少心理健康教育辅助大多数高校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师是由德育教育人员，甚至高校行政人员担任或兼任的。他们大部分并未受过系统化的专业理论训练，也没有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不能达到教学要求。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时期，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和自主。普及法律基础课程，虽然能使大学生短时间内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但这种浅层次的法律知识的灌输并没有真正内化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的精神和价值并没有被学生完全理解，其思想意识中缺少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理念，更谈不上对法律的信仰。当这些问题与社会化的协调发展发生矛盾冲突后，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调和排解，就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所以法制教育尚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辅助，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但目前很少有高校开展专门的心理健康辅导。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增多，恶性极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法制教育的思考和质疑，没有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原因之一。
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承，而是对于大学生求知、做人、做事等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在专业教育的同时，必须重视加强法制教育，实现精神道德和科学知识的均衡发展。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大学生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法律基础课程包含法律知识和法律知识的运用两部分。根据法律基础课实践性强这一特点，必须加强并且重点突出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性教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法，突出学生在该课程中的主体地位，还可以通过模拟法庭式教学，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养成追求真理和善良的品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大学校园，而经过长期沉淀的校园精神和校园文化氛围具有潜在的渗透性和浓厚的感染性，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应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民主和法治精神，建立完善的校园管理制度，使大学生在校园内的学习生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错必究。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保证学生在校园建设和问题处理时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同时，应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可以与司法部门配合，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开展专门的法制讲座或专题讨论，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加强法律课教师的培养法制教育是一项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综合性教育，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师队伍水平的提高，是开展法制教育的关键。法律基础课程教师不仅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还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建立适合本校教学发展实情的教师队伍，以保证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准。
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当今国际国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人们受到多元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和思想伦理观念的冲击。由于大学生活而导致的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交往、自我评价等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这又更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学习知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法制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一方面，与心理健康辅导相结合，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高校能广泛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在大学生出现不良情绪时，可以通过心理辅导的方式来疏导和排解，就能预防和避免大学生因心理问题等而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有效巩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果。当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培养，不能单单靠几堂法律基础课程实现，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高校学生法制教育任重而道远，需要高校教育人员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共同努力。
一、二者的法律功能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贸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我国的技术进出口工作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从1959年到1979年，该阶段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中央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管理，技术进出口的管理集中于中央政府。
其二，1979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及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进出口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陆续颁布了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技术进出口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在对合同的管理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技术引进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为了规范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从1994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以《对外贸易法》为主体，以《海关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为补充的完整的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货物进出口法律体制也因此而建立。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以灌水调节为中心的海关监管制度；以非关税调节为特色的许可和配额管理制度、外汇管理和商品检验制度；以外贸经营权为核心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许可制度；为防止和消除外来不正当竞争而建立的反倾销反补贴制度[高华，试论如何完善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9期]。就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渊源而言，目前根本大法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技术进出口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二、二者的不同
1、限制、禁止的条款规定不同
《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规定：为建立国内特定产业和保护农、牧、渔产品以及为保证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限制进口的。对国内供应短缺和可能用竭的资源以及因宫外市场容量有限的，需要限制进口。因维护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为履行国家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的，需要限制进口或出口。其中对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为保护人的生命或健康或为履行国家参加国际条约协定的；对国家文物、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等货物和物品，需要进出口。
技术贸易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和高新技术含量的成套设备贸易等。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商标和服务标记，包括国内普遍采用的国际名牌加工生产等贸易形式，以及版权（包括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等贸易形式，均应包括在知识产权贸易范围之内。根据《技术进出了管理条例》的规定，属于禁止进口的技术或禁止出口的技术，不能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的，不能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实行合同登记管理。对限制进出口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第一要对该限制进出口技术是否许可进出口进行审查。技术进出口申请经批准的，经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技术进出口许可意向书，获得许可意向书之后，可以对外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
也就是说货物和进出口的都有限制于禁止进出口的条款限定，但是技术进出口的条款相对来说比较严谨，其采用合同管理的模式来规范当前的技术进出口，而货物进出口明令限制、禁止进出口的没有合同条款、合同登记来约束，根据《对外贸易法》的相关条款来进行。
2、征收税率不同
面对国外日益增多的对华反倾销诉讼和国内进口商品的不正当竞争的内外交困之境，我国参考WTO《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于1997年制定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标志着我国反倾销反补贴领域正在走向法制化，正在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刘文莉,王学军, 加入WTO与我国货物进出口法律制度的变革,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月第15卷第1期(总第61期),25]。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现行做法显然超过了它们应该有的功能，也就是增加了财政收入及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我国目前的关税平均税率为15％，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也高于目前发展中国家13％的平均税率。目前各地海关在估价及征税过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估价及征税缺乏一致性。
货物的进口征税、进口退税是国际上一条通行的税收规则，关税总协定第三天和第六条规定：一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应该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一缔约方领土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得因其免税相同产品在原产地或输出国用于消费时所需要缴纳的税捐或这种税捐已经退税，就对它征收反倾销税或是反补贴税。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税法对进口产品征收国内税，但其税赋不得高于同类产品的税负。同样的，一个大家可以本国的出口产品退还或免征国内税，别国不得因此对该国产品施加报复措施。
技术进出口在当前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农业实用技术与尖端科技并举的科研体系和产生体系，已经拥有大量成熟的工业化技术，其中不少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拥有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资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技术出口能力。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就是各国用技术标准构筑起的贸易障碍。许多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制订较高的产品标准，通过一些苛刻的标准要求来达到禁止或限量进口某种商品的目的，有些技术标准要求高于国际通用标准，致使其他国家的产品在质量不难于达到进口国的技术标准而无法进入该国市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种类多、变化大，往往使出口国难于适应。相对来说，技术进出口的贸易壁垒显得比较隐蔽，技术壁垒限制着技术贸易的交易。
【关键词】民事法律文书;诉讼请求;写作;中心
民事诉讼法律文书写作的中心，是民事诉讼各个程序的文书写作的展开点，各个法律文书只有从这个中心展开相关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等的写作，才可能实现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目的，实现写作法律文书的价值。反之，如果在写作民事诉讼法律文书时没有认清或把握好这个中心，偏离写作中心，对与写作中心无关的法律事实或者法律规范着墨过多，那么法律文书可能成为无矢之的，无睛之龙了，胡子眉毛一把抓，使法官或者当事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在掌握了法律文书写作所需的基本事实和法律材料后，认清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并且围绕它展开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民事诉讼法律文书数量较多，实难一一列举，所以，本文以民事状、答辩状和一审判决书三种重要的、涉及民事主体实体权利义务的、写作要求较高的民事法律文书为例，探讨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
一、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两个含义
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本文认为这里的“写作中心”有两个含义，“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的一个含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同一案件中的各个主体制作的法律文书所应共同围绕的写作中心。以民事诉讼中的民事状、答辩状和一审判决书这三种法律文书为例，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在民事一审中，原告及其人制作的民事状及词、被告及其人制作的答辩状及词、审判人员制作的一审判决书，这三种法律文书写作应共同指向和围绕的中心;“民事诉讼法律文书写作中心”的第二个含义是指每一份民事法律文书写作应围绕的中心，比如民事状写作时应围绕的写作重点和写作中心。
二、民事诉讼法律文书写作中心：诉讼请求
无论是第一个含义的“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还是第二个含义的“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两个“中心”并不矛盾，而是相一致的，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本文认为民事法律文书写作是为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服务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争讼目的和审判人员的息讼目的都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因而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也存在一个应围绕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诉讼请求”。
以民事状、答辩状、一审判决书为例，在这三种法律文书中，诉讼请求十分关键和重要，它被用来说明原告要保护的权利的范围，是被告承认或者反驳的对象，也是法院定纷止争的范围，是制作这三种法律文书时所应围绕的中心。以著作权侵权案件为例，原告的状中的诉讼请求通常包括了：（1）确认侵权的诉讼请求;（2）要求停止侵权的请求;（3）要求侵权赔偿的请求;（4）要求承担律师费、公证费的请求。写作状时，如果状中只有上述1个请求，比如确认侵权的请求，那么状中的事实和理由就仅仅围绕这一请求展开写作，不必再写原告遭受损失，损失数额、损失数额如何计算，律师费、公证费如何发生及数额等事实以及理由;相应的，答辩状只需要就是否侵权进行回答和辩解即可;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阐述理由和判决结果只围绕“被告是否侵犯原告著作权”这一诉讼请求制作即可。而如果状中列了上述4项诉讼请求，那么状、答辩状、判决书写作时所应围绕的中心则应是这4项诉讼请求。总之，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诉讼请求，一旦脱离了诉讼请求这个中心，法律文书的写作便没有法律意义可言了。
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与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是围绕“罪与罚”这个中心展开的。而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则是“诉讼请求”。这种写作中心的不同与两种文书体现的法律价值与功能有关。
三、写作民事诉讼法律文书中心的注意事项
那么，如何围绕诉讼请求写好状、答辩状和一审判决书？对于状而言，应结合原告的诉讼目的，写好诉讼请求，这里的诉讼请求应该注意：（1）列清请求事项。要清晰的列明有几项诉讼请求，哪些诉讼请求是单一请求，哪些是合并请求;（2）诉讼请求要依法有据。首先要依法明确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变更之诉;其次请求事项需要依法表述，比如侵权赔偿请求中，有人写的诉讼请求中会出现“车旅费”、“奶粉费”、“精神损失费”。这样写其实是不规范的，《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①停止侵害;②排除妨碍;③消除危险;④返还财产;⑤恢复原状;⑥赔偿损失;⑦赔礼道歉;⑧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根据以上规定，请求事项应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结合相关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费用可表述为：“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应表述为“精神损害抚慰金”。（3）请求承担义务的对象要明确。被告是自然人的，要写其身份证上的姓名，是法人的要写明其登记注册的名称，以明确被告;有些案件中，被告不止一人，这时诉讼请求中，要写清楚要求哪一个、哪几个或者是全部被告承担一个或几个或全部责任或义务。（4）数额要明确。比如诉讼请求中只写“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是数额不明确的，这将导致被告无法就数额多少进行答辩，法院无法就判决数额问题判决，所以应写成比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根据以上4点，将诉讼请求写的明确、具体、清晰后，应在接下来的事实叙写与理由论证中仅仅围绕诉讼请求展开写作。比如诉讼请求中“请求被告赔偿医疗费5000元”，那么就要在事实中写清侵权事实各要素以及就医情况，在理由阐述中写明要求赔偿医疗费及医疗费数额的法律依据。
对于答辩状而言，围绕诉讼请求这个中心写好法律文书，要有针对性的就诉讼请求进行承认或反驳，其事实和理由的表述也要相应的围绕诉讼请求展开。对于一审判决书而言，也是要以诉讼请求为中心清晰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查明案件事实，阐明裁判理由，给出判决结果。
四、讨论：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中主要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否一致
以上，本文主要提及了一审民事诉讼法律文书中的民事状、答辩状、一审判决书围绕的写作中心应是诉讼请求。那么，二审与再审民事诉讼主要法律文书写作中心是否与一审一样呢？有人可能说，不一样，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应是“评价原裁判”，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应是“评价原裁判”和“诉讼请求”（一审中表述为“诉讼请求”、二审中表述为“上诉请求”、再审中表述为“请求事项”，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在法律文书中的功能和作用是相同的，所以本文为方便论述统一表述为“诉讼请求”）两个中心。第三种观点认为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仍应是“诉讼请求”这一个中心。对于以上三种观点，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以“评价原裁判”指出了二审裁判对一审裁判的法律监督作用，但是忽视了二审、再审中当事人当事人期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诉讼请求”。第二种观点看到了二审、再审裁判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即“评价原裁判”和“诉讼请求”的问题，但是“评价原裁判”已经包含在“诉讼请求”中，如果将这两点都认定为写作中心，则有“中心”重复之嫌。所以，本文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即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仍应是“诉讼请求”。不过在写作这一中心时，除了注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问题，还要注意发挥二审、再审的法律监督作用“评价原裁判”。
综上，本文认为民事诉讼主要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诉讼请求”，只有围绕“诉讼请求”对事实和法律进行推敲，展开法律文书的写作，才可能体现好各个法律文书的功能和作用，实现诉讼目的。
参考文献
[1] 陈卫东，刘计划.法律文书写作[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对现行的证券法规中的数量要求（主要是数字比率）进行了探索，发现在现行的证券法规中除有关关联交易的规范不同的规章之间有一些差异外，法规涉及到的数字比率的控制意义和《公司法》、《证券法》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体现了在社会意识中人们对比率的基本观念以及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般认识。
一、研究方法
1、对数字比率的分类
百分数：假设监管对象的要素为一个100%的集合，控制的目标或者参数是达到某个数量的点，最常见的有5%、10%、20%、25%、30%、50%、70%、75%、80%、90%、95%.按照集合进行分割，上面的百分比可以分为互补的六组5%～95%、10%～90%、20%～80%、25%～75%、30%～70%、50%，每一组中只有一个独立的逻辑含义。
分数：用分数表示的比率，是以1作为分子，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转化成百分数，相当于百分比中的25%、30%、50%、70%.尽管在绝对的数值大小上不完全相同，但有基本相同的意义。
通过这样的分类，法规中比率就只有5%、10%、20%、30%、50%等5种，这一简化使分析方便易于得出一般的规律性结论。
2、分析和比较
在对数字比率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根据现行证券法规对有关数字比率作了以下归纳和比较：（1）现行法规中按照5%、10%、20%、30%、50%的顺序相邻的两个比率之间的控制意义的差别；（2）现行法规中相同的数字比率其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3）相同的经济变量在不同的法规中控制比率的差别。
3、分析对象
包括《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规章包括《审核备忘录》等在内涉及到现行证券发行制度的主要法规。
二、不同数字比率之间控制意义的差别
1、比率的控制意义
每个数字比率在不同法规中有大量的应用，但只有相邻的两个比率如5%和10%，其控制上的内涵才有可能产生混淆。本文经过分析归纳，列出其基本含义（见附表）。
2、比较分析
在上述比率的含义中，容易混淆的是以下几组：
5%和10%的差异。5%和10%在100%之中都为小数，在5%以下一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数，5%的含义是值得关注，而10%一般的含义是相当重要，标志着该部分组分已经成为100%的集合中一个独立的主体。
涉及股东权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有提案权，而持股10%以上的股东则具有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在有关公开信息披露要求中涉及的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变化、对外股权担保等必须披露，体现了值得关注的基本思想。
涉及企业资产的变化一般以10%的净资产为关注的限度，如基金投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不能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上市公司出售资产超过总资产10%以上必须披露等等。
在收益变化中，也有几处法规涉及到5%，如年报中期间数据变动幅度超过30%，或者占总资产5%，报告期利润总额的10%应说明情况以及变动原因。这里因为是变化幅度，所以更加严了；发生大额银行退票（占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5%以上）应予以披露（《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可能退票隐藏巨大风险所以特别关注。
25%与20%、30%的差异。20%的概念通常让人想到帕雷托分布，人们通常认为世界“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含义是非常重要，但并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因此在法规中用到20%的地方往往不具有定性判断的含意，一般是提醒管理者或者检查者关注起潜在的风险，另一种应用是为控制集合的性质，某些参数需要严格限制其在集合中的影响，在20%以下或者80%以上。
30%和70%在实质上是相对应的一组比率，大致等于1/3和2/3，但前者不足，后者有余。1/3的意义在于在平均分布的一个团体中有可能成为控制力量。30%在100%团体中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这里的实质性影响指这些参数的变化，可能导致体系功能、性质等重大的变化。
介于20%和30%之间的25%尽管在数字大小上和前两者差距不大，但意义上却截然不同。如在确定涉及补价的交易是否为非货币易时，收到补价的企业应当按照收到的补价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比例等于或者低于25%确定。
30%和50%的差异。30%的控制意义是具有实质性影响，50%则是控制的实现。某一集合参数超过50%以后，在数量上就控制了局面，涉及到系统的性质则将发生质变。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要求中来自经营管理层的董事不能超过董事会人数的50%，其目的显然是避免形成现代企业委托管理中“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在一般会议表决过半数通过就认为是决议生效，但重要的决议则需要出席会议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目的是要保持大部分股东意见一致，以便公司经营管理稳定。
三、同类比率代表的控制意义的差别
1、三分之一和30%的差异
一般而言，三分之一主要针对人员而言，在数量上应该相当于33%，但在证券法规中30%很常用，33%几乎没有（所得税），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执行和使用中便于记忆、简化的考虑。但这种差异就30%、70%以上而言，其控制意义加强了，而30、70%以下其控制作用有所放松。例如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要求，相对于三分之二是放松了，但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工进度不低于70%的要求则有所加强。
35%和65%在法规中非常少见。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发起人认购部分不少于股本总额的35%，体现了确保达到33%（三分之一）的意思。另外，在国有资产折股中有一个65%的下限，大致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在促进国有资产的盘活、重组和国有资产流失压力之间的矛盾心态。
2、有关20%在法规中意义的细微差别
20%的基本意义是“非常重要”，有可能对体系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法规中有两种不同的应用：
非判定性质的应用。在非判定性的应用中，法规要求公众或者监管者（股东）关注某些重要的事项如持股超过20%的股东，投资占20%的股权，但并没有强制性规定不能超过这一界限，其意思为可能对公司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在信息披露中，因为超过20%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因此要求上市公司对某些经营的情况进行公开披露，如投资者持有公司可转换债券达到20%、发行人持股超过20%，等。
限定性质的应用。在限定性的规定中，低于20%或者高于80%一般把相关的资产、人员等组分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非专利技术在股份公司中的出资、合格境外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可以成为重要的部分，但不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组分，把风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20%以上、80%以下则是强调其重要性，如要约收购中保证金，保证收购方的收购诚意。
四、同样的经济系统参量在不同法规中的控制尺度
在不同的证券法规中，一般很少有对同一参数作出不同规定的情况，但有关关联交易出现了一种例外。
关键词杂交水稻；种子；发芽率；成苗率
推广应用杂交水稻，特别是近年来我区大面积推广的超级杂交稻，使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提高并减少用种量；但由于种子价格的上升，广大农户对杂交水稻种子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结合多年实践，现就种子生产在加工、贮藏、使用等环节中如何提高种子发芽率，充分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进行如下分析。
1种子生产的栽培管理
在种子生产的栽培管理上，要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灌溉，注意控制氮肥，达到田间群体适中、通风透光，要防止贪青、倒伏，注意防治生育后期病虫害，适时收获，生产出粒大饱满、无病虫害的高质量、高活力种子。
2种子的干燥加工
在种子加工、干燥过程中，要保持种子完整性，防止因机械、操作、温度等原因造成种子破裂，种胚破碎、分离，以保持种子活力。
3种子的安全贮藏
（1）入库前要做好清仓消毒工作，将仓内的残留种子、杂质以及仓外的垃圾、水沟等全部清理干净，做到仓内外整洁，并对空仓及仓贮用具、包装物、器材等进行消毒，把仓库害虫消灭干净。
（2）入库的种子必须严格按照种子质量标准进行检验。入库的种子要严格按照不同作物、不同品种、不同等级、不同季节分开堆放，并写好标签和卡片，防止混杂。
（3）在种子贮藏期间，要保持种仓低温、干燥，对种子温度、水分、病虫害、发芽率等进行定期、定点检查、检验，根据检查、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如通风、密闭、扒坑、移仓、晾晒等，使种子温湿度达到规定要求，防止种子发热、霉变，保持种子最高的活力水平。同时，做好种仓的病、虫、鼠害防治工作，防止对种子的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
（4）通风方式：一般采用自然通风，即打开门窗使空气对流。当仓外绝对湿度大于仓内时不能通风，否则可以通风。
4种子的正确使用
4.1适当晒种
杂交稻种子一般是上年生产次年使用，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藏，种子一般处在休眠及营养物质的降解过程中，如果未经晒种就直接浸种催芽，种子的出苗率及整齐度都低于种子实际生活力。通过晒种可激活种子内部酶的活动，提高种子活力，浸种后，种子发芽快，出苗整齐度高。正确的晒种方法是：播种前2~3d将种子摊在谷席上晒3~4h，经常翻动，使种子晒匀晒透。夏季切忌将种子晒在水泥地或农膜上，以免种胚烫伤，影响发芽率。
4.2合理浸种
4.2.1活水浸种。有条件的地方可将种子装在干净的编织袋或尼龙袋内放在山泉或小溪里浸种；无活水浸种条件的，应做到勤换水、勤冲洗，防止种子发酸、发臭。
4.2.2药剂浸种。种子用清水浸6~8h后，洗净沥干，再用强氯精500倍药液浸种6~8h，进行杀菌消毒，可有效防治恶苗病和稻瘟病，捞出洗净药液后，再用清水浸种6~8h。个别开颖度较大的组合如D297、优63、T优7889等，浸种时间宜短些，一般浸种12~18h后不经催芽直接播种、湿润育秧为佳。
4.2.3间歇浸种。将种子浸水3~4h，捞起晾种4~5h（早杂种子置于温暖处，晚杂种子置于阴凉处），如此反复，直至种子吸足水分。
4.3科学催芽
催芽过程应掌握适宜的温度、适当的水分和适时换气。水稻种子发芽最适宜温度是30~35℃，超过45℃时就会引起“烧芽”。因此，催芽过程应做到高温破胸，适温催芽，适时淋水，定时换气。种子刚催芽时把温度控制在35℃，以利种子破胸，80%以上种子破胸后即可播种。催芽时根据种子缺水的程度适当淋水（早杂种子淋温水、晚杂种子淋冷水），补充种子在发芽过程中所需的水分；同时可去除种子分泌物，防止种子发酸、发臭。密闭的容器每天要开口换气5~10min，以补充氧气，防止种子因缺氧闷死，提高种子发芽率。
作者：李晓楠 徐嘉奇 单位：吉林省建设银行 吉林财经大学
国外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⒈为了辅助农村发展，加快农村金融事业建设，日本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建立了完善而明确的农村金融体制。政府为了更加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以及规范监管事项和相应权限问题，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同时也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规定重建后的日本农协应以“促进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力与农民的社会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宗旨。此法令的实施，加快了日本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日本的“农业协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而依附于“农业协同组织”的合作金融机构也大量的成立。这些合作金融机构对帮助日本农村发展，消除农村的贫困现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农村金融市场的兴起也带动着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乃至于全日本的经济。日本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立法精细。日本对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立法分门别类，在立法的技术上虽然简单一些，但是辅以了较完善的配套制度。针对我国目前的合作金融立法状况，制定一部统一的合作金融法还比较困难，但国家可以就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先制定单行法，如针对我国广泛存在的信用合作社制定一部《信用合作社法》，在填补合作金融立法空白的同时，也为促进合作金融立法工作做出基垫。二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制度非常注重与民法、商法的协调，专门指出了涉及到民法、商法的适用问题，并多次提到民法、商法适用于合作金融时应作的调整，这就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整，避免在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的冲突和界限模糊，对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在概念上区别“合作社”与“合作社企业”的做法。日本的合作金融组织在登记时就将其分为两类不同的法人实体，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更为容易、便捷。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合作社作为特殊的组织机构登记注册的规定，也没有说明合作社如何参照适用其他民事主体的登记注册的规则，所以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是首要的。四是日本在合作金融立法中有专章规定政府监管，尤其对税收优惠政策等作出了细致的描述，在制度上保证了政府对合作金融的扶持。根据我国合作金融的发展，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合作金融脱离与政府的联系实现其自身发展不太可能。但可以尝试在经历一定时间的过渡之后，再由合作金融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而这段时期内要做好的就是在承认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联系的同时，加强其外部监管。⒉综合立法模式———美国农村金融立法体系。美国在对待农村金融的问题上，也选择了构建比较完善的合作金融法律体系。从1909年开始到1933年，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的与农村金融相关的金融法案，并建立了农业合作信用体系。马萨诸塞州可谓是美国农业金融的先驱者，该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信用社法，建立了第一家信用社———圣玛丽信用社。而且这部信用社法也是联邦政府制定信贷联盟法的基础。19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农业信贷法，并在该法案的规定下设立了合作金融组织，建立了合作金融信贷系统，也开创了农业长期贷款的先河。此后，这部法典为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经过了五次修改。1922年到1929年，美国针对农业合作金融先后颁布了《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农业市场法》、《合作社销售法》等法律。其中《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最为重要，它标志着美国合作社在法律上有了真正的定义。而《合作社销售法》的出台，使得美国农业信贷体系步入良性轨道，并满足了农民对贷款的需求。之后，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信用法规，代表着美国合作金融走上了正规化道路。1934年是美国合作金融业发展最重要的一年，国会通过了《联邦信用社法》，这标志着美国的合作金融业有了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美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规定了合理而明确的机构分工。美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庞大且复杂，但分工明确，联邦土地银行的任务是向人们提供不动产的抵押贷款，地区合作银行的任务则是为较小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资金，而联邦信贷银行的职责是为客户提供中期和短期信贷业务。这三家农村金融组织相互独立，每个组织责任明确，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确保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在组织分工上应予以借鉴，明确职责，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二是独立的组织制度。美国农村金融是一个独立体系，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局作为其监督和管理的主要单位，负责日常的监督和全面的协调，这样才能较好地保证其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合作金融与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各联邦储备银行之间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美国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作为农业信贷方针的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的目标，把握农业信贷的方向。三是专门的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完备保证。美国的农村金融运作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可以把农村金融大的运作融合到其他相应的法律中，使得农村金融在运作中不会出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避免了行政干预以及因领导换届而造成影响。四是在监管模式上，美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以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依据，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设立了由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监管体系。这对我国合作金融缺乏监管的现状来说，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制度应做到“三重”监管，一是实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监管的独立审计；二是实行一套行业自律组织监管体系；三是实行外部监管，特别是审计监管。
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法律体系的实践路径
综合立法与分业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技术选择。作为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合作金融立法应当在合作社立法的框架之下。从现有的各国合作社立法上看，可以概括为两种立法形式，一种是综合性立法，就是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适用同一法律规范。另一种是分业立法，也就是一对一的模式。金融合作社立法模式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有观点认为，当合作社本质相似、形式相仿时应该统一立法。而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新型的合作社类型，此时分业立法不能及时地进行法律规范，综合性立法作为一种大的概括形势，对这种新型的合作社有规范力。合作经济立法，应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规律而建立。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合作社种类较多，各合作社涉及的行业广泛，在现有的条件下，制定适用于所有类型合作社的综合法尚不具备。因此，我国应先采用分业立法模式，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一部综合性农村合作金融基本法。明确农村合作金融企业法人的法律属性。农村金融合作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组织其法律定位尚不明确，因此，合作社是否应有法人、法人的类型成为了当下学界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合作社应有法人，而且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法人类型，也可以叫农作社法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国际合作社联盟通过对世界各地的合作社立法进行总结，已明确合作社是一个企业。由此可以得出，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一种形式，也应具有法人。其次，分配原则。合作社的确不同于以资本为制度设计基本逻辑的公司，而人们往往强调合作社是以社员互助以增进社员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实际上，罗虚代尔原则仍然体现了营利性，因为合作社只有通过市场营利行为取得利润，才能对社员进行利润返还。马克思在分析合作社的二重性质时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合作社与其他企业的交换中，同样要营利极大化，并参与资本主义企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且罗虚代尔原则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现代许多国家合作社法规定社员的投票权不再是绝对的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只限于初级社，其他级的合作社则可按成员社的规模采取按比例投票，在坚持惠顾返还的基本原则下，也可采取有限制的股金分红，这种改变均体现出对资本的重视。因此，合作社的特征应该是“对内以服务为主，对外以营利为目的”。最后，合作社主要以成员交易为主，对外交易为辅。在合作社破产时，优先解决债权的为合作社成员。因此，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作为企业应有的法人，考虑其行业的特殊性，所以应该是具有特殊性的法人。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法律制度。各国的法律均对本国金融机构规定了市场准入门槛，我国规定商业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0亿，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千万。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已经放宽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标准。但从农村合作金融的目的来看，它是一种以互助合作为目的的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其资金量较小，社员集中资金的能力较弱，很难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千万标准。因此，放宽准入标准，降低门槛势在必行。农村合作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可以构建以收购与合并为主、行政关闭或撤销为辅、破产清算为补充的多元化退出方式。收购与合并主要可以免除因某一金融组织的倒闭给市场带来的动荡，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而在合作金融中，由于其特殊性，所以对破产清算这种退出形式一定要格外慎重，稍有失误，很可能会导致农村合作社的“波米诺骨牌”效应，给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巨大损失。因而，为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当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笔者认为，当破产清算程序发生时，政府应当联系经营较好的一个或多个合作金融组织对破产清算的金融组织进行并购。而金融组织受到的损失，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对其进行补偿，目的是使影响降到最低。⒋确立农村合作金融的政府支持与监管法律制度。为保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稳定、健康的发展，政府应在政策上对其进行扶持，为其创造出良好的环境。扶持类型可以分以下几种：第一，倾斜性财政支持。在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切实存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遭受到损失，而政府可以在金融政策上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适当的倾斜性保护。政府可以对明显带有政策性扶贫功能的贷款做出一些合理的政策性亏空空间，此政策性损失由地方财政贴补。尤其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农村确实需要而又达不到规模效益而引起的经营亏损，政府可以给与弥补。此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承担着大量的低息放贷任务，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利润或带来亏损，政府应适当补偿其因低息放贷造成的损失。第二，减免性税收支持。我国政府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应充分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倾斜性的扶持和鼓励。如畜牧业贷款、农业生产贷款与补贴、扶贫贷款，对于山区贫困合作金融组织以及以农业贷款业务为主体的亏损合作金融组织，应加大扶持力度。具体措施包括营业税免征，提高资本充足率以促进经营不善的企业扭亏转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盈余不大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采取免征所得税措施；另外，应采取措施引导资金流向农村金融市场，以此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收益率。应在法律法规上制定具有倾斜性和保护性的农村金融优惠政策，从而触发社会闲散资金自发流向广大农村地区。第三，市场化利率浮动调控机制。过分对利率人为控制会导致资金使用价格的严重扭曲，并且会引发资金配置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势必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现实中，过分的利率控制手段只会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自身金融业务的操作。为此，利率的调控应该遵循市场需求，让市场自发地调节利率浮动的范围，只有逐步放手对利率的管制，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总之，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需要从立法角度上提高其权威性、全面性，并合理地承认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尽量满足农村金融的发展需求。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的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而对农村非正规融资等现象进行法律制度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农村的金融市场，使得过去单一、缺乏竞争机制的农村金融市场焕然一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金融处于改革和转型的特殊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设置应当充分尊重市场的制度构造与选择功能，在通过立法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制度性干预以及市场自发选择之间达致理性平衡。
对于在全国各地接连遭遇监管审视，盈利模式还远不明朗的打车软件来说，这无疑是自诞生以来遇到的最大地一次打击，也为整个行业以后的发展带来了重重疑云。在此转折点上，打车软件该如何进行努力，实现“自我救赎”，将是整个行业不得不认真思考的课题。
打车软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打车软件在各地受到阻碍甚至是被“叫停”，除了恐对相关部门利益造成冲击之外，自身也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加价功能，涉嫌违法。
打车软件当中一般都设置有加价功能，加价从5元到100元不等，甚至更高。这也是目前政府监管部门对其叫停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市场自由交易原则来看，一方面乘客愿意加价，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愿意承接，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应该无可厚非。但是，出租车行业属于社会公用事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应依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出租车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或变更需要经过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征求乘客、出租车公司和行业协会等各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此外，全国各省市对出租车的运价还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27条第3款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执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运价和收费标准；《深圳经济特区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第33至35条也规定，出租车租费标准的调整应当根据出租车经营成本的变化情况，由市运政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市物价管理机关依法定程序审批后公布执行。乘客租用出租车应当依规定支付租费，但有权拒付超收的租费。禁止经营者和驾驶员以任何方式向乘客超收租费。
因此，打车软件提供的加价功能实际上打破了政府的统一定价，涉嫌违法，相关部门认定其违规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是至于政府该不该“叫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软件无统一准入标准和规范，易被黑车钻漏洞。
没有准入门槛的限制也是目前有关部门担心的问题，因为打车软件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安装，有些打车软件并无设定相关的身份核实注册机制，有些打车软件即使对注册者的身份进行审核，也存在标准较低或不统一等情形，比如要求司机提供哪些证件、如何识别信息的有效或真伪等，都存在漏洞。
现在各城市中，存在不少私家车或其他车辆进行专门揽客的营利活动，这些司机如果也通过钻软件的漏洞而获得认定注册，不仅对规范出租车市场运营秩序存在不利，也对乘客的权益保障缺乏有效监督。这也是打车软件目前亟需重视的问题。
3、易引发其他纠纷，存在安全隐患。
在实际使用打车软件当中，也出现了司机误点、爽约或者乘客爽约等问题，甚至还有司机朋友“挑肥拣瘦”、“舍近求远”等挑客行为，导致乘客或司机不满，从而引发纠纷。有报道称，乘客预约定单后司机却不来或者司机根本就不接单等，导致乘客打车困难，甚至有司机与乘客因此相互打架。这些纠纷目前虽然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当打车软件大规模普及的时候，带来的纠纷也必将陡增。
打车软件目前并无自己的物理载体，必须通过安装在用户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中才能使用，这就导致司机朋友在载客行车过程中，常常需要拿出手机来看，或者在车上设置多部智能终端，分散了司机的注意力，影响了行车安全。而且，司机朋友在行驶过程中过多的关注打车软件，也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司机朋友如果在驾驶过程中使用打车软件，难免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此外，打车软件的安全性也有待提高。手机打车软件能准确地定位出租车的位置，这给乘客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随意地暴露了司机的位置；同时，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用户很可能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打车地点、路途轨迹、目的地等个人隐私信息。这些虽然都是打车软件间接带来的问题，但是一旦发生纠纷，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打车软件必然牵涉其中，应当引起相关软件企业的重视。
打车软件面临的外部压力和风险
打车软件除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外，在实际的商业应用过程中还面临来自政府监管部门、出租车公司、同行的各种压力和风险。
1、政府叫停。
自从打车软件问世之后，就一直受到政府交管部门的关注，因影响了相关监管秩序和利益，全国很多城市已经对打车软件进行了设限甚至是叫停，这应该是打车软件当前面临的最大外部压力和风险。
据悉，北京市交通部门已经开始对部分打车软件的“加价叫车”业务进行清理；武汉市交通局客管处也要求各出租车企业对使用“加价叫车”软件的驾驶员进行监管，督促他们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南京市客管处也表示严打叫车软件的加价服务；上海市交港局对第三方叫车软件的“加价约车”行为也不予认可，认为其是一种违规行为。此外，杭州、武汉等城市的运管部门对打车软件的态度，也多为“不提倡”。
而在深圳率先“叫停”打车软件之后，其他一些态度模糊或者还未表态的城市是否会效仿，依然是不可预知的风险。一旦“叫停”之风在全国盛行，必将影响打车软件行业的整体生死，虽然这种压力和风险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
那么，可以对政府的“叫停”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吗？
显然不行。因为政府的该种行为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中的行政命令，不具有可诉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对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因此，一旦被政府有关部门“叫停”，企业也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只能自认倒霉，私下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这种风险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
2、出租车公司的夹击。
在打车软件面临被“叫停”之际，各地的出租车公司也在蠢蠢欲试，试图开发自己的打车软件。据悉，目前上海的四大出租车公司大众、强生、锦江、海博均拥有自己的电调中心，并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手机打车软件，强生出租公司甚至还推出了“微信叫车”。而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公司也已经或正在开发相关手机打车软件。
虽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招车平台已经存在多年，但是一直不温不火，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打车APP软件，对其电召业务造成了冲击，出租车公司才特别看重这一平台及发展趋势，于是相竞开发自己的手机打车软件，以谋从现有的打车软件手中抢占市场。一方面，政府部门鼓励出租车公司开发自己的打车软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却又限制第三方打车软件的使用。挟政策上的优势，出租车公司在对第三方打车软件的战场上明显具有先天优势。但是，最终结果如何，只能等待市场和时间的检验。
3、来自同行间的不正当竞争。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打车APP软件成为众多创业者瞄准的新领域。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自从2012年初摇摇招车上线以来，各种创业型公司纷纷跟进，涌现出嘀嘀打车、快的打车、打车小秘、易打车等多款软件，目前该市场上已有多达几十款类似应用。
虽然同行业者众多，但目前打车软件并没有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各打车软件都忙着抢占市场份额。据《法制晚报》报道，为了生存与圈地，各家APP之间的竞争已到疯狂程度，地推团队“蹲点”的哥聚集地、派美女送油送米送流量、给司机赠送虚拟订单、补贴乘客话费红包、送推荐费、甚至因冲突上演全武行。还有不少司机收到某打车软件群发短信，要求司机不要安装其他打车软件，其语音系统近来也时常插播类似的内容。而在近期举行的一些线下活动中，除发放礼品之外，该打车软件的销售人员也会偷偷地将司机手机上的同类软件卸载掉。
为求生存，某些打车软件企业的行为已经涉嫌不正当竞争，同行竞争已经白热化到如此程度，必然会影响行业的整体发展。如何面对同行的该类竞争，是打车软件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打车软件的“自我救赎”之路
在打车软件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如何才能打破行业发展瓶颈，实现“自我救赎”，相信是业界最为关心也最为忧虑的事情。以笔者的观察和了解，相关企业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寻找突破或出路。
1、去掉加价功能或者设定加价上限。
既然相关部门最为忌讳打车软件的加价议价功能，那么打车软件是否可以去掉该功能呢？有业内企业负责人表示，按目前的加价订单比例，取消该功能后对软件的影响也不大。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取消该功能，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争议，也可以避免政府部门“叫停”的风险。
此外，打车软件还可以对加价功能设定加价的上限，使其加价范围与出租车公司电调平台收取的服务费相当，比如上海的几大出租车公司已经恢复收取电调服务费每车次4元，打车软件也可以借鉴该做法，对加价设定相应的上限，以不过多触及出租车公司的利益。
2、发展其他增值业务。
目前打车软件主要靠从司机处抽取约车加价费等赚钱，盈利模式过于单一，一旦加价功能取消或受限，必然影响打车软件的生存。因此，发展其他增值业务是必经之路。
除了传统的广告业务之外，可以考虑利用LBS(基于位置的服务)来获得收入，比如在打车软件中提供相应的导航功能，实时反映路况，为司机提供最佳行驶线路，节省乘客的时间；或者建立用户信息采集数据库，用户将自己了解到的某街区乘客打车需求信息反馈到数据库中，供司机前来接单，缓解乘客打车难等。
3、完善软件准入标准及安全漏洞。
目前，打车软件的准入门槛低也是遭受相关部门诟病的原因。因此，完善和加强软件的准入门槛也是打车软件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建立严格的身份审核机制，司机使用该软件前需提供身份证、出租车运营证号、驾照、行驶证等相关资格证明，交由客服人工审核后方能注册等。另外，对软件存在的安全漏洞要及时补正，并建立相关的安全漏洞风险预警机制，严格保守获取到的用户信息，提醒用户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等。
4、与出租车公司合作。
打车软件目前所面临的发展限制，与出租车公司具有密切关联。与其等待出租车公司呼吁政府设限，不如主动与出租车公司合作，共同开发打车软件平台，促进行业大发展。
各地的出租车公司中，并非家家都具有电调平台，许多小型出租车公司并未建立起自己的电调平台或打车软件，与这些公司合作，为其提供相关的软件平台，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相信这些公司也愿意积极合作；至于那些已经有自己的电调平台或者打车软件的大型出租车公司，打车软件企业也可以主动寻求合作，为其提供软件技术支持或客服服务，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整合利用。
5、与第三方企业合作。
因打车软件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终端载体，必须依附于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用户在驾车过程中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因此，打车软件可与车载电子设备厂商合作，将打车软件嵌入车载影像系统设备中，这样就可以减少司机在车上另外设置智能手机等装置；还可以与车载导航终端制造商合作，在导航设备中植入打车软件或者将打车软件与导航软件整合在一起使用，在导航的同时兼具打车功能。
另外，还可以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合作，共同开发LBS业务。现今，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跑马圈地，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或平台。而作为移动互联网生活服务类应用程序，打车软件也符合这些公司发展的需要。有业内人士透露，百度地图正在建立“一站式打车服务”，或与多款打车应用深度合作，基于地理位置的打车APP软件服务或许在2013年迎来发展高峰，这或许是一大利好机会。
6、建立行业联盟，规范业务发展及竞争秩序。
目前打车软件众多，但是并未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各家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竞争，有些甚至涉及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导致市场混乱不堪。鉴于此，相关企业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建立打车软件行业联盟，制定行业发展标准和规范，维护行业正常的竞争秩序，共同将整个产业做大做强。
7、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参与制定相关的服务标准和规范。
因打车软件行业缺乏相关准入标准和服务规范，导致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影响了出租车行业正常的运营和监管秩序，这也是政府部门对打车软件产生疑虑的主要原因，而政府也意识到应该加紧制定相关的服务标准和规范。在此情形下，打车软件企业没有理由缺席政府部门的规范制定，应当积极与政府沟通，参与到服务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中来。
8、重视产品或相关功能的合法性论证。
作者简介：李蓉，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学与法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223-02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德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学者Rauner教授和他的团队提出，该教育理论针对传统职业教育理论与真实工作世界相脱离的弊端，主张教学内容应指向职业的工作任务、工作的内在联系和工作过程知识，以培养学生参与建构工作世界的能力。在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模式符合教育部16号文件中提出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特别是课程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律文书是高职院校法律类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是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课程教学必须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开发，因此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构建新型课程体系，合理编排教学内容、有效设计教学环节，在本课程教学改革中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研究价值。
一、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法律文书课程设计
（一）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目标
高等职业院校法律类专业主要培养能够提供一定的法律服务和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的应用型人才，在未来的职业岗位中，学生具备处理解决工作问题的能力。结合专业培养方案，法律文书学科作为一门具有法律专业性质的应用写作课，以培养学生应用法律的能力作为课程目标。
长期以来，法律文书的教学一直以要求学生掌握法律文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能够制作主要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文书和非诉讼类法律文书作为教学目标和学习要求，但实践证明，达到这一教学要求的同学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表现为学科知识零散杂乱，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模式，通过学习过程性的知识而获得相应的职业能力，具有明显的职业定向性，课程目标的实现以法律工作流程为依托，将教与学的过程融入工作进程， 有利于培养上手快、技能强的法律应用型人才。
（二）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内容
相对其它法律分支学科而言，法律文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结合专业培养目标，现已细分出如公安文书、狱政文书、基层常用法律文书等分支学科。
传统法律文书教材，以制作主体的不同对内容进行分类，一般分为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文书和其他机关法律文书，笔者认为，这种内容的编排方式切断了文书之间的往来，使原本密不可分的案卷材料成为了零散的文字堆砌，既与同学所学的诉讼法知识不一致，也与其今后的司法工作过程相违背，不利于对课程知识的真正理解与掌握。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课程内容的编排紧扣法律类专业的人才职业技能要求，重视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以案件诉讼类别及诉讼过程为依据选择教学内容和设置教学环节，贯彻“理论教学实践化，实践教学岗位化”的理念，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和司法实践水平。
（三）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设置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设置，必须首先分析学生未来职业岗位群中各具体岗位资格所应具备的综合职业能力、具体的工作任务及相应的典型工作过程，再基于工作过程研究其所必备的工作知识和技能，明确专业目标和具体课程目标，选择合适的课程教材，设定课程考核标准和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实践。
就法律文书课程的设置来讲，实践中，由于该课程是集多门学科知识为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课程设置应当注意各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在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写作理论知识、具备一定写作技巧的基础上，要求对具体文书制作所涉及的法律知识正确理解和运用，掌握法律服务工作流程，训练同学根据工作需要熟练制作和使用合格、规范的具体文书。因此在设计课程体系时，一般将应用写作课程及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课程作为前导课程，顶岗实习、毕业实习作为后续课程，以保证学科知识的连贯性、逻辑性。
二、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法律文书课程教学模式
（一）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
职业能力是人们成功地从事特定的职业所必备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及社会能力。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教学过程的可探知性，使其不同于传统教学的生硬和局促，学习氛围鲜活生动，在训练学生职业操作技能方面大有作为，能够满足高职院校实践性教学的深层需要。
传统职业教育侧重工作中的个别阶段或是所谓的特别重要的环节，而忽略了工作过程的完整性，造成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缺陷。工作过程导向以培养学生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取相应成果所需要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注重学习目标的引导，强调学生完整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到“真实”的工作过程中，处置实际情况，采取实际措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职业能力，达到职业资格的标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关注未来工作的整体性，注重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有效地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落实到职业能力培养上，锻炼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为学生提供未来现实工作的实践基础，使教学的过程更具职业性和开放性，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将来的工作过程及学生的能力、个性发展相联系，以满足学生健全人格和职业能力的要求。我们不妨借助教学案例来分析传统职业教育与工作过程导向在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上的差异，在法律文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教授具体文种制作时，基于种类繁多，无法一一讲述的特点，一般会选择几种相对重要而又难度较大的文种来进行讲解，如民事诉讼类文书中选择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民事起诉状和民事答辩状等文种，传统职业教育模式下的教学会针对这几种文种，根据教材内容的编排，先讲授人民法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强调制作方法、技巧，并与刑事判决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范文，给出案例，指导同学制作，应该说大部分同学能够根据要求制作出格式规范、内容完整的文书，但也许并不清楚民事判决书与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的关系，或者说并不在乎它们之间的联系，所以一旦进入司法实践，很多同学按照这种办法，埋头苦干，制作出的文书却漏洞百出、华而不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因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注重某一文种的制作技巧，忽略了文书之间的往来，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严重脱节，从而出现岗位的不适应性；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教育则会在讲述上述文种时，根据工作过程合理安排教学的内容，采取先引导同学回忆民事诉讼法中民事案件的诉讼流程，分析文种之间的往来和不同文种的制作主体、制作目标、制作要求、语言特色，关注不同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让大家融入到民事诉讼的工作流程中，在此基础上，按照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的顺序进行讲授，让同学明白，民事判决书的制作必须关注民事起诉状与民事答辩状的内容，它的任务是要理清原被告之间的矛盾焦点，站在事实与法律的立场上解决纠纷，即法院必须充分尊重原被告的观点和要求，三方共同协作、解决问题，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和民事答辩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诉讼工作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
（二）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
教学的过程不是简单地把抽象的知识从老师传递给学生的过程，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必须将学生的学习放到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渗透进特定的社会工作和自然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情境。学习情境的设计是教师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学习情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其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传统职业教育，脱离真实的工作情境，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回忆，强调的是学习的成绩即考分，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得到的成长与发展，在工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不予关注，这种学习的成就最终反映出来的只是知识增长的表层意义，是不全面、不系统、不完整的，知识的获取是孤立的、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过程导向下学习情境的设计，将教学活动镶嵌于其所维系的工作情境中， 赋予学生学习的真正意义，通过特定的情境，使学生明白知识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工具， 所学知识只有运用到工作情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学习情境的设计以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为主旨，因此，它并不是教师平铺直叙，不加分析地把情境呈现给学生，学习情境中的问题设计也并非在教材上直接就能找到标准答案的，是能够让人有所困惑，难以回答的，同时又能引导大家趣味盎然地探索，能培养同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理解知识的深层意义。在法律文书的课堂上，我们不妨借助同学们感兴趣的案例，营造法律实践的过程，借助典型案例，贯穿于某一诉讼活动所需制作的所有文书的全部学习过程，实践课上，让大家围绕这一案例，体验案件诉讼的整个流程。同学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角色制作不同文书，这样一方面可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使同学从整体上把握具体文书所依存的情境，感知文书制作技巧的应用条件，感受文书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帮助同学今后工作实践中顺利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实践证明，教学过程中创设呈现好的学习情境，把抽象的知识转变为有血有肉的事件，能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增强情感的体验，发挥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三）优化课程教学的方法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须要充分整合利用校内外的教学环境与资源，把以校内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活动与以获取校外工作经验的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倡导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同学学练结合，边学边实践，实现学习与工作的零距离，培养与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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